**萧乾主编**
**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第三辑**
**36**
**重庆市文史研究馆编**
**重庆市文史研究馆编**
**第三辑**
**36**
**徐立阳 彭伯通 沙鸥 主编**
**陪都星云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陪都星云录/萧乾主编;中央文史馆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
(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第3辑)
ISBN 7-101-04920-6
I. 陪… Ⅱ.①萧…②中… Ⅲ. 重庆市—地方史—史料 Ⅳ.K29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9422号
**再版说明**
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全国32个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问世已十余年。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中央文史研究馆决定重印这套丛书,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对全套丛书按照新的版式重新录排,更正了一些提法,保持了丛书的原貌。丛书中原有的照片,因翻印和搜集都十分困难,再版时不再刊用。
**第一辑**
- 粤海挥麈录
- 八桂香屑录
- 海上春秋
- 津门史缀
- 穹庐谭故
- 巴蜀述闻
- 京华风物
- 秦中旧事
- 中州轶闻
- 两浙轶事
- 潇湘絮语
- 闽海过帆
**第二辑**
- 沽上艺文
- 滇云片羽
- 耆年话沧桑
- 陇史掇遗
- 风雨长安
- 三吴风采
- 鸡林采珍
- 黔故谈荟
- 孤山拾零
- 楚天笔荟
- 黑土金沙录
- 昆仑采玉录
**第三辑**
- 史迹文踪
- 山左鸿爪
- 桂海遗珠
- 朔漠前尘
- 辽海鹤鸣
- 陇原鸿迹
- 豫章史撷
- 江淮轶闻
- 江汉采风
- 三秦轶事
- 中州钩沉
- 陪都星云录
**第四辑**
- 海岱寻踪
- 岭峤拾遗
- 汾晋遗珠
- 羊城撷采
- 沪滨掠影
- 津沽旧事
- 云岭拾穗
- 益州集粹
- 宁夏述闻
- 沈鸿缀羽
- 巴渝故实录
- 衡岳漫话
- 黑水十三篇
**丛书综览**
**新书序**
萧乾
读书界向来对野史有所偏爱。野史大多是信手拈来的历史片断,且往往出自亲历者之手。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而文笔潇洒自如,意味隽永,自然朴实,篇幅不长;可以摊开来仔细咀嚼,也可供茶余酒后、行旅倥偬中,随手浏览。
鲁迅在《华盖集》中,曾几次对野史表示过好感。在《忽然想到》一文中写道:“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又在同书《这个与那个》一文中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
全国文史研究馆所编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内容也属野史杂说的范畴。我们希望这些以亲闻、亲见、亲历为主的轶事掌故、琐闻杂记,写人、事而摒除误会曲解,述历史而符合真实面目。
作为一种短隽有味,文字清奇而又雅俗共赏的文学体裁,笔记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它始自魏晋,盛行于宋代。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明朝张岱的《陶庵梦忆》,清朝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以及20世纪30年代初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都是文学史上的奇葩。然而,近年来笔记乏人问津。因此,我们出这一套书,也包含着挽回颓势之意。
全国三十二所文史研究馆拥有雄厚的稿源,两千多位馆员和各馆联系的社会人士,都是丛书的撰稿人。他们都是文史界的耆宿,见多识广,阅历丰富:有的反对过帝制,有的在“五四”运动中扛过大旗,他们目睹过军阀的横行霸道,也经历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这些历尽沧桑的饱学之士,他们的所见所闻,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本丛书分辑出版,分别由各地文史研究馆编辑,内容亦以本乡本土为主。因此,各册势必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本着笔记固有的传统,所收各文题材不嫌庞杂。举凡与文史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或记闻见杂事,或叙往昔交游,或忆社会百态,均在搜罗之列。时间跨度则自清末以迄1949年为止。这正是中华民族从闭关自守到走向世界,从落后羸弱到奋发图强,是天翻地覆、风起云涌的大半个世纪。其间,发生过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涌现过多少杰出的人物。以这一时间跨度为背景题材写出的笔记作品,必然是内容最为丰厚的。
在选稿标准上,我们坚持史料一定要真,内容要新;既要防止以讹传讹,也力避炒冷饭。在写法上务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每篇以千字为度,希望借此在文风方面,提倡一下简约。在版式上,则想做到既利于阅读,又便于携带。
恳切希望文史界方家及广大读者,不吝赐
**新书目**
**政海琐闻**
- 萧乾
- 毛泽东三访“特园”……沈自强 1
- 周恩来吊唁张季鸾……杨树渝 2
- 周恩来与康心之……杨耀健 3
- 周恩来笑释名实……杨本泉 4
- 回忆周恩来的接见……张文澄 5
- 张伯苓拒绝飞台……喻娴文 6
- 陈布雷为蒋介石补订日记……唐文光、廖泽文 8
- 冯玉祥怒斥张树声……刘同飞 9
- 于右任愤辞监察院长职……杨树渝 10
- 寻找张学良、杨虎城……何可人 11
- 杨杰将军快人快语……何可人 12
- “荣军之父”段绳武……黄友政 13
- 陈独秀索碑……林明远 14
- 翦伯赞谢绝蒋介石听课……陈益民 15
- 朱学范与澄江福利站……唐宦存 16
- 兵工厂厂长李承干……野谷 18
- “红岩村”的生活标准……言扬 19
- “党旗”风波……周本渊 19
- 韩国流亡侨民在綦江……梁仲恒 21
- 刘峙许婚……刘荡平 22
- 重庆“领袖汤元”的厄运……薛彦夫 23
**名人轶事**
- 周恩来访育才学校……李萱华 25
- 周恩来璧山主婚……齐应晓 26
- 宋庆龄与高氏母女……陈宛茵 27
- 郭沫若诗赞张德成……张义富、张烨 28
- 郭沫若赠诗《新民报》……俞仲文 29
- 郭沫若为牛肉馆题名……魏仲云 29
- 林森题字北碚……李萱华 30
- 邓颖超为“云丝布”题词……田稼 32
- 于右任结缘北温泉……李萱华 33
- 右任对南轩……李北文 34
- 冯玉祥礼遇画家萧拭尘……廖正伦 35
- 下跪募捐……黄永盛、王亚非 36
- 翁文灏轶事……杨耀健 38
- 张治中在钓鱼城的遗墨……秦立 38
- 张澜严格教育子女……沈进 39
- 黄炎培题画……杨耀健 40
- 陈毅与胞兄陈孟熙……胡兴模 41
**录**
- 杨沧白吟《夫归石》……朱兆瑞 42
-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两首诗……彭伯通 43
- 陈寅恪两过渝州留诗……痴砚 44
- 徐澄宇诗贺伍叔傥结婚……欧伯衡 45
- 徐悲鸿慨赠“两匹马”……吕玉兰 46
- 冰心在沙坪坝……许宗文 48
- 陈独秀在江津聚奎中学……水成 49
- 陈独秀住所被盗……童翔 50
- 柳亚子以诗换酒……魏仲云 50
- 姚蓬子“长袖善舞”……李华飞 52
- 邓锡侯戏释“温水壶”……何鸿钧 53
- 记邓颖超二件事……野谷 54
- 陈独秀带病为青年题辞……谭芝萍 55
**新编文丛**
**烽火文坛**
**史笔**
- 隆重追悼鲁迅……温田丰 57
- 巨笔寿郭沫若……曾健戎 58
- 郭沫若赋诗贺佳人……李正文 59
- 郭沫若和田汉诗……李萱华 60
- 茅盾与文学青年的交往……文中六 61
- 老舍借衣……石曼 62
- 老舍与马宗融……李萱华 63
- 老舍与梁实秋……李立华 64
- 忆“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温田丰 66
- 忆“重庆暑期文艺讲习班”……彭伯通 67
- 赵清阁卖琴……大树 68
- 张恨水重庆赋新诗……穆仁 69
- 张恨水的补白诗……穆仁 70
- 卫聚贤与《说文月刊》……刘知渐 71
- “四川旅外剧队”在重庆……蒲定国 72
- 中华剧艺社之诞生……田稼、赵安全 73
- 宋之的说台词……李华飞 74
- 京剧厉家班……厉慧森 75
- 陈书舫从艺起步荣昌……杨宗昆 77
- “四川梅兰芳”薛艳秋……杨忠全 79
- 教授昆曲小组……郑韵音 80
- 丰子恺“传神之笔”……唐唯目 81
- 徐悲鸿与《巴之贫妇》……杨仁健 82
- 忆徐悲鸿师……骆映村 83
- “猫国春秋”趣闻……洪增寿 84
- 绿天鸿迹……卢继东、柯善信 85
- 戴爱莲挑演员……文履平 86
- 贺绿汀谱曲长江之滨……艾白水 87
- 《秋子》在重庆首演……陆岚荪 88
- 文坛刘氏三杰之一刘北茂……陆岚荪 89
- 军乐专家洪潘……陆岚荪 90
- 夏孙楚与白雪国乐队……郑体思 91
- 杨大钧创作《蜀道行》……郑体思 92
- 杨大钧琵琶独奏会……郑体思 93
- 八百把二胡大合奏……艾白水 94
- 独弦应工的胡琴圣手陆青云……夏庭光 95
- 杨帆参加青年会歌咏队……野谷 96
- 曹禺弹钢琴……
**战时学宫录**
忆南京中大迁重庆………夏宗绵 99
胡小石含泪听曲艺……张长炯100
陈望道论才子与学者………………何鸿钧101
退还学生版税的教授……游仲文102
重庆沙坪坝学生公社……郑韵音103
两个部长抬校长…………许宗文104
朱自清步行讲学……许宗文 105
喻传鉴聘用教师惟才是问…戴危叨106
陶行知自画像………………言 扬 107
陶行知自费款待周恩来…言 扬 108
校长的礼品…刘 凌 108
黄炎培白沙沱办学………张剑鸣109
抗战时期重庆联中学潮…佳 木110
**树人小学**……吴知白 111
中国儿童保育会第二保育院……张义富 张烨113
**报坛春秋**
邵力子语惊四座……游仲文115
大公报同人赞誉张季鸾……王文彬116
张季鸾办报名言…………王文彬118
张友鸾妙手编“花絮”…李廷瑛118
“标题妙手”程大千………穆仁120
聂绀弩的胆识………………何鸿均121
“文武宴”……李华飞122
一份报纸多少钱………彭蠢123
忆《民主报》……冯克熙 123
《金钢钻》向“会考”开炮……………李 翔125
**史屑辑存**
张治中盛宴范众渠酬恩…冉隆玉127
蒋介石题张自忠碑………………………周顺之128
马占山讨“千金良方”……杨仁建130
张澜与刘湘……沈自强131
林语堂的爱国义举…………李立华131
陈独秀拒收汇款……………………许伯建133
马寅初软禁歌乐山…………田 稼134
刘雪庵抱憾终身………………………刘富成134
杜重远两次来重庆…李华飞135
我国第一个北极考察者—冯简…伍子玉137
杨家骆考察大足石刻……………张 划137
欧阳竟无大师与经版……钟永毅138
庚辰重九缙云登高诗会…李萱华139
胡子昂三呼和平……………张钧陶141
卢作孚的高洁人品…………唐文光142
胡子昂拒绝当袍哥…………周本渊143
胡文虎在重庆……伍志安144
**巴渝小景**
川江号子抗日调………………杨仁建145
沙坪坝的学生茶馆……………易光烈146
小食店招贴……苏丛147
战时重庆味……苏丛148
战时离婚理由…苏 丛 148
**抗战遗迹**
重庆国民政府遗址…………………黄少谷150
宋庆龄重庆旧居………黄少谷151
“周公馆”的由来………郭礼淮 152
郭沫若旧居天庐………黄谷夫153
“民主之家”一特园………鲜述文154
重庆“林园”……万 咸 155
忆文化工作委员会…………黄谷夫156
《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周顺之157
战时重庆惟一的“妇女住宿舍”……胡元芳 黄应富 158
中国第一个地球浮雕制品…吴利蓉159
庆祝抗战胜利重庆举行国际大礼弥撒……陈仲伦160
重庆冯玉祥旧居………黄少谷161
杨瑞符墓…黄谷夫162
抗战期间的重庆国际广播电台伍子玉163
罗斯福图书馆话今昔………曾健戎164
沙坪坝合作新村忆旧……李峻岳165
精神堡垒与抗战胜利记功碑...彭伯通166
**后记**
**编从新书**
**政海琐闻**
**毛泽东三访“特园”**
沈自强
1945年8月底至10月上旬,毛泽东来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期间,曾三访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于特园。
第一次是1945年8月30日。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前往,张澜、鲜英迎接于特园大门口。毛泽东与张澜携手步入室内后,首先转达了朱德对张澜老师的问候,然后详细介绍了《对目前时局宣言》中的六项紧急措施。张澜连声称赞:“很公道!”并深有感慨地说:“几年前我就告诉蒋介石:‘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
第二次是9月2日。张澜以民盟中央的名义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由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冷适、鲜英等作陪。毛泽东一进特园大门就欣然说道:“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席间,宾主就时局问题进行了恳谈。毛泽东鼓励大家道:“今天我们聚会于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第三次是9月14日。毛泽东再访特园,他在向张澜介绍了国共和谈情况之后说:目前虽已部分达成协议,但症结仍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张澜建议:应将已取得一致的协议公诸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变卦。并提议说:“如果你们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来,好让全国人民监督推动。”毛泽东欣然采纳,当面赞誉张澜“老成谋国”。此次会见后不久,张澜的致国共两党公开信果然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上发表了。
**周恩来吊唁张季鸾**
杨树渝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患肺病医治无效,在重庆病逝,享年五十三岁。重庆新闻界和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周恩来闻讯往吊,与邓颖超联名送了一副挽联。联云:**
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
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失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周恩来与康心之**
杨耀健
重庆金融巨子康心之,有一女名康岱沙,抗战初期在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加入中共地下党,并坚决要求去解放区。康不允,并威胁要在他办的《国民公报》上声明与其脱离父女关系。1938年6月,康岱沙不顾一切,毅然离家奔赴延安。她的出走,在战时山城的上层社会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1940年4月,康岱沙突然又回到领事巷家中,且言语恭顺,穿着艳丽。康老先生见爱女归来十分高兴,曾设家宴,广邀亲友庆贺。未几日,周恩来登门,康心之再三道谢,称赞周公办了件大好事。周恩来亦未多言,少顷即去。康岱沙之重返,确实是周恩来、邓颖超精心安排,意在让她随父周旋于国民党上层军政界人士之间,施加影响。
康公馆座上颇多显赫,常客有于右任、邵力子、高桂滋、邓宝珊等,均与康心之交谊深厚。周恩来也时来小坐,畅谈时局。1941年夏,民盟成立,即借康公馆为会场。后来,康心之除给毛泽东捎过两条“三五”牌香烟外,还两次捐款数千元,赞助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和女子大学等。
**周恩来笑释名实**
杨本泉
邹韬奋在重庆期间,尝邀周恩来出席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每月举行的茶话会。周到会后常即席发言,议论风生,妙语连篇。
一次,周批驳“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不合中国国情”的谰言时,举了个生活实例:“日本飞机在天空扔下炸弹,地上的老太婆便念‘阿弥陀佛’。这里‘飞机’、‘炸弹’、‘阿弥陀佛’都是外国货,从来没有人说不合国情。”听众大笑。
周又以自己的名字为例,阐明应重实、勿拘名的道理说:“有些好心的朋友称许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政策和行动,但认为‘共产党’这名称不好,为了有利于国共合作,建议我们改一下。我理解他们的好意。但我同他们说,名称是代表一种事物的符号,主要是看它的行动。例如我的名字叫‘恩来’,带有封建迷信的味道,但大家一向叫惯了,觉得很好,何必要改?”听众觉得合情合理,忍不住笑了起来。
**回忆周恩来的接见**
张文澄
1942年4月的一天,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通知我率林珈、杨才同志到云南,会同冯文彬同志组成调查研究组。主要任务是:搜集云南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的资料,联系滇军二路军里的中共党员,建立电台。并说:出发前,周恩来同志将接见我。
我虽曾几次听过周恩来的报告,但尚未与他单独见过面。当我随孔原同志走进红岩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时,心情很激动。
周恩来同志目光慈祥地望着我说:“你的工作,孔原同志已经谈了。这工作很重要,是为南方局提供决策的依据。你只念过高中,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增加知识,弥补不足。”他接着说:“滇军二路军总指挥张冲与我党的关系很友好,你到昆明后,应设法托人转达我和董必武同志对他的问候,但不必直接同他见面。”
几天以后,南方局组织部派周恩来同志用的小轿车,由陶铜士同志驾驶,把杨才、林珈和我送到朝天门码头。我们选择水路,乘船到泸州,再取道川滇东路赴云南。
十四年后,1956年冬天,周恩来同志与贺龙同志出国归来,在重庆小憩。我在宴会上向他敬酒时说道:“总理,我叫张文澄,你认识我吗?”他略为思索,立刻说道:“认识,你是到云南张冲那里工作的。”我暗自佩服:周恩来同志具有何等惊人的记忆力啊!
**张伯苓拒绝飞台**
喻娴文
1949年蒋介石离开重庆前,曾两次亲到沙坪坝津南村探视张伯苓。先是促他出任考试院院长。张以年老多病,坚辞不受。蒋不准,继又一再要求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美国定居,夫人和儿媳均可随行。后来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三次登门劝行。对此,张伯苓身边的人员意见不一:有主张不动的,也有劝说暂去美国的。南开中学副校长喻传鉴等则力劝张伯苓留大陆。
蒋介石第二次来访时,声称只要张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张只低头不语,宾主对坐无言,局面很僵。张伯苓夫人毅然上前说道:“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让他辞职吧!”蒋说:“老先生到美国休养,跟仲述先生(即张伯苓之弟张彭春,时在美国)住在一起不好吗?夫
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房子都给准备好了。乘飞机如有顾虑,可以在机舱安个卧铺嘛。无论去哪儿,一切都由我设法安排。”张夫人答道:“我们的三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里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你叫他辞职吧!”蒋沉默良久,遂告辞。张伯苓送蒋到门外,又站了好久,两人仍是相对无言。当蒋终于退向汽车时,竟然一头撞在车门框上。张伯苓惊问:“撞得怎么样?”蒋捂着头,半晌才说:“不要紧!不要紧!”两天后,有人送来一封公文,内容只有“批准张伯苓辞去考试院院长职务”十几个字。
傅作义是张伯苓的老朋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在北京,很担心张在重庆的安全。周恩来请傅设法透消息给张校长,让他不去台湾。适有中孚银行总经理孙某要去香港,傅就请他去找在港的重庆金城银行经理王恩东,要王设法通知张伯苓(王是张伯苓的学生)。不久,张伯苓果然收到香港寄来的一封“无名氏”的来信说:“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用过的笔名。张伯苓知道这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他的关照,遂毅然作出决断,拒绝了蒋介石要他飞台的要求。
**陈布雷为蒋介石补订日记**
唐文光 廖泽文
1939年5月初,陈布雷获准到重庆北碚休假。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得悉此消息,在牌坊湾为他突击赶建了一座雅致的三合院。5月8日夜幕刚临,陈布雷轻车简从,悄然下榻在牌坊湾的临时宅院里。
次日下午,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法尊法师登门拜谒,一再敦邀陈布雷移榻环境幽静、空气清新、风景宜人的缙云山石华寺。陈布雷盛情难却,遂辞谢区署,率众上山,住在寺的东厢。翌日上午,陈布雷在法尊法师的陪同下,去寺外俯览竹海松涛,仰观缙云九峰。兴致正浓时,侍从官匆匆寻来,递给陈布雷一封信,并轻声耳语了几句。陈布雷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态,遂对法尊法师说有要事必须处理,随即赶回石华寺。
陈布雷回到下榻处,看见房内已堆着几只大木箱。这时,他才拆开信封。原来这是蒋介石写给他的手札,大意是说,自己从民国十六年(1927)以来各年的日记,因长期藏在地下室里,年深日久,严重受潮,已部分霉烂,篇残字缺,故拟偏劳他在没有政务缠身的休假中代为补救……云云。陈布雷看完示谕,不免摇头苦笑,自嘲地说:“养疴乎?工作乎?”
下午,精于书法的金省吾、郭子猷,奉蒋介石之命,到缙云山上来协助陈布雷抄写日记副本。当晚,他们打开木箱,取出日记,在黯淡的烛光下开始工作。因为陈布雷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对日记中所记的事件,都或参与或了解,对蒋介石的文字风格习惯也很谙熟,故整理起来,比较顺手。经他处理过的日记原件,由金、郭两人缮写工整,装订成册。经过三十余个日日夜夜,终将蒋介石十余年的日记整理、添补并誊写完成。
**冯玉祥怒斥张树声**
刘同飞
1946年2月10日,特务暴徒数百人破坏重庆市各界群众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打伤郭沫若、李公朴和与会群众六十余人。冯玉祥极为震怒,立即叫随从秘书沈天灵通知“利他社”成员召开紧急会议,要查清事件真相。第二天晚上,又邀约“利他社”副理事长杨亚西、冯子源等人到公园路袁宗周医师家的楼上,对他们说:“今天约你们来,是想找一个人来谈话,请大家参加一下。”随即让秘书去把张树声叫来。张原是冯的部下,曾在冯部当过团长,后来成了青帮第二十一代祖师,素有“南杜”(杜月笙)、“北张”之称。一见面,冯玉祥就说:“张树声,今晚请你来是想打听一件事。较场口的事是不是你手下的人干的?你把这件事给我交代清楚。”张树声答道:“冯先生,这事我不大清楚。”话音刚落,冯玉祥一巴掌拍在桌上:“刘野樵就是你青帮的人!这事不管你晓得不晓得,三天内给我查清楚!”张树声见冯玉祥发怒,知道今天这关不好过,便马上改口答应回去后查明汇报。
**于右任愤辞监察院长职**
杨树渝
1943年春,有中央银行秘书卫聚贤者,到监察院访院长于右任,反映了去岁央行结算中竟多出一元之事。座旁有人戏谓:“有多必有少,想是分赃不均耶?”于右任当即表示要追查。
数日后,卫聚贤抄来簿册。几经审核,发现央行钱款确有数笔被孔祥熙鲸吞,经手人员余赃难均,故账面多出一元。未几日,由监委刘成禺领头立案,弹劾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
此案传出,重庆顿时沸沸扬扬,新闻记者争相前往监察院采访。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忙给各报社打电话,谓蒋介石下令立即收回所有新闻
稿。怎知《益世报》次日仍将此新闻刊出,结果除被扣发当天报纸外,并受勒令停刊一月处分。于右任闻讯异常气愤,怒云:“敌凌于外,自毁于内,竖子安可共事耶。”
三天过后,忽然有人送汽油两桶到上清寺陶园监察院办公处来,说是传闻于院长将有远行,特送汽油来云云。于右任闻报大怒曰:“竖子欺我,竖子欺我”,去意遂决。他当即辞去监察院长职,往成都小住赋闲。
离渝前夕,于右任胸怀郁结,愤慨难平,因挥毫泼墨,填《浣溪沙》一首,其词云:
歌乐山前云半遮,老鹰岩上日西斜,琴声隐隐起谁家。依旧小园迷燕子,几番风雨泪桐花,王孙芳草又天涯。
**寻找张学良、杨虎城**
何可人
1946年1月10日至30日,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各党派代表聚于一堂,共商国是。会上,周恩来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特别大声疾呼,指名要求立即释放对抗战有功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一石激起千层浪,重庆的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一时满城争说两将军。很多报社的记者更是四出奔忙,到处寻找已被禁锢达八年之久的两将军,想去探望两位“别来无恙否”。重庆《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尤为激动,甚至向全体记者呼吁:“快去找吧!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只要能找到张、杨两将军的下落,就不惜任何代价!”然而,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谁也未找着。
**杨杰将军快人快语**
何可人
1949年7月4日,重庆已入酷暑。笔者任职报社于采访工作之余,前往两路口正街看望杨杰将军。是日,杨着黑色湘纭纱便装,足穿草拖鞋,右手摇着大蒲扇,微笑颔首,招呼我坐下。余曾有幸数度面聆杨先生教益,故访谈不拘束。杨纵论战局,了如指掌,令人一扫疑云,豁然领悟。笔者插问道:“不是有人说张岳军很有办法吗?”杨先生略一思忖,遂摇摇头曰:“不,张岳军是个擦皮鞋的。”杨见余惊异,遂解释说:“擦皮鞋的,只能把皮鞋擦光,但不是皮匠;皮鞋破烂,补不起来了。”笔者又问:“不是有人狂叫,不惜上山打游击么?”杨先生莞尔一笑:“打游击?那是空话!你想,这些人住的洋楼大厦,吃的山珍海味,姨太太、网球场、游泳池、抽水马桶,他们有勇气上山去拉野屎?”
