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中共重庆地委与泸州、顺庆起义
      陈石平 成英（1）
      一、中共重庆地委的发展过程……（3）
      （一）一九二二年——“四川三人”
      （二）一九二四年——“成都独立一组”
      （三）重点东移：成都——重庆
      （四）一九二六年二月——建立重庆地委
      二、中共重庆地委在统一战线中的工作……（13）
      （一）第一时期（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
      （二）第二时期（一九二五年上半年）
      （三）第三时期（一九二五年下半年——一九二六年二月）
      （四）第四时期（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
      三、中共重庆地委开展军事运动的杰作——泸州、顺庆起义……（32）
      （一）起义的设想和准备阶段
      四川——最早的设想
      上海——党中央派朱德入川
      北京——中共北方区委派陈毅入川
      吴玉章、刘伯承上海之行
      《重庆来信》和《四川军事调查》
       《中共中央致重庆信》 童庸生专程到上海 朱德、陈毅在万县 刘伯承特派回川 重庆地委的军委会 起义的指挥系统和起义军序列 计划中的合川转兵 暴动前夜的政治示威
       （二）泸州起义震撼全川 党在泸州播下的火种 由来已久的“城防纠纷” 智擒李肇甫
       （三）顺庆起义十四天， 顺庆的革命源流 驱逐何光烈 刘伯承顺庆督师 四川军阀的“易帜”风潮 起义军血染果城 吴玉章未能入川的原因 杨森的又一次投机表演
       (四) 整顿队伍 坚守泸城 刘伯承秘密赴泸 整顿泸州 流产的暗杀计划与“三三一”惨案 坚守泸州四十天 泸州的尾声
       重庆救国会与重庆抗日救亡运动 ……蔡佑芬(134) 怀念漆鲁鱼……黄宇齐(149) 漆鲁鱼及其他……赵铭舜(166) 参谋团入川纪实……王廷科(176)
      
中共重庆地委
与泸州、顺庆起义
       陈石平 成 英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是我党认识武装斗争，参加武装斗争，创建武装力量的准备阶段。开展军事运动，组织武装暴动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活动内容。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是我党在大革命时期最活跃的省级组织之一。它组织和领导的泸州、顺庆起义，是我党领导的最早的武装起义之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朱德同志《在编写红军--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高度评价了南昌起义以前，我党在军事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艰苦努力。他指出：“在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时，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因为，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中央就组织了军委，苏联给中国派来了军事顾问，我党在军事工作上已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并取得显著的成效。我们党支持和协助国民党，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改造旧军队，当北伐战争开始时，国民革命军在广东已有六个军。大批的共产党员被派到军校和军队中去做政治工作，有的部队从连到军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党代表。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我
       党也派有许多同志参加工作。在上海，我党先后三次领导了工人武装起义，在泸州、顺庆我党领导了有一万二千人参加，坚持一百六十七天的大规模军事暴动。这就是说，我们党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注意军事工作，就开始在军队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就开始注意了武力与人民相结合、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和巨大胜利，这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我们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和有当时的苏联红军作榜样。虽然那时党对掌握革命武装还没有经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接触到了，这件事已经着手做了。基于历史事实，朱德同志明确指出：“研究党的军史时，应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 ^{①} \)
       从“老根”上研究党的军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给我们提出的基本要求。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人民军队的创建，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各个不同阶段。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处在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环境中。旧中国社会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反动派，总是用武装的屠杀来镇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中国社会的这一历史特点，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正如斯大林所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 ^{②} \) 如果说，在二十年代初期，幼年的党还不大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那么，从一九二四年参加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开始，已进到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到泸州、顺庆起义，则是我
       党策划和领导军事暴动的最早尝试。毫无疑问，泸州、顺庆起义是“老根”上的一条重要“根系”。
       可惜的是，在党史、军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程度和重视程度是不一致的。长期以来，我们对“老根”上的研究工作相当薄弱，许多方面留有空白。我们应当从搜集、整理史料入手，大力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本着这一愿望，笔者在工作之余，一边搜集史料，一边记下当时的心得，写成这篇专文。为的是向同行们请教和交流情况，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文撰写过程中，一直得到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文中所引的一些回忆录和文献资料，多是由他们慷慨提供的，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 中共重庆地委的发展过程
       领导泸州、顺庆起义，是中共重庆地委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因此，在研究泸顺起义时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四川党的发展过程，以及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革命团体的情形。 \( ^{①} \)
       (一) 一九二二年——“四川三人”
       四川虽然地处西南，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却比较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王右木奉党的指示到四川成都开展革命运动。当时，他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监，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
       支部（简称 S. Y.）。第一批团员有孟本齐、钟善辅、廖恩波、童庸生等人。后来，杨闇公经童庸生介绍，也加入了“S.Y.”。
       一九二一年十月间，恽代英应聘到泸州师范学校当教务主任。后代理校长兼教务主任。这时的恽代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处理繁忙的校务工作的同时，热情地向青年学生介绍《新青年》、《少年中国》等进步杂志，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学生中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一九二二年六月间，据中共中央统计，全国有党员一九五人。在国内的党员分布于上海、长沙、广东、湖北、北京、山东、郑州、四川等八个地方。四川的建党工作在全国还是比较领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报告党员数量时，就提到有“四川三人”。中共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曾经预言，四川同南京、杭州、江西、福建一样，“均可望有新的发展”。
       “四川三人”具体指的是何人？目前尚无确切史料可以证实。据各方面的线索看来，可能是指挥代英、王右木、童庸生。王右木入川时间较早，到一九二四年寿才离川赴粤。恽代英从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四年夏，先后在泸州、重庆、成都等地进行活动，在巴山蜀水间辗转两年多时间。另外，童庸生于一九二三年由成都来到重庆，和罗世文一起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即重庆S.Y.），并陆续在川东师范学校、巴县中学等处建立了“S.Y.”的支部。杨闇公曾在《日记》中称赞童庸生“真是同人中的健者……，他是一个勇于敢为，富有思想和机变的人，不是其他许多有信仰而无实行的勇气方法的可比拟。此地青年界思想的变动，完全是他的大功绩。”
       （二）一九二四年——“成都独立一组” \( ^{①} \)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规定：“凡是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四川党组织已经具备了这一条件，建立了“成都独立一组”。此间，王右木奉命到广东工作。恽代英应吴玉章的邀请在成都高等师范任教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在成都期间撰写的《列宁与中囯革命》、《评国民党政纲》、《青年工人运动的注意事项》、《何谓国民革命》、《造党》、《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农村运动》等重要文章，内容大多是立足四川、面向全国的，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据目前可以见到的有关资料记载，“成都独立一组”的成员有恽代英、童庸生、靳弃、刘坚子、石公、郭祖劬等人。随着组织的扩大，党在工农学商各界的影响也日趋增大，特别是在省城的知识界。当时，由于党处于秘密时期，成都的一些先进分子未直接和党的组织发生联系。但他们在党的影响下，根据革命形势的要求，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团体。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吴玉章、杨阁公等在成都高等师范秘密建立了一个叫“中国Y.C.团”的组织，有二十多人参加。吴玉章在《回忆录》中称为“中国青年共产党”。这个组织先简称为“C.Y.”，四月改称“Y.C.团”。四月中旬，吴玉章发表了题为《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努力》演讲稿，较为全面地阐明了该组织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政治主张。他们还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编辑出版了《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该刊第一期是“追悼列宁号”，刊登有《列宁
       年谱》和一些悼念列宁的文章，还刊出了《中国Y.C.团的纲领》等重要文献。肖楚女撰文评介《赤心评论》说：“这是一种激进的青年刊物，第一期为追悼列宁号，介绍列宁很见热情。”同时又指出：“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有列宁的感情的人，并不缺乏什么，缺乏的是他那种广博的知识，坚强的信仰，沉毅刚勇的态度，应付时代和物质条件才略。”五月一日，杨闇公在成都少城公园内主持了“S.Y.”和“Y.C.”联合召开的纪念列宁群众大会，到会者有五千多人。会上，杨闇公讲演了《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形》，并当场揭露了四川军阀压迫人民的罪行。这是在党的领导下，“S.Y.”和“Y.C.”两个组织的第一次联合行动，对团结革命力量，凝聚马克思主义势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重点东移：成都——重庆
       自西南讨贼战争失败以后，杨森的队伍占据了省城。杨森是一贯依附北洋政府的反动军阀，对革命运动极不相容，不断施加压迫。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局在报告中指出：“成都因政局变动，同志亦多涣散。”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难以立足，纷纷离开成都，向东转移。
       五月初，吴玉章被迫从成都出走。后经柴县到五通桥，与正在这一带养伤的刘伯承出川考察。次年八月返回四川，后在重庆开展活动。杨闇公于五月七日告别省城，经潼南到川东，与先期到达重庆的童庸生、罗世文等人并肩战斗。这年夏末，恽代英也离开成都，奉党中央指示前往上海工作。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四川军阀在成都忙于召开“善后会议”进行分赃，而重庆是贵州军阀和四川军阀共同管辖，这种杂乱的政治环境，使革命力量有可能较快地发展。同时，重庆交通方
       便，便于同上海、广州、武汉取得联系。这是重庆地委形成的历史因素和地理因素。此间童庸生、罗世文在重庆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许多学校都有“S.Y.”支部。杨阁公于五月十九日中午到达重庆，很快就见到童庸生，并同当地“S.Y.”接上了联系。在童庸生的推动下，杨阁公于六月八日前往上海，同恽代英会晤，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并在这一期间转入中国共产党。八月中旬，杨阁公返回重庆，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负责组织工作，后又担任书记。
       这一阶段，四川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和团的组织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成都，廖刘平接任王右木负责“S.Y.”的工作，曾凡觉接任“Y.C.”的工作。在泸州，原由恽代英、肖楚女建立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也相当活跃。但是，成都、泸州、重庆各地的党、团组织缺乏统一的领导，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迫切需要加强领导和统一指挥。
       肖楚女是一九二二年由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入党的，曾在泸州、重庆担任教学工作和办报纸，在四川青年中颇有影响。党中央为加强对四川党组织的领导，委任肖楚女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授以领导成都、泸州、重庆三地的党团工作的全权。他刚接到党中央任命时，感到责任重大，恐难以完成，曾请中央收回成命。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八日，他在给中共中央局的信中说：“兄兄钦委弟任成、泸、渝三地义务学校全权办学之事，弟因成、泸两地远隔数百或千里，彼处情形及办学人员一概不识，目下又因川战，福平道途多距，自己又无川资，不能前往调查，故此两地之事，请兄收回成命。”但是，党中央仍维持原议。于是，肖楚女到重庆与杨阁公、童庸生等人共同负责领导四川的革命运动，着手加强扩大党团组织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九月党中央发出《党和青年团在国民党工作的合作办法》。十二月发出《党和青年团中央局关于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通告》，提出“合组党团”的问题，并指出“党团工作由党的地委或区委直接指挥”。革命发展的形势对扩大党团组织的要求更加迫切了。杨闇公与童庸生、吴玉章、郭祖劼、曾凡觉、傅双无等人频繁通信，“告组织C.P.的经过”，“筹商C.P.的进行”，“促速使C.P.实现”，重点抓紧进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杨闇公认为“此事实为目前的紧要关头，故当急进”。与此同时，杨闇公、童庸生还就“Y.C.”和“S.Y.”合作的具体问题，多方进行联络，反复协商讨论，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促其早向统一战线来”。童庸生因受环境压迫曾在一九二四年八月离渝，直到一九二五年初才返回重庆。据粗略统计，杨、童两人在这半年间往返的信件就有三十一封。在发展组织的过程中，尽管有许多阻力和困难，有许多意见分歧的地方，但肖楚女、杨闇公、童庸生等一直抱有信心，认为“Y.C.”与“S.Y.”的合作必能实现，各派组织一定能团结统一。这样，就使各方面的力量逐步靠拢在党的周围。为了从群众斗争中培养和发展党员，他们还在“平民学社”、“农工训练委员会”、“川东学生联合会”、“教师委员会”、“社会主义研究会”、“读书会”等群众组织的基础上发现人才、培养骨干，用来充实党的队伍。
       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党中央又派留法归国的共产党员吴季蟠和黄知风（直峰）到顺庆、营山一带；派郑祐之、陈翰平分别到宜宾、綦江一带；派程予健（秉渊）到重庆从事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发展组织。吴玉章于一九二五年春，在北京由赵世炎、童庸生、李国暄介绍入党，他立即给杨闇公写信，告之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国共合作的情形，提出解散原来的“Y.C.团”，劝其成员按照
       中共中央规定个别履行入党手续。“Y.C.团”的大多数人，都按照这一原则先后加入中共。但傅双无等人为争个人名利地位，顽固要以团体“入股”，被遭到拒绝。后来，这些人堕落到“国家主义”的深坑，被称为“《赤心评论》派。”
       这年八月，吴玉章受党中央派遣回川工作，在重庆大溪沟创办了中法学校，作为培养干部和进行组织、宣传活动的据点。到了年底，四川党的力量不但在城市有较大发展，而且深入到广大的农村地区，许多县建立了党团组织。这时各地党组织分布情况是：成都支部——刘坚子，宜宾特支——郑茹之、郑则龙，綦江——陈翰平，江津——戴维师，内江——黎冠英，顺庆——吴季蟠，营山——黄知风、郭竟皆，邻水——陈俊三，合江——王旭生，达县——张鲤庭、王维舟、张爱萍等。重庆方面新建立了工人支部、教师支部。在扩大队伍的过程中，党组织注意严格选人，“决不滥收同志”。同时强调“非严守纪律，实行命令不可”，重视培养党员从事难苦环境的斗争，做“以革命为经，事业为纬之人”。并注重从根本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肖楚女、杨闇公、吴玉章、童庸生等人共同负责下，党团组织的建立和整顿工作，按照党中央的“计划已次第实现了”。肖楚女为四川建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切，为建立中共重庆地委准备了条件。但在一九二五年，重庆地委这一机构还没有正式组成。
       （四）一九二六年二月——建立重庆地委
       关于中共重庆地委建立的时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认为在一九二五年春。“一九二五年春，吴玉章在北京参
       ①《杨闇公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
       加了中国共产党后，自动解放了他在成都建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于是，肖楚女将全川的党组织统一起来，建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即中共四川省委的前身），领导四川人民开展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 ^{①} \)
       一是认为在一九二五年冬。杨闇公“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建立中共重庆地委委员会（四川最早的党组织），被选为书记，领导四川地区的革命运动。” \( ^{②} \)
       “一九二五年冬，全省共产党员集中到中法学校举行秘密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 \( ^{③} \)
       从新发现的历史资料看来，中共重庆地委建立的准确时间应该是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其简要经过如次：
       一九二六年一月，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廖竺君（苏华）、廖刿平（以上均为中共党员）、黄复生等六人，作为四川代表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杨闇公、童庸生等多次出席“C.P.大会”，商讨国共合作形势和在四川建立地委一级党的领导机构的问题。当时党的章程规定：“一地方有两个支部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可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和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同时，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享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并规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同中央委员会一样“任期均半年”。
       一九二六年二月，杨闇公奉中央指示同川组建“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作为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机构。党中央秘书长王若飞（雷音）在《最近政治局面与党各方面工作概况》中指出：“重庆地方：二月间才派×往组织（原文缺一字），有同志十九人，宜宾有一特支，国家主义派均有相当势力。省党部为左派组织，有国民党员五、六千人，川中最主要的工作，也是国民运动及农民运动。”
       由此可见，中共重庆地委成立的时间应是一九二六年二月间。这一推断，也可以从一九四二年经刘伯承同志亲自审阅过的《刘将军伯承略历》一文中得到证实：“民国十五年春，四川开始成立党的组织，即加入党，负责士兵运动。”这里的“民国十五年春”即一九二六年春，与党中央文件的记载是一致的。当党的地委建立以后，当年五月，刘伯承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负责军事工作。
       为什么说建立中共重庆地委的主要负责人是杨闇公呢？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实：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杨闇公在《日记》中写道：“去年的今日，在渝中作局部工作的奋斗，已觉有应付不暇的样子；今年竟负了十百倍于去年的国民革命的整个的重任，出席二次代表大会，真是有马负千钧之慨，只有拼命的努力，以求尽我应尽的职责！”显然，这时杨闇公已经知道他所要担负的使命。一月二十三日夜，杨闇公应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穆清的约请，就四川建立党组织的同题长谈了三个多小时，杨闇公写道：“他对我们确有一种深刻的用心，谈话中很可看得出来，而我们的表示也很适宜，因此人确是一个人才，非与之联络合作，不能减除将来的障碍。”离开广州之前，杨闇公又和童庸生一起应负责中共党团工作的张
       圆满约请，又就四川建党问题、中法学政等事进行商讨。
       当时，四川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三人。中共中央在文件和通信中常常称为“吴、杨、童三同学”。因吴玉章留在国民党内搞统一战线，童庸生也准备留在广州工作，所以四川建立地委即省级领导机构的任务就由杨闇公全权负责。刘伯承回忆说：“杨闇公同志由广东回川，奉党的指示，争取大家团结。” \( ^{①} \) 就是指的这件事情。
       一九二六年二月，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作为领导全川革命斗争的组织机构。杨闇公被选为书记，冉钧负责组织，吴玉章负责宣传（后为钟梦侠）。童庸生、朱德、刘伯承、刘愿安、周贡植、李嘉钟等曾先后担任委员、候补委员，或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从此，四川各地的党组织就归重庆地委领导。中共中央局在报告中指出：“重庆地方——四川现在泸州、綦江、顺庆、成都均有我们党的组织，而皆属于重庆地委。”在中央文件和通信中简称“重庆地委”、“重庆地方”，个别场合也称为“川地方”。对外的代名叫“慧英”。与党中央通信时，落款的地方加盖“人杰”的印章。
       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使党的力量在四川省迅速发展，全川革命运动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地委刚建立时全省只有十九名党员，到七月份增至四十二人。八月份党员人数达到一二〇多人。此间，党员的分布情况是：重庆七、八十人，成都二十余人，宜宾十一、二人，綦江十一、二人。到十月份统计时，党员的总数又上升为一六八人，是全国“发展最快者”之一。
       二 中共重庆地委在统一战线中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的问题，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共产党人有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吴玉章等。大会正式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原则和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相同，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组织。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共中央局在《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指出：“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因为目前的中国劳动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在政治的意义都只是国民运动。”沪顺起义，正是在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为了深入考察沪顺起义的历史背景，有必要追溯一下党在四川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为改组和整顿国民党所进行的工作。
       （一）第一时间（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国民党在四川有着比较深厚的基础。辛亥革命后的十多年间，四川是国民党人拥有大量军队的唯一省份，曾号称为“国民党的地盘”。四川的中国共产党员也早在九二三年就参加了国民党的工作。据中共中央局文件记载：“四
       川国民党本有组织，对于我们的同志加入工作者颇信任。”可惜，在文件中没有披露这些同志的名字。但在一九二三年《响导周报》第四十期、四十一期上，以“石公”的署名连续发表下长篇通信，对四川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情形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四川自本年（一九二三）一月即起手战争，北军称曰统一，川军称曰讨贼，迄今八九月，战争尚未决定，询川事者，每欲知战争之究竟。川中为全国较少的是多数国民党的根据地，凡询川事者，亦每欲知川中国民党之情形。川中政党，既号称全是国民党的地盘，政府现又全是孙中山先生所委任，孙中山氏正在要向全国恢复革命党，四川为孙中山民现有地盘之一，贵刊所指导者，亦正注重在国民党联合其革命力量，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资本主义。
       对国民党人领导的军事力量，作者指出：
       自国民党看来，多数颇有感觉招兵不易补充无从之叹，因为旷日持久，军费亦无着也。然而临到战地，每有为民党所及知或不及知者，则自开战以来，凡农工商及苦力，久失其业，兼之征役匪劫，无地不遍，人怀生活无着必死之心，恰遇招兵而往应募。北军任以精械锐卒临川，川军临阵，轻死者惧，应付沉着持久。北军多轻易，北军每败必全体的弃枪遗械。川军每当子弹缺乏时，亦曾能保持不败或能转败为利，往昔所开新式枪械战争，全在较子弹之多寡，川军次常得其反，即受伤愈后归营，其勇气亦复如前。如此失业压迫，因战思斗之志，就能打得胜仗，此遍地失业之众，岂仅一胜所能解决？北方军阀吴佩孚，不仅祸川，而更有历常拥护帝国主义于国中，而利用之以满足私人欲整之大罪，在四
       川的外人经济侵略势力，——就是国际帝国主义——恐怕的确是压迫四川农工商各界普遍日趋失业最有效的力量。
       作者还对国民大会、民权自由等问题，作了如下的叙述：
       川中近半年中，常有国民大会，最近都曾见男女各一次，每次由纯粹国民党发起，各有数十人到会，然而打的电报，却写成一二万或数十人。以成都素是散沙的人众中，又因政府素行压制集会，又兼生活迫穷，自然与会团体甚少。但较已有团结倾向的，当要算工界及学生界，这两界倒真各有好几万人，然而国民党并未有此种基础，并不能约集此事，所以仅一电报政策，都也有扯谎。
       女子参政。全国女子参政运动，恐怕要数四川为最经久。在四川女子当这习惯固裁，见识幼稚的期中，不注重去争教育解放承继权相续权之法律解放运动，以培基础。专喜培养这保留附属地位，深留眷庸，并且是毫无智识基础经济基础的参政，我固深认为危。然而彼辈半年以来亦正饱尝参政竞争不清的攻争。至今尚未易解决。
       民权自由。此层在四川虽是民党区域，实是太说不上，最穷骨的是凡是无产阶级，任谁在街市行走，都要被人拉去充夫役，锁在一屋。临到出发，鞭策运粮，仅自饭食，数日始放回，被拉者之家庭生活当然在所不计矣。放回途中，亦会有数次被重拉者。可遭人拉夫的，并不论好大官职，只要有者有军装的护兵。乡村更是普遍。今单言都市，每一征调事起，一有正式军队开拔拉夫，借此为名者，遍街皆是，被拉绞脱离，须概私贿，绝少询问报由者，因为访者不能觅得援助，拉者则通互作弊，莫之敢问。听说劳工联合会反封建，尚无效。如四川省长新被大元帅任命，重新接事，有停
       止报纸检查事，未半月又曾将川报记者捉将官里去丁。我只以为杨森又打到省门丁，或是真不该大造谣言，或是载了非实事之浮污。实则当时川军正当胜利，亦并非登了军事消息，只是某机关自己截印等稿，有军械数字之故。这是四川当局侵犯自由为所欲为的便宜习惯，所以仅以此做小事，都自己把川军小胆畏败的状况，尽量的暴露出来。
       民众基础。大抵民心怒背，于战争胜负极有关系，所以军事与政治，皆须立基在多数民心的向往里。人民类似散沙，由最近意义之工农界团结与组织取为援助，犹深与人民基础之意相合。然而四川政府与民党，其近往之行为则大异是，多以工人之团结只须有一会长能打电报为已足，即有真的工农多数，必要使在敌军区域，或能于己有利，若是自己政治区域而有工农的团体，最是可令政府与党人不胜畏忌之事。这固是素来“利用”心理。未有以真诚与人民相见之故。但四川省议会茶会，忽有袁世凯时代被封之旧工会复活一种提案运动被选者对此颇热中，此种通过就是为此。但我以为吾人评事，到不必这样深刻，四川之认为应有省工会，总须要由真的工人团体先组成工团由工团组织省工会，犹须限制种会迷信式，与会馆子包办式的参入，方算真的省工会，方算与四川省议会通过工会之名实相符。
       在分析四川国民党的状况时，作者写道：
       自辛亥革命以来，民党革新之机，真是春笋怒发，多么可喜，既充满清道弃之官僚气息，则在民党军权之下，最易发扬的宜乎是国民党了。他们历年办党的内容，也得略略分析，举议员议长省长，为党之活动最甚时也，勤者酬以知事征收，补报一二，即为对党员之正常训练，较之他党公然买
       卖者亦自不同。但同是努力留保时行征收肉税造币厂种种黑暗内幕，宁使公私交困，以供党员中饱，当亦真即党之财务行政也。如是多的党员，若干年的民党执政，宜有若干民党势力，然稍一脱离实力派别即立成孤家寡人，党员仍是扩充他人实力，下焉者尤溢绅恶棍，然尚可希望有实力与地盘之可恢复也，但今者成都一市，谁都在来，谁都在去，几进几出的成都，还是要靠孙大元帅之委任名义，方能复兴起来，地盘既是这样暂时盘据，民国十二年中，无一年没有战祸，在在足以证明以实力据地之不足恃，也可醒了。
       税与军饷。现在四川，曾在打仗之军官，亦即历来川中之军官，他们驻在一地，总是想以便宜迅速方法抽得多数军费，虽全悉赝假滥绅以成权亦所不惜，悉赝滥绅逞借其成权，敲诈备至，地方稍持正义者，他们无不假派款事陷害之。匪徒对富商田主拉肥待赎，军官醉心便宜筹款，专就防区亦有公开拉肥之事。田主无一幸免。多少城市驻军，有派火饷、药捐等名目，军队找知事，知事找团总，团首，乡约，甲长，十家牌头，依次互寻，狡者有谓能设法运动得一乡约，以为致富捷径。他们一面催速供军饷，一面饱入私囊，不管佃户小农，亦无一能免派者。然行之数次或若干次，膏血尽枯，遂又别开生面，不管小农佃户，一律勒令种鸦片，每种者照派若干，不种亦所派数缴出，种烟者虽不难缴，一到收割，匪去兵来，又重新认为利截矣。军人威权至于如此，他更何求不得，所以于此之时，颂扬军人驻防功德之登报致谢，皆是出于各地方各法团之绅首，各军区遍地又转有禁种烟苗之皇皇告示，更且印信俱全。此种田主小农佃户，都要受这永续的均贫之苦，能有几处穷乡不是在以青草
       食物，充半年之饥吗？此种很普通的事实，谁能为之记述与传播也！此种事实由所谓驻川民军所养成者半，包蔽滥绅变本加厉，驻军稍去，滥绅已成势力，遂又分结土匪以固己势，使莫敢问，此种罪过，亦占其半。到现在真的一致要打北军，反致罗振佩穷，苦无军饷，殊不知此种呼穷，并不能当成一般之抽不出捐，乃是经过上列事实，确已抽尽，致鼓励军士上阵冲锋，编散死队，都无现钱，都在写帐。由一般之苦痛更苦及在四川社会上有万能性之兵士自身矣。到了现在，无日不在鼓噪“军官坐地肥小卒战场死”之口号矣。四川民军官肆恣横罗，也许是为党费，欲图根基，或予各破败之后卷土重来，但其不录以活人民作根基，专想从死的金钱作基础，宜乎既往之所谓根基，只可作招来失败之铁证而已。
       军阀两字说来也怪，人都知现在中国最大祸害就是北方军阀，而号称民党军官，其统率人民力量与军事力量，正就是解除北方军阀武装，打倒北方军阀的力量。两者所异，就在民党军官自己应平自刻励，平向人民组织力量，以人民作基础而已。乃分明是民党，遂亦同样深怕“军阀”二字，恐引起触犯，疑起自己，四川各报，曾有多少字而不准用，用了，要被检查取消。
       《通信》作者颇有见地地写了“人民自觉中的革命性”一节，指明了国民党及国民革命的出路：
       最柔懦的四川人，亏了四川军，数年未专门注意，探确人民性质，压迫得如鹿泉一样。凡驻军一临其地，除了少数可通同伴恶之少数滥绅逃窜外，一“说是本地人”，驻地之
       军，无论上下都可板面孔，立即强横几倍，立现官事民军之列，如见是外乡声音，只要稍习官场（军官）恶习，就可立即引为同类相待，勿差可扛，万年可享优待，这种统制力之培养，与对人民之摧残，四川既往军官，真算是左勤施训练。无怪北军入川，亦巧妙的一学就像，惟性格怪直，不及川中军官对人民能接收滥种以通路线，遂每为习惯不相容，同是军人，不能受同等思遇，就中机括，遂亦大破，不惟不能加害人民，反亦尝受川军人之协助，称“北军全身都是银元全都是子弹，只是身体太重不能步行，一失足即倒地不能起”等谰传，当去反抗北军，不惟无害，且得利图与受川军之仇遇，人民服从军成，不敢反抗军人暴虐之公律，遂经此破其例。四川此后川军，因较与人民接近，固有打胜仗之倾向。然如仍纵兵扰民，而不以人民为有力援助，吾深为这般殃民的军官军人前途危！
       末了作者强调指出：
       只有一追湖民党政府治川之战绩，而恩有以改造之。中国现在在这种世界政治经济力支配下，要认清四川亦同样早已落在半殖民地的地位，至深且剧。
       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奋斗，没有别种势力可以阻止。革命的政党，惟打倒帝国主义的宣传，可以成一种绝大势力，此方方不是封建式的杨森吴佩孚等军阀，所能抵御。
       绝大势力，就是宣传工人农人，做国民运动，做打倒帝国主义的牛坚力量，革命党有了真的革命的中心力量，全智识阶级，与旧之党人的热忱，可一定会重新发展趋于革命。
       不然，若是依旧下去，所谓旧的党人，比他们所攻击的仇敌，不能更有革命性一点，甚或名实早已踏足在反革命行
       为的途上，执迷不悟。然而他们却仍是号称算是，“国民党”。何能当作革命的真基础。
       四川虽是军事勿忙期中，千万英调单从军事，真能得安固较久可靠的胜利，惟这种革命的宣传，不仅可以强大发展国民革命的力量，民族独立的精神，同时且能抵减敌军力量，因为革命思想可传到敌军中。
       一九二四年春，老国民党人熊克武在讨贼战争中失利，败退出川，经典州向湖南转移。杨森取得战争的胜利，整个四川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虽然广东根据地的国民党正忙于进行改组，而四川方面一些打着国民党招牌，实际上依靠北洋政府的军阀，却在讨价还价地张罗分赃的“善后会议”。占据省城的军阀杨森，常以“革命”、“开明”自诩，把自己打扮成激进派人士。对此，共产党人有着清醒的认识。恽代英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八日答陈宗康的文章中指出：“你问杨森在四川战胜了，我作何批评。我的批评很简单：一个没有政治主张的人，无论是谁亦好，他总是做不成什么事。杨森只知以武力统一四川，他以为统一了便有办法，然而他不知所谓办法，决不是他所谓提倡教育、振兴实业一套空洞无物的废话。根本说起来，外资压迫不打倒，实业不振兴，民权制度不确立，中国总是有兵匪流氓，亦便总是有战争。无论任何人武力的统一，至多维持到一两年，必然仍会纷扰起来的。”并告诫那位青年说：“最要紧是与人家团结起来，将恶环境改造过。你如能永远保存为一个切实人呢，我实愿你早些决定，加入一种团体，先改造那种团体再用那种团体去改造环境，这种功夫，最需要切实的人忍耐地向前去做。”
       在这一时期，四川党的组织对川中国民党改组，提出了一些
       有益的建议。并且，对打着革命旗号，装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杨森之流，保持了必要的政治警惕。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新斧”、“庸生”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弟处得消息云，肖楚女受《新蜀报》聘，此间青年，对于此事，颇不满意，因《新蜀报》系进步系机关报纸，全川人士莫不唾之，若楚女不留心及此，贸然就聘，对于个人名声，及团结上一切，均有损失。如果来川可就治平（中学）及女师校，或他校教职员可也，区区此心即请中兄转告楚女，无径于牺牲为盼。前次楚女在川任杨森秘书及《新蜀报》编辑，川中青年至误认杨森为马（意指马克思主义——笔者注），惹出多少误会，尤以成都、泸州为甚，及陈仲甫先生在《响导》发表论文，青年始能辨别，然一部分学生，至今犹误认《新蜀报》为马（意指马克思主义——笔者注），岂可一误再误，特此函达中兄，并请转告楚女为盼。”
       四川党组织对当地新老国民党人，在改组时期的政治态度，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他们的多次建议都得到中央的重视。
       （二）第二时期（一九二五年上半年）
       北京政变以后，孙中山先生应邀北上，呼吁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正义之举，在全国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并在各地建立起国民会议促成会。四川的国民会议运动，同样是在共产党人积极发动和组织下开展起来的。当时，四川的国民党人警气沉沉，除了吸鸦片、钻营发财的门道之外，对国民党促进会毫无兴趣。国民党中央从广东派来朱叔痴，希望能在四川打开局面。可是这位朱先生只知依靠国民党右派，结果是毫无着落，准备卷起铺盖回广州交差。正如杨衢公所指出：“一般自命为国民
       党的人，充实这种能力来作此大工作。” \( ^{①} \)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开会研究了重庆国民会议问题，杨闇公提出：国民会议是中国目前政治所必要的。我们的责任是从团结民众着手，对外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列强的经济羁绊。对内铲除封建割据，实现平民政治，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会议根据四川的形势和当地国民党人暮气沉沉的状况，确定了在重庆地区开展国民运动的策略。这就是，发动青年团员积极投入运动，全力掌握各进步团体，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早日组成国民会议促成会，对国民党右派要加以利用和监督，有分寸地向他们开展斗争，促进国民会议的实现。
       会后，杨闇公劝朱叔痴“再留三日，如果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仍然搞不起来，再走（回广州）”。朱某点头应允。于是，杨闇公、童庸生积极作国民党元老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合作。肖楚女等在《新蜀报》上著文进行宣传，并发国民会议特刊，广泛发动群众，罗世文等积极组织团员和进步学生到各校进行宣传鼓动。经过共产党人的艰苦努力，果然打破了冷清、沉闷的局面，使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在重庆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月十五日，杨闇公主持召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会议，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据理力争，打破了国民党右派妄想操纵会议的企图，通过了由我党同志确定的提案。一月十八日上午十时，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成立大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团结一致，在各群众团体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选举结果“本校占了主任十五分之五” \( ^{②} \) 杨闇公被选为总务部副
       主任。二月间，又选出了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为主体的赴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计有童庸生、邹进贤、危直士（以上为中共党员）、邓懋修、何星辅、斐子琨、雷兴政（女）、丁秀君（女）、霍步青、朱凯。
