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重庆盐业见闻 …… 马绍周（1） 重庆布匹商业的早期概况 …… 李德全 王仲鼎 周让伯（27） 帝国主义垄断下的重庆山货业 …… 杨灿雪 杨质彬 夏荫 李若愚（50） 亚细亚火油公司在重庆的经济侵略 …… 应社多 彭延良（83） 宝光银楼和“宝光”金条 …… 江朝荣（95） 重庆中南橡胶厂创办经过 …… 陈维新（109） 赵春咏和重庆永新化学公司 …… 宫商闻（137） 重庆惠工铁工厂的回顾 …… 李济苍（163）
       重庆盐业见闻
       马绍周
       盐是四川最著名的天然富源。抗日战争以前，其年产量常达六百余万担（每担一百市斤），居全国第三位或第四位，因之征收盐税也就成为四川历史上最大的财源，始终是全省财政收入中的第一位。在军阀割据的防区时代，军阀你争我夺，战事频仍，可以说大多与抢夺盐税有关。
       过去四川一共有二十八个盐场，其中以富荣盐场（即富顺的自流井与荣县的贯井，今属自贡市）为最大，历年均占全川总产量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个盐场行销各地的引盐（注），是以重庆为转运枢纽，四川盐运使署和多数经营盐业的总号，也都设立于此，而重庆的盐业遂与钱业、四头、棉纱并列，且居其首，号称四大商帮。
       我于一九一六年十六岁时，即入文盛永盐号当学徒，以后逐步由先生而经理，所经营的盐号计有万顺荣、旭东升、利川公、庆和、渠河运商公记等，此外还曾在其他许多盐号搭股，直到一九三〇年进入重庆盐业银行后，才开始逐步结束业务，但基本脱离运商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在盐业的二十多年间，对于军阀、盐官对盐商的压榨掠夺，盐商对军阀、盐官的巴结，以及
       [注]在盐务行政中，销盐的区域叫岸。富荣盐场的岸，除了由陆路运输的附近十三个市、县外，其在云南、贵州两省的销区叫边岸（取其销地寓远之意），在省内自前清雍正时起实行计口授食办法的销区叫计岸，在湖北、湖南两省的销区叫济楚岸（太平天国革命时，淮盐不能上运，改以川盐接济，故名；以后这两省的销区仍由川盐供应，名称亦相沿承袭下来）。因为这三个岸都是由水道运往，运盐的执照都叫做引，所以又统称之为引岸，运销的盐就称为引盐。至于经由陆路运销的盐则称为聚盐。
       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种种乌烟瘴气黑暗丑恶的情况，耳闻目睹颇为不少，其中有些人事情节，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仅将我在盐业早期的一些见闻，择要作一片断的记述。
       一、关于盐税和各项附加
       过去的盐税，本来是反动政权的收入。但自一九一八年熊克武被广东政府委任为四川督军后，就和当时的盐务稽核所经理张英华签订协议，停止向北洋政府解散，所收盐税除供给四川盐运使署和盐务稽核所两个机构所需的经费外，余数全部拨充军用，从此四川盐税就完全为军阀所截留。
       富荣盐场的盐税，平均每年总在一千万元上下，故特别为掠夺成性的各军阀所垂涎。一九二五年的军阀混战——杨森“统一之战”，就是以公开争夺富荣盐场的盐税揭开战幕的。这些军阀把地盘争夺到手以后，为了更多地榨取盐税收入，就为所欲为地屡次变更盐的运销办法，重庆运商的消长变化亦因此受到直接的，影响，兴败无常，命运莫测，回忆起某真有历尽沧桑之感。
       关于盐税，在军阀截留以前，征收方式同其他行业并无二致，还是运商在买盐时才上税，买多少盐就上多少税。但自军阀截留盐税以后，就一变而为通过商会实行派垫，预提盐税；不管运商是否需要买盐，以及其需要量如何，都得无条件承担军阀的派垫。然而军阀是贪得无厌的，所以派垫也就没有止境。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税溢于盐”（即供过于求，因完税后应购的盐超过了实际需要量）的现象，便逐渐严重起来了。
       到了一九二一年刘湘就任川军总司令后，又以“以简驭繁”为名，将每月派垫的税款，强迫由运商自己的组织——盐帮公所承担，公所把税款垫缴以后，再将税单分派给各盐号。这样一来，凡是盐商，不管你当时的需要如何，都得无条件地承担税务。于是，有心染指盐业的，视垫税为畏途，不敢问津，少数实
       力雄厚，能够缴税的就恃税而专，垄断业务；多数资金薄弱的盐号，无力继续经营，只好甘受淘汰，全业遂由六十多家渐次减少为三十多家。而此时的盐帮公所，由于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军阀包税，便完全为少数大盐号所操纵把持。
       在军阀、盐官串通一气，朋比为奸之下，其后的派垫办法虽又经过种种的更改，从每月无定额到有定额，从军阀的各自为政到成立联合机构实行统收统支，从原来的集团包销到另招新商（即所谓“多数认商”），看起来尽管五花八门，但变来变去，仍不过是“千方百计压榨剥削，以满足其私欲和野心而已。当时，在他们的专制淫威下，盐业也就成为所谓“盐无百日安”的动荡、瘫痪局面，而必须买盐度日的广大人民则深受其苦。
       军阀、盐官对盐商的敲诈勒索，具体情况留待下节专门叙述。这里谈谈他们除开征收正税以外的那些多加毛牛的盐税附加。
       军阀割据的防区制形成后，各地军阀都在自己的防区内称王称霸，逼设关卡，随意征收捐税，盐载的附加更是特别严重。当时，盐船一靠岸，盐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东奔西跑忙着上税。按盐包贴印花税是不要说的了，这是沿江每县都要征收一次的；此外还有因地而异的什么到岸费、过境税、马路捐，以至某某同学会的会捐等等，真是名目繁多，难于尽述。最初，这些苛捐杂税，每载尚不过数十元至一、二百元，以后花样越来越多，征额越来越大，复从七、八百元直到超过正税的税额。
       在此期间，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不已，所耗战费之巨简直无从估计，百业肖条，生灵涂炭，早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但是战胜者愈加耀武扬威，野心勃勃，积极扩张实力，企图称霸全川，战败者虽退守他地，但仍不甘落后，总是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因此，无论战胜者或战败者，都在加紧搜刮勒索，横征暴敛，民间疾苦，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况下，盐载的附加在一九三〇年底以后，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仅以渠河一岸为例。当时食盐一载（九万三千六百斤）在富荣盐场尚未出关时，即由自流井马路局收马路捐、学捐共四十五元，川南督备部收公安捐二十元；盐到泸县，市政公所收市政经费六元、印花税二元，码头征收处收码头捐二元四角；盐到合江，二十四军收印花税四元；盐到江津，二十四军收印花税三元，学友互助社支社经费十元；盐到重庆，渝简马路局收马路捐十五元，二十一军印花税总局收三卡印花税花盐九角、巴盐一元二角，二十八军设在重庆的渠河食盐平价处收渠盐平价费八百元，渠盐新印花税十六元；盐到澄江口，峡防局收北碚团费一百三十元，印花税九角，查验费九角，军费印花税十元；盐到璧山夏溪口，二十八军收护商清乡费三十五元；盐到草街子，二十八军收护商费六十五元五角；盐到合川，二十八军收江防护商费一百六十元，合川市政经费四元五角；盐到小米溪，二十八军收护商费四十五元；盐到广安，军阀罗泽洲（刘湘齐系，新编二十三师师长）收护商费三百七十八元；盐到渠县濑渡河，二十军收护商费二百二十元零五角；盐到渠县三汇镇，二十军收护商费九十元；盐到达县，川陕边防军收护商费九十元，新加进口税三百六十元，第二次新加进口税九十元。
       必须说明，从富荣盐场到达县沿途所征收的附加，上面举出的只是我记忆所及的，肯定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附加被遗漏了。但是就以上面这些作一粗略的统计，附加总数即达二千六百元以上，已经超过了正税（此时计岸盐每载的正税为二千二百五十元）。这两者相加起来，就数倍于进货成本。
       至于其他各岸（重庆运商的经营范围共有八个岸，即一个楚岸，三个计岸——泸南、涪万、渠河，四个边岸——仁边、綦边、涪边、永边），情况也都大同小异，而且有的岸的附加，比渠河岸还要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除此而外，各岸运商在行盐途中，还会经常遭到一些哭笑不得
       得的勒索。单是在一九三〇年，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川南警备部改团练为公安队，所需经费完全从食盐抽收，盐商认为不合情理，联名请求收回成命，川南警备部竟派兵将盐载扣留，不予放行；结果还是盐商出钱，达成协议；事后公安队电盐运使署说：“以前阻放盐载，亦不过欲促此项经费早有誉落而已”。②前二十军军阀郭汝栋驻防蔡江时，蔡边岸盐载每载附加四百五十元，后来郭部出川，驻地由二十一军接防，因二十一军已统一征收盐税附加（即整理费），蔡岸附加理应取消，但刘湘却以郭部在蔡负债应该偿还为口实，强行继续征收，以后就相沿成例，始终没有停止。③其时北伐早已结束，但济楚的盐载在宜昌仍由征粮局每担征收三元的“北伐捐”，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二、军阀、盐官的敲榨勒索
       过去管理盐的机构，一个是专管行政的盐运使署，另一个是专管税收的盐务稽核所。这两个机构在抗战爆发前不久才合并为盐务管理局。从一九二一年刘湘任川军总司令时起，盐运使即由军阀委任，至于场岸、缉私、关卡等方面的大大小小的盐官，也由各地军阀任免；这些盐官，不是军阀的心腹，就是军阀的“功臣”，或者是同军阀有裙带关系的。军阀之所以委任他们，主要是对他们的一种“调剂”。稽核所的主管人员，则由北洋政府、其后由南京政府直接委派。这两方面的人虽然来历不同，但走马上任之后，自然同流合污，各有一套坐以致富的办法。总之，军阀是明目张胆地强迫勒索，盐官则是花样翻新的贪污舞弊，当时的社会，真是暗无天日。
       如果要在这里来尽情揭露军阀、盐官的剥削伎俩，确实纸短话长，罪不胜数。我在下面所谈的，只不过千百件中的几件而已。
       黔军袁祖铭掠夺盐税一百万元
       一九二四年初，杨森企图独霸全川，在将刘成勋、刘斌、陈洪范等部分别击败后，又在川东战败赖心辉及黔军王天培各部，大有直捣重庆之势。时袁祖铭和刘湘正合驻重庆。袁见形势危急，决定逃跑。他在即将退出重庆时胁迫重庆稽核处洋稽核员季履义签发税单一百万元，派铜元局局长杨德淳带兵前往总商会估勒垫付，并扬言是否安全退出就看此款能否收到为定。商会为了维持市面和商户的安宁，同时又考虑到黔军还有去而复回的可能，不能不留一点情面，只好将此一百万元的税单分派给各商帮和富绅。
       在商会的分派中，虽然运商只担负了相当一部分，可是在时局动荡、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其余各商帮和富绅都纷纷将所持的税单以较大的折扣卖给运商，因此全部税单很快仍落入运商手中。其时运商的如意算盘是：税单既有洋人亲笔签名，当不致发生意外，而且又是折扣买回，日后照税配盐等于先三有了赚项，并还可以得到先捆、先运、先售的好处。
       袁祖铭退出重庆以后，市面恢复正常，运商纷纷将税单寄到自流井川南稽核分所配盐，可是只配了几载盐即行停止。这时的季履义，便矢口否认他的签字有效，说他的签字只不过是在税单上随便划了一个“屁眼”（即○，这是他亲口说出的，他会说不少四川的下流话），这是迫于军事压力临时采取的应付办法，根本不作数。
       这一来，运商个个大惊失色，到处呼冤叫屈。季履义的亲笔签名尽管终于抵赖不了，但川南稽核分所却又以此项税单曾发生买卖折扣行为，坚决不予配盐。运商屡次向北洋政府申诉实情，均未获理睬；拖到一九二七年，北京盐务署竟认为这是商人和军事当局发生的纠葛，应由双方直接磋商解决，悍然驳回一切申诉。
       此时，刘湘自己的军饷开支也相当支绌，自顾尚且不暇，也就置若罔闻。至此，一百万元的盐税几乎全部白白相送，运商的幻想也终于成为泡影。这是重庆运商遭受的第一次大损失。
       盐运使梁正麟的贪污伎俩
       梁正麟在民国初年曾任川南道尹，一九一五年又曾协助四川第一任盐运使晏安澜组织运盐公司（由各岸盐号合资组织的专卖公司），在盐业所谓“川淮之争”（一九八八年）时，他又被推为四川盐商赴京代表，为四川盐商争权益。后来他任第三军边防军赖心辉的秘书长。一九二五年刘湘与赖心辉合作，北京政府委赖为省长，刘湘以川康边防督办名义保梁为四川盐运使。时刘湘正在积极组织对抗杨森“统一之战”的倒杨联军，梁从中掣划甚多，并屡向刘湘献杀陈控制盐税，因而颇受刘湘的器重。
       梁正麟对盐务本甚熟悉，现在又有了强大的靠山，自然就有恃无恐地大肆进行贪污舞弊。小的、个别的不谈，这里单说两件大的、有特殊性的。
       一件是利用职权，无本经营。他自知官居高位，不便出面与盐商公开争利，于是就乘一部分盐商控诉天锡生、福兴玉、同仁义、大昌祥等四大楚商垄断唇舌的机会，一面向这四家楚商提出警告，要他们让出四成载额，不然“箍箍要爆”；一而暗中支持盐运使署科长吴受彤的亲戚邓赣秋插手经营楚盐。经过梁大施手腕后，四大楚商被迫让步，同意让出四成载额（二百载），于是他就立刻批准了经营楚盐的十家新商，其中就有梁的二哥梁仲子化名参加的一家，实际就是他本人的匿名盐号。
       这十家新商，联合组成利川公盐号，统筹经营楚盐载额，议定每家各出股本两万元。但梁的盐号却始终分文未出，这其余九家觉得自己得以经营楚盐，完全是靠他的携带，将来更需要盐运使的照顾，他出不出股本实在不算一回事；于是梁正麟就成了利
       川公盐号的无本股东，赚钱就分，蚀本不管。我记得在宁汉分裂那一年，他就分得了好几万元的红利。
       另一件是：借楚盐改为轮运，大肆勒索。本来梁正麟的前任周骏就已将部分济楚阜食盐改为轮运，而全部改为轮运则在梁接任以后。梁自认为此事“劳苦功高，莫与伦比”，遂暗示楚岸运商要对他报警。楚盐全部改为轮运成功后，盈利确较前大大增加，现在梁既有要钱的表现，运商取不从命，旋即由盐邦公所召集楚商研究，决定每载盐抽取二百元作为送盐运使的谢礼。在梁正麟看来，这个办法是出自楚商的自愿，这些楚商又都受过他力办轮运的恩惠，这一笔钱虽属不义之财，但却是“取不伤廉”，大可心安理得；对楚商来说，送这一笔钱不过是慷他人（人民）之慨，自己并无损失，而且把两百元的负担均摊在九万九千斤一载的楚盐上，也实在微乎其微，买盐的人不易察觉出来，又何乐而不为。
       梁正麟担任盐运使不过一年出头，但他用着如此类的手法，却囊括了数十万元而去。
       师长兼盐运使王缜绪的恶毒计谋
       王缜绪原系杨森的部下。“统一之战”时由刘湘许以盐运使的条件而叛杨投刘，至一九三〇年王遂破例以第二师长兼任盐运使。
       王上台不久，便指使其军需处长郭松年向聚丰长盐号经理张琴舫提出向运商暂借期票十余万元，以济军饷。张随即转告该号副经理黄凤三（盐邦代表人物之一），黄复转知各盐号。大家以王缜绪兵权在握，而且刚刚上台，不敢得罪，只好答应照借。
       殊知王缜绪想吞吃这笔借款。在运商出了期票的次日，王就将着期票面见刘湘，反咬运商向他行贿。刘湘闻言大怒，立命甘典夔严查，声称“我要办人”。甘和运商平日有些勾结，间或还在刘面前代运商陈述困难，这一来也觉得自己的面子不好过，便
       质问盐邦公所的值年人曾俊臣：“你们搞的啥名堂？你们有好多脑壳？要不要命，怕不怕死？”经曾将经过原委一一向甘说明，并将公所议案交甘看后，甘才息怒回报刘湘。自此以后，此事未见再提，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期票到期后，虽经几次转期，王仍分文不还。于是运商便掉过头来一致埋怨黄凤三，黄只好去找张琴舫，张又去问郭松年，郭则“王顾左右而言他”，看来毫无着落。这时黄凤三急得来终日绕室嚎啕，自认无颜见同业，决意一死，并将绝命书写就，号上和家中的一切大小事务都拜托张代理。郭松年睹此情状，深恶其的闹出人命案来，事态扩大，遂找盐运使署科长吴受彤等商量解决办法。吴等认为王一向吃鱼避屈，自命清高，此事过硬不得，乃劝盐帮以此款捐赠公益事业。当时盐帮也感到若再争执下去，不仅徒劳无益，而且以后更难相处，结果决定把这笔钱捐赠王所创办的巴蜀小学，实际上就是任王把这笔借款全部吞没。