**“荣军之父”段绳武**
黄友政
段绳武,名承泽,字以行,1896年生于河北定县。辛亥后,十五岁到北京投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下当兵,以军功晋升至副军长。北伐胜利,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四十七师,段任师长。1938年,段在武汉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慨陈筹建全国性伤兵工作机构的设想。不久,被委派为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政治部中将主任,专门主管全国伤兵工作。
段绳武重实践。他常用的一把钢尺,篆有骆驼,以寓吃苦耐劳、埋头苦干的志向。他将全部心血倾注于伤兵工作,从前方到后方,各战区普遍建立伤兵接待站,负责运送、治疗、护理、慰问等事宜。1939年,又在重庆新开寺、高滩岩、唐家沱等地设伤兵医院。
段重视“生产教育”和“职业教育”。为妥善安置荣军的治疗、教育和生活管理,筹组了“荣军教育委员会”,聘请郭沫若、老舍、董渭川等名流为委员;筹建“伤兵读物印刷所”,编印书刊送到伤兵手中;筹建“荣军服务社”帮助残废军人就业。此外,在重庆市还成立了“荣军职业协导会”,在高滩岩创办了“荣军职业训练所”,在全国各地创办了不少“荣军之友社”、“职业培训所”,并出版《荣军之友》杂志。以其功绩卓著,一时被誉为“荣军之父”,受到冯玉祥和周恩来的赞扬。
终年奔波,使段积劳成疾。1940年7月7日,在重庆举行的“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会上,段突发肠梗阻,在送歌乐山宽仁医院手术后的第七天,不幸逝世,终年四十四岁。1944年9月5日,重庆市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送了花圈,《新华日报》发表了悼念文章,全国荣军在高滩岩塑造了“荣军之父”的铜像。冯玉祥将军的悼念诗镌刻在歌乐山桂花湾段将军墓后的岩石上。
1944年,段绳武先生逝世四周年时,重庆《大公报》发表了《悼伤兵之父段绳武先生》的社论。
**陈独秀索碑**
林明远
陈独秀自1938年8月迁往江津后,深居简出,只偶尔在夫人潘兰珍陪同下,到濒临长江、风景秀丽的公园漫步。当时,从南京避难迁来的“支那内学院”正在这里。陈独秀常与院长欧阳
竟无谈佛赏艺,交往日深。欧阳研究佛学之余,独喜校碑习字。陈独秀看中欧阳珍藏的《武荣碑》,爱不释手。
1941年冬,陈独秀终于以诗代笺向欧阳索碑。诗云:“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欧阳读后只得忍痛割爱。时隔不久,陈独秀好友朱蕴山提了几只鸭子去看他,适逢陈胃病复发,痛苦不堪。他有感于老友厚谊,自叹身世潦倒,遂将索碑诗略为改动,书赠朱蕴山。诗云:“贯休入蜀唯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去也,欧阳赠赙金五十元并索回了心爱的《武荣碑》。
**翦伯赞谢绝蒋介石听课**
陈益民
冯玉祥将军平生好学,经常请老师辅导其学习。抗日战争后期,他曾请翦伯赞先生为之讲授中国通史。
一个晚上,正当他和夫人李德全及子女聚精会神地听翦伯赞先生讲课时,副官突然进来向冯将军附耳低语,冯立即起立向翦请假,称接待一来访贵客。翦点头同意,继续讲课。
此贵客乃蒋介石,见到冯玉祥迎出来,十分高兴。冯请入客厅茶叙。蒋问冯:“吾兄晚上作何消遣?”冯答:“正和家人一道听家庭教师讲历史课。”蒋介石惊愕道:“啊!吾兄偌大年纪,还这样发奋?难得!难得!”蒋介石随即参观冯的府第。各处看毕后,蒋又要求到教室去看看。
当冯陪蒋介石进入教室,翦伯赞、李德全都起立致意。蒋介石说:“大家请坐,大家请坐,我也和大家一起听先生讲课。”翦伯赞一怔,急中生智道:“蒋主席,很对不起,我恰恰将这一章讲完,时间到了,该下课休息了。”蒋介石说:“呵,时间到了?那正该休息,正该休息。”
蒋介石走后,翦伯赞问冯玉祥:“他深夜突然造访将军,到处转转为了什么?”冯答:“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不先通知就突然光临,他各处看看是为察看我是否悬挂了他的肖像。”翦又问:“你挂了没有呢?”冯答曰:“我怎么会不挂呢?他是领袖嘛!”
**朱学范与澄江福利站**
唐宦存
中国劳动协会(简称劳协)是1935年于上海成立的。初为国民党所控制。1939年12月,在重庆召开了第二届年会,选举朱学范为理事长。朱学范主张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并进行了许多维护工人利益的斗争。
1944年1月,朱学范在北碚工人比较集中的澄江镇建立了福利站,派姚保定当站长,工作人员有十来人。福利站在嘉陵江边修建了一楼一底约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办了工人医疗所、俱乐部、理发室、浴室、旅店等,为工人谋福利。还在金刚碑办了工人文化学习班,由马来西亚回国的卢本初等任教,把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调来学习。
朱学范在北碚许多厂矿建立了基层劳协组织,如天府煤矿、宝源煤矿、大明纺织厂、西南麻织厂、猪鬃场、蚕种场等劳协,发展会员达一千多人。
1944年时,大明纺织厂有工人七百多人,发展了会员四百多人。劳协领导了两次罢工斗争。第一次罢工是由于物价高涨(一个月收入还买不到一双胶鞋),厂里搜身制太苛刻,一天搜数次。罢工结果,被抓的工人放了,工资增加了。第二次是1945年底,因外省籍工人争取还乡费和年终分红引起的。罢工结果,还乡费发三个月工资,年终分红也合理解决了。但领导罢工的头头却被开除,劳协干部也被迫离厂。从此工人认识到团结的重要,建立了厂工会组织。
1946年6月,国民政府宣布中国劳协为非法组织,重庆福利站被查封,李明被逮捕,中国劳协澄江福利站被迫停止了活动。
**兵工厂厂长李承干**
野谷
原国民党二十一兵工厂,是抗战后由南京金陵兵工厂、武汉汉阳兵工厂组合建成,位于重庆江北。厂长李承干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军工,授中将衔。他主张生产救国,提出“多生产一支枪,前方少牺牲一个将士”的口号以激励生产。他很注意职工生活,免除了工人的后顾之忧。当时日本飞机轰炸频繁。有的厂为了多赚钱,空袭时也不停工停产。李承干一听到空袭警报拉响,就亲自督促工人和家属进防空洞,自己在外观察巡逻。他有一条厂规:厂内不准谈政治。兵工署稽查处多次要派稽查进驻厂内,他坚决抵制。由于他在兵工系统的声望,任期内,二十一厂是唯一没有稽查组的兵工厂。
一次,他从兵工署得到消息:生产上的好手、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分子李友松,是中共党员,已被列入稽查处的逮捕名单。他回厂后立即召来李友松,大声斥责他不好好搞生产,违反厂规,搞什么政治活动,并当即亲手下条子,叫他去劳资课结算工资,立即开除离厂。
第二天,稽查处奉命来厂逮捕李友松,李承干告诉他们:“他因违反厂规,在厂内搞政治活
动,我已将他开除出厂了。”稽查闻言,气得咬牙跺脚,但又无可奈何。
**“红岩村”的生活标准**
言扬
抗日战争时期,设在嘉陵江畔红岩村的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规定的饭食标准是每人每月三元五角,都吃一样的伙食。1942年,才在领导就餐那一桌加一个保健菜。服装的规定是单衣每人每年一套,棉衣三年一套。对于不便穿军服的,每年按普通标准发一次服装费,由各人购买,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着旗袍。每人每月发三元五角、四元、五元不等的津贴,购买零星生活用品。
**“党旗”风波**
周本渊
1949年2月10日,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正要宣布开会之际,忽闻会场中一声怪叫:“全体国民党参议员退出党籍!”一时全场哗然。
说这话的是国民党参议员,姓古名铎,瘦瘦的身材,五十岁的样儿。他气呼呼地又问一声:“今天会场上为什么不挂党旗?请先把党旗挂上,才能开会!”
胡子昂反应敏捷,马上答复说:“前次我在南京参加国大会议时,会场也只悬国旗,未挂党旗。”话音刚落,古铎又抢着说:“国大会议容纳各党各派;本参议会无论关起门、开起门都是国民党,为什么不挂党旗?”议员温少鹤起立发言说:“议会以地方福利为目标,而国民政府已表示还政于民,党旗是可以不挂的。”古铎反问:“为什么开会时还要读总理遗嘱?岂不是也应取消?”议员杨重熙发言说:“我们现在读的是国父遗嘱,而不是总理遗嘱。国父乃中华民国之父,不只属于国民党。”古铎无奈,遂忿忿离席出场。
不料余波又起。国民党议员李森荣挑动说:“那不要国民党了吗?”立刻,胡子昂以议长身份婉言说明:“只挂国旗不挂党旗是有依据的,且事先在预备会上交换过意见,不料今天又突然发生这个问题,本人十分惋惜。”
古铎此次仓卒发难,使国民党议员们也感到难处,经过当夜密商,决定次日大会全体国民党员议员拒不出席。虽然如此,出席人仍已过半数,故照常开会。但会上余波难息。有的希望派人劝古铎回来开会;有的反对说:“他自己要走,谁去劝他?”闹来闹去,竟然互相拍案大骂,“咆哮公堂”,致会场秩序大乱。主席只好宣布散会。
后来,参议会收到内政部发来一电:“依据此次国大开会先例,民意机关集会,党旗可不悬挂,但须悬国旗,唱国歌,即请查照。”一场党旗风波始告结束。
**韩国流亡侨民在綦江**
梁仲恒
抗日战争期间,有一批韩国侨民寓居綦江县,人称“韩国流亡政府”。
这批韩国侨民,是1939年4月从广西柳州来綦江的,共一百零五人,男女均有。年龄最大者七十岁,最小者三岁。来綦江后,寓居县城外古南镇上升街陈家公馆五十五人,临江街老米市陈伯勋住宅十二人,观音岩庙内十八人,新街子三台庄十六人,菊波路七十五号四人。为首者为李东宁、金九。金九的身份是韩国国民党理事长。还有理事二人,一名严大卫,一名曹成焕。
次年3月7日,四川省政府密令綦江县政府称:“经向有关方面调查,据称綦江县设有朝鲜临时政府,系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等三党人员所组成,过去与我中央及私人方面颇有往还……”等语。他们对外行文,有时用“韩国国民党理事会”的名义,有时又用“韩国独立党”的名义。如1939年8月28日,就以“韩国国民党理事会”的名义致函綦江县长李白英,说是拟在城内召开代表会议,要求县长“知照各军警机关俾予保护,勿惹误会”。1940年7月23日,綦江县城被日机轰炸,第二天,金九曾派人慰问灾民,捐款一百元。同年12月,这批朝鲜侨民迁往重庆。
**刘峙许婚**
刘荡平
1942年,刘峙任重庆卫戍司令时,他的二女儿在重庆四维中学读书,与一男同学恋爱怀孕,社会舆论哗然。刘妻杨庄丽之侄杨献文,仗势将该生抓捕。刘峙得知后,不但不加责难,且立即派人找来这位学生的家长,当面许婚,订在重庆皇后餐厅亲自为这一对恋人主持婚礼。这位学生家长是小商人,铭感不已。其后刘资助他在香港经商。此事一时传为佳话。当时报纸刊登消息称赞刘峙是位开明家长。
**重庆“领袖汤元”的厄运**
薛彦夫
1935年春天,我在康泽手下的别动队当秘书。
一天下午,康泽忽然派人到我家,叫我立刻去参谋团谈话。去后,康说:“明天上午8时左右校长要游览市容,品尝小吃——机房街口青蚨小吃店的豌豆汤。你今晚去打招呼,叫店里准备好,注意保密!”我当晚便去店里打好了招呼。
次日上午7时许,康泽陪蒋介石由参谋团发车到罗汉寺下车,向西沿街步行游览市容。蒋着深灰长衫,康穿中山服,一行六人。蒋步至白龙池口附近,即今“人道美”店前,忽昂首仰望,对当时新开设的“领袖汤元”的招牌注视良久。我远远看见,急忙跑过去轻声用宁波话问康:“这家汤元还满不错?”蒋猛回头说:“不不不,我们走前面去。”
中午,别动队总部特警队队长王惠云拿出康手令:“立刻查封领袖汤元店,严密监视。查明店主何人,店名何人所取,背景等”。经过军警、宪特、党部、饮食帮会、袍哥大爷侦察,原来店主何凯,是一个小川江轮船上厨房学徒,二十几岁,外号“何老么”,小学文化,随船跑宜昌、汉口,在船上做私货、“小带手”生意,积蓄几百块钱。经人作媒与临江门城门外码头开粑粑铺店主的女儿结婚,由岳父母支持开店。何老么自以为认识字,想取个最出风头的招牌名字,从“状元”、“大王”等名字想到“领袖”二字最新鲜。便请刘健公代写招牌。他确实未受任何人指使,更谈不上有何政治背景。何经受不住军、警、宪、特纠缠盘查,一面认错,一面把招牌取下烧毁了。
**新编丛书·名人轶事**
**周恩来访育才学校**
李萱华
1940年秋,周恩来、邓颖超等专程访问了育才学校。9月22日傍晚,周恩来一行驱车来到北碚檀香山桥(即今新桥)旁陶行知家。第二天,在陶行知陪同下到北温泉公园,下榻数帆楼,会见了刚从上海辗转来到北碚复旦大学的陈望道教授。在座的还有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24日,周恩来一行乘坐小木船,沿嘉陵江逆水到草街子,登岸后步行五华里,到达坐落在凤凰山古圣寺的育才学校。学校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大会主席杨秉孙,是音乐组一个十二岁的学生;司仪孙振侠,是戏剧组一个十三岁的朝鲜族姑娘。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会上讲了话。周恩来说:“你们这些孩子,都是从战火纷飞的地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的。你们都是科学、艺术界的幼苗,扎根在这抚育英才的园地,有着像陶先生这样的园丁精心培养,一定会茁壮成长,像凤凰山的参天大树一样,成为国家、社会的栋梁。”散会后,同学们蜂拥上前请周伯伯和邓妈妈题字留念。周恩来在每一个同学的本子上都写了同一句话:“一代胜似一代。”邓颖超写的是:“未来是属于孩子们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次访问育才学校,在古圣寺住了两夜,分别给老师和同学们作了报告,观看了同学们专门排演的音乐、戏剧节目。
**周恩来璧山主婚**
齐应晓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驻重庆。1940年秋天,他受吴玉章(当时在延安)委托,偕夫人邓颖超专程到璧山县丁家坳,为吴老之子吴震寰主持婚礼并合影留念。吴震寰曾留学法国,攻水电专业,当时在长寿电厂担任桃花溪水电站建设工作,未婚妻蔡乐毅在丁家坳国民政府经济部商标局任职。婚礼仪式非常简朴。参加者除吴老之女春兰外,其余多系女方蔡乐毅的亲友与在商标局的同事。周恩来在致词中,热情赞扬了吴震寰出色完成桃花溪水电站建设任务。在合影中,周恩来站在不惹人注目的位置上。当天午后,周恩来以其小轿车将新郎、新娘送到歌乐山后,立即返回重庆。
**宋庆龄与高氏母女**
陈宛茵
在巴尔扎克故居附近的巴黎铁塔路,有一间翰墨飘香的书房。在书桌上,摆着整整齐齐一叠用绸带扎好的信件。这些信件每封的开头称呼都是“亲爱的蝶娜”或“我非常亲爱的蝶娜”,末尾署名是“宋阿姨”。这位“蝶娜”就是现在定居巴黎的华裔女画家高醇芳,自称宋阿姨的就是孙夫人宋庆龄。
高醇芳的父亲名高士愚,是三十年代名重一时的纺织工业专家、企业家。他早年留英专攻纺织,并与英国女郎玛利乔·史葛结婚。1937年高氏夫妇回国,士愚即在重庆创办一家纺织厂并在沙坪坝定居。重庆著名的“高家花园”就是高家故宅。高夫人在重庆和宋庆龄相识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宋庆龄所从事的福利事业得到高夫人的襄助。宋庆龄后来担任中国福利会主席,
高夫人则任副主席。宋庆龄极念旧,在随后漫长的四十年岁月中,每年都要给高家赠送圣诞卡。而今,高醇芳已在欧洲成为知名画家,她的工笔画、山水画深受巴黎文化界的赞赏。她时刻不忘祖国的亲人——宋阿姨。
**郭沫若诗赞张德成**
张义富 张烨
川剧名家张德成,七岁学艺,师承黄炳南,以唱做传神闻名,擅演《班超》、《渡蓝关》、《太白醉写》、《盗白旄》、《单刀会》等生角戏。
抗日战争时期,张德成与贾培之等艺人倾向进步,在重庆同郭沫若等文艺界著名人士时有过从。曾改编演出一批宣扬民族气节、反对屈膝投降的传统历史剧:《方孝孺草诏》、《扬州恨》、《柴市节》等,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郭沫若观看张德成演出的《方孝孺草诏》后,曾慨然赋诗:
陵威一代明成祖,骨鲠千秋方孝孺,
纵使舌根能断绝,依然有口在吾徒。
张德成晚年勤奋治学,并深入调研,虚心求教,积数十年艺术实践的丰富经验,撰成了上下两册的巨著《川剧高腔乐府》。
**郭沫若赠诗《新民报》**
俞仲文
郭沫若1913年离开家乡,路经重庆转北京到日本求学。抗战爆发,请缨归国。1938年他从武汉写诗赠重庆《新民报》陈铭德、邓季煜夫妇:
鸟惊花泣恨频添,一别夔门廿五年;
寄语巴渝诸好友,复兴责任在双肩。
**郭沫若为牛肉馆题名**
魏仲云
1938年冬,郭沫若率政治部第三厅大批文艺工作者,从武汉撤到重庆。三厅的办公地点在天官府七号,郭沫若租下天官府四号的两间楼房作寓所。当年战时生活十分清苦,他接待各界朋友吃饭时,就到街对面(天官府十一号)一家吊脚楼小牛肉馆便餐。这家回民开的夫妻店,店堂虽简陋,却是道地的清真牛肉菜肴,无论清炖、红烧,还是凉拌、腌卤,无不美味可口,且价钱公道,还可赊欠。生活清贫的小公务员和文化人都乐于光顾,郭沫若自然成了牛肉馆的常客。
一日,郭沫若陪同实业家卢子英入店小酌,同老板娘马大嫂攀谈时问道:“怎么店子没有个招牌呢?”老板娘说:“家居小店,没想到打什么招牌,就请郭先生给小店取个名吧。”郭沫若沉吟片刻说:“你家的掌柜叫马星临,福星临门,就叫‘星临轩’吧,既响亮,又有意义。”第二天,郭将题写的店名“星临轩”落款盖印,送到店主手中。意犹未尽,又挥毫题辞四句,赠给店家:
如享太牢,如登春台,
此庐虽小,其味隽永。
店主将郭沫若题写的招牌和赞辞装入镜框,高悬店堂。从此,这家无名小店顾客大增,成为当年陪都闻名遐迩的牛肉馆。
**林森题字北碚**
李萱华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是一位著名书法家。1937年底,林森甫抵渝,卢作孚便登门祈求墨宝。原来卢在北碚任峡防局局长时,以太夫人六秩寿诞所收寿礼,在北碚平民公园修建了一幢亭阁。某名家取名“慈寿阁”,卢以为不妥,因请教了林森。林欣然命笔,题写了“清凉亭”三个大字。卢如获至宝,星夜送回北碚,刻匾悬挂在阁楼,使公园增色。
12月26日,林森冒着寒风细雨,首次游览北碚。峡区各界两千多人到嘉陵江畔迎接。林森在三峡实验区区长卢子英陪同下,游览了北碚平民公园,参观了北碚博物馆、兼善中学、动物园、北碚地方医院和新村等处。
此后,林森便成了北碚的常客。林将温泉公园的“磬室”改建为“主席山庄”,作为他在此下榻的行宫。每次来游,均有不少人向他索取墨宝,皆有求必应。诸如为缙云山汉藏教理院题写院碑“华藏总持”,为《北碚月刊》和《嘉陵江日报》题刊头并题词“民之喉舌”,为北泉石砚题写“前言可法”等等。
1938年5月1日,林森头戴灰色呢帽,衣着蓝色长袍,脚踏黄色草履,再次游碚。刚走进一家百货商店,被一群青年学生发觉:“林主席,是林主席!”说着便向林森围了过来,把店堂挤得满满的。一个学生摸出本子求林森题字,林森刚题好,第二个又接踵而来,门外的人群还如潮水般地向店内涌。不一会儿,林森已题写了二三十个本子,汗如雨下,疲惫异常。随行人员出面解围说:“改天来,改天来!”林方得脱身。
又一次,林森由“主席山庄”驱车返渝。车到北碚,停下买些土特产。在北碚街上,他见一老农所卖背兜,编织得很精巧。林森爱不释手,选了一个付给了十元钱。老农接过钱,望着这白胡齐胸的老寿翁,看傻了眼,忘了找钱。待他清醒,林森已走远了。老农追了一条街,把要找的钱递
到林森面前说:“老先生,我还该找补你的钱。”
林森说:“不用补了,不用补了。”并随即叫副官取出纸笔,写了“公平交易”四个字,送给这位老农。
**邓颖超为“云丝布”题词**
田稼
重庆著名企业家丰云鹤,1927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第一个华籍女化学博士头衔。她专攻人造丝,曾用草类纤维制造浆粕,制成“人造丝”。抗日战争爆发回国后,她在重庆得到了冯玉祥、翁文灏的支持,贷款建成了西南化工厂。该厂在生产油脂的同时,进行了苎麻化学脱胶试验,初步摸索出一套工艺流程。这样生产出的精干麻具有柔软、洁白、鲜艳的色彩,且单纤维强力高,能够适应机械化生产,开创了国内苎麻化学脱胶的先河。
当时,曾将这种精干麻产品梳成一个大麻球,由国民政府经济部送往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展出,获得了金质奖牌一枚,引起国内各方面的重视,各界知名人士纷纷亲临现场参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笔题写了“云丝”二字。挥笔题字、题词的著名人士还有董必武、冯玉祥、黄炎培、邓颖超等。邓颖超的题词是:“云丝之美且润,寒者得之,雪里回春。”
**于右任结缘北温泉**
李萱华
当年日落停桡,一浴荒山野庙,重来小坐江天好,绿水青山白鸟。
1939年,于右任小住北温泉时,适逢后山新建一亭落成。公园负责人知道他书法绝佳,特请他命名题字。于右任伫立亭中,俯瞰公园,突见嘉陵江上有白鹭掠空而过,顿时勾起一桩往事,哼出了这首曲子,并挥毫题写了“白鸟亭”三个大字。
于右任早与北温泉结缘。1922年,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兵败离陕,只身入蜀,取道嘉陵江东下。途经温汤峡时,见峡谷阴森苍莽,景色秀丽,便停桡登岸。是时,温泉寺一片荒凉,杂草丛生。他来到观音殿前,看到荒草丛中有一水池,泉水清澈见底,便脱下衣服,纵身池中洗起澡来。经过长途跋涉,能有汤泉涤尘,该是何等舒适?但他哪里知道,当时的嘉陵江三峡,土匪啸聚,常拦路肆劫,杀人越货,温泉寺的观音殿就是一个匪巢,乳花洞就是匿尸窟。于在匪巢沐浴,使匪徒们好生惊诧,便倾巢出动,窥视于的行动。于则一无所察,旁若无事,尽情浴罢,才重上征途。土匪见其美髯苍苍,既无携带,又无他意,遂未予留难。
自那以后,于右任就常想能有个机会重游此地。适抗战爆发,政府西迁,他作为监察院长,一到重庆,便驱车前往北温泉。万没料到,曾几何时,昔日山野破庙,竟成了名噪中外的游览胜地。从此,于右任便成了北温泉的常客。1940年春,于右任六十二岁生日时,曾带领全家三代冒雨来北温泉度寿,欢庆中得诗二首:
往事惊心十九年,民间佳话尚流传。
髯翁战败西来日,一浴荒池震两川。
北泉崖畔旧题名,绿水青山白鸟亭。
更喜今朝添异瑞,和风甘雨老人星。
诗后注释云:“十一年由陕顺流东下,过温泉寺,浴于荒池。时地方不靖,至渝,传为笑话……去岁游此,适建新亭,登眺时,江面白鹭齐飞,因题曰:‘绿水青山白鸟亭’。”
**右任对南轩**
李北文
1939年夏,于右任和邵力子同去北碚复旦大学观光。当吴南轩校长陪同他们在北温泉公园数帆楼休息时,吴南轩买来西瓜请客。欢声笑语中,邵力子随口出了一联“游北温泉,吃西瓜,南轩作东道主”要同游者作对。一时大家都对不上,认为出得太绝了。
下午,吴南轩又陪同于右任和邵力子进城,当车到上清寺正要下车时,吴南轩突然嚷嚷道:“有了,对上啦!”