       二月二十七日，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在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到会者达一万四千多人，其中工人将近半数。大会主席杨阐公报告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经过，简述了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重大意义。会后，群众举行了游行示威，整个重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局面。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消息传来，人们无比悲痛，重庆党组织决定举行大规模群众性悼念活动，借以激励国民，振奋精神，完成孙中山未尽的事业。在我党的领导下，各进步团体组成了“重庆市孙中山先生追悼会筹委会”，肖楚女、杨阐公被推举为负责人。共青团重庆地委发动广大团员及进步青年，组织了五十多个讲演队在群众场合及电影场等地进行了多场演讲，热情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思想，使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影响也愈来愈大。
       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国共合作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这是由重庆地方党实际领导，组织和推动的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杨阐公、肖楚女、童庸生等共产党员是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的中流砥柱，他们的卓越才能和坚韧的革命精神，使当地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得以建立，整个四川开始出现新的生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四川的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有斗争，随着革命的深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内右派分
       子的斗争也将日益深化。
       （三）第三时期（一九二五年下半年—一九二六年二月）
       一九二五年初，吴玉章、刘伯承为寻找革命真理来到北京。吴玉章即在此时由赵世炎、童庸生、李国喧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五月间，吴玉章到上海找到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秘书长王若飞。由于吴玉章与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有着深厚的历史关系，党中央决定吴玉章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并派吴前往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取联系，然后回川整顿国民党组织。
       当时，四川搞了一个临时省党部。据邓劭刚回忆说：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全国各大都市都召开了追悼大会，三民主义的意义和国民党改组的总要，这才为全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年上海“五卅”惨案的发生，更激起了全国各地的反帝高潮。刚放暑假，邓劭刚（当时任光国学校长）见当时一般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就向他父亲邓懋修建议，在暑假期中迅速把四川省党部成立起来。经过他父亲的几天奔走联系，即决定在光国学校开筹备会，并推定邓劭刚任秘书，接连开了几次会，通过了四川临时省党部的章程，便定期召开成立大会。 \( ^{①} \) 另据黄圣祥在《四川清党经过》一文中称：“直到乙丑（一九二五年）春，总理奔世，川省重要同志，俱在北京。于是遂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四川执行部熊克武、石青阳两同志名义，特派黄复生、朱叔痴、陶闽士、唐德安、邓懋修、谢百城、郭云楼、王子骞、陈炳光九人回川，为四川临时省党部筹备员，直至七月九日始在重庆忠烈祠
       《即光国学校》成立中国国民党四川临时执行委员会。” \( ^{①} \)
       七月九日国民党四川省临时省党部成立。但是，它不够合法。吴玉章在一份报告中，对当时的改组情形有如下记述：“去年本党改组以来，精神上、组织上都开了一个新生面。中央派去组织四川执行部的人是石青阳、熊克武，他们都因战事不能回川，所以直到今年，还没有组织。今年春间，石青阳曾有派人回川的提议，可惜他同北京同志俱乐部发生了关系，事事不愿同中央协商。迟到七月初，中央才派玉章回川，筹备川省党务，因为沙基惨案发生，交通不便，玉章于八月十五日才到重庆。但是石青阳已派朱叔痴等九人为筹备员，急急忙忙将重庆市党部成立了。玉章到重庆的第二天，就是重庆市党部选举正式执行委员会的日子。朱叔痴邀玉章到会，据他说他们是奉了本党四川执行部的命令，来组织四川省党部的。当时心中颇以为怪，因为四川执行部并没有成立，命令从甚么地方发出呢？但是他们很快的就能够把重庆市党部组织起来，总算他们热心，也乐得参观这个盛会。他们选举的结果，就大大的使人失望，因为有人说他们这七个执行委员，有五、六个都是吃鸦片烟的。十八日朱同志等召集职员为玉章开欢迎会，并且说中央既派筹备员来，我们愿共同合作，约定在十九日开改组临时省执行委员会。开会的时候，玉章查看他们拿出所谓四川执行部派筹备员的公函，他下面署名的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四川执行委员熊克武、石青阳，石青阳盖有私章，熊克武没有盖章。所派的筹备员是黄复生、朱叔痴、陶阁士、谢百城、邓懋修、唐德安、王子骞、郭云楼、陈炳光九个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决议案，各省筹备员
       定为一人至二人，是不相合的。并且谢百城、陈炳光不到，又由张良辟、谢宝珊来代理，王子骞也不到又未有代理人。朱叔痴且限定，凡组织一区分部，必定要有老同志几大才能组织。学生工人，只许他们成立党团，不许成立区分部。这样一来，凡是没法的青年，皆不能够入党了。他所收的党员不是腐败的官僚，就是恶浊的市侩，也有智识新颖的党员，但不是旧党员，就是从外归来的党员，他没有法排斥他们出去的。这样办党，哪能使党发达呢。所以当日玉章就主张，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虽然可以仍旧，组织部的事务必由玉章办理，才能够希望和本党的精神及总章决议不至于违背。会议结果，众推玉章和黄复生、朱叔痴、陶闽士、邓懋修、唐德安、郭云楼、张良辟、谢宝珊九个人作临时省执行委员，由玉章介绍请中央党部指定邓懋修、黄复生、张良辟三人，仍旧作常务委员，分任秘书、会务、财务三项职务，朱叔痴辞组织部长职由玉章继任，这就是当时改组的情形。
       从吴玉章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七月九日搞起来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是由西山会议派的要人谢持、石青阳等所操纵的，是不合法的。这帮旧党人只顾借党营私，拒绝进步力量的集聚，其内部派系横生，勾心斗角。特别是谢持、石青阳等在党内组织的所谓“实业团”，借兴办实业为名，大种鸦片烟和做投机生意，在政治上搞派别斗争，进行内战，影响极为恶劣。
       八月十五日，吴玉章同刘伯承一起回到重庆。据《民国川事纪要》记载，吴“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为四川省党部筹备员，并受上海执行部请托，办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川代表复选事务者”。吴玉章到渝后，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作了某些让步。但是，在进行改组和整顿的原则问题上，吴玉章是十分坚决的。他先找重庆国民党负责人黄复生、朱叔痴商谈，提出整顿国
       民党的三点计划：第一，要建立一个严密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第二，要培养一批效忠革命的干部；第三，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活动。可是，头脑昏庸的国民党旧人，对此表示怀疑，没有一点信心。于是，吴玉章同杨闇公、刘伯承、杨伯愷、冉钧、张昔畴等商量，很快确定了筹办重庆“中法学校”的计划。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工作，“中法学校”招收了二百多学生，并在九月四日正式开学上课。后来，这所学校为革命培养了许多干部。
       在筹办中法学校的同时，吴玉章、杨闇公、刘伯承等又从基层入手，整顿国民党组织，在荣县、綦江、南川、涪陵、丰都、成都、内江等市县开展党务活动，团结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右派展开斗争。从八月底起到十月二十日止，成都市成立了一一二个区分部，荣县成立了六十二个区分部，党员有五千二百余人。安岳县二十个区分部，内江县三十五个区分部，綦江县三十个区分部，丰都县三十五个区分部，江北县二十个区分部，潼南县十八个区分部，江津县十个区分部，巴县十三个区分部，泸县十个区分部，叙府十个区分部，岳池县一个区分部，保宁一个区分部，隆昌县一个区分部。重庆市有四十八个区分部，和七个特别区分部，一共是五十五个区分部，党员共有八千余人。在此基础上，选举了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等六人当选。在六名代表中，有五人是中共党员。这次选举结果表明，四川国民党内，左派势力已经占了很大的优势。
       十一月间，吴玉章等经上海到达广州。由于国民党右派的阻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尚未开始。四川代表到达后，吴玉章四处奔走，积极联系，被推举为大会秘书长。四川代表为促成大会召开，向各省市党部发出了呼吁，电文称：
       项奉中央执行委员汪兆铭同志等感日通电，决定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于十五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人等对于此电，一致尊重。盖此两会，关系吾国国民革命甚为重大，故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前途计，自应切实拥护。兼之在吾党纪律上主义上与事实上，均无舍弃革命根据地之广州而改在军阀官僚恶势力根深蒂固之北京，举行开会之理。日下为时已甚迫切，希吾党同志，共体此衷，如期来粤开会，无任盼切。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在我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努力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如期召开。吴玉章代表四川党部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四川的政治状况、商人状况、工人状况、农民状况、智识阶级状况、青年状况、以及党务状况等。会议期间，四川代表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给各省党部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川代表董庸生在《政治周报》“反攻”专栏里著文，批驳国民党右派歪曲三民主义的伎俩。标题为《右派的三民主义》，这是董庸生留下的较为稀少的文字之一。兹录全文如下：
       国民党员无论哪一个既接受三民主义，即实际拿了去奋斗、去工作。但是，各地右派党员完全不去作反帝国主义革命运动。五卅案后，左派党员领导全国人民群众起反抗帝国主义时，右派党员多坐视不理，这是全不实行民族主义。
       在争论论、集会、结社自由之民权运动，种种民众示威，反抗军阀斗争，与青年男女要求改良，文化革新而起之学潮运动、妇女运动等，右派一概袖手旁观，并且时有反动
       行为，以打消左派活动的效力，这是全不实行民权主义。
       至于工人、农人、与商人等各种被压迫阶级要求起来，要求生活之改善，如向厂主罢工，向地主抗租，向军阀及贪官污吏抗捐抗税等阶级斗争的运动，右派都置若罔闻，这是完全不实行民主主义。
       总之，这些右派完全不服从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完全不照三民主义去实际工作。并且，还厚着脸皮写努力做三民主义实际工作的左派党员，敢于反对全国国民拥护的国民政府，敢于反对左派领袖的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些右派完全是孙先生三民主义的叛徒，尽管他们在总理灵前开一百大会，尽管他们把三民主义天天写在脸上，挂在嘴上。
       从以上可以看到，四川代表在政治舞台上是比较活跃的，对国民党“二大”的召开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说明共产党人在四川的国民运动中，掌握着领导权，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 第四时期（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
       在四川国民党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左派同右派的斗争，到国民党“二大”前后，左派同右派间的斗争表现得愈来愈激烈。当地国民党右派利用吴玉章等到广州开会的时候，制造事端，趁机发难，企图使临时省党部迁往成都，并强行夺取文件、印信。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省党部文书干事邓劭刚急函广州，报告事变真相。根据这种情况，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会决定停止右派们的职权，并在“二大”以后改派李筱亭、杨闇公、邓劭刚、陈寅三等为特派员，负责四川省党务（吴玉章因公留在广州）。
       一九二六年二月间，李筱亭、杨闇公、童鼎生等陆续回川，
       这时才租定城内莲花池积厚的房屋一幢为四川临时省党部的地址，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之名即由此产生。
       这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四川省国民党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省党部成员，有杨闇公、李俊亭、刘伯承、朱德（玉阶）、李嘉仲、吴匡时、朱光潜、杨吉甫、邓劼刚。据我党中央文件记载，国民党四川党部“执行委员中，只有二人是左派，余均C.P.”。省党部常务委员由杨闇公、李俊亭、邓劼刚担任。杨闇公兼管工人部和农民部，邓劼刚负责商民部，吴玉章任组织部长，陈宣三任宣传部长，刘伯承负责军事运动。共产党员周贡植、程子健、刘远翔、曾俊德等都以左派身份出面活动。这些负责同志大多是一身二任，实际主持莲花池省党部，同时团结广大国民党左派一道共事，脚踏实地地进行工作，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因而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各界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就连四川的宣传喉舌《新蜀报》、《四川日报》等，表面上是军阀们的官办新闻机构，“但两报编辑落落于我们之手”，经常宣传革命三民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国民党右派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哀叹说：“共派清一色矣！”“彼辈独霸一时，炙手可热。”
       国民党右派不甘心大权旁落，也在重庆拼凑一个省党部（即总土地省党部），妄图夺取国民党运动领导权，与莲花池省党部严重对立。四川军阀刘湘对莲花池省党部表面很“亲热”，虚与委蛇，内心则恨之入骨。暗中扶持总土地省党部，利用它与莲花
       池省党部对抗，甚至还采取卑鄙的流氓手段，收买打手，天天找莲花池省党部制造斗殴事件。
       针对这个情况，莲花池省党部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右派，组织力量实施反击。经过几个回合的激烈斗争，总土地省党部被迫退封，左派力量更形强大。到一九二六年九月，莲花池省党部所属国民党员，由原来的五千多名猛增到九千多名。全省二十八个县、市和一个特别区，都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左派党部。曾任四川省会议议长的熊晓岩先生，写信给刘伯承说：“四川当局搞的是上层工作，你们搞的是基层工作（指工、农、兵），是要挖墙脚，这样做恐怕要来得慢一点。”而四川军阀刘湘，早已感到有灭顶之灾的威胁，惊呼：“莲花池这一批人很厉害，他们是要彻底挖我们的墙脚呀！”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注意发动和团结民众，理所当然地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这对于聚合进步的青年势力，组织武装起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川的情况，正如周恩来在《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靠着我们才得以把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国民党改组后，由于我们党的努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发展起来。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由于我们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
       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
       中共重庆地委所主持的莲花池省党部，是一个杰出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了解了四川党组织在国共合作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就能深刻理解第一次大规模暴动产生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因素，就能理解我党领导泸顺起义所具有的战略眼光和非凡魄力。
       三 中共重庆地委开展军事运动的杰作
       ——泸州、顺庆起义
       （一）起义的设想和准备阶段
       由中共重庆地委具体组织、领导的泸州、顺庆起义，是我党整个军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那末，泸州、顺庆起义则是我党领导的最早的军事暴动。
       泸州顺庆起义的参加者多达一万二千余人，泸州方面坚持长达一六七天，经国共合作到国共分裂的复杂阶段，这在我党的暴动史上是罕见的，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四川——最早的设想
       泸州、顺庆起义规模如此之大，时间如此之长，是谁最先提出在四川举行军事暴动的设想呢？
       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起义设想是由四川党组织首先提出的。具体说来是由吴玉章、杨湘公、刘伯承等人酝酿、商量的结果。
       一九二五年八月，吴玉章、刘伯承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后回川。他们立即遵照党的指示，在四川开展军事运动。①吴玉
       章曾回忆说，在四川的几个月，我又在军队中进行了一些活动。四川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兵员之众，番号之杂，甲于全国。其中较大的军阀有杨森、刘湘、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以及从贵州来的袁祖铭等。这些军阀各捐一方，互不相下，今天甲军与乙军联合攻打丙军，明天甲军又和丙军联合攻打乙军，弄得烽火连年，哀鸿遍地。而且这些军队大部分在名义上都已归附了吴佩孚，他们战斗力虽差，但假使和吴佩孚联合起来，也未始不是北伐军的一个大患。好在这批军队内部矛盾很多，某些军队又跟我有些历史关系，所以我就着手从中分化他们，希望争取一部分军队反正，以减少北伐的阻力。
       从以上可以看到，早在北伐开始前，四川党组织就已着手在军阀队伍里进行工作了，就是说，他们已经有意识地注意到抓武装、拉队伍问题。当然，他们的目标是为了国民革命，配合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
       到一九二六年一月，吴玉章比较鲜明地提出在四川采取某些军事行动的想法，他指出：“四川居长江上游，人口有七千万，地大物博，实居南北最重要的地位。现在北方军阀正在内溃的时候，我们革命军要往北展，要同西北国民军联合，四川实为一大关键，这是希望中央党部及各同志特别注意的。”吴玉章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的这一设想，虽然还不具体，却是从整个国民革命向北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及四川的地理位置上考虑的，这一设想，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要素，即“革命军要往北展”、“要同西北国民军联合”。这两点正是我党在领导北伐时整个战略的组成部分，也是后来泸州、顺庆起义贯彻的意图。
       上海——党中央派朱德入川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日，叶廷独立团奉命由广东攻入湖南，
       打响了北伐战争的前哨战。广大共产党员英勇奋战，横扫北洋军阀势力。六月十日叶挺部进占醴陵，七月三十日攻克平江，八月二十六日已长驱直入，抵达湘鄂交界的汀泗桥。
       广州国民政府遂于七月一日誓师北伐，陆续组织队伍，大举向北跟进。当大军追近长江中下游地区，攻临武汉之际，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战略地位日显重要。这时，我党中央已实际开始在四川方面采取行动。担负这一重要使命的，是刚从德国归来的朱德。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记述说：一九二六年七月中旬，朱德小心翼翼地从上海公共租界走向邻近的中国人地区闸北，在那里，中华总工会、共产党、国民党都秘密设有总部。朱德已经和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谈过一次话，陈独秀要求他再去一次，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批负责军事情报的人员开会。南方的革命军已离开广州开始北伐，朱德与各方面军人的多年关系是大有用处的。
       这正是朱德参加策划四川军事的开始，也是朱德加入共产党以后革命军事生涯的新开端。据该书记载，朱德曾回忆过北伐初期全盘军事情况，特别提到他四川的背景和使命：西部的四川省还在刘湘和杨森这两个军阀手中，可是杨森已经被他的盟友挤出重庆，带着十万军队以万县为根据地吃遍川东。既然被他的当年盟友削弱了势力，他便与长江中游的吴佩孚携手，请他保护。
       杨森曾经与朱德在云南护国军中共过事，后来演变成颇有势力的军阀。朱德赴欧之前，杨森曾向他保证，等他回国之后，杨森的参谋部随时虚位以待。朱德和同志讨论了他们之间过去的关系后，同志们认定他也许能阻止杨森与国民革命军作战。
       七月底，朱德结束了在上海和南京的工作，搭船赴四川。
       上述史涉，说明了党中央对北伐军事和四川问题的重视程度——中央负责人陈独秀一次再次找朱德谈话，国共两党的军事情
       最人员频频聚会，讨论“当时的全盘军事情况”。而且朱德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诸役，是骁勇善战的滇军名将。在留学德国期间，加入共产党，潜心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随后又到苏联学习军事，探索新的战略战术。当时，象朱德这样通晓军事的内行，在党内寥若晨星。党中央派朱德入川，可见上海方面对四川局势的关注。
       笔者曾在一九八〇年先后访问过当年随同朱德入川的杨逸棠、文强先生。杨逸棠先生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纂股长，他回忆说：“那是北伐军向前推进的关键时刻，朱将军奉命入川，调我去做秘书工作，随行的还有二十多人” \( ^{①} \) 。文强先生回忆说：“那时我刚从黄埔军校（四期）出来。朱将军第一次与我们见面，向我们说了几句话，表示他这次奉命入川，愿与诸君共同努力，把革命带到四川去。……我们随行人员，大致有三个来源：一部分是留德学生，一部分是留日学生，另一部分便是黄埔学生。我现在记得姓名的有以下一些人：留德学生中有杨逸棠、卢振纲等，留日学生中有胡文华、童杏荪、詹素等，黄埔学生中有张亚良、熊荫襄、滕代顺、熊牧、谌杰、艾国英、文强等。”
       北京——中共北方区委派陈毅入川
       陈毅曾在一九六〇年回忆大革命时期到四川开展军事活动的情形，他说：“北伐军由广州出发，革命新形势出现了。四川军阀杨森摄于革命潮流的高涨，向革命方面投机，向李大钊表示，要求派代表去改造他的部队，以便参加国民革命。李大钊即派我去做这工作。我当时接受了任务，即离开北京，第二次回到四川”。
       “杨森在万县接待我，他说：‘李大钊是我的知交，要我参加
       国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我是吴佩孚提拔起来的，不便背信弃义去反对他。”我说：“你最好将部队改造好，协助北伐军解决云贵问题。”
       “杨森吹牛说，他要出十万兵到两湖去援助北伐军。他还说，第三国际也派代表来和他接洽，要他参加世界革命。我对他这种说法有怀疑。第二天，杨森介绍我认识了所谓第三国际的代表，原来是朱德同志。朱总是在德国留学时加入我党，后去苏联留学一年，回国不久，被党派往杨森部做工作的。我们互相说明了代表身份，朱总即介绍我去重庆地委接上关系。我到重庆和党的地委联系，领导人是杨闇公同志，我去之后，又认识了刘伯承同志，他回川任军事特派员。我们一起策划了六个旅集中顺庆，计划创造革命根据地。刘任总指挥，我任政治部主任。”
       至此，在四川地方有吴玉章、杨闇公、刘伯承在搞军事运动，上海方面派朱德入川，北京方面派陈毅入川，三路人马为了同一个目标真是群英聚会。但看上去，又象是不约而同。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党当时的状况所决定的。时任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曾指出：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党的领导有三个中心：
       上海——有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任弼时，国际代表魏金斯基。
       北京——有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国际代表加拉罕。
       广东——有陈延年、周恩来、张国焘，国际代表鲍罗廷、军事顾问加伦。
       各地在形式上都受中央领导，但许多问题各地是独立作主的。这是当时的历史情况。可是，北伐一开始，各地都一齐注目四川，这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说明我党在各地的组织，对于北
       伐战略的见解，基本上是相同的，——都开始注意军事问题，直接着手拉队伍，并希望在四川打开新的局面。
       吴玉章、刘伯承上海之行
       一九二六年七月底，吴玉章、刘伯承接党中央通知，前往上海、广州。此行对于决定泸州顺庆起义，有极重要的作用。
       在他们动身前的半个月，即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军事问题的文件——《军事运动议决案》。尽管这时党内飘荡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阴云，但应该肯定，这个文件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它第一次正式用决议的形式，提起全党对军事问题的重视，是党领导军事斗争的一个标志。同时，对泸州、顺庆起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军事运动议决案》指出：
       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在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中，客观上至少可以进行相当政治宣传。同时反动的军阀又因彼此敌视，和军队中的内部冲突，与雇佣兵之因过分虐待而离异，使我们易于在反动军队内部进行工作。
       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
       从前我们同志不注意军事运动，表示研究性质团体的色彩。最近本党同志虽然注意军事运动，却又袭用国民党军事运
       动的老方法，专门运动高级军官和用金钱联络土匪头目，表示未能了解本党目前军事工作的责任，和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的意义。
       议决案确定了军事工作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确定了党领导军事工作的原则。强调“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各地军事工作负责同志，应与当地党的书记发生密切关系，向书记报告工作情况，并和书记商量自己的工作”。 \( ^{①} \)
       应该肯定，议决案对当时军事形势的分析是中肯的。它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动思想，指出党参加武装斗争工作，发展工农群众武装势力，在斗争实践中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等战略性的任务。尤其可贵的是它指明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军事工作应接受党的领导。上述思想对泸州、顺庆起义和以后的多次暴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全局上看，泸州、顺庆起义即是《军事运动议决案》的一个具体体现。当然，这个议决案也有许多不足之处，这反映了党在幼年时期的某些特征，这是毫不奇怪的。
       在这个议决案印发后不久，吴玉章、刘伯承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并初步商讨了起义的问题。据吴玉章回忆，当时设想，如果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就可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军。必要时也可以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出固安，接应冯玉祥军队，配合北伐。 \( ^{②} \)
       联系吴玉章在一九二六年一月间的提议可以看到，随着革命
       势力“北辰”，四川的重要作用愈加突出，起义的设想也更明确、更具体了。
       《重庆来信》和《四川军事调查》
       当吴玉章、刘伯承到达上海之后，中共重庆地委又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三日写信给中央，用书面形式报告四川各派军阀动态和军事调查情况。
       重庆地委在信中写道：一九二六年五月间，吴佩孚为了摆脱困境，在四川玩弄了“换马”的把戏，任命邓锡侯为四川军务督办，田颂尧为帮办兼川西北屯垦使，杨森为省长。这一命令传到川中后，四川的政局突然呈现一种混沌的局势。旧二军系的刘湘及其部属都手忙脚乱起来，恐慌已极；保定系的邓锡侯等趁此时机极力与杨森要好，准备接受吴佩孚的新命，借此压迫刘湘下野。这个时候，刘、邓、杨都在调兵遣将，战争大有一触即发的样子。
       但是正当这些军阀磨拳擦掌，准备大动干戈的时候，北伐军攻克长沙的消息突然传到。于是，原来感到一筹莫展的刘湘等人，象是抓着了救命稻草，又大肆活动起来。保定系的邓锡侯、田颂尧等，一面为北伐胜利的空气所慑，一面因内部刘文燧和其部属的意见不一致，也就迟迟不能就职。同时，因为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川中各派的大小军阀都更加摇摆不定，投机表现更加明显，开始倾向广东国民党，并极力拉拢莲花池（左派）省党部。
       重庆地委在信中逐个分析了四川主要军阀的动态，及其相互间勾心斗角的情形。指出：刘湘在政治上与皖系的段祺瑞比较接近，因此对直系吴佩孚常呈不满的态度。刘和他的部下大多数都是头脑懵懂浅陋之徒，而且与反动的进步关系系异常密切，过去对国民党革命运动持压迫态度，甚至还下令“通缉”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但是现在处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外面，吴佩孚罢免了刘
       湘的一切职务，在川中，邓锡侯、杨森等联合起来压迫其下野，颇有些走投无路的样子。这时恰逢北伐军在湖南胜利的消息传来，刘湘马上抓过救命稻草，亲自将北伐军攻占长沙的电讯批转各报登载，大肆进行宣传，以捞取政治资本，抵制邓锡侯和杨森。与此同时，刘湘还趁邓锡侯部队在广安、岳池一带与当地团防发生冲突之机，贼使川东团闽曹夔阳等组织所谓“伐暴团”，联络川北各地团防，向邓锡侯的防地进攻，以牵制其后方。
       另一方面，刘湘又向杨森表示好感，“慷慨”地将川中军、民、财各政交给杨森，以作为保全其地位的交换条件。但是，老谋深算的刘湘唯恐杨森得势，又主使旧二军系全部和新二军系的一部分将领，抢先一步凑成一个“两寅军委会”，由其嫡系席式遵充任主席，来处理川中军、民、财各政。然后，又指使该军委会致电吴佩孚，迫其收回成命。刘湘仍恐有所不周，又布置其亲信蓝文彬通电主张“自治”，以对抗吴佩孚。还派人到成都极力拉着刘文辉，使其牵制邓锡侯、田颂尧。在罢弄对付内外压力的手段之后，刘湘又装模作样摆出倾向国民革命的姿态，取消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通缉，并派代表输诚，表示愿意合作。
       对于保定系的刘文辉，重庆地委认为他是四川军阀中野心最大的人，随时都想利用机会独揽川中政权。刘文辉历来的政策是拿保定系作资本，以示威于刘湘；又借速成系的影响压制邓锡侯等人。这样，操纵于两系之间，以达到壮大自己的目的。五月间，吴佩孚任命他为“军务会办”，对此刘文辉心怀不满。所以，他一面告知邓锡侯、田颂尧不要就任新职，并要邓、田联名致电吴佩孚，要求保留刘湘的原职。一面又借保定系反对刘湘的空气，来压迫刘湘，使其俯首听命，以达到消灭其宿仇杨森的目。
       由于北伐进军的胜利，刘文辉对待国民革命的态度也有所转
       变，他自命为中山先生的信徒，还翻印《三民主义》等书散发全军，以表示忠诚。又托人转告吴玉章，邀请他到省城创办成都大学，还要求派人到军队里去做政治工作，并表示愿意出钱办个报纸，扩大对国民革命的宣传，表现得相当“积极”。
       重庆地委在报告中就曾明白指出，邓锡侯是川军中旧派的代表，与进步系的关系很深，其左右亲信几乎全是进步系。对于吴佩孚的任命，颇有些受宠若惊的样子，正想利用机会拜受北洋政府的新命，赖心辉因为受到保定系的压力曾出走上海，近来又被吴佩孚免职，几乎变成了“光杆司令”，此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是跟在刘湘的屁股后头转。杨森仍然是脚踏两只船，玩弄投机的老把戏。在军阀们勾心斗角的游戏中，他正极力拉拢邓锡侯，急欲压迫刘湘下野。
       在报告中，重庆地委特别提到，驻顺庆的何光烈部对待国民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禁止学生声援北伐，派兵镇压当地工会和民众运动，已完全立于反动地位了。
       当然，在分析四川各派军阀动态的同时，报告中简要叙述了我党在合川黄幕颇部，泸州袁品文部，顺庆秦汉三、杜伯乾部，以及向时俊部的工作进展等情况。但是，由于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四川军阀的内外交困。所以，重庆地委在信中专门附了一份《四川军事调查》，详细列举了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赖心辉、刘成勋、刘存厚等部军队，在倒戈易帜前夕，其所属各部队的番号，枪支概数，所占防地。并简要地注明了各部队主官的姓名，派系渊源，参战经历，政治态度，以及部队战斗力的状况等。为准备起义提供了可靠的统计数据和重要情报，至今仍是我们研究现代史，尤其是四川军阀史的宝贵资料。
       《中共中央致重庆信》
       八月初，党中央听取了吴玉章和刘伯承的汇报，紧接着又收到重庆地委的书面报告，这样就比较直接、比较及时地了解到四川方面的情况。党中央认为，川中现实局面非常复杂，很快在八月二十三日复信重庆，明确指示对四川军阀的态度及工作方针。
       中央指出，川中虽有所谓“速成系”、“保定系”、“大邑系”、“骨肉系”等种种派别，但都是为一时势利而结合，也可以随各个入当时的利害关系朝合夕变。军阀头子们的目的是扩张个人势力，以求称霸西陲。其部下亦同样效尤，伺机争权夺利。由于军阀反人民的封建性和其内部狗咬狗的争斗，所以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统一四川。
       对于军阀们投机革命的举动，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和分析，并明确提出利用矛盾，争取进步势力，壮大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信中指出：在革命潮流高涨，广东国民政府势力向外发展，和吴佩孚势力失坠之时，一定有大群的投机军人，打着革命的旗号，跑向国民党、国民政府方面来。虽然他们是投机家，并非真革命，但他们倒戈易帜的举动可以分裂军阀队伍，加速军阀政治崩溃。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应对此采取欢迎态度，以便利用矛盾，乘此机会逐渐培植出一种新的力量来。
       在以扩大民众运动为最主要目标的前提下，中央认为可以插入军队中去作政治宣传，在旧军队中培新新的力量。但不能对这种人希望过高，不能过于相信他们，倘若我们把这种人看得太高明，过于赞赏威信赖，都要发生很大的危险。上述方针虽然在某些方面偏于稳重，但体现了我党的独立性。中央强调，我们的工作有一定的方针进行，不会随着他们态度的转变而受影响。在军事斗争问题上，中央很希望川中发生一个左派的军队，发生自己
       的武力，但又觉得条件不够成熟，认为这不是勉强能够速成的。
       童庸生专程到上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对于军事问题的认识，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而步步深入了。因为，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北伐，处在革命战争环境里。所以，军事问题，战争问题，发展自己的武力的问题，等等，必然要摆到议事日程上，并开始受到注意。
       事实正是这样。四川方面的形势发展，比人们估计的要快。重庆地委在九月初收到中央八月二十三日的复信以后，立即派遣庸生专程赶赴上海。九月十日，童庸生向党中央面告了四川日益动荡的政治形势，我党加紧准备武装起义的设想，以及重庆地委党的组织、工会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情况。
       童庸生的报告首先讲到四川军阀间矛盾的尖锐化、复杂化。刘湘、赖心辉等人，虽然表面上对北洋政府不满，表示倾向国民革命，实际上是同国民党右派石青阳等暗中勾结，寻找新的靠山，继续横行四川。杨森野心极大，妄图利用这一时机称霸川中，正全力以赴逼刘湘下野。他表示只要能助之倒刘（湘），则什么事都可进行。重庆地委认为，现时川政虽在刘湘支配之下，但未来的战争，一定是杨森、邓锡侯联合进攻刘湘。如果刘文煊不帮助刘湘，刘湘一定会以失败告终。对于军阀政府的裂缝，应该抓紧利用，趁此机会打开新的局面。
       童庸生详细汇报了我党在川军中的工作情况，以及党所掌握和影响的武力。他先列出“我们的武力”——有驻南充（顺庆）的秦汉三部，有二千余枪；驻合川的黄麟颜部，有二千余枪。秦汉三、黄麟颜均为中共党员。
       第二类是可以团结的左倾队伍，——计有驻泸州的袁品义
       旅，有三千五百枪。此外，还有郭汝栋师、向时俊师，甘德明、杜伯乾、冷寅东、刘重民等旅。
       根据川省的形象和我党掌握武力的情况，重庆地委认为，在川中由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这一意见，集中反映了未来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建设一支由我党直接领导的新型军队。
       关于起义的具体方案，重庆地委作了周密布署，即将黄鳌颜部开往顺庆，与秦汉三、杜伯乾旅会合，并招集一些游击队伍，驱走何光烈，以顺庆一带五个县的防地作为依托。随后，集中全川的左倾军队，响应国民革命，摧毁四川的军阀统治。尽管这个方案还不够完善，但它毕竟是我党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武装暴力方案，而且与后来事态发展是基本吻合的。
       中央在听取董庸生的报告以后，对四川的紧张局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于武装斗争问题的态度比八月二十三日信中所写的更为明确和乐观。中央认为，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虽然现时一般军人之左倾是投机的，然而我们可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在各方面建立一些基础。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央预见到“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显然，这一预见标志着党对武装斗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是北伐战争实践的必然反映，表现了两阶级在政治上的客观要求。
       在童庸生汇报的当天(九月十日)，中央即刻作出决定，为武装起义指明了方向。中央认为，在四川的起义主要矛头应对准反动军阀，“刘湘是绝对不可靠，必须排去”。要分化瓦解军阀队伍，团结倾向革命的左倾军队，以影响整个四川。对于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央寄予很大希望，并从人力、物力上设法支援。中央指出，朱德同志如带兵，可以派人。当即派刘一清赴成都，还准
       备让刘伯坚回国后赴川工作。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援助锦城是不易做到的事情。但中央没想到，“如果以后武汉能长久守住，苏联的商业能到重庆，均可想法”。
       中央对于在四川发动武装起义，是从整个革命战略上加以考虑的，是经过反复磋商、研究和认真准备的。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局发往全党的报告中特别提到：“我们还要开始注意四川，因为在那个地方的军人既倾向国民政府，故意表示左倾，政治的环境是比较自由，可以容许我们活动。在军队中我们有几个高级军官同志及一部分K.M.T.（国民党）左派，也可以发展成一种局面”。并高度称赞：“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根据四川的情形和全国政治局势的发展，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雷音）就全党军事问题，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重要意见，他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已渐渐走到武装争斗时期，现时的军事运动，一是广东国民革命军队的建造；二是从旧军阀中分化出一部分新的武装势力，或受群众运动影响较左倾的小军阀，这都是与帝国主义式的工具立于反对地位，在革命破坏工作上有重大的意义，而须插入工作的；三是农民运动一起来就要求武装；四是工人自卫团的组织与训练”。
       由此可见，在四川的行动不只是地方性的事件，而是全党整个军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研究泸州、顺庆起义，必须从全党、全国的整体上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这次起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朱德、陈毅在万县
       万县是川东门户，人称咽喉要道。向西可影响川中局势，往东可威胁武汉侧翼，战略位置不同一殷。朱德、陈毅等同志在万
       县的工作是同泸州、顺庆起义紧密相联的，是整个军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在党的整个设想中，曾把万县的军队当作开展军事运动的突破口之一，试图用较为和平的方式拉出进步力量。这一构想，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显得有些幼稚。但是，在万县的这着棋子却是我党早期军事运动思想的实际反映。