       王绩绩贪污最大的，是如下的一件事。自王上台后楚岸销路已经不好，原来每载楚盐所抽的二百元早已停止。他的心腹吴受彤就别出心裁，对所有盐载按载抽取“三科经费”八十元，全部归王独享。即此一项，每年就有二十万元左右。王在任五年，总计当在一百万元以上。当时运商一谈起这位王盐运使，无不恨之入骨。
       稽核所经理李植榆没收税单的真相
       在一九二八年时，由于军阀不断加提税款，税单积存，而掼盐期限又只三月，过期作废，引起运商的强烈反对。当时各军及盐运使署为了顾全自身利益，不使提税受到影响，就请川南稽核分所屡缓税单上的掼盐期限，但该所经理李植榆坚不承认，先后没收了过期税单达三十余万元。
       运商感到损失太大，倘若以后积税愈来愈多，情况的严重更
       不堪设想，便向财政部和盐务署提出控告。部、署同意展期一年，并令川南稽核分所将没收的税单全部退还。然而李植榆却借口未奉稽核总所命令，相应不理。此时军阀照样估提，稽核分所继续没收过期税单，大小运商又无力配盐，个个都一筹莫展。利川公盐号总经理邓毓秋睹此危急情况，喟然叹道：“举子不吃寄生虫，死了也不闭眼睛的”。意思就是，不花钱是决不能了事的。公所值年人曾俊臣也感到李植榆对任何方面都不买帐，一定另有原因，邓毓秋的话看来是有道理的。于是就去找同他伙做鸦片生意的重庆稽核处的科长赵绍农，商议给李送包袱。果然，经过赵穿针引线后，乘李来重庆时，大家就为他举行公宴，极力向他要好。
       正在筹划进一步的行动时，又探知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是李的知己同学；曾、赵密商后决定送李十万元，由曾暗中向盐号筹集，并以他的私人名义汇到上海银行交陈光甫转给李，而且保证坚守秘密。
       “钱能通神”，在旧社会这句话一点不错。李植榆自接受贿赂后，以前所坚持的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了答谢运商对他的“厚遇”，他还主动代运商设法，另外拟定一个办法，要两军将已提取的税单全部收回，重新给以“印收”，上面注明（可由运商自行决定）配盐的期限。稽核分所以前没收的税单也如数退还。这样，运商虽然损失了十万元，但却得到了极为理想的配盐期限，冻结了的业务又复苏起来。
       不久以后，李植榆即因贪污披控撤职下台。他靠着贪污来的这十万元，到上海去又当上了上海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
       运商在行盐途中遭受残酷掠夺的事例
       上述各节，只是军阀、盐官在重庆一地对运商巧取豪夺的几个片断。下面根据我的记忆，简叙几种运商在行盐途中受外地军
       阅残酷掠夺的事例。
       一九一七年，重庆巨商王雨睿的万懋正盐号认销沿边岸，其停泊在龚滩河的盐载，被黔军李善波部抢劫一空，损失达二十余万元。万懋正从此资金枯竭，负债累累。王雨睿多方筹划，力图挽回颓势，终因债主盈门，走投无路，忿而吞金自杀。这是为地方军阀的凶残暴虐而弄得家破人亡的重庆第一家大盐号。一九二〇年，天锡生、万顺荣等盐号的盐船行抵涪陵时，被吕超部强行截留，将盐提卖作军饷，各家损失共四万余元。一九二一年，赖心辉任川军总指挥时强迫楚岸运商垫缴军饷十五万元，后来仅以六万余元拨作税款，其余八万余元无下落。是年川军总司令刘成勋又派提款委员向运商估提九万余元，许以盐税拨还。事后盐运使署函请赖于盐税内陆续拨还未了清的垫款，赖却借口军事方殷，故意拖延；不久，赖败退，刘解职，这十余万元的垫款从此就石沉大海了。一九二三年杨森退驻宜昌时，估逼运商借款六万余元，后杨森回川，借款各号请求盐运使署代追是项借款，该署自知事情棘手，遂令各商直接向杨交涉；此时杨森气焰正烈，谁敢出面索债，只好奉送。一九二八年杨森驻防万县时，强迫永丰轮载运的楚盐每载纳税一千元。经盐帮邀请杨的代表周稻荪同我去求杨减少，仅同意作为记账放行盐船，但纳税金额不能减少。后来，我们又以两千元为酬，请周见三（杨森的同学）向杨疏通，才以每载改为八百元谈妥，杨并嘱周转伤盐帮一次缴纳二十载的税款一万六千元。诸如此类的事例一时是说不完的。
       总之，军阀、盐官对运商的压榨掠夺，从来就没有屡足之时，一有机会决不放过，就是没有机会，也要制造种种借口，从盐商身上压榨出他们所想要的油水。
       三、运商巴结逢迎的丑态和采取的主要对策
       尽管军阀、盐官对运商极尽勒索之能事，但运商为了追求利
       润，也是什么事都作得出来的。事实上，在各商帮中，盐帮始终是四大帮之首，不仅经济力量雄厚，而且同各种地方势力都有紧密的勾结，所以才能够互为利用，狼狈为奸，投机取巧，尔虞我诈，把种种剥削全部转嫁给广大的人民，而使自己发财致富，过着骄奢淫佚的豪华阔绰生活。
       谈到运商对军阀、盐官的卑躬屈膝、阿谀逢迎，回忆起来真是丑不堪言，令人作呕，使我深深感到资产阶级本质的丑恶。下面只是几个片断。
       “以邪扶正”
       一九二六年，奚致和将接任二十一军财务处长时，他的好友华丰盐号经理陈绍尧，事先就传出了消息。因为二十一军财务处是运商的“正管”，新官上任，自然更要加倍奉承。
       于是，在探知他常和二十一军医务处长贾文泰等喜好寻花问柳的情形后，运商就把他经常去的“堂子”全部包下来，在那里举行欢迎会。公余之暇，也经常在“堂子”里款待他。这一来，奚致和真是得其所哉，深感运商对他的隆情盛意，体贴入微，而运商的一切大事小事，也都可以在“堂子”里就地解决，方便无比。
       同年，陈国栋接任盐运使，他的好友娄仲光也如法炮制，先来通风报信。盐运使同样是运商的“正管”，自然要殷勤迎接，不敢怠慢。陈有所大鼓书和打扑克牌的嗜好，运商就连忙重新油漆盐帮公所的戏台，大唱其戏，饮酒作乐，以示欢迎；以后又经常把一个名叫赵大玉的大鼓书班子清来为他演唱。过去公所一向禁忌女人上台的万年台，也从此破例，不再忌讳。陈贻兴来时，就在公所内辟室设赌，由盐帮头面人物奉陪，当输大输，当赢不赢，使陈越赌越有精神。这位盐运使见运商对他如此奉承，简直乐得心花怒放，流连忘返，后来干脆就在公所里批阅公文。于是官商之间融洽无间。运商对陈国栋仍按每载楚盐抽取二百元送
       给他；陈国栋对运商，在宁汉分裂急需楚盐济缺时，一再变通准将大量计岸配盐改为楚盐，以致双方各发横财，皆大欢喜。这就是当时运商津津乐道的“以邪扶正”。
       顺便在这里说一说，陈国栋任盐运使不到两年，便已腰缠百万。卸任后就在成都和他的原籍郫县广置房屋田产，翔五老七贤。后来，我同石竹轩到成都在他家中作客，酒饭以后，他笑问我们，对他这幢新落成的玻璃洋房闻出有什么气味没有，我们不解其意，于是他洋洋得意地说：“是一股卤气嘛。”真是无耻之尤。
       邀功争宠
       富荣盐场原属二十四军防区，重庆原属二十一军防区。在盐税分配上，先是两军轮流派员担任提税工作，后来协议成立了二十一、二十四两军财务统筹处，专门办理盐税分赃。
       在两军轮流提税时，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盐场厂商依靠二十四军，重庆运商依靠二十一军，同时双方又都在想方设法把对方的后台拉过来，因而厂运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经年累月争执不休，人们戏呼之为“双抱案”。
       一九二八年，两军财务统筹处行将成立，二十四军财务处长张富安派宁芷村先来重庆联系摸底，筹备成立统筹处。对重庆运商来说，这正是瓦解厂商后台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极力和宁芷村接近，大献殷勤。宁随身带有在自流井预提盐税的税单五十余万元，很想在重庆兑现，运商感到统筹处一成立，自然又是一个“正管”，与其雨后送伞，不如雪里送炭，便把税单全部接受下来，很快就使宁如愿以偿。宁见运商竟能这样慷慨解囊，实在喜出望外，一再表示过去他们是“偏听则暗”，而今才是“兼听则明”了。
       是年春，统筹处成立，张富安来渝就任处长，运商全体头面人物都到郊外礼园（今鹅岭公园）附近列队恭迎，对张的生活行
       止，关注备至。如象张初来住在二十四军的裕通银行，运商见其会客室陈设简陋，便立即为他添置各种豪华设备，如金钱豹皮的椅垫等等，而且朝夕伺候，不离左右。由于预提五十余万元的盐税能够立即兑现，使张对运商早已有了好感，今又见运商是如此地俯首贴耳，奉命唯谨，当然更加另眼看待。在这样的情形下，原来就怕张富安受运商包围，因而随同前来的厂商代表李敬才、胡铁华等，不久以后就渐渐遭到他的疏远。
       运商见计已售，新处长已经成为自己这一边的人，就不时运用种种手腕，排斥厂商，舞弊经营，攫取非分利益。其中要以当众表演的一个类似“苦肉计”的戏剧性场面，得的实惠最大。
       是年秋天，运商由于积税甚多，无力配盐，非另外设法不可。于是就邀请二十一、二十四两军和两军财务统筹处以及盐运使署、重庆稽核处、总商会等单位，在盐帮公所开会。先由曾俊臣陈述盐帮疾苦，以积税过多，目前只有毁掉一部分税单，跟即当场搅刀切毁四十载盐的税单（约值十多万元），大有痛不欲生的样子。在运商看来，这四十载盐的税单切毁后如果无人过问，自然是一项大损失，但就是税单在手，目前也无力配盐，还是等于废而无用。另方面从张富安和运商的关系来看，决不致对此不闻不问，相信总有些补偿办法。果如所料，当曾俊臣出人意料地切毁税单之后，在坐者莫不相顾失色，流露出同情之意，张富安也颇为动容，对运商表示怜恤，遂决定以后按载抽收所谓“毁税费”三百元，以资弥补。从此以后，“毁税费”就象军阀征收的附加一样，由盐帮公所一直抽收下去。用四十载盐的税单换取这个长期抽收“毁税费”的特权，运商不特没有受损，反而从广大的食盐人民身上大大捞了一笔（因为“毁税费”是摊在盐价上的），如果不是通过“邀功争宠”把张富安拉了过来，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办到的。
       捧红不踏黑
       重庆在军阀混战时期，此去彼兴变幻无常，由此而浮沉于官场的一批官吏，也不过象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还是那些同军阀有瓜葛关系的人。运商有鉴于此，为了使自己能够顺利经营，平安度日，不管是对那些时来运转或者时过运衰的人，都是不得不一体加以“礼遇”，宁肯多烧冷灶，给人留点想头，决不过河撤桥，以断后路。
       例如前述黔军袁祖铭驻防重庆时，一贯强征暴敛，临退走时又掠夺盐税一百万元，商民无不切齿痛恨；但重庆毕竟没有遭到他的洗劫，又觉得总算不幸中之大幸。所以第二次黔军退出重庆后，杨德淳和吴厚安又潜来重庆时，盐帮公所仍派我和周宅三前去拜访，并送给他们旅费二千元。
       长期在盐运使署作科长的吴受彤，在梁正麟卸任时随同去职。运商见吴曾先后几次代理过盐运使，对四川盐务颇为熟悉，是任何新盐运使必须依靠的人物，他现在去职终究会回署的，以后肯定有仰仗他之处，便由天锡生、福兴玉、同亿义、大昌祥、利川公五家楚商各筹款一千元共五千元，公推我给他送去，一则报答他以前的“便商”之情，二则给他留点想头。果然，吴到成都文殊院学佛不久，就又还俗，并被刘湘聘为二十一军部的盐务顾问。王绩绮出任盐运使时，仍又作科长代行盐运使职权。这时的吴受彤，自不免要念及前情，每当盐运使署有什么新的变动和措施时，总是暗中先对运商泄露一点消息，运商过去虽出了五千元的代价，但所受之恩何止十万。
       一九二七年刘湘的财务处长奚致和贪污舞弊事发，刘湘派了两名大员在总商会清查他的帐目，并通知有关各帮临场对证，奚见情况危急，惶惶不可终日。奚在任时一再加提盐税，曾引起运商严重抗议，并且决心停止缴税。但奚竟用高压手段，将停泊在
       黄沙溪的花盐、巴盐共四百余载悉行封锁，并在相国寺、唐家沱两个出口关卡分驻重兵，禁止盐载出关，终于迫使运商屈服，继续缴税了事。现在他既成了犯法的人，运商本可趁机发泄旧忿。但运商在核对帐项时，却推我和张子谦两人为代表，对他私刻运商各号图章，伪造各种凭据和加大盐帮期票利息等等假帐，全部承担下来，证明无伪。因此，奚致和乃得以混关而过；事后又见他生活狼狈，还送给他两万吊铜元（约值银元一千余元）。当时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唯一的原因就是考虑他到底是刘湘手下的红人，事发后刘湘对他也有庇护之意，说不定他还有重新登台之口，此时助他一臂，将来对自己不是没有好处的。
       从“焚献费”到“债务金”
       运商勾结军阀、盐官的手法多种多样，事例举之不尽，但是归根到底，还是非钱不行。无论招待应酬，馈赠行贿，运商历年所花费的钱如果加以统计，一定是骇人听闻的。那末，这一笔巨大的开支又是出自何处呢？
       原来自从修建了盐帮公所，里面就供设了关圣帝君、镇江王爷、福禄财神等等神位，不仅要天天焚香献献，奉祀神明，而且还要经常办会唱戏，借以大开筵宴，如象正月的团拜会，二月的观音会，三月的财神会，六月的王爷会，直到腊月吃年饭，差不多月月都有。所以公所很早就开始按载抽收所谓“焚献费”六十元。这项十分庞大的收入同时也用在对外的交际应酬、送往迎来上面。
       到曾俊臣值年时，公所对外的交涉联络日益频繁，单是为了迎送显贵，雇请高等厨师专办上等酒席，每年的费用就很不小，然而最大的也是无法预计的还是外来的勒索和自行“孝敬”别人的包袱。因此，原来抽收的焚献费就大不敷用，公所也久起债来了。但是这些费用数目再大也是非用不可的，所以后来在二十一
       军军部和盐运使署的同意下，又按载加收所谓“债务金”三百元，用来偿付一切费用。这两项收入，每月可达十万余元，表面上虽然是从运商手里拿出来的钱，实际则是完全转嫁在食盐人民头上，难怪当时的人们要用“三白（盐、米、棉）一黑（鸦片）不昌盛”的话来讥咒这些商人了。
       借口“三积”讨价还价
       运商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对军阀、盐官进行勾结拉拢的同时，也经常利用种种花言巧语，来欺骗对方，争取同情，从而达到软拖硬抗、掩盖剥削的目的。
       无论在口头上和文字上，运商都一贯强调自己的作用，诸如“上完国课，下济民食”之类的话，可以说成了运商大言不惭的口头禅。当川盐和淮盐在楚岸竞销，形成剧烈的所谓“川淮之争”的长期过程中，运商更有这样的妙论：“困难多艰，沿江沿海常受重大威胁，若淮盐尽登发展，则川盐必将消灭，万一海疆不靖，西南各省必有决食之虞，而政府税收一旦绝源，国防费用又何以取给。因此，保障川盐，平时无损国计民生，遭受于民食国税亦可获顾……。”如此等等替自己擦脂抹粉的吹嘘，无非是说运商的利益侵占不得，要求加意保护而已。
       但是，平时谈得最为有声有色，不惜极力渲染的，还是所谓“三积”的问题。“三积”就是积税、积盐、积债之谓。如前所述，自一九二五年税款拨充军饷，形成派税包商制度以后，由于一再加提税款，出现了税溢于盐的现象，是即积税；由于按税配盐有一定期限，过期就要没收税单，所以运商又不得不勉力购盐，加以盐的销路塞滞，形成供过于求，势必要积盐；军阀所预提的税款，通常总是先由公所开出期票，在市面流通，但在已经积税的情况下，公所又不可能将所垫的税款及时摊给各盐号，因而往往期票到期时不能付现，只得担负利息将期票转期，日积月累，
       垫付的数字越来越大，连同公所的其他支出，经常负债达一百万元以上，这就是积债。
       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言，“三积”是不可能消除的，但军阀的勒索归根到底还是落在广大人民头上，运商依然有利可图。然而运商却看到盐税是军阀筹措饷的一大支柱，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就以“三积”作为口实向军阀、盐官讨价还价，甚至进而要挟，迫使军阀不得不暂时予以迁就。如一九二九年运商继收取“毁税费”后，又获得盐运使郭昌明（即郭文钦，刘湘的参谋长）商得两军同意停派五个月税款的照顾，而对当时两军应提的盐税另发行一种流通券来替代，该项债券即在盐载内另抽整理费来兑回，这就是声势竭力地叫嚷“三积”严重所取得的效果。在军阀方面，这自然是为了不影响以后的派盐而采取的缓冲之计，可是对于运商，这就意味着争取到一次可以攫取更多的利润的机会。
