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重庆谈判纪略……郑洪（1） 《沁园春》咏雪词在重庆传诵时的 一场斗争……尹凌（57） 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王艳植（72） 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派驻桂园 警卫班的回忆……李介新（83） 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纪实……徐崇林（100） 重庆新闻党团聚餐会始末……王艳植（138） “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商闻实（168）
       重庆谈判纪略
       郑洪
       重庆谈判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处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胆略，在敬爱的周恩来同志陪同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亲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反复斗争，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于被动。大大地教育和团结了广大人民，唤起了人民群众新的觉醒。
       这篇《纪略》主要根据报章杂志，访问记录和有关资料写成。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材料搜集不全，错误漏落，在所难免，希望有关同志补充指正。
       八月十日
       日本政府被迫向中、苏、美、英四国政府发出乞降照会。
       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总部为日寇投降事向各解放区人民武装部队发布命令，限令敬伪投降。
       八月十一日
       中、苏、美、英四国政府复文日本政府，规定日本一切陆海空军当局及被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必须停止抵抗活动，交出武器”。
       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连续发布六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投降。
       蒋介石政府最高统帅部，一面命令他的中央嫡系部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面命令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各原地驻防待命”。
       八月十三日
       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毛主席指出：
       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
       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
       毛主席着重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上必争。
       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发表。评论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对外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八月十日所发限令全国敌伪投降命令的诬蔑。评论指出：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
       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帮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甲国内战。
       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揭露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而要我军所属部队“原地驻防待命”，一面要国民党所属部队“加紧作战势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继续推进，勿稍松懈”。妄图在美帝国主义武力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借口受降，调运大军向解放区进逼，积极准备内战的反革命面目。
       八月十四日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蒋介石为了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致电毛主席，邀请毛主席来渝共商国家大计。电报全文如次：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方主要问题，亟待解决。特电请先生克日悉临陪都，共同商讨有关国家大计，幸勿吝
       笃。临屯不胜迫切，愚盼之至。蒋中正未寒。
       八月十五日
       闽锡山军一万七千余人，在闽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指挥下，由山西浮山以南地区，向我太岳、上党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
       八月十六日
       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提出我党制止内战六项主张：
       一、你和你的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见。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接受我们所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装备，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的一切规定。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
       五、请你制止内战。
       六、请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毛主席电复蒋介石，要待蒋介石对朱德总司令提出的各项主张表示意见后，才考虑和他会见的问题。电报全文如次：
       重庆蒋主席勋鉴：朱秉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敬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毛泽东未统。
       八月十八日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抗战胜利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十项具体主张。
       八月十九日
       新华社日报·发出号外，刊载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给蒋介石的电报全文，人民争相索取。
       八月二十日
       蒋介石电复毛主席，再次邀请毛主席来渝“共定大计”。对朱总司令电报所提对日受降问题，进行无理狡辩。电报的全文如次：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来电函悉，期待正殷，而行雅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瞭。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照朱总司令之一
       电磁炉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忧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果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葬而鼓舞之，未可遽延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会国家之艰难，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效抗战之果，甚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群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蒋中正等。
       毛主席电复蒋介石，决定先派周恩来同志来重庆与蒋介石商量团结大计。电报全文如次：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从中央社新闻得悉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于接洽，为悬。毛泽东木养。延安。
       《新华日报》社论《蒋介石先生驾电读后》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无理扣发，当天报纸开“天窗”。在此之前，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新华日报》曾就和平、民主、团结问题，写了三篇社论，均被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局无理扣压。
       《蒋介石先生驾电读后》针对蒋介石在八月十四日和二十日发给毛主席的两封电报中，侈谈团结、和平问题，玩弄假谈真打的阴谋，进行揭露，据理驳斥。社论指出：
       关心团结，不愿再打内战，这是中国人民的心愿。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中国能以团结一致的态度来接受战果。要
       团结先要民主。从去年七月以来，我们就提出了真诚促成团结的唯一方法，就是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办法一直不为当局所理会。今年六月，几位公正的参政员飞延，商定了一套解决时局的办法，政府一直置之不理。抗日战争胜利了，全国鼓舞欢欣，以为内战可以消弭，团结可以到来，那如军事委员会竟在十一日这一天下了两道完全荒唐的命令。给中央直属部队的命令是“积极推进，勿稍懈怠”。给中央所部军队和人民武力的却是“驻防待命”。现在大家都一窝蜂的说：“此次受降办法均由盟军总部规定”了。但不知何条何款规定了在日本军伪军还没有放下武器之前非要我们的军队“驻防待命”？更不知何条何款规定了一个国家的军队来部可以“积极推进”，来部必须“驻防待命”。我们以为乱了一波步骤的就是这一道错误得厉害的命令。
       社论强调：我们要和平，要团结，要民主。只是，我们要的和平，不是奴隶的和平，人民被作残得没有声音的和平；我们要的团结，是民主的团结，而不是口头上的团结，用统一之名来统掉其他一切异己者的“团结”。
       现在国家存亡，系于当局者的一念。在大后方，一部份人民可以由新闻统制的方法而使他们看不出真象，可是中国沦陷区、解放区的二万万几十万人民，因为亲眼目击准是谁非，谁好谁歹，谁为人民着想，谁为私党争权，而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从不拒绝团结的手，我们从不关闭谈判之门；可是捏着刀的手是不好握的，堵住一块独裁的大石头的门是进不去的。放下唆使日寇伪军来进行内战的这把刀，搬开堵住国
       结之门口的那块石，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承认我们有权利用根据波茨坦宣言解决敌寇和接受投降，严格惩办汉奸，取消束缚人民自由的法令，释放爱国政治犯。召开政治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样才能真正谈得上团结统一，民主建设；这样才能真正被人民于水火，而招致到一片真正的“祥和之气”。
       八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电复毛主席，“仍盼”毛主席与周恩来同志一起“惠然借临”。电报全文如次：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欢迎；惟目前有若干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与恩来先生惠然借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接，特再驰电速驾。蒋中正秘。
       八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八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我党为
       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到重庆去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通知》分析了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两个星期的中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了我党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延安新华社讯：为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决定偕周恩来、王若飞两同志赴重庆，只待国民政府派飞机来延，三人即可启程。
       八月二十七日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由重庆飞赴延安，迎接毛主席。蒋介石派张治中同行。赫尔利、张治中于下午三时飞抵延安，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同志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到机场欢迎。赫尔利离开重庆时发表声明称：
       我现在到延安去曾经得到蒋主席的同意和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邀请。我将陪同毛氏和他的随员来渝，并在渝和蒋主席以及国民政府作直接商谈。我现在到延安去很感谢快。我们曾不断作一年以上的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的可能性，在这一争论上冲突的因素很多，但我们始终能够得到双方的尊重和信赖，这实在是我们感觉愉快的来源。
       八月二十八日
       为了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由延安飞来重庆。
       毛主席离开延安时，延安各机关团体代表数百人到飞机场热烈欢送。延安广大军民深知蒋介石阴险狡诈，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毛主席听后笑了一笑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毛主席一行抵达重庆九龙坡飞机场。在机场上欢迎毛主席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付秘书长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御秋、郭沫若和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代表，以及中外记者数十人。
       毛主席在机场向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毛主席说：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国内即将进入和平建国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军事所存在的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四时正，毛主席一行乘车离机场到上清寺张治中官邸桂园小
       您。然后赴红岩村驻地，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同志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和大家见面时多次强调“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勉励大家继续进行顽强的战斗。
       晚八时，蒋介石在山洞林园谈宴为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洗尘。出席作陪的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和周至柔等。
       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当晚驻山洞林园。
       毛主席来渝谈判的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山城人民。下午五时《新华日报》号外：《毛主席今天到达重庆》出版，争相索取，万众欢腾。
       八月二十九日
       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在林园，上午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会谈，下午与蒋介石会谈，晚上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张群、邵力子进行长时间的会谈。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全面驳斥了蒋介石集团所谓“中国没有内战”的欺人之谈。
       毛主席来渝的喜讯，震撼山城。重庆纱厂女工写信给《新华日报》说：“亲爱的毛泽东——我们人民的领袖，听到你来到重庆的消息，我们高兴得不晓得怎样办才好”。“好多年来，我们一直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老是被别人当牛马看待，一点起码的自由也没有”。“我们晓得中国有一个大救星，这大救星就是您”。“我们欢迎您来。我们拥护您提出的主张”。
       重庆郊区和川东一带的广大农村，到处传颂“毛主席到重庆来”的喜讯，纷纷发出“农村要实行民主”的怒吼。有的说：“毛主席来了，穷人要分地！”有的问解放区在哪一方，有多远，可不可以搬到解放区去。
       沙坪坝区大中学校的进步青年，打破了长期受到压抑的沉闷局面，获悉毛主席来渝消息，奔走相告。国民党中央大学有六十多个学生集体签名，贴出“教请毛泽东先生来校讲演”的建议。有的同学写信给毛主席，称颂毛主席“来渝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来信说，毛主席“您应允人民渴望和平的要求，来商讨解决当前迫切的问题”，“您给人民以无限的光明的希望”。“我们在寻求进步中热烈拥护您，向您学习，在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号召下奋斗”。
       许多读者纷纷投书《新华日报》向毛主席致敬，响应我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六项主张。有的说：“毛主席您已安抵重庆，我们不克来飞机场欢迎，在这儿敬致诚恳的敬礼，并祝致躬康泰。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所提出的紧急措施是符合人民的要求，请您坚持这个主张，争取完全实现。我们誓为后盾”。有的说：“我们一听到毛主席来到重庆的消息，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有位头发花白的老秀才笑得连咀都合不拢，连说：“好、好、好！这一下和平有保障了”。一个小康人家的读者，特地把似积存的一点钱送到《新华日报》，请代购鱼肝油转赠毛主席。他说：“我们一直关怀毛主席的健康”，“我们既非无产阶级，可算是小康之家，也就因为这点才是说明爱戴他的人除上列这类人外，还有我们这一类人”。“我们认为只要他还活着，中
       国就会有完成人民愿望的一天”。
       在重庆的许多报刊都竞相刊载毛主席来渝谈判的特大消息。重庆《大公报》、《新民报》等，全文登载了毛主席在飞机场向中外记者的谈话，专门撰写了毛主席抵达重庆的《本报特讯》，发表了社论。《大公报》在《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论中指出：“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它维系着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的幸福”。《新民报》以《走向和平建国之路，毛泽东为团结而来》为题，详细报导了重庆各界人民热烈欢迎毛主席的空前盛况，《新民报》在《迫切的希望》的社论中指出：“中共领袖毛泽东来渝进行团结建国问题的商讨，这是一切关心国事的人所欢迎的消息。”日本投降，胜利的结束了八年来的苦战，同时也发生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摆在我们目前的许多繁重工作，几乎没有一件不关联着团结，也没有一件可以在分裂的状态中完成，这个问题如果不得到适当的解决，则胜利的钟声可能变成内争的信号”。毛先生来到重庆已有“一个进行谈判的基础”。我们“迫切期待在这至好的时机中见到我们国家能够在团结统一方面迈步前进”。
       成都《华西晚报》在《毛泽东到了重庆》的社论中说：“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目前存在的是“中国人民的基本的人权自由仍旧掌握在国民党所建立的特设官署里，中国的政党政派仍旧没有合法地位，被禁闭了多年的政治犯，仍旧充塞在各地的集中营里”。毛泽东是在一个实际政治还没有任何新气象的时候来到重庆，中国人民应该赶快站起
       来向国共两党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各个在野党派与无党派人士说话，“我们要求团结，我们要求民主政治，我们要求联合政府”。“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我们应以人民的力量使得这个新的国共两党领袖的谈判，如人民所愿望的获得成功”。
       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连续发表社论，申言国共谈判的最高原则，应是“一切服从民主”。它说：“今日国内一切政治问题之解决，首要团结”，“完成团结之最高原则，那就是一切服从民主”，“谈判双方必须服从民主原则”。“不能以自己的主张为天经地义，更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看做至高无上，强别人服从”。
       昆明《云南时报》发表社论《民主政治的胜利》指出：“战争的胜负，不是由武装决定的，不是由恐怖手段决定的，也不是由一时一地的军事形势决定的，而是由人民的意志决定的”。“战胜阻碍世界永久和平的力量，要依靠民主政治”。
       《新华日报》详细报导毛主席为商讨团结大计飞抵重庆的消息和毛主席在飞机场向中外记者的谈话，专门写了题为《欢迎毛泽东同志来渝》的社论。社论指出：
       毛泽东同志亲自来渝与蒋介石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无疑地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与惨重牺牲，中国人民一致地渴望着和平。毛泽东同志来渝正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力求在和平、团结、民主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当前实际问题，而协力建立一个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热心与诚意。国内外的法西新戏余，一直企图挑拨离间破坏中国团结的阴谋，因为毛泽东同志来渝而被击破了。毛泽东同志来渝象征着中国和平团结前途的胜利愿望。
       社论重申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时局宣言》中提出的当前摆在全民族面前的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一致在和平团结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国内持久和平的政治主张。
       社论强调：今天，全世界、全中国的人民都渴望着和平，而真正持久的和平，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可是不可讳言，在我们为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的道路之上，还存在着各种困难和阻碍，法西斯侵略者和一切反动分子在战争中失败了，可是他们的游魂还没有死灭，还在各种的伪装掩藏之下，行使一切阴谋，进行一切危害活动。对于这种重大的威胁着中国和平团结民主的阴谋活动，全国人民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它及时扑灭。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所提六项办法，代表着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心愿和要求，我们希望在蒋主席和毛泽东同志这个历史性的会谈中，能够依据这些要求，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
       美蒋反动派对干和谈本无诚意，对毛主席毅然来渝大为震惊。国民党内部乱成一团，美国政府认为完全“出人意料”。他们尽量贬低毛主席来渝的重大意义，尽量缩小毛主席来渝的政治影响。他们事前不发消息，事后不予报导。《中央日报》上只刊登了中央社为应付国际舆论不得不编写的两条总共只有几十个字的“新闻”。
       何应钦密令蒋管区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
       五年中反人民内战期间编印的《剿匪手本》。狂叫“赤匪不灭，军人之羞”，加紧在国民党军队中实施反共内战动员。
       八月三十日
       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由山洞林园返回城内。
       毛主席在桂园接见不久前由重庆飞往延安同我党商谈的国民参政会代表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群、邵力子讨论军事、政治问题。
       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往访宋庆龄、于右任、孙科、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民主同盟主席张澜。
       晚上，张治中为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来渝，在桂园举行宴会，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伧等应邀作陪。
       加拿大加华联谊会，圣约翰教堂，产业职工大会英属哥伦比亚区，加拿大劳工进步党省区组织者，加拿大锅炉制造及造船工业，太平洋《代言报》，加拿大闽粤协会，加拿大中华工人保护协会，劳工联合会英属哥伦比亚区等九个团体，自渥太华城致电毛主席和蒋介石：“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目前的谈判，结果能重新接近，以防止任何内战，现在最必要的是立即取消一党专政，并尽早完成民主的联合。”
       八月三十一日
       毛主席在桂园宴请柳亚子、王昆仑等，就团结问题交换意
       见，柳亚子写诗《赠毛润之老友》：“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堪格，遍地劳民乱偷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九月一日
       下午七时，毛主席和周愿来、王若飞同志，应邀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举行的鸡尾酒会。酒会由孙科主持，到会的有宋庆龄、冯玉祥、覃理鸣、翁文灏、邵力子、王世杰、陈诚、张治中、陈立夫、沈钧儒、郭沫若、马寅初、左舜生、谭平山、李德全、史良、茅盾和文化新闻，戏剧界人士三百多人。毛主席到会的消息传出，无数人民群众，冒着蒙蒙细雨聚集在中苏文协的大门前，迎候着毛主席的到来。中苏文协二楼的大厅里，欢声一片，各界人士争着和毛主席握手，向毛主席敬酒。冯玉祥说：“你来了，中苏友好条约缔结了，让我们为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实现而干杯！”覃理鸣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许久说不出话来，终于眼圈红润。流下泪来。大家把毛主席的到来，看成是和平民主团结的象征。
       九月二日
       日本天皇发表诏书，率领全国宣布投降。日本投降书于九月二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美舰米苏里号上签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新华日报》刊登毛主席“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题词。
       《新华日报》为抗日战争胜利发表社论：《庆祝胜利》。指
       出：
       米苏里号上的日本投降签字，在世界日历上划了一道渐加的红线，延续六年之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最后结束了。
       这次战争的结束，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和平，而且是一个对法西斯恶魔的毁灭，一个民主势力在广大范围内的巨大胜利。
       但是，在中国人民进入和平建设新时期的门槛上，还存在着各种严重的困难、障碍和危机。中国人民今天在庆祝胜利的同时，正在以抗日战争同样决心与努力，来克服这些阻力。中国人民相信，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一切有远见的领袖，各显那的人民与一切有远见的领袖，也将以共同的努力使中国要和平的斗争得到抗日战争同样可庆祝的胜利。
       周恩来同志与王世杰继续会谈。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拜访毛主席，道毛主席外出未晤。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宴请毛主席和周愿来、王若飞同志。参加宴会的有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冷御秋、张申府等。相谈甚欢。
       毛主席在桂园会见邹鲁和各方来访的友好。
       晚八时，蒋介石宴请毛主席和周愿来、王若飞同志。并介绍与国民党党政首要及参议员会面。参加宴会的有孙科、冯玉祥、吴铁城、熊式辉、张伯苓、莫德惠、王云五、张群、左舜生、傅斯年、冷御秋、黄炎培、邵力子、吴鼎昌、王世杰、张治中、陈立夫、甘乃光、吴国祯、周至柔、雷震、白崇洛、翁文灏、许孝
       炎等。会后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蒋介石单独会谈。
       九月三日
       王世杰到桂园拜访毛主席，作单独会谈。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张治中、张群、邵力子继续会谈。周恩来同志将我党提出的会谈要点十一项面交国民党代表。至此普遍交换意见告一段落。
       陈诚宴请周恩来同志。
       毛主席下午三时往访于右任、戴传贤、白崇禧、吴稚晖。五时在桂园接见韩国临时政府全体成员。六时在桂园会见郭沫若同志。七时半赴枇杷山出席苏联大使馆宴会并观看电影。
       一些参加“民主与科学”座谈会的科技界人士，为了庆祝国际民主势力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反对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争取和平民主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九三学社”。
       九月四日
       周恩来同志与张治中单独会谈。
       白崇禧到桂园拜访毛主席。
       中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设宴招待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晚上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设宴招待毛主席和周思来、王若飞同志。
       毛主席视察《新华日报》营业部，受到全体工作同志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和大家一一握手，亲切慰问。
       下午五时，毛主席应邀参加蒋介石为了庆祝抗日战争最后胜
       利，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茶会。会后，毛主席与蒋介石再度举行会谈。
       晚上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作长时间的会谈。国民党对谈判毫无诚意，故意拖延，一直不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对我党提出的十一项建议，以“距离太远”，“根本无从讨论”为辞，拒不接受。甚至连邀我党提出的关于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是“恃其武装向中央要地盘”。受到我党代表的严厉驳斥，指出：国共谈判要求得问题的解决，必须承认事实，承认我党的政治地位，承认我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否则，难期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同志当面质问国民党代表：“任意交换意见四天时间已过，我党已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十一项建议，而国民党所准备的具体方案如何？”一语揭穿了蒋介石假和谈的真面目。会谈从晚上九时开始到深夜十二时才结束。
       美国《先锋论坛报》发社论指出，中国团结的努力对美国的重要性和对中国一样，如果他们失败了，后果是严重的。对于世界和对于美国都需要中国民主团结。
       九月五日
       毛主席接见重庆《大公报》记者。毛主席说：
       来渝五日，与中央谈团结问题，目前尚未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者，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政令、军令如来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之事情，然统一之军令、政令必需建立在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
       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人民之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谓也。边区、解放区情况与其他地区不同，有民选政府，有自卫军，无保甲长。保甲长为统治人民者，最要不得。
       协商之另一结果为国民大会将延期举行，代表问题，双方意见犹未能一致。中共方面，不主张维持旧代表，原则上主张实行普选。
       毛主席表示：愚诚高举结束果。
       邹鲁设宴招待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
       毛主席在桂园接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和各方友好人士。
       蒋介石在中央干部学校举行茶会招待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应邀参加作陪。
       晚上，不久前赴延安与我党会谈的褚辅成、黄炎培、冷御秋、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六参议员设宴招待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
       昆明教育文化界人士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保证胜利果实的三项具体意见：一、根绝内战危机；二、酬答人民抗战功绩；三、惩办战争罪犯及破坏抗战的各种不肖分子。
       九月六日
       毛主席访晤居正和中正学校、中央大学故旧，暨柳亚子、张伯苓两先生。
       中午，于右任设宴招待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丁维汾、叶楚伦、陈立夫、张治中、张群、邵力子出席作陪。
       晚上，宋庆龄宴请毛主席。宴毕，毛主席访问苏联驻华大使
       彼得罗夫。
       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新中国》指出：蒋介石九月
       三日发表的庆祝胜利致辞，“大多数东西都是重复以前的声明。”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即应停止限制出版自由，并规定国民大会的日期。”同时指出：中国“必须找出政治上团结之道。而这点只有在实现共产党要求方面，远较蒋迄今所做的大进一步，才能达到。”社论强调：“国民党专政在最后中国是没有地位的。”该报认为：现在重庆的当政者，其中某些人不能被认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
       九月七日
       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往访陈立夫，未晤。
       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访问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各谈一小时半，后赴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茶会，晤谈二小时。
       冯玉祥设宴招待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
       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晚上七时半，在枇杷山大使馆举行鸡尾酒会，招待文化界人士柳亚子、茅盾、鲁迅贺、陶行知等二百余人，观看宋子文访苏照片及斯大林大元帅在莫斯科红场检阅胜利军队的影片，周恩来同志应邀参加。
       九月八日
       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在渝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到会的有：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英国援华会薛
       穆大使和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敷先生，公道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等代表及锐科先生。席间，毛主席致词，感谢各方人士八年来对边区及解放区诸多援助，并希望今后能继续这种帮助。宋庆龄、英大使薛穆爵士及艾德敷先生等相继讲话，表示过去的经济多为战时救济，今后进入和平时期，在建设方面仍将继续予以帮助。