       朱德在八月间入川以后，此间陈毅也由北方区委派遣到达万县，很快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团结了一部分进步官兵，抓紧时间做争取杨森的工作，给包讲述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形势，指明革命发展的总趋势。在一段时间里收到了效果。如在“九五”惨案前后，万县反对英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运动是很有声势的，是北伐战争期间反帝运动的先声。这当然是重庆地委和朱德、陈毅等的功劳。但在朱德的教肯下，杨森曾做过某些积极的表示。纵然杨森是从他个人当时的利害得失来考虑的，却在人民反帝斗争中捞取了不少政治资本。在一般人的心自里，俨然成了一位赞同国民革命的“左倾”军人。
       基于这些历史因素，万县的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九月间，重庆地委的童庸生专门拿着朱德的介绍信到杨森处接谈，当时杨森虽有某些“左倾”表示，实际上仍取观望态度，奉行着“有奶便是娘”的信条。他标榜自己是联孙传芳的，因为孙给他百万发子弹。要先整理自己的基本队伍，而后再可做事，又声称他用人是各派皆收，可委朱德为师长。所以，重庆地委在向中央报告时说到：“杨森野心极大，只要能助之倒刘湘，则什么事都可进行。所以他允许朱德如有枪可以自成师。”又说：“在川中若果我们要扶迟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这里把朱德同志放在前面，显然是考虑在先。因为重庆地委曾一度认为，“杨
       森现有委朱德为参谋长兼统一师之意。
       根据当时的情况，中共中央也认为四川的军事运动尤其要注意杨森方面。因为其所据地域援川省之门户，极为重要。如果杨森能断绝与孙传芳、吴佩孚的联系，我们可以勘之倒刘（湘）。并明确答复：“朱德同志请求派人事，——如朱带兵可以派人。”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与重庆地委、鄂区区委、粤区区委，先后就万县发出来往电文、信件达二十余次。除朱德、陈毅、童膺生外，彭泽湘、颜昌厥、一飞、加伦、特立等都先后经手和过问过万县事务。从以上可以看到，中央对万县是很重视的，对朱德带兵一事抱有很大的希望。
       然而，杨森是个混进官场的老军阀，对兵权视之如命，毫不放松。除了大开海口向国民政府要钱要枪外，对早年的“许诺”却闭口不谈。尽管如此，朱德仍然积极进行努力，常以视察军情为名，利用旧关系，深入到涪陵郭汝栋部进行工作。郭是杨部实力较强的主力师，且又有较大的离心倾向，一度表示进步。朱德亲率政工人员到郭部活动，教育官兵参加国民革命，不为军阀卖命。同时，朱德始终抓住杨森的口实，力争带兵。在朱德再三催逼下，杨森要滑头说：“朱德如有枪弹可以自成师。”朱德清楚地看到，杨森表面上似乎有些松动，而实际上是搪塞之词。当时国民政府经济拮据，筹集枪弹极为困难，如有大量枪弹，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武装，根本用不着杨森的人马。事实证明，靠同杨森一类军阀进行和平商讨，根本不可能建立起革命的武装力量。这种试探，反映出我党幼年期的某些特征。但万县的试探仍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它使泸州、顺庆起义选择了大规模兵暴的形式。
       虽然，从万县拉队伍的设想没有成功，但我党在杨森部的二件，对于实现整个泸州、顺庆起义计划有着一定的作用。
       刘伯承特派回川
       整个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理所当然，即将在四川发动的武装起义，也需要取得国民政府的支持。正如重庆地委在报告中所指出：“为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必须取得广东政府一种政治力量。”——这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我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所决定的。应该公正地说，国民党左派人士在配合四川行动方面，作出了相应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响应北伐为目标的泸顺起义，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真诚合作的体现。
       早在北伐开始时，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就恳切地向杨阁公说：“北伐一定成功，要取武汉——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此后，两党之间又就北伐形势和四川问题进行过多次磋商。
       一九二六年九月间，吴玉章、刘伯承到达广州，其主要使命就是为了取得广东政府从政治上的支持。
       吴玉章利用他在国民政府里的影响，排除国民党右派的干扰，抓紧上层活动，使大多数国民党左派人士认识四川局势的重要。刘伯承则以国民党四川省莲花池党部“特务委员”的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利用矛盾，进行工作，签订了著名的《六条协定》，其内容是：
       （一）川军将领为救国计，愿一致加入国民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服从党纪。
       （二）国民政府对川军将领须应给以相当名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一律待遇。
       （三）为完成国民革命计，川军将领应实行出兵，以共
       同扫除反革命势力，同时国民政府予以充分之援助与接济。
       (四) 川军应一律施行政治训练。
       （五）川当局应予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六）本约经双方代表签定，呈送政治会议备案后即为有效。
       《六条协定》是跟军阀势力在桌面上进行斗争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革命势力在政治上的一次胜利。如果单从字面上看，似乎川中国民革命将要向前飞跃。然而，写在纸上的条文，对于利令智昏的军阀，从来不具有任何约束力。
       正当北伐军挺进湖南、湖北，直捣武汉三镇的时候，四川军阀杨森奉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密令，率四个师的兵力，从万县、宜昌一带侧击武汉，给北伐军造成严重威胁。战争形势骤然逆转！这样，四川军阀的向背就成为北伐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以革命武装对付反革命武装，在军阀的“后院”组织起义，就成为当时可供选择的最好办法。这正是中共中央多数负责同志和中共重庆地委所坚持的指导思想。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国民党执、监委员和各省党部代表在广州召开联席会议，共产党人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出席。会议期间，国民党左派人士急切地提出迅速捉止杨森侧击武汉的问题，再一次提请共产党人负责这一工作。当时，国民军冯玉祥部也困在陕西，难以施展。蒋介石因害怕冯玉祥抢去“头功”，迟迟不肯派人去接应。在联席会议上，冯部代表徐谦、刘哲、李鸣钟等，又要求设法接应冯玉祥军队出陕，与北伐军会师中原。于是，吴玉章在会上提议，派刘伯承回四川筹划军事。鉴于当时的紧急局势，和刘伯承
       在军界的声望，与会者一致赞同给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推动四川军阀倒戈易帜，抑止杨森出兵东下，威胁武汉。并准备接应冯玉祥部出陕。
       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发展比较好，又取得了广州国民党中央从政治上的支持，这样就使我们党关于组织川军起义的设想渐趋成熟，如果在蜀中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军队起义，就可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军。必要时，也可以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边境，北去西安，接应冯玉祥部，配合北伐。重要的意义在于，拥有强大的武装，便可进一步发展革命事业，对各方面的复杂情况应付自如。
       刘伯承接受任务以后，仍准备坐船先到上海，再经武汉转回四川。为稳妥起见，又将国民党中央的委任令等密件藏匿在线装本《左传》书“殿”中，交随员携带，分道入川。
       一九二六年十月下旬，刘伯承从海路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广州方面的情形，以及四川军事的一些近况。并请求中共中央派人加强四川方面的力量，支援即将发动的武装暴动。此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是很持重的。中央认为在国民政府攻下武汉以后，只求守住武胜关以南，然后从容统一西南诸省，以准备攻奉之军力。根据“从容统一西南诸省”的考虑，中央对四川军事更加重视，即由中央军委派欧阳钦（时在武汉）前往四川协助。随后又陆续派出二十多人入川，配合军运和农运工作。
       重庆地委的军委会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刘伯承借欧阳钦到达万县。到万县后，刘伯承即去宝隆洋行会见朱德。史沫特莱曾经这样描述朱德、刘伯承见面的情形：“朱德对这次会见记得很清楚，因为刘伯承一头冲进他的办公室，把共产党的证件往桌上一抛，走过来就
       在他背上给了他一巴掌，几乎把他打倒在地。”
       这里的记载是真实的。朱德是滇军名将，刘伯承是川军名将。早在护国战争中，他们就分别在川南和川东同北洋军作战。到护法战争时，还分别代表滇军和川军，面对面进行过谈判。十多年后，他们先后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并准备为创建自己的武装而共同战斗。
       次日清晨，他们又乘船前往重庆。刘伯承即向杨闇公等人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在川组织暴动的最终决定和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委的指示。会上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人组成中共重庆地委的军委，并由闇公同志兼任书记。
       据史料证实，中共重庆地委军委是我党成立最早的省级军委之一。军委的成立确立了党领导军事运动的重要原则，在四川革命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省军委的任务是负责全川的军事运动，当时又主要是组织泸州、顺庆起义。到目前为止，关于省军委组织机构等情况的档案材料很少见到。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通告（钟字）第二十三号（即《对于军事系统及其与党的关系的新决定》）中寻到一些线索。决定指出：“军委主任应由该地党委委员之一委员任之，并参加党主席团会议，俾知全党生活。军事特派员应与党书记发生密切关系，并商量工作；且应用他种名义（如组织员）参加党主席团会议。”“军队中同志的组织，应为纯粹按照军事系统的组织，如特派员干部小组等，直接归军委或中央军部管辖。”
       中共重庆地委的军委是领导泸顺起义和全川军事运动的权威机构。为领导一个地区的暴动，而专设省级军委，是党史上的先例。这些证明我党在军事斗争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再次说明我党是泸顺起义的真正领导者。
       军委当时决定：努力争取所有地方军阀都反对北洋政府，倾向国民政府，抑止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在具体策略上，是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举行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武装易帜倒戈，配合北伐进军。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重庆地委军委会议计划首先争取驻防顺庆、合川的三个旅发动起义，在川北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三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泸州起义的部队，拉到川北会合，扩编为六个师、一个军。如果能在四川站住脚跟，便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如果不能在四川立足，便拉到川陕边境，策应武汉，或北进西安，与冯玉祥国民军配合。
       由于历史发展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上述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是，武装起义的政治方向和计划中提出的主要思想，对于建立和发展我党的武装斗争学说是有意义的。
       首先沪顺起义将武装斗争的矛盾直指北洋军阀及其后台——帝国主义，是北伐时期反帝反封建的一次武装示威。我们知道，“万县惨案”是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是对中国人民北伐战争的政治恫吓和军事恐嚇。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同胞告民众书》中指出：“现在北伐军又攻入武汉，广东国民政府的势力伸入了长江流域，英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吴佩孚将根本毁坏，英国帝国主义在长江的势力将根本动摇，因此，他便不顾一切，横行无忌，尽量地使用他的炮舰政策来施行大屠杀了。”“中国共产党愿以全力来反抗英国帝国主义此种凶横残酷的强盗行为。”如果我们联系起来考察，便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说，沪顺起义即是对“万县事件”的答复，是摧毁北洋军阀及英帝国主义在四川的反动势力的正义斗争。
       其次，沪顺起义计划较明确地提出建立自己的武装。这一目标，从重庆地委与中共中央的往来信件中，已多次提及。吴玉章、刘伯承等也在回忆中多次谈到起义的意图是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培养自己的实力”。在这里，“自己的武装”，当然是指田我党掌握和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这是工人阶级政党在日趋成熟的时期，必然要提出的政治上、军事上的要求。
       在国民党的一些历史资料中，如果排除掉那些恶毒咒骂的词句，也从反面证实了沪顺起义的目的。早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黄圣祥就在《四川清党经过》一文中称：“自顺庆之秦、杜、黄三路失败后，由刘伯承率领至开江，该部即大吹特吹，谓将由苏俄接济数万枪支，并欢迎鲍罗廷入川，拟以四川为共产党第二根据地，由甘肃新疆以通苏俄。凡此皆该党部预定计划，而又极为仿效共产党在湘鄂之所为，欲以施之吾川，造成阶级斗争，赤色恐怖。”台湾学人周开庆所著的《民国川事纪要》在记述沪顺起义中，虽然将时间背景等方面弄错了，但却反映出国民党方面的传统观点。书中写道：“共党对于泸县，因拟定发动叛变有三师旅之多，遂由刘伯承以四川红军总司令名义，亲到泸县指挥。”①文中的“三师旅之多”可能仅指泸州方面而言，而所谓“四川红军总司令名义”则是历史上不曾用过的。但上述材料，起到了反面印证的作用。
       再者，是关于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沪顺起义虽然没有建立根据地，但确实有过建根据地的考虑。九月十日童庸生在报告中曾提出在顺庆起事，守住顺庆周围“五县防地”的问题。中央在指示中则认为那里“地势不好”，“不易发展”。总之，提到了根据地
       问题，这是历史事实。吴玉章曾回忆说：“如果能在四川立足，便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刘伯承也说过当时考虑“在顺庆以为根据地。”陈毅的回忆文章中也曾讲到那时“计划创造革命根据地。”在反面材料中，黄圣祥早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就指责重庆地委“拟以四川为共产党第二根据地”云云，也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这一点。
       应该说，沪顺起义中提到过建立根据地是很可宝贵的。但没有真正建立根据地，又是后来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这说明，我党在武装斗争中建立根据地，是经过长期实践，长期摸索，才逐步形成的。我们不能对沪顺起义的根据地设想估价过高，但忽略历史事实也是同样不可取的。
       起义的指挥系统和起义军序列
       当沪顺起义计划在党内酝酿的过程中，中共重庆地委以“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在川中大力开展军事运动，积极为武装起义创造条件，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北伐战争开始，莲花池省党部就组成了“特务委员会”，全盘负责支援北伐军事和接纳军阀部队“输诚”事宜。当吴玉章、刘伯承去广州之后，留川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面大造声势，一面组织人民支援北伐，其影响遍及巴山蜀水之间。
       首先，“莲花池省党部”联络了全川三百多个民众团体，组成“国民革命军四川国民后援会”，并发表了《告四川军人出师北伐书》，宣传国民革命的伟大意义，批驳地方军阀鼓吹的所谓“保境安民”的滥调，阐明封建割据、国家分裂的危害，指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道路。文中根据川省的情形，特别指出：“在我们四川，从前有一种邪说，是‘保境安民’、‘地方自治’。这种谬解至今还有一部分沉醉不醒。那是直接受了野心军阀的吹，间接上了
       帝国主义当的。我们知道，中国现在还不是统一的国家。但是，要统一才能生存。割据自治是不能存在的。闭关的自治，早已是走不通的路了。因为我们国民最大的障碍是帝国主义侵略。——政治方面，如川河驻扎外艇。——经济方面，如洋行林立，外船众多，洋货充斥，使我们省政府及人民无法抵御，何能说自治？！
       这一文告，对于四川军民各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另外，“莲花池省党部”还发出《为促成川军北伐告全川民众书》，号召“四川民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誓作北伐军之后盾！”“要求觉悟军人在民众面前，撤销苛捐杂税！不拉伙！不住民房！……迅速出师北伐，夺取武汉！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媚外卖国的军阀！建立全民族统一的政府！实现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时，省党部还组织重庆市三十五个工会，电促川军将领，举兵北伐。工会团体还自动组成运输委员会，准备在川军出师北伐时，担当运输任务。总之，从城市到乡村，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川中的国民革命运动呈现轰轰烈烈的景象。这一切，为即将到来的泸州顺庆起义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两天，杨闇公以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在重庆召集了一个“革命军事会议”，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向时俊、郭勋祺、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刘丹武、甘德民等十二个部分的师、旅长，或他们的代表秘密与会。
       会上，杨闇公以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席会议的名义号召各方，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同时，以国民政府名义对四川各军旅长以上官佐，将遍发出革命的鼓动函件，策动他们脱
       离北洋势力，投向国民革命军阵营。
       随后，重庆地委又根据我党掌握的力量和各部队对革命的态度，确定黄麟额、秦汉三、袁品文、陈兰亭军部首先起事，并留下继续开会，进行具体商讨。第二阶段的会议，对起义的时间、方式、联络办法等问题作了实质性磋商。与会者一致推举刘伯承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黄麟额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秦汉三为第二路司令，杜伯乾为第三路司令，陈兰亭为第四路司令，袁品文为第五路司令。皮光泽是袁部的团长，计划在起义后扩充为第六路，以皮为司令。
       上述情况在重庆地委的第一次军委会议上得到认可。至此，起义的组织指挥系统和起义部队序列，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笔者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结果，试开列如下：（表一、表二、表三）
       计划中的合川转兵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重庆地委在开过军委会议之后，刘伯承和杨闇公结伴前往合川。
       合川地处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条河流的汇合处，居重庆肘腋之下。由合川向北，可直搏顺庆；向南有水路和陆路通达泸州，地理位置颇为重要。在整个起义计划中，合川转兵又是关键的一着——即合川义军要预先开往顺庆与秦杜部会合，然后发难。随后的泸州起义军北上，合川又是必经之道。合川，主要是陈书农部的防地。由于陈毅等共产党人曾在该部从事政治工作，陈书农部表面上显示出左倾色彩，合川的气氛还比较有利于革命。
       起义军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黄麟额也驻守在这里。黄部系属邓锡侯部江防军，负责江防和治安，兼收“船舶捐”过日子。
       表一、起义的组织指挥系统：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事部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
       杨吴董刘朱冉钟 周玉庸伯梦 公章生承德钧侠
       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 杨周公、朱德、刘伯承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 中央党部特派员刘伯承★
       国民党四川省(莲花池)党部 \( ^{①} \)
       杨李刘朱李吴朱杨邓 周筱伯嘉匡光吉胡 公亭承德仲时潜甫刚 ★★★★★★②
       莲花池党部特务委员会 吴玉章★、刘伯承★、杨周公★
       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 刘伯承★
       那时，黄幕颜刚刚三十出头，在大革命潮流激荡之下，常谈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而且还自发地在队伍中实行一些改革。如规定不拉侠，不住民房，不预征捐税等。一到农忙季节，黄部还派人帮农家插秧、打谷，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一九二六年八月上旬，童庸生到合川开展工作。因为童与黄幕颜的夫人曾是同学，所以有了接触的机会。在交谈中，童庸生了解到黄幕颜有上进心和革命的愿望，又亲眼看到黄部倾向国民革命的情形，便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思想。
       黄幕颜听后十分激动，即向童庸生谈自己的抱负，迫切要求
       表二、起义军序列：
       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 智编第十五军军长 \( ^{①} \) 刘伯承 \( ^{★} \)
       副总指挥：黄慕颜★ 参谋长：韩伯诚★ 秘书长：熊子俊★
       主要政工人员
       陈 欧 冉 张 刘 邓 吴 黄 阳 际 孟 作 季 直 毅 钦 钧 春 侃 楷 蟠 蜂
       (顺庆方面)
       (泸州方面)
       第一路
       第二路
       第三路
       第四路
       第五路
       第六路
       加入共产党。不久，童庸生就返回重庆。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和黄慕颜的表现，重庆地委决定吸收黄慕颜入党。九月间，黄应约前往重庆，经杨阁公、童庸生介绍加入党组织。黄返回部队以后，即按重庆地委的指示，积极地带领部队投入国民革命运动，在各旅成立了特别区党部，计有区党部二个，区分部四个，小组五十四个，发展国民党员五七〇余人。
       在军事、政治等方面，该部也有许多新的气象。据当时报载，该部训练干部人才及士兵的方法有两种：
       （一）属军官的训练，办有军官研究所两所，（每旅一所），每所有现任下级军官一百五十余人，经过四月训练乃毕业。
       （二）属士兵训练办有教导队，每旅二队，每队一百二十余
       ① 一六·二七年五月二旬，武汉回民政府正式发表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
       表三、各路起义军主官及有关负责人名单：
      

各路起义军番号	第一路	第二路	第三路	第四路	第五路	第六路
各路司令	(黄某)★	秦汉三★	杜伯乾	陈兰亭	袁品文	皮光泽
各路政治部主任		吴季蟠★	黄直峰★	黄季陆	邓作楷(顾问)★
	贾述安				张仕榕	罗维列
				陈光亭	许剑霜★	周爽庭
各部团长	王建业			金耀庭
				周绍武
				谢灿
各部枪支概数(支)	2,000	2,000	2,000	3,000	3,500	约1,000
	泸州:刘恩安★、曾润伯★、刘元★、陈泽煌★、熊太岳★、王业鸥★、梁业广★等地下工作者千人。
配合力量	顺庆:李剑★、秦自然★、姜可明★、屈民洲★、林瑞生★等地下工作者千人。
	涪陵:李蔚如★(“九县团防总指挥”),拥有农民自卫军1,000余人(有武装)。

       人。军官研究所所授属全政治训练的课程。课目之重要者有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各国革命史等。训练结果，军官中大多数均完全了解和接受本主义。
       在士兵政治训练方面，主要是讲三民主义，国民党党史，不平等条约，关税问题等。对于识字能力较差的士兵，还编印了革
       命《四字经》，教速成识字，要求士兵每餐饭前，“应读字一个，餐时考核旧课，不能读者罚餐一顿”。据称，自强迫教育实施以后，“军士头脑遂焕然一新，而识字的士兵，在部队内亦占较多数”。
       黄慕颜部还在政治工作、农工运动等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如该部“所辖防区财政，无论为军饷及政费，均力主公开，一切收支均当众宣布，并由地方觉悟团体，出来监督用途”。在军队内部，开始认为“士兵为受压迫最深的人，确实是无产者，换言之，即是革命的先锋队。故其生活亟应改善，医药、饮食、起居、衣服、饷项均力求完善”。
       在党务运动、农工运动方面，黄部也做了一些工作，如帮助彭县等地的左倾分子组织县党部，排除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影响，并将各种工人的“神会”竭力改造，协助筹办工会。还派人到乡间讲演、宣传，着手组织农民协会促成会，支持农民运动。
       黄部还办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学生队，接收由邻近各地送来的革命青年，招收当地部分中学生。又从部队选派一些连长、排长入学，共有学生一二〇余人。党组织派出四名共产党员充任政治教官。学生队仿照当时的黄埔军校，一面搞军训，一面着重政治教育。每周由政治教官轮流讲授国际史、中国革命问题，学习孙总理遗嘱，三民主义等内容。该队还经常邀请进步人士演讲，在开会时唱《国际歌》，呼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口号，办得颇有生气，人称“川中小黄埔”。
       刘伯承、杨闇公到合川，主要是检查起义的准备情况，并作暴动前的最后部署。——因为黄慕颜的江防军是顺庆、合川方面起义的骨干队伍，黄又是副总指挥，在行动中负有重要责任。从整
       个军事计划而言，更要研究黄寨颜部二千多人马如何运动到顺庆，而又不为川中军阀所阻——这是预案中顺庆、合川两股力量一起动作的前提，
       到达合川以后，刘伯承、杨闇公即到驻地附近察看，了解周围环境。由于当天黄寨颜部有“外客”逗留，所以一直待到深夜时分，刘、杨、黄三人才悄然聚在黄家的灶房里开会，对各方情况进行分析。据情报证实：刘湘、赖心辉、邓锡侯等人，因害怕川中革命潮流高涨，影响自身的统治地位，制定了一个阴险的“宰割计划”，妄图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一举扑灭起义，勒除川军中的革命力量。
       据当时重庆地委的报告揭露，四川反动军阀的“宰割计划”有以下三点：
       （一）横（心辉）调袁品文赴江津，使之与陈（兰亭郎）隔离，然后分头消灭。
       （二）邓锡侯调驻合川之黄寨颜至成都，再作其他处置。
       （三）何光烈调杜伯乾至封洪，会同田颂尧解其兵柄，另调胡（炜）旅入攻（顺庆）秦汉三。
       这一“宰割计划”，标志着川中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已经达到极其尖锐化的程度，面临着“摊牌”的局面。所谓“宰割计划”，其矛头是直接针对泸顺起义的：调袁品文赴江津，是为了拆散袁、陈，分而治之，扼杀泸州起义。调黄寨颜至成都，其最后结果也必然是被吞并。至于顺庆方面，何光烈已下定决心，以武力分别解决秦、杜两部。
       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刘伯承、杨闇公、黄慕颜对当时的局面详细进行了磋商，作出了顺庆、合川、泸州三地举行暴动的最后部署：
       首先，由黄慕颜部在合川起事，将计就计，巧设“疑兵阵”，伪称奉命返防成都（因为“宰割计划”中有调防之说），假道大河坝（位于合川以西约四华里），折入顺庆，与秦、杜部会合。一、二、三路集中兵力，挟持第五师师长何光烈就范，在顺庆宣布起义。然后，泸州方面奋起响应，四、五、六路宣布起义，形成南北呼应的局面。随即，泸州义军挥师北上，到顺庆集结，以影响全川。
       刘伯承再三指出，合川位处要津，黄慕颜部要抓紧做好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要设法筹集经费以备军需。同时，抓紧学生队的军事训练，以待起义时充实部队。考虑到合川是泸州义军北上的必经之道，刘伯承又嘱人通知陈毅，打通“借路”的联络工作。
       起义时间预定在十二月五日（即阴历十一月初一）。待各地联络和准备好之后，由重庆地委军委会作出最终决定，正式发布起义命令。关于泸顺起义的预定时间问题，史学界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事先没有预定具体时间，另一种认为预定时间是十二月一日。应该说，起义是有预定时间表的，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不可能不预先确定一个准确的时间以便三个地方协调动作。这是个军事常识问题。至于十二月一日，那是泸州起义爆发的日子，不能将预定时间同实际爆发时间混为一谈。根据当年参加者的回忆和史料证实，十二月五日（即阴历十一月初一）是预定起义日期，这一说法较为可靠。只有了解这个预定的时间表，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起义迫在眉睫的情形下，还要举行一次“政治示威”。
       暴动前夜的政治示威
       “起义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恩格斯语）。它不但需要从军事上做好准备，还需要各种政治条件的配合。中共重庆地委在组织沪顺起义时，就体现了感事周密、稳健干练的品格。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泸州顺庆起义前夕，莲花池省党部在重庆市中山学校召开“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由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实际主持的。来自全省各地的六十多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三分之二。这次会议在四川省影响很大，单是重庆市就有五万多名群众参加欢迎游行大会，其规模是空前的。重庆是刘湘的卧榻之地，是四川反动军阀势力比较集中的地方。中共重庆地委选择在此时此地公开召集大会，宣传国民革命，组织和动员群众，显然是革命力量的第一次检阅和示威，是从政治上配合武装起义的一次重大行动。
       杨顺公和刘伯承从合川赶回重庆，并主持会议。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杨顺公、刘伯承、李筱亭、李嘉仲、吴匡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到会代表主要商议了深入发展民众运动，广泛开展国民革命，支援北伐战争，和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右派等问题。
       会议期间，杨顺公先后作了《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农民运动报告》，刘伯承作《军事报告》。另外还有妇女、青年运动方面的报告。任白戈作为顺庆党部代表出席，并在大会作记录兼发新闻稿。会议郑重选举了新的省执行委员。杨顺公、李筱亭、刘伯承、邓劼刚、熊子俊、刘公潜、吴匡时、朱玉阶（德）、杨吉甫等九人当选。另选出候补执委五人、监委五人、候补监委三人，在上列人选中，共产党员计有十人。
       杨阁公在政治报告中，热情宣传北伐战争的大好形势，赞扬革命军“风驰电掣师出长（沙）、岳（阳），攻克武汉，形成民十五年以来未有之新局面”。宣布国民革命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已取得最优势之地位。认为反动军阀利国民党右派的“所谓‘讨赤’反共之反革命联合战线，遂从兹破裂”。并对当时从军阀队伍中分化出来的力量给予赞誉：“川中许多军政当局已认清了目前的坏境，摆脱右派和反革命者的包围竟至加入本党而接受政治工作，这不能不说是本党在政治上之一大进展。”同时也严肃指出：“我们应警惕的，因革命势力之发展，即党务之发展，其中包含的投机分子太多，这是大的危机”。广泛号召工人、农民、商民、学生、妇女踊跃参加国民运动，进一步创造武装起义的民众条件。特别对农民运动的极大注意，指出“要使四川的革命基础稳固，不致于为假革命所动摇，应扶助在全川人口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发展，才能得到真实的动力，才不致因环境变迁而动摇本党在政治上的地位。” \( ^{①} \)
       十一月二十七日，刘伯承向大会作《军事报告》，这是全川开展军事运动，组织武装起义的指导性文件，是我党早期军事活动的宝贵文献。
       《军事报告》对北伐军在各个战场的形势，作了生动的描绘和中肯的分析，指出：“我革命军处处胜利，政府成立，不到两年，竟能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面，划入革命势力的范围，这实在是一件大可庆幸的事。”在总结北伐胜利的经验时特别强调：“战争之所以能以席卷之势，长驱直入，连克长沙、岳州（阳），夺取汉口、武昌”，在两湖、江西、福建等各个战场击败反动的
       军阀势力，一面应归功于北伐军革命将士，“一面却不可忘掉民众的力量。民众予我们党军以巨大的助力”。“老实说，此次北伐的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本身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要有大多数，无论党内党外，谁也不能否认的，我们同志对此宝贵的表现，务须深刻的记着。”在大革命时期，正当蒋介石贪天之功的时候，共产党人以如此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通过战争实践，论述民众力量在北伐中的决定作用，确实是不凡凡响。刘伯承的讲话，多次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根据沪颍起义即将爆发、军事问题极为紧迫的形势，刘伯承在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四川军阀队伍割据的局面，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左右逢源、专肆投机的封建色彩，剖析了军阀们的本质和目前面临的困境，指出：这些军阀“都想做一个统一四川的英雄。因此所用的手段都是纵横捭阖，或以同学相联合，或以亲戚骨肉相联合，以求达到统一四川之目的。无如四川只有一个四川。在一个四川之内，互争雄长，发生的事实就不免有同学自残，同乡自残，亲戚骨肉自残。携贰的故事，层见累出。到现在都一致感觉统一四川之困难，失同情于民众之危险。且加以自己部队又发生无数裂痕，自趋于崩溃之境……”，最后郑重指出：“四川在革命军势力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四川将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立刻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线而与破裂有痕之奉系联合，以免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持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就是非说，他们自然该革命，就利害说，他们尤其要革命。”并引人注目地预示：进步军人“一齐来革命，这种事实，在不久之将来，一定可以实现的。”
       刘伯承又有针对性地指出：一些准备投入革命的军人“不认识本党的革命理论”，不能对他们估计太高。要寄希望于民众，
       “切实从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方面下一番苦功夫，将革命基础筑稳才是。若只图军事上之发展，革命是不容易成功的”。“我们同志更应该加倍努力于民众运动，使民众能确实的监督军人，日趋于革命之途才有结果。否则单靠军事运动是根本危险的。这是各位同志不可不注意的。”
       在报告中，刘伯承所指的“本党”、“本军”是站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角度而言。尽管当时的历史环境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着眼于民众，致力于民众运动，使军事斗争建立在广泛、深厚的民众基础之上，这是刘伯承《军事报告》贯彻始终的中心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的正确主张之一。对于即将爆发的泸顺起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泸州起义震撼全川
       党在泸州播下的火种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当四川省国民党“大”正在重庆举行之际，武装起义首先在泸州打响了。
       泸州，位于四川省南部。登山远眺，泸州城宛如一条巨龙踞伏两江之中。北面的沱江，从“龙骨”透迤东下。南面的长江，则由“龙腹”奔突而出。——古时称为“江维会”。每当春夏之交，河水倾集，两江夹流，一泻千里。整座城市雾霭茫茫，烟波漂渺，“巨龙”若浮。沿江两岸山脉绵亘，钟山、南寿山、鸢角山陡如天然屏障。只有龙透关一处有道路通往城外。历代兵家将“铁打的泸州”与“天生的重庆”，并列为川中城防之险要。加上泸州是川南重镇，物产丰盛，水路交通便利，向来是屯兵的好地方。
       早在一九二二年，共产党员恽代英、刘愿安、曾润伯等人就
       在泸县开展建立共产党的工作，进行革命活动。还在川南师范学校组织进步团体，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在青年学生和群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泸州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当万县“九五惨案”发生时，泸县国民党县党部联合工、商、学各界，发起“万案雪耻会”，全县七十余法团踊跃参加，同仇敌忾，声讨英帝国主义。当北伐军攻占武汉时，全城召开庆祝北伐胜利大会，到会群众达三万多人。共产党员曾润伯、刘愿安、刘元、王寿昌、陈泽煌、熊太岳、王业鸥等，在泸州的工作相当活跃。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洋政府委任的“四川省长”兼“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部的三个旅驻防在这里。赖心辉是四川三台人，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在熊克武部担任军职。当时赖心辉拥有一万四千多人枪，在川中有一定势力。但是，其部队成份复杂，内部极不统一。加之赖心辉与邓锡侯、刘文辉等军阀积怨很深，在四川已感到处境不妙。前不久又被刘文辉夺去富顺一带防地，便只有龟缩泸州一隅。在这种情况下，赖心辉日益向反动军阀刘湘靠拢，政治上更是难刘湘的马首是瞻。
       驻守泸州城的是赖心辉部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原是刘湘所办的“合川传习所”的弟子，此时成为赖心辉的亲信和主力部队，也是“刘、赖合作”的积极支持者。
       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驻沱江左岸小市一带。
       第四混成旅，旅长袁品文，驻扎在长江右岸的兰田坝，离泸城五里地。
       袁品文旅原是熊克武部第二混成旅的老底子。该旅曾在刘伯承指挥下参加民主革命，部分官兵经历过战争的考验，具有初步的民主思想。袁曾在刘伯承部任连长，更直接受到进步思想和故
       国救民精神的熏陶。袁旅归属赖心辉部以后，在川军派系斗争的顿轧之下，时时感到难以立足，甚至连补给、粮饷都发生困难。下级官兵时感饥寒交迫，难乎为继，在苦闷中寻找着新的出路。鉴于袁旅工作基础较好，中共重庆地委先后派刘孟优、邓作楷、童庸生三位共产党员前往该旅工作。刘孟优同志曾任袁部秘书，常以三民主义思想启发袁的觉悟，开导他跳出旧泥坑，走上革命道路。不久，邓作楷同志到袁部当政治顾问，负责主持全旅的政治训练工作。有关政治方面的训词和报告，大多是由邓作楷拟稿，袁品文向部下“照本宣科”，部队官兵经常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
       根据整个起义计划和党在泸州的工作情况，以及袁品文部的进步倾向，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以袁部为骨干力量，在泸州组织起义。一九二六年九月间，共产党员童庸生以莲花池省党部“泸州军运特派员”名义，携带广州国民政府关于“响应北伐，策动起义”的函件到达泸州，向袁品文转交刘伯承同志的亲笔信。在信中，刘伯承述说当前时局，嘱袁积极参加革命，听从党的指挥。有关起义具体事宜，由童庸生当面转达。
       袁品文展示着刘伯承的亲笔信，内心激动不已。几年前跟随刘伯承参加民主革命，转战川中，所向无敌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要求，和急于改变自身窘迫境遇的强烈愿望，在这位旅长的心中迸发出革命的火花。他两次与童庸生乘坐长谈，详细询问刘伯承对泸州起义的意图和设想，表明自己的积极态度和即席而发的感想。童庸生在探明袁品文的底细以后，热心介绍北伐局势对四川政局的影响，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指明革命方向，并初步交待了袁部在起义中将要担负的使命。袁品文明确表示：“愿以全部力量听党指挥，请向伯承兄转达我的
       革命决心。”
       后来，袁品文回忆说，童庸生几次到我住宅，晓以反帝反封建的解放人民的伟大意义，争取我参加党，参加革命。此次童庸生同志之来，使我喜出望外，象在黑暗中骤然见到光明的远景，我立即表示拥护，并愿献出自己的力量听党的指挥。袁品文随田派邓作楷为他的私人代表，到重庆与刘伯承寄商泸州起义的具体方案。刘伯承对袁的积极态度表示热情欢迎，又再三嘱咐做好各项准备，等待时机，听统一号令行事。
       由来已久的“城防纠纷”
       党在泸州播下火种，使革命势力在川南迅速扩张。军阀队伍内部分崩离析的矛盾状态，又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驻守在泸州城内的李章甫，是一个死心投靠北洋政府的军阀，此人骄横暴戾，欺压民众，积怨甚多，人称绰号“李耗牛”。近年来，李章甫独占泸州粮、油、盐、百货、统捐、护商和一切税收，中饱私囊，横行四乡。对于国民革命，更是百般阻挠，对民众运动施行压迫，顽固地维持军阀统治的旧秩序。就连同驻一地的友邻队伍，李章甫也不放过，利用掌管的“城防”大权，滥施淫威。所以，泸州的城防纠纷由来已久。