       事实上，尽管“三积”一直存在，但在不同的时期内其严重的程度也是大有不同的。例如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时，由于淮盐受阻不能上运，楚盐销区扩大，每担价格由九两左右暴涨至二十余两，此时盐运使陈国栋又破例支持运商，无限制地准许将积存重庆的计岸食盐改销楚岸，使楚商大势一笔。各商又将所售盐款就地购买因当时不能出口而价格惨跌的物资如棉花等囤积起来，追战事平息，这些货品相率提价几倍，又大赚一笔。因此，多数运商都获得大量利润，所谓“三积”已大为缓和。可是运商依然叫喊“三积”，而且为了堵人之口，又以当时金融紊乱，现金奇缺，宜昌、沙市各地纸币泛滥成灾作为借口，制造出种种新的所谓困难来。
       为了进一步说明“三积”的真相，这里必须把“三积”的底揭出来。运商一提积盐，总是把盐场、岸上、途中所有正常运行的盐通通计算在内，因此随时都是两、三千载；谈到积税，也是把当时预纳的税额和已经缴了盐款只是尚未掘运的盐所纳的税额
       算在一起，数字当然就很大；至于积债，公所更是不惜夸大其词，“口报鲤鱼三百斤”，而把各盐号的债务也一并列入，动辄就是一两千万。总之，对于“三积”的真实情况，军阀、盐官既不清楚也不想了解，而且这里面往往牵涉到他们的私人利益，就是知道一些也绊为不知，外面的人更不明此中奥秘，落得运商煞有介事地到处叫嚣，数字越大越能吓唬人，也就越有力量。当时运商不时遭到人民群众和厂商、销商乃至军阀、盐官的指责，主要就是靠“三积”这块挡箭牌而“振振有词”地应付过去的。
       四、上下交征利中的同业倾轧
       军阀、盐官和运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已略如上述。除此而外，盐业中的厂商、运商和销商，为了方便国保持和扩展各自的利益，在彼此之间，各商内部之间，以及省内和省外之间（主要是“川淮之争”），都有称重的矛盾。现在我仅就个人的见闻和记忆，来分别谈谈同业之间互相倾轧的点滴情况。
       运运之争
       运商的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一般在认岸以前争着认岸，认岸以后又争好岸，岸争到手后又千方百计少配载额，企图造成供不应求的情况，刺激盐价上涨，从而牟取暴利。
       在盐业早期，大约是一九二六年梁正麟任盐运使的前后，各岸的销路以楚岸最好，垄断楚岸的四大楚商获利最大，这主要是因为经营楚盐运输便利，销路有保障的关系。这时的楚岸，就象严冬季节里的一盆烈火一样，你也想烤，我也想烤，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挤得拢边。第一个公开提起来的是当时的重庆总商会会长温友松。他自以为调解木船停运楚盐有功，有意使自己经营的旭东升盐号染指楚盐，就致函四大楚商经理陈丽生、李鑫五、刘绍禹、赖申五等，借口“人言啧啧，一则曰垄断，再则曰把持……”，
       向他们提出要挟。楚商迫于外来的压力，不得不讨好温友松，以继续保持他们的垄断权益，便借盐给旭东开，并且代运代销，使旭东升坐获厚利。
       但是，这事很快就传遍全帮，各商纷纷向盐运使署控告，要求开放楚岸。其时梁对经营楚盐也颇为眼红心动，所以才对楚商施加压力，迫其让出四成载额，另外批准十家新商经营，经过情形已在前面谈及。
       开放楚岸的这一内幕，使其他小盐号也跃跃欲试，并进一步感到十家新商组合的利川公益号，已为他们提供了经营楚盐的具体办法，于是以公所的师爷（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应子寿（他有寿记盐号）为首，串连了同福祥的黄吉祥、同福昌的李馥庭、宏昌和的冉子久、同寿荣的刘仲有等，又如法炮制，到盐运使署控告。
       梁正麟因自己心中有冷病，不敢过硬，加以手头还握有没有公布的五十载余额，便把这五十载配给应子寿等五家。人们把原来垄断楚岸的五家盐号称为“五大”，对应子寿等五家，因为载额既少资本又小，则称为“五小”，这“五大”“五小”基本上包括了运商内部各方面的力量，所以一时才得相安无事。
       到了一九三〇年王绩绪兼任盐运使时，由于各地军阀横征暴敛，运商元气大伤，积税、积盐的现象比较严重。王见当时的运商已经榨不出更多的油水来，便借口兼顾厂、运、军三方面的利益，改行“多数认商”办法，另招新商认销各岸载额，承缴税款。至于原来运商的积盐，表面上规定每月可以搭销六十载。其实这个“多数认商”的办法，主要目的是使军饷有着，同时借以扶植王的私人势力重新控制盐业。
       在这个办法下面，新商崛起，盛极一时，象曾子唯、何说岩、王士、杨泽寰等，都是王的部分属和同乡、同学，同王的关系极为密切，成为新商中的核心力量，人称西充帮。其余如自流井、江津、
       丰都、万县、涪陵、长寿等地的断商，都和王或其他军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原来运商中赫赫有名的陈丽生、刘绍禹、李鑫五、黄凤三、邓仲鸢、马绍周等等，这时所认载额也不过一、二载而已。
       这时盐帮公所已改名为盐业公会，由曾子唯任主席。公会往常的把持下，可以不经一定的手续任意放行盐载，并勾结查验处大运私盐，弊端百出，情况极为混乱。由于私盐促销，正盐已受到排挤，原来规定搭销旧商的积盐，更是形同具文，根本无人理睬，非暗中跌价不可。这样，不到几年，以前恃税而专的运商，就逐渐歇业倒闭，完全由新商取而代之了。
       厂运之争
       在当时军阀割据、社会不安的局面下，运商和厂商的利益是始终不能一致的。就运商而言，各岸销盐原有定额，但因广大人民深受战争影响，生计困难，使盐的实际销量经常达不到原来的定额，加以军阀无限制地预提税款，因而加重了税税、积盐，必须少买才于自己有利。就厂商而言，则必须多产多销，才能多得收益，因此厂商就要求以税定产。运商不照税购盐，厂商就大肆攻击，而运商又自以为有“三积”之苦，复责厂商“只顾自己，不顾全面”。于是，厂运双方关关扯皮（每年按旧历在端午、中秋、年节三关购盐），年年争吵，长期如同水火。下面举两件事例来谈谈。
       前曾述及，自二十一、二十四两军财务统筹处成立，运商将二十四军预提的五十余万元税单兑现以后，统筹处处长张富安对运商的态度就为之一变。运商则乘机进一步多方拉拢，并尽量在张面前痛陈疾苦，张徇于私情，承认予以“救济”。
       谈到“救济”运商，就离不开少提盐税，而少提盐税就必然要少买盐，这自然又牵涉到厂商的利益。所以当时充任刘湘顾问
       的厂商代表王兆奎就出面反对，指责运商垄断把持，短买掳卖，违反认销十足税务条例中的若干规定等等。王的这一番话完全不合张寓安打算“救济”运商的本意，很引起张的反应。更重要的是，他正当新官上任，为了确保今后两军的收入，必须使征税能顺利进行；于是在运商的包围参赞之下，他认为王兆奎是厂商中的“叫鸡公”，不给他点厉害尝，今后就不好办事。他在取得刘湘默许后，遂在重庆将王逮捕。这一来，厂商都噤若寒蝉，一切都只好听凭张寓安的摆布了。
       富荣盐场在每年年关（五一—八四个月）本应售出引盐一千载，一九三〇年盐运使署为了搭销积盐，饬令厂商每月少产炭盐五十载，每载由运商担负短产津贴六百元，核入运商的销售成本。按照运销章程和招商办法的规定，积盐未销清前每关应购新盐八百载，再减去本关少产的两百载，则应购六百载。但是上项章程和办法，没有具体说明已买而未捆的盐的处理问题，因此运商在将要成交时就提出，尚有已买而未捆的二百八十载盐应该在新购的载额内扣除。运署无奈，同意分两关扣除，每关各扣一百四十载，但同时又考虑到厂商可能不同意，复与运商协商本关另加购四十载，凑足本关购盐五百载。
       这一决定使厂商大为骚动。他们认为，本关产引盐八百载，已是最低限度的产量，两百载的短产津贴应属于最低限度的八百载之外，而不应在这八百载之内来再扣除载额，至于已买而未捆之盐，自应作为积盐，不能计算在本关应买的载额之内，这就是说，运商在本关还是应买入百载才对。
       运商只买五百载，而厂商非卖八百载不可，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以致不能成交。这时候运商有积盐在手，并不就心脱销，反而越推得久，对自己越有利，同时深知盐运使署和两军统筹处为了筹措军饷，决不会听其拖延下去，因此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等待结局到来。
       不久，王缵绪和张富安见双方相持不决，耗费时日，便亲赴自流井督促成交。他们在自流井听了盐运使署驻自流井的行署委员吴植三，东场（自流井）场长王士，西场（贡井）场长李鸣九等的会报，这些人既都是王缵绪的私人，又和运商关系密切，会报时当然替运商说话。因此，王、张二人便认定这次争议是由于厂商代表李敬才、胡铁华企图攫取短产津贴未遂，故意阻挠成交，便将这两人逮捕押解回渝。厂商见为首的人已遭不测之祸，遂不敢再持异议，同意本关以五百载成交。李敬才、胡铁华解抵邓井关时，深恐王会下黄手，曾在曾子唯面前屈膝请求向王、张疏通。此时盐既成交，税收也已到手，王、张二人的目的已达，也就不再追究，所以到重庆就把他们禁闭在盐业公会，先还由盐运使署派兵看守，后来渐渐改为软禁，终于恢复了他们的自由。当时厂运之争的尖锐程度，于此可以概见。
       运 销 之 争
       同运商与厂商的矛盾一样，运商和销商的矛盾，也是集中表现在销额上。运商不买厂商的盐，是置厂商于死地，销商不买运商的盐，也同样给运商以致命的打击。运商盐栽抵岸后，如果销商不来接手，就要发生资金呆滞，流折消耗等等一连串的损失。因此，运商和销商的交易都须通过盐运使署订立合同，用行政权力予以监督。但是防区制形成以后，各地军阀为了直接榨取盐税，都参加了销岸的垄断活动，各岸销商有的是军阀直接出面，有的是和军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运商虽以先势制服了厂商，销商又恃其特殊势力经常制服运商。这里仅略述一九三〇年发生的两次事件。
       一九三〇年，江北、巴县、南川的销商是黄光耀出名集资承销的。他的股东，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刘湘的老婆刘周书、二十一军参谋长郭昌明、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重庆市长李宏锟、
       二十一年师长唐式遵和江、巴两岸驻军营长以上首府的大小老婆等。他的股东入股的条件，是包赚不蚀，按月分取红息，而以官职的大小确定分红的标准。黄光耀仗恃他有特殊势力，就不按合同规定在重庆岸购盐，却经常到江津一带压价购进私盐，在销售时并任意抬价。运商向他销售，必须受其摆布，竟致认而不购，购而不运，运而不付款。黄光耀这种短买抬价、居奇害民的恶劣行为，不仅运商痛恨万分，并且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普遍反对。直到一九三三年，二十一年部鉴于此种情况对税收大有影响，而且群情激昂，才令会办盐务的巴县县政府，以“办理不善，应予革除”为词，迫使黄光耀不得不结束了销售业务。
       同年，军阀杨森驻防广安时，便命令其部下古伯五将渠岸销商组织了广顺大，亦不按照运商和销商所订立的合同履行。因为杨森蓄意以川北的盐促销渠岸，少购富荣场的盐。当时，渠岸认商天锡生、潘兴玉、翁成等十余家盐号，以渠岸销盐疲滞致积存盐载，抵押净尽，周转无方，屡向盐运使署控告。但该署政令不能达到杨森治区，调解无效，就饬令古伯五将原定合约解除，准许运商自运销。杨森迫于民间舆论，不敢明目张胆破坏盐法，才勉强将广顺大收敬，但随即在罗渡溪设卡稽征，每载盐征收税款八百元。运商如不承认，则盐不能销，月税又须照缴；如答应，而每载又加八百元，盐价过高，势必减销，每月认额势必再积，真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后来，运商请求聚丰长盐号经理黄凤三转托杨森的妻弟田习之代为疏通，才以每载抽取六百元了事。
       川淮之争
       如前所述，济楚岸食盐畅销的时候，年达一百余万担，占富荣场年产量的三分之一和全川年产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因此，济楚岸的销场关系着四川军阀和厂商运商的切身利益。长期以来，
       争夺楚岸就成为四川军阀和全体厂商运商的共同目标。
       争夺楚岸，就是川盐和淮北盐、长芦盐、精盐等争夺楚岸销场。多少年来，争端丛生，纠纷从来没有停止，因而，也是川盐销岸中最麻烦的一个销岸。一九一二年，因为成渝两地各自为政，运输阻塞，川盐济楚受到影响，湖北都督黎元洪为了筹措军饷就佯言拟借长芦盐一百万担运销济楚岸，嗣因川盐赴济，虽借盐未成，但从此就种下了借盐的祸根。一九一八年湖北都督王占元，借口川省反抗北洋政府，盐税等于资敌，曾想没收川盐未遂，便采取歪税加以扼制。嗣又先后借长芦盐十万担和五万引销售济楚岸，川商为了抵制，就联合起来跌价竞销，每担仅售五两左右，于是长芦盐因质劣价贵，积久难销，但是川商也因亏折甚大，多家停业。王占元见竞销失败，遂决定川盐和长芦盐的搭配轮销办法，最初是川六芦四，后又改为川芦各半，中间因鄂岸运销局长小枚贪污舞弊，川商推代表梁正麟、潘树垣到京鄂请愿，财政部盐务署怕事态扩大，就饬令王占元取销轮销办法，由洋稽核员季履义将所余的长芦盐收买，争端才告平息。一九二〇年，盐务稽核总所以济楚岸川盐税率较低，加以接受淮南沈禄宣的贿赂，没有征求四川盐运使署的同意，就从八月十日起开放济楚岸，所有川、淮、芦盐和河南的藩盐、应城的膏盐，只要同样缴税，都可以运往楚岸行销，因而四川盐运使署、稽核分所、军政当局和厂商运商都十分不满，函电交驰，把矛头都指向只顾税收的洋人，并由运使张英华亲去北京陈明不能开放楚岸的种种理由。后来，英帝国主义驻华公使伯因此而酿成排外风潮，无奈才收回成命。一九二二年，沙市盐行执事金咏笙等勾结鄂岸运销局长卓小枚，假借淮南各配运长芦盐行销济楚岸，由于重庆盐帮公所向各方反映揭发，因而没有成功。一九二三年川战发生，淮南又借口预防楚岸缺盐，报准稽核总所运销长芦盐二十万担，济南盐二十万担，川商以其有限额和限期，过期不会再运，遂忍痛接
       受。一九二四年，盐务署以济楚埠为川淮并销区域，淮淮南借运济南盐十万担运销，因而牵动了淮北的其他盐场，也想援例借销鄂西，纠纷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多，川省军政当局提出反对，盐商也议论纷纷；并提出了种种办法，据理力争，但部署却于次年批准复淮公司承运长芦盐十万担，指定运销济楚岸的襄阳、樊城一带，川人虽一再反对，但湖北不属于四川权力范围，无可如何。自此以后，川商鉴于竞争愈趋激烈，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能不改办轮船运输，以期无误于销场，免授人以口实，就由天锡生、祖兴玉、同亿义、大昌祥等四家盐号负责垫付维持木船员工生活的帮费十二万余元，从一九二六年起，济楚岸的食盐即全部由轮船运输。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又准淮南福利公司借运济南盐八十万担行销鄂西，湖北省又改鄂岸辕运局为总局，宣沙辕运局为分局，把旧时宣沙局专管川盐，鄂岸局专管淮盐的平等地位，一变而为以川属淮的形势，并且湖北军阀胡宗铎又大运私盐到宣沙一带出售，川盐处境益感困难。一九三〇年，淮北运商大陆、南方等公司的代表林振耀以预缴盐税二十万元换得了财政部的特准淮北盐二十万担行销鄂西。一九三三年，又有公太淮南预缴税款十万元，财政部准其运青岛盐销售楚岸，屡经川商争执，毫无结果。同时，由于精盐行销通商口岸，因而沙市又为精盐所侵销，川盐的销岸一天一天的缩小，过去年销一百余万担的楚岸，逐渐减至年销二十余万担，变成了名不副实的岸口。
       川淮之争，是旧中国在长期处于军阀统治，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大家不顾一切地攫取私人利益的一个侧影，就其争执的内容来看，则无所谓是非曲直，不过是谁的力量大，谁的诡计多，谁就得胜利而已。
      
重庆布匹商业的早期概况

       卓德全 王仲鼎 周让伯