       孙科设宴招待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继续就军队与解放区政权问题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会谈。会谈结束时，张群将前一阶段普遍交换意见之纪要一件，和国民党方面根据蒋介石意旨拟订的对我党所提方案十一项的答复一件，交与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出席中国劳动协会举行的“美工堂”落成典礼。
       九月十日
       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就政治会议、国民大会、省区划分、重划受降区和缩编军队等五大问题进行会议。
       成都《新民晚报》、川康通讯社、《大学月刊》等十六个新闻文化团体，致函重庆《东方杂志》、《国讯半月刊》等八大杂志响应取销审查的倡议。决定报纸、通讯社自即日起，杂志自即期起，有关言论与报导之类，不再送与任何机关检查。
       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抗战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通电全国，
       提出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彻底实施民主改革，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立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并召开政治会议，成立全国一致的民主政府；立即组织联合统师部，解决军队统率问题，使各地真正抗日部队，就目前驻防地区，从速分区接受日本投降，收复失地；切实优待嘉奖抗日军人，抚慰阵亡将士家属，停止征兵，并从速办复员，立即停止征实征借，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并有效的帮助一切有利民生的民营工业，以奠定新中国的经济基础等六项主张。
       九月十一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就国民大会等具体问题，进行会谈。
       晚上，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在桂园宴请黄炎培、张澜、沈钧儒，就团结问题交换意见。
       九月十二日
       蒋介石约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共进午餐，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作陪，餐后有所商谈。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继续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就国民大会、联合政府和解放区等问题进行会谈。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发表《对时局庄严默言》，要求实现民主、和平、团结，立刻废止管制政策，取缔官僚资本，严惩工业界汉奸，切实救助工业危机，救济失业员工。
       美国纽约华侨领袖李国钦（K·C·Li）致电毛主席，对国共
       谈判表示关切，热望全国实现和平团结，建设真正民主国家。
       九月十三日
       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接见台众社、路迹社记者。毛主席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在中国建立和平与民主。全中国人民都期望和平，我们到重庆来将尽一切努力达到上述目的。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的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而且也是整个世界的希望。”周恩来同志说：“共产党军队应接受所在地区内的日军投降。蒋介石不允许我军在一定地区接受日本投降，则是不公平的。”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在接受台众社、路迹社记者时，揭露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指出目前共产党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冲突。共产党宁愿自许多地区后撤，但他们依然在攻击我们，并重占了我们许多城市。共产党军队将继续与敌伪军作战。
       阎锡山军十九军史泽波部勾结日伪残敌，自八月十五日在我山西太岳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以来，八月十九日进占我东、西峪，二十日侵入长子，二十一日占我长治，并分兵向我附近各县扩张，至八月二十五日又占我屯留、壶关、潞城、襄垣四县。延安来电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当即决定：“针锋相对”，“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我太行纵队立即展开自卫反击，一举收复五城，将史泽波部团团围困在长治市孤城之中。
       中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设宴招待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晚上，戴季陶设宴招待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
       九月十四日
       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在桂园接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宜和夫人池田幸子以及各方友好。
       晚上，白崇禧设宴招待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
       九月十五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张群、邵力子就省区划分、地方政府人选推定和军队驻地问题进行会谈。
       晚上，毛主席在桂园宴请中国青年党在渝中委。
       重庆《青年论坛》、《东方杂志》、《国讯半月刊》等十大期刊发行联合增刊，对国是发表主张。增刊第一期的中心为民主与团结。
       九月十六日
       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在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接见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总部工作的三位青年士兵：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和杰克·埃德尔曼，从下午开始直到晚上，毛主席就中国前途问题同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毛主席详细询问了美国情况。毛主席设宴招待美国朋友，并一起照了像。“美国朋友说毛主席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毛主席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和招待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他没有丝毫自负、讲究礼貌、神气十足或其他任何做作行为的迹象。在此之前，美国朋友听说毛主席
       席在延安自己种烟草，特地从他们的配给中拿了几条美国香烟，并写了一张表示希望中国人民有一个繁荣、和平的前途的纸条，托办事处转交毛主席。
       成都十六家新闻文化团体，自本月八日自动取消审查制度以来不到十天，争取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恣潮，风起云涌，除《中央日报》、《黄埔日报》、《成都快报》还在遭检出刊外，其余在蓉报纸、刊物、通讯社、书店，几乎全部参加了拒检运动。本日下午，二十七家新闻文化团体举行联谊茶话会，当场通过联谊会为一永久性组织，选出了大会执行委员。决定该会除团结会员团体争取新闻自由彻底实现外，还要争取新闻文化界的一切福利。同时发表宣言，提出了争取发表自由的七大主张。
       九月十七日
       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共进午餐，张群、吴国祯作陪。适时美国《生活》杂志为毛主席、赫尔利、蒋介石照像。
       毛主席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刘鸿生、潘昌献、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等。毛主席在会上讲述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道路和我党对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指出了民族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和我党应该抱的正确态度。
       蒋介石密电阎锡山送发《剿匪手本》。
       九月十八日
       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下午四时应邀参加国民参政会举行的在
       渝参议员第二次茶会，并纪念“九一八”。毛主席在会上致词。毛主席说：
       今日是“九一八”纪念日，首先应该庆祝胜利。八年抗战，胜利终于来到，尤其是东北，自“九一八”事变后，已沦陷十四年，今日也得到胜利解放，身临此日，倍觉兴奋。所最感光荣的是能够在这个时期与诸先生、朋友、各老前辈见面。回忆抗战期间，虽极艰苦，但因全国一致努力，现已平安渡过，蒋主席特邀来渝共商国是，意至可感。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因之，各党各派应在上达方针之下，团结一致，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
       周恩来同志在会上报告这次国共在渝谈判经过。讲到这次谈判问题很多，但谈判是在友谊和协的气氛中进行。
       茶会由莫德惠主席，王普涵最后发言。王普涵说：毛泽东、周恩来两参议员出席今天的茶会，象征全国的团结统一。出席今天茶会的有参政会主席团：莫德惠、江庸、王云五。参议员：章士钊、许德珩、章伯钧、陈豹隐和秘书长邵力子、付秘书长雷震等八十人。
       毛主席往访朱家驿、陈果夫，陈因病未晤。
       大后方一群青年致函《新华日报》转呈毛主席。来信说：毛主席是“您带给中国人民以无限光明和希望。”“谨以赤心表示无限的敬意，并祝您健康！”
       中国战区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于今日返美。赫尔利大
       使本拟同行，因身体略有不适，暂缓成行。
       九月十九日
       上午，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继续研究军队和解放区的谈判问题。
       毛主席宴请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谈判军队的整编数目、军队的驻地和解放区问题。周恩来同志提出：我党愿在九月三日的基础上再作让步，即将国民党军队和我军的整编比例由五比一，改为我军为国民党军队的七分之一，并把我军从海南岛、苏南、浙江等八个解放区撤出，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国民党代表则认为这个建议“无异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得其一”，“非为谋军令政令之统一”，“甚难考虑”。提出商谈“他事”。王若飞同志立即尖锐指出：“汉奸军队都已得到中央的委任，而中共抗日军队，反不能得到中央之承认，须知中共军队，即令不获中央之承认，不获中央之接济，一样能够生存发展。”
       九月二十日
       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应邀出席《大公报》午餐。席间《大公报》负责人董弹“不要另起炉灶”的老调。毛主席尖锐指出，你们说的“不要另起炉灶”我同意；但蒋介石得要管饭，蒋介石不管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旧《大公报》替蒋介石说话的错误。毛主席为大公报社题词：“为人民服务”，教育他们今后要站在人民立场。
       毛主席访叶楚伦、程潜、陈立夫、贺耀组等人，毛主席在陈立夫处谈了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结束以来的种种问题，从原则上批评了国民党，也批评了陈立夫。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由渝飞京转沪。
       九月二十一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继续会谈军事问题和解放区问题。经过激烈斗争，双方同意关于军队问题另设小组进行会谈。解放区问题，会谈并无进展。双方同意发一个《公告》，随即由张群将所拟公告草稿交周恩来同志，并提出要待赫尔利返渝后再作决定。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下午五时由港飞抵渝，当晚与蒋介石共进晚餐。
       朱家骅拜访毛主席未晤。
       九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接见在渝剧作家、导演和戏剧界人士。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返美述职。
       九月二十三日
       毛主席分访各方友好。
       九月二十四日
       《新华日报》讯：中外注视的国共商谈，上周曾有发表《公
       告》的准备，但现已暂告停顿。自土星期五（二十一日）以来，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等日，都没有继续会议。
       九月二十五日
       毛主席答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十二个问题。毛主席说：中国需要和平建国，必须坚决避免内战，因为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中共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严惩汉奸伪军，保护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路透社记者所提出的问题和毛主席的答复全文如下：
       （一）问：是否能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
       答：可能，因为这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只需要和平建国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二）问：中共准备作何种让步以求得协定？
       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三）问：中央政府方面需作何种的妥协和让步，方能满足中共的要求呢？
       答：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四）问：你对谈判会达到协定，或者只是暂时协定一事，觉得有希望吗？
       答：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信心，认为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与互相让步下，谈判将产生一个不止是暂时的而且足以保证长期和平建设的协定。
       （五）问：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
       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中共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因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
       （六）问：中共对中苏条约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我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七）问：日本投降后，你们所占领的地区，是否打算继续占领下去？
       答：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理想的。
       （八）问：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答：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成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九）问：A、你的行动和决定，将影响华北多少共产党员？B、他们有多少是武装起来的？C、中共党员还在些什么地方活动？
       答：共产党员的行动方针，决定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现在有一百二十余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在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
       （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与界说如何？
       答：“自由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投票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
       （十一）问：在各党派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答：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都是与孙中山
       先生的遗教相特的。
       （十二）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么？
       答：我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如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可贵的经验，是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九月二十七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继续会谈。我党将决定派叶剑英同志参加军事小组一事通知国民党。国民党方面表示派军政部次长林蔚文和军令部次长刘斐参加。接着又就召开政治会议问题进行会谈。
       九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继续就军队问题进行会谈。
       九月二十九日
       成都文化界发出《对时局的呼吁》，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开政协会议，无条件的保护人身自由，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信仰等人民基本权利，立即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并保障其公开活动的自由；废止一切束缚与剥夺人民基本自由的法令与机构，如特务机构、劳动制度，战时新闻图书审查条例，非常时期人民集会结社法等；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明令惩办汉奸、解散伪军。
       中国民主实践社发表《我们要说的话》。提出：我们中间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自由职业者，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小工厂的经营者，有的是妇女，仗打完了，我们一致要求安居乐业，享受太平。中国不能再有内战，要团结要民主要统一，这些我们都赞成。但事实上，后方在商谈，前方却紧急。我们以为商谈要根据眼前的事实，否则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出大乱子。早晚要决定的事，还是赶快一点决定的好，不要“拖”。“拖”的结果，只有增加内部的抵触，增加人民痛苦，损失政府威信，减低国家地位。
       黄炎培、胡厥文等人集会，决定筹组成立“民主建国会”。
       十月一日
       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提出促进“民主统一”、“和平建国”。
       昆明文化界在通知国民党政府当局决定废除检查制度之后，要求出版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发表宣言。宣言提出，废除新闻检查必须彻底，新闻垄断、邮电检查都应一律取消。保障民营出版业，惩办附逆文化人。
       十月二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继续就政治、军事问题进行会谈。
       十月五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继续就政治、军事问题进行会议。周恩来同志在会议结束时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毛主席来渝已经一月有余，拟订于下周内返回延安。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
       许多读者纷纷致函《新华日报》“希望公布国共谈判结果”。有的提出：毛主席来到重庆已经是一个月又一星期了，报上总说谈判完全融洽，除了报上发表那些简单而又空洞的消息外，任何有关谈判的文件也没有。前几天报上说要发表《公报》，到现在仍然毫无着落。质问“国共谈判公报，为什么还不发表？”
       十月六日
       毛主席写信给柳亚子先生，信中强调：“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柳亚子请毛主席写诗，毛主席把一九三六年初行陕北见大雪之作《沁园春·雪》录赠给他。词的全文如下：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欲与天公
       试比高。颂晴日，看江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十月八日
       毛主席即将飞返延安，张治中在国民党军委会礼堂举行盛大欢送晚会，计到各党派，文化界，新闻人士五百多人。
       毛主席在会上发表讲话。毛主席说：
       这次来渝，首先感谢蒋先生的邀请与四十多天的很好招待。感谢今晚的主人张文白先生说了这样盛大的宴会，也感谢今天到会的各界人士。
       这次商谈，全国人民，全世界的友好与各国盟国的政府都很关心，因为商谈不是仅仅关于两党而是与全国人民利害有关的问题。商谈的情况如张先生所说，是可以乐观的。在东西法西斯打倒以后，世界是光明的世界，中国是光明的中国。近三十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与第一次不同，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与中国都有了迅速进步。现在的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商谈是在友好空气之中进行，没有达成协议的问题，相约继续由商量来解决，而不用其他方法解决。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人民的要求，也符合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和平与合作
       应该是长期的。大家一条心！不作别的打算，作长期合作的计划！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中国人民的面前现在有困难，将来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不管困难有多大，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新中国万岁！
       毛主席的讲话受到与会人士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继续会谈。
       下午五时，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李少石同志乘坐办事处小汽车陪送柳亚子先生回沙坪坝寓所，返城途中车过红岩咀六号门附近，不幸遇难。周恩来同志得悉后，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要他们保证毛主席安全，并迅速查明事件原因。
       十月九日
       蒋介石设宴欢送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等出席作陪。
       十月十日
       《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下午在桂园签字。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于抗战胜利后，邀请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商讨国家大计。毛先生于八月二十八日应邀来渝，进见蒋主席，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选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商谈，已获得左列之结果，并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兹特发表会谈纪要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同意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勉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治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续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之合理之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
       意见；因此双方未能成立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惟政府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
       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未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编编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编余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方案为：依照现有的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重划省区，变动太大，必须通盘筹划，非短时间所能决定。同时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政令统一之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推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
       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六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付主席及委员（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份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刑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付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有所修改，请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四省，请委省府付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请委付市长者，改为平、津、青岛三特刑市。政府方面对此表示：中共对于抗战卒著勤劳、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倘委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付主席等，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之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选举，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级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种省区加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加委可以考虑，而省级民选须得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
       态。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继续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主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应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惟惩治汉奸要依法择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协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在《会谈纪要》上签字的有：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我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张群当天因事未到，是后来补签的。签字时，毛主席正在桂茵楼上，国共双方代表签字后，毛主席下楼同在场的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一一握手。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实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苦奔波。”签字时间是临时决定的，没有通知新闻记者和其他的人参加。
       在这个《纪要》中，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同意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也不得不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
       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同时，蒋介石政府却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并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以致无法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即令如此，在政治上却使我党获得了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被动，因而是成功的。
       毛主席会见中国青年党曾琦。
       四时半，蒋介石到桂园拜访毛主席，谈约十余分钟。毛主席同蒋介石相偕乘车赴国民政府出席庆祝国庆招待外宾的鸡尾酒会。
       毛主席赴林园和蒋介石话别。当晚宿林园。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等著《毛泽东印象》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重庆各大书店发行。
       十月十一日
       毛主席应蒋介石之邀来渝商谈团结建国大计，在重庆一共住了四十五天，现以国共谈判迄今初步结束，于上午九点四十五分，由张治中陪同乘飞机返回延安。周恩来同志仍留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商谈。王若飞同志随毛主席同机返延。到机场送行的有：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郭沫若同志和夫人于立群，张澜、陶知行、章伯钧等，以及文化界戏剧界人士与中外记者七十余人。第
       十八大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到机场热烈欢送毛主席。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在陈诚、张治中陪同下从林园乘车到达机场后，各方人士和中外记者立即围上前去，毛主席同大家一一握手；还特别和几位在桂园服务的秃兵握手，并和他们说：“这次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大家。”一些外国记者向毛主席提问，毛主席回答说：“中国的问題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可以克服。”
       毛主席一行于下午一时左右飞抵延安，延安党政军各机关负责同志和机关干部、学校学生都来机场迎接；特别是当地人民群众，听到毛主席返延，争先恐后的涌到机场，许多人并从数十里外赶来，两万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时间住了刚刚停下的飞机。从龙钟的老太婆到天真的小孩子，他们的眼睛里都流露出无可言喻的欢喜。
       毛主席在飞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毛主席说：“这次谈判已得到了结果，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毛主席在讲话中特别感谢前次陪他去重庆，这次又陪他回延安的张治中，并介绍张治中向大家讲话。张治中说，他奉蒋主席之命能够迎送毛主席，实为一生之最大荣幸。他讲谈判的成就，整个中国从此即将步入长期的和平团结时期。张治中的讲话受到在场群众的热烈欢迎。
       张治中在延期间，受到中共中央、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边区政府的热情款待。
       毛主席离开重庆后，周恩来同志在桂园设宴招待张治中家留住桂园人员和国民党派驻桂园的秃兵警卫人员。周总理为张治中
       儿子张一纯题词：
       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
       一 纯世兄
       周恩来
       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周恩来同志代表毛主席向宪兵警卫人员赠送礼品。
       民主同盟临时代表大会闭幕，对国是发表《宣言》，拥护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正确主张（《宣言》于十月十七日正式公布）。
       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钱之光同志为李少石同志遇难事件发表谈话。钱之光同志说：
       李少石同志被枪击逝世，是革命事业中一个很沉痛的损失，此事发生后，不但李同志的家属和本办事处、《新华日报》同志一致痛悼，社会人士也都纷纷吊唁慰问，殷勤备至，而实警治安当局与医院人员，更是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这种各方热情关怀，本人敬表谢意。
       在事件发生时，由于事出突然，辈事的汽车司机又不知去向，大家对于李同志的死，都不免愤慨。经过宪警治安当局的努力侦查，和本处的详细探访，所获结果，大致相符。案情已经基本明了。事实经过是：本月八日下午五时前，李少石同志来本处汽车送柳亚子先生由曹家岩周公馆返回沙坪坝寓所，到时即由原路回城，因有要公，车行很快，将到红岩咀时，在下土埠地方适有陆军重迫击炮团第三营七连中尉排长胡关合等六人和新兵三十名由重庆向壁山行进，在下土埠休息，其中有弹药一竿兵吴应空正在路旁小渡，汽车驰至时，因躲避不及，当被撞倒，头部受重伤，势甚危殆。汽车
       司机熊国华于黎明后，仍不停车，该连下士班长田开福情急开枪，恰恰自车后工具箱射入，由李同志右侧肩胛骨射入肺部。该司机见李同志中弹受伤，急驱车入城至市民医院，将其抬入病房，填好门诊表后，即又驱车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告以李同志业已受伤，需人照料，当由该报广告主任徐若曼和交通刘月明乘原车偕往市民医院忙于伤者输血之际，即带交通刘月明来车回曾家岩，将车锁入车房后，谎称有病逃去。至今多方寻找未回。李同志因伤及要害，流血过多，虽经市民医院尽力救治，延至当晚七时四十五分，终于溢然长逝。
       李同志在意外中死去，这是极其可悲的。至于因司机不慎被撞受重伤的士兵吴应堂，现在也在市民医院，仍未脱离危险期，对于他，我们愿意担负一切医疗费用，如万一因伤逝世，并愿负贵予以险葬抚恤。对于司机熊国华，我们也应协助有关机关继续寻觅，使其归来。
       李少石同志于下午一时安葬于小龙坎八路军烈士墓园。前往执拂的有宋庆龄、陈树人、柳亚子、郭沫若、茅盾夫妇、曹清华、鹿地亘、熊瑾町等四十余人。
       周恩来同志下午前往市民医院探视不幸被汽车撞伤的士兵吴应堂，嘱其安心静养，并向院方表示负责全部医疗费用。吴应堂经过医院治疗，伤势颇有进步。
       十月十二日
       《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全文公布。重庆各报均在头版显著地
       位竞相刊载。《新华日报》和《大公报》、《新民报》、《国民公报》以及《中央日报》、《扫荡报》都为此写了社论。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基础——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结果》指出：
       全国人民，全国各党派，全世界各盟邦及其人民所热烈关心的国共商谈，现已完成初步阶段，毛泽东同志于昨日飞返延安，双方代表并已共同签字，发表《会谈纪要》。这次毛泽东同志应蒋主席之邀而远道来渝并非徒然，双方代表在此重大时机，会谈月余，并不是没有结果，各方的热烈希望也并没有落空，这次会商的内容，的确不只是国共两党的利害关系问题，而且有关全国范围的民主进步，有关全国人民的自由幸福。这次会商的结果对于保障和平，推动民主，加强团结，促进统一都有积极作用。
       社论说：在这次双方共同发表的《会谈纪要》中，首先确定“和平建国基本方针”这是符合世界潮流，也是符合全国各党派和广大人民的愿望的，我们相信根据和平建国的正确方针，一切问题是能够逐步得到解决的。
