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顺庆、泸州起义 …… 肖波 马宏伟（1） 关于刘伯承同志“泸州起义”的一首诗 …… 刘一甫（20） 震惊全国的重庆“三·三一”惨案 …… 肖波 马宏伟（22） 重庆“三·三一”惨案事略 …… 李核李遗作（38）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右派斗争和重庆 “三·三一”惨案的回忆 …… 邓劫刚遗作（47） “三·三一”惨案前前后后 …… 蒋华清遗作（63） “三·三一”惨案纪实 …… 黄嘉颖（107） “三·三一”惨案与中法大学 …… 蒋闽仙（115） “三·三一”惨案前后的工人纠察队 …… 高卜海（126） 纪念杨阁公同志 …… 刘伯承（132） 忆杨阁公同志 …… 吴玉章遗作（138） 回忆阁公四哥 …… 杨尚昆（139） 回忆和怀念 …… 任白戈（146） 杨阁公同志和我的两次谈话 …… 张秀燕（154） 杨阁公同志领导的几次斗争 …… 周铁岳（159） 难忘的人 …… 李嘉仲（170）
       我的父亲杨阁公 …… 杨洪彦（179） 杨阁公烈士传略 …… （202） 冉钧烈士传略 …… （205） 漆南薰烈士传略 …… （208） 陈达三烈士传略 …… （208） 重庆市举行“三·三一”惨案纪念座谈会 …… （209） 潼南县人民为杨阁公烈士扫墓 …… （211） 打枪坝的由来和经过 …… 朱必谋遗作（213） 致曹燮阳信 …… 王陵基（215）
       顺庆、泸州起义
       肖波 马宝伟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形势下，十二月一、三两日，中共四川军委杨阁公、朱德、刘伯承同志领导的泸州、顺庆（南充）武装起义，历时半年的曲折艰苦斗争，由于主客观方面许多原因而失败了。但泸州、顺庆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拿起武器，进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新时期而载入人民革命的光辉史册。
       一声惊雷
       在革命斗争中，处于极其重要的是武装斗争和军队问题。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就注意发动工农和军运工作。一九二六年春，以中共四川地委成员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组织国民党临时党部（地址设在重庆莲花池，当时称莲花池省党部）。党当时在川军中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邓锡侯①部黄隐（四川江防军总司令）所属江防二区司令黄慕颜；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部秦汉三、杜伯乾两旅；赖心辉部袁品文、陈兰亭两旅；邝继勋同志在彭县、崇宁等地掌握的部分江防部队。团队方面，有李蔚如同志在涪陵地区掌握的数千团队，和
       潼南、綦江等地共产党员掌握的部分团队。为改变旧军队的素质，还在黄慕颜部成立特别党部，创办一所学生队。
       北伐战争前夕，刘伯承同志受中共中央派遣，以广东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身份，同川搞军运工作。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国民政府委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党中央派遣朱德同志任该军政治部主任，进行旧军队的改造。为加强全川军运工作的领导，党决定杨润公、朱德、刘伯承三同志组成军委，以杨润公同志为书记。在此期间，党中央又派遣陈毅、欧阳钦同志回川。陈毅同志回川后，奔走于达县、万县、泸州、合川等地，策动驻军起义响应北伐。
       在北伐进军中，善观火色的四川军阀，他们倚南附北举棋不定。党为排除北伐军西侧障碍，对四川军阀的方针是：前面抵，策动倾向革命的驻军起义；后面拉，利用军阀间的相互矛盾，彼此牵制，使之有利于北伐战争。
       党为推动四川革命向前发展，一九二六年七月，以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席会议名义，向川军各师、旅长发出鼓励他们响应北伐的函件。
       万县“九·五”惨案后，在杨丽公同志主持下，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召集部分倾向革命的川军师旅长，商议北伐出师。参加会议的有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袁品文、陈兰亭、郭勋祺、甘德民（郭、甘二人为刘湘的师长潘文华所属旅长）、向成杰（杨森的师长）、罗魏光（杨森旅旅长）、刘丹武（邓锡侯旅旅长）等。会议决定以刘伯承同志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计划同年冬，泸州、顺庆同时起义，以顺庆为基地，各地义军集中后，整编为六个师，解决盘踞绥定（达县）刘存厚（川陕边防督
       办）部，即挥师入陕，配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北伐军会师武汉。
       泸州驻军为李章甫（绰号李毛牛）第二混成旅（驻城内），袁品文第四混成旅（驻兰田坝）；陈兰亭第十混成旅（驻小市）。三部隶属赖心辉。袁品文旅的基础，为前川军总司令熊克武的第一军但懋辛部第二混成旅，该旅曾受刘伯承同志的训练指挥，在川军中战斗力较强。一九二六年春，党派邓作楷同志策动袁品文响应广东革命军出师北伐。重庆会议后，童庸生同志携中共四川地委给袁品文的密函和刘伯承同志的亲笔信，指示袁品文进行起义准备。
       李章甫是赖心辉的亲信旅长。泸州虽为李章甫、袁品文、陈兰亭三部合驻，但行政、财权均为李章甫所把持，早为陈兰亭、袁品文所不满。有次李章甫枪毙一名陈兰亭部滋事士兵，在布告上称为“匪军”（陈兰亭系袍哥、土匪出身），尤为陈所深恨。袁品文接党和刘伯承同志的指示信后，即与陈兰亭商讨十二月一日起义，共同解决李章甫的行动计划。袁还派邓作楷赴重庆向杨闇公、刘伯承同志汇报。
       十二月一日，袁品文借所办军事训练学校学生毕业，赚李至兰田坝袁的旅部，将其扣留。袁品文、陈兰亭立即集合所部官兵揭出革命军旗帜。袁、陈并分头率部将驻龙透关赖心辉的直属炮兵营和李章甫的三个团解决。十二月二日，陈兰亭、袁品文发出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四、五路司令职的通电说：“所有驻泸部队，与本军宗旨不符者，均已同时解决，城内秩序如常。……此后凡我袍泽，与我军主义相同者，甚愿执鞭相助；如残民以逞者，自当力与周旋！”
       顺庆驻军秦汉三、杜伯乾两旅，隶属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
       烈。何为川军一军系熊克武、但懋辛旧部。一九二六年春，吴玉章同志到顺庆策动何光烈拥护广东国民政府，响应北伐。这个恣睢暴戾，盘踞顺庆等地七、八年，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人称“活阎王”的军阀，却逆大革命潮流而动，歇斯底里地嚎叫：“参加国民党者立即枪毙！”还说：“要入党我一个人代表参加就是了。”
       吴玉章同志在顺庆期间，在工人和驻军中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党部，建立工会，发动丝厂工人开展增加工资斗争。秦汉三、杜伯乾常邀请吴玉章给所部官兵宣讲革命道理，推动起义。是时，张秀熟、袁绮英两同志亦在顺庆搞教育工作，传播革命思想，在青年学生中起到积极影响。顺庆城中弥漫着革命气氛。
       何光烈对秦汉三、杜伯乾疑忌甚深，时常趁权宜接指挥秦、杜两部团、营。他察觉秦、杜秘密准备起义，慌了手脚，企图赚两人去师部开会下毒手。秦、杜识破何的阴谋，遂不能按驻合川的黄慕颜率部到顺庆时起义的计划，于十二月三日率部起义，当即与驻城内何光烈的两个亲信团发生激烈巷战。该两团官兵在革命军的影响下，将团长扣留，投向革命。何光烈见势不妙，偕妻妾和乔兵数名逾墙向南部狼狈逃窜。
       中共四川地委得到秦汉三、杜伯乾起义密报，杨丽公、刘伯承、李筱亭、陈达三（李、陈为国民党左派，重庆莲花池省党部执委）立即到合川，催促黄慕颜率部开赴顺庆。同时黄亦按秦、杜急电，杨丽公等同志决定刘伯承、黄慕颜率部去顺庆。为麻痹同处合川的驻军，伴称奉黄隐电调成都接替温江防务，率王建业、唐祖尧两个团、江防警卫营、特种营和学生队在大雨滂沱中开拔至大河坝宿营，次日改道向顺庆开进。途中，起义军战士见
       刘伯承同志一身朴素衣服，既不骑马又不坐轿，都感到惊讶，表示尊敬。
       邓锡侯部驻合川第三师师长陈书农的代理师长王学姜，侦知黄幕颜部在大河坝改道，立即率两个团尾随起义军之后。九日，刘伯承、黄幕颜率起义军到达顺庆。次日黄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部义军在果山公园举行联欢会，会上刘伯承同志代表起义军官兵讲话，号召义军团结一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万恶的军阀。黄幕颜、秦汉三、杜伯乾亦在会上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第一、二、三路司令职。同时联衔发出通电说：
       幕颜等许身党国，义无反顾。惟所有各部同处顺庆，指挥调动，诸多不便。……特联衔推举中央党部四川特派委员刘伯承同志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黄幕颜同志为付总指挥。两同志均久历戎行，兼忠党国，众望所归，当能俯就。
       何光烈逃到南部，众叛亲离，依靠残存的李炜如团，仍贼心不死，企图卷土重来。十二月八日，他打电报向刘湘求援。派专人哀求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援助，又打电报请张澜韩旋。殊张澜抹他一鼻子灰，复电叫他下野。
       在成都的黄隐，闻黄幕颜起义，为“肃纪律而整纲纪”，气急败坏地发出给乃弟“免职查办”的官样电文，并且指责黄幕颜的革命义举“逾越正轨”。
       顺庆义军移驻开江
       泸州、顺庆起义的惊雷，把四川军阀震撼得目瞪口呆，感到真的革命烈火烧到自己身上来了。他们为扼杀革命，一九二六年
       十二月八日，邓锡侯、刘文辉电令驻广安的罗泽洲（邓部十一师师长），驻遂宁的李家钰（邓部边防军总司令），要他们“克日截定，以免蔓延”。罗泽洲于是倾巢出动十六个营，李家钰出动两个团，伙同沿嘉陵江右岸李渡一带监视顺庆城里义军的陈书农两个团，将顺庆围住。
       面对压境的优势敌军，十二月十四日，刘伯承同志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提出放弃顺庆，全力解决缓定的刘存厚部，待泸州起义军北上汇合，整编后入陕的作战计划。根据当时情势，盘踞缓定的刘存厚，其实仅有邓锡侯部陈书农师的林翼如旅，和田硕尧部的谢庶常旗撑持门面。此时乘罗泽洲、李家钰部立即未稳，可一鼓而下缓定。罗泽洲、李家钰围攻起义军是为了抢地盘，不会为刘存厚去卖命，刘伯承同志的方案是可行的。但是秦汉三、杜伯乾两部团、营长眷恋老婆孩子，力主坚守。刘伯承同志只得提出集中兵力，攻破一路的作战方案。决定黄、秦、杜三部共抽出八个营归秦汉三指挥。十六日晨，起义军向李家钰部展开进攻，刘伯承同志亦亲临前线。激战自晨至午，当起义军攻占距城二十华里的望水垭时，罗泽洲部向防守紫福观、凉风垭、五凤山之义军进袭，杜伯乾一部倒戈，城防空虚，罗部得以冲入城内，占领起义军总指挥部。
       前线闭后方有失，士气受到严重影响，李家钰率部反攻，起义军被迫向灯台场撤退。
       傍晚，刘伯承、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先后到达灯台场，就地开紧急会议，决定转移到开江整顿（驻开江之杨森部旅长王仲澄，系熊克武旧部）。刘伯承同志借参谋徐孝安当晚赴开江接洽。次晨革命军各部向开江转移，黄昏时分，行至蓬安之周口，
       渡河时人多拥挤，驻绥定之林翼如旅乘义军半渡进行突袭，义军遭到严重损失。
       起义军移驻开江后，刘伯承、黄慕颜、杜伯乾、陈兰亭、袁品文联衔打电报给武汉国民政府，陈述革命军放弃顺庆缘由：
       四川僻处西陲，思想落后，反动分子较为嚣张。内迁连年，糜烂甲于全国；敲骨吸髓，剥削不遗耕氓，民众日感革命需要。而历次战争，不准于民众痛苦丝毫未除，反如水益深，如火益烈。际兹全国同志努力，为民众求解放，武装党员，奉政府命令，岂可坐视？故于十二月东、江两日，肃清反动分子，举义泸、顺，响应北伐。并为军事统一计，推举刘伯承同志为总指挥，黄慕颜同志为副总指挥。党国大事，义不容辞。不料……（原略）率兵压境，四面围攻。我军为拥护民众利益而始，不愿以民众祸祸而终，且北伐大计，更关重要，因于十六日放弃顺庆，移住开江。仍本北伐宗旨，敬候政府命令。……（原略）。伯承等既为民众利益而兴师，誓当为之奋斗到底！大义所在，矢志不渝。
       汉口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临时会议为使泸、顺义军免受摧残，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打电报给刘湘、赖心辉、李家钰等，责令他们“尊重和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派吴玉章同志入川调解。吴行至宜昌，汉口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第五次会议决定，顺庆事件，由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处置，电召吴玉章同志返汉。途中，他对顺庆革命军十分关怀，打电报慰勉刘伯承、黄慕颜、秦汉三和杜伯乾：“望始终坚持，努力杀贼！”刘伯承、黄慕颜等复电表示：“弟等早具决心，始终不渝。”
       刘湘慑于武汉政府还有力量，不敢公然反对。他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复电给武汉国民政府，谎称“湘为维护革命实力计，前经设法维护，已将两方军事停止，静候和平解决。”这不过是刘湘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其实，他已投靠蒋介石，向蒋表示效忠，等待时机向泸州的起义军猛扑过来！
       顺庆起义军战士接受革命教育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经严酷的斗争促进他们的觉醒。在转移开江途中，良好的革命纪律和作风，受到人民的称赞。据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四日重庆《新蜀报》载：“刘（伯承）、黄（赣颜）部队，军风纪异常严肃。市场交易公平，主客两军及人民俱相亲善。”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国民公报·夕刊》说：“国民革命军川军自到开江以来，不上两月，而开江民众对于该军均表拥戴，说：‘自来驻军未有如此之好’。”这支革命军队移驻开江之后，还起到播种机的作用。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国民公报·夕刊》以《开江民众大有觉悟》为题，文内有这样的描述：
       开江民众，以有革命军一、二、三路司令驻扎该县，近来颇形发展。农民方面，在回龙场已成立两个乡农民协会，共四百余人。甘棠乡已组织农民协会三个，区农民协会一个，共五百多人。普安乡已组织两个乡农民协会，共四百人。甘棠乡、普安乡各组织一个商民协会，百余人。并有一个团结有改组农民自卫军之倾向。一支旧式军队在短期改造成新型的革命武装，充分显示党领导下政治工作的威力！
       刘湘拼凑反革命联军
       顺庆革命军移驻开江后，泸州起义军几次派人赴重庆莲花池
       省党部请派刘伯承同志和政工人员去泸。
       这时，盘踞下川东的军阀杨森，首次进犯武汉碰得焦头烂额回到万县，心惊肉颤地表示决心悔过，派代表赴汉迎请朱德同志回万县。同时嘱其师长向成杰打电报给重庆莲花池省党部表示诚意，又派奉节县知事陈稷安去重庆，迎请杨国公、邓劢刚（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执委）赴万县主持党务。十二月二十四日，杨森电邀刘伯承同志去万县会商。杨国公、朱德、刘伯承借在万县机会，为统一指挥泸州的义军，商定刘伯承同志去泸州。刘伯承同志借韩伯诚、熊子骏及十数政治工作人员经重庆赴泸，并将起义军川军各略总指挥部设泸州。驻开江的义军则由黄慕颜代行总指挥职权。接着党又派遣陈毅同志赴泸州。不久，陈毅同志遵照党的指示去合川，打入陈书农部政治部任组织科长，策动驻军借道给泸州义军转移开江 \( ^{②} \) 。
       刘伯承同志到泸州后，为提高义军政治素质，在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皮为袁的第一团团长，起义后为第六路司令）三部设立政治部，创办泸纳（溪）军政学校，刘伯承亲任校长。常到纳溪、泸城周围义军各部了解义军的生活，帮助政工干部发动和组织群众，训练基层干部，泸州充满革命团结的战斗气氛。同时宣布废除李章甫所设立的苛捐杂税，严禁军人把持税收。军饷则以盐税和上下短途轮船运输的税收为主要来源。简化纳税手续，负担合理，深得人民拥护。
       屹立泸州的起义军，对刘湘等封建军阀来说，“有如插入胸膛的一把钢刀，寝馈难安，对蒋介石来说，则拖住他西面“讨伐”武汉政府的后腿，股掣失色。因此他们处心积虑地把泸州的革命武装扼杀在摇篮里。
       刘湘等反动派为推行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在蒋介石直接指挥下，他们精心策划，制造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震惊全国的重大打枪坝大屠杀！
       “三·三一”惨案后，刘湘更肆无忌惮，他伙同赖心辉、刘文辉并串通川黔边境的贵州军阀周西成驻赤水的师长毛光翔，拼凑反革命的十字军——川黔联军。以唯刘湘马首是瞻和“泸州失主”自居的赖心辉为总指挥，张牙舞爪地分路向据守泸州的革命军扑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刘湘发出“于数月前奉蒋总司令电令‘讨伐’”泸州起义军通电，对武汉国民政府和刘伯承同志进行恶毒污蔑，胡说“陈兰亭、袁品文背叛长官”，什么“不料贼伙同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逼应武汉叛徒，共谋篡夺”。气壮如牛地妄想一口把义军吞掉！
       此时移住合川的重庆莲花池省党部派人赴泸，协助革命军民积极备战。
       在重庆目睹“三·三一”惨案的义军付团长李召南返泸州，向刘伯承同志等汇报刘湘的师长王陵基（即王方舟）和重庆南岸团阎曹垫阳、中文英的手枪便衣队，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罪行。四月三日，泸州工农商学兵各界三万余人，怀着革命义愤，在较场坝召开“三·三一”惨案声援大会，声讨刘湘等反动派灭绝人性的暴行。刘伯承、黄群颜、秦汉三、杜伯乾、陈
       兰亭、袁品文、皮光泽联衔发出声讨刘湘等阴谋制造“三·三一”惨案的通电。并正告刘湘等军阀，如胆敢犯泸，则坚决予以回击；并表示“城存则存，城亡则亡”的坚定意志。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电令委刘伯承同志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③，黄慕颜为付军长，革命军官兵士气为之一振。
       惧了玩弄权术和趁火打劫的封建军阀，他们既怕革命，又对泸州诡谲之地垂涎。刘湘扮演反革命联军，围攻泸州，唆使杨森再次进犯武汉，这是他想拔掉胸膛钢刀，剪除心腹之患的一箭双雕手法。赖心辉这时人枪不过三千，池盘仅江津、合川半县（与黔军合驻），他的如意算盘是借刘湘力量，迫使陈兰亭、袁品文归附，既保住原有实力，又保住泸州防地。刘文辉早就对泸州垂涎，这时他大肆施展左右开弓策略，对尚支持武汉政府的唐生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暗送秋波，怂恿邓锡侯陈兵合川、窥视渝、万，又紧紧拉住刘湘，迫使赖心辉让出泸州防地。邓锡侯正与刘文辉打得火热，他为报答刘文辉帮助取得的军长头衔，就依刘文辉之计而行。并且伪装中立，授意所部黄隐、李家钰、陈书农于四月二十八日通电“呼吁”刘湘、赖心辉等停止进攻泸州义军，退还原防。并称“至刘总指挥所部，将来由各军长商议办法、指定路线、由中央明令调出川境，开赴前方工作。泸州防地，届时让交自乾（刘文辉号）军长派队接替”。驻资中的刘湘部师长王绩绍复电给李家钰、黄隐、陈书农，表示赞同他们的主张。再次出兵进犯武汉的杨森、眼睛贪婪地盯着泸州。五月十六日他打电报给刘湘说：“森虽东下，敌忘桑梓？陈逆等身染其毒，扰乱
       治安，惟冀灭此朝食”。同天，他又密电给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说：“森因东下，不能以实力援助。”用甜言诱使他们率部撤退到他的防地。盘踞经定的刘存厚也食指大动，他以师长头衔为诱饵，派专使到泸州企图拉陈兰亭率部去绥定。黔军毛光翔也不甘寂寞，他派吴国栋潜入泸城拉拢陈、袁、皮。
       封建军阀就是一伙勾心斗角，贪婪啃利的强盗！
       泸州革命军民艰苦战斗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刘湘拼凑的反革命联军分路围困泸州。
       刘湘出动鲜特生、李雅材、朱绍南三个师，驻小市一带，沿沱江北岸警戒，黔军毛光翔师的侯之担旅驻兰田坝，配合赖心辉的李剑鸣、范子英残部及团阀肖正南数千团队沿长江南岸警戒；刘文辉部冷宾东师驻扎场，他指挥的唐英、徐光普、张仲明三个混成旅警戒龙遒关。反革命联军兵力近十万人。
       泸州三面环江，仅龙遒关一条陆路可通。
       远在“三·三一”惨案发生前，刘伯承同志提出放弃泸州北上与开江义军汇合。由于陈兰亭、皮光泽留恋泸州盐税未能实现。“三·三一”惨案后，面对十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刘伯承又提出从龙遒关通过张仲明旅的防线突围计划，又遭到陈、皮反对。
       为给来犯敌人以坚决反击，刘伯承同志召集义军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起义军第四路防御长江南岸的赖心辉等部；第五路防御沱江北岸的刘湘部；陆路龙遒关则由皮光泽部守卫。
       泸州革命军民在敌军围困下，斗志昂扬。他们在城外江岸构筑工事。为防御敌军夜间涉水偷渡沱江，征集全市煤气灯悬挂城
       上，将电影院的放映机改装为探照灯，晚间不停地向江面照射。还征集许多瓦罐，装满石灰，敌军爬城，即将瓦罐砸烂扔下，使敌军不能睁眼。为节省弹药，还把旧式抬枪、明火枪、四瓣火枪都用上了。陆路龙透关则利用原有城堡，加强防御。
       四月下旬，刘湘以围城半月未得任何进展。他令李雅材师增强对龙透关的封锁，并以数团兵力和白正南的团队沿江岸佯攻，组织二千余“敢死队”猛攻龙透关，企图占领龙透关、钟山，打开泸州大门。起义军侦知敌军诡计，将预备队移龙透关加强防御。晚间派一个连到关外构筑隐蔽工事，严阵以待。第二天拂晓，刘湘的“敢死队”耀武扬威地攻到关下，义军营长聂文清率部开关冲出，与城外埋伏的义军夹击敌人，接连打垮敌军的三次冲锋，把刘湘的“敢死队”打得人仰马翻，留下二百余具尸体抱头回窜。
       刘湘攻关失败，火冒三丈，向赖心辉大兴问罪之师。他令驻在永（川）、柴（昌）、合（川）所部向泸城移动。又令王陵基的付师长许尧卿（旅）增援，还把看家老大大炮、重机枪大部搬到泸州前线。而王陵基顺便派郝耀廷因把赖心辉的江津防地也占了。
       接着四月三十日夜十时，正当刘湘都用大炮猛轰泸城之际，忽风雨大作，雷电交加，江水陡涨，起义军船只遭风浪冲击，部分纤绳扯断，漂流江中，两岸树木被大风卷动哗哗作响。对岸敌军认做义军乘风而进攻，慌作一团，一面向对岸盲目射击，一面向后撤腿就跑，饱尝一场虚惊。
       至此，大小江滨，敌军不敢越雷池一步；陆路龙透关前，敌军亦不敢叩关进击。
       困守孤城的革命军民，在补源断绝的情况下，团结战斗，不怕牺牲。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民力日报》载，义军“士气很旺，忍饥吃苦，尽力于防御”。该报八日消息说：“国民师校、泸州中学学生昼夜均往战壕宣传。”广大革命群众自愿组织起来，帮助义军日夜防守。还携带慰劳品慰问伤病员和前线战士。义军政治工作人员，结合实际，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如龙透关有块“众志成城”的石刻匾额，就用这句成语向守关战士宣讲团结战斗的意义。在发给战士的每把兰布伞上书写：“革命军队，伟大力量；以一当十，其气自壮”的诗句激励战士。并且深入前线向敌军喊话。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日《国民公报·夕刊》说，反革命联军头目对此极为恐惧，被迫“特将前锋部队随时调换”。
       泸城被围的日日夜夜，军民并肩战斗，秩序井然，起义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威力！
       刘伯承同志脱险
       反革命联军头目围泸城之日起，各怀鬼胎，谁也不愿为他人火中取栗。赖心辉不甘心泸州防地让别人抢去，围城之初，密派李章甫的一个排长潜入城内，和潜伏在水神庙内天花板上的李章甫的付官、老和尚勾结，煽动原李章甫的少数官兵哗变，相约举火为号，搞里应外合，被起义军一举扑灭。
       赖心辉于是改变手法，密派但云隆、蒋晓帆入城，并携有他任命陈兰亭、皮光泽为二、三师师长的委任状。陈、皮此时对赖仍抱幻想，但，蒋来一拍即合。并已拟好就任赖心辉的师长职的通电，交但，蒋去重庆拍发。此事为袁品文所知，向陈兰亭劝
       告，陈智时打消此意。赖心辉为从陈兰亭打开缺口，授意他的光杆师长马昆山给他牵线搭桥，诱降陈兰亭（马为袍哥土匪出身），两人有交情，因此围城不久，彼此信使不断。
       孤城被困日久，陈兰亭、皮光泽更为愤怒动摇。他们暗地迎马昆山进城，商定扣留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作为投降诚意的表现。马昆山走后，陈兰亭叫他的参谋长王熙伯向袁品文说：“要解围，只有交出总指挥和政工人员为质，四、六两路已同意，我来征求你的意见。”袁不同意说：“我们在为难的时候，希望总指挥来。一遇着困难，就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象这样做，谁敢来缠我们。”陈，皮叛卖起义军领导的肮脏交易，虽因袁品文不同意暂时还不敢妄动，但在起义军上层分子中，酝酿着一股叛卖革命领导的暗流。
       泸州被困前，刘伯承同志派付官长廖伯藩去成都，策动熊克武旧部有革命倾向的川军响应北伐（廖系熊克武旧部第一军二师汤子模的付官长）。及泸州被困日久，刘伯承同志处境险恶，廖伯藩了解刘文辉出兵是为了夺取泸州地盘，于是通过关系找熊晓岩（省参议会付议长）去和刘文辉商谈，条件是起义军让出泸州；刘文辉让革命军通过所部防线突围。刘文辉派黄举安代表他去泸接洽。刘文辉的旅长张仲明亦密派秘书黄安宅入泸城，迎请刘伯承同志通过他的防线撤退。刘伯承同志分析当时形势和险恶处境，决定先行撤退 \( ^{④} \) 。五月十二日刘伯承同志借参谋长韩伯诚、参谋周国干乘黑夜移住钟山。为挽救泸州革命武装，当袁品文来
       话别时，叮嘱袁说服陈兰亭、皮光泽走革命道路，率部绕道川黔边境撤退去武汉。
       次日拂晓，刘伯承等同志出龙透关，沿靠山小路进入张仲明部警戒线，张派人迎请刘伯承同志至富顺（张的防地），继续农从富顺经荣县地界时，兰文彬（刘湘的旅长，“三·三一”惨案刽子手）戴付墨境坐在轿里前呼后拥地迎面而来。刘伯承同志一看是兰文彬这个死对头，立即与韩伯诚、周国干转入横山小路往北而行，待兰文彬发觉，派兵追击，扑了个空。
       刘伯承同志等脱险后，取道达县入陕，经安康越终南山到西安。从西安经郑州到汉口。这时武汉政府由于汪精卫集团叛变，军阀何健发布部队与共产党分离的反共训令，并对共产党人进行拘捕惨杀，于是韩伯诚去上海，刘伯承、周国干去南昌。刘伯承同志参加和领导了震动中外的“八一”武装起义。
       刘伯承同志离泸州后数月，赖心辉派人入城，委陈兰亭、皮光泽、袁品文为二、三、四师师长。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陈、皮、袁就任赖所委的师长职。陈兰亭等的就职布告贴出，三部许多战士和下级军官极为愤慨。袁品文部曾受刘伯承同志训练指挥，和在大革命高潮中守卫泸州的战斗洗礼，有一定觉醒，因此不少战士痛哭大骂，纷纷将布告扯毁！
       赖心辉见陈兰亭、皮光泽、袁品文就范，满心欢喜。一面令陈兰亭等固守泸州；一面设词向刘湘报告。但是，刘湘却另有打算，不予理睬，并向赖心辉施加压力，打电给各军头目，指定陈兰亭、皮光泽、袁品文三部由刘湘、刘文辉、赖心辉三部收缴。泸州由刘文辉的师长冷寅东接防，赖心辉的锦囊妙计破产。陈兰亭等见被宰割的命运迫近眉睫，五月二十三日，三人商定当夜突
       围，由水路向西（阳）、秀（山）、黔（江）、彰（水）撤退。
       长江水大流急，船行甚速。二十四日午后各部均到合江王场登岸宿营。二千余人因口传命令不清，误听“王场”为“碗厂”，向南岸碗厂登陆，遭到黔军侯之拒旗打散或收缩。
       起义军在泸州受十倍于己的敌军围攻下，巍然屹立四十余日。
       “联军”目头的分胜战
       反革命联军头目把泸州和起义军作为“生财有道”的对象，都想乘机大捞一把。因此围城之始，赖心辉以“联军”总指挥名义，在连鱼洞（距泸城二十里）召开分账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湘的师长鲜英、李雅材、朱绍南；赖心辉的旅长范子英、马昆山；刘文辉的旅长张仲明。赖提出泸州攻下后，由刘湘、刘文辉、赖心辉三部合驻，税收行政平均分配。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三部仍归赖节制。这样，泸州这块肥肉大有由赖心辉独吞之势，遭到刘湘、刘文辉部所反对，无结果而散。本来同床异梦的“联军”头目，更加心怀鬼胎，由此长江南岸之赖心辉与黔军、团防联成一气，徘徊不前，驻小市一带的李雅材、朱绍南在龙潭关下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消极观望；龙潭关前的张仲明旗，从围城之始就按兵不动，并且等待捷足进城的时间。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子夜时分，陈兰亭、皮光泽、袁品文率部刚走，紧接着张仲明旗就从枇杷沟、龙潭关进城，强占了统捐局、护商局等税收机关。次晨“联军”各部得知，一哄进城，装演了一幕群狗争食的丑剧。
       赖心辉入城时，只有一个空头的县知事未分。赖又以“联军”总指挥和“泸州失主”身份，召集各军头目开财务会议，由各部合组“驻泸联军临时财政统筹处”，统收各局税收，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三家均分。各税收局长统由赖心辉加委。他委派唐秋三为征收局长，郭成臻仍为泸县知事，冷寅东的一个参谋为护商事务所长，团阀肖正甫为公安局长。但是他接连贴了三次“红榜”都被扯掉。
       由于“联军”头目你争我夺，泸城秩序大乱。各部借口搜索义军大肆抢劫。李雅村部孙团提走赖心辉部枪十数支。赖心辉部一个下级军官饶仁杰到处劫掠，冷寅东借此把他抓来枪毙，向赖显示力量。赖部范子英旅，只好忍气吞声地移往城外。
       这时进犯武汉的杨森正向西抱头鼠窜，刘湘急于腾出手来攫取下川东防地，拒杨于夔门之外，他电各军头目说“泸城事诸待善后”，由刘文辉主持办理，“各军开回原防”，迫使赖心辉让出泸州。
       赖心辉力不从心，表示“不予竞争”。于六月十八日垂头丧气地率部离泸州去合江。
       辛辣的讽刺是，五月二十四日晨，“联军”各部一窝蜂进城时，老百姓照例表示“欢迎”，衙衙巷口稀稀拉拉地挂出五色旗或青天白日旗。
       移驻顺庆的革命军，“三·三一”惨案后被杨森强编。杨森再次出兵进犯武汉，秦汉三、杜伯乾两部脱离杨的羁绊，拟从间道入鄂赴汉口，行至碑牌河时，被田颂尧部两个旅和驻绥定之谢庶常旅堵截。部分突出去的以学生队为骨干，由朱德恒率领转辗到鄂西，因和北伐军未联系上，退回巫山边界又被杨森部收编。黄
       赛颜部则由该部团长贾述安率领去绥定依附刘存厚，仍旧黄隐节制。
       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率部脱围后，转入川黔边境蔡江的深山大小槽沟，在坭坝击溃刘湘部旅长穆瀛洲的堵截，到贵州桐梓的陈溪、新场。袁、皮决定投奔贵州军阀周西成，周谓该两部到贵阳改编，委袁品文为贵阳市公安局长（袁未就职，走上海），皮光泽为路政局长。袁品文部营长聂文清不愿就编，率部打算拖去湖北利川一带，途中被击散，至乌江时仅聂文清等数人，遂把枪投入江中化装回川。陈兰亭则率部回松坎南面大山到重庆投刘湘。
      
关于刘伯承同志
“泸州起义”的一首诗
       刘一甫
       一九二六年，刘伯承同志遵照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的决定，为了配合、策应北伐进军，在四川顺庆（南充）、泸州两地发动武装起义，出师西安与冯玉祥军队配合。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起义最后失败。在组织泸州起义时，刘伯承同志写了一首五言绝句，于一九二七年春起义失败后书赠给我父亲刘孟伉同志。全诗原文如次：
       园林春色满，仕女踏青时。
       诚悉名花萃，匡扶不上枝。
       刘孟伉同志当时在起义总指挥部任参谋，由刘伯承同志介绍在泸州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刘孟伉同志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致死，刘伯承同志书赠这首诗的原件也被散失。现在仅就记忆所及，追记如上。
       据我父亲刘孟伉同志生前，以及一些与他当年一起工作的老友回忆：刘伯承同志在领导起义的当时，面对顺、泸两地处于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及贵州军阀的反动武装重重包围之中，使起义军与军阀部队形成敌强我弱之势；同时参加起义的部
       队都是刚从军阀军队中分裂出的，素质不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都缺乏应有的基本认识，有的人，特别是陈兰亭舍不得丢下泸州的盐税收入，不肯出发，只是天天说盐款，造成内部思想混乱，行动极不统一。加之起义军又无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也差，正如解放后，刘伯承同志在回顾这段斗争历史时所说：“当时还不知道上山！”刘伯承同志面对现实，虽然受党的委派领导“顾、泸起义”，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工作，但是，对这次起义的最后成功却感到把握不大。这首诗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刘伯承同志对于起义的考虑和看法。
      