“对上什么啦?”于右任问。
“至上清寺,呼下车,右任转左手弯。”南轩刚说出下联,于右任就说:“上下左右对东南西北,对得好!”邵力子补充道:“右任对南轩,更妙!”
**冯玉祥礼遇画家萧拭尘**
廖正伦
画家萧拭尘(1901—1971),四川荣昌人,七岁开始学画,师法吴昌硕。早年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与张禄山、张书旗、冯建吴同窗学习美术。萧工写意花鸟,一挥而就,水墨淋漓,润浸厚重,有大家风范,深得文人画之精髓。艺成后,即在上海、重庆等地以画为业、以画会友,画款署名有尘堃、墨生、石砣等。曾出版《拭尘画集》一册,名重一时。电影明星胡蝶也曾拜萧为师学画。1935年,萧得识冯玉祥将军。冯将军常喜在军旅中吟诗、写字、作画,自称“丘八
**诗人**
平生最喜结交书画界的朋友。一次,冯将军在朋友处作客,见壁上挂有萧拭尘的写意花鸟画,深为喜爱。回府后即叫随从特邀萧拭尘到家作客。萧平生自视清高,推故不去。冯爱才之心益切,遂亲自出面邀请萧到家一叙。两人一拍即合,引为知已,往来日密。1935年5月11日,冯还特邀萧合影,并在照片上签字留念。这张照片由我一直保存至今。冯、萧厚谊在画坛传为佳话。
**下跪募捐**
黄永盛 王亚非
1944年,大后方开展了大规模的节约献金运动。4月11日,冯玉祥将军偕夫人亲临江津县白沙镇召开募捐大会。到会的有大专院校学生、工人、农民及各界人士近三万人,美国友人罗斯亦应邀参加。大会由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谢循初女士主持。
冯玉祥首先致词说:“最使我感动的是学生……在轮船码头当脚夫,在街上擦皮鞋,甚至把自己从战区带来的一点东西也拿出来义卖,献给国家……”
当司仪李屯石教授宣布献金开始后,大学先修班首先献金六十四万元,不料新本女中马上增加为六十五万元,大学先修班的同学们又大喊:“追加十万元。”国立十七中因从沦陷区迁入不久,经济困难,但该校全体同学表示:“就是节食一天,也要追加一万元。”接着,镇上士绅义捐八十万,妇女界献金三十万。
当商会报出献金六十万(包括工厂三十万元)时,全场哗然,学生们愤怒地喊起“追加、追加!”的口号,但商会却默然。于是一批学生跪在主席台前,声泪俱下地向商会代表恳求增加献金。接着,全场一万多学生和教师纷纷跪下向商会表示:如不增加到二百万,就再发动全体人民向他们跪下。
这时,只见冯玉祥将军和李德全女士饱含热泪,到台前跪对父老乡亲,恳求下跪的同学起来,并说:“你们这种爱国热忱,就是铁石心肠都会感动的。出钱多少,是自己的良心,我们献金完全是出于自愿啊!”但学生们仍跪在地上抽泣,呼唤:“商会不增加,永远不起来!”
最后,商会代表无地自容,只得向冯将军表态:愿意献出二百万元现金。大会从早上一直延续到下午三四点钟,还有农民陆续前来义捐。事后,冯将军在其所著《最爱国的镇市——白沙》一文中,曾追叙这件事。《大公报》也以《我们都跪下》为题作了报道。
**翁文灏轶事**
杨耀健
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较之其他官吏,大不相同。
当时,兼职者多兼薪,而翁文灏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却只领经济部长薪水,于资委会一文不取,每天办公,到经济部和资委会各半日,资委会每天只为他准备一小碟饼干而已。
一日,翁文灏之女到资源委员会看他,返家时欲搭父亲小车。翁文灏下班出门,见女儿端坐车中,不由生气地说:“我是部长,所以坐此公家车。你赶快下来,坐公共汽车回去!”女儿只得含泪下车,旁观者为之愕然。
**张治中在钓鱼城的遗墨**
秦立
“十年树人,云蒸霞蔚,团结精神,助我抗战。”这四句十六字,是张治中先生遗留在钓鱼城岩壁上的一方摩崖题刻。
这方摩崖石刻,现保存在钓鱼城护国门内一块面南的石壁上。这块石壁上还有以下诸人的题字:蒋中正、何应钦、白崇禧、万耀煌、康泽、施则凡。张治中的名字位于白崇禧之后。此壁右侧不远处,还有一块更大的石壁,上面镌刻的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十周年纪念碑记”。
张治中这方题刻,高56厘米,宽35厘米,字体行书,运笔清俊飘逸,挥洒自如。题刻的由来是:1943年6、7月间,时在合川的中央军校特训班庆祝成立十周年纪念,特派专人求张治中墨宝。张作为中央军校教育长,欣然挥笔,题毕并盖了印章。
在留存于钓鱼城岩壁上的众多题词中,张题堪称一枝独秀。
**张澜严格教育子女**
沈进
张澜立身行事,常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律己励人。对子女的教育也非常严格。他说:“教育孩子像栽树苗一样,从小栽端正,才不会东倒西歪;还要修整枝杈,一直往上长才能成材。”一次,他的二女继延由家乡
随长兄来重庆治病,长兄为她补习功课。她穿一身土布制服来到重庆,嫂嫂见了有些生气地说:“爹多年来就是用钱帮助别人读书,救济别人困难,不管家里的事。你和弟妹哪个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你也写信给爹提一下意见嘛!”那时继延年幼,就真写信给张澜埋怨一通。后来,张澜见到了继延,质问说:“你走过建华中学门前小河上那根独木桥没有?”继延说:“走过一回,吓人得很,以后都绕路过去的。”张澜又问:“你为啥走平路不怕,走独木桥害怕?”继延笑而不能答。张澜说:“做人也像走路一样。独木桥两旁空空的没有扶持,你害怕。做人也是,离开了群众没有人扶持就不能生存下去,群众正像平地一样在无形中扶持你。现在生活很苦很穷的人还多得很。你不要只顾自己享受,应该多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才对。”自此以后,继延再也没有向张澜要这要那了,几十年来克勤克俭,习以为常。
**黄炎培题画**
杨耀健
昔沈钧儒有子名叔羊,喜画。在重庆开画展时,有《岁朝图》一幅,画了腊梅、天竺子、花生、黄豆芽,还有一瓶茅台酒。
黄炎培在此画上题诗曰:“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此画参展时,被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人购去。
后来,黄炎培随国民参政会参观团访问延安时,曾在毛泽东的会客室里看到了这幅画。回渝后常作谈资,不胜欣然。
**陈毅与胞兄陈孟熙**
胡兴模
陈毅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耕读世家,他和胞兄孟熙都立志要为国为民作一番事业。1919年,他兄弟俩怀着“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为中华崛起而抗争”的远大理想,一同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虽由于信仰和环境的不同,两人在政治上各有归宿,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们仍情深谊长,相互慰藉。
1937年,陈孟熙任重庆补充兵团第八团团长,率部去安徽抗日。次年春,在江西瑶里与陈毅幸会,兄弟俩又一次相互鼓励要为抗日救国多尽心出力。
陈孟熙不久回川,被委任西昌行署禁烟专员。这是一个不少人垂涎的美差。陈孟熙上任后,以清廉为准则,不贪污,不受贿,事事秉公办理。一次,他查获了一桩当地兵匪合谋贩运三千余斤鸦片的大案。对方一面请人说情,一面派出一团人的兵力拟强行夺回。上面怕扩大事态,默许退回。陈孟熙坚持不退,据理力争,但当他赶回驻地时,烟土早被劫走了。陈一气之下,辞去了禁烟专员的职务。辞了职,就没有薪津,连他部下的薪饷也被克扣。为了救急,他不得不向银行借了大洋三千元。
陈孟熙素信佛教。他在离开西昌时,怀着无限感慨在大门上题写了对联一副:
八月专员三千债,两袖清风一菩提。
横批:乐在苦中。
后来,陈毅知道了哥哥的这段遭遇,十分赞赏哥哥的为人。在一封家书中,特意写了副对联赠予陈孟熙。对联曰:
佛不收债鬼,民当敬清贤。
横批:乐得其所。
从此,陈毅兄弟清廉的精神及这两副对联便在亲友中广为流传。
**杨沧白吟《夫归石》**
朱兆瑞
抗日战争爆发后,辛亥革命前驱杨庶堪(沧白)由上海返渝,寄居在南岸弹子石“霞庄”,直至1942年病逝。
当年从弹子石过江进城,全凭几只木船为渡。夏秋汛涨,长江、嘉陵江汇合而成的夹马水直冲江中的“夫归石”,激起滔滔浊浪,其势十分险恶。杨庶堪睹此景象,有感于国事艰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遂成《夫归石》一绝:
终古滩声奈石何,更无人唱定风波。
飞流六月看郎渡,持此横江恶应多。
今从南岸过江进城,可谓水、陆、空三通。沧白先生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矣。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两首诗**
彭伯通
贤哲诗不苟作,往往精诚所至,掷地有声。读曾吉芝《梦中作》立即想到陆游《示儿》诗,读杨沧白《新号》立即想到文天祥《过零丁洋》。曾吉芝自编《瑞霭楼诗集》中,多爱国忧民之声。抗日战争爆发后,作《抗敌十首》,更充满“无限卧薪尝胆情”。逝世前梦中成一诗:“男儿气壮是千古,顽强抵御宜相辅,恨我力薄年复衰,借助诸人逐豺虎。”到死不忘收复失地。
杨沧白诗不愧近现代一大家。他以历史的创造者写诗史,尤难能可贵。辛亥开国他辅佐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所作贡献以及晚年表现的崇高民族气节,都反映在他的诗作中。抗日战争发
**部部昆二六**
生,杨沧白留上海未及撤退。1939年日本侵略者筹组傀儡政府,他愤笔吟得《新号》一诗:“新号分齐楚,群追绪律踪。风前几垂柳,海上一孤松。书史千秋重,河山半壁空。老夫自迂拙,槁项甘长终。”诗中之“绪”是李绪,“律”是卫律,都是降匈奴汉将。他自况“海上孤松”,纵死不降。不久,他弃家潜离上海绕道回重庆,何其壮也!
**陈寅恪两过渝州留诗**
痴砚
近代大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被学术界誉为“学贯中西新旧”,精通多种语言,于历史、文学、语言之著述甚多。陈寅恪之父散原老人陈三立,为“同光诗派”领袖人物,日军占领北平后绝食殉国,文章风节两铮铮。寅恪家学渊源,亦自能诗。其拳拳家国之情,蔚然见于吟咏。
他先在美国哈佛大学习梵文、拉丁文。赴德国后,又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学。回国后,历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负盛名。战时辗转昆明、成都,任西南联大、燕京大学教授兼中央研究院学部委员。其间,曾辞谢了英国牛津大学的礼聘。1940年来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住观音岩俞大维家。一日,蒋介石宴请研究院全体学者,寅恪于席间首次见蒋,印象不佳。回到观音岩,写了一首七律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十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吴宓日记云:“寅恪于座中初次见某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故有此第六句。”这年暑假,寅恪赴香港治眼疾,其间曾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次年春初由香港返渝,复用前韵赋诗云:“海鹤飞寻隔岁游,又披烟雾认神州。江干柳色青仍好,梦里蓬瀛浅不流。草长东南迷故国,云浮西北接高楼。人间春尽头堪白,未到春归已白头。”其中“梦里蓬瀛浅不流”之“不”字,吴宓抄本误为“水”字,遂不可解。细玩诗意,盖期望日本海迅速干涸之情尔。寅恪两度来渝,仅存二诗,亦东坡所谓“雪泥鸿爪”欤。
**徐澄宇诗贺伍叔傥结婚**
欧伯衡
以精通《文选》,专授两汉、六朝古文而享誉杏坛之伍叔傥(俶)教授,抗战期间,随中央大学入川,任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独居于重庆沙坪坝。
1944年冬某日,突传伍师将结婚,事前毫无迹象。喜讯传出,师生皆惊。盖女方经人介绍,与叔傥师仅倾谈一夕,即订终身。其神速可谓创纪录。业师徐澄宇(英)因戏赋七律二首赠之:
乍听求凰曲最优,瞒人萧史上秦楼。
双蛾南国争三艳,千骑东方第一流。
但有曩鬟增妩媚,平添款款助温柔。
遥知此际芙蓉夜,应向天台效阮刘。
鸾镜新开凤尾罗,未春先已动阳和。
巫阳岭上初通梦,蜀锦江边自染螺。
来岁东风怜豆寇,今宵明月倚婆娑。
从今收拾凌云笔,长向妆台伺眼波。
赠诗切人切事,亦庄亦谐,用典自然,妙趣横生,澄宇师得意之作也。适笔者往谒,遂获先睹为快。
**徐悲鸿慨赠“两匹马”**
吕玉兰
1938年春,在重庆沙坪坝街上开有一家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并销售一些世界文学名著和国内文坛佳作,每天从早到晚,门庭若市。提起这家书店的开办,得从徐悲鸿大师说起。
书店经理陈汝言,江苏太仓人。1937年的淞沪炮声,迫使他流亡到山城。他看到沙坪坝高等学府林立,学生上万,却无一家像样的书店。现有的书店,只是经营一些无关抗战甚至趣味低级的读物,便决心开一家好书店。但经费从何而来呢?当时,支持他开书店的知名教授如胡小石、傅抱石、范存忠、吕天石、陈之佛、柳无忌等均度日维艰,爱莫能助。多亏李公朴给他出点子:“要钱只有找徐悲鸿,他的画是热门,最好卖,一匹马,就是五百元。”徐悲鸿以热心社会公益著称。抗战以来,他曾屡将在新加坡、吉隆坡、新德里、槟榔屿和昆明、贵阳、重庆等地举办画展的收入全部捐献,救济离乡背井的难民。
陈汝言到江北盘溪石家祠堂找到了徐悲鸿。徐对这位小同乡深为嘉许地说:“你想办个出版社,我支持。我虽然不是大富翁,出点钱做开办费还是可以的。不过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沙坪坝是个文化区,知识分子多,应多出版些世界文坛名著和国内的好作品,你回去先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作编委,然后来找我拿钱。”不久,陈再访徐悲鸿。徐听说有八位知名教授担任编委,便立即拿出一千元交给陈说:“这是两匹马的价钱,给你作开办费。”不久,上海杂志公司便在沙坪坝正式开张,发起人为徐悲鸿,主编是柳无忌、徐仲年。此后,书店果然不负徐望,有系统地翻译出版了一批世界文学名著,深受莘莘学子的欢迎。而徐悲鸿的慨赠“两匹马”,也一时传为美谈。
**冰心在沙坪坝**
许宗文
抗日战争时期,冰心曾寓居重庆歌乐山林家庙五号。1940年除夕之夜,她写了一首题名《鸽子》的诗,揭露了日机轰炸重庆的罪行。1945年5月4日举行的全国首届文艺节期间,她在沙坪坝学生公社演讲《中学文学之过去和未来》,在歌乐山讲了《文艺的欣赏》。
冰心十二岁的儿子吴宗生(现名吴平),当时就读重庆南开中学。冰心曾两度造访该校语文老师杨明志。她不只是关心儿子的学习,还对青少年的教育发表了精辟见解。对南开学生办壁报、演话剧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也非常赞赏。
冰心十分怀念沙坪坝。她是1946年离开歌乐山的。1990年1月她还撰文《我记忆中的沙坪坝》,回忆了在坝上的一段生活。文章说:“抗战时期,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每天总是在没有围墙的土屋廊上,看着远山下的嘉陵江缓缓地东流。在嘉陵江的东岸有一大片土地,就像今天北京西郊的中关村一样,是学术机关和好几个大学的所在地,这片土地就是沙坪坝;……说起来已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1990年7月31日,当笔者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寓所拜会冰心老人时,她仍关切地问到沙坪坝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南开中学的现状,问候曾教过她儿子的老师,并亲笔签署名片:“明志老师,这是吴平的名片,我和他都向您致敬。冰心1990年7月31日”郑重其事地托我转送杨老师。
**陈独秀在江津聚奎中学**
水成
1940年底,陈独秀应邓裤秋和邓袜仙的邀请,在白沙黑石山邓氏旧居住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他曾应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之邀,给全体学生作过一次讲演,题目是《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教育的措施》。据听过讲演的学生回忆,陈独秀当天身穿竹布长衫,外套马褂,脚蹬布鞋。中等偏高的个头,面容清癯,两眼有神,下巴上留有几根山羊胡子,颧骨突出,背微驼,倒背着双手,行走很慢,显得十分慈祥。说话带有浓重的安徽口音,慢条斯理,引经据典,抑扬顿挫,很有学者风度,很多学生甚至以为他是私塾老师。陈独秀讲话时,没有慷慨激昂的语调,就像摆龙门阵一样平易近人。讲演大约40分钟,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他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谈起,劝青年要珍惜光阴,努力学习,为民族作贡献;接着又谈东洋小日本想霸占中国,全国人民要一致对外,争取抗战胜利。讲演完毕,学生们分列两旁,热烈鼓掌。陈独秀对每个学生都点头微笑显得非常高兴。
**陈独秀住所被盗**
童翔
1938年8月3日,陈独秀偕妻潘兰珍由重庆迁江津县,住在鹤山坪石墙院。住房是一间偏屋,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土地,若遇大雨,满屋漏水。室内家具十分简陋,仅有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书籍的箱子。陈独秀搬来后,常有人来看望,引起周围人们的注目。不久他因病到县城延年医院治疗,寓所竟被盗。强盗以为他有金银钱财,谁知只有一些换洗衣服、手稿和一枚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玉印章。强盗大失所望,骂他为“穷秀才”。后经县警察局破案,衣物归还,但手稿和印章却不知去向。
**柳亚子以诗换酒**
魏仲云
抗日战争爆发后,柳亚子辗转来到重庆,寄居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十一号。1944年除夕午后,某好友登门造访,小坐后相偕外出散步。当走到沙坪坝后街巷口,抬头望见“嘉陵酒店”时,顿时酒瘾大发。二人入店后,要了两杯泸州大曲和几盘下酒菜,边饮边吟,一唱一和,不觉已近黄昏。当起身离座,伸手到衣兜摸钱时,才发觉因匆忙走出,忘记带钱。事有凑巧,这位好友也是当家不理财的文人,身上也分文未带。只得向店家解释说:“对不起,我俩走的匆忙忘记带钱。这位是柳亚子先生,他就住在津南村,酒钱随后送来。”老板听了不仅不见怪,反而喊老板娘送上香茶,请他二位再落座。随即端出纸墨笔砚,弯腰行礼说:“不知是柳老先生光临小店,真是请都请不到,怎敢讨酒钱呢?就请老先生赏脸留下墨宝作个纪念吧。”柳亚子拈须大笑,遂挽袖挥毫,乘兴写下一首“换酒诗”:
金貂换酒寻常事,难得今宵酒如醇。
三十三年大除夕,原拼一醉在嘉陵。
却说这小酒店老板,乃下江书香人家子弟,流亡来渝,迫于生计,酒馆谋生。今得柳亚子墨宝,实意外之喜也。遂将诗速精裱悬于店堂正中。从此,往日门可罗雀的嘉陵酒店一变而为门庭若市。个中,不少是为欣赏柳亚子的换酒诗而来的。
**姚蓬子“长袖善舞”**
李华飞
1938年秋,姚蓬子随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来重庆,家住打铁街两间简陋的屋里。某日,我去登门拜访。他满脸堆笑地向我这个地方文艺界“代表”问道:“你们银行能不能贷点款给文协?”我被他“将军”,只好实言对曰:“文协用什么作押?”他把两手一摊:“抵押品?文协只有临江门会址那块木招牌。”彼此遂苦笑而别。
但姚蓬子毕竟有办法。不久,他通过某要员,居然向中央信托局贷了一大笔款,用来买了满屋的土新闻纸。《抗战文艺》能够维持数年出版,实应给他记一大功。姚蓬子抢购了大量纸张,也赚得不少钱中饱私囊。抗战中期《抗战文艺》停刊后,姚记“作家书屋”的牌子很快又挂了出来。
当时名作家荟萃,但均穷愁潦倒,唯独姚蓬子颇阔绰,不时请几位远住郊区的名家吃吃“三六九”,以很低的稿酬就把稿子弄到手。
某次重逢,我又故意探问道:“姚老板,还要不要贷款?”他傲然答曰:“吊颈要找大树,你们川帮银行手面小,不必了。”
**人轶事**
邓锡侯戏释“温水壶”
何鸿钧
邓锡侯,川军名将之一,精明干练。1949年初夏,与熊克武、刘文辉联袂由蓉来渝,奔走和平。一日傍晚,由四川省参议员冉仲篪出面,假民权路新生乐园(即现市中区税务局)内厅,约请渝市各主要报社记者见面。熊克武年高德劭,笑容可掬,频频颔首。刘文辉话不多,但凝重。惟邓锡侯于酒酣耳热之际,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他于追忆昔日戎马倥偬之余,也笑谈曾偷闲去畅游过杜甫草堂、武侯祠和望江楼。在背诵了几副名联,引发诸多感慨后,邓不禁喟然叹曰:“是故有人说我邓锡侯是个‘温水壶’。”有记者插话:“请问晋公(邓字晋康),可否明示?”邓答曰:“所谓温者,就是说我这个人很瘟,莫得啥本事;所谓水者,就是说我这个人很水,不诚恳;所谓壶者,就是说我这个人糊里糊涂,头脑不清楚。因此,所谓温水壶者,就是说我邓锡侯又瘟又水又糊涂之谓也!”
**记邓颖超二件事**
野谷
1942年在重庆,宋美龄主持的妇女指导委员会下设工厂服务队。共产党员樊毓明任服务队驻豫丰纱厂队长,与邓颖超单线联系。当年3月,宪兵半夜进厂逮樊,遍搜不得,亦无人知其去向。翌日晨服务队队员汪秀清冒雨早车进城,直走妇女指导委员会,适遇樊出门准备回厂。汪讲述昨晚经过,叮咛“千万回去不得”!樊目送汪离去后,即折回妇指会,拨通电话,请徐太太接电话:“喂,你是徐太太吗?你叫我来吃午饭,昨晚感冒了,不能来……”讲完之后,挂好话筒,徐步出门,如电话里所示,举提包于头,作遮雨状。不时,果有四五个小伙子,身穿雨衣,且走且唱而来。其中一人近前叫声:“姐姐,下雨啦,妈妈叫我来接你。”说着将手中雨衣给樊披上,拥入其中,说说笑笑,沿来路而去。不一时,到了周公馆,拥樊进门去。邓颖超已候于会客室。妇女指导委员会距周公馆不远。“徐太太”是邓颖超专与樊毓明联系的代号。
1944年,樊毓明在延安见到邓颖超。邓特地问起汪秀清,说:“秀清是个好姑娘,我们不能忘记她,进城后要设法找到她。”解放战争期间,1949年春樊毓明随军南下,经过开封,偶然在逛书店时,碰到了汪秀清。两人紧紧拥抱。樊毓明十分兴奋:邓大姐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汪秀清听说邓大姐没有忘记她,高兴地把樊毓明抱得更紧了。
**陈独秀带病为青年题辞**
谭芝萍
20世纪40年代初期,余肄业国立第九中学时,七八个同学课余从潘赞化先生学《孟子》。一日星期,赞化师携诸生远足,便道访其至友陈独秀先生。先生闻老友访,由一年轻女士搀扶而出。先生面目清癯、肤色蜡黄。知其久罹肝疾,已步履蹒跚也,然言笑甚欢。一一垂询诸生姓字,谆谆以努力学业,关心抗战相勖勉,并挥毫为吾辈每人题赠“诚朴勤恳为人品事业之基”十一个大字。是年秋,先生竟以贫病逝。
闻潘师云:“先生有子女五人,长四皆英年早逝,最幼一人时在九中任职,亦不能晨昏定省,亲侍汤药。若非某女士扶持,则先生孑然一身也!”