       一、鸦片战争后重庆的土布业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社会，农业和纺织业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谓“男耕女织”，构成了自然经济的最基本部分。在农的方面，农民穿着土布或粗麻布，只有贵族、地主豪绅和官僚才穿绫、罗、绸、缎或细麻布。土布所需要的原料棉花与土纱，都是由农民自种自纺。在咸丰年间（一八五一一一八六一年），四川农村各地大种都有棉花，就是重庆附近一带的乡镇，当时也盛产棉花。但是，川棉的产量不够省内自给，还必须仰给湖北棉（陕西棉也有，但数量不多）的大量供应，在这种自产与省外输入的条件下，纺纱也就成为农村妇女的主要家庭副业，几乎家家都有手纺车纺纱。大多是以纺好了的土纱去换土布。
       由于四川必须仰给外省棉花的供应，也就出现了贩销棉花的花商，重庆的“花行”在乾隆年间就很兴盛。当花行兴起，棉花供应增多的时候，土纱产量也相应增加。因此，农村妇女所纺的纱，其剩余部分便投入市场交易。那时，每当赶场之日，农妇们便将自纺土纱向棉花摊子易棉，而由棉花贩子找补给农妇纺纱的工价，这种工价也是用棉花来计算的，只补棉花，而不补钱，当时名叫“补头”。
       在织布方面，农民有的自备有“机头”，用自纺的土纱织成
       土布，供给一家人的穿用；有的农民自己没有“机头”，则将自纺的土纱交由邻近的机匠织；有的农民则以织布作为主要副业，经常将织好的土布拿到市场上卖给小布贩后，再从其他农民手中买来土纱，或直接以土布换来土纱，以此辗转进行着简单的再生产。至于棉花贩子所收购的纱，大都转卖给手工机坊，当时，江北的刘家台、巴县的南岸和石桥铺等地，都是机坊比较集中的地区。
       但是，重庆土布的总产量，不仅不能满足重庆市人民的需要，而且外地的需要量，也日益增加，于是重庆土布商业便逐渐形成。在咸丰年间，璧山、遂宁、广安等地的土布就畅销贵州、云南。通常是小布贩赶乡场，零星收购农民织的土布，贩到璧山、遂宁、广安等地的城里去卖；大布贩又从小布贩手中买来，捆成包子（每包五十匹），运到重庆销售。后来贩销贵州、云南的大土布商，则直接到璧山等地设庄收购。就在这时，重庆有了土布市场，地点在较场坝（现为较场口），商贩住在下顾门水巷子货帮栈房内。
       最初重庆市场上出售的土布是一种窄布，宽一尺一寸，以璧山的“六二布”（六丈二尺长）为最驰名。在光绪初年，印度纱倾销到重庆市场以后，因为比土纱便宜，农村所织的土布就被迫掺用印度纱，并改为一尺二寸宽。这时农村织布的情况，巴县志曾有所记述：“织布购国外及沪汉广纱，以人力用旧式木机织之，除乡人服用外，多数运销滇、黔。西里走马、白市驿、龙凤等乡，凡农家妇女，多操是业，机声轧轧，比户相闻，茅屋篝镫，恒至半夜，手足搓者，一月可得钱七八千，贫乏之家，赖以为食。”到了光绪中叶，洋纱充斥了重庆市场，土布为了争取生存，许多机坊都把土纱和洋纱掺腿使用，或全部用洋纱，改以拉梭织成宽二尺四寸、长十余丈的宽白布。在宣统年间，又织有各种花布，品种有有色布、格子花布、三角呢、线呢、毯子布
       等，在较场坝市场上出售。
       当时，除了四川的土布外，还有一种土布叫广布，就是湖北的沙市布和湖南布。沙市布全是白坯，湖南布最初只有“杠背”、“墨元”两种，以后又有灰布。沙市布和湖南布的纱子都比四川土布均匀而光滑，因而在洋布未大量倾销以前，在四川农村甚为畅销，农民逢年过节和走人户所穿的青布衫和青布鞋，都是用“杠背”、“墨元”布制成的。
       但是，当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辟为帝国主义的通商口岸，由于毗邻四川，洋布和洋纱，便开始渗透入重庆。同治以后，便与日俱增，肆行泛滥，无论四川土布和两湖土布，都逐渐的被排除出重庆布匹市场。手工生产的土布遂为机器生产的洋布所排挤。
       洋布、洋纱能够不胫而走，更重要的是由于清王朝和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条约所造成。按照卖国条约的规定：洋纱、洋布进口，只纳百分之五的海关税（实际上不到百分之五）；内销也只在进口的地方，一次缴纳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从此，任何地方都不再纳税。而中国商人贩运的洋纱、洋布，也同样享受子口税的特遇。至于土布，清王朝则滥行征税，就宣统年间的重庆而言，四郊关卡林立，黄桷垭、黄沙溪、两路口、香国寺、溉澜溪、唐家沱等地都设卡收税。土布运进重庆，要完纳很重的厘金，再由重庆运出贩销云南、贵州，又要上出口的厘金，而运到云、贵销售地后，还要完一道税。在这种苛捐杂税之下，土布价格比洋布还贵，因而农民穿洋布者日益增多，不少土布商为了图利，便相率改为贩运洋布，洋布在农村的销场也随之日益扩大。
       二、在洋货倾销下布匹商业的形成
       重庆出现专营洋布的商业，是在汉口开埠以后。这以前一段时期，洋货输入重庆，大多由广州进口，或由上海转口经湖南湘
       潭后再运到重庆，道光末叶，广州对外贸易地位中落，湘潭又成为连结上海、汉口和西南地区的商业枢纽。这时，重庆做苏广杂货的，到广州和湘潭进货，最初只是买几匹洋布带回重庆试销。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开辟为通商口岸，这个一向称为“江海贸易总汇”的汉口，立即成为上海进口洋货转销西南地区的必经要道。
       由于重庆商人在汉口进货较之在广州进货的运输条件大为便利，道光末年，重庆便出现了少数专营洋布的字号，他们派人到汉口进货，运回重庆。
       字号把洋布运回重庆后，便整批地批发给厂货铺；如果是贩运京缎的字号则批发给京缎铺。厂货铺是居间批发商，它又将洋布转手批发给大布店或大水客。至于小布店、小水客便须向大布店和厂货铺去进货，小布店除了做零售门市外，还向零剪铺和本市的布挑子作批发。
       初期的重庆洋布商业虽然形成上述的运销网，但并无一个共同的交易市场，只是在每天早晨，各字号、厂货铺和布店的上街先生聚集在一两家固定的茶馆内碰头，了解行情。到了中午，下家的上街先生便到上家去上门，讲生意，如有成交，下家就把进货的数量、花色、价格写成“议票”，票上并注明付款日期，交由上家执行。这样，就算成交。到了下午，则是上家的上街先生到下家去上门，察看下家的营业情况和货物的数量和花色品种，了解哪种货呆滞，哪种货吊缺，以便作为下次进货和售货时的掌握。后来，匹头帮成立了同业公会，会所就成为正式的交易市场。
       至于当时重庆布匹商业在地区上的分布情况：字号、厂货铺最早是开设在陕西街（今陕西路）、县店街（今解放东路），到了光绪十几年，才发展到打铜街和新街口（今新华路）一带；京缎铺最早是在三牌坊（今解放东路），光绪初年才集中在陕西街，
       宣统年间开始分布于上下半城；小布店和零剪铺，一直都是在三教堂（今中华路）和杨柳街（今中华路）一带。
       自开海禁后到辛亥革命时为止，先后倾销重庆市场的洋布计有六种：①平板布，分无色和有色两种。无色计有十斤布、八斤布（每匹重量）、单布、市布等；有色布只有“跑爬竹布”和“洋红扣布”（以上各种布四季都可穿）。②斜纹、卡叽、毛斜纹等（秋冬穿）。③洋缎、太西缎、丝罗纹、毕咬、直贡呢、绉纹呢、线呢等（秋冬穿）。④洋板绫、斜底绫（作棉袍、夹衣的里布）。⑤素洋纱、洋宫纱、太西纱、熟罗、直罗、洋纱、府绸等（夏季穿）。⑥大海虎绒、小海虎绒、金丝绒、一六绒、统绒等（冬季用）。第一类平板布和大小海虎绒、一六绒在重庆市场上来得最早；其次是斜纹、卡叽、洋缎，再次是太西缎、丝罗纹、绉纹呢、洋宫纱、洋纱、熟罗、直罗、府绸等；洋纺和金丝绒来得最晚。
       上述各种洋布大都是英国货，日本货很少，只是宣统年间，重庆京缎铺销有日货“福星图牌”缎子，作为制女帽用。在光绪中叶，英商为了侵占中国市场，曾把中国的各种丝织物样品寄回英国，由兰开夏纺织厂用棉纱仿制。例如我们有缎，他们也仿制洋缎、太西缎、直贡缎等；我们有纱与罗，他们也仿制素洋纱、太西纱、洋宫纱、熟罗、直罗等；我们有绫，他们也仿制洋板绫、斜底绫；我们有绸，他们也仿制府绸。特别是把中国的土布样品寄回英国，仔细研究布的质量。他们发现中国布结实耐穿，兰开夏纺织厂也仿效织成线子紧密的布，如最早的十斤、八斤布和竹布，都是相当耐穿的。可是在销场打开之后，英国资本家便使用劣等棉花作原料，而劣棉纺纱需要上浆才能织布，为了掩盖其粗制滥造，他们便在布匹上加上很重的浆料和其它杂质（常掺用圣粉、面粉和胶料等）竟有重达布量百分之二十五言。这种劣质布再加上远航运输，因而在中国市场上的英国布便经常发现霉
       烂和滞销现象。后来，在英、日帝国主义的竞争下，就由日货取而代之。
       三、布匹商业初期的发展变化
       重庆洋布商业初期发展和变化情况，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即咸同年间，光绪初叶，光绪中叶，光宣年间。现将每个时期的商号名称和经手人（掌柜）以及市场情况分别叙述如下：
       咸同年间。在咸同年间，重庆约有十多家字号，现能记忆的有下列九家：义茂和字号（经手人李茂林），聚利魁字号（经手人黄魁文），德兴元字号（经手人黄利文），德利元字号（经手人黄竹溪），义鸿源字号（经手人不详，东家是董时之），聚兴祥字号（经手人业紫卿），谢亿太布店（经手人谢亿堂），春生渐字号（经手人萨锡如），聚兴太字号（经手人石省斋）。
       这一时期重庆布匹市场的情况，由于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至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这十四年中，正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交通梗阻，重庆市场上的洋布是很少的，咸丰年间只有跑鹿竹布，到了同治年间才有白坯洋布和市布。在战争期间，字号多不敢冒险到汉口去进货。同时，这段时期，山西票号在重庆设立的号也很少，不是股实的布匹字号，也很难向他们借钱周转。而多数的布匹商是靠地主、官僚的存款作为活动资金的。当时，一般布匹字号的资本额也只有一丁两银子左右，而且多系合伙经营。由于开设的布匹字号不多，作为居间商的广货铺，这时也还没有出现。以上情况，到了同治后期（一八六五年——一八七四年），才逐渐有所变化。
       光绪初叶。到了光绪初年，重庆布匹商号已发展到三十家左右，其中包括字号、京缎字号、广货铺、京缎铺等，现能记得其中较著名的，有下列六家：济兴隆字号（经手人杨石斋），裕和源字号（经手人王海涛），忠顺仁字号（东家兼经手人杨友仁），
       瑞福隆字号（经手人欧叔立和龙霖泉），资生源字号（东家兼经手人杨映南），允盛元广货铺（经手人吴耀光）。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根据中英芝皋条约，英帝国主义即派员驻在重庆进行商务调查和从事经营活动。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中英在北京追加条约（芝皋续约），开辟重庆为帝国主义通的通口岸。一八九一年，重庆即正式成立海关。光绪元年（一八九五年），重庆进口的洋货价值为十五万六千两，仅隔一年，一八九七年便达到了一百一十五万七千两，而洋货中，又以洋布、洋纱为大宗。这一时期，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直接入侵西南，重庆市场上不仅有跑鹿竹布、洋红扣布、十斤布、八斤布、单布、市布等，而且还有花色布。这时，重庆已成为洋货入侵西南的转口地，进口洋布，从重庆还要远销到四川其他大中城市，如成都、嘉定、叙府、绵州、顺庆等地，并初步向云、贵设销，光绪初年，云南东北部的昭通就出现了花色洋布。因此，以经营洋布为业的重庆布匹字号随之大为发展，广货铺也应运而生，大小水客经常云集重庆。一般字号的资本额，大多增长至三千两左右，以业繁卿、刘质堂为股东，杨文光为掌柜的聚兴祥字号，资本额已达一万两。布匹字号也由汉口进货改往上海进货，独资经营的也逐渐增多。但是，当时重庆尚无现代工业，商业资本仍然不发达，布匹商聚集资本，一般说来还是不大容易，合伙经营仍占主要形式。同时，渝宜线上的货运还是木船，经常失吉，字号走水要负担很大的风险，万一因此而倒号，就要倾家荡产。在资金周转上，山西票号也只是看中那些资本雄厚，交易频繁的大字号，中小商户还是很难向它活动资金。所以当时一载货，往往是几家字号共同装载，这不仅由于资金关系，而且即使有货运损失，也不致影响整个生意。这种情况，也可以看出当时布匹商（特别是中小）在发展过程中还是十分曲折的。
       光绪中叶。这时布匹商业约有六十家左右，现能记得的有下
       列二十五家：裕增祥字号（经手人魏扬清），聚兴隆字号（经手人柳芷馨），广益祥字号（经手人伍海娇），资生长字号（经手人不详，东家杨映南），德生裕字号（东家兼经手人魏英珊），懋记字号（经手人李福田），同寿恒字号（经手人尹瑞卿），聚兴仁字号（经手人杨文光），德和祥字号（经手人丁仲符），德和成字号（经手人李协堂），天吉长字号（经手人唐国仕），仁义永字号（经手人李承之），怡丰厚字号（经手人胡文轩），元吉祥字号（经手人李附周），川原通字号（经手人曹渡珊），寿康祥字号（东家兼经手人罗寿康），同康祥字号（经手人黄寿康），金太福字号（经手人李柱臣），德昌永字号（经手人何伯勋），聚福厚厂货铺（东家兼经手人汤子敬），大昌祥京缎字号（经手人不详，东家汤子敬），茂昌祥京缎字号（经手人刘焕章），德厚仁京缎字号（经手人张瑞堂），天成福京缎字号（经手人王庶康），信成美京缎字号（经手人余海泉）。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之战后，次年签订马关条约，又次年（一八九六年），日本即在重庆设立租界。这时，重庆市场上的洋布、洋纱，不仅有英国货、印度货，日本货也开始出现了。一九〇七年，重庆进口洋货价值达到一千八百零七万三千三百三十九关平两。各种洋布充斥重庆市场，其中特别以花色洋布为最多。重庆作为洋布的西南转运枢纽的作用，也更形突出，水客随之增多。同治末年和光绪初年各州县的大水客，有些已获得大利，便转而往重庆开设字号，如仁义永字号经手人李承之，就是顺庆帮的水客。这一时期，承做存、放、汇兑业务的，已不仅限于票号，并出现了钱铺和钱庄，因此，布匹商业在资金周转上，较前活动得多，生意也做得闹热，赚得的钱不少。布匹商的资本额，一般也增至六千两左右。有些大东家，如魏扬清、杨佑廷、汪懋堂，除仍合伙经营原有的“裕增祥”字号外，还分别独资设立了一些字号。但是，航运问题仍然是货运的主要关键，从
       宜昌到重庆的木船，随时都遭受水险，如遇洪水和枯水季节，更使货运困难。由于洋布、洋纱早把土布、土纱排挤出重庆市场，并已打开了销路，于是帝国主义和布匹商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便以运输困难、成本增加为借口，而把洋布、洋纱的价格比以前有所提高。
       光宣年间。这一时期布匹业已增加为九十家左右，现能记忆的有下列十三家：聚兴成字号（经手人杨粲三），裕和通字号（经手人不详，东家是汪云松），鸿福隆字号（经手人陈鸿宾），吉利祥字号（经手人刘和卿），永裕厚字号（经手人刘嗣之），春生福广货铺（经手人不详），日升恒广货铺（经手人独灵根），谦泰祥广货铺（经手人安生之），全大丰广货铺（经手人胡文轩），德和恒广货铺（经手人黄实卿），同福隆广货铺（经手人张月舫），永康祥京缀字号（经手人刘宪廷），致和长京缀字号（经手人陈益三）。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次年，签订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更形猖獗。他们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在中国设厂纷纷织布，因此，到光绪末年（一九〇八年），洋布已深入到西南各地的穷乡僻壤，原在中小城镇和农村中的土布、土纱也就遭到排挤。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上海办起了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厂，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张之洞在武昌又办了湖北织布局，但是，迄至辛亥革命以前，重庆市场上的国产布、纱，仍是凤毛麟角，帝国主义进口的和在中国设厂织造的洋布、洋纱，依旧独霸市场。由于洋布、洋纱深入农村，各县乡镇的小水客、小布贩也就十分活跃。重庆三教堂、杨柳街一带的小布店和零剪铺也纷纷开设起来。大字号的资本额也逐渐庞大起来了，一般都在万两银子以上。资本主义投机取巧的经营作风和手法，与日俱增，布匹帮内部的竞争，比以前更为剧烈。一九〇〇