震惊全国的重庆“三·三一”惨案

       肖波 马宣伟
       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打垮了直系军阀吴佩孚，歼灭丁孙传芳 \( ^{①} \) 的主力，北伐战争发展到长江流域，国内形式正处在大变动的时代，阶级关系已开始着新的变化。
       一九二五年“五卅” \( ^{②} \) 惨案以后，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即当时的省委）在重庆成立， \( ^{③} \) 领导全川党、团工作和群众运动。一九二六年春，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成员和国民党左派李俊亭等，在重庆组织中国国民党四川临时党部（即重庆莲花池省党部 \( ^{④} \) ）。经过一年来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 \( ^{⑤} \) 余孽石青阳等的反
       ① 当时盘踞在长江下游，控制着苏、浙、皖、赣、闽五个省的军阀。
       ②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校学生二千余人，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抗议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及无理开除工人。提出“收回租界”、“上海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这时，英捕到处拘捕学生，只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所拘捕学生即达一百多人，下午三时，群众约万人集于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英帝国主义迅速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死亡一人，伤数十人，被捕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
       ③④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即当时的省委），书记为杨福会，组织部长冉钧，宣传部长吴玉章。国共合作，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党部”，地点设在重庆莲花池，当时称“莲花池省党部”，执行委员有杨福公、李筱亭、漆南薰、张克勤、陈达三、邓劼刚、吴剑秋等。
       ⑤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林森、居正、谢持、邹鲁、张继、邵元冲、叶楚伧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开会，仍称为“国民党第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如何进行反共反革命活动。
       复校量，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重庆中山学校胜利召开（当时是以“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名义）。这次大会，清算了叛徒张赤父勾结国民党右派胡汝航、唐德安、黄斗寅、陈敬修等破坏党务工作的罪行，批判了石青阳反共、反革命的宣传活动，从而在组织上与接受蒋介石指使的国民党右派“四川特别党部”（即重庆总土地省党部 \( ^{②} \) ）彻底划清界限，推动了四川工农群众运动的向前发展。
       四川的工农运动，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政治方向明确，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蓬勃发展。重庆、成都、自流井、万县、泸州、宜宾、顺庆（南充）等地工人，在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领导下，经过罢工、劳资谈判和有关机关仲裁等形式的斗争（在重庆还同破坏工人运动、打杀工人运动领袖和干部的国民党右派工贼作各种形式的尖锐斗争），取得了普遍增加工资，男女同工同酬，改善生活待遇，改善伙食等的胜利；并争取了罢工、游行示威、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经过这些斗争，重庆一万七千余工人，基本上按产业行业组织起来。同时工人自动地取消了原来为国民党右派所把持的总工会，成立了代表工人利益的重庆市总工会，并准备成立全省总工会。
       在此期间，荣县、重庆、涪陵、綦江、合川、南川、彭县、崇宁、江津、绵竹等地农民运动亦迅速发展（当时的口号是“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土豪劣绅”）。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以及代表中、小商人的商民协会也普遍建立起来。代表豪绅、官僚和
       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工会、农会等团体纷纷瓦介。所有这些，充分显示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
       重庆莲花池省党部为进一步推动农运的发展，颁订了《四川省农民运动宣传大纲》，印发《农民歌》、《告农民书》等，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及其社会基础垄断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发布了《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积极组织农民武装。还选派了十多个革命青年赴汉口、进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创办了一所党校，培训农运和党务工作的干部。
       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广大人民的觉醒。重庆印刷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妇女等革命团体，积极扩大反英大同盟。成都市党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申城公园举行革命导师列宁纪念大会，宣讲列宁生平，阐释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反帝反封建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重庆、成都同时举行了各有十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三·一八”纪念游行集会，要求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已易帜为国民革命军军长）通缉段祺瑞、章士钊和国家主义派头子李璜 \( ^{①} \) 。全川革命团体纷纷电促自厥两端的军阀出兵响应北伐。川军中部分师、旅长和广大下级军官，亦渐倾向革命，接受莲花池省党部的指导。四川江防军黄隐部江防二区司令黄慕颜，在合川驻地创
       办政治学校。杨森的师长向成杰等亦相继成立训练部，组训政治工作干部，准备响应北伐。
       革命和反革命的激烈斗争
       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威胁着军阀、反动政客、豪绅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因此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恐惧和仇恨。他们或者采取换汤留药的反革命两手策略，或者明目张胆地向革命进攻，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异常激烈。
       “瞬息西陲，唯知拱北”（刘湘电文）的封建军阀刘湘，迫于革命形势，表面上对莲花池省党部支持。他常邀请省党部执委去商量“党国大计”，实际刘湘对莲花池省党部如芒刺在身。他说：“莲花池这批人很厉害，他们要彻底挖我的墙脚呀！”因此暗地里却在扶持总土地省党部。
       重庆著名团阀曹燮阳、申文英、邹汉卿，对革命恨之入骨，他们组织“拥护五色国旗大同盟”，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石青阳及其总土地省党部与曹、申等团阀狼狈为奸，组织反动的“锡社”，纠集流氓打手，毒打在街头进行革命宣传的学生，破坏工农群众运动，猖狂地向革命扑来！曹燮阳丧心病狂地限一周内取消其所控制各场的区党部，声称“肃清共产党人”！并在江（北）、巴（县）一带借筹划“赤军”费，公然发出杀气腾腾的反革命宣言。成都、重庆的国家主义派、诚学会⑨反动分子，公然为帝国主义张目，破坏革命联合战线，诬指联俄、联共、扶
       助工农三大政策为“赤化共产”。一九二七年一月初，这一小撮反动分子，还书写反动标语，印发大量题为“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誓不两立”的反动传单。
       由于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分子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破坏工农群众运动，重庆工人、农民、学生等革命团体，纷纷向刘湘抗议。莲花池省党部为此再次敦促刘湘，实践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就任革命军长时宣告的“扶助工农阶级、解除民众痛苦”等四项诺言。当时倾向革命的向成杰（杨森的第三师师长），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致电刘湘、杨森、赖心辉请“清除反动派”。又电请刘文辉清除廉集成都的国家主义分子，还一度逮捕国民党右派黄斗寅、陈天民。
       刘湘迫于革命舆论，不得已假惺惺地下令封闭总土地省党部，缉拿该党部执行委员王毓生、黄斗寅、宋绍增、王竺惜、金焕彩等。封闭反动报纸《中山日报》、《江州日报》、《长江日报》和取缔反革命宣传。唯刘湘马首是瞻的军阀赖心辉（与刘湘同天就任革命军长职），赶忙把反革命真象隐蔽起来，他复电向成杰说：“吾川之革命事业，方正努力，何能使不幸革命、反革命浪混迷其间。”刚就任革命军长职的刘文辉，也装出要“革命”的样子，他写信给成都大学校长张澜（表方），请张辞退国家主义派头子李璜（成大教授），而且还下了通缉令，做得像煞有介事。
       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玩弄这套鬼花招，只不过慑于武汉政府的力量，不敢公然反抗，暂时把他们嗜杀的凶恶本性隐蔽起来。
       反共、反革命的大阴谋
       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占领南昌后，蒋介石就把他的总司令部设在这里。他纠集国民党右派头目谢持、邹鲁之流，勾结帝国主义，布置反革命阴谋，以对抗当时革命的武汉政府。他为了拉拢四川军阀，派反动政客李仲公、卢锡卿、戴弁、杨引之、罗云、张涛、段远谋等先后入川，策动刘湘等反共和进攻武汉。
       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为了和蒋介石搞反革命交易，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初派向育仁、张志和、张季鸾赴南昌。向在启程前打电给蒋介石的忠实走狗戴季陶，约张静江（蒋介石的谋士）赴汉口“会商川事”。向育仁到南昌后，蒋介石对这只鹰犬深为赏识，特派他回川“办理党务登记”和“指导四川党务”。还叫他打电报给四川军阀，拟派谭延闿、张静江来川帮助“整理军务”。实则是督促刘湘、杨森等军阀出兵进攻武汉。
       二月初旬，吕超（蒋介石委任为四川宣慰使）、向育仁从南昌返川。十三日吕、向经万县时，策动杨森反共和进攻武汉。十六日吕、向抵重庆后，连日和刘湘、赖心辉、戴弁、杨引之、石青阳等反动派策划反共拥蒋和屠杀人民的大阴谋。吕超十九日打给蒋介石、谭延闿的密电说得很露骨：
       锐日抵渝，刻正与甫澄（刘湘）、德祥（赖心辉）商洽一切。旬日内拟赴省与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各军长会晤。现查各军颇有觉悟（按：反共、反革命）。关于工作（按：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亦努力进行。务恳时赐方略，俾有遵循。
       震惊全国的一场大屠杀就是这样密谋策划的。
       三月三十一日的大屠杀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在重庆莲花池省党部领导下，重庆市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商民协会等革命团体和市民数万人，以及在重庆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全部在打枪坝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三月二十四日炮击南京事件，反对刘湘秘密向帝国主义借款，密订卖国条约，以川滇铁路作抵押，并同美孚、亚细亚、五福、聚福等外国公司密订卖国条约，购买军火、扩充反革命武装。
       以刘湘为头子的反动派，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扯下“革命”的伪装，凶相毕露，用极其野蛮的残暴手段，向共产党人和广大爱国群众实行血腥的大屠杀！
       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国民公报》载当日惨案的经过情形：
       查当日开会，原为反对英美炮击南京事件，故各界到者甚众。……其着便衣持武器手枪、马刀、木棒、铁尺之类，暗伏群众中者，四处皆是。甚至有伪装卖饮食者，故意不守秩序。……其在场外着便衣持武器者约百人左右，即乘势冲入会场，开枪乱击！群众仓皇逃命，不知所之。打枪坝本有五路可通各处，一时情势紧急，各路俱断交通，惟五福宫下面一路可行。群众欲逃不可，欲逃不能；拼命向此一路求生。卒以拥挤不前，有被枪击死者，有被众挤死者，有受伤扑地为入践踏而死者。至于因被迫击冒险堕城者，亦多跌伤致死。且城外复有人开枪，饮弹毙命者亦不少。此空前之惨闻也！午后国民党省党部（按：指莲花池省党部）、县党部、市党
       部及《四川日报》、中山学校等相继为人捣毁。……东日（四月一日）午后，记者亲到各处调查，城内打枪坑死者一百二、三十人，城外不知其数。……死难中有姓名可记者，计有省党部执行委员陈达三（国民党左派）、向成杰师政治部主任漆南薰（按：漆为重庆《新蜀报》主笔，反帝爱国学者，著有《帝国主义铁蹄下之中国》一书。他被击伤后，复被暴徒推至遥远门外，遭到反动派剔牙剖腹的惨杀）。
       一小撮灭绝人性的反动分子，竟然对死难的男女户身加以污辱！
       又据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国民公报》载：
       闻重庆此次惨变。反动派事前似有组织，故闻开会后，即出手枪，先向演说台指定漆南薰射击云。
       与惨案发生的同时。街衢巷口贴满刘湘的告示，谓“会场中发生军学冲突，幸勿惊扰。”这种移花接木的鬼蜮伎俩，明眼人一见就知是出于反动派精心策划的预谋。
       杨闻公（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书记、莲花池省党部执行委员）、黄慕颜（参加刘伯承领导的顺庆、泸州起义的川军将领）、郭勋祺（刘湘部师长潘文华的旅长）同在主席台上。惨案发生之前，潘文华派人将郭叫走。场外的便衣暴徒先抓起钟梦侠（重庆连花池省党部执行委员），旋即冲进会场，开枪射击。杨闻公、黄慕颜在混乱中跳城墙脱险，隐藏在南岸一户农民家，商量准备乘轮赴汉口（后黄慕颜化装走脱赴汉）。次日杨闻公回重庆布置工作，四月二日化装和爱人赵宗楷乘轿在全家相送下，上亚东轮船，为叛徒杜秉恩所出卖，而被特务杜量衡出手逮捕。赵宗楷五日被释放。杨闻公被军阀刘湘、王陵基多次审讯不屈，四
       月六日被杀害。
       冉钧（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组织部长）在打枪坝脱险后，次日出来联系同志，在蜈蚣岭下面鹦鹉院遇石青阳的便衣队，登时被杀害。
       这一震惊全国的惨案，是将介石叛变革命，勾结帝国主义，指使四川军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实行屠杀政策的组成部分，是上海“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预演！
       惨案发生后，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即移驻合川，四月三日通电全国，揭露以刘湘为首的反动军阀和反动政客，要求蒋介石旨意，阴谋制造这一惨绝人寰的血腥罪行：
       三月三十一日，为反对英美兵舰炮击南京事，在重庆打枪坝开市民大会，到会者数万人。事先即闻有反动分子乘此机会，扰乱秩序，经本会函请第二十一军部及江巴卫成司令部预为防范特别维护在案。乃是日午后开会之际，突出便衣者执手枪及短刀木棒在场之四周乱轰乱打。同时环卫之兵，尽皆袖手，甚至有开枪向民众射击者。登时死者二百余人，受伤者亦七百人，诚空前之惨剧也！午后，市、县各级党部及城内男女学校，均相继捣毁一空。二十一军警卫司令部反出示谓为“工学冲突”，以掩人耳目。查市民大会系爱国运动，为民众所应举行。该反动分子擅取勾结盗军团饷，肆行屠（杀）、捣（毁）、击（开枪射击）。而坐镇巴、渝之当局，始终纵任，毫不置理。主使者谁？行凶者谁？明眼人当易知之！现在本会遭此变化，已不能在渝施行职权。除正报中央请示外，务请同志主张公道，设法援助。党务前途，不胜幸甚。
       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声讨刘湘的函电如雪片飞来。
       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的声讨电中，斥责刘湘纵容其师长王方舟（即王陵基）、兰文彬与团阀曹燮阳等勾结，惨杀爱国学生和人民的滔天罪行，要求刘湘逮捕、枪决曹燮阳。并警告刘湘，“若有甘冒不韪，袒护该逆者，我民众与该逆同一敌视！”巴县民众扫除团阀大同盟的声讨电中，痛数团阀曹燮阳、申文英种种恶迹和暴行，以及曹、申二贼供给英舰粮食，甘心媚外卖国的可耻罪行。
       四月四日，成都市党部为援助“三·三一”被难烈士，召集成都十五个革命团体开会，成立“重庆‘三·三一’惨案成都各界后援会”，决议如下援助办法：
       一、电请中央派特别专员来川，会同省党部召集民众团体，组织委员会办理此案；二、警告刘湘及渝中各将领，使知有所警惕，不敢再有此项惨案发生，并负责将王、兰、曹、申等监禁，听候查办。
       为使即将举行的追悼会及游行不致再有重庆类似惨案发生，还决议以下办法：
       一、请二十八、二十四两军驱逐黄季陆、张实甫（国民党右派）；二、质问向育仁请其表明态度；三、请两军长查封反动言论机关之《解放日报》；四、推举代表谒邓、刘两军长，请负责维持省会治安全责。
       十五个革命团体代表均被推为执行委员。莲花池省党部特派员刘愿菴（共产党员）及成都市党部孙鉴东参加办理。重庆死难烈士家属联合会，要求刘湘缉拿凶手，抚恤烈属。吴玉章、邓懋修（国民党左派）打电报给刘湘，强烈谴责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
       和爱国人民的罪行！并责成刘湘将惨案详情复电。武汉中央特别党部免去刘湘、赖心辉二十一、二十二军军长职。明令查办刘湘的第三师师长王方舟。
       “三·三一”惨案后，以刘湘为头子的四川军阀秉承蒋介石旨意，肆无忌惮地围攻泸州起义革命军 \( ^{①} \) 。在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刘伯承的主持下，泸州工、农、商、学各界在较场坝举行“三·三一”惨案声援大会，愤怒声讨刘湘等反动派的罪行。由刘伯承领衔，与所属革命军各部领导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陈兰亭、袁品文、皮德锐于四月十三日通电声讨刘湘，严词痛责刘湘及其同谋者的血腥罪行！刘对拼凑“川黔联军”向泸城围攻，坚决予以反击，誓与周旋！
       反动派的反动逻辑
       “三·三一”惨案后，刘湘已成为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为了表示对蒋介石效忠，四月六日他领衔与杨森、邓锡侯、刘文辉、赖心辉、刘成勋、田颂尧发出臭名昭著的反共拥蒋的“青电”。蒋介石为了奖赏刘湘、王方舟、向育仁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功绩”，就在四月六日他下令分兵五路“讨伐”武汉政府的
       同一天，委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暨四川团练委员长，王方舟、向育仁为四川团练付委员长？
       刘湘做贼心虚，对全国各地纷至沓来谴责他的通电、快邮令，采取贼喊捉贼的鬼蜮惯技。他在四月二十一日的一“申辩”通电中，把这一野蛮的血腥暴行，一古脑儿往莲花池省党部推去。他颠倒黑白地说什么“迭接各团体通电及快邮，纷纷集中于省党部领导之不替”。什么“此次变起仓卒，虽曾派员弹压，奈群众纷窜之际，难辨善恶”。“什么此间民众团体，向由省党部组织领导，本军未便过问”。什么“事后党部要员又销声匿迹，无从稽办”。等等。但是，刘湘的狐狸尾巴，毕竟露了出来，他说：“惟据本单各团体称及连接各方邮电所传，大都指斥省党部为共党分子，一切游行罢工，多半出于强迫。所有宣传运动，偏重阶级斗争……众口一词，似非无因。”刘湘复电旅鄂川人的质问说：“此次市民大会，突发生哄斗。变起仓卒，不及预防。惨剧酿成，至为扼腕。”这个屠夫把他和同谋犯的罪责，妄想轻飘飘地掩饰过去。
       四月八日，成都市、华阳县党部及革命团体代表刘愿菴、孙崟东、曹伯昆、李献亭、袁亚群（妇女代表）等去邓锡侯的军部（二十八军）请愿，刘文辉亦在该军部。当代表们向邓锡侯、刘文辉提出惩办凶首王方舟、兰文彬、曹燮阳、申文英和取缔向育仁反动活动时，刘文辉说：“各位请惩办王、兰、曹、申四人，究竟有何证据证明彼等系此案祸首？关于向育仁总办，系二
       十八军、二十九军（田颂尧）及本军代表，又得蒋总司令委彼回川主持全川党务。蒋总司令之军权，系中央党部所给予行使。如反对向育仁，不如直接反对中央党部。”说着，刘文辉恶狠狠地向桌面猛击一掌：“打开天窗说亮话，在我的防区纯三民主主义可以，夹点泥沙都不行”；之后，刘文辉、邓锡侯退入内室。据遗，刘文辉向邓锡侯说：“把他们抓起来！”邓锡侯顾虑在自己的军部抓人，怕被舆论谴责，回答说：“要抓只能在街上抓。”因而代表们这才得以离开邓的军部。
       巴县袭绅、地主阶级的反动组织“巴县团学绅商联合会”的反动传单中无耻地说：“三·三一”惨案的“祸首为共产党”。其根据是：“良以是日无共产党人在场，则决不至发生此惨剧也。”真是荒谬绝伦！
       这就是一切反动派的反动逻辑！
       白色恐怖笼罩全川
       成都各革命团体援助被难烈士代表到邓锡侯的军部请愿的次日（四月九日），刘文辉、邓锡侯即令委向育仁任成都城防司令。刘、邓两军闻还各拨一个团归向育仁指挥。一夜间，成都的街衢巷口赫然张贴出杀气腾腾的反共拥蒋布告称：
       照得救国当循正轨，罚乱贵在从严。自倾改革之初，民志未定，狡黠者流，往往剽窃美名，唱为高调，一夫臂攘，群众盲从。……本两军长深维先总理所定建国步骤，适合国情，不容凌蹑。当此军政时期，尤应排除障碍，必使视听齐一。省会地居首善，人物殷繁，潮流所趋，难保无假名之徒，潜滋蔓长，乘间窃发，在在堪虞。应责成该司令严为防
       范，以杜乱萌。倘遇上项情势发生，不服制止，准予便宜从事，用资震慑！
       当时观者对这张布告十分愤怒。
       当蒋介石四月十一日的“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反共反革命密令一发出，成都立即出现“工农商学兵暨共拥国大同盟”、“洗党大同盟”、“拥护南京政府大同盟”等光怪陆离的反动组织和反动传单。成都市总工会及分工会被暴徒捣毁。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的《国民公报》，报道反动派纠集流氓打手到处横行的情况说：
       昨日午后四时，有持“清党”运动白旗一面者，后从持木梓者二十余人。凡认为某党（按：指共产党）分子成立之各分工会，一律将吊牌撤毁。并闻某报亦被打毁！
       四月二十四日反共反革命的“成都农工商学兵清党示威大会”丑剧一开场，向育仁、黄季陆等蒋滚四溅地发表反共拥蒋的演说。会上反动分子纷纷扰扰地鼓噪：“电勉”蒋介石“彻底清党”，“以武力迅速解决武汉政府”；要求刘文辉、邓锡侯明令逮捕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刘愿菴、钟善辅、刘亚雄、欧阳缉光、唐伯昆、黎纯一、孙登东等“归案惩办”；还叫嚷“请军政当局一致否认共产党所把持的武昌伪中央委员会委任四川大批共产党员廖刘平、吴玉章、朱玉阶组织省政府”。二十九日，向育仁打电报给各军、师、旅长，声称“四川登记委员会”成立，并在成都、重庆各设办事处。成都由冷曙东、马瑶生、周重生、易光谦负责；重庆由卢锡卿、朱叔痴、黄复生、方琢章、曹叔实、颜仲卿、江蜀宇、黄圣祥、熊慕颜负责。
       刘湘训令警厅及江巴卫成司令王方祜伤所属“对于形迹可疑
       之人，务当注意盘诘。如系武汉或他省派来之反动分子（按：系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诬蔑），立即拿案讯明，呈候核定。……勿稍疏懈”。巴县豪绅还谥给刘湘，嘟叫没收共产党人的财产。公然宣称吴玉章、邓懋修、杨韶公、李筱亭、陈达三、邓劼刚、廖划平、唐伯昆、漆南燕、陈子与等五十五人“平日宣传共产，形迹昭著，允为‘三·三一’案祸首”，要求刘湘通缉。曾友松、胡向捷等二十一人“附和共产，实为朋凶”，要求刘湘夺其公权。这些地主阶级代表乘势猖狂反扑！
       全川顿时血雨腥风，魔影蹁跹！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民力日报》评述“三·三一”惨案后重庆白色恐怖情况说：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所谓共产党人已绝迹。即民党中稍有左倾色彩，亦不能立足。……因此之故，而“共产党”三字，竟成为排斥异己之好名词。教师之争饭碗，政客之争权利，无不利用“共产党”三字陷人以罪。最可怪者，无论何人，一经有人指为共产党人，均已皇皇无主，不但无申辩之可能，亦且无申辩之余地，俨若待决之狱囚者然。此诚莫明其妙之现象也。现在渝中知识阶级多半软化，有登报脱离左派者；有启事服从真实的三民主义者。光怪离奇，毕集人世之怪状。至于舆论，尤为滑稽。往往以一己之私，诚承官厅之意，不惜昧着天良，谣言大造，无从得其真象。今日如此，明日如彼，吾人日常读报，不曾坠入五里雾中……
       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下，国民党反动派为掩盖他们的血腥罪行，组织所谓“三·三一”惨案特别法庭”，并决定九月二十日为最终审判之期，谢持、邹鲁（国民党右派头目）亦有到南京
       受讯之说。殊蒋记中央政治会议，竟于是时取消“三·三一”惨案特别法庭。国民党反动派连这块遮羞布都扯掉了。
       历史是公正的裁判者，烈士的血并没有白流，全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终究取得了最后胜利。“三·三一”惨案主要刽子手终于逃不脱人民的惩罚！
       千万烈士的鲜血换来了新中国的建立。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吴玉章同志在北京为悼念死难烈士作了一付挽联道：
       据当时小丑跳舞，未克事先预防，深为遗憾；
       看今日群魔歼灭，已能劝毕一役，大快人心。
      
重庆“三·三一”惨案事略

       李筱亭遗作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于广州，孙中山始知军阀官僚不能革命。陈叛，黎元洪复辟，参众两院议员大都由粤赴北平，又知议员多属反革命。是时，苏联已推翻俄皇，新建国于欧洲，中山通电致贺，列宁至为赞赏，先后派越飞、加拉罕南来，协商中俄联盟；且谓国民党组织松懈，纪律毫无。其间分子，至为桎梏，不能深入群众起领导作用。一九二四年冬，中山始有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确立，并改组民党，发布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由陈独秀起草），北京之李大钊等亦参加国民党。
       自陈炯明叛变，中山赴沪，驻于法租界之英利爱路者约半年。逐陈窜惠州而迎中山返粤者，是为滇军之杨希闵、杨明轩、杨池生，联合湘军之谭延闿，桂军之刘震寰，粤军之魏邦平，入粤已久之滇军朱培德，组织大元帅府。然三杨入粤，贩烟纵赌，把持财政，中山受其挟制，愤懑异常，肝疾暴发。中山原与段祺瑞、张作霖订有三角同盟，道段、张共倒曹锟，电中山北上，会商国是。是时，中山已得苏联之助，创办黄埔军校于广州，聘鲍罗庭、恩伦将军为军政顾问，以树党军之基，得段、张电邀，乃由粤统道日本以抵天津，主召开国民会议；段、张则主召集各省军政首长开筹后会议，以是组绪。迁延月余，中山病剧，一九二五
       年春由天津入北京就医，竟以割治肝疾，卒于协和医院，殡于西山耆云寺。谢持、邹海滨（鲁）等开会于柩前，是为“西山会议派”之始。
       中山北上，胡汉民为代帅，廖仲恺领导农工，蒋（介石）、汪（精卫）分主军政，俄顾问鲍罗庭、加伦从中指导。中山既卒，蒋中怀回测，暗示廖仲恺于中央党部门前，遂其罪于魏邦平、朱卓文、林直勉、胡励生，放逐胡汉民于莫斯科。蒋曾任许汝为（崇智）之参谋长，是时蒋仅有黄埔军校学生，尚无主力军。夏，夺许部全军，归其掌握。秋，陈炯明由惠州反攻抵石龙，邓本殷由琼崖渡海追江门。中秋后一日，蒋分令出师，自攻惠州，以江门委之朱培德。廖仲恺虽殁，而其所教导之农工极为勇壮，愿任前驱；兵得民助，势如破竹，扑灭陈逆，驱出国境。冬，蒋由惠州凯旋，朱亦自琼岛还师，开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于广州，吴玉章为秘书长，汪、蒋，谭均列主席团。印度，朝鲜亦派代表列席。对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之党纲政策未稍更变。会毕，派吴指导各省党部，策励进行。
       一九二六年春，四川省党部奉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之命，成立于重庆之莲花池，以李筱亭、杨韶公、吴匡时、陈宣三为执、监委员，以中委吴玉章、监委邓懋修驻川指导。重庆原有一省党部，乃应第一次代表大会之选，仓卒而成，由石青阳、夏斗寅主之，系统属于“西山会议派”，会址在冉家巷，与莲花池对峙，尚不相犯。夏，蒋乘中山政策出师北伐，攻下长沙、岳阳，莲花池党部之势始张。刘湘对于杨韶公、邓劼刚之通缉，自动取消。川军将领皆派代表来渝，与党部接洽，且请派党员为各军政治指导。冉家巷之党部已迁于总土地，几无人过问。凡游行、讲演，
       本党均能得民众信仰，观者如堵墙；而总土地之党部则视听寥寥，乃雇暴徒白健宗多人实行袭击，愈为民众所齿冷。黔军之王天培，曾约集双方，从中调停。本党以各有系统，不能擅自合并，须听上级党部之命；如广州中央与“西山会议派”主张联合，断无异言，否则如刀砍斧切，绝不妥协。会议竟一轰而散，总土地含恨愈深。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攻下武昌，一军直趋赣皖，一军由闽浙而抵南京，西南大为震动，川将领纷纷加入国民革命军。杨森所部之向时彼对本党极其诚，大为拥护；邓晋棻（锡侯）所部之江防军黄慕颜，刘湘所部之罗仪三颇为倾向。顾庆师长何光烈，原属于第一军，与吴玉章有旧，欲参加本民党，阴图扩张，拟聘请玉老所属任中校，以资号召。吴命学生童庸生充之，童烛其奸，婉谢还渝。何部之秦汉三、杜伯乾两旅长亦悟其诈，因与合川之黄慕颜结合，欲取而代之。何调兵先发制人，秦、杜急乞援于黄，并飞报本党。黄率军远赴顺庆，并由刘伯承同志秘密前往，任指挥。遂守之罗泽洲重诬顺庆防地，深感部下反抗，势必蔓延，乃率部授何。刘伯承同志甫任指挥，与秦、杜军尚不相习，骤遇急变，几遭反噬，乃裂衣飞堕峭壁，沐水脱险，然仍多方主秦，杜溃军同赴万县。道杨森伪降而奉北洋军阀之命进攻武汉大败而归，身几不免，惧中央下讨伐令，乃纳刘伯承同志与秦、杜溃军共驻万县，急电杨闻公由渝赴万，向中央为之疏解。
       顺庆之役，影响川南。初，袁其衡（品文）、陈兰亭，与赖心辉所部之李章甫共驻泸州，因待遇不平，嫌怨颇深；闻顺庆事变，袁、陈竟诱杀李而夺其军编入本党。川将领大骇；然以党属广州中央，有北伐军为之后盾，姑为隐忍，莫敢反对。刘伯承同
       忘遥远的在渝之陈达三代表裴、陈，在万国储蓄会设筵，约集渝中各将领，申明袁、陈改编，深明大义，并非叛变。川将领皆愕然，以为互相兼并，谁能预防？编入党军，卓然成立，谁敢保其所属不怀二心？筵间几至用武。刘湘以时机未至，尚未探得蒋之意旨，故力为镇援，且亲翼党员离席，乃得稍安。
       蒋自杀廖仲恺、逐胡汉民而后，一九二六年春，又策划中山舰事件，斥逐李之龙。湖南农民协会，涉及唐孟潇（生智），又大事黄鼓之。解除鲍罗庭、加伦之聘，追胁还俄。是年冬，莲花池党部正式改选，共党之刘伯承、杨澜公、陈宣三、邓劫刚、陈仲苍、刘愿兼俱当选为执行委员，特任刘伯承同志为军事特派员，李筱亭、杨澜公为政治特派员。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为共党所主持，蒋恐其骄然立异，摇动武汉后方，先后派李仲公、卢锡卿来渝，侦察动态。省党部改选后，请发图记，武汉中央命向传义拿交，向握而不交。按英舰前曾炮轰万县之南津街，后因北伐军攻守，英美又联合炮轰以袒护北洋系军阀之孙传芳。本党召集群众，期开大会于打枪坝，声讨帝国主义之暴行。南岸某教会校长某（按：即广益中学校长杨芳龄。）素主亲英，密报刘湘，谓明日开会，如不力为制止，英美军舰已卸炮衣，必炮轰重庆，以为示威。而“三·三一”惨案因以构成。
       先是杨森攻武汉攻归，川军尚有刘湘、邓晋康、刘文辉、田颂尧、刘存厚五军。刘湘欲统率川军而为首领，约李筱亭、杨阁公至放牛巷私宅密议，欲以党力促成。座中仅有傅真吾，余无他人，促膝终日。李、杨以川军急需一首领，但党无成见，能以事实表现者必助之。盖川军除二、三人外，对党俱乏诚意，党部素主各军分立，不欲集权一人，资其跋扈。夜阑炮拔，刘知计不
       售，乃变更其辞，乞转向政府清发中央券二百万元，以助军需。李、杨询川省岁收若干，何尚不足？刘云：只三千余万，有册可凭。索观其册，慨然交出，然巨帙也。李、杨婉言，不能逾阅，请携归披阅，凌展送还。刘虽不欲，然既出难返，允携之归。乃命甘余人折册分抄，限黎明毕事，拂晓即手自装钉，如限送归。刘湘知情愤极，因聚造此册，欲呈中央，请拨巨款，不意党部得之，逐条驳斥，已先送中央，杜其狡谋。此“三·三一”惨案之所以必然爆发。
       当惨案发生之前，有多人密报，谓各军将不利于党，有主张中止开大会者，有欲迁党部于江北，由向时俊掩护者；党以会期确定，碍难更改，毅然举行。群众分途赴打枪坝，沿街军警部署森严，人心惶惑，党部以保护会场相解释。会将开，党员钟孟侠、叶兰奎任指挥，甫登台，潘文华飞函鄂翼之，云事急速归，郭以函示李筱亭、杨韶公、黄慕颜，匆遽而去。左侧中山祠内即发枪声，领事巷口鸣枪响应，自是弹雨横飞，呼声雷动，天地含愁，风云变色。会场出口俱为乱军暴徒堵塞，刀棒齐挥，杀伤无数。男女群众冲向城墙低处，掷身跳下，跌伤甚众；而在墙头者则被砍杀，刀光如雪，血雨纷飞；跳城者又多被预伏军队、暴徒追击捕杀。漆南薰为王方舟所部敲齿剖腹于两路口，陈达三为兰文彬枪毙于五福宫，杨韶公跳城伤及腰肋，陈宣三获而复释，邓劫刚、杨道融，俱由刀下踉跄而逃。男女学生及观众为乱军暴徒刀劈棒伤，死伤数百余人。罗通蟠等送伤者于各医院抢救，院院为满。而女生之裸尸露体，备受污辱，尤为残酷，洵古今所罕见。此蒋介石与刘湘协同演出之第一幕惨剧也。
       “三·三一”之前，蒋已得卢锡卿、李仲公诸人密报，以川
       党部实不利于己，乃密令刘湘早为扑灭，惨案前夕，刘召开秘密会议，凡倾向于党者皆不与闻。王方舟任重庆卫戍司令，兰文彬为总土地执行委员，赖心辉因其所属之李章甫为袁、陈击毙，俱不甘心于党。总土地所属暴徒，屡击伤本党党员，曾由党督促刘湘，实行解散。王方舟又兼南岸团防总办，乃唆使团闽曹夔阳、申文英，以团丁伪装乡民散布会场内外，追捕屠杀。王方舟且命所部，伪装助之。团丁、兵卒逢人便杀，备极凶残。刘湘之幕僚李公度、范崇实、何北衡，事前又密为计划，从中主持。故此一惨剧，系在帝国主义卿翼下由蒋发纵指示，军阀、团阀、官僚政客、劣绅士辈共同公演，决非偶然也。
       惨案发生后，闻王方舟、兰文彬等于当夜携灯亲赴屠场，反复验尸，欲知谁死谁逃，以备再杀。次日暴杀冉钧于蜈岭岭；越数日又由兰文彬捕获杨闻公于轮船，杀之于浮图关，弃尸麦土中。肖华清、周饮岳，由郭翼之护庇，得以出险。陈宣三薨须改装，随吕汉群赴鄂。唯邓劭刚、李筱亭留渝月余，由共党之温淑筠妥为掩护，亲送至涪陵。邓与郭松云故同学，与民党所指派之尹肇周智留涪。李筱亭则偕李蔚如至天保巷，又开农民协会，练农民自卫军五百于弥陀寺。刘湘命杨国桢率师进攻冷水关。郭松云亲函李蔚如，云将会师共御杨；实则郭筹款恶李为梗，欲杀李求容于刘湘。郭隶杨森，刘强杨弼，郭为李之学生，不惜杀之以媚刘，亦犹如刘湘命兰文彬杀陈达三，不惜戕师以见好于蒋。郭之未婚妹夫傅某某奔而告李云：郭不可信。李之挚友刘某某在渝亦以郭、刘勾结状飞报。李俱不听，竟为郭之县长吕心孚诱捕，遂之于杨国桢，械至黄桷垭，率刘湘命枪毙。李临刑极从容，以后事函告家人，且嘱书国民党党员李某之墓。蔚如经喻凌翔介绍入
       党，已为共产党党员，所以命书国民党员者，大约恐刘灭其家，以家有祖母九旬余，其子方幼故也。
       本党部既被摧残，刘湘即分命各部进围泸州。袁、陈不过数千人，包围者达数万，然以刘（伯承）入泸坚守，围者相顾，莫敢远攻。涪陵之李蔚如曾屡函刘（伯承）率部来涪，共图恢复，函不得达，而守者益孤，乃命政工人员，溃围突走，刘亦间道出川，与黄慕颜相会于鄂，俱委为军长，仍欲率师还川。殊宁汉裂痕逐渐增加，日月蹉跎，竟难实现。初，鄂军之未北伐也，鲍罗庭、加伦主张休息一年，练劲军八十万，直出长江，扫荡北京；再成立农民自卫军二百万，作后备军，以防英美，虽爆发外战，亦有备无患。及攻下武汉，川党部又欲领枪三万枚，由刘伯承同志统率，以为党军，若果能如愿以偿，川军各部陆续自动改编，何至有“三·三一”惨案？宁汉分裂，粤军还粤，亦可卷土重来，何至土解瓦崩，成功直待数十年以后？此皆蒋总民军势力养成，难以自专，又惧川党部丰其羽翼，正为后患，可以提前出师，故为扼制。狼子野心，湘非他人所能窥测者也。
       继“三·三一”惨案而来者，党中负责各员，周贡植、喻克猷、李鸣珂、刘愿菴，觅害于重庆。李仙舟、邹壁成见杀于汉口，袁诗尧等十八人被戮于成都军警团三军联合办事处。邝继勋兵变于什邡，陈静珊兵变于广汉，均被镇压。
       重庆“三·三一”惨案，我个人即参加者之一，而当时竟不知我们开会何以会被人打？国民党在中国产生了十六年，何以会被人杀？工农学生，各界人士，非党非团，踊跃参加，何以会被人不分皂白，枪击握伤刀砍，视若寇仇？至今思之，恍然大悟。从前之国民党在孙总理革命初年，号为兴中会，不过为民族革命。在
       同盟会时，联合多人，提倡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不过为民主革命；民国元年，改称国民党，亦有党而无民，不过少数党员，与旧日官僚及北洋军阀相争十余年，此“争”也，外国人无关，与中国人民亦无多大影响。所以中国国民党在普通人看来，不过与北洋军争地盘，与旧官僚争地位，衰世凯、曹锟诸人亦不过残害党人，未闻因党而残杀民众。孙总理于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鉴于陈炯明之叛变，党员竟反对党魁；鉴于黎元洪之复辟，参众两院议员也脱离革命政府，党内缺乏组织，党外尚无群众，由是知党员不足恃，议会政治亦徒托空谈。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乃毅然决然取缔农共，改组民党，拥护农工，大力支援香港海员罢工，成立黄埔军校，树立改革之基，主张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问题。虽有志未成，卒于北京，但人心翕然，共同奋斗。此莲花池省党部系根据第一次、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之策略而产生者，是为民国十三年改组以后之国民党，非民国元年由同盟会改称之国民党，亦非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后南京篡夺而成立之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由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刘伯承、杨阁公、陈宣三、张克勤、邹壁成、周贡植、冉钧等为之主持，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吴玉章为之指导，有李蔚如等为之外围；指出敌人为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土豪劣绅，联合友人为工农学生，及各阶层各团体。且当年开会，又为声讨英美炮轰南京。英美之所以开炮，实为保护其既得之利益。追令南京之军队拔降蒋匪。蒋自暗杀廖仲恺以后，转向帝国主义；痛恨共产党，嫉使四川军阀向打枪坝大肆屠杀，为帝国主义效忠。此为“三·三”惨案发生根本原因。将又因武汉中央党部雄踞上游，威胁后方；已勾结四川之军阀，向湖北之仙桃镇等处进攻，以牵制中央。而实顺庆
       起义，泸州起义，我省党部已由刘伯承同志亲赴指挥，拟将泸州之军调赴顺庆，协同一致，以牵制川军东下。打枪坝赴会群众又有无数工农学生以壮声威。他们认为此患不除，其祸将大。敌军闯，团闯串通一气，是党非党，一律打杀，以迎合于蒋，以巩固自身。此为“三·三一”惨案之触发原因。自此以后，反动军阀督兵围攻泸州，击溃袁、陈之师，又出兵抵四川之冷水关，诱杀李蔚如，以为排除异党，即可离枕无忧。殊事变纷乘，广汉兵变，仆部兵变，欲为死者复仇，此又“三·三一”惨案之结局也。然而薪尽火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日党中之刘伯承同志即今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当日党中之陈仲弘（毅）即今日之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当日党中之朱玉阶（德）即今日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均坚忍不拔，追随毛主席，以统一中国。谁谓四川省党部无人才？谁谓“三·三一”死难诸烈士无代价？今日事过境迁，蒋帮围处台湾，如待决之囚，帝国主义摇摇欲坠，已自据坟墓；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方如火如荼，如日东升，行见全球皆将亦化，完成社会革命，世界大同。我辈今日纪念诸烈士，不仅为诸烈士之死重于泰山，而向之致敬与怀念，更须进而促成诸烈士未竟之功。
       (一九五〇年三月)
      