时值抗战时期,百物昂贵,医药尤缺。先生困居乡里,以稿费为生,不惟生计艰难,而痼疾亦未得及时治疗。忆及先生为我辈题辞时,运笔
之初,全神贯注,挥洒自如,字字苍劲雄浑,笔酣墨畅;至搁笔时,则已气喘吁吁,汗珠涔涔。其毅力如此!岂其老骥之志,烈士之心,不因垂暮之年、膏肓之疾而稍衰耶?抑或以身示范,寄殷殷之望于青年耶?惜人事辗转,所题之字已不复存藏,为可憾耳。
**新书文史笔记**
**烽火文坛**
**隆重追悼鲁迅**
温田丰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我适在重庆《商务日报》编副刊,写一篇短文《哀悼鲁迅先生》,并征文出纪念专刊。
在“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支持下,《纪念鲁迅专刊》声势浩大地连续出了六期,发表了侯野君、陈彝荪、赵铭彝、陶敬之、丁雪松等人的文章。但漆鲁鱼的文章《鲁迅先生思想的考察》,却被新闻检查官扣发了下半段(这下半段的内容主要是颂扬鲁迅辉煌的后半生的)。“文救会”决定召开鲁迅先生追悼会,以《商务日报》副刊名义广泛征求发起人。我们征得了工商界知名人士温少鹤、柯尧放作发起人。
11月1日,鲁迅先生追悼会在商业场总商会礼堂举行。参加者有报刊编辑、记者、工商界人士、学校教师、学生及职业青年共三百余人。次日,重庆各报均在显著地位刊登了报道。那次大会进行了四小时,《鲁迅挽歌》响彻会场,气氛悲壮激昂。
**巨笔寿郭沫若**
曾健戎
1941年秋,重庆天官府七号宅前高悬一支巨型毛笔,粗如碗口,笔长五尺许,此为郭沫若诞辰寿礼,堪称古今一绝。
11月是郭沫若五十悬弧之辰,文化劳作届满二十五周年之岁。冯玉祥、周恩来、孙科、陈布雷、黄炎培等四十余人发起为郭祝寿。延安、桂林、香港、星岛(新加坡)等地的文艺界也纷纷响应,召开祝寿会。
16日才是他的生日,而15日午后,天官府七号宅前,已高悬嵌有“以清妖孽”四个大字的硕大毛笔,并在大笔中央放置一面玻璃镜,谓之“照妖镜”,来宾见此无一不欣然大笑。寿星偕幼子扶笔留影,至为愉快。
**郭沫若赋诗贺佳人**
李正文
武汉弃守,郭沫若率政治部三厅来到重庆。因我兄嫂与郭是亲戚,郭氏夫妇便暂住在我兄嫂家里。
徐悲鸿任教中央大学,住中渡口对岸盘溪,与郭常过从。
一次,郭沫若来我家,看到书架上有《盐铁论》便向我借。其实,这部书他已读过多遍了。当时我正在办文学社,便请他题字。第二天,他便送来了题字。写的是汉代路温舒的词:“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悲鸿说:这很有现实意义。
抗战胜利后不久,徐悲鸿与廖静文假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婚礼,证婚人是郭沫若和沈钧儒。
参加婚礼的来宾甚众。但徐、廖早已声明“概不受礼”。于是,五彩缤纷的鲜花便将会场点缀得喜气洋洋、芬芳艳丽。
郭沫若当场挥毫赋诗道:“嘉陵江水碧于茶,松竹青青胜似花,别是一番新气象,盘溪风月画人家。”
**郭沫若和田汉诗**
李萱华
1940年7月31日,郭沫若偕同法国总领事扬克列维奇夫妇游览北碚缙云山。缙云寺住持太虚法师陪他们参观法物展览后,请客人题诗留念。郭沫若翻开留言簿时,一首七绝赫然入目。原来,半月前太虚法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刚从东南亚宣传抗战归来,适逢田汉来北碚作《巩固抗战必胜信念》的演讲,便特邀他于6月16日上山参观。田汉正在参观之际,突然有三批敌机飞越缙云山上空。田汉遂在留言簿上写道:“偕太牟、子展、双云诸兄及珊姊(俞珊)、维中等登缙云山,瞻仰太虚法师携归宝物,适遇警报,云敌机百五十架又来,肆其残暴……”下面是一首七绝:
> 太虚浮海自南洋,带得如来着武装。
> 今夜更无清净地,九天飞锡护真光。
看了留言,郭沫若正准备步田汉原韵和诗一首,忽闻警报大作,只见一群敌机傍山而过,霎时北碚上空浓烟滚滚。后悉,这天有三十六架敌机轰炸北碚,投弹三十余枚,八十七户挨炸,炸死炸伤九十一人。郭沫若义愤填膺,凄然命笔:
> 无边法海本汪洋,贝叶群经灿烂装。
> 警报忽传成底事,顿教白日暗无光。
去诗后写道:“廿九年七月卅一日,偕法国总领事扬克列维奇夫妇、用之及鹤龄夫妇来游,见此册前有寿昌题诗记,遇警报,正拟用其原韵和之,锣声忽传,继而有飞机声,又有轰炸声甚近,盖炸北碚也,日光忽为暗淡。”
**茅盾与文学青年的交往**
文中六
1944年秋在北碚至重庆的客轮上,载英中学学生胡锡培、刘鸿奎结识了文坛大师茅盾。茅盾听了胡锡培关于突兀文艺社的情况介绍并看了他们的刊物后,给予了热情赞扬。此消息不胫而走,会员们都极为兴奋。不久,社长杨本泉便专程去唐家沱新村茅盾住处拜望,表示敬意和感谢。从此,茅盾便当上了这群文学青年的辅导员。
他们经常在茅盾家里聚会谈心,讨论文艺创作问题。茅盾不辞辛劳地为会员批改习作,为《突兀文艺丛书》徐树小说集《纯真的爱》写序。茅盾不但给《突兀文艺》题写刊头,甚至还为该刊撰稿。1944年,茅盾写了一篇《什么是基础的》文章。文中指出:“从事文艺写作的人,应当有冷
静的头脑,热烈的心肠,正确的思想和广博的知识。这四项是基本的,具备了这四项,然后所谓“向生活学习”也者,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茅盾诞辰五十周年时,重庆《新华日报》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获甲等奖的三名作者中,“突兀”会员即占两名,一是胡锡培的《互替的船夫》,二是杨本泉的《丰收》。
**老舍借衣**
石曼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戏剧家之贫困今人难以想像。
1942年2月,老舍的新作《面子问题》将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上演。剧中主角“佟秘书”,是为官多年不得志,而又死要面子的人。著名演员项堃扮演这一角色,需要穿一套合适的长袍马褂。管服装的应云卫夫人程梦莲,跑了好几处都无着落。
一天,老舍先生去剧社看排演《面子问题》。他穿着一身长袍马褂,成色虽旧,料子却是上等的。程梦莲一眼看中,欣喜若狂,但又不便启口。
老舍得知后忙说:“这有何妨?‘佟秘书’就是要穿我这一身衣服才合适,我这件撑门面的长袍脱不下来好办,大家将就一下,每天演戏时,我到后台来。”
2月15日,《面子问题》正式上演。这天正是春节。老舍白天穿着这身长袍马褂去各处拜年,最后来到国泰大戏院后台,把长袍马褂脱给项堃,换上项堃的棉衣,然后等项堃把佟秘书的戏演完,再穿好自己的长袍马褂回家。《面子问题》演了五天,老舍先生借衣也借了五天,天天如此。
**老舍与马宗融**
李萱华
抗战时期,老舍与马宗融都在重庆。马宗融执教于北碚复旦大学,老舍住市区。尽管交通极为不便,这一对文坛挚友仍过从甚密。1942年6月下旬,老舍突然开了马宗融一个大玩笑,他连续在《新民报晚刊》的《西方夜谈》上,发表了《吴祖缃先生的猪》、《姚蓬子先生的砚台》、《何容先生戒烟》等一组富于幽默感的小品。其中首篇为《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文章写道:“马宗融先生的表大概是,我想,一个装饰品,无论约他开会,还是吃饭,他总是迟到一个多钟头,他的表并不慢。”老舍抓住马宗融健谈、唠叨、仗义直言、爱管闲事和平易近人等特点,说他一见到熟人,谈话就没个完。外出时,如在街上见到有人追扒手,他便要去参加追;碰着有人打架吵嘴,他要去劝解,结果是自己又同另外的人吵起来……所以,我们与友人定约会的时候,若说随便什么时间,你哪时来也可以,我们便说“马宗融的时间吧!”
马宗融读了老舍这篇文章,哭笑不得。两周以后,在7月6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忽然出现了一篇署名“东山散人抄寄”的文章《马宗融请潘震亚律师代表警告老舍》。其文极诙谐之能事,一时成为文坛佳话。
**老舍与梁实秋**
李立华
老舍同梁实秋,早年都寓居北平,但却相知不相识。
1938年12月,梁实秋出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主编。一次,梁借《编者的话》批评了“抗战八股”,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文章写道:“所谓‘文坛’,我根本不知其座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这段话,使得身为中华全国抗敌文协主席的老舍动了肝火,遂写了《给〈中央日报〉的公开信》,指名批评梁实秋“态度轻佻,出语儇薄,为抗战以来文艺刊物上所仅见。”其时,二人虽在重庆文坛交锋,但仍不相识。
1939年,梁实秋来北碚卜居“雅舍”。次年,林语堂将自己在北碚的小别墅赠给“文协”,老舍遂住此主持工作。经作家老向介绍,梁实秋登门拜访了老舍。两人一见如故,不记前嫌,过从日密,分手后还有书信往来。1943年老舍住陈家桥时,给梁实秋寄去七律六首,附信说:“实秋兄:北碚别后,想已康复健饭;天暑,千万珍重!在碚,友众酒香,返乡顿觉寂苦——此间惟鼠跳蛙鸣,略有声色耳!工作之余,以旧诗遣闷,已获数律。笔墨游戏,不计工拙,录呈乞正,或足当‘清补’剂也。祝吉!弟舍启”。
1943年,老舍定居北碚,潜心创作《火葬》、《四世同堂》等长篇小说。梁实秋也在碚潜心撰写他的《雅舍小品》,两人交谊益深。一次,北碚各机关团体以国立编译馆为首,发起募款劳军晚会,老舍与梁实秋同台说相声。梁对老舍的相声造诣深表赞赏,对老舍教他的相声要领,默诵不忘。老舍说:“要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说到紧要处时,斩钉截铁地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哄堂大笑……”。他俩说的《新洪羊洞》和《一家六口》两个段子,颇受欢迎。头晚由老舍“逗哏”,梁实秋“捧哏”;第二晚互相对调。二人一胖一瘦,往台上一站,虎着脸,泥塑木雕一般,三分钟不开腔,仅此,观众便乐不可支。两人说起了劲儿,老舍顿时十分激动,高举
折扇向梁实秋头上打去,梁实秋一看不得了,“哎呀”一声,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在梁实秋的眼镜上,梁实秋本能地两手一捧,恰巧接住了落下的眼镜。这时台下掌声雷动,不住喝彩,有人大喊:“再来一回!”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一精彩表演,只是两人的失手偶得。
**忆“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
温田丰
“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于1937年5月。在抗战前夕成立“文救会”,全国除上海外,仅有重庆。“重庆文救会”在漆鲁鱼领导下,采取了秘密与公开、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活动方针。“文救会”是通过温嗣翔(田丰)编辑的《商务日报副刊》,联络了《新蜀报副刊》、《大江日报副刊》、《人力周刊》、《春云》文艺月刊等共同发起的。
“西安事变”后,救亡运动高涨。经漆鲁鱼等与金满成商议,“文救会”于5月16日成立。大会在总商会礼堂召开,选出金满成、毛一波、漆鲁鱼、侯野君、黄宇齐、肖崇素、赵铭彝、陈彝荪、杨超伦、李开先、陈凤兮、温嗣翔、李华飞等为理事。
1937年,“文救会”在渝举办了“暑期文艺讲习班”,由李华飞主持。结业后,还组织了“文艺研究会”,11月更名为“文艺界救亡协会”,重新选举了领导机构。次年,被官方强行解散,被迫更名为“抗敌后援会文化支会”。
**忆“重庆暑期文艺讲习班”**
彭伯通
1937年抗战爆发,重庆各报刊编者联名创办了暑期文艺讲习班。参与者为:《新蜀报·新副》、《商务日报·山副》、《今日的世界》、《海外》、《经济与农村》、《人力》、《文化与生活》、《春云》等。
讲习班设在县庙街黉学小学校(今解放东路重庆二十六中学)。上课时间为每天上午7至9时或下午4至6时。课程有:《文学原理》(李华飞讲),《近代文艺思潮》(先赵铭彝后任意为讲),《作品研究》(金满成讲),《社会科学常识》(李郁生讲),《演剧论》(先萧崇素后赵铭彝讲),《特别讲座》(漆鲁鱼、陈岳生讲)。
讲习班于7月26日开学,至8月下旬结束,为时一个月,青年男女学员五十余人。这种以时代需要的新文艺为内容的讲习班,当时在重庆尚属首创。
**赵清阁卖琴**
大树
1938年夏,日军迫近武汉。女作家赵清阁和难民一起流亡到重庆,适逢日机狂轰滥炸,住处被毁,头皮被炸伤,她只得又迁往北温泉。但是,就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她完成了五幕话剧《女杰》以及其他独幕剧和散文的创作。
赵清阁在教科书编委会任编辑。由于患肺结核,经常需要休息,引起了负责人的不满,她只好辞职。当时的稿费、版税低得可怜。作家度日艰难,而且几乎每天都要忙于“跑警报”,真是心力交瘁!
赵清阁酷爱音乐,闲时以拉小提琴自娱。后来因病,为买一盒进口的退烧药,她不得不把小提琴送到拍卖行去寄售。但她很快就后悔了。因为拉拉小提琴,几乎是她长期生活中惟一的安慰。当她匆匆再到商店去索回时,她的小提琴已经被卖出去了。
她悲痛已极。撑着病体,含着热泪,立即写了篇散文《卖琴》,以控诉生活的残酷,责怨自己的无能。《卖琴》一文在《新民报》发表后,她收到了很多好心读者同情的来信。应云卫夫妇还特地寄了药来,劝她好好保重身体。
几天后,一位青年突然登门拜访赵清阁。他说:“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昨天读了赵老师的散文《卖琴》,我很难过。赵老师的琴是我买的,现在我把小提琴送还给你。”这位青年当面把小提琴送还给了赵清阁。
**张恨水重庆赋新诗**
穆仁
人们都知道张恨水是写旧体诗的能手,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也会写新诗。他写的新诗曾发表在抗战时期重庆的报纸上。
张恨水当时在重庆《新民报》主编副刊《最后关头》。为响应文艺和新闻界提出的“抗战宣传必须通俗化”的主张,他决定在副刊上征新诗稿:“我们打算在本刊也登一些新诗。但有两个条件,要有情感的,要可以朗诵的。为了篇幅关系,还不能长。”在当天的副刊上,他以“关卒”的笔名,发表了一首题为《弹泪集·花瓣儿洒了一身》的新诗:
花瓣儿洒了我一身,
我没感觉到一点儿痛痒,
呆站在一棵桐花树下,
靠着树儿呆望。
路上过去一位老太太,
她后影儿有点像我老娘,
像我那在战区里的老娘!
这首诗写得明朗而又含蓄。以瞬间的联想,凝炼地表现了流亡者的国恨家仇与思亲之情,韵味深长,朗朗上口,短小可诵。
**张恨水的补白诗**
穆仁
报纸副刊编辑的苦恼之一,便是在拼版最后出现一个小小的空白。这时,编者往往在抽屉里翻来翻去,也难找到一篇合适的短稿,而排字工友又守在旁边催你交卷,真是急煞人也!此情此景,即副刊老手张恨水亦莫能外。
1946年7月2日的重庆《新民报晚刊》上,即刊有一首张恨水的补白急就章:“临时哪得短文章?况是区区豆腐方!古有‘敬余’今莫办,挥笔且补两三行。”短短几行,情趣盎然。据说张当年编《南京人报》时,也写过一首异曲同工的补白诗:“楼下何人唤老张,老张楼上正匆忙;时钟两点刚敲过,稿子还差二十行!”
**卫聚贤与《说文月刊》**
刘知渐
卫聚贤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生,受业于王国维,著有《中国考古学史》等书。因与孔祥熙有山西同乡之谊,被孔安插在中央银行当个挂名秘书,并未去办公。
抗战爆发,卫由南京来重庆,在陕西路中段租了栋房子与夫人同住。生活优裕,雇了一位山西厨师为其作膳。
卫创办了同人杂志《说文月刊》,主要发表考古文章,是四十年代重庆颇负盛名的学术刊物之一。《说文》同时还刊登有关古代史的文章,它名为月刊,实际上一年只出三四期。皆因组稿难,筹集出版经费亦难,他总是到处募捐来维持这个刊物。
卫府“往来无白丁”,待客礼仪亦讲究。旅渝历史学界名流如顾颉刚、商承祚、罗香林、刘国钧、吴其昌、冯国瑞等,均常去看他,不在重庆的,过渝也必去看他。我这个初生之犊,因曾撰文批评他治学不严谨,竟被他下帖邀请,也成了座上常客。那时通货膨胀,一般文化人常“三月不知肉味”,可一到卫府总是酒醉饭饱。饭后还可以喝上一杯浓浓的咖啡。即使他不在家,贤惠的夫人也会殷勤留客,让厨师为你做一顿美餐。
商承祚有次开玩笑说:“你可以先开个‘聚贤茶楼’,然后再发展为‘聚贤餐厅’,让我们这些‘贤人’替你吹嘘,一定会生意兴隆的。”
1943年我离开重庆到兰州。1944年返成都小住,卫曾来访,并在春熙西路一家酒楼设宴招待历史学界知名人士。记得出席的有杨钟健、李安宅等人,我也叨陪末座。他返渝时,曾把我编的《戴南山年谱》稿本带到重庆出版,因故迁延,毁于“九二火灾”。
**“四川旅外剧队”在重庆**
蒲定国
1938年1月2日,“四川旅外剧队”从武汉抵重庆,住大梁子(今市中区新华路)世界旅馆。10日,在国泰大戏院(今和平电影院)首演了阳翰笙的《塞上风云》,由陈光导演,周峰饰迪鲁瓦,吴雪饰丁世雄,李恩琪饰迪鲁瓦的未婚妻金花。重庆《新蜀报》于次日发表了“《塞上风云》使千余观众兴奋”的新闻。一连演出了十多场。
同年10月,该队再次来到山城。适逢重庆首届戏剧节,名星荟萃,盛况空前。从10月10日开始,二十五个业余和专业演剧队,在街头义演三天,为前方将士募寒衣。该队也在夫子池演出了吴雪编导的街头剧《女扒手》。参加义演的还有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剧队,演员有赵丹、陶金、沈西苓、叶露茜、钱千里、赵慧深、宋之的、顾而已、魏鹤龄等。在强手如林中,“四川旅外剧队”募集的寒衣捐款竟名列前茅,可见身手不凡。
“四川旅外剧队”在重庆义演后,返回住地巴县白市驿民众教育馆,又为当地群众公演了《逃难到四川》(根据《放下你的鞭子》改编),吴雪演卖艺老汉。
吴雪和该队的编导、演员目睹了当时兵役的种种弊病和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创作了四川方言剧《抓壮丁》,经过多次修改,成为一出地方性鲜明的保留剧目。1940年2月,“四川旅外剧队”曾到延安多次演出此剧。
**中华剧艺社之诞生**
田稼 赵安全
1941年春,阳翰生秉承周恩来关于创建民营剧团以推动进步戏剧运动的意见,策划了一个具体方案:一、组织一个企业剧团,演员不脱离原单位,生活上有保证;二、演出剧目,以现实主义的为主;三、领头人既要真正懂行,又要有组织才能。
同年4月,阳翰生经与陈鲤庭、陈白尘等在张家花园“文协”商定,由陈白尘、陈鲤庭、张骏祥、贺孟斧、辛汉文、孟君谋等六人组成中华剧艺社理事会,请应云卫任理事长,陈白尘兼任秘书长。剧社成员有秦怡、刘裕民、赵慧深、苏绘等约二十人,连同工作人员在内,固定在剧社工作的不足三十人。演出时,再特约在官办团体供职的朋友来支援,这些朋友有白杨、舒绣文、顾而已、张瑞芳、金山等。
1941年6月11日,当时重庆惟一的民营剧团中华剧艺社,便在南岸黄桷垭苦竹林一所简易的民房中诞生了。
**宋之的说台词**
李华飞
抗战时,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重庆上演大型话剧《民族万岁》(陈白尘、宋之的合著)。时值《春云》杂志急需组稿,我与朱芝菲兄商定在永年春餐厅设宴,由我去邀请了叶圣陶、陈白尘、宋之的、沈西苓以及漆鲁鱼、金满成等赴宴。
宋之的善饮。端起一满杯允丰正黄酒说:“来,华飞,我们初识,谢盛情干一杯。”那时我年轻,也好酒贪杯,顺口挑战道:“好!按重庆规矩,酒要巡、敬、陪喝三杯。”之的很豪爽,在众人掌声中,我俩一气喝了三杯,随后又饮了三五杯。
“之的,晚上的戏你还有角色啊!”西苓说。
“那就吃菜吧!”之的漫应着,但我发现他已微醺了。
晚上看《民族万岁》。宋之的演记者,只有一句台词。当一位全副披挂的师长上场时,之的忙趋前取出照相机说:“我替你拍一张照片好吗?”