       年，帝国主义的第一只“肇通”轮船，试航渝宣线成功，后来，英国军舰“威进”、“乌那”，又在每年洪水期间航行运货，一九〇七年，川商经营的“蜀通”轮开始航行川江，于是，洋布进口在航运上以前所遇到的困难，也就逐渐地消失。重庆洋布商的贩运经销日益旺盛，而帝国主义的侵略亦复加深。
       四、帮内组织的封建行会
       行会制度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封建组织形式，它是充满着排外性和保守性的制度，对内对外严格限制发展和竞争。布匹业的各种行会制度亦复如此。关于布匹业行会的组织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同乡关系组织的行会，如八大会馆中的江西会馆。重庆大约在乾隆年间就设立会馆，大多是一省设立一个，保护这一省商人的一切权益。而当时各省在重庆经商的人，大都是一省的人专营一业，如广东帮做药材，山西帮做票号，陕西帮做当铺和银楼，湖广帮做棉花，江西帮做匹头等。另一种是以同业关系组织的行会，其中又根据商号的性质和大小分别组织不同的行会，在布匹业，大字号是“四圣会”，广货铺是“齐行会”，京缎字号（铺）和大布店是“财神会”，小布店和零剪铺是“永庆会”。
       “四圣会”。光绪初年成立，成立时约有字号十家左右。所兴的行规有赊期和扣头两种。赊期为四、八、腊三个期，即是说正月价赊出的货，到四月份才收款，三月份赊出的货到八月份才收款，七八月赊出的货到腊月才收款。为什么要规定为四、八、腊呢？这是因为四、八两月是小春和大春收获季节，腊月是年终结算时期，正是银根活动好收帐的时候。扣头有下列几种：一、“九二二扣”，即一百两银子，广货铺只给字号九十二两二钱；二、“九四扣水”，因为银锭的成色不一，倾销（溶铸）后要饬水，为了补足银水，在九十二两二钱之外再扣“九四”；三、一分二扣
       息，四、八、腊赊期，应到期付款，如未到期先交款，每早交一个月，字号就将这笔付款，按照一分二厘的利息计算，给厂货铺认这笔利钱；四、提扣押尾四两，即是一百两银子照一百零四两以一分二厘的利息计算，早交照扣，按期付款就不得扣这笔押尾；五、九九扣演，因为洋布袋箱有钉眼，长期航运途中浸有水渍，辗转装卸有灰渍。不管有渍多少，一律照货价打“九九折”（到了清末民初，一般都改为按受渍的多少具体议扣）。上述五种扣头计算下来，总共约八折左右。字号之所以要给厂货铺这些甜头，主要是为了打开销路，借此促使厂货铺多向字号进货，和不到期就早付货款，有利于字号的资金周转，从而多做生意。
       “四圣会”在成立时就规定只有“走水”的字号才有资格加入。最初入会的会金是十二两银子。每年三月和六月办会唱戏，所祭祀的神是“四圣”，即文武二圣（文昌和关羽）和福禄财神、镇江王爷。因奉祀“四圣”，故名日“四圣会”。
       “齐行会”。这是厂货铺的行会，它成立在“四圣会”之后，大约是在光绪十年前后，因为在光绪初年随着字号的增多，居间商厂货铺就出现了。字号对厂货铺的依赖性很大，不仅字号的货要靠它一下销完，而且厂货铺还要对字号负责，不能倒帐。字号的货船一到后，就通知厂货铺开盘，厂货铺一次把货买完，然后再卖给大布店和大水客，从中渔利。厂货铺为了捞取利润，就事先共同商议货价，并推出能认货、议价的老把式与字号周旋，达到步调整齐，行市划一，放定名日“齐行会”。它是以“四圣会”的行规作为自己的行规。
       “齐行会”因为当时不“走水”（到了民国初年才“走水”），所以最初只祭祀福禄财神，而不祭祀镇江王爷，直到后来布匹帮的同庆公所成立，大家都在公所办会，才都祭祀福禄财神和镇江王爷。
       “财神会”。“财神会”成立于何时，现已无从查考，但就
       我们记忆，它比“四圣会”还早，因为它是由京畿铺成立的。京畿铺一直是做丝发（绸缎）生意，在洋货未来以前就有。据估计在乾隆年间重庆就成立了“财神会”。顾名思义，他们是希望财神爷保佑使之年年“生意兴隆，财源涌进”。
       丝绸的行规与上述布匹的行规有所不同。京缎帮的帮规最初是：一、“九○五扣”，即一百两银子下家只给上家九十两○五钱；二、“九六扣”，是在“九○五扣”之外再打九六扣；三、“九八五扣水”，是扣银水；四、一分五扣息，赊期是五、八、腊三个期（就是说在端午、中秋、年关三节收清货款），如下家提前交款，照一分五扣息。各种扣头扣除下来，一百两银子只有八十几两了。到了京缎帮兼营布匹生意后，在布匹方面又要同时按照四圣会的行规进行交易。
       后来，大布店兴起，也加入“财神会”，由于布店不做丝发货，只经营洋布，因而仅按“四圣会”所规定的行规办理。
       “永庆会”。光绪初年，三教堂只有几家雾剪辑（卖块块布），光绪中叶，逐渐发展形成杨柳街的小布店（整匹开零），继后打铁街、磁器街、关庙街（今民权路）一带相继开设。在零剪辑和小布店相继开设起来的时候，就有成立行会之议。后来，这些小铺、店又感到受布匹帮内其他行会的歧视，遂自行成立“永庆会”。成立时间在光绪十几年。其所以取名“永庆会”，是永久庆幸生意兴隆之意。入会名曰“上庄”，最初缴一锭银子的会金，到了光绪二十几年改为缴三钱银子，辛亥革命后又改为四锭银子。除零剪辑、小布店外，上半城的京缎铺也加入“永庆会”，这是因为上半城的京缎铺生意没有下半城的京缎铺做的大，同时又感到“财神会”的派款重，而参加“永庆会”，负担的派款要轻些。每年四月借三圣殿办一次会，祭祀的是刘备、关羽、张飞“三圣”，其用意是要效法他们的“义气”，彼此不要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使大家集成一气，共同对付买客，做到多赚利润。
       上述各会（除“永庆会”外）每年都要办两次神会，一次是三月的财神会，一次是六月的王爷会，有的还要同时唱神戏。每次办会所敬的神，都有福禄财神和镇江王爷。而“四圣会”除了敬财神和镇江王爷外，还要敬文昌和关圣。光绪中叶，“四圣会”、“齐行会”、“财神会”共同集资修建了一座会所，叫做“同庆公所”，建成后，这几个会每年都在公所内办会唱戏，只有“永庆会”修公所时未出钱，所以不能在公所办会。公所的正殿上供“大清皇帝万万岁”和“当今皇帝长生之位”的牌位，下列关羽的神位，左供福禄财神，右供镇江王爷。这些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中分享唾余的布匹商，把他们发财的迷梦，又同时寄托在菩萨和皇帝身上。
       任何封建行会都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布匹帮的几个行会也不例外。例如按照行规，铺子在未开张以前，先缴会金入会，名曰“上庄”。上庄后，会上发给公议尺一把，作为对外售货用。另外还有一种广尺，是对内用的，比公议尺要大一点，同样一码布，广尺是二尺五，而公议尺是二尺七，这样，布匹商在对外营业时，每码可赚二寸。另外，还发一把秤，这时，才能开张营业。接着就要“打合同”，请帮上的会首和相熟的、招牌红的字号经理人吃饭，使帮上知道你这家商号有好多资本，有几位殷实股东。到了开张之日，会上送来对联一付，便表示这家是入了会的，同业才肯上门。如果不入会，虽然也能开张，可是同业不上门，生意就做不开。排他性还表现在：如果不是内行便很难经营布匹生意。因为：行规十分复杂，其中所规定的各种扣头，不是久做生意的人是谁以熟悉和运用自如的。而且，洋布品种很多，如认货和货品搭配等，如果不熟悉行情，在生意上就要吃亏。同时，在对上、下家的关系上，如果不是内行，在价格和货色上处处都要受到欺骗和摆弄。所以，无论字号、厂货铺、京缎字号（铺）、大小布店的掌柜，都是由学徒出身的内行来充当。即使某东家再
       有钱，若要经营布匹业，也必须聘请一位内行的掌柜。因而一般想做布匹生意的人，鉴于这种生意麻烦不好做，也就裹足不前了。从这里也说明了帮会所以要兴这样复杂的行规，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外商不能轻易经营布匹业，这就充分表现了布匹业这一行会的排他性。到了清末，入会的家数大大增多，在此情况下，各会就以增加会金来进行限制。
       这些封建行会，在对内方面，则起了限制发展和竞争的作用。因“四圣会”所兴的各种行规，通行于字号、广货铺、京缎字号（铺）、大小布店乃至零剪铺。最初是层层开盘议价，力求统一价格。后来，有的铺子竟不按统一的价格出售，有时高、有时低，便引起上家的注意，认为这样做生意不稳当，怕遭受连累，便不放手卖货给这些铺子。这是变相地限制竞争的一种作法。而这种作法也正是行会所要求的。
       布匹业的“四圣”、“齐行”、“财神”、“永庆”四个行会，自成立后至戊戌政变以前，各会都推选有若干会首，又各在会首中推选一位值年首事，称为会董。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皇庆总商会成立之后，各帮的负责人又称为帮董。在布匹业中又分匹头和京缎两帮，“四圣会”、“齐行会”属于正头帮，“财神会”、“永庆会”属于京缎帮，因此，有两名帮董。
       充任会董和帮董的应具备三个条件：一、资本雄厚，是会中或帮中的股实户；二、对入处事比较公正；三、在商场较久，有资望的。其中又以第一项为主要条件，因为大家认为会金掌握在股实户的手里，才比较放心。会董由于掌握与动用会金，而会金一般利息都低，也就被他利用作为手中的周转金，大赚其钱。又由于每年办会和会上买义地、置田产等，也全权由会董负责开支，其中也有油可措。同时，当上了会董（或会首）后，在行业中的身价也无形抬高，这时，他所开设的商号，随之而增加了“渠面”，扩大了他的生意。至于帮董，他是从会董中产生的，
       除了享受会盖上还的权利外，还有地方上的各项派款必须经过他的手，其中也有一定的“扣头”可吃。特别是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期，他们在重庆打过击打，首先是勒索派款，有时当甲军派款还没有抓到手，而乙军已攻进了城，又须重新派款。在这一进一出之间，有的帮董就因此发了横财。
       其次，布匹同业之间发生的债务及其他纠纷，都要由会董断公道。有的会董并凭借这一身分，当了坊长或街正，在民国年间，还有兼收内匪的。这一来，在帮上和街坊上都成了当权人物。至于帮董，他直接与地方官吏发生关系，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例如帮上发生的纠纷，先要经过帮董的调解，到了必须依法起诉的时候，也先由重庆府衙门召集巴县县衙门的有关官员会同帮董进行初判，再移交到巴县衙门进行最后判决，而最后判决又多是走一道过场而已。此外，过去“八省首事”（又称“客长”），和地方官吏共同举办的所谓公务，如税捐征收，消防、团练、重大债务清理，赈济款项的筹措和发放，孤儿院、养老院的管理，以及类似的慈善事业等，这时，也被帮董承袭下来。
       “八省首事”是指八省会馆的首事，当时，江西会馆的首事，又往往身兼布匹业“四圣会”或“财神会”的会董，一手抓以同乡关系组织的行会，一手又抓以同业关系组织的行会，川原通字号的曹凌珊和德厚二京缎字号的张瑞堂就是如此。后来，成立了帮，八省会馆的地位逐渐消失，江西会馆的首事又一变而为帮董。
       五、布匹商是怎样发家的
       布匹业在重庆商场上一向占有重要地位，盐业、钱业、匹头、棉纱是有名的四大帮。从咸同年间起，重庆以经营布匹业起家的，就为数不少。其中有光绪初叶的杨石斋和他的几个儿子杨佑廷、杨友仁、杨映南，除经营了济兴隆、裕和沅、忠顺仁、资生沅等字号外，在农村还买了四千多石田地，在重庆城里买了几条街的房
       屋。世称汤百万的汤子敬，曾在谢亿太布店前后达二十余年，聚福厚广货铺、大昌祥京缀字号，就是他独资经营的。其它如魏扬清及其子魏英珊，汪懋登及其子汪云松，杨文光及其子杨黎三，黄慧轩及其子黄锡滋，以及李茂林、尹瑞卿、官维全等人，都是当时重庆赫赫有名的富商。他们都是做棉纱和布匹起家的。
       过去旧商场中曾流行过两句掩盖剥削阶级的剥削行为的话：“小康出于勤劳，大富由于天凑”。如在布匹业中传说董时之（义茂和字号的东家）的父亲是卖小菜的，魏扬清的父亲是收荒货的，黄德宣本人是贩牛的，等等，仿佛他们成为巨万富翁，真是出于“勤劳”或“天凑”，其实，认真清理一下他们发财的根底，真相便可大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布匹商的“本”究从何处而来：“利”又从何处而生？
       汤百万初从江西到重庆来时，虽然只有“一把撑花，一双钉鞋，一个盐旦的路菜和一吊六百钱的盘川钱”，可是当他离开谢亿太布店时，便分得了八万两银子，为他以后成为百万富翁的本钱，这八万两银子正是从谢亿太布店剥削而来的利润中分得的一部分。布匹业中有不少人都走的和汤子敬大同小异的道路，先是当学徒、帮先生，后来，从利润中分得一些钱，拿来作为自己独立经营、进行剥削的本钱。
       地主剥削农民的钱流入城市后，转化成为商业资本，这也是布匹商初期资金来源之一。当时，这种情况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某一大地主独资经营，请人给他当掌柜，例如光绪中叶的川原逊字号，就是由遂宁双江镇一位姓杨的大地主经营的。另一种类型，是有些掌柜（或先生）鉴于布匹业有利可图，想自立门面，但又感资力薄弱，便在亲友中找寻一两位绅粮（即地主）入股，用以撑持门面，不然，信用不大，生意就做不开，这种情况，以中小布店为最多。此外，也有依靠地主的存款来作为活动资金的。
       清朝的贪官污吏掠夺人民得来的大量赃款，也借给别人经商。
       据说有些江西帮经营的布匹字号中，就借有这些官吏的赃款。另一种情况，是卸任的官吏，把赃款公开地经营布匹字号，如光绪中叶的瑞福隆字号，东家陈子钧，系四川中江人，他就是一位卸任的道台。瑞福隆字号当时号称资本十万，开张那一天，重庆当时所有十八家票号，都上门道贺，完揽生意。
       贩卖鸦片烟是当时获利甚丰的一桩买卖，当时的布匹商中，有先驱卖鸦片致富而后改做布匹业的，也有两桩买卖同时经营的。据说，有些布匹商突然暴发致富，大都是和鸦片有关。汤子敬在谢亿太布店的时候，在袖筒子里做了一个私生意，叫做聚福厚，主要就是贩卖鸦片，他利用江西士客到四川收买鸦片的机会，借钱给烟商周转，而自己便搭上一两挑土，由烟商代购代销，他的百万之财，不仅每一块钱都从剥削而来，而且，还有一部分是从毒害人民而来的。
       也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在咸丰年间，四川的农副产品，如棕绳、麻绳、缆条等日用杂货，由重庆的小商贩用木船运到宜昌、沙市，供湖北的农业和渔业之需，回程就贩运土布和棉花，这样往返多次，贱买贵卖，剥削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从而逐渐积累起一定数量的资金。当洋布入侵倾销时，他们也就成为贩运洋布的布匹商人了。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布匹商人初期资金的积累，无一不是来自对劳动人民直接或间接的掠夺，和通过剥削、走私、投机、诈骗等手段而来。
       当然，初期的资本额，一般说，数量是有限的，重庆许多布匹商，最初只有三五千两资本，后来，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市场倾销洋布，布匹商直接或间接向外国洋行进货，一般进价较低，但卖出时售价又高，所以获得的利润比其他行业丰厚得多，尤其是一些大批发商——字号，象滚雪球一样，生意越做越大，资金积累越来越多，出现了不少拥资巨万的富豪。现将布匹业获取利润的
       情况作一简要记叙。
       第一、在业务经营活动中采取的各种牟利手段。下面是布匹业的字号（包括京缎字号）、广货铺、大布店、京缎铺、小布店和零剪铺等各自不同的赚钱手法：