大革命时期四川国民党左右派斗争和重庆“三·三一”惨案的回忆

       邓劼 刚遗作
       一、大革命时期四川国民党左右派的斗争
       （一）中国国民党改组和右派的形成
       一九一七年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惊醒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孙中山先生闻讯惊喜，去电致贺，更引起列宁同志对东方民族觉醒的极大关怀，这就是后来派越飞来远东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和中国国民党改组的远因。
       孙中山为了避免帝国主义者的疑忌，不便亲自出面，乃派廖仲凯同志赴日本与越飞接谈。商谈的结果，孙中山对越飞的意见完全同意，决心改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完成中国国民革命。并依靠廖为骨干，讲演三民主义，扩大宣传，整顿组织，严密纪律，在黄埔开办军事政治学校，建立革命军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掀起这时期中国国民革命的新高潮。
       孙中山信任廖仲凯从事改组工作，国民党开始有了比较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深为国民党顽固分子胡汉民、谢慧生等所嫉妬。谢慧生，同盟会老会员，四川隆昌人，辛亥革命前曾在巴县女校教书，后去广州任元帅府秘书，当时他曾再三阻止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始终未被采纳。一九二四年冬，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
       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幸，孙刚到天津，旷癌发作，次年三月十二日即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召开会议后，便逐渐形成国民党右派组织。
       （二）重庆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
       一九二四年寒假期间，同盟会老会员朱叔病接受任务由上海返重庆，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活动许久，效果甚微，已准备回上海复命；一日，邓劭则去会他商谈光国学校问题，恰在这时，杨阁公也来这里，这即是邓和杨晤见的第一次。朱叔病拿出一大束北上宣言，分给他们两人，代为散发，谈了片刻，他们便忙着分散了。隔了一个月左右，重庆便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选举代表赴北京开会，当选的有童庸生、邓懋修、裴子居、何星辅、廖刿平等。朱病叔、黄复生都不为群众所信任，没有选出。右派对这事大为不满，实为四川左右派分裂的开始。代表随即赴北京开会，行至汉口，便闻中山在京逝世的消息；抵京后，沉痛地参加了中山先生的追悼会，便立即分散了。
       （三）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在重庆光国学校成立
       邓懋修是当时四川省会议议员，并为国民党议员所组成的至诚俱乐部之一员，因受“五四”以来文化运动的影响，他感到四川人民连年遭受军阀混战的蹂躏，痛苦已达到极点；资产阶级的代议政治，徒增纠纷，无济于事；团结本可为人民抵抗军阀的武力，而当时的团结又常和军阀勾结一起，作成传播，成为直接压榨人民的土豪恶霸。因此，他曾在重庆与周文钦等发起自治期成会，鼓吹人民自觉，团结起来，反对军阀混战，掀起全国自治高
       潮，并草拟省自治根本法在《商务日报》发表（当时荣县吴玉章同志亦大张旗鼓，主张联省自治，他们两人曾商定合作）。至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改组国民党，邓懋修认为确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出路。因此，他去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后，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接洽，委派至诚俱乐部石青阳，曹叔实，郭云楼，朱叔痴，黄复生、唐德安、曾吉芝、陈炳光、谢宝珊、张赤父、刘浦生和他本人等筹备四川省党务。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全国各大都市都召开了追悼大会，三民主义的意义和国民党改组的要求，这才为全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年上海“五卅”惨案的发生，更激起了全国各地的反帝高潮。刚放暑假，邓劭刚（当时任光国学校校长）见当时一般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就向他父亲邓懋修建议，在暑假期中迅速把四川省党部成立起来。经过他父亲的几天奔走联系，即决定在光国学校开筹备会，并推定邓劭刚任秘书，接连开了几次会，通过了四川临时省党部的章程，便定期召开成立大会。
       （四）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的选举及其所引起的尖锐斗争
       四川临时省党部成立后，便筹备成立重庆市党部。在暑假中，邓劭刚任校处理日常事务，邓懋修即同杨韶公冒暑在市区成立许多区分部（曾因此引起拥疾，卧病月余）。朱叔痴、汪若宪、胡汝航等亦纷纷成立区分部。选举前，朱叔痴提出候选人的标准，如年龄、经历、党内历史等，多与改组精神不符。有光国学校区分部赖吾辛同志（共产党员）用卡片印了“八不选”，如贪官污吏，吸鸦片烟，思想腐朽等，在会场散发。这事引起了主席朱叔痴的极大怒念，连说“不限制。不限制。”从此左右派对
       选举的斗争就更加紧张。选举结果，右派仅多一二票获胜，左派分子在市党都当选的仪杨如松一人，杨洵（即杨伯恺）、邓劫刚都没有选出，而当选的十余人中，有半数以上的人都吸鸦片烟。
       赖吾辛散发“八不选”后，引起右派极大不满，乘光国学校学生召开国庆晚会的时候，右派市委曾祝愿率领巴县中学学生多人进入会场，在开会前借故肇事，夺取光国校童子军的木棍殴打赖吾辛，曾祝愿还把邓劫刚拉住，不让他去救护。这事经省党部开会决定，由巴县中学校长曾吉芝向光国学校道歉，才结束了这场斗争。
       但不久，重庆平民学社（当时共产党和青年团对外活动的名称）发行一种刊物，刊头载有“收件处光国学校门房”等字样。刊物内容又有有关无产阶级和批评二女师校学生不参加爱国运动的文字。二女师校长杨叔明（国家主义派）率领女生多人向重庆卫戍司令王方舟请愿，说这刊物是共产党发行的，侮辱了女师学生，请求查究。王方舟当即派出了一个副官去光国校找赖吾辛，校长邓劫刚闻知，出与接洽，说赖不在校。那人便说：“那末，就请校长去卫戍部一趟。”邓当即一同前往，在卫戍部坐了一下，又要他去商业场喝茶，傍晚才又回到卫戍部秘书室等候，直到二更，王方舟才高坐传讯。刚入场（即原商会会场）就坐，王方舟高叫“不许坐。”接着便问，这个刊物上，载有你校是它的收件处，你一定知道这刊物的主办人。邓答不知。他便责骂：“你是校长，在做什么！”邓答：“这是学校以外的事，我实不知。”王方舟并没有往下问，便说：“交卫兵室看管。”即结束了。到大门外卫兵室坐了一夜，次日上午九时左右，复令邓去原商会会场后面一小室，商会会长温少鹤已先在，温说：“昨夜的事
       是误会，这事与你无关，请你坐我的轿子回校。”邓乃脱险。
       这事发生后，赖吾辛乃和杨阁公等代表离川赴粤。赖被介绍去李济深师的叶挺部任营长，一九二六年北伐后升团长，国民革命军取武汉后，奉令包国民县吴佩孚未及撤退的刘团，阻其南窜，刘团三次突围，均被击退，吾辛大胆亦负重伤，于十月四日在医院牺牲，公葬武昌城外洪山。当时《楚光日报》载有赖元良烈士事略，赖元良即吾辛当时的姓名。
       （五）广州中央党部派员整理四川党务并选举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四川临时省党部和重庆市党部成立后，右派势力大集中，不加整理，四川党务前途，非常危险。这时吴玉章，刘伯承两同志受广州中央党部的委派回川整理四川党务。吴玉章同志达到后，召开执监委员会议，他们都不到会，有时仅派一二人出席。吴玉章、邓懋修两同志乃决定开展荣县、蔡江、南川、涪陵、丰都、成都、内江等市县的党务。筹备就绪后，随即选举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各县当选的有吴玉章、邓懋修、杨阁公、童庸生、谷醒华；在重庆当选的有朱叔病、黄复生。如期去广州出席的，只有前面四人。谷醒华因病未去，黄复生逗留上海、参加西山会议派的集会，朱叔病去广州中央党部吵闹，被汪精卫扣留于虎门，旋被驱逐出境。
       刘伯承同志返川后，随即赴各方面从事军事活动。
       （六）右派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离川后，乘虚夺取左派文件印信，并争夺光国学校
       左派代表等赴粤后，朱叔病尚留渝。他说成都方面的执行委
       员多人来渝，要秘书处发通知召开执行委员会，邓劫刚不允许召集。后来由他们自行召集，约邓劫刚和组织部干事张克勤参加。他们二人到会，把最后一次会议关于“在代表等未返以前，留川的执委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的记录翻给他们看，他们才知道左派拒绝召集开会的原因。但他们要开会的目的，是要接管秘书处的文件印信，邓张二人不承认交代，右派便派人从录事邓仲律处夺取文件印信。秘书处将这些经过函告广州各代表转报中央，并证明四川已有左右派的尖锐斗争。
       光国学校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国民党拨款，就旧会府地址建筑的唯一的学校。一九一三年四川讨袁军失败，国民党人多出亡，此校即由孟竹君和邓懋修父子苦心维持约十余年。那时此校为左派省党部所掌握，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又添办中山学校，深为右派朱叔痴等所嫉视。为了争夺此校，他们曾想尽方法，三次派人接收。第一次派巴县教育局谭致中来接，校长邓劫刚对他说：“这个学校是国民党创办的，目前成为左右派斗争的焦点。你是右派开会（据报载消息）派你来接的，我是左派要我保留的，和一般学校的交代性质有所不同。这事须好由国民党的双方来解决，我这时不便办交代。”他再三要接，都被拒绝。这时左派也召开了一个各县联席会议，决定由邓劫刚继续保持。第二次又派向仙桥先生来接，邓便根据各县联席会议的决定答复他。他见中山中学招考很忙，不便多谈，便辞去了。第三次又派杨伟功（秦木家）来接，他刚刚到校门口，听着里面闹哄哄的，他有些心虚，以为学校已有准备，便回头走了。从此才再没有派人来接收，虽然这个学校始终是当时左右派争执的焦点。
       （七）国民党四川左派省党部的阵容日益壮大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四川代表吴玉章同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懋修同志当选为监察委员。童庸生、杨韶公回川较早，大概是二月中旬，接着陆续都回来了。而且又增加了李筱亭、杨韶公、刘公潜、邓劭刚、陈宣三和张克勤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代替大批右派分子，只刘公潜一人因工作关系留广州未返川。这时才租定城内莲花池积厚里的房屋一幢为四川临时省党部的地址，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之名即由此产生。
       杨韶公同志是当时共产党的负责人（地委），邓劭刚、李筱亭、熊子骏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于是由杨韶公、李筱亭、邓劭刚任常务委员，吴玉章任组织部长，刘伯承负军事方面的责任，陈宣三任宣传部长，工人部、农民部都由杨韶公领导，商民部由邓劭刚兼任。共产党员如周贡植、程秉渊（即程子健同志），刘远翔、曾俊德等都参加了左派国民党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左派省党部又在光国学校召开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除吴玉章、邓懋修两同志参加中央党政工作未当选外，其余同志大都当选，并且又增选了刘惠菴、陈达三、杨衡石、吴匡时和吴剑秋等同志为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左派力量更加壮大，革命群众都参加到左派的行列里来了。
       （八）国民党右派省党部的成立和它的被查封
       一九二六年春间，朱叔痴、黄复生参加了上海西山会议派的会议后，也回重庆，在总土地巷成立右派的四川临时省党部，和
       左派对峙。他们这时也开始宣传，争夺领导权。双方宣传队经常发生纠纷，都是右派打伤左派的凶殴事件。
       四月二十五日是右派省党部扩大宣传的第一次。他们假重庆总商会开会，右派领袖石青阳这时也来重庆。他们雇用了拳术家白耀宗、田得胜等为打手，耀武扬威排列商会门前。据说准备在开会后，利用暴力接收光国学校。左右两派的宣传队就在商会门外路口上唱对台戏，阻止他们这一阴谋的实现。大约在上午九时左右，双方便冲突起来。这次出事地点正在商会前面大街上，有目共睹，是右派雇用打手白耀宗等亲自拿起铁条指挥进行毒打。川师学生张昔畴同志受重伤，就是在商会前面画道上追来追击打的，毒打后又把他拉到商会里面辱骂殴打，并用冷水泼在身上，使创伤成为不可医治的痼疾。右派打手等闹了二三个钟头才鸟兽散了。这便是“四·二五”凶殴事件。距今虽达三十余年，革命的同志们记忆犹新，还悬念着张昔畴同志身上的创伤现在究竟怎样了（国张现任北京外语学院院长）。
       “四·二五”事件发生后，许多国民党党员，如巴县的吴象痴，贵州的吴厚菴等仍用已往党内纠纷的眼光来看当时左右派政治路线的斗争，善意地出面从中调解。他们曾假放牛巷金屋人寿保险公司地点，召集左右派双方负责人开了一次调解会；但因双方的政治主张完全两样，距离太远，结果，还是宣告“各走各的道路”，很快地结束了这个会议。
       几月后，右派又集合了许多流氓在机房街商业中学演了一次凶殴事件。至于在各街的小冲突，随时都在不断地发生着。一般群众都认识到，右派到处动武，太无价值。因此，在这一年里，左派游行的群众队伍一次多一次，由一万至三、四万；右派
       游行的队伍一次少一次，由三、四千缩减至几百。这也充分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右派省党部成立以后，到处发生凶殴事件，引起全市的秩序混乱。在机房街凶殴事件发生后，左派群众十分愤慨，才向川康督办刘湘请愿，要求查封右派省党部。刘湘始而犹豫不决，经群众代表说明利害，再四要求，他无法推卸责任，才令秘书写了两张纸条前去查封，停止右派公开活动。这也十足地说明刘湘对右派的态度，内心是十分同情的，查封实在是革命的群众面前出于迫不得已。
       二、重庆“三·三一”惨案的回忆
       （一）全国革命形势和惨案发生的原因
       中国国民党改组未及一年，党内一部分顽固分子对党的政策还不了解，甚至深感不满；各省的党部尚未改组，党员的思想还是旧有的一套，没有多少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先生北上逝世，这确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一个极大损失。因此，国民党负责同志等把丧事埋毕后，即赶回广州，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非常必要的。这个会议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主要是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遗瞩，坚持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切实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筹备北伐，把革命政府迁到全国中心的武汉去。
       孙中山北上，蒋介石留守广州，他于这时指挥黄埔军事政治学校学生，配合其他军队，击溃久踞东江的反革命分子陈炯明。但蒋介石阴谋独揽军政大权，于三月二十日制造广州中山舰事件，藉故陷害中山舰舰长李芝龙（共产党员）。遂保卫东山苏联
       友人鲍罗廷顾问和加伦将军住宅的工人纠察队也被蒋介石缴械。汪精卫闻讯，怒旨倒不醒人事，从此即不过问国政。不久廖仲恺同志又在广州遇刺牺牲。当时四川莲花池左派省党部曾严正地提出弹劾蒋介石案，对蒋介石叛党误国阴谋，分析甚详；但因即将北伐，被捕置缓议。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帮师北伐。李济琛军的叶挺部，当时号称铁军，势如破竹，连战皆捷。九月下旬国民革命军击溃吴佩孚军，占领武汉，实现了把广州革命政府迁至武汉的决议。由中央执行委员兼秘书长吴玉章同志代理汪精卫的职务，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孙科任行政院长，陈友仁任外交部长，徐谦任司法部长，邓懋修任监察院长，这便是当时轰轰烈烈的武汉革命政府的阵容。
       蒋介石在北伐期中，别有野心。一切行动不用政府名义，而用他私人名义；不直趋武汉合组政府，违背决议，率领所部由湖南转江西，趋江浙，企图迁都南京，与武汉对立。凡此种种，均为后来事实所一一证明。而且刚到上海即发生屠杀大批工人革命队伍的反革命罪行。
       当时，中国革命的整个形势是严重的。长江流域地区向为英美法意所注视，军阀吴佩孚的力量虽被北伐军击溃，而张作霖的军队尚盘据河南，夏斗寅的军队仍占据武汉上游的石首，监利一带，态度不明。武汉政府乃决定派张发奎、叶挺等部先击溃张作霖军，接引冯玉祥移驻河南。再联合四川革命部队解决夏斗寅师。革命军进攻河南时，士兵莫不奋勇争先，一以当百。张作霖军旋即崩溃，退走河北，不久即率领残部返东北，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谋害。
       四川左派省党部自一九二五年七月成立，已近两年，一方面大力宣传组织群众，与右派作斗争；一方面派干部积极进行军事活动，分化各方部队。计时当比较进步的将领有向时俊，郭勋祺、罗仪三、黄慕颜、陈梦云、陈书农、黄逸民、秦汉三、杜伯乾、陈兰廷、袁品文、皮光泽等。最反动的有王陵基、蓝文彬、向育仁、何光烈、罗泽洲等。当时四川主要将领邓锡侯尚未表示态度，接受名义；杨森虽就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刘湘虽就二十一军军长，但对革命没有一定认识，表面接近左派，而实际则倾心右派，暗中勾结，时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当时四川省党部在军事方面的任务是集中顺庆、泸州、合川各部分的军事力量，制止刘湘、杨森的反动，会师武汉，或出陕西，配合冯玉祥军北伐。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合川黄慕颜旅集中顺庆，和秦汉三、杜伯乾两旅首先宣布起义，接着泸州陈、袁、皮三个部队亦宣布起义。只因时间稍迟，未能集中顺庆，而在顺庆起义的部队，因受何光烈和罗泽洲部的压迫，乃向开县方面转移。顺庆起义后，刘伯承同志宣布就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军职。三月二十九日由省党部执行委员陈达三同志代表刘伯承总指挥在大梁子万国储备会议宴招待各军将领，刘湘、向时俊、郭勋祺、罗仪三、鲜英、王治易都到会，各报新闻记者和左派省党部全体同志都列席，谁反动的王陵基、蓝文彬未到。事后方知王、蓝在这时曾几次请示刘湘，要在这次会议毕后，对左派省党部各负责同志作一网打尽之计，刘湘一再不允，乃未成事实。但刘湘对分化各军部队事深感不满，返署后，立即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决定依照蒋介石的意旨，出演屠杀革命群众的重庆“三·三一”惨案。
       （二）四川军阀、团阀和国民党右派 会演的重庆“三·三一”惨案
       在惨案发生之前的左右派斗争中，右派常常宣传说蒋介石是他们的，一般群众都不肯相信。但蒋介石和四川右派及军阀刘湘等早已暗中勾结，并曾先后派向育仁、卢锡卿回川四处活动，在惨案前两月左右，又派了大批蒋介石培养的反动黄埔生戴舟（号至诚、后改总土地巷为至诚巷即为了“纪念”他）、杨引之等二十余人来重庆，帮助刘湘在长江上游制造大屠杀事件，威胁武汉后方。因刘湘犹豫不决，他们曾几次要求离川，向南京复命。到这时，刘湘才派人从轮船上把他们招回来指挥大屠杀。他的紧急会议开完后，左派省党部即接到各方（如傅真吾、李子谦）密报，或劝在那天不必召开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或转告杨嗣公、李筱亭、陈达三那天不去会场，都被拒绝。党部全体负责同志在那天都一致按时赴打枪坝开会。
       左派省党部决定召开这个群众大会，是为了反对这年三月二十四日美英等帝国主义袭击南京和藉此宣传群众，扩大革命力量和提高群众认识，并反对蒋介石在南京、九江、芜湖制造屠杀革命群众的惨案。刘湘这时一方面令王陵基、兰文彬和巴县团阀曹燮阳、申文英把兵士和团丁装扮成工人模样，暗藏铁条、马刀等凶器，混入会场，待机击杀；黄埔生等则带手枪堵塞各路口；在金汤街、火药局、五福宫一带及城外各路口，则派武装哨兵重重包围。另方面通知城内的外侨，说这天共产党要暴动，请他门一律出城去南岸暂避，以保安全。因此，这天南岸停泊的英、美、日兵舰的大炮一律脱去炮衣，升火戒备。在上午九时左右，各地
       工农群众和名校师生队伍即先后进入会场，当即发现在队伍附近有许多行迹不明的人，纠查队和各队领队都善意地劝他们离开，他们总是在场内游来游去。还不到十点钟，五福宫下面戏台路口，有人故意和工人纠察队发生纠纷，把工人纠察队戳伤一人，肩上流血不止，但不久仍整队入场。接着是江北女学的队伍入场，这队伍入场刚站定后，会场入口侧面一声炮响，五福宫方面枪弹即对准主席台扫射。台上有一人被大刀砍伤右臂，为陈联诗爱人廖同志所扶走（廖已在华莹山牺牲），出场后为乱兵阻拦，牵廖身边有银元十余元，交乱兵后，又被剥去衣物，才得逃出城外，躲入一穷人家中脱险。
       会场群众闻枪声后，齐向西奔走，出口处枪声忽响，群众向城墙上奔去，城墙上又开枪阻拦，群众只好走西北角小道去九层楼（现在水塔所在地）一带跳城墙出险，但城外各路口均有哨兵盘查。这时隐蔽会场中的大批便衣队持大刀、铁条、木棒等任意在群众中挥击，遇着的应声倒地，当时群众“荷荷”的惨痛声，至今犹历历在耳。场内悬挂的青天白日旗，却只在阴暗的黑云中飘荡，显示出无限的凄惨。会场北面为桂香阁，现在自来水公司范围，驻有江防军黄逸民的部队，阔杨丽公、黄群颜、李筱亭均由此脱险。邓劭刚、陈达三入场较晚，刚入场惨案即爆发，陈达三由入口处出场，在途中被枪杀。邓劭刚随群众向西奔走，在爬坎时，被一乱兵“鸟”的一刀将呢帽扫走；出场后检查，才知道一刀砍穿了两件夹衣，只有棉裤未被砍穿；爬上坎后，有一女孩倒地喊叫，邓用双手扶起，但见去城墙的小路上拥挤不堪，人上重人，上下爬动，自知已无法挤上，乃转入几个凉面担子中俯首蹲着。只见乱兵在周围几次追赶屠击，又见远处一童子军应刀倒
       地；如是追赶屠杀了许多人，会场中除死伤倒地的以外，已无一人。一声口哨，才停止了屠杀。难民即从城墙菜园一带成线由进口出场，邓亦由此出险。在五福宫前面半坡上仍聚有多人叫喊打童子军，打某某。下面戏台和惩役场前面都安有盘查哨兵敲击革命群众。陈达三同志被枪杀，陈子中、杨伯凯受重伤，都在这一带。漆南薰（漆鲁鱼的叔父）、熊子骏两同志越城脱险，在城外化龙桥附近被捕。漆直认是向时俊部的教官，当即被砍成几块；熊子骏承认是商人，问后释放。还有川东师范学生何某经盘讯后，夜半被乱兵掀至岩下，中山学校学生肖功慧和一小学生在会场被打死后，由同学抬回学校停放又才移走。江北女学的学生最后入场，队伍正当群众去菜园的小路，因拥挤而被压死的最多。中山、光国等校学生均穿童军服装，伤亡亦众。统计这次惨案死伤约八九百人。
       惨案发生后，刘湘当即张贴布告，说是“工学冲突”业已解决；同时派军队去左派省党部（这时已迁入巴县县议会地址）内搜查，邓劭刚也去了两次，共产党员冉钧即于是日在莲花池附近蜈蚣岭被右派肖治安指名枪杀。这天午后有人见王陵基带领兵多人亲去打枪坝会场翻检尸体，看被打死的究竟有哪些人？杨阁公同志脱险后，本打算去武汉报告，谋挽救；但因须布置当时工作，又回到城内。后发现有人跟踪，又才准备搭轮赴汉，在亚东轮上被捕，拘禁于浮图关篮文彬军中（当时右派陈敬修亦在兰军中），经讯不屈，被枪杀，抛尸麦土中；数日后寻获，面貌如生。李筱亭、邓劭刚于事后月余，才潜赴涪陵。约一月后，又发生李蔚如被捕事件。
       在大革命前，团结有时阻止军阀等偷征粮，军阀对团结是有
       戒心的。当时有国家主义分子陈学池、何北衡等说刘湘以军、团合作，成立川康团结办事处，并调集各县团结人员受训，藉以收买。这是“三·三一”惨案有王兰柑、曹夔阳、申文英等团阀参加的原因。惨案结束后，曹、申等还在南岸啸聚数日始散去。这样骄气毕露，又为刘湘日后派兵扑灭曹、申的根源。
       （三）李蔚如被捕牺牲
       李蔚如同志解除第一军参谋长军职后，回家乡涪陵四镇乡办团。一九二五年左右，郭汝栋师移驻涪陵，姚李蔚如势力雄厚，相持不下。一日，陆松涛（即陆殿舆）唔邓勘刚谈及此事，邓托陆转劝郭阅读三民主义，与李蔚如合作。郭本重庆府中学学生，卒亥革命后，加入炸弹队，由李蔚如率领随张培麟民政长去成都，进速成军官学校，得投身军队中，故他们暂时合作是没有问题的。但李蔚如等（前四川第一军系统的将领，包括刘伯承、陈达三等）向为刘湘等所深恨。“三·三一”惨案后，刘湘等对从前一军系的人物就想予以陷害，迫使郭拘捕李。郭为了自己队伍的生存，就承认与刘湘会师拿办，佯约李赴某处开会。这时李筱亭住四镇乡，邓勘刚住涪陵近郊，都风闻郭将派兵打李蔚如；李筱亭劝李蔚如不去赴会，李说郭是我的学生，不会有恶意，遂前往。旧历六月五日，行至中途，遇伏被缴械，即被捕，郭随即派队送重庆，未入城，即被刘湘枪杀于黄桷垭。当时李蔚如已加入共产党，故其子侄辈亦多为党员，在上海牺牲的即有四、五人。
       李蔚如同志被捕后，李筱亭即于次日赴成都。邓勘刚亦于李走之次日去涪陵高山坪乡中料理未完事件，于旧历九月下旬才由丰都搭轮赴沪。在汉口遇任仰之、黄君尧两同志，当时汉口秩序
       已乱，不容许久留，即同黄赴沪。途中正值蒋介石派兵攻九江，向武汉唐生智进攻。旋即上演宁汉合作勾当，国民党右派胡宗铎在武汉残杀左派革命分子李汉俊等甚众。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蒋介石匪帮违反孙中山遗嘱，背叛革命，在上海、南京（四·一二）、九江、芜湖、汉口、重庆等城市制造惨案，屠杀革命群众。共产党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认为农民运动过火，放弃武装，放弃民主革命领导权。这就延长了中国反动军阀的统治，增加了全国人民无限的痛苦。并充分证明：帝国主义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萌夜，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也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之后，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胜利地完成革命应有的任务。否则，如中国的蒋介石，王耳其的基玛尔，南朝鲜的李承晚等，负民族独立之名，建立反动统治政权，做帝国主义的帮凶，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实自拥坟墓而已。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三·三一”前后
       萧华清遗作
       一九二七年，震惊全国的重庆“三·三一”惨案，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胜利发展转变到紧急阶段的前夜，大资产阶级将介石和四川封建军阀刘湘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屠杀四川革命人民的大惨案；同时是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从“三·三一”惨案的前前后后，可以得出不少的经验教训。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老同志多已牺牲了，当年幸存下来的同志，或已年老病故，或虽继续为革命作坚决的斗争，而又散居各地，不易聚谈。因此，追忆往事，难得全豹。兹就我个人记忆所及略写于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三十八周年。
       一、马列主义送进了四川
       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一再失败，正当走投无路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四川人民当然亦分享了这一份宝贵的礼物。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重压迫下，四川人民受的苦难更为深重。“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民主幻灭了，“总统”代替了“皇帝”，各地的军阀代替了“总督”或“巡抚”，时有内战，而四川的军阀火并、战争更是接二连三地没有断过，至于封建地主对农民加
       租加押，其剥削的程度比外省的地主更为残酷。帝国主义的凶焰笼罩着整个中国，四川岂能例外？飞扬跋扈的外国轮船和军舰就停泊在重庆码头，有时更直驶到了乐山，假如岷江的水更深一点，它们还会不驶到成都的九眼桥边吗？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亦只有革命，才是四川人民唯一得到解放的道路。
       一九二二年，成都、重庆等地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恽代英（泸州师范学校校长）、萧楚女（重庆《新蜀报》主笔）、吴玉章（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王又木（成都高师学监）、杨儒公、刘愿菡、童庸生和冉钧等同志领导下，从宣传马列主义的小组活动开始，进而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程子健同志当时名程秉渊，就在搞工人运动），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政策。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轮船“德阳丸”私运劣货到重庆，不服中国地方政府检查，反而打死了四名检查员。这个惨案发生后，群情激愤，而地方军阀政府，不但不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抗，反而压迫各方面舆论。共青团组织发动广大群众，组织了重庆“德阳丸”惨案后援会”，督促地方政府，领导群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经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聚会示威，向地方政府递质问书，揭露军阀们阻碍、破坏群众运动和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种种行径，使这场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北京的曹锟政府倒台，段祺瑞以“执政”的名义独揽政权。这时，孙中山先生从广州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一九二五年初，共青团组织又发动了广大群众，响应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领导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运动，展开了争取民主的斗争。由于共青团组织广泛地发动群众，使运动更快地热烈开展起
       来，并选派了童膺生、邹进贤同志等十多人为代表出席全国国民会议。同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重庆后，共青团组织及时联合各界人士追悼中国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并扩大宣传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遗嘱”，借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次运动，不仅青年学生的宣传队遍街讲演，而且重庆劳工互助社的几百名工人也组织了宣传队，同青年学生宣传队一起在重庆江北、南岸的大街小巷普遍宣传。这样一来，起到了发动革命群众，在政治上扩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分化右派的重大作用。“五卅”惨案发生后，革命的形势进入高潮，反帝国主义呼声遍及全国。这时，重庆人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华人的“五卅”惨案后援运动，在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起来，支援了上海工人和学生为“五卅”惨案举行的罢工罢课斗争。这次运动很大，斗争很激烈，动员的群众很广泛，经过几个月的斗争，锻炼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开展了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统一战线，取得了空前重大的胜利。这些，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准备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革命的种子播下了，有利的革命形势加速地使它生根、发芽，一天一天地茁壮起来。就在“五卅”惨案后，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即当时的省委）在重庆成立了，杨闇公同志任书记，冉钧同志任组织部长，吴玉章同志任宣传部长，领导四川党团工作和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成立以后，重庆、成都、自流井、万县、泸州、宜宾、顺庆（南充）等地的人工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普遍蓬勃地开展起来，四川的革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中法大学
       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培养革命的干部，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决定办一所学校。吴玉章同志曾同他的一些朋友在北京办有一所中法大学，他便建议办中法大学重庆分校。由于在城内不容易租到房屋来办学校，便决定在通远门外大溪沟一带去找适当的校址。那时的重庆，一出通远门外就是坡地和坟山，并无一条街道。人们从临江门下河，可以登小划子到大溪沟；从观音岩循着倾斜的梯道，经过张家花园（现第四十一中学）和孤儿院便是到达大溪沟经常走的大路。大溪沟旁边只有一条破烂的小街，是供往来的农民和船伙息足之地。街后面是一些坡地和稻田。附近有几座私人的花园，紧靠着谭家花园的一座院子是用木料穿逗的旧式楼房，恰遇正在招租，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便把它租下来作为校本部，另在居民中租点房子，补充宿舍的不足。因为校舍不够宽大，一九二五年秋季便先开办中法大学的附属高初两级中学（社会上一般的人把我们的学校叫作“中法学校”）；吴玉章同志任校长，童庸生同志任教务，杨道庸（杨伯恺）同志任训育，张克勤同志任事务，杨闻公、冉钧、周贡植等同志都来兼任教员。一九二五年底，我应吴玉章同志之聘由河南返川，才接替童庸生同志的业务一职。即于这时由杨闻公、童庸生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影响一天一天扩大，学校的声誉日隆，来投考中法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许多进步青年闻风而来，使校舍不够用，不得已，又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坡地上把一家商人的别墅租过来添作校舍。学校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师生们的革命朝气却很充沛，他们一起从事革命斗争，从不畏惧困
       难。杨阁公、禹贡植同志讲授政治、历史课程，宣传马列主义的道理，很得学生们的拥戴。许多进步青年在中法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大革命时代的革命骨干；有的学生后来在“三·三一”惨案中和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黄中元烈士是在朝天门一齐殉难的九个烈士当中最年青的一个，才只十八岁，他在中法大学读书时，非常活泼，像一个小学生，但他工作积极认真，热情而勇敢，临难时沿街呼口号，唱国际歌，表现了一个年轻共产党员临危不惧的镇定、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程忧声烈士也是中法大学学生，他长于写作，并善于讲演，后来曾领导自贡的工人斗争，刻苦深入工人群众，他英勇牺牲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自贡的工人们闻耗，自动罢工三日，并异口同声地说：“这表示追悼我们敬爱的领导者程大哥的诚意”。他们都是大革命时代的四川党组织的一些优秀革命战士。
       反动派看见革命的潮流一浪比一浪地高，他们惊惶失措地叫嚷所谓“反赤”、“反对过激派”，他们还对我们学校的男女同学大加诬蔑，说“中法学校赤化了！”中国的学校有男女同学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那时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才开始招收女生，但结果只招收了一个女生；我还记得那个女生叫作“奚贞”，因为北京的报纸常常有“奚贞女士”的报导。在当时的四川，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便是我们的学校，而我们的学校又不同于一般的学校，它是为培养革命的人才而创办的，当然更引起了古老的重庆社会的不小的反应。卫道的先生们自然是感叹着“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反动派更从而造谣诬蔑，迎合顽固的努力；他们在通远门外贴出匿名帖子，骂我们的男女同学使
       “张家花园竟成为恋爱之场，孤儿院中又添了一些私生娃娃”，谣言任凭他们捏造，我们堂堂正正的男女同学都校风纯正；老实说，大家都忙于革命工作，那有闲心去讲恋爱呢？那些以卫道自居的人们所办的学校，反而闹出一些“缙绅先生难言之”的事情。反对“赤化”反对国民革命，反对男女同校都出自一切的反动派——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军阀、地主及反动的资产阶级等等。有革命就有反革命，这是一定的规律，又有什么稀奇呢？
       三、“好得很”和“糟得很”
       在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重庆、成都、宜宾、顺庆、自流井、万县、泸州等地的工人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了。重庆、荣县、涪陵、綦江、合川、南川、彭县、崇宁、江津、绵竹等地的农民运动亦逐渐展开，农民协会亦迅速地建立起来了。各地的工人运动争取改善待遇，经过罢工、劳资谈判及有关机关仲裁等等斗争，取得了增加工资、男女同工同酬、改善学徒待遇，并争取了罢工、游行示威、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重庆方面的工人运动还和国民党右派的工贼作各种形式的尖锐斗争，取得了胜利。重庆一万七千多工人按照行业组织起来了，同时工人自动地取消了原来为官僚和国民党右派把持的总工会，在关庙街成立了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重庆市总工会，并准备成立全省总工会。重庆的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以及代表中小商人的商民协会亦相继成立了。重庆原有一个总商会，但是它大资本家垄断的组织，只为军阀等款和剥削中小商人的工具，所以商民协会颇得中小商人的热烈拥护。当时的农民运动反对苛捐杂
       税，打击土豪劣绅，打击贪官污吏，“有士必豪，无绅不劣”，这是农民们一致的认识。李蔚如同志在涪陵发动农民武装，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当地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斗争。王干青同志在绵竹领导农民反对苛捐杂税，曾经率领农民闹到县知事的大堂上去，把县大老爷的公桌都掀翻了。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好，正如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一样，我们说“好得很”的时候，一切反动派都在叫嚷“糟得很”，说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党婆”等等，无奇不有的谣言都纷纷地捏造出来了。有一次，我在茶馆喝茶，就听着反动分子在向一个人说：“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吗？比如你一天找一吊钱，他们就要和你共五百，还要共一下你的堂客”，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更把他们所把持的学校作为反共的场所，对学生进行麻醉教育。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利用一次游行的机会，散发一种“什么叫共产党”的传单，大大地宣传了一次共产主义，社会上各方面人士对共产主义有了一些认识，但当时的军政机关却非常惊慌失措，声言要清查共产党的机关究竟在什么地方。党的省委组织当时是地下形式，当然查不出来，但“履霜坚冰至”，斗争的形式愈来愈尖锐化了。
       四、军阀们换了旗帜和制服
       为了要说明一切反动派，让我们先从四川的军阀谈起。辛亥革命以后，全国各地形成军事割据，而北洋军阀袁世凯就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阀，倒袁之后，各地的军事割据更进一步明朗化了。在四川范围以内，“防区制”更把四川造成一个中国的缩影，大大小小的军阀把整个四川霸占完了。从一九二一年起，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来了，在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耀寰，广东军阀陈炯明，湖南军阀赵恒惕，一个一个地被打倒了。以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为首的残余的北洋军阀都感到万分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狂叫着“反共”，仍然是一筹莫展。在当时革命阵营中，蒋介石、汪精卫还未公开叛变；四川的军阀们虽是否自剖据一方，但体系上仍然属于北洋政府，他们拥有的军队的番号都是从北洋政府那里来的。这时，他们眼看着外的军阀一个一个地垮台，在四川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和北伐战争迅速进展的情况下，如不改旗易帜，立即有相继垮台的危险。于是他们纷纷派出代表向当时的国民政府要求参加国民革命，改称国民革命军，地方政权也改属国民政府。杨森首先在万县打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旗号；接着刘湘在重庆打出“第二十一军”的旗号；随着第二十四、第二十八及第二十九军的旗号在川西北都打出来了。这时只有三个军阀还没有改换旗帜：一个是顺庆的何光烈，他曾向吴玉章同志表示过愿意参加国民革命，后来他又翻悔了；其次是刘存厚，他从四川被踢出去后，在汉中还挂起“四川督军行署”的招牌，后来他从陕南窜回四川，又在绥定把那块招牌挂起；第三是赖心辉，他是一个大烟灰，北洋政府委任他为四川省长，他的地盘是在泸州，但他常住重庆，把“四川省长署”的招牌挂在他的公馆门口。四川的老百姓送赖、刘两人一付对联——“赖心辉灰容宛在，刘存厚厚脸犹存”。
       这些四川军阀虽然大部分都已先后改换旗帜，但他们都是利用革命旗帜，钻进革命阵营，企图以此来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地盘。由于军阀们虽然仇恨革命，但又害怕革命，所以在他们改换
       旗帜以后，对于我们宣传革命和办学校等都不敢公开出来阻扰；对于国民党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各自成立省党部，他们假装着不闻不问，实际上，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与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及其它反动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各自换了旗帜，和蒋介石、汪精卫取得密切联系以后，他们便一步一趋，和蒋、汪互相勾结，伺机举起屠刀镇压革命，这自然是后话了。
       军阀们一个一个换了旗帜，亦换了制服，俨然都是“革命军人”了。刘湘就任第二十一军军长职后，在夫子池召集军官讲话，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穿了一身崭新的制服，只是他腰间还挂着一把从前的长长的指挥刀；第二师师长罗汉三同他开玩笑说：“你还舍不得那一把军阀刀吗？”其实制服换了还是军阀，又何必在乎有没有那一把指挥刀呢！
       五、国民党右派
       自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后，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就坚决反对他的政策，其中以张继、谢持反对最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他的灵柩停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继续执行他的政策或是否定他的政策，在国民党内部争执很烈。蒋介石、汪精卫当时还没有公开叛变，俨然以所谓“左派”自居；张继、谢持等聚集许多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在西山碧云寺开会，成立另一个国民党，在上海成立中央机关，并在各省市建立地方组织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唱对台戏。这就形成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右派又称为“西山会议派”，因为是在北京西山产生的。
       一九二六年初，重庆方面的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斗争，转入
       到两个省党部的对立。以李筱举为首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设在莲花池，我们为了着手整顿国民党的组织，扩大革命统一战线，由杨嗣公等同志直接参加领导，负实际的领导责任。国民党右派的省党部是由军阀石青阳、兰文彬等组织的，地址设在总土地。当时社会上一股人称左派为莲花池的，称右派为总土地的；一提起“莲花池”或“总土地”，人们马上就引起了左或右的观念。总土地国民党右派省党部，在群众运动愈发展、北伐战争愈顺利的形势下，对中共四川地委直接领导并通过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推动的四川各项革命运动愈加仇恨，他们经常雇用流氓打手，在莲花池省党部门前惹事生非、寻衅捣乱。右派头子石青阳、兰文彬都是拖土匪队伍出身的坚决反共的军阀，他们的社会基础是袍哥和流氓。右派声称是真正的国民党，但对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政策又拿不出充分的理由来反对它，他们只咬定一口反共的话头。总土地的所谓“理论家”陈敬修，因为一九二一年后到过苏俄，他到处宣传社会主义是如何的不好，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亲自看过的”。十月革命后，苏俄人民经历了四年多的国内战争和抵抗外国武装干涉的艰苦岁月，经济上遭到极大的破坏，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们纷纷到苏俄去采访，吹毛求疵，就利用这一切困难，说这都是由于实行社会主义所造成的。中国的江亢虎和郑抱朴写的所谓“苏俄游记”就是同一个论调。提起江亢虎，这个跑国际江湖的大骗子，恐怕许多人还记得吧。他自称是中国社会党的领袖，瞎吹他有党员十余万人。一九二一年后，他亦跑到苏联去了，被招待在华丽的招待所内住着，他的老婆是一个华侨女子，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一天江亢虎出去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同他的老婆聊天，她不知觉地说出他的
       丈夫是受北京“徐大总统”的命令来到苏俄的，由于他的老婆失密，江亢虎亦就无脸再往下去，只好收拾行李回到北京，写他的所谓“苏俄游记”（在抗日战争期间，江亢虎成汉奸，那是必然的事）。我的话并没有扯远了，因为陈敬修的反共论调是和江亢虎之流没有什么分别。在群众中，如果右派被人反驳得面红筋胀，瞠目结舌，不能回答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大打出手，殴打对方，“他们只要呼啸一声，有的是炮哥和流氓出来给他们帮凶，因此，国民党右派在各地逞凶打人，并非只是少许的事情。
       六、国家主义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工人运动，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午，蓬勃地开展起来了。法国的政府总理克里孟梭，以铁腕镇压工人运动，法国的资产阶级称颂他叫“老虎总理”。在意大利方面，墨索里尼开始建立法西斯党，替资产阶级当打手，到处破坏工人运动，后来采用法西斯手段，夺得了意大利的首相地位，从此法西斯主义更猖獗起来。四川隆昌人曾琦对法西斯主义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作的打油诗中有“克里孟梭是吾友，墨索里尼是吾师”的话，他妄言中国需要国家主义，其实就是法西斯主义（那时他们还没有青年党组织）。李璜（成都人）、杨叔明（崇庆县人）等伙同曾琦在四川各地，主要是教育界，狂吹国家主义，所以国家主义一时在四川颇为嚣张。重庆联中和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二师，在大同路）便是国家主义派的大本营。这一帮人真不愧是墨索里尼的徒子徒孙，他们一出面便摆出“反共”的凶恶姿态，动不动就要对于反对他们的人搞一下法西斯手段。曾琦在省外办有一个《醒狮周刊》，暗吹法西斯主
       义；刊头上画有一个狮子，只象四川人叫的狮子狗一样，因此，当时一般进步人士一提到国家主义派，就说是“狗儿帮”。杨叔明那时是女二师的校长，这人极其反动和阴险，但他见了人打躬作揖，象一个“笑罗汉”一样，因此，被人们给他一个“笑面虎”的混名。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大大地受到了国家主义派的破坏，主要是“笑面虎”杨叔明从中作祟。有一次学生联合会开会，女二师的“狗儿帮”学生竟因会场没有悬挂五色国旗，而捣乱会场，国家主义派的反动可见一斑了。
       七、团 阅
       从前乡镇的民团并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而是十足的地主武装。曾国藩替清朝皇帝出大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全凭民团的力量。他拥有的“湘军”，就是民团的扩大组织。千千万万农民的鲜血，染红了曾家弟兄的顶子，直到今天读历史的人还禁不住要痛骂他们。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地卷来了，但竟还有人梦想用曾国藩的老办法来抵抗革命、镇压革命。四川人何北衡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就办了一个《团治周刊》，瞎吹“团治主义”，胡乱地把民团的力量说得如何了不起；他所依据的历史“经验”，就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例子。四川军阀刘湘、王陵基对何北衡的主张大加赏识，所以他从北京回来，立即取得了刘湘、王陵基的信任，做了巴县的知事，巴县的民团更凶横得很了（当时重庆还未设市，巴县包括重庆市区）。采纳何的主张，刘湘在重庆特办一个《团务日报》，并任命王陵基兼任江、巴、綦、南四县的团务总指挥、江巴卫戍司令。民团团总都是大地主，他们平日专门压迫农民，敲骨吸髓，尽量剥削；他们私设法
       庭和监狱，生杀予夺，一任他们的喜怒行事，真正做到了土皇帝的地位。团总们没有一个不是反共的，因此对于乡村的本地人，或自外地到乡村去的人，一经他们认为是有“赤化”嫌疑的，不是被暗害，便是被驱逐出境。现在他们有了“团治主义”，他们作为非分子的理论根据，更有了大军阀作他们的后台老板，愈是无恐不作了。四川人民早已非常痛恨这些军阀，再加上团总们的横行霸道，更增加他们的痛苦，亦更增加他们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因此他们称团总们为“团阀”，这就说明团阀们的无恶不作并不下于军阀。在一群团阀中，重庆南岸的申文英和曹燮阳两个大团阀算是最为猖獗的了。有一次，我正在大街上行走，迎面一乘拱竿轿子飞也似的冲来，内面坐着一个满面横肉，穿着长袍马褂的人；他那双鬼登哥眼睛不住地向街的两旁俯冲扫射；轿子后面十几个肩上挂盒子炮的团丁，用小跑步紧紧地震随着。我心里暗自想着这个人不是一个师长也或许是一个旅长，才有这般的威风。街边有几个人亦对着这乘轿子正在谈论，有一个人说：“那不是团阀申文英么？”我当即想着老百姓真高明，“团阀”二字安得再恰当不过了。凭这个团阀申文英进城时所摆的威风看来，人们就不难想象他们在乡村里的胡作非为了。
       八、国家主义派的法西斯暴行
       一九二五年上海公共租界内发生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慨。由于上海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同志，上海的工具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示威游行，租界内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枪杀了大批的游行示威的工人和学生；何秉彝同志就在这个惨案中牺牲在南京路上。重庆各界人民
       仇恨日本帝国主义，更特别仇恨英帝国主义，因此成立一个“反英大同盟”（办公地址设在药王庙内），抵制英、日两国的货物。何秉彝同志是四川彭县人，一九二六年三月，他家里的人把他的灵枢从上海运回彭县安葬；在他的灵枢路过重庆时，全城的爱国群众蜂涌到朝天门码头去迎接；群众高声地叫着：“这就是英国人打死何秉彝烈士的灵枢！”群众一再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把他的灵枢送到通远门外。这次迎灵使全城人民受到了一次更深刻的反帝国主义的教育，但国家主义派却四处造谣，胡说“五卅”惨案是共产党制造的，而对帝国主义的罪行却一字不提。这年的五月三十日恰是“五卅”惨案的一周年，全国各地的爱国群众都在这一天举行纪念大会，追悼“五卅”惨案牺牲的烈士。重庆各界爱国群众齐集打枪坝开了一场悲愤异常的纪念大会，只有国家主义派把持的重庆联中和女二师没有教师和学生参加。重庆《新蜀报》第二天报导昨天的纪念大会的详细盛况之后，仅说了“惟重庆联中和女二师的师生没有参加，未免美中不足！”这就触怒了墨索里尼的徒子徒孙。“笑面虎”杨叔明当即率领了一批“狗儿帮”男女学生把《新蜀报》捣毁，并侮辱该报总编辑周钦岳同志。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报纸反对它，打报纸；谁反对它，打谁。社会上许多人本来不明白什么叫国家主义，什么叫法西斯主义，这一下他们都明白了。
       九、“总有一天要给你们这些龟儿子算账！”
       “国民革命歌”是当时流行的一支革命歌曲，它是这样简明而有力的几句：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
       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这支歌代表了反帝、反封建的两大目标，无论在大会和小会中，这一曲嘹亮的歌声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情绪。
       大约在刘湘改换旗帜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有一次我们的学生宣传队在校场口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他们一齐合唱了“国民革命歌”之后，群众蜂涌而来，把他们团团围住；宣传队员们激昂慷慨地讲了一遍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和必要性之后，群众纷纷地议论开了。一些工人和农民说：“他们说出我们心里头的话了”。一个工人说：“龟儿子洋人好恶毒啊！上海工人顾正红就是他们打死的！”有在洋行里做工的人，就联系到洋行里的洋人和买办对他们的欺侮和压榨说开了。有一个农民说：“狗东西粮户（地主）把我们刮得好惨啊”！有的在骂团闹，有的又在骂狗腿子团了。大家正在热烈地议论纷纷的时候，王陵基坐着一乘拱竿藤轿，左右跟着十几个带枪的弃兵，从人丛边走过；当他听着“打倒军阀”几个字的时候，他当下命令停住轿子，喝令一个弃兵把那个在板凳上的宣传员拉下来打了几下，他坐在轿内咬牙切齿地大骂：“你们这些学生天天叫喊要打倒军阀，看今天是你打倒军阀？还是军阀打倒了你们？”王陵基骂了之后，看见群众怒目而视，赶快乘着轿子溜开了。不错，我们的宣传员，我们的爱国学生，今天确是被军阀打了，但这是军阀的最后胜利吗？愤
       怒的群众在淫威之下，当然势难反抗；王陵基离开之后，群众一致地怒吼：“总有一天要给你们这些龟儿子算账！”
       十、国民党右派的暴行之一
       四川的革命运动和省外的革命运动息息相关。一九二六年在广州的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这时各地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更加嚣张，他们公开地说蒋介石和他们已经有了联系，他们的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黄埔军校中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学生，就有过殴打左派学生的事件。不久，蒋介石派卢师诤来重庆，以国民党右派为基础，勾结四川军阀。卢梁在张家花园内，天天躺在床上抽大烟，而刘湘的高级幕僚和国民党右派头子如石青阳之流却常常坐着轿子到张家花园去和他密谈。卢师诤是一个烟灰，在反袁世凯的护国军中作过一个师长，他和颜德基、黄复生、石青阳都是拖一些土匪流氓编成的军队，纪律很坏，所以当时四川人有“石、颜、卢、黄四大歪人”的说法；“歪人”就是“恶人”和“坏人”的意思。卢师诤和右派头子石青阳有那样深切的关系，那样的亲密，无怪乎国民党右派更加猖狂了。