       社论说：这次商谈的结果，对于推动民主是有显著贡献。在实施民主总方针下，解放区人民所已经得到的权利自不能缩减，而应加以合法保障，民选地方政府的制度不应取消，而应该更加推进，更加在广大的民主基础上进行。
       社论说：国内团结，因这次会商而加强是显然的。汉奸应受法律制裁，伪军解散需要慎重处理，一切奸伪都不能改头换面，继续为非作歹，甚至拿着武器进攻解放区，以致影响
       到国内的团结。重划受降地区的问题，也是同样。关于解放区军民与解放区政府问题，现在大家都可看到，中共实已做了极大的让步，继续进行协商，以便加强团结而实现和平民主。
       社论说：中国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才能长期建设。有了和平团结民主，也就一定能有统一，而不是战力的统一，专制的统一。只要继续巩固和扩大共同协商的精神，中国走向完全的统一，是不成问题的。
       社论最后说：今后，要保持和发挥这些成果，使和平民主团结统一更能巩固发展和加强，困难是有的，而且还可能有很大的困难。但以这次国共商谈的成就做基础，加上双方继续的努力，全国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切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大公报》社论：《团结会谈的初步成功》说：
       毛泽东先生自八月二十八日来重庆，于昨日飞返延安。在这四十几天中，政府与中共方面，曾有多次的会谈。因为团结问题包括范围甚广，关系国家的命运至大，所以这一会谈为全国人民所急切关心，以毛先生之来与去为一标志，已获得一些初步的成就，发表了双方代表《会谈纪要》。检读一过，思绪起落，虽百感交集，却一时难以言说是满意或失望，只觉得有极大的希望，而不必轻下断言。
       社论就《会谈纪要》中的十二项目分为双方完全同意的，双方部分同意而待继续扩大商谈的和现实的军政问题三大类。社论说：
       第三类是最棘手的问题，复杂难决，但必须求得一个安顿，求得一个解决，才能真正避免内战的危险。
       社论说：抗战既已胜利结束，我们国家的统一团结已经落后，建国大计要立即商定，建国工作需要赶快进行，一切反统一、反团结、反民主、反建设的现象及倾向都应该立即肃清。我们对团结所涉及的这一事问题有一个看法，以为由安定现实建设民主着手。现实问题本是最棘手的，也是危险的。惟其棘手，所以难解决；惟其危险，所以须解决。这种问题，由会谈内容看，实在不易解决。目前，但可以从求安定着手，但求不决裂，力求妥协，尽力增加向心力，力避割据争夺现象，以求得一过渡的方法，到国民大会开成，民主的宪政政府出现，就一切可以纳入正轨了。因此，我们希望拟议中的三人小组赶快实现，在军事方面商得一个大家都过得去而又不伤国家体面的办法。因此，我们希望政府与中共代表仍继续商谈，把所谓解放区的政治问题商得一个妥协办法。能如此，中国真正避免了内战的危险，则请一切均由民主开始。团结会谈的初步成就已很少，解决现实，奔赴理想，正待大家继续努力。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则大肆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以《政府与中共的会谈》为题发表社论，重弹“军令”与“政令”统一的老调，为破坏会谈纪要，发动反革命内战，制造舆论。
       社论侈谈“抗战虽然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中国的统一团结，显然还有一点弊端，这弊端能弥补，中国才有和平建设可言；不能弥补，便有引起内战的危险。”
       社论诡称“蒋主席为了阻止这悲剧产生，特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再三坚邀中共领袖毛泽东来渝，商谈促进统一团结的步骤，决本宽大容忍的一贯方针，愿取中共问题的合理合法的解决。毛泽东氏来渝之后，亦复坦白提出问题，作为商谈的对象。”双方代表“就所有政府与中共看法不同的各点，进行剥茧抽丝的研讨，藉以觅取相忍为国的途径。”才使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社论欺骗人民：“会谈结果，固然还有不能尽满人意的地方，但内战不致发生，却已有确实的保障。”
       社论以所谓“政令”、“军令”统一为词，提出三点希望：“第一、政府与中共就未解决的若干问题，继续会谈，促进迅速解决，替国内和平奠定比目前更坚固的基础。第二、解决问题固责迅速，尤贯彻底，以完成政令军令的统一，消灭团结的障碍。第三、对于若干情形复杂的收复区，立刻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统一其军令政令，务使久为敌伪所蹂躏的人民不再因军令政令的不统一而遭遇手足无所措的痛苦。”
       国民党军方的《扫荡报》也发表《论政府与中共会谈初步结果》的社论与《中央日报》相互配合。社论对我党提出的关于对日受降问题，解放区问题，大肆诬蔑攻击，社论大讲什么：“中共军队在未接受中央命令之前，殆亦无从参加受降，却非政府有所轩轻。至于所谓解放区问题，中共虽亦持之有故，而在政府及国家立场，则政令统一，实为先著。且日本投降之后，解放区名词，已成过去，今既决定统商解决方案，我们再盼中共再加慎重考虑。”
       王若飞同志与张治中乘机返渝。
       十月十三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国共会谈成果与今后的任务》指出：
       在重庆举行的国民政府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之间的会谈，乃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关键，而且也是影响着远东和世界和平。这次会谈乃是如何用协商的方法解决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复杂和困难问题的范例。会谈的成果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现。
       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经过协商已经取得国民政府的同意，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问题已获得初步的协议，这是会议的重大成就。
       可是会谈并不是没有遇到困难，也不是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首先是关于解放区民选政府及如何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没有获得协议。我们认为只要彻底应用会谈已经确定了的共同原则之一，即政治民主化，这些问题是可以获得解决的。
       此次会谈已获得解决的问题，要把写在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的东西，还得用很大的努力，在执行这次决议中，如果没有各党派及中国人民的认真实践，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那么纸上的东西可能变为空谈，变为一钱不值的东
       西。但我们相信，在举国一致的和平方针之下，经过各党派及人民的一致努力，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
       此次会谈得到了重要成果，表示了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在人民及各抗日党派面前，还有很多困难，在走向光明的道路上，还有荆棘，还有曲折，还有障碍，但我们坚信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为此而坚持奋斗，不达目的，决不停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
       蒋介石发布“剿匪”密令，进一步发动大规模内战。密令全文如次：（引自十月二十四日胡宗南致高树勋的密电）
       即刻到·机密·高付长官机密：委座（按指蒋介石）面元（即十月十三日）勇电开：“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事建设，以完成抗战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送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于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弃，而必遭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死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逃若勋功，党国依为长城，中正无寄厚望。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所系，务必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术》，皆励所属，努力违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必执法以罪，希即饬所属部队官兵一体遵照为要”。等因，除《剿匪手术》另行分发外，希转所属一朱悉遵。
       《双十协定》刚一公布，蒋介石继在重庆谈判期间命令绥远傅作义部队沿平津路向我张家口发动进攻，命令阎锡山部队向我上党地区发动进攻之后，又命令高树勋、马法五部队沿平汉路向
       北进攻，迫近邯郸地区。自日本投降以来至十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即已侵占我解放区城市三十一座。
       十月十七日
       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毛主席说：
       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台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准备打仗。《双十协定》上第一条就是“和平建国”，写在纸上的话和事实岂不矛盾？是的，是矛盾的。所以说，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要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
       没有实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
       毛主席说：在重庆，有些人认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我遇到许多人都给我这样说过，其中也有国民党员。我向他们说，你们说的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积十八年之经验，深知是这么一回事。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这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与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
       毛主席说：“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
       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毛主席说：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在这一点上我们来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我们过去和蒋介石办交涉，也作过让步，并且比现在的还大。这一次，我们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军队的问题也是这样。……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支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毛主席说：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胜利的取得是逐步的。中国的前途如何？靠我们大家的努力如何来决定。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沁园春》咏雪词在重庆传诵时的一场斗争

       尹凌
       毛主席的咏雪词《沁园春》，作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先生向毛主席索诗，乃亲笔录赠，辗转外传，解放后一九五七年才在《诗刊》创刊号上正式发表。这些年来，不少同志为了学习、研究这一光辉诗篇，作过一些注释，其中对于若干史实，互有出入，需要弄清。毛主席诗词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的史诗，战斗的纪录，寓意非常深刻，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领会毛主席每一首诗词的含义和创作目的，首先就必须对它的写作背景作一番考察；否则就不能正确理解它的战斗意义，甚至还会被一些臆测和呓语所困惑。我的这篇短文，着重就《沁园春·雪》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传诵经过和掀起的一场斗争，提供一些材料，供大家学习、研究这一光辉诗篇的参考。
       《沁园春·雪》写于中央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一九五七年在《诗刊》创刊号上连同毛主席的其他诗词合共十八首公开发表时，没有注明写作时间。第二年（一九五八年）文物出版
       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木刻本（十八首之外，加上《蝶恋花·游仙答李淑一》），同样没有标明写作年月；直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为了纪念毛主席七十寿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刊印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才第一次注明了《沁园春·雪》是写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在《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出版之前，文化学术界对《沁园春》的写作时间有过许多猜测，大都认为这首词是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在重庆谈判期间写的。 \( ^{①} \) 有的同志还从这一判断出发对这首词的含义加以阐释。 \( ^{②} \) 这些说法不仅是在国内，同时也流传到国外。苏联汉学家艾德林，就曾把它说成是写于“一九四五年极其动荡不安的日子，那时毛泽东为了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从延安来到重庆。” \( ^{③} \)
       事实并非如此。一九四五年毛主席由延安飞来重庆期间，应柳亚子先生请求把《沁园春·雪》录赠给他，而不是在这个时候写作的。当年柳亚子先生在他的和词《沁园春》的原稿“小序”中曾说明是：“次韵和毛润之初行陕北见大雪之作。”毛主席后来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曾经讲到当年录赠《沁园春·雪》的季节：“索句渝州叶正黄”。毛主席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飞抵重庆，时序初秋，当时的北国也还不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毛主席在从延安来重庆的飞机上，也不可能看到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隆冬景色。所以原来那种把《沁园春·雪》定为写于一九四五年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期间的说法，是同事实完全不相符合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群众组织编写的《毛主席诗词解释》的小册子，几乎是众口一词（实际是互相转抄）的说：毛主席把《沁园春·雪》录赠给柳亚子先生后的第二天就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这也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事实根本不是那样。这首词并未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而是由当时的重庆《新民晚报》刊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披露出来的。
       毛主席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返回延安。毛主席离开重庆后，柳亚子先生把毛主席录赠给他的《沁园春·雪》和他写的和词，送到《新华日报》要求发表。报社的负责同志告诉他，发表毛主席的著作（包括诗词）要向延安请示，要得到毛主席同意。经过协商，毛主席写的《沁园春·雪》暂不发表，只把柳亚子先生的和词，在同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新华日报》上刊出。柳亚子先生和词在《新华日报》发表时，标题是《沁园春》，付题是“次韵和毛洞之咏雪之作，不尽依原题意也”。这就引起了大家的极大注意，都希望读到毛主席的“咏雪之作”。当时，因为柳亚子先生是把毛主席的原词和他的和词一起送到《新华日报》社去的，毛主席的咏雪词在报社的一部份同志中已经传开。重庆《新民晚报刊》付刊“西方夜谭”的编者，辗转抄得，一下就在新民晚报上用《毛词沁园春》的标题登了出来，山城轰动，万人争诵。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重庆《大公报》采用剪辑的办法，把《新民晚报刊》上刊登的毛主席原词和《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柳
       亚子和词，拼在一起，登载出来，因为版面比较醒目，在人们印象中造成了一个《大公报》首次发表的错觉，相沿下来，直到今天还有一定影响。
       另外，有点需要说明：《沁园春·雪》从来没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但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新华日报》在转载锡金写的《咏雪词话》的“编者按”中，曾经讲过一句：“毛泽东同志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由于说得含糊，很象是《新华日报》刊载过的样子。编者发现后，第二天专门作了“更正”，声明是“一时未及细查，致有错误。”并特说明“本刊首先发表者是柳亚子先生所和之词，并非原作。”同时对《沁园春》原词传抄中的错字作了纠正。
       《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沁园春·雪》因系辗转抄得，错误很多。《大公晚报》剪辑成篇，也就以错传错。试就《新民晚报》上最早刊出的，同一九五七年正式发表的相对照，有五处被抄错了。如：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误为“大河上下，尽失滔滔”。
       “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误为“红旌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误为“山河如此多娇”。
       “唐宋宋祖，稍逊风骚”，误为“唐宋宋祖，稍欠风骚”。
       “只识弯弓射大雕”，误为“低识弯弓射大鹏”。
       至于“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是后来正式发表时由毛主席亲自改订的。
       毛主席为什么要把“山舞银蛇，原驱腊象”，改为“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按《说文解字》：“驱，马驰也”。“驰，大驱
       也”，把“原驱”改为“原驰”，愈见豪壮，意境更高。至于“腊”字：原来的同志认为“腊象”是指兵腊的象。古时的真腊即现今的柬埔寨，那里产象。“蜡象”是指白色的象。把“腊象”改为“蜡象”，在于通俗易懂。 \( ^{③} \) 最近臧克家同志讲到：一九五七年《诗刊》创刊，毛主席诗词十八首交《诗刊》发表之前，毛主席在同他的一次论诗的谈话中，臧克家同志向毛主席请教：“原驱腊象”的“腊”字应该怎样讲？当时毛主席马上和蔼地反问他：“你看应该怎样？”臧克家同志说：如果改作“蜡”字，“蜡象”正可与“银蛇”映衬。毛主席点头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 \( ^{③} \) 这就把问题讲清楚了。
       目前我们看到 毛主席《沁园春·雪》的亲笔写本，共有四种。有两种是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写给柳亚子先生的；另外两种是解放以后毛主席重新写的。
       一九四五年毛主席把《沁园春·雪》给柳亚子先生写了两份，一份是写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信笺上，一份是写在柳亚子先生的纪念册上。用信笺写的那一份，后来由画家尹瘦石同志带到解放区保存下来。写在纪念册上的那一份，抗战胜利复员时，柳亚子先生带到上海，后来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柳亚子先生亡命香港。行前把它秘密地保存在上海寓所四楼屋顶的夹壁壁。直到全国解放，柳亚子先生一九五〇年南归后，才从夹壁中取出，得使这份珍贵文物流芳百代。
       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写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语言，明确指出，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完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就一定能夺取最后胜利。
       一九三六年二月，日本帝国主义正向我国大举进攻，当时东北四省已经沦陷，日寇的侵略魔爪正伸向华北。一九三五年党中央在《八一宣言》中，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十月，中央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毛主席在十二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沁园春·雪》，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北国的壮丽山河，寓意深长地指出，当时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地区，虽然一时“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其势汹汹，只要人民动员起来，冰雪就会销溶，日本侵略军就会全部赶出中国，出现“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大好形势。事实也确是这样，全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军，赢得了最后胜利。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肆意篡夺抗战胜利果实，阴谋发动内战，以巩固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却又故作姿态，三次电邀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毛主席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唤起大后方人民新的觉悟。
       醒，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胆略，亲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毛主席当时是作为蒋介石的“客人”来到重庆的。飞抵重庆的当天（八月二十八日）晚上住在山洞林园，第二天（二十九日）同蒋介石会谈，第三天（三十日）移住市内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曾家岩桂园会见柳亚子先生等各方人士。
       柳亚子先生是一位爱国诗人，国民党的元老，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在广州就结识的老朋友。他忠诚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赞成我党的政治主张。对毛主席不畏艰险来到重庆谋求和平，十分钦佩，对蒋介石正在阴谋发动的大规模内战，非常愤慨。八月三十日，他在桂园会见毛主席后写了一首七律《赠毛润之老友》，登在九月二日《新华日报》上。原诗是：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堪格，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 ^{③} \)
       柳亚子先生在诗中无限深情地歌颂毛主席亲赴重庆的“弥天大勇”。但由于他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以为毛主席来渝谈判的诚意一定会感动蒋介石，和谈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内战一定会被制止。
       众所周知，和平、民主、团结是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在
       《对于目前时局宣言》中提出的三大口号。问题是蒋介石要发动内战，不要和平；要实行法西斯专制独裁，不要民主；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各种爱国民主力量，不要团结。毛主席在同各方面人士的广泛接触中，反复宣传我党谋求和平的诚意，指出实际存在的内战危机。特别是在争取中间势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仅同柳亚子先生的往来，在解放后出版的《柳亚子诗词选》的诗题中就有以下一些记载：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
       《毛主席招谈了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简愿来、若飞》
       《十月六日得毛主席书，问佩宜无恙否，再及国事，感赋二首，再用溪中韵》
       《十月七日，毛主席书来有“尊诗慨当以谏，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云云。赋赠一首》
       《沁园春·雪》就是柳亚子先生在会见毛主席时，请毛主席写诗，毛主席录赠给他的。
       自古以来，诗人抄录旧作送朋友是常有的事。毛主席写的《七律·长征》，就是一九三六年七月亲笔录赠给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后由斯诺收进他的《西行漫记》而问世的。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曾经把《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游泳》录赠赏任之先生，“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毛主席抄录旧作送朋友绝不派是诗人的相互酬唱，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当时毛主席把《沁园春·雪》录赠给柳亚子，既是教育启发柳亚子先生，同时，也是教育以柳亚子先生为代表的中间力量。要他们认清蒋介石妄图在抗战胜利
       后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独裁的反动本质，对貌似强大的美蒋反动派不能存在丝毫幻想，要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郁亚子先生收到毛主席妥赠的《沁园春·雪》后，和了一首。
       廿年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匍匐；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土，绝代妖娆。才华信美多娇，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祇解羊。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犹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柳亚子先生在这首和词中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对《沁园春·雪》无比推崇，对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政策无情鞭笞，接着重庆《新民晚报刊》把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刊登出来，编者在“后记”中盛赞毛主席。《沁园春》咏雪一首，“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广大革命人民读了毛主席的原词无不欢欣鼓舞，反动派则惊恐万状。一时唱和四起，毁誉交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以《沁园春》为题，开展了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大斗争。
       三
       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在《新民晚报刊》刊出之后，不过二十天。十二月四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在“中央付刊”上用大字头条；国民党军方的《和平日报》（原名《扫荡报》）
       的“和平付刊”以整版篇幅；美蒋反动派的走狗、天主教反动头子于斌办的《益世报》，假“读者投书”等方式，抛出了一批反动诗词，歪曲丑谣、肆意诽谤。他如《文化先锋》之类的反动报刊，也相继窃窃狂叫，喧嚣不已。
       当时在重庆的旧《大公报》则一仍旧贯，先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把毛主席的原词与柳亚子先生的和词，在报上登出之后，接着在十二月八日刊出一篇署名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连载五天。同时在该报上海、桂林、香港各版，先后转载，四处传播。
       这场反革命的大围剿，是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手筹划的。他们为此专门召开了黑会，把主要任务布置给《中央日报》与《和平日报》。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极端反动，尽管其势汹汹，毕竟黔驴技穷，拿不出什么货色。《中央日报》在十二月四日以“东鲁词人”和“耘实”的化名抛出两首丑谣之作后，便无以为继。而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直接掌握的《和平日报》充当急先锋，由无耻文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易君左当打手，在十二月四日、五日、十日、十三日，以及次年元月三日、二十五日的“和平付刊”上，先后刊载反动诗、词、文章十五首（篇）。但易君左的《沁园春》刚于十二月四日出笼，马上便受到《客观》杂志的驳斥；后来他《再谱沁园春》，确如自认，无非是“效王婆骂街之丑态而已。”
       这场由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革命大围剿，是同“重庆谈判”紧密相联的。
       《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以唱和为名，把矛头直端端
       地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指向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他们扯起“军令统一”、“致令统一”的破旗，诬蔑我党领导的解放区是“杀人掠地”，“水深火热”，使“神州病碎，浊浪滔滔”。攻击人民武装是“草莽英雄”，“杀吏黄巢”，要“窦融归心”，“归还完璧”。特别恶毒的是，他们曲解“救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想当“英王霸主”、“待坚督安”，叫嚷要共产党“把霸图收拾，应在今朝”。所有这些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强加在我党头上的所谓解放区是“封建割据”，人民武装是“拥兵自主”，共产党要“另起炉灶”等反动谬论的翻版。只要稍有良知和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民，都是不难一眼看穿。他们整天叫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市场。
       值得提到的是当时的旧《大公报》，他们从拥护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出发，玩弄“小骂大帮忙”的惯伎，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署名文章的作者自称这是一篇早已写好的旧稿，读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后，有所感触，才重新检出发公开发表。他在“前记”中说：
       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以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现在大家情绪起落，国事诸多拂意，因感一个大民族的翻身，不是一件小事。中华民族应该翻身了，但却是从二千多年专制传统及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大翻身，岂容太检便宜？要从根本清算，尤必须广大人民之起而进步。近见今人迷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宋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这篇斤复古、破迷信，并反帝
       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翻身吧！中华民族：必竟至于今，勿念念于古；小百姓起来！向民主进军！
       文章作者以“学告”、 “专家” 自居，采取谈古论今的手法，把《沁园春·雪》说成是有“帝王思想”的“述怀之作”。含沙射影的攻击解放区不民主，要小百姓起来造共产党的反。言《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之不便宜，起到了《中央日报》、《和平日报》起不到的作用，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面对反动势力的挑战，郭沫若同志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在重庆《新民报晓刊》上发表了他的和词，无情揭露了国民政府的内战、卖国政策，严厉批判了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反动行径。接着又发表了第二首和词，对《大公报》文章所说的什么“帝王思想”，和易君左一伙诬蔑攻击的反动调言，痛加斥责。一九四六年七月，郭老又以《摩登的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为题，进一步剖析了《大公报》文章的实质，弄清了事实真象，纠正了当时文化界中有的人把它看成是所谓的“学术性论文”，是“向史学界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观”等错误看法。让人们从“翻身吧，中华民族！必竟竞于今，勿念念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军！”口号的后面，听到了掩盖着的铿锵作响的“戢乱”之声。现在谨把郭老的两首和词抄录如下。
       其
       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念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浪天滔。遍野哀鸿，排空鸣鹗，海祥仇深
       日样高。和平到，望肃清敌伪，解除苛烧。西方彼美多娇，振千纫金衣兼细腰。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坚。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民力尽雕。堪笑甚，学狙公芋赋，四暮三朝。
       其二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拆；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传言鹦鹉翻娇，又欺摆扬州闲话腰。说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中再起，城贼群骚。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不可雕。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瞻朝。
       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一九四六年春从延安飞到重庆。代表延安各界人民慰问在校场口血案中受伤的郭沫若、李公朴等为民主运动流血献身的伟大战士，眼见蒋管区特务横行，国民党反动派玩弄假民主、真独裁的鬼把戏，和易君左犟“褒贬姐笑”的丑恶嘴脸，非常气愤，写了一首和词发表在重庆出版的《民主》星期刊上，原词是：
       是有天缘，握别红岩，意气飘飘。忆那舍联欢，君嗟负负；衡门痛饮，我慨滔滔。民主如船，民汉如水，水涨莫愁船不高！分明甚，彼褒犟姐笑，抵解妖娆。何曾宋子真骄？偏装腔作势惯扭腰。看羊尾羊头，满坑满谷；密探密捕，横扰横骄。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安排定，看君邻置父，走马来朝。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当时在山东解放区的陈毅同志，谈到毛主席柳亚子先生的唱和之作，非常推崇。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和一小撮御用文人，对我党领导的解放区无耻诽谤，步毛主席咏雪词原韵，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写了两首意气轩昂、痛快淋漓的词。现将全文抄录如次。
       其 一
       两阙新词，毛唱柳和，诵之意飘。想豪情盖世，雄风浩浩，诗怀如海，怒浪滔滔。政暇论文，文余问政，妙句拈来着眼高。倾心甚看回天身手、绝代风骚。山河齐鲁多娇，看霁雪初明泰岱腰。正辽东鹤午，涤瑕荡垢；江淮斤运，砌玉浮雕。池东铺锻，麦苗露翠，冬尽春来兴倍饶。齐欢喜，待桃红柳绿，放眼明朝。
       其 二
       毛柳新词，投向吟坛，革命狂飚，看御用文人，谤言喋喋；权门食客，谪语滔滔。燕处危巢，鸿飞塞廓，方寸岑楼怎比高？叹尔辈，冀根深奴性，玷辱风骚。自来媚骨虚娇，为五斗纷纷尽折腰。尽阿谀独夫，颂扬暴政；流长飞短，作怪兴妖。革面洗心，迷途知返，大众仍将好意招。不如是，看所天倾复，殉葬柴朝。