       字号（包括京缎字号）的牟利手法：重庆布匹字号在上海或汉口进货，一般是通过捐客，向外国洋行的经纪人开设的棉布庄进货，然后运回重庆批发给广货铺，在批发时，字号给广货铺五种扣头，合计约八折，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字号吃亏不少，其实，这是一种手段，因为字号是按照进货的原价加码之后，再进行各种扣头的。另外，字号在批发时，由于正牌货（名牌货）的价格大家都清楚，重庆的行市和上海的行市差价不大，不容易朦胧，字号在这方面赚钱有限。但是，杂牌货和花色货的情况就不同了，上海的行市，重庆市场上就不清楚，因此，字号当货船到了以后，把各家广货铺约来开盘时，便在花色货和杂牌货上暗中大加其价，并把正牌货和杂牌货、花色货事先搭配好。这又是所有字号共同决定的例规，家家如此，因此，广货铺只能照样收货付款。至于京缎字号，它是批发和零售兼营，批发对象是本市的京缎铺和外州县的水客。京缎字号本身兼营零售，京缎铺又是专营零售的，需要花色货最多；因此，京缎字号在大量的花色货上便暗中加价而大赚其钱。
       字号的另一赚钱门路，便是赚取汇水和子金之间的差额。当时，字号要到上海和汉口进货，必须找重庆的票号汇款。在庚子（一九〇〇年）以前，由于帝国主义在西南大肆掠夺土产原料，沪、汉等地有大批货款通过票号汇渝，因此，票号在重庆市场上就需要头寸周转，而又不能从沪、汉等地馄运银两回渝。相反，字号在沪、汉等地需要现款，而由重庆交付现银，这样，票号和字号之间，在调拨头寸上都两相情愿。但是，当时重庆市场是出超，票号需用重庆的现银，比起字号需用上海的现银，数量更大，于是，
       票号便主动找殷实的布匹字号上架子，议定字号在上海用钱，可以迟期三至四月才在重庆交款，并在这三至四月中，可以平过无息。当然，票号和字号在这挺合有借贷性质的汇兑中，票号是债本的，但它可以从沪、汉等地的出口商身上完全捞回来。而布匹字号却从这三至四月的“迟期”和“平过无息”中赚取了大钱。因为当时市面上的利率是一分二厘，如果字号在上海用款一万两，全数进货，运回重庆后，在货价上照加一分二厘的子金，以四个月的“迟期”和“平过无息”计算，就可净赚四百八十两。何况在这四个月中，字号实际上等于“无本充商”和“借本充商”。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次年，清王朝和各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卖国的辛丑条约，从此，洋货输入重庆市场上的数量大为增加，重庆变出超为入超，这时，票号的“迟期”，字号必须要认四至八厘的利息。五年后，票号又把“迟期”改为“对期”，即字号要在上海用款，必须同一天在重庆交款，而且要付汇水。不过，那时的汇水仍很低，比起市面上的利率要矮两个码子，而字号在货价上仍然是照一分二厘加的。所以，无论“迟期”和“对期”，字号都可以从其中赚取很大的差额。
       赚秤银，也是布匹字号的说项之一。因为字号在汉、沪进货时的货款，是按照“洋例”（当时汉口通行的一种记帐货币）和“豆规银子”（当时上海通行的一种记帐货币）来计算的，最初，重庆一干两银子汇到汉口，变为一干〇二十二两四钱五分洋例，再由洋例买规银，又要增加三十两。到了清末，字号在上海进货，如按规银计算货款，在上海收一百两银子，在重庆只交纳秤九十五两二钱，每百两也要赚四两八钱。字号做的生意大，每次成交下来，秤银的数字也是可观的，如做上了一万两银子的生意，就可以赚渝秤四百八十两。
       厂货铺的牟利手法：一种叫做“做盘”。厂货铺也是批发商，它的下家是大布店和大水客，为了赚下家的钱，厂货铺便和字
       号串通起来，在批发给大布店和大水客时，除名牌货外（数量很少），杂牌货和花色货一律按厂货铺和字号成交时的实价，另加虚价，开出“行单”，加多少，由厂货铺和字号事先商定。这样，厂货铺便把这张虚假的“开盘行单”拿去朦胧大布店和大水客。到了年终厂货铺与大字号结帐时，仍是照实价交付的，其中虚假部分，便是厂货铺的嫌疑。这种行为，除了厂货铺和字号的掌柜和把式先生外，其他的先生都不知道。厂货铺赚钱的另一种手法，有时为了给下家一点甜头吃，有意在某一种正牌货少一点价，但在搭配的杂牌货或花色货就暗中加价，实际上是赚了钱。还有一种走滥货编钱的手法。有时某种货很疲，必须设法把货赊销出去，以免滞销背子金。但是，如果货销出去了，到期是否能收回银子，下家有无倒帐可能？这就要看把式先生的本事了。如果发现下家到期不能交付货款，或有倒账的可能，把式先生就抢先一步和对方进行谈判，提出解决办法，最常见的便是在市场上放放烟幕，扬言将再卖一批货给这一下家，致使其他的厂货铺也向这一下家招揽生意，等他们的生意成交之后，就及时伸手要下家把这批货卖得的现款提前偿还。这种手法，是使别家“背死人过河”，而自己能“金蝉脱壳”。
       大布店的牟利手法：大布店向厂货铺进货时，按照行规，厂货铺要给予前述五种“扣头”。大布店卖给各州县的小水客、本市的小布店和零剪辑时，也同样要给予五种“扣头”。大布店卖给小水客的货，一般仍是四、八、腊三个期，如遇殷实下家为了多卖货，也有往下推一个期付款的。小水客又兼营其他百货生意，而百货帮对他们的信用往往就按大布店赊货的情况而定（百货的赊期是两个月）。水客一般是靠地主存款和布店的赊账来做生意的，也是“借本充商”，因此对布店的依附性很大，布店就利用这一特点大肆盘剥。其剥削手法中，一种是：布店仍然在正牌货上少加价，而在杂牌货和花色货上加价。但是，一般布店对水
       客却是少给正牌货，多搭杂牌货。特别是当某种花色货吊缺，别家又没有，而成为独门货时，则乘机居奇，高价出售，或把这种缺门货作为头子货（正牌货），配以其他花色货售出。另一种手法是弄虚作假。把杂牌货的商标改换成为正牌货（名牌货）的商标，冒充名牌出售，例如在清末打铁街的恰丰隆布店，就是以改换商标而臭名昭著的；或者把有钉渍的布，经过染整后，仍充好货卖出。还有一种手法叫做跑价。因为布店进的货必须提前两个月出售，不然就要背子金，有时逢年成不好，就不能畅销，因此，如遇某种货多了，就及时杀价抛出，等到别家也同样抛售得差不多的时辰，便立即停抛，眼看这种货又吊缺时，再提价出售。
       京缎铺的牟利手法：京缎铺全是门市零售，不卖水客，它剥削顺主的手法，主要是漫天叫价，对于过路买主或本市陌生的买主，就喊价甚高，在讨价还价中，设法使“鱼儿上钩”。对本市的熟买主也常把货价开得高，如果被发觉而上门来质问，就支吾其词，勉强把价钱减一点，结果仍然是赚了钱的。其次是暗中加价。对于邻近县份的买主，一看他的买货单，就知道哪些货是明的，加不了好多钱，哪些有“贼头”，可多加价，就在有“贼头”的货上大赚其钱。特别是有的货缺档，那就更好乘机加价。对于本市的老实主，那就见机行事，也偶尔一次不赚钱，借以取得顾客的信任，以便日后暗中加价赚钱。特别是对乡下的农民，则采用欺骗的手法，把杂牌货拿出来冒充正牌货高价出售。
       小布店的牟利手法：小布店主要的买主是四乡的商贩（以鸡鸭贩为最多，他们卖了鸡鸭后就买一、二匹洋布贩回乡场出售），他们的剥削手法中主要有：一、“编生意”。小布店做生意，专在“做”字上用心机，也同样向四乡的小商贩漫天讨价，同样欺骗乡里人不懂行市和不识货，特别在花色货上高抬市价，这种手法，一般叫做“编生意”，捞到一笔算一笔。二、改头换面。把付牌货冒充为正牌货去填骗小商贩；利用农民愿意穿厚布的心
       理，把上杉多的洋布冒充为名牌货而高价售出。三、掉包法。顾客上门买某种名牌货，先当面扯这种布，可是在转手包货时，就掉换了花色类似的杂牌货。四、“打炮”。为了招揽顾主，利用小商贩贪图小便宜的心理，名义上在某种货上亲点价，但暗中又在别的货上加价，借此赚钱。
       至于零剪铺，主要是零售各种鞋面布，并兼售皮货、毛货的零件。不管是布、毛或皮货的零件，都有一部分是从裁缝那里以贱价买来的，一转手，就利用顾客急需配零件的情况而高价出售。以致当时人们流传着：“裁缝不偷布，三教堂没有零剪铺”。
       第二，对职工的剥削情况。现在，我们着重谈一下在封建行会下布匹帮中的师徒关系：
       在旧社会就业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学徒要靠有头面的人才能引荐进店，一般都是由别家商号掌柜的介绍，或学徒家庭与这家商号的掌柜有三亲六戚的关系才行。在光绪年间，大字号和广货铺的学徒介绍人，特别留给常有往来的票号。进店当学徒的过程，是先由介绍人把学徒带到铺子里去拜见掌柜（即老师），经过写字和口试后，如被录取，进店那一天，学徒要穿套子、戴冬帽（满清老百姓的礼服），由介绍人引去向老师三跪九叩，之后，再向介绍人磕头，和尚铺子里的先生、师兄作揖，这叫做行拜师礼。从进店之日起，老师便在学徒的脑子里货铺进“天、地、君、亲、师”的封建观念。此外，还要遵守一些号规：如早晚要烧香敬神，老板、掌柜、大先生进出要站起米，无事不准上街，每晚要睡柜台守门等等。
       学徒三年，没有工资，只给一点洗浆费。光绪年间，第一年是一吊（一两银子），第二年两吊，第三年三吊，俗称“幺、二、三”。清末，增加为三年共十吊（一锭银子），第一年二吊，第二年和第三年都是四吊。出师后才有极低微的工资，大约比请的先生的工资要少一半。因此布匹商中每家老板，都经常掌握着这
       样一批廉价的劳动力。
       可是，学徒的劳动却十分繁重。早起要开铺板扫地，擦烟袋和横香炉子，并把香炉里的香火点好。开三餐饭时要站在桌旁给老板、掌柜、大先生等添饭，他们喝酒时，还要斟酒。饭后打洗脸水、漱口水和倒茶装烟；晚上搓纸捻、守铺面。逢年过节要给老板、掌柜家里张灯结彩。有的学徒每天早晨起来，还要帮师母做家务、办早点等。大铺子的老板、掌柜、大先生们有抽鸦片烟的，每天还要擦烟灯、烟盘等。小布店和零剪铺的学徒更受虐待，他们还要给师母煮饭，带小孩，倒马桶等。
       学徒在第一年只做号上的各种杂务，不接生意；第二年有的管理伙食杂用，有的清理货物或跟随下河师兄到江边办理提货；第三年文化较高的就着写信号或向管账先生学习账目，文化差的就学认货和看钉眼水渍，三年出师后，才能上街跑生意。总之一句话，老板是千方百计地对学徒进行残酷的剥削，要学徒为他拼命卖力。
       布匹商就是通过以上这些途径而发家致富的。
      
帝国主义洋行垄断下的重庆山货业

       (一·八九〇年——一九二一年)
       杨灿雪 杨质彬 夏荫毋 李若愚
       前言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在清王朝统治下，内则政治腐败，经济衰颓，生民涂炭，外则备受帝国侵略，屈膝投降，并订立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条约。帝国主义倚仗这些条约给予的种种特权，不断向我国扩大商品市场和掠夺原料，逐渐沿海沿江向内地深入。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开辟重庆为商埠，从一八九〇年起帝国主义各国的洋行便相继在重庆出现了。从此，重庆市场在帝国主义洋行的经济侵略下，工商业引起了急剧的变化。山货多属工业原料和军用物资，是帝国主义掠夺的主要对象，因此，自一八九〇年以后的重庆山货业，便完全为帝国主义各国洋行所垄断。英帝国主义有立德、隆茂、白理等洋行；法帝国主义有东方、利昌、吉利等洋行；德帝国主义有瑞记、宝丰、德吕等洋行；日帝国主义有新利、鹤岭、日森、三井、武林、森村、福记等洋行。这些洋行多半都是以经营山货出口为主要业务的。
       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我国民族资本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屐。在洋行垄断下的重庆山货业，完全套上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枷锁，都直接间接地被帝国主义所利用和控制。这时的重庆山货业，有的直接充当了帝国主义洋行的买办；有的完全变成为帝国
       主义洋行“揽货”和加工的“划子”（相当于附属企业性质）；有的则挂上帝国主义国家的旗帜，冒充洋行以求庇护；其余经营山货的字号、中路商和行栈，以及零星贩运山货的小商贩，都必须直接间接和帝国主义洋行挂钩，把它当做唯一的顾主。
       帝国主义洋行总是为它本国商品输出和原料输入服务的，因而各国洋行彼此间的竞争也很激烈。重庆较大的山货字号，由于逐渐向申、汉等地寻找销路，和外地洋行发生了交易，更加剧了帝国主义洋行间的相互竞争。同时，帝国主义侵略，必然引起我国人民的反抗，自重庆开埠以后，不断发生了人民反对洋教、反对外轮开航等反帝爱国运动；辛亥革命后，反帝风暴更日益高涨，重庆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帝国主义洋行普遍遭到了广大人民的仇视和反对。因此，帝国主义在重庆经营山货业的洋行才逐渐结束，或退缩到沿海，到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以后，重庆山货业已基本上没有帝国主义洋行染指了。可是重庆的山货终究必须销汉口、上海等地转售出口，仍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侵略的枷锁。
       在一八九〇年——一九二一年帝国主义洋行垄断重庆山货业的三十一年中，帝国主义进行了种种侵略活动，欠下了重庆人民一系列的罪债。英商立德乐首先来重庆购地建厂，设立猪鬃洗房，破坏了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英商隆茂洋行、日商新利洋行相继建立了残酷剥削洗房工人的制度，形成了以后长期的工头压迫工人和管理，案子头剥削靴子、驼孙的行帮陋规；日商鹤岭洋行于光绪末年由天津招雇一批洗房工人来渝后，对拖欠工人的工资不给，涉讼于巴县衙门，结果日本领事借口“避免法扰，维护邦交”，迫使巴县知县将这批工人押解回津。总之，帝国主义洋行都从重庆山货业掠夺了无数的工业原料和军用物资，攫取了大量的利润，对民族资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扼杀和压榨。
       帝国主义洋行垄断重庆山货业以后，加速了西南内地的自给
       自足经济的解体。由于我国工业落后，基础薄弱，农副产品中的大批工业原料和军用物资都很少被利用，价值也很低，一直没有被当做商品经营，洋行插手搜刮，有隙可乘。帝国主义洋行来到重庆后，黑白结暴、火黄牛皮、羊皮、杂皮、牛羊毛、漆蜡、白蜡、丝筋、英巴、牛骨、棕丝、生漆、格子、茅片、青麻、木油、牛油，以及鸭毛、鹅毛、人头发等等，都成了洋行的收购品种，通过它的买办企业和“划子”，向边远产区和广大农村设庄收购。农副业受到了利润的刺激，纷纷扩大这些产品的生产，农村经济暂时显现活跃。有些原来用处不大、价值低微的山货品种，顿然身价百倍，例如白鹤毛，曾经卖过五十两银子一两，比当时的黄金价格还贵。但接踵而来的是，在帝国主义洋行的垄断下，有些山货品种长期遭受压价、杀价，甚至被洋行拒绝再收和拖骗，致使贩运商和农村生产者遭受严重的损失，如光绪末年，日商日森洋行在重庆高价收购空桐树，于是远近农村纷纷砍伐，源源运来，日商收了几批后即拒不再收，拖骗委托代收商户的货款，结果，大批的空桐树堆靠在临江门的滇汇寺，储存门的老关庙，火溪沟的搭扒会馆等地，一钱不值。
       随着帝国主义洋行的不断扩大掠夺，山货业引起了巨大的变化，重庆开埠前的山货，原由药材字号附带经营，并未单独成帮，间有经营牛皮渣净加工的“胶帮”，附带运销牛羊皮出省，亦有经销洋货的“广帮”贩运生猪鬻回广东加工后出口，均属小本经营，品种不多，数量有限。自一八九〇年帝国主义洋行相继来重庆插手经营山货以后，山货出口的品种、数量急剧上升。品种方面，由原来的猪鬃、牛羊皮等数种，迅速增加到三十余种；数量方面，如熟猪鬃由初期的每年几十箱增加到清末民初的一万余箱，羊皮由光绪末年的每年百余万张（合计一万余担），增加到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的三百余万张（合计四万余担），黄牛皮由民初的一万余担增加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前后的三万
       余担。经营山货的企业；到清末民初时，除已有帝国主义洋行十余家外，本市专营山货的字号亦发展到十余家，中路商二、三十家，行栈十余家，连同洗房，全业共一百余家。其中专营猪鬻加工的洗房约十余家，全业洗房工人共达二千多人。
       一、重庆开埠前的山货业