       有一次，大约是五、六月间，张锡畴同志领导十几个宣传员在商业场大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及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恰遇国民党右派在总商会内面开会，一些右派从总商会内面冲出来，摸不讲理地见我们的宣传员就打，并把张锡畴同志拉进总商会，捆在一根柱头上，举足交加地遭到毒打，一个打手在胸口上给他一拳，还说：“给你一个养老疾！”新蜀报那时就在商业场西四街，周钦岳同志在报馆内听
       说锡畴同志被右派拉进总商会了，急忙约了一些人从总商会内把锡畴同志抢救出来，但他已经负伤很重了，他不久被送到苏联去学习，听说他的内伤是在苏联才医好的。
       十一、国民党右派的暴行之二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从广州出发节节胜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共合作下，广大的革命群众，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大力地支援北伐军，一直到占领武汉和南昌。蒋介石在五月间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的所谓“党务整理案”后，凶相暴露，暗中唆使他的爪牙制造磨擦，打击在北伐军和国民党领导机关中的共产党员。重庆方面的国民党右派亦大肆造谣，诬蔑湖南、湖北和江西一带的工农运动搞得“一团糟”，加紧他们的反共宣传。
       刘湘迫于形势，见风使舵，虽然早已就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职，表面上属于国民党左派了，但莲花池左派省党部一再催他取缔总土地伪省党部，他总是一再拖延；只是把重庆联中和女二师的两个国家主义派校长撤换了，显示一下他的“左”的姿态，而暗中却扶持石青阳一伙总土地党部对莲花池党部捣乱。
       有一天，我和陈子中同志带领二十几个学生宣传员，在大梁子一带宣传北伐军的胜利及工农群众的拥护和支援；恰遇右派有一队人对闯过来作反面宣传。平常我们在街头张贴标语，右派见了就把它撕毁了；张贴标语的人和他们发生过口头争执，亦发生过小打架的事情。今天的情形与往常有点不同，右派气势汹汹，不只一面扯标语，一面破口乱骂什么“卢布虫”，“共产党勇盗女婿”等等，而且他们还做起打架的姿态，迎面扑来。我们为了暂避凶焰，大家便跑到机房街商业学校里面去。我向子中同
       志说：“我们到军部去找人来维持街面的秩序”。我们立即到左营街刘湘的军部里去，名片由传达递进去了，我们就站在坝子里等候，但许久没有人出来接待。忽然，杨阁公同志匆忙地亦走进军部了，他说：“右派打我们的学生了！”我们才知道，在我们离开商业学校以后，右派找了一些抱哥和流氓，拿起扁担打进了商业学校。我们的学生见右派打进来后，便退守到一间食堂里面去，用饭桌为防御工具，举起板凳作武器，和这一些暴徒抵抗。但文弼的学生怎么能打得熏野蛮的抱哥和流氓呢？结果我们的学生有的头部被打出血来了，有的手部和腿部被打伤了，而暴徒们狞笑着，扬长而去。
       阁公同志来后，传达又去通传了一次，不久，一个矮而黑的、一脸大麻子的副官走出来向着我们说：“督办请你们进去！”刘湘以前的官衔是北洋政府给他的“四川军务督办”，不管他宣言反对北洋政府，改就了第二十一军军长之职，他的部下还是照常呼他“督办”。我们被引到一个客厅内坐着，不久刘湘从楼上下来，他的后面跟随着参谋长、一个秘书和两、三个副官。我首先把今天我们的学生被右派打伤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只是鼻里哼着“嗯、嗯”的声音听着，同时他那双眼晴东张西望。接着，阁公同志痛斥了右派历来的反动言行，并再次指出：“实在不能容忍伪省党部再存在下去了！”这时，那个矮而黑的、一脸大麻子的副官斜着眼睛，把阁公同志瞧了几下。刘湘这人最会装蒜，他先装腔作势把石膏阳踢了几句，然后慢慢地说：“省党部要求取缔总土地党部的公函，我早就接到，我早就要查封它！”他掉转身子向站在他侧边的秘书说：“去起一个查封总土地党部的命令”，秘书当即向办公室走去了，十多分钟后，秘书回来向他呈
       上命令的稿子，请他签署。那个命令开头是：“查总土地省党部……”，刘湘煞有介事地说：“省党部，三个字上面应该加一个‘伪’字，我们是真的，他们当然是‘伪’的嘛！”因为几百革命的群众把受伤的学生用滑竿抬进刘湘的军部里来了，大家站在坝子里高呼口号，并要求见刘湘。刘湘在命令上签署后，向旁边站立的另一个副官说：“去执行，把打人的人抓起来！”我们正要再谈下去，外面潮也似的吼声传进来了，“打倒伪省党部！”“请刘军长严惩凶手！”的口号清楚地传进了客厅了。一个勤务兵慌忙地跑进来，对着刘湘说：“报告督办，外面来了许多人，要求见督办！”刘湘点一点头，说一声“对嘛！”便和我们一起走出去了。群众中一个学联的代表出来诉说学生被打的经过之后，并愤恨地说：“请刘军长严惩凶手！”接着群众又是高呼一阵口号；有一个川东师范的教员从群众中高声地说：“我们都是国民党左派里面的，正伪不能两立，我们为什么还要让伪省党部存在和让他们捣乱呢”？那个矮而黑的、一脸大麻子的副官气红了脖子，踮起脚尖，鼓着眼睛，把那个发言人瞧着。群众在那个教员发言后，又高呼“打倒伪省党部！”这时，命令去查封伪省党部的付官挟着一块长长的木招牌走到刘湘的面前，“当”的一声把那块招牌向地上一丢，立正举手说，“报告督办，已经把总土地党部查封了，内面没有一个人！”刘湘从鼻子里“嗯”了一声，然后转向在场的群众，提起嗓子佯装着说：“好了！我已命令查封伪省党部了，你们安静地回去，你们的宣传还是照常进行，谁再要捣乱，我是不答应的！”
       刘湘的话音刚落，隔了几天，总土地的党部内右派们照常开会，照常干他们的反共活动，只是门前缺少了一块长长的木招
       十二、顺泸起义
       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中共四川地委除了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而外，亦注意军事工作。大约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共四川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同志组成了，杨闇公同志兼任书记，具体领导四川军事工作。军委当时决定利用四川军阀内部矛盾，发动一部分旧军队举行革命起义，建立起由共产党员领导的自已的武装，争取四川军阀都改换旗帜，参加国民革命，制止他们威胁宜昌、武汉，支援北伐战争。
       四川的军阀，一个一个地换了旗帜；但是还有刘存厚占据绥定，何光烈占据顺庆，赖心辉占据泸州，他们竟连旗帜亦不肯换。何光烈和赖心辉的部下有倾向革命的，暗中主张亦参加国民革命军，但又受何与赖的抑制，不敢公开提出。我记得吴玉章同志与童庸生同志曾先后到顺庆去过一次。何光烈宴请玉章同志，起初表示有意参加国民革命，他还聘玉章同志担任即将开办的嘉陵高中校长，玉章同志欣然应允后，随即赴广州了，但顺庆丝厂不久发生了罢工风潮，资本家和地方绅士骇警了，马上去见何光烈，并说：“你还要请吴玉章来任校长，他才来了一下就发生罢工，以后拿来啥个办？”何光烈因此不再说国民革命了，庸生同志由玉章同志聘去担任嘉陵高中的教员，代他办理开学一切事情，庸生同志一抵顺庆，何光烈便举以闭门羹说：“我的嘉陵高中缓办了，请你先生回去！”
       泸州方面，驻有赖心辉的军队，师长是李奉甫，绰号李毛毛牛，他不只反对任何革命，而且对他的部下态度蛮横粗暴，非常疑
       忌。
       庸生同志返渝后曾被派到泸州去过一次，随后陈毅同志亦被派到泸州去过，不久他又被派到合川陈书农的部队里去做工作了。我没有参与军事工作，所以顺庆、泸州方面的情况不大明瞭，只是有一次，阉公同志和我谈起四川的局势时，他向我说了一句：“唉！顺庆、泸州的一些人太着急了！”这时，大约是十一月中旬，我不便多问，但我估计顺、泸方面的政局恐怕将有什么变化了。
       后来，由于泸州方面的李章甫对他的部下更加横蛮和疑忌，压迫很厉害，兵心不安，他的两个旅长陈兰亭和袁品文便把李章甫这条毛牛杀掉，于十二月一日宣布起义。在这之前，中共四川地委已派刘伯承同志率领一些干部前往合川，在合川得到阉公同志电告泸州已发动起义，伯承同志等立即赶赴顺庆。在他们还未到达以前，十二月三日，顺庆方面何光烈的两个旅长秦汉三、杜伯乾亦宣布起义，把何光烈赶走；江防军副司令黄慕颜从合川带兵赶赴顺庆，参加起义。在刘伯承同志等到达顺庆后，立即召开了起义誓师大会，顺、泸方面的起义将领共推刘伯承同志为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黄慕颜任第一路司令，秦汉三任第二路司令，杜伯乾任第三路司令。泸州方面，陈兰亭任第四路司令，袁品文任第五路司令，皮光泽任第六路司令。事后我才知道，阉公同志他们原定把合川、泸州的力量集中到顺庆后再宣布起义，然后以顺庆为根据地，肃清占据绥定的最顽固的军阀刘存厚，推住驻防万县的军阀杨森，制止他袭击武汉，同时抵制军阀刘湘对四川革命运动的破坏；最后会师武汉或出西安与冯玉祥军队配合北伐。后来，由于李章甫的压迫，泸州便先发动了起义。何光烈被赶
       走后，借罗泽洲的兵力，率领残部反攻；由于顺庆起义的军队还没有经过革命改造，素质不好，在起义的军队中，何光烈的党羽里应外合，顺庆起义不数月便失败了。一、二、三各路军队向开江撤退，伯承同志随即秘密由万县赶赴泸州，总指挥部又在泸州建立起来了。
       顺、泸起义以后，蒋介石既不敢否认，亦不给刘伯承同志正式名义。汪精卫到武汉后，亦采取同样态度，因为他们都仇恨共产党员掌握兵权。吴玉章同志累次催促汪精卫发表刘伯承同志的正式名义，汪一再借故拖延，再三阻碍共产党在四川建立革命武装，以便让四川军阀消灭起义的部队。汪派徐谦还讥笑玉章同志说：“子诚川人也，只言川事！”玉章同志却以事关革命全局给他驳回去。顺、泸起义后，全川震动了。四川的军阀们改换旗帜，原是应付一时的局面，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参加国民革命，那就是“睹子吃馄饨，心里有数”了。他们就在猜疑这七、八、九路司令又将出现在谁的军队中呢。顺、泸方面，都是旅长起义，于是各军的旅长，特别是与莲花池国民党左派接近的，便大大地受到注意了。刘湘借口实行“三·三制”，首先将潘文华部的郭勋旅长撤职，改升副师长；又将兰文彬部的傅渊希旅长同样撤去兵权，改升副师长。川西北各军亦采用同样的手段。他们对顺、泸起义表面上不敢表示反对，因为他们都早已改称国民革命军了，怎么能够反对别人起义呢？泸州方面，便暂时稳定，而反共的暗流越加凶猛了。
       十三、流产的暗杀
       泸州方面，暂时稳定有几个原因：刘湘并不是不愿帮助赖心
       辉反攻泸州，借此又可以扩张他的地盘，他一则要看一看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对照、泸起义的态度，二则也还怕杨森从下川东打来，夺取他占据的重庆。杨森以前亦当过四川军务督办，被刘湘联络其它军阀把他赶出四川的；他后来又借吴佩孚的力量才从湖北打回来，占据万县一带。杨森敌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倒不是真正要参加国民革命，实实在在想打着“革命”的招牌，恢复他原有的势力。所以杨森一就第二十军军长之职，刘湘就不得不赶快就第二十一军军长职；不然，杨森就有正大的理由来打他了。顾、泸起义后，杨森表面上表是示赞同的，那自然有他自己的打算，而刘湘不摸清楚杨森的真正意图，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刘湘这人最会装蒜，顾、泸起义后，他表示赞同，把何光烈、赖心辉和章甫等大骂一场；他表面上似乎很镇静的，而心里非常恐慌，时常提防着他的部下造反。
       刘湘是清末训练弃目的军官速成学校毕业的，他的几个师长都是他的同学，所以他们左川军的派系上被称为“速成帮”。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监察委员陈达三曾教授过速成学校，因他和刘湘有师生关系，兼刘湘的顾问。顾、泸起义后，右派、国家主义派及其它反动分子大造谣言，而刘湘亦暗怀鬼胎，疑神疑鬼，陈达三委员曾从切身利害上对刘湘进行过数次忠告，但他心里怎么想的，不得而知。大约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内的一个晚上，陈达三委员代表刘伯承总指挥宴请刘湘，表示友好。大架子原中法储备会楼上有一家西餐馆，饮食和设备尚好；宴会的地址便是在这家西餐馆内举行的。被邀请的陈刘湘而外有他的几个高级军官，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的一些领导人作陪，我亦在座；宾主交谈的气氛是良好的。正在觥筹交错的时候，刘湘一个副官匆忙地从楼下走上来，走到
       刘湘跟前紧靠着他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刘湘的眼睛转了几下，很不满意地说：“那不行！”他随即向着副官小声地吩咐了几句。那个副官就赶快下楼去了。我们清楚地听着“那不行”三个字，其余就未听着。不久，刘湘首先下席告辞，坐着他的青纱大轿，由二十几个齐兵前呼后拥地回他的官邸去了；其余的人也都先后散去。
       隔几天，我们得着的情报是这样的：右派头子兰文彬、石青阳等探知刘湘被邀在中法储蓄会的西餐馆吃饭的事情以后，埋伏有几个刺客在餐馆外面等待；准备等刘湘和其他军官走后，刺客们便一齐动手，枪杀所有到场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大约右派头子们没有事先取得刘湘的同意，也许刘湘认为时机未到，那样做太露骨了，于他不便；总之，他说了“那不行！”右派的阴谋未能实现。一场暗杀算是流产了，但从此就没有危险了吗？
       十四、英美炮轰南京
       大约在一九二七年的三月初，杨闻公、杨道庸同志和我由大溪沟中法大学进城，这是一个初春的晴天，走疫乏了，微微感觉发热，我们就在张家花园附近的路旁，一堆坟坡中间，坐下来休息。阎公同志取出香烟来，大家抽着烟，闲聊着有关革命的局面。
       “时局很紧张！但我们只有斗争，斗争！”这是阎公同志在我们短短的谈话中的结论。从“中山舰事件”以后，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反共阴谋便一天一天地显露出来，革命的力量刚到达长江边上，他和帝国主义勾搭上了，背叛革命的各种暴行马上就要扯开韩幕公开演出。由于共产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对待处处妥协让步，蒋一天一天更飞扬跋扈了。就在这些时候，蒋介石
       的密使，如曾扩情、杨引之，两个四川籍的黄埔生回川来了，他们是黄埔校内“孙文主义学会”的头子；他们到四川各军走了一遍，与地方军阀势力勾结。从各方面得来的情报都证实了这一点。我们讨论过几次，大家的意见一致，就是纵使革命将遭到挫折，我们仍应勇敢地面对现实坚持斗争。
       北伐军占领武汉和南昌之后。凭着工农群众的拥护和支援，乘胜顺流东下，于三月二十四日占领南京。北伐军占领南京的当天，群众集会庆祝。下关的英美军舰为了阻碍北伐军前进，借口保护侨民，公然炮轰南京，武装干涉中国革命，造成死伤千余和平居民的暴行。英美帝国主义者也明知北洋军阀快完蛋了，这一袭击含有对蒋介石招降之意。蒋介石不但不敢提出抗议，反而就此向帝国主义投降，将先攻入南京的国民革命军第六路军军长程潜免职，同时蒋和宋子文去上海租界内和帝国主义者暗中妥协。
       英美军舰炮轰南京引起了全国各地爱国人民对英美帝国主义极大的愤恨，特别是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群众当中，重庆各界爱国人民义愤填膺，抗议英美帝国主义在南京的暴行，并痛恨蒋介石的出卖革命。在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反英大局盟召集各界代表开会，一致决议定于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枪坝召开工农商学群众大会，并拟游行示威，抗议英美炮轰南京，一面扩大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一面想以群众的力量迫使蒋、汪不得向帝国主义妥协。会后，便在各报登出召开群众大会的启事，我们对于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并不是没有想到，但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会必需召开的。因此，对于会场的秩序和戒备也作了适当的考虑，但以斗争经验还不够的我们来说，更险恶的情况便不是能够逆料得到的了。
       十五、山雨欲来风满楼
       就在这三月份内，蒋介石暗中唆使他的爪牙在赣州和南昌打工会和左派的时候，大约是在三月二十七、八日左右，他又派遣密使向传义（即向育仁）从南京回四川来了，向是四川的国民党右派头子之一，他和戴传贤（即戴季陶）的关系最密；四川军阀通过戴、向与蒋是有了直接的密切的联系。过去蒋曾派过卢师谛及黄埔生曾扩情、杨引之回川传达密令，但现在的情况和半年前，甚至两三个月前又大大地不同了，因此，向传义这回所负的使命，无疑地是含有爆炸性的了。向传义来重庆后，随之到成都去了；刘湘的公开叛变亦逐渐露出了苗头。
       刘湘就第二十一军军长职后，曾开办一个军官讲习所，集合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五、六百人集训；他的真正意图我们不得而知，他对外宣称：“光我一个人革命不行，也让一些各级军官知道一些革命的道理才行。”他聘了许多人作教官，教政治，有他军部的参议和谈话，没有露面的右派，有国家主义派，也聘了几个国民党左派，周钦臣同志、杨道庸同志和我也在聘请之列。道庸同志和我对这些学员认真地讲“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意义，在他们当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因为一部分青年军官渐渐和一部分中老年军官争吵起来了，前者骂后者顽固甚至是反革命的。约一个月后，刘湘赶快把这个讲习所结束了。这时，我已任巴县中学校长，移家巴县中学附近的再家巷一个院内住着（那时巴中在会府隔壁）。
       有一次，一个自称听过我的讲演的。兰文彬部的一个连长密信给我，信的开头就写着“华清教官钧座”，我不禁感觉肉麻一
       下，但我想着这是他们军队中的规矩吧，也就算了；信中除了说一些感谢我给他的启发之外，要求给他约一个时间，前来“趋前候教”，我把信当下撕了，往字纸袋里一丢了事。
       隔两天，这个连长，在再家巷家里没找着我，还直到学校去会我了。我接待着他，烟茶之后，他向着我说：“教官，你讲的革命军队中很民主，这一点很不错；可是我们从讲习所回去后，我们的官长就不许讲民主；我们的营中，有一个同学因为闹士兵的伙食不好，被他的营长用扁担打得很惨！教官，请你给我们指示！……”
       “啊！这是你们内部的事，我不便于说什么，我讲的是一些革命理论呀！”我回答他。
       费了许多闲话，我才把这个连长送出了学校。我跟即把这件事向阎公同志报告，他说：“要警惕呀！”我自然要警惕，但怎么能够阻止这些人不来呢？
       不久，又一个连长来会我，他说也是听过我的讲演的。寒暄几句之后，他说：
       “教官，右派常常打你的学生，我是非常气愤的，你还是要有个准备才好，……”说着，他从腰包里掏出一支小小的手枪，轻轻地放在桌上。他接着说：“这是我自己多余的手枪，我这几天也差点费用，我把这卖给价，作你防身之用。”
       “我不用这些东西，”我赶快拒绝了这椿买卖，“我们讲道理，我们不同右派打架。”
       “照行市说，这支枪要值五十多元，我们彼此人不同了，我只要二十元！”他简直向我廉价拍卖。
       社会的旧官场中有一种习惯，主人如要想他的客人快走，便
       举起茶碗，说一声“请茶！”知趣的客人便告辞而走；这时，我也就不得不来学一下官派，笑着连声道：“请茶！请茶！”这连长便失望而去，亦只有让他失望而去。
       英芙炮轰南京后，有一天，刘湘忽然请李筱亭、杨阁公同志和我到他的军部去谈话，我们去后在楼下客厅内坐着，不久刘湘从楼上下来了，跟随他的后面有参谋长、一个副官和一个秘书。
       “昨天，”刘湘摆出一付很不愉快的样子说，“英国领事来会我，他说他昨天经过储奇门的时候，你们检查仇货的几个纠查队对着他骂，并用梭标向他刺去，几乎戳伤他的颈项！”
       “我们的纠查队没有做过这件事，”我立即申明。
       “英国领事亲自指着他的颈项向我这样说时”，刘湘颇不以我的话为然，他一边说一边摹拟着英国领事以手指着颈项的姿态。
       这时阁公同志指出：“请你们详查，恐怕有坏人冒充纠查队，嫁祸于人！”
       “总之，”刘湘别有用心地说，“以后再有关这类事情发生，我是不答应的！”末后一句话语气说得很重。刘湘说罢便由副官和秘书跟随他上楼去了，这和往常表面上对我们的态度颇为不同。“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都有共同的感觉。
       十六、“三·三一”前夕
       自从报上登出召开群众大会的启事以后，各色各样的反动分子即四处散布谣言，说三月三十一日那天“共产党要暴动”，或“工人学生要打洋人”等等，他们从反共的破烂武库中拿出各种武器来威胁革命群众。南岸团闽申文英、曹燮阳把他们的民国调往黄桷垭、凉风垭和南岸沿河一带，声称保护洋行、堆栈、英美
       教会、教会学校及外侨住宅，煞有介事地耀武扬威；买办阶级的杨芳龄频频来往于领事巷内；英美帝国主义停泊在玄坛庙的兵舰亦无端地卸去了炮衣，炮口直指向重庆市的中心区域。但是，革命的群众不是任何恫吓所能吓得倒的，三月三十一日的抗议英美炮击南京的群众大会照常筹备进行。
       阎公同志曾经指示我们注意那天会场的安排，要纠查队好好维持秩序，谨防发生类似在商业学校打架的事件，从最恶劣的情况上想，他说：“充其量刘湘把莲花池的省党部查封了！”当时他也考虑到刘湘有突变的可能，但亦仅仅考虑这点而已。三月三十日那天，刘湘曾派他的师长罗仪三去侗吓阎公同志，说：“明天的大会最好不要开，外面部队的大炮已脱去了炮衣”。遭到阎公同志的斥责。第二天，阎公同志又收到一封他的一个亲戚（刘湘的参谋）派人送来的信，信中说：“若能不去赴会，军座（指刘湘）定有好音。……”，阎公同志看完了信后，冷笑置之不理。
       郭励旅长因为和我们常常接近，丢掉了旅长，对于刘湘他们的有些秘密会议情况，他也没法知道。三月三十日，我和他在街头碰着，他向我说：“我看明天的大会不要开了吧，现在市面的谣言太多了。”
       “群众的反帝情绪这么高，而且开会的启事报上早就登出来了，怎么能够不开！”我回答他。我们又说了几句别的话，便各自分手。
       大约晚上八、九点钟了，我早已回冉家巷家里休息，重庆《大中华日报》（王陵基支持的报纸）的编辑谢琴西突然来到我家里，这人平日见着我们，亦常装着说几句“革命”的词句；他
       这个时候来会我，表现着非常惋惜的样子，他说：“你们的纠盗队怎么今天牵一条狗，在大街上沿途喊着‘这是蒋介石的走狗，刘湘！’……”接着他又说：“督办听着非常生气呀！”
       “绝对没有这回事！”我坚决地回答他。
       “革命未必我还不赞成？”他说，“不过不要太过火了！”
       “根本没有那回事嘛！”我再坚决地回答他，“怎么说‘过火’呢？！”
       我把这个献“好心”的人送走之后，郭勋旅长这时似乎得着一点情报，着人送一封信给我，劝我明天不要去参加大会，信中说有“明天的会恐怕凶多吉少”一句，我心中想着“怕什么？提起机关枪我也要去！”
       三月的重庆夜晚，还是寒风飒飒的，这时夜已深沉，我便脱衣睡了，准备第二天一早去参加抗议英美炮击南京的群众大会。
       十七、难忘的三月三十一日
       重庆是一座有名的“山高路不平”的山城，三十多年前，学校内面要找一个篮球场都是不容易有的，至于一个足容一万人左右的群众大会的场所更是不容易了。打枪坝是在通远门内西北角上，城垣边的一个空旷的坝子。平时作演习打靶之用，故名打枪坝。进通远门经右，循着金汤街至五福宫，即可以看见一段高耸的城墙，通通往南倾斜着一片广大的草地；西南角有一小道通领事巷，南边是一段危岩，下面是领事巷；唯一的大路是循着金汤街经五福宫到达那里。（现在打枪坝，早已作了自来水公司，建立了水池、水塔，添建房屋，街道改建，非原来模样了。）
       大革命时代，群众经常集会，小会在夫子池，一万人左右的
       大会便只有在打枪坝开了。这一天，三月三十一日，我一早起床，照常穿着呢中山服，戴着呢帽，先到学校；早饭后即集合学生整齐队伍，和教师们一道率领学生前往打枪坝，参加抗议英美炮击南京的群众大会。一路上已经有不少的各界的群众队伍打着队旗和横幅标语，陆续地前往会场。群众的队伍经过各个街道时，站在街边的人群亦纷纷地在谈论着英美炮击南京的罪行，这儿、那儿都在说：“去吧，爱国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参加呢？”因此，无组织的群众亦多尾随着群众队伍向着会场走去。
       我们到达会场时，看见许多群众队伍已经照预先指定的地段，分别站着；工人纠查队和学校的童子军把会场的秩序维持得有条不紊。有些无组织的群众亦拥进了会场，我们只有让他们另自站在一处，不要与有组织的群众队伍混淆。
       我看见几个着便衣的，似工人非工人，似农民又非农民的人，东站一下不对，西站一下亦不对，我便走去向他们问，“你们是那一界的？”
       “工人！”他们一齐回答。
       “工人的队伍在那一边，”我用手一指，他们便朝着所指的方向去了。
       群众的队伍一队接一队地前来会场；这时，杨丽公、李筱亭冉钧、周资植、杨道庸、程秉渊等同志及各界群众的领导人都先后来了。
       “啊哟，今天到会的群众怕要超过一万人呀！”都在异口同声地这样说。
       阎公同志又一次对会场负责的同志嘱咐他们严密地维持场内的秩序。
       “旅长请你到他家去一下，”郭勋旅长的一个勤务兵突然走来这样对我说，他虽然早已免去了旅长，他的部下仍然以旅长称他。郭的公馆离此不远，我便随着那勤务兵去了。
       “听说有人要捣乱，你可以不必参加今天的大会！”郭一见我就这样地说。
       “没关系，”我回答他，“我们不能对群众失信；如有什么事情，我们更不能先群众而跑开！”我接着便想起了昨晚他给我一信的时候，我那时的思想情况，我便对他说：“怕什么？机关枪摆起我也要去！”
       “对嘛，我也去！”他受了我的鼓动，表示也要去参加大会，当时他带着几个带枪的弃兵和我一道再到会场。
       “啊！武装同志来给我们维持秩序了！”筱亭同志用手抹着他的胡子，笑着对郭勋说。
       “到会的群众已经超过一万人了！”一个负责会场秩序的同志向我说。
       这时，无组织的群众总是不大听指挥，东一堆、西一园地站着。
       “把那些人请到指定的地方去！”负责会场秩序的同志向着纠查队一再发出指示。
       突然潘文华司令部的一个传令兵飞也似地跑到郭勋面前，立正举手说，“报告，师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旅长快回去！”
       郭笑着向我们说：“我回去了，我看今天亦不会出什么大的乱子。”
       “好吧，你回去，”我这样回答。
       这时，场内场外人声嘈杂，秩序有些紊乱了。
       “大家不要说话，快开会了！”主席台上一个司仪的同志拿着传话筒高声地叫着。
       《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的中国》一书的著者、《新蜀报》主笔漆南薰（字树荣）从场口进来了，我们正相对地笑着点头招呼。
       “砰！砰！！”会场入口处枪声连续响了几下，一些人往内面拥进，紧接着会场的西南角和城墙上又“砰！砰！！”地象放鞭炮似的响了一阵，“打呀！打共产党，打呀！”的吼声从一堆一团的无组织的人群中叫出来了。我才发现这些喊“打”的人都是混进来的一群暴徒；他们一齐拿出手枪、铁尺或木棒，向手无寸铁的群众乱打乱杀，一时场内形成混乱状态。当枪声四起时，阎公同志正在主席台上，他连忙叫大家不要惊慌，就地卧倒。后来枪声更密，群众的队伍被冲散了，场内大乱，哭叫声悲惨地震动全场。暴徒从东边打来，群众向西边躲开；暴徒从西边攻来，群众从东边跑去。这时，会场入口处早已被暴徒占据，因为枪声是从那里开始发出的，南边是一段危岩，下面是一片房屋，群众不能往那里跳下，通往领事巷的小道口早已被兰文彬的军队堵住，他们说是来保护领事馆的，不许群众通过。
       “向城墙上冲！”群众中有些这样地喊，随着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向城墙上冲去，我也向城墙上冲去，但城墙上散开的暴徒用手枪、铁尺和木棒向群众乱打；不管怎样，有大部分群众冲上了城墙，坠城脱险，但因此而跌伤的亦多。
       这时阎公同志他们冲散在什么地方，我也找不着。我在场内东躲西避，跑了几处，发现李筱亭同志和一群人蹲在东边的墙脚下，我便跑到他那里去，什么是安全地方，这时也考虑不到了。
       我们面前有一队商团，持枪未动，对暴徒的乱打乱杀作壁上观。
       “你们是商团吗？”我走去向商团的队长质问。
       “是啊！”队长把我上下打量一下，有声无气地回答我。
       “群众当中有许多人就是商民和商民的子弟，你们为什么让这些流氓土匪乱打乱杀见死不救呢？”我严厉地指责他们，而这个队长似乎也被我问住了。
       “我们怎敢惹他们啊！”队长把我再上下望一望，也不明白我是什么人，只软绵绵地这样回答。我把四围看看，打死打伤的人已经是东倒西歪、横七竖八地铺满了整个坝子，这完全变成一个屠场了。队长接着说：“我们走了，你们可以跟我们出去。”
       “立正，向右转，跑步走！”队长喊了口令，商团持枪向入口处冲出去，一些群众夹杂在商团的中间，前前后后地一齐冲出了会场，我和筱亭同志亦就在这时跟着挤出去了。我远远看见杨道庸同志忽然亦从会场内跑出来了。
       “这是中法大学的杨道庸！”一个叫肖治安的国民党右派，向着一个暴徒指点，那暴徒举起手枪向道庸同志的头部劈地一声打去，鲜血从他的头皮上向面部直流下来。
       “这是我们的教官，不许乱打！”忽然一个穿制服的军官出来挡住，暴徒莫名其妙，亦就不敢再打，道庸同志就由这位军官把他护送出通远门了。
       我挤出去后，便跑到天主堂街一个熟朋友开的一家书店楼上去，暂时躲避凶焰。从楼上，我看见了王陵基的军队正在街上巡逻，对面的墙上贴出了一张江巴卫戍司令王陵基的预先石印好的布告，街上的人正在围着看告示。
       书店的主人告诉我，布告的内容有所谓“本日打枪坝工人与学生冲突，因而互有死伤，各色人等不得造谣惑众……”等语；他还告诉我，他在街上各处走了一遍，茶房酒店里对今天打枪坝的暴行议论纷纷。
       “群众的意见怎么样？快告诉我！”我插嘴问他。
       他说：……
       “怎么打死那么多爱国的人呀？”大多数善良的群众一致地表示愤慨。
       “王陵基、兰文彬和申文英、曾燮阳他们干出来的滔天罪行！”有些人悄悄地背地里在这样相互议论，但也有人说：“听说刘湘还不知道呀！”
       “哼！不知道？”几个比较敏感的人揣，……土地菩萨不开口，老虎敢吃人吗？……
       这时街道上来回不断地有被难者的家属从打枪坝抬死户回去的，或扶着受伤的人去求医治疗的；这时已经知道当场被打死的有四、五百人，被捕的有百多人，而压伤或跳城墙跌伤的更不计其数；大街小巷哭儿哭女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山城。
       事实上，刘湘的公开叛变已经证实了，他比蒋介石四月十二日的公开叛变提前了十二天。
       十八、我们的脱险经过
       我因为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的事情，曾经和郭助打过交道，我每次会他总要多少把反帝、反封建的道理向他讲说一些，他亦并不认为我在宣传共产主义，他有三个太太，有一个是我的爱人的中学同学，她们彼此有时来往，有时我亦被请到郭公馆去吃
       饭，我和郭又进一步熟识了。郭的思想逐渐转变，逐渐喜欢和我们接近，有时亦跑到《新蜀报》楼上去和周钦岳同志谈天，但对参加革命的距离还远得很，因此留同公司常经嘱咐我要对他多多进行帮助。就因为这些关系，后来被刘湘猜忌，顺、泸起义后，首先撤去他的旅长兵权，但他对我们的私交还是好的。
       我从打枪跑到天主堂街那家书店以后，恐怕家里的人着急，便托书店的伙计悄悄地把我的现况告诉了我的爱人；这时她的同学，郭的那个太太，着人来接她到郭公馆去暂住，以免在家受惊。说受惊，却也受惊一下；正在她要锁门出去的时候，两个持手枪的暴徒直到再家巷我的家里来了。
       “哼！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初二！”两个暴徒因为没有找着我，便一边骂一边走了。
       我的爱人因此加速地到郭公馆去了。郭勋因得知我躲藏的地方，便派四个带枪的弃兵递来书店，把我护送到他公馆里去。一时学校里传说我已被捕，因为有个学生这样说，“我亲自看见四个兵把萧先生押起来的！”
       “哎呀！受惊了！”郭先生向我慰问。在我们会见以后，他又说：“今天师部并没有开什么紧急会议，他们怕我在那里于他们不便，所以把我调走了。”
       “群众的死伤怎样？”我接着便问他，因为他究竟知道得多一些。
       “陈达三打死在会场的门口！”他说，“漆南薰被推出通远门，打死在两路口！”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枪声先从会场门口开始，我接着问，“阎公他们怎样了？”
       “现在还不知道下落，”他回答，接着他说：“王陵基、兰文彬已经亲自到打枪坝去，把尸体一个一个查看，听说还没有找着他们一定要打死的人，特别是杨韶公。”他接着愤恨地说，“王陵基、兰文彬那些滥兵们把甘肃颠颠塞进女学生尸体的下部；狗东西！”
       这时天色已黑，郭公馆内各个房屋的电灯已经照得透明，周钦岳同志亦跑到郭公馆来避难了。
       “你这里怎样？”钦岳同志很机警地首先问郭，“万一暴徒闯进来，怎么办？”
       “不要紧，”郭一面说，一面吩咐门上加两个字提快中快的岗卫，并下令，“不先得我的许可，谁也不许进来！”
       这一下，我们三个人在郭的书房内把今天的意外遭遇纵谈起来。
       “今天的事，刘督办事前或者不知道，”郭还对刘湘怀着迷信，他这样地说，“这完全是王陵基、兰文彬、石青阳他们干的。”
       “你还装在黑漆桶里呀！”钦岳同志说，“据我们报社得到的消息，他（指刘湘）和蒋介石的代表早已有了协议，不过蒋介石叛变的盖子还未揭开，所以他们虽然提前反共，还把这场暴行推诿到捏造出来的什么工人与学生冲突的鬼话。”
       这时，郭沉默了一下，因为他对刘湘始终是有个人崇拜的。
       “今天，”钦岳同志继续说，“包围会场外面的军队都是王陵基和兰文彬派去的，他们借口保卫领事巷一带的安全。混入会场的暴徒，有兰文彬的便衣队，有申文英和曹燮阳的团队及属于右派的恶霸田得胜、白耀宗等学习武术的徒子徒孙，另外还有
       袍哥流氓二、三百人。迄至现在，我们报社得到的消息，他们已经捣毁了莲花池省党部、关庙街市总工会、神仙口工人俱乐部及妇幼、农协、学联等等有关机关，中法大学已经捣毁一空，街上正在四处捉人！钦岳同志的眼睛对着郭勋，又说：“我在一家亲戚处躲了一下，不行，只有到你这里来暂避一下，我看你这里还是不可久留，怎么样？”
       “今晚暂住一夜，还不要紧，”郭肯定地说。
       丽公同志是否脱险，我们不知道，我便用暗语写了一张纸条，请郭找他的亲信的人带到二府衙衙前公同志的家里，向中共四川地委报告，并请示动向。
       大约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阎公同志的亲笔指示到了，要我们“速赴武汉！”
       郭当下向一个勤务兵吩咐，“通知他们我明天一早要出去！另外，你去找两套军服，明早要用！”
       郭随即到上房去睡了，我和钦岳同志便在书房内一张敞铺上坐着，悄悄地谈话，那里能够睡着啊！打枪坝一片血淋淋的景象随时涌现出来，真正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很不容易地才挨到了拂晓，郭已起来了，轿夫和弃兵等都已经在厅房上等候。郭叫勤务兵把昨晚吩咐预备的两套军服拿来，并要我们两人化装弃兵，我们很乐意地立即照办。
       “还不象，”郭认为钦岳同志很象，我有点不象，他又叫拿一张膏药来，给我贴在右面颊上，并叫我把两边袖子挽起，把帽儿戴歪，变个相，领口大大地扯开；他笑着说：“这一下就象了！”我和我的爱人在旁边看着也笑起来了。
       我们的便服由一个弃兵把它捆在轿子后面。郭立即上轿，说
       一声，“到江北！”三丁拐的轿侠们很轻快地抬起便走，我们两人杂在弁兵当中跟随轿子的后面，用小跑步追随。上坡的时候，轿侠们还走得慢一点，但一到下坡，轿侠们的步伐便快起来了；我两个跑得满身大汗。最讨厌的是肩上挂的那个盒子炮在身上左右摇摆，把它控制不住。
       “这样跑，”我倒边的一个弁兵救我一手甩着，一手扶着盒子炮。
       仪管照样地做了，但还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快到临江门的时候，一个弁兵先跑去向那城门两边警卫森严的哨兵们说了一声：“郭旅长通过！”于是在“举枪，敬礼”的声中，我们一齐便冲下了那倾斜的梯道，直到嘉陵江边，人和轿子一齐坐了一只大木划子一直横渡到江北那面。
       上岸后，我们看见沿街这儿停一付棺材，那儿停一具死尸，哭儿哭女的声音从大城发展到江北来了。
       我们一气跑到江北的微收局内，局长因事外出，由局内的一个职员拿出烟茶招待。
       “局长不在家？”郭向那职员问，并说，“我到江北来玩玩，顺便会他一下的。”
       我们当下脱了军服，换上原来的便服，郭和我们约定了以后通信的假名字以后，便叫一个弁兵把外面的军服脱了，只穿衬衣，裤袋里藏一支手枪，把我两个送走，直送到唐家沱河边。
       一只揽载船正要开航，我们向护送我们的弁兵说了一声：“谢谢你！”便跳上船去，船也马上开行，船上的一些乘客们就在谈论昨天打枪坝发生的事情，有的在追问原因，有的在解说，最后他们一致地说，“什么共产党啊，枪杆子在他们手上，随便杀些人
       还怕找不出理由吗？”
       我们只是听着他们的谈论，不便插嘴，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我们认识的。小小的揽载船在长江的滚滚的波涛中，一颗一簇，把重庆城远远地拖在我们的后面了。我们遇着木船上木船，遇着轮船又上轮船，就这样开始了我们长期革命流亡生活的第一步。在我们经过长寿和万县的时候，听着老百姓们说杨森防区内，亦正在打工会和左派的党部等等，这更证明了刘湘敢于公开叛变的重大原因了。
       十九、“三·三一”之后
       事实上，刘湘是叛变了，但他既不打通电，也未发宣言，仍用着所谓“工人与学生冲突”的一块遮羞布掩盖着昨天和紧接着“三·三一”之后所犯下的一切罪行。昨天当场被捉去的和随后陆续捉去的人，都关在浮图关兰文彬的师部内面。到了夜晚，这些无辜的人都被他们黑办了，办法是：把被黑办的人排成一行，一枪一个，然后脚踢下岩去。这样地干了两三夜，据一个脱险的人说，他因为贿赂了一个士兵，在打他的时候，子弹从他头上冒过，但还是被一脚踢下岩了。民国在四郊严密封锁，捉拿有左倾嫌疑的人。李筱亭和熊子俊同志虽然从打枪坝脱险，但还躲在城内。最后他们于夜间冒险出城，行至浮图关便被民国捉住了。他们佯作互不相识，李说他是私塾先生，熊说他是个商人。筱亭同志一身细兰布衣服，胡须浩然，确象一个三家村的学生；子俊同志是一个斜眼的瘦个子，身体弱，精神欠旺，也准象个小商人样儿，好在民国不认识他们，被捆着关了一夜之后，他们被释放出来了。
       一时乌烟瘴气充满了整个重庆，便衣的暴徒仍在四处搜寻，
       只要他们认为一个人是共产党员，他们便可以一枪立即将这个人打死，扬长而去。
       革命是可以吓得倒的吗？不！决不！正如毛主席所说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杨韶公同志，本来从打枪坝城墙上跳出去了，得一个农协会员的掩护，没有被城外埋伏的暴徒捉着，他是可以不再入虎口的了；但身负全川党和革命领导责任的他，岂肯顾及个人的安危？当天夜晚，他又冒着万分危险回到城内来了，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他召集干部，指示了会后斗争的方向，妥善地布置了党的地下工作。我用暗语写了一张纸条，送给他向中共四川地委请示的时候，亦正是他刚从城外冒险回来的时候，他真正是临危不乱。
       重庆下半城的二府循是一条小小的巷道，上通东升楼，下通簧学街（现在的解放东路）；当时的二府衡七十号就是阎公同志的家，这是一座三开间半新不旧的、一楼一底的楼房（现在已完全并入第十九号范围内面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经常就在阎公同志的家里开会，许多重大的事情都在这里作过决定。阎公同志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矮个子，经常戴一付深度的近视眼镜。他常常吸着香烟，在他深思熟虑的时候，更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不分冬春地戴一顶旧呢帽，穿一套旧西装，生活很简单。我和他开玩笑说：“你那套旧西装早换得朝了！”他笑着回答：“管它做什么？”他除了在四川潼南老家念过私塾外，进过南京的江苏军官教育团，参加过一九一六年反袁世凯的江阴要塞的独立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入成城公学。他自来就痛恨帝国主义，在
       日本留学的时候，因为声援国内“五四”运动，抗议“巴黎和会”的决议，坚决要求收回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所霸占的一切特权，曾和留日学生向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示威，在同日警搏斗中被捕入狱，因此他备受日本铁窗生活的折磨有八个多月。他自从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即从事马列主义的启蒙宣传和革命的组织活动。他是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创建人之一，是大革命时代的四川党组织的优秀领导人。他常抱着“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革命精神，艰苦地工作。他的身体弱，呕过血。有一次，我们一道经过商业场西街时，我看见他面带病容，便劝他休息几天，他说：“我将来不是病死，便是被反革命杀死。革命工作有什么休息可说啊！”这时他已经预料到环境的恶劣。阎公同志把全省的党地下工作布置妥善后，他不顾个人安危，急于赴武汉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四月三日，他化装乘轮船拟赴武汉，不幸被一个国民党右派发觉，密告兰文彬，在船未启碇的时候被捕，囚在浮图关兰文彬师部。兰文彬和王陵基亲自审讯，用尽威胁利诱的卑鄙手段，阎公同志始终英勇不屈，并痛骂：“你们军阀的末日快到了！”又说：“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四月六日夜晚，阎公同志英勇地在浮图关牺牲了，临难时他慷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时他年二十九岁。
       “三·三一”惨案以后，反动派指着谁是共产党，便可以在意枪杀。母钩同志亦是跳城墙脱险的，但他随即回到城内奋勇地进行工作。四月一日早晨，他和同志们开会之后，回到他的住处，经过冉家巷口的时候，一个暴徒举起手枪喊着：“打开共产党呀！”便向他开枪射击，他就牺牲在冉家巷了。李蔚如、傅
       烈、穆清、刘愿菴、袁诗尧、周贡植、向希平、程忧声、黄中元等同志都先后这样被反动派杀害的。刘愿菴同志被捕后，敌人劝他转变，他说：“你们有什么高明道理能够比共产主义更使我信服？不要和我多说！”他壮烈地牺牲了。袁诗尧同志能说能写，“五四”运动时，在成都办《四川学生潮》，宣传新文化，他殉难的时候，高唱国际歌，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当时下川东和川西北各地的革命力量无一不受当地军阀的摧残，除川南泸州一地外，全川都笼罩在乌烟瘴气之中了。
       二十、围攻泸州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刘湘封锁邮电，不让消息传出，但刘伯承同志通过秘密途径，当天晚上即获得惨案发生的消息，立即采取戒备积极布置守城，并通电讨伐“三·三一”惨案的祸首刘湘。刘湘于惨案发生后，派兰文彬的部队勾结川西军阀，赖心辉的残部勾结贵州军阀，他们一起向泸州进攻。泸州方面，军民一体，在刘伯承同志指挥下，奋勇抵抗，各路反革命军队只能把泸州团团围住。泸州被围许久之后，因宁汉对峙，武汉国民政府才发表刘伯承同志暂编十五军军长名义，已无助于孤城被困。泸州已围近三个月，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弹尽粮绝无法继续坚持，伯承同志于敌人攻入泸州时，把各方善后事情布置妥当替之后，秘密撤退川北，经西安、郑州到达武汉，已经是七月中旬了。陈毅同志于惨案后的次日即被迫从合川出走，前赴武汉，他们在武汉又会着了。
       刘伯承同志随即响应党的号召，和许多同志前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了。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展开了
       惊天动地的新的一页。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说：“在中国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以马列主义结合中国具体情况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的革命才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到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并把帝国主义赶出了大陆。
       回想革命初起的年代，我党无数的革命先烈前仆后继地英勇牺牲了，他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烈士们的血培养出革命的灿烂之花，烈士们可以安息了！我写到这里，想着革命成功之不容易，又庆幸革命之取得伟大的胜利，情绪是非常激动的。我写了几句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人民解放大事业，
       烈士鲜血知多少？
       夜深忽忆“三·三一”，
       卅二年华容易逝，
       阶级斗争不寻常。
       换得红旗遍国扬。
       犹闻枪声骤疾狂。
       血海深仇永不忘！
       (一九五九年“七·一”节)
       “三·三一”惨案纪实
       黄慕颜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发生在重庆的“三·三一”惨案，在中国革命史上无疑地是一次意义深远，同时关系又甚为重要的政治事件。它发生的时间，上溯是英帝国主义军的军舰悍然炮击我南京、万县之后一个星期；下推又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十二天。而前此不久，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刘伯承将军指挥的震动全川的顺、泸起义，亦正受到四川军阀的围攻屠杀。所以，正如吴老所说，它是“四川地区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场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是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结合全国各地封建军阀和反动地主阶级，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是“四·一二”政变的序幕。”
       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莲花池四川省党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左派的指挥机关，与由军阀和地方反动势力撑腰的国民党右派党省部总土地省党部，针锋相对。莲花池党部负责的同志有杨闇公、刘伯承、李筱亭、熊子骏等，刘伯承同志负责军事领导工作，杨闇公同志主持全面领导工作。那时正值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群众运动不断高涨。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自然不甘罢休，力图伺机反扑。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决心勾结帝国主义扼杀革命，向革命人民实施血腥大屠杀。三月廿四日正当国
       民革命军第二、六两军攻克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悍然出动军舰，炮击南京，死伤达二千多人。重庆当时是四川省交通最便利的地方，消息传来，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愤怒，莲花池省党部左杨嗣公同志的领导下，当即发动全市各阶层人民举行强大的示威运动，并决定于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卖国，支援北伐战争，拥护武汉革命政府。这时在重庆的反动军阀头子刘湘，早已与帝国主义勾结，又接蒋介石的密令，便决心向革命人民下毒手，指挥其部属王陵基、蓝文彬公开屠杀镇压。
       为了便于叙述，这里简要回溯一下顺、泸起义的情况。一九二六年夏，我当时正任江防第二区司令官，驻防合川。合川距重庆较近，又因党在这里做了不少工作，所以这个地区较先接受了革命的宣传和号召，我也在党的影响教育下，由杨嗣公、童庸生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江防第二区便参加了革命行列。为了扩大革命军事力量，我们开办了一个学生队，学生来源大半是由党部在各地革命青年中选送的。同时派来一批教官，计有费君尧、曾静吾、张嘉明、廖宗泽（此人以后叛变革命，成为国民党的特务）等几位。就在这年夏天，由杨嗣公同志主持在重庆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十二个部分，其中包括后来参加顺、泸起义的六个部队的代表和向时俊、甘德明、刘丹武军部队的代表。杨嗣公同志在会上亲自提出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会后杨嗣公同志根据各部队对革命的态度，确定了六个部队准备组织起义，并留下继续开会。会上，杨嗣公同志正式宣布刘伯承同志（当时尚未返川）为
       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军总指挥，我为付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驻防顺庆（南充）的秦汉三旅为第二路，杜伯乾旅为第三路，驻防泸州的陈兰亭旅为第四路，袁品文旅为第五路；皮光策旅为第六路。会后各回驻地积极准备。十月，刘伯承同志来合川作具体部署，确定先以我江防二区部队假称返防成都，取道到顺庆与二、三路会合，挟该两旅的何光烈师长就范。泸州方面亦应随部起义，向顺庆进击策应。起义前，我应负责筹集经费和作好战前思想、组织准备，并应抓紧学生队的训练。商定之后，刘伯承同志返回重庆。十一月，由于顺庆秦、杜两部与其反动师长何光烈矛盾激化，因而提前行动，并用明码发报告我。这时刘伯承同志也从重庆赶到合川，我们即一同仓促率部赶赴顺庆与二、三路会合，又因泸州起义的三路部队迟迟不按计划到顺庆集中，因此顺庆的一、二、三路军在各路军阀的围攻下，被迫撤至开江，暂时在杨森的防区内驻下，等待武汉政府的援助，或相机联合其它同盟部队，组织反攻。顺庆起义失败后，刘伯承同志先离开开江去重庆，后即赴泸州指挥陈、袁、皮各部，与反革命军队周旋，孤军坚持，达数月之久。在刘伯承同志离开不久，我也由开江转赴重庆，准备继续筹集款项，接济部队，并面请省委向武汉中央求援。这时正值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发动各界群众举行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的示威运动。
       “三·三一”惨案发生前几天，刘伯承同志曾委托陈达三（刘湘行营参谋长，倾向革命，“三·三一”惨案遇难）出面，在重庆万国储蓄会，宴请刘湘部各部队长及其左右要人，虚与委蛇。杨闇公同志和我都出席了。后来得知，王陵基等人原欲当场就下毒手，只因内部意见尚未统一，而未见诸行动。之后，我
       我们又得到刘湘邵师长罗仪三的通知，刘湘在督办公署于晚上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在莲花池省党部召开群众大会时，暗中布置军队，借“工学冲突”为名，企图把莲花池方面的主要成员一网打尽，青年学生，自然也是打杀的对象。当时蒋介石已秘密由南昌派向传义等回到四川，命令他的爪牙，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党员。“三·三一”惨案，是蒋介石叛卖革命，勾结帝国主义，暗中支使其鹰犬，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屠杀共产党员和广大爱国民众的反革命暴行。
       当重庆反帝运动发展到高潮时，党组织决定对英日等帝国主义，严格执行经济绝交。这对帝国主义的人侵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刘湘、王陵基等却暗中运送食物和日用品到兵舰上去接济。这正说明反动军阀们是如何地向其主子效忠。而在惨案发生前夕，帝国主义兵舰公开卸下炮衣作施炮准备，这些都赤裸裸地暴露出帝国主义者与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阻挠革命的狰狞面目。
       当莲花池省党部方面得到各种不利消息，形势很紧张的时候，大家研究决定，大会仍然要召开，但为了减少无谓损失，预定的游行计划，可以暂时不举行，以为这样就可以使刽子手们找不到屠杀的借口，殊不知这批离兽，竟会如此丧失人性，制造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惨案。
       杨嗣同志在三月三十日深夜来到我的寓所，约定次晨一早到打枪坝会场。三月三十一日晨，我原拟与我妻子付寿眉一同前往，但因她母病要等医生，我只好先走一步，嘱她和她的嫂嫂向子净随即赶到。我按预定计划带着一些警卫人员赴会场，看见沿途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我一到会场就见到杨嗣
       公司志他正在主席台上，亲自指挥，部署开会。我当即将沿途见到的情形和我的卫士所得知的会场内发现有人暗藏武器的情况报告了他。他当时非常镇静，要我们沉着应付，并说，如果万一有变，会场群众应该完全静止不动，由维持秩序的童子军出面捉拿捣乱分子。根据他的指示，马上增调童子军一队，参加维持会场秩序的工作。
       当天参加大会的群众约有三、四万人，齐集在不算大的打枪坝广场上，气氛严肃、紧张。莲花池省党部方面除李筱亭同志及少数人在家留守以外，其余全体参加。刘湘部中同情革命的郭翼之、陈达三等也到了会场。在开会前半点钟，郭翼之忽然接潘文华通知，叫他即刻回去开会。郭是刘湘的族长，他的离开使大家意识到问题严重。但在杨副公同志的带领下，大家都很镇定，坚持按原计划开会。大会正要开幕，突然听得一串鞭炮声，接着有人大喊“钟梦侠带伤了！”（他是党部当天派到会场大门维持秩序的。）这时，隐藏在人群中的便衣暴徒，手持手枪、大刀和铁条，见人便打，逢人便杀，会场内枪声四起，三、四万群众在这很小的地方东涌西荡，会场秩序失去控制。在反动派的屠刀下，有的被打灭死，有的被枪打死，有的被人踩死。无辜的小学生也死了很多，带伤的更是不可胜计，我的卫士谢青云头部也被砍了一刀，我的妻弟付平澜、付逸贤和表弟张智能几乎被踩死在会场里。一时呼叫打杀之声混作一团，血肉模糊，死伤枕藉，惨不忍睹。这些刽子手们面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下此毒手哪还有一点人性！据后来得到的消息，他们的预定计划是打算等所有受害者的对象都到了主席台后才下手，以好一网打尽，可是却误把那串鞭炮声认作信号而提前行动了，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混乱之中
       撤出会场。
       在一片混乱中，由于人海阻塞，从正面冲出，绝没有可能，只有到城墙上才有希望，因为附近就是江防军总部所在地——桂香阁。但因人流拥挤，不易通过，我正在踌躇，卫士刘希泽、邱伯纯和大班老杨，眼急手快，一下把我从人头上翻了出去。卫士们都主张我立即跳城而逃，但我很耽心杨阁公同志的安全，派出卫士四处寻找，待得到杨阁公同志已翻城出走的确切报告后，我才决定跳城墙的。到了桂香阁后门，早就潜伏在短墙内的敌军，枪上刺刀，凶恶地向我们冲来，我的卫士立即拔出手枪对准他们，才把这股人马挡了一下。我们跳的城墙，是最高的一段，而且墙下乱石垒垒，跳下去不死也会重伤，但情况十分危急，大班老杨出主意用绑腿把我吊下城去，谁知吊了一半，绑腿被砖楼磨断，把我跌晕过去，卫士们往下跳时也有跌昏跌伤的。当我醒来，正准备离开，听见一群带伤跳城、血迹斑斑的青年学生在叫我们，于是我迅速率领他们跑到红十字医院，请求医生为他们擦药裹伤。这所医院是教会办的，比较安全，我将他们安顿停当之后，才离开医院，悄悄地进了城，暂时藏在孙跃文（一家有两只商轮的轮船公司的经理，他和我私交甚笃，我有时同杨阁公同志碰头就在这里）家里，以便与杨阁公同志取得联系。当天，城内一片哭爹叫子之声，棺材也售卖一空。但反动派却把罪责推得干干净净，贴出了早就印好的布告，说是“工学冲突”。这种自欺欺人的卑劣行径，更能说明他们是如何有计划、有预谋地对革命群众进行迫害和屠杀，而又做贼心虚，嫁祸于人。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晚上，杨阁公同志化装到孙处与我会面，
       商议设法乘船到武汉，向中央政府报告惨案真象，并请求下令讨伐，关于交通问题，请孙跃文帮忙。在当时那种紧张情况下，这确是一件困难的事，蒙孙慨然允诺，搭乘他们公司的和平轮到汉口。我们分析，那时，重庆下游涪陵地区是郭松云师长的防地，他一向和我们有联系，万县是杨森防地，他那时还未公开反对武汉政府，我们通过，不会出大问题，只要一过长寿便算脱险了。商议定妥，约定四月二日下午上和平轮。于是杨丽公同志当晚离开孙家，布置其它事宜去了。翌日下午，杨丽公同志带了他的幼弟杨尚仑一同来，因为船停靠在南岸，我们坐小划子上上了和平轮。不久，得到孙跃文的紧急通知，说王陵基派了一营兵要来检查。我们只好赶快下船，打算暂时回避，待检查人员走后，再上船去。谁知这帮家伙竟不离去，一直到第二天开船时才下船，我们只好作罢，倒是杨丽公的幼弟尚仑，因人小目标不显著，在我们下船时留在船上，因而他一个人乘和平轮到了武汉。
       我们未能走成，便暂时住在孙跃文替我们临时安排的一位农民家里（孙跃文在南岸的佃户）。这之前，我和丽公在南岸山坡上呆了一天，只吃了一顿饭。我们住下后，仍请跃文另外找船，并约定在朝天门上船，跃文曾主张我们都化装成水手，以避人耳目。由于还要等一天多，杨丽公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抓紧时间又进城办事。殊不知这一分手，竟成永诀！
       我按约定计划搭上了船。事前经跃文暗中交涉，说我是一个大袍哥，因犯案要离开重庆，因此取得船方默契。不过还是甚为惊险。启航前，盘问搜查甚紧，我们只好深夜上船，一上船就遇见哨兵盘问，由另外的人代答：是“瓜大马子”（即英文Quarter master，“船上的职员”的译音），才得通过。由于紧张，我
       在翻栏杆时，把夹裤也扯破了。上船后，为了躲避搜查，我藏在锚链仓的锚链堆里，我的卫士也化装上了船。我在船上等候闹公，一直等到次日船将启航，仍未见他来，却又无法得知他的消息，只有带着一颗焦急不安的心离去。当我到了武汉始知他进城办完事后，另外觅得船位，和他的爱人赵宗楷同志等上了船，不幸被敌人发觉，遭到逮捕，英勇就义。听说他的亲属在阎公被捕后，曾到我重庆住处告诉我的家属并请营救，但我那时正在赴武汉途中，无从知道。今天回想起来真是犹有余痛！阎公同志临危不惧，在生死关头，忠诚党的事业的革命精神，永远铭记在我的心头。
       我到武汉不久，各地都发生了“打党部”的一连串反革命事件，更完全证明“三·三一”惨案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实行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一个部份。四川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漫长岁月中，没有人敢正式提起“三·三一”惨案这桩事件，但是每个有血气、有正义感的人，谁也忘却不了这笔血债。“三·三一”惨案至今已逾五十年。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推倒了三座大山，夺取了全国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打倒“四人帮”之后，正为实现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进行新的长征，革命先烈们所开创的革命事业，正在蓬勃发展。阎公同志和当日的死难烈士在天之灵，一定会欢欣快慰。
       烈士们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一九七九年五月四日)
      