       重庆《新华日报》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严正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攻击、诬蔑；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正确理解《沁园春·雪》的原意，纠正传抄中的错别字。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转载
       了《新华日报》华中版上发表的锡金的《咏雪词话》。在“编者按”中指出：
       毛泽东同志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然而也不乏好事之徒，任意曲解丑诋，强作解人，不惜颠倒黑白，诬为封建帝王思想，虽“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然而是旧文字，也有向大众作一通俗解释的必要。本刊华中版锡金先生词话一篇，虽未必尽得原意，亦不失为一种可以共喻的解释，兹转载以供参考。
       这篇篇宏文，首首新词，象一支支利剑，把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闲群小打得落花流水，众噤息响。它配合我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对国民党进犯军的反击，从思想文化战线到政治军事战线夺取了全面胜利，广大人民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巨大鼓舞下，高歌猛进，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迎来了新中国诞生。回忆过去，三十多年前的战斗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今天英明领袖华主席为我党制定了一十大路线，提出了新时期总任务，风流人物看今朝，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华主席的领导下奋勇前进！
      
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

       王 抡 桧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大的主动，国民党则完全陷于被动局面。当时我在重庆《中央日报》担任编辑，与编辑主任卜少夫轮流编辑国内要闻版，所有编好的稿件由总编辑陈训念审校后发稿。从该报对有关“重庆谈判”新闻稿件的处理，就可看出当时国民党内部对“重庆谈判”的态度，以及国民党中央对“重庆谈判”的宣传方针。
       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该报的编辑方针必须符合蒋介石的意图。抗战期中，先后在重庆《中央日报》当过社长的程沧波、陈博生、陶百川等人，皆因触怒蒋介石而被撤职。《中央日报》在组织上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但有关新闻言论方针实际上是按蒋介石的待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的意图办事。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主管机要，代蒋介石草拟重要函电、文告，参与拟订国民党的重大方针，政策。他善于揣摩蒋介石的意图，知道蒋介石的喜怒，他对
       《中央日报》的指示更能反映蒋介石的要求。
       “重庆谈判”期间，《中央日报》的社长胡健中，属国民党CC系，在浙江办《东南日报》起家。平时他对报社编辑部和王笮室的实际业务很少过问，一切由陈训念和陶希圣负责处理。陈训念是陈布雷的亲弟弟（陈布雷原名陈训恩），担任报社的总编辑；陶希圣当时是陈布雷的主要助手，曾代蒋介石写过《中国之命运》，担任报社的总主笔。这两个人都住在侍从室第二处，与陈布雷朝夕相见。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陈布雷请示；蒋介石有什么重大措施，陈布雷也经常向陈训念、陶希圣打招呼。有时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的新闻、言论，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宣传指示步调不一时，中宣部若来询问，报社只要答复“这是布雷先生的意见”，中宣部也就不再过问了。
       出我们意外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致电毛主席，邀请毛主席来重庆共商国家大计，这样重大的事情，我们事先竟毫无所悉。直到八月十五日深夜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发到《中央日报》编辑部时，大家才知道。当天夜里，社长胡健中也来到编辑部与陶希圣、陈训念商谈此事。从陈训念的谈话中，透露出蒋介石的这个电报不是陈布雷草拟的，同时陈布雷也未参与这件事情的策划。陈训念说：“这是他（指陈布雷）的习惯。不叫他办的事他从不过问，也不议论。今天他只这样说，蒋先生（指蒋介石）是不会错的，我们要无条件的信任他，支持他。”他们三人共同认为，毛主席决不会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我们就可以借此发动宣传攻势，说共产党蓄意制造内乱，不愿和谈。陶希圣明确指出：“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
       做，制造空气。”他们三人研究决定，这类新闻稿件概由陈训念亲自处理。
       为什么要“假戏真做”？事后我们才知道蒋介石的这些电报是政学系的头目吴鼎昌代拟的，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不赞同这一搞法。吴鼎昌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文官长，抗战胜利时向蒋介石建议，邀请毛主席来重庆谈判，解决国是问题。这个办法遭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头目如陈立夫等的反对，蒋介石却采纳了吴鼎昌的建议，叫吴起草电报，参与此事的策划。这样，更引起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对政学系的不满，在内部散布空气，认为国共谈判决不可能。这就是《中央日报》采用“假戏真做”宣传方针的由来。
       八月十六日，《中央日报》的国内要闻版上以三栏的地位用大字标题刊出了“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的新闻，公布了电报全文。电报中说什么“有关国家大计，举办奇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摆出一付渴望和平的样子。
       八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发出号外，全文刊载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蒋介石的电报。朱总司令在电报中提出对日受降问题，并要蒋介石制止内战，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主席在电报中向蒋介石严正表示：“朱德总司令本日乍有一电给你，陈述敌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这两个电报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蒋介石紧接着发出第二个邀请毛主席来渝的电报，对朱总司令电报所提对日受降问题，进行狡辩，胡说什么对日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规定，中国只能照办。对制止内战，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
       合政府等主要问题，蒋介石的电报中只字不提，只讲空话，说什么“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
       八月廿一日《中央日报》上以同样的手法刊出蒋介石给毛主席的第二个电报，标题是“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这个电报是蒋介石八月二十日发出的，韵目代日为留学，所以叫“寄电”。八月二十一日《新华日报》把蒋介石这个电报摆在第二版以短栏地位刊出，并特别发表一篇社论，题为《蒋介石先生寄电谈后》，对蒋介石玩弄“假谈真打”的阴谋进行揭露，对所谓盟军总部规定对日受降办法的无理说法加以驳斥，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荒唐命令表示抗议。这篇社论戳穿了蒋介石的丑恶嘴脸和两面派的手法，国民党国劣匕见，悍然下令重庆新闻检查所把这篇社论扣押了，《新华日报》为此在报上开了天窗，（按：当时国民党规定，报纸的新闻言论被扣押后，报社要另找材料填补空白，不准开天窗。）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当天夜里《中央日报》编辑部分析这一形势，陈训念说：“这是我们早预料到的，双方距离这样远，共产党的态度这样坚决，怎么会来谈判嘛！”胡健中说：“立夫先生（指国民党CC系头子陈立夫）不赞成这种搞法，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他说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符。”陶希圣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
       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
       八月二十四日《新华日报》刊出“本报延安特讯”，以三栏地位大字标题排在第二版上部，标题是：“中共力谋团结，毛主席电蒋委员长，派周恩来亲谕。”《新华日报》这条消息引起了《中央日报》编辑部的重视，胡健中说：“这次搞得不好会弄假成真，我们陷于被动，下一步就难办了。”陶希圣说：“周恩来本来长期在重庆，《新华日报》的特讯还不足说明我们原来的估计是错的。”陈训念也认为毛主席本人不会来重庆，《中央日报》原来的编辑方针是正确的。当天夜里，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中报导了蒋介石第三个邀请毛主席来渝的电报，声称“特再驰电速驾”。陈训念说：“这是官样文章。”他仍以处理前两个电报的编辑手法发稿，并说：“假戏真做就要做到底。”
       二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重庆，宣布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这一惊人消息等于晴天霹雳，震动了国民党内部。当天夜里，重庆《中央日报》编辑部异常紧张，静候中央指示。陈训念来报社后向我们说：“共产党这一着出乎我们意外。关于《中央日报》的新闻言论处理，已请示了布雷先生，报纸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导，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毛主席亲临重庆的喜讯震惊了全国，震惊了世界。驻渝的外国
       记者纷纷发出专电，报导毛主席掀滥盛况，盛赞毛主席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略，盛赞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重庆的报刊竞相刊载毛主席来渝谈判的消息，发表了毛主席在飞机场向中外记者书面谈话的全文，很多报纸发表了社论，拥护毛主席的主张。有的报纸在社论中指出，毛主席来重庆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毛主席“维系着中国目前和未来历史和人民的幸福”。《新华日报》当天下午发出号外，首先传播毛主席来渝的喜讯，山城人民争相阅读，奔走相告：“毛主席来了！”人心振奋，万众欢腾，整个山城沉浸在幸福和狂热的气氛之中。
       《央日报》则是另外一种情景，面对这一重大新闻，编辑部感到不好处理，既不便写本报特稿，又不能发表社论，连前几天发表蒋介石电邀毛主席来渝的新闻都套“假戏真做”的编辑手法也不用了，仅采用了中央通讯社编写的几十个字的新词稿，用两栏的地位孤零零地排在国内要闻版的中间，报纸版面冷冷清清，表现出无话可说又无可奈何的尴尬心情。
       “重庆谈判”期间，《中央日报》虽然不发表社论和写本报专访稿，但报社的主笔室和采访部却是紧张的。总主笔陶希圣每夜必与主笔王新命、胡秋原、戴杜衡、钱纳水等频频商议，分析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的动向和意图。采访部的采访主任徐苏灵与记者张仁仲、赵浩生等，以谈判为中心，四出摸底，写成材料供编辑部参考。CC系头子陈立夫还临时派一个中统特务卜锐新来《中央日报》担任“记者”，专门刺探有关“重庆谈判”的情报。卜锐新到报社后，行动诡秘，经常吹嘘他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与龚漱同学。当时龚漱在周恩来先生处工作，周恩来先
       生接见外国记者时，常由龚澎担任翻译。卜锐新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借口燕京大学同学名义，经常到重庆市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纠缠。他每夜回报社后写的情报，不交采访部，直接交陈训念或陶希圣。
       《中央日报》有意贬低和缩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重庆谋求和平的巨大影响的伎俩，不但在社会上收不到丝毫成效，就是在报社内部也未起到作用。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重庆市黄家垭口该会会所举行酒会，邀请毛主席参加。《中央日报》社与中苏文化协会同在黄家垭口，分据在街的两边。当天下午七时左右，报社的职工正在食堂吃晚饭，突然有人跑进食堂低声说：“毛主席来了！”报社的工人纷纷涌出报社大门去看毛主席。这时黄家垭口一带人山人海，万人争看毛主席的热烈情景是重庆前所未有的。直到深夜编辑部发稿时，排字房的工人还在畅谈亲睹毛主席风采的动人场面。事后胡健中说：“报社哪些工人去看了毛主席，经理部都调查清楚了，开来一份名单叫我如何处理。我说算了，算了，装着不知道算了！处理起来，影响更大，上面知道了更不好交代！”
       “重庆谈判”期间，《中央日报》关于谈判的报导很少，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也力求简单，并排在不重要的地位。就是蒋介石与毛主席举行会谈的消息，《中央日报》也只在国内要闻版中用两栏标题刊出，不摆在显著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重庆谈判”开始进入紧张阶段，《中央日报》的总编辑陈训念突然以中央宣传部特派员的名义，于九月五日率领陪都记者团飞往南京出席受降仪式，并把编辑主任卜少夫也带往南京。对《中
       尖日报》编辑部来说，这等于枪声一响，作战指挥部的骨干就先溜走；这个仗如何打法，大成问题。陈训念行前向我们说：“重庆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以后发稿仍本原来的方针，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力求稳当，只要不出乱子，不给共产党以口实就行了。现在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抢先到外面去接收。我这次到南京出席受降仪式，这是幌子，主要是为了复刊南京《中央日报》，所以把卜少夫带走。你们也要陆续到南京的，要作好思想准备。”陈训念等九月五日下午飞抵南京，利用敌伪设备，九月十日就抢先把南京《中央日报》复刊。
       毛主席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国民党的政治骗局宣告破产，国内外进步舆论纷纷拥护毛主席提出的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不断抨击国民党反动独裁，蒋介石陷于孤立。这段期间，对国民党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中外报刊均提出严正批评，重庆、成都等地的报纸和杂志先后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国民党这一法西斯措施。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成都十六个新闻、文化团体宣布自动拒检，各地纷纷响应。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于九月十二日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祯向外国记者宣布：“遵照蒋主席之指示，我政府已决定自十月一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据陶希圣说，蒋介石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缓和国内的压力，应付“重庆谈判”；另一方面是为了缓和美国舆论对国民党的攻击，博取美国人的好感，使美国政府能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陶希圣还说，美国报纸谩骂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向美国政府提抗议吗，美国政府说她们是实行新闻自由的国家，对报纸的新闻和言论政府从来不加干涉。我国报纸偶尔出现有批
       评美国政府的新闻和言论，美国政府若提抗议，我们就要向美国政府解释和道歉。因为我们实行新闻检查制度，报上的材料都是经过政府审查的，政府要负责任。现在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国内的麻烦增加了，国外的麻烦就减少了。
       三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告一段落，毛主席于十月十一日胜利返回延安。十月十二日《会谈纪要》全文在重庆各报发表，多排在显著的地位；《中央日报》仍按原来的编辑方针处理，编排在国内要闻版中的次要地位，不作为头条新闻发布，但破例地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政府与中共的会谈》。这篇社论是陶希圣执笔，对《会谈纪要》内容加以歪曲，重弹“军令政令统一”的老调，胡说什么“解决问题固贯迅速，尤贵彻底，以完成军令政令的统一，消灭团结的障碍”，为国民党下一步破坏《会谈纪要》，发动反革命内战，制造反革命舆论。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将一九三六年二月写的《淞园春》咏雪一词书赠柳亚子先生，这首光辉词章在重庆传出后，引起巨大反响。《中央日报》特别为此组织了一批御用文人，以唱和为名，打出“反帝王思想”的旗号，肆意歪曲和攻击。当时决定由《中央日报》的主笔兼副刊编辑王新命负责组稿，约有反动文人许君武等写稿。结果来稿很少，王新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调往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室工作，临行才交出一篇以“东鲁词人”署名写的反动词章，于同年十二月四日在《中央日报》
       副刊上作头条刊出。原来约定的稿子，以后也很少交来，原定计划送告流产。《中央日报》乃建议由重庆《扫荡报》负担这一任务，《中央日报》收到稿件时，交《扫荡报》集中发表。结果是句空话，《中央日报》并无稿件交去，《扫荡报》通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关系，纠合反动文人易君左等写了些反动词章，在该报发表，鼓噪了一番。
       “重庆谈判”期间，在国内和国际宣传上，国民党都陷于被动，处于劣势。胡健中有一次在编辑部说：“对重庆谈判的消息登得少和登得小，也不是办法。最近《新华日报》的销路多少？我们的报纸销路多少？这样拖下去怎么办？我们不能领导这个时代是危险的。在国际宣传上我们也搞不过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那样庞大的机构，集中了那样多人材，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就往国际宣传处里面，我们派专人和他们联络，给以交通和电讯的方便，但他们对我们的宣传总不大感兴趣，对曾家岩五十号说的话特别感兴趣。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重庆谈判”后，重庆《中央日报》社在主笔编辑蔡餐会上总结了这一阶段工作，陶希圣说：“重庆谈判期间，我们报纸的宣传工作似乎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其实是有成绩的。这次谈判我们本来是打被动仗，只要没有出乱子，没有替共产党扩大影响，就算不错了。”胡健中却说：“我还是那句话老话，我们要注意领导这个时代。前两天我向立夫先生（CC系头子陈立夫）谈这个问题，立夫先生说：‘我们有多少人？共产党有多少人？我们占好宽的地盘，共产党占好多地盘？政治斗争靠实力，不要只看共产党吹得凶！’我上面这番话立夫先生听不进去，就不好深谈
       了。我们只是领导了一大群人，可是没有领导这个时代，这是很危险的。”
       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在人民群众中极端孤立，也根本不可能领导这个时代。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中尽管要尽各种鬼域伎俩，终于被奔腾向前的时代洪流席卷而去。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任何反动派也抗拒不了的。
      
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派驻桂园警卫班的回忆

       李介新
       我叫李介新，又名李曙梅，解放前充当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特高组组员、组长多年。一九四五年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期间，我奉命乔装成宪兵司令部派驻桂园特别警卫班班长，负责所谓警卫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方针，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同周恩来总理一道从延安乘飞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为了独霸胜利果实，到处“劫收”，利用对日受降，阴谋发动内战，一举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及其武装力量。经过八年抗战，饱受流离之苦的山城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挑动内战的反动阴谋，对谈判寄予极大的期望。
       以屠杀共产党人起家的蒋介石，一贯口是心非，心狠手毒，但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摆出和平姿态，妄图通过谈判得到在战场上所得不到的东西。毛主席是作为蒋介石的“客人”来到重庆的，蒋介石借安全保卫之名，妄图把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及各界爱国人士隔离开
       来，指定宪兵司令张镇在毛主席城内住地曾家岩桂园专门派出了一个警卫班。张镇是蒋介石的亲信和学生，对此极为重视，作了种种安排，采取了许多措施。对于警卫班人员作了精心挑选，配备了专用汽车，规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每天的“工作日报”由单线交通经宪兵司令部直送蒋介石。
       一、煞费苦心的伪装
       我们警卫班的编制，在名义上属宪兵司令部特务营第四连。从表面上看，它和一般的要人住宅、军事机关、伪国民政府和各院部会的日常武装警卫基本相同；实际上这个班是一个特殊组织，它并不属于宪兵司令部特务营的编制，而是由该部所属宪兵特务组成、受宪司驻重庆直属特高组领导。公开的编制、番号，不过是个伪装。
       知道一点宪兵内情的人就很清楚，宪兵内部分为“常务宪兵”和“特务宪兵”两种。“常务宪兵”即武装宪兵，包括宪兵第一团到宪兵二十七团和宪兵特务营、宪兵独立营、军乐队等几个部分。“特务宪兵”由宪兵司令部情报处情报科直接指挥，内部番号在重庆的叫“直属特高组”，其成员有的是充当过武装宪兵的官兵，有的是从社会中吸收来的反动分子，也有共产党的叛徒。他们都受过专门的宪兵特工训练。为了便于深入各种社会场合，搜集有关政治、军事、外事、社会情报，并对当地的武装宪兵团作秘密监视，起着宪兵司令的耳目作用。为此，他们大都设法深入社会，以各种职业（如商人、职员、店员、教员、学生）为掩护。在外表上，有穿长衫的，有穿西服的，也有穿中山
       服或学生装的不等，人人都留有头发，与“常务宪兵”完全两样。
       这两种宪兵——“常务宪兵”和“特务宪兵”，虽然都是由宪兵司令部统一领导，但在人事、组织等各方面，各有各的系统，从不发生横的关系。
       宪兵司令部派驻桂园的特别警卫班，名义上系属“常务宪兵”，实际上所有官兵皆由特简组从“特务宪兵”中选调组成。营、连、排长都是挂名的，只在必要出场的时候才脱下便衣，穿上军装。班长和士兵因系驻在桂园担任实际警卫工作，必须成天穿上军装，又因我们都留有头发，还须时刻戴上军帽，以免“现相”。其全班人员的实际级职如下：
       警卫班的假级职和姓名 在特高组的实际级职
       中校营长 杨 香 少校组长
       上尉连长 王一峰 准尉组员
       中尉排长 冯若浩 上 士
       上士班长 张宝明 中尉组员
       上士班长 李介新 中尉组员
       上等兵 罗伟 中尉组员
       上等兵 贺钰容 少尉组员
       炊事兵 张靖国 准尉组员
       此外还有上等兵六人，也都是由宪兵特高组的军士充任。
       当时桂园隔壁是美军总部，那里有一个属宪兵第三团的分遣排。我们警卫班自己没有开伙，是在他们那里拿饭，但为了要象一个班的样子，同样配了一个炊事兵（俗称伙快）。张靖国身材较瘦，背有点驼，走起路来慢腾腾的，一眼看去很象一个“伙
       “伏”。由于忙平时行动迟缓，班内的弟兄，在公开场合，经常大声喊叫“伏伏”！“伏伏”！他心里很不高兴，但不离开腔，只有到了警卫班住房里才敢发脾气说：“你把老子喊死就安逸了。”
       警卫班最初的班长是张宝明，河北人。按照宪兵司令部的规定，警卫宪兵一律不准外出回家，平时只好关在寝室内赌钱消遣。张宝明因管理无方，班内曾经发生争吵。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影响不好，他只当了五天班长就被调回去了。九月二日由我来接替他的工作。当天杨香把我叫到特高组办公地点凤凰台七号“行舍”，先把我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反动成绩作了一番表扬，再问我共产党领袖毛主席由延安来到了重庆，知不知道？然后用命令的方式向我下达任务。
       杨香说，毛主席到重庆，总裁（指蒋介石）十分重视，命令司令部组织警卫班。现在处长（警务处亦即情报处少将处长卫持平）命令你担任班长。他还告诉我说，张宝明去搞了几天搞得不好，已经撤回。要我去之后，对内：在管理上对组员的生活当宽的要宽，工作上当严的要严，坚决不准请假外出。在行动上要执行纪律，对有意违犯纪律的，送到处里去关起。对外：不管是哪一派，哪一“统”（指“军统”、“中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主席。办事要机智，如果发现有借故搞乱的人，就是开枪打死了，也不会要你偿命。他特别强调警卫工作关系到党国大事，绝对不能发生差错，让祸事出在宪兵头上。“报告”要力求准确，“窃听”应不着痕迹，尤其是要使共产党人看不出我们这个班是些什么样的人所组成的。杨香还向我说，随同毛主席一起的警卫队长叫龙飞虎，副官是朱友学。对朱副官要接受他们“指
       挥”，随同毛主席外出，要同龙队长切取“联系”等等。
       杨香说完之后，就叫我到内勤小组去换上宪兵班长的全副军装，并由内勤小组发给我一支白郎林手枪。杨香也到他的办公室去换上中校营长军装，我们一起去到桂园。
       这个任务象“七星海椒——辣得很”，搞不好是会掉脑壳的；加之我新婚不久，因而顾虑重重，思想紧张。但在宪兵特高组中象我这样既受过宪兵一般军官训练，又受过特务宪兵训练，具有双重反动资格的人还不太多，在上级决定面前，当然不敢讨价还价，只有硬着头皮去干了。
       杨香把我带到桂园，先到班内向内勤宪兵简单了解一下当天情况。鉴于在前任班长期间，有的人不听管教，杨香特别传达了情报科长周剑心的指示：“如果谁要在这里装怪，一定要从严惩办。”然后把我带去见朱副官，诡称张班长生病，现在由李班长来接替。我向朱副官立正敬礼并说，请朱副官有事找我。朱副官说了一声“李班长”，没有多谈其他的话。当天龙队长随同毛主席外出会客去了，没有见到。
       杨香走后，警卫班的内勤宪兵向我详细报告了有关桂园和中共方面跟随毛主席到桂园人员的情况，以及警卫部署，情报内容，交通配备，然后由我带着内勤宪兵对桂园作了一番巡视。根据上级指示，警卫班有事直接向杨香、周剑心报告，为了保密，是借用住在隔壁美军总部宪兵的军用电话。“我把桂园工作初步安排之后，特地前去拜望了美军总部宪兵排排长，以便今后在工作上切取联系。
       二、桂园的“警卫”布置
       桂园坐落在曾家岩原求精中学（现第六中学）隔壁，门牌中山四路18号，是张治中的“官邸”。房子不大，二楼一底，在国民党军政要人中只算中等住宅。进门左侧是传达室，右侧是停车房。大门进去是个小院坝，种有花草。主楼靠右，楼下右边是会客室，左边是餐厅。楼上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院内左角一间小屋是警卫班的住房，面积虽然不大，但可一眼看到桂园全部。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白天在桂园办公、会客，夜间住红岩村。长住桂园的，除警卫班外，还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朱副官和张治中家一个年岁较大的佣人。
       警卫班的分工：班长以下，有个内勤宪兵（不站岗，不担任外勤），主要任务是缮写“情报日报”，与特高组的内勤小组约定各种代号，安排交通，领发工作津贴。活动地点在桂园传达室。
       桂园门口，经常有一名武装宪兵站岗（毛主席在桂园时，增添一名武装游动宪兵）。另有两名随车宪兵担任毛主席外出的随车警卫工作。伙伏负责按时到隔壁宪兵排去拿饭，并为全班士兵代购生活用品。
       门岗宪兵对进入桂园的人员限制很严，除朱副官准许进出的人和介绍给我们认识过的人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进入。住在传达室的内勤宪兵，为了想得到每天来会毛主席客人的具体姓名，从中捞到一点东西，曾经在传达室设一个“会客登记簿”。朱副
       官知道了，立即指示：“对来客不要登记。”这样一来，有许多来会毛主席的客人，我们并不认识，也无法知道名姓，在填写“情报日报”时只能写上来访时间，客人面貌，体形高矮，大概年岁和显著特征。游动宪兵经常借机靠近楼房，很想能听到点房内的讲话内容，但毛主席会客、办公都在楼上，讲话很难听到。
       关于“情报日报”是每天一份，在下午规定时间内写好，由特高级派穿军装的“传达兵”到桂园来取。填日报时约定的暗号：称毛主席为“何先生”，称朱副官为“老吴”。报告的内容是事无巨细，有闻必录。具体写法大致如下：
       （一）何先生今天×点××分到18号。
       （二）上午×点有某人（男、女或外国人，包括像貌、身材、服装、年龄），乘小轿车（汽车号码）到18号会何先生，于×点××分离去。何先生把客人送出18号上汽车，且送汽车走后，才慢步返回。这时街上不少人停步观看何先生。我们向老吴提出：何先生把客送到门外，我们对何先生的安金很耽心。老吴点头表示会意，没有答复。
       （三）中午，何先生赴×××宴会（写明请客人的姓名住址）。
       （四）下午二时半，何先生接见一名新闻记者，接着又接见两名外国记者。三时半，何先生走到花园迎接一位坐小轿车的客人，好象是事先电话约定的。
       （五）下午五时，何先生赴莱街某号访×××、×××。接着又赴莱街某号访友，不知姓名。回到18号后，不久即离去，老吴没有通知，我们没有随车护送。
       这种“情报日报”送到特高组内勤人员手中，连同其他方面“日报”，择要摘编，呈宪司立即报告蒋介石。
       三、人民领袖，亲切感人
       回忆当年我在桂园担任警卫工作期间，对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在国民党反共、仇共教育的长期毒害下，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原本抱着许多极其错误的看法。尽管如此，事实胜于雄辩，通过无数日常生活琐事的接触，又不能不使我们对于人民领袖和共产党人感到尊敬和佩服。
       毛主席对人十分和蔼谦虚，亲切感人。不但对来访的客人是这样，对我们警卫人员也是这样。有一次，毛主席送客走到桂园门口返回后，在院子里正碰上值班游动宪兵邱宏泽（他是警卫班年龄最小的一个），毛主席很亲切地问他：“你有多少岁？”邱立正回答：“二十岁。”还十分关切的问了他是哪里人，家庭和上学情况等等。最后毛主席主动伸出手来同邱宏泽握手。真是大出邱的意料之外，他返回警卫班后非常激动的说：“国民党大官，我也见过不少，他们哪把我们放在眼里。今天我做梦也没想到毛主席同我握手。”从内心深处充分表达了对人民领袖的真诚爱戴和感激。
       毛主席每天大约上午八、九点钟来到桂园，下午返回红岩村，一般是在红岩村吃早饭和晚饭。中午有时外出参加宴会，有时在桂园用餐。但桂园既没有特别的厨房设备，也没有配高级厨师，更没有看到他们从市场或附近餐厅买回鸡鸭鱼肉。毛主席在
       桂园吃饭，是由朱副官和办事处派来的其他警卫队人员用张治中家原有炉灶来做饭。他们上下一致，同甘共苦。
       毛主席在重庆住了四十多天，从来没有到重庆附近的南泉、北泉和其他风景名胜地区游览参观，成天会客访友，非常辛苦。中秋那天，特地送了我们一些月饼、香烟、酒肉，由朱副官叫我：去领回。朱副官对我们说：“毛主席说，大家辛苦了，这点东西表示一点意思。”
       周总理经常在桂园办公，有时到曾家岩50号去，往返都是走路，身体很好，健步如飞。当门岗宪兵向他敬礼时，他总是微笑点头还礼。警卫班的弟兄有时在寝室闲谈说：“国民党的大官总说周恩来厉害，但他对我们当兵的却是很好。”
       中共方面随同毛主席一起住在桂园的其它工作人员，作风诚朴，平等待人，着兰布中山服，毛主席不在时，总是留在桂园，很少外出。据内勤宪兵告诉，前任班长张宝明初来时，有事和朱副官联系，习惯于国民党军队里下级对上级的规矩，先说一句：“报告朱副官。”朱副官总是非常谦逊地说：“你们就叫我朱友学吧。”由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派出的其他警卫人员，每当毛主席在桂园时，总是三三两两坐在吉普车上看书学习。警卫队队长龙飞虎，身材高大，毛主席每次外出，他们随同毛主席到达哪个地方，就在哪里静坐等候，从不乱走，态度严肃认真。有次由我驾驶三轮机车随同毛主席去枇杷山苏联大使馆，警卫队人员坐在大使馆门口休息，我同其他两个宪兵到房屋附近避暑；一方面想借此看看动态，一方面是想找个僻静地方吸烟（因为武装宪兵不准公开吸烟）。龙队长马上提醒我说：“李班长，来这里最好不
       要走动。”我原以为这里是外国大使馆，恐怕发生误会；接着就听见里面有狼犬叫声。这时我才向龙队长点头表示真诚感谢。否则，被犬咬伤，也是自己讨得的。
       我们在桂园住久之后，每人自觉不自觉的都产生了一个想法：在此以前，国民党总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党妻”，我们看到的共产党人并非如此。相反，孔二小姐在重庆那种横行霸道，荒淫无耻的肮脏丑闻，以及回国留学生郝贵林报国无门，生活无着，终于吊死在中夹公园厕所里头的悲惨遭遇，却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发生的。两相比较，使人在思想上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孰优孰劣，谁是谁非，提出了许多问号。
       四、从李少石事件中受到的教育
       十月八日毛主席即将返回延安前夕，张治中在原林森路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举行盛大鸡尾酒会，给毛主席送行，参加酒会的有国民党的军政首要、民主人士、社会贤达，总共好几百人。酒会从下午六点开始，会后有文娱晚会，到九点多钟才结束。
       酒会进行中，我们忽然看见周总理和宪兵司令张镇匆匆离去，不久又匆匆回来。周总理面色严肃，我们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特别是酒会和文娱结束，客人都陆续散了，却一直不见毛主席出来。这时龙队长心头也有些着急，问我大礼堂里面的房屋组成和交通情况，并说：“我很想能见到毛主席。即使见不到毛主席，也想能够进去看看。”我知道大礼堂的左侧是通凯旋路的后门，右侧是“最高统帅部”，系国民党最高级军事要人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办公、聚会的地方，设有双重警卫。普通宪
       兵非经特许，也不能进去。在龙队长的敦促下，我只好大胆试试，慢步走到“统帅部”的卫兵旁，自言自语地说：“这样晚了，当大官的还不走。”看见“统帅部”会议室里灯光明亮，有人活动、谈话。我把这个情况向龙队长说了，以为是在商量什么大事。
       直到深夜十一点后，毛主席才同张镇一起出来。毛主席改坐张镇的汽车，由宪兵三轮机车随后护送出军委会，经凯旋路、出通远门、过上清寺，向化龙桥方向驶去。进入红岩村后，停在马路尽头，毛主席同张镇从车上下来，张镇说：“我送毛主席到办事处。”毛主席说：“不必了，太夜深，你请回去。”张镇又说：“那末叫宪兵送毛主席。”毛主席同张镇握手告别。我同另一宪兵护送毛主席直到办事处门口之后才返回原地。我们三轮机车上总共坐了三个人，我和另一宪兵护送毛主席去后，留下一人看守，回来时，留守宪兵对我说：“你们走后，处长（卫持平）、科长（周剑心）、杨香他们都要青昔车来了，现在红岩村外面，要我们去见他们。”车子开出红岩村门口，果然看见了卫持平、周剑心和宪兵第三团团长张醴泉、警务团附刘燃围在一起，正在研究问题（抗战时期，重庆因系陪都，驻有两个宪兵团，即宪兵二十一团，团长吴光远，团部在曹家巷。宪兵三团，团长张醴泉，团部住和平路。小龙坎到较场口一带，包括红岩村在内，是宪三团的管辖范围。）。当时张醴泉向卫持平报告说，“在红岩村附近住有一个美国顾问，宪三团派有一个武装宪兵驻住在该处担任警卫。今天下午五时左右，在上下塘方向听到枪声。据当地老百姓讲，下午过了一支押送壮丁的部队，可能是他们开的枪，估计这支部队今晚可能就在小龙坎过夜。卫持平听完张的报告，决定派
       宪三团警务团刘燃乘该团三轮机车前往追赶，了解情况。卫持平自己就率领剩下人员乘车到曾家岩。我开那辆三轮机车，因从军委会送毛主席返回红岩村时，车速太快，久未关灯，灯泡被烧坏了，只得同宪兵司令部开吉普车的司机商量，我没有灯走前面，吉普车走后面，利用吉普车的灯光减速行驶。到达曾家岩时，已经是午夜两点多钟了。
       卫持平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钱之光处长一道在曾家岩马路口打开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车房，与在场的人共同查看一辆小轿车、看见车后有一个子弹打的孔眼，打开车门，后坐沙发上有很多血。卫持平很想找开车的司机谈话，钱之光说，这部车的司机将车开进车房，锁好车门，把钥匙送到曾家岩五十号，就走了。这个司机是办事处新雇用的，现正在寻找。至此我才明白今天出了一件大事：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下午由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送柳亚子先生回沙坪坝南开中学寓所，返城途中行至下土磅时，不幸中弹逝世。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经过，正在调查。我回到桂园临睡之前想到：难怪今晚这样紧张，同时认为今天之后，毛主席一定要休息两天，我也可以轻松一下了。
       第二天早晨，大约七点钟，我还没有起床，朱副官就在警卫班门口喊我备车到红岩村办事处去接毛主席。我赶紧起来吃点东西，开车出发。按照平日惯例，朱副官一般只是通知“备车”，不讲行车地点的。今天不但交代了任务，还通知了开往地点，我马上带着两名宪兵将车从桂园向红岩村驶去。看见从上清寺到红岩村一带沿途都有武装宪兵站岗，我们内行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种专门警戒。
       红岩村是第十一、集团军驻渝办事处，过去我只从大型望远镜中看见过，没有进去过。昨夜护送毛主席到了办事处门口，但因夜深天黑，对内部情况，也没法看清。今天到达后，说明是朱副官叫我来接毛主席的，他们把我引到会客室休息等候。我的公开身份是武装宪兵，带有手枪，象我这样的特高级人员，公开带着武器，进入共产党的办公处所，并受到善意的接待，这恐怕还是第一次吧。会客室陈设简单，墙上贴有红旗标语。很快毛主席从楼上下来，我走在最前，另一宪兵在最后，到达马路上车。按照以前的行车秩序，我的三轮机车总是走在毛主席的专车后面，今天为了加强警卫，我的三轮机车第一次开在毛主席专车前面，沿途站岗执勤的武装宪兵，看见我驶过，也就知道毛主席来了，等到主席专车过去，他们始得撤除警戒。