“念错了!”西苓急得在幕后直跺脚。之的大概察觉到什么,又慌慌张张地补上“将军”二字,总算遮盖过去了。
戏完,宋之的在后台揶揄地说:“剧本好写,演员难当呵!”他承认把“将军,代替你拍张照片好吗?”这句台词念错了。此事一时传为剧坛趣闻。
**京剧厉家班**
厉慧森
京剧厉家班系著名京剧琴师、先父厉彦芝所创办。三十年代初,先父曾为京剧前辈名宿金少山操琴,后在上海“更新舞台”任琴师兼后台经理。1935年该台班社逐渐形成厉家班。厉慧斌、厉慧良、厉慧敏、厉慧森、厉慧兰、厉慧庚兄妹六人同父异母,自幼随父学艺,五岁开始登台演娃娃生。同班演员的子女亦先后随先父为徒,陆续排练剧目,插入成人场中演出。由于苗子整齐,基本功扎实,深受上海观众喜爱,随口称之为厉家班。
1936年,厉家班在上海已初露头角。当年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第九期上曾有《童伶平剧厉家班》(作者穆一龙,即漫画家丁聪)的专访。上海丽歌唱片公司邀厉氏昆仲灌了十张唱片。随即开始闯荡江湖,先后献艺于南京、宁波、杭州、镇江、南昌等地,班底由五六十人扩至百余人,所到之处皆受欢迎。观众誉慧斌(净)、慧良(文武老生)、慧敏(旦)、慧森(丑)、慧兰(老生、老旦)为“厉家五虎”,陈慧林(武生)、陈慧君(生)、邢慧生(武净)为“慧氏三杰”。
八年抗战中,在中南特别是西南各地演出大量爱国的剧目,深受抗战军民喜爱。1937年在长沙演出了《风波亭》。1938年6月在武汉为世界学联代表会演出了《抗金兵》。同年10月来到重庆,首演于章华大戏院。后又辗转至贵阳、昆明。几年中,先后演出了《明末遗恨》、《花木兰》、《戚继光歼倭记》、《吴越春秋》、《班超》以及由名家龚啸岚编剧的《岳飞》,并与金素秋合演了欧阳予倩编的新京剧《梁红玉》,与李紫贵合演了《徽钦二帝》等。1945年国共和谈时,10月8日,张治中将军假军委大礼堂宴请毛主席,厉家班应邀演出了《十三妹》和《法门寺》。毛主席回到延安后,一次在杨家岭礼堂看京戏中场休息时对阿甲说:“在重庆,蒋介石三次请我看戏,我看了两次(均为厉家班)………他们在技术上比你们高明………”,对厉家班的技术表示赞赏。
厉家班治班严谨,从不演“劈”(“大劈棺”)、“纺”(“纺棉花”)等坏戏。同时依靠关盛明、赵瑞春、代国恒等老师,一直坚持边演出边教学。先后培养了演员一百余人,使“抗战胜利后未出现京剧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中国京剧史》第三百二十页)。其中秦慧芬现为台湾梅派传人,张慧鸣为著名京剧教师,沈福存为名旦。由沈福有培养的李晓兰,被评为1991年全国中青年京剧大奖赛优秀演员和四川十佳演员。八十年代,文化部组织中国京剧艺术家代表团赴香港演出,由厉慧良、袁世海领衔。1988年,厉家班应邀到美国巡回演出近三个月,受到了热烈欢迎。
**陈书舫从艺起步荣昌**
杨宗昆
1932年秋,荣昌正法场办“秋报会”,要找戏班来演戏。乡里的士绅提出要请京戏班来唱,换一个口味。于是四方打听,请来了“九云凤”的京戏箱子。“九云凤”就是陈书舫的妈妈,擅长演武旦。我有幸到正法场去看戏。“九云凤”那次演出大型武戏《铁公鸡》。她扮相好,服装全新,靶子又熟,可算唱、做俱佳的好角。会首还给她挂彩,放火炮。
陈书舫那时还未满十岁,已能登台演几折拿手好戏,人称“七岁红”。她年幼而好学,随母亲赶台口,走城乡,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小小年纪就崭露头角。后来她们不唱京戏,改唱川戏了。
1943年,川剧演员韩金城的箱子在荣昌各区镇演出。这时陈书舫已是川剧新秀。她在荣昌烧酒房、吴家铺、盘龙场、河包场、梁家场、青江滩、昌元镇城关都演过戏,得到成千上万观众的称赞。
陈书舫的拿手好戏是奴旦戏。她演《花田写扇》中的春莺丫头,尤为观众喜爱。一出场就先声夺人,在舞台上蹦蹦跳跳,把剧中人物演得生动、活泼。在河包场演《桂花亭》中的丫头秋香也很精彩。她人小,手又巧,在台口边空手一招,招来一朵鲜花。用手一抢,花便转圈。越转越大,越转越艳,好似幻术变法,台下观众无不叫好!在清江滩演出《下游庵》时,她反串小生徐元宰,不但声腔有味,吐字有力,气度也儒雅潇洒,全无女人胭脂味。
陈书舫在十几岁时,本行演闺门旦。但她不囿于一行,继承并发展了川剧前辈旦角表演艺术家周慕莲、薛艳秋、白玉琼、阳友鹤演唱艺术的优点及各流派之精华,做到兼收并蓄,转益多师。
陈书舫就这样从荣昌起步而走向巴蜀舞台,卓然成为川剧界的佼佼者。
**“四川梅兰芳”薛艳秋**
杨忠全
1936年,川剧名旦薛艳秋(原名陶菊生,字泽民)与成都、重庆两地名艺人白玉琼、赵焕臣、魏香庭等,组织“成渝川剧团”,闯出夔门,奔赴上海演出。
带有巴蜀文化特点的传统川剧,第一次出川抵沪上演,引起了上海戏曲界名人的极大兴趣,纷纷前往剧团去现场观摩。薛艳秋的表演艺术尤受瞩目。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京剧大师观摩后,对薛亦赞叹不已。据传,梅兰芳是特地从香港赶回上海观摩川剧的。
梅兰芳看戏后,还特邀薛艳秋到他家中作客,并亲笔手书“雪梅”二字制成锦屏相赠,一时传为佳话。
次年,抗日战争爆发。薛艳秋返回重庆在章华戏院演出,门前挂着“艳丽亲王”斗大四字,场场爆满。内迁来渝的外省观众,异口同声地称赞薛为“四川梅兰芳”。从此,这个雅号便蜚声艺坛。
**教授昆曲小组**
郑韵音
抗战时期,重庆沙磁区的松林坡麓中央大学教授宿舍里,经常传出悠扬悦耳的昆曲声,这是一个由教授们组织的业余昆曲组正在练习。组员有词学大师、中文系的唐圭璋,英国文学专家、外文系的俞大绂(女),留英的数学系教授唐毅,留美的农经系教授韩德章等知名人士。他们的共同爱好是曲调古朴典雅、词藻瑰丽多彩的昆曲,且吹拉弹唱兼而有之。如唐圭璋的曲笛、唐毅的凤笙,韩德章的小三弦等,伴奏乐器基本齐备,能各显身手,吟唱各自的拿手曲目。在当时紧张的教学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中,能以这样高雅的情操丰富精神生活诚非易事,也激励了中大白雪国乐社同学们的兴致。他们排练了昆曲曲牌《朝元歌》和国乐大师刘天华创作的《变体新水令》,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韩德章教授还特地为白雪社员做了中国音乐史的专题报告。教授们的多才多艺,使同学们受到陶冶,受益匪浅。
**火文坛**
**丰子恺“传神之笔”**
唐唯目
1944年深秋,著名漫画大师丰子恺先生应合川县金融界邀请,在县城药市街银行业公会举办了为期五天的画展。画展期间,行长、经理们轮番设宴招待丰子恺,乘机苦索字画。其中最活跃者当数新任和平银行经理郑国风。他得到了丰子恺先生当场题款相赠的作品。这幅画原被他挂在银行客厅里,忽听文化界评说是“传神之笔”,便当宝贝移至家中,很难为人所见了。
1945年底,我正在念初中,因与同学偶聚于郑经理家,有幸见到了这幅漫画。这是一幅精裱的水墨单条,笔法简炼夸张,画面为一个西装革履,口含雪茄,双目微合,悠然自得,仰睡在有布篷的滑竿里的大胖子。滑竿因载重中段下凹,两头上跷,两个赤脚光膊、骨瘦如柴的人抬着滑竿,双手使劲下压跷起的竿头,满头大汗淋淋,四只脚在上山的石级间艰难地移动。画左上端题词曰:“二个先生坐滑竿,四条长腿爬山岭”。落款是“癸未秋丰子恺客合写,国风经理指教”。亲见这幅画后,我对文化界所说的“传神之笔”便恍然大悟了。
**徐悲鸿与《巴之贫妇》**
杨仁健
1937年10月,徐悲鸿从桂林辗转来到重庆,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
那一年除夕之夜,徐悲鸿独自漫步在嘉陵江畔。远处迷茫的灯火,似乎更增添了长夜的凄凉。突然间,夜幕中映出一个衣衫褴褛的妇人,边走边捡地上的破烂。岁暮凋年,这世界上还到处是贫苦无告的穷人。画家的心被震动了!他不由自主把手伸到衣袋里,急匆匆掏出所有的钱,塞到那妇人手中。那妇人接过钱,感激地连连鞠躬,然后拄着拐杖消失于浓雾之中。
徐悲鸿又慢慢踱回到校园,内心却再也平静不下来,一丝灵感在他脑海里翻腾着。他疾步返回宿舍,打开电灯,摊开画布。那贫苦妇人的形象,鲜明地映在他的脑海里,一旦提笔,便欲罢不能。黎明前,徐悲鸿离开了画布,并后退了几步,让自己作全面审视。他的嘴唇在喃喃自语,但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他的灵感已经升华,化为一幅杰作。
这就是徐悲鸿的名作《巴之贫妇》。画的右上角,有一行小字:“丁丑除夕,为巴之贫妇写照”。
**忆徐悲鸿师**
骆映村
1942年—1946年,徐悲鸿重返中央大学(重庆沙坪坝)艺术系执教,我有幸在该系就读。他没有在系里开课,但经常召集全系师生于大教室讲课作国画表演,或是巡回各班亲切地指导学生学习。
1943年秋我上二年级时,校里尚未开国画课,但我喜欢画国画。一次徐师来班上指导,当我看到钉在墙上的“素影秋声竹月图”后问道:“不是临摹的吧?”我作答后,他接着说:“能自立作画很好。”随即欣然挥毫为我画了一幅墨竹,并边画边向我说:“竹叶最难画好,只有多观察自然,既‘胸有成竹’,又不抄袭陈法才行。旧的国画非改革不可!”
最令我难忘的是,1946年初夏,我创作了一幅大型的“山雨欲来”的山水画,裱画时有意裱上一方诗堂,以待老师题词作毕业纪念。我是个穷学生,还得抽时间在校外兼课找零花钱。一天下午,当我上完课回到教室时,徐师已用苍劲的书法把画题写好了。题词是:“咫尺但愁雷雨至,苍茫不晓神灵意。”落款为:“映村弟画,悲鸿题”。不久,中大迁校南京,我再也没有见到悲鸿师了。但他那穿着褪色蓝长袍的伟岸的身影,至今时时仍在我眼前浮现。
**“猫国春秋”趣闻**
洪增寿
诗和画似结不解之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946年3月,著名漫画家廖冰兄的《猫国春秋》在重庆展出,轰动山城。重庆老鼠大而且多。作者即以之为题,横涂竖抹,令人称快。展品中有一幅《诛逆图》,尤为醒目。图中画了一个正直善良的人,被一只倒立着的野兽当作叛逆,横暴杀戮。郭沫若看了大为感慨,当即挥笔写下一首漫画式的倒题诗:
> 逆犯郭沫若
> 让敬奈冰
> 我请我兄
> 倒猫只叫
> 题王剩我
> 一恕骨打
> 首罪头油
当场,历史学家翦伯赞也和了一首:
> 冰兄作春秋,
> 乱猫贼子惧。
> 气死孔夫子,
> 抢了好生意。
当时物价飞腾,一日数涨,民不聊生。翦诗亦切中时弊。
**绿天鸿迹**
卢继东 柯善信
柯璜字定础,号绿天野人,浙江黄岩人,当代著名书画大师。柯璜于书法,尤爱大草。每天必临池,数年如一日。尝言:“一日临池恍大悟,世间无物非草书。”他作书常用大铜管笔,兴之所至,或吟或唱,或猛吼一声,观者为之一震。先生于画,则多以草书入图。其藤萝,曲屈盘虬,良多趣味。时人曾赠诗云:“铜管三斤逸兴来,仰天大叫訇霹雳”;“飞龙复化挂老藤,藤萝纵横天地窄。”二十年代,先生任北平故宫古物陈列所主任委员,适齐璜白石居北平,过从甚密。常见齐璜画扇面,柯璜于扇背面题字,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时有“二璜唱双簧”之美谈。五十年代,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时,见先生画古柏一幅,赞口不绝,即索取珍藏。
柯璜为人谦和厚道。无论寒士乡人,贩夫走卒,凡求见,必以礼相待,且亲送出大门。
抗战期间,笔者卢继东有幸与先生同住重庆歌乐山云顶寺寓所,常见他独立于大门之外,目送客人。万绿丛中,美髯飘飘。
柯璜为人十分达观。晚年曾作长短句自挽:“璜生黄岩,黄种人,炎黄子孙,亿万年间偶现身,今覆黄土,入黄泉,不似黄粱,胜似黄粱,一枕长眠,神还太虚,其乐无穷。”
柯璜卒于1963年,享年八十又七。
**戴爱莲挑演员**
文履平
1945年下半期,育才学校筹备春节大演出,目的是:一、与识字班乡民联欢;二、移植陕北秧歌舞;三、在此基础上成立舞蹈组。新来我校的舞蹈家戴爱莲担任舞蹈组长,演员也由她挑选。陶行知校长下令说,凡选中者,无论其为师为生,均需服从指挥。戴挑演员极为细致,对身材、体型,特别是腿部有严格要求。
演出在合川古圣寺外广场举行,由戴爱莲亲自领舞。同学们情绪热烈,一时宛若置身在陕北。节目中有《西藏舞》,其中扮演和尚的演员大家只觉面熟,一时辨认不出来。后来方知是常进出古圣寺烧香换水的小和尚。
春节过去后,小和尚成了我们的同学。他因家庭十分穷苦,从小被送入山门。戴爱莲选中他
**烽火文坛**
当演员后,商得住持同意和本人自愿,便在舞蹈组从师于戴爱莲。一年多后,他参加了地下斗争,成了一名革命战士。
**贺绿汀谱曲长江之滨**
艾白水
由端木蕻良作词、贺绿汀谱曲的《嘉陵江上》,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流行很广的一首歌曲,不但群众喜欢唱,许多歌唱家也作为保留节目经常演唱。
1978年,贺绿汀来重庆旧地重游。当他对文艺界作报告时回忆起当年在重庆创作此曲的情景,不禁悠然神往:那是1939年春末的一个月明之夜,他一边反复吟味着到手的歌词,一边沿着重庆下半城的南纪门朝珊瑚坝走去。面对潺潺的流水,皎洁的月光,他在珊瑚坝上漫步着……渐渐地,“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鸣咽地流过,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歌词里抒写的那种悲愤与凄凉的旋律浮现出来了,一股不可遏制的流亡者思乡之情摇撼着他。当晚一回寓所,他就完成了那首激动着千百万人心弦的曲子。
贺绿汀笑着说:“《嘉陵江上》原是产生在长江之滨的珊瑚坝上,不过那儿距嘉陵江也不远。重庆本是两江汇合处嘛!”
**《秋子》在重庆首演**
陆岚荪
1941年,山城重庆首演了我国第一部大型歌剧《秋子》。1943年1月又在抗建堂重演,曾轰动一时。该剧的剧情是:在江苏扬州的一个咖啡厅里,侵华日兵宫毅偶然与当军妓的妻子秋子相遇。因日本反动当局谎称“宫毅阵亡”,秋子被骗逼来华当了军妓。骗局揭穿,夫妻俩抱头痛哭。宫毅愤而与长官发生搏斗,不幸秋子竟被流弹击中身亡。宫毅与日兵打死长官,毅然倒戈参加了中国的抗日队伍。
歌剧的编剧是臧云运和李嘉,导演是吴晓邦。臧曾在日本留学多年,吴也去过日本。他俩熟悉日本的风土、人情、习俗和舞蹈艺术,他俩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歌剧的主演是张权、莫桂新和田见龙。张、莫都是当时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声乐教授黄友葵的得意弟子,分担了男女主角的独唱重任。此剧由业余合唱团伴唱。全部伴奏由中华交响乐团担任,黄源洛作曲,王沛纶担任指挥。
首演轰动了山城。观众纷纷要求再演,场场爆满。
**文坛刘氏三杰之一刘北茂**
陆岚荪
蜚声于二十年代的中国刘氏三杰是:长兄刘半农,二弟刘天华,三弟刘北茂。刘半农为知名的新文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刘天华以毕生精力从事二胡琵琶的研究、创作和教学,为我国最著名的国乐大师;刘北茂是燕京大学英文系高才生,历任几所大学的英文教授,著述甚丰,同时受乃兄天华的影响,对二胡造诣亦深。
抗战时,北茂先后受聘任西北大学和国立音乐学院的英语教授。1943年春,我俩初识于青木关。他为人谦和热诚。1944年春,笔者应邀去巴县兴隆场朝阳学院,辅导国乐社排练节目并筹办演奏会。适北茂在该院兼授英语。我们重逢并有幸同台演出。北茂的二胡独奏《虞舜熏风曲》、《小花鼓》、《前进操》大受欢迎。后两曲是他的创作,轻快活泼,催人奋进。前一曲在演奏技法上也有独到之处,古朴典雅,韵味浓郁。
1946年秋,他改任国立音乐学院的二胡教授,我曾再访。适南京益世广播电台邀请举办“特别音乐节目”,我们共同承担了“二胡琵琶独奏会”的演播,受到南京广大听众的欢迎。1947年,他应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之邀,在文化会堂举办了“刘北茂教授二胡独奏会”,受到了中外听众的热烈欢迎。节目单是他亲自编写的,中英文对照,不愧为天华的嫡传弟子。他还多年从事二胡曲的创作,1957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二胡创作曲集》,包括小品十一首、独奏曲十三首和全部乐曲解说,曲文并茂。
**军乐专家洪潘**
陆岚荪
三十年代中期,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系的毕业生洪潘,曾上书当局愿立志发展我国的军乐事业,并毛遂自荐要去欧洲留学专攻军乐。后如愿被派往奥地利等国学习军乐。学成归国到重庆后,当局立即让他筹建我国第一所军乐学校,并委以少将军衔的校长职务。经过几年的军乐教育,培训了一批人才,在重庆组建成一支实力雄厚的陆军军乐团。1944年6月12日陆军军乐团在抗建堂举行了第一次演奏会,由洪潘指挥演奏了世界名曲,博得了听众的好评。
1945年7月12日,在重庆大学的团结广场举办了有中大、重大、中工、艺专、上海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省教院、药专、南开中学等十六所院校师生共八千余人参加的军乐晚会,由洪潘指挥陆军军乐学校军乐团演奏了雄壮的军乐和
**世界名曲**
早在1943年5月,军政部就曾集中重庆的八支军乐队的优秀演奏员及军乐专家,在国泰大戏院组织了一次联合演奏会,由洪潘导奏,从而开创了大规模军乐演奏的先河。
**夏孙楚与白雪国乐队**
郑体思
夏孙楚,江苏江阴人。自幼酷爱国乐,精擅二胡。抗战中,他在合川县国立二中任生物教师。课余,曾出色地辅导了高中部白雪国乐队,并在合川、北碚等地公演。演奏的曲目有:《将军令》、《连环扣》、《凯旋》、《欢乐歌》等丝竹乐、广东音乐以及夏自己演奏的二胡独奏《怀乡行》、《月夜》、《空山鸟语》、《光明行》等。他的演奏技艺甚高,能激发爱国热情,催人奋进。
尤为可贵者,是他培育了一批国乐苗子,使国乐后继有人。他手下的这批队员考进大学后,像滚雪球似的,又纷纷组织国乐社,让民族艺术之花开遍了大后方。郑体思组织的中央大学白雪国乐社,徐竹铭组织的武汉大学国乐社,戴钺、刘德阴组织的四川大学国乐社,苏祖慈组织的朝阳学院国乐社,郑体宽组织的中央工校蟠涛国乐社,王洪书组织的中央研究院吟风国乐社等国乐社活动频繁,饮誉大后方,有的甚至蜚声海外。这些都是夏孙楚辛勤栽培的硕果。他后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二胡教师和国立四川大学国乐教授,曾多次成功地举办过二胡独奏会。
**杨大钧创作《蜀道行》**
郑体思
抗战军兴,杨大钧西行入川。当轮船经过三峡天险,忽听甲板上有人高声朗诵“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杨先生思如泉涌,取出琵琶转轴拨弦,轻拢慢捻。美妙动人的旋律,便从他灵巧的手指上源源流出。乘客们纷纷围拢过来,以惊奇的目光,凝视着这位演奏者。杨先生的杰作《蜀道行》的主旋律,就是来源于这次触景生情的即兴演奏。后来他为避空袭,来到合川白麓山濂溪祠,在这苍松翠竹交相辉映的优美环境里,反复试奏修改,终于写成了琵琶独奏曲《蜀道行》。全曲分为巫峡湍流、夕阳泛舟、纤行欸乃、渔歌唱晚、晚叶秋风、滩边夜泊和清江引(尾声)共七段。曲调舒缓,旋律优美动人。特别是“纤行欸乃”这一段,把行船三峡逆流而上,靠纤夫匍匐爬行,川江号子吟哦吆喝声写得淋漓尽致。此曲经作者多次演奏,通过当时的中央和国际两台的广播介绍,受到听众们的好评,后由作者灌成唱片广泛流传。
**杨大钧琵琶独奏会**
郑体思
抗战军兴,杨大钧因避空袭,暂居合川城内。县城遭炸,又移居城郊白麓山濂溪祠,兼任濂溪中学音乐教师。白麓山在合川涪江对岸,景色优美,是弹琴练曲的好地方。
1944年春,他应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邀请,从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他是教授兼音乐系主任)专程来沙坪坝中大大礼堂,举行了两场盛况空前的琵琶独奏会。在重庆和四川迄无人举办过琵琶独奏会,这是首次举行。中大大礼堂可容千余座,听众文化层次较高,多为大学教授、专家和大学生,不少知名教授还纷纷即席吟诗填词,抒发听后感,礼赞杨先生的高超技艺与艺术修养。演奏的曲目丰富多彩,除传统的琵琶文武大套名曲如《青莲乐府》、《平沙落雁》、《塞上曲》、《汉宫秋月》、《浔阳夜月》、《十面埋伏》等外,也有大众欣赏的小品——瀛洲古调选曲如《飞花点翠》、《蜻蜓点水》等,还有一些近人的创作,如刘天华的《歌舞引》、《虚籁》,朱英的《难忘曲》、《枫桥夜泊》,王君仅的《红叶》,以及他本人创作的《蜀道行》等。
杨先生师从平湖派大师李芳园弟子朱英多年,又得教于汪煜庭、徐立荪等琵琶名家,形成了立足于平湖派,而又博采浦东派、诸城派、崇明派等各家之长的独树一帜的大家。
**八百把二胡大合奏**
艾白水
八百把二胡举行一场大合奏,蔚为壮观。促成这一奇观的人,是中国鼎鼎大名的二胡作曲家刘天华的弟子储师竹。储也是二胡名家,既擅演奏,也能作曲,抗战前夕已是南京音专的教授。抗战爆发,储辗转流亡来到重庆,任北碚兼善中学音乐教员,聊以维生。1939—1941年在兼中任教期间,对学生大讲音乐对人生的作用,提倡用牛皮纸取代蛇皮蒙二胡,因陋就简开展器乐活动,致使二胡空前普及,全校学生几乎人手一把。不仅课外时间处处弦歌,就连课间休息的短短十分钟也是乐音缭绕。
1940年秋,清瘦颀长、诲人不倦的储师竹老师主办了一次二胡大合奏演出。全校一千二百个高、初中学生,竟有八百把二胡参加。演出在北碚鸡公山上该校的体育场举行。由于没有如此巨大的舞台,乐手只得分坐台上台下,表演者反比观众还多,真是盛况空前。合奏的曲目记得
有《良宵》、《前进操》等。独奏曲目则有演技要求很高的《空山鸟语》(刘天华曲)和储师竹为纪念刘天华而作的二胡曲《山村夜奠》等。
那次演出后不久,储师竹便离开了兼善中学。抗战胜利后,他回南京就任了南京音专国乐系主任。而储培育的二胡传统却在兼中留下来,持续了许多年。
**独弦应工的胡琴圣手陆青云**
夏庭光
著名川剧鼓师陆青云早年操琴,有胡琴圣手之称。
1940年,陆青云已登上鼓师座位,极少操琴。一次演出胡琴戏《杀伯奢》,主角陈宫与曹操的两位扮演者嗓音高低不协调。唱段有间隙时,琴师不难用两把胡琴来对付。但一旦遇到对唱或节奏急快时,唱段间仅有击乐“壮丑”锤半的间隔,琴师便来不及更换乐器了。这样棘手的“琴活”极考琴师功力。该戏的操琴者只得向陆青云求援。陆打完前一剧目后,便放下鼓板签子,拿起胡琴。当两位高低不同调的演员对唱时,只见他以极快的速度移胡琴“码子”(调整升降调)。演唱人运腔自如,听唱者毫不岔耳。更有甚者,是在陈宫独唱“他不该聚役把你我捉拿”一段时,陆青云操作的胡琴突然断了一根弦。这时唱不能停、琴不能止,乐队同人都捏了一把汗!可是陆青云却若无其事。居然用一根独弦伴奏完全部唱段,而观众竟没有觉察,演员也不知出了断弦事故。
这种独弦应唱腔的技艺,堪称川剧艺坛一绝!