       绿林出身的陈兰亭，脾气暴躁，不甘人下，面对李章甫的霸道行径，早已怀恨在心。为了要分享泸州的盐款、税收，多次与李章甫面对面发生争吵，两家仇恨愈积愈深。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李章甫在大北街泸康茶园宴客，陈兰亭等部二十多名士兵就到门口寻机闹事，被李部巡查队“就地正法”两人，并在布告上称之为“土匪士兵”，故意戳陈兰亭的痛处。这样一来，新仇加上旧恨，两人极不相容。陈对李章甫必欲杀之而后快，李对陈兰亭
       则时常加以戒备。
       泸康茶园事件，使城防纠纷愈加表面化、尖锐化。在众怒面前，李章甫也不得不表示某些“退让”，并通过投票放出愿自动“解除泸县防务责任”的空气。十月十六日成都《国民公报》称：“泸县城防司令邓宗復担任城防，为时未逾半月，不但邓有辞职之说，即四川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亦有不负防泸之表示。李自去年入驻泸城后，先后曾委其步兵一、二两团团长张勋忠、刘德豁为泸县城防司令。上月刘团调驻乡间，李乃委其骑兵团长邓宗復担任泸县城防（邓氏原属罗腾芳、曾隶、杨春芳部下，为辅董营营长，归李旅后始委今职）。本月三日，李旅张团假城内大北街泸康茶园宴客，忽有某部士兵一、二十人，到园门口借端生事，巡查队闻讯拿获二人立地正法。其被处决者一为七混成旅炮团士兵，一为十混成旅三团士兵。该旅士兵认邓宗復司令处罚太过，咸有愤意，因之寻仇之事时有所闻。邓向李辞职，李因情节重大已向省行署表示欲卸去泸县防务之责，惟必须俟赖省长日内返泸方可解决。”到十月二十九日，李章甫在表面上卸去城防之责。“城防事宜原由李章甫负责，后因他种关系城防改由团防看守。近日团防已撤，闻李因某种关系将不负城防责任。各城门自十月二十九日晚起已无军警守卫，启闭职务，由吏夫执行”。
       由上可见，城防纠纷是军阀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也正是可供利用的突破口。
       在泸州城的三角关系中，袁品文起着特殊的作用。他虽然驻在隔岸相望的兰田坝，但对李章甫横行霸道的反动行为早就怀恨在心。然而，在表面上仍对李表示恭顺，不轻易外露，甚至在李章甫的宠妾过生日时，还送上厚礼，亲自过府“拜寿”。故李章甫对袁品文坦然不疑，还多次试探性地表示，要与袁友好合作，
       以对付陈兰亭。
       鉴于李章甫坚持军阀统治的顽固态度和反动立场，中共重庆地委确定以袁品文部为基本队伍，吸收陈兰亭部为起义力量，利用矛盾，解决李章甫，摧毁泸州的军阀统治。然后，率部前往顺庆集中。
       这一期间，中共重庆地委已获得川中军阀对革命的“擎割计划”。为了应付赖心辉调袁品文赴江津，使之与陈兰亭部隔离，然后分头消灭的严重局面，邓作楷频繁往返于泸州、重庆之间，不断向军委和刘伯承汇报，反复商讨起义的准备、发起及事后处置等各项细节。
       袁品文按照预定计划，多次到小市与陈兰亭密谈，两下互诉衷肠，谈到夜深人静时，袁品文见时机成熟，便提出响应莲花池省党部的号召，解决李章甫，组织部队起义，参加国民革命军。对于革命，陈兰亭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对摧毁军阀政治也不是从心里拥护，但除掉李章甫却是他隐忍在心的宿愿。这样，袁品文和陈兰亭在大的方向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就立即商定解决李章甫的具体方案。
       当时，驻泸州的李、陈、袁三部，形同三足鼎立。袁陈合作，以五千之兵对二千之卒，实力占绝对优势，要取胜是有把握的。但李部占据泸城险要，易守难攻。要解决李章甫，必须两部同时动作，一部抢占钟山，使故失去“龙头”之险；一部占领通往小市的两座城门和街道，使敌无城可守。再者，四川是军阀反动势力比较雄厚的地方，必须尽快解决战斗。如不能速战速决，必然会招致军阀们的围攻。如果那样就可能会在没有占领泸城的情况下，使起义遭受挫折。特别是泸城南岸肖镇南的民团，对起义军威胁很大。为使起义一举成功，必须“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
       体”。要达到这个目标，一定要擒贼先擒王，活捉李章甫。然而，李章甫久事军旅，为人好勇斗狠而残毒，刚愎自用而多疑。只可智擒，不可力缚。由于以上敌情、地形等条件的复杂性，就使泸州起义显得十分惊险和带有戏剧性。
       泸州方面经过再三筹划，商定了智擒李章甫的方案。并派人赶往重庆，向刘伯承报告。
       智擒李章甫
       十二月一日清晨，袁品文按着预定计划，专程到李章甫官邸，陪同李前往兰田坝，参加“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这时，李章甫还完全蒙在鼓里，仍神气十足地催秘书誊写“训词”，以备上台训语。
       上午八时许，李章甫谈笑风生，随袁品文坐一叶扁舟横渡长江，来到兰田坝“天上宫”。军士训练学校校部彩旗招展，鼓角齐鸣，列队欢迎李长官。袁品文即按预定计划，将河中大小船只调集南岸。然后，又派人以取“留声机”为名，通知陈兰亭：“（李耗）牛已牵来，事态进展顺利。”待李章甫等人进入客厅后，袁品文马上命令连长严照等人，将李章甫及随行人员一齐缴械。对城里来的“客人”也一样予以扣留。
       接着，袁品文集合官兵讲话，鲜明地树起国民革命军旗帜，宣布起义。
       在进行简短动员之后，袁品文立即命令第二团（团长许剑霜，共产党员）渡河攻占钟山，并亲率第一团和机关枪营渡河，作为预备队。同时，又令新组建的独立营向碗厂方向警戒，掩护兰田坝后方。
       第二团在渡河后，迅速到达钟山。袁品文带领的预备队也运动到龙透关高地。当时，钟山由赖心辉直属的炮兵营把守。在起
       义军前后夹击下，敌军猝不及防，全部缴械投降。
       在城区，陈兰亭部按起义计划攻占通往小市的两座城门，进行激烈的巷战。顿时，全城枪声鼎沸，人马喧嚣。入夜时分，李章甫的第一团撤入城内防守，拼力进行顽抗，战斗非常紧张。袁品文闻讯以后，立即派两个营增援陈兰亭部攻城。双方仍相持不下。这种胶着局面，对起义部队十分不利。正在此时，袁部参谋吴孝思挺身而出，报名入城劝降守敌。至拂晓，守敌在起义军的感召和军事压力下，两个团先后投降。起义军胜利入城，迅即控制高点和交通要道，继续肃清顽抗的残敌。
       碗厂方向的敌人，在抵抗一夜之后，也溃退下去。李章甫部参谋长黎剑侯率六个连向东南方向逃遁，其余全部放下武器。
       袁品文、陈兰亭当即发出起义通电。在泸州起义爆发的同时，城内的共产党员也四出积极活动，以左派县党部的名义，组织市民支援起义部队，并广泛进行宣传，到处张贴标语。到天亮时，全城贴满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市民们出来欢呼起义成功，欢迎起义军，全城洋溢着胜利后的欢悦。十二月二日，起义军全部占领泸州城。泸州起义计划比较周密，主要是智取。双方虽然经过一番交战，但伤亡都不大。据统计双方共伤一二〇余人，亡二十三人。
       十二月二日午后六点，泸州各团体开欢迎袁、陈大会，由袁、陈的代表吴（孝思）参谋演说。《国民公报》记者在目击起义经过后，发回的报道中说：“袁、陈这次起义系奉国民政府命令，李章甫未表示加入国民革命军工作，故暂将其扣留。”“袁、陈两旅入城后，即会同布告，衔为国民革命军第四、五路司令。”起义军布告的要点是：“（一）农民要耕田就要拥护国民革命军。（二）受军阀摧残的人快起来，加入国民革命。（三）三民主义
       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推翻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参加国民革命，在当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泸州起义理所当然地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十二月七日上午九时，泸县各机关团体一百二十多个单位，在小校场开会，热烈庆祝起义胜利，欢呼推翻李章甫的残暴统治。是日天阴雨细，朔风甚烈，而人民之参加者甚为热烈。到会者达六万余人，整个泸州沸腾了起来。
       泸州方面在树起国民革命旗帜以后，初步改组旧军队，清除不良分子，据成都《国民公报》披露，第四、五路革命军官佐名单如下：
       泸县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官佐
       司令：陈兰亭
       参谋：苏復生、朱华斌、王叔平、徐震昌、刘继光
       军需处长：晏德圩
       军法处长：余少庚
       军法员：陈炳勋、歧生
       军医处长：何吉安
       军医：胡鼎、谷芸生
       军械处长：王洁澄
       电务处长：胡泽
       副官长：但功模、韩公前、金越波
       副官：谭风鸣、秦家绪、王炎、周必发、彭安国、熊光爵、刘宽仁、胡国彬、邓笃、汤铭、江台云、顾藩阶、刘汉
       步兵一团团长：陈光亭
       团副：王冠军
       副官：王荣光、姚铭明
       一营营长：刘绍虞
       副长：王保和
       二营营长：邹涛
       副长：张辉武
       炮兵团长：谢灿
       团副：魏绍林
       副官：李炯
       一营营长：钟占云、副长：敖舒
       二营营长：张玉璞、副长：龙济光
       工兵营长：张继光、营副：罗远毅
       机关枪营长：龙惟明、营副：王维权
       副官：巫君叔
       游击攻城：蒋品三（营长）吕楚之（营副）；刘永谋（营
       长）、陈象文（营副）。
       副官：罗雨泉、白文祥、向海云、黄葆愚、罗文光
       步兵二团团长：金耀廷
       团副：廖铁岩
       副官：晏怀国、许伯丞
       一营营长：周长常
       二营营长：何蕴久
       三营营长：舒作臣
       泸县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官佐
       司令：袁品文
       参谋长：唐义承
       参谋：陈居其、崔泰荣、陶俊、江代寿
       副官长：李良弼
       副官：胡润泽、廖贤章、刘沛雄
       军械处长：鄢勋
       军需处长：易尚恒
       军需：袁树魁、李树棠
       军医处长：贾洪智
       军医：何芬、谢洪模
       军法处长：陈琦
       军法员：林树民、刘孟侃、李裕如、张治泰、刘复一、
       刘蜀奎、朱耀冬
       电务员：杨锐、刘承鹰。
       测量员：查允功。
       （三）顺庆起义十四天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日，当泸州起义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时候，顺庆起义的急电也传到了川省“一大”会场。鉴于顺庆是计划依托的根据地，重庆地委决定由刘伯承急赴合川，率黄幕颜部起义，然后迅即转兵驰援顺庆，并指挥整个起义部队。陈毅则前往泸州，督促泸州义军北上汇合。
       当刘伯承赶到合川时，黄慕颜部已离开驻地。原来，秦汉三、杜伯乾在起义以后，急急忙忙以明码电报转告合川，大意是：秦、杜部已提前起义，将何光烈驱走，望幕颜兄逃到果城（顺庆别称）会合。黄接电后，即在合川举义，并派人通报重庆。随后，按刘伯承总指挥设定的“疑兵阵”，伪称返防成都，接替温江防务，率部溯涪江而上，向西往大河坝前进。于是，刘伯承
       又趁夜赶路，终于追上了在大河坝宿营的合川起义军。
       当夜，刘伯承、黄耀颜又就行军路线和部队情况计议一番。次日清晨，刘总指挥率合川起义军二千多人，突然改变行进方向，挥戈北指顺庆。
       顺庆的革命源流
       顺庆（今之南充）归属嘉陵道，是四川中部物产富庶的地区。早在二十年代初，吴玉章就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二五年春，中共中央先后派吴季蟠和黄直峰（知风）到顺庆，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
       当时，驻扎顺庆的是何光烈的第五师。何光烈原是熊克武的部属，同吴玉章、刘伯承早年相识。何在顺庆驻防长达五年之久，平常总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当吴玉章再度到顺庆，劝他归顺广东政府的时候，何光烈表示拒绝，仍然坚持搞军阀割据，与北洋政府沆瀣一气。后来，何光烈为了排斥“进步系”的张表方，又拾起“革命”两个字来做挡箭牌，表示要聘请吴玉章到顺庆办“嘉陵高中”。可是，没几天又突然变卦，以“学校经费无着，本期不能开学”为由，借故推脱。
       尽管何光烈顽固维持军阀统治，我党的活动仍然没有停止。吴玉章几次赴顺，都利用旧关系到士兵中去讲演，宣传革命道理。又到各中小学校讲学，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值此前后，董庸生、袁诗尧、张秀燕、任白戈等都在这里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在农村，李钊凤等在何光烈的“防地”里搞农运工作，提出“反对预征钱粮”，主张“每个农民应有五石谷”等反映农民利益的具体要求。吴季蟠还自费买来幻灯机，每周替民众放映，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国民革命高潮兴起的时候，顺庆革命人士就在水府寺成立了以
       吴季蟠、黄直峰、任启祯等为负责人的国民党左派县党部，秦汉三、杜伯乾均被选为县党部监察委员。
       接着，县总工会、商民协会等相继成立。共产党员姜可明曾带领二百多名工人到六合丝厂，反对资本家谯克勤克扣工人工资的压迫剥削行为。同时，反对官办的所谓“贫民工厂”，抗议厂长王植三压榨工人血汗，这一系列斗争，在当地造成了较大的革命声势。
       秦汉三、杜伯乾在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影响下，逐渐靠拢革命。中共党员吴季蟠、黄直峰又分别到这两个旅当政治部主任。后来，秦汉三也发展成为中共党员，他自己捐钱刊印《三民主义》，并四处散发，对其部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着展开顺庆的军运工作，刘伯承还介绍自己的老部下蒋一木和师功安二人，协助党在军队中开展活动。所以说，我党在大革命中期在顺庆的军运工作是有一定基础的。当时，“进步系”人士曾惊呼：“秦（汉三）革命与工会之关系，虽其隐而实至深”，奉告当权人士“早为预防”。
       随着革命的深入，何光烈的封建性和反动性更加暴露出来。他对人民残酷盘剥，对部属严峻苛刻，专横跋扈，以残忍、腐化出名，被人称为“活阎王”、“活脚猪”。他用其小妾杨冠凤的名义，将大量资金投入顺庆一家丝绸厂，当上了这个厂的大股东。厂方经理人因有何光烈做后台，更是有恃无恐，加重剥削工人血汗。工人们为了生存，一致要求增加工资。厂方不予理睬，工人们便组织罢工。何光烈直接出面干预，施行武力镇压，一次就枪杀三名工人，还逮捕、暗害不少，致使事态扩大，更激起各界人民的反何、贬何怒潮。厂方经理人为了该卸责任、嫁祸于人，乘机怂恿何光烈，说：“你看，共产党（指吴玉章）来了一趟，就
       出了这样大的乱子。如果还要来，那就更不得了啦！”
       何光烈对秦汉三、杜伯乾两位旅长日益倾向革命，常去听政治经济学讲座，在部队实行一些初步的民主，早已不满。对他们提出的响应北伐，拥护国民革命等主张，更视为“邪说”和“越轨”。当一些进步的官兵要求加入国民党时，他竟要“立即枪毙！”还正式宣布：“要入（国民）党，我一个人作代表去参加就是了！”
       何光烈既怨恨共产党，反对国民革命，更害怕人家革命的命。终日疑心生暗鬼，对其部属和一般民众都无端猜疑。对秦汉三、杜伯乾二人疑忌更深，极不相容，时常趁权指挥营、团长。并利用其心腹炮兵团长刘荣升、步兵团长岳某，进行监视，借以架空秦、杜，还阴谋借刀杀人解决秦汉三、杜伯乾部。正如中共重庆地委在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所指出：何光烈“已完全立于反动地位了”。
       秦汉三和杜伯乾因参加国民革命，受到何光烈的百般阻挠，深感只有采取暴力行动，除掉反动军阀，革命才能扩展，民众才能扬眉吐气。所以，当中共重庆地委策动他们起义时，秦、杜二人毅然决定以武力解决何光烈，举行军事暴动。
       驱逐何光烈
       在形势越来越紧迫的情况下，秦、杜根据整个起义计划，秘密商定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趁何光烈在顺庆土门寺操场检阅时，逼何就范，然后宣布起义，并派人到重庆向刘伯承报告。不料，事机泄露。何光烈得知后，又反设“捉拿计”：“乃于十二月四日午后四时，假召集全体军官会议为名，暗设陷阱，作一网打尽之计”。这样，就迫使起义时间一再提前。
       十二月三日下午五时，秦汉三、杜伯乾分别指挥起义军第
       二、三路，向何光烈师部进攻，以猛烈的枪声宣布举行起义。何光烈的亲信炮兵团长刘荣升、步兵团长岳某起而抵抗，双方部队在城内激烈交战。后来，炮团和步兵团的进步士兵，被秦、杜部的革命行动所感召，立即将刘、岳二人扣押，投奔起义军。
       何光烈失却左右手之后，携家眷、弃兵及少数部队仓惶出逃，并试图放火阻止起义军追击。顺庆城内四处起火，正南街十之九，东大街十之五，学院街十之五，以及黄墙街、龙王庙一带，向为精华之区，房屋被焚，火焰冲天，通夜不绝。
       起义军一面进行追击，歼灭逃窜之敌，一面抢占城中制高点，封锁交通要道。十二月四日晨，起义军全部控制了顺庆县城。在起义过程中，顺庆共产党组织以县党部名义，大力进行配合，支持秦、杜两部的正义行动。并立即建立了顺庆地方临时权力机构，地点设在府衙门内，由县长秦自然、党代表林瑞生、军代表姜可明、工人代表屈良洲、王义和、农民自卫军代表刘锡祥等人组成。
       十二月六日，秦、杜两旅出示安民，顺庆的局势渐趋平静。八日，秦、杜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二、三路司令职，并发表《布告》、《宣言》各一则，表示革命军的坚强决心。
       《布告》全文如下：
       为布告事，秦奉国民政府委汉三为川国民革命军第二路司令，伯乾为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司令之职等因，窃我国人民十余年来，外受帝国主义之压迫，内受万恶军阀之摧残，水深火热，已无生路。我国民政府革命军，应人民之请求，出师北伐，不数月间，肃清湘鄂桂黔赣豫闽浙各省，义声远播，即我川省各同志将领亦群起工作，汉三、伯乾等身为党员，
       敌不苟戈以随革命军之后？！余前五师师长何光烈，速梦未醒，到地自大，以武力为私有，用作压迫人民之工具，举凡叛党误国，利己损人之行动，实难整数。汉三、伯乾等意欲促其觉悟，恳举全体官兵哀请鲜明旗帜，拔乃自居军阀之号，恼羞成怒，不顾大局，乃于本月四日午后四时，假召集全体军官会议为名，暗设陷阱，作一网打尽之计，迫我官兵一致愤慨，强其去职，推汉三、伯乾等出而维持。汉三、伯乾为党国计，为地方人民计，义当担此重任。旋奉令委本职，遂将前五师所有驻顺及驻防各县部队，遵照党规定，完全改编就绪，谨于本月八日在顺就职，从此与全体官兵加入革命，一以党国为身家，以主义为性命，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为敌人，以谋群众利益为职志，以党国之光荣为光荣，以人民之幸福为幸福，个人生死利害所不计也。惟革命军国群众之武力，人民即革命军之后援，互相为命，所以成功。汉三、伯乾以槟槟庸村，街党国使命，粉身碎骨，犹恐徒劳，尚望我农工商学联合起来，同一战线土共同奋斗，俾障碍短期扫尽，革命早告成功，废不平等条约，提高国际地位，促开国民会议，使政权归于人民，先总理主义从兹实现，则党国幸甚！人民幸甚！除屯呈函令外，特此布告，仰军民人等一体知悉，此布。
       秦、杜还慷慨激昂，率全体官兵宣誓，誓词内容如下：
       （一）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服从党纲，遵守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议决案。
       （二）联合工农商学，使武力为人民所有。
       （三）服从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四川省党部，并誓以全力拥
       护之。
       (四) 团结精神，统一意志。
       (五) 认清敌人。
       (六) 不扰民、不怕死、不贪财。
       如有违背斯旨，即为民众之敌，谨此宣言，幸垂鉴察。
       颠庆起义无疑是革命举动，但是在暴动时，被赶跑的何光烈部趁机放火，大肆抢劫。起义军中的不良分子，也“顺手牵羊”捞东西。这些，给人民带来了痛苦。当然，这不是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军队腐败势力的遗毒。为供研究者参考，现将张澜先生等人当时发出的《通电》摘录如下：
       项闻顺庆五帅内变，烧毁民房千余家，全城劫掠三日未已。昔日繁华商场，今则一片瓦砾，北望渠洲，枪然涕下。窃念年来兵祸，起于军人，据地自雄，摧残民治，祸变相寻，乱靡有止。五师号称安静，一岁四征其粮，三年两巡其帅，军阀来路，周知斯矣。心怡（何光烈号）以本区之人，作本区之长，当日如何回防，此日如何离任，军民感情，今昔如何，清夜自思，应自惕悟。刻号召外兵，声言讨叛，争个人之位置，遣地方之糜烂，不可收拾，纵令得志，岂复已有。夫再实之本不繁，已徒之鬼不买，履辙犹在，遂不自知。苟若即平罢兵自行归田，以谢人民，而图晚盖。
       至于秦杜两部不满感现状，尤宜别树断骸，革命军兴正应北伐，何必局促西蜀，周旋小侯之庭，献纳于清军之前，以自取削弱，而些待分割裁，无益于事，徒苦吾民耳。今为保全地方计，应请两下罢兵，心怡解甲归田，秦杜率军出境，一切是非功罪，静候国民裁判。政权交还政府，主权交还人
       民，以旧有防地，作为民治区域。巡帅以后，不再置帅；移防而后，不再设防。川中苦兵久矣，军民上下所疾首痛心者，实为防地之故。请自西、南、营、蓬七县始，废除防区，试验民治，发展一线之生机，开扩治平之先路，用作缓冲，籍资观感，川民幸甚，川军幸甚。
       刘伯承顺庆誓师
       十二月九日，刘伯承率合川起义军到达顺庆，三路义军汇集到了一起。刘伯承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详细了解起义经过，审视事变之后整个局面的变化及其影响。并对巩固和发展起义胜利，处理各部队关系，整肃内部纪律，布置防范措施，安置民众生活等作了安排。鉴于各部素不相习，和当时面临的复杂环境起见，特别强调统一指挥。
       为了发展革命军的精神优势，刘伯承决定在十二月十日召开誓师大会。这一天，三部起义军（六个团另两个营）共七千多人，和当地民众数千人，在果山公园集会。会场两侧贴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英吉利、美利坚赶快缩头”；“法兰西、小日本各自滚蛋”。
       在革命军民的拥戴下，刘伯承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职，并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他号召各路起义队伍团结一致，坚持拥护和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民众谋利益。大会还宣布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分别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第一、二、三路司令职。随即，黄慕颜等联衔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称：“慕颜等许身党国，义无反顾。惟所有各部同处顺庆，指挥调动诸多不便……。特联衔推举中央党部四川特派委员刘伯承同志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黄慕颜
       同志为副总指挥。两同志均久历戎行，兼忠党国，众望所归，当能俯就。”
       泸州、顺庆起义军的行动，很快得到四川民众的同情和支援。在进步军人中反响尤为强烈。他们深为川中革命举动所振奋，纷纷致电表示对起义军的支持，有一则电文称：“革命潮流，沛然莫测，反动势力，日渐崩溃，诸同志乘时崛起，鲜明旗帜，风声所播，党国增辉，念顺庆为北道中枢，应在此地确立革命基础，椎禁诸同志，切实团结，应付环境，固守顺防，勿稍让步，使川中革命空气，由此而日益扩张，党之幸，国之福也。特电致贺，并祝努力。”
       四川军阀的“易帜”风潮
       泸州、顺庆、合川的起义，象强烈的地震，震撼着整个四川。正在观望、犹豫的军阀们恐慌起来，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但又为大势所迫，不得不装模作样改换门庭。他们纷纷派遣代表奔武汉、跑广东、窜南昌，以倒戈易帜为“风雅”。到一九二七年初四川军阀几乎全部都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革命军”，鹦鹉学舌式地唱起“反帝反军阀”的高调。刹时间，军阀们输诚易帜的消息充斥着当地的新闻纸。
       四川军阀赖心辉虽然已成为空头司令，也顺水推舟导演驻合江、江津驻军一同易帜。重庆《新新日报》称：“合江驻军范子英旅长已令全部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与泸县陈袁两司令一致革命，江津牵剑鸣师长，马昆山、赵锡之两旅长亦完全改用新旗，津、合人民异常欣喜。”
       更为可笑的是，就连丧家之犬何光烈，也追赶着时髦的易帜尾巴，倒向国民革命。《国民公报》也刊出“何光烈近亦在南部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从事革命工作”的消息，真令人忍俊不
       禁。
       尽管这帮军阀的骨子里仍是旧的一套，可当地新闻界却以“川省将领完全革命化”为题，大肆宣传了一番。通过这些报道，既可以看到沪顺起义的深远影响，又能看到四川军阀的投机本领。
       据调查“四川将领完全革命化”统计如下：
       甲：刘湘部
       (一) 罗纬，___ (二) 王绣绪，
       (三) 潘文华，___ (四) 杨芳毓。
       乙：杨森部
       (一) 向成杰，___ (二) 郭汝栋，___ (三) 白驹。
       丙：赖心辉部
       (一) 袁品文，___ (二) 陈兰亭。
       丁：邓锡侯部
       (一) 黄慕颜，___ (二) 陈鼎勋。
       戊：刘禹九部
       (一) 万激珍，___ (二) 刘纯诚。
       起义军血染果城
       顺庆起义虽然暂时取得胜利，川军中也出现“易帜”的风潮，但在实际上革命军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此，刘伯承看得十分清楚。他以总指挥的名义，对顺庆进行了认真周密的部署。首先，起义军以黄慕颜所属原司令部为基础，扩编为顺庆方面总指挥部，地点设在原第五师师部。随后，刘伯承又采取了一系列坚决的应急措施，使顺庆的混乱局面很快得到稳定。
       按照重庆地委军委的原定计划，是以顺庆为根据地，待泸州义军前来会合，然后向绥定（达县）进击，消灭顽固军阀刘存厚。
       当时，刘存厚仍然挂着北洋政府所任命的“边防督办”的牌子，四处招纳土匪民团成军，号称三、四千人枪。实际上，是借邻近一些军阀部队（如邓锡侯部的林翼如旅，田颂尧部的谢庶常旅）为自己摆门面、壮声威，跟国民革命唱对台戏。照实力而言，凭借起义军的力量和精神优势，是很有把握扫除这一障碍的。如果乘胜占驻绥定（达县），然后出方源、城口，将川鄂连成一片。那么，就可以背靠大巴山，俯视川中、大鄂西，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局面将是相当可观的。
       然而，革命时期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四川的反动军阀在遭到当头棒喝之后，很快悟出了这一事实的意义，便气势汹汹地向起义军扑来。而泸州方面，十多天来迟迟没有向北运动的模样。面对这一形势，刘伯承便提出：迅速撤出顺庆，向川鄂边区前进，发挥起义军的精神优势，吃掉弱小军阀，壮大革命力量，向武汉政府靠拢。无疑，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四川军阀在兵员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如果起义军不能很快集中强大的兵力，乘胜进击，就会被敌人击溃和消灭。
       正当一、二、三路起义军商议移动之际，忽然黄幕颜部学生队政治教官廖宗泽从重庆带来杨阁公的紧急密信，称：已严令泸州义军火速向顺庆集中。指示一、二、三路原地坚守，等候泸州义军会合。于是，刘伯承又和黄、秦、杜进行会商，在兵力部署上重新作紧急调整。改撤出顺庆为坚守该城。急令各路义军作好战斗准备，并抓紧时间对部队施行政治教育，着力予以整顿。
       严重的情况开始了！局势显然朝着不利于起义军的方向发展。首先是泸州方面一直未向顺庆靠拢，耽误了宝贵的时间，川中反动势力正在纠合起来，向起义军进行政治上的攻击和施加军
       事上的压力。
       早在十二月六日，黄鳌颜部在大河坝改道前往顺庆时，军阀邓锡侯立即派驻合川第三师王学姜、刘润之两个团尾随其后，进驻嘉陵江右岸李渡一带，对顺庆取监视状态。紧接着，邓锡侯又加派驻遂宁的李家钰部四个团，从西面逼近顺庆，责令各部对起义军“克日截定，以免蔓延”。
       逃窜到南部县的何光烈，已被田颂尧委为“四川西北屯殖副司令兼第五师师长”，他搜罗了手下的胡炜独立旅（此时改为混合旅）、刘睦荣炮兵团（此时改为独立旅）、李炜如骑兵团（此时改为第九旅）、瞿联丞团（此时改为第十旅），叫嚣着要“杀回顺庆报仇！”同时，又派人到广安向邓锡侯部罗泽洲师乞借援兵。罗泽洲对顺庆地盘早已垂涎三尺，便打着“援何”的旗号，率十六个营从广安倾巢而出。并扬言：“何师长带兵回来了！”借以扰乱人心。
       到十二月七日，罗泽洲率重兵在距渠城仅八里地的都尉坝驻扎。各军阀部队杀气腾腾地从四面包围起义军。
       在敌军压城的危急情况下，刘伯承总指挥命令秦汉三部二团团长姚元铎率兵三个营，“在西城外紫云寨、二郎庙、插旗山一带担任警戒，日夜巡视，防止敌人袭击”。
       十二月十三、十四两日，敌人攻击十分激烈，“炮声隆隆，弹下如雨”。敌人以八个团的优势兵力，从三路向起义军进攻，第一路进攻驻小老君社伯龄部，第二路进攻江对岸的白塔寺，以牵制秦汉三部，第三路则在都尉坝与黄鳌颜部对抗。在起义军方面，兵力以秦、杜部为主，约五千人。但士兵多系顺庆土著，一贯有“养家肥己”的传统习惯，这回仓促起义，不少人“顺手牵羊”发了私财，各自回乡。部队中的亲何奸细，不时与
       外部勾结，更是一大隐患。黄慕颜部有二千多兵力，但各连排长多在学生队受训未回，直接参加作战的力量不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仗打得十分艰苦，起义军伤亡甚多，只得退回城内防守。而泸州方面，时至十二月十四日，还没有北上会合的迹象。
       十二月十四日，刘伯承总指挥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讨论放弃顺庆向东转移的方案。秦、杜两部团、营长因有着属在城内，表示不愿离开，力主坚守。两种意见，久持不决。最后，由刘总指挥作出决定：敌强我弱，当避其锐气，起义军全部撤出顺庆。撤退方案采取攻击一面，以攻为守，冲出敌围。刘伯承说：我们要以全力向围城部队主力（“四川边防军”李家钰部）进攻，只要敌主力阵地突破，城围自解，我可突围而出。此案得到各方同意。
       十二月十五日晨，为集中兵力攻敌一面，刘伯承命令起义军一路出两个营，二、三路各出三个营，共计八个营的兵力，由秦汉三任前敌指挥，向李家钰部发起猛烈进攻。因敌人兵多势众，火器精良，起义军多次组织进攻未能得手。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刘伯承亲临西山前线督战，鼓励起义军官兵英勇杀敌，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午后一时，在蒙子垭一带守卫的姚元铎团长，看到敌人十分猖獗，下决心避其锋锐，他亲自率领第二营官兵在平桥向敌实施突击。敌人依仗兵多势众，据险抵抗。双方相距仅数十步，起义军奋勇冲杀，与敌肉搏。顿时血肉横飞，杀声震天，敌人力渐不支，向后溃退。正在这时，姚团长头部中弹，不幸阵亡。在这种情况下，各路起义军仍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奋勇突围。至下午时，黄慕颜部已占领距顺庆约二十华里的望水垭。
       敌人一面以“敢死队”猛烈进攻，一面利用何光烈的封建关系，在阵前乱喊乱叫，进行煽动，致使起义军内部的动摇分子弃
       枪逃走，甚至有的临阵倒戈。在郊区凉水井前线，连长戴宗勤叛变，对起义军造成极大威胁。形势越来越险恶！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双方在小老岩进行激烈交火，刘伯承令黄、秦、杜各部“皆派部队拼死力战”。但终因敌众我寡，难以挡住敌人“敢死队”的疯狂进攻。下午三时左右，罗泽洲部两个团由何光烈亲自督阵，向西壕口（距城五里）防守紫福魂、凉风堰、五凤山的起义军进攻。杜伯乾部两个营临阵叛逃，致使罗泽洲部趁机直冲入城，抢占了“总指挥部”。原被扣押的何部岳、刘两团长乘机逃脱，城内秩序大乱。暗藏在起义军中的奸细和反动分子，趁战况最吃紧的时候，里应外合，搅乱阵势，并对刘总指挥图谋不轨。刘伯承因“与秦、杜军素不相习，骤遇急变，几遭反噬，乃当机立断，及时裂衣、飞坠峭壁，冰水脱离险境” \( ^{①} \) 。
       城被攻破后，李家钰部趁势集中全力向占据望水垭的起义军进攻。第一路官兵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后撤。当敌人进入大西门时，起义军开始从城中撤退。撤离顺庆时，黄慕颜部学生队仍情绪激昂地沿街演说，遍发传单，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顺庆起义军一、二、三路全部向灯台场方向转移。灯台场是顺庆东北面的一个乡镇。到黄昏时，灯台场挤满了撤退下来的部队，犹如兵山一座。副总指挥黄慕颜先期到达。接着，刘伯承总指挥、秦汉三、杜伯乾等先后赶到。起义军领导就地开紧急会议，商讨今后决策。刘伯承提议：起义军全部暂退开江县整顿。
       开江是杨森属下王仲澄、罗觐光部的防地，两人与刘伯承素
       有旧谊，加上当时杨森面临困境，又有朱德同志早在上层活动，必能容纳起义军。于是，刘伯承借参谋徐孝安最后前往交涉。起义军各部即向开江前进。
       部队行军至蓬安县时，准备在周口一带渡过嘉陵江。当时，夜幕沉沉，寒风凛冽，几千人的队伍聚集江岸，只有一条渡船在波涛中往返，各部官兵争渡，显得十分拥挤。正在此时，邓锡侯部派驻绥定（达县）的林翼如突然出现在面前。起初，黄慕颜思想麻痹，对林旋毫无戒备。因为前些日子，林翼如曾向黄高谈阔论，唱了一番“我们不幸命难革命”的高调。谁知林旋到达以后，竟对正在半渡中的义军发起进攻。起义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在风寒场一带激战四个小时，又退守岗山。敌军趁夜猛攻，占领山头，并抢去大炮一门，步枪八百余支”，起义军损失惨重。营长柴崇林英勇抗敌，捐躯此役。随后，起义军向大竹溃退，敌军仍穷追不舍。“在林坝溪一带又遭到罗泽洲部截击，伤亡官兵三十余人，损失枪支甚多”。
       部队正在急难时，刘伯承返回前来接应。对部队稍加整理后，又连续行军向开江疾走。是时正值隆冬季节，寒风交裹着冷雨、雪花，彻人筋骨。起义军在崎岖蜀道上艰难地蠕动着。有一天晚上，部队在农民家借住宿营，卫士们给铺好了床，黄慕颜派人叫刘总指挥休息，到处不见踪影，找了半天，后来才发现，总指挥早已用手作枕，倒睡在灶房的柴禾堆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刘伯承率起义军余部二千多人，经过连夜奔波、长途跋涉，由梁山之猫儿寨，经达县之大树坝、葫芦潭前往开江。罗规光当时倾向革命，对起义军表示友好。起义军到达开江时，受到驻军司令罗规光的出城欢迎。黄慕颜驻开江城外普安乡街上，距县城五里之远，秦、杜（两部）驻城内西南二门附
       近一带，随即进行休整。
       刘伯承总指挥率部撤至开江以后，与黄慕颜等人联衔打电报给武汉国民政府，陈述泸州、顺庆暴动的起因和经过，以及起义军移住开江以后，仍准备为民众利益而兴师的坚强决心。电文如下：
       四川僻处西陲，思想落后，反动分子较为嚣张。内迁连年，屡经甲于全国，鼓声吸髓，剥削不遗耕氓，民众日感革命需要。而历次战争，不惟于民众痛苦丝毫未除，反如水益深，如火益烈。际兹全国同志努力，为民众求解救，武装党员，奉政府命令，岂可坐视？故于十二月东、江两日，肃清反动分子，举义泸、顺，响应北伐。并为军事统一计，推举刘伯承同志为总指挥，黄慕颜同志为副总指挥，党国大事，义不容辞。不料（四川军阀）……（原略）。伯承等即为民众利益而兴师，誓当为之奋斗到底！大义所在，矢志不渝。
       顺庆起义军在强敌围攻下遭到失败，被迫放弃渠城，向川东转移。然而，起义军在四川所造成的重大影响，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声威远播。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公报》报道“郭汝栋师长以秦（汉三）杜（伯乾）两派加入革命，特电致贺”的消息。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左倾将领向时俊向刘伯承等发出要电称：“反动派之最后挣扎，不过回光反照之一时的现象，尔等乘时举义，稍受挫折，然因此而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固不能以事之成败论
       也。观军阀残余势力，尚未肃清，完成革命，贵在吾辈，窃愿与兄等共勉之，特复布臆，并祝努力。”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绥定通信载：“五师秦杜两部千余人及黄慕颜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梁山之猫儿寨经达县之大树坝、葫芦潭开往开江。
       “秦、杜、黄各部到达开江后，改编十三连，尚有空枪六十支，罗巍光师长以及已部在开江尚难维系，何能养活他部，商议秦、杜休息数日后，拟他方面发展。
       “黄慕颜部抽杀队，留于营山境内者，尚有三连之众。”
       “黄慕颜、杜伯乾到开江后，即赴万县。”
       又据《新新日报》开江通信称：“黄、杜、秦部队由大竹来此，包晓南旅长及罗巍光司令均出城欢迎。
       “革命军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前由大竹赴此经过林坝溪时，曾被罗泽洲师长部队截击伤亡官兵三十余人，损失枪支甚多云。
       “革命军第一路司令黄慕颜部队驻开江城外普安乡街上距开城五里之远。
       “革命军第二、三路司令秦、杜部均驻于城内西南二门附近一带。
       “革命军此次移开江系因大竹地窄难于容驻而给养亦异常困难，遂通过该地驻军白驹师转电驻开江军队通融移队驻防云。”
       另一篇“川声新闻社”消息则发表了一封军中来信，转述了起义军到川东的活动情况：
       “前次顺庆事变，秦部僚属留渝者现得其友自万来函云，因此间已竖革命旗帜，本军为首先发难之人，甚蒙各方青睐，部署徒守，接济资粮，招待殷勤，颇为难得。近闻邓晋康督办将就革命二十七军军长职，既同趋青天白日旗下，则前次在顺庆所受损
       失，概可望如数归还。所有当时散走各官兵，均先后来万集合，黄部学生队亦早到齐，仍行赴日开课，工作未懈云。”
       起义军余部二千多人退驻开江以后，休整了几个月时间。在开江的起义军，经过严酷的斗争考验和政治教育，逐渐提高了革命觉悟和斗争意识，增强了纪律性，受到民众的称赞。当时的报纸记载说：“刘（伯承）、黄（燕颜）部队，军风纪异常严肃。市场交易公平，主客两军及人民俱相亲善。”“国民革命军川军自到开江以来，不上两月，而开江民众对于该军均表拥戴，说‘自来驻军未有如此之好’”。
       起义军抵开江后，还展开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传播革命思想。当时的报纸以“开江民众大有觉悟”为题报道说，开江民众，以有革命军一、二、三路司令驻扎该县，近来颇有发展。农民方面，在回龙场已成立两个乡农民协会，共四百余人。甘棠乡已组织农民协会三个、区农民协会一个，共五百多人。普安乡已组织两个乡农民协会，共四百人，甘棠乡、普安乡各组织一个商民协会，百余人。并有一个团练改组农民自卫军之倾向。一支旧式军队在短期内出现新型的革命武装姿态，充分显示了党的政治工作的威力！
       吴玉章未能入川的原因
       起义军败退开江，无疑是顺庆方面的重大挫折。但是，从整个国民革命来说仍在进展，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北伐军已将吴佩孚的势力最后驱逐出武胜关（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处）以外，广东国民政府决定正式迁都武汉。十二月八日，对沪顺起义进行指导和联络工作的吴玉章已经到达武汉。
       十二月下旬，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急派李嘉仲前往武汉，找吴玉章联络，向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代表报告。因行
       程紧急，来不及写书面材料，杨闇公嘱李嘉仲口头详细汇报。
       到武汉以后，李嘉仲先后向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汇报，报告起义的详细经过情形和起义部队现有实力。据当时的报告记载，计有枪支一万二千支，大炮十门，机关枪十尊。李嘉仲严肃地汇报了起义军面临的危急情况，紧急请示如下事项：
       （一）委刘伯承以军长名义，统率黄、秦、杜、袁、陈五部；
       （二）拨款以济军中急需；
       （三）政治部派人前往服务 \( ^{①} \) 。
       上述三条，都是关系到起义军生死存亡的关键。可是，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兼管军事工作的张国焘，以冷漠的态度听了李嘉仲的汇报。当时，李嘉仲唯恐有所遗漏，前后详细谈了两个多小时，张国焘听完，竟然板起面孔，书生气十足地说：“你讲了两个多钟点，没有纲领，没有重点。”面对关系到一万二千名起义军前途的大问题，却爱理不理，完全采取了机会主义的官僚态度。
       对此，吴玉章同志十分焦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上，吴玉章力主按军队序列，给沪顺起义军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的番号，迅速发表刘伯承为该军军长。 \( ^{①} \)
       在当时，对起义军尽快给予政治上的承认和组织上的任命，是具有重大作用的。但是，别有用心的谭延闿借故拖延（此时汪精卫不在武汉，由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说什么要经过“蒋总司令”，并将此案交给苏联顾问加伦将军，顺便带往南昌行营，
       让蒋介石“过目”，故意从中作梗。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有关条例，这项任命完全可以不必经过蒋氏。况且，此时的蒋介石正与帝国主义打得火热，阴谋叛变革命，根本不可能同意中国共产党掌握军队。
       委任之事被一再拖延(几达半年之久)，实际上使沪顺起义军失去了武汉政府的支援。张秀熟曾追忆说：“当时，刘湘、杨森纷纷易帜，但本质未变。如果国民政府能早日发表刘伯承同志的任命，那末沪顺起义的情况要好得多。可惜，迟迟未发。于是四川军阀抓住这一点，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易帜了，是国民革命军。你们泸州、顺庆没有名义，是反叛。’随后就进行围攻。这说明，新老军阀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他们都不愿意看到共产党人掌握军队。”
       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持下，武汉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为保护沪顺起义军免受反动军阀的继续摧残，特以中央党部名义，派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秘书长吴玉章入川调解。并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委员临时会议名义于当日（二十九日）发出“艳电”，明确肯定起义军“揭出革命旗帜”，“成绩颇佳”，责令刘湘等反动军阀，“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对刘湘等人来说，这份“艳电”无异于隔靴搔痒，但却表明了武汉政府的态度。其电文如下：
       重庆——刘军长赖军长李师长其相均鉴：顷得报告，往泸州顺庆各军分途出兵将醴城祸。查袁、陈、秦、杜将领数月来选据四川省党部四川特务委员报告，该旅长等具有革命决心，经陆续派员分赴各该部作政治训练，成绩颇佳。中央并经准其于必要时机表明态度，揭出革命旗帜，免受摧残。
       述来川中各军领袖请求名义，政府已分别发表，是彼此同属革命洪权下之军队，更无军事行动之必要，望各相互尊重和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即有争执，应即呈诉中央，听候解决。除特派员吴玉章同志即日入川调解外。特此电达，仰即遵照。
       刘湘一面在幕后指挥对起义军血腥镇压，一面以花言巧语欺骗武汉国民政府，极力阻挠吴玉章回川了解实情和进行调解。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刘湘以忽电告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电文称：
       急，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鉴：艳电奉悉，自沪顺驻军先后揭出革命旗帜，因与湘部隔绝，致顺庆附近驻军因得乘机移动，远劳忘系，怅念同深。然湘为维护革命实力计，前经设法调护，已将两方军事停止，静候和平解决。我政府为避免局部纷争，特派专员来川调解，逐谋项划，钦仰英铭。现川军将领，多已鲜明旗帜，一轨同趋，顺、沪之事，当不难圆满解决也。特电奉复，至为明察。刘湘叩江印。
       吴玉章于一九二六年底启程入川，一九二七年初到达宜昌。因为当时北伐军攻告宜昌不久，武汉政府迫切需要解决宜昌方面的军事纠纷，并在当地筹集粮食和款项。“另外，武汉方面收到刘湘的忠文之后，也以为川中问题确已“圆满解决”，便令吴玉章留官处理一切（直到二月五日才返回武汉）。下面这则报道，反映了武汉方面自顾不暇的情形和轻信刘湘急电的幼稚。一九二七年一
       月二十九日成都《国民公报》记载：