       自此之后，我才逐渐明白那天出的事情真是重大。李少石是国民党元老廖仲凯的女婿，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秘书，在下士琦中弹之后送到金汤街市民医院，经多方抢救，终因流血过多不幸逝世。斯时，周总理正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加张治中举行的欢送酒会，闻讯赶到，抚尸痛哭，无限悲愤。杨香说，这件事发生后，因为真象不明，周总理责令张镇婴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张镇非常紧张。国民党害怕中共方面借此扩大事态，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后来经过详细调查，始知事情的经过是：八日下午五时过后，李少石乘车返城途中，车行很快。行至下士琦时，适有陆军重迫击炮团的一个排长率领六名带枪的正副班长和三十名新兵由重庆向璧山方向行进，其中有一个士兵正在路旁小便，汽车驰至时躲避不及，被撞倒在地，头部受伤。肇事之后，司机因未察
       觉，没有停车，该排的一个班长鸣枪警告，恰好子弹从车后工具箱射入，穿过李少石右侧肩胛入肺部。该司机见李中弹，紧急驱车送至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七点多钟逝世。
       这件事情与司机固然有一定关系，但李少石的不幸致死，是国民党部队开枪造成的。消息传出，山坡震动。中外人士都认为是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非常愤慨。当晚这支国民党部队临时住宿小龙坎松鹤楼饭店，已把受伤士兵送到高滩岩原中央医院医治去了。后来知道惹了大祸，国民党方面害怕事态扩大，另生枝节，竟不顾受伤士兵的痛苦，用汽车将他搬到金汤街市民医院，住在李少石原住病房对面，任人参观，安心“扯皮”。
       中共方面一本实事求是精神，抓紧调查事情真象。把原因弄清后，首先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伪宪兵司令张镇关于事情经过的谈话，接着发表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谈话。钱之光处长的谈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事求是。而且还对国民党军政当局迅速抓紧调查，表示感谢；对被汽车撞伤的国民党士兵表示慰问，全部医疗费用一概由中共方面承担。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还在安葬李少石之后，亲自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的国民党士兵，嘱其安心治疗。重申一切医疗费用全部由共产党负责。而国民党《中央日报》只是刊登了张镇的谈话，对钱之光处长的谈话则只字不提。两相比较，我又一次受到了极大的教育。
       五、毛主席同我握手
       十月日下午，国共和谈协定在桂园签字。后来听说时间是临时决定的，当时只见来了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的
       大官和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总理与王若飞。没有通知新闻记者和其他有关人士参加。签字之后，蒋介石来桂园拜会毛主席。蒋介石穿军装，佩特级上将领章、挂佩剑。毛主席在楼房阶梯口同他握手，一同走进楼下会客室。蒋介石装模做样地坐在沙发上，端起茶碗故作姿态，用茶盏把茶叶翻了几下就放下了。大约坐了十多分钟，就和毛主席一道坐上汽车到原国府路（现人民路）国民政府，参加双十节招待会去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回到桂园，稍事休息，便乘车从桂园出发，经小龙坎、新桥、山洞直达林园蒋介石的公馆。林园警卫森严，一般随车宪兵是不能入内的。我所坐的三轮机车只能停放在林园对门50公尺以外的马路边静坐等候。当时，关于毛主席第二天就要返回延安的事，宪兵司令部事前没有通知我们，我还以为毛主席是来参加蒋介石的晚宴，一直等到深夜，还不见动静。林园一带既无茶馆，也无饭店，我们既未吃饭，也未喝水，只好硬着头皮去接近卫兵，说明我们是警卫毛主席的宪兵，要点水喝，外面雾大、天冷，请求到屋里坐坐。卫兵连说：“不行”！“不行”！根本不理不睬。我们只得满腹怨气，在那里又冷、又饿的坐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我们听见林园内的汽车开动声，就立即作好准备，紧紧护送毛主席去九龙坡飞机场。
       从林园出发共有三部汽车，乘坐的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国民党的陈诚。毛主席到达九龙坡机场时，民主人士张澜等人已在机场等候。王炳南站在毛主席身旁，介绍毛主席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我是担任警戒任务，离毛主席较远，王炳南特地向毛主席指着我说：“这是班长。”我快步上前向毛主席立正敬礼，毛主席
       同我握手，十分亲切地说：“这次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大家。”一股暖流冲溢全身，使我又是惊奇，又是惭愧。毛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在离开重庆前还同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国民党的“宪兵班长”握手告别，我心里真是无限高兴，无限感慨！
       从九龙坡机场回到桂园，朱副官告诉我：“今天下午周总理请营长、连长、排长和全班的人吃饭。”又说，毛主席送了我们一些东西，叫我去领。我马上到隔壁美军总部打电话向杨香报告，杨香要我作好当晚撤回的准备。
       下午五时，杨香带着假装的连长、排长来了。宴会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共同进餐的还有张治中看家的人。席间周总理向杨香表示了感谢的意思，“连长”为人尖滑，空话连篇；“排长”是广西人，不会说普通话，一言不发，使人忍俊不禁，真象做戏一般。
       周总理还问到张治中家属情况，看房的人回答说：“儿子在美国，结婚后已给张部长添了一个孙儿，张部长很高兴。”并立即取来相片，周总理看后点头微笑。饭后，杨香叫我把全班集合，请周总理讲话，周总理说：“大家辛苦了。”
       朱副官把我叫到他的住处，桌上已放好一堆西北毛线，一套西北呢料，我将这些东西搬出，放在三轮机车内，杨香同“连长”、“排长”乘坐三轮机车先走，我率领全班步行，离开桂园返回凤凰台七号“行舍”。杨香对毛主席送的东西，提出了三个处理方案，一是不收，一是收一半，一是全收。请示蒋介石以后得到答复：“全收”。西北呢料只有一套，由杨香得，西北毛线十几磅，所有在桂园工作过的人，每人分得一磅，大家都很高兴，庆
       牵顺利地完成了这次重大“警卫”任务。我把分得的毛线打成毛衣，十分爱护，一直穿到重庆解放之后。
       时间过得真快，毛主席来重庆谈判已经三十多年了。蒋介石玩弄“假谈真打”的阴谋，最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已经彻底灭亡。光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解放后，我在党的政策的关怀感召下，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享社会主义的幸福。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周总理的崇高风格和无数事实对我的教育，长留脑海之中。今天回想起来，倍感亲切，是鼓舞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我一定不忘毛主席对我们的再生之德，一定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自己一分力量。
      
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纪实

       徐崇林
       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小工联）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重庆成立的一个以中小工厂为主体的群众团体。它从酝酿筹备、正式成立到被迫解散，历时不过一年。但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团结中小工厂，同国民党反动统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当有助于了解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认识党的统一战线在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一、中小工联的由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我国抗日战争赢得了最后胜利。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立即提出和平建设时期的重大任务。“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八月二十八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应邀飞渝，进行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同国民党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蒋介石签订了
       《国共会谈纪要》，确立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结束训政，实施民主宪政；在谈判期间，毛主席广泛接见工、妇、商、学等各界群众代表和爱国人士，助勉大家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大大增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迫于大势，蒋介石在政协开幕式上，宣布了“四项诺言”，承认各政党有合法地位，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顿时，许多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纷纷成立，爱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在工商界，中小工厂自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
       大家都知道，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的比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操纵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民族资本多数都是中小工业，力量甚为薄弱。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海口封锁，外援断绝，沿海工业区域沦陷，不少工厂纷纷内迁，加上后方原有的以及新开设的工厂，到一九四五年底，共有五千九百九十八家，绝大部分都是中小工厂（其中重庆有一千六百四十九家，四川有一千一百五十八家），其生产量大约要占工业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尽管这些厂规模不大，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但都就地担负起“自力更生”、“支持抗战”的艰辛任务，为当时的军工、民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它们在生产技术上，由于外货无法进口，一切生产用的原料、机器等，均系自行解决。如仿造枪带革的成功，使后方机器动力得免于停止；仿造接缝毛毯的成功，解决了后方军用及民用毛毯品；细孔钢丝网的制成，钞票纸得以完成。在生产成品方面，大后方
       的渝、川、康、滇、黔等省、市，八年来生产了动力机二千七百二十一部，工具机七千一百一十五部，流纸机五十九部，大型纺纱机一十万零六千九百六十锭，面粉机五百九十四部，电灯泡二百七十二万四千个，硝酸一十二万三千六百箱，硫酸一十六万七千三百箱，盐酸一十九万三千二百箱，烧碱七万二千六百一十箱，酒精二千一百八十万加仑，纸张三十三万六千令，重革三百七十五万七千公斤，轻革八百五十六万七千万尺，面粉三百零六万三千袋。就在重庆，织布业动员了将近六万台铁木织机，织成了将近三万万匹大小布匹，供应了大部分军服、民布。煤矿业在嘉陵江区的二一五家矿场，仅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即产煤二百二十四万吨，使军需民用供应无缺。制革业有厂四百零三家，每年生产轻重皮革十万张以上，承制军用皮件八十万件以上。造纸业七家厂，八年中生产了二万八千四百七十吨文化原料。炼油业三十余家（后只存六家），每月产柴油六百吨，机油约三至四万加仑。这些事实说明，中小工厂不仅成为后方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支持神圣抗战赢得最后胜利，而且也为尔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了，中小工业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满以为从此可以走上独立、和平、民主的道路，建设富强康乐的中国；中小工业，在合理的经济政策指引下，也可以得到壮大和发展。可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倒行逆施，妄图独吞胜利果实，消灭革命力量，继续推行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他玩弄“假和谈、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反革命两面策略，一面敷衍会谈，一面暗地准备发动内战。《会谈纪要》刚刚发表，国
       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内战密令也同时下达，十几个省区爆发了残酷的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贪污腐化，横征暴敛，特务横行，通货膨胀，物价飞腾，美货充斥，交通梗阻，水旱频仍，工人失业，民不聊生，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片暗无天日的悲惨景象。言像资本复假反动政权的淫威，接收了大批敌伪工厂，以“国营”为幌子，垄断全部轻工业，完全阻塞了人民从事生产建设的道路。这不仅使民族工业家希望破灭，同时对于全国人民，对于和平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严重威胁。
       那时的民族工业，在抗战期中，就曾饱受管制、限价、征购、验收、税率、运输、高利贷、交换手续、贪污敲榨种种苛政的摧残，压得焦头烂额，遍体鳞伤，至此，更被逼得走投无路，奄奄一息。以重庆织布业为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需署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发令停收军布，到三十日即立刻停收，因此逼垮了许多织布厂。南岸野猪溪川江布厂，是承织军布的，一九四四年开办，有机头八十台，被迫停工后，八十台木机全部成了废木和废铁，卖既无人买，工又无法开，只有拆毁布机，以木料作柴烧，将铁作废品出售，厂房既卖不掉，也租不出，厂主窘迫难堪，生活陷入绝境。亚东布厂原有九十台机头，只剩下三台。其余全部拆散开来，准备作柴薪之用。土布业在抗战中织出了一万万匹布，以供军需民用，不仅工货从来无价，从事该业的一万多人，此时更连一碗稀饭都弄不到手，老幼啼饥号寒，嗷嗷待哺。有的只落得去拉黄包车、抬滑竿，有的在江北河坝里摆碗柑摊。其他行业的命运也大体相似。
       在这面临毁灭绝境的严重关头，许多民族工商业者，为了自
       教图存，不得不奋力掀起前所未有的“中小工厂自救运动”。中小工联便是在这个斗争浪潮中筹组起来的。它完全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
       二、中小工联的成立经过
       中小工联成立之前，在重庆的工商业者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和需要，已经建立了一些工商群众团体。中小工联就是在原军布业联谊社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筹建起来的。
       抗战期中，国民党政府对棉纱实行管制，其军需署向民营布投放军布加工任务时，便以克扣工料，“欠圈短码”（短码：每圈纱短少十五公分），压低工缴费用，种种巧取豪夺手段，对织户厂敲榨勒索，恣意掠夺，致使不少织布厂亏损过巨，纷纷停工倒闭；而军需署反诬民营布厂偷工减料，破坏军需生产，非法逮捕织户数十人，使不少织布厂主家破人亡，惊恐不安。海燕织布厂负责人田钟灵、裕服织布厂负责人李学民为了谋求同业利益，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残酷迫害，联系同业王智仁、朱俊明、高树德、杨正谊等十多人，发起建立同业公会。而当局多方刁难，几经交涉，重庆市社会局始准组织“军布业联谊社”，于一九四三年秋在南岸弹子石召开大会正式成立，当即有三百多家承织军布布厂参加，成为合法团体。
       军布业联谊社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就军布问题，采取多种形式，对军需署展开了坚决斗争，大量揭发其贪污舞弊，坑害织户的种种罪恶行径，提出了同业的合理要求，博得了社会上各方面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著名的进步律师沈钧儒主持正义，
       义务担任军布业联谊社的法律顾问。《新华日报》和《商务日报》、《新民报》等报纸，大量刊布军布问题的消息，支持织户的斗争，谴责军需署的罪恶，使该署成了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成都、万县、西安等地同业闻风而来，协同抗争，声势更加扩大。鉴于军需署百般狡诈，东推西凑，问题得不到解决，军布厂倒闭更多，工人流离失所，情形愈加严重，乃决定进行集体请愿，动员了一百多家布厂负责人背着“欠圈短码”的棉纱，到黄山公路上，等到蒋介石乘车经过时，排成一字，在公路上，高喊“伸冤”！蒋介石闻声大惊，询知系军布业厂户亏本请愿，口头上不得不答应办理。当晚则怒责特务头子戴笠警戒不严，车遭拦截。戴转向军需署长陈良发泄，军需署才不得不邀请布厂代表到署商谈，经过田钟灵、李学民等代表当面数纱，据理力争，在事实面前，军需署理屈词穷，才被迫答应：原发给各承织户的底纱，只收回百分之十，并按官价折交现款，不收实物；原被关押的同业，一律释放，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这时，为了巩固和发展军布业斗争的成果，团结各行各业为数众多的中小工厂，重庆第一药品生产合作社负责人罗叔章带来党的指示，与田钟灵、李学民商量，决定扩大组织，在军布业联谊社的基础上筹组中小工联。
       一九四五年九月，田钟灵、李学民、罗叔章、张群华、陈钧、王智仁等九人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了商讨筹组中小工联的第一次会议。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在迁川工厂大厦正式召开筹备大会，到会的有土布、军布、煤矿、酒精、炼油、造纸、毛巾、染织、化工、制药等业的工厂或同业公会共十七个单位。大会讨
       论了有关成立中小工联的各种事项，并正式推选了筹备委员。关于会员资格，决定：凡各业同业公会、各中小工厂或其主持人、从业员以及研究经济的专家，都有资格做会员，经会员二人介绍，即可入会。
       三月七日，中小工联在西南实业大厦宣告正式成立，计划会员厂一百四十余单位，代表已登记入会的二百八十余家工厂。选出了理监事。理事：徐崇林、田钟灵、陈钧、张群华、王智仁、吴宗楷、蒋代延、刘昌荣、黄次乾、邓秉承、李大华、魏惟诚、彭友今、陈光汉、朱大可、何天惠、费遇舜、张夏抚、徐守真、白宪卿、刘宗奇、刘我龙、周乐君等二十三人。监事：李学民、李国璋、蔡达元、范鼎仁、钱选青、张汉武、兰雍伯、徐晋钟、樊碧光等九人。经第一次理监事会互选徐崇林、田钟灵、陈钧、张群华、王智仁、吴宗楷、蒋代延等七人为常务理事；李学民、李国璋、蔡达元等三人为常务监事；徐崇林为理事长。
       其后，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经理事会决定，由各业推举一人为设计委员，组成设计委员会，选出徐崇林、王道衡、彭友今、徐守真等四人为召集人，负责拟定中小工厂的生存发展方案。复经理监联席会议决定，聘请马寅初、章乃器、李烛尘、施复亮、黄墨涵、范崇实、黄次成、肖万成、鲁自诚、庄茂如、冯子源、高树庄等十二人为顾问。出版会刊《中小工业》，公开发行。
       中小工联的会所设在江家巷一号迁川大厦内，以何凤洲为干事，驻会办理日常工作。
       中小工联在重庆正式成立后，兹得广大中小厂家重视和各方
       面人士的支持，组织迅速发展。截至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已先后在成都、万县、兰州、上海等地成立了分会，并积极筹备在南京、北平、天津建立组织；到九月底，会员工厂已发展到一千一百八十家，包括机器、纺织、化工、制革、印刷、造纸、酒精、煤矿、面粉、土布、炼油、军布、染整、冶金、卷烟、针织、陶瓷、碾米、搪瓷、砖瓦、牙刷、被服、榨油等二十三种工业，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一个由中小民族资本家和手工业主组成的工业团体。
       关于中小工联的性质和宗旨，在它的宣言《成立中小工厂联合会之意义》一文中，有明确的阐述。兹将宣言摘录如下：
       中小工厂在今天落后的中国经济基础上有其独特的意义，要建设近代化的中国经济，决非单由外国搬进若干新式工厂来就能使中国近代化起来，也决非先丢掉落了落后的中国，向外国搬进一个进步的经济组织来，而是要在落后的基础上助其发展、扩大，才是走入近代化的正当途径，决不能让目前的经济基础崩溃之后，然后再靠着外国资本设备与技术立刻便能近代化，这就是我们认为目前中小工厂不能听其灭亡，甚至以人为的灾害助其灭亡的理由。正相反，我们是希望而且必须扶助发展中国目前的中小工厂，然后才能从这个比较进步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中国来。
       这也是我们与目前主持经济行政当局的观点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中小工厂不能不起来力争生存的理由。我们认为扶助与发展今日之中小工厂，是中国近代化必经之路。
       我们认定中小工厂无论在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有其重要
       性，在抗战期中的贡献尽人知之，且不多说。须知中国将来近代化仍然要中小工厂的繁荣与发展，才能更快地建设起来；不仅如此，即使将来工业发达以后，必须很多中小工厂配合着大工厂生产。即如现在的美国，中小工厂仍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数量，即其一例。
       其次，我们中小工厂为着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着推动中国经济的进步，不能不有一个共同的联合。我们中小工厂自身的利益，只有我们自己了解得深，我们自己愿意联合起来解决与我们自己利益相关的问题。
       我们希望经济行政与主持经济事业的官员们，能切实懂得解决经济发展的困难，并努力的协助取消经济发展的障碍，使我国经济能迅速发展与进步，使中小工厂得有充分发展之机会，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以上所说的，就是我们要成立中小工厂联合会的意义。我们的意见，详载于致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书与上蒋主席的意见书中，我们有组织章程，我们的会员都是社会上正当的生产的单位，合法的公民，我们组织联合会并向政府登记备案，是为当然法团。我们希望在全国各地都有分会组织，因为这个组织不仅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将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力量。今天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的成立，也就是为着这些目的。希望政府与社会各界协助我们的发展，以求共同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
       这个宣言清楚地表明，中小工联是站在同反动政府相对立的立场，抱定自救图存的宗旨，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一
       支力量。尽管限于当时客观形势、中小工厂的危殆处境以及会员思想觉悟参差不齐，宣言只强调了争取经济方面的利益，并申明“没有政治的范围”，“是纯粹的经济事业的人民团体”，但它确实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现状和中小工厂的迫切愿望与要求，因而获得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
       中小工联正式成立前后，重庆的几家主要大报和有关的进步刊物都纷纷发表社论和专论，对当时中小工业的现状和前途，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对我们的要求和呼声，作出了热烈的响应；对反动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当时，党在重庆的报纸《新华日报》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以《中国的中小工业问题》为题，发表了重要的社论，首先对中小工业在抗战期中所作出的功绩作了正确的评价，指出：“中小厂家在八年抗战中的贡献和战后的不幸遭遇，实在使人不能不深表同情。抗战开始，沿海工业区域相继沦落，而我们在供给上还可能支撑，无匮乏之虞，主要是依靠这些中小厂家。他们真真实实为国家出了力，流了汗，解决了在战争需要上所要解决的问题。”接着指出：“抗战时期，中小厂家之所以历尽艰辛，在层层管制与重税剥削之下，仍埋头生产，支持到战争胜利，一方面固是凑于国民的职责，他方面也是希望在战争胜利之后有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与合理的经济政策，使他们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下，能够遵循经济民主化的道路蜕化为新式工业。我们认为，他们的这种愿望，从抗战的劳绩说，是应该的；从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法则说，是合理的。”
       社论详细论述了当时中国工业发展的道路以及在反动政府压
       迫下中小工业的危机：“一个农业国家要转化成为工业国家，决不是转瞬之间的事，一定要有足够的条件和一定的发展过程。我们认为，中国要转化成为工业国家，大量的资金，丰富的原料，新式的技术，广大的市场，固然需要，但政治的和平与民主，尤其必需。没有政治上的和平，谈不上生产，没有政治上的民主，不能保证有禅于中小工业的合理的经济政策的实现与执行。希望在少数官僚买办的统治下，产生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使中国经济普遍地繁荣起来，那是幻想。现在站在统治地位的官僚买办集团，自始至终就没有瞧起中国的中小工业。他们一方面想假‘接收’之便，通过国家经营的方式，以达到企业独占的目的，他方面则组织公司，并压低汇率，开放内河航行，任令外货倾销，借以造成买办阶级积累资本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种政策，我们得说一句，它决没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带入繁荣之境，相反地，它将使中国的经济更殖民地化。在事实上，由国营企业的垄断，与外货的倾销，残存的民间工业，几已荡然无存，其中尤以中小工业的倒闭为最。”“中国经济，要从农业国转化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国，而采取抛弃民间工业尤其是工业中的中小工业的办法，那是走不通的，因为今天中国没有那样的条件存在。”
       社论明确表示：“我们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我们是坚决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此种出卖国家，毁灭人民的政策的。”这篇社论，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斗争。
       代表工商界的《商务日报》，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社论《积极扶助中小工业》中，竭力为中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大声疾呼。社论开头就明确指出：“中国工业在抗战八年中，在技术
       上，在管理上，的确都有很大的进步。可是抗战胜利后，在不合理的工业政策下，演成今日中国工业的总崩溃。”社论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中小工业在抗战期中“贡献甚大，这种惊人的生产和技术的贡献，实值得我们敬佩。但是翁部长（按：指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竟公开的说，中小工厂听其关门。这不仅忽视中小工业在抗战期间的贡献，亦不了解农村的繁荣，需要中小工业发展的配合。”社论对国民党反动派完全置中小工业的死活于不顾，而只是一心想打内战，处处都仰赖外国的卖国行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皮鞋向古巴去了，棉花、纺织机械等向美国去买，外货源源进口，这些不合理的现象窒息了工业的发展，再加上内战时不能停止，交通破坏，民族工业总崩溃了，我们实为中国前途忙。”社论最后呼吁：“我们站在中国真正工业化的立场，认为应积极扶助中小工业，兹提供下列几个办法：（1）反对内战争取和平；（2）重定合理的工业政策；（3）政府应于中小工业以有效的救济。”
       救国会创办的刊物《民主生活》也发表了专论文章《中小工业的前途》，不仅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中小工业的特点和作用，肯定了对中小工业必须“加以培植，加以扩展”，而且揭露了国民党官僚买办经济政策对中小工业的扼杀，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同情和共鸣。文章明确指出：“社会摧残并打击中小工业的缘因，可以分数方面来分析。第一，正如一切其他生产事业一样，战时为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所压迫，以致一周转便发生了亏累。停战之后危机更形深化，不但冻结在生产工具和设备上的资金无法继续运用。即贱售成品，亦难换取现款。第二，官僚资本垄断企业的趋
       向，越发明显，甚至明定为民营的工业，也假手于“国营”的名义而行独占了。第三，若干趋于近利的政府长官，并鼓励外货的输入。如棉花、皮鞋、纱锭等，无异直接摧残本国的生产事业。第四，战时有关运输、制造、销售等的管制，非惟没有解除，更由于政治效率的低落，举凡一切苛重的杂捐和贿赂，亦莫不加重生产者之负担。因之，奋斗了八年以上的中小工业，竟在短短四个月之内，宣告了破产和夭折。”
       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迫于形势，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四日发表了《中小工业问题》的社论。一方面侈谈中小工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把中小工业“陷于生产停滞的状态”，说成是“一时的现象”，归结为“受了由战时转到平时经济的变动影响”，力图减轻问题的严重性，掩饰造成中小工业面临绝境的根本原因。文中把反动政府对中小工业应负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说什么“社会经济不能说永久没有波浪，要能抵挡波浪的袭击，只有健全本身。”但是，高调唱过之后，仍然无法抹杀中小工业的实际困难，所以不得不在最后假惺惺地说：“政府对于当前中小工业的困难，自不可忽视。”接着笔锋一转，就把责任又推到中小工业身上，说什么“政府要于国库负担能力所能及之中，适应中小工业的切实需要，中小工业家也要认识救济只是一种扶助力量，主要还是靠自己解决。”这种说法，实际上同当时宋子文、翁文灏听任中小工业自生自灭的腔调是并无二致的。
       三、党对中小工联的领导和支持
       中小工联是遵循党的指示建立的，它从酝酿筹划到正式成立
       以至各项活动的展开，都得到了党的正确领导、热情支持和具体帮助。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大”会上，制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于九月十七日在桂园接见工商界人士刘鸿生、潘昌献、吴蕴初、胡西园、吴羡梅、章乃器、范旭东等，着重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势力压榨下的中国民族经济是不能得到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正如狼似虎般吞噬着民族工商业。在中国，要求得民族经济的发展，必须首先实现民族解放，实施民主政治。只有结束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经济压迫，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唯一道路。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看到了前途，明确了方向，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副主席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作了《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当时实业界人士，满腹辛酸，对此十分关心，迫切要求获得解答，当天前去听讲的空前踊跃，坐无虚席，不少人还是站在窗外、门外肃立静听。记得周副主席一共讲了三个问题，即政治环境问题、发展资本问题、税收和劳资问题。周副主席在讲话中，肯定了工业界关心政治是一个进步现象。他说，为了战后工业建设，首先就要安定政治环境，而安定政治环境又不外和平民主两件事。但和平需要从实际行动中求得，今天最重要的是要国共双方军事上都停止前进，避免冲突，然后交通才能迅速恢复。
       复，工业复员才能顺利进行。关于民主，不但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同样要民主。中国今天的情形却是管制得太多，统制得太过分，弄得市场紊乱，工商凋敝。今后一定要有一段自由发展的时期，来扫除封建性的剥削经济，这样，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周副主席对于发展资本的问题作了具体分析，明确指出：我们主张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应该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坚决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关税应当保护民族工业，工业税应当减轻，劳工和民间工业家都受压迫，应当互让求发展。他希望民间资本家能有远见。除此以外，周副主席在曾家岩五十号、特园以及其它场合，还曾多次对各民主党派和社会群众团体，其中包括中小工联，作过许多重要指示，指明斗争方向与奋斗目标，对我们中小工联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时中共代表团董必武同志对中小工联各项工作更是特别关注，不断给予具体的指导，使我们得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开始决定筹组中小工联的次日，田钟灵、王智仁等五人即到曾家岩五十一号向董老汇报请示。董老热情地表示：你们建立中小工厂联合会，维护民族工商业的生存，我们积极支持；并且进一步指出，反动政府是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它们崇洋媚外，卖国求荣，任意摧残民族工业，真是无恶不作，无钱不要，你们的困难我早已知道，我决定同你们一道共商对付之策。还指示我们先向蒋介石请愿。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田、王等五人到国民政府请愿无结果，当夜即向董老汇报，董老又指示我们再向行政院请愿，行政院把我们推到经济部。经向董老汇报请示后，一月六
       日，我们又去经济部请愿。旧政协期间，我们根据董老的指示，拟具了《对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董老亲笔对文稿作了修改。二月八日，中小工联假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春节联欢会，邀请政协四代表董必武、邵力子（因事未到）、李烛尘、章伯钧出席讲演。董老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严正驳斥了反动政府诋毁中小工业的种种调言，明确指出中小工业发生危机，并不是工业单位过多的缘故，而是由于政治问题。在以往一党专政的庇荫下，养肥了官僚资本，摧残了民族工业，尤以中小工业受伤最大。同时针对中小工联部分会员只着眼于要贷款、求救济以及为工、商为商等思想情况，告诉大家，以往各自为政，不过问政治，使你们弄不好，受着统制政策的摧残；政治问题不能解决，经济繁荣就没有办法。希望今后工业界要关心政治，从事民主运动。在这次会上，董老还向我们介绍了解放区的经济政策，为大家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八月二十日下午二时，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假江苏同乡会开会，改选监理事。为了反对官僚资本势力潘仰山控制该会，我们发动大批中小工联会员参加竞选。当天，董老进驻保节院街，就近指导。通过激烈斗争，尽情揭露了潘仰山倚仗反动党团特务，开票午弊，硬抢席位的丑恶行径，打击了官僚资本势力。这些都是靠了董老的具休支持和帮助而行动的。
       其他如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和南方局的许涤新、张友渔、李澄之等同志，经常在工作上给予我们许多帮助和支持。博古同志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离渝的前几天，特地约徐崇林单独谈话几小时，指出中小工联担负着发展中小工业，并领导中小工业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的重大责任，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群众，随时
       揭露反动政府压榨剥削人民的反动经济政策和政治阴谋，要与官僚资本作直接斗争。特别指出，当前是作合法斗争，将来很可能是作地下斗争。总之，要坚持下去，在党领导下，作好群众工作，争取最后胜利。其后，中央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同志在撤离重庆之际，又向徐崇林反复叮嘱：你们要斗争下去，要坚持到底，三年左右我们就可以回来。这些领导同志的指示，极大地坚定了中小工联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在中小工联内部，罗叔章、彭友今、田钟灵、李学民等同志，参加了工作，对每一项工作，每一次活动，都作了缜密的研究和周到的部署，保证了中小工联的一切活动都能沿着党指示的方向不断行进。