**杨帆参加青年会歌咏队**
野谷
重庆职业青年会领导人之一杨帆,早想搞个宣传阵地,苦无门路。一天看电影,见银幕上打出“青年会歌咏队招收队员”的广告,电影完后,杨帆立即跑去青年会报名。那个歌咏队原是上层青年妇女的娱乐社团,对宣传抗日并无多大兴趣。杨帆邀了一批职救会和学生救国会的会员参加进去后,原来的队员纷纷自动退走,于是青年会歌咏队变成了清一色的救国会歌咏队。这个队苦于一时找不到教练,丁雪松略会弹风琴,便由风琴权作指挥,大家跟着和唱。肖崇华来当教练后,歌咏队大有起色。节假日便拉到街上、码头演唱,甚至登广播电台播唱。一时,山城大唱抗日救亡歌曲。这自然引起了别动队的注意。1935年9月某晨,别动队逮捕了杨帆,移送宪兵三团受审。当军法官问他“歌曲甚多,为何只唱一种”时,杨帆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法官岂不知道?”法官大窘,降低声调说:“假节日你们闹得满城风雨,太不成话。”杨帆却说:“日本侵略我国领土,才是太不成话。”一连审了几个晚上,换了几个军法官,还是审不出什么名堂,最后只好取保释放。
**曹禺弹钢琴**
叶语
四十年代初,我在重庆一个同人剧团——中国实验歌剧团当演员,应邀为话剧《安魂曲》中的合唱插曲配唱,参加了这个剧的演出全过程。
《安魂曲》是18世纪欧洲古典音乐大师莫扎特的最后一部,但却未能完成的作品。与作品同名的话剧是一出反映莫扎特音乐生活与爱情生活的抒情悲剧。剧中主人公莫扎特当时由著名剧作家曹禺扮演。
曹禺治学严谨,思维缜密。他对还差五六天才满三十六岁就离开人世的莫扎特的思想性格、追求、家庭、爱情等各方面,做了深刻的理解和研究,通过表演上非常严格的雕琢,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扣人心弦、宛如莫扎特复活了的艺术形象。戏里有莫扎特弹奏“哈卜雪可特”的场面,这是一种十八世纪的钢琴,我们没有。曹禺也根本不会弹钢琴。可是出现在舞台上的曹禺,俨然是一位高超的艺术大师,在观众眼里,无论手形、指法、姿势、力度、速度和音区、音位及情绪起伏、内心感觉、韵味变化,皆与音乐要求符合,和谐中肯,毫发不爽。“哈卜雪可特”当然是道具,琴声是由另一位演奏家弹奏出来的。但为了这几分钟的表演,曹禺花出了十倍、二十倍的精力。为吃透乐曲的内容,摹拟弹奏钢琴的技术、细节,研究十八世纪音乐家弹琴的风度,他在钢琴家的辅导下,如小学生一句一句地练,一段一段地练,从而心领神会,丝丝入扣,达到心手相应。观众赞不绝口:“曹禺还有这么高超的钢琴演奏素养!”
**编丛新书战时学官忆南京中大迁重庆**
夏宗绵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都陆续内迁。最先迁到重庆的,是原南京中央大学。我在1937年暑期参加中央、武汉、浙江三大学联合招考,被中央大学农学院录取。10月中旬,在上海接到去汉口报到的通知。从10月下旬开始,中大办事处将集中在汉口的各年级学生,分批搭乘民生公司轮船溯江而上,经在宜昌、万县换船,11月中旬先后到达重庆。男生分往两路口川东师范学校(今文化宫内)和曾家岩求精中学(今重庆六中),女生分往夫子池重庆女师(今大同路小学)和观音岩义林医院(今重庆外科医院)。12月初,沙坪坝临时校舍盖成,才全部迁入。
全校有文、理、法、农、工、医、教育(后改师范)等七个学院,三十多个系科。除医学院和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中的兽医部分设在成都外,师生一千多人全部住在沙坪坝。临时校舍建在嘉陵江西岸重庆大学松林坡,系简易平房,计教室七栋,学生宿舍五栋(男生四,女生一),还有办公室、图书馆、大礼堂、饭堂、教职工宿舍等。1938年,学校又在嘉陵江上游东岸江北县柏溪设立分校,各院系一年级学生在此上基础课一年。
校方早在当年9月23日就得到教育部通知,迁校重庆。因动手早,交通还不太紧张,加上在四川的中大校友的支持,迁校工作做得非常顺利、彻底,连化学试验室的水管,体育系的德式铁质活动单双杠架乃至农学院的奶牛都迁来了。中央大学至1946年秋迁回南京。在渝十年,学校有长足发展,院系多有增加。
**胡小石含泪听曲艺**
张长炯
1937年,我就读于重庆川东师范学校(校址在今重庆市文化宫)时,佘雪曼是我们国文课教师。而他在中大求学时,系著名教授胡小石的学生。一日上课时,余谈及与胡师同听逃难来渝之秦淮名艺人董莲枝演唱后,师生曾有即席酬唱的事。胡诗曰:“水阁秦淮灯万星,董娘秋老唱闻铃,郎当此日同为客,夜雨千山忍泪听”。余和联曰:“几阵哀弦、漫赢得鸟泣青枝,燕悲莲幂;数行征泪,空记取人辞歌馆,月照秦淮。”余于联末并附有小注:“莲枝艺人,国破后,鬻歌入蜀,声益凄惋,其闻铃一曲,哀感顽艳,尤为时贤所称。余巴人也,偶接清徽,尤钦雅艺,悯其沦飘,若具同感,因为此联,以志赏会云耳。”四十年代初,我亦考入中大中文系。时胡已年近花甲,犹勤恳教学。今已故去三十年矣!
**陈望道论才子与学者**
何鸿钧
抗战时期,陈望道执教于重庆北碚夏坝复旦大学,兼新闻系主任,主要讲授论理学与修辞学两门课程。陈先生讲课时,并不拘泥于课本,而是随时拈取教材,不断出新。有次讲到动名词的用法,适值美军在阿图岛登陆,他说:“最近,我对重庆各报标题作过比较,多数标的是‘美军在阿图岛登陆’,而《大公报》却不然,它把登陆二字用作动词,标为‘美军登陆阿图岛’,就显得很有力量。”讲到女性的代词,他说:“但须掌握其特点,随处可得。从‘六宫粉黛无颜色’一语,可摘取‘粉黛’二字作为女性代词,可以说‘粉黛’来矣!”他又道:“现在女性喜着旗袍,也可以说:‘旗袍’来矣!”陈常强调概念的准确性。某次,有学生问:“才子与学者是否同义语?”陈答:“非也。所谓才子,其今日之言可以异于昨日,其明日之言可异于今日也。而学者则不然,学者之言论与主张一致,既连续,且系统,不轻易改变也。”他进而补充:“准此,所谓政客与政治家,亦非同义语,即可依次类推。”
**退还学生版税的教授**
游仲文
抗日战争时期,北碚复旦大学陈望道教授主讲《修辞学》。他所撰《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专著,他选定此书作为教材。《修辞学发凡》于1932年出版,多次再版。1944年秋,新闻系一年级新生入学。陈望道教授在讲授《修辞学》第一课时,身着长衫,手夹皮包,到了讲台,打开皮包,拿出书本。接着,又抓出一堆小钞票放在讲台上。学生们发愣了,不知这位老先生要做什么。
陈教授首先向新生发问:“买了《修辞学发凡》的请举手。”这时,买了书的都举起手来,却
不知老师的用意。紧接着,陈望道微笑地向学生说:“凡已买书的都上来。你们买书时,在定价中,有一小部分是出版社付给作者的版税。现在我把版税退给你们。我不收学生的版税。”课堂顿时活跃。这些大学一年级新生,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美事。
**重庆沙坪坝学生公社**
郑韵音
抗战时期的重庆沙磁区,有一所闻名遐迩的学生公社。它于四十年代初修建在中央大学附近的柏树林,距重大、中工的学生宿舍很近,学生课余,便可去参加活动。这个公社是由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经费从世界各地募集而来,主要服务项目,是对贫困学生补助和救济,办法是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接受补助的同学,可以选择适合自己能力与兴趣的工作,如管理图书室、游艺室,磨豆浆打豆浆、放演幻灯、筹办唱片欣赏会、主办英文会话和查经班、合唱团等等。参加服务的同学,必须确是经批准的经济困难者,每周服务时间不得超过四小时,以便能让更多的同学有机会参加服务。当时不少经济困难的同学,都因此而免遭中途辍学。有些患病的同学,经医院证明,还可以申请医药和营养补助。总之,学生公社为同学们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同时也丰富了广大学生课余的文化生活。
**两个部长抬校长**
许宗文
周恩来是天津南开中学第十届毕业生,南开大学第一期学生,他对创办南开学校的张伯苓老校长十分敬重。1944年10月17日,南开中学建校四十周年,恰逢张校长七十大寿。在渝校友纷纷返沙坪坝母校祝贺,其中有不少是学者、专家、社会名流和军政要员。周恩来也返校参加校庆活动,并特地去看望老校长。他见到津南村老校长住宅前放着一乘滑竿,当即扶老校长坐上滑竿,又招呼曾同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张励生,一同抬着老校长绕住宅走了一圈。这一尊师举动,顿时激起在场校友们的热烈掌声。有诗赞曰:“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厚,佳话山城扬。”
**朱自清步行讲学**
许宗文
1946年,原属昆明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都迁回北平、天津复校。朱自清在途经重庆,候机回北平的间隙,曾到沙坪坝访友和讲学。9月27日,他到重庆南开中学参观,受到喻传鉴和陈序经的欢迎。上午,由语文教师杨响志陪同,参观了南开中学的语文教学;下午,由他在西南联大的高足,时任该校教务主任的刘兆吉陪同,去松林坡附近的中央大学学生公社,作了题为《现代散文》的演讲。两小时演讲结束后,听众依依不舍地送他到靠汉渝路的中大校门,再由刘兆吉陪同步行到小龙坎候车回城。大作家不要汽车接送,不受午餐招待,不取任何报酬,清茶一杯,步行来去,真是难得!候车竟达两小时,终于等来了一部破旧汽车,人们蜂拥而上,刘兆吉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这位瘦弱的文学家推上汽车。他后来深情地回忆当时情景:“朱先生身躯比较矮小,一进车门,就被摇晃的人头淹没了,我在车外跷足仰望,想再看老师一眼。但车子已开了,那辆破车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而去。”
**喻传鉴聘用教师惟才是问**
戴危叨
重庆南开中学是全国著名学府,校长喻传鉴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对师资严格要求、用人无私。1945年,南开中学曾登报公开征聘教师,要求须有所读大学系主任的介绍函及个人自传一篇。这算是当时教育界的创举。我就是经浙江大学介绍应征,于1946年春天来到南开任教的。新教师到校,喻必先在办公室接见,从交谈中对新教师的学识、人品、风度、口才等方面作初步了解。若是英语教师,还要与之用英语会话。他自己早年就是留美教育硕士。他还要听新教师讲课。一天我正在高二某班上国文课,无意中发现门外有个人影久久未去,我意识到是校长在听我讲课。过两天,他正式来我班听课了。下课后,他笑着对我说:“你不介意吧?讲得不错!”他还要考查新教师批改的作业。一天,工友带着他写的条子,要去了我教的一个班的学生的作文。两天后送回。在一本作文中夹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戴先生,该生写这首诗,有些是抄袭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句子或略加改动。”
我并未要学生填词,离开重庆多年也不知道毛泽东这首词,故对该生此词大为惊叹并曾有批语:“风落蕴藉,味属非凡,果系自出心裁,实属后生可畏。”这事对我可算一次教训。
南开聘书是一年为期,对满意者到期再送聘书,否则请另谋高就。1946年快到暑假,一天喻先生请我去他家,谈到抗战胜利,部分外籍教师要走,请我为学校推荐教师。他说:“学校信任戴先生,也会信任你推荐的人。”我遂为学校推荐了三个人。于此可见南开用人无私。
在那由人情关系网编织的旧社会,南开竟能如此,这大概就是南开之所以为南开吧。
**陶行知自画像**
言扬
1939年2月底,陶行知先生来重庆北碚创办育才中学。人们对他第一印象是纯朴亲切,热情诚恳,一点不像留过洋的博士。他冬天穿一身旧衣服,春秋着蓝布衫,盛夏披件夏布衣,手摇芭蕉扇。他给自己画像道:“个子不小不大,穿的白布长褂,黑框眼镜一副,芭蕉扇儿一把,调子有高有低,满口南京官话。”
**陶行知自费款待周恩来**
言扬
1940年9月24日是中秋佳节,周恩来、邓颖超来北碚看望育才学校师生。第一天住在校长陶行知家里,第二天住北温泉数帆楼。第一餐饭是六菜一汤,周恩来说太浪费了,以后改为三菜一汤。9月27日,陶行知向学校结算这笔费用。他在给副校长马侣贤的信中写道:“关于周恩来、邓颖超诸先生来校参观之一切费用,由我个人担负。照来单所示,共计五十七元九角。现将累次代垫发票送上,共代育才垫出四十八元五分,另付上现大洋九元八角五分,共计五十七元九角,两抵正好,请赐一收据给小朋友带来,使我放心。”
**校长的礼品**
刘凌
重庆实验中学校长陈重寅,在一次学生毕业典礼上,赠送给每个毕业生一把梳子和一面镜子。
面对手拿梳子和镜子茫然不解的毕业生,陈校长严肃地说:“当你将梳齿向上,梳背向下,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由繁入简的系统图。无论你遇到多么繁杂的事,最好的办法是分门别类,逐一解析,万流归宗,这就是‘归纳法’。”
“当你将梳背朝上,梳齿朝下时,看到的是由简入繁的系统图。因此,对待一切疑难问题,应循其主干,探其支流,这便是‘演绎法’。至于镜子尤为重要。物欲横流,用镜照照自己,做到明心见性。”
学生们大悟,感激校长赠送的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
**黄炎培白沙沱办学**
张剑鸣
上海“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后,中华职业学校迁到重庆张家花园。黄炎培决定将学校迁到郊区,但四处寻觅校址不得。他找到江北县黑石子石坪山庄的林肇开,林欣然允诺黄炎培在他的农场里任选地作校址。但黄炎培察看后仍不满意。最后,在白沙沱选中了别氏祠堂的一片平地。林肇开与别氏有两代姻亲关系。经林出面说项,别氏欣然割爱,黄炎培遂在白沙沱办起了中华职业专科学校。
在修建简易校舍的同时,黄炎培还在江边搭起了简易实习工厂。黄炎培的办学宗旨是“民主求实,手脑并用”。尽管当时条件很差,黄炎培仍聘请了社会名流马叙伦、孙起孟等来任教讲学。学校开设了商科、会计科、土木科、机械科等专业。白沙沱校舍不够用,黄炎培又亲自出面,借用了黄桷坪私人住宅作为商科和会计科的教学分部。
黄炎培为人质朴诚恳,没有学者架子。他与林肇开甚善,常在一起用饭,谈论办学,还聘请林为学校董事长。林为办学几乎耗尽全部资产。黄炎培还常到学校周围的农民家里串门,了解农民疾苦。学校师生常常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到附近乡场讲演、募捐、义演。对此,黄炎培总是热情支持。
**抗战时期重庆联中学潮**
佳木
重庆联中(今重庆七中)从重庆府中学堂的时代起,一直是重庆著名的学校。它历史悠久,教学质量高,尤具革命传统。辛亥重庆光复与重庆府中学堂分不开。辛亥后,革命传统仍不断发扬。抗战军兴,重庆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联中师生走在前面,各种读书会遍布全校班级。1939年1月,进步学生以“抗建读书会”名义邀请周恩来到校作《目前抗战形势和抗战青年的任务》的报告,影响深远。不少同学后来成为革命干部。
学校因避空袭迁长寿河街。1940年1月初,学校将进步教师邹剑龙等解聘,引起学生强烈反对。当局出动宪兵镇压,先后开除五十多名学生。适杨沧白方摆脱日、汪威胁利诱返渝,在联中校友为他开的欢迎会上,学生们对学校当局进行揭发,杨沧白深表愤慨。学生代表团又将学校贪污舞弊材料,交由学生家长代表胡景伊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
联中学潮轰动一时,舆论纷纷谴责教育当局。当年1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重庆联中学潮与抗战教育》。胡景伊将学校贪污舞弊材料在国民参政会上面交蒋介石,蒋当即批示教育部长陈立夫查办。联中当局被迫收回了开除学生的成命,四位教师继续受聘。
**树人小学**
吴知白
1938年暑假,我受聘为巴县私立树人小学的教导助理员,兼任童子军训练及体育课程。8
月初,校舍建成。有办公室一幢(名铎楼),教室六幢(东三幢,名挹青楼;西三幢,名胜兰楼),学生宿舍二幢(女舍居东,名待旦楼;男舍居西,名枕戈楼)。所有楼房前后都种上桃树、李树,培植花卉园圃。从小龙坎横街的校门起,桃李夹道成荫,直入校内。
1939年上学期,招收春季始业生六班,全校学生五百余人,成为一所有十二个班的完全小学校。
我将住读生约一百人组成一个晨操队,每天清晨在小龙坎街上跑步,随步唱着“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保家乡,杀敌人,发动游击战争”等抗日歌曲。5月3日下午,日寇飞机数批(每批九架)轰炸小龙坎,在树人小学大操场边投弹一枚,幸未伤人。次日傍晚,日机数批又轮番轰炸重庆市区及郊区。我校一学生被炸死于小龙坎山腰,另一学生张大富左下肢炸伤致残。5月4日上午,杨若愚董事长悉此惨情后,立即决定将校董会在小龙坎正街上的几间铺房作为受灾市民的临时接待站,给灾民供应茶水。校董会还捐出大米在学校煮成稀饭,佐以咸菜,免费供给灾民。这一义举深受社会人士赞誉。
**中国儿童保育会第二保育院**
张义富 张烨
抗战时,中国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第二保育院,于1938年8月21日在永川县临江场鸡笼山凌氏祠堂创建,1945年初停办。全院教师二十人左右,男女难童约四百人,工友十六人。他们大多是院长汪树棠(1988年病逝于台湾)亲自从河南抢救并护送到重庆的。起初,该院条件很差:吃不饱、疥疮、打摆子(疟疾)三害常常横行。学校大力加强管理,实行陶行知倡导的“小先生制”,聘高年级优秀生为“小先生”,帮教差生、工友及附近农民识字、唱歌。院里选用生活书店出版的语文教科书,内容多是抗日的。如“火火火,日本强盗放的火;血血血,中国百姓流的血”。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经常选拔优秀生到县城及江津县白沙镇宣传抗日。学校重视生活教育、劳动教育,办有小农场、劳作房,由难童轮流种菜、舂米、抬水、帮厨。平时自己洗澡、洗衣被、打草鞋。设有小医院,小医生、小护士们主动救护伤病同学,院风家庭化,难童之间兄弟姐妹相称,大帮小、男帮女,互敬互爱。
陶行知曾亲自到第二保育院招生,同师生一起唱《手脑并用歌》(根据当时难童回忆,音乐教师是贺绿汀)。他到饭厅、厕所检查后,没有发现苍蝇,盛赞该院清洁卫生工作搞得好。
艰苦的环境,激励了难童勤奋好学,立志抗日救国。加上管理得体,爱护学生,学校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中央音乐学院主任教授、交响乐作曲家杜鸣心以及“台湾木管乐之父”薛耀武,就是在这里启蒙的。
**丛新书报坛春秋**
**邵力子语惊四座**
游仲文
1945年4月5日,复旦新闻馆在重庆北碚开幕。开幕式后,举行了一个以“新闻教育与新闻事业”为主题的座谈会,当时,重庆各主要新闻单位的负责人都应邀出席。主持人是复旦大学校友会理事长邵力子。
在中央社社长萧同兹、中央日报主笔胡秋原、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发言后,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发言。这位瘦高的个子,穿着灰布长衫的社长慢条斯理地阐述了报纸应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和从读者中来、到读者中去的道理。他的声音很低,会场没有麦克风,与会的人静静地听他发言。
圆圆的头,矮矮的身材,一头白发,一身藏青色中山装,满面笑容的邵力子,在作会议的结束语时,变得十分严肃。他提高嗓子说:“如果报纸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这两点只让共产党去做,站在党派的立场上说国民党是会被共产党打败的。”邵一语既出,四座皆惊。
**大公报同人赞誉张季鸾**
王文彬
总编辑张季鸾先生逝世后,大公报同人对深深地怀念。
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季鸾始终是一位热情洋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的历史。”“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其待人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得人信赖。”“生活上,看起来似乎很随便,而实际负责认真,没有一般文人的毛病。”
继任总编辑王芸生说:“他的风格和主要特征是愉快健谈而有人缘。他曾对我讲过两点秘诀,这就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原上海大公报副经理,后任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说:**
“季鸾先生是一位仁爱的长者,同时又是刚正不阿的硬汉,更是才情横溢、风流洒脱的名士。他办事业的坚毅,写文章、编新闻的谨严,恰好和他平时待人接物的和易,生活习惯的随便,成为一个对照。在事业上和国家观念上,他是一个大义凛然、一丝不苟的斗士。但在日常生活方面,他又是个善待朋友,绝不自私的人。”
**原重庆大公报编辑主任,后任香港大公报副社长兼总编辑,现任董事长李侠文说:**
“以儒家进德修业之道德论之,先生实得力于诚敬二字。先生平日待人以诚,执事以敬。一生立言,可谓无虚伪语,口所谈为国事,心所在为国家。平日忙忙碌碌,总关国家民族之大计。先生爱国尤真诚。故每执笔为文,必周密思虑,然后搦管,真诚横溢,令人百读不厌。”
**原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后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说:**
“季鸾先生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不论对事业、对朋友,都寄与无限的热情。他常说,办报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如果报人自身对事业没有信仰和热情,是不会成功的,报纸也绝对办不好。”
“季鸾先生写文章,通篇热情洋溢,而用字造句则甚严谨。”
“他这个人似乎是为了国家社会而生存,完全忘了自己的存在。一天到晚,无论跟谁谈话,开口便是国家大事,国际问题。”
**张季鸾办报名言**
王文彬
担任《大公报》总编辑达十五年之久的张季鸾先生,1941年病逝在重庆,由新闻界公葬在西安市南郊。
季鸾先生在新闻界工作三十余年,说过不少名言。如:“新闻记者要有真感情,真知识。”“新闻记者要极力做到无我与无私’。无我是说在撰述或记载中竭力将自我撇开:无私是说不要谋私利,最要紧的是动机无私。”“报人必须不求财,不求权,不求名。不求财,不求权易,不求名难。”“报人的知识,要时求进步,对一切问题,都要钻研。”“报人立言,要对自己切实检点,看是否为感情所误。”“别看我嘻嘻哈哈像个老好人,遇到该批评的事,六亲不认。”
**张友鸾妙手编“花絮”**
李廷瑛
张友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老报人。十七岁时(1921)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十八岁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并为进步报人邵飘萍所办《京报》主编《文学周刊》:二十一岁任《世界日报》总编辑;二十三岁时,由李大钊委派为《国民晚报》社长。
张友鸾系重庆《新民报》“三张”之一(另二张为张恨水、张慧剑)。他是编小型报的圣手。抗战前主编上海《立报》(小型报)时,曾以一条社会新闻使报纸销数陡增数万份。在八年抗战中,他历任重庆《新民报》主笔、经理,但本人却长期过着“夜生活”,亲自为《新民报》编社会新闻。
笔者在抗战八年中曾任重庆《新民报》记者,对他所编的一条“花絮”,至今记忆犹新。老重庆都会记得,每逢端阳节,家家悬蒲挂艾,嘉陵江龙舟竞渡。有的南山跑马;有的在家打麻将,喝雄黄酒。一次,张友鸾在端阳节之夜,将笔者所写“花絮”辟为一个专栏。在专栏右上角编题为“江上彩船锣鼓响,悬蒲挂艾过端阳”;专栏左下角的子标题为“跑马上南山,闭门打麻将”。十几条短短的“花絮”,经他妙手编排,使城内、江上、户内、山上的动态浑然一体,成为一篇精彩的社会新闻和山城端阳的风俗画。
张友鸾的新闻标题,生花妙笔甚多。如“难民不能求一饱,银耳参茸大畅销”,尖锐地揭露了大后方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现象。“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为征募寒衣起到了号角作用。这些均为新闻界传诵一时。有的标题辑入了陈铭德、邓季惺合著的《新民报的二十年》,成了报史的一部分。
**“标题妙手”程大千**
穆仁
抗战期间,重庆新闻界人才荟萃,竞争甚烈。《新民报》以标题生动风趣闻名。当时物价上涨,产品偷工减料,连烧饼、油条也受到影响。《新民报》编辑程大千,把这条普通物价小新闻框了一个花边,仿宋词佳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套改成一个标题“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刊出后读者叫绝,誉程为“标题妙手”。
程大千本名陈沧,入《新民报》初作校对。后自学成才,担任编辑主任。程才思敏捷,文笔凝炼。除了作新闻编辑,还用“司马讦”等笔名写小小说在报上发表,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后辑成《重庆客》、《重庆旁观者》二书出版。赵超构曾盛赞其作品风格为“莫泊桑题材,马克·吐温笔调”云。
**聂绀弩的胆识**
何鸿均
抗战胜利了。1946年,许多人已买棹东下,而聂绀弩仍滞留重庆,应邀到《新民报》编副刊《呼吸》。编副刊,绀弩早已是名家。讵料1947年3月16日,因副刊上一篇短文《无题》,捅了马蜂窝,《新民报》竟遭了一场横祸。短文大意是:某军人压价购买蔬菜,菜贩要求多给几文,竟遭一顿打骂。作者慨然写道:“强权即枪杆,枪杆即公理!”次日,乃有一群官兵涌进了新民报社,气势汹汹地说《新民报》“造谣”,“侮辱国军”,强迫报社公开道歉,又轮番到营业部骚扰滋事,阻止发报、订报、登广告等,使新民报社损失惨重。此时,政局已急转直下。但绀弩以为给报社惹了祸,决意引咎离去。几天后,绀弩编完最后一期《呼吸》,报社在大田湾编辑部为他举行了话别茶会,借表惋惜之情。绀弩即席致词道:“我知道,有些人是不喜欢我在《新民报》编副刊的,说我是这样,是那样。其实我什么也不是。如果一定要说我是个什么,那我不妨告诉他们:‘我聂绀弩将来就准备参加“C.P.”!’”短短数语,掷地有声,闻者肃然。
**“文武宴”**
李华飞
《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在白象街报社请客,主宾为一文一武:文学翻译家马宗融教授和刚从抗日前线归来的郭勋祺将军。作陪者有杨丙初、金满成、漆鲁鱼、赵铭彝以及我这个24岁的年轻编辑。马先生身材魁梧,头顶微秃,胡须蓬蓬。他与周钦岳、金满成是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三人正叙旧时,忽传来马靴之声,一位面孔黝黑,膀宽腰圆,穿武装呢制服的将军走进门来。“周先生,对不起,迟到了。”
周钦岳忙请这位郭将军落座,两马弁随即离去。我因新闻职业习惯,向郭旁敲侧击提问:“郭师长在战局的紧急关头回川是因为……”郭以无外人,遂愤然说:“抗战抗战,川军在前。日军来了他们先逃跑,却要杂牌川军去抵挡,完全是借刀杀人,我们能不保存点自己的实力吗?……”他叹口气夹了箸菜,又似觉失口,忙举杯向马宗融说:“大文学家,茶余酒后之言,不可作为你写文章的材料,请笔下留情,来,为抗战胜利干杯!”