       在重庆开埠以前，山货业尚未单独成帮，是由药材业附带经营，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主要的山货品种，如猪鬃、牛羊皮等，又多半是由边远产区购运来渝转售，很少直接运销出省。大约在光绪初年，重庆即有“胶帮”和“广帮”开始经营山货运销。胶帮原为经营牛皮渣萍熬胶的业户，如董家胶房、翁家胶房、曾元顺、曾青顺等均较闻名，它们的业务发展后，常常直接运销到沙市、汉口等地，因而也附带运销牛羊皮供应当地的市场需要。广帮是由广东运销洋、广货来渝的客商，其中历史悠久者为惠庆祥。因广东开埠较早，已有猪鬃洗房专门洗制熟鬃运销国际市场，所以广东客商来渝后，每多附带收进生猪鬃，用花篮捆制成件，由水路运回广东出售。
       有了胶帮和广帮经营山货出口运销以后，山货品种才开始引人注目，因而有收购零星山货小贩商赴四乡收零成寇，除主要收购猪鬃外并兼收鸭毛、鹅毛、羊皮、兔皮等。这些山货小贩多将货物集中于东华观的义源和、天成公两家栈房，当时著名的古冈、广南、顺德三家栈房都是广帮和山货药材业客商下榻之处，成为两业的唯一集市交易场所。本地贩运商的货完全依靠这三家栈房客商出手收购，别无销路。
       四川农村普遍养猪，一般都在旧历冬腊月杀年猪，猪毛产量很大，除较长的猪脊毛可供扎制洗衣刷子之用而外，其余多作肥田，当时尚无其他用途。广帮值此良机运销猪鬃，获利颇丰。于是，步广帮之后尘者，有重庆贩运商秦存成及刘海山二人分别集
       资经营猪鬃运销，在本市收购生猪鬃（原庄），时价每百斤不过二十余两银子，极易入手，运往广州出售，获利倍甚。当时猪毛出产多在每年下季，上季生意很少，于是秦、刘二人又在上季兼办土产药材和乱抛（人头发），运广州出售后，再购回参、茸、燕、桂、沉香、玉器等洋广货，来回经营数年后，各获利达数万两，一时震动全业，效尤者不乏其人，惟均不如秦、刘二人获利之丰。到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左右，又有汉口客商振记字号来重庆购买生猪鬃，并兼收牛羊皮，但数量不大，经营时间亦不长。
       秦、刘二人既经营山货，又兼营川、广药材，但山货业并无单独的行会组织，乃加入药材业的“公庆会”。公庆会成立于道光、咸丰年间，一向包括附带经营山货的会员，这时，山货业务发展，公庆会不愿吸收经营又脏又臭的山货的为会员。于是，秦、刘二人发起组织“福庆会”，设会所于东华观内，专门吸收经营山货的同业为会员，每家入会时交纳庄银一锭，对外则称“山货帮福庆会”。这是重庆山货业最早出现的行会组织，仍为封建神会性质，除了互通声气，维护同业利益以外，主要是进行演戏、酬神、聚餐等活动，由会员互推值年会首主持会务，第一届会首为张荣廷。
       山货业的福庆会成立后，业务日益发展，会员不断增多，会费积累最多时曾达到一千两以上。山货、药材两业品种相互混杂，不易划清业别，以致两业会员在业务上常起摩擦。乃规定：跨业会员应由彼此帮会代收会金（山货兼营药材业者，每户统交庄银十两，福庆会收银八两，余二两转拨公庆会。）但后来两业会员发生摩擦，不愿代收，或已收者又退不转拨，因此涉讼于巴县衙门，经调解后，两业才开始正式分帮。
       这时，广帮亦因业务发展，另外组织了一个“正福会”，专门吸收经营山货出口贸易的同业为会员。于是，经营山货业者多有
       同时参加两会，甚至参加三会的情况，企业会员虽然不多，但业务和组织都已出现了欣欣向荣的面貌。
       二、英商立德洋行垄断猪鬃经营
       自重庆开辟为商埠后，英人立德乐于光绪十八年（一八九〇年）即在重庆设立了立德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航运、煤矿等业务，但成效都不大。到光绪二十一、二年，乃在南岸龙门沿购地建厂，开设猪鬃洗房，洗制熟猪鬃出口，直到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结束，在那一时期立德洋行完全垄断了重庆的猪鬃经营。
       据说，立德乐很早就来到中国，他会说中国话，也会写中国字，曾参加过清王朝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而勾结英、美、法三国所组织的“常胜军”，在苏、沪一带屠杀起义军民，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立德乐来重庆后，首先是想开辟川江航运，以利其输入洋货和运走所掠夺的物资。初次开航时，船未入川即遭到我国人民的反对，被迫停航。后又订造浅水轮继续开航宜渝线，当其轮船驶达重庆，将上货卸载后装运下货，尚未启碇时，走下游的“广船帮”以轮船一经行驶，木船船工数千人即将失业，于是聚集数百人示威反对开航；其时正值全国人民反帝斗争声中，轮船上的中国职工亦拒绝为洋人服务，因此立德乐再次被迫停航。立德乐又曾收买江北县龙王国的煤矿开采权，准备大量开采，以供应帝国主义在川江的航运用煤，并企图垄断本市工业用煤和居民生活用煤的销场，终因遭到我国人民的反对而卷旗收伞。当时的山货出口尚未为人所重视，立德乐乃转手经营山货，而成为重庆山货业的第一家洋商，垄断猪鬃市场近十年，掠夺了我国大量的物资和财窗。
       利用洋奴买办购地建厂
       英帝国主义分子立德乐通过买办陈锦颜的介绍，在本市下
       西街租赁房屋为办事处，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挂出“立德泽行”的招牌，雇用三个中国人为他办事，一个是大写卢序东，广东人，是随立德乐由上海一路来渝的，月薪五十两银子，一个是二写阎春荪，宜昌人，月薪三十两银子，后任怡和洋行买办；还有一个是三写周云浦，重庆人，月薪二十五两银子，后任美国领事馆翻译。卢序东到重庆后，颇广交游，深受立德乐的宠信，除担任“大写”职务外，还经营银钱帐目。不久立德乐为大肆掠夺出口物资，需要大量地皮建立厂房、仓库和码头，但按照当时规定：外人不能在我国境内购地置产，于是立德乐乃利用卢序东名义，将南岸龙门造“九湾十八保”连直数里的地皮用永租方式占为己有。所谓永租，即是一次付给业主一笔租金后使用九十九年，期满还可续租，实际等于永远管业。这一带的居民有的被迫搬迁，有的则变成立德乐的佃户，地方官府慑于常回义淫威，亦不敢同闹，以致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理无理，遇着洋人不理。”
       立德乐骗得大量地皮后，一面大兴土木，修建厂房、仓库和码头；一面利用洋奴买办向天津高价诱雇猪鬃洗房工人，积极准备洗制熟猪鬃出口。大约光绪廿一、廿二年（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立德乐的厂房、仓库已建立在南岸上龙门沿河边，即后来人所共知的隆发码头和隆发仓库。立德乐并在他的厂房侧边修建一幢极为美观别致的洋房作为私人住宅，涂红四围墙垣，俨然英国贵族的“朱门大第”，靠近的江边又停泊着英国兵舰，更为他壮大了声威和场面。这时，立德乐由天津招雇来了十名洗房工人，他们是单字清、陈文庆、王荫成、王金城、李玉堂、宋文彬、窦魁元、李恩荣、金亲善、殷长春等十人，约定每人来川路费七十两银子，以后每月工薪二十五两银子，来渝后又另雇一个更早来渝的天津洗房工人周德启为管理他们的头头，并负责全厂的工务工作，立即开始洗制猪鬃。
       扼杀“广帮”，剥削学徒，诱骗职工
       立德乐首先利用天津工人向市场高价选购生猪鬃，要求所制熟鬃都能达到三类时到六类时的中长花色，所以只选购长鬃，完全不买短毛。本来市场贩卖猪鬃，向何长短兼搭，称为原庄生鬃，如只选长毛，则短鬃无法脱手，对贩商实为不利。但因立德乐所出买价，高出市价一倍以上，一般贩商认为有利可图，遂不惜弃短取长，专为立德乐提选长毛把子，称为提庄。重庆山货业之有提庄生鬃，即白此始。由于短毛积存，逐年增加，后来隆茂洋行遂以贱价收买短鬃来扼杀山货贩商。这时，因立德乐出高价收购提庄，原来经营运销原庄生鬃出口的广帮和本地贩商都无力与之竞争，以致货源断绝，几乎全部瓦解，有的则转而为之立德乐攒货服务，就他收零卖整，以求在立德乐的庇护下分点余羹，忍受其压榨和扼杀。
       立德乐为了发展业务，扩大剥削，在正式开工生产后，便招收了七八十名学徒，分配给天津工人各带七八名学工，既壮大了工人后备力量，又增加了对学徒的剥削。这批学徒多半是城乡贫苦家庭的子弟，立德乐利用他们害怕失业的威胁，规定学徒必须具股实仰保，洋行除供给学徒伙食外，每月只给洗浆费制钱五佰文。但所负担的工作，则异常繁重，进厂后必须先做楼下最肮脏龌龊、终日赤脚浸泡内水的木梳工作和其他杂活，然后才能逐步到楼上去做干梳工作。而各项工作又规定有很高的定额，如干梳每人每天必须做足熟鬃又称八斤，不足定额者，轻则责罚，重则开除。学徒满三年出师时，还要备办出师酒席，经过评定合格，始得转为正式工人。有的学徒往往遭受歧视，被迫延长学徒期限，遭到加重的剥削。
       立德乐在重庆招收了大批学徒仍然不能适应他扩大业务的需要，又于光绪廿四年（一八九八年），再次向天津招来第二批
       洗房工人张联科、冯墨林、张士林、单桂兰、单宝玲、王长林、李保有等十余人，同样为他洗制猪鬃和带徒弟。这时，立德乐的热聚产量已由开初的每月二、三千斤，增加到每月产制四、五千斤，后来竟发展到每月一万余斤。
       立德乐对我国的风俗人情，非常熟悉，有“中国通”的称号。他在生活上尽量适应我国内地的一切风俗习惯，如年终腌腊肉、吃年饭、给“压岁钱”等等，吃年饭时，他还要逐席向职工敬酒，伴为慰劳一年辛苦，每年旧历正月间，他也要请春酒，对外还要做些施钱、施米、施药等活名钓誉的举动，用以笼络人心。
       立德乐对他的三个买办，特别是对卢序东，则是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让他们在买货时得到好处，以利其抓进原料、垄断市场。因此，卢序东不仅从经手购货中吃盘戴帽，和为立德乐买地建厂时，从中混水摸鱼，而且利用经管银钱的方式，挪用行款，为私人买地置产。因立德乐是用卢序东的名义购买地皮，故与卢序东私人所置之产鱼目混珠，一直相互牵扯不清。直到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四年）立德乐离渝，全部财产由隆茂洋行施洋人接管时，施控卢于上海隆茂总行，经派人查帐，卢无法将亏拉款项归还，只得交出产业红契作抵，自认“偷鸡不到反蚀一把米”，大骂立德乐借刀杀人。后来卢序东在重庆恶气郁而死，这就是充当洋奴的下场。
       立德乐一向利用天津工人为他买毛、制鬃，虽然洋行业务不断发展，利润日益增加，但是这些天津来的老工人依然过着艰苦的生活，于是有些工人便利用买毛机会吃盘戴帽，并又私自招收徒弟，暗地经营洗房。立德乐只求不妨碍他的利益，不影响他垄断猪鬃经营，所以对这些天津工人的行为不闻不问，并对他们私自做的洗房产品予以收购，甚至预付货款，加以笼络利用。但是，立德乐的一套伎俩，并不能完全阻止民族资本的发展，他所雇用的这些天津工人，两三年后，有不少都自营了中小洗房，对
       重庆山货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旱的如单字清是立德乐第一批招来的天津工人，到洋行做工不久即离去而单独经营了“单字记”洗房，这对立德乐的垄断市场也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夺取国际销场，饱载而去
       立德乐认为广东出产的熟猪鬃品质低劣，不合国际市场要求，于是首先将他的洗房所制的熟鬃一律采用天津装璜式样，称为津装，每把个头较小，以直径一时八为标准，大的直径不得超过二吋，小的直径亦在一吋七以上。后来重庆出口猪鬃均一律以津装为标准，即始于立德洋行。其次，立德乐为夺取国际销场，以便获得高额利润，对于熟鬃的规格检验异常严格，动辄就要汇入返工。工人们给他洗制的产品特点是：洗制彻底，色泽光洁；蒸的时间较久，毛身挺直而又起到消薄作用；梳得认真，不但灰渣干净，尺码也颇准确，每0.25时为一级，每把尖端都是“盖线”，无冒尺或短码混杂其中；扎根牢实，可以抓住鬃头甩动，不致掉毛；花毛择除干净。此外，为了补救各地生毛来源等级不一的缺点，每批生毛进厂时，必须全部打散和匀，使其等级一律，以免影响熟鬃的质量偏离偏低。如川南毛素质坚硬，而色泽稍差，川北毛素质柔软，而光泽中看，小河毛尖端不破口，大河毛尖端都开口分岔，极易被铜梳梳破毛茎，但经过打散挠合之后，则软硬均匀，质量等级统一。立德洋行所产熟鬃，由于采取了以上这些措施，和工人们的辛勤操作，质量大大超过了国际市场标准；同时又规定出口猪鬃每箱装足关称一百斤，合英量1331/磅，制定商标为“鸡牌”，很快就驰名各国，在伦敦、纽约市场上，津装鸡牌猪鬃香俏一时。
       到了立德乐经营猪鬃的后期（大约光绪廿八年到三十年间），因业务发展，所需生毛日多，而市场的提庄长毛早已被他买光，
       短毛逐年积压，已达全业总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这时，立德乐不得不降低胃口，搭收部分短毛。为了保证同样有利可图，他又根据当时的天津熟罂市价（即所谓天津套号价），规定由短到长共十七个等级花色的片量和价格标准，按各个花色固定片量合计关称一百斤，称为“十七号头”，简称“配箱”。并按各个花色，固定其价格，名为“老价”，后来隆茂洋行收购洗房熟罂时，曾按此标准作为基价，故又称为隆茂老价，实际即为立德乐老价。兹将立德洋行首创的“十七号头”猪鬃花色、片量和基价附表如下：
       立德洋行“十七号头”猪鬃的花色片量和价格标准表
      

等级	花色(英时)	斤量(关称斤)	十七号头片量折合价格(两)	各号每百斤标准价(两)
1	6	4	0.90	360
2	5.75	4	0.88	350
3	5.5	4	1.70	340
4	5.25	4	1.58	315
5	5	1	2.90	290
6	4.75	1%	4.05	270
7	4.5	2	4.80	240
8	4.25	3	6.90	230
9	4	8	16.80	210
10	3.75	8	14.40	180
11	3.5	8	13.76	172
12	3.25	8	10.00	125
13	3	8	8.80	110
14	2.75	11	9.24	84
15	2.5	12	8.76	73
16	2.25	13	7.02	54
17	扎子	15	4.80	32
合计	—	100斤	117.29	—

       立德乐是帝国主义在重庆进行经济掠夺最早的洋商，自光绪二十一、二年他开始垄断重庆的猪鬃经营以后，立德洋行的业务不断发展，工人由最初十个天津工人增加到后来的一百余人，熟鬃产量由开初的每月二、三千斤增加到后来的一万余斤，被他掠夺的物资和攫取的利润是难以估计的。和立德洋行同时期的德商德昌、瑞记，日商鹤龄，法商利昌等洋行，大都没有人事班底，铺底困难，业务施展不开，远不如立德乐之得心应手。立德乐历年所获利润，除了变成外汇流入英国银行，无法估计外，据我们知道，他先后在我国买了几只轮船，在重庆、宜昌等地都建有大量仓库、码头和厂房。大约在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立德乐已经脑满肠肥，便扬言要回国休养，将立德洋行全部业务交其帮办聂宾省代理，自己和老婆一道以考察矿务为名经昆明转赴上海。他到上海后，便来信指定将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全部移交隆茂洋行接收，另有一只停船在重庆的轮船则拨交与英国领事馆接管，后改为金沙兵舰。立德乐将立德洋行转让给隆茂洋行继续经营，获得了顶打费数十万两银子，便饱载而去了。
       三、隆茂洋行的垄断经营手法
       英商隆茂洋行原是上海一个打包行家，专门为各国洋商出口商品用机器打包成件，或改装并件，以符合国际市场规格。隆茂虽非经营进出口业务的行家，但久已觊觎重庆山货出口利润，便欣然承顶立德洋行，继续垄断重庆的猪鬃经营，为他国搜括原料。隆茂洋行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正式在重庆挂起招牌，由立德乐的帮办聂宾省担任大班，英人施坡仑和白耳理为帮办，进一步垄断了重庆的猪鬃业务。
       收买洋奴和改用计件工资制
       隆茂采用买办制。规定给它买货的人，按金额付给百分