“三·三一”惨案与中法大学

       蒋 阀 仙
       时间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三·三一”惨案给人带来的沉痛和悲愤却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齐集重庆打枪坝，参加抗议英帝国主义炮击南京的爱国示威运动，没有料到蒋介石及其走狗刘湘、王陵基、兰文彬等会一下子反脸，大批特务凶手冲进会场，屠杀到会的革命领导同志、青年学生和其他革命群众，死伤八、九百余人，演成了一场大惨案。
       打枪坝在那五十多年前的大革命时期，经常是广大群众集会的地方。它前面是领事巷，后面是桂香阁，左边是五福宫，右边是一段城墙。进出口只有两个：一个在它的左边，有许多石梯子下通领事巷东口处；另一个在右边，通领事巷西段。我们到那里开会，通常都是经过金汤街，由打枪坝左边的石梯子路进入。“三·三一”那天，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手首先沿这条路由会场左边进口冲进来，右边的出口也被反动派预先埋伏的人堵住。除此之外，会场前面是一道保坎，后面是比较高的坡地。在这样的情况下，脱离虎口是不容易的，当场就牺牲了二百余人，受伤的也很多，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一次大屠杀。
       我还记得，那一天天气特别好，我们中法大学千多人的队伍由大溪沟赶到会场时，到会的群众已经不少了。来自各方面的队伍，有工人、近郊农民、学生，还有妇女团体、工商业团体和自由职业者。在阳光照耀下，革命歌声和鼓号声没有停止过，口号声震荡着大地。各种各样的团体旗帜，红红绿绿的穿着标语的小手旗，迎着春风在空中飘动。这一切，表现出革命群众情绪热烈，大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向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作坚决的斗争。上午十点钟左右，这次群众大会主席团的杨阚公、漆南薰、李筱亭、肖华清等同志，以及其他许多负责同志都到了。太阳还没有当顶，大会准备在十二点举行，会后还要游行示威。这时会场里的人挤满了，看来有好几万人。有的坐在草地上休息，有的继续唱歌，都在等着大会的开始。
       忽然之间，一声尖锐的枪声从会场左边进口处传入，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有的还没听到，正在到处打听“什么事”，接着又是几声枪响，进口处有人被打，这才引起普遍的重视。以后知道，来参加大会的陈达三同志，首先在会场外五福宫附近中弹牺牲。在听到枪声之前不久，我因口渴到左边进口附近找水喝，接着就一再听到枪声，并且看到担任会场总指挥的止站在一张桌子上，用话筒大声呐喊：“不要慌张！”他想让大家镇静一下，话还没有说完，就换了一棒。原来埋伏在会场外面的特务凶手以枪声为号，已经窜入会场。最先冲进来的一批约有几十个人，穿着中式短挂，卷起右手的袖口，连同白汗衣的袖口翻卷着，现出一幅白色来。他们拿着手枪、铁尺、木棒等各种凶器，逢人便打，进口处维持秩序的童子军也被打了。接着二批、三批的凶手，继续涌进，直冲会场中心，并向右边城墙一带扑
       去。枪声越来越密。会场里许多人先向城墙边奔跑，有的跳城墙逃出。也有跳会场前面保坎的。这时人挤着人，人踩着人，事前混乱在人群中的特务匪徒，把各条退路堵得水泄不通。会场的中心地带，有的只是被打死倒在地下的烈士。那些凶恶的野兽正在到处搜索，从左右两个出口往外逃的，碰上他们，就会遭到毒手。还有在拥挤中被踩死的。跳城墙跳出后被打死的，就有漆南薰同志。不一会，会场变得死寂，遍地都是死尸、血泊、旗帜、鼓号。被惨杀的以妇女、小孩为最多，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和江北女子小学各牺牲了几十人。最令人发指的是特务匪徒们对妇女的残暴无耻，有的女户被剥去外衣肉棒，在下身里插入竹棒或甘蔗频频，有的受到令人发指的百般凌辱。这就是距今五十二年前在中国大地出现的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暴行！
       惨案发生时，我和两三个不相识的人都躲在左边进口内附近的一幅墙壁下。那是外面路边一间穿逼小楼房的楼上，靠着打枪坝边沿的墙壁。墙壁内房屋的楼板，和我们站的地方一样高。转眼间，那两三个人都跑开了，我一人在那里，眼见着向会场中心和左边城墙横冲直撞的暴徒，有的转过身来，似乎要回头向左边搜寻袭击。而我已发现自己背后的墙壁和木柱接合处，已经被裂成相当宽的空隙，刚刚能够侧着身子挤进去，于是我敏捷地向里边一挤，就进屋了。和这家人的一位老大娘以及孩子们一道，我也睡在楼板上。大家都没有想到应该下楼去，在不断的枪声中睡在楼上是危险的。但是就由于伏身在楼板上，我才能够通过破烂的泥壁继续看到外面场子里还在屠杀，倒下去的黑土的鲜血一滩一滩地布满打枪坝，这就是半个世纪以前英勇苦难的中华儿女，为着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作出的巨大牺牲！
       午后两点钟左右，场子里早已空无一人，王陵基的军队一小队才开进打枪坝，去“维持秩序”。只听得：“报数，一、二、三、四……”，接着就散开了。以后我辞谢了小屋的主人，装聋学徒的模样走出小屋，过了金汤街，绕道回家。沿途见到预先准备的王陵基的石印布告已经贴出，荒胡说什么“本日学生与工人冲突，业已平息”，真是无耻已极，也拙劣到了极点！
       事后还听到一个消息，说是等到开会时，反动派还准备用机枪扫射群众。当陈达三同志从五福宫附近的家里出来，看到有特务在毒打群众，就上前厉声制止。特务当场打死了陈达三同志。这枪声竟成了信号，特务匪徒提前冲进会场，开始了屠杀。那时机关枪还没有搬来，否则那天的牺牲还要更加严重。
       回到家里，已经比较晚了，为我操心了很久的祖母才放下心来。邻居都来看我，当时我也有“相对如梦寐”的感觉。有几个婶婶说：“我们已经到打枪坝那些死人堆里翻来复去看过了，还好，没有……”我明白了，原来她们去那里找过我来。由此可见，当我由打枪坝出来时，沿途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其中有老大娘和小孩子，匆匆忙忙地向我刚离开的方向涌去，原来并不全是去“看热闹”的。
       二
       白色恐怖开始笼罩着重庆。四月一日的早上，父亲叫理发的到家里，把我的学生头剃成了光头。这是因为有一种危险：蓄学生头，穿兰布长衫，手提藤包的青年，会被认为是“赤化”了的，不当心会被抓。
       听说莲花池省党部被捣毁了。冉钧同志在蜈蚣岭被特务枪杀
       了。我们的中法大学也被捣毁。这些，都使我很悲愤。离开学校才一天，我多么想念它。很想冒着危险回去看看。
       当我一九二六年春季进入这个学校时，它已经开办一个学期，大约有三四百学生了。以后陆续发展，学生一再增加，到一九二七年春开学时，已达到千多人。校长是吴玉章同志，“学校开办以后经常不在重庆，日常校务由杨道庸（杨伯恺）、肖华潜两同志负责。杨任训育主任，着重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肖任教务主任，着重管教学方面的事情。他们都担任了课程：杨老师教西洋史，肖老师教英文。杨韶公同志也经常到学校来讲课或作报告，他不仅是学校创办人之一，更是当时这一地区革命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从我进这个学校时起，到“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学校被捣毁停办时止，在那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自己的思想变化很大，不仅学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东西，更重要的是开始知道应该为革命而学习，并且把学得的一点东西都用在革命工作上。现在回忆起来，五十多年前的那一段学生生活，很值得珍视，因为它是鼓励人上进的。
       我对于中法大学印象很深，还因为在一九二六年春进入学校之前，就经常到这个学校去找几个老同学，开始了解它是一所革命学校，十分向往。那几个同学和我原来同在一个中学读书。他们因为闹学潮为学校当局所不容，当中法大学开办后不久，就在一九二五年秋冬之际转到中法去了。我本想同他们一道去，但由于我读中学时家里负担不起很重的学食费，我每天下午下课后就给学校干两小时管理图书的工作，换取微少的报酬，补助费用。每月工资六元，一学期三十元，并不按月给我现金，而是开学时将三十元拨充我应交的全期学食费的大部分，自己再补交小部
       分。解决了经济困难的问题，却不能丢下承担的工作，随便离开学校。到了一九二六年春，不再倚靠那每月六元的工资，我离开原校，进了中法大学，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个学校其实是应大革命时期的需要，在重庆办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的名称，是为了免去新办学校立案的麻烦，而中法大学却是在北京早就有的了。后来称呼我们的学校，只叫它“中法大学”，“分校”也少提到了。
       学校的课程，相当充实，除了一般应有的国文、英文、历史、地理、音乐、体操之外，还有政治、经济、以及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等专题讲座，可惜过了五十几年，详细情况记不清楚了。还记得的大概情形是：国文教员中有田楚侨、英文教员肖华浦，历史教员杨道庸，地理教员银丽苍，音乐教员陈厚庵，体操教员杨振声。政治、时事等常由杨丽公同志来讲授或作报告，经济学由漆南赢同志讲授。至于讲授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等课程的老师，除杨道庸外，还有赖正声，他讲唯物史观，常用浅显的比喻说明问题。冉钧、周贡植等同志也在学校兼课，所教课程已记不起了。可以看出，尽管办学校的目的在于培养干部，但对于传授文化知识也并未忽视。例如：杨道庸同志教了西洋史，我们才开始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肖华清同志教英文，用的教材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英文选》，他给我们范读，语音清晰，认真听了，印象颇深，多年后还能背诵一部分。当然，政治思想教育更是很重视的，讲课的老师让我们学习过蔡和森著的《社会发展史》和瞿秋白著的《共产主义ABC》。同学们除了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也努力学习，以提高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学校时，不少的同志已经表现出相当才能；
       离开学校以后，有的同志不断努力，为革命作出了相当贡献。有几位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负过重要责任的领导干部，早年就曾在重庆中法大学学习过，从培养干部这一点看来，这个学校对学生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
       中法大学被反动派捣毁了，我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那天，冒着危险回到学校去看了一次。也只是这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校舍是在离大溪沟码头不远的地方。由张家花园下去，向左转弯，离当年大溪沟街上半里左右，大路旁边有一块旧坝（作为我们的操场）。靠近坝子有一个院子，包括一幢两层的西式楼房和许多穿逗平房及楼房，大门开在院子的侧面，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址。此外，沿大路向大溪沟方向往前走几十公尺，有一个较小的、也包括一座楼房的院子，门额上刻着“长乐永康”四个大字，一半住着居民，一半由学校租来作为学生宿舍的一部分。又在学校后面相距一里多路的地方，原来群牲小学所在，租了一个小花园般的院子，有寝室、教室，室外还有腊梅等花木，仍然作为学生宿舍，也有上课的地方。大部分宿舍，还是分布在校内教室楼房前后，那是一些旧式平房和楼房。
       当我走拢学校时，见校门敞开着，院子里却不见一人，不禁又想起前一天打枪坝屠杀时的情景。到了院子里，看见遍地都是破烂的床铺，散乱的谷草。砖头瓦块，桌椅板凳，横七竖八，到处躺着。这算是劫后余灰！穿过走廊，走进教务处，才看见还有同志在那里，大概是办理学校结束事务的。相见谈了些学校遭殃、同志受苦的情况。谈及几位老师的安全问题，一时得不到确切的消息。听说“长乐永康”宿舍未受波及，还可以去取我
       的行李。
       走出教务处，在院子中间的坝子里转了一转，抬头望见楼上政治一班教室的窗户，不觉心潮起伏。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今后再也不能在这里听到老师们的讲话了，一下子想起了杨阁公同志，在一年多时间里，他经常为我们上课或作报告。他那精辟的言论，激昂的语调，烈火般的感情，能够打动人的心。有时讲话用手势，很吸引人，话也有说服力，容易收到宣传鼓动的效果。
       “三·三一”那天，他跳城墙出了打枪坝，当天虽然平安，我们也为他庆幸，但今后如何脱离虎口呢？一日不见，情况变化之大，谁能料到！更料不到过了几天，四月四日早上杨阁公同志离重庆时，竟在亚东轮船上被捕，随后被反动派屠杀在浮图关，抛尸麦田，真是惨不忍闻！这位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牺牲之后，在我们同学心中，在广大革命群众心中，树立起了不朽的丰碑。大家都怀念他，在他的精神鼓舞下继续前进。
       杨阁公同志的牺牲，经过了五十二年。当时我和他的接触，是作为学生经常听他上课和作报告。时间太久，他当时讲话的内容已经想不起了，但他的声音笑貌，动作姿态，至今犹历历在目，印象极深。他讲到重要地方，常常将上身微微向后挪动一下，右手也稍稍抬起来，随着上身挪动，仿佛拉开了弓，扣紧着弦，满引待发。随即挺身昂首，右手突然伸直，象一支利箭似的，迅猛地向前一推。每当这时，我们坐在或站在他下面的学生无不精神贯注，或肃静无声，或欢欣鼓舞。课堂里的气氛真是又严肃又活泼。
       在大革命时期，杨阁公同志一直为革命奔忙，有时忙得饭都顾不上吃，更说不上休息和娱乐。是不是他对文娱活动从来就没
       有兴趣呢？我想不是这样吧。这里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远在一九二一年或二二年，我家住在重庆大井一号时，邻居李叔尧（成都那一方的人，曾留学日本）家里经常有客来。有一次，主人和客人们都在我家门前大天井里纳凉，谈笑之余，继以高歌。李叔尧唱了一段京戏。客人中有一青年，身体较瘦，鼻梁稍高，戴近视眼镜，端着提琴，就奏起悠扬的曲子来。琴音时急时徐，时高时低，抑扬顿挫，很是好听。这位拉提琴的，就是杨阁公同志。他早年对音乐的爱好，也许是因为后来工作太忙，就丢开了。
       回学校看望之后，在归途中，仍然经过张家花园，爬坡上观音岩，想起前一天我们全校师生整队经过这里到打枪坝，这时却是我一个人走这一条来去必经的道路，变化多大！昨天带队的，仍然是学校负责人杨道庸同志，今天可不知道他在那里，是否平安。平时他任课很多，我们几乎天天听他讲课。每次进城参加群众集会或游行，都是他带领我们。他是留学法国回来的，但营山的口音仍重，穿着也朴素，虽然对我们要求很严，我们都敬重他，喜欢他。他在课堂上指导我们学习，真是循循善诱，不厌其详，把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传授给我们。有什么事找同学谈，更是爱护学生，竭力帮助学生上进。由于他是学校负责人，经常由他集合学生讲话，事情就更紧了。但他一直不倦地工作，从来没见他空闲过。他真是我们的好老师！大约是一九二六年隆冬时节，他在上课时告诉我们：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四川也是这样。不久会有许许多多的工作等待着大家去干，你们要努力学习，认真锻炼，才有本领担负起任务。
       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大家都感觉到了。但变化的快，却远出意料。“三·三一”以后，眼见学校被毁，同学星散，朝夕
       指导我们学习的老师杨道庸同志，不知去向何方，我们也为他的安全忧虑。
       回学校看望之后，少数同学也偶尔碰头，知道杨道庸、肖华清等几位老师都脱险离开了重庆，才比较放心了。过了十年，一九三七年三月，才有机会见到肖华清同志和杨道庸同志。那时肖老师在成都协进中学任校长，杨老师改名杨伯恺，在四川大学任教。他们两位和我们几个同学曾在一处聚会，算是默默地纪念了“三·三一”十周年。从此以后，就没有再见到杨伯恺同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解放前夕，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成都十二桥。当时他因参加民主运动，为反动派所不容，被关了几年，最后为革命牺牲。解放后，他的遗骸安葬在成都青羊宫。近年来，每次到那里，我都要在他的墓前停立，向五十年前的老师默哀致敬。
       当年重庆中法大学的教师，“三·三一”后牺牲了不少人。至于学生，牺牲的就更多了。由于人数众多，而且来自各方（一九二七年春季新来的同学，还有在边远地方当过小学校长的），“三·三一”把大家冲散了，消息隔绝，有些同志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却不容易知道他们牺牲的情况。就算知道一点，也只是大概的情形。如象在重庆牺牲的黄中元同志，只知道他因兴隆巷事件被捕，英勇不屈，牺牲于朝天门，就又时年仅十八岁。又如涪陵人李仙舟同志，只知道他离校后在涪陵和外地闹革命，不幸牺牲。另有在“三·三一”以前就离校去广州的，如游曦同志和韦凤唱同志，在一九二七年牺牲。除了近年报纸上所载游曦同志在广州起义时守卫街垒、以身殉职的事迹之外，别的就无从知道了。在广州牺牲的，还有刘祥麟、张楚屏两位同志，都是兼江人，
       可惜不知道他们牺牲的详细情况。早年只听说祥麟同志死得特别惨，这就更加激起了人们对反动派的痛恨。
       “三·三一”惨案过去五十年了。中国人民经受了长期的苦难，在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人民获得胜利，也就实现了革命先烈生前的愿望，现在伟大的祖国正向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迈进，我们缅怀先烈，能够在新长征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就可以告慰先烈之灵了。
       (一九七九年六月)
      
“三·三一”惨案前后的工人纠察队

       高卜海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夕，蒋介石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四川地方军阀和封建势力制造的重庆“三·三一”惨案，到现在已经五十二年了。回想当年重庆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雄姿焕发，登上政治历史牛台，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战斗情景，历历如在目前。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重庆工人阶级同全国人民一样，激起了对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慨。在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即四川省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由程秉渊同志（程子健）任工委书记，刘远祥，游动斯，曾君吉为委员，同国民党右派工会开展斗争，在关庙（今民权路建设公寓）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重庆市工会。一时风起云涌，各行各业和各个业别组都建立了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多达三百余个，工会会员（包括产业工人和小手工业者），最高达四五万人。例如猪鬃行业，当时共有大小漂房好几十家，分布在南纪门、千厮门一带，他们就按水猪鬃和楼工分别成立了两个工会。印刷业按石印、铅印、木印成立了三个工会。我是油漆工人（共青团员），初先油漆行业有两个工会，即国民党右派搞的“渝北
       油漆工会”和我们组织的“重庆油漆工会”，渝北油漆工会，并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他们并不代表工人的真正利益，有许多资方老板和小业主都参加进去了。他们的大旗是黄底白字，我们的大旗是红底白字（叫做“一片红”）。他们充当国民党右派的御用工具，经常和我们捣乱。一九二六年五一节举行游行示威，他们不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封建军阀，寻机挑衅殴打我们。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胜利进行，我们同右派工会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在程秉渊同志的具体布置下，我们紧紧抓住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这点不放，和他们辩论什么是真正的工会？同他们资方老板算不算工人？他们辩论不赢。一直斗到一九二七年二月，才把他们的组织打垮，把资方一律赶了出去，全部合并到我们的组织当中来，成立了全市统一的油漆工人的组织。
       二
       重庆市工会的地址在关庙街关岳庙内，经常的活动地方在天庙、文昌宫（在今文华街）和川东师范（今劳动人民文化宫）。程秉渊就住在文昌宫，我参加的那个工人夜校设在川东师范，讲课的主要是中法大学、川东师范的教师、学生。教我们工人识字，向我们讲解时事，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万县之后，重庆各界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反英大同盟（办公地点设在药王庙内）。我们工人就组织了个“雪耻会”，成立了雪耻会工人纠察队，雪耻会工人纠察队的成员是由各行各业工会中选派出来的工人积极分子组成，专门检查英、日帝国主义的仇货。
       当时四川地方军阀刘湘的卫戍司令部（王陵基当卫戍司令）
       设在商业场总商会内，刘湘、王陵基一辇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走狗，要反对帝国主义，首先就要反对地方军阀。我们经常打起二尺多长红底白字的长条形旗帜，到总商会门前去宣传，和王陵基唱对台戏。初先我们还怕在大众面前讲演、宣传，程秉渊同志一再鼓励我们说：怕啥子，讲嘛！我们那时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天不怕，地不怕，见啥说啥，对刘湘、王陵基指名道姓的骂。有时王陵基坐着轿子从总商会出来，我们就骂得更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整得他头都抬不起来，只得催促他的“大班”（轿伏）赶快抬起走。在宣传工作上我们一方面组织宣传队，到街头上作口头宣传，演文明戏；一方面由印刷工会的工人印些标语、传单，四处散发。作口头宣传要冒险，敢传单同样不简单。因为这些传单主要是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只能秘密散发。经常是在晚上即打好戒指，由我从大溪沟过河到江北相国寺一带，天还未亮，把传单放在挑小菜进城卖的农民的菜篮子里，挑进城来，深入到街头巷尾，随着小菜分散到群众手中。我把传单散完，就一个人跑到化龙桥对岸美人馆一带的茶馆去吃点“荆芥稀饭”下葫芦（按指荆芥荠拌葫芦），就算过一顿。当时搞革命生活上非常艰苦，精神上却很痛快。在茶馆里坐到半上午，进城去的人陆续回来了，大家谈起城里到处发现共产党揭露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罪行的传单，广大人民群众从心眼里拥护，刘湘、王陵基惶惶不安。我听了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
       三
       “三·三一”惨案前后雪耻会工人纠察队斗争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英帝国主义，发动市民拒用仇（英）货，到码头上和仓库区
       去检查仇货。我们的办公地点设在县庙（今望龙门对面），漆南薰先生等人经常住在这里。那时雪耻会的纠察队每个队员都带有马刀或梭标，身穿兰布衣服，带军帽，帽上画一圈红色带子，右臂带着写有“雪耻会工人纠察队”字样的红臂章，打黄布绑腿。雪耻会工人纠察队一共分为四个小队：一个小队住南岸觉林寺，负责检查隆茂洋行的仇货，有两个小队住在唐家沱，负责检查亚细亚油行的仇货，一个小队驻在雪耻会，作为机动力量。有一次，我们听到朝天门方面的轮船拉“喂时”（汽笛），马上跑到河边，查到几船仇货，装的是太古糖、洋烟、洋酒。我们立即把它查封，当时停靠在旁边的一只英国军舰其势汹汹，脱掉炮衣，威胁我们，若不发还，就要开炮。由于我们人多势众，态度坚决，同时说动中国船员，把所装仇货统统搬到我们准备的船上，开到东水门码头，英国军舰也跟着开到东水门附近。纠察队员说服了东水门守城的士兵，得到他们的坚决支持，大家把枪口一致对准英国军舰，英国人也只得软了下来，夹着尾巴把军舰开回朝天门去。我们在码头工人的协助下，很快就把几船仇货搬到县庙雪耻会去封存起来。
       驻在唐家沱的工人纠察队，有天发现河边有几只船装的是亚细亚油行的煤油，就用梭标把油桶戳穿（戳了两天），全部煤油都给倒进江里。
       雪耻会工人纠察队通过查封仇货，宣传、动员中国人不替洋行做工，不供应外国兵船的生活日用品。有次探听到一个叫左竹铭，一个叫吴道生的洋奴买办坐轿子去隆茂洋行，我们马上派去了几十名工人纠察队员把这二人抓到雪耻会来关起。王陵基知道了，当天晚上派来一个手枪连把雪耻会包围起来，将二人强行枪走，激
       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怒。女二师的李生特为此事到东水门码头一带进行宣传，充分揭露王陵基充当英帝国主义的老狗，如何用手枪连去把左、吴二人强行抢走的经过。王陵基不敢明目张胆的进行阻挠，他支使几名特务装扮成工人混在群众之中，有意擒乱，被工人纠察队发现了，把他们抓到雪耻会关起。有次，雪耻会工人纠察队发现一个在洋行工作的中国职员替隆茂洋行办事，我们前去劝说，南岸团阎曾垫阳带了几十人来诡称这个洋行职员是在为团防办事，叫我们不要干涉，从而发生冲突，打伤了几个纠察队员。我们提出严重抗议，要刘湘出面解决，刘湘怕事态闹大，只好答应调查处理，肆意拖延，大约过了半个月，我们队员的伤势已经好了，他才派人到医院调查，结果不了了之。还有一次，在朝天门河边发现一只英国兵船正在向一只小船上卸货，我们前去检查，英国领事馆人员咿哑咿唼在兵船上乱吼，一个英国人提起手枪乱打纠察队员，大家非常气愤，开去了很多人把船上的货全部弄走，他们开船来追，我们刚一拢岸，他们也就追到了，互相打了起来，三名队员伤重。当时刘湘还未公开叛变，二十一军还打的是国民革命军的招牌，他既怕得罪帝国主义，又怕惹翻纠察队员，最后不得不假惺惺地派出代表前来慰问。我们大家团结战斗取得了伟大胜利。
       四
       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反革命静行面目，已经开始暴露，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组织国民政府，与南京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相对抗。当时住在重庆的四川军阀刘湘，表面上挂的是国民革命军的招牌，实际上
       屁股是坐在蒋介石一边。“三·三一”那天我们在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反对英帝国主义炮击南京，同时也是想借此逼着刘湘在宁汉之间公开表态。召开大会的头天晚上，工委负责同志召集我们在川东师范开会，工人纠察队的任务是严守会场大门，保卫大会主席团，要我们作好一切准备，谨防发生事情。当时大家都经验不足，只估计到刘湘、王陵基一伙最多不过派人进行捣乱，或者大打出手；但我们人多，问题不大。在头天晚上的会上决定大家不要携带武器，只由童子军配带棍棒。开会那天，主席台上摆了六张桌子，杨韶公、冉钧、李筱亭、周贡植、程秉渊和黄慕颜等先后来到会场（黄慕颜是驻防合川的司令，随身带有武装警卫），当时我们在主席台四周警戒，维持秩序，正当各行各业工人队伍陆续进入会场之际，泥水工会的队伍开到火药局时，一些反动分子故意冲了上来，工人纠察队前去干涉，他们就大叫大嚷，扭住工人纠察队员不放，王陵基事先准备好的手枪连就趁此开枪，漆南薰先生从主席台上下来制止，首先被他们一枪打倒。另一个海员工会的纠察队员前去抢救，也被手枪连的匪兵当场打死。枪响之后，会场秩序大乱，混在工人队伍中的特务，便衣，也就挥牛铁尺，棍棒，乱打一气，当场死伤八、九百人。因为会场大门已被王陵基的手枪连和许多团丁封锁。参加大会的学生、工人和市民只好跳城逃走（我也是跳城墙跑掉的）。在死伤的人中，有的是被手枪和棍棒打死、打伤，有相当一部分是挤伤、摔死的。杨韶公，冉钧等同志在群众的保护下，当天跳城脱险。冉钧同志（重庆地委组织部长）是第二天在娱蛇岭下面鹦鹉院被叛徒“点水”，为特务开枪当场打死。杨韶公同志是四月四日在由重庆去武汉的轮船上被特务发现，被捕后牺牲的。
       “三·三一”惨案之后，全城是一片白色恐怖，刘湘、王陵基一伙见到稍有左倾嫌疑的人就抓、就杀，我因为前段时间搞宣传经常在群众场合露面，被人叫做“红脑壳”，在重庆无法再呆下去。任煜同志（任白戈，共青团宣传部长）派我去涪陵送信，在涪陵住了一段时间，形势日趋紧张，转到合川，再到潼南双江镇杨韶公同志家中，经杨韶公同志的二哥杨衡石介绍去到成都，直到第二年事件平息之后，才折回重庆的。在此期间许多同志被敌人抓捕益禁，一九二八年四月在朝天门公开枪毙一批共产党员（共计九人），他们是四川省委书记傅烈，省委宣传部长周贺植，巴县师范学校教员喻克献，川东师范学生陈明海，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工黄中元、汪景成，印刷工人周玉书、徐国成，和吴光集。先烈们用自己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共产主义凯歌。时间过去五十二年了，但他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今天我们纪念“三·三一”惨案这个难忘日子的时候，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张定华 整理)
      