       国民政府前派吴玉章回川调处，川中将领已纷纷去电欢迎，吴君业已抵宜。顷闻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第五次会议又议决：关于四川善后问题，决承认四川省党部及四川特务委员会之处置。闻该部及该会所接洽之各路，及其他中央所委各职，如有意见争执，仍应呈请中央解决，已有训令务饬知照。并闻黄、秦、桂、陈、袁各路司令，政府业已正式追认有效云。
       吴玉章接到武汉的指示之后，只得奉命行事。但是，他的心仍然挂念着四川，他在发给刘伯承等人的慰问电中，表示了对沪顺起义军的关系，并勉励全体官兵：“望始终坚持，努力杀贼！”刘伯承等戎马倥偬中复电表示：“弟等早具决心，始终不渝。”
       顺庆起义军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日起事，十二月十六日撤出，前后经历了十四天的时间。这是英勇战斗的十四天，可歌可泣的十四天。但是由于多种原因，顺庆起义遭到失败。
       杨森的又一次投机表演
       一九二六年末至一九二七年春，全国政局动荡不定，川中形势也出现一个特殊的微妙阶段。
       顺庆起义军退到开江以后，随朱德同志驻万县的政工人员致电刘伯承总指挥表示亲切慰问，从生活费中寄去一百元，以示微薄之意。然后，又以朱德的名义，督促杨森让出开江部分防地，作为起义军暂时屯留地，并接济一些伙偷。
       在援助顺庆起义军方面，杨森的表演很有些出人意料，他又“让”防地，又“送”给养，甚而至于“献”出了三千支快枪。在
       这里录下几则有关杨森的报道，对研究地方军阀在大革命中的两面派行为，是不无益处的。
       “开江所驻之罗魏光总司令与包晓南旅长现因革命军第一、二、三路司令秦、黄等部到开，故罗包两部，已奉杨子惠命令，向开、万两县移动，以免兵多之患。
       “革命军第一、二、三路部队尚无驻地，杨子惠特电商罗魏光拟令暂行分驻开江。
       “开江罗魏光部对于秦杜各军颜表亲善，并允为伙饷等种种之接济。”
       另据报道：“杨子惠接济秦、杜等旅费壹千元，并约刘伯承到万县会商一切。”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扬子江通信社消息云：“杨军长孙充秦、黄、杜枪支。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司令黄慕颜、第二路司令秦汉三、第三路司令杜伯乾，由顺庆走蓬安、渠县等地西进开江，纪律尚好。沿途蒙驻军招待护送，如大竹白道成师长，均资给养。现三部驻开江，杨军长令罗魏光司令检阅，约计三部损失四千余支，杨军长已允三部快枪三千支，并助其努力革命云云。”
       为什么在起义军受挫折的时候，杨森没有趁火打劫，反倒“热忱”相待呢？原来事出有因：内因是杨森迫于形势和自身的需要。外因是朱德同志教促的结果。
       早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杨森打着“援鄂”旗号，与孙传芳遥相呼应，暗中偷袭北伐军，结果遭到迎头痛击。刘湘则率灭乐祸，伺机对杨森下手。在进退失据、穷途末路的时候，杨森又玩弄投机手法，即向莲花池省党部再次表示“竭诚之意”，发誓“今后决心彻底革命”。并派人驰赴重庆，迎请杨阁公、邓劫刚赴万县“主持党务”。又送电其驻汉口代表向国民政府表示“绝对
       努力革命”，请求宽大处理，并恳请朱玉阶（德）党代表速回万县工作。
       狡猾的杨森表面上悔过和伪装革命，借机讨好起义军，求“中央特派员”刘伯承为其说情，以掩饰自己的罪恶。又拿起义军作为“筹码”，给背后指使镇压革命的刘湘看看“颜色”，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并心怀叵测地把起义军看成是“落地桃子”，欲获“守株”之利，等待日后“收编”——这就是杨森“一箭三雕”如意锦囊。
       一九二六年底，刘伯承总指挥来到万县，住宝隆洋行西厢房。不几天，杨湘公也到达万县，与刘伯承同居一处。刘、杨二人一起研究时局的变化，商讨顺庆善后和泸州方面的军务，收容和安置顺庆失败的零散人员。并要等候朱德同志从汉口返回，带来中共中央和武汉政府的指示。此刻，泸州外部的情形暂时比较平静，所以刘伯承、杨湘公在万县呆了十多天时间。并对杨森进行工作，施加影响。
       当时，武汉方面仍十分重视万县一带的工作，但又对杨森保持高度警惕，就连杨森派驻汉口代表也对杨的出众尔尔感到难堪和愤慨，不予信任。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九二七年元月五日，杨森部驻汉代表傅子东，接连致电刘伯承，通过刘伯承探寻杨森的真实意图。刘伯承和杨湘公严厉地对杨森陈说利害，晓之以理，喻之以势，促其谢除左右“研究系”分子。杨森赶快作出姿态，“忍痛”将反动分子魏楷部改编，并把魏扣押万县。其余“研究系”分子，也分别处办与遭散。元月七日，杨森在给驻汉代表的电报中称：“森就职后，即彻底工作。返万一切情形，刘伯承、杨湘公诸同志均在此亲见。”公然借刘、杨二人的身份替自己“增光”，又哀求刘、杨二人出面“作保”，以渡过“政治危机”和
       “军事危机”。
       刘伯承、杨闇公早已看透这个劣迹昭著的军阀，但依全局的需要和杨泰当时种种表现，仍继续对他进行工作，促使杨泰与刘湘对抗，防止杨泰再向右转。刘伯承经再三思索后，在元月九日以颇为保留的态度，复电汉口，称：“子惠近来认识较明，着手改编部队，调各师长等组织军事委员会，并筹备特别党部，规划政府训练各事，均节节进行。惟政治工作需人耳。至加入反奉斗争一层，连日正与睦商。特复。”
       （四）整顿队伍 坚守泸城
       刘伯承秘密赴泸
       一九二六年冬，蒋介石在盘踞南昌以后，反逆毕露，拒绝迁往武汉，加紧进行阴谋活动，准备公开叛变革命和投靠帝国主义。他派戴季陶秘密赴日，要求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反革命政变。又公开要求英、美等帝国主义给以援助。各帝国主义买的买办走狗，北洋军阀的官僚政客，纷纷聚集南昌，进行所谓“政治南伐”。蒋介石为培植反动势力，以配合和支持他的反革命政变，正步步插足四川。一九二六年底，蒋氏一反常态，频繁地接见四川各军阀代表，直接进行拉拢活动，以个人名义授刘湘、刘文辉、赖心辉等人以军长职务。并先后派反动分子卢锡卿作私人代表，吕超作“四川宣慰使”，还有杨引之、戴奔等入川搜集各方情报，与刘湘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对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四川创造的良好革命局面，蒋介石早已怀恨在心。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感叹：“四川情形复杂！”“现事莫烦于川黔，军事乎、政治乎，其纷乱如此，何日廓清之也。”此时的四川，在蒋氏心目中不再无暇一顾的偏僻，而是大可作为羽翼之用。既能仿吴佩孚的故
       仗从侧翼威胁武汉，又可利用四川军阀加紧反共，使蜀中成为他实施政变的屠杀演习场。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蒋介石自九江电令刘湘、邓锡侯等抽调部队赴鄂，名为参加北伐，实为监视和逼压武汉政府，为其反革命政变张目。只因被沪顺起义军牵制，军阀部队未能调出。
       随着形势的变化，武汉政府内部矛盾更加尖锐，险象环生，政治阴云沉沉地笼罩着中国。
       为着准备应付泸州战局，迎接新的斗争，中共重庆地委军委陆续调集力量聚会万县。从汉口派往泸州起义军中做政治工作的人员也相继到达这里。其中有许多人对武装斗争缺乏认识，对实际战争没有经验。大家纷纷要求刘伯承总指挥讲军事知识，介绍作战的经验，来个“临阵磨刀”。
       刘伯承利用早晨和晚上的时间，给大家摆“龙门阵”，谈笑风生地摆了七、八天，讲了十来个亲历的战斗故事。有丰都护国之役、内江桦木镇之战、双凤驿之战、梁河之战、龙泉驿大捷、浮图关之役、铜钟河之战等等。这些早期民主革命的战例，也都是血肉搏斗、激烈异常。刘伯承注意引导大家总结和吸取顾庆失败的经验教训，鼓舞大家干革命、干战争的信心。同时又以讲求实际的态度，教育青年们以严肃认真的精神，从实践中学习打仗，学会带兵，尤其指出了改造旧军队的艰巨性。刘伯承说：“古人有‘为君谈笑静胡沙’的，我佩服那个气度，可没得那个本事。我打仗有一条，就是靠谨慎。老话说：习斗谨严。当年的李广、程不识，各有战法。依我看，李广是浪战，程不识是习斗谨严。”“没打过仗的要敢打，莫怕死。泸州还有得仗打。要把队伍掌握住，要多做政治工作。看这个形势，中国还得打它几十个回合，要靠枪杆子跟反动派说话。”
       不几天，朱德同志从武汉返回万县。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率军委会议，研究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及局势发展的新情况，紧急筹划泸州作战方案。最后商定：由刘伯承即刻到泸州，全权指挥泸州起义军。同时军委布置李蔚如同志到涪陵等地搞团运工作，曾润伯同志在泸州布置地下工作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要求。会后，刘伯承和杨闇公返回重庆，向莲花池省党部进行周密布置，随即准备奔赴泸州。
       当时，刘湘勾结蒋介石反共，四处派遣反动分子监视刘伯承等人的行踪。
       杨闇公关心地对刘伯承说：“你到泸州要秘密，我设法掩护你。”刘伯承又翻过衣服口袋，颇为天真地说：“我袋袋里一文不名，没有路费。”杨闇公拍拍对方的肩膀说：“你自己想办法。你不是在菜园坝还有几间房子吗？”刘伯承笑了笑，赶紧托人典当，以换取去泸州的路费。
       待一切布置妥当后，杨闇公就借“办交涉”为名，到放牛巷刘湘府宅登门“拜访”，天南海北，虚与周旋，掩护刘伯承赶赴泸州。
       杨闇公告辞之后，刘湘的密探前来禀报：“刘伯承已离开重庆，可能往泸州跑了。”刘湘听后，几如闻雷失箸。因为他深知刘伯承的厉害，如今放虎归山，将来终是大患。于是，紧急下令派出大批快骑，分头追赶。
       这一天，刘伯承单骑飞驰，马不停蹄，走了一百四十里。经白市镇、丁家坳、邮亭铺，一直向西南方向奔去。刘湘的人马也紧追不舍，追了一百多里。但刘伯承轻骑快马，又选择熟悉的便道，早已渺如黄鹤。刘湘的追兵望尘莫及，只好败兴折回。
       整顿泸州
       一九二七年一月下旬，刘伯承总指挥顺利到达泸州城。
       这时的泸州，虽然外部情形一时显得平静，但泸城内部却是一种百乱待理的混乱状态。按照原定计划，在起义以后即须主动放弃泸城，迅速通过荣昌、合川地界，到顺庆集中，与黄寨颜、秦汉三、杜伯乾三都会合。陈毅同志此时早已离开泸州，前往合川一带，联系通往顺庆的道路问题（后转重庆）。
       然而，在泸州方面的部队长官舍不得“盐款”，不想出发，天天说那每月八万元的“盐款”收入。这样，当顺庆方面军情十万火急的时候，泸州仍按兵不动。十二月中旬，刘伯承从顺庆急电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委托陈达三先生前往泸州，代表总指挥耀策泸州义军北上。陈达三是四川军界颇有名望的人物，曾任熊克武部参谋长，时为省党部监察委员，参与策划四川军事。陈达三到达泸州以后，既以省党部命令，又用军界前辈的身份，力促部队开放，结果还是调不动。
       原来，在占领泸州以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兰亭部本来素质就差，参加起义时思想很复杂。陈部聘请的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右派分子，暗地里从事破坏活动，挑拨各部之间的关系，极力阻挠和反对到顺庆集中的计划。还怂恿陈部官兵争盐款、争税收，一时间得乌烟瘴气。陈兰亭本人也“旧病”复发，整天与地方绅士们周旋，四处伸手抓钱、抓粮以肥私。一面暗暗与贵州军阀周西成“吊膀子”，准备拉部队入伙。
       皮光泽原来是袁品文部团长。起义前，曾计划在消灭李章甫以后，将皮团扩编为第六路，所以，皮光泽很卖力气。在攻下泸城以后，皮光泽自恃有功，目中无人。对集中顺庆的命令根本听不进去，倒是热衷于守着地盘吃饱饭，想抱着“金泸州”发财，整天跟着陈兰亭的屁股跑。甚至于说：“党能支撑得住，占领泸
       州也一样。党不能支撑，随便走到哪里也不行。”袁品文面对这种局势也一筹莫展，连连唉叹：“走不动，走不动。”刘孟伉等共产党员在各部奔走，反复耐心地做劝导工作，仍无济于事。
       起义军内部存在的问题，使泸州局势更加不稳定，呈现出不应有的紊乱状态，顺庆方面也失去了宝贵的援助。顺庆失败以后，又反过来使泸州变得形单影只，独木难支。这些连锁反应，使整个起义计划遭受严重的挫折，泸州起义军面临严峻的考验。
       刘伯承到泸州以后，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全面进行整顿，为改造旧军队作出了艰巨的努力。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泸州城到处张贴着由刘伯承颁发的《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
       首先，刘伯承在考棚附近的原泸县道署建立总指挥部，“以便监督陈袁两部，努力革命工作”。原来的“四、五路军联合办事处”即行撤销。泸州全部军、政、财各务，由刘伯承集中统一指挥。“总指挥为融洽各司令部起见，定每日午后，在道署内集体办公”，以协调各部关系，加强起义队伍团结，共同商议泸州大事。并设立精干的办事机关，任用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以影响整个起义军。总指挥部相当于临时权力机构，军民一体，统筹泸州军、政、财大权。刘伯承将旧的衙门彻底改组，消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当时的报纸记载：“泸县各机关右派人员均已撤换，左派在此势力极力扩充”。为整顿泸州治安，建立革命秩序，维护市民的正常生活，“警察局长一职，刘（总）指挥委张子良充任”。刘伯承还亲自处置不良分子，借以整肃军纪。有一次，女师的学生反映有两名军人在小校场调戏过路的女学生，刘伯承派人查清情况后，立即在小校场公开处决那两名违犯军纪的士兵。
       二月中旬，在校场坝举行的庆祝起义大会上，刘伯承总指挥
       作重要讲话，庄严宣布总指挥部成立，宣布四、五、六路正式成为国民革命军。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彻底革命，“决不挂羊头卖狗肉”。“要搞三民主义，不能不要‘民生主义’，而搞二民主义”。刘总指挥的讲话鼓舞了军心、民心，振奋了士气，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仿佛看到了泸州的希望、四川的希望和革命的前途。
       同时，刘伯承处处以自己竭诚革命、刻苦工作的精神和模范行动教育部属。他身穿朴素的青卡叽制服，拄着木手杖（因腿部受过重伤），到各处察看，了解情况。既不骑马、坐轿，也不带卫兵。他平易近人，对老百姓、对士兵和蔼可亲。这些对起义军有很大的影响。过去，高级军官外出开会都习惯坐轿子，现在纷纷下轿试足，以至于有时候空轿子整整排了一条街。市民们说：“这才象革命军的气象。”
       刘伯承把加强政治工作，向起义官兵灌注进步的革命精神当作整顿泸州的根本大计。在泸州起义以后，中共重庆地委曾以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先后派出张际春、秦少括、彭定述、李文学、王映秋、颜努西等一批政工人员。此间，中共中央加深了二十二名党员到四川各地加强农运工作。刘伯承到泸后，又陆续调来二、三十名政工人员，分派各起义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四、五、六各路设政治部或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总指挥部明确规定：部队对上对下的公文，须经政工人员共同签署，方为有效。各团指导员负责向官兵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部队阅读进步书刊。每星期作纪念周，宣传国民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鉴于对旧军队各种弊病的深刻认识，和加紧改造起义部队的需要，“刘总指挥对陈、袁、皮三部政治工作极为注意，除由政治部进行外，本人随时监督”。由于加
       强了政治工作，振奋了革命精神，起义军和泸州人民又沐浴在浓郁的革命气息中。
       为了把政治工作和泸顺起义的影响扩展到民众中去，刘伯承在军务繁忙中挤出时间，到川南师范学校和泸县中学作报告，还常到“吹万楼”进行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解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讲述泸顺起义的作用和意义，讲搞好军队和民众关系的重要性等等。
       总指挥部还组织学生成立了十个政治宣传队，除在城内向市民宣传外，又分赴邻近的十大多镇，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国民革命，宣传泸顺起义，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推翻旧制度，推翻军阀。通过政治宣传，城乡居民被广泛发动起来。三月十八日，泸县举行庆祝“巴黎公社”的纪念会。这一天，泸城工农商学兵联合会筹备处、总指挥部（政治）讨论会、泸县国民党县党部，召集各机关法团、公私团体于三月十八日午前十一点钟，在文庙举行纪念大会，刘总指挥等均有演说，川南师校讲演队沿街讲演。
       在加强政治工作的同时，刘伯承还十分重视抓紧部队军事训练，提高起义军的军事素质。为整伤部队纪律，加快改造旧军队的工作，刘伯承深入到起义军各部进行检阅，检查各部队的情况，督促军事训练。二月十二日到十三日，刘伯承赴纳溪检阅（陈兰亭部）张榕屏团。又将部队集中在泸州小关门外，积极进行训练，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为着培训基层官佐和革命骨干，刘伯承主持开办“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亲自兼任校长，委颜心斋为副校长，谭拥贤负责教务，李树衡为政治训练主任，曹翼群为“政治讨论会”编辑主任。教员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充任。准备从各部抽调下级官兵和地方学生入校训练，培养革命的军政人材。
       在整顿泸州的过程中，税收、财政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也是最棘手的问题。泸州本是极富底的地方，每月单盐款一项就达八万元之巨。可是连年以来，李章甫占据泸城，百般搜刮，弄得民穷财尽，百业凋敝，钱粮款项早已预征到一九三一年。加上泸城兵满为患，更使民众负担倍增。起义爆发，双方交战，又给财政带来新的困难。再者，各部所需军实往往不如实禀报。互相之间分派不均，又引起矛盾重重。不良分子乘机从中贪污作弊，制造混乱，财政问题愈显急迫，威胁着泸州军民的生计。当时的《国民公报》以《经济万分窘境》为题，迭连发出这样的消息：“泸县驻军因收入不敷，经济万分窘境。”“日来泸县市面，常发生军人抢米事件。”“总指挥部派往乡间收款员，一文未得。”解决经济问题，又成为关系到泸州军民生死存亡的大事。为挽救经济危局，克服财政困难，“刘总（指挥）令县署及征收局借垫二十一万以裕陈袁皮三部伙饷，三十天扫清”。果断运用政权力量，全面改善税收、财政机构。又把当地贪赃枉法的土豪罗四可加以扣押，罚款数万元补充军饷。于民无扰，全城称颂。同时积极鼓励发展生产和贸易活动，使泸州经济渐渐复苏，市场也慢慢好转，很受商人和市民们的欢迎。
       在起义军内部，实行财政公开，每周将收入总数（主要是护商处的收入）开会公布，然后再照各部队实有人数按个摊发。虽然收入不多，但军民兼顾，分配公平，风清弊绝，各部尚能互相谅解。
       刘伯承到泸视事，号令严明，整顿内部，措置裕如。在两个来月的时间里，就使混乱的泸城面目为之一新。革命的泸州，声威远播，引起川中各界的瞩目。在这一段时间里，它象磁铁般吸引着反帝、反军阀的各种力量。曾经是动摇不定的军人黄隐、陈
       书农、王治易等和川军的二层将领，均纷纷致电泸州表示祝贺，尊称刘伯承为川军各路“总指挥”。曾在顺庆进攻过义军的李家钰，为当时形势所左右，还与刘伯承签订了《刘、李协定》，表示拥戴和支持革命的热情，后来此人还领头声援泸州，作出讨伐刘湘的姿态。在万县的杨森，也对泸州频送秋波，并在遏制刘湘的军事力量方面，采取了某些行动。最有趣的是在荣昌和泸州交界处的玉蟾寺，有一位名叫喻崇之的袍哥首领，仰慕泸州革命和刘伯承的声望。这位老“舵爷”派遣其爱女前来拜见刘伯承，表示愿将所率八十个场镇的“袍哥”弟兄集中，听候刘总指挥调遣。四川军政、教育、文化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纷纷寄来信函，表示对泸州革命的崇敬和向往。甚至有的提出索寄“左派章程”，以作为兴利除弊、实行某些改革的“蓝本”。附近各州县的许多有志青年，也纷至沓来，慕名投奔革命军。
       当地人民编了一首民歌，唱道：
       刘伯承，刘伯承，
       忽然来到泸州城。
       坏事变好事，坏人变好人。
       四川军阀整百姓，匪械兵毙害好人。
       刘将军急切为律令，赏罚严明面目新。
       对人多和气，买卖最公平。
       昨日兵民是仇敌，今日亲如一家人。
       变得快！变得好！
       从前滥队伍，今朝革命军。
       干革命，亲义亲，
       劝高望重刘伯承。
       人称小诸葛， 敢比诸葛强几分， 赛过当年的刘伯温。
       泸州的新崛起，成为川中革命事业发展的强大靠山。各地农民自卫军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一九二七年三月，莲花池省党部颁布了《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十四条，公开宣传组织农民的自卫武装，用枪杆子“巩固农民协会，保护农民利益”。泸州革命军和农民群众反对军阀压迫、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结合在一起，造成很大的声势，使军阀们深感恐慌。在泸州邻近的荣县，幅员不广，地亦贫瘠。军阀刘文辉部驻防半年就以预征粮税、筹款借垫为名，搜刮达二十万元之巨。一九二七年春，又强派该县筹缴伙饷十五万元，民众叫苦不迭。多方要求豁免，未能生效。结果，全县勉强凑集十二万余元。并一再哀求稍缓时日，补够尾欠。
       刘文辉不但不答应，还命令该县驻军张仲明及县知事邓邦植，派兵赴乡，催逼追收。民众稍一迟缓，随即扣押。于是，引起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怒，酿成全县罢市风潮。五实镇农民更以泸州革命为榜样，拿起武器与军阀对抗。莲花池省党部曾电告刘文辉予以收敛，被置之不理。三月九日午后，张仲明奉命突派部队三个营，向五实镇李家堰方面农民武装进攻。农民们奋起抵抗，击退暴军。十日，张仲明又调集大部队进攻，农民武装寡不敌众，退至李家堰后方一带高座据守，并派人向邻近农民武装求援。张部进入村镇后，枪杀农民十余人，烧毁民房数十座，遂大肆掳掠，进行抢劫。十一日晨，仁寿、威远、富顺、宜宾的农民自卫武装纷纷赶来援助，分三路向五实镇张仲明部反击，经过激烈战斗，“三进三出”来回“拉锯”，终于赶走暴军，取得胜利。
       张仲明，早年曾与刘伯承就读于重庆“特校学堂”，两人是至交好友。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刘伯承不顾个人情面，而是慷慨激昂，为农民群众撑腰说话。他大声疾呼，指责张仲明倒行逆施。当时（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以《四川军人之言》为题，刊登了三月二十一日刘伯承从泸州发出的快电：“自革命潮流军入楚门以来，不数阅月，将黑暗沉沉之四川一变而为革命区域，我流离顿连之七千万民众，以为丛兹可享安乐矣，但核诸事实，则大谬不然。革命之声浪虽高，民众之痛苦仍旧。军队筹粮派款，益为增甚。人民偶起要求，则嫩使其爪牙肆意荼毒，此而谓之革命军人，不亦怪乎。近据荣县公众请愿团选电称该县知事邓邦植，协同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刘自乾（文辉）所部之张志芳（仲明）旅长，因勒筹军款，向人民以武力进攻，并于青（九）日在李家堰方面开枪扫射，登时击毙请愿团民众十余人，焚毁民房数十座。军行所至，抢劫一空。披览之下，毛发皆竖。当在革命将告成功之时，人民解除倒悬之际，该邓邦植张志芳等以革命之军队，作强寇之暴行，非但党纪军纪所不许，亦为公理人道所难容。望各界同胞，一致声援，铲除败类，诛此蠹贼，使革命进程不生窒碍，投机分子有所炯戒也。”
       流产的暗杀计划与“三三一”惨案
       革命的泸州，早就是刘湘等反动分子的眼中钉。在泸顺起事之初，刘湘就坐镇重庆，暗地指使军阀们先镇压顺庆起义军。本来急欲南下，荡平泸州，但迫于当时形势，还不敢立即兴师。待到刘伯承潜赴泸州，刘湘深感后患无穷，终日里坐卧不安。凭着反革命嗅觉，刘湘敏锐地感到：刘伯承等不只是打国民革命的旗帜，而是要拉“赤化”的武装，闯共产党的天下。
       素以老成抑郁，轻不外露的刘湘，表面上仍与莲花池省党部
       虚应故事，私下却唆使反动分子造谣煽惑，肆意攻击。当时，武汉政府尚未发表冲超义勇军号召，刘湘等就百般诋毁，趁机诬蔑，说冲超起义是“背叛长官的兵变”、“互相火并的内讧”，咒骂起义军为“匪兵”、“逆贼”。整个重庆阴霾密布，“反共”、“讨赤”的喧嚣一时甚嚣尘上。重庆对岸的团网曹夔阳、申文英、卢汉臣等，以刘湘为后台老板，组织所谓“讨赤军”，石青阳、王陵基、蓝文彬等刘湘的亲信参与策划一切。连日来，市面上发现许多反共反赤，拥护蒋介石的传单、标语。
       中共重庆地委为了回击刘湘等人掀起的反共逆流，维护冲超起义的革命旗帜，充分利用莲花池省党部的名义，在川中各界积极进行工作，宣传冲超起义的正义性和革命意义，巧妙地与刘湘等人周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名义，从泸州公开发电报到重庆，委托陈达三先生代设宴会，专门宴请刘湘及其师、旅长等军界人物。
       陈达三先生是著名的左派人士，又曾在四川军事速成学堂任过教官，属刘湘的老师之辈，名义上仍被刘湘聘为军事训练方面的“高等顾问”，是一位在四川军界各方都能说得上话的颇有名望的人物。由陈达三代为设宴，刘湘等“晚生”之辈非践约不可。而出席刘伯承总指挥的“宴会”，无形中又是作出“谅解”和“承认”冲超起义的姿态。
       刘湘万万想不到刘伯承投下这一步棋子来。此番作客，赴之不快，却之不恭，颇有些进退两难。更紧要的是刘湘腹内有一极残忍的阴谋，唯恐泄露。但刘湘毕竟混迹官场多年，故而“坦然”应邀赴宴。
       宴会设在重庆大柴子原万国储蓄会楼上西餐厅。莲花池省党
       部除代作主人的陈达三先生外，还有杨闇公、李筱亭、陈宣之、张克勤、黄燕颜，以及教育界的萧华清，《新蜀报》的周钦岳等出席。刘湘系属的师、旅长郭勋祺、向时俊、罗仪三、鲜英、王治易等先后到会，多乘大轿停放在坝中，弃兵们也拥在一起说笑。唯有王陵基、蓝文彬等拒绝到会。刘湘向来是“后到”、“先走”，这次也是姗姗来迟。
       宴席摆成一个马蹄形。莲花池省党部的人员和刘湘部师、旅长们分坐于左右，如两军对峙，气氛极不和谐。向来胃口开畅的军阀们，一个个正襟危坐，神态很不自然。入席后，“主宾”刘湘，随陈达三、杨闇公、李筱亭三人分坐首位。
       陈达三先生首先起立简短致词，代表“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刘伯承”对诸位来宾表示竭诚欢迎之意，庄严申明声顺起义是国民革命的正义之举，并严词驳斥各种诬蔑义军的谬论，说明起义军“深明大义，非同叛变可比”。希望各军将领团结一致，坚持反帝、反军阀，为民众谋利益。
       席间，一些军阀头目以“互相兼并，难保部下不怀二心”为词，借酒装疯，发泄对革命的不满。
       杨闇公奋然而起，代表莲花池省党部致词，明确宣示武汉国民政府和田川省党部对沪顺起义的态度，讲述国民革命形势。他目光四射，侃侃而谈，不时踮起两脚。然后他揭露重庆市内出现的反共迹象，严肃地说：“日内市面发现有称‘讨共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的快邮代电，并盖关防图记，印色还是粘手的。”说到此时，转头呼唤刘湘的名字：“不知甫澄同志见着没有？”这是刘湘最忌讳的“雅号”，认为是对“督办”长官的不尊。
       刹时，空气显得有些紧张。忽然，刘湘侧身强作笑脸，打起“哈哈”来。大家面面相觑，军阀们怒形于色，与杨闇公横眉冷
       对的态度恰成鲜明的对照。杨衢公说完话后，一如常习，举杯祝酒。
       正当觥筹交错的时候，刘湘的一个副官行色匆匆地走上楼，站在刘湘的耳边悄声细语。刘的眼睛顿时转了几下，似乎很不满意地说：“那不行！”随即对副官小声吩咐了几句。
       原来，王陵基、蓝文彬等人，准备在席间命令弃兵登楼，实施突然袭击；杀害莲花池省党部人士。但老奸巨猾的刘湘，“遇事持重，万不全轻发”。他认为这样下手难以推卸责任，更担心自己脱不了身，遭到误伤，遂责令制止。以往，宴会一完，他总是最先退席。可这一次，待师、旅长们告辞之后，他还装模作样地散坐，与杨衢公、陈达三、李筱亭等人闲谈，故作穆穆就教之态，一直延宕到席终，方才辞行。
       暗杀计划“流产”以后，刘湘等人并不甘心，加紧与王陵基等反动分子密谋策划新的阴谋活动，以实现蒋介石在全国即将开始的大屠杀计划。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蒋介石密派向育仁、吕超返川，与刘湘等策划于密室。三月十九日，吕超向蒋介石发出密电，称：“锐①抵渝，刻正与甫澄、德祥②商洽一切。旬日内拟赴省与邓、田、刘各军长会晤。现查各军颇有觉悟。关于工作，亦努力进行。务请时赐方略，俾有遵循。”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密电刘湘：“限两周内消灭川境（革命）力量。”同时，由刘湘军部传出消息，莲花池都是共产党，故莲花池党部的人可杀。蒋介石要刘湘在最近以任何手段解决重庆党部，解决川省革命或比较革命的军队，以便将来助蒋扑灭武汉中央、统一中国于蒋介石之下，刘可作第一功臣。如果说，在此之前，刘湘的反革命行径还有所顾忌，那末，
       到了这时，刘湘则赤膊上阵，对革命人民大开杀戒，有计划、有步骤地捕杀革命领导者和左派人士，进而围剿泸州起义军，把四川变成蒋介石制造惨案，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演习场。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抗议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罪行，在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下，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发起一个市民大会，援助国民政府的外交，反抗英国帝国主义。事先，大会筹备处曾向刘湘打过招呼，并通告餐厅和卫戍司令部（司令王陵基）。
       上午九时，数万群众有秩序地分路到“打枪坝”会场集合。三万多人陆续聚集在一起，满怀对英帝国主义的仇恨，等待着大会开始。杨闇公、李筱亭、冉钧、周贡植、程秉渊（工委书记）、黄慕颜、陈达三等都坐在主席台上。
       这时，王陵基预先布置好的便衣打手，早已混入人丛，裹甲以待。会场的进出口，被层层堵断，附近巷口均有重兵埋伏。城墙上下排满了穿便衣的打手，其中有蒋介石近期派来的二十多名党棍特务，被收买的流氓、地痞，还有巴县的反动团练士兵等等，共计数百人。王陵基、蓝文彬、曹燮阳、申文英等，则在会场一侧高地——“五福宫”调度一切，指挥屠杀。
       十一时许，大会还未开始，进口处就排枪齐放。在门口维护秩序的数名童子军应声倒地。顿时，场内骚动起来。杨闇公等左主席台上大声指挥，叫大家不要乱。在稍得一刻安静之后，场外预伏的一大群凶手冲进来，连声狂喊“杀呀！”“打呀！”场内埋伏者四起响应，刀枪棒剑同群众身上击去，三万多无辜群众处于四面洗屠之中。呼天喊地叫父母的凄惨声和豺狼般的打、杀声交杂在一起。面对着反动派有预谋的屠杀，人们猝不及防，争相奔逃。冲出大门的，又被躲在巷口的士兵击倒，坠入水池的，或被
       淹死，或被当作“活靶子”而丧命；跳下数丈高城墙的，多被摔死、跌伤，侥幸者又遭便衣的毒手。靠近城墙的斜坡上，死尸堆积，有工人、学生、商人，尤以女生和小学生惨死最多。事后统计，死者二百余人，伤者七百以上。而刘湘反动当局，却将事先印好的布告满城张贴，说是“工学冲突”造成的。
       在“打枪坝”屠杀的同时，刘湘又布置刽子手割莲花池省党部、省农会、市总工会、妇联会、四川日报馆、中法学校、中山学校、川师、巴师、巴中等地进行搜剿，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以求一网打尽。
       整个重庆淹没在血雨腥风之中。许多共产党员在会场遇难。陈达三父子被枪杀于五福宫前。冉钧被枪杀在蜈蚣岭，又遭剖尸跋齿，连金丹也被歹徒砸去。左派人士漆南藏，也被当作“共党”逮捕，遭到酷击、剔牙、破腹，尸体被劈成数段，抛弃路旁。杨闇公被捕后，刽子手极其残暴地割下他的舌头，挖去双眼，剁去双手，连中三弹而亡，情形更为惨烈。接着，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傅烈、穆涛、刘愿安、袁讨尧、向希平、程忱声、黄中元等也都先后被川中反动派杀害。当时的《民力日报》报道说：“‘三三……’惨案后，所谓共产党人已绝迹。即（国）民党中稍有左倾色彩，亦不能立足。”白色恐怖，弥漫全川。
       “三三一”惨案震惊中外，刘湘等反动分子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鲜血，却受到蒋介石等国内外反动派的嘉奖。连意大利反动头子墨索里尼也称赞刘湘“至顽其功在世界”。杀人不眨眼的刘湘，事后也怕鬼魂素债，猪猪地辩解说：“吾悲世乱，触时忌，偶冒险出此，罪且不避，何功之足云。” \( ^{①} \)
       蒋介石和日军同互相勾结，把中国人民推入血泊之中。正如刘伯承同志以后所指出：“重庆‘三三一’惨案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的一场尖锐剧烈的斗争。它是蒋介石反叛革命，勾结英、美帝国主义，拉拢全国各地军阀、地主反动集团，执行屠杀政策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坚守泸州四十天
       “三三一”惨案以后，中共重庆地委被完全破坏。莲花池省党部被彻底捣毁，杨闇公等同志被捕和惨遭杀害的消息传到泸州。紧接着，又是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噩耗。中国革命处在极端危急之中。
       为声讨刘湘制造惨案的罪恶行径，泸州起义军总指挥部在澄溪口河坝大校场，举行万人大会，愤怒声讨新旧军阀相互勾结，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会上，刘伯承发表了极为愤慨的演讲，他严峻地指出：单单悲痛是不够的，应当奋发起来，战斗下去。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吞，含恨讨还血债，找蒋介石、刘湘算帐。这时的泸州，确实变成了四川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共重庆地委的重担自然落到刘伯承等人的肩上，莲花池省党部的工作，实际也转移到泸州。
       刘湘在重庆等地实行大屠杀，大搜捕之后，又乘着蒋介石的“清党”毒焰，气势汹汹地向泸州进逼。原先曾一度投机过革命的大小军阀，也卷入到反动的“神圣同盟”，在蒋介石反共的大幕下麋集起来，一哄而上，趁火打劫。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刘湘军进占泸州城东北部小市一带，与赖心辉部一起，隔沱江窥视起义军。刘湘部李雅材师进驻立石站一带，罗炜师进驻排山坳、滩场一带，鲜英师占湖市一带。黔军中的毛光翔师早已占领泸州东侧沙湾一线。这样，刘
       湘、赖心辉等反动军队很快对泸州形成包围态势。
       但是，鉴于以下原因，刘湘尚未立即对泸州发动进攻：
       （一）宁汉分裂之后，武汉政府仍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在四月一日严令将“三三一”惨案刽子手王陵基撤职查办，使刘湘有所顾忌。
       （二）刘湘虽然与蒋介石沉渣一气，同流合污，投下很大的赌注，但还在探究这个新主子的能耐。
       （三）宿仇杨森尚以“国民革命军”名义盘踞川东，传闻将与泸州起义军“合围重庆”。
       （四）泸州原是赖心辉的防地，此时赖已成了“空头司令”，只好以“联军总指挥”名义向重庆借兵，但又深知刘湘插足其间，吞并泸州宝地。刘湘虽感到赖心辉有些“碍手碍脚”，但也不便过早地越俎代庖。
       总之，当时国内政治风云变幻，波澜起伏，各阶级之间正急剧分化，各派政治力量重新进行组合，四川的新旧军阀也内部矛盾重重，整个政局呈现错综复杂的景象。但是，对于泸州起义军来说，已经是兵临城下了。在反对蒋介石，反对新旧军阀勾结的斗争中，泸州军民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四月二十一日，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的名义，率先呈请讨伐与蒋介石进行勾结的四川军阀刘湘；并“愿率所部振奋前锋”。《汉口民国日报》登载讨伐檄文时在前言中说道：“刘湘与蒋逆勾结，肆意屠杀民众，极反动之能事，业经中央免职，交刘伯承等拿办，惟是道途寄远，障碍滋多，中央命令是否即达，殊难预料。刘伯承为川中将领之最革命者，其于刘湘之种种反动行为，早已怒发冲冠，有必讨伐之决心，观其日昨致中央呈文，可见一斑。”
       刘伯承在呈文中指出：
       寡廉鲜耻，素行反复之假革命刈湘者，昔称匡子袁氏，乃革命之余孽，屠构肆于川战，实吾蜀之祸魁。去年自被走狗吴佩孚免职以来，日暮途穷，无所归依，遂输诚于中央，图残喘之苦延。自任革命军长之后，犹阳奉阴违，既解散伪省党部，复招纳反动分子。口谈主义，行类军阀，催科甚乎往昔，剥削至于耕氓，每逢爱国运动，无不极力摧残，每值学生讲演，必为多方侮辱。近复于三月三十一日，乘重庆各界反英大同盟开会之际，嫉使共风来进步系之爪牙，第三师师长兼重庆江巴卫成总司令王陵基，第十六师师长蓝文彬，勾结石派分子，协同南岸团闻曾斐阳、申文英等，大肆屠杀，死者数百，伤者千余，就中以女生与童子军之伤亡为最多，尸骨如山，血流成渠，或身存而头碎，或胸穿而骨折，睹者不忍张目，闻者心中惨裂。省市党部，中法、中山学校，及四川日报馆，同时被其捣毁，自三十一日发生惨剧，至四月一日，仍于沿街搜索，待到刘湘命令停止方休。悲夫！人民何辜惨遭屠杀，而刘湘等愚革命之狱惧，作反动之事实，残酷暴虐之帝国主义，犹不忍为，今竟悍然为之，罪实滔天。且重庆为西南之重镇，居武汉之腹心，苟让彼反动势力，任意猖狂，非独影响于全川，实能危害于政府，故根本自宜巩固，隐忧不可不除，应呈请中央政府，免其军职，明令讨伐，执彼鬼域，交民审判，扫除革命魔障，而为死者复仇，职等来总理之遗志，誓效忠于党国，愿率所部，报命前锋，临阵激吊，无任追切待命之至。
       刘伯承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他清醒
       地看到了蒋介石、刘湘等新旧军阀勾结带来的严重危害，明确提出以革命武装为鼓动口号。
       再者，起义军曾设想与农民武装结合，发展溶陵为新的根据地。在起义计划中，中共重庆地委曾布置（“九县团防总指挥”）李蔚如同志率领农民自卫军援助泸州，以为偏师。当时我党在涪陵掌握的武装已相当可观，“涪陵四乡镇集有团练数万人，有枪万余支，与泸州遥相呼应。”情况虽稍有夸大，但如果起义军与农民武装相结合，仍可大有希望。自“三三一”惨案后，“除泸州及涪陵两处外，反动势力几遍全川。当时刘（湘）赖（心辉）诸逆合力攻击，泸州陷四面重围之中，内外往来均感不便。而各地避难同志，一时糜集涪陵。”“虽刘湘、杨森反动势力弥漫永川，而涪陵一隅，党务活动仍照常进行，且为川东党务之重心。”
       可惜李蔚如同志多次派人送信，均遭刘湘的拦截破坏，双方始终未能联系上。泸州失败后，刘湘在冷水关诱捕李蔚如，并于七月十二日枪杀于重庆黄桷桠，宣布罪状九条，其中特别有李蔚如同志拥护武汉中央政府，“厉行共产赤化，援助泸州刘伯承云云。”
       以上这些设想和计划因情况的变化和多方面的原因，均未实现。然而，震撼巴蜀的泸州守城战，却在实际行动上开始了反抗蒋介石、刘湘勾结实行反革命屠杀的斗争。刘伯承已发微文，督请武汉政府明令讨伐挂着“革命”招牌的反动军阀，并愿率所部“报命前锋”，投入新的武装斗争。如果说，泸顺起义的目标是指向北洋军阀，并取得胜利，那么，用革命武装对抗新旧军阀的勾结，从此拉开序幕。
       在敌人的包围面前，刘伯承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友诸方面的情况，召集各路司令和营以上指挥官会议，反复讲清利
       弊，认真进行商议，决定先利用“铁打的泸州”，据险防守，待形势发展，相机而动。因为在当时武汉虽然出现混乱，但国民政府依然发号施令，曾设想过派兵入川援助泸州或接应革命军转战川陕边区、会师武汉，然后再做继续北伐或东征讨蒋的计划。后来，局势日趋严重，遂又改令“刘伯承就近讨伐刘湘”，进行牵制，以防数万川军东出援蒋，压迫武汉。刘伯承率泸州义军直接或间接地拖住川军六万人马对保卫武汉政府的安全，曾起到重要作用。同时，驻在万县的杨森，为争做巴蜀霸主，曾试图借起义军主力合围重庆，直捣刘湘巢穴。这也是刘伯承、朱德同志利用川军矛盾，创造新局面的又一策略。然而，当时杨森又发生了变化，开始投向蒋介石的反共阵营。朱德同志被迫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乘轮东下，前往武汉。这一重要情况，泸州方面没有得到消息。以至有一段时间，起义军仍然以“打到重庆去”作口号。
       首先是军阀赖心辉任所谓“川黔联军总指挥”，卷土重来，企望夺回泸州，消灭起义军。这时，“联军”的进攻态势是：刘湘部李雅村师进据小市一线，赖部马昆山师占兰田坝，黔军毛光翔师占沙湾，刘文辉部张仲明旅进抵龙透关。自联军占领大河沙湾、兰田坝、硗厂、小河小市、蓝芽沱岸诸地后，大小河（即长江、沱江）封渡。刘湘总计调动了二十八个团的兵力，加上团闽肖镇南的数千名地主武装，号称十万，实有六七万人。比起义军兵力约大十倍。整个泸州被围得水泄不通。赖心辉亲赴前线，设总指挥部于兰田坝，自以为拥数万之军，可一敌而下泸州。
       在敌人的军事进攻面前，“刘伯承气壮山河，只知革命不知其它”。凭借泸州三面环水的天然地势，坚守泸城。刘伯承在总指挥部再次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守城部署：
       第四路陈兰亭部，从小关门起向东沿长江河岸设防，阻止敌
       人从两江相会的管驿嘴渡河攻城。
       第五路袁品文部，防守沱江沿岸，阻敌从沱江渡河攻城。
       第六路皮光泽部，防守龙遹关侧突出部分，直抵龙遹关城墙脚下，阻敌从陆路进攻。
       江中大小船只二、三百艘，均为起义军集中控制，并在大、小河沿岸一带，挖掘战壕，安置刀钉。军民同仇敌气，入城死守，异常严密。全城昼夜警戒极严，不准普通人行走，会津门已用铁条封锁，南门澄溪口安设机关枪三尊，大炮一尊，小河枇杷沟安设机关枪二尊，小关门机关枪、大炮各一尊，会津门机关枪一尊，钟山安设大炮五尊，龙遹关警戒更严，由该处至钟山不下二十余层。城内各街口用砖石砌成坚固工事，并用柜台做成活动障碍，准备进行巷战。
       当时正值枯水季节，小河沱江可以徒步，是防守的薄弱部。共产党员许剑霜团，在从大河街管驿嘴至枇杷沟一线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并有堡垒一座。河岸设置散浮木和铁条、三角铁钉、棕绳、麻索等作障碍物。又在大竹篓中装入石块沉下河底，使敌船无法靠岸。刘总指挥在视察阵地后，对许团防务表示嘉许。接着又指出加强夜间防务的办法，命令征集全市的煤气灯，挂在城墙上，在城外堆积木柴多处，必要时点燃，使敌无法靠近。随即又派人找来电影放映机上用的大镜头，改作“探照灯”，亲自教该团掌握使用。并在该处加强机枪两挺，迫击炮三门，严密控制徒步点。每日入夜，“探照灯”光柱四射，敌军竟讹传是“苏俄的新式武器”，“照后不死即伤”，一个个望而却步，视为畏途。起义军为警觉与焕发士气起见，夜间特放牛耳大炮，“其声隆隆不绝，颇有革命气势。
       龙遹关是通往城内的唯一陆地通道，地势极为险峻，历来是
       兵家必争之地。不知是哪个朝代留下一块“众志成城”的石刻匾额。我党在军中的政工人员就以古时将领守关抗敌的故事，阐述“众志成城”的新含义，鼓励官兵坚持革命，团结战斗，奋勇杀敌。敌军先后二十多次前来抢关，每次都遭到义军官兵的英勇抵抗，败阵而逃。
       四月下旬，敌军又组织两千多人的“败死队”，猛攻龙遼关，并以数团兵力和肖镇南的民团沿岸伴攻，企图一举攻占龙遼关，拿下钟山，打开泸州大门。起义军侦知敌军诡计，遂将预备队移龙遼关加强防御。为控制关下的一个“死角”伏击敌人，总指挥部在夜间派出一个连到关外构筑隐蔽工事，潜伏以待。
       第二天拂晓，当敌军“败死队”耀武扬威攻到关下，起义军营长聂文清率部奋勇出击，许多士兵从城墙上一跃而下，与敌肉搏。此时，埋伏在城外的勇士们纵身而出，夹击敌军，接连三次打垮敌人的冲锋。所谓“败死队”养户二百余具，抱头鼠窜。
       敌军在遭到惨败的情况下，赖心辉又飞电急调刘燕贤赶赴前方指挥作战。此人早年曾任熊克武督军署军务处长，后到第二混成旅任团长，骁勇善战，颇有计谋，人称“刘角胡子”。但刘燕贤心地狭窄，不但不“燕贤”，反倒嫉贤妒能，脾睨一切。往日曾试图与刘伯承一争高下，这次又当起军阀们的“马前卒”，杀气腾腾到泸州，想显一显“身手”。
       此时，正值谷雨前后，青雨纷纷，河水急涨，江面陡然加宽，泸州更是遨游大海的蛟龙。刘燕贤等纵然踌躇满志，也只能望城兴叹，连呼“天公不作美”。但赖心辉军令如山，急于攻下泸城，刘燕贤只好又冒雨组织进攻。四月三十日午后，小市赖军同联军各部均在五峰山用大炮向城中轰击，至夜间十时后大风大雨忽作，斯时大河黔军自小关门、碗厂方向进攻，小河川军自管
       驿嘴、大北门、枇杷沟三路进攻。双方战斗十分激烈，敌军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乘数百只快船进击，枪炮声，风雨声，喊杀声交杂着，气焰嚣张至极，大有踏平泸州之势。城中起义军据险防守，“用机关枪快放，许多船被击漏，翻沉。敌军顿时大乱，有的饮弹而亡，有的溺水而死，亡命冲上来的二十多名歹徒，全部被起义军活捉。联军乘雨渡河不遂，则抢木船以去，因枪弹过密，仅抢得……船。”当时的战地报道替刘慕贤啜叹道：“昨夜大小河复发水数尺，泸城更难进攻矣。”
       联军虽号称数万，实则是乌合之众，各有各的打算。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内部矛盾更形显露。刘湘部虽急欲打下泸州，却又有后顾之忧，难以抽出更多的兵力。加上赖心辉在前方指挥，挡住刘湘的手脚。其部属各师认为打下泸州也“油水不大”，不愿为赖心辉“火中取栗”。
       黔军毛光翔部，本是趁火打劫，如今见起义军作战英勇，更不敢拼死向前，只是呆在沙湾隔岸观火，或放排枪壮壮声势，实际是等着坐收渔利。
       赖心辉虽为联军总指挥，实际兵力只有马昆山、范子英两旅。原以为泸城不堪一击，指日可下。既想借各军之手消灭刘伯承，又担心刘湘军捷足先登，染指泸州。所以，他一面组织加强军事攻势，暗地里却派大量奸细混入城内，进行拉拢和瓦解，试图以较小的代价，从内里突破，轻取城池。