       党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和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对中小工联的一切重要活动，都及时作了报导，而且多次发表社论、专文，对我们的斗争作了强有力的声援和指导，扩大了中小工联在社会上的影响，使中小工联能在党的领导下，同美蒋反动派作坚决斗争中，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四、中小工联的主要活动
       中小工联是在中小工厂自救运动的浪潮中产生的。从领导机构到会员群众，一般的出发点都在于争生存，求发展，着眼于经济利益。对于参加政治运动，顾虑重重，害怕触动国民党反动派，遭致迫害，总想“不左倾，不右祖”，走“中间路线”。成立初期，便着重于争贷款，谋救济，求维持，积极从事经济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法西斯压迫的加剧，逼得走投无路；由于党对我们
       的不断教育和指引，加上我们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实践，大家才逐渐认识到，要求得经济民主，必须先有政治民主。反对官僚资本，实质上就是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我们的活动也就逐步由经济斗争发展成为要和平，要民主，反内战，反卖国的政治斗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进行了以下两大方面的工作。
       （一）力谋自救图存，反对官僚资本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卖国、内战、独裁政策，加紧压榨掠夺广大人民群众，扶植官僚资本势力，恣意摧残民族工业。中小工厂资金短绌，绝大部分朝不保夕，行将崩溃。为谋自救图存，中小工联一开始筹备，就到处奔走呼吁，发表文章，招待记者，连续向国民党政府当局和有关方面请愿，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向正在召开的旧政治协商会议送交《意见书》，全面地申诉了中小工厂的悲惨处境，提出了紧急救济中小工厂的具体办法。
       《意见书》指出：“中小工厂在战时，受到的痛苦是管制、限价、征购、验收、税率、运输、高利贷、交换手续、贪污敲榨等，这些制度和有关机关对于我们真是沉重的枷锁，压迫得我们透不过气，无数中小工厂是在这些枷锁下面牺牲了。虽然如此，但我们仍在竭力挣扎，拼命奋斗，希望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可以凭战时的功绩，在合理的经济政策之下，蜕变为新式工业。”
       “但是，这个希望又破灭了。政府一则公开叫我们‘中小落后的工厂该早点关门’，而不予以丝毫救济。二则在‘第一期经建原则’之外，竟对轻工业之纺织业，亦划归国营，成立托辣斯
       化之中纺、中蚕公司。这种官僚独占之经济措施，正在经委会主持下，积极演进，造成严重的经济内战形势。三则工业贷款，更因当局轻视中小工厂，抹杀其抗战成绩与现在需要而不贷给。四则接收之敌伪工厂，竟有与“身份不明”之特殊人物勾结，而至今仍不交给后方抗战有功之工业界——特别是广大的中小工厂接办。五则连皮鞋、棉花、纺织机械，也向古巴、美国“买办”，而使制革工厂，广大棉农，机器工厂，倒闭失业。”
       《意见书》明确提出：“为了我们的生存，为了民族工业的前途，我们反对轻工业国营的现行政策，及官僚独占性的各种措施。我们主张经济民主化，我们的具体要求是：
       1. 立即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制定民主的经济政策。
       2. 反对轻工业国营，立即撤销独占性的中纺、中蚕公司及其类似组织。
       3. 请求政府贷给中小工厂生产复员费用五百亿元（法币，以下同），三年内还清本息，由中小工厂联合机构承兑。并立即开放四联总处理事宜，允许大型工业及中小工厂代表参加。
       4. 请求政府将没收敌伪之原料，平价供应后方工厂作原料（特别对于军布、花布、军毯业，首需按照花纱布局批准土布织产购纱之例，先行照价购买二月原料）。
       5. 请求政府接收敌伪中小型工厂，全部配给后方中小工厂承办、承租、委托经营，反对卖给发国难财者，应先将军政部已没收之敌人纺织厂（杨公桥军政部第一纺织厂、穷角沱军政部第二纺织厂）按照处理政产办法交与织布业办理。
       6. 凡工业所需原料及生产成品，应予免除一切苛捐杂税。
       以后工业生产税率应特别减低。
       7. 建国时期，应以生产复员列为第一位，凡工业组织之登记手续，应求简化与便利，并取消对资本增值的限制等。
       8. 关于购运原料，请政府立即取消一切原料战时管制办法，并给予种种便利，取消运输统制。
       9. 请政府彻底废除不合理之限价办法（尤其放弃煤矿业之单独限价，所有各矿区，块煤焦煤应售价格，统由公会议价），并应请政府补偿战时限价之损失。
       10. 建立工业金融组织，提高工业信用，允许发行工业公司债券，建立证书市场。
       11. 在建国期中应提高工业利润，使工业资本得易于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而奠定工业基础。
       12. 加强劳工福利组织及实施，以安定职工生活，使劳资协调，合力同心，共同建国。
       13. 希望政府修改税法规则，提高外贸进口税率（特别是日用品等），而机器进口税则应减低，以促进工业化。
       14. 订立合理税率以安定市场，而利国内生产。
       15. 希望政府以法而发行总额，规定40%用于工业生产。
       16. 改善农业经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村繁荣，提高农村购买力，以奠定工业繁荣之基础。”
       《意见书》送出后，得到不少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而反动当局则不理不睬，广大中小工厂的种种困难与日俱增，停业破产现象越发严重。在此期间，我们为了争取一线生机，在争取贷款和反对官僚资本的问题上，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反复的斗争。
       争。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我们派代表田钟灵，王智仁等五人到国民政府向蒋介石请愿，蒋拒不见面，派文官长吴鼎昌和我们接谈。争论达两个小时，终无结果。之后，我们再到行政院向宋子文请愿，宋摆出一副十分丑恶的洋奴嘴脸，大谈什么美国货种类甚多，价廉物美，而中国货又寡又贵，中小工厂根本没有存存的价值。我们听了十分愤激，当面痛加驳斥。他见情势不妙，便把我们推到经济部去解决。一月六日，我们又向经济部长翁文灏提出救济要求，翁文灏竟然说：现在已经胜利了，你们的厂既有困难，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关门。我们据理反驳，他只得推托待考虑之后再请你们来谈，从此他就拒不和我们见面了。
       二月一日，我们又推代表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递交《意见书》（内容略同于致政协意见书），提出紧急救济办法，要求拨款二百亿元，以济燃眉。三月二十日由徐崇林、张群华、王智仁等再到行政院呼吁，宋子文不在，由秘书陈盛兰代见。我们提出：政府已核准五十亿元工贷，尚有二十亿元未能贷出，应速贷予中小工厂。据答：“本人非常同情，当即转报宋院长核示办理。”一推又是一个多月。三月三十日，中小工联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四项意见，严正提出：中小工厂从未得到过政府分文贷款，要求政府在分期救济中小工业办法中，先将业经批准的紧急工贷五十亿元与收购成品的四十亿元中尚未发放部分共约五、六十亿元，首先拨给我会所属的中小工矿业。现在中小工厂全部陷于倒闭或近于倒闭的状态，如果再不救济，必将全部崩溃，而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将随之发生。经过一再呼吁，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
       财政部不得不假惺惺的故作姿态，对我们《意见书》中请求拨给中小工厂生产复员费五百亿元一事，伤由四联总处核议办理。五月二十一日，徐崇林、王智仁等前往四联总处洽商，该处虽口称已经奉到财政部命令，对于贷款救济中小工厂之原则完全同意，却又说：“总处已迁南京，贷款手续尚需研究，现已分呈财政部及行政院请示。”并要我们自行拟具分配贷款数目清册及详细办法呈核。我们拟具办法后，六月初，四联总处奖以“原有工贷业已逾期”为借口，又要我们重拟办法。我们只得重拟贷款办法，对贷款之分配、使用和偿还保证等，都作了新的安排计划。此后，四联总处对此一直不作答复，而我们要求的贷款也就烟消云散没有下文了。
       至于我们向经济部申请贷款一百亿元，经派徐崇林、田钟灵力争，该部才表示原则同意，交四川省政府的办。而省政府又推给建设厅。我们便直接与建设厅长何北衡交涉，请他在胜利大厦吃饭。何北衡施展政客手腕，一面假装表示同意，一面又说欲从何处来，还须协商。问题仍是悬而不决。七月十三日，中小工联遵照党的指示，假迁川大厦举行座谈会，计划有经济部长王云五的代表吴承洛，参事张文虎，四川建设厅长何北衡，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及各报记者等。徐崇林、田钟灵等在会上就政府对中小工厂的困难不管不理的问题严加指责，吴承洛、何北衡无言答对，只好开出今后应优先照顾中小工联厂家的空头支票。到八月中旬，何北衡专函通知：“救济中小工业，已拟具切实办法转行政院请示，至原案救济办法第十一项（即请省银行放宽尺度，普遍贷款），并经会商财厅令饬省银行核办矣。”他们采取上推下
       卸的手法，省银行自然也照样行事，贷款毫无兑现。我们闹了将近一年的请求贷款，尽管终成泡影，但却具体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摧残民族工业的狰狞面目，深刻而实际地教育了广大中小厂家，倘不争取政治民主，反对独裁政治，断难争取中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
       为了谋求生存，我们在争取贷款的同时，中小工联设计委员会积极拟具了《中小工厂之生存及发展计划纲要草案》，以推动广大中小厂家，奋发图存。拟具这个纲要，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初，有的主张只谈经济，不能涉及政治。有的提出，政治民主要美国式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是实行苏联式的经济民主。如此等等，存在着一些糊涂观念和思想顾虑。设计委员会本着党历来的教育，按照党的政策精神，经过多次讨论，反复研究，才逐步统一了认识，拟出了草案。
       纲要草案共分五个部分。它首先响亮地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两个战斗口号，接着列举了中小工厂在经济上之重要性，中小工厂在抗战时期所受之痛苦，中小工厂现时遭遇之危机。详细拟具了维护中小工厂之生存及促进其发展之办法：
       甲、属于政府方面者：
       一、反对官僚资本之垄断，取消“中纺”、“中蚕”及在酝酿中之“中面”与其他类似之组织；
       二、反对买办资本，重订外汇率，修改进口税；
       三、召开全国经济会议，中小工厂应有代表出席，制定民主之经济政策及工业会法；
       四、国民大会应有中小工厂代表出席，提出保护中小工厂之
       办法；
       五、监督及支配向外借款用途机关，应有中小工厂代表参加；
       六、修改公司法，外国公司在其本国营业二字，绝对不能取消；
       七、目前紧急要求：请求贷款，请求收购及订购成品。
       乙、属于中小工厂本身应有之改进者：
       一、运销合作；
       二、合并或合组经营；
       三、业务单一化；
       四、建立工业金融机关；
       五、提高技术；
       六、改良管理。
       这个纲要，反映了当时中小工业的实际状况和迫切要求，提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深受全体会员拥护，获得社会舆论支持。《新华日报》在《中国的中小工业问题》社论中，热情表示：“我们赞同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设计委员会所草拟的维护中小工厂生存发展的办法。”肯定“这些方法，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这个纲要，对于推动中小厂家争取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反对官僚资本和独裁统治，起了相当强烈的作用。
       当时反对官僚资本问题，集中表现在对轻工业国营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展开了坚持不懈的长期斗争。早在抗战期中，国民党就实行独占管制政策，扶持官僚买办资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假“国营”之名与民争利，遭到广大群众的坚决反对。一
       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会常第一四八次会议，通过所谓“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划分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经营范围，规定由政府独营之经济事业，其种类不宜过多，除邮电、兵工、铸币、主要铁路和大规模水力发电厂等之外，均可由人民经营。但到了一九四五年五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工业建设纲领实施细则》，说什么“工矿交通事业，不能委之人民者，应归国营”，恣意扩大所谓“国营”的范围。一九四六年初，旧政协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否定了上述《工业建设纲领实施细则》，规定“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应于彻底实施。凡有独占性之企业及私人资力所不能举办者，划归国营。其他企业一概奖励人民经营之。”可是，言犹在耳，国民党反动派就自食其言，把接收敌伪的纺织厂，不分配与民营，而成立托拉斯化的中纺、中蚕公司，把属于轻工业的纺织工业也划归“国营”，使中小工厂的生存受到进一步的威胁，激起了实业界人士的强烈愤慨和一致反对。因此，中小工联在致政协的《意见书》和所拟《中小工厂之生存及发展计划纲要草案》中，都要求撤销中纺、中蚕公司，制定民主的经济政策。然而，我们发表《意见书》后的第四天，负责主持经委会的宋子文，便在上海针对“反对轻工业国营”的口号，发表了一次声明。宋子文公然胡说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国国内纱厂甚为发达，民众对纱厂股份投资，踊跃若狂，但终以实业家缺乏节制能力，争先恐后，不明供应原理，仍不免一蹶不振。目前状况又复相似，经营纺织业之利益，虽可对本利，而经营纺织业之人民，现一时无此实力购买，结果仍将重蹈复辙。试问政府具有何种义务，必须以此项纱
       厂售给予现有财力之少数人民，助其发财。”中小工联常务理事田钟灵当即撰写《中小工厂的自救意义》一文分别发表在《新华日报》、《自由导报》和《中小工业》上，对宋子文的谬论痛加驳斥。文章指出：“照宋先生声明看来，其意义不外两点：一是‘民间人力财力薄弱，政府无义务助其发财’。二是‘中国纺织公司在短期内要领导纺织事业’。这种官僚垄断的经济概念，可以说是再露骨没有了。跟随政府抗战八年的中小工业界，受到政府一切不合理的压迫与摧残，到今天，已经倒在停产破产之中了，当然缺乏采购的力量；而他们‘力量’之‘缺乏’，完全是由于政府的百般摧毁所致。宋院长既然知道他们缺乏力量的现况，也必然知道他们所以缺乏力量的原因。而现在非但不体念他们忠诚为国的伟大贡献，奖励他们，扶植他们，以作点崇德报功或收拾人心的伴把好事，反而漠视他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而肆无忌惮地宣布‘轻工业国营’。并成立托拉斯化的中纺、中蚕公司及若干类似组织，正是说明了政府没有扶持民族工业的决心，并且充分实施了与民争利的政策。”田文重申了我们致旧政协《意见书》中的严正态度：“当局现行的忘本的经济观念，及官僚买办性的政策，实在不是树立中国工业自力更生的道路，而是断送民族工业的自杀行为。”最后明确地表示：这是我们尤其是中小工厂所要坚决反对的。
       为了帮助工商界群众进一步认识官僚资本的罪恶和危害，扩大我们反对官僚资本的阵线和力量，中小工联在一九四六年，或单独，或联合有关团体，举行了多次的座谈会和报告会，邀请党内外知名人士，如中共代表团的李澄之、许涤新、张友渔，民主人士
       施复杂、马寅初、章乃器等人到会讲演。他们指出，官僚资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在政治上一定要铲除官僚，在经济上一定要根绝官僚资本，否则，它们一定会扰乱民主的新中国的产生。他们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地揭露和斥责了官僚资本的罪恶，尽管反动当局仍然一意孤行，还是坚持其轻工业国营的反动政策，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官僚资本越来越痛恨，反对官僚资本的呼声越来越高昂，对当时反对三大敌人的革命运动，起到了一定的配合作用。
       （二）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卖国
       在重庆谈判和旧政协会议时期，经过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党的许多领导同志的教育和帮助，工业界中不少人都认识到，必须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维护独立，反对卖国。但是，也有一些人存在盲目乐观情绪，以为和平就会到来，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方面，对蒋介石存在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小工联积极推动成员参加政治活动，投入实际斗争，经受锻炼，接受教育，认清社会发展方向，争取自己的光明前途。
       中小工联原本是由民族工商业者和上层资产阶级中的中小厂家与手工业主所组成，人多面广，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在各项政治活动中，在协同有关单位向反动派进行斗争中，都发挥了它应起的作用。
       旧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开幕的。为了促进会议成功，根据周副主席指示，各有关团体于十一日晚在辽川大厦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促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
       响亮地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战斗口号；决定每日举行各界民众大会，分请政协代表报告当天政协开会情形，并向政协提出批评和建议，借以表达民意。中小工联一些负责人分别参加了协进会的领导机构，而且发动会员群众踊跃参加民众大会，组织会员担当布置会场、维持秩序、防止破坏等具体工作。
       协进会举行的各界民众大会，深受群众欢迎，听众十分踊跃，充分显示了广大人民群众希望国家和平、民主、独立，厌恶国民党独裁、内战、卖国，渴望政治协商成功的真正意向。国民党反动派对此非常恐惧，专门雇用特务打手捣乱破坏，愈演愈烈。一月十八日晚，在沧白纪念堂举行第六次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邵方子、王若飞报告，当中共代表王若飞在会上高揭露蒋介石提出所谓“军队国家化”的实质，是诬蔑共产党“封建割据”、“拥兵自主”，妄图一口吃掉八路军、新四军，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时，听众无比愤怒，而特务打手却一声呼啸，敲起小锣，挥动木棍、石块，向讲台打去。这时，许多中小工联成员和民主人士，挺身而出，奔向讲台，保护王若飞同志，在石块纷飞中，把他护送上轿车，并以身躯作掩体，紧紧护住轿车，一直送到沧白堂街口大路上，安全驶去。在这轰动全国的“沧白堂事件”中，受伤群众有几十人之多。当晚，协进会新闻处立刻发布了新闻，详尽揭露事件经过，激起了各界人士的愤怒谴责和强烈抗议。
       旧政治协商会议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闭幕后，为了庆祝会议成功，协进会等二十三个团体发起，经过筹备，于二月十日在
       较场口广场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主席团二十余人，到会群众万余人。徐崇林参加了主席团，中小工联会员参加大会的也很多。但尚未到大会开会时间，主席团和参加大会的团体均未到齐，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按其预谋，在主席台上下，布满几百特务打手。特务刘野樵等即向刚到台上的主席团成员李公朴、章乃器等挑衅，抢当大会总主席，强迫立即开会。暴徒乘势大打出手，台上台下打成一片。中小工联会员和其他有关团体成员竭力维持秩序，同那些反动家伙展开积极的斗争。然而特务肆虐，暴徒逞凶，铁条乱捅，砖石横飞，拳脚交加，与会群众受伤、失踪的即达五、六十人，郭沫诺、李公朴、施复尧、陶行知、马寅初等民主人士都被殴打成伤，造成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周副主席当晚即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新华日报》旋即报导了事件真相，严词进行谴责。全市、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箴电慰问受伤人士。中小工联的负责人也同其他各界爱国人士相率到金汤街市民医院对受伤人士逐一慰问，一同伸张正义，斥责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罪行。
       这次政协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一直是口是心非，不断对协议进行破坏。它阴谋策划的内战愈演愈烈，大有迅速发展成为全面内战之势。面对险恶的政治形势，广大民众和爱国人士忧心忡忡，深恐局势恶化。
       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周副主席在南京就蒋介石被迫接受在东北停战十五天一事发表了公报，消息传来，各界纷纷响应，一致希望从此能够转变为长期和平。中小工联发言人也向记者发表谈话，对于停战十五天的消息，抱着莫大的兴奋和希望。指出：
       “在内战的纷乱局势下，运输阻塞，通货膨胀，人民购买力一天比一天低弱，现时有些皮鞋店常常一整天都没有开过张。”“今天唯一的出路就是努力争取一个和平安定发展生产的局面，彻底执行举国期望的政协会各项决议，由举国拥护的开明政府拟定一个合理的工业政策和建国政策，政民合作来完成中国工业化和繁荣强盛的使命。”提出：“今天急需一个长时期的和平而绝不是十五天的和平。如果企图以十五天的和平来培养一个更大更残酷的内战，是全国人民尤其是工商界所坚决反对的。这十五天的和平，给全国人民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机会，也是中国前途最紧要的关头。”
       东北停战公报的公布，一方面确实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和平的希望，使大家感到欢快；而另一方面从种种迹象来看，蒋介石被迫下令停战十五天，是孕育着更大的杀机，内战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陪都各界人士，为了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决定抓住停战十五天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活动。中小工联首先发起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签名运动，从中小工联会员开始，迅速扩展到社会各界，几天内即有黄墨涵、邓初民、徐崇林、鄢公复、王卓然、罗冠英、鲁自诚、税西恒、邓季惺、易礼容、潘震亚、周谷城、段调元、饶国模、沈起予等四千二百七十一人签名，于六月十九日向蒋介石与毛主席发出通电，要求以谈判方式解决一切内争，使十五日之停战变为永久停战。通电原文如下：
       南京蒋主席介石、延安毛先生润之勋鉴：抗战八年，人民之膏血已竭，昔日富庶之区，今成灾荒之境。疮痍满目、白骨盈野；物价高腾，民生凋敝；生产停滞，工潮不息；交通梗阻，商旅断绝；外货涌入，经济破产；甚至公教人员亦
       纷纷罢工待救；惨象若斯，易堪重罹战祸！此次争端，系属政治问题，应以政治方式协商，原非兵戎所可解决。倘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开诚布公，相互谅解，何事不可协商成功？刻下东北停战之期逾半，而协商之端倪未见。报章所传，仍属烽火连天。如不戢止，长期混乱，国家民族之前途，诚有不堪想象者。心所谓危，如捣如焚。爱为呼吁：1. 全面停战，恢复交通。2. 协商期限不妨延长。3. 协商谈判扼许成功，不许失败。庶可实现国父和平奋斗救中国之遗瞩，建设和平、团结、民主、统一之新中国。冒死屯垦，伏乞鉴察！
       通电和签名名单在报上发表后，许多地区都热烈响应，成都、万县、璧山、湖南工商界都寄来签名册，和平签名运动日益深入。重庆大中学校师生由签名呼吁和平发展到游行示威。中小工联的一些负责人分别发动青年会负责人组织基督教徒上街游行；组织佛教徒在长安寺举行了为期七天的“重庆佛教同人祈祷和平法会”，并分别上书毛主席、蒋介石与马歇尔，呼吁将十五天停战变为长期和平。同时又动员僧尼道徒，身穿法衣，手敲木鱼，上街游行，祈祷和平。那时，陪都各界爱好和平人士已成立了“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除督促第三方面及无党派政协代表努力从中调停外，复向全国人士发出通电，推动全国人民和平运动，并推派黄墨涵、王卓然、鄢公复、徐崇林等五人为和平使者，准备晋京向蒋介石痛陈民困。只因地方当局阻挠，未能成行。
       人民公敌蒋介石肆行专制，恣意内战，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靠山。抗战期中，蒋介石进一步投靠美帝，牺牲民族利益，出卖国
       家主权，美帝侵略势力广泛渗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美货充斥，美军横行，助长内战，蹂躏黎庶。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怒火中烧。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斯大林答英国《星期泰晤士报》记者问时说：美军退出中国，对和平迫切需要。九月二十二日，美国两个进步团体——“纽约争取和平委员会”和“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发起的“退出中国周运动”，在美国三十五个主要城市中开始举行。我国各界人士立即响应，徐崇林代表中小工联在报上发表谈话：“站在工商界的立场，只有国内和平安定了，才可以做自己的事业，所以希望美军撤退。”
       同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和美国政府签订全面出卖国家权益的《中美友好通商及航行协定》，通称《中美商约》，全国人民愤怒至极。七日，中共发言人陈家庄在上海发表谈话，对《中美商约》痛加斥责。八日、九日，中小工联发言人两次发表谈话，斥责国民党当局签订中美商约是引狼入室，比二十一条还厉害。在《商务日报》九日举行的《中美商约》座谈会上，与会人士愤怒揭发，《中美商约》是假平等条约，片面有惠于美国，是中国工商实业的催命符，主张废弃或改造这项条约，以保护我国萌芽之工商实业；并选出王逢辛、徐崇林、黄墨涵、何乃仁、李紫翔、张润苍、甘祠森、周常怀等八人组成研究会，仔细研究商约条文，提出修改意见，交政府改进。
       随着反美怒潮的高涨，重庆、上海工商界为了抵制美货，发起“爱用国货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显示了工商界的爱国力量。中小工联积极配合，作了不少宣传鼓动工作。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驻北平美军强奸北大女生事件发生，激
       起国人公愤，一致奋起声讨美军暴行。一九四七年一月初，重庆文化界人士百人联名呼吁抵制美货，驱逐美军，并要求废除不平等的《中美商约》；接着，重庆市民一万五千三百六十八人签名致书美国总统甘鲁门，要求立即撤退美军。这两次活动，徐崇林都代表中小工厂签名。一月六日，重庆市六十三校一万五千学生抗议美军暴行举行示威大游行；以及随后在六月二日，重庆学生配合全国的爱国学生运动，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我们都发动中小工厂参加慰劳活动，沿途设茶水站、慰劳站，对爱国学生运动加以热烈支持。
       中小工联在当时的力量自然是有限的，但在党的领导下，配合有关方面，积极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推动广大中小厂家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维护独立、反对英国的斗争，受到了深刻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壮大了进步力量的阵营，不失为工商界中的一支突击力量。
       五、中小工联的结束
       中小工联是在重庆谈判之后，民主运动高涨之际成立起来的。虽然最初主要是为了争取经济利益，自救图存，但是，在反动政府的独裁统治下，要争取经济民主，必须先争取政治民主，因而中小工联的活动，政治色采愈来愈浓厚，与反动当局处处处于对立的状态。反动派自然也把中小工联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
       中小工联在成立宣言中已经表明：“我们有组织章程，我们的会员都是社会上正当的生产单位，合法的公民，我们组织联合
       会并向政府登记备案，是为当然法团。”但是，尽管我们办了登记手续，反动当局却一直不予批准，不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
       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旬，重庆市社会局邀约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和迁川工厂联合会负责人潘仰山谈话，提出对各工业团体的存废问题，希望重庆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中国工矿联合会和中国小工厂联合会等团体，能自动合并为一。这就是明目张胆地要用官僚资本来吃掉民族资本，搞垮中小工联。十日下午，代表官僚资本势力的潘仰山，立即召开工业协会、重庆分会及迁川工厂联合会理监事联席会议，讨论社会局以中小工厂联合会与工矿产业联合会，因不合法令，未免登记，竟自成立，为便利管制起见，拟将该两会归并于中国工业协会案时，潘仰山假惺惺地表示最好由该两本各身决定。次日下午，我们中小工联举行理监事会，就这一问题作了讨论，对社会局的荒谬决定，加以严正驳斥：“中小工厂联合会的成立，自有其特殊原因……依照政府规定，如参加全国工业协会为会员，其厂需有三十个工人及动力者，请问如不具备此种条件的中小工厂，将置之于何地？再者，中小工厂联合会为一全国性的组织，而重庆方面对此问题亦难做具体的解答。至于备案问题，则本会与政府最高经济机关亦早有公文来往，以至于今日，何况蒋主席之四项诺言中说人民应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戳穿了反动政府妄图取缔吞并的阴谋。
       十月一日，我们发表了《一年来的中小工联》一文，这是经过全体常务理事几次讨论，以徐崇林署名发表的。重庆《新华日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民主报》等好几种大
       报均全文刊载，上海《文汇报》和香港《华商日报》也相继转载。文章全面地论述了中小工业的重要地位和中小工联的历史使命，中小工联对发展国民经济、建立民族工业、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和要求，并严正地表明了中小工联对反动政府的态度和立场，指出：“对于政府，中小工联是竭诚合作的，他之所以必须批评现行总本的经济政策，又对官僚买办资本以及反对出卖祖国经济利益（如渔业、内河航行、燃煤供应日本等）行为，正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维护生根在国土上的民族工业而提出的。作为一个人民团体，有责任来帮助实现真正独立自主的政府。”
       《新华日报》在登载这篇专文的同时，还特别发表了《为中小工厂的存在而呼吁》的社论，表示对中小工联的热情支持。社论最后说：“我们很同意这文件所宣告的结论：‘中小工联现已拥有一千二百家会员，责任不能随便放弃，政府只有在扶植中小工业，收拾破碎人心上着手，才能有裨于民族工业，否则摧残民族工业的结果，连自己也必然埋葬在内。’可是国民党统治当局是否能在和平、民主这一前提条件之下，遵循此种方针？还待它的下文。”
       “下文”果然不久就来了，那就是十月十三日《大公报》上登载的消息：“为加强人民集会结社之管理，陪都党政联席会议有重大之决议：一、徐崇林等领导之中小工厂联合会，不许组织，由社会局宣告其解散；二、中国机械工人联谊会，决予取缔，并监视其行动；三、王革飞等发起之地摊业福利会，认为‘别有作用’，不许成立。”我们对国民党政府这种极端无理、极为凶恶的
       镇压，万分愤慨。但在反动派的淫威下，我们的刊物不能出版，报纸也不能发表我们的抗议和呼吁。我们的声音完全被窒息。正在这个时候，革命圣地延安的《解放日报》，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揭载了反动政府无理取缔中小工联的消息，并专门发表了时评《抗议绞杀中小工业》。时评全文是：
       据《大公报》十三日重庆专电，重庆中小工业联合会已被国民党当局下令解散。这是蒋介石国民党又一虐杀民主自由而压迫民族工业界的暴行。
       重庆中小工联成立已有一年，拥有会员一千二百家以上，为大后方民族工业家们在新的民族危机面前一个团结自救的组织。而中小工业（包括手工业和作坊）乃是今天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它的生产是占了工业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世人皆知，大后方的中小工业在抗战期中，对供给军需民用曾起了很大作用，仅重庆一地，八年中产布三亿匹，皮革十万张，军用皮件八十万件，而且都是在困难重重之下，生产出来的。
       但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当局所给予中小工业的“报答”是什么呢？正象一家民间报纸所写过的，就是“弃之如敝屣”。蒋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曾说：“现存工厂，无论在资金、设备、技术各方面，都根本不算工业，不如任其倒闭。将来实行工业化，只须把美国现成工厂搬来，技术亦可用美国人。”这就是国民党当局对民族工业和中小工业的政策。事实上，自中小工联成立一年来，曾向当局做过无数次的呼吁，所得到的结果，都是推诿和敷衍。他们曾要求当局继
       续订货以维生产，当局却反而大批向美国订购国内能生产的棉布、皮革、酒精、煤炭等等。同时把原料廉价卖给美国甚至日本，于是中小工业在廉价美货之前百分之八十以上宣告破产了，而尚存的也只是名义上开工或半开工了。他们曾要求将接收敌伪的小型厂，全部配给对抗战有功的后方中小厂家，但当局却以官僚资本抢夺所剩的残缺不全、没有复工价值的第四流工厂，以三月间物价达最高峰时计算的标底，售予中小工业，还名之曰“优惠”，那就无怪后方厂家啼笑皆非，愤慨填膺了。不但如此，而且蒋介石官僚资本集团对于中小工业家的职业组织——中小工联，也竟视为眼中钉，一年来“在背地里，不是阴谋分化，就想压迫解散”（九月三十日徐崇林《一年来的中小工联》）。而这一组织，到现在竟然公然解散了。
       我们解放区的实业界和人民，对国民党统治下民族工业与中小工业所遭受的苦难，表示衷心的同情，我们对于出卖祖国经济利益，绞杀民族工业的蒋介石政府表示严正的民族义愤。我们警告蒋介石，正如中小工联理事长徐崇林民所说的：“摧残民族工业的结果，连自己也必然埋葬在内。”同时，事实教训了我们，仅仅作为美帝国主义买办走狗的蒋介石政府，不仅不能丝毫解决中国工业化的问题，它乃是中国民族工业的死敌，希望这样的政府来救济工业界的灭顶之祸，不管与虎谋皮，因此只有我们全民族团结一致，废除了坚持卖国内战独裁的专政，撤除外国侵略势力出中国，才有民族工业的生路。
       我们在严重困难时刻，捧读时评，听到党的声音，内心激动，何可言喻。我们深深感到，党对反动政府的严词谴责，伸张了民族义愤，表达了我们的心声；党对中小工业的关怀和维护，使我们暖遍身心，党给民族工业指出生路，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同反动派继续斗争的意志和信念。事实上，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小工业的严酷压榨，恰恰是更加激化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尽管中小工联被无理宣告解散了，但我们许多中小厂家，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遵循党的教导，不惧艰辛，排除困难，继续同全国人民一起，参加斗争。最后，终于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重庆新闻党团聚餐会始末

       王 抡 检
       抗战时期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制度，蒋介石任命李中襄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新闻检查局中将局长。该局在重庆市上清寺设立重庆新闻检查所，由李中襄兼任所长。当时重庆市出版的报纸必须事先送该所检查通过才能发行，就是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和军报《扫荡报》也不例外。报纸出版前不但要把原稿送检，排检好的小样，新闻检查所还要复检，据说以防报馆借口排检有误出现不利于国民党的情况。扣押掉的稿子，抗战初期报纸还可以“开天窗”；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控制新闻舆论，报上就不准“开天窗”了，报馆编辑部每夜都要准备些备用的稿件临时用来填补空白。报纸的新闻和言论要检查，报上的广告也要全部检查。这种新闻检查制度不但在世界新闻史上别开恶例，在法西斯专政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遭到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反对。
       一九四五年秋，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挫败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蒋介石陷于孤立，国内外进步舆论纷纷指责国民党反动独裁，要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重庆、成都等地新闻文化团体相继提出取消新闻言论审查制度。
       发起拒检运动。蒋介石为了缓和国内外的压力，被迫宣布废止新闻检查制度。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祯向外国记者宣布：“遵照蒋主席之指示，我政府已决定自十月一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并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管理处处长马星野写一篇题为《舆论政治之历史基础》的文章，于同年九月十五日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由马星野以个人名义表态。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指示：此事不宜在国内大肆宣传，对今后如何控制新闻发布将另筹良策。重庆新闻党团聚餐会就是根据国民党中央这一意图而产生的。
       重庆新闻党团聚餐会筹组经过