纪念杨阁公同志 \( ^{*} \)

       刘伯承
       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的一场尖锐剧烈的斗争，它是蒋介石反叛革命，勾结英美帝国主义，拉拢全国各地军阀、地主反动集团，执行屠杀政策整个计划的一部份。当时重庆市工人、学生以及爱国民主人士为了抗议英美帝国主义三月二十四日炮击南京事件，反对军阀刘湘秘密向帝国主义借款，以川滇铁路作抵，密订卖国条约。决定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枪坝作群众示威运动，封建军阀刘湘在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指挥下，向集会群众来一个最野蛮最残酷的大屠杀。
       一九二七年我们党在四川已经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闻公同志由广东回到四川以后，他一直做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
       当时党在重庆是一个支部，由杨阁公同志主持负责。（按：这时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已经成立，杨阁公同志任书记）。同在这个支部的人有冉钧、周贡植和我。
       四川地区的先进组织：1924年在成都有S.Y.有傅双无等人参加，在川南泸州（川南师范）有恽代英等同志建立的革命群众组织。刘愿麓同志也在泸州。
       杨阁公同志由广东回川，奉党的指示，争取大家团结，同时，
       有曾润伯同志（合江人）、李剑同志（在川北搞农运工作）。吴玉章同志在外面联系，有时回川指导工作。
       在群众运动方面，先搞工会工作，由阉公同志负责，农会由周贡植同志负责，学生运动由童麟生同志负责。冉钧搞党的组织工作。重庆的农运工作首先就从菜园坝搞起来，我把成都刀子巷的房子卖了，在菜园坝买了一个住房。国共合作方面，组织莲花池省党部（即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由李筱亭同志等任委员，阎公同志参加领导。
       当时国民党右派在重庆成立“总土地”省党部与莲花池省党部非常对立，主持人是宋绍曾。在“三·三一”惨案发生前，蒋介石派杨引之、戴弁等反动分子到重庆与军阀刘湘勾结，右派分子卢锡卿也常往重庆游说刘湘。当时四川军阀刘湘最反动，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性重一些。刘湘野心很大，想统一四川，害怕赤化，所以对莲花池省党部表面很亲热，内心则恨之入骨，但迫于当时革命高潮形势，又不能不虚与周旋。实则暗中扶持总土地省党部，利用它来与莲花池省党部相对抗。我们当时一方面搞统一团结工作（只要你赞成拥护北伐和三大政策），一方面搞群众运动。阎公同志常说：“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了，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没有多大用处的。”刘湘也知道我们的力量有群众，所以刘说：“莲花池这一批人很厉害，他们是要彻底挖我们的墙脚呀！”熊晓岩写信给我说（熊曾任四川省议会的议长）：“四川当局搞的上层工作，你们搞的是基层工作；你们搞的基层工作（指工、农、兵）是要挖墙脚，这样做收效恐怕要来得慢一点。”
       由于当时革命形势的变化，蒋介石叛变革命，首先在广东等地实行屠杀政策，对军阀刘湘的影响很大，与他的反动本质恰相
       结合，就种下了“三·三一”惨案的祸根。“三·三一”惨案发生时我在泸州，祸首有刘湘、蓝文彬、王方舟、申文英、曹璧阳（团闻）和杨引之、宋绍曾、卢锡卿等人。
       一九二五年闹公同志叫我到广东去看一看，在黄埔军官学校去当教官（我在广东曾与吴老和谭延闿去会蒋介石）。邓演达曾经向闹公同志说，北伐一定成功，要取武汉，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那时我们认为四川形势可能与北方接近一些，冯玉祥方面有刘哲、徐谦、李鸣钟等在工作。我受国民党的特派，回四川搞军事工作。四川省委组织军委、由杨调公、朱德、刘伯承三人组成，闹公同志任书记。同时党派有欧阳钦同志回川工作。当时我们的策略：对四川军阀一面拉拢使之有利北伐进军，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实力。在战略上采取的是“前面拉，后面抵”的办法。利用川军矛盾，在顺庆、泸州举行起义。同时决定派朱德同志到万县去任杨森（杨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政治部主任，因杨在云南时，朱总曾经教过他。
       我到重庆组织起义，任总指挥，正好李大钊同志派陈毅同志回川工作来了。向时俊部内有个蒋一木，和一个曾经在我下面当过兵的帅功安，为了工作，我曾介绍与玉章同志。
       我到万县会见总司令，他说，杨森不听他的话。欧阳钦说：“不听话，喊杨森把印交出来。”朱说：“杨哪能交印。”这说明军阀的口是心非。当时革命节节胜利，全国各地反动派日益仓惶，害怕革自己的命。我曾向朱总说：“你住在万县是很危险的。”后朱即离万县赴武汉。
       我们配合策应北伐进军，认为四川在军事方面应有所行动，
       当时我们的实力共有六个旅，计划编为六个师出西安与冯玉祥军队配合。六个旅在顺庆方面的三个旅：黄群颜、秦汉三、杜伯乾，在泸州方面的三个旅：袁品文、皮光泽、陈蓝亭。
       当时军队素质都很不好，在泸州方面的部队长官舍不得盐款，不想出发，天天说盐款，此时想吃队伍的军阀们就打起来了。
       在顺庆的打了败仗，退开江。这时阎公到万县与朱总和我开会，命我即刻到泸州。我问阎公怎么走？他说：“要秘密，我设法掩护你。”我说：“没有路费。”他说：“你自己设法。”同时军姿布置李蔚如同志到涪陵等地搞团运工作，曾润伯同志在泸州布置地下工作。从泸州突围出来同我一路的有周国干、韩伯诚二人。
       总的来说，我们对革命事业当时都非常缺乏经验，对革命形势的发展都认识不够，热情有余，经验不足。阎公同志牺牲时才二十九岁，他意志坚强，有毅力，有决心。
       重庆应该修一个纪念碑来纪念这些烈士们。
       你们重庆二府衙那个住房还在吗？我们经常在那里开会，开到深更半夜，阎公同志的父亲杨老伯下楼来探视说：“你们这大夜还不睡有什么话说不完啊？！”我和阎公对老伯说：“我们年青人碰到总是喜欢文娱，你请去睡了吧！”老伯说：“我知道你们在开会，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健康才对呀！”阎公同志当时患痔疮流血很厉害。杨老伯，他是很同情我们搞这些工作的，他的医理很好，经常与玉章同志和其他同志看病不要钱，还要包检药。
       一九二四年我在成都与阎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后来，我入党是阎公介绍的。
       我曾经向阎公说：傅双无这个人很坏，闹不团结，不服你，
       可以找愿龚同志去说服他。
       我到重庆开会，决定放弃泸州，留公叫我赶快走。那天我走了一百四十里，刘湘知道了，派人追了一百里。
       我在泸州突围出来在荣县地界碰着对头兰文彬，他坐在轿子里，戴墨眼镜，我一看见他马上转弯走山路，他发觉后立刻派人追赶，没有把我们找到。
       回忆重庆“三·三一”惨案迄今三十余年了，它的性质是反革命派和中国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人民民主势力的一种反革命行动。大批的革命分子，共产党员遭受屠杀。但其结果并没有消灭了人民革命力量，相反却更加激起了人民大众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派的仇恨，更使人民认清了反革命的狰狞面貌，在斗争中更加团结和壮大了革命势力，一直到推翻反动统治为止。革命先烈的鲜血没有白流，无效先烈为革命流血牺牲。他们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仰和学习。我们应该更加奋勉，更多更好的为人民做一点事情，来纪念他们。
      
忆杨阁公同志 \( ^{*} \)

       吴玉 章遗作
       锦官城外建红旗，
       革命潮流卷华西。
       为救万民于水火，
       不辞千里转成渝。
       打枪坝上留英迹，
       扬子江中失健儿。
       血沃杜鹃红四野，
       巴山蜀水更神奇。
       回忆阎公四哥
       杨尚昆
       今年四月六日，我的四哥杨丽公壮烈牺牲已经整整五十二年了。中共四川省委重新修复了被林彪、“四人帮”砸烂了的他的墓碑。这座墓碑是一九五七年在我的家乡潼南县双江镇树立的，敬爱的朱德委员长曾亲笔题字：“一九二七年重庆三月三十一日惨案牺牲烈士，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书记杨丽公同志永垂不朽！”今年一月，邓小平副主席又为即将出版的《杨丽公日记》亲笔题写书名。我作为革命的后来人和烈士的亲属，真是百感交集。
       杨丽公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组织的优秀领导人。他十五岁就参加了革命活动，一九一三年考入江苏军官教导团，受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影响。一九一五年反对过袁世凯窃国称帝。一九一七年留学日本后，曾因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和支持“五四”革命运动被日本当局拘留、逮捕并坐过牢。一九二〇年回国以后，他和吴玉章、刘伯承等同志在四川一面进行马列主义的启蒙宣传，一面进行革命的组织活动。一九二五年，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他们在重庆创办了“中法大学”，由吴玉章同志担任校长，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阎公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期间，曾于一
       九二六年九月为反抗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轰万县事件，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迫使英国军舰和所有英国侵略者撤离四川。国共合作组织国民革命军北伐时，由杨阁公、朱德、刘伯承三同志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的军委，努力争取所有地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并于一九二六年宋策动了顺庆和泸州起义。
       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阴谋勾结帝国主义叛卖革命。三月，在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的当天，英美等帝国主义公然出动军舰炮轰南京，死伤两千多人；与此同时，蒋介石举起屠刀在江西杀害共产党人。在危急的形势下，闻公同志果敢地发动群众坚决反击反革命的进攻。他主持的中共重庆地委三月三十一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卖国，支援北伐战争，拥护武汉革命政府。蒋介石密令四川军阀对参加大会的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当场死伤八、九百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重庆“三·三一”惨案，成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序幕。
       四月四日，闻公同志不幸被捕，敌人对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闻公同志始终威武不屈，痛骂敌人卑鄙无耻。临难时他激昂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十分害怕，割下他的舌头不准他喊。他嘴不能言就用鼻子狠狠啄斥他们，对敌人怒火满腔，横眉怒视。刽子手们吓得胆战心惊，他们无计可施，竟残忍地挖去他的双眼，闻公同志连中数弹，英勇就义，表现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崇高革命气节。闻公同志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就是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革命先辈，在他牺牲四十年后，竟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为“叛徒”，破坏了他的坟墓，砸烂了他的墓碑，这
       最明显不过地暴露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反革命真面目。
       闹公同志不仅是地方党组织优秀的领导人，也是我早年的革命引路人。他比我年长九岁，从小活泼、胆大。在我很小的時候，他就给我讲太平天国、义和团、梁山泊英雄、白莲教起义等革命故事。有时候他也给我讲他自己的斗争经历。比如：一九一六年他十八岁的时候，曾经秘密地到江阴炮台策动官兵起义反对袁世凯。他在上海运送军火时巡捕到处追缉，他穿弄堂、越虏顶，机智脱险。这些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一九二四年，我在成都高师附中读书。经周公四哥介绍，我结识了几位高师的学生，他们都是周公四哥和吴玉章等同志组织的革命团体“中国青年共产党”（一说为“中国青年共产党四编者”）的成员，我在他们那里听到了一些革命道理，受到诱导和启发。同时周公四哥介绍我同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廖恩波（后曾任四川省委书记）相识，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读书会。当时读的书，如《欧洲社会思想史》等，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我从这些书里已经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
       有一段时期，我二哥买了许多书刊，既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介绍苏联情况的《劳农政府》和《新青年》、《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也有国家主义派出版的《醒狮》周刊一类反动宣传品。这些书刊，五光十色，我浏览后不甚了然，就给在重庆的四哥写信，谈自己的阅读感想和不解的问题。四哥总是热情地给我回信，详细阐述他的观点，告诉我他在探索革命真理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帮助我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在日记中记载着：
       “午间与五弟等一信，指示他进行的方略，读书的捷径，对于主义研究所得的，全数告他，免他再走歧途。”“五弟迹近状很详，他的思想已变了。”几十年后读到这些，我仍止不住心潮起伏：我正是在四哥的帮助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和他一样背叛了原来出身的剥削阶级，投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
       一九二四年，阎公四哥在成都的时候，经常和吴玉章等同志在娘娘庙街我们家中开会。我进进出出，他们并不避讳，有时我也坐在一旁听听。四哥在会议空隙时还给我讲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一九二五年我到重庆，四哥一见面就给我两本介绍科学共产主义的小册子，要我认真阅读。在重庆，党的地委也常在二府衙我家中开会。有时候缺少会议记录，四哥征得同志们的同意，常让我作记录。割腊板、印油印等工作我也参加，还常做交通，给吴玉章、刘伯承等同志送信。一九二五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的重庆团地委，是阎公四哥同肖楚女、童庸生等同志一起筹建的。
       一九二六年，我决定到上海求学。当时父亲和二哥希望我去学工，他们认为国家落后，只有发展工业能够挽救中国，阎公四哥却不同意。他说，国家惨遭国际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压迫和剥削，靠“工业救国”只是幻想，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他主张我进上海大学。那时上海大学实际上是在我党领导下办的，这个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党的力量很强，百分之八十是党团员。我清楚记得四哥送我赴上海的情景：他亲自送我坐小木船到江心上长江轮船，把我托付给一位地下党员。我依依不舍，他紧握着我的手一再地鼓励我，特别叮嘱我要听从党的领导，好好学习革命理论。这是我们兄弟两人最后一次谈话，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到
       了上海，我带着四哥写的介绍信，找到了罗亦农同志（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终于进了上海大学。学习期间，吴玉章同志多次从四川经上海去广东，每次都带来圈公四哥对我的嘱咐：要我努力在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要能经得起考验。
       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阎公四哥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我痛彻肺腑，多夜不能入眠。他那亲切的面影，炯炯的眼睛，生前进行革命斗争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为了揭露四川军阀的罪恶，为了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他费尽辛劳，徒步到工人、农民和学生中去演讲，常常一天要跑几十里路。奔跑回来又赶着起草文件、布置工作，一直忙到深夜，从不知道疲倦。他那种干革命废寝忘食，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深深激励着我象他那样继续战斗！同时，我又为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革命战士，我失去了早年的革命引路人——不断关怀我，教育我的亲兄长而失声痛哭。
       五十多年来，无论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艰难时刻，还是处在敌人逼迫包围的危急之中，特别是在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迫害的十多年里，只要一想到阎公四哥及无数革命先烈“头可断，志不可夺”的英雄事迹，我们就增强了无产阶级必胜、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和林彪、“四人帮”一伙作斗争同样需要不怕死，不怕杀头，我是决心同他们斗争到底，如四哥所说：“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毛主席常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幸存者。我想：我们这些革命的幸存者，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自己的全部身心交给人民，交给党，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终生奋斗。这才对得起抛
       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
       四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奋斗得来的结果，才是真快乐。”当前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多，任务还重，在加快实现四化的历史新时期，我们一定要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遗忘化宏图，浩荡慰忠魂”。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遗愿，一定能够把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中国建设得繁荣富强，用以告慰成千成万的先烈，让他们在九天之上同我们分享新的斗争胜利的欢乐！
       阎公四哥，永垂不朽！
       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一九七九年二月于广州)
       回忆和怀念
       任白戈
       杨俪公同志英勇就义已经五十二周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立了新中国，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进行新的长征。目睹当前全国这种万众一心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能不令人思念起那些为人民英勇牺牲的同志。每当我想起阎公同志，萦回于脑际的怀念和哀思，不禁汹涌如潮。
       阎公同志是四川省潼南县人。在我党的初建时期，他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曾在前都组织过马克思主义团体。以后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尽毕生的精力为党工作，不顾个人一切，共产主义风格感人至深。他家中弟妹子侄亦多受他影响，参加了革命，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四川党组织的领导人。那时四川党的领导机关设在重庆，名叫四川地方委员会。实际上只有书记、组织、宣传三人组成干事会领导党的工作。团的组织亦是如此。阎公同志任党的书记，所有同志都对他非常尊敬和热爱，称颂他是难得的好领导。
       团结起来 亲如手足
       阎公同志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富有无产阶级的感情，善于团
       结同志。他对同志犹如对待自己的亲兄弟，把大家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他对人严肃认真，不多和大家开玩笑，但在工作中态度和蔼，尊重同志，平易近人，使人不感到一点拘束，愿意和他亲近，有话愿对他说，所以他对党内的思想情绪很清楚，讲话从不无的放矢。同志有缺点和错误，他总是及时耐心地找本人进行批评教育，先弄清楚错误的原因，然后再晓以道理，使其认识错误，心悦诚服的愿意改正。他从不对同志发脾气，以领导者的身份训斥别人。大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都感到心情舒畅，毫无顾虑地积极努力地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所以各方面的工作和斗争都获得显著成绩。
       他在重庆有一个家，地点在二府衙。他本人常常住在党的机关里，只有一些公开的会议和同志们会面才在家里。但二府衙却成了同志们接头休息之所。他经常穿一套旧西装，生活很简朴，但他对一些经济上困难的总心是尽力帮助，许多同志有时没有饭吃就跑到他家里去。他家里的人，由于受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对待这些同志也犹如一家人一般。他的父亲杨淮湾先生也把这些同志当作子侄看待，常常挽留一些赶不回家吃饭的同志在他家里吃饭。二府衙俨然成了一个革命大家庭。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一件事情：一九二六年冬天，我住在团的机关里当时我任团的宣传部长，一夜不慎，衣服被小偷盗去了，第二天我简直无法起床。阎公同志听到消息，马上就设法叫人给我买了一身衣服来。事后我才知道，他经济并不宽裕，当时手中没有钱，还是把他爱人赵宗楷同志的首饰当给了我买的。他对我这样无微不至至的关怀和爱护，使我终身难忘。
       忘我工作 奋不顾身
       阎公同志身体瘦弱，从来不顾疲倦地工作。我们接近他的人都知道他大便带血，身有疾病，劝他治疗，他却说，现在北伐军进展很快，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帝国主义炮击万县，造成万县惨案。阎公同志马上组织党团员发动群众，组织“万县惨案鲁迅会”，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对英帝国主义运动，支援北伐战争。北伐军打下武汉以后，他不但要秘密领导党的工作，而且还要公开出面领导国民党省党部（左派，住莲花池）的工作，正如在一场激战中不下火线的指挥员一样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的身体，一天天更加消瘦下去，同志们都很着急，而他却满怀豪情地说，革命需要我们作出牺牲，我们就应当不借自己的生命为党工作，到北伐胜利以后再治病。他一心为党工作，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在他的模范作用的影啊下，当时党团员中有些有病的同志带病工作，大家一心扑在革命上，长期和国民党西山派（右派）、国家主义派以及反动军阀进行斗争。
       特别是一九二六年冬，刘伯承同志四川发动颇（庆）泸（州）起义，打出国民革命军的旗帜以后，四川军阀非常恐慌，纷纷奔走于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要求加入国民革命军的行列，党内党外的重要工作都担负在阎公同志的肩上。他既要出谋划策，又要与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接谈，真是忙得废寝忘餐。为了团结国民党左派力量，商讨在新形势下国民党应当开展的各项工作。这时在重庆召集了国民党第一次省代表大会，整个会议的筹备工作以及大会的行政秘书工作，他都分配了党团员去负责。我被他分配在秘书处工作，负责大会纪录和新闻稿件的责任。通过党团员的模
       范作用，带头作用，整个大会始终在他的领导下顺利进行。在会议期间经过他同左派国民党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作了许多工作，终于团结所有到会的国民党左派，最后大会通过了我党拟定的各项工作决议，推动了国民党左派同我们一道与西山派、国家主义派和反动军阀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展了四川的革命形势。
       坚持原则 一丝不苟
       在国民党省代表会议期间，正是全国革命浪潮在四川澎湃发展的时候，一些国民党左派要求入党，也有一些投机分子想混进革命队伍中来。阉公同志向我们提出慎重发展党团员的指示。当时，前来出席国民党省代表会的成都赤心评论社一批人要求入党。这一批人在我建党党初期曾和阉公同志一道组织过马克思主义团体，后来，阉公同志作了共产党员，而那一批人另成一派，办有《赤心评论》杂志，发表他们常有社会民主党思想的言论，大家就叫他们作“赤心评论派”。他们在成都组织有工会和国民党组织，但他们也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阉公同志也想通过他们当中几个真心革命的人入党，共同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把成都的工会和国民党组织统一起来，就派我党当时成都方面（包括川西）的领导人刘愿庵同志和我同他们那一方面的傅双无、吕寒潭商谈。他们要求整个赤心评论社的人集体入党，我们坚持阉公同志的指示，要按照党的入党手续，个别入党。他们和我们谈不成功，竟然直接找阉公，拿出过去的老关系作为集体入党的理由之一。阉公同志始终坚持了党的原则，不同意他们集体入党的要求，同时又以昔日的友谊语重心长地劝告各自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结果双方达成一个统一战线的协议：工会组织不必合并，但
       在参加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中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统一合作。国民党组织共同组织成一个成都市党部，双方共同担负领导责任，把那些对外活动出风头的事让他们去做。事后证明，这些要求集体入党的人完全是一批投机分子，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成了蒋汪合作的国民党党员，并作了汪精卫的改组派。
       同一时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通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到重庆招生，委托国民党省党部大力协助。我党中央曾有指示到来，本期军校招生只能招收党员和真正的国民党左派以及同情我党的革命学生，对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和反共分子一律不收。阎公同志和军校招生负责人陈维中协商组成一个招生委员会，调集教育界有声誉的教师作“试官”，并要我参加对考生的政治审查，我们在阎公同志领导下，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和反对派进行了斗争，把国民党右派分子挡了出去。而我们的党团员及革命青年被送上了军事斗争的岗位。我军杰出的领导人之一的罗瑞卿同志就是其中一个，他们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威武不屈 巍若泰山
       国民党省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国民党右派答应把国民党省党部搬到巴县议会里去办公。“总土地”省党部的招牌摘掉了。重庆市党部成立了。几所学校的反动校长也撤换了，各种群众团体公开活动，特别是学生运动成为一支打击反动势力的巨大力量，形势一派大好。但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仍然是非常尖锐复杂。四川军阀勾结蒋介石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黑暗潜流，对革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当时，一方面四川军阀纷纷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一时杨
       森、刘湘、赖心辉、邓锡侯、刘文辉都分别宣布为国民革命军甘军、廿一军、廿二军、廿八军、廿四军五个军；一方面他们又对已经起义的，以刘伯承同志作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的几路军队进行围攻。周公同志面对这种矛盾的复杂的险恶的形势，及时召集会议，同党团负责同志研究讨论如何争取各方面力量，并利用四川军阀内部的矛盾，开展统一战线，争取一部分军队不追随蒋介石与人民为敌。他决定把当时一批黄埔军校的四川学生，派往他们有亲戚或同乡关系的部队去工作，还派了几位在社会上地位较高的同志到几个师去作政治部主任，以稳定革命的形势，使四川军阀不致于完全跟着蒋介石走，但竟未料到已经完全背叛革命，并与帝国主义勾结，要在全国实行反革命屠杀的蒋介石，早就派了卢锡卿、向育仁等到四川暗中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他们策动了四川军阀刘湘、王陵基、兰文彬之流，奉蒋介石之命制造“三·三一”惨案。
       在一九二七年春天，虽然重庆全城的驻军都换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旗子，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还在继续进行反共的宣传活动，国家主义派也比往常猖獗起来。在街头经营发生左右两派学生的对抗宣传和斗争。驻重庆的军阀表面上只承认左派国民党各党部是合法的，而暗中又多方庇护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卫戍司令王陵基就是国家主义派的后台。三月十二日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上，奉命到重庆进行反共活动的卢锡卿公然发表了右派反共演说，周公同志当场就针锋相对地痛斥了这帮反动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革命行为，伸张了革命的正义。
       这时期，帝国主义为了配合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制造了炮击南京的惨案，重庆的群众非常愤激，不断涌向街头进行反帝宣
       传和示威。为了显示广大革命群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的力量，压倒反革命气焰，阎公同志和同志们议定并与国民党左派一些负责人商定，在重庆打枪坝（当时最大的广场）开一个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抗议英帝国主义炮击南京的罪行。群众的动员，会场的布置和大会的组织都定好了。但驻在重庆的军阀和南岸的阎曹夔阳、申文英等则准备趁这个大会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他们甚至通知停泊在龙门浩的帝国主义军舰脱下炮衣准备进行炮击。三月卅日午夜，阎公同志从各有关方面的可靠人员中得知上述情况，当即召集党和团的负责人开紧急会议，讨论决定第二天开大会的问题。大家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与紧迫，若大会不开，一方面表示我们被反动势力所震慑，一方面失信于群众，损害党的威信和有关共产党人的革命气魄。阎公同志严肃而坚定地说：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反动派要屠杀我们，不取决于我们这个会开与不开，要革命就不怕牺牲，怕牺牲就不是共产党人。我们决定会议仍然开。全体同志都作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当时担任党和团的妇委书记的两位女同志，还把自己的名字装在衣袋里，为在牺牲后便于别人辨认。阎公同志不仅具有不怕流血牺牲的无畏气概，同时二为保护党的组织和同志作了周密的安排，连夜又布置了几项紧急措施：参加大会各校童子军必须带着木棍和绳索，在会场四周用童子军棍交叉架成栅栏作为井戒，还组织工人纠察队在场内巡察，维持秩序；各单位必须清点人数整队入场，不许外人插入。同时阎公同志还邀请了黄霖颜（当时任刘伯承同志部下第一路司令）和驻防江北的向时俊（杨森的师长），带着警卫去参加大会，坐在大会主席台中央。黄霖颜原属于邓锡侯部，他加入刘伯承同志的起义队伍，仍驻合川，没有别的部队去攻过他。杨森
       当时势力雄厚，刘湘还不敢对尚时俊开刀，所以阎公同志同他们一起在主席团里，反动派不敢向主席团开枪射击。反动派原来的计划是派便农特务进入会场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此计未能得逞，竟丧心病狂地在大会开始后向会场开枪屠杀。会场发生了动荡和混乱，便农队冲进会场开枪，大会冲散了，阎公同志就随黄、向的卫队撤离会场的时间，隐入人群，从通远门下面的城墙跳下脱险了。因为通远门一面城墙下有些乱葬坟，土垒较高，我和部分群众也是从城墙跳下跑走的。《新蜀报》的主笔漆树荣被反动派当作共产党人当场打死，其实他仅是国民党左派，一位知名人士（他著有《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监察委员陈达三当天也被打死。许多群众惨遭杀害。一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被打入地下。特务横行，白昼提枪杀人。我党受负责组织工作的冉钧同志，就在事件的第二天，被敌人便衣队打死左街头。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四川的革命形势受到挫折，但在反革命风暴来临之际，阎公同志那种巍若泰山威武不屈的革命气节，与月日同辉，与山河长在。
       最后的诀别
       在“三·三一”惨案发生后第二天的夜晚，阎公同志把党和团的负责人找到他夫人的长兄赵家一座房子里去讨论“三·三一”惨案后的工作问题。他向我们分析了形势，认为这决不是四川局部的问题，他必须到中央汇报工作，得到指示后，马上就赶回来。并要求同志们尽快把牺牲了的同志掩埋好，把打散的同志重新组织起来，整理组织，转入地下。对于一些在重庆隐藏不下的同志要疏散到安全地方去，千方百计保存革命力量。谁知道过了
       两天，我们就得知他在轮船上被捕的消息，随即又听到他牺牲的噩耗，非常悲恸，许多同志泣不成声。我不但失掉了一位敬爱的同志，而且失去了一位革命的老师，一想起他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就想到他对同志的热爱的种种情景，不禁悲感交集，万没想到我们在赵家同他会面的那一次，也就是我们最后的诀别。我过去不知道阎公同志究竟哪天牺牲，就把这最后诀别的日子作为永久的纪念而铭记在我的心中。每当我处在险恶的境地，险遭逮捕时，我就想起他。当着我被捕关押在牢房的时候，我也想起他，联想到其他熟悉的革命先烈，更激起我对敌人的深仇大恨，更加坚定了我的斗争意志。革命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我们活着的，继续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回忆这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经历，阎公同志是我第一个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领导人，他的高尚品德的榜样，对我起的教育作用，我是终身难忘的。
       万恶的“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迫害老一辈的革命家，对烈士的亲属也不放过，他们在迫害杨尚昆同志的时候，把杨阎公同志的子女当作“反革命”家属一同迫害，根本不承认是烈士的后代。“四人帮”对革命先烈的憎恨比蒋介石反动派还有过之无不及。但是，革命洪流势不可挡，万恶的“四人帮”终于被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被他们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而今，在祖国的大地上，先烈们开创的革命事业正一日千里向前发展；烈士们的鲜血浇灌的革命之花盛开怒放，更加鲜艳夺目，欣欣向荣。阎公同志有知，一定会合笑于九天之上。
      
杨阁公同志和我们两次谈话

       张秀熟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预定在江西南昌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四川省教育会选举我为四川出席代表，前往参加。在这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已自广州出师北伐，迅速进入江西、湖南，革命浪潮，弥漫全国。我和成都党组织负责人刘愿麓等同志研究，大家认为趁此机会出去了解一下革命形势，对党的工作，对个人，都有好处。我遂决定前往，并拟定“请确定反帝反封建为教育宗旨”的提案，在省教育会评议部通过。
       九月中旬，我到了重庆，住在县庙街巴县国民师范学校。校长是张仲祺，教务长是杨砺坚。一进学校，即见到充满革命气氛，室内室外，满贴着革命标语，有的还署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巴师支部的名称。下课铃一响，便听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吴佩孚”，“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口号声，震彻校内外。师生们团结紧张，一片热气腾腾，给我一个在成都未见到的印象。
       我到重庆第一件大事是到总组织报到。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二府衙杨阁公同志家里，当面向他投交成都党组织给我写的党员介绍信。这时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相当于后来的省党部）设在重庆，杨阁公同志是书记。
       当时四川省会虽在成都，但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都视为必须掌握控制的战略重地是在重庆。党的四川地方委员会设在重庆，实际上由党所领导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一般称为莲花池省党部）设在重庆，反动的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省党部（初为冉家巷省党部，后为总土地省党部）也设在重庆。北京政府所委任的“督办四川军务幕后事宜”封建大军阀刘湘，更拥重兵设署于重庆。阎公同志既是秘密党的四川地方委员会的书记，又是公开的属于广州系统的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他以这个公开机构、公开地位、公开身份，和同志们一道，运用各种公开的、秘密的方式，领导组织广大群众，展开工运、农运、学运、兵运，争取社会上层进步力量，和封建军阀、国民党右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当时最中心的目的，是要配合国民革命军消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在四川的残余势力，促成北伐的胜利；同时积极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影响，牢牢掌握党对革命的领导，以确保革命的胜利。阎公同志在询问我成都方面的情况后，几次约我到他家里，讲解了当前国内的全部革命形势，分析了四川各军阀的不同动态，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阴谋。刘湘在表面上做得很倾向左，接受莲花池省党部的指导，暗里仍与冉家巷右派深相勾结；南岸团阎曹夔阳、申文英，拥有地主武装，高呼反共，后台仍是刘湘给予支持。但尽管敌情如此严重复杂，在不可抗拒的革命浪潮下，武汉将迅速被北伐军攻克，四川军阀将要完全动摇；随着工人、农民的组织大发展，土豪劣绅的反动势力亦将崩溃。当前的一切，决定于我们的工作，我们须采取各种形式的斗争，斗争便是我们的工作。阎公同志谈到这里，他那严肃的神态，坚定的意志，明确而有力的语句，表现出“虽
       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使我听了稍稍为之一振，直到现在犹铭记在胸怀。
       这时正在万县九五惨案以后，反英烈火在全川沸腾，重庆在党的领导下，声势更是雄壮。工人、学生、市民组织的宣传队，在街头，在广场，在工厂，在农村，在长江、嘉陵江两岸，在南北温泉公园，五彩缤纷的手旗，配合着“打倒列强”的歌声，整个重庆的气氛，似乎已沐浴在革命的海洋洪涛里。特别是一个夜晚军民联合组织的反英示威火炬大游行，十几万人长长的行列，高举着竹片扎成桐油浸透的火炬，高唱着各行业、各单位自编自唱的战歌，山城怒吼了，大地震动了，整个天空红亮了，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的群众大集会。一股熊熊的烈火，正在每一个人的胸腔燃烧着，我也不知不觉挤进了人群的行列。事后听说阎公同志和李俊亭同志还有许多同志都正在前面领队。阎公同志就是这样没有一时脱离群众，到许多公共场合，到工厂，到学校，到农村，问疾问苦，宣传组织。我每次到他家里，楼上楼下，都有人频频往来。他一身肩两克重任，他的家又就是中共四川地委秘密的接头机关，既有公开工作，又有秘密工作，这真使他应接不暇。但他给我的印象是：愈艰愈危有勇气，愈紧忙愈显精神。他曾向我谈到，不论军事政治甚至细小如群众组织，都要通过刘湘，但刘湘是北京政府所委任的四川军务督办，重庆还是北京政府所统治的区域，而他所公开代表的是广东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和刘湘完全是敌我关系。要在敌人统治下公开进行革命活动，要分化瓦解敌人，要向他们讲明革命的大道理和只有走这条路才有前途，还要迫使他们虽然思想反抗但大势所趋不能不暂时服从。作为一个革命者来作这番工作，不能采取过去纵横家权谋
       术的手段，更不能用无原则的妥协方式，而只能光明磊落的对他们说服、批评、抗议、驳斥，并积极争取他们，帮助和支持他们尽管是暂时有利于革命的要求。圈同志列举了好几次他和李筱亭同志怎样和刘湘接洽，谈判种种斗争经过，“使我获益不少。
       我差不多在重庆住了一个月，由报上看到，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南昌会议延期在上海举行。阎公同志给我写了武汉、上海的组织介绍信，我就乘轮东下。到汉口时，武昌刚解放两、三天（十月十日），我到武昌大学去交介绍信，路过汉阳门，城门洞犹充满血腥气。武汉党组织负责人之一是任开国同志（四川青神人，武昌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汪精卫叛变革命时牺牲），他一接到介绍信，欢喜地要我作一四川革命形势报告。我就根据杨阎公同志所谈及最近所了解的发展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以后到上海、到广州都是如此，我这时才感到阎公同志似有先见。而当时的印象使我难忘的，是我在每地作了汇报后，当地的负责同志又必然向我详细介绍一次当前、当地革命形势。
       我在武汉和上海，都呆了一段时间。在上海县教育会，由衷希涛、黄炎培约集了不到十个省的代表，匆忙地开了一次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座谈会即行结束。这时北伐军的一路已在江西逼近南昌，吴佩孚残部退出武胜关，张宗昌的铁蹄正在南京、上海一带受阻凶猛。为了深入了解革命形势，党中央组织部介绍我到广州。
       到广州后，我又看到一次几乎似群众自发的规模极其壮大的庆祝北伐军占领南昌（十一月八日）的大游行。我经常到吴玉章同志寓所，听了许多消息，特别是蒋介石占领南昌后，态度陡变，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搬到南昌，限制工农活动，一时亲炎派、亲日派的政客王正廷、黄郭、张群，以及中国大资产阶级代
       表康治卿，都翊集南昌；反对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迁都武汉的决议，坚持要迁都南昌，由他掌握。在这新的形势下，玉章同志认为四川工作特别重要，促我速回四川，他也将到武汉。
       我回到重庆，已在十二月下旬。刘湘已于十二月八日就了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职，杨森早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宜昌就了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职，刘文辉、赖心辉、邓锡侯、田颂尧亦都奉委为国民革命军军长，总土地右派国民党省党部已被封禁，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开了第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成为唯一合法的领导全省军民的党，一时门庭若市，贺众欢腾。我见了阎公同志，感到他眉宇间英气益见焕发，目光炯炯，更是射人，但更沉着老练，颖际微露绉纹，不多言说，若有深思。我向他简要汇报了几个月所见所闻，特别评述了最近所知的新的情况。他谈道：革命刚才开始，工作较前百倍艰巨，除了大力组织工农外，我们还需要有自己的武装。他简略地告诉我党在川北（顺庆）川南（泸州）的军事布置外，更提到川西彭崇一带已有联系，成都方面应就近抓紧这一项工作。
       这次见面不多，但不料很快就成死别。
       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阎公同志遇难，我无限悲痛与愤怒。但我一念及阎公同志遗言：“一切决定于我们的工作”，“斗争便是我们的工作”，我马上止住热泪，把握住正确的方向盘：斗争，工作；斗争，工作。所幸倏忽五十二年，尚无愧于阎公同志。
       阎公同志精神不死！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杨阁公同志领导的几次重要斗争