       奸细入城后，钻到各部进行秘密活动，拉拢和腐蚀动摇分子。袁品文部手下有个连长与奸细互相勾搭，在厕所里密谋策划，企图以放火烧房子为号，造成混乱，作为内应，被起义军一个个士兵撞见，该连长就势拉拢，马上掏出银元，并许以官职。这个士兵先以托词“应允”，随即向刘伯承总指挥告发。后来查出阴
       谋叛乱者是原李章甫部的一个副官，与“水神庙”老和尚僧天照勾结在幕后指挥，藏匿在城内“水神庙”（现管驿嘴针织厂）的天花板上。在核实情况后，总指挥部下令立即镇压。揭发的士兵得到了奖赏，刘伯承总指挥亲备宴席一桌，以兹嘉勉。
       赖心辉不甘失败，又派遣原李章甫部一个排长，潜入城内联络旧部，并约有暗号，预定在联军抢渡小河时从内部叛变投降。在危机即将爆发时，参加叛变者马甫臣在正义的感召下投案自首，遂将这一股叛徒全部拘捕。刘伯承总指挥在发往武汉的信中称：“前赖（心辉）部派来奸细，混迹城内，煽惑军民，意图乘机滋扰，已于本（四）月十七日发觉，将主谋者十余人处决矣。”后来，罗泽洲、鲜英部又派参谋入城，企图利用旧关系拉出部队，均被起义军及时发现，立将其参谋逮捕扣留。
       在军事进攻和奸细战均遭失败的情况下，赖心辉身为“联军总指挥”处境十分难堪。五月十一日四川《民力日报》辛辣地写道：“泸州现局迁延至今已达二十余日矣，赖军尚无若何之进展，以达其用兵之目的，赖军之威名扫地尽矣，且四路清摆攻泸之军队不下数万，而刘伯承军以数千之众敌扰此数万之师，其中有无它种计划，自在吾人意中。”“赖（心辉）见军事无其进展，深为愤恨。但事实上又不能遽然引退”，已成骑虎之势。
       对泸州垂涎三尺的刘文辉，早在四月二十七日，就乘赖心辉进退两难，和刘湘无暇顾及的时机，诡秘地指使邓锡侯部李家钰、黄隐、陈书农等出面“调解”，“通电反对压迫刘伯承”。这对赖心辉不啻晴天霹雳，一场计划终成泡影，乃转商刘湘。刘湘则干脆叫赖心辉体面地靠边站：放弃泸事，自动交刘自乾（文辉）负责解决。赖（心辉）无法，只得顺风转舵，交出指挥权。
       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所谓“政府”，并纠集反革命武
       装，企图以武力推翻武汉国民政府。新旧军阀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把枪口对准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
       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随后任命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刘湘、杨森合流反共就此启端。五月六日，刘湘联络赖心辉、刘文辉、杨森，刘存厚、邓锡侯、刘成勋联衔发出通电，宣称：“此后武汉政府命令一律无效。”九日，杨森奉蒋介石的命令率部出川，向武汉进攻，扬言“打倒共产党”，“灭此朝食，在所不惜。”
       此时，阶级阵线泾渭分明，革命与反革命两个营垒尖锐对立。拥蒋各军又认刘伯承为心腹之患，若不消灭亦寝馈不安。五月十二日刘湘又发出讨伐泸州革命军《通电》，声言他于数月前已奉蒋总司令电令讨伐，对起义军极尽诬蔑之能事。恶蒋攻击“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逼应武汉叛徒，共谋篡夺”。宣称现已同二十二、二十四两军出师讨伐，并知会邻近驻队，一体兜剿。
       刘湘调集大批军队向泸州外围增援，妄想一举扑灭泸州革命。为加强进攻火力，刘湘倾出老本，拿出最强的装备法国造路易式大炮，重机枪等，“连日前方均有炮队向泸开拔。”又严令附泸之永（川）、荣（昌）、合（川）各军向泸州逼近。还特调王陵基的副师长许尧卿（旅）赶赴前线。继后又遭朱召南、张华封部，以及凶狠悍悍的津巴团练前往助阵，一时暴军拥聚，黑云压城，对泸州展开空前猛烈的进攻。
       起义军虽军食已形寄窘，惟士气焕发，忍饥受苦，均颇尽力于防御。敌军虽数次环攻，都遭到失败。五月十四日，敌又用汽船由大小两河抢渡攻城，又被击退，死伤甚众，赣部基本队伍损失尤大。各联军见此形势，均不愿自损实力，为人作嫁，故多徘徊。
       徊观望。
       刘伯承所率领的革命军之所以屡战屡胜，依靠民众，团结民众是主要原因。在泸州的共产党组织和左派人士，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守城。被打散后的莲花池省党部也赶迁泸州，协助工作。军民感情，异常融洽，居民或以食物犒劳部队，或给军队茶水，甚有帮助军队共同守城者，大有与义军生死与共之慨。市民们行动起来，帮助运送弹药、物资和收治伤员。运输行被组织起来，分别成立运输队、担架队、木船队、预备船夫队等。城内各团体还携带慰问品分赴各军医院和前线，热情慰问伤病员和前线官兵，在发给每个战士的蓝布雨伞①上都写着：“革命军队，伟大力量，以一当十，其气自壮”的诗句，激励起义军英勇作战。国民师校，泸州中学学生昼夜均往战壕宣传。有的走到城墙上、壕沟边向敌军喊话：“联俄联共何必打，都是穷人才当兵呀！”“不要相互残杀”、“要做革命军人！”“打倒新旧军阀！”一些敌军官兵，本来就同情起义军，此时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更不愿同室操戈，犒犒介石、刘湘等军阀卖命。如王治易部炮兵连，听说要轰打泸州，士兵们就卸下炮栓，表示拒绝开炮。甚至有的还暗中通过“炮哥”送与刘伯承一千发机枪子弹。密通信报者更为多见。
       战斗开始时，城内备有食米千余石，但经不住数万军民连续食用。对于这一点，熟谙兵法的刘伯承早就深以为然，多次召集各路司令到总指挥部商议，千方百计找粮、囤粮。先是向城内“大粮户”借米，又派人潜出城外农村购粮。同时，紧缩军粮使用，勾出来接济市民，做到军民兼顾，并严厉打击囤米居奇的奸商。
       但是，这些办法终是权宜之计。随着战局的紧张和时日的延宕，敌人严密封绝粮道，缺粮问题更为突出。原来储在“体仁堂”内准备用来酿酒的几十万斤高粱，很快也被吃光了。到四月二十七日，市内各米铺的米价陡涨三倍多，由原来的每斗一元涨到四元。到五月份，又飞升到每斗十元。其它物价也相继暴涨，猪油从每斤二角八，涨到五角。茶油从每斤一千文，涨到三千文。食盐每斤三百文，涨到一千文。煤油从每百斤三千文，涨到七千文。士兵们的饭碗里由干变稀，又渐渐被蔬菜和野菜所替代。当时确实是军食已形奇窘，起义军官兵忍饥受苦，市民们的处境更可想而知了。
       在极端困难的情形下，由于及时粉碎了反动分子的破坏，加强了内部的政治训练、纪律训练。在双方交战的日日夜夜，泸州始终保持着较好的革命秩序。虽粮食奇缺，物资紧张，又兵满城廓，竟未出现战时的混乱。起义军不占民房，无不偿索取民众财物，实行公平交易。老百姓说：“泸州自古兵如穿梭，没有一次不成灾。只有刘伯承的革命军，不拿，不抢，不抓伏。”报纸公正的记载道：泸州“军民相治，异常镇静，视若无事”。刘伯承等“对城中秩序颇为注意，时派便衣巡查队，以防流氓乘势托名军人欺侮人民”。“故泸城虽被围困而人心并不惶恐，军民感情，异常融洽。”
       在数万军民生死存亡的关头，刘伯承坚持“城婴坚守，民罢急救”的方针，从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想尽一切办法获取粮食。组织难民出城找粮，是当时的筹粮办法之一。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在坚守城防的同时，经“刘总指挥特许”，在小校场集合商人、小贩、学生等男女老幼共二千余人，由“总指挥部护送出境”，点名后向小关门出发。但遭到敌军严密封锁，不予
       放行，还开枪胁迫，当时击毙老年人一人，孩子一人，伤一人，只好返回城里，再作计议。后刘伯承总指挥又多方进行联络，晓以人道大义，至五月初旬，终于就难民中老人和妇女出城购米事达成妥协。连日城中饥民每日出城数百人，赴连鱼洞、兰田坝购零米之妇女，日在千数，红颜白发，甚形忙碌。这样，民众饥馑皆得缓解，但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正当泸州守城战的激烈时刻，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指出中国革命今后发展的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大会虽然通过了一些革命的决议和宣言，但处在幼年的党，还缺乏充足的力量，缺乏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锻炼。大会未能指明前进的道路，以及具体地解决那些摆在党的面前种种困难和新问题。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没有得到及时制止和彻底的清算。张国焘对沪顺起义的极不负责的态度，又使党中央未能对救援泸州革命采取应有的措施，实际上放弃了对武装斗争的领导，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起义军内部，陈兰亭、皮光泽等人，原来参加革命的目的就不明确。起义之初，他们在广大士兵和民众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共产党人刘伯承等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督促下，暂时站在革命的一边，并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一到革命遭受挫折，便渐渐露出旧的劣迹来了。待到敌人以高官厚禄相诱，便脱离革命，滚入泥坑中去。陈兰亭在国民党右派黄季陆的拉拢下发生动摇，时时想把队伍拉出去。刘伯承曾对他耐心劝导，严肃批评。又派袁品文以治事为由，盯住陈兰亭做工作，反复讲明革命正义，讲清利害关系，以使外邪不入。当时曾有些效果，暂时起到稳定作用。后来，赖心辉派该部旅长马昆山入城劝降，陈兰亭暗中应
       允。第六路司令皮光泽，在举事之初和守城战中，尚能赴前作战。但此人名位权欲熏心，一着处境艰难，孤城难守，就向陈兰亭倾斜，与之打得火热，当了新军阀的尾巴。
       不久，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证实杨森部已出兵宜昌，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原来“突击重庆”的设想已成泡影，等待援兵也毫无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随即召开军事会议，征询各方意见。袁品文等表示：“原守泸州是等待外援，现外援无望，守城失去意义。”主张及早撤退。大多数人也都同意撤退。
       刘伯承分析形势后提出，趁敌人兵力移动之前，向龙遹关方向突围，从陆路经富顺向川北方向前进。所经路线，已派人交涉，可设法冲过去。袁品文附议说：“我与当面之敌冷寅冬有历史关系，可以城换路，撤出泸州。”因这一时期江水猛涨，有人又提出，仍按原先的设想，从水路突围。即顺长江而下，经合江、江津、綦江、南川、退向西（阳）、秀（山）、黔（江）、彭（水），再转陕鄂。刘伯承强调，不管是从陆路突围，还是从水路撤退，均应立即做好准备，开始动作，以保存实力，将来再谋发展。
       陈兰亭、皮光泽等对突围方案表示冷淡。因为他们已经私下与赖心辉达成默契，准备就任赖心辉部的“师长”。更为险恶的是，陈兰亭、皮光泽等在敌人的引诱下，竟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为人质，换取封建军阀的高官厚禄。《革新通信社》在外间披露：“陈、袁、皮愿献祸首刘伯承”的骇人消息。
       在城里，陈兰亭派参谋王熙伯到袁品文处试探。趁总指挥部副官长叶廷鸿在座的时候，对袁品文说：“敌方要求交出刘伯承与政工人员为人质，方可解除城围。陈兰亭、皮光泽已同意，前来征求你的意见。”
       袁品文此时颇具正义感，严厉地表示反对，说：“我们在危
       难的时候，希望总指挥来指挥我们。一遇着困难，就想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以后谁还敢来缠我们？！”
       这是革命转入低潮时，上层官僚中表现动摇的一面。但起义军广大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群众，在一百多天的激烈斗争中，逐步地认识了一些救国救民的真理，初步有了革命信念。在生死搏斗的守城战中，对刘伯承从内心敬重和佩服。袁品文部的二团团长许剑韬，代表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向刘伯承建议：陈、袁、皮三人极不可靠，即应严申战地革命纪律，立将他们三人的军职撤掉，改由革命立场坚定的同志带领部队。还有袁部的向营长，曾声泪俱下地向总指挥部参谋长韩伯诚请求：“只要你们说一句话，我们马上就把这三个鬼（指陈、袁、皮）干掉！”
       在当时，如果采取断然措施，可能暂时稳住内部阵容。但军队的素质，却非一日之功所能改造。整个革命形势，也不可能立即扭转。相反，若贸然从事，反倒会招致更大的混乱。特别是大敌当前，如对他们断然处置，必将被敌人所利用，给革命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带来损失。刘伯承临危不惧，深思断行，极为冷静地说：“革命不是一下就能成功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泸州是不会沉下去的！”
       围攻泸州的各路军阀，都想在镇压起义军上捞一把，但又不愿过分折损兵力。刘伯承深知四川各系军阀之间勾心斗角的内幕，决定利用矛盾，牵起义军从刘文辉部防线突围。刘文辉急欲轻取泸城，遂派代表赴沪接洽。该部旅长张仲明奉命进请起义军通过他的防线突围。
       到了五月中旬，刘湘以五万元巨款，悬赏通缉刘伯承。陈兰亭等谋叛日急，刘伯承率部突围已不可能。在泸城的党内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见刘伯承处境十分危险，一再劝他先行出
       走。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伯承同志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六日傍晚（即农历四月十六日），借总指挥部参谋长韩伯城、参谋长周国淦，移到泸州城西南侧的龙遼关下。刘伯承在第六路第二团临时指挥所（凉棚）内稍停片刻，向该团副团长李际权询问情况，然后，从容地由龙遼关城而下，悄然出走。
       冲出包围圈后，刘伯承等人向西北方向疾走。到达富顺县境的时候，他们发现当地的反动军队搜捕极严。刘伯承见此情况，立即决定迅速折回，改向隆昌、荣昌前进。
       反动军阀刘湘很快得到刘伯承潜出泸州的消息，急忙派出剑子手蓝文彬带人跟踪追捕。在通过荣县地界时，刘伯承等碰见了对头蓝文彬。当时，蓝文彬正坐在轿子里，戴墨眼镜，颐指气使地催促喽啰们“快点、快点！”刘伯承一看情形不好，马上转弯走山路。蓝文彬发觉后，立刻派人追赶。刘伯承等早已急步流星，隐入崇山峻岭之中。此后，刘伯承等夜行晓宿，旅途极为艰险，又遇恶虎挡道，又遭土匪抢劫，真是九死一生。他们经大足、铜梁至绥定（达县），又由绥定（达县）绕道峡边，越过秦岭。到达西安。在两军空穿的情况下，幸得邓宝珊先生接济，方才由西安经郑州到汉口。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汉口民国日报》在要闻版登出消息：“刘伯承军长抵汉”，“川中反动派必欲杀刘氏而甘心”，“刘氏身冒万险绕道陕豫来汉。”并称：“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刘伯承到汉口后，立即向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报告声顺起义和坚守泸州城的经过，并对四川军事提出建议。
       此刻，国共分裂已成事实，形势极为险恶。
       七月中旬，朱德同志召集在汉口的四川革命人士，在费中里黄蘖颜的寓所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沪顺起义部队善后事宜，和发展革命军事，应付紧急情况的问题。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和刘伯承、吴玉章，还有黄蔡颜、李嘉仲、周钦岳等四川人士出席。会上，周恩来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征询到会者对发展革命军事的意见。黄蔡颜主张回四川再干。朱德、刘伯承同志说：现在四川形势险恶，再谋发展很困难。武汉也日趋紧张，搞不好连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朱德提出欢迎大家到江西去干。当时，朱德同志在江西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设想在江西打开军事局面。
       最后，周恩来总结说：现在，湘鄂赣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成为革命的支柱和中心。革命洪流终会破浪前进，不达目的，誓不终止。又说：四川同志在军事方面很有成绩，要设法保存实力。革命的道路还很长，要将各方面的朋友团结起来，联络起来。从目前情况看，南方的力量保存得多一些。是不是再度向南发展，待日后再商讨。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集团实行所谓“分共”、“宁汉合流”已成定局。加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整个革命遭到巨大挫折。为挽救危局，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根据党的决定前往江西南昌，领导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泸州的尾声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刘伯承离开泸州以后，陈兰亭、皮光泽、袁品文分别就任了赖心辉所委的第二、三、四师师长职。对此，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极为愤慨。有的失声痛哭，有的大骂“无耻军阀”！纷纷将所谓“就职”布告撕毁。这说明，在大革
       命高潮中，参加起义的大部分官兵经过泸州血战的洗礼，有了一定的觉醒。
       赖心辉见陈、皮、袁三人就范，以为计谋获得成功，准备大摇大摆收复泸州。可是，反动军阀刘湘却另有算盘：一方面，对于参加泸州起义的部队决不容忍，必欲彻底消灭方才甘心；另一方面，要排挤赖心辉，让刘家叔侄霸占泸州一带。所以，刘湘继续对泸城发起总攻击。陈、袁、皮三人看到被宰割的命运迫在眉睫，急忙商定撤退方案。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夜晚，三郎人马分乘若干船只，顺长江东下，由水路向西（阳）、秀（山）、黔（江）、彰（水）撤退。上岸后转入川黔边境的深山大小槽沟，在堀坝一带击溃了刘湘部旅长穆瀛洲的堵截，到达贵州桐梓的陈溪、新场一带。袁、皮两部被贵州军阀周西成收编。陈兰亭则投到杨森部，被委为丰（都）垫（江）长（寿）三县驻军指挥官。
       泸州起义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六日（刘伯承出走），时间长达一百六十七天（顺庆起义只有十四天），终于失败。但是，革命者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们虽败犹荣。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军（此时称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发布“嘉奖令”。称：“该军效忠党国，转战川中，困守孤城，撑持累月，虽四面皆敌，而百折不回……”
       正如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所说：“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
      
重庆救国会与重庆抗日救亡运动

       蔡佑芬
       重庆救国会成立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到一九三八年底，其存在共约两年半时间。
       最初，救国会是由几个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一批进步青年，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影响下，受到我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出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的鼓舞，和上海成立“救国会”的启示而秘密组成的。一九三六年九月，张曙时（经上海局派遣）从成都转到重庆，了解了重庆各抗日救亡力量的情况，对重庆的救亡运动提出了具体指示，救国会即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一九三七年十月，党在救国会成员中恢复了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重新建立了重庆党的组织，随即吸收了一大批救国会成员入党。到一九三八年底，救国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成了共产党员，各救亡团体和各项救亡活动已由党组织直接领导。一九三九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加强反共措施，中共川东特委决定改变救亡运动的形式，救国会停止活动，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自动解散。
       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也是我党中央南方局的所有地，重庆救国会的成立和发展，为重庆党组织的重建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为南方局顺利地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重庆救国会的历史，在这个特殊环境下，
       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继续全力进行反共内战和镇压人民抗日运动，当时党内又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全川地方党组织除个别保存外，均被破坏。重庆各界民众的反日斗争，受到极大的扼制。
       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越过长城，踏进华北，蒋介石仍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之祸，中共中央八月一日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促进了抗日运动的发展。当震惊中外的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重庆以后，各界民众闻声响应。《商务日报》、《新疆报》连日发表消息和文章，揭露国民党压制抗日、阻止学生爱国运动的行为，呼吁民众立即行动起来，抗日救亡，共赴国难。全市三十几所中等以上学校响应重庆大学学生的倡议，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成立了“重庆学生救国会”（简称“学联”），随即派出代表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提出立即出兵收复失地，讨伐叛逆，严惩汉奸，保障爱国学生运动等六项要求。热血青年纷纷走向社会，高喊被长期禁止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积极开展爱国救亡活动。与此同时，“重庆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了《告本市学生书》，赞扬学生爱国行动。重庆东水门码头工人亦拒绝为日轮、英轮装卸货物，声援学生斗争。奋发起来的群众，冲破了“救国有罪”、“抗日犯法”的铁网，走上街头，唤起民众，宣传抗日救亡。国
       民党当局十分惊恐，极力压制爱国学生运动，乃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中旬，强令解散学联。但学生中的进步骨干，仍继续联系，坚持秘密阅读进步书刊等活动。同时，在温嗣翔编辑的《商务日报·副刊》周围，也聚集了一批进步作者和读者，他们以《商务日报·副刊》为基地，发表进步文章，宣传抗日救国。随后，《商务日报·公共园地》又开展救亡与职业的讨论，吸引了职业青年中的一些先进分子，编者组织他们阅读进步书报，互助互助。这时重庆已经没有党的组织。《商务日报》接获从巴黎直接寄来的《救国时报》刊载的《八一宣言》，在进步青年中暗地传阅。几个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习领会了党的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又受到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启示，便共同酝酿准备成立秘密救国组织。
       一九三六年春，从苏区脱险出来的共产党员漆鲁鱼来到重庆，积极寻找党的组织，他通过投稿结识了温嗣翔和他周围的进步骨干。他们汇集一起，共同研究“一二九”以后重庆的救亡运动情况，大家决定组织救亡团体，遂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在漆鲁鱼寓所正式成立了“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参加会议的有漆鲁鱼、侯野君、温嗣翔（温田丰）、陶敬之、饶友瑚、陈和玉、李余等。会议推选漆鲁鱼任总干事，侯野君任组织干事，温嗣翔任宣传干事，陶敬之、饶友瑚任干事，组成干事会（抗战开始后，继续吸收了黄宇齐、郝文彪、杜延庆、黄觉庵、黄亦人等参加干事会）。当时鉴于公开学联被解散的教训，决定救国会为秘密的组织，会员个别秘密吸收，在群众中尽量利用合法组织开展活动。
       救国会成立不久，张曙时通过刘传福与漆鲁鱼（时任《新蜀报》编辑，后任主笔）通气，对救国会在政治思想上加强了指
       导，要求重庆各界救亡力量联合一致，发展统一战线，把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结合起来开展活动。在这个正确思想指导下，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日益扩大，陆续在学生、职业青年中和文化、妇女界都建立了组织，迅速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
       二
       重庆救国会的领导机构是干事会，下属有“重庆学生界救国会”（简称“学教”）、“重庆职业青年救国会”（简称“职教”）、“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文教”）、“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教”）四个组织。其中除文教是公开的以外，其余都是秘密组织。另外，在他们周围还分别联系和团结了一些公开团体，开展公开的救亡活动。
       重庆救国会成立时只有干事会和少数会员，在举办了“山什新文字暑期讲习班” \( ^{①} \) 之后，吸收了第一批新会员。
       学教 开始由漆鲁鱼直接领导各校活动，没有成立全市的统一组织。后来由于援助绥远抗战募捐、抗议国民党逮捕并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等活动，需要统一活动，才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成立了秘密的学教机构（即秘密的“学联”），由刘传福任主席，温嗣懿负责组织，罗炽镐负责宣传。学教活动的方法是利用各学校的公开、合法组织，团结广大同学，开展救亡运动。当时学教联系的公开团体有：二女师的学生自治会，高工校的暴风歌咏队，巴农校的耕余研究会，省女职校、巴男中、巴女中、治
       平中学、明诚中学等校的读书会，以及一些学校的同乡会、同学会、联谊会等。利用这些团体的名义吸收进步和中间状态的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选择积极分子个别参加救国会。通过广泛的活动，学救迅速在各校发展了组织。当时全市三十多所中等以上学校中，学救占优势的有二十多所，使学生的活动主要掌握在教学手中。学救是救国会下属组织中最大的一个组织，它在重庆抗日救亡运动中，始终起着先锋作用。
       职教 由于事会干事陶敬之（时任《商务日报》记者兼《公共园地》编辑），将《公共园地》联系的一批职业青年（主要是银行职员、练习生、商店店员、学徒）组织起来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成立。成立之前，大家进行酝酿，共同决定：为了避免向国民党当局登记、备案的麻烦，秘密职救的对外名称是半公开的“职业青年读书会”。成立时，选举产生理事五人：翟廉为理事长，赵湘植负责总务，丁雪松（丁屏）负责宣传，李郁生负责教育，杨帆负责组织。另外，根据干事会决定，职救与学救共同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改造了少年部办的“民众歌咏会”，成立了“自强读书会”，随后又利用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青年新闻学会”，广泛开展抗日歌咏、读书、讲演等活动。后来为了运用一个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名称，更广泛地团结职业青年，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以秘密职救为核心，以银行职员、练习生和公司职员、商店店员为主要成员，成立了公开的“青年职业互助会”，以代替原来半公开的读书会。
       文教 经过半年多酝酿，根据上海、成都的先例，由《商务日报·副刊》、《新蜀报·副刊》、《大江日报·副刊》、人力周刊社、春云社等报刊发起组织，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成立。成立大会选出金满成、漆鲁鱼、黄宇齐、肖崇素、陈彝荪、温嗣
       翔、李华飞、毛一波、侯野君、赵铭彝、李开先、陈凤兮、许可经、刘稚德（沙金）等为理事，推选金满成为主席。“七七”事变以后，救国会系统的抗日救亡组织有很大发展，并争取到一定合法地位，为了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文教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改名为“重庆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协）。在文教和文协领导下，先后举办了一九三七年暑期文艺讲习班，成立了“文艺研究会”、“移动演剧队”、“儿童演剧队”、“课余农村宣传队”、“怒吼剧社街头演剧队”。一九三七年底，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党当局对抗战动摇，要强行解散文协。经过谈判，一九三八年·月二十七日，文协改为“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除演剧队外，其它各团体逐渐转为隐蔽活动。
       妇救 在抗战爆发前已着手酝酿筹备，一九三七年八月正式成立。它是为了加强妇女工作的领导而成立的。妇救的领导成员有丁雪松、陈奇雪（陈红濛）、陈和玉、吴永英（何嗣实）、朱斯白、王光娣、闵廉佳等。接着，妇救利用合法名义，于八月十六日公开成立了“重庆妇女抗敌后援会”。不久，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为利用宋美龄的慰劳会的招牌去抵制各界抗敌后援会对抗日力量的控制，便于十二月一日将重庆妇女抗敌后援会改名为“中国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重庆分会”（简称“重庆妇女慰劳分会”）。妇救的骨干都参加重庆妇女慰劳分会工作，形成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重庆妇女慰劳分会有执委会，负责人是进步文化人士李兰。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各界妇女，特别是中上层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一九三八年六月以后，秘密组织重庆救国会随着重庆党组织的重建而逐步消失。
       重庆救国会的活动，集中在“一九二九”运动以后到武汉沦陷前夕，大致分为“七七”以前和“七七”以后两个阶段：
       “七七”事变以前，国民党禁止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非法，救国会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为了在秘密状态下打开救亡运动的局面，救国会首先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当时重庆主要的两家报纸《商务日报》和《新蜀报》作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合法阵地。后来，舆论阵地还逐步扩大到了《齐报》、《人力周刊》、《春云》等报刊。救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会、读书会，把要求进步的青年组织起来，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在此基础上，群众性的救亡运动逐渐兴起，主要开展了下列活动：
       第一，传阅党中央文件，宣传党对抗日的主张。
       在救国会成立前后，文化界和学生中的进步青年，他们通过外地的个别党员和国外进步刊物，获得了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文件，互相传阅，并翻印散发宋庆龄响应我党《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声明，和斯诺的著作《中国的新西北》等进步书刊，在进步青年中传播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特别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后，在漆鲁鱼的领导下，组织救国会骨干成员学习、领会、宣传中共中央制订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举办“山什新文字暑期讲习班”。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八月十六日，救国会以《商务日报·副刊》名义，开办了“山什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参加学习的有九十多人。讲习班只有少量推行新文字的课程，主要是讲述国际国内形势，宣传抗日救亡，并传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发展规律和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学员选择革命的道路。通过讲习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讲习班结束后吸收了二十多人参加救国会，成为救亡运动的骨干。
       第三，反对日本非法在蓉设领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八月，日本力图把侵略势力伸进四川，妄想在既无日侨、又非通商口岸的成都设立领事馆。全国人民尤其是四川人民坚决反对，成都和重庆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在蓉设领”的斗争。重庆于八月十八日在巴县县党部召开了“重庆市江巴各界民众反对日本非法在蓉设领大会”的成立大会，大会决定分六个组分头向党、政、军当局请愿，并组织六十个宣传队到郊区工厂、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刘湘都想利用这场斗争互相削弱对方，都派出了自己的心腹和爪牙参加这个机构。救国会也通过荫敬之以记者身份，带领联教骨干赵湘植和杨帆，参加了这个机构的工作。日本人若并到渝，曾打算组织游行示威，没有成功，但广泛发动了学教、职教成员参加并领导了一部分宣传队，大张旗鼓地到各地开展宣传。重庆各界民众的宣传、请愿活动，积极配合成都人民的斗争，挫败了日寇在蓉设领的政治阴谋。同时对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第四，举行鲁迅先生追悼会。
       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十月逝世，噩耗传来，人们万分悲痛。而国民党当局却力图缩小鲁迅的影响，只准宣传他的前半生。救国会决定通过纪念鲁迅着重宣传抗日救亡，
       并且以鲁迅为旗帜号召组织起来。于是，在《商务日报·副刊》，从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连续六天刊出了《追掉鲁迅先生专刊》。漆鲁鱼针对国民党贬斥鲁迅先生后半生的谬论，写了《鲁迅先生思想考察》，着重颂扬鲁迅的后半生，但文章的下半截被新闻检查所“免登”。救国会决定联络文化界召开追掉会，进一步扩大鲁迅的影响，并筹建“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为了取得广泛支持，争取了工商界知名人士温少鹤等为发起人。鲁迅先生追掉会于十一月一日在市商会礼堂召开，参加者有报刊编辑、记者，工商界人士，学校教师，学生，职业青年，工人等共三百余人。为争取合法，由温少鹤邀请了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参加，被推为大会主席。漆鲁鱼在会上讲了话，热情地赞扬了鲁迅战斗的一生，号召大家要以鲁迅反抗黑暗势力的大无畏精神为榜样，团结起来，为抗日救亡、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这次活动，取得了联合各界纪念伟大文人鲁迅、宣传抗日救亡的成功，但组织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的意图，由于条件不成熟，未能实现。
       第五，援助绥远抗战募捐。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傅作义部队在绥远奋起抗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救国会在《商务日报·副刊》上，联合文化界知名人士二十余人，郑重刊出启事，发起各界援绥募捐，同时发动学教、职教统一行动，分别组织劝募队，到街头、乡镇、娱乐场所、公司银行进行宣传募捐。妇女界举行了援绥募捐游艺会，仅三天就募得八千余元；工人、农民把自己低微的收入也捐献出来；巴女中全校同学绝食一天，以伙食费作捐款。救国会成员经办的“知识服务社”，绘制出版了《绥远抗战形势图》，在全市出售、宣传，将所得价款全部捐献。这次援绥活动，对抗日军队是有力的声援，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影响，推动了
       更多的民众加入抗日的救亡行列。
       此外，还举行了抗议国民党逮捕并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的活动。为避免暴露和遭到镇压，主要是统一部署，分散宣传和散发抗议信函。对“西安事变”也作了正确宣传。又进行了救济四川旱灾募捐。并组织了慰问队到刘湘办的反省院，慰问绝食的政治犯，使绝食斗争取到了胜利，不久，由于形势的变化，反省院也解散了。这一系列活动，积累了经验和办法，为下一阶段救亡运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七七”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逐渐形成，重庆的政治环境有所好转，尽管国民党被迫抗日，力图限制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当时客观形势是国难愈深，民众日醒。加之武汉沦陷前后，许多全国性的抗日爱国团体先后迁浦，抗日阵容不断扩大。同时，这时有了党的直接领导，因而救国会的活动更加广泛深入，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这一阶段，救国会通过各个纪念日，充分利用公开、合法形式，开展了大量的宣传活动，其活动表现有以下特点。
       第一，声势浩大，形式多样。
       抗日战争开始后，重庆民众反日斗争的声势越来越大。一九三七年“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救国会发起举行了由八百人开始、最后汇集到三千多人的歌咏大游行；一九三八年“七七”和“八一三”周年纪念，救国会所联系的十四个青年团体，发起组织了盛大的纪念会和上千人参加的火炬游行，轰动了整个山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抗日戏剧和歌咏活动最为频繁，救国会系统的各个演剧队，协同陆续从外地来渝的全国性戏剧团体共二十多个，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约举行大型戏剧公演六、七
       十场次，演出剧目五十多个，集中揭露了日寇在华罪行和歌颂了我国同胞的反日爱国斗争，观众达数十万人。
       此外，以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的各救亡团体的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开展活动。如遇及城市、农村演出街头剧，张贴壁报、漫画，慰劳、募捐，举办暑期文艺讲习班、文艺研究会、战时知识训练班、救亡图书室、平民识字班、平民夜校，以及邀请我党先驱吴玉章、邓颖超和知名进步人士沈钧儒、史良等主讲的定期讲演会等，各种形式紧密结合，广泛宣传联合抗日和抗战必胜的道理。
       第二，比较经常，比较深入。
       “七七”以后救国会利用每个国耻纪念日和“三八”节、“五一”节、“双十”节、戏剧节等节日和假日（如星期日和学校的寒暑假），开展经常性的宣传活动。同时活动不断深入。各救亡团体不仅活动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茶楼酒肆和娱乐场所，而且深入到农村的田坝、山坡。不仅活跃在山城的城区和郊区，而且还远征到重庆的东、西、南、北，如长寿、涪陵、丰都、万县、江津、綦江、北碚、合川等地。不仅活动在学生、职员中，而且深入到兵工厂的工人、川军的士兵，以及工商界上层人士、甚至华侨巨商。如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以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组织了一百七十多人参加的宣传队到磁器口地区的兵工厂和机械制造厂宣传，演出抗日戏剧，高唱抗日歌曲和街头讲演，引起了广大工人、家属、男女老少的共鸣，一九三七年秋，华侨巨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组织“虎标永安堂抗日宣传队”，救国会骨干应考参加了该宣传队，到下川东六、七个县宣传演出，沿途深受群众欢迎；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党川军六十七军奔赴抗日前线，救国会组织了“六七战地工作团”，随军到鄂东平原向部队和沿途群众
       宣传、演出，并在六十七军举办了学兵训练班，在学兵中培养了一批抗日宣传积极分子。
       第三，活动更加公开化、合法化，斗争也更加复杂。
       芦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成为合法，各种救亡团体随之成立。国民党当局于一九三七年成立了官办救亡组织“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八一三”以后，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他们力图把民众的爱国斗争控制在他们所容许的限度之内。抗日阵营中的斗争更为复杂，救国会因势利导，利用合法名义，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注意保持“救国会”组织的秘密性的前提下，将救国会系统的分支机构挂上官办组织的衔头，或者派救国会成员参加官办组织，掌握部分领导权，充分利用各种合法条件，使救亡运动更加公开化、合法化。如一九三七年底文协被迫解散后，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利用抗敌后援会的合法名义，成立了“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妇救利用宋美龄成立的慰劳会的招牌，成立了“重庆妇女慰劳分会”，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在国民党市党部操纵下成立了“重庆市学生抗敌后援会”，国民党CC派的“学生生活社”也到各校发展社员，救国会便组织各校学救骨干加入“学生抗敌后援会”，掌握控制实权，并将救国会骨干温嗣懿选作全市“学生抗敌后援会”副主席，利用合法身份，支持各校的抗日救亡活动。此外，其它一切能利用的合法机构和合法名义，也都充分加以利用。如一九三七年十月利用庆祝“双十节”的名义，由“战时书报供应所”出面，邀请四十多个学校、团体参加，借用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办的英年会大厅举办的抗日壁报展览会等。这一时期，救国会在复杂的斗争中，渗透到许多公开、合法的救亡组织，巧妙地推动着救亡工作。
       这些活动，一直坚持到一九三八年底。声势浩大的民众救亡运动，已成为锐不可当的历史潮流，使国民党当局深感难以控制。
       四
       重庆救国会产生、发展，和它一系列的活动，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的重庆革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唤醒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为使重庆成为抗日大后方的重要基地而准备了群众条件。