周钦岳略带戏谑地说:“你这位万马军中的勇将,在文学家面前怎如此胆小?”说得郭勋祺一时双颊通红,忙解嘲道:“翼之乃一介武夫,没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本事。”言毕哈哈大笑,满堂生辉。
**一份报纸多少钱**
彭蠡
1949年6月2日,重庆《中央日报》在“本报广告”中刊登各报当日价目:
重庆报联会今日公布:袁头银币一元,折合金圆券十三亿元。白报纸、嘉乐纸报,按袁头五分标准,折合金圆券六千五百万元。土报纸,袁头三分,折合金圆券三千九百万元。
每张对开报纸的零售价,近似天文数字,为世界报业史上所仅有。按:金圆券是国民政府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的一种纸币,发行时规定,每圆金圆券的含金量为0.22217克。
**忆《民主报》**
冯克熙
1946年2月,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民主报》创刊于重庆。第二年,1947年2月即被迫停刊,幸存仅一年。
《民主报》发刊前二十天,举国瞩目的旧政协在重庆开幕,该报就是为适应这一新形势而创办的。报纸的发行人是张澜,社长罗隆基。社论委员有罗隆基、张君励、章伯钧、张东荪、梁漱溟、郭沫若、马寅初、陶行知、张申府、邓初民、马哲民、周鲸文、孙宝毅。民盟的许多老同志,包括沈衡老、黄任老、史良、李公朴、鲜特生、周新民、潘大逵等,都曾为报纸的创办呕心沥血。罗隆基去南京后,其社长职务由鲜特生接任。经理,初为罗子为,以后是冯克熙和周特生,最后是吴春选。总编辑,首任为马哲民,后来是叶丁易。丁易去解放区后,编辑部的担子就落在唐弘仁、李康、舒军、张真民、魏宇平等同志身上。
在《民主报》创刊号的头版上,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民盟代表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消息。在第三版“民主之家”的副刊上,刊登了茅盾的《祝民主》。他提出了六点希望:一、不做调和派;二、明辨真假民主;三、开放读者信箱;四、文字语体浅近;五、少登大人先生官样文章;六、副刊不怕曲高和寡。
《民主报》一登场,就吹响了民主的号角,连续发表了社论《人权保障必须兑现》、《扩大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权运动》以及抨击“较场口事件”和“《新华日报》、《民主报》被捣毁事件”的社论《斥法西斯细菌》等。特别是社论《打倒官僚资本》,在当时重庆成了轰动一时的话题。
《民主报》还积极开展各种民主活动。编辑部所在地“国府路三百号”是一些学生组织领导集会的地方。社址“民生路一百五十一号”是中共地下党青运的一个联络点。我们不仅在新闻界组织过多次签名、抗议等活动,还在文艺、戏剧和出版界进行了不少工作。由屈楚、周特生、刘沧浪等筹组的“新中国剧社”,由屈楚、刘盛亚、刘川、吉少甫和冯克熙负责的“群益出版社”以及一批进步记者组织的“文群通讯社”等,都是《民主报》的同盟军。
《民主报》是在周恩来同志的倡议和关怀下诞生的,后来又在人力、物力上得到多方面的帮助。恩来同志离渝后,我们又和中共四川省委的吴玉老、张友渔以及《新华日报》的于刚、田伯萍、邵子南等同志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金钢钻》向“会考”开炮**
李翔
金满成原在南京《新民报》编副刊《葫芦》。“九一八”事变后,金因处境危险,于1932年秋溯江返川。重庆《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与金系留法勤工俭学同学,遂邀他任该报副刊《金钢钻》编辑。《金钢钻》每天几百字,而言论之激烈,尤胜于《葫芦》。向“会考”开炮,便是其中一例。
“会考”制乃控制学生、迫使其埋头死读书,不问政治的一种手段。
金满成那篇抨击“会考”,标题为《主考大人过瘾哉,一脚夹出头名来》的文章,惹了滔天大祸,差点被捕。文章大意是:考试阅卷官多属鸦片鬼,他们躺在床上吞云吐雾,烟瘾过足后仍然懒得动手,竟至用脚趾拇夹起待阅的试卷,在烟灯下惺松眯眼地似看非看,头名便从他们的脚缝里夹了出来……。
第二天,报社门口突然来了个军官,带着五六个挎梆梆枪的,厉声道:奉军长命令,要报馆更正。次日,《金钢钻》居然更正写道:“×月×日,一位军老爷率领佩手枪的弁兵,气势汹汹来要报社为考试官更正”云云。这好比火上加油,使军长恼羞成怒,决定以“奸人捣乱,煽动学潮”的罪名逮捕金满城。幸而社长鲜英与周钦岳出面斡旋,给金以“采访川北灾区”的名义,暂离重庆,一走了之。
**新书史屑辑存**
张治中盛宴范众渠酬恩
冉隆玉
1917年,范众渠在达县县立中学毕业后,报考万县邮政局邮务生,因成绩优异,破格擢用为宣汉县邮政局局长。1921年3月的某晚,爆发“宣汉兵变”,城中突然枪声四起。深夜,一军人慌忙跑进邮政局。范观其人英俊朴实,心存救护,遂令其乔装打扮,着邮差制服,背负邮包,混入邮递员行列。这个“特殊邮差”遂得以混出城门,脱险而去。
岁月云逝,抗战军兴,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一天,第十八军军长的范绍增,在其豪华的“范庄”宴请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当时在范绍增手下任军需处主任的范众渠,受命主持招待工作。座中有位客人不时审视打量范众渠,欲言又止。待酒酣宴罢时,这位客人开口问道:“先生在宣汉住过吗?”范答曰:“住过。”继问:“所任何职?”答曰:“任邮政局长。”客人遂一跃而起,趋前拥抱,感激涕零地说:“你就是范局长,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呀!”两人抵掌促膝回忆往事,原来这位客人就是当年参加“宣汉兵变”,事败后在范众渠庇护下化装潜逃的那位“特殊邮差”,而今赫赫有名的张治中。
半月之后,张治中将军特备筵席,盛宴范众渠以酬恩。宴会仍请前次范绍增所邀的全部贵宾。顾祝同、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白崇禧等出席作陪。宴罢,张将军向范众渠礼赠一帧镌刻谢恩铭文的铜版,铭文撰写了张将军蒙难经过和对范的感激之忱。铜版以朱红底子衬托金黄字体,柜以楠木,饰以丝绒,盛于精制玻璃盒中。
**蒋介石题张自忠碑**
周顺之
抗日战争时期,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于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省宜城县南瓜店壮烈殉国。5月28日,运送张自忠灵柩的专轮“民风”抵达重庆储奇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和国民党要员迎立江岸,登轮绕棺致哀,并在码头灵堂举行祭奠仪式。随后,灵柩运到北碚,暂停于双柏树北碚农业推广所内。
同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在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隆重的“权厝”(原定抗战胜利后移柩南京国葬)下葬仪式。这天,蒋介石偕同冯玉祥、孔祥熙等要员,一早就来到双柏树灵堂,先行移灵祭祀,随即步行到墓地。覆盖着大幅中华民国国旗的张自忠棺柩移入墓穴后,蒋、冯又率众要员和张子廉珍、侄廉卿及军民代表,于封土前举行最后的祭奠。蒋并题写了“英烈千秋”四个大字,刻石立碑,置于墓道。
1942年6月18日,冯玉祥仿明史可法墓葬梅花岭之意,把雨台山改名梅花山。冯亲书隶体墓碑和山名,刻石置于墓前,并在墓前亲植梅花。
梅花山张自忠将军烈士陵园,已于1986年10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列为首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马占山讨“千金良方”**
杨仁建
1938年,抗日名将马占山在绥远接连两次失利,部队急待整编和补充。因电呈蒋介石,要求赴重庆汇报。
万里迢迢来到战时首都,马占山虽然从军事委员会获得了部分给养,但他耳闻目睹的,却是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花天酒地,以及老百姓的啼饥号寒。中国要抗战到底,希望在哪里呢?
马占山心中苦闷,两次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面见周恩来。每次,百忙中的周恩来都抽出一个多小时,与马占山恳谈。
马占山返回前线前夕,东北救亡总会会长王卓然为之设宴饯行,周恩来、邓颖超也赶来话别。
席间,马占山一扫昔日抑郁心情,端起大酒碗豪饮,大快朵颐。
周恩来夫妇告辞后,王卓然问:“马司令此番来渝,为何前后判若两人?”
马占山笑答道:“我从周恩来那里讨到了‘千金良方’。共产党是好人,从今以后,我马占山是枪口对外,绝不打内战。”
**史屑辑存**
**张澜与刘湘**
沈自强
张澜与刘湘师生之谊素重。刘湘常以军政大事请教于张澜,张澜则以团结进步相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拘禁了张学良,重申“攘外必先安内”,还说“安内必自四川始”。时刘湘特就此谋于张澜,惟恐一旦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川军将何以自处。张澜以三句话相赠:“做爱国将军、民族英雄,坚持抗日救国救民。”于是刘湘提出“攘外自然安内”,独树一帜。
“七七”事变后,刘湘电国民政府,请缨抗日。同时通电全国,呼吁团结一致抗日。旋即率部开赴前线,中途病故。临终时遗有亲笔单条,上书杜甫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林语堂的爱国义举**
李立华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林语堂携家移居美国。
1940年5月,林语堂偕夫人和三个女儿,由美国飞抵重庆。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这次回国之前,与美国一家出版公司签有合同,要撰写一部新书送去出版。”他在北碚购置了一幢别墅住了下来。这年7月31日,日本飞机轰炸北碚,林语堂的住宅被炸,幸而损失不大。房子刚修好,他又奉命要出国。这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重庆总会因会址被日机炸毁,正在北碚寻觅新会址。林语堂表示愿将他的住宅捐献给文协使用,但此事在他离渝之前不能公开。他留下一封信,拜托王向辰在他走后将房屋转交文协总会。
9月初,文协总会在北碚召开了一次委员会,老舍当众宣读了林语堂的信:
“径启者:鄙人此次回国,不料又因公匆匆去国,未得与诸君细谈衷曲,为憾。惟贵协会自抗战以来,破除畛域,团结抗敌,尽我文艺界责任,至为钦佩。鄙人虽未得追随诸君之后,共纾国难,而文字宣传,不分中外,殊途同归。兹愿以北碚蔡锷路二十四号本宅捐出,在抗战期间作为贵会会址。此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8月17日林语堂敬上。”
林宅一厅四室共五间。除文协总会在此办公外,老舍夫人及子女1943年从北平逃到重庆后,也住在这幢房子里。老舍的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第一、二部便是在这里完成的。这幢房屋作为文协旧址和老舍故居,现已被列为重庆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林语堂到美国后,命其女如斯、无双、妹妹三人合作,将在北碚三个月的见闻,用英文撰写成书,以揭露日寇在我大后方的暴行,反映中国人民战时的艰苦生活。此书经林语堂精心审定后,以《重庆战时风光》为书名出版发行。
**陈独秀拒收汇款**
许伯建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四川省银行总行的省库部收支课工作。一天,我收到中央银行国库局一件支付书,命在江津县代办国库业务的四川省银行办事处付给陈仲甫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这笔钱是由蒋介石汇给陈仲甫的。我想,陈仲甫是陈独秀的号名,一般人都不甚知道,所以我特别注意这笔库款的下落。
江津靠近重庆。虽在战时,水陆交通仍方便。可是过了六七天,仍不见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寄回陈仲甫的收据。国库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员来查问,并催促尽快将这笔钱送交陈收。
又过了两天,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回电说:“办事处主任张锦柏亲自去见陈,他还是不收,只好将原支付书退回。”我们当即通知国库局:已将这笔钱原封退回。
**马寅初软禁歌乐山**
田稼
马寅初1940年12月6日被捕,1942年8月获释出狱后,被软禁在歌乐山云顶寺主峰下木鱼堡四号住宅,受到严密监视,失去人身自由达三年半之久。马老离开住地需经歌乐山警察局批准,信件受到检查,还不准发表文章。但马老处之泰然,仍坚持埋头著书立说,每天早起沐浴,攀登云顶寺主峰锻炼身体,磨炼意志。惟经济窘迫,几乎断炊。周恩来知道后,及时予以大力资助,又派人上山将马老文稿取回,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并付给高额稿酬。马老对此感动不已。这座歌乐山木鱼堡四号旧居,至今完好如初,可供游人观瞻。
**刘雪庵抱憾终身**
刘富成
我国著名作曲家刘雪庵,四川铜梁县人。因受所谓“黄色歌曲《何日君再来》”一案之累,致蒙冤三十余年,备受迫害,抱憾终身。但此事的真实情况却鲜为人知。
1936年,刘雪庵应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导演廖沛霖之请,为“三星牌牙膏”广告宣传片《三星伴月》写一首“探戈”舞曲。该片放映后,因其音乐旋律优美动人,一时风靡于上海滩各家舞厅。不久,适逢黄嘉汉执导一部电影片,因缺主题歌,便袭用此曲,自填了《何日君再来》词一首,凑成歌曲。影片放映后,刘雪庵曾表示不满,但碍于情面而未提出异议。久之,遂以讹传讹,被人编织“罪状”,使这位大作曲家抱憾终身。
**杜重远两次来重庆**
李华飞
“九一八”事变后,重庆各校学生上街游行请愿,宣传抗日。当时,我在四川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读书。10月,一位三十岁上下年纪,名叫杜重远的青年人来校宣传抗日。同学们在礼堂听他讲演。他激动地说:“我是个被日本军国主义夺去家园的东北青年,也是个秋海棠叶被蚕食流入关内的亡国者!”说至此放声大哭:“但是我不甘心当亡国奴,一定要唤醒同胞,收复失地!”讲演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声中结束。我们上百个同学含泪送他出校门犹不忍分手,又送出机房街到了小梁子,我们还要送。他感动不已,终挥泪而别。
杜重远是吉林怀德人。少年立志以实业救国,曾就读于日本东京工专学陶瓷。毕业回国后,创办肇兴窑业公司,得张学良资助,发展成为东北生产陶瓷的大企业。“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沦陷。因日本关东军通缉他,遂化装逃走。
杜在重庆的抗日讲演备受欢迎。回上海后,曾因《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政府以“侮辱天皇”罪名提出抗议,中国当局媚日,竟判处杜重远徒刑一年零两月。出狱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他担任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副会长,投身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
1938年秋,杜重远应盛世才之邀去新疆,路过重庆下榻民生公司。我得知后,马上去经济研究室找甘祠森兄引见。我递上名片说:“杜先生,七年不见了。”他听后一怔:“我们哪里见过?”当我补叙了曾在省立高商校听他讲演的事后,他拉住我的手说:“你现在是大记者了!”
不料这竟成了永诀!1943年夏,他在新疆被盛世才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终年四十五岁。
**我国第一个北极考察者——冯简**
伍子玉
抗战期间,冯简教授执教重庆大学。1947年夏,他为了研究极区对短波通讯的影响,曾经亲自深入北极,作短波通信超越极区的长距离试验,自北极圈内至重庆,电讯可以直达。此一试验的成功,实开国际间超越极区通讯之先河。冯简教授成为我国亲至北极致力科学考察研究的第一人。他著有《余在北欧所见之北极光》一书。
该书在《长年城——北极极心陆地》一节中写道:“经过四天四夜的颠簸与磨难,于14日深夜2时许抵达了斯伐尔巴达之长年城,以这岛为最接近北极极心之一块陆地,为我梦寐以求的新天地。我这次到达此地,或者是我们中国人中的第一人。”
**杨家骆考察大足石刻**
张划
1945年农历乙酉岁春,北碚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率大足石刻考察团到大足考察。成员有马衡、顾颉刚、庄尚严、朱锦江、冯四知、傅振伦、梅建鹰等。该团重点考察了造像规模特大的北山、宝顶两地,逐龛逐窟进行了鉴定、命名、记述、摩拓、绘制、丈量、拍摄、登记、编号、统计等工作。并由考察团成员分别撰写了数篇考察论文。考察成果辑为《大足石刻图征初编》一册,以《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首刊行。
乙酉考察是以科学手段考察大足石刻的开端,由此确立了大足石刻“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的历史地位,其意义据称“与发现敦煌相伯仲”。这次考察开了近现代比较系统全面地向国内外介绍大足石刻的先河,使大足石刻逐渐得到有关专家学者及旅游参观者的注目和重视。同年10月,曾看过世界各处著名石窟的法国驻渝文化专员耶里夫专程到大足参观后,赞为世界罕见。杨家骆去台湾后,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大足石刻的宣传和研究。
**欧阳竟无大师与经版**
钟永毅
1938年冬,欧阳竟无大师率支那内学院辗转西迁,并将院内一千多卷共一万多块经版,完好无损地运往四川江津佛学社。后得江津佛学社社长邓蟾秋资助,在县城东门外购地一块,建
**立支那内学院校舍**
是时,日本空军狂轰滥炸,重庆为主要目标,江津也是警报频繁。新建的学院因无山可靠,不能修建防空洞。欧阳大师心急如焚,昼夜思索如何使经版不致被炸毁。最后决定在正舍之旁,另建一室。室内以条石砌拱,形如防空洞,在地下开沟,置杠炭、石灰以防潮,然后将经版一层一层置放其上,密封石卷拱。次年,成立蜀院,又设刻经作坊。1940年,大师决心精刻《大藏经》,以慰抗日捐躯的忠魂。经选目五千余卷,终刻成三十部。大师应江津佛学会邀请,多次设坛讲学,把“抗战到底”、“杀鬼子不犯戒律”等抗日精神贯穿于讲经中。
五十年代,当地政府将大师运来江津的经版送往北京,移交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又将经版送回南京,现存金陵刻经处保管。大师地下有知,可无憾矣。
**庚辰重九缙云登高诗会**
李萱华
1940年重阳节,由缙云寺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院长太虚法师发起,举行了一次重九登高诗会。应邀到会的二十人,以唐代诗人王维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发题赋诗。按王维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之句分韵,在狮子峰顶,每人拈得一字为韵作诗,当场朗诵。只强调格律,不拘文体。因当年为农历庚辰年,故取名“庚辰重九缙云登高诗会”。
当天秋雨绵绵,至午时忽放晴。诗友们欢聚在狮子峰太虚台上,拈阄吟诗。王维诗系二十八韵,缺席的八人由到会人员代拈,然后再函告本人限期作好,寄太虚汇集。
太虚法师首先拈得一韵为“逢”字,正待吟哦,忽然来了一群华侨和外国友人。太虚忙上前握手问好,原来这些人在太虚率中国佛教访问团访问东南亚时曾见过面,不过三个月,今又重逢。他欣然吟得七绝一首:
异乡暂得山中聚,异客曾从海外逢;
恰值缙云秋雨过,登高好共上狮峰。
第一韵由作家老向拈得。他本名王向辰,因病未到,法尊法师为其拈得“独”字。他按时寄来了五言诗一首:
前上缙云山,万峰云中簇;
乘风欲上天,北望空极目。
河北遍烟尘,万家已无屋;
鼙鼓声如雷,群黎遥天哭。
朔风北斗低,穷途何处宿;
壮者四方散,老者填沟渎。
兵荒三四年,胡马良田牧;
更兼旱与涝,无衣复无谷。
晨不闻犬鸡,夕不见羊犊;
临街倒柴门,傍篱萎黄菊。
哀我大山河,何日得收复?