       周钦岳
       杨阁公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第一个省级组织——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个书记，他领导四川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在“三·三一”惨案中敌反动军阀搜捕，坚贞不屈，壮烈牺牲，是在广大人民中长留纪念的优秀革命领导人。阎公同志牺牲五十二年了，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程中，“三·三一”惨案实为蒋介石“四·一二”大叛变的序幕，亦为四川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的光荣开端，是一件历史的大事。人们自然要无尽追忆这些往事而蹈励奋发，急起直追。我深切怀念我的战友，忆起我亲身经历的几次重要斗争，朴质说出，以彰忠孝而励来兹。
       一、粉碎国家主义派的大胜利
       国家主义派出世以来，一直与共产党为敌，千方百计，毒害青年，破坏革命。它的头子曾琦、李璜都系四川人，有地理、历史背景，以四川为其活动发展组织的根据地，而尤重视重庆的地位。他们勾结军阀，欺骗青年脱离革命道路，进行反共勾当，以抓教育基地为主。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间，他们经过种种图谋，以其得力干将徐孝匡出任重庆联合中学校长，杨叔明出任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这两个学校，在当时重庆来说，是两
       个学生人数最多，最为社会所注目的学校。徐、杨奉行国家主义的狗化教育，严格限制学生政治活动，尤其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活动，两校学生极为不满，暗中参加党领导的活动，但受到歧视，自然也有少数意识模糊的青年为所蛊惑，供其驱使，与革命势力形成对立。
       一九二六年“五卅”周年纪念，由周公同志实际领导的左翼莲花池党部召开群众大会，扩大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教育和影响，群情激激，参加大会的人数极为踊跃，并游行示威，声势浩大，效果极好。因而大会延至六月一日举行。《新蜀报》发登大会特写长稿时，我特瞩留给我亲自编发（当时我主编大版新闻，不编省市新闻）。在这特稿的小标题上，我突出“惟联中女师不参加未免美中不足”。
       六月二日午前八九时间，联中女师学生三四十人，由联中刚毕业的学生宋继武率领来报社向我质问，要赔偿两校名誉损失。强要《新蜀报》登大号字道歉启事。并将启事印三千份作传单。我当即看出这是“狮子狗”利用部份被欺骗的学生有计划地打击《新蜀报》和我，以此开刀，作为国家主义派扫除障碍，打开局面的手段。我不能责怪学生，避免冲突，伴为应允。最后，要我亲去两校向学生道歉，于是把我围成一圈拥出报社，沿路高呼：“打倒《新蜀报》的滥总编辑周某某！”“打倒滥留法勤工学生周某某！”“打倒卢布虫周某某！”这样到了女师校。学校主要负责人大我都认识，却故意躲开，让学生来对付我。末把我领至学校礼堂，要我向学生鞠躬道歉，我即发表讲话：“我也是青年，刚出社会，知道青年应为正义奋斗，我相信我一生将为此努力……”时，学生立起骚动，宋见势不妙，便说：“算了！算了！”将我
       引国会客室。（宋先属国家主义派，后来觉悟过来，参加党的组织，在汉口江岸二七工会工作。我一九二七年到汉口时，他特来相会，握手言欢。汪精卫叛变后，实行所谓“清党”，宋首先被捕杀害）。项间杨叔明、徐孝匡燃烧地走了出来，假惺惺地说：“我们不在，学生干出这事，请原谅……。”我漫应之：“青年嘛，没关系”。我面请了两位校长下午到报社商谈之后，便匆匆回社。当我到社时，已见阎公同志来社等我，他一面向我慰问，一面略询情况，指示“全面反击！”同时新闻界已有多人到社开会，即成立“重庆新闻界雪耻大会”，从第二天起，各报每天辟一专栏，揭露声讨“狮子狗”的暴行，全面展开斗争。莲花池党部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纷纷发“快邮代电”以及各界主持正义的人士发表评论，痛斥“狮子狗”。接着，成都报纸以及泸州、顺庆出版的小型报，无不响应声讨，形成全川舆论的总攻。徐、杨处于极端狼狈孤立的境地，曾先后两次央请王缵绪（刘湘的师长）、郭勋祺（刘湘的旅长，对新闻界较有好感）出面调处。全川新闻界持续斗争达一月之久，最后郭勋祺再次出面调处，由徐、杨具名在各报登道歉启事（经新闻界同意了的），并离开两校，夹着尾巴走了，被清洗出教育界。从此“狮子狗”在川势力，一败涂地，臭名远扬。这是阎公同志领导的有声有色、大获全胜的斗争。社会上一般称为“六·二事件”。
       二、奸计未逞的“鸿门宴”
       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翼党部领导的革命力量同总土地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势力的斗争，自一九二六年初成立共产党省级组织以来，针锋相对，进入白热化。北伐军到达武汉后，革命声威，极
       度高涨。驻重庆的军阀刘湘，迫于形势，易帜为国民革命军廿一军，驻万县的杨森易帜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这些诸张为幻的封建军阀，意存观望，保全实力，伺隙投机，而对革命势力既恨又怕，虚与委蛇，坐观其变。刘湘易帜后，也作些表演姿态，如成立军政治部，派他的亲信师长罗仪三为同莲花池党部的主要联络员，并将他所部的团营连排长等参加短期政治学习班，请莲花池党部派员作教官等等（我们多人都被聘请），以示好意，实则他又要派他的军事长官去作精神讲话，服从他个人的领导。他的内心无时无刻不想铲除革命力量，尤其刘部最反动的部属如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师长兰文彬时时扬言将置某某同志于死地等等，早为人所习闻。
       一九二六年底，响应武汉革命政府的号召，在留公同志兼任书记的中共四川地委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顺庆、泸州先后相继武装起义，刘伯承同志被任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长兼总指挥，黄赫颜同志为付军长。为缓和局势和联系起见，伯承同志也请当时任刘湘军事训练（实际为高等顾问）的陈达三同志（莲花池党部的监察委员，曾任四川军事速成学校教官，系刘湘老师之列，又曾是熊克武的参谋长，与伯承同志有密切关系），代表他宴请刘湘及其师旅长等于大梁子（现新华路）万国储蓄会楼上西餐厅。该厅地点设置极为特殊，进口为一宽阔巷道，接连为一大坝，餐厅即在靠近大坝北端的一边，由短而宽的木梯上去，单独一厅，并无其它建筑，三面都为高的风火墙同其它街房隔离开来，一般称为口袋屋。我被邀参加，到的较迟，于进门时，已见多乘大轿停放坝中、乔兵多人拥在坝里。莲花池党方参加的，除主人陈达三外，有杨韶公、李筱亭、陈宣三、张克勤等同志以及教育界
       的肖华清同志（巴县中学校长）和新闻界的我等。刘的师旅长大都出席，刘湘本人最后到。席为马蹄形，我方和师旅长们各坐一边，仿如对峙一样，气氛极不融洽，军爷们面无喜色。
       入席后，主宾刘湘和陈达三、杨韶公、李筱亭四人分坐在首位。达三同志起立简短致词，代表刘伯承同志表示竭诚欢迎之意，继由阎公同志起立致词，表情一如往常，他目光四射，不时两脚踏起，侃侃而谈，中心集中揭露说：“日来市面发现有称讨共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的快邮代电，并盖有关防图记，印色还是粘手的，不知甫澄同志（这是刘湘所部最厌恶的称呼，认为是侮辱他们的督办）见着没有？”当时空气有些紧张，刘侧身向阎公强作奸笑，有如《红灯记》中鸡山受李玉和斥责时一样，“哈哈！有这样事呀……”大家纷纷面面相觑，看出那些军爷们怒形于色与阎公同志横眉冷对严肃态度造成相反的对照。阎公同志说话不长，举杯祝酒，一如常习。警毕，师旅长先行离席告辞，我们稍后，仍见刘本人还在散坐与阎公、筱亭等闲谈，刘是最后告辞而去。在我们是第一次同刘湘及其师旅长们共宴，还未觉赛出简中情况。事隔几年，郭勋祺私下告我，那次宴会，王陵基、兰文彬等人原拟席间密令弃兵登楼，突然袭击，杀害莲花池党方赴宴的人，老奸巨滑的刘湘认为这样做，给他摆下祸事，难以辞责，暗示以后有机会的，因而坚决阻止，他延到最后走。常例，刘以位尊份大，任何宴会，他都最后到、最先走，这次极为例外。谁知道是一场反动军阀早前杀机，阴谋未逞的“鸿门宴”，与“三·三一”大屠杀具有连续性，前后对照，脉络显然。
       三、“三·三一”大屠杀的前夕
       革命与反革命的激荡斗争，愈演愈烈，各种谣言、暗潮，不一而足。王陵基的机关报——《大中华日报》，还有他所操纵而由团练督办何北衡领导的《团务日报》互相呼应，大肆造谣，什么汉口有女子裸体游行，哪里又在“开红山”（即大屠杀）……使人惊疑，势将发生什么事端，扰乱革命洪流。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英美帝国主义企图阻碍革命的迅猛推进，炮击南京，平民死伤多人，消息传至重庆，群情愤激，莲花池党部应群众的要求，号召即开群众大会，以示声援，定于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枪坝（现在自来水厂地址）举行。
       三月三十日中午，陈达三同志因由铜梁家乡送来了腊猪蹄子，并备豆花，约请杨丽公、李筱亭、陈达三、张克勤等同志和我在他五福宫坎下的寓所（现为产妇医院地址）吃家常饭。我走后，瞥见一人，烟灰模样，穿着长袍，抱一水烟袋，在上堂屋坐着，贼眉贼眼地不断向下厅瞅着（陈住下厅）。我问主人他为谁，他说：“王笠僧。”我立刻记起他系最反动军爷兰文彬的狗头军师，我说：“你为什么和他住？”他说：“住房子嘛，啥关系！”
       我们入席不久，李子谦同志（我们安置在刘湘军部的耳目）突然气喘喘的跑来了，一坐下就说起刚才军部（指刘湘军部）开紧急秘密会议，见军爷们匆匆而来，在楼上开会，警卫森严，卫兵把守，不许任何他人上楼，会毕，又见军爷们匆匆离去，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我们大家当即研究分析了一下，这对明天的大会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态，但您以为最多不过是冲会场，搞乱大会，或者打人、抓人，应十分警惕，有所安排。饭
       后，我和阎公先走，到通远门后，我俩分手，各走一方。这是一个先兆。
       我到新疆报社查询印刷工人罢工情形（当时各报都在停刊中），据知可能近期复工。三四时许，社长罗仪三来社，突然问起我明天大会的问题说：“据广益中学校长杨芳龄（老牌英帝国主义走狗，解放后被镇压）今晨赶来督办署（即左营衙门刘湘军部）密报，‘明天打枪坝群众大会，要冲领事馆、打教堂、洋行，龙门沿的英兵舰已卸除炮衣，并指向督办公署钟楼。’我知道这话有因，即说：‘你常参加群众大会，怎么也相信这些呢？你是军部对党的联络员，更应协助党部开好大会。’我并带笑的说：‘英英兵舰未必一炮就击中督署钟楼，太开玩笑吧！’最后我敦促他一定去和阎公同志切实商量一下，免生枝节，他默不作声，跟即离去。
       到傍晚时分，我去党部（已迁至邻近西三街新蜀报社的，原巴县县议会旧址）看阎公，询其与罗仪三商量的情况，见他独自一人在暗淡的电灯光下（当时重庆的电灯通通如此），双手抱头伏在办公桌上，在沉思什么，我走近时，他把放在面前一份由万县负责联系杨森部的某同志刚发来的密电给我看，我看后，系报告情况变化，请示行止的。我当说，回他“镇静待命”四字就行了。询知同罗仪三商谈情况，他说，罗仍含糊其辞，等明天再说。我抱着不安的心情，与阎公匆匆握别，熟知这一刹那竟成我和阎公战友的最后诀别！时时追忆及此，凄然不能自已。
       四、阎公同志壮烈牺牲前后
       “三·三一”大会那天早上，新蜀报社的主要成员如经理宋
       南轩、主笔漆南薰及编辑部同事等来我家早饭，商议南轩和我因社内关系变化，必须离社，暂去汉口，另作考虑，以后报社人事如何安排问题，决定由南薰多负对外事务之责（因他当时任杨森所部比较进步的同时使师的政治部主任），其他勉仍其旧。我以离家在即，家中仅有结婚几年的爱人和两岁多的男孩及三四个月的女孩，月仅收入四十元，报商请我住在天庙街（现民权路）的叔父，设法照料一下。饭后，各自分手，南薰去汀检坝参加大会主席团，我则去我叔父处。九时左右，街上极度紧张骚动起来，见有死的、伤的、血淋淋的男女青年学生，或由人肩扛，或用轿抬，络绎不绝，始知打枪坝发生了大屠杀，我立即躲进我叔父的内室，不敢露面。同时着人密告我的爱人，凡有人来问，只说我出去了，没回来，让人莫测究竟。午后，我约与我同住的陈作孚同志（留法勤工同学、任鄂勋拱城防司令部参议）来谈，询悉当场被杀害的仅知有漆南薰、陈达三和死伤群众数百人。杨韶公、李筱亭、肖华清等同志已脱险。我嘱他即时设法联系上衢公，要他出走，到武汉筹商一切，不要搭轮，免被追踪。但在情况混乱中，未能联系上。其时全城人心惶惶，不知还要出些什么事。而王陵基的几连手枪兵，提枪示威游行全城，杀气腾腾。同时全城张贴早已印好的卫戎城防司令部的血腥布告，读称“打枪坝工学冲突，致有死伤，毋得妄传惑众，违则严究”。陈达三同志在他离所门前被枪杀后不久，即送来刘湘的挽联。还有黄埔军校孙文学会的重要分子杨引之、戴弁等人，先后潜回重庆，向刘湘传达蒋介石镇压革命的密令。这就说明了惨案发生的种种内幕。
       四月一日，据告肖钧同志（党的组织部长）在蜈蚣岭步行中，被人指出，立被便衣兵枪杀，情势愈来愈紧张。午后，作孚
       同志来告，郭勋祺接我到他家暂避，我乘黄昏雇小轿潜往，至则见肖华清同志已先在那里。深夜与郭密商后，肖我二人化装他的弁兵，于四月二日清晨出发。一夜难眠，初晓时分，即起床换着军装，佩手枪，出通远门转临江门过河至江北征收局早饭后，华清和我换着常服，与郭分手急行，郭并派亲信手枪兵一人，便衣带小手枪暗中护送至黑石子小渡口，搭上洛碛的木船，逃出刘湘所部驻防的范围（木洞以下，即为杨森部向时俊师的防地）。我们在洛陵一宿后，经万县至宜昌。因候船等丁几天，偶遇我的同乡熟人，告以他在重庆上亚东轮刚要启碇时，突见有武装上轮搜捕了一对夫妇，据传系杨留公，但他不认识，不知是否属实。经我细询详情，推知闻公同志已被搜捕。抵达汉口后，得知我们的战友闻公同志已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在浮图关，中心沉痛，难以言状！
       阎公一生，对党忠诚，志节凛然，早置生死于度外。一直以病弱的身体，担负重任，坚持革命原则，与一切反革命势力，始终殊死战斗。辛劳艰苦，多谋善任，能在极端封建落后，军阀混战，川无宁日，社会腐朽，民不聊生，环境极端恶劣的四川，启蒙宣传革命道理，广播革命种子，培植革命力量。仅三数年间，使四川革命势力蓬勃发展，不断取得胜利，与全国总形势相配合，为敌所恨，为敌所惧，以风华正茂之年（二十九岁），不幸过早牺牲，长存遗憾。所幸半个多世纪以来，四川革命力量，此仆彼起，在党的领导下，潜滋暗长，于无声中继续积蓄力量，无论在各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迸发出革命的光芒火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中，如朱德同志、刘伯承同志、吴玉章同志、陈毅同志等均属中共四
       川地方委员会最早的负责人（阁公同志任书记，朱德、伯承同志任军委，王章同志任宣传，陈毅同志参加军委工作），是阁公早年的亲密战友。其他革命干部更不知凡几。都为革命继续奋斗，连立功助。回溯史迹，历历在目，兴念及此，阁公同志当含笑于九天了！
       此时此刻，必须声讨“四人帮”灾及阁公坟墓的罪行。阁公壮烈牺牲后，由家人运回濉南家乡双江镇安葬。解放了，中共四川省委为之建墓立碑，以志纪念，碑文为朱德同志所亲题。谁知“四人帮”横行时，竟被波及，砸毁墓碑，拆去坟台。打倒“四人帮”后，才得修复。为害无穷的“四人帮”灾及烈士的墓墓，令人痛恨极了！
       一九二八年“三·三一”惨案周年祭日，我曾约同流亡上海的同志们，得熊老（克武）的支持，出版《“三·三一”惨案周年纪念刊》二千册，分送全国图书馆及有关方面，揭露惨案真相。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之下（他又是“三·三一”大屠杀的罪魁），不能公开纪念，年年此日，只少数同志私下悼念，一刻不忘为死难同志们报仇雪恨。
       重庆解放后，由刘伯承同志、邓小平同志发起筹备组织“三·三一”惨案和“渣滓洞”惨案追悼大会，张际春同志和李筱亭同志分任筹委会正付主任，陈锡联、曹获秋等同志多人参加，程子健、任白戈同志和我任常委。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一日追悼大会之日，伯承、小平同志在开会之前，均亲临会场，敬献花圈，默哀致悼。大会并发行纪念刊，发刊词由廖井丹同志（时任西南局宣传部付部长）撰写；经由伯承同志亲自审发的。两大惨案先后无数死难烈士得到这次党和重庆市广大人民的隆重悼念，人心
       振奋，亲属安慰，意义至为重大，特为概述其事。
       当前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强英明领导之下，在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以及无数先烈开创大业的基础之上，国事光昌，适于往古，四化肇端，蓬蓬勃勃，阎公同志尽忠党国的精神，必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为四化而奋斗。我以八十之年，亦将追随其后而为四化继续努力，借以告慰我的战友阎公同志！
       (一九七九年三月于重庆)
       难忘的人
       李嘉仲
       多少年来，每当我回忆起杨阁公同志的时候，他的音容笑貌，他那刚毅顽强而又亲切朴实的革命精神，他那动人心魄的富于鼓动性的演说情景，历历在目。特别是他临难不屈，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光辉业绩，更常常引起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我和杨阁公同志直接见面，共同战斗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多点的日子（一九二五年八月至一九二六年底），但是他对我的热情帮助，耐心引导和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强意志，却使我终生难忘。他曾说：“处此城中，惟有奋斗，此身不死，必见光明。”一想到他，我心潮翻滚，很久都不能平静……
       早在一九二四年前后，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杨阁公同志的名字。那时，经过一位四川同学的介绍，我加入了“赤心社”。这个社的英文缩写名称叫Y·C.（即青年共产组织），是由吴玉章同志、杨阁公同志等在四川成都创立的。一九二四年底我到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Y·C·的讨论会，会上认识了正在北京的吴玉章同志，Y·C.每周或间星期六在太平湖开会，会上总要谈到成都方面Y·C.的情况。就是在这些活动中，我开始逐渐知道了四川的杨阁公同志，知道他在四川青年和革命人士中有着一定的威望。
       一九二五年八月，我回到四川，在巴县国民师范学校作教务
       主任。经过老朋友童庸生同志的介绍，我很快认识了久已敬仰的杨韶公同志，一见面，他那精明能干的样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中等身材，戴着—付深度的眼镜，时时微笑，态度和蔼可亲。他说话非常有力，话不快不慢，也善于听完别人的讲话。他喜欢接近青年，热心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每次讲演时，他先总是把手放在背后，讲到关键的地方，就挥动手臂，加强语气，提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时，他激动得咬牙切齿。他的话雅而不俗，语句简短，很有表现力，听起来象是一段有组织的文章；尤其是讲政治时事问题，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说辞，更是十分富于鼓动性的！
       他立场坚定，原则性强，办事严肃认真。他虽然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但他说：“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是新社会的催生者。”又说：“我宁愿饿死也不要先人遗产，去当吃饭虫。”为了革命，他曾经变卖家产，资助党派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黄埔分校和到苏联学习的同志。他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生活很简朴，但却很热心助人，关心党团同志。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互济会，大家自愿捐款，专门接济与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和封建军阀斗争中被捕或被打伤残、受迫害的同志及其家属。
       他对我的帮助和教育，是那样热忱引导，具体指导，真是感人至深，至今难忘。自从我们认识后，杨韶公同志经常约我会面，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前后不下于十次。我们漫步在通远门至七星岗一带的乱坟坡上，他给我讲革命道理，讲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的性质。他说：“共产党不是我国旧时代政治上的朋党，也不是古书所说的‘君子竞而不争，群而不党’的党，它是中国无产
       阶级的政治组织，有坚强的战斗性。”又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一对双胞胎，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和生产资料，雇佣工人替他生产商品。生产的商品越多，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就越多，而工人受的压迫与剥削也越多。工人往往是穷人或农村破产的人，他们一无所有，只有两个肩头拾张嘴，一天不工作，一天就无法生活。资本家总是设法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剥削无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加强团结，成立组织，才能对抗资产阶级。”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最爱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铁的纪律”。他说：“无产阶级越有组织性，战斗力就越强。组织性要用铁的纪律来保证，有了铁的纪律，就会战无不胜。铁的纪律，是战胜一切困难的保证。”还说：“作为党员要服从组织，组织未作决定前可以发表个人意见，决定后就要服从。”又说：“要使个人服从团体，不要团体服从个人。”
       在杨丽公、吴玉章和童庸生同志的教育帮助下，我逐渐提高了对党的认识。经过吴、童两同志的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秋，我在通远门外进行入党宣誓，杨丽公同志是监督人，他再次对我强调：“参加共产党，就要坚持党的主张，坚决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宁愿牺牲个人，也绝不能背叛组织。”杨丽公同志是以他自己的模范行动，实践了共产党员的誓言。
       一九二五年冬天，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即省委）成立，杨丽公同志作书记，吴玉章同志负责宣传工作（后由钟梦侠代），冉钧同志负责组织工作。一九二六年杨丽公同志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四川以后，与李筱亭同志等组成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即连
       花池左派），由杨阁公同志负实际领导责任。同年由杨阁公、朱德、刘伯承三同志组成了中共四川省委的军委，杨阁公同志兼任军委书记，军事工作由刘伯承同志具体负责。这几件振奋人心的大事，加强了四川的革命领导力量，推动了全川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军事工作以及各项群众运动的大发展，革命形势愈趋活跃。
       这时，在军阀刘湘、王陵基等暗中支持、纵容下的国民党右派，由石青阳、兰文彬等在重庆总土地也搞了个省党部。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十分嚣张，大造谣言，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并雇佣流氓打手，专门与左派作对，肆意挑起事端。他们毒打了正在进行宣传活动的四川学生联合会主席、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张昔畴同志。杨阁公同志十分联心张的健康情况，又怕影响到其他同志的革命热情。在省委会上，他鼓励大家百折不回，同敌人战斗下去。他说：“反动派越是猖狂，越是暴露他们的罪恶，越能提高群众的觉悟。革命总是要战胜困难，才能前进。”他要求大家继续开展宣传活动，他说：“必须釜底抽薪，分化反动势力。根据他的建议，省委决定，分两组进行活动：一组由杨阁公、李筱亭等人组成，直接与军阀刘湘等面谈，给他宣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真谛，宣讲革命形势，促使他们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制止国民党右派捣乱；一组由漆树荣，李嘉仲等人组成，除作上层统战工作外，也在新闻和教育界进行活动。
       记得一九二六年五月，阁公同志委我去同地方军阀三陵基会谈。他说：“在与地方军阀谈话时，要举孙中山的旗帜，要宣传孙中山的遗瞩等等。”于是，我和漆树荣就去会见重庆城防司令王陵基，要求保释被拘留的进步学生。王穿着呢军服，带着十来
       个卫兵出见。在知道我是莲花池党部的工作人员以后，他问：“听说你们宣传反对我们政府？”我据理回答：“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今天来要求保释学生，就是承认政府的表现。我们诚恳希望政府维持好治安，允许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我们是拥护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希望更多的公民研究他的主义、实行他的主义，把国家的事情办好。”王陵基不愿听我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又问：“据说你们还要反对外国人？”我立即指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性，希望分治我省的四川军人，遵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联合起来，与广州国民政府互通声气，一致对外，铲除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要王转达刘湘，以便继续商量。我强调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不用象石派那样打手捶，玩阴谋，我们正大光明的谈判，求得国内的团结，好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王陵基听了这些话，无可答对，只好说：“你的意见我可以给刘督办转达。”不几天，我们要保释的学生就放回了学校。
       那年六月，黔军袁祖铭部攻占重庆，刘湘退了出去。那天晚饭后，我正在街头散步，杨闻公同志派人通知我即刻前去。我去到他家，闻公同志要我马上去争取黔军部队。他说：“黔军袁祖铭是石青阳的好友，但他来重庆的得力军长王天培做过孙中山桂林行营的参事，与苏联顾问合作得很好，思想比较进步，有革命热情。目前重庆左右两派斗争激烈，你去会他，看看他的政治态度，争取他的同情。”我随即去王部驻地市总商会会见了王天培，照闻公同志的指示，对王说明了来意，希望他大力支持我们开展群众运动，使孙中山先生素志得在西南等地大开风气之先。王见我述说到他的经历，大为兴奋，表示：“一定大力支持你
       “们。”并写信介绍我去见新任重庆镇守使吴厚庵师长，征求他的同意，还叫我们对袁司令官不要疏忽。我把这些情况向阙公同志汇报后，他十分高兴，说：“我们从来办事没有这么顺利的，这次王天培还好。你就去见吴厚庵师长吧！”第二天我到后何坡左营衙门会见了吴厚庵，他看到王天培的介绍信，立即说：“你们明天就可以大张旗鼓地举行群众大会。”就这样，我们很快在打枪坝召开了一次有一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传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政策！
       隔了几天，阙公同志要我去与袁祖铭面谈，还派重庆学生会主席郑君、中法学校训育主任杨伯凯同志一同前去，免我孤单。翌日，我们去到领事巷袁祖铭司令部，只见袁祖铭身材高大，全副武装。我们自我介绍后，他便指责我们反对石青阳不合理，使他感到心中不安。我立即说明我们对石青阳的看法：我们尊重他们的过去，但更盼望他能始终追随孙中山的进步而进步，不要自己不断进，反而阻挡别人进步。同时，我还提出，希望袁总司令真正爱护他，规劝他不再阻挡时代车轮的前进。在这场争论中，同去的郑君和杨伯凯同志也都严正陈词，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在交谈中，袁随时喊上茶，上大包，谈毕，又以所注《大学衍义》一书分透，并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语相辨别，我也答以“当今明德不在《大学》之中，而在总理的政纲上，”诚恳奉劝。我们相会不久，黔军匆匆撤走，刘湘又回重庆了。
       大约在六月底，阙公同志通知我，刘湘约我去会谈，并要我会谈时要多宣传三民主义，尽量争取他，团结他。我和漆树荣去到刘湘公馆，刘提出为什么要联俄，俄国靠不靠得住等等，我照顾公同志平常讲的这方面的道理，对刘畅谈了十月革命的性质。
       经过，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雄心壮志，以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行办法，最后要刘表示看法，他摇头拱手，声称没有研究。我把会谈经过给阎公同志作了汇报。他说：“刘湘能表态更好，不表态也没有关系，我们还要再作工作。”过些时，我和漆树某又同刘湘会谈了一次，我们要他对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三民主义表明态度，他仍是摇头不语，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其时，阎公同志已在一次省委会上谈到了广州何应钦通过贵州方面派人来拉拢刘湘和成都各军方，肯定刘湘会更加右倾。他听我们汇报刘湘两次会谈都不表态以后，便预感到：“刘湘这个家伙狡猾，硬不表态，他有什么阴谋吧？”当时杨阁公似乎已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险恶形势了！
       一九二六年九月，万县发生了“九五惨案”。对英帝国主义暴行，重庆各界人民义愤填膺，由杨阁公、周钦岳、漆树荣等三十余人组成了“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先以左派省党部的名义发了个快邮代电，同时又用了中共四川省委的名义也发了快邮代电，社会上震动很大。“后援会”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提高了山城人民的觉悟。“后援会”还把英商“英美烟草公司”价值百万元的纸烟全部没收，狠狠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工作结束时，刘湘等人妄图以这笔钱来收买我们，我们认为不能要，杨阁公同志支持这个意见，我们便照阎公同志指示，说我们是群众团体，不干预地方行政事宜，把刘湘顶了回去。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杨阁公同志的领导下胜利召开，地点在重庆中山中学的教室，成都。自贡、南充、营山、宜宾等地都派有代表出席。我和杨阁公同志，刘伯承同志等都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大会刚开不几天，顺
       沪起义爆发。杨嗣同同志把大会的主持工作交由我继续承担后，就与刘伯承同志等匆匆离会赶去领导起义队伍。他们去后不久，大会也就结束了。
       顾沪起义后，刘伯承同志任总指挥。杨嗣同志派我去武汉，为起义部队请军饷，要干部。其时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武汉我会见了吴玉章同志。不久，我回到万县，杨嗣同同志也到了万县。他是应杨森之请前往宜昌的。在先，朱德同志从德国返川后，杨森为报答他在滇军时的救命之恩，答应给朱一个师的队伍，并统辖辖区的教育权。朱在万县等了三个月，杨不践约，朱德乃去武汉。及至北伐军声威大振，杨森感到无所凭依，才电告莲花池党部愿践前言，嗣公遂搭轮前往。船至万县，邮务员传呼：“哪一位是重庆莲花池省党部的杨委员？杨森军长请杨委员出面，我们要交杨军长的电报。”全船为之惊讶。嗣公原住一普通舱位，至是，轮船经理遂改以上宾接待了。
       我入党后，大约在一九二六年春天，杨嗣同同志通知我作中共四川省委的候补委员，参与省委的工作。当时省委在二府衙杨嗣同司志的家接头和召开一些公开的会，另在重庆兴隆巷办公和开秘密会议，这种会是在夜晚才开，晚上开完会后多半深夜了，那时的街灯很少，我和杨嗣同同志常常划几根火柴照路。
       省委的会议一般每半月开一次，特殊情况例外。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由上海发来的指示，是在书中用用药水写的秘密通讯，也可以读到《响导周报》。在会上，杨嗣公听取了大家的情况汇报后，总要讲一讲形势和交待具体的工作方法。他经常提醒大家：“干革命工作一刻也不能松劲，我辈不努力，尚待何时！”
       杨嗣同志不仅对同志热情帮助，对他的弟妹们的进步也很
       关心。杨尚昆同志是他的五弟，一九二五年在成都高师附中毕业后来到重庆，记得有时省委在二府衙开会，技术书记（即记录）临时不在，杨丽公同志对大家说：“今天记录人出去了，由我老五来作记录，大家同意吗？”在杨丽公同志言传身教和具体帮助下，杨尚昆同志迅速成长起来。
       一九二七年“三·三一”惨案发生时，我正在云阳。以后，我才逐渐了解事情的真象，知道了杨丽公同志被蒋介石、刘湘、王陵基、兰文彬等反动派残酷嗜害，壮烈牺牲的具体情况，我的心情导常悲愤。我悲痛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自己也失去了一个在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对我关怀备至的良师益友！我愤恨反动派的卑鄙无耻和刽子手们的野蛮残暴。但是，一个人倒下去，更多的人在党的领导下站立了起来，烈士们的鲜血浇灌了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杨丽公同志立场坚定，临危不惧，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他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人！
       (郭久麟 整理)
      