       在三十年代中期，重庆党组织已被彻底破坏，而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军阀却极力压制民众的反日斗争。在国难当头形势下产生的重庆救国会，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擎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依靠民心，领导民众，广泛宣传我党抗日的主张，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这就使抗日大后方的重镇重庆，并未因党组织被破坏而中断反日爱国斗争，而且从“一二九”以后兴起的群众运动，尚能持续地发展下去形成高潮，为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在重庆全面开展活动打下了基础。
       同时，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不仅遍及山城，而且扩大到附近县区和川东一带，它为促进全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为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
       救国会在自己的各项活动中，注意结合形势，尤其是在形势转折关头，如“西安事变”以后，武汉沦陷前后，针对国民党各种谬论和群众的思想情况，及时宣传我党关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因此，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和培育了一代新人，救国会的成员和它团结的进步群众，他们中的许多人觉悟不断提高，积极要求入党，渴望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救国会于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分批输送了一百多个会员和青年去到革命圣地延安和抗日前线。他们经受了中国革命历史若干转折的锻炼和考验，大都成为革命的骨干和中坚，当年的许多救国会员，至今仍在重要工作岗位上为四化建设作贡献。
       第三，为重庆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救国会不仅注意宣传党对抗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积极引导抗日骨干学习《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大众哲学》、《辩证法入门》、《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读物，同时经常宣讲党的基本知识和传授与敌人进行地下斗争的经验。因此，使抗日骨干不仅具有抗日思想，而且接受了马列主义，许多人初步具备了党员的入党条件，这就为重庆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一九三七年底，中共重庆币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在救国会骨干中发展党员。一九三八年六月，中共重庆市委正式成立，在党的组织大发展中，救国会成员是发展党员的主要对象。到一九三八年底，救国会的成员大部分都入了党，而成为党的各级组织的骨干。
       重庆救国会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党中央给予了肯定。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抗大召开过一次重庆去延安的救国会成员的座谈会，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听取了汇报，并在会上讲话给予鼓励，会后给中央组织部写了报告，请求中央派去干部加强领导，得到肯定的答复。在抗大第四期的毕业典礼上，李富春同志在讲话中也提到此事。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组织部
       组通字(84)22号通知指出：重庆救国会是我党在白区直接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其成员的革命工龄应从参加之日算起。
       漆鲁鱼同志善于结合当地革命群众，并团结其它地下党同志，创建并正确地领导了重庆救国会，其贡献是卓越的。而救国会成员陶敬之、李茂林、刘鸣毅、饶友瑚、鲜国学、周国仪、袁美云、何贵前等同志，在前线、在监狱，或在日夜操劳的救亡工作中，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值得景仰和怀念。救国会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半，但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继续研究和总结。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供稿)
      
怀念漆鲁鱼

       黄宇齐
       一九三六年八月，我到重庆一家刚开办的小报《服务日报》作编辑。我编的稿件，隔三天、两天就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处”扣压一次，因而不得不常到“检查处”去，同他们谈判、辩论，有时是抗议。一天，突然看见漆鲁鱼也在那里，他说是在《齐报》作编辑，来这里也是办同我一样的事情的。
       鲁鱼是我的近邻同乡，家庭相距只有二十多里。一九二九年他从日本回江津，入了党，我在重庆刚入共青团，年末也回到江津。他给我们上一次党课，讲得很好，我们很敬重他。不久我被捕，他捐款慰问。一九三〇年二、三月间他出川，托组织向我们致意，以不便来狱中探视为歉。我不久出狱，亦出川去沪。和他相别，已经六年多了！他似乎略为消瘦，而浓须炯目，一如往昔，风度潇洒中却又甚为持重。他政治上“如何”？从他简朴的衣着，待人态度和职业生活来看，似乎没有“变”，没甚“问题”。
       他要我到齐报去看他。我欣然地、也有点大胆地去了，看着“情况”再说。去了，当即参加由他主持的座谈会。在这里认识了齐报的王达非，商务日报的温嗣翔、侯野君，此外，还有一些青年。齐报，我已看过一些，社会问题的报导和专论文章不少，
       有特色，有意义。座谈会中，各先生发言均具才识，青年们则热情横溢。鲁鱼把大家的意见综合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要求大家关心社会，关心时局，不止于议论，要推动历史前进。他的话简明有力，他的态度鼓舞大家前进。这里有清新空气，有地下热力，似乎具有“希望”，对鲁鱼更具“希望”。
       经过和鲁鱼多次接触，确信他没“问题”，仍是革命者，是可信赖的。我把在江津出狱后的经历，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社联党团，因一极复杂事件而失去组织关系一事，详细地告诉了他。鲁鱼说，他是从中央苏区化装突围出来，经过上海，未找到党，回川至今，没有关系。我不能确定他所说“没有关系”一点是否真实。但他说：“现在只有根据党的理论、纲领、路线，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积极地主动地从事于进步活动，同时设法找党”，这些话无疑是正确的。我如六年前听他讲党课时一样，对他敬重、信任他，我们交往更密切了。
       十月初，齐报、服务日报都停办。鲁鱼到新蜀报作编辑，我则无事，住在不太相投的友人家。过了半月，觉得没意思，拟回家。鲁鱼说，他同侯野君、温嗣翔等办了一个“知识服务社”，是为一些失学、失业青年谋生活的，他们思想上要求进步。鲁鱼要我去，代他帮助那些青年学习。
       “知识服务社”，是在牛皮虬某号，一楼一底，底间是石印室兼营业铺面，楼上是饭厅、宿舍兼学习室，贺方木、石印工人和我住在这里。主持业务的是贺方木、张希洛、温侯华、龚远英、石印工人、李春堤、张金声。贺和石印工人是失业青年，其他都是因追求进步而刚被开除的中学生。学生们每日来“上班”，自带米、菜，自炊自食。他们关心的不是学业、职业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他们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探寻真理和光明。
       和他们密切交往的，大都是在校、在职的青年，有二女师的陈和玉、温嗣一，男、女巴中的周国仪、刘隆华、周国鼎（这三人是我在服务日报时联系的青年）、冉大有（艾丁）、周德光，其他罗炽庸、高孝威、孙胜洪、黄绍州、鲜国学、徐邦贤、袁美云兄妹等，记不起属于何校。平民银行的练习生了雪松、朱斯白、王光弟，他们不仅有职，而且是最好的职业，但他们不关心职业上的前程，而关心天下大事。“服务社”的业务生意不佳，但这地方却成为青年们聚会的心中。他们学习、争论、歌唱、讲故事，很象一个新式学校。鲁鱼来教大家唱国际歌。我不能成为他们活跃的同伴，但却是他们学习上相得的益友。
       突然“双十二事变”消息传来。事情的真象、内幕不明，国民党召开“市民大会”，张继声嘶力竭地大叫一通，服务社的人参加了，一面听，一面互相“眉目传情”，暗示欢快。散会，他们买了美酒佳肴，回到社里，振臂高呼，举杯庆贺。“这回，可把蒋除掉了！我说，捉蒋，是大好事，极有意义，捉而除之，意义就不大了，大文章是捉而如何善用之。鲁鱼来，又加深了这一道理。后来，得知中共中央力主在共同抗日前提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蒋介石接受了条件，被释放，全国长期的黑暗政局，出现新的曙光，大家悦服了。
       漆鲁鱼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
       首先，广泛深入地联系群众，寻觅和培育进步分子，扎实地建立“救国会”的基层组织。早在上半年，鲁鱼同侯野君、甘道生、温嗣翔、陶敬之、李余、饶友瑚等建立了秘密的“各界救国会”，并举办一个“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参加的是学生、职业青年，有数十人，进行一些进步的教育。讲习班结束，鲁鱼同学员中的进步分子建立联系，入冬，扩大联系了更多的青年群众。约
       在十一月，鲁鱼把其中的学生集中起来组成“学生救国联合会”，以陈和玉、刘传弗、刘隆华、高孝成、徐邦贤、袁美云等为主，有二、三十人。他们分属于十多个学校，是当时各校学生的精英。“学救”、“学联”是秘密的，但组织生活较为严密，每半月集聚一次，讨论时局和学习问题，并布署当时可以公开进行的活动，如援助绥远抗战，救济灾民，在各自的学校中建立读书会，组织戏剧、歌咏的演出等等。“学救”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他们秘密地，但广泛地伸入到广大的学生群众中。继“学救”之后又建立“职业界救国会”，主要骨干是丁雪松、杨帆、朱斯白等。以“职救”为核心，又组织较为公开的“职业青年互助会”，在广大的职业青年中，有一股热力在活动。
       其次，鲁鱼团结了新蜀报的诸先生，开展上层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统一战线。新蜀报的周钦岳、肖崇素、陈彝荪、金满成、赵铭彝诸先生，思想开明，但在国民党的高压下，重庆长期死闷而又恐怖的气氛中，他们沉默着。鲁鱼象一只锅炉，不断地向他们喷发着蒸气，逐步增大流量和气压，他们渐渐地动起来了。他们是有影响的人士，通过他们，上层知识分子、文化、教育舆论等各界人士的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在鲁迅逝世纪念会上，不仅集聚着好几百名进步的青年群众，也有各界名流代表数十人参加，其中有工商界的温少鹤先生，为此还引起金满成先生的不满，但这正是证明：鲁鱼把“各界”的统一战线大门推开了。
       第三、掌握新蜀报的方向，改变它的面貌。新蜀报在大革命时期，由肖楚女、漆南薰等革命家主编过，是很有声誉的报纸。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它愈来愈消沉，成为一般的平庸报纸。鲁鱼去，先是编辑新闻，抓住国内外当前大事，编排新颖瞩目；
       接着，社论、专论文章上来，鲜明有力，其后，文艺副刊亦有新的思想反映，新弱报确实新起来了，它成为重庆最受欢迎的报纸，它逐渐地在新闻舆论界中起着主导作用。
       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在地下，多方面地发展着。伴随着群众运动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影响的扩大与提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鲁迅逝世纪念会将要结束时，突然，人们悄悄地互相传话：“吴老（玉章）今晚在这个会中。”大家伸颈四顾探寻，“在哪里？”有一位四、五十岁的人，坐在会场较后的地方，似乎无人认识，大家的目光渐渐地注视他。“是他！”有人说。“是他，是他！”不少人同声说。有人走到他跟前，尊敬地说：“请先生讲话。”许多人接着说：“请讲话，”这请求的声音是恳切的。他被拥到主席台，呆了一阵，说：“我不是，我也在寻找和等待吴老讲话。”大家愕然，但不放他。他又说：“我是邓勘剧，是刚从上海来的。”人们相信了，但是怅然失望了。鲁鱼把大家安慰一番，会议才得结束。这件事情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在救国会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学习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等理论，阅读鲁迅等革命作家的书籍，密切联系实际，讨论时局，讨论共产党“八一”宣言等活动的结果。救国会的领导是两部分人。一部分已多年从事党的工作，在艰巨复杂的斗争中被迫失掉组织关系，象鲁迅所说的，自觉的坚持革命。另一部分，未入党，但对党已有较深认识、热烈地拥护追寻党的知识分子。这两部分人团结一致，把重庆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不断地推动前进。
       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在发展，时局在发展，形势是好的。但是知识服务社的经济日益困难，春节临近，我以加重他们的负担，实在不安。得鲁鱼同意，暂回江津家中。
       一九三六年是救国会拓荒、耕耘、播种和培育幼苗的时期，工作艰巨，但是在步步前进。
       二
       一九二七年五月，我决心再赴上海。路过重庆，鲁鱼说，日寇加紧进逼华北，我方亦秘密准备应战，军运繁忙，时局紧张，战争很可能迅速爆发；我应留在重庆，同他一起，继续开展救亡群众运动。
       时隔三月，重庆的局势与群众救亡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在群众救亡运动方面，有如大好的春天，花叶茂盛，生意盎然。
       “学救”，完成了“静夜行军”，在各自的学校中“安营扎寨”，联系群众，组织起读书会，时事研究会，戏剧或歌咏队等，还掌握了许多学生会。重庆高工和江北县中，还得到学校当局黄觉菴、戴世祯、蒋昭麟（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或团员）等老师的支持与领导。每校的积极分子，核心骨干，少的五、六人，多的二、三十人。有核心组织的学校已增加到二十多个，能影响的群众已以千数计。学校中已不是静修功课，而是演讲声、辩论声、救亡歌曲声、写贴墙报等，有点沸腾了。有时，数校联合活动，声势影响已到社会上了。“学救”的主要头头仍是陈和玉、刘传苇，它的活动，是鲁鱼亲自领导。
       成立“妇救”，几个月中，“职教”和职业青年互助社有较大的发展，“各救”决定将其中的妇女成员集中起来，建成“妇救”。核心骨干是丁雪松、陈和玉，掌握政治思想（她们还另有其他重要活动），朱斯白负担着全部的内部事务，陈奇雪负责对外的联系活动，此外，还有王光弟、曾纹琪等。妇救会成立的时间约在五月
       下句，办公地点，是借用“职青”公开租用的江西省馆的楼上。鲁鱼要我看重帮助领导“妇救”，它的章程、成立宣言是我写的，她们的工作讨论和读书学习，由我经常出席参加，曾在会馆西某巷的一间二楼小屋内，专门学习《新哲学大纲》。
       “职救”和“职青”，是李郁生在帮助活动，好象办过公开的学习班，鲁鱼讲政治经济学，李郁生讲哲学。我没有参预“职救”的活动，了解的情况不多，不确切。
       文化界的力量在加强着。新揭报、商务日报的态度更加积极鲜明，金满成同意捐弃前嫌，共同推进抗日救亡运动，李华飞从日本归来，参加到国民公报，创办了进步的文艺刊物，肖本仁编辑人力周刊；我不久到重庆快报作主笔。除蒋介石“西南行营”的那个《人民日报》外，其他报纸出版物都跟随着时局在前进。一些学校的当局在转向开明，不阻挠学生的救亡活动，基督教青年会、市商会对救亡活动给予支持，提供活动场所。成立“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的建议得到人们的响应，六、七月间，在市商会礼堂，公开的召开成立大会。会中，侯野君以“各救代表”身份，突然上台讲演，（好象还发了“各救”的宣言）人们有点惊愕紧张，气氛有点神秘，很像一种“飞行集会”。会中选出鲁鱼为总干事，金满成、肖崇素、陈彝荪、赵铭彝、李开先、陈凤兮、温嗣翔、李华飞和我为干事。后来，实际的具体工作，逐渐地由李华飞来负担了。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民众歌咏会。歌咏是一件极简单的小事，但在当时，它却并不平凡。春初，鲁鱼通过“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由温侯华负责，组成民众歌咏会，会员从十多人发展到百多人。他们的歌唱水平较好，而最突出的是温侯华自己，他的歌喉高亢雄浑，他的旋律激壮动人。任何群众集会，只要有温侯华
       在，必须他出场高唱数曲，才能结束。民众歌咏会自然地促进许多歌咏团体的成立，通过会演，提高他们的水平。最大的一次会演是六月间，在中央公园体育场，参加演唱的有三、四千人，观看者聚满三面山坡，有五、六千人。救亡的歌声激荡着整个城市人民的心弦。抗日救亡的字样还不准公开提出，但是抗日救亡的吼声却无法压住，震撼整个山城。人们感慨，感动而又兴奋，我们是有希望和前途的！
       鲁鱼通过基督教青年会，还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自强读书会”，由周国鼎、冯兰瑞、杨帆等负责，是一些对学习要求较高的青年组成的。她们人数不多，但学习制度较严，读书认真，钻研重大的社会和国家问题，组织讨论，发表文章，对社会思想进步有所促进。
       余克稷、刘鸣家，分别建立了水平较高的剧团，常在市内和农村演出。有些学校学生亦组成剧组，在校内外演出。演出的剧目都是短小精干、新颖活泼的抗日救亡的故事，受到群众的欢迎。剧团的核心骨干，都是救国会会员，个别剧团的一般成员，也多是救国会会员。这是救国会的又一支队伍，它用戏剧艺术形式作公开宣传。
       全国新的政治气息和救亡运动的热风，吹进了重庆反省院，这是最黑暗的反共监狱。经过多年折磨，而思想坚定、义无重义证据被敌人抓着的黄亦人、张培堪、龚慰农先后出了反省院。他们同我联系，参加了救国会，又常去反省院探望旧友。多数“反省”人员心绪活跃，提出早日出院，为国效力。他们的生活待遇极坏，因而同时又要求改善生活。他们举行绝食斗争，我们代为印制，散发他们的呼吁书，募集捐款慰问他们。他们的精神更振奋，而处境待遇亦得到改善。战争爆发后，全部得到释放。
       抗日救亡，是全国的政治大前提。但是有的名流学者仍打着自己的片面旗号，离开这个大前提。梁漱溟来渝，到处讲演，大唱他的“乡村教育建国”论，说是最好的救国良方。他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人士，对此，救国会在青年会召开座谈会，鲁鱼同他进行辩论，他最后几乎无言可对。会后，我写了专论文章，发表于新蜀报，可以说，他的错误宣传影响被予以消除。通过这样一些学术的讨论、辩论，人们认识得到提高，政治气氛亦有所改进。
       从春节到战争爆发之前，是重庆救国会的第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客观政治情况，“西安事变”后，刘湘势力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跟的不那么紧，有些松动，因而进步的政治活动也就较为顺利一些。但是更重要的还是鲁鱼因势运用，善于领导，使运动有了好的发展。这个时期是救国会开花枝叶、茁壮成长的时期。
       三
       七月七日，抗战爆发了！
       拥护抗战，全民动员积极参加抗战，是合法的，是人民的职责和权利。许多单位自行召集会议，组织游行，发表宣言，募集财物支援慰问前线，人民动起来了。站在这些活动最前线的是各救国会组织。市府当局召开的一些大会，除工商界外，大都是由救国会带头领导群众响应参加的。救国会有了更大的发展，但同时，同右派、同从南京陆续迁来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也逐渐展开了。
       “学教”在全市三十多个中学中，包括教会学校，都有了组
       织，骨干成员也大为增加。此时鲁鱼要我看重领导学校。七月末召开“学教”代表大会，正式发宣言，宣言和组织章程也是我起草。由于刘传弗去成都，陈和玉有其他任务，学教总干事由刘国定（后来是叛徒）担任。我出席干事会的经常会议，审阅修改他们的宣传文稿。“学教”单独组织游行。不久，黄觉庵和刚从北京回来的郝威，也先后参预“学教”的领导工作。从南京回来的刘志刚，是学教专职干事，他同干事会，同一些学校的组织密切联系，上下传递情况。南京的中大迁来重庆，重庆大学亦收进许多外来转学生，这两校各有数十名救国会成员（多为民先成员）。九月间在南岸老君庙，十月末在江北县北郊、嘉陵江左岸悬岩上，开过代表会。江北北郊之行，鲁鱼叫我们学习红军行军，各自认路标前进。十一月在米花街川盐某里女同学李某某家里开代表会，由于有两个大学的组织，便改选干事会，由重庆大学的梁华昌作总干事，二女师的李成英为宣传干事，中央大学黄文澍、蓝毓钟为干事，沙轶瀛作沙坪坝区专职干事。以上是组织发展的情况。国民党发觉大部分学生为我们所领导，于是，它通过军训、体育教员，结合那些较为顽固的学校当局，另行建立一些学生组织，或者抢夺学生会领导，同我们对立，争夺学生群众。他们反对共产党、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三“一”口号，即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后来又加上一个主义、一个军队。许多学校出现了对立集会、对立壁报、对立演戏和歌唱。他们文的不行，但有后台，有实力。斗争日益激烈，从文字到口头，互相辩论、批驳、斥责、谩骂，有的撕毁对方壁报、刊物、以致动手打架。救国会员们激愤，要坚决地斗，我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鲁鱼说，要斗，可不要斗气，要有礼和讲理，作商水平的宣传说理。要以口、以笔来争胜，不要以手。我清醒了，以他
       的指示，耐心地说服各校的救国会组织，未致发生严重事件，遭受损失。尽管如此，国民党仍直接进行镇压，把中大学联负责人秘密逮捕，我们发传单抗议，舆论营救，国民党死也不放。
       “文教”活动是同国民党斗争的第二个重点。战争爆发，以新闻舆论界为主，再次召开“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大会”，有沈起予、李兰、沈荃九等作家参加，人员众多，情绪热烈（不似前沈那样紧张），通过会议宣言和选理事会。第二天，除那个《人民日报》外，各报都以显著地位登载消息，发表社论。国民党沉默了一些时候，正式表示不承认。但是，抗战总得要宣传，而国民党自己又没有象样的宣传干才和宣传工具，因而又表示愿意“合作”，建议我们挂上抗敌后援会文化支会的牌子，还把鲁鱼、周钦岳、金满成、李华飞等聘为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委员”。这是一项“妥协”，但实际上仍是各干各的，我们在活动上得到一些方便，而他们却并无所得，鲁鱼的指导策略是正确的。
       从七月到八月，“文教”举办暑期文艺讲习班，有六、七十人，多是学生，有冯兰瑞、刘维德、周德光等，这些青年再次受到较好政治思想教育。讲习班结束，随即成立“文艺研究会”，由华飞负责，并筹办了一些出版物，成为文艺战线的一支新力量。
       妇教会搬到七星岗女青年会，开过代表会，发宣言，陈凤兮、李兰、二女师校长等人参加，颇有声势。国民党对这一组织不便强行压迫，要求改名为“妇女抗敌后援会”，成为他们官办的“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分会，我们考虑可以挂他们的牌子，开展我们的工作。随后后援会又改名为宋美龄组织的“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的“重庆分会”，这样，又合法，又脱离了“抗敌后援会”的直接控制。以后募集衣物，鞋袜，医药，写慰问信等事务工作极多，仍是以朱斯白为主，王光赛参加，陈奇雪进
       行对外和对上层妇女的联系工作，克服好多困难问题，颇有成效。
       从反省院出来的黄亦人，是民生公司的老职员，现在回到民生公司，在公司中有一些老的进步群众，又发现一些新的积极分子。张培堃的姑姑张昭寰在一个数百人的手工工厂工作，也联系了一些进步群众。我建议黄亦人、张培堪，把他们联系的群众组织起来，建成“工人救国会”。鲁鱼同意，并叫新蜀报的杜延庆把报社的印刷工人亦组成“工救”，由杜延庆、黄亦人、张培堪组成它的领导。一九三七年冬，“工救”发展有五百人。黄亦人政治斗争和群众工作经验较丰富，后来作了很多工会工作。我虽然发起组织“工救”，但未参与它的领导，它是鲁鱼直接领导的。“工救”是个新建的组织，它与“职救”完全没有关系。
       自强读书会发展到百人，最主要的是思想水平得到提高，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有不小名气，思想保守。自强读书会请他来演讲，经过一番辩论、质问，他回答不了问题，灰溜溜地下台回去。这是一桩很有影响的事件，进步的思想影响得到扩大。
       “职救”，民众歌咏会，戏剧协会等继续活动，组织亦有发展，主要是在政治思想和专业水平上有提高，国民党虽然注意他们，但觉得威胁还不大，在抗日救亡的大前提下，暂时也无对付他们的良策，便采取听之任之。
       到十二月间，救国会的活动难于更好地展开了。从战争爆发到今天，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两相对比，孰优孰劣，孰强孰弱，孰善孰恶，泾渭分明。呆在这里怎么办？对国民党加紧斗争，斗争的范固有限。自己多作些事情，这里不许你作！救国会成员们政治上提高、成熟，满腔热情要革命，到哪里
       去革？这里是不许你革的。人们日益苦闷，叹息，渴求更好的革命道路。
       庄稼和果木，经过夏季的高温蒸晒，结出果实，入秋，果实成熟，盈盈遍地，累累满梢，等待人们的收获。救国会这份庄稼上所结出的果实，成百上千的骨干分子经过半年来斗争的“蒸晒”，吸收营养，锻炼提高，已经成熟透了，等待真正的革命组织去接收，领导他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革命作用。
       救国会的领导成员，一年多来，有些更迭。一九三六年夏秋，甘道生、饶友端、陶敬之分别他去，冬初，我参预工作，黄觉庵与鲁鱼取得联系，领导江北县学教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温嗣翔去沪，八月，侯野君去蓉，而李华飞于夏初、郝戒子八或九月由外地回渝接替了工作。黄觉庵也是在七、八月参预“各救”、“学教”工作。有一度约在九、十月间，干事会曾扩大到十五人，有金满成夫妇、陈彝荪、肖崇素、赵铭彝、沈夕峰等，但作实际工作的，除鲁鱼外仍只有李华飞、郝戒、黄觉庵和我。我名义上负责组织，实际几乎全在“妇救”和“学教”。十月间有消息说国民党将对我们下手，我们认为很可能。鲁鱼布置以郝戒、黄觉庵、陈和玉、黄亦人等为二线，很好隐蔽，准备作地下领导，鲁鱼、华飞、我，准备入狱。此事未发生，其原因可能是：一则战争初起，前线紧张，一致抗日对外的要求甚高，再则国共第二次合作刚开始，国民党也未抓到任何重大的借口，因而无法下手。
       四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正苦于救国会的工作难以继续开拓，鲁鱼却开始把一些骨干分子送去延安。我埋怨鲁鱼，要求把这些
       人留住，以便更好地开展运动。鲁鱼说：我们的主要战场是广阔的敌人后方，那里需要大量的人力；四川很多地区，也需要有人去开辟工作，重庆这个地方，在反动派的高压统治下，把一支好队伍屯集于此，无可作为，不如把他们输送到敌后，到外县，作用更大。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当然也明白了这是鲁鱼在贯彻执行党的意图，是正确的，应当拥护，此后看见救国会员一批批地去延安，也有些人转到别的县市。龚远英等几人要去延安，鲁鱼未准，他们来找到我，我又找到鲁鱼替他们请求，得到介绍信，再转交给他们。我的事轻松了，“归救”、“学救”的日常事，学习、宣传，照旧进行，有时解答他们的一些问题。一九三八年春，有两件事：一是八路军川籍伤病员数十人回川，住在打铜街某旅馆，我带救国会员去慰问；一是全国学联在武汉开会，“学救”派出代表前往参加。此外，我便没有什么大事。我的这一情况说明：救国会本身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下一步的工作是另一性质，即向党输送力量，输送先进分子，由党直接领导他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一工作不是我当时所能作的。后来得知党吸收有二、三百人（包括去延安的），这是可喜的事。救国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较为顺利地开展了革命群众运动，为党组织和培育了后备力量。
       下面，一述我的出川，与鲁鱼和救国会分别。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我问鲁鱼：对我的历史和失掉关系问题，是否还有不清楚的地方？需要怎样才能解决我的组织关系问题？鲁鱼说，上海社联党团一事，现在无人了解，须要搞清这一问题。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再次提问此事，鲁鱼陪我到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周怡，周怡要我写出详细的报告，他转给长江局审查批复。我写成报告交给周怡，大约到四月，周怡说：长江局
       批复两条：（一）上海社联党团事件，我所提呈的有关人员一个也未找到。其他就没有知道此事的人。（二）根据我的报告者，没有问题，由四川当地党委，根据我在四川的表现情况来解决党籍问题。我们鲁鱼如何办？鲁鱼说，社联党团事件太重大复杂，须请省委审查。过几天，鲁鱼找我说，川军六十七军许绍宗部要占川抗战，他们要组建一个战地服务团，请我们选派人员去充任，我们决定从某个剧团（即后来的怒吼剧社）抽出一批人员前去，鲁鱼要我带队，顺道去武汉，直接找长江局审查解决我的组织问题，比在四川解决要好得多。我同意了。鲁鱼给我三封信，给董老，一给刘顺元（长江局管秘密工作的负责人），一给武汉政治部第三厅阳翰笙。六月十三日，我带着三封信登上军运江轮，同鲁鱼和救国会诸同志，作了很长时间的分别，我与救国会的关系即基本结束。关于那个剧团——战地工作团的情况，我将另文记述。
       五
       一九五五年我在武汉，在审干中，知道鲁鱼对我的历史作了证明，但不知道鲁鱼究在何处。一九五六年末我调北京电力部，知鲁鱼在卫生部，经过相互联系后，在鲁鱼家，在我家，作了两次聚会和欢叙，有张西洛、龚远英、李春堤、温侯华等参加。一九五七年秋天我去看他，卫生部接待人说他已调去成都。接待人的态度颇不好，我感到鲁鱼在这里“遇了事”。文革中，“打”我的造反派和专案组先后前去向他逼供“材料”，毫无所获，但我知道他已患重病，无法工作了！打倒四人帮后，知他已去世，我和我的家人都深为悲痛！后来见到卫生部的人，询问鲁鱼之事，他们一致的说
       说：那时，领导上认为他“拔白旗”不力，信任、重用专家、权威，妥反他的“右”，适逢他病，便下放成都，现在人人都说他是正确的，是很好的同志。
       六
       漆鲁鱼是一位很好的同志。
       他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坚持真理原则，认真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问题，不教条，不唯经验，不忽“左”忽右，考虑问题时深思熟虑，深谋远虑，行动中机动灵活，果断及时。他胸怀远大，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日夜奋战，从无休息，为党为人民作出珍贵的贡献，是最忠诚的革命战士，品德高尚，不争权势名利，有话真说，刚直不阿，光明正大，生活上平淡简朴，从无个人图谋。与同志们相处，态度亲切平易，在政治思想上对人循循善诱，耐心教导，是同志们尊敬爱戴的良师，生活上热情关怀，解难救急，休戚相共，是大家最知心的益友。鲁鱼是完美的好同志，这不是过份的夸赞之词，他的崇高形象，深深地铭刻于我和广大救国会员的心中，永远不能磨灭！全国解放以后，鲁鱼才、德能力未得充分发挥，先遭受压抑，后困于病魔，文革中受迫害，是很可惜和遗憾的事，但这无损于鲁鱼的光辉形象，而是更显映出他的崇高品德。我们永远，钦敬鲁鱼同志。
       今天许多当年的救国会员重临重庆故地，虽是暗首相聚，但看到大家都对革命有所贡献，特别是看到现在重庆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成绩辉煌，感到十分欢欣快慰！我们念及鲁鱼同志，当年最尊敬的良师益友，离世已有十一年，不能相见，不能
       深感悲痛和遗憾？于此，谨向鲁鱼同志再致哀思和怀念之忱，
       我们在余年之日，继续遵循鲁鱼同志的模范言行，策励前进。
       （中共重庆党史工作委员会供稿）
       漆鲁鱼及其他
       赵铮 舞
       漆鲁鱼，原名漆宗骏，四川江津宰市坝人。一九三〇年，我在上海从革命戏剧活动，组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当时在华立三左倾路线领导下，上海也搞“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活动，所有工农知识分子团体，通通交由上海反帝大同盟领导，经常不断的举行示威和飞行集会，使得各个团体本身的不同性质的活动，几乎陷于停顿。那时我调到上海反帝大同盟闸北区任秘书，和各个团体接触机会多，在上海宝山路靠近大通庵车站一带，学生青年特别多，而四川籍的人不少住在这里，其中有几个是江津中学同学或同乡，因此我有时去看望他们，常常遇见他们在讨论社会科学的问题，我发现一位比他们年岁稍长的长满络腮胡子的人，好像是在做他们的辅导或教师似的讲解工作，经过介绍，知道他叫漆宗骏，是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员，也是江津人，我在江津中学十班的同学漆向衡（后来改名漆琪生）是他的叔叔。他并邀我也参加这儿位同乡的讨论，原来他们在讨论的是《共产党宣言》，这儿个人是社联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一个小组。象他们这样系统的进行学习，我还不曾见过，所以一有空就去参加。
       那时我因为家庭破落不能供应我继续上大学，已经和家里断绝了联系，开始靠投稿维持一半的生活，另一半则是靠同乡和朋友
       资助。我知道漆宗羲是在日本学医的，有了病也就请他诊视，他和北四川路一个日本药房老板相识，老板即送他很多处方签，凭老漆开的药方受到药房买药享受优待，他在那个日本老板眼中是一个职业医生，可不知道他却于是辛命的。
       大约过了半年光景，我们都分散了，原因是不断有上海反帝大同盟的机关遭到破坏，我调到“剧联”工作，由于清算了“立三路线”，各团体恢复建制，我专干戏剧活动。漆宗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知道，我的记忆中他那时已是共产党员。
       一九三六年九月，我从上海回到重庆，住在劝工局街四川晚报社，《四川晚报》是一张四开小报，由江津人叶某主办。叶某在成都四川公路局当科长，得到公路局的津贴，为它作宣传办的。这张小报的经理叫黄百东，和叶某在北京政法大学同学，黄回川当了一任县的军法官，卸任侯差挂了这个报社的经理。黄百东是我的姨表兄，又是我的连襟，所以留我住在这家三层楼面的报社里，要我协助他看看新闻稿子。在重庆，我仅认得肖崇素，他在市立中学教书并兼任《新蜀报》的主笔。崇素有翕介绍我进《新蜀报》，介绍我和总经理周钦括认识，但一时还不能进去，闲着无聊，每天就到书店看书。那时的新书店都集中在鲁珠市一带，店里摆一个大摊子新书，任人翻阅。有一天，我正注意看书，一个人挤在我身边，似乎侧身看我。我警惕起来，是不是特务在监视？于是立刻放下手里的书又选别的书，这样便于移动地位，我装着打开书面眼睛斜视旁边那人，恰巧，那人也在看我，不禁一惊，这不是漆宗羲么？！他更向我走近，低声说一句：“你不是老赵么？”于是我们互相招呼，他环视一下周围，然后说“吃茶去”。我们走出书店，到《四川晚报》楼下的小茶馆里，告诉他我住在楼上，他说这地方不好，改天到公园长亭去
       详谈，并告诉我他任《新揭报》主笔，我们这次会面，大家都很高兴。
       大约在这年年底，我得到周钦岳的邀请，参加他们报社星期一的周会（讨论报纸内容及当前新闻有关的事情，然后是聚餐，以后照样举行）。不久周钦岳找我商议出版一个专刊，四开，一面是文章，一面是广告，定名为《文化与生活》。要我说法找广告。正好有人给我介绍认识国泰电影院的宣传田天骑，田答应一周出五元登一大版广告，这样，以广告费来维持这半张专刊，我列入《新揭报》的临时职工编制，每月得二十元编辑费。从此我同老漆算是同事而经常见面。据老漆告诉我，他在上海宝山路没有住多久，因参加示威游行被租界巡捕房抓去矣了一年。释放后，继续在上海干党的活动，因为苏区需要医生，就调去中央苏区，当时正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侵略上海期间，在炮火声中离开上海。后来，红军北上抗日，他被留下，在白军“清剿”中和部队失散，辗转逃回上海，历尽了艰辛，终于回到四川。老漆告诉了我苏区缺盐缺药的困难情形，以及走散后白军和地方反动武装追捕的情形，红军就是带着米和盐，也不能举火，白天生火弄饭，炊烟一起反动派就敲锣报警前来搜查，所以有时只嚼着生米躲藏。
       不久，老漆带我去《商务日报》，在那里遇见了温嗣翔、王达非、侯野君等人。王达非办《齐报》，侯野君在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教书兼为《商务日报》写社评。老漆告诉我，这几个人思想进步，有的参加过共产党，现在和他一样都失掉了联系。老漆以为我是有党的关系的，在上海时彼此都不避讳，所以他直接问我。我告诉他出狱才几个月，为了防止特务跟踪我离开上海，没有恢复组织关系。他认为慢慢会找到的，现在先自发的干点工作，联
       系一些人。他给我分析了重庆的政治情形，认为在这里白色恐怖十分严重，要特别谨慎，争取公开合法的活动，斗争方式和上海有租界可以隐藏不同，要研究策略。新闻报纸是一个重要的地盘，必须多方联络，《商务日报》副刊和社评，《齐报》的编辑部，《新蜀报》的社评和副刊（包括我编的《文化与生活》周刊）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适当的反映进步思想和文化。在一个短的时间里，我们通过江津同乡的关系，《大江日报》主编习知惑联络，又通过姜公伟和我的关系与《国民公报》发生了联系。
       鲁迅逝世，上海文化界举行盛大的送殡游行，我们决定在重庆举行追悼大会来打开新局面。通过温嗣翔说服了市总商会会长温少鹤，请他也作为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的发起人之一，并开放了总商会大礼堂。另外动员各中学的进步教师和学生参加，特别组织省立女子职业学校学生练唱《追悼歌》。商会大礼堂挤满了人，会开得极为成功，各个报纸都发表了纪念鲁迅的文章，气氛热烈，是在重庆冲破阴雾弥漫的社会空气的一次大胜利。
       接着，酝酿已久的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政治号召的进步团体——“重庆救国会”秘密组成，它包括丁学联、青妇、职工、新闻各界的成员四百余人。记得当时在沈夕峰开的“渝新旅馆”里开过多次干事会和代表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干事会中老漆是主要负责人，担任总务，沈夕峰担任组织，陈彝荪、温嗣翔和我担任宣传等。这是一九三六年底的事。
       一九三七年春节后，我正式进《新蜀报》任编辑，工作较忙，还要熬夜，因此社会活动大大减少。可是这时老漆是最忙的时候，整天在外面跑，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白天只要他一回来，马上就有人来找他，女孩子占绝大多数，其中我比较熟识的有丁雪松、温嗣懿、傅杰、陈和玉等等。老漆的身体瘦弱，
       成天奔忙，十分疲倦，有时提起笔写社评，稿纸上墨点纵横，有时满纸涂污，他打起瞌睡来了，我在旁边编新闻，不忍叫醒他。
       老漆什么时候和地下党联系上的，我不知道。一九三七年春，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民先队”的清华大学学生郝威（文彪）回到重庆来了，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在重庆参加救国会领导的领导工作。《新揭报》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改组了董事会，由川盐银行的董事长吴受彤担任董事长并设法集资几万元改进印刷设备。周钦岳到上海用一万五千元买了一部明精机器厂出品的轮转印刷机，同时聘请来三个上海印刷技师，据老漆告诉我，其中有中共中央《红旗报》的工人杜延庆同志，周钦岳知道，漆鲁鱼也和他秘密有联系。
       救国会在一九三七年四月间，举行一次大型的郊游活动，记得这次活动是由重庆学校发动的，准备由郝威报告北平“民先队”的情况。由于事前准备不充分，地点选择得不适当（在牛角沱对面江北乡间），人到了三四百，但没有可能集中的地点。大家在田坎上游来游去，前后约一小时，为了避免暴露，临时分别通知解散了。会虽然没有开成，但借此也检阅了我们的队伍，反动派却一无所知，群众安全回城。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重庆救国会立刻动员群众公开组织“重庆市文化界救国会”（简称“文救会”），在报纸上登广告召开成立大会。由于事前动员和组织工作做得好，加以抗日战争这个事件激起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会开得非常成功，选出了几十名理事。其中有重庆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他那时兼任联合中学校长，算是文化界人士，事前也得到他的同意，所以这个大会没有受到干扰，而且正式公开在中央公园下面
       的一个机关里办公。老漆这时更加忙了，他在文教会里担负主要职务，既要联系文化界（包括各大中学教师、文艺、新闻各界）大量的上层人士，又指导救国会的各单位的工作。各方面的进步爱国分子都积极站出来了，形成重庆市空前的抗日爱国大团结，国民党和地方特务属于爱国力量的强大，一时不知所措。他们不敢在市区里采取高压行动，只是暗中指示附近各县禁止抗日宣传活动。当文教会的宣传队从市郊向附近各县开展的时候，就逐渐受到限制和恐吓，甚至驱逐等待遇。开始文教会的宣传工作是十分活跃而有成效，受到广大群众欢迎，也使他们认识了抗日救国的迫切意义。当时我们研究了如何对付统治当局，老漆归为四个字：“橡皮战术”，意思是你压得重我就缩，你一松我就涨，坚持下去，进行韧性战斗。因此我们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有理有节地工作，国民党当局反而在群众面前暴露出他们对抗日救国的冷淡和无所作为，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进步团体纷纷成立，创办许多进步刊物，如职工业余组织“人力社”出版的《人力周刊》，“春云社”出版的文艺刊物《春云》，以及《新蜀报》的《星期增刊》等，在当时都对抗日宣传起了重大作用。老漆、肖崇素和我曾动员周钦岳以《新蜀报》的名义邀请蔡漱溟举行一次座谈会，这是救国会安排、为了批判梁漱溟的关于乡村建设的错误言论而举行的，在四川商业银行楼上四川饭店的茶室，集合了四五十人。会上追问梁漱溟对抗日的看法，使他狼狈不堪，《新蜀报》还把这次会议记录全部发表。
       前方战事日趋吃紧，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这就带来了大批的军警特务，同时也有大批的文化界进步人士到达重庆，这样使重庆的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方面首先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他们抓
       住了工会、农会、商会并以“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为核心，压迫文教会停止活动。但文教会拥有广大的文化、教育、新闻、文艺各界人士，已经在群众中建立了威信，后援会就是没有文化界参加。文教会按照中共统一战线政策，愿意同后援会合作，但后援会坚持合并取消文教会，经过多次争辩，后援会终于接受了文教会以团体名义参加，改名为“重庆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简称“文支会”）的主张，保持了工作的独立性。这样文支会取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在中央公园的长亭茶室旁边的房子里公开挂牌办公，后援会先答应担负一定经费，我们制备了宣传用具，并继续开展演剧宣传活动，同时成立一个儿童剧团，由肖崇素领导。
       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开到重庆，一到就公开禁止集会宣传等活动，并派第三营营长刘某控制后援会，在一次次后援会的会议上，公然叫嚷宪三团在北平是专抓共产党的，重庆也不许有共党活动，指责文支会分子复杂，不能单独活动。我们同他争辩无效，郊区也进不去了，文教会特地开紧急理事会，决定一面据理力争，一面作分散撤退。本来在形式上后援会属重庆国民党市党部管辖，党部的主任委员龙文治就因为参加文教会的发起人而被撤职，同时也撤了他联中校长职务，文教会派郝威和我去国民党市党部控诉，要求恢复自由活动。郝威和我去到国民党市党部，只有一个主任秘书出来接见，他向我们解释，主任委员已经撤换，后援会的实际权力操在宪兵团手里，他们说不起话，不能有任何的帮助云云。我们向文支会回报之后，理事们极为愤慨，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在宪兵团采取行动之前，自动停止活动，通知各宣传队解散。只有儿童剧团具有一定独立性，宪三团的那个刘营长还支持过它的演出，延续了一段时间，到一九三九年初才自动解散。文支会是在一九三八年秋天结束，救国会也