参加这次诗会的,有汪志俊、杨舒武、王用宾、陈铭枢、李了空、陶冶公、张仁甫、黄华真、雨堃、苇舫、蒋作宾、何遂等人。得诗三十一首,有七绝、六绝和五古等。后经太虚法师按王维诗韵顺序,辑成《庚辰重九缙云登高集》,发表于《海潮音》杂志上。
**胡子昂三呼和平**
张钧陶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重庆李闻追悼会于7月28日上午在青年馆举行。祭台上高挂横幅“民主之魂”,两侧悬挽联:“以身从命,争取民主;用力用血,奠定和平。”会场充满庄严肃穆而又悲愤沉痛的气氛。
胡子昂时为市参议会议长,参加了大会主席团。他走上讲台激动地说:“李、闻二先生惨遭暗杀,这是中国不可补偿的损失。”接着连声责问:今天中国是否稳定?政治经济政策是否混乱?工业是否濒于破产?农村是否凋敝?他认为,答案都是令人痛心的。并指出:李、闻二先生为争取和平民主而不幸牺牲,使我们看出今天中国缺乏一种安定的力量。说到此,他激昂慷慨地大声疾呼: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我们第一要和平,第二要和平,第三还是要和平!立刻,会场上响起一片“我们要和平,要和平”的怒吼声。
第二天,重庆各报刊登了追悼会的消息,显著报道了胡子昂的“三呼和平”。上海、香港的报纸都纷纷转载。
**卢作孚的高洁人品**
唐文光
中国爱国实业家、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事功卓著,而又自奉节俭廉洁可风。
抗战八年前后,民生公司在新造、新购的客轮上,不惜耗资从舍尔菲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瓷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以装备高等客舱并提高服务档次。即使在三等客舱,也设置了瓷浴盆、电器和软垫沙发等。但卢作孚在红岩村4号的住宅,实际上只是几间农民土舍。客厅里的家具,只是一张破旧木桌和几只跛脚木椅。惟一的“奢侈品”,是一台使用了十多年的小电扇。来了客人,桌上也只摆得出竹筷、粗陶碗。有时椅凳不够坐,主人还得站着陪客人吃饭。
卢作孚的社会地位和官职都相当高。民生公司在机械工业、采矿工业、水陆运输和铁路行
业、纺织工业、商业、电力工业、建材业、盐业以及新闻事业等方面都有投资。作为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还兼任了五六十家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他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农业、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等官职,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但他的经济并不富裕。一次他生病后体质虚弱,家中连买一只母鸡炖汤给他补身体的积蓄也拿不出。原因何在呢?原来,他从来都只领民生公司的一份薪水养家度日,其他的津贴、车马费等一概不领,全部捐赠社会,供作发展科技文化事业的基金。
为了在员工中树立良好风气,他制定了《职工应酬公约》十二条,规定了各级员工在喜庆、吊唁、酬客、送礼等活动中的最高限额。
**胡子昂拒绝当袍哥**
周本渊
1946年1月,重庆市参议会组成。选举正、副议长时,要求胡子昂当议长的呼声甚高。不料临选前夕,袍哥义字总社舵把子冯什竹声称:议会中有二十位参议员是他的兄弟伙,谁要当议长就得通过他这一关。重庆银行总经理、议员潘昌猷安排了胡和冯会见。谈话中,冯突然提出一个先决条件:“义”字二十张选票可以全部让出,但胡须首先加入“义”字总社。如果今晚马上磕头举行仪式,明天就一定能当上议长。胡子昂毅然拒绝,立即拿起帽子拂袖而去。事后,终因各方面呼声强烈,胡子昂仍当选为第一任议长。
**胡文虎在重庆**
伍志安
爱国华侨胡文虎,是著名企业虎标永安堂的创始人。永安堂的“万金油”、“八卦丹”曾名噪一时,享誉中外。
1939年1月,胡文虎以华侨边业实业公司代表的身份,由国外经云南来到重庆。国民政府以上宾对待,下榻在国府秘书长吴铁城的公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见了他。不久,蒋介石也接见了他。
其时,周恩来正在重庆,对胡的到来十分重视,曾两次去胡的住地探望,赠给胡皮大衣、毛帽子各一件以及陕北出产的一些工艺品,并详细了解了国外华侨的情况。
胡文虎对周恩来的谈吐、为人由衷敬佩,对周的深情厚意非常感激。1940年,胡文虎通过他创办的《星岛日报》社赠送部分印刷机器给重庆《新华日报》。
**从新书巴渝小景**
**川江号子抗日调**
杨仁建
川江水流湍急,礁多滩险,早年行船,好多地方要靠纤夫拉纤。为了协调动作,不知从哪朝哪代起,纤夫们即兴创作了川江号子。但凡要斗水挣滩,或是风帆不动的时候,就要下船拉纤。那高昂的号子,是他们气吞山河的奋斗进行曲。
从前的号子,按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情歌类,如看见年轻女子在河边洗衣,领头的号工就会唱:“今天出门好灵光,看到幺妹洗衣裳。抬头对我咪咪笑,惹得哥哥心发慌。”另一类为地名号子,是将途经的滩口和风光编入其内,如:“资中开船吃枇杷,灯盏五里杨柳垭。十八女儿文江耍,石板滩儿进峡峡。”
抗战爆发,国人同仇敌忾,川江船工也爱国热情高涨,大搞运输支前。他们口中的号子,也增添了新的色彩:“好男当兵上前线,抗日队伍出四川。坐上大船到武汉,武汉火线扯得宽。哪怕飞机丢炸弹,哪怕四处起狼烟。前方打了大胜仗,写封家信对妻言:公婆面前多照看,抚养儿女苦中甜,抗战胜利时运转,你我全家就团圆。”
**沙坪坝的学生茶馆**
易光烈
沙坪坝在抗战时期,除街市茶馆外,还有一种专以调节学生生活的学生茶馆,它是适应学生生活需要应运而生的。当时在沙磁文化区各个大学校园里,均设有这种茶园。中央大学的学生茶馆,坐落在松林坡一条通向汉渝路的公路旁边,竹席搭棚设有好几十张桌子,四周围以凉椅。重庆大学茶园设在理学院后面的花园地带。川教院的茶园设在图书馆旁边,小足球场的坎上。这些茶园都有树木遮阳,增添许多雅趣。
学生茶馆用途颇为广泛,可以独坐看书,可以三三两两共叙情谊,交换心得。特别在每年暑假,大学联合统一招生时,考生云集,泡上一碗茶,坐在凉椅上复习功课,晚上,还可以租作住宿,过上一个通宵。一年四季,茶馆生意兴隆,热天是高峰,平时则是饭后和晚上高朋满座。女同学也一样出入这里。
学生茶馆也有它的格调。有的谈天说地,有的闹中取静,写作或者潜心阅读。有时也权作会场。同学会、同乡会,多有在这里召开的。不时还有文娱节目助兴。如王永梭的谐剧,就演出过《茶馆图》、《卖膏药》、《扒手》等节目。也有说唱表演,如流浪人来这里说唱《打倒小日本》、《战上海》、《台儿庄大战》、《拼衡阳》、《保卫桂林》等节目,学生茶馆成了宣传抗战、议论时局的中心。正因如此,也招来了当局“休谈国事”的禁令,在中大学生茶馆就有那么一幅妙联:“空袭无常,贵客茶资先付;官方有令,诸位国事休谈。”
**小食店招贴**
苏丛
抗战时,重庆小食店的墙壁上,常见有六言四句的红纸招贴。如“进店犹如韩信,说话好似苏秦,赊账桃园结义,要钱三顾孔明”。借几辈古人行径,写某些估吃霸赊的地痞流氓嘴脸,可谓
含蓄生动,店主人敢怒而不敢言的无奈心态,亦跃然纸上,堪称一首婉而带讽的绝妙讽刺诗。作为一种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在川黔乡镇小店墙上,此类招贴亦不少见。
**战时重庆味**
苏丛
抗战时,日本飞机常到重庆狂轰滥炸,不少街道成为一片瓦砾。重庆人民憎恨日寇,抗战意志益坚。当时一位资阳县老人,于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之后,曾以川味幽默对《新民报》记者张慧剑说过一段有趣的话:“目前四川,可谓五味俱全。”张问:“哪五味?”答云:“甜内江(特产蔗糖),咸自贡(特产井盐),酸保宁(即阆中,特产醋),辣资阳(特产辣食品),苦重庆(特产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
**战时离婚理由**
苏丛
抗战时,战乱亦影响人际关系及婚姻观念,牛郎织女不甘两地苦守、不能同居即成为公开离婚的理由。1944年2月27日重庆《中央日报》巴渝小景广告版即载有以下一则启事:“萧仁源、余敏离婚启事:我俩因工作关系不能在一地同居,故协议离婚。”
**新编**
**重庆国民政府遗址**
黄少谷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直逼南京。11月19日,经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重庆市政府工务科奉命将学田湾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址改建为国民政府驻地。改建工程由上海基泰工程公司杨廷宝设计,陶馥记营造公司承建。经日夜赶工,于1937年11月25日完成。大楼是利用原大楼加抱阁、广场,大门布局,按中国古典式木结构建筑,额枋施中国传统彩画。高敞的门廊前有碑亭式墩柱两个,建于一高大石台基上,形体稳重,宏伟壮观。杨廷宝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专家,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与梁思成并称建筑学界的“南杨北梁”。国民政府于1937年12月1日正式在此办公,1946年5月5日迁回南京。
**宋庆龄重庆旧居**
黄少谷
1941年12月9日,日军在香港登陆,宋庆龄乘最后的一班飞机离开香港来重庆。先是住上清寺范庄孔祥熙公馆,与她的大姐宋蔼龄在一起。范庄原是刘湘部师长范绍增的公馆。当时宋担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感到住在这里不太方便,要宋子文为她另觅住房。几经周折,宋庆龄选定了当时外交部接待站的一幢赤黄色楼房。该楼房坐落于一条僻静的小巷内,即今重庆两路口新村五号,原中山三路新村三号。
这里是一家独院,占地面积一点三一三亩。主楼为中西合璧式砖木结构建筑,一楼一底。保卫中国同盟总部办公室就设在底楼,宋庆龄的起居室在楼上。楼上有一椭圆形阳台,楼下有石砌拱圆形地下室三间。地下室原无门,现在开了门。阳台原是露天的,现在已砌墙封顶密合。其他基本保持原貌。此房现已定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周公馆”的由来**
郭礼淮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局。12月中旬,周恩来、叶剑英抵渝筹备。当时,重庆红岩嘴13号虽设有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但此处远在郊区,不便工作,需在城内另觅新址。重庆人满为患,找房很难。一天,邓颖超外出归来,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有了,去找陈长蘅想办法!”陈长蘅系荣昌人氏,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和哈佛大学,获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历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多种职务,是一位爱国进步人士。1937年11月,他来重庆后,一直住在曾家岩五十号友人赵少龙的住宅里,因参加战时儿童保育工作,认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邓颖超偶然得知陈长蘅打算迁出现住处,即请陈长蘅介绍,向原房主赵少龙接租过来。后来,这里便成为人所共知的“周公馆”。
**郭沫若旧居——天庐**
黄谷夫
重庆古城的通远门内,有一条曲折的斜坡小道叫天官府。天官府原是明宣宗赐太师、吏部尚书蹇义的府第,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现虽已无迹可寻,但“天官府”却作为街道名称保留了下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及郭沫若寓居均在天官府。
郭沫若旧居名曰“天庐”,位于今天官府六号(原二十一号),是一幢二楼一底的砖木建筑,占地面积128平方米。1940年7月13日,天庐曾遭日机轰炸,不久修复。郭沫若于1938年由武汉来重庆后,即寓居天庐,直至1946年离开重庆去上海。
“天庐”曾是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交换意见、探讨国是、切磋学术的地方。周恩来、董必武等皆是郭府的常客。1942年2月的一天,郭沫若在观赏了吴一峰的《剑阁图》后,击节称道,欣然提笔,于该画的左上角题诗一首:绝地通天阁道雄,至今人感武侯功。山灵点点酬知己,云峰青一望中。
**“民主之家”——特园**
鲜述文
三十年代初,重庆的上清寺、曾家岩一带尚属新市区边沿地区,因靠近嘉陵江边,风景优美,出现了一些林园,如陶园、特园、范庄等。抗日战争开始,这一带便成为国民政府机关驻地,一时冠盖云集。
特园主人是我的祖父鲜英,字特生,四川西充人。少时曾应科举考试,后在成都考入弁目速成班,参加凤凰山新军。辛亥后在刘湘部任过旅长、师长,因不满地方军人混战,走向革命。
特园在上清寺街西后荒坡上,门额有“鲜宅”二字。进门是一个花园,主楼后面还有一个花园。园内栽有腊梅、葡萄、柚子等果木花卉。主楼三层,中西结合,二楼名“达观楼”,自喻胸怀。楼中藏有不少图书和古器物。到了四十年代,特园名闻遐迩,人称“民主之家”。张澜曾为它撰联曰:“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能知兵,能攻书,能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那管它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
由于熊十力是鲜英次子继明的老师,而熊和董必武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友,二人便同来拜访鲜英。董必武又介绍周恩来来访。以后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郭沫若、黄炎培、陶行知、柳亚子、李济深等都先后来访过。在国共重庆谈判中,毛泽东曾三次来到这里。特园便成为民主运动活动的地方。有的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有的举行学术讨论会。中国民主同盟在这里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曾借作临时社址,周恩来多次在这里约见民主人士,王若飞飞赴延安前曾在这里举行饯别宴会。
郭沫若写的“民主之家”匾额,挂在客厅前面。他回忆说:“要叙述重庆的民主运动,特园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
**重庆“林园”**
万咸
“林园”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修建起来的一座园林,位于沙坪坝著名的歌乐山南麓,成渝公路经此,距市中区二十五公里。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重庆,次年11月,蒋介石抵渝。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为确保蒋介石、宋美龄住所安全,选定山洞双河桥、万家大坝一带修建蒋宋郊外官邸。1939年11月官邸建成,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闻悉,即从歌乐山云顶寺住所前往致贺,对园中景物赞不绝口。蒋介石便将此别墅赠林。林森迁入居住,故称林园。
1943年8月1日,林森在此逝世,在园中修建了林森墓。
1944年蒋介石住进林园。1945年8月,在著名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曾在此住宿。
**忆文化工作委员会**
黄谷夫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1938年4月1日在武汉恢复设置的。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1938年底,政治部第三厅由武汉迁来重庆天官府四号(现八号)。
1940年9月,张治中接任政治部长后,奉命撤销了第三厅,改名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学术研究团体隶属于政治部。主任委员仍由郭沫若担任,副主任委员为阳翰生、谢仁钊。专职委员有茅盾、沈志远、杜国庠、田汉、洪深、郑伯奇、尹伯休、翦伯赞、胡风、姚蓬子,兼职委员有老舍、陶行知、张志让、邓初民、侯外庐、卢于道、马宗融、黎东方、王昆仑、吕振羽。下设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蔡馥生),文艺研究组(组长田汉),敌情研究组(组长冯乃超)。该会分别在城区和乡间办公。城区办公处在原政治部三厅旧址内,主任秘书罗髫渔。乡间办公处在巴县赖家桥全家院子,主任秘书何成湘。
**《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
周顺之
抗日战争时,重庆北碚曾多次遭日机轰炸,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40年5月27日,日机二十七架炸死一百零一人,炸伤一百二十六人。从上海迁来北碚黄桷镇夏坝的复旦大学遭到轰炸,教师宿舍王家花园被炸毁,刚从学校回到家中的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教授罹难身亡。同时遇难的复旦师生还有文摘社职员汪兴楷、学生陈钟燧、王茂泉、王文炳、刘晚成、朱锡华等六人。
当时在复旦任教的胡风,曾于1983年对这次轰炸写有一段回忆:“孙寒冰和好几个学生被炸死,几十名师生受伤。”“我卧室穿进了好几块弹片,前院的邻居有两人被炸死。”“我一家是躲在桌子底下,才侥幸没有伤亡。”
孙寒冰罹难时,年仅三十七岁。他从五四运动开始,即投身爱国活动。1937年首创《文摘》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文摘》上大量刊登抗
日文章,成为抗战初期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孙先生罹难后,复旦师生极为悲痛,举办了大规模的追悼会。当时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写了许多悼念文章。夏衍说:“一个勇敢地讲真的‘中国话’的人消失了。这对全中国向往真理、欢喜讲真话、听真话的人,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郭沫若也写了悼诗。
1941年8月,复旦校长李登辉等署名铭刻了《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立石于孙寒冰墓前。
**战时重庆惟一的“妇女住宿舍”**
胡元芳 黄应富
“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捆绑房屋多,悬得吓死人;老婆还好找,住房真难寻。”这首民谣描述了抗战时期重庆市容和生活的一个侧面。
重庆因抗战而人数激增,且流动频繁。初来乍到者求宿自难,而妇女则更难。位于公园路的重庆基督教女青年会,自成立之日起,便专为职业妇女开办了“妇女住宿舍”,这在重庆是独一无二的。宿舍有房十间,可容七八十人。房内设备齐全,窗格上还钉有元白纱帘,既通风又洁雅,质朴宜人。室外通道两壁垂有“惠泽士女”、“乐道燕居”、“再接再厉”等赠轴。女招待员亲切殷勤,并有专人关心住宿者的职业情况,协助疏通社会关系,为之排忧解难。每逢节假日还组织联谊活动,使妇女们接触面宽广。住人者感觉舒适安全,收费亦较低。
该会虽曾多次遭受日机轰炸,但炸了又修复,且于1945年又扩建新舍,其热心服务妇女的精神受到各方赞许。
著名艺术家秦怡女士,1938年从上海逃难来重庆时,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一时找不到住处。经友人介绍住进女青年会后,不特感到满意,且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中国第一个地球浮雕制品**
吴利蓉
中国第一个地球浮雕制品诞生在重庆北碚。
抗日战争中期,国民政府大批机关、科研机构内迁北碚。1940年8月,中国地理研究所迁至北碚文星湾后,便着手进行中国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和资源分布等课题的研究和资料整理。
1943年7月,翁文灏在北碚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社、中国地理学会、数学协会、动物学会等学术团体的联合年会。到会二百余人,收到论文五百余篇。其中,翁文灏所激赏者,惟黄汲清教授提出的关于研制中国地形浮雕的构想。经议,一致认为具备制作条件和价值。翁遂安排:由中国地质研究所负责设计,中国西部科学院北碚博物馆具体制作,黄汲清教授全面指导浮雕制作方案的实施。1944年9月,我国第一个地球浮雕制品诞生。此浮雕南北长二点一米,东西长三点一米,球半径为三米。
**庆祝抗战胜利重庆举行国际大礼弥撒**
陈仲伦
巴黎外方传教会重庆教区主教公署真原堂(在五四路东北侧)为庆祝胜利,于1945年9月的一天,举行了隆重的感恩大弥撒,由意大利籍蔡宁总教主主礼并讲道,于斌主教任翻译,大修院及中修院修生辅祭。我当时参加唱弥撒的修生合唱队。
参与弥撒的有驻重庆的英、美、法等国大使,还由当时国民政府要员孙科和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出席。唱弥撒的合唱队以大小提琴和法国大风琴伴奏,由三部分人组成:白沙沱大修院院长沙路(法籍)奏风琴,明诚中学修士数人(原该校教师)奏大小提琴,白沙沱大修院及慈母山中修院修生合唱。弥撒礼仪结束后,当即由国民政府派员主持签名纪念。
**重庆冯玉祥旧居**
黄少谷
八年抗战期间冯玉祥寓居重庆时,由于轰炸频仍,他的驻地也随时迁徙。先是住在中山三路巴县中学内,后安排他住在特园康庄二号,同时也在巴县虎溪河和歌乐山住过。1939年,他选中了歇台子罗汉沟的一块山地,自建了一幢简陋的楼房,取名曰“抗倭楼”,这是冯将军长住之地。1942年春夏间,他曾在北碚缙云山上的一间茅草房中住了些时候。为了抗日募捐活动,他去北碚时,常寓居于兼善公寓二院二九号或二一三号房间。
随着时间的流逝,冯玉祥的旧居多已不复存在了,我们只知道城内一处住地的现状。该旧居在上清寺嘉陵桥东村三八号(即原特园康庄二号)。主楼是一幢中西合璧式砖木结构建筑,二楼一底,建筑占地面积约二百七十平方米。现在该旧居已成为寻常百姓家。虽然昔日风貌犹存,但由于年久失修,已破旧不堪。
**杨瑞符墓**
黄谷夫
左思《蜀都城》“外负铜梁以宕渠”的铜梁山,位于重庆市合川县城涪江南岸三里许。山上有铜梁洞。震惊中外的率八百壮士奋战四行仓库的民族英雄杨瑞符将军遗骸安葬于此。“青山有幸埋忠骨”,铜梁山倍负盛名。
杨瑞符初任第88师孙元良部某团第一营营长,后升任团长。淞沪战役中,为掩护数十万中国军队撤退,他率所部四百五十二人(号称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使多于我军十数倍的日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杨瑞符身负重伤后,又再战于大江南北,于1939年夏天,来到重庆养伤。铜梁洞二仙观观主、省道教协会理事谭循九热情欢迎抗日英雄来山养息。终因伤势恶化,杨瑞符于1940年春逝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认杨瑞符为陆军少将。
杨瑞符病危时,对守候在他病榻前的人说:“合川对我太好,尤其是人情的温暖,如果我死了,我依然要住在合川,要住在合川的铜梁山。”死后,他如愿以偿。
杨将军墓园于1945年正式动工修建,1946年竣工。墓园遗址在今合川铜梁洞二仙观右侧,上有“方岩”二大字古代摩崖石刻。墓冢用条石围封,建有高大的“陆军少将杨瑞符纪念碑”及碑亭、拜台等。
**抗战期间的重庆国际广播电台**
伍子玉
我国无线电广播技术工程的开拓者冯简教授,1938年受聘于重庆大学,在任教的十余年间,着手筹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他先后选定了沙坪坝小龙坎为发射机房台址,土湾(今牛奶场址)为备用发电厂厂址,歇台子为收音台台址,上清寺火烧坡为国际广播电台的发音室及办公大厦地址。他在小龙坎主持建立三十五千瓦的中央广播电台,除天线外,全部机器都安置在岩洞里,地面上只有一些短短的木桩,没有高耸云霄的铁塔,在日机狂轰滥炸时,该台安然无恙,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对外通讯的唯一枢纽。
1940年,他在国际广播电台小龙坎发射台内首次建立电波研究所,自任所长,从事大气天空对电波反射影响的研究。将观测变化的数据资料,撰写成《1945年重庆上空电离层观测报告》,曾在美国大西洋城国际电信联合会全权代表大会上传阅,被列为重要技术参考资料之一。
**罗斯福图书馆话今昔**
曾健戎
今日之重庆图书馆,是在原“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当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领袖之一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与重庆关系很好。大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为纪念这位盟友,便决定创办罗斯福图书馆。
1946年9月,蒋介石下令设罗斯福图书馆于重庆两浮支路(今长江路),即原中央图书馆迁南京后所留旧址,亦即现在的重庆图书馆所在地。
正因为有这段特殊历史,故自1947年起,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一直从世界各地寄来图书情报资料。根据《联合国保存图书馆章程》规定,联合国每一成员国只有一个“联合国文献保存图书馆”,而中国却因此被确认为两个文献保存馆,其中最早的一个便是现在的重庆图书馆,另一个设在北京。
现在,原罗斯福图书馆旧址,又新建成专藏联合国资料的书库和阅览室,并已将入藏的联合国资料,和“国际联盟”时期的资料三万余件(册)与视听资料,诸如:政治、经济、法律、卫生、人口、裁军、贸易、工农业等包罗万象的全球性文献,整理就绪提供使用。这部分资料与“抗战版图书”、古籍线装图书构成该馆藏书三大特点。
**沙坪坝合作新村忆旧**
李峻岳
抗战期间,沙坪坝办起了一个消费合作社,经理刘昆水善于经营,办得很红火。1943年春,合作社计划在庙墙建筑一个合作新村,公开招揽住户。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在中学教书,因准备结婚,遂登记了一个户头,预交一部分建筑费,住进后每月付房租。规定十五年后房屋归住户所有。
合作新村位于南开中学背后,是一排土墙瓦顶的平房,坐北朝南,共有六个小院,一院一门,一门有两个门牌号数。第一个门内,住的是和成银行沙坪坝办事处主任吴朗西之弟吴达德,三号是粮食部专员孙心斋,四号是我,五号是刘昆水,七号是涂长望,十一号是曹靖华。住户大多是有地位的社会名流。
从合作新村到沙坪坝街上,只需走五分钟。住户一般和睦相处,偶尔也有小的摩擦。如曹靖华和孙心斋一次为小孩的问题争吵,曹靖华怒
不可遏地说:“国民党的法律保护你,也保护我!”
孙心斋是书法家,擅长魏碑,在重庆小有名气。刘昆水求孙为合作社书写横幅牌匾“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刘又对孙说:“至于我,你只给写三个字就行:‘人为我’。”说毕,相与大笑。
合作新村背后约三十米处,为丰子恺自建的“沙坪小屋”,是用篾片、石灰作墙的简陋居室。从我的窗口,可以清楚地看见丰家院中的花木和他喂养的那只大白鹅。江津李初黎的侄女藏有祖传的赵孟𫖯的画马,嘱我代她求丰先生鉴别一下真伪。丰先生态度和蔼,先谈了几点鉴别书画的原则,如笔法、墨色、颜料、纸张、印章等。他仔细端详着那幅画,一边摇头说:“赵子昂名气很大,当时就有很多赝品难以鉴别。六百年以后的今天,更难鉴别真伪了。有些专家的鉴定也未必可靠。”
**精神堡垒与抗战胜利记功碑**
彭伯通
抗日战争开始,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最繁盛的地区从下半城转移到上半城都邮街一带。1939年5月3日、4日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大轰炸,繁盛区域成为一片废墟,陆续重建后,原上下都邮街、柴家巷、天官街之间的十字口,亦即今民权路和邹容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成为一个广场。1940年3月12日,这里建成一座“精神堡垒”。
“精神堡垒”是当时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产物。它用木板钉成,外涂水泥,刷成黑色以避空袭。底座八角形,中部为圆柱,上为五角形,顶端呈城堞状,上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等口号,并有“新生活运动”指南针会徽。由于木结构不耐日晒雨淋,不久全部倒塌。原地辟为街心草坪,中心树立旗杆悬挂国旗。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民政府筹备迁回南京。为纪念抗战胜利,责成重庆市政府在精神堡垒原址修建“抗战胜利记功碑”。是年12月动工,1946年10月落成。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高二十七点五米。碑台由青石砌成。碑座有石碑八面,加青石护柱组成。碑身外部亦为八角形,内部圆形,有悬臂旋梯一百四十步。上部为标准钟,四面可望。顶端为了望台,设风向仪、风速器、指南针等仪器。
八年抗战一洗百年重重国耻,在全国范围内纪念胜利的碑仅此一座,意义重大深远,予后世子孙以民族自豪感。此碑虽然在1950年改题为“人民解放纪念碑”,但除去掉了原刻碑文外,改变不大,赋予人民解放新意后,民族解放的原意依然存在,且相得益彰,足垂久远!
**丛书新书**
一、编完《陪都星云录》,我们感到十分欣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移驻重庆,1940年又定为久远陪都,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的盟军指挥部驻此,国际上称中国政府为重庆政府,同时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本书为这一辉煌时期的历史拾遗补阙。年代的上限下限稍有延伸,但仍循此主络。
二、因篇幅有限,反映这一时期的文章不能尽收于本书,我们已开始编辑计划中的第二册,只好放在那里面去了。
三、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市、区、县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地方志办、党史办、重庆市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同时,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老报人、老记者、老作家、学者、专家亦给我们以热情支持,为我们撰写文章,提供资料。我们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四、本书由重庆市文史研究馆《新编文史笔记》编辑部主编。编委会由徐立阳、彭伯通、沙鸥、卢季野、野谷、曾健戎、王轮楦、欧伯衡、曹惠白、吕凤煊等人组成,特邀请凌文远为编辑部顾问。参加工作的还有罗光杰、吴晓岚、骆爱平。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