我的父亲杨阁公

       杨洪彦
       我的父亲杨阁公同志，壮烈牺牲，已逾五十二年了。父亲牺牲时，我出生不到两个月，没有能够在他生前受到教诲。但父亲一生的革命业绩和革命精神，永远教育、激励着我，在党的领导下，沿着先人的足迹，向着共产主义革命大道奋勇迈进。
       我家世居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双江有小河联接邻近的嘉陵江，上接川北重镇遂宁，下通西南大商埠重庆，水陆交通称便，社会新风气较易传至。一八九八年三月十日，父亲出生在这里。那正是“戊戌政变”之年。其时，在满清政府腐败统治之下，中国早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深重，黎民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有识之士，纷纷起而抗争。革命思潮逐浪高涨，排满反帝的呼声远播四方。
       在当地，杨家原是一个封建家族，有七大房成员众多。我的祖父杨淮清，祖母邹氏，继祖母邱氏。父亲行四，有同父兄弟姊妹十余人。祖父属幺房，在房族中地位较低，境况逐渐没落。父亲从小就对宗法式的封建社会和旧教育制度不满。他生性大胆活泼，有反抗精神。幼时常与穷苦人家子弟为伍，爱打抱不平。
       父亲六岁在家入塾，读书。渐长，厌恶死啃旧书，学习武
       术，喜欢弄枪舞棍，劈树越房。尤爱听故事，特别是对梁山泊英雄、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打洋鬼子等革命故事，更饶有兴味。
       那些年代，欧风东渐，天赋人权一类的资产阶级民主学说，渐次传到；国内革命消息纷至沓来。父亲十分耐往孙中山领导同盟会的革命活动，钦佩孙中山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政府。父亲听到辛亥革命成功，心情振奋，以十三岁的髯龄，便思有以报效国家。旅南北和议成功，北洋军阀袁世凯窃窃国柄，革命成果尽失。父亲目睹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之下，人民大众痛苦日深，对换汤不换药，有名无实的民国，深感失望。十四岁时，他力谋去外地入新学，以增知识，广见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当时，杨氏宗族的族长杨守鲁，人称“老甲耳子”，非常自私残暴，把持公产，只遵送自己的儿子去法国留学，却不愿族人的子弟学得知识，唯恐不利于己。“老甲耳子”竭力阻挠我父亲外出求学，多次拒绝他的正当要求。父亲十分气愤，决心给以惩戒。那个封建气味十足的“老甲耳子”，民国成立已近两年，犹然拖着一条长发辫，晃来晃去，摆出一副清朝遗老的样子。一天，“老甲耳子”正在茶馆中高谈阔论，我父亲突然一击，咔嚓一声劈下了他的长辫子。“老甲耳子”气得脸青面黑，恼羞成怒，立即叫人把我父亲绳捆索绑，拖入杨氏祠堂，加以责打。父亲挣断绳索，冲出祠堂，跃入小河中，摆脱了魔爪，大煞了封建族长的威风。
       第二年，父亲在开明的祖父支持下，终于离开家乡，先远去南京，数年后，东渡日本；寻求真理，同旧社会和封建家庭彻底决裂，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九一三年，父亲到了南京。他愤恨列强的侵略，思振武以救国，逐考入了江苏军官教导团。在团里，他积极学习军事理论，努力进行军事锻炼，酷爱阅读十八九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关于民主和科学的著作，具有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对祸国殃民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的军阀政府愈加痛恨。
       一九一五年，帝国主义盗袭世凯复辟称帝，与日本帝国主义密订丧权卖国的二十一条约，全国人民奋起讨袁。父亲心情激愤，投身反袁斗争。一九一六年，父亲运用江苏军官教导团的关系，策动江阴炮台官兵起义讨袁。为准各起义，父亲去上海运送军火，为滥捕发觉追缉。他机智勇敢，行动敏捷，穿弄堂，越房顶，得以脱险。而终以事机不密，起义失败。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北洋当局派兵搜查教导团宿舍，捕捉参加起义人员。父亲机警地越窗而出，跳悬岩，滚陡坡，被迫至江边，幸遇老渔翁驾小舟搭救，乃潜去上海避难。
       一九一七年，父亲东渡日本，继续追求真理。先入成城学校，为来日转入士官学校作预备。学校功课很紧，在富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的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统治尤严。父亲进校后，积极参与组织“留日同学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为日方所忌，借口读书会未经学校批准，强令解散。父亲据理力争，反被诬为带头闹事，无理拘留了几天，终以无罪释放。
       父亲学习成绩优异，一九一八年，他提前一年转入日本士官学校，专学军事。正在他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日本传播更广。父亲接触到革命理
       论，异常兴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资本论》、阅读《过激派》（即《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精髓》等书籍，开始认识到，不能单靠军事救国，必须用社会主义去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这为他尔后革命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根基。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一批中国劳工，流落日本，备受日警欺侮。父亲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怒斥日警，保护华工，再次引起东京警所的嫉视。我国“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日本，父亲热血沸腾，四处奔驰，联络留日同学和爱国华侨，在东京我驻日公使馆前示威，抗议“巴黎和会”的无理决议，声援国内的“五四”运动。吓得驻日公使紧闭使馆大门，勾结日本军警施行镇压。父亲奋勇当先，带头猛冲大门，从门缝插进伞尖撬拨门杠。看到有同学被日警打伤，又冲入重围，加以营救。他在同日本军警搏斗中被捕，硬说他一再违犯治安法，强行判处徒刑八个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牢狱中，父亲备受折磨，致成严重胃病。但他仍坚持学习马列理论，热情宣传革命道理，并不顾看守人员的责难，在牢房墙壁上大书爱国标语和抗议口号，伸张正义。
       这六、七年间，父亲再次受北洋军阀追捕，两次被日本帝国主义关押，更激发了他爱国忧民的雄心。尽管被迫离日回国，学业未终，但革命真理终被找到，革命意志益加坚定了。
       三
       一九二〇年秋，父亲从日本归国，面对受封建军阀、官僚统治和帝国主义铁蹄下疮痍满目的祖国，“祸乱相寻，民穷财尽”。他认定当时中国社会“已全陷于半殖民地 的状态了。国内的军阀，无论哪一个后面都有帝国主义的背景，此仆被起，混战不
       休”。看到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奋斗的雄心油然而生，内心的信仰愈见坚决”。只有“从民众的团结上着手，外面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内铲除封建的割据，使无产阶级得掌握政权”，中国人民才能解放。“决心从实际入手，到民间去”，宣传马列主义、物色革命人材，建立革命组织，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说：“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是新社会的催生者。”这句话确实是父亲一生的写照。
       一九二一年冬，父亲到达成都，住在娘娘庙街二十四号。这时，四川的新文化运动早已开展起来，外地新书报纷纷涌进，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创办的《星期日》等刊物也鼓吹新文化新思潮，早期的共产党人王佑木、恽代英、萧楚女都在省内进行革命宣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已在成都、重庆等地建立起来。父亲一到成都，就参加了留日学友读书会，团结留日同学，一同学习马列理论，一同走革命道路。
       一九二二年，他结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董庸生同志，董是王佑木创办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父亲随即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年初，吴玉章同志到了成都，接着担任了高师校长，从泸州聘来恽代英同志到校任教。父亲于一九二一夏天就在重庆《新蜀报》上读过吴玉章同志起草的全川自治联合会宣言和纲领，对吴早有景仰，今夏相识，便交同莫逆，成了革命战友。一九二三年秋，还因吴玉章同志的关系认识了时在成都治伤的刘伯承同志，力赞“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父亲和刘伯承同志朝夕过从，畅论时局，研
       究问题，结成了革命的知心朋友，后来还做了刘的入党介绍人。
       父亲与吴玉章等同志以高师为基地，展开了马列主义的启蒙宣传活动和革命的组织活动。他们把学生发动起来，深入工厂，农村进行宣传，组织工会、农会，发动工人罢工、农民反对封建压迫，掀起了革命声势，随着革命活动的深入，他们感到有建立革命政党的必要。四川处在西陲，消息闭塞，他们还不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九二三年末，他们开始酝酿建立革命组织，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在成都娘娘庙街寓所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先简称C.Y.后定名为“中国Y.C.团”。父亲和吴玉章同志都被委以领导职务。父亲非常乐观，他说：“此后尽力合作，必有一番可观。”
       五月一日，中国Y.C.团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少城公园联合召开纪念“五一”并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到会的工人就有五千多。父亲在会上讲演“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形”，很受群众欢迎。时正执政成都的军阀杨森，对这个大会阳为支持，阴施破坏，散步流言蜚语，说什么“过激党要阴谋夺取政权”，调动军警戒严，派兵监视会场，阻止会后游行。父亲当场力数军阀压迫之罪，会后，又到各地讲演，揭露军阀的罪恶，他说：“自由不是空谈可得来的，非泪、血、汗不能得真正的自由。”
       中国Y.C.团还正式出版了机关刊物《赤心评论》，加强革命宣传。后来，到一九二五年，吴玉章同志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来信建议宣布取消中国Y.C.团，成员个别地参加中国共产党。父亲完全同意，而傅双无、吕寒潭一派则硬要集体入党，并要求给予领导职务，拿出过去的老关系，找父亲交涉。父亲坚持党的原则，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同时又以查日的友谊，谆谆劝
       勉他们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事后证明，这些人并非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一批投机分子，大革命失败后，有的就投到蒋汪名下，作了汪精卫的改组派，终于堕落成了反革命。
       在筹建革命政党的同时，还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以便罗致人才。参加的有七十多人，其中还有职工五人。父亲高兴地说：“足见被压迫而欲救于人的，也出而奋斗了。”
       父亲很注意群众工作，特别寄期望于青年，对青年倾注了满腔热情。他说：“青年之可敬可爱，逐处都可以看得见，加以团结训练，必能达光明之途。”又说：“政局固属愈趋愈下，而一般青年凡受刺激而觉悟的人，实在是很少。这种源流不断，虽国破家亡，终有复兴的一天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在预备与军阀作决斗的人才和工具。”他放弃了许多职务不去担任，却应聘到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临时教授体育，就是为了要更多的接近青年，教育青年“不要畏惧强力的压迫，要努力奋斗，才能打破现实的铁窗，进向光明道上。”
       四
       一九二四年五月七日，父亲离开成都，前去上海，联络革命力量。六月十七日到达上海后，几经寻访，终在上海大学会见恽代英同志，晤谈甚欢。恽当时是在团中央工作。父亲在日记里写道：“此君谈话很有部分真理存在。研究的方法，都是从实际入手，不是光唱高调，漠视一切，故我很有动于中。非常注意向民间去的工作，与我所主张的很相同。”不但赞扬恽代英同志，也足见那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见。在上海，父亲还会见了罗亦农同志，（大革命时期罗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这次上海之行，父亲
       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八月上旬，父亲乘轮返川。旅途中，勤奋学习唯物史观，得悟马克思学说真谛之所在。认定“社会的过程，……有自然的定律”。主张按客观规律办事。他说：“我们目前须要努力的是在宣传和组织两样上，尤其要使敌我的界线分明，要向左转走，要向民间去才有办法。换句话说，就是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不然谈不上革命。”
       父亲回到重庆，就参加了重庆 S. Y. 的工作，先后担任了组织部长、书记等领导职务。同年十月，与肖楚女、罗世文、童庸生等同志建立了“平民学社”，以作团结青年和工人的革命外围组织。他更积极于筹商在四川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认为“此事实目前的要紧关头，故当急进”。一面与中共中央特派员肖楚女接上关系，一面致函时在四川荣县的吴玉章同志，告以筹商的经过。
       一九二五年八月，吴玉章同志奉党的指示，回来整顿四川的国民党组织，到了重庆。父亲同吴玉章等同志，商定了整顿计划，决定先办学校，培养干部。在祖父杨淮清和其他友人的帮助下，很快就在大溪沟谭家花园办起了“中法大学”，招收了近二百学生，于九月四日开学。父亲本着“以自己的赤心映取青年们热心”的精神，在学校担任政治、历史课目，经常去讲授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是年冬，经过了长时间的筹备，四川共产党人秘密集会于中法大学，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执行委员会（即省委），父亲被选为书记，吴玉章同志任宣传部长，冉钧同志任组织部长。省委在兴隆巷，秘密
       办公。从此，全川的党团工作，和工农青妇等各方面的群众运动，都在党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领导下，更加生气蓬勃地开展起来。
       那时，父亲任家重庆二府衙街七十号。他在一九二〇年从日本回家时，已经做了一番家庭革命，宣传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取消女子缠足，推动妹妹侄女们进新学校读书，介绍弟弟子侄阅读进步书刊，给他们讲革命故事，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这时，我们家更成了父亲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同志们的接头，省委的一些公开会议的召开，都在家里进行。祖父和家里人受了父亲思想的感染，对于来来往往的同志也犹如家人一般。赶不回家吃饭的，留在家里吃饭，当刘伯承、吴玉章等同志深更半夜还在我家开会时，祖父就去烧劝大家休息。有同志病了，祖父会中医，还给看病并包捡药。父亲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富有无产阶级感情，善于团结同志。他自奉甚薄，生活很简朴。对有困难的同志总是尽力帮助。一次，团委宣传部长任白戈同志贫夜衣服被盗，次晨无法起床，父亲闻讯，马上把我母亲赵宗楷的首饰当了，设法叫人买了衣服送去。父亲还卖去原籍的家产，以支持去广州进农民运动讲习所、上武汉军分校和到苏联留学的同志。当时，二府衙俨然成了一个革命的大家庭。
       五
       重庆不是四川的省会，但在当时，在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对全川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势力，都是战略中心。重庆在军阀统治之下，他们背靠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右派，还有国家主义派，情况复杂，斗争尖锐。父亲说：“处此城中，惟有奋斗”。
       他抱定“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革命决心，依靠组织，团结和带领群众，展开了坚毅不拔、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
       一九二五年初，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热烈支援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信议，发动和组织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父亲认为“国民会议是中国目前政治上所必须的”。他说：“中国目前的需要，非使民众深切感到政治非归入人民之手，无摆脱压迫的可能，第二步也才有办法可言。”因此，他积极领导和参加这一运动，担任促成会总务部副主任，细心研究宣传民众的办法，不辞劳苦地宣传国民会议。农历春节中，他亲率宣传队赴真武山庙会讲演“被压迫者与国民会议”，很得一般人的同情，个个都点头称是，有许多人还在说：“国家大事，像这样做就好了呵！”经过广泛宣传，深入发动，群众起来了，冲破国民党右派、官僚们的包围，不受他们的操纵，在二月十七日召开了“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参加者达一万四千多人，其中工人就有六七十。大会选举了童庸生等同志为赴北京出席国民会议的代表，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当天，他在夫子池作了长篇演说，收到了提高民众觉悟的效果。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到重庆，父亲立即在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提议：“我们应作一种很大的追悼会。”他认为“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上，我们虽只能同到一半儿的路程，但他的伟大的人格，和中国革命的需要，是我们应当表示尊崇的”。父亲力斥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坚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遗嘱，借以开展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这次，不仅青年学生宣传队遍街讲演，重庆劳工互助社的
       几百工人社员也组织了宣传队，同青年学生一道在江北、南岸大街小巷广为宣传。这对政治上发动群众，扩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分化孤立右派，起了重大作用。
       那时，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但设在重庆的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右派势力比较集中，吴玉章同志回川整顿，召集执监会议，右派多不到会。乃先发展柴县、綦江、南川、涪陵、丰都、内江、成都等市县的党务，奠定基层工作。又通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的选举，由各县选出了吴玉章、邓懋修、童庸生、谷醒华、杨丽公等人在重庆选出了朱叔痴、黄复生。总的情况是，左派压倒了右派，为整顿打好了基础。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父亲和吴玉章、童庸生等同志，在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参加了大会秘书处工作。他在大会上，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听了毛泽东同志的宣传报告，他啧啧称赞：“宣传报告较前此各种报告都要有系统些，他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得出来，并对于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解答。”而对汪精卫、蒋介石之流，则甚为警惕。他说：“在精卫的政治报告中，对罗廷（按：苏联顾问鲍罗廷）只说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论具体的功绩。”“介石的报告，抹杀一切农工援助的事实，而表示自我太强，这都是有用心的人啊！”当陈肇英提议会场起立向蒋致敬，他更斥之为：“笑话！”父亲在会内会外十分活跃，认真贯彻党中央“拥护左派，拆散右派”的策略，为击败右派，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取得会议成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年春天，父亲参加了国民党二天后由穗回渝，和吴玉章等
       向志彻底整顿了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迁到莲花池积厚里，以李筱亭同志出面，由父亲负实际领导责任，吴玉章、陈宣三、邓劼刚、程秉渊、周贡植等同志都参加工作，左派力量大增，莲花池党部之名由此以起。同年十一月，在中山中学举行的“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由父亲作了《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和《农民运动报告》，并同刘伯承、朱德、李筱亭、邓劼刚等同志一起当选为省执行委员。
       在整顿和组成莲花池党部的同时，朱叔荫、黄复生也从上海参加了西山会议派召开的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在总土地巷成立了以石青阳等为头子的右派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人称总土地党部，和莲花池党部相对峙，经常雇用一批袍哥流氓打手，到莲花池党部门前无事生非，寻衅打架；并且多次退回打伤莲花池党部街头宣传的许多同志，制造了打伤川师学生、四川学联主席、中共省委委员张锡畴同志的“四·二五”事件，制造了在机房街（今五一路）商业中学的凶殴事件。莲花池党部多次催促刘湘取缔总土地伪党部。刘湘虽已易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表面上属于国民党左派，骨子里仍是扶持国民党右派。父亲认为“必须釜底抽薪，分化反动势力”。从多方面找人对刘湘进行工作。莲花池党部监察委员陈达三，和刘湘有师生关系，就曾数次告诫刘湘，要取缔总土地党部。那年七月，萧华清等同志率领二十几个学生在大梁子（今新华路）一带宣传北伐战争的胜利，又遭总土地党部的流氓打手野蛮殴打。父亲闻悉，立即赶去刘湘军部，当面指示刘湘故意不取缔总土地党部，厉数右派的反动行径，强硬提出“实在不能容忍伪省党部再存在下去了！”恰好几百群众把受伤学生抬进了军部，要求惩凶。刘湘不得
       已，才令秘书写了两张封条前去查封总土地党部，取下那块招牌，缉拿伪党部王锦生、黄斗寅等执行委员。仅管那伙右派只是少了一块招牌，仍在照常进行反共活动，但总是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父亲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也很激烈。国家主义派以四川为根据地，尤其觊觎重庆。他们勾结军阀，欺骗青年，进行反共勾当，从抓教育阵地入手。到一九二五、六年，其得力于将杨叔明、徐孝臣已分别攫取了社会注目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和童属联中的校长，推行狗化教育，严格限制学生的政治活动。莲花池省党部召开“五卅”周年纪念大会，于六月一日举行，声势浩大，效果极好。而女师、联中竟不参加。《新蜀报》总编辑周钦岳同志次日在该报报寻大会消息，指出“惟联中女师不参加，未免美中不足”。该两校立即怂恿学生三四十人，把周劫持到女师，欲加无礼。父亲闻讯，立即赶去新蜀报社，遣周返回，父亲加以亲切慰问，并询明情况，部署了“全面反击”。立即成立了“重庆新闻界雪耻大会”，各报逐日辟专栏声讨狮子狗的暴行。莲花池党部暨所领导的群众组织曾发快邮代电，成都、泸州、顺庆各报纷纷起响应，形成全川舆论总攻。斗争达一月之久，徐、杨等狼狈孤立，被迫在各报刊登道歉启事，并随即离开两校，滚出教育界。国家主义派势力，一败涂地，臭名远扬。这次“六·二”事件，取得了完全胜利。
       在那军阀割据的防区时代，同军阀的斗争是更艰巨的。一九二六年春，蔡江发生“东溪米案”。该县的党组织以“公民自治会”名义，组织饥民阻止贵州军阀和奸商盗运大米出卖，以平米价，而救饥荒。贵州军阀蛮横无理，逮捕了郝谦等同志，当即大劈三人，疯狂镇压。中共蔡江县委通电呼吁，父亲首先在重庆
       发动中法大学全体师生组织后援会，通电声援，痛斥贵州军阀。在强大的革命声势下，郝谦同志等终获释放。同年初，为了分化反动势力，省委根据父亲的建议，决定分两组展开活动，一组由父亲和李筱亭同志等直接与刘湘等面谈，促其归顺革命。一组由漆树荣、李嘉仲同志等组成，除了作上层统战工作，也在新闻界教育界进行活动。一次，当父亲与李筱亭面晤刘湘时，刘野心勃勃，反欲藉莲花池党部的力量以控制全川，父亲和李当面抵制了刘，声称未奉命中央，不能擅表赞同与否。刘见计不售，又生一策，要求代向中央索巨额军款，父亲和李为揭穿其奸谋，借阅刘的账目，组织甘余人连夜拆册分抄，先行呈送中央。刘一再受挫，怀恨在心，明令通辑我父亲等人，后来北伐胜利，刘才自动取消通辑令，表面表示归顺。又一次，那年五月，父亲要李嘉仲同志去找王陵基释放抓去的学生，叮嘱他：“在与地方军阀谈话时，要举齐中山的旗帜，要宣传齐中山的遗嘱”。经过谈判，王陵基被迫释放了那些学生。六月，黔军袁祖铭攻占了重庆，父亲又要李嘉仲同志去争取黔军部队，对李交代了袁的底细，李找到袁的得力军长王天培，经过交涉，取得了对莲花池党部活动的支持。大约六月底，父亲又通知李嘉仲、漆树荣同志去见刘湘，宣传三民主义。经过两度交谈，刘湘摇头拱手不作首肯。父亲听到这种情况，便说：“刘湘这个家伙狡猾，硬不表态，他有什么阴谋吧？”预感到山雨欲来，形势险恶了。
       重庆是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渗透很深，人民反帝斗争逐浪增高。一九二四年冬，重庆发生了日本轮船“德阳丸”私运银元，抗拒检查，打死中国检查人员的惨案。群情激愤，地方军阀政府妥协媚外，企图压迫群众舆论。父亲和肖
       楚女等同志，领导党团组织、通过平民学社出面，发动各界群众成立“德阳九案国民外交后援会”，坚决斗争。父亲又连日奔驰各地，联络各界群众，他被举为总代表，在死气沉沉的中，掀起了盛大的请愿游行示威运动，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焰，暴露了地方军阀政府的罪恶，长大了革命人民的志气。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领导了重庆人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华人的“五卅”惨案国民外交后援运动。这次运动规模很大，时间很长，斗争很激烈。参加运动的全部党团员十多人，经常地甚至每天都到我们家里，向团地委汇报。当时，父亲正负责团地委，几乎每次都听取汇报，综合情况，解决问题，布置工作，切实地贯彻了党中央关于这一斗争的方针和政策，狠狠打击了英日帝国主义势力，提高了群众反帝的觉悟，树立了共产党领导群众革命运动的独立地位。接着，“七·二渝案”发生，英国水兵于七月二日在重庆南岸河边无故刺死我同胞，引起市民公愤。父亲和共青团重庆地委立即领导成立“七·二”渝案外交后援会，严厉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一九二六年九月，万县发生了“九·五惨案”。英帝国主义炮轰万县，重庆各界人民义愤填膺。父亲同周钦岳、漆树葵等三十余人立即组成“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相继由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和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快断电电》，严加声讨。后援会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山城群众动员起来，一下没收了英商英美烟草公司价值百万元的香烟，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凶焰，迫使英军舰和所有英国侵略分子不得不撤离川境。斗争胜利了，刘湘等妄图以这笔烟钱收买革命力量，与李嘉仲同志等交涉，李等认为不可要，得到我父亲支持，便照父亲的意思，说我们群众团体不予强地方行政事宜，把
       刘湘顶了回去。
       六
       一九二六年二月，父亲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离穗返渝之前，应约访问了当时党中央的一些同志，以便回川开展工作。其时党中央同志对四川党的指示，将来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中对四川军阀采取前顶后推的办法。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也向父亲说：“将来北伐一定成功，要取武汉，驻在万县的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四川同志要负这一方面的工作”。
       为了响应北伐，加强全川军运工作，父亲回重庆后，中共四川地委决定由他和朱德、刘伯承三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以他兼任书记。刘伯承同志是以广东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身份回川做军运工作的。朱德同志是由党中央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杨森部队政治部主任的。同时，党中央还派遣了陈毅、欧阳钦同志回川，共做军运工作。
       七月，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席会议向川军各师旅长发出了鼓励他们响应北伐的函件。“九五惨案”后，父亲通过莲花池党部召集了一部分倾向革命的川军师旅长黄幕颜、秦汉三、杜伯乾、袁品文、陈兰亭、郭勋祺、甘德民、向成杰、罗观光、刘丹武等，商议北伐出师，决定以刘伯承同志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计划同年冬在顺庆、泸州同时起义，以顺庆为基地，集中各地义军，整编为六个师，肃清最顽固的军阀刘存厚，拖住威胁武汉的军阀杨森，抵制对革命运动危害最大的军阀刘湘。然后挥军入陕，会师武汉，或出西安与冯玉祥军队配合北伐。
       重庆会议后，驻在泸州的袁品文、陈兰亭两旅，早已不满于
       把持泸州税收的赖心辉部旅长李章甫。十二月一日，袁、陈提前行动，雕杀了李章甫，二日便通电起义。三日，驻顺庆的秦汉三、杜伯乾两旅，察觉所隶师长何光烈要对他们下毒手，不能按原计划执行，也率先起义，撑走何光烈，占了顺庆。中共四川地委得报，父亲立即同刘伯承、李筱亭、陈达三等同志赶去合川、决定由刘伯承、黄慕颜率部去顺庆。刘、黄九日到达，十日便同秦、杜联衔发出起义通电。泸州、顺庆起义的惊雷，震撼了四川军阀，拼命进行反扑。十二月八日，罗泽洲、李家钰、陈书农等军阀部队围住顺庆，众寡悬殊，刘伯承同志等于十四日放弃顺庆，移驻开江。开江乃杨森防区。杨森于进犯武汉碰得焦头烂额后已回到万县，表示要向革命力量靠拢，派了代表请回朱德同志，又派奉节知事陈稷安到重庆邀请我父亲和邓劼刚同志去主特党务，二十四日还电邀刘伯承同志去万会商。借此机会，父亲同朱德、刘伯承同志就统一指挥泸州义军事，商定由刘伯承同志去泸州，父亲设法掩护。他同刘伯承同志返到重庆后，研究了泸州的军事工作，决定放弃泸州，并要刘立即动身赴泸。等刘动身了几小时，父亲才去告知刘湘，因为关于泸州的一些问题需要同刘湘谈，但又不能早说。刘湘得知刘伯承同志已走，派人连夜追赶，但已追不及了。
       顺泸起义是我党革命史上最早的武装起义之一，它显示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人民力量。对刘湘等封建军阀，有如插入胸膛的一把尖刀，寝馈难安；对蒋介石，则拖住了他西面“讨伐”武汉政府的后腿，胶聚失色。那帮家伙总是处心积虑地要扼杀这一场武装革命，他们一面调集重兵，疯狂反噬，一面密谋策划，布置大屠杀，向革命力量血腥镇压了。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占领了南昌，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设在那里，纠集西山会议派头目谢持、邹鲁，勾结帝国主义，布置反革命阴谋，对抗革命的武汉政府。为了拉拢四川军阀，他先后派了反动政客李仲公、卢锡卿、戴奔、杨引之、罗云、张涛、段远谋等入川，策动刘湘等反共和进攻武汉。自称“避处西陲，唯知拱北”的刘湘，表面上对莲花池党部虚与委蛇，常邀省党部执委商量“党国大计”，实则对莲花池党部如芒刺在背，他说：“莲花池这批人很厉害，他们要彻底挖我的墙脚呀！”因此，暗地里总在扶持总土地右派党部。一九二七年二月初旬，蒋介石又派来吕超、向育仁，他们一到就摸清了刘湘的心意。吕超十九日密电蒋介石、谭廷闿说：“现查各军颇有觉悟（按：反共反革命），关于工作（按：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亦努力进行”。
       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占领了南京，群众集会庆祝胜利。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为了阻挠北伐军前进，捏造什么侨民和领事馆受了暴民侵害，从军舰上炮轰南京，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制造了震惊世人的“南京惨案”，全国人民奋起抗议。中共四川地委同意父亲建议，由莲花池省党部于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枪坝召开工农商学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英美等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反对刘湘秘密向帝国主义借款，擅以川滇铁路作抵，并同美孚、亚细亚、五福、察福等外国公司密订卖国条约，购买军火，扩充反革命武装为蒋介石卖力。
       在地委会议上，曾经估计到大会可能遭到镇压。但由于对军阀的反革命性认识不足，只认为最大可能是解散大会，逮捕些人，
       至多也不过是牺牲几个干部，没有想到会发生对群众进行广泛野蛮的大屠杀。
       当南京惨案发生之后，刘湘便曾找我父亲和李筱亭。肖华清同志到他军部去，刚一见面，刘便说什么工人纠察队昨天在储奇门用梭标几乎戳伤了英国领事的颈项。他们当场给以驳斥，父亲说：“请你们详查，恐怕有坏人冒充纠察队，嫁祸于人”。刘湘恶狠狠地说：“总之，以后再有关这类事发生，我是不答应的”。已经隐隐露出杀机来。
       刘湘一伙侦知三月三十一日要召开群众大会，立刻密报蒋介石，蒋随即复电刘湘，并派卢师筛选自意，嘱予镇压。接着，敌人就拟定“黑名单”，决定实行屠杀。反动派软硬兼施，加之以威胁利诱。三月三十日中午，父亲同李筱亭、陈宜三、张克勤、周钦岳等同志在陈达三家便饭，刚入席，李子谦同志即来告知了刘湘军部召开秘密紧急会议的消息。那天，刘湘便指使其师长罗仪三来嘱吓父亲，说：“明天的大会最好不要开，外国兵舰的大炮已脱去了炮衣。”父亲不为所动。三十一日早晨，在刘湘军部做事的亲戚傅某又派人送信，告以“大会将有事故发生，恐对你不利。若能不去赴会，军座定有好音。”父亲看后冷笑两声，说：“威胁和利诱，对我都无济于事，我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又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反对帝国主义，难道还有错么？”
       群众大会如期召开，父亲很早就约同弟妹一同前去参加。那是当时声势最浩大，人数最多，群情最激昂的一次大会。当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进入会场时，一些身份不明、行迹可疑的分子也混入会场。父亲便指挥工人纠察队和童子军将这些闲杂人等劝离群众队伍周围，以防不测。大会刚要开始，忽然枪声大作，军阀刘湘、
       王陵基、兰文彬和团嗣申文英、曹燮阳等预伏在会场里的便衣队，和布置在会场周围的武装，里应外合，枪棒并用，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与会群众，死伤八、九百人，酿成震惊山城的“三·三一惨案”。
       当会场上枪声初起时，父亲正在主席台上，他连忙指挥大家不要惊慌，就地卧倒。后来枪声更密，场内大乱，父亲才脱掉引人注目的白色雨衣，跳出城墙，甩开追兵，绕到通远门外一户贫苦人家，得到那家人救护，转到江北。但第二天一早便冒险赶回家中，取出组织名单，贴身藏好。当晚，在我舅父家里，约集任白戈等党团负责同志开会，要求大家保存革命力量，把时局撑持下去，他决定亲去武汉向中央报告情况，要求惩处反动派。亲友们劝他暂避一下，他声泪俱下地说：“敌人虽万分残暴，一想到同志们死得那样惨，我岂能顾及个人安危！”
       四月二日晚，父亲登上“和平”轮，欲去武汉，但发现有人跟踪，只得退下船来。三日晚，父亲化装称病赴外地就医，由母亲赵宗楷护送，另外还有一个党员一起搭乘“亚东”轮，为了迷惑敌人，由我的三个娘娘护送上船。不料为叛徒出卖。四日拂晓，船甫启碇，即被一艘快艇随带十几只小船将“亚东”轮包围。当特务、便衣一伙正要登轮时，父亲机警沉着，立将所带组织名单分由三人唱碎吞没。特务蜂涌进入房舱，借名检查，丢下手枪一支，栽赃陷害。复由特务数人再次撞入房舱，诬以私带枪支，大肆搜查，认出了父亲，一时敌人气陷嚣张，父亲从容不迫，针锋相对：“事业未成，我就要抽身而逃；今天你们抓到，任凭你们怎样办！”父亲被押出房舱，发现同行的另一个党员也被逮捕，他虽陷身缧绁，为了保护那位同志，装作互不相认，问那一个党
       员：“我是共产党员，被他们逮捕；你先生又为什么事情遭受逮捕？”特务一听，以为捕错了人，当场释放，那个同志便得以脱险。
       敌人问父亲：“你是不是杨丽公？”父亲面不改色地说：“我是，你们又怎么样？”敌人说：“那你不要干什么共产党了，跟到我们才有命。”父亲大义凛然地斥责说：“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反动军阀是伙什么东西！你们是一伙凶恶的强盗，无耻的卖国贼，是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你们眼看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敌人要把我父亲和母亲分别押走，父亲镇定而坚决地对我母亲说：“你不要害怕和难过，转告同志们，我会斗争到底的。孩子们大了，要他们为我报仇！”父亲的遗言，至今犹在我脑海里激荡和翻滚。
       经过党组织和各方面的努力，母亲被营救出来了。父亲被囚在浮图关兰文彬军阀的司令部，刘湘、王陵基、兰文彬一带军阀，憨同蒋介石派来的爪牙，共同审讯，百般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父亲巍然屹立，坚如磐石，革命意志毫不动摇，堂堂正正的宣布：“我除偕首于真理外，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势力之下的。”面对敌人，他斩钉截铁地响亮回答：“一句话，我头可断，志不可夺！”浩然正气，敢入为之震慑。他在监牢中继续宣传革命道理，感动了一个贫苦出身的狱卒。父亲估计到会遭敌人毒手，把手戴的结婚戒指送与那个狱卒，若遇不幸，托他与家里通个消息，果然不出所料，四月六日晚，敌人在浮图关进行秘密谋杀。临难时，父亲激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蓝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惊惶害怕，割下他的舌头；他嘴不能喊，犹摸眉怒视，刽子手又把去他的双眼，还残暴地剥去他的
       双手。父亲连中三弹，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九岁。父亲遇难的当晚，那个寂静急忙到家报告了消息，诉说了父亲遇难的经过，他十分悲痛。祖父估计到狱卒不便再回原地，乃送他一些钱，星夜逃走，远去谋生。家里根据狱卒提供的线索，几经寻找，才在浮图关下一块麦土里，把烈士的遗体挖了出来。父亲临危不惧，大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的崇高革命气节。仪型长谷，永远是我们在后辈学习的光辉榜样。
       八
       “三·三一”惨案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叛变的前奏。惨案发生后，尽管刘湘等军阀颠倒是非，封锁消息，但已激起了全川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四月三日，移驻到合川的莲花池党部即通电全国，揭露惨案真象，声讨反动派的血腥罪行。十三日，刘伯承同志从泸州率领起义将领通电声讨刘湘。重庆“三·三一”惨案成都各界后援会，重庆死难烈士家属联合会相继成立，展开斗争。武汉中央特别党部下令免去刘湘、赖心辉的军长职务，查办师长王陵基。但在白色恐怖之下，杀声四起，血雨腥风仍笼罩全川。一九二八年，“三·三一惨案”周年祭日，周钦岳等同志得到熊克武支持，才在上海编印了《“三·三一”惨案周年纪念刊》二千册，分送各方，以资悼念。
       解放了，父亲以生命摧生的新社会诞生了，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一日，由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印发了纪念刊。一九五七年，“三·三一”惨案三十周年纪念日，重庆再次举行了纪念会。中共四川省委特为我父亲建墓立碑，朱德同志亲为书碑系额：“永垂不朽！”表彰忠孝，激励后生！
       人妖颠倒是非淆。在父亲牺牲四十年以后，林彪。“四人帮”一伙竟对我父亲横加诬陷，挖去坟台，砸坏墓碑，由母亲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我父亲的日记，遭到损坏，我们烈士亲属，遭受迫害，有的伤残致死。连那编演《杨阁公》一剧的潼南川剧团也被株连，剧本作者被迫害致死。林彪、“四人帮”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同蒋介石一帮大小军阀前后呼应，变本加厉，令人发指！
       现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铲除蠢贼，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旋转乾坤，大地重辉。父亲的坟茔墓碑得到重建；今年清明，中共潼南县委举行了隆重的扫墓仪式；父亲的日记已整理出版，承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出名；由父亲生前战友刘伯承、吴玉章和任白戈等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也已编辑成册，公开发行。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永播芳馨。
       父亲，您用热血浇灌的祖国大地，今天正向“四化”进军，百花盛开。我一定继承您的遗志，在党的领导下，不断革命，为实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坚决战斗！
       杨阁公烈士传略
       杨阁公同志，名尚述，字阁公，四川省潼南县人。一八九八年三月十日出生于潼南双江镇。
       阁公同志少年时读私塾，一九一三年，赴南京考入江苏军官教导团。一九一五年，参加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革命活动。一九一六年，策动江阴炮台官兵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起义失败，遇救脱险。一九一七年，被迫东渡日本留学，在成城学校参加留日同学会，学习进步理论，被日本反动当局拘留。一九一八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一九一九年，为声援国内“五四”运动，带头冲击东京中国驻日公使馆，为营救受伤同学，与日军警搏斗被捕，判刑入狱。留日期间，他刻苦攻读《资本论》、《社会主义神髓》等马克思主义书籍，激发了社会主义思想，开始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
       一九二〇年冬，他由日本回国返川，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宣传活动，参加留日学友读书会，联络同志，酝酿建立革命组织。一九二二年，在成都结识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童庸生，之后参加了这个革命组织。同年夏天，在成都认识了吴玉章同志。次年，在成都与刘伯承同志相识。他们经常在家开会，畅谈时局，并深入工厂、农村和学校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二三年底，他与吴玉章等同志开始商讨成立无产阶级政党。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他和吴玉章同志等在成都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主义党，并筹办机关报《赤心评论》。五月一日，在成都中城公园，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青年共产党联合召开了
       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杨镐公同志主持了大会，作了“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况”的演讲，并“力数军阀压迫之罪”。这年，他到上海与恽代英同志会晤。秋天，回到重庆和中共中央特派员肖楚女同志接上关系，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任重庆地委组织部长，后任书记。为了团结全川革命力量，与童庸生、肖楚女、罗世文等同志组织平民学社，在四川筹建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十一月，他在重庆领导了反对日本“德阳丸”私运银币，抗拒检查，打死地方检查人员的惨案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他响应孙中山的倡议和中共中央的号召，领导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国家民左派、军阀、官僚政客开展激烈斗争。五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他领导重庆“五卅惨案国民外交后援会”，开展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八月，他和吴玉章同志在重庆创办中法大学，以培养和训练革命干部。当时国共合作，他和吴玉章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负起了整顿国民党组织的实际领导责任。同年冬，四川各地的共产党员在重庆中法大学集会，在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组织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地方委员会，杨镐公同志当选为书记。
       一九二六年一月，他和吴玉章等同志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贯彻了党中央为这次大会制定的“拥护左派，拆散右派”的斗争策略，并极力称赞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的宣传报告。二月，他回到四川，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在自流井、重庆、成都成立工会，各县较普遍成立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也相继成立，广泛开展群众斗争。同时，党也注意了抓军事工作，由杨镐公、朱德、刘伯承三
       同志组成中共四川军委，杨阁公同志兼任军委书记，积极开展掌握军队和地方团队武装的工作，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起义，推动易帜倒戈的斗争，配合北伐进军。在此期间，在重庆由杨阁公同志参加领导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同国民党右派省党部作了坚决斗争，打击了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和四川军阀勾结危害革命的反动气焰。九月五月，发生了英国兵舰炮轰万县的惨案。以杨阁公同志为书记的中共四川地委，领导全川人民组织“万县惨案雪耻会”，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迫使英国兵舰和侵略分子撤离四川。十一月，由杨阁公同志参加领导的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会上，他作了政治、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三个报告，扩大了国民党左派力量，清算了国民党右派的罪行，整顿了国民党组织。会议选举了杨阁公、朱德、刘伯承等九人为省执行委员。年底，在以杨阁公为书记的中共四川军委领导下，刘伯承同志任总指挥，举行了顺（庆）、泸（州）武装起义，促进了四川军阀纷纷易帜为国民革命军，牵制了四川军阀出川东下危害武汉国民政府的作用，推动了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支援了北伐战争。
       一九二七年三月，为反对三月二十四日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死伤二千多人的南京惨案，中共四川地委接受了杨阁公同志的发动群众坚决斗争的建议，决定由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出面，于三月三十一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工农商学各界群众大会。杨阁公同志主持了这次大会。会场遭到蒋介石勾结四川军阀的血腥镇压，制造了死伤八、九百人的重庆“三·三一”惨案。杨阁公同志在群众的保护下脱险。四月三日晚，杨阁公同志化装和他爱人赵宗楷等同志一起上“亚东”轮准备去武汉向中央汇报，要求惩处军阀刘湘等反动派，被便农特务发现，四日晨，船刚到江
       心，敌人上船搜查，不幸被捕。六日晚，杨阎公同志在重庆浮图关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九岁。
       杨阎公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地方委员会（即省委）第一任书记。他的牺牲，是我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他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杨阎公烈士永垂不朽
       (陈廷贵撰)
       冉钧烈士传略
       冉钧同志，又名高锴，化名浩然。四川江津福寿乡人，家贫，父亲早逝，随母长大，有两姐弟。一九一八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三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法六年，后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夏回国，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即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发动反帝爱国运动，组织“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任顺泸起义总指挥部（总指挥刘伯承）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及政训班教官。“三·三一”惨案中，他跳城脱险，次日回城继续联络活动。当时，朋友们认为环境恶劣，不宜活动，但他说：“达三、树菜都牺牲了，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偷着活。”四月一日早晨，他与同志们开完会回城走到莲花池附近，被刘湘的便衣枪杀于蜈蚣岭。
       烈士生前生活极俭朴，着布衣，吃简单饭食，每月一百多元的薪金都作了党务费用，他常通宵工作，亲自印刷文件，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将家庭完全委托给他的弟弟，在写给他弟弟的信上说：“母老家贫，余不能顾及，有负期许，但一念及大众同胞痛
       苦，不得不尔……望弟好自为之。”他姐姐要替他说来，他推说：“时候还早，弟弟有儿子，我也就有后代了。”他弟弟治权果然把他的大儿子超前过继给冉钧烈士。
       （摘自重庆《“三·三一”惨案二十三周年纪念特刊》）
       漆南薰烈士传略
       漆南薰同志，别号树棻，四川江津李市乡人。青少年时期，先就读于江津中学，因反对学校当局无理压迫而被开除，后进成都联合中学。毕业后，同郭沫若等同学到日本留学，考进日本国立第三高等学校，后升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该部由当时日本最负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主持，南薰同志受河上肇影响很深。一九二四年毕业回国，在上海法政大学教书时，所授课程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这时正是大革命前夕，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封建势力压迫。南薰同志深感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人民就不能够获得彻底解放。为了加深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揭发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各种阴谋，他搜集了很多资料，经过四年的努力，于一九二五年初写成《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又名《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在青年中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南薰同志同郭沫若等同志一起参加了“五卅”惨案这一反帝运动。一九二五年秋，回到重庆，继肖楚女同志担任《新蜀报》主笔。在报社工作时，南薰同志勤奋工作，几乎每日写一篇社论，并编辑一些小册子，积极作革命宣传，深受读者欢迎。在此同时，他还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向时俊师政治部主任，曾培
       训了一批革命男女青年参加革命斗争。
       一九二五年前后的四川，大小封建军阀盘踞横行，岁无宁日，帝国主义在重庆的势力也极嚣张。
       南赢同志生前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却有党的观念，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倾心革命，坚决地、勇敢地执行党所交付的任务，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在第一次大革命北伐战争期中，他以犀利之笔，配合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对当时北伐的主要对象大军阀吴佩孚等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武汉革命政府成立不久，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相继打出国民革命军旗号，实则同蒋介石勾结一起，坚持反共反人民，多次合伙屠杀革命群众，妄图扑灭革命火焰。南赢同志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下，积极参加革命行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作种种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他经常去河坝群众集中的地方讲演，情绪激昂，跳着脚痛斥军阀的罪恶，每次回家裤腿上都溅满了很厚的尘土。他的行动为军阀所深恨，讲演时军阀们支使人警告他说：“凑先生，时间不早了，请回家吧！”南赢同志根本不理睬他们。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白色恐怖，南赢同志向他的妻子一再表示：“一百年的老鸡公就死一回，怕什么。”
       “三·三一”荣惨发生前，在重庆的军阀威胁他，不要参加这一活动，并曾多次扬言要杀害他。但他蔑视这些恫吓威胁，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的鼓舞下，挥笔战争，更加勇猛。惨案发生的那天，他是群众大会的总主席。会场周围早已密布下了许多由反动军队、团丁化装的便衣凶手。他进会场不久，向几个熟人点头招呼之后，正走向主席台时，暴徒就冲进会场，首先向主席台开枪，作为开始大屠杀的信号。南赢同志受伤后，从主席台
       后面城垛跳下去，被埋伏在城外的军阀爪牙捉住，用枪托在他身上乱打，然后将他拖至两路口（当时是荒坟累累的郊区），并极其凶残地将他割舌、剔牙、破腹，用大刀将尸体劈成数段，抛弃路旁。三日后遗体才得收葬。南藏同志在斗争中非常坚强。他正直、英雄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周铁岳撰)
       陈达三烈士传略
       陈达三同志，又名道五，四川铜梁人，生于清朝末年。幼时，因知县贪赃枉法，曾联名向省控告，被知县缉捕，他逃往成都进入一所军事学堂，后又由学堂保送到保定军官速成学堂。当时，他已秘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到过南京、上海。后回川任陆军速成学堂教官。武昌起义时，他与川中革命同志联络响应，后同朱庆澜到东北和广东任军职。一九一九年任四川督军署参谋兼讲武堂教官。一九二三年熊克武组织讨贼军，他任参谋长随军入黔，后又自湘转粤，因蒋介石破坏失败，回川从事革命，与杨韶公、刘伯承等同志秘密策划四川军事，被选任国民党四川党部（左派）监察委员。同时，因师生关系被四川军阀刘湘聘为顾问，积极对刘进行工作。顺（庆）泸（州）起义时，曾受党派去泸州布署，催促起义军向顺庆转移。“三·三一”惨案发生，他由五福宫左侧寓所）现重庆市妇产科医院）急出招呼：“不准乱打。”并救护受伤群众，话未完即被暴徒枪杀于五福宫前。
       （摘自重庆《“三·三一”》惨案二十三周年纪念特刊》）
       缅怀先烈创业维 艰激发大千四化豪情 重庆市举行“三·三一”惨案纪念座谈会
       “重庆日报”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讯 重庆“三·三一”惨案五十二周年纪念座谈会二十九日在重庆市政协举行。
       大革命时期的一九二七年的今天，国民党和四川军阀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重大“三·三一”大惨案。当时，党的四川地方委员会书记、优秀的革命领导人杨简公同志，“三·三一”以后也惨遭杀害，壮烈牺牲。一九五〇年“三·三一”，重庆各界曾集会悼念，当时在重庆主持西南地区工作的刘伯承同志、邓小平同志等亲临参加，祭奠忠魂。一九五七年，再次举行纪念。同年，朱德同志亲笔为
      
      
       株连共聚属。
       杨丽公同志墓碑题字。“四人帮”横行时，为革命献身的杨丽公同志，竟遭到恶毒诬陷，并
       这次纪念活动是重庆第三次纪念“三·三一”惨案。参加座谈会的共有六十多人，有当年“三·三一”惨案亲身经历者，有“三·三一”牺牲的烈士家属，有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负责同志和重庆市民主党派负责人，还有从杨闇公同志家乡专程来渝演出川剧《杨闇公》的潼南县川剧团负责同志和主要演员。
       座谈会由中共重庆市委顾问、市政协副主席孙先余同志主持。全国人大代表、市政协副主席周钦岳，大革命时期重庆中法大学教员陈觉人，中法大学学生蒋闯仙、董毓英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他们四人都已白发斑斑，都是“三·三一”惨案的亲身参加者。他们在发言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川军阀勾结起来，对当时在打枪坝（现金汤街自来水厂）集会，手无寸铁的学生、青年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的史实，痛斥“四人帮”诬蔑杨闇公烈士、破坏杨闇公烈士墓及墓碑等罪行。
       杨闇公烈士的儿子杨肇中在满腔激情中发言。他说，他才出生三十多天，爸爸就遭到残酷杀害，万没有想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年轻生命的爸爸牺牲后四十多年，“四人帮”还要诬陷先烈，株连几代，遍及亲友。今天，我们才能再次公开纪念先烈，告慰英灵。
       发言的人都表示，缅怀先烈创业，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以为四化多作贡献的实际行动来纪念烈士。
       《杨闇公日记》编辑小组召集人周永林在座谈会上说，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的《杨闇公日记》即将出版。《回忆杨闇公同志》一书和重庆市政协编辑的《三·三一惨案专辑》不久也将出版。今年清明节，潼南县委将主持为杨闇公烈士扫墓，我市有关人士将前往参加。这是重庆人民对“三·三一”烈士欣慰的纪念。
      
潼南人民满怀对革命先烈崇敬之情

      
清明节为杨阁公烈士扫墓

       刘伯承等同志送了花圈 佐白戈、张秀燕、杨白斌以及江津地委负责同志专程前往参加扫墓
      
      
       委、江津军分区、中共潼南县委、潼南县革委和杨阁公烈士生前友好刘伯承、任白戈、张秀燕等送了花圈。任白戈、张秀燕和杨阁公烈士的亲属杨白斌、杨赤花、杨肇中以及中共江津地委负责同志，专程前往潼南参加了扫墓。
       杨阁公烈士是潼南县双江镇人。多少年来，潼南人民都为有这样一可歌可颂的革命先烈感到光荣和自豪，一直对杨阁公烈士寄予深切的怀念。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四川省委的直接关怀下，潼南人民为杨阁公烈士修建了陵墓，朱德委员长代四川省委为杨
       阎公烈士题写了墓碑。潼南县川剧团还把烈士光荣的战斗历程编成现代革命史剧《杨阎公》，四出演出，誉满全川，可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杨阎公烈士的弟弟杨尚昆同志进行迫害时，杨阎公烈士也断遭株连。一时之间，中共四川省委为烈士修建的陵墓，朱德委员长为烈士写的墓碑备受践踏和损坏；县川剧团编的《杨阎公》史剧被打为“毒草”，杨阎公烈士的子女被当作“反革命”，惨遭迫害。但是，革命洪流势不可当。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邦”，把被他们颠倒了的历史颠倒了过来，杨阎公烈士的英名得以光辉重现。不久前，中共四川省委又拔出专款，潼南人民为烈士重修陵墓，复制墓碑，在烈士陵墓外沿，修筑石墙、石阶，园内四周陪衬了花台和风景树。而今杨阎公烈士墓显得格外庄严壮观。
       清明这天，上午十时许，潼南县城党政机关干部、各界代表和杨阎公烈士的生前友好，及其亲属三百多人，来到杨阎公烈士墓前参加扫墓。中共潼南县委书记何绍兴、工农兵代表周益琼以及杨阎公烈士的亲属杨赤花先后讲话。他们颂扬了杨阎公烈士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耻诬陷，表示要学习杨阎公烈士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奋斗得来的结果才是真快乐”的坚强信念，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把烈士的家乡建设好，把潼南建设好，让烈士鲜血迎来的四化之花，开遍潼南大地，任白发、张秀熟、杨白斌等同志还为烈士陵墓新栽的柏树浇水培土。
      
打枪坝的由来和经过

       朱必谦遗作
       “三·三一”为重庆一大惨案，地点在打枪坝，故又叫打枪坝惨案。此案之详细本末，已录入重庆市志略中，兹不再述。只述打枪坝之历史及其经过。重庆在清朝设有总兵官一员，俗称镇台。他标下有中左右三营，共有绿旗营官兵二千余旗。何谓绿营？因为别于满州、蒙古、汉军三种之黄白红蓝之各旗，此则纯为汉人充当，除分防各汛地外城守不过千余人，且多缺额，粮饷中饱，平时考校武艺，多在镇台衙门后面之箭道子，只试弓箭而已。春秋两季，就聚集操演，则在打枪坝。武器除弓箭刀矛藤牌外，则有火枪，一人背负，式如今日之鸟枪，大的则名抬枪，数人抬放，非常笨拙，由前锋装进火药铁弹，枪的中间，有一小胎盘，装少许炸药，点以火绳，也有靶子，试验中否。总兵官间或一临坝上之官厅，多委三营中之长官监试。至太平天国军兴，则注重募勇练团，多以练营兵不可用，操演之时渐少，此地遂成荒废。遂启外国人之注视。在一八九〇年及一八九五年间，英法两国于打枪坝之下面已成立有领事馆，久欲扩充地址。是时，适有奸人串通在左邻旁之五福宫住持，将全庙地产售与某国人，且侵及打枪坝。后经设法赎回。但是，打枪坝地势高敞而且平旷，实为城中难得之地，仍不免外人觊觎，重庆地方官与税务司花荪一再筹商，将此地开放，作为重庆税关建筑公所之用，租而不卖，且约内注明不作他用，每年认纳租银贰百两，由重庆关拨交，镇署总兵官会同川东道会聚四川总督立案。当时会中有明
       是界之税务司，实与中国公地无异等语。自诩如此缓冲办法，实为得策。至一九一〇年，重庆镇总兵裁缺，国亦随变。今则时易琬迁，外力已削。滴血亦乾，打枪坝之名，遂变为鼓楼街了。
      
致 曹 燮 阳 信 •

       王陵基
       来函敬悉，改定鱼洞场，届时仍亲临与诸君面详一切也。昨日学生与工人冲突，查共产党被毙多人，不知踪迹者亦有，云云详情面达。
       城内秩序未乱，交丙（原文如此——编者）经过时间不过二三十分耳。
       此致
       燮阳仁兄
       王陵基 手书
       四月一日
       订正
       本选辑第一辑有几处错字，订正如下：
       ① 第7页第七行，“匆”应为“匆”。
       ② 第124页末行，“锤”应为“镟”。
       ③ 第150页第三行，“编辑联除”应为“编辑部联系”。
       ④ 第152页第九行，第154页第三行，第157页第十二行，“西南长官军政公署”或“西南长官公署”均应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
       ⑤ 第166页第十七行，“侯外庐”应为“侯外庐”。
       ⑥ 第178页第十三行，“熊钟珍”应为“熊瑾玗”。
       ⑦ 第179页倒数第五行，“所谓”八团体”启事告次之后，刘野燧等又掉换花头”应为“所谓”八团体”启事出笼之前，刘野燧等曾玩花头”。
       [ General Information ]
       书名=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作者= 页数= 2 1 6 S S 号= 0 出版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