       同时停止活动，部分成员去到延安，部分转到地方。我于一九三九年初夏受到国民党中官部的迫害，强令《新蜀报》辞退我的编辑职务，由周钦岳和救国会员房安排我去沙坪坝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教书，暂时和老漆分手，只在假期偶然去化龙桥《新蜀报》编辑部去看他（这时报社因避空袭迁到郊区化龙桥了）。过了一些时候，从老漆口中知道原报社里的一个托派分子掌握了经理职权，由他介绍了两个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作教官的来往主笔，而报社内部亦有特务分子在轰动，编辑部的责任就更加重大了。我知道编辑部除漆鲁鱼外还有一个陶敬之是地下党员，他们要作夜班编新闻，又要对付内外夹袭的反动分子，工作十分艰苦，希望我回去增加一份力量，但我是受压迫而离开的，怎么好又回去呢？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加紧反共，大后方阴云笼罩。有一天上午，老漆突然来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找我，他说由于形势紧迫，共产党员要分别撤退隐蔽，他和陶敬之必需离开报社，编辑部没有可靠的力量，因此他和周钦岳商量，决定要我回《新蜀报》维持局面，不能丢失这个阵地。周钦岳约我商谈，把报社的编辑部交我全权负责，原来那个总编辑只是挂名，要我负责整个报纸的新闻版面，并审阅社论，能改则改，不能改时补写一篇，并告诉我已约请萨空了来管理正工作，取代了那个托派分子，印刷厂已充实了力量。我答应回报社工作，老漆他们走了。殊知报纸印刷厂和编辑部突被纵火焚毁，过了一年，特务分子逼迫周岱钦改组董事会，我又不得不离开。之后编辑部公开由特务把持，《新蜀报》变成了最反动的宣传机关，一张特务报纸了。
       老漆离开报社去到西康。一九四六年四月，我由民主同盟总部的机关报《民主报》调到成都创办四川省民盟支部的机关报
       《民众时报》，担任总编辑，老漆也在这里担任总主笔，另外还有原《新短报》的外勤孙汶石任采访主任，我们又在一起工作。这个报纸编辑部都是民盟和中共的成员，连印刷厂里主要负责的头头也是《新短报》的工人，总务主任也是《新短报》原来的校对，几乎是《新短报》的全班人马，办得相当顺手，相当出色，很快由二三千份猛增至七千份（当时国民党成都版《中央日报》只销一千余份）。于是压迫来了，蒋介石命令四川省主席张群查封这个报纸，张群知道该报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有关系，不好下手，私下约刘文辉谈话，要刘文辉转告民盟自动停刊，他就不采取查封方式。民盟负责人杨伯恺是报社发行人，和我们商量，决定停刊，前后仅出版了两个半月。我留在成都，老漆转到重庆《新华日报》，和谈破裂，他随报社撤去延安，我们又分手了，直到解放后一九四九年才在重庆见面，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局长。
       以上是我和漆鲁鱼同志的接触的简要经过。附带说明一下救国会的情况其中需要追述一点，即重庆救国会负责组织工作的沈夕峰，从黄埔军校毕业，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工作，后因《红旗报》被破坏，沈夕峰在租界上被捕，经过律师营救出狱，回到四川，在重庆开一家旅馆。当时老漆考虑到沈夕峰参加过中共，愿意从事抗日救国工作，所以要他担任组织。大约是-九三八年，沈夕峰参加到国民党陪都警察局任侦缉大队长，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一九三九年，救国会已经停止活动，可是会员全部名册仍在沈夕峰那里，这是令人十分担心的事。有一天，老漆把这情况和我谈，要把名册要来，我说我和沈夕峰是小学同学，我出面去向他耍。于是通过沈起予的爱人李兰（沈夕峰的嫂嫂，原“左联”成员）和沈夕峰约定时间，由我到
       他开的一个字号去拿。
       我到时去了，在会客室等了一阵，沈夕峰回来了，天气热，他进门把中式绸外衣一脱，把腰上的手枪子弹带连同手枪向大沙发上一甩，就洗脸去了，字号里的伙计大概向他汇报事情，好半天不来。突然门口一声喊“报告！”我吃了一惊，一看是一个不三不四模样的人，显然是个小特务，他低着头叫一声后没有听见回答，偷偷把头抬起来看见是我坐在房间里，不敢走开，只好规规矩矩站在那里。沈夕峰大概是听见了就走过来，那家伙又才低声叫一声“报告”。沈夕峰走进房来坐在大沙发上理了一下子弹带，跟着说：“讲嘛！”那人见有不认得的人在场，忍着不吭声，沈夕峰大声命令：“讲！”那人似乎吃了一惊似的连忙五一十一讲述他如何跟踪某人在海棠溪什么地方走，那人钻进什么巷子，他跟进去，转几个弯那人就不见了。沈夕峰突然喝一声“胡说！重头说一遍！”那人又重头讲了，沈夕峰听完，停一会，叱斥那人：“去！去！胡说八道！”那人如释重负，车身就走了。这短短一段时间中，我却非常紧张，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花招，把我骗到这里，要搞个什么名堂。那个小特务走后，沈夕峰慢慢从写字台抽屉里的小公文包中取出一个练习簿递给我，说：“就是这个。”我接过手，翻一下，看是名单，未等我说话，沈夕峰就起身要走，我只得赶紧告辞了。回到《新蜀报》，我把这个练习本交给老漆，并告诉他的威惊。老漆说：“四百多人的名字呀，真使人担心。”他翻看一下说，“看来，沈夕峰还不是坏人，到现在名单上的人没有出事情的。”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这算是“救国会”的最后一个结束吧。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供稿)
      
参谋团入川纪实

       王廷科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派遣参谋团入川，是四川现代史上值得记述的一桩大事。
       一、参谋团入川终起
       自民国以来，四川军阀派系林立，各据防区，把持地方财政，连年混战不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鞭长莫及，被拒之于巴山蜀水之外。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陕南入川，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之后，红军利用四川军阀的内部矛盾，集中主力，于一九三三年秋连续发起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战役，歼敌近两万人，开拓了大片新区，创建了包括二十三个县（市）的红色政权，红军由入川时的四个师一万五千人发展到五个军约八万人，从而极大地震动了四川军阀。一九三三年九月，四川善后督办兼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击败了二十四军刘文辉部，四分五裂的四川军阀暂时形成了以刘湘为盟主的表面统一。十月四日，刘湘接受蒋介石委令，正式就任“四川剿匪军总司令”，设总部于成都。十月，蒋介石以五十一万
       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在四川，刘湘则调集了四川各路军阀一百一十多个团（后增至一百四十多个团），约二十万兵力，以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后以唐式遵继任）、刘邦俊（后以王绩绪继任）分任各路总指挥，于十一月初，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刘湘狂妄地宣称，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北红军。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人民的支持下，进行了历时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斗争。开初，红军在“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下，主动放弃了根据地的大部分城镇和地区，利用川北有利地形，实行了艰苦的运动防御，大量地消耗了敌人有生力量。随着战事旷日持久，川军内部矛盾重重，彼此观望不前。刘湘计拙力穷，乃求助于他的“高等顾问”、江湖术士、号称“神仙”的刘从云，发表“刘神仙”为“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指挥各军。刘从云故弄玄虚，吹嘘他占卜有灵，叫嚷“三十六天消灭红军”。红军诱敌深入，最后坚守万源。刘湘以其直系第五路唐式遵部为主力，向万源发起多次猛攻，均被红军击退。红军在取得万源保卫战的胜利之后，于一九三四年八月，转入反攻，唐式遵部全线瓦解，溃不成军，损失惨重，唐式遵竟失踪二日。九月，红军在西线又先后收复了巴中、南江、旺苍，直逼广元城下，并克阆中、苍溪，嘉陵江东岸地区均被红军收复。总计是役毙伤川军六万余人，俘虏两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炮百余门，大大地重创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恢复和扩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刘湘大肆吹嘘的六路围攻遭到了惨败，彻底破产了！
       刘湘接连得悉川北败耗，而又无兵增援，非已系统的各路，不是遭到红军打击，处于溃败之余，就是企图保存实力，各自为谋，不战而退。刘湘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惨败，而且在财政上也发
       生了极大困难，四川地方银行曾发行地钞二千五百万元，但无一定的准备金，由于战事延长，战费激增，川省财政愈感困难，实不能支持危局。川北前线吃紧，成渝地方银行每日挤兑，岌岌不可终日；川省资金大批外逃，以致申汇狂涨。刘湘财竭兵溃，一筹莫展，遂于八月二十三日以“川中‘剿匪’军事困难”，通电辞职，由成都出走重庆。刘湘辞职，一是以退为进，向蒋介石讨价还价，要款、要弹、要权；二是向不听命的其他各路军队，“摆出姿态，施加压力。
       据《国闻周报》报导：九月一日，川中绅士曾鉴、方旭等二十一人，联名屯是国民党中央要人，电称：“近者总司令刘湘因各路步调不齐，川中偷弹奠继，辞去本兼各职，川军主持无人，立见鱼烂瓦解。”请慰留刘湘，并派“知兵大员”，率兵“来川协剿”。九月二日，蒋介石电刘湘，望其“为国为乡”，均应负责到底，岂可轻率引去，并说已严电川中各将领，务须听从命令，协同动作，不得再存观望，对刘湘表示了支持和挽留。据吴晋航《一九三五年参谋团入川前后》一文记述，深谋老算的刘湘须得事先探明蒋介石的支持是真是假，支持又能达到何种程度，于是刘湘表示愿以个人资格，辅助“剿匪”军事。九月八日，刘湘屯垦蒋介石，电称：“局势败坏至此，远非意料所及，自审心力已瘁，实难继续任职。此次离省，原拟微服东下，讵料一经抵渝，前线败耗频来，益趋严重，人心震恐，市面撼摇，糜烂崩溃，即在目前。湘目击心酸，允暂留渝，愿以在野之身，权支危局。现缓、宜吃紧，六、四路相继告急，百孔千疮，补苴无术，湘决赴前线，视察整理，期能暂时稳定，以待中央处置。”此电意在进一步试探蒋的态度，继续讨价还价。同时刘湘又电其驻外代表邓汉祥等向南京方面探明虚实，结果得悉蒋介石为了反共“剿赤”的需
       要，一定支持刘湘，今后如何行动，最好到南京当面请示。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突围长征，蒋介石立即电约刘湘到南京面商。刘湘对于蒋接情况既已摸底，便由万县转回成都，于十月二十日召开“成都剿匪会议”，说明辞职经过，并宣布短期内将“东下谒蒋委员长”。二十二日，刘湘通电复职。
       十一月十三日，刘湘在军事和财政的双重压力下，乃由重庆乘轮东下，不得不亲到南京向蒋介石乞援。十一月二十日，刘湘到达南京，向各报记者发表谈话，谈及此次进京任务——为剿匪问题，二为财政问题。刘湘声言：“四川为中央之四川，本人负川省督后责任，一切惟中央之命是听。川事危迫至今而极，惟有整个在中央指挥之下徐图挽救。本人更为打破历来四川与中央之局面起见，特趋首都面谒政府当局，请求安川方略，大致不外：（一）请中央派大员入川，统筹剿匪大计，川省各军在蒋委员长指挥之下，限期剿灭赤匪”。（二）川省庶政亟待整理，如何打破防区恶习，组织强有力之省府，渐纳川政于正轨，此盖有待于中央力量之统驭。川不易治，举世皆知，治川之先决问题，端在财政。”显然，刘湘表示服从“中央”，在于以此换取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持，以图挽救危局。
       在蒋介石方面，要打进四川，控制西南，乃是蓄谋已久的。此次刘湘兵败乞援，正是蒋系势力伸入四川的绝好时机，蒋介石岂能放过？刘湘到南京后，蒋介石忧礼有加，南京军政要人也与刘湘多方周旋。刘湘在南京逗留期间，中央红军已经连续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到达湘黔边境。一方面，蒋介石企图乘“追剿”中央红军长征的机会，实现其控制西南的阴谋。据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记述，蒋介石曾对其亲信幕僚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
       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蒋介石抓住刘湘，正是实现其统一西南阴谋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刘湘都深感中央红军绕道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使四川“赤化”，因而蒋介石不得不拉拢和利用刘湘，以稳住川军，借以围攻红四方面军，并阻止中央红军入川。所以蒋介石以扶助刘湘统一四川军政的姿态出现，以逐步实现蒋系势力打入四川，控制西南的目的。
       由于蒋介石和刘湘都慑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和中央红军长征西进，因而迅速达成了合作条件。蒋刘之间达成的合作条件是，在蒋介石方面：授权刘湘统一四川军政，打破防区，各军统受刘湘指挥，并任命刘湘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四川各军军费和武器弹药由南京政府负责发给，同意刘湘发行巨额公债，偿还历年积欠。在刘湘方面：开放四川门户，允许蒋系中央军入川，同意蒋介石提出的派参谋团入川，指导监督反共军务。
       十二月十九日，刘湘返回四川，到达重庆，向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四川'剿匪'军事，省政、财政各问题，均与中央商定办法，如中央军入川协剿，改组省政，补助财政，整理金融诸端，将逐渐进行。”
       十二月十九日，即刘湘抵渝之时，蒋介石电告成都，任命贺国光、杨吉晖为驻川参谋团正副主任。（按：贺国光湖南蒲圻人，南昌行营第一厅厅长，贺与刘湘及其所部主要将领皆系清末四川陆军速成学校同学，杨吉晖，刘湘重要幕僚人员，由刘湘提名为参谋团副主任，杨与贺系民初陆军大学先后同学。）次日（二十日），南京行政院发表四川省政府改组名单，任命刘湘、邓汉祥、甘绩
       镛、刘航琛、杨全宇、郭昌明、谢培筠为四川省政府委员，任命刘湘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参谋团入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
       二、参谋团建制及其职能
       参谋团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据《入川参谋团组织大纲》规定，“参谋团以主任、副主任、秘书，第一处，第二处，政治训练处人员，及高级参谋，警察专员，各级警察员等组织之。”又据《国闻周报》报导，其编制设中将主任一，少（中）将副主任一，少（中）将高级参谋十，参议无定，上校秘书二，中校秘书一，另有各级警察员、副官、电务员等。参谋团第一处担任军事，设少将处长一，上校副处长一，第二处担任政治，同第一处；总务处设上校处长一，军需副官等十余员。政训处另定，在川军各军师均设立政训处。
       参谋团除贺国光、杨吉晖任正副主任外，其第一处处长为王文庸，第二处处长为刘依仁，政训处处长为康泽，总务处处长为柏良。
       据《入川参谋团组织大纲》规定，参谋团“为对四川‘剿匪’各军作战运筹指导督察之特设机关。”其任务是：“（甲）运筹‘剿匪’作战计划。（乙）指导‘剿匪’各军军事行动。（丙）维系各军之间密切连结。（丁）督察各军对于‘剿匪’之勤惰，审视奖惩，呈请委员长核示遵行。（戊）考核各军之械弹分配与消耗情形，及‘剿匪’军费之支用，查考经理卫生情报事宜。（己）蒐集诸种情报，随时向委员长呈报。（庚）督促并指导与‘剿匪’攸关之政治设施。”（《入川参谋团组织大纲》又规定：“参谋团主任，主持团务，处
       理“剿匪”一切事宜，并协助四川“剿匪”军总司令，行使职权，当委员长未在行营时，关于作战命令，应由主任拟定，四川“剿匪”军总司令代行。
       《入川参谋团组织大纲》对各级人员的职能亦有规定，如“政治训练人员，分赴各部队担任政治训练事宜”。“高级参谋，除筹议‘剿匪’攸关诸事宜外，并轮流充督察员，督察各路军官作战，并任情报联络事宜。”又规定“各路警察员服行特别勤务，奉派随员，同督察专员，前赴各军时，应受该督察员之指挥，分赴各部队，担任联络情报，并协助‘剿匪’事宜。”
       十二月二十七日，参谋团组建后，南昌行营负责人士对记者发表谈话：现红军“西窜”，“剿匪”重心已移川黔，故特组参谋团入川，指导监督堵剿“红军事宜”，南昌行营刻准备结束。“十二月二十九日，贺国光率参谋团离开南昌，对记者发表谈话，宣称参谋团奉蒋命入川，“对川省‘剿匪’作战上负有指挥监督之责，参谋团决定驻在重庆。”
       从上述可见，参谋团是蒋介石派进四川，代表蒋介石发布命令、指挥监督的全权机关。参谋团入川，负有特殊的双重使命，一是为了反共战争的需要，为了堵击中央红军长征，围攻川陕红四方面军，而负责运筹、指导、维系、督察、考核四川各军的反共军务，并负有督促、指导与反共军事有关的政治设施的责任，这是公开的使命；二是秘密的使命，这就是为蒋介石控制川军，插足四川，掌握西南的阴谋效力。在这方面，参谋团是打着反共需要的公开招牌，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秘密目的。譬如，规定川军师长以上头目要定期向参谋团作军事报告，凡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一定要分报参谋团。同时由参谋团向川军各路派出督察专员和各级督察员，随军行动，督察各路军官作战，实行监军，
       并担任情报联络。又如，规定四川各军师皆设立政训处，其政训人员由参谋团政训处调派。再如，蒋介石决定，随参谋团入川，由特务头子康泽（参谋团政训处长）率别动总队深入川康各地，进行所谓组训民众，指导构筑碉堡，监视地方官吏等活动，充作蒋介石的耳目。这一切，十分明显地包含着控制川军、掌握川局的意义，充分体现了参谋团一身二任的职能。
       三、参谋团入川后“督剿”红军，策动反共军事方面的活动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二日，贺国光率参谋团到达重庆。据《川报》报导，贺国光发表谈话说：就川局而言，红军徐向“益据川北”，朱毛红军又“围窜川南”，因而“川省形势颇趋严重，中央为促进四川‘剿匪’成功起见，不得不侧重川局，此行营参谋团之所由设也。”贺说，过去川军较之红军数大若干倍，“徒以彼此散漫，失于联络”，被红军各个击破，“现中央为统一事权，集中力量，以便节制指挥起见，仍责成刘总司令负四川‘剿匪’全责，并派本团入川，予以充分协助，明定责罚，以资策励”。贺国光更直言不讳地说，“惟吾人有望于刘总司令者”，遇事“不可谨就局部着想”，“尤其有望于四川各军者，除此‘剿匪’通力合作之时，应当秉承中央意旨”，“协同动作，切不心存取巧，互相猜疑观望，阻扰中央整个‘剿匪’计划”。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服从“中央”，“统一事权”。一月十四日，参谋团发言人宣称：“本团对于四川各军过去之功过，一律不论，今后一视同仁，予人以自新之路。”本团“只知秉承中央之命而行”，并宣布“为咨询各军状况及便于军事上联络计，决令各军各派一高级参谋到行营办公。”
       在参谋团入川前后，蒋系中央军也相继入川。参谋团入川前夕，国民党第一师胡宗南部已由陕甘入川，接防昭化、广元。参谋团入川后，上官云相即率国民党第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四十四师及独立第四旅由湖南溯江西上，开赴川东夔、万、渝一线。
       参谋团入川后对地方军阀施以恩威并用、打拉兼施的策略，以驱使地方军阀部队为追堵长征红军出力卖命。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贺国光在重庆青年会刘湘欢迎参谋团的宴会上致词，除鼓吹江西“剿共”经验外，关于川军，他说：“对有功者自必奖励，对有过者亦必惩罚，以前一切，概不追究，只要能秉承蒋委员长命令，努力‘剿匪’，中央当能予以物质上之接济，否则江西枪决师旅长及县长成例甚多，牵勿轻易尝试也。”
       一月十六日，参谋团通电四川各路总副指挥，令其固守原防，严密防范，“倘有疏忽，或不努力，被匪冲破，定按照中央颁定江西“剿匪”条例，军法从事”。在行动上，参谋团入川后的第一炮是看押贵州军阀侯之担。贵州军阀二十五军副军长兼川南边防司令侯之担因红军进入遵义，放弃防务，携同家眷、大批行李和烟土逃往重庆，一月十七日，被参谋团扣押。十八日，贺国光一面电南京请示，一面对外通电：“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一俟复电到渝，再行奉闻。”在这一威胁下，贵州军阀二十五军军长兼省主席王家烈连忙通电表示，查核副军长“不图奋勉，竟自私赴渝城，乖方失职，看管允宜”。数日后，蒋介石复电，着将侯之担撤职交参谋团看管，其部队交刘湘、贺国光、王家烈会商善后。显然，这是杀一儆百、镇慑地方军阀的一招。
       参谋团入川伊始，中央红军已经解放遵义，进入黔北地区，有北渡长江入川模样。一月十四日，刘湘急令遵义华为“南岸剿
       匪总指挥”，设总部于泸县，调集刘湘主力十二个旅封锁长江，并派川军入黔，阻止工农红军渡江北上。为配合刘湘封锁长江，阻隔一、四方面军呼应配合，参谋团乃加紧策划对川北红四方面军的围攻。一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围攻广元、昭化。据参谋团《川中剿匪工作报告》记载：二十五月，参谋团重新划定川军各路战线，派定各路警察专员。二十六日，参谋团对在川各军下达攻击命令，规定胡宗南部坚守昭化、广元，川军第一路邓锡侯部抽集十团兵力于绵阳，第二路田硕尧部抽集十团兵力于三台，由邓锡侯驻绵阳指挥；第三路李家铉部向仪陇，第四路杨森部向茶场坝；第五路唐式遵部沿巴河右岸向巴中，各路同时出击，进扰红四方面军后方。二月初旬，红四方面军出击陕南，发起陕南战役，先后占领宁强、勉县和阳平关重镇，并围攻褒城，威胁南郑，直抵汉中城郊。于是，胡宗南部北调陕甘，进至略阳、康县。二月十三日，参谋团令邓锡侯为“川北第一追剿军总指挥”，由朝天驿、菜子坝之线向宁羌、阳平关之线“进剿”，又令唐式遵为“川北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由巴中进窥南江，向宁羌以东地区追击。然而红四方面军在取得陕南战役胜利达到调动敌军北上的战略目的之后，突于二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向嘉陵江中段进击。二月下旬，中央红军由滇东北扎西（今威信）地区挥戈东进，重入黔北，取得了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于是，川局为之震动。
       三月二日，蒋介石震惊于红军的新胜利，急急忙忙飞赴重庆。其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晏道刚发表谈话：四川南北两路红军“均行‘回窜’，目前形势，极关重要，故蒋委员长特来川巡视，指示各军进剿策略。”
       据胡羽高编《共匪西窜记》提供的材料，三月三日，蒋介
       石在重庆手令各军：“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此后，参谋团在川活动，即是在蒋介石直接指挥下行动的。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由重庆飞贵阳，后赴昆明，“统一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
       以上是参谋团入川后“督剿”红军的第一时期。
       参谋团入川后，“督剿”红军的第二时期始于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三月二十八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迅速突破了田颂尧部防线，田部溃不成军。为稳住川军阵脚，经参谋团与刘湘商议，急电蒋介石查办田颂尧，其部交孙震率领。四月二日，蒋介石在贵阳手令川中将领，以“防守不严”，“玩忽命令”，署即将川军第二路总指挥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撤职查办，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令孙震暂率二十九军，“截罪国功”，其余擅弃江防将领，由孙震查明具报，分别惩处。为拉拢孙震，四月十九日，复升任孙震为二十九军军长。
       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后，相继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等地，又集中主力攻占梓潼，包围江油，威胁绵阳，成都为之震动。
       自田颂尧奉命解职后，川军邓锡侯、唐式遵、李家钰各部不敢不固守前线，以待增援，因而战局渐趋稳定。邓锡侯部杨晒轩旅困守江油，得蒋介石嘉奖。四月下旬，参谋团奉蒋介石命令，调兵遣将，组织以江油为中心的围攻。刘湘第六路王赞绪部及第五路唐式遵之部共十三个旅为右纵队，出绵阳、魏城，沿涪江左岸前进；第一路邓锡侯部为左纵队，由绵阳地区出动，沿涪江右岸前进。据宗南部则由碧口、文昌南下青川、平武。第五路唐式遵之另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沿嘉陵江一线，阻止红军东返，
       第三路李家铉部则位于东起阆中西经左壁庙至店堑子一线，防止红军南出，由此形成对红四方面军南北夹击的态势。因此红四方面军就地坚持极为困难，重返嘉陵江以东已不可能，北出亦有困难，为摆脱不利处境，并争取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五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乃向岷江地区西进。
       正当红四方面军与川军各路激战于嘉洛两江地区之际，中央红军疾进云南，于五月初旬胜利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并围攻会理城。五月十八日，蒋介石以刘文辉部刘元塘旋回守会理，在昆明“传令嘉奖”刘元塘记大功一次，晋升中将。据参谋团《川中剿匪工作报告书》记载，为部署大渡河封锁线，阻止一、四方面军会合，参谋团按蒋介石电令，命令调防川南的第四路杨森部取捷径驰赴大渡河，赶筑碉堡线，并任命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又令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主力固守大渡河原防，构筑碉堡。在川西北方面，令第一路邓锡侯军以一部开懋功，主力西开，控置雅安；第二路孙震部及第六路王缙绪部以主力跟随红四方面军西进，“寻机追剿”；第三路李家铉部由盐亭、三台取捷径开灌县、汶川，一部开理番；第五路唐式邀部则担任涪江以东“分区清剿”，“扼要守备”；胡宗南部控置于松潘、平武及江油附近。
       五月十五日，红四方面军占领茂县，而后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等要点，直逼汶川。另一部强渡岷江，占领理番。与此同时，中央红军由会理地区沿安宁河大道北上，向大渡河疾进。鉴于“剿共”军事重心已移川西，蒋介石乃于五月二十二日由贵阳飞重庆，二十六日飞赴成都，坐镇指挥，参谋团也随同移驻成都。
       五月下旬，中央红军行动神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迅速突破了大渡河天险。蒋介石及其参谋团以刘文辉部对构筑碉堡封锁线“一味敷衍，实未递办”，致令朱毛红军“得以自由窜渡，至堪痛恨”为由，逼令将刘文辉记大过一次，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
       然而蒋介石飞赴成都，坐镇指挥也罢，参谋团调兵遣将，惩办守土将领也好，终究不能阻止中央红军北上。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蒋介石及其参谋团封锁大渡河，阻止一、四方面军会合，消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反革命计划以破产而告终！
       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参谋团的反共军事活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至此，蒋介石结束了以往的“追剿”战略，而开始其“长围高围”的部署。蒋介石曾召集刘湘和川军各路总指挥在成都开会，认为红军东抵岷江，西迄大小金川，北至松潘草地，南达懋功，分据纵横千余里的“番民”（藏民）地区，人烟稀少，气候严寒，粮食困难，只要北堵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定难持久。同时由于地形和给养问题，要大规模进攻红军亦有困难，于是制定了压迫红军于岷江以西加以封锁包围的反革命计划。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解释今后所谓“剿共”方略，有万里长城以外继之以八阵图之说，“万里长城”指调集大军严密封锁，“八阵图”指广筑碉堡。以后，贺国光与刘湘又召集叠溪会议，川军各路均派员参加。会议认为红军粮荒严重，决定采取恶毒的“困死政策”，强迫藏民地区实行坚壁清野，并订出两项毒辣的禁令：（一）前线军民有偷运粮食与红军者处以死刑；（二）藏民有参加红军、供应乌拉者以通敌论罪。
       七月中旬，蒋介石得悉红军先头部队已到达松潘的毛儿盖，
       有北出模样，乃急调跟追中央红军的蒋系薛岳所部由雅安、成都地区推进至川甘边的文县、武都、青川、平武一线，与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联防，堵截红军北上。但是川甘边区交通不便，十几万大军的军粮补充十分困难，蒋介石乃令参谋团仿照“南昌行营”的老办法，组织所谓铁肩队，赶运军粮。七月颁布了所谓《四川各县征募丁夫组织铁肩队办法》，规定“四川各县援照赣省之例，招募少壮丁夫组织铁肩队，短期间，一次共募二万八千人。”招募夫役县份分为以绵阳、成都、巴县为中心的三区。凡募足一百名，即编为一队，向指定地点解送，丁夫服役期暂定六个月。凡铁肩队经理员、大队长、总队长均由行营参谋团选派核委充任。所有铁肩队，统为行营运输处直接管理指挥。
       铁肩队挑夫昼夜不停地赶运军粮，然而山路崎岖，备粮辛苦，沿途倒毙，累死无数。据目击者李日基《胡宗南部在毛儿盖被歼记》一文记述，仅从平武到松潘途中，“每天都看到道旁民夫尸体多具，特别是从三舍驿到松潘一段，因为地势高，空气稀薄，尸体更多。计在涪江与岷江的分水岭上约三十公尺的一块比较平的地方，就有尸体十多具，使人触目惊心。”参谋团草菅人命，即可概见一斑。又据范汉杰《胡宗南率部在川北堵截红军的经过》记述，当时胡宗南部在松潘，饥寒交迫，疫病流行，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如果不是这时贺国光的参谋团设法赶运来一批粮食……胡宗南第一师难免在川北全军覆灭。”
       八月下旬，红军出敌不意地穿过了茫茫草地，并在包座地区全歼了企图堵截红军北上的胡宗南指挥的第四十九师，打开了北出甘南的门户。蒋介石利用雪山草地，“困死红军”的反革命企图终成泡影！贺国光所吹嘘的“万里长城”、“八阵图”也无济于事，随之破灭！紧接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红一、
       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挥师北上，直指陕北。张国焘分裂红军，率部南下，重返毛儿盖、壤口、芦花、卓克基一带。九月二十五日，参谋团对川西北边区颁行所谓五区“清剿”计划，划岷江以西，大小金川以东，北以黄河及川甘省界为界，南则东起威州西迄崇化，为所谓“清剿区”，内分五个区域，“各配置相当兵力，限期清剿”。十月二日，又颁布所谓《四川省划区绥靖办法大纲》，将红军到过的地区划为“八个绥靖区”，以李家钰、邓锡侯、杨森、刘文辉、孙震、唐式遵、潘文华、许绍宗分任各区绥靖区司令，秉承四川善后督办之命令，负责各区“一切绥靖事宜”。至此，参谋团的反共军事活动告一段落。
       四、参谋团入川后统一川军、控制四川军政方面的活动
       根据蒋介石与刘湘在南京的协议，由刘湘负责统一四川军政，打破防区制。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南京政府任命刘湘兼任四川全省保安司令。二月十日，刘湘在重庆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南京行政院派四川高等法院院长谢盛堂，蒋介石派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代表监督。刘湘发表宣言，说今改组川省府，“自当勤求治理，补过图功。本府嗣后一切变政，总期以奉行中央法令为准绳。”
       四川省政府成立后，李家钰、邓锡侯、罗泽洲、杨森等先后电告省主席刘湘，表示交出防区内民财各政。刘湘即以此电陈南京，报告川省政权业已统一。二月二十日，蒋介石电刘湘及川军各将领，电称：“今值该省府改组成立，各军将领已先后宣言打破防区，交还政权，足见剥极必复，新机已生，殊堪嘉慰。惟迁
       善贵在力行，除弊尤宜迅速，望该省府与各军将领妥商接收各成区办法，慰日移交具报，无稍瞻顾。”接着，刘湘于二月二十七日，电川中各军，自本年三月份起，各军军费，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统筹核发。四川省政府命令，自三月份起，全省赋税，一概由省府统一征收。
       防区既已取消，四川省政府乃将全省划为十八个专区，各专员名义上由省政府保荐，实际上不少是由蒋介石内定。
       蒋介石及其参谋团入川，除“督剿”红军部署反共军事外，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统一川军，控制四川军政。三月二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分别接见了党政军各高级人员。三月四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讲话，表示此次入川目的，除“督剿”红军外，“在统一川政”，说什么中国自古有一句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说明“四川对于国家治乱的关系与四川同胞责任之重要。”又说“四川的治乱，确可以影响全国的安全。所以要统一国家……必须四川同胞先来负起这个责任。”在这里，把蒋介石及其参谋团入川的目的和用心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五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由贵阳飞返重庆。二十六日，飞赴成都，贺国光亦同飞往。参谋团也随之移驻成都。蒋介石第二次进川驻蓉，较之三月到渝，更是踌躇满志。这时蒋系主力薛岳所部已经开进四川，形成了蒋系部队控制四川的局面，同时，贵州军阀王家烈被赶下了台，蒋介石已经掌握了贵州省政，对于云南军阀龙云，蒋介石也进行了多面的拉拢，因而蒋介石更有恃无恐，便集中全力来解决四川问题。蒋介石坐镇成都，直至十月七日才离开成都转赴西安（八月十四日因汪精卫辞职事，蒋曾短暂离川回南京，八月二十三日即飞返成都）。在此期间，蒋介石及其参谋团加紧统一川军，控制四川军政的步伐。六月三日，蒋介石
       在成都发表谈话，说什么“兄弟此次来到四川的任务，并不是专为筹剿匪”，而重要之任务在于“救川和治川”。
       自从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国民党反共军事活动成一大变局，改变了以往的“追剿”战略，采取了长期围困战略，因而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的战事相对稳定。于是蒋介石及其参谋团利用这一时机，着手整理川军，统一编制。关于如何统一川军，据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记述，在蒋介石亲信幕僚中是有着不同意见的。杨永泰主张挟持刘湘统一川军，以拉拢刘湘壮大政学系势力。但是蒋的嫡系将领认为，扶植刘湘无异在四川养小老虎，壮大了是要咬人的，而且川中其他将领以刘湘统率，均有不安。最后蒋介石权衡利弊得失，决定略为提高刘湘的地位，各军番号仍予保全，仅统一其编制，各军统属“中央”，名义上仍归刘湘指挥，对于刘湘予以适当照顾，将所属部队扩编为唐式遵、潘文华、王缙绪三个军以及善后督办公署直辖部队，以满足刘湘野心。
       六月初，蒋介石在成都行辕召集川军将领“训话”，讲所谓“剿匪”与“整军”之要道，提出裁兵整军为“救川”与“自救”之第一要图。六月下旬，参谋团即着手整理川军，裁减原额，规定川军第一期缩编，各军师一律按现额缩减三分之一，各军军费自七月十六日起一律减发三分之一。八月十日，参谋团组织点验委员会，点验川军各部，核实名额。参谋团点验委员会下分九组，第一组主任朱如铃，点验邓锡侯部；第二组杨德源，点验孙耀部；第三组杨诚，点验李家钰部；第四组杨化中，点验杨森部；第五组骆邦道，点验唐式遵部；第六组康哲明，点验王缙绪部；第七组邢鸿钧，点验潘文华部；第八组李世祺，点验川东北各地驻军；第九组蒋寿潮，点验刘文辉部。经此点编后，每月
       按名发饷。
       川军第一期整编，按实力比例裁编廪则进行，一律缩编三分之一。据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记述，各军确定新编制如下：
       （一）陆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辖第一三三师师长杨汉城，第一三四师师长夏炯，第一三五师师长杨汉忠。全军计十五个团。
       （二）陆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辖直属旅旅长余松琳，第一三六师师长陈光濠，第一三七师师长刘元塘，第一三八师师长唐英，全军计十五个团另一特务大队。
       （三）陆军第四十一军（原二十九军），军长孙震，辖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第一二三师师长曾宪栋，第一二四师师长孙震（兼）。全军计十八个团，另一特务团。
       （四）陆军第四十五军（原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辖第一二五师师长陈鼎勋，第一二六师师长黄隐，第一二七师师长马毓智，第一二八师师长邓锡侯（兼），第一三一师师长陈离，特科司令谢无圻。全军计二十四个团。
       （五）陆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辖第一师师长饶国华，暂编第二师师长彭诚孚，第四师师长范绍增。全军计十六个团，又十二个独立营。
       （六）陆军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辖教导师师长杨国桢，第五师师长陈万仞。全军计十四个团，又六个独立营。
       （七）陆军第四十四军军长王缵绪，辖第一师师长廖震，第二师师长郭昌明，暂编第一师师长陈兰亭。全军计十六个团，又十一个独立营。
       （八）陆军第一〇四师（原新编第六师）师长李家钰，全师共九个团，另一补充团。
       （九）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直辖部队，辖暂编第三师师长许绍宗，模范师师长郭勋祺，暂编第四师师长张邦本，暂编第三旅旅长范楠煊，独立第五旅旅长田钟毅，独立第六旅旅长熊玉璋，独立第七旅旅长刘树成，警备第一路司令邓国璋，四川边防军第六混成旅旅长黄岗等。
       在川军整编的同时，蒋介石于八九月间，举办了峨嵋山训练团，轮训营长以上军官和文官县长、中学校长以二人员。训练团由蒋介石自兼团长，陈诚、刘湘为副团长。训练内容不外是打破地方割据观念，灌输“拥护领袖，复兴民族，忠党爱国”的思想，进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教育。蒋介石曾多次“训话”，讲所谓“总理遭教六讲”。九十月间，蒋介石又决定开办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将川军编余军官送入该校受训，培植所谓“黄埔精神”，毕业后即成为蒋的“学生”。这是蒋介石企图使地方“中央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四川省政府改组成立后，蒋介石向刘湘进一步提出：四川省政府业已健全，为了便于行使职权，应由重庆迁回省会成都。刘湘虽然留恋老巢，不愿离开重庆，但没有理由加以拒绝，只得遵命西迁。七月九日，四川省政府由重庆迁往成都，十三日在成都正式办公。
       蒋介石深知地方军阀割据，专横恣虐，是由于兵权与财权集于一身，要打破割据局面，实现地方“中央化”，必须控制财政。统一金融。同时蒋介石也了解，川省财政枯竭，刘湘最感困难的是财政问题，于是，以扶助刘湘的姿态着手统一四川的财政金融。首先，为解救刘湘燃眉之急，偿还川省历年积欠，六月三十日，由南京政府公布《民国二十四年四川善后公债条例》，特准发行四川善后公债七千万元，七月十二日，南京政府又公布《民
       国二十四年整理四川金融库券条例》，准发四川金融库券三千万元。接着，于七月十四日，蒋介石便将在鄂豫皖赣“督剿”红军时所订之《剿匪区内整理县地方财政章程》予以公布，通令四川各县“格切办理”。七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以整理财政，执行预算为名，通令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以财政部四川财政特派员关吉玉（原任参谋团参议）兼任处长，四川财政厅厅长刘航琛兼任副处长。并决定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成立联合金库，所有国省两税收入，悉数解存，以备支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暂行章程》规定，财政监理处“监理川省财政整理及预算执行各事宜。”“在本处设立时期，所有四川省各项国税之就地留用部分及各项省税，统由各该管征收机关扫数解交中央流行附设之联合库，分别国地各款列收。每月应支国省各费，由本处仍按核定预算统筹支拨。按月将收支款目，造册呈报本行营，并分报财政部查核。”这样，四川之军需政费，乃由财政监理处核发。
       九月十日，蒋介石以行营名义突然发出布告，宣布为安定后方金融，以利“剿匪”军事之进行，以八折收销四川省地方银行发行的兑换券（简称“地钞”）规定：“（一）自九月十五日起，所有四川省内一切公私交易，均以代表国币之中央本钞为本位，地钞即停止使用。（二）凡持有地钞之军民人等准以地钞十元，掉换中央本钞八元，无论票额大小，均照此推算。……”这一决定公布后，四川各地市场顿陷混乱，舆论哗然。据《四川月报》记载，重庆商帮及金融界连日集会请愿，要求收回成命，地钞照十足收回；如十足收回不能达到，则请省政府另行补偿损失。为此，重庆商会推定代表赴蓉请愿，并电蒋介石申述。在万县，“一般人俱若大祸降临，而债务与债权、收方与付方等，尤为纠纷不已。”万县商会亦电达蒋介石，要求
       十足收回地钞。在宜宾，“叙市金融，顿形恐慌，议论纷歧，莫衷一是”。左洛陵，“市面金融，即行紊乱”，“各商店为避免纠纷计，……自动歇业”。甚至在内江，群情激愤，以至捣毁地方银行。九月十九日，蒋介石急忙发出“严禁聚众请愿及操纵煽动”的“暗电”，电称：“近查各地竞有利用地钞折价名词，聚众请愿，内江方面，甚竟因是发生暴动”，“不特破坏金融，而且扰乱治安”。伪令“各地军警，一体严密防范”。
       但收销地钞后，川省地方金融仍属混乱，一是中央法币不敷流通；二是中央法币并无信用，商民不愿行使。为此，参谋团曾转函成都币商会，通告商民人等对中央钞券一律行使，如拒绝收受，按扰乱金融治罪。十一月六日，刘湘屯呈蒋介石，一方面表示拥护中央统一币制政策，另方面又以川省情形特殊，申请五点：“（一）请中央多运法币来川；（二）各县设兑换所；（三）法币不敷流通前，暂准税收机关征收现洋；（四）淮川洋在法币不敷流通前，与法币通用；（五）川洋收兑后，全部集中蓄渝两地，以定人心。”在币制问题上，反映出地方与“中央”的矛盾。
       从上述几个方面可见，蒋介石借“追剿”长征红军的机会，以参谋团为先导，把蒋系“中央”势力深深地打进了四川。参谋团在四川的活动，为蒋介石控制四川打下了基础。
       五、参谋团撤销。重庆行营成立
       在参谋团入川的基础上，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四川和西南各省的控制，一九三五年十月初，即蒋介石离开四川前夕，提出：为了使中央与地方配合得更好起见，参谋团已经不能适应需要，应改设重庆行营，并发表顾祝同任行营主任，杨永泰任秘书
       长，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调任重庆行营参谋长。重庆行营辖区为川、康、滇、黔和西藏。所有西南各省军队，重庆行营都以“委员长”名义进行指挥，各省区民、财、建、教都在其控制之列。
       十一月一日，重庆行营正式成立，参谋团即行撤销。
       参谋团入川，自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二日到达重庆至十一月一日重庆行营成立，前后近十个月。参谋团入川后十个月的活动，有失败，也有成功。在“督剿”红军方面，以失败而结束，但在统一川军方面，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对四川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 General Information ]
       书名=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 作者= 页数= 1 9 7 S S 号= 0 出版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