       重庆新闻党团聚餐会，是国民党废止新闻检查制度后控制重庆新闻界的工具之一。这个会从一九四六年初夏开始成立，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重庆解放前夕才停止活动。参加这个会的成员主要是重庆新闻界的负责人，其中以国民党反动派党团骨干为核心，还有重庆反动党、政、军的头目和反动军政机关的政工处长（后来改称新闻处长）。这个会由国民党重庆市市长张笃伦和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出面邀请组成，具体是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书记长徐政（中统局西南区督导员）、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宣传处处长吴照祖和国民党重庆市政府新闻处处长朱国定掌握。这个会最初每周星期五中午以聚餐方式举行，由张笃伦和龙文治以私人请客方式邀请参加，以免引起外人注意。但很快就在新闻界和社会上传开了，张笃伦等就说是“新闻聚餐会”，借以掩盖它的反动实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内部则称之为“新闻党团聚餐会”。
       会”，有部份应邀参加重庆新闻党团聚餐会的非党团骨干人士并不知道这个会的内部名称，对于这个会的内幕活动，也不完全了解。
       我于一九四六年春到一九四九年冬重庆解放，一直担任重庆《中央日报》总编辑，长期参加新闻党团聚餐会（以下简称聚餐会）。我参加该会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四六年春我刚代理重庆《中央日报》总编辑时，有天夜里得到一份请柬，请我第二天中午到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旧址吃饭。我当时认为是一般招待新闻记者，未加重视，就批交报社采访部派记者前往参加。后来采访主任彭育麟来告诉我，这个会很重要，要我一定亲自去参加。彭育麟说：“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曾问过我，《中央日报》的总编辑现在是谁？要我把你的名字开给他们，因此这次请你吃饭，你一定要亲自去。”
       第二天中午我按时到巴县中学旧址，才知道里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当天来的客人仅有两桌，我只认识叶青、王平陵、王集丛等少数几个人，其余的人过去都未接触过。
       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正准备还都南京，室内室外到处堆满文件箱子，我们坐在室外的草坪上吃饭。席前有个人站起来说：“中央组织部马上要离开重庆。重庆是我们的陪都，地位很重要，新闻界要组织一个经常的会互相联系，加强工作，由重庆市党部负责，以后希望大家多和市党部取得联系。”一九四六年初夏，聚餐会组成，由重庆市市长张笃伦和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出面发出请柬，约我参加聚餐会。
       第一次聚餐会在军委会重庆行营（后称行辕、绥署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举行，凭请柬从重庆市凯旋路行营侧门出入。事后
       有人反映，认为出入行营要受卫兵盘问很不方便，聚餐会乃改在重庆市民生路胜利大厦西餐部举行。一九四七年重庆学生爱国运动高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经常通过聚餐会要求各报封锁学生运动消息，徐政认为胜利大厦西餐部不易保密，一度把聚餐会改在重庆市莲花池江苏同乡会举行。徐政表面说：“大家吃西餐吃腻了，改吃中餐换换口味。江苏同乡会的厨师烹调技术很好，所以改在这里吃饭。”徐政是江苏同乡会的负责人之一，公私不分，浮报开支，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吴人初等对此不满，认为聚餐会改在江苏同乡会举行开支过大，以后仍回到胜利大厦西餐部举行。
       一九四九年秋局势紧张，聚餐会又改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举行。一九四九年十月，重庆已面临解放，最后一次聚餐会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礼堂举行。重庆市市长杨森当时兼任市党部主任委员，由他主持聚餐会，他在席前夸耀他从事反革命战争经过，极力为大家打气。会后大家各自东西。各作各的“应变”准备，聚餐会也就树倒猬孙散了。
       聚餐会的核心成员和应邀参加人士
       一九四六年筹备聚餐会时，张笃伦找到陈云阁商谈。张笃伦说：“我们想要和新闻界朋友保持联系，勾通消息，交换意见，准备请几个报界知名朋友吃饭，以便交谈。你是重庆报联会负责人，情况熟悉，请你开个请客名单。”陈云阁向张笃伦建议：大报最多只邀请三人（社长或经理、总编辑、总主笔），此外有选择地邀请一人或二人，不知名的一律不请。张笃伦同意这个意
       见，由陈云阁开了一个名单，张笃伦拿去和龙文治商量。龙文治把这个名单带回重庆市党部开会研究，吴人初和吴熙祖等表示反对，认为陈云阁开的名单有许多人不是国民党党团骨干，将来不易控制。经龙文治与张笃伦几度磋商，最后由市党部提出一个名单，以反动党团骨干为核心，酌量邀请一部分报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成员名单如下：
       龙文治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
       陈介生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副主任委员
       徐政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书记长
       罗才荣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副书记长
       吴人初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执行委员
       吴熙祖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宣传处处长
       谭志煜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宣传处副处长
       龚曼华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组织处处长
       王蕴卿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秘书
       刘寿朋 军委会重庆行营秘书长
       张笃伦 重庆市市长
       张笃饶 重庆市市政府参事兼民政局副局长
       朱国定 重庆市市政府新闻处处长
       张元良 军委会重庆行营政工处处长
       杨敬年 重庆警各司令部政工处处长
       刘觉民 重庆《中央日报》社社长
       王抡植 重庆《中央日报》社总编辑
       张客公 重庆《中央日报》社总主笔
       张逸龄 重庆《中央日报》社主笔
       王集丛 重庆《中央日报》社主笔
       彭育麟 重庆《中央日报》社采访主任
       潘劭昂 重庆中央通讯社主任
       阳子寿 重庆中央通讯社采访主任
       黄卓球 重庆《扫荡报》社社长
       许任飞 重庆《扫荡报》社总编辑
       王平陵 重庆《扫荡报》社总主笔兼副刊编辑
       易君秋 重庆《扫荡报》社采访主任
       张腾蛟 重庆三青团机关报《西南日报》社总经理
       高允斌 重庆《商务日报》社社长
       张绍曾 重庆《益世报》社总编辑
       陈兰芬 重庆《新华时报》社采访主任
       王知行 重庆《民间报》社社长
       陈云阁 重庆《世界日报》社社长
       王研石 重庆《时事新报》社总编辑
       曾俊修 重庆《国民公报》社总编辑
       罗承烈 重庆《新民报》社总主笔
       刘正华 重庆《新民报》社经理
       王文彬 重庆《大公报》社经理
       以上这些人不是每次开会都出席的，经常到会的约二十多人，中途因情况变化自动退出聚餐会的也有。从一九四六年夏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参加聚餐会的人只有减少，没有增加。
       一九四七年吴熙祖来找我商量。准备约请重庆《新蜀报》社
       的总编辑杨丙初参加聚餐会。我说：“杨丙初是个老好人，在《新蜀报》内部负不了责，一切由张骏把持，他起不到好大作用。”吴熙祖说：“那就算了，反正《新蜀报》现在销路很小，作用不大，有啥事我临时找杨丙初解决，不约他参加聚餐会也行。”因此重庆《新蜀报》社无人参加聚餐会。
       中途自动退出聚餐会的有重庆《扫荡报》社总编辑许任飞。许任飞因与重庆《扫荡报》社的采访之伍男君秋有矛盾，应孙元良约请去重庆《大中日报》兼任总主笔，准备脱离《扫荡报》。一九四八年许任飞通过他的武汉大学老师向胡政之介绍，到重庆《大公报》社任编辑。从此正式脱离《扫荡报》，也未再来参加聚餐会。重庆《西南日报》是三青团的机关报，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复刊后，由三青团重庆支团干事长陈介生担任董事长兼社长，张腾蛟任总经理。由于党（国民党）团（三青团）之间矛盾重重，重庆市党部认为《西南日报》有时新闻处理与市党部要求不合；陈介生、罗才荣等人却认为重庆市党部是有意找岔子，他们在聚餐会上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加以《西南日报》销路很小，赔累很大，陈介生决定将《西南日报》停刊。《西南日报》停刊后，三青团的骨干分子陈介生、罗才荣、谭志煜、张腾蛟等四人就未出席聚餐会了。
       一九四七年冬，陈云阁当选为国民党监察委员后，就自动脱离聚餐会。
       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后，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就未再约请刘正华、王文彬、曾俊修参加聚餐会。
       聚餐会的主要任务及其他反动活动
       聚餐会主要任务有二，第一是控制新闻发布会。第二是扩大反动宣传。一九四七年重庆反动当局进行“六二”大逮捕时，聚餐会的核心成员皆向反动派提供重庆新闻界的黑名单。
       控制新闻发布会，是聚餐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抗战期中，国民党采取新闻检查办法，控制新闻发布会。抗战结束后，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迫于形势，宣布废除新闻检查制度，表面实行“新闻自由”，实际采用各种办法和手段，暗中加紧控制新闻发布。聚餐会就是干这种工作的。
       每次聚餐会上，龙文治根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宣传指示，指出哪一类稿件不能在重庆各报发表，要求到会的各报负责人帮忙办到。若有报纸未按照国民党意图执行的，下次聚餐会上吴熙祖等就当面提出质问，要该报参加聚餐会的人即席答复，说明原因。
       当时最反动的《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时报》和中央通讯社等，是忠实执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宣传指示的，很少发生问题。而《新民报》、《大公报》、《国民公报》和《世界日报》、《商务日报》等，有时就不完全照办，经常发生问题，聚餐会上常常因此发生争辩，搞得非常紧张。
       一九四七年春沈崇事件发生后，重庆地区的学生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反动派搞得手忙脚乱，封锁学生运动的消息，成为聚餐会的主要课题。《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扫荡报》等，对学生运动的消息是全部封锁，只字不登。军统特务办的《新华时
       报》，则采流氓手段去侮辱进步学生，用各种下流字眼对女子师范学院学生运动的负责人进行人身攻击。这些反动作法，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结果搞得这些报纸在学校中毫无销路，学生公开称《中央日报》为“造谣日报”，称中央社为“造谣社”。一九四七年元月六日重庆学生抗暴游行时，队伍聚集在重庆黄家垭口《中央日报》社门口，一致怒吼：“《中央日报》拿出良心来！”并指定要报社负责人出来答复，为啥不登学生运动的消息？我见状就从报社后门溜走，等学生游行队伍过完了才回报社。
       《大公报》、《新民报》、《国民公报》和《世界日报》、《商务日报》，为了在学校中争取销路，其中有的编辑和记者同情学生运动，这些报纸一方面刊登反动派恶意诬蔑学生运动的新闻，同时也选刊各校学生寄来的有关学生运动的消息。这样，对国民党反动宣传极为不利，市党部多次在聚餐会上向这几家报纸打招呼，始终未能扭转这一局面。市党部宣传处处长吴熙祖多次在会后说：“陈云阁是靠朱家骅和政学系起家的，高允斌是三青团骨干分子，这两个人都是靠国民党吃饭，他们都不听招呼，太说不过去。”
       陈云阁过去与吴人初为争夺重庆市伪临时参议会秘书长有积怨，现在市党部在聚餐会上又常找陈的麻烦，引起陈云阁不满。当时重庆市反动党团内部有矛盾，聚餐会由市党部一方把持，三青团的骨干分子陈介生等都被排斥，高允斌对此也有意见。在一次聚餐会上，陈云阁与高允斌相继向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放了一炮。陈云阁说：“保障新闻自由，是国民党公开宣布的方针，希望国民党履行诺言，不要把各报限制死了，这也不准登，那也不
       准登。”高允斌接着说：“我同意云阁的意见，希望市党部考虑我们的困难。消息少了报纸卖不掉，全报社的人要吃饭吃怎么办？市党部叫我们不登这样消息不登那样消息，我个人愿意照办，可是我们回去怎样对记者说嘛？保障新闻自由，是党国公开宣布的方针，中外皆知，我们不能打自己的嘴巴。现在解决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办法如《中央日报》一样，党部拿钱来维持报刊开支，我们按党部指示发稿，不管报纸卖得掉卖不掉。另一个办法是党部能叫全重庆所有报纸都不登这类消息，我的报纸也可以同样不登。”陈云阁和高允斌这一炮放得很猛，搞得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的负责人无法答复，龙文治只好说：“大家要合作，有困难慢慢商量嘛！”会后吴人初说：“陈云阁过去是德国法西斯海通社的记者，专门为希特勒效劳，今天居然高唱起新闻自由来了。我看我们给的新闻自由太多了，以后要动手术才行。高允斌是重庆三青团的负责人，今天也大开黄腔，太不顾大局了。”
       《大公报》经理王文彬、《新民报》经理刘正华、《国民公报》总编辑曾俊修，他们对市党部的意见则采取敷衍应付态度，对国民党的宣传指示并不认真执行，市党部对他们也无可奈何。曾俊修会外向我说：“我和你不同，困难很多，有些稿件登多了，市党部有意见；不登，编辑部的人又通不过。我是两面不讨好，只希望不出大乱子而已。”
       一九四七年冬国民党实行伪宪，反动派头面人物都出来竞选伪国大代表，因分赃不匀，内部吵得一塌糊涂，互相攻击，难解难分。最后国民党中央决定，由蒋介石事先圈定候选人名单，未经圈定的人一律自动退出竞选，当圈定的名单在国民党内部宣布
       以后，有些未被圈定的人坚持不懈弃竞选，形成僵局。为了这件事，市党部在聚餐会上通知各报，要维护蒋介石的“威信”，凡是蒋介石圈定的人，各报要大登宣传材料；未经圈定的人的宣传材料，各报一律不予刊登。出席聚餐会的各报负责人纷纷表示意见，认为这种作法有困难，因出来竞选的人都是反动派的头面人物，公开竞选是“合法”行为，圈定办法是不能对外公开的事，竞选人送来宣传材料，各报无法拒绝。这时重庆市市长张笃伦就站起来说：“这是维护总裁（指蒋介石）的威信，各报务必帮忙。控制新闻发布是大家的事，未圈定的人再要闹，我们有办法对付，请大家放心，不会给大家造成困难。”张笃伦回头又问：“哪些人闹得最厉害？”当时有人答复：“唐华闹得最厉害，不听招呼。”按，唐华在四川军阀混战时期，曾任川军二十一军上校军需处长，刮了不少的钱，当时为了竞选伪国大代表，已花了不少钱，因此不肯退出。张笃伦就向在座的重庆警备司令部政工处长杨敬年说：“你们去招呼一下。”杨敬年点头说：“我去招呼。”杨敬年当时饭尚未吃完就离开会场。后来听说当天重庆警备司令部派人到重庆五四路唐华家中把唐逮捕了。逮捕时正值唐家中有人在打牌，警备部就以聚餐的罪名把唐华关了几天，一场竞选风波就此结束。各报也按聚餐会上的指示办事，未出问题。后来市党部负责人龙文治等在聚餐会上一再说，重庆选举搞得好，风平浪静，未出问题，各报能密切配合是原因之一。
       控制新闻发布只是聚餐会的任务之一，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还经常通过聚餐会组织稿件，发布新闻，扩大反动宣传。我现在尚能回忆的有以下事件：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国民党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出席的国府委员有国民党的蒋介石、孙科、张群、居正、戴传贤、于右任、张继、邹鲁、宋子文、翁文灏、王宠惠、王世杰、蒋梦麟、钮永建、吴忠信、陈布雷，青年党的余家菊，民社党的胡海门、耿翼翘，社会贤达有王云五等人，一致通过蒋介石所提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裁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国民党政府随即下了所谓“裁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以聚餐会为核心，发起文化教育界签名运动，发表宣言，拥护蒋介石的“截乱”政策，于十月十日在重庆各反动报纸以显著地位刊出。
       一九四七年秋，重庆三青团负责人罗才荣不知从那里弄了几个人来重庆，声称是解放区被共产党搞得“家破人亡”，“逃难”来重庆的。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就在聚餐会上叫各报派记者去采访，撰写专稿在报上刊登，要把解放区说成“漆黑一团，暗无天日”。《中央日报》专门派采访主任彭育麟前往采访，彭育麟采访归来告诉我，那几个人不象从解放区来的，所谈情况矛盾百出，当记者追问时，罗才荣就在旁边代为答复，深怕露出马脚。彭育麟等不便深问，就回来了。当夜彭育麟主要根据罗才荣的胡言乱语，拼凑了一篇新闻稿。我见漏洞太多，无法采用，就向市党部宣传处说，罗才荣这一手搞得不高明，稿子以不用为宜。当时反动党团正闹矛盾，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一九四七年重庆学生运动高涨时，重庆警备司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责学生运动是破坏活动，宣称要公开镇压，以此来威胁学生。在聚餐会上，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负责人一再说，这篇谈
       话一定要以显著地位刊出，不能漏掉。当天深夜十二时以后，市党部宣传处处长吴熙祖来到《中央日报》编辑部，问我发稿情况，并用我的电话与各报编辑联系，询问重庆警备司令部的话语稿发排没有？吴熙祖离开《中央日报》编辑部时，还向我说：“对《新民报》我不放心，我要亲自到《新民报》编辑部去看一下。”第二天各报都在本市新闻版把重庆警备司令部的谈话稿以显著地位刊出，《新民报》虽然也登载了，但谈话稿中有“学生将进行破坏活动”这句话，印出时却变成“警备部将进行破坏活动”。为此在聚餐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与重庆警备司令部都认为《新民报》编辑部有人捣鬼，要彻底追查。《新民报》经理刘正华在会上一再声明，是按对疏忽的错误，保证《新民报》编辑部的人没有问题。
       类似情况，后来在《国民公报》也发生过。有次在聚餐会上，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负责人散发一条新闻稿，要各报刊载。这条新闻开头便说：“据确悉：重庆学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幕后鼓动，有意制造混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负责人在会上郑重宣布，这条新闻稿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交下来的，各报要同时以显著地位刊出，不能出一点差错。第二天各报披露这一条新闻时，《国民公报》就出了岔子。《国民公报》把这条新闻一字不差地在报上刊出，只在前面加上一句导语：“据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确息”，公开告诉读者这条新闻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捏造的，揭穿了谣言的来源，弄得反动派啼笑皆非。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肖毅斋大发脾气，认为这比不登这条消息还糟糕，要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追究。市党部宣传处处长吴熙祖向我说：“普通一是国民党的老前辈，曾俊修是
       普通一的侄儿，我们因此相信他，约他参加聚餐会。他在关键时刻出这些问题，我们都不好说话。”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九四七年夏全国学生爱国运动进入高潮，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通过聚餐会控制新闻发布和扩大反动宣传感到不能得心应手，阻碍甚多。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在重庆进行一次大逮捕，对重庆各报的编辑记者中认为有问题的人全部加以逮捕。最后审定新闻界的黑名单时，由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与重庆市警察总局局长唐毅约集参加聚餐会的彭育麟（《中央日报》采访主任）、阳子寿（中央通讯社采访主任）、易君秋（《扫荡报》采访主任）、陈兰荪（《新华时报》采访主任、军统重庆站站长）等四人共同会商。据陈兰荪事后告诉我，当天审定新闻界的黑名单时发生了一段插曲，孙元良临时把重庆《大中日报》主笔孙东也约来参加会商。《大中日报》是孙元良办的报纸，是重庆警备司令部的机关报。孙东原来是《扫荡报》的记者，与易君秋关系搞得不好才到《大中日报》工作的。孙元良认为孙东也熟悉重庆新闻界的情况，因此临时把孙东约来参加。易君秋等四人一道进去，一见孙东在座，大家都为之一愕，认为孙东不是聚餐会的人，怎么可以来与闻这类的事？但是又不便公开说出来。当孙元良问：“人到齐了，可以研究了吗？”易君秋把脸一沉说：“等一等嘛！”唐毅见状，知道其中有问题，就躺在沙发上，狠狠吸了一口烟，闭目考虑了一阵，突然站起来把孙东肩头一拍说：“听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有篇稿子请你帮我斟酌一下。”孙东受宠若惊地说：“那里！那里！”唐毅就把孙东拉进一间小屋去看稿子，自己很快走了出来顺手把孙
       东锁在小房里，然后与大家一起审定新闻界的黑名单。等黑名单审查完了，唐敏才把孙东从小屋里放出来。陈兰荪说：“若不是唐毅念中生智，这次我们要闹大笑话。”
       重庆解放前夕的聚餐会
       一九四八年冬淮海战役后，局势日趋紧张，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未再邀请《新民报》、《大公报》和《国民公报》的负责人参加聚餐会，聚餐会也未如期举行，时断时续。一九四九年秋忽然通知聚餐会改在西南长军政公署政工处举行，当天并未聚餐，到会的人寥寥无几。我举眼一看，出席的只有《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扫荡报》和《新华时报》等反动报纸的负责人，都是清一色的反动记者。当天集中讨论的是研究重庆《大公报》和《新民报》的态度问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的负责人拿出一份香港出版的《大公报》给我们传观，上面载有《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到解放区后写的文章。大家看后都说，《大公报》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重庆《大公报》也靠不住的。西南长官军政公署政工处的负责人说，南京《新民报》也跟着共产党走了，重庆《新民报》的态度也值得注意。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的负责人说，重庆《世界日报》的态度也有问题，陈云阁这几年和我们踩左踩右，目前形势这样紧张，对他更要注意。对这些报纸怎样办，会上并未作出决定。散会后我在路上向市党部宣传处处长吴熙祖，“究竟准备怎么办？”吴熙祖说：“必要时借个题目把这些报纸查封或者改组。”
       紧接着一九四九年七月廿五日深夜就把重庆《世界日报》查
       封了。查封的原因和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四九年秋，西南面临解放，川、康、渝、云、贵等五省市的国民党部分“民意代表”（包括立监委员、国大代表和省市参议员）组织了“西南五省市民意代表联合会”（简称“民联会”），在成渝两地集会，商讨“自救”和“应变”办法，陈云阁以监察委员身份参加。“民联会”对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和重庆市市长杨森的有些指摘，提出不同看法，引起王、杨不满。七月廿三日夜陈云阁在《世界日报》编辑部看到一篇来稿，题为《请西南执政诸公拿话来说》，正合陈的口味；陈云阁就加以修改，加重了火药味，矛头直指王陵基和杨森，业点了王陵基的名。这篇稿子于七月廿四日在《世界日报》社论地位刊出，标明为“来论”。陈云阁认为他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关系较好，王陵基远在成都，把他无可如何。文章中未点杨森的名，杨森纵然心中不满，张群本人就在重庆，杨森也不致于敢做个啥。恰好这天（七月廿四日）王陵基在成都查封了成都《新民报》，第二天（廿五日）乘飞机来重庆出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的会议，火气正大。一下飞机。杨森的心腹、重庆市政府秘书长李赛迎上前去说：“惠公（指杨森）血压高，没来迎接，抱歉！抱歉！惠公给方公（指王陵基）带来一件礼物。”王陵基一看，是七月廿四日出版的重庆《世界日报》。王陵基并未细看，就说：“昨天我把成都《新民报》查封了，你们知道吗？”王陵基说完这句话，气冲冲地拿着这份重庆《世界日报》就上车走了。当天深夜就用重庆警备司令部的名义下令把重庆《世界日报》查封了。查封的理由只有八个字：“言论反动，为匪张目”。执行查封的单位是重庆市政府保安警察总队。
       七月廿六日重庆《世界日报》社长陈云阁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去找张群，张避不见面，最后由张群的秘书周君亮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的办公室会见了陈云阁。周君亮说，西南长官公军政署昨天下午召集西南各省市负责人开会，系商量军政大计，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却在会上提出要查封重庆《世界日报》的要求，张群并未表态，只是敷衍地说：“研究，研究。”王陵基未得结果，极不甘心，晚上与杨森密商决定，要求重庆警备司令部援引戒严法把重庆《世界日报》查封了。当时重庆警备司令刘雨卿已回郊区化龙桥家中，不在城内，王陵基和杨森找不着刘雨卿，就把重庆警备司令部政工处处长杨敬年叫去要他代表刘雨卿签字发布命令，杨敬年意有顾虑，不敢动笔。杨森说：“你不要怕，我可负责向刘司令说明，执行责任由我派保安警察去办。”这样才最后决定下来了。周君亮说：“事已至此，张长官（指张群）也不好出面。现在正当火头上，你暂等几天再说。”
       国民党重庆币党部得知以上情况，恐怕陈云阁死灰复燃，就向杨森建议，将重庆《世界日报》作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的机关报，由宣传处处长吴熙祖去接办。当时杨森正兼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同意这个建议，派吴熙祖担任社长，于同年八月七日仍用《世界日报》原名复刊。从此重庆《世界日报》成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直接控制的报纸。
       成都《新民报》和重庆《世界日报》相继查封以后，重庆《新民报》就紧张起来。刘正华与罗承烈商量，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倩出面维持残局。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重庆《新民报》刊出了一则启事，原文如下：
       《新民报》重庆社紧要启事
       本报原属南京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五社之一，自平津沪三地撤守后，原设南京之总管理处即已失去联系，总经理陈铭德、协理邓季惺亦均陷于匪区，与本社早已断绝关系。兹经商得留渝各董监事同意，自即日起将“新民报重庆社”改为“重庆新民报社”，发行人改推曾董事扩情负责并兼本社社长，完全独立经营。除呈报主管机关备查外，特此郑重申明，敬希各界察鉴。
       重庆《新民报》这种改组办法，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意见很大，认为曾扩情被人利用。《新民报》内部人事并无多大变动，曾扩情又不能实际到报社负责，报社并未真正改组，要求曾扩情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不要上当。国民党反动派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纷纷向曾扩情提出责难。曾扩情有次气愤愤地说：“你们到底相信不相信我？我到新民报究竟是为国民党办事，还是为共产党办事？”曾扩情是将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引退”以后，把曾扩情找到溪口去密商东山再起的计划。曾扩情回四川以后约集国民党在西南的军政头目组织“国民革命同志会”，为蒋介石奔走效力，成为当时西南反动派的中心人物。大家见曾扩情这样一说，也就不了了之。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对重庆《大公报》垂涎已久，曾通过聚餐会，先后介绍《中央日报》总主笔张客公和《中央日报》主笔王集丛到《大公报》任总编辑，经王文彬婉言谢绝。一九四九年秋国民党中央选到广州，开中常会时，决议将重庆《大公报》查
       封，由国民党残余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八月十五日电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执行。当时张群担任伪长官，未及时执行，几经研究，最后决定由张群的亲信彭革陈去接管重庆《大公报》。彭革陈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处处长多年，是国民党内的老干部，伪中央迁到重庆后，他又兼并了张群。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时，彭革陈任四川省政府重庆办事处处长；张群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彭革陈先任川康兴业公司总稽核，随后又升任总经理。彭革陈当时与重庆反动党团有一定距离，又是张群比较信任的人；张群认为叫彭去接管《大公报》，既可堵塞伪中央责难之口，又可保全该报的生存，这样才比较恰当。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夜彭革陈就于匆忙中到重庆《大公报》接事，带了唐际清去任总编辑。唐际清当时是中央通讯社的编辑主任，长期在中央社总社工作，与重庆反动党团接触很少，关系不深。九月十八日重庆《大公报》第一版刊出了下列两则启事。
       本报（《大公报》）案要启事
       本报与总管理处关系早已隔绝，与其他分版言论编辑违背创办宗旨者更渺不相涉。今后本报仍坚守民间报纸之立场，本“不私不官”之社训独立经营。兹经在渝董监会决定，正式宣布与总管理处脱离关系，并推定彭革陈先生为社长，继续努力，拥护国策，服务社会，尚希读者诸君不吝指教为幸。
       王文彬启事
       文彬自九月十八日起已辞去重庆《大公报》、《大公晚
       报》发行人兼经理职务，决借誉赴北碚居住。在渝工作四年以来，多蒙各位长官指导各界友好顺助，高谊隆情，铭感难忘。兹因临行匆促，及未一一走辞，敬乞谅宥！赐示请由相辉学院许院长转。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对重庆《大公报》这块肥肉未能抢到手感到遗憾。但这次改组是张群决定的，彭革陈与唐际清又是国民党中央宣传系统的老人，市党部也找不到理由来反对，只有背地咕噜，把这次改组说成是“换汤不换药的和平改组”。
       重庆《国民公报》是由重庆大资本家康氏弟兄中的康心之出资办的。康心之原籍陕西，在重庆经营银行业多年。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对重庆新闻界横加摧残，《国民公报》也感到处境日艰，康心之就请伪立法委员兼国民党大法官的李伯申出来担任《国民公报》的社长，应付危局。李伯申与西南长官公署伪长官张群有私交，他是四川巴县人，地方关系熟悉，又是国民党的老前辈，由他出面向重庆反动派各方疏通，求得谅解，《国民公报》才得继续维持下去。
       至此，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控制新闻发布和扩大反动宣传，直接用书面或电话通知各报，重大问题由市党部宣传处处长吴熙桓本人到各报联系布置，不再采用聚餐会的方式。
       重庆新闻党团聚餐会，从一九四六年夏开始举行，到一九四九年秋结束，三年多来对国民党控制新闻发布，扩大反动宣传；摧残进步舆论，迫害进步人士，起了一定的反动作用。但历史潮流是阻挡不了的，聚餐会在国民党总崩溃前夕终于自行瓦解。
       “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
       商闻实
       一九四六年初，在旧政治协商会议时期，由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重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革命激流中，发生的一场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
       旧政治协商会议是根据重庆谈判中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会谈纪要》的规定，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二月一日在重庆举行的。这次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等五个方面的代表组成。以期实现各党各派和平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在重庆谈判中，蒋介石尽管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为基础，国共两党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结束“训政”，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但《会谈纪要》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后来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召开了，蒋介石在政协开幕式上宣布了“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谁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各
       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律实行由下而上的选举”；“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外，分别予以释放”的“四项诺言”。还在当天发布了所谓停止内战的命令。事实上，蒋介石对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毫无诚意。在会议的酝酿筹备期间，就玩弄了种种鬼蜮伎俩，妄图破坏会议。
       中国共产党为了促使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广泛发动群众，团结各种民主力量，推动各界人士和有关人民团体，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把议会斗争与群众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蒋介石对此深为恐惧，极力干扰破坏，在政协会议进行期间，就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沧白堂事件”，政协会议刚一闭幕，又制造了举世震惊的“较场口事件”。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的成立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是在旧政协开幕前夕，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许涤新等同志的具体推动下，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成立的。这天晚上，民主建国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和救国会三个团体邀集各界代表，在江家巷一号迁川工厂联合会开会。会议由胡厥文、章乃器、李公朴主持，听取了政协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关于政协会议进展情形的报告，商讨成立了协进会，响亮地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选出陶行知、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李德全、茅盾、曹孟君、孙起孟、罗叔章等三十五人组成理事会。下设秘书、联络、新闻三处，和政治、经济、
       军事、教育文化、综合等五个专门委员会。秘书处由胡子婴、章乃器负责；联络处由罗致章、曹孟君、李公朴负责；新闻处由田钟灵、温仲六负责。协进会决定：一、每日举行“各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到会报告当天开会情形，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二、在最近期内举行“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
       协进会成立后，立即展开活动。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从一月十二日到二十七日，举行了八次各界民众大会。到会群众十分踊跃，由最初的几百人增加到三千多人，包括各界各业，相当广泛。“陪都各界庆祝和平大会”，是为了庆祝停战协定的签订，并促其彻底实施，于一月二十日下午召开，参加大会的有两千余人。由李德全、刘清扬、史良、钟复光、茅盾、杜斌丞、王葆真、章乃器、阎宝航、施复亮、李公朴等十一人组成主席团。李德全致词后，冯玉祥、陈铭枢、王若飞、郭沫若、谭平山、邓初民、刘清扬、罗隆基等相继发表演说。中共代表王若飞在会上强调指出，要求得和平就是要停止内战，但停止内战，仅使国内和平得到初步的保障，一定要有长期的和平，全国才能进行建设。要争取长期和平，永久不发生内战，首先要蒋介石实现他口许的“四项诺言”，同时，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促其兑现。大会还通过了王葆真和许多听众提出的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实行民主，保障人权的提案。
       协进会开展的这些民主活动声势很大，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切望政治协商会议开得成功的真正意愿。对开好政治协商会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反动派对沧白堂民众大会的破坏
       协进会成立后，国民党CC系头子陈立夫当即下条子给重庆市党部，令其密切注视协进会的活动，同时拨给法币四百万元，以每人每晚二千元的代价，雇用一批特务打手，对各界民众大会进行捣乱破坏。
       各界民众大会总共开了八次，前三次是在江家巷口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合作会堂”举行，因场地较小，听众很多，挤得水泄不通。为了接纳更多的听众，从第四次起就改在沧白堂举行。沧白堂全称叫“杨沧白纪念堂”，座落在重庆沧白路中段，是抗战中期，蒋介石为了缓和中央和地方矛盾，控制川政，堵塞四川地方势力要求“川人治川”之口，以纪念国民党元老、四川人杨沧白而修建的，厅堂较大，院落宽敞。各界民众大会改到沧白堂举行以后，参加群众就更为踊跃，每次总在千人以上。特务的扰乱和破坏，也就愈益加剧。
       各界民众大会在合作会堂召开的第一次会于一月十二日晚举行，由章伯钧作报告。当时政协会议尚在协商议程阶段，章伯钧作了简要介绍，并讲了他对和平民主的一些看法。听众对政协会议提了许多意见，希望政府改变经济自杀政策，取缔特务机构，废除党化教育，保障人身自由。第二次会于十四日晚举行（十三日是星期天，政协休会，民众大会没有召开）。当天是政协开始讨论具体问题的头一天，民盟代表罗隆基在民众大会上报告了国民党改组政府的六项办法，和他对上述办法的不同意见。大会主席施复尧抨击国民党改组政府办法是“彻头彻尾维持个人
       独裁”。许多听众纷纷要求开放政权，立刻释放政治犯，取消“中统”、“军统”，审判汉奸，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第三次于十五日晚举行，由史良主席，民主同盟代表张申府和社会贤达代表李烛尘作报告。张申府申述了制定和平建国纲领的重要性，李烛尘报告了将向政协提出“国农民工”的经济方案。参加大会的许多职业青年提出：以各界民众大会名义致电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取消限制斯诺、爱金生等六名外籍记者来华的决定；致电蒋介石立即实现“四项诺言”，撤销各级三青团，撤销学校内部的国民党党部，废除新县制和保甲制，谴责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纵容日寇，谄媚敌伪的可耻行径。这几次大会，虽然都有特务流氓混在会场，发嘘声、掷烟头，进行骚扰；但由于群众情绪十分离品，并未能阻挡大会的热烈进行。
       各界民众大会从第四次起改在沧白堂举行以后，听众越来越多，特务打手的掩乱破坏也愈演愈烈。第四次大会是十六日晚举行的，由阎宝航主席，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和社会贤达代表郭沫若作报告。当报告人讲到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以后不能再有党军时，台下就跳出十几个特务打手，狂叫“政府军队是国军，不是党军。”听众十分气愤，同声高喊：“是国民党的党军，不是国军！”严加批驳，把邪气压了下去。郭沫若指责在场的特务说：“今天上午政协是讨论军事问题，会场到是一堂和气，并不象今晚沧白堂这般杀气腾腾。”但当他继续报告时，特务又狂呼乱叫，郭沫若愤怒地指责面前的几个特务：“连政府都要来协商，你们何必要这样？！”说得特务哑口无言。但报告终被打断，大会未能终场。
       第五次大会，十七日晚举行。由李德全主席，原请国民党代表邵力子、青年党代表曾琦到会作报告，曾琦未到托李璜（青年党负责人之一，不是政协代表）代讲。李璜甫由美归国，向大会报告了青年党在政协会上的各项提案内容，希望政协会议取得成功。但在大会尚未开始时，特务就狂呼“拥护国民党，打倒异党”一类的反动口号。报告人讲话后，特务更谩骂“民主你妈的屎！”等等。邵力子在李璜讲话之后才到会的，当时会场秩序已乱，当大会主持人向他说明特务捣乱情况之后，他竟把特务呼喊口号也说成是申述“民意”；并以和事老的姿态说什么“联合国大会也没有一个联合国大会协进会呀！”劝协进会不要再开会。这次大会又被特务捣乱而中断。
       破坏特别严重的是第六次民众大会。这次大会于十八日晚举行，李公朴主席，由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共产党代表王若飞作报告。邵力子在报告中竭力替国民党辩护，要大家不要抹煞国民党在推翻满清，进行北伐和对日抗战中的作用，希望国事在和谐中解决。中共代表王若飞针锋相对地提出，解决问题必须互相承认与互相尊重，有了这个条件，才能和谐的解决。王若飞在会上揭露了蒋介石提出所谓“军队国家化”的实质，是诬蔑共产党“拥兵自主”，搞“封建割据”，妄图一口吃掉八路军、新四军，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听众无比愤怒。这时，中统特务刘俊山等鼓起小锣，拿起木棍，石块，向讲台打去，会场秩序大乱。许多进步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立即奔向讲台，在石子纷飞中，大家奋不顾身，把王若飞送上轿车，直送到沧白堂大门之外，让汽车安全驶去，不少群众因此被石子打伤。一个在会场上发了言的青年，刚
       刚走出大门即被围殴，腹部重伤，另一群众前去扶持也遭殴打，头部受伤。特务无法无天，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怒。
       第七次民众大会于十九日晚举行。由章乃器主席，邀请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和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到会作报告。张群、吴铁城借故不到。梁漱溟报告了整军方案和民盟提出的主张：军队应该不属私人，不属党派，不属地方。梁在讲话中，特务打手五次甩石头、放爆竹，致使一个青年左眼受伤。鉴于特务破坏有增无已，加之政协会议即将进入分组讨论，协进会决定民众大会在谋得维持会场秩序的妥当办法后，再定期举行。
       一月二十七日，政协分组讨论已有眉目，协进会举行第八次民众大会。这次大会是下午二时在沧白堂召开的，到会群众计达三千余人。大会由阎宝航、李公朴、章乃器主持，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仍不到会，首由中共代表王若飞讲话。他说，政协开幕那天政府就下了停战命令，经过这几天的分组讨论，关于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军事、国大和宪章五项问题，许多基本要点已经趋于一致，这是一大成功。而昨天政协代表黄炎培等人住宅却受到非法搜查，说明蒋介石的“四项诺言”的执行，仍甚缓慢。王若飞讲话后，因其他代表尚未到达，乃由中共代表团顾问、山东大学校长李澄之报告山东解放区民主建设情形。然后由郭沫若作报告。郭沫若报告中着重指出和平建国纲领虽已拟定，执行还待大家努力。大会通过了两个提案：一、以大会名义致函黄炎培及其他同样遭受无理搜查的政协代表，表示慰问；二、向前来保护会场的宪兵、警察致以慰劳之意。在大会进行中，仍有
       特务喧哗、谩骂。郭沫若回答听众问题时，几十个特务打手破口大骂，不准再讲。会毕，郭沫若走出大门即被特务打手包围辱骂，尾追至正川大厦（即正川工厂联合会会址），郭入内休息，特务仍围而不舍。郭沫若离开正川大厦，前去参加张君劢寿辰茶会，走到路上，特务又用石头打他。李公朴从沧白堂到正川大厦也挨了特务甩掷的石头。
       在协进会举行民众大会的同时，民主建国会先后举办了三次“政治协商会议讲座”。第一次是一月十三日在正川大厦举行，由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黄炎培和社会贤达代表李烛尘主讲。第二次是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在正川大厦举行，由社会贤达代表缪云台和左舜生、何永信主讲。第三次是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在沧白纪念堂举行，由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勋报告宪草协议。这些讲座，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也同样遭到特务流氓的扰乱。
       国民党反动派不特搞乱会场，还非法抓捕和毒打协进会的工作人员。协进会新闻处成立后，曾于一月十四日下午在正川大厦，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墨主持，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交换有关新闻报导等方面的意见。新闻处逐日报导了协进会的活动情况，真实表达民意，揭露特务打手的捣乱行径，截诸报端，深为国民党当局所忌恨。一月二十四日晚，新闻处负责人田钟灵夫妇与新闻处记者李学民工作完毕，到青年路北平爱仑餐厅吃了晚饭出来，走到精神堡垒（即今解放碑），适逢停电，跟踪的特务打手十一、二个，蜂涌而上，将他们一起包围，妄称“奉令逮捕，请值价点！”李等严词峻拒，暴徒遂行凶殴打。李学民受伤十余处。群众闻声而至，特务才狼狈逃去。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治白堂事件”和蒋打李学民事件，激起了山城人民的公愤。协进会于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时，假迁川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由李德全、田钟灵夫妇和冶白纪念堂管理人分别报告了连日特务逞凶破坏的经过；李学民从医院送来书面报告，揭露和控诉特务妄图非法捕人和被毒打伤害的罪行。章乃器、陶行知、胡子婴等相继发言，对“治白堂事件”严正抗议，各报记者威丧愤慨，都在报上详加披露，进行谴责。各界人士许涤新夫妇、罗叔章、朱宝粹、徐崇林、田钟灵、徐守贞等都相继前往医院，对李学民同志亲切慰问，加以声援。
       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一阵阵反民主的黑风恶浪，并不能阻遏民主运动的奔腾前进。恰好相反，更加激起了社会各方人士的愤怒谴责，要蒋介石兑现“四项诺言”的呼声越加高涨，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斗争愈益蓬勃发展。一月二十四日，陪都教育文化界人士茅盾、陶行知、邓初民、曹孟君、侯外庐、洪深、冯雪峰、郑君里、黄洛峰、李公朴等七十余人集会，由政协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报告了政协分组会议情形，一致通过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文化界协进会”。选出侯外庐、邓初民、鞠伯赞、陶行知、茅盾、李公朴、冯乃超、郑君里、司徒慧敏、叶浅予、黄洛峰、曹孟君、倪贻德等十七人为理事，巴金等四人为候补理事。一月二十五日，沙磁区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中央工校、大附中等大中学校学生一万余人到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彻底执行停战命令，彻底实行“四项诺言”，保障人权，一切党派退出学校，反对官僚资本，严惩汉奸，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实现国内团结统一、和平民主。受到正在参
       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周恩来和邵力子、莫德惠、陈启天、张君劢、孙科的接见。之后，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口号，绕城一周。获得广大人民的称赞和支持。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期间的斗争
       旧政治协商会议经历二十三天的反复斗争，终于就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达成协议，于二月一日闭幕。
       为了巩固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促使五项决议的贯彻实施，二月二日，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十九个团体发起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得到了中国劳动协会等有关团体的赞同，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主建国会、全国师务总工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农业协进会、政治协商会议陪都文化界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杂志联谊会、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华北政治经济协会、陪都青年联谊会、重庆青年会、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中国木刻协会、中国职业青年社、育才学校、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东北文化协会、中国学生导报社、星海合唱团、中国劳动协会、音乐艺术社、社会大学等二十三个团体组成“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以下简称筹备会）。
       筹备会成立后，公开发布消息，发出通知，希望陪都所有团体都能参加。五日下午五时，筹备会负责人章乃器约同黄墨涵亲自去市商会理事长仇秀徽家中，递交了给市商会的通知，并要仇秀徽转邀市农会、市工会、市教育会、市会计师公会、市妇女
       会、市律师公会、市中医师公会等派人参加筹备。六日，筹备会举行的第二次扩大会议，九日，召开最后一次筹备会，市商会等八个团体都派人出席。参加筹备会的各个团体经过反复协商，一致决定庆祝大会于二月十日上午九时举行。由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徐崇林等二十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以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作总指挥，并向大会报告筹备经过。束清全体政协代表落会指导，并请政协代表孙科、吴铁城、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劢、曾琦、胡霖、李烛尘、莫德惠、王云五到会讲话。筹备会印制了大会《告全国同胞书》，以备散发；并向市警察局洽定以较场口广场做大会会场，拨出经费四十多万元，漏夜赶筑大会讲演台，布置会场。为了保证大会顺利进行，防止破坏捣乱，除函请军警到场维持秩序外，还由社会大学、中国劳动协会、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等团体，分别发动所有成员到场协助。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消息公布后，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密谋策划，进行破坏。陈果夫、陈立夫驰赴林园，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藏奸不露，不置可否。陈果夫素稔蒋对这类事情，若不否定，便是认可。陈立夫亲自出马，约集重庆卫戍司令王缵绪、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面授密谋。方治廉即派中统特务吴人初准备演说、传单、口号，篡改大会内容；派中统特务刘野樵，收罗袍哥组织义字众合社舵把子贺洪兴，全义社舵把子王银山、永德社舵把子谭普连，仁字大爷社会服务总队长龚曼华等，纠集特务打手七、八百人作好打架的准备。大会的头天晚上，王缵绪特别向宪军警负责人交代，派往会场的守卫人员，遇到场内发生殴打行
       凶影响会场秩序时，只许遥为警戒，不得进前干涉弹压，不准场外群众擅自进入会场。为破坏大会胜利召开了种种布置。
       国民党反动派部署停当后，便向筹备会发起挑衅。如前所述，国民党控制、御用的市农会等八个团体，事先既不参加大会的筹备会议，及至大会召开前夕，九日深夜十时，中统特务刘野樵、谭泽森、古铎等，携带由市农会领衔而未盖公章的“八团体公函”，贫夜闯进大会筹备委员章乃器住宅，声称要“参加庆祝大会，并须出席为大会主席团主席。”章即表示：“人民原是一家人，个人甚表欢迎。筹备会且曾发函通知，以未见派人出席为憾。”刘野樵等当面撒谎，诡称“没有接到通知”。章乃器戳穿了他们的调言，答应向筹备会转告他们的来意。当晚，章即商请其他筹备委员，决定多预备几张“主席团”标志，以便第二天接纳彼辈参加。但国民党反动派蜂拥既启，接踵而来的，便是一场大的破坏。
       较场口血案的真象
       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于二月十日上午九时半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全市欢腾，人心振奋。远在一、二百里外的学生，许多住在乡下的教授、学者和各界知名人士，头一天就赶到了城内。郭沫若同志带同夫人、穆娜一家六人前来参加。有位画家，一大早就携带画具，来到会场，选定合适的位置，准备描绘动人的画面。参加大会的团体，带着各自的群众队伍，按时陆续进入会场，到会群众有一万余人。政协代表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曾琦、陈启天、莫德惠、邵力
       子、周恩来、李烛尘等十多位应邀到会。人们情绪之高，会议规模之大，是当时罕有的。
       大会规定九点半开始，八点刚过，政协代表和筹委会推定的大会主席团尚未到达。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市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商会代表周德侯，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李森普，市妇女会常务理事傅伯群，市会计师公会理事古铎，市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理事李克恩，市律师公会张冕，国民党市党部科长庞仪山等，纠合特务打手七、八百人，便抢先进入会场。以二十多人一组，分为三十多组，分布在主席台上下四周。还拉来一个未经大会聘请的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庞仪山等人跑上主席台就气势汹汹地向筹会会工作人员索取“主席团”标志，霸占讲台。
       当筹会会推定的大会总指挥李公朴一到，甫经介绍认识，刘野樵就立即提出大会总主席问题。李答待主席团到齐后共同商量。刘急不可耐，看到章乃器上台，又同章纠缠。正谈话间，刘身旁蹿出手打，对章破口大骂，向章劈胸一拳。这时，他们布置在台上台下的特务打手，同声吆喝，喊叫：“开会，开会！”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庞仪山等趁势霸占了扩音器。李公朴、施复尧等出面劝解，同时与刘磋商总主席人选。章乃器提出筹会会推定的是李德全；刘野樵提出吴人初，吴人初提出刘野樵，尚未商定。市商会的周德侯即在扩音器上对台下声称：“我们选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会代表刘野樵担任总主席。”接着就悍然宣布开会、奏乐、唱党歌、谈总理遗嘱，叫刘野樵讲话。李公朴、马寅初、章乃器等当即严词抗议，正站在台口的施复尧更是
       忍无可忍，遂大声向台下宣布：“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讲话。”李刚走到台前，即被特务打手包围，拳打脚踢。顿时台上台下，秩序大乱，暴徒流氓大打出手。李公朴被扯着胡须，一脚踢到主席台下，胡子扯掉半边，头部被铁尺打伤，血流如注。郭沫若以身护李，大喊：“请勿打人！”也遭毒打，眼镜都被打落，举由中国妇女联谊会负责人朱宝祥拾起，日后才送还给他。马寅初不但身受重伤，连马褂也被剥去，文稿也被抢走。施复亮被迫打到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内，还不丢手，适逢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到会，才用车把他接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亦受暴徒追逐，赖有十多个青年、记者护卫，走到油市街（今中华路）国民参政会门前，幸遇来参加大会的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驱车经过，才将沈老送了回去。当时在李公朴、陶行知身侧的《新民报》记者邓蜀生、姚江屏，《大公报》记者高学逵，《商务日报》记者梁柯平，因劝说不必动武，均遭到毒打。与此同时，台下的特务打手对参加大会的中国劳动协会的队伍也不放过，见人就打，该会职员陈培志和工人冉瑞武、梁永思、顾佐衡等身受重伤。尽管许多与会群众竭力维持会场秩序，并同这些反动家伙展开积极斗争，但由于这些家伙蓄意制造事端，事先就准备了铁条、砖头，恣意逼凶，到会群众当场负伤和失踪的就有六十多人。制造了一场破坏政协决议，肆意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大血案。
       中共代表周恩来到达会场时，特务已经打起来了，目睹惨状，不胜悲愤，连声痛斥：“这是什么国家！”育才学校留在校中的学生，闻讯赶来，才把几十名伤员护送去金汤街市民医院救治。在这样的情形下，筹备会原推定的主席团和邀请到会的政协
       代表曾琦、梁漱溟、罗隆基、陈启天、章伯钧等只好纷纷退出会场；当时尚未进入会场的政协代表莫德惠、张君劢、李烛尘只得被阻留在场外，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到会后，亦表示没有办法，自行离去。参加大会的广大群众，对此莫不气愤万分。中国劳动协会许多工人弟兄义愤填膺，几次要冲去拼命，经过领队的再三劝阻，才同其他团体一道，率队离开会场。
       至此，会场上只剩下二三百特务暴徒，刘野樵伪装受伤，周德侯冒充代理主席，盗用大会名义，从台下拉了一个特务打手作为民众代表上台讲话，大肆诬蔑攻击政协决议，反对修改宪章。然后通过所谓的《宣言》，一直闹到十一点半钟才草草收场。并把会场上的布标、旗帜、桌凳抢掠一空，最后窜到大梁子（今新华路）百龄餐厅，由刘野樵拉丁中央社和《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新蜀报》的几个记者串演了一出所谓的记者招待会，反说他被“特务”打伤。然后满酒快肉犒赏一顿。
       这样，举国瞩望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种种决议，被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毁。由蒋介石、陈立夫一伙制造的“较场口大血案”轰动全国。
       革命怒潮，汹涌澎湃
       较场口事件发生后，周总理旋即同邓颖超、廖承志等携带中共代表团慰问信和鲜花等物，赶赴市民医院慰问受伤人士。在较场口血案中，许多中国劳动协会会员同特务打手作了坚决斗争，为了防止特务谋害，周总理指示把该会负责人朱学范当晚护送离开重庆。晚上八时，周总理出席了民盟代表团召集的紧急会议，同
       到会的政协代表董必武、王若飞、章伯钧、沈钧儒、张君劢、梁漱溟、张中府、罗隆基、陈启天、李烛尘等共十一人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周总理接受大家委托，准备与张君劢、陈启天、李烛尘一道去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吓得闻风逃遁。这批特务打手，不惜施展各种讹诈手法，以“冠英”的化名，于十二日写信给周总理，内附一粒手枪子弹，送到中山四路（今中四路）中共代表团，进行恐吓，狂叫“假如你要向蒋主席报告十日民众大会被捣乱的经过情形，请兄看看这颗子弹。老实告诉你，这颗子弹等着你多时了，现在我们不能再忍耐了。我们看，谁占上风？”穷凶无赖，令人发指！周总理大义凛然，立即将原信交由《新华日报》公布。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周总理便同张君劢、梁漱溟、陈启天、李烛尘等人往访国民党政协代表吴铁城，要吴电告蒋介石，由国民党政府与国民党党部推出代表（或由蒋指定人员）共同调查血案真象，提出解决办法。义正辞严，吴铁城无话可说，不得不表示接受。其后，周总理二月二十二日，为抗议特务暴徒捣毁《新华日报》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又严正指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较场口事件”、“沧白堂事件”的严重罪行。远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张曙时、刘少白、钱来苏、刘道衡、李木菴、柯仲平、艾思奇、柳凝等也发出通电，严正抗议，并公推老教育家黄齐生专程飞来重庆慰问在校场口血案中流血、受伤的郭沫若、李公朴等民主战士，带来了解放区人民的热情声援，更加鼓舞了山城人民的战斗意志。
       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对于这次事件的经验，作了翔实的报导，并发表社论，对国民党反动派炮制的一系
       列暴行严加抨击。二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在《较场口暴行》的社论中指出，这一事件“出在陪都所在，出在政治协商会议谰谰成劝之后，令人悲愤不已！”黄问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这些有指使有组织的暴徒竟敢利用特殊势力，在万目睽睽之下，公开破坏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应享受之自由权利，大打出手，这置政府之诺言于何地！？且置政治协商会议之协议于何地！？”强烈要求政府当局“要认真查办主凶”。三月二日，《解放日报》也发表题为《中国法西斯派实行恐怖的自由》的社论，愤怒指出：“当政治协商会议还在讨论要使中国人民获取免于恐怖的自由的时候，中国法西斯派就首先接连数天在重庆泊白堂对政协代表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对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对拥护政协的人们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对较场口庆祝政协成功会施行其恐怖的自由。”深刻揭露：“中国法西斯派正在企图用这种方法挑起新的全国内战，以便撕毁政协的一切决议，这便是为什么他们在政协以后的共反民主活动比以前反而更加猖獗的秘密。”庄严号召：“我们就必须再接再厉起来，为免于恐怖的自由而斗争，为消灭法西斯的恐怖而斗争！”
       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民主的血腥暴行的高压下，革命人民怒不可遏。霎时间一个以声援“较场口事件”为中心的民主运动席卷全国。事件发生的当时，中国劳动协会的几十个工人，在现场捉住冲入他们队伍中来的打手谢雅南（又名陈云鹏），在他身上查出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给他的密信，内装盗用大会名义的油印反动口号一叠，并附赏金五千元，人赃俱获，牵去小梁子（即今民族路）一带游街示众，并押交重庆地方法院惩办。十
       日下午三时，筹备会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中外记者四十多人，旁听的更多。由李德全主席，黄洛峰报告了庆祝大会筹备经过，章乃器说明了市农会等八团体同他接洽的情形，钟复光宣读了她笔录的施复亮抗议书，阎宝航转达了李公朴的控诉，郭沫若带伤到会讲话，还有劳协代表发言，一致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揭露了“较场口事件”的真象，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严正的要求。同日下午六时，陪都各界青年团体：中华论坛之友社、中国学生导报社、中国职业青年社、社会大学自治会、星海合唱团、陪都青年联谊会、民主自由公社、中国民主实践社、民主教育社、民主合唱团、星期研究会等十一个单位，举行紧急座谈会，组成“陪都各界青年二〇血案后援会”。十二日，重庆民生机器厂、中华书局印刷厂、申新纱厂、中南橡胶厂等四十七厂的工人也筹组了“二〇血案后援会”，北碚二万多工人席即成立了后援分会。二十六日，陪都文化界人士茅盾、巴金、力扬、艾芜、洪深、史良、胡绳、杜国庠、徐迟、冯雪峰、冯乃超、郑君里、何其芳、侯外庐、邓初民、鞠伯赞、欧阳山尊等一百五十二人签名发表省国入书，一致要求惩办祸首，取消特务机关，赔偿医药费和损失费，释放无辜被捕人员。几天中，《新华日报》代收转致的慰劳捐款即达三十多万元。到医院慰问受伤人士的，有罗隆基、章伯钧、邵力子等政协代表，邓发、谭平山、邓初民、鞠伯赞、王葆真、陈铭枢、徐崇林等各界人士，以及工人、青年、记者、教师等各界群众数百人。被特务打手抓走的几个中国劳动协会会员，由彭友今、田钟灵同志和朱宝粹等人设法营救出来。成都、昆明等地都举行了
       万人大游行。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北平、香港等许多大中城市，和各个解放区的广大军民。都纷纷举行集会抗议，发来慰问函电。旧金山致公党会长谭护也从美国发来电报，抗议特务暴行，支持民主斗争。
       新闻舆论界对特务暴行群起口诛笔伐。在事件发生的次日，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新民报》、《大公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时事新报》乃至《世界日报》等八种日报和新民、大公、南京三家晚报，都详细报导了事件真象，《民主报》还在十日发了号外。《世界知识》、《中学生》、《经济周报》、《新文化》等二十种杂志专门编印了《为陪都血案争取人权联合增刊》。在重庆的路透社、合众社、塔斯社都向国外发了消息。二月十四日，莫斯科各报刊载了重庆特务捣乱群众大会的报导，指责重庆当局没有采取任何办法阻挡这种暴行。莫斯科电台也作了新闻广播。
       血案发生的当天，冯玉祥将军就以愤怒的心情，赋诗叙事：
       胡豆花开紫薇薇，红梅开过开绿梅。开个庆祝会，本来是很对，会竟没开成，民众被打退。对着主席团，居然发大成。有的破口骂。有的砖石飞。拿乃器被打，李公孙被毁，郭沫若受伤，施复尧换搭。有些挨打着，打伤两条臂。还有受伤者，打坏一条腿。拳打和脚踢，施君伤为最。这种坏方法，用者段芝贵。还有雇些人，议员打破嘴，那是徐树铮，要害段祺瑞。革命政府地，这种行为太不对，定是被人哄，自己不是罪。任意打伤人，外人皆落泪。人家不讥笑，国家名誉毁。如何站得住，四强之一位，不被人开除，也被人挤
       退。有意毁主席，自己还觉对，放眼看各国，那有这作为？丢脸太丢脸，自抹一鼻灰。气坏有识者，志士落血泪。治安负责者，应快去认罪。军警管何事，难免无法推。食民之脂膏，不能装着睡。真理是真理，是非是非非，不可手遮天，胆大胡妄为！主席一震怒，有人倒大霉。我们先赔礼，并送医药费。还望从今后，人人大觉侮。法西德日意，从浪被摧毁，再去仿效它，实在自找罪。东西法西犯，无处可逃避。快醒快快醒，做“人”最可贵。
       这首诗，尽管有些地方在为蒋介石开脱，但却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反映了国民党内部象冯玉祥将军这样的高级将领也对他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
       阴谋败露，罪责难逃
       国民党反动派色厉内荏，十分虚弱，异常卑劣。他们制造了“校场口事件”，看去其势汹汹，却是放火烧身。在汹涌澎湃的人民革命怒潮面前，群小股栗，丑态毕露。
       独夫民贼蒋介石在事件发生后，接到周总理的严词抗议，害怕当面责问，二月十一日上午即悄悄溜走，飞去上海。重庆中央社说是因有“要公”，上海中央社则说是“胜利后首次巡视”；自相乖舛，露出了蒋介石有意染避的马脚。
       国民党中央社施展造谣故伎，妄图推卸罪责，十一日发布消息，胡编乱造，把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制造的一场政治大鱼案，说成是民众互殴，竭力为刘野樵抢当总主席，抢夺扩音器的破坏罪行开脱，并反诬李公朴夺夺总主席引起互相殴打，以致双方受
       伤。《中央日报》也在同一天发表短评《较场口事件》，沉湎一气，胡说什么较场口血案是“民众团体互相殴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希图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但这种欺人之谈，随声附和的只有《和平日报》、《民主日报》、《益世报》和早已被特务武力抢占的《新蜀报》、《新蜀夜报》等寥寥几个反动报纸。谎言出笼，立即遭到大家痛斥。十一日下午二时，《新华日报》、《新民报》、《民主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南京晚报》九家的外勤记者，即便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会议，参加的人占全市外勤记者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当即由到会的石西民、李亚群、高集、高学逵、浦照修、姚江屏、曾敏之、钦本立等四十二人签名发出《致中央社的公开信》，指责其“对此事件之报导，颇有失实之处”。接着，重庆新闻从业人员熊钟珍、陈翰伯、石西民等二二一人，发表了《保障人权，忠实报道》的意见书，成都四十二个记者亦致函中央社，指责“报导诸多失实”。十二日，筹备会发表《驳中央社报导》，列举事实，戳穿谎言。《新华日报》专门发表《恳切的忠告》社论，严肃指出：“前天较场口丑剧演出时，民众到者万余人，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亲临其境者十余人，谁打人，谁被打，谁是主席，谁抢主席做，谁受伤，谁没受伤，大家看得清楚。然而，中央社的报导，《中央日报》的编者，居然写得出公推刘野樵为主席‘刘野樵受伤’，居然写得出民众纷纷拥上主席台，秩序大乱，互相殴打”等等。看了中央社的这种报导，请问还能说是真实的么？”中央社恬不知羞，厚颜无耻，居然致函《新华日报》社，提出什么“严正声明”，要《新华日报》“平心检
       讨，翻然改正”。十三日，《新华日报》社发表致中央社的公开复信，指出其来信所云，“强认已所言为真实，其不同者为造谣”，实为其“夫子自道”。把中央社那个造谣社的丑恶面目，揭露无余。
       国民党反动派遣造谣破产，特务打手的鬼城伎俩更站不住脚。事件发生后，刘野樵一伙妄图倒打钉把，疯狂反噬，盗用市农会、市总工会、市商会、市教育会、市会计师公会、市妇女会、市律师公会、市中医院公会等八团体名义，于二月十二日在《和平日报》、《新蜀报》登出所谓《陪都各界农工商教育渔妇女自由职业等人民团体警告中国劳动协会、民主建国会、育才学校启事》，声称举行庆祝大会时，“中国劳动协会，育才学校旗帜下有社汉十余人跳上主席台，当将主席刘野樵、李公朴及讲演人朱其瑞殴伤”，肆意诬陷。《启事》登出，民主建国会、育才学校、中国劳动协会的负责人立即指出，纯属捏造，严加批驳。重庆律师公会理事兼书记长崔国翰特别为此发表谈话，声明律师公会列名刊登的这个《启事》，他事先并不知悉，律师公会近日亦未召开会议，此种列名，绝未于事先征得本会各常务理事一致同意。在十二日下午召开的第三次民主教育座谈会上，教育会的若干监理事也表示教育公会列名《启事》，事前毫无所闻，对滥用名义行为，不予承认。这种鬼把戏一戳便破，所谓《启事》，登了两天就无影无踪了。
       所谓“八团体”启事告吹之后，刘野樵等又掉换花头，于二月十一日午后三时，由古铎出面，在市参议会礼堂，召集所谓陪都农、工、商、会计、妇女等团体号称五十多个，拼凑了一个所谓“伸张正义联合会”，又是订会章，又是发宣言，又是招待记者，又是致函《和平日报》“驳斥”民主建国会的紧急《启事》，又
       在《中央日报》刊出什么《周寒梅律师代表陪都各界伸张正义联合会为驳正所谓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发表<向全国同胞控诉书>紧要启事》，等等等等，好象煞有介事，其实不过小丑跳梁。所谓“联合会”云云，不过是个空名。筹备会在二月十七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可怜可耻的反宣传》为题发表谈话，这幕丑剧，又被戳穿。
       国民党反动派山穷水尽，又妄图通过重庆市和市参议会议长张笃伦等人从中“斡旋”。张笃伦等在较场口事件发生后曾经两度与筹备会负责人商谈，拟邀全体筹委茶叙，听取意见，寻求迅速合理解决之途径。这个消息在二月十五日的报上发表，放出空气，声称市长、议长正在“斡旋”，筹备会接受调解。当天，筹备会发言人即公开发表谈话，着重指出，“本案性质，绝非一种单纯法律问题，亦非地方问题，而为政治上民主与反民主之争，且为政协决议能否实现之重大考验，事关国家前途，决非私人争执之能付调解。”明确表示：“市长、议长之诚意邀约，既已为祸首所曲解利用，只得辞谢，以免混淆视听。”茶叙未成，“斡旋”阴谋又遭破产。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只好使出最后一着，对簿公堂。血案发生的当天，李公朴，施复尧等即由史良律师陪往重庆地方法院，验明伤情，提出控告，要求惩凶。于理于法、均属正当，而法院迟迟不提起公诉。三月初，李公朴等再提起自诉，而法院只好被迫受理。这时，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一伙特务，也以周寒梅为律师，居然提起自诉，反诬李公朴、朱学范、章乃器、施复尧、陶行知“聚众逞凶，扰乱集会，伤害他人身体”。法院以双方自诉，
       并案审理，于三月十五日开庭。消息传出，旁听席上人山人海。
       上午十时，庭长龚尊一宣布开庭，传问两造。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和陈培志、梁永思等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义正辞严，控诉了刘野樵一伙特务的血腥罪行，而刘野樵在确凿证据面前，大要流氓无赖。胡诌一套预先编好的谎言，胡说什么“李公朴脱掉短大衣，连跳过四条凳子，一把把我抓住，施复亮就在台上连声喊打，朱学范在台下右角把帽子一扬，陶行知这时就指挥育才学生上台就打”。信口雌黄，引得旁听席上哄堂大笑。当问到谢雅南为什么告朱学范时，谢诡称什么“朱学范在台上左角乐队旁指挥打人。”朱学范当天根本没有进入会场，更没有上主席台，刘野樵说他在台下右角指挥，谢雅南却说他在台上左角指挥，言不由衷，自相矛盾，真是天大的笑话。随后，传审证人中央社记者颜瑞生，庭长向他交代了作证的法律责任后，颜瑞生做贼心虚，不敢具结。对庆祝大会开会时间，与会人数的估计也迟迟不作回答。庭长问他：“新闻记者不带手表吗？平时新闻记者不估计会场人数吗？”语调幽默，问得他哑口无言。是非本来已很清楚，但法院毕竟是反动政府的法院，庭长也不会有什么乘公断决，最后只得宣布：政协综合小组和宪法协商小组前晚会议已经决定排解本案，故先交付排解，如调解不成，再定期审判。一场官司，虽然没有下落，但把这些反动家伙，剽得原形毕露，他们诉诸公堂的丑恶表演，只能成为遗臭万年的笑料话柄。
       至此，反动派阴谋彻底败露，人民群众更加斗志昂扬。为了纪念较场口二一〇血案，四月十一日，李公朴、施复亮、王葆真、曹孟君、史良、黄洛峰等五十余人发起成立了“二一〇社”，更
       加紧定地投身民主运动，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独裁专制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一唱雄鸡天下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人民革命洪流席卷全国，人民公敌蒋介石被赶出大陆，因死台湾；刘野樵螳臂当车，碾成齑粉；吴人初在重庆，刘俊山在南京，明正典刑，受到应有的惩罚。当年无数民主战士在沧白堂，较场口淌下的鲜血，已同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抛洒的热血交汇一起，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开放出红艳的胜利之花。从“沧白堂事件”到“较场口事件”的那一场民主与反民主斗争，长留史册，引起人们无穷无尽的忆念。一九六一年二月，郭沫若同志为纪念较场口事件十五周年特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十五年前较场口，独夫强使一群狗。
       捣乱会场并打人，当日威风今何有。
       反动势力纵使强，结果均向反面走。
       昨日蒋帮今日美，今日蒋帮明日丑。
       纸虎遍体已鳞伤，社会制度早腐朽。
       滚滚黄金往外流，经济危机来势陡。
       犹然火土在加油，扩军备战不罢手。
       纸虎自愿窜火坑，化为灰烬已不久。
       今天，重温这一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三十多年前的蒋介石也罢，或者是近十多年的林彪、“四人帮”也罢，他们用法西斯的恐怖手段来压迫人民大众，只能是猖獗于一时，民主洪流势不可挡，任何违反人民意愿的恶势力，最后只能落得遭臭万年。民主潮流总是奔腾前进，胜利总归是属于人民的。
       [ General Information ]
       书名=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作者= 页数=182 S S 号=0 出版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