       之一点五左右的回扣，诱使洋奴买办积极为它揽货。它通过基督教会的关系，收买了一个教徒杨瑞卿作买办，杨为四川射洪人，外号杨断子杆，曾到过日本，原为代理隆茂收买择庄鸣毛的居间商，因买货卖力而为隆茂所器重。杨瑞卿当了隆茂买办后，首先组织了一家买办企业，牌名“祥和庆”，初设洗房于九块桥，设堆栈于南红门茄子码头，共洗房和堆栈的墙壁上，都大书“英商隆茂洋行”字样，凭借帝国主义的庇护来发展业务。祥和庆除了为隆茂洗制出口熟器以外，还为隆茂收购大批的黑、白羊皮，黄、水牛皮等山货，成为隆茂的主要“划子”和得力助手。杨瑞卿又大肆招收学徒，发展封建性的师徒关系，后来山货业中以经营洗房、中路和识别猪鬃著名的周治权，以及聚兴诚银行外国贸易部的买办茶蓬波，都是他的得意门徒。杨瑞卿是隆茂洋行第一届买办，也是康庆的洋行雇用买办的开端。
       隆茂洋行鉴于立德乐经营猪鬃时期，产盐虽不断增加，但业务发展仍嫌缓慢，认为原有月薪制办法，对发军工人生产力、提高产量、扩大剥削，都有很大局限。它开工后，首先改月薪制为计件工资制，并订定计件标准：每人每天洗制熟鬃关称八斤为一工，按工付给工资。工人们为了挣钱活命，都日夜辛勤地加工赶制，洋行既减少管理和组织生产上的麻烦，又提高了产量，扩大了剥削。同时，又继续向天津招雇洗房工人，并在本市大批招收学徒，尽量扩大生产力。其对学徒的压榨剥削，又远驾立德乐之上，如规定每一学徒必须先送投师银子两锭，再办敬师酒席，同时还要送师傅衣帽袍套等，合计每一学徒所花投师费用，将近五锭银子（即五十两）之多。
       这时，德商宝丰洋行也在汉口招雇了不到十名的洗房工人，如黄海山、黄玉山等，同样来重庆设厂制鬃、授徒，设洗房于万寿宫下面的蔡家湾，月产熟鬃达二、三千斤，从此乃有“汉帮”出现。津、汉两帮所授学徒大都为本地人，时间稍久，便在洗房
       工人中各自形成一个帮别，同时，也有了“渝帮”出现。后来津、汉、渝三帮的工人（自营洗房者亦包括在内），为了团结互助，共谋生存，遂有“三义会”之组织，取义三因“桃园结义”之意。但自隆茂改行计件工资以后，津、汉、渝三帮工人都逐渐为计件工资所束缚，各自拼命地挣钱来养活口，三义会并未起到使工人紧密团结起来，发挥反抗洋行的强化劳动、尽量榨取工人血汗的作用。
       利用预付货款，实行“套倒打”
       隆茂鉴于天津工人自设洗房，经营私房生意，便尽量利用他们为之服务，使其都变成为攒货的“划子”。隆茂采取先给以六、七成预付货款的“优待”，使他们所制熟暴全部都售给它，并规定洗房必须先写“交单”，注明价格、数量，等候洋行支他问价，再作最后定盘，本来一般行家都是七天答复，但隆茂往往到期假传电报，借11国际市场跌价，实行“套倒打”。由于划子洗房已买入生暴，一到比期即须付清货款，而所制熟暴又不能另行出售，结果只得忍痛听其宰割。其时，市面长暴早已为立德乐收购暴尽，短暴积存日多，隆茂以低价收进短暴，而将立德泽行老十七号头中的长尺码比例降低，把短暴比例提高，命名“新十七号头”，并将三时以下的短暴相互搭配，新建立“四号头”和“五号头”。这三种新号头，以后都成为重庆出口猪暴的规格标准。
       此外，隆茂又利用一些尚未经营洗房的大津工人，支持他们组织私人企业，专门为隆茂收购生暴，加工洗制，仍以买卖方式再售与隆茂，实际亦成为它的划子。隆茂同样给予这些划子预付货款的“优待”，施展其套倒打的手法。当时天津工人中，有李玉堂、金亲善组织的德和祥，李恩荣、朱文彬组织的久吉祥，张士林、冯墨林组织的同利祥，陈文庆、王前成组织的成记，等等，都是为隆茂攒货的划子。
       隆茂有了不少的划子洗房，专门为其洗制熟髡，便打着支持“划子”发展业务的幌子，逐步将隆茂本身洗房工人数百人分别安插在各个划子洗房里。由于洗房业务有季节性，工作又是计件制，而划子洗房多系雇用临时工，不久，猪鬃洗房工人中便出现了大批流动工人，每年只有几个月工作，工完离开，到处挂钩，这就大大便于隆茂压榨工人，扩大剥削。到宣统年间，隆茂业务发展，熟髡产量，由立德洋行时期的最高每月一百四、五十担，上升到二、三百担，甚至高达四、五百担。其它还经营了择庄鸭毛、榕子、羊毛、麝香、牛羊皮、野性杂皮、山丝、白蜡等十余个品种的山货出口业务；并代理经销卡内门洋碱、英美烟草公司香烟、德国爱礼司靛青、美孚煤油、韦廉土药房各种药品等进口洋货；营运英帝国主义生产的各种罐头食品和洋酒；以及代理各帝国主义保险公司经营房屋、货品的水火保险。从隆茂发展的这些业务来看，英帝国主义在重庆进行经济掠夺的种种罪恶活动便可以想见。
       从洋行的相互竞争中走向没落
       隆茂洋行虽曾在一段时期内垄断了整个重庆山货市场，但是同时期的各国洋行十余家都不甘示弱，随时与之竞争，夺去了隆茂的一些业务。清末民初在重庆经营山货的洋行，如德商之瑞记、宝丰、德昌，法商之东方、利昌、吉利，日商之新利、日森、森村、三井、武林、福记，英商之白理、怡和、安利英，美商之德泰、赛美等等，都曾在重庆搜刮了大量的猪鬃、牛羊皮、肠衣、牛油、木油、青麻、棕丝、芋片等重要山货物资，攫取了很大利润。其中以英商白理洋行和日商新利洋行对隆茂洋行的竞争为最激烈。隆茂虽然拥有不少的大小划子为它赶制熟髡，但因工作粗糙，质量日益降低，不易在国际市场脱手。同时，原来委托隆茂经销进口洋货的洋商，这时亦自行派人来川推销，不再委托隆茂代
       理，因而进口业务锐减，被迫缩小业务范围，另图发展，乃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在上海买了一只行驶川江的轮船，命名“隆茂”，开始经营上下货物的运输，但因该轮船身较大，吃水较深，枯水季节不能行驶，经营不到两年，即转让与美商大来洋行承顶，更名“大来喜”，继续行驶川江。
       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隆茂已不能与其他洋行相竞争，如英商自理，日商新利等都走在它的前头，代替了它在重庆山货市场的垄断地位。同时，本地的山货字号、中路、行栈亦逐渐兴起，字号发展到十余家，中路二、三十家、行栈十几家，由隆茂先后出来的工人将近千人，新组成的中小洗房二、三十家，隆茂已不能继续控制重庆山货业了。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在重庆人民的反帝斗争声中，隆茂洋行遂被迫放弃了它在重庆的活劫，而退缩到上海继续经营其原来的打包业务，将其在重庆的厂房、仓库、码头和圆船等全部出售给英商太古公司，重庆隆茂洋行就此宣告结束。
       四、无本经营的日商新利洋行
       新利洋行是日本商人官版，勾结买办陈瑶章，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在重庆成立的。新利成立时，除了一部打字机和几张信纸外，并无半文资金，完全利用洋奴买办，要了几年的“空中悬伞”，但却把重庆的山货市场闹得波翻浪滚，也同样抢夺去大量物资，榨取了很多利润。此外他还利用陈瑶章的徒弟唐叔伟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间谍活动，于新利结束后才被人揭发，将其逮捕。新利洋行经营山货出口品种之多，深入边区铺山收货的地区之广，都是同时期各国洋行望尘莫及的。
       勾结洋奴买办，玩弄欺骗伎俩
       谈到新利洋行的由来，须先从买办陈瑶章说起：
       陈瑶章是重庆人，其兄陈新之为清朝秀才，颇有家资，曾留学日本。陈新之在日本时，娶有一日本老婆，妻表兄宫版为一投机商人。新利洋行即为宫版在日本注册的一块没有资金的空头招牌。由于宫版与陈新之有亲戚关系，常向陈谈及重庆山货业务大有可为，很想找一个重庆人与之合作经营。陈即介绍乃弟陈瑶章与宫版合伙，并担任重庆新利洋行的买办。陈瑶章于光绪末年（一九〇八年）已在德商丰茂洋行工作，由于丰茂资力有限，业务不多，正处于不得志时，经乃兄介绍，一撮即合。他与宫版合伙后，凡新利洋行的一切对内对外事务，完全由陈瑶章独力撑持。新利业务发展以后，才先后派来了四个日本人，一是大班宫版，一是帮办中川，一是上街赶场的清水，一是管理仓库的后藤，后三人虽常住重庆，但都不负任何实际责任。新利洋行开业后，完全依靠买办陈瑶章玩弄空中最幸的把戏，凭借其交际手腕，向重庆金融界活动资金来周转，因而竟然垄断了一个时期的重庆山货业。陈瑶章玩弄的欺骗伎俩，约有以下几种：
       第一、利用虚假场面，骗取活动资金。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陈瑶章担任新利买办后，极力在山货同业中为新利洋行吹嘘，并施展其各种交际应酬，笼络和麻痹金融界及有关往来客户，终于骗得各方面的信任，使新利业务日渐开展。仅就他在交际场中的赌博一项来说，他的手法是只输不赢，故意表示“不在乎小小输赢”。据说一年赌输的钱即达数万两银子之多，每一比期常须清偿赌帐数千两，以致金融界及往来同业都深信新利洋行资金雄厚，于是对活动周转资金及买卖期货均骗得别人的信任。
       第二、广收门徒，培植班底。陈瑶章在新利洋行招收了很多学徒，所有的学徒都要拜他为师。他利用了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衣食父母重于生身父母”这些封建的伦理关系，役使职工忠心耿耿为他服务，并即以这种封建师徒关系来维系班底。自此以后，陈瑶章的门徒便布满了本市山货业，后来经营丰泰、
       经济等字号的负责人，都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
       第三、利用职工长支悬欠，迫使为他挣钱。陈瑶章对职工的待遇，一贯微薄，如他的得意门徒杨德全，正式成为他的对外业务助手以后，每月薪资亦仅二十块银元，其余职工当然就更低不可言了。但只要是为他苦心经营的，都可以长支过用。因此一般职工都有不同程度的借支，每到年终结帐时，陈瑶章便利用职工无法还清悬欠的困难，而迫使他们来年继续为之挣钱，无法逃出他的圈套。
       第四、收买外庄人员，上下一气。新利深入边远县区铺山收买山货时，曾一次就开设了四十八个分庄，控制了全川的重要山货产区。当这些庄客启程时，陈瑶章都要备办酒席饯行，亲自敬酒，并私自向他们说：“你们的敝子蒜苗要裁匀净点”，表示过去辛苦了，今后可以弄点钱，只要帐据无漏洞，洋行是不会察觉的。所以外庄人员普遍都有吃盘簸帽，以少报多的情事，同时又都争相拉拢生意，以便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当山货出口兴盛时期，利润颇厚，虽然新利的外庄人员弄虚作假，各图私利，但新利仍然赚得了巨大的利润。这种风气易发难收，后来新利的全休职工，无论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连成一气，相互串通，人人都要在业务中分润私囊。
       业务的盛衰变化
       如前所述，新利通过买办陈瑶章的虚假吹插，骗得了金融界和山货同业的信任，同业乐于同他成交生意，金融界愿意上他的架子，因而新利的业务发展特别快，超过了当时的各国洋行，垄断了一段时期的重庆山货市场。其业务经营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量扩大山货出口。新利经营山货的范围之广、品种之多，超过了同时期的各国洋行。主要业务有生梳的白鬃、熟黑
       猪鬃、牛羊皮、漆蜡、白蜡、丝筋、茧巴、搭子、牛油、棕丝、羊毛、芋片、青麻、木油、生漆等十余个品种的运销出口。其余的零星山货品种如鹌鹑毛、白鹤毛、人头发、兔皮、野牲杂皮等等，新利也同样经营。此外为打包用的黄篾席、小麦等商品，新利也大批运销出口。重庆市场的白鬃产量，当时每年约计四千担，除日商森村、武林等洋行经营数百担外，全部均为新利所垄断。重庆熟黑猪鬃产量年约一万余担，新利经营的占四分之一。羊皮年产不过万余担，而新利经营的约占五千担以上。青麻向为重庆出口大宗，新利每年经营至少八、九千担，有时超过万担以上。牛油、木油、生漆、棕丝等，新利每年也都有大批出口。当时新利经营各种山货的总数，估计约占全业的一半。
       由于新利经营的出口品种骤然增多，其中有不少是冷门货，因而为它攒货的中路、行栈都面临着一些新的业务经营问题，于是就有张荣廷、石荣廷、赵朗云、张树权、杨子渊、周德珊、周治权、王青云、宋成三、宋文彬、彭鹤楼、吴炳辉等十二人发起组织“重庆山货皮毛业研究会”，调查研究了五十多个品种、花色产销和用途等情况。这个研究会直到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止，完全代替了原有的山货帮福农会，参加重庆市总商会担任帮董。
       新利的业务开展后，它的厂房、仓库和工人也有大规模的发展。大型仓库先后设有三处：陕西街三元庙为东栈，天上官为南栈，千厮门顺城街为北栈，其他尚设有小型堆栈多处。新利的洗房工人，最多时为数近千人，曾在立德、隆茂担任师傅而兼买手的天津工人李保有亦到新利担任头脑。每年冬季羊皮登市时，新利雇用制制羊皮的临时工，亦有数百人之多，重庆东水门、朝天门河坝，都变成为新利削、晒羊皮的露天工场。
       第二、大做进口业务。新利的进口业务，最初是以“发丝”（制造火柴用的原料）为大宗，后来为了扩大发丝销场，曾串连本地绅商温友松和日本领事馆文案董植安等合伙组织友邻火柴公
       司。其他如日本的大阳啤酒、酱油、洋菜、鲍鱼、海带，以及东洋杂货，亦均大量进口，运入内地倾销。
       第三、垄断川西的山货土产市场。新利每年派赴川西各县收购各种山货土产的职工人数达六、七十人，凡热闹城乡的山货市场，都为新利所垄断和控制，如成都一带的羊皮、羊毛和荣昌、隆昌的白猪毛，完全为新利独家经营。凡有新利设庄之地，市场都较活跃，特别是每当下半年牛羊皮上市季节，大小贩商都四出为新利攒货。新利又采取预付货款办法，将多数的商贩和农村生产者都套上了它的绞索，川西各县兼养牛羊的回民完全为新利的预付货款所控制，每年无论生产多少牛羊皮都全数送进了它的堆栈。
       第四、抓货迅捷，就地作战。新利对各地的山货行情，规定每个分庄于每旬一、六两日报告总行，再用水印复写寄给有关分庄供作参考，以便及时抓货。同时，为了抓到货后，能迅速运输出口，赶上快销行市，新利又采用了就地成件办法，如在川西所收之羊毛，在江津白沙所收之棕丝，在嘉定、宜宾所收之茧巴、丝筋，均就地雇工捆制成件，直接装运重庆转载出口，不象其他洋行运到重庆启卸加工成件再行外运，这样，既节省了人力和时间，又加速了资金周转，因而获得更多利润。
       但是，由于新利洋行完全依靠金融界活动周转资金，一般都以申票偿还为交换条件。而且新利申票向系预先立出，有时即使上海无款，亦须立出空头申票以抵偿所欠钱庄的信贷。因此，新利又必须同时抓货下运，以填补申票之空额，如遇市场货价上涨，亦不得不高价进货填补，因而后来亏累巨大。加以内部管理不善，弊窦丛生，成本加大，亏累有增无已。陈瑶章的一套虚假手法，也无法再要下去。到了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正是“五四”运动之后，人民反帝吼声响彻云霄，陈瑶章连接三封警告信，丧魂失魄，感到内外交困，因而被迫宣布结束业务。后来经债权团清理帐目，共欠外债二十余万两，几乎全为金融界所
       货给的款项，乃由债权团推选谭述彭、陈子良、梁伯恭等为代表，随同陈瑶章到日本向宫版索债，殊宫版本为投机商人，加以居心赖债，莫奈伊何，所有债权人只得自叹倒霉而归。
       洗房工人的悲惨生活
       洗房业务有季节性，每年只有八个月的工作，加以一般都摆隆茂成规，采用计件工资制，以致全业出现了工人过剩现象。新利洗房工人近千人，在人多工少的情况下，它只顾增加生产，扩大剥削，因而逐渐形成了一些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制度，成为以后洗房中的陋规。这里诚就管事、案子头、舵子、舵孙的简要情况加以介绍，以见当时工人悲惨生活之一斑。
       洗房管的事，又名头脑，即是总工头，也是变相的厂长。管事多为工人出身，但已被老板所收买利用，成为老板压榨剥削工人的爪牙，他掌握工人的去留大权。管事之下，有若干个小工头，即所谓“案子头”，案子头之得名，因其是掌管一张梳毛案子的工人。案子有大小，工人亦有多有少，少者五、六人，多者十一、二人。洋行按每张梳毛案子所坐工人，编成小组，利用案子头监督管理。案子头一般占全厂工人的百分之六一一十，他在洋行的收买利用下，狗仗人势，成为直接虐待工人的封建把头，尽量提高劳动强度和尚加速劳动力的损耗，迫使工人终日辛勤劳动。
       每一家洗房的工人，都是成百成千，而实称直接受洋行雇用，有名在册的工人，只占少数，大多数都是间接为洋行做工的散工，即所谓舵子、舵孙。舵子、舵孙都是有技术的工人，由于洋行人为的关系，没有成为在册的工人，因而只得去求案子头给以舵子、舵孙的工作，仅得到极其微薄的工资，以养家糊口。舵子、舵孙所做的熟票，只能交与案子头，由案子头拿去换取他的计件工资，然后按月发给他们应得的工资百分之五十一—六十六，并按手艺之优劣，确定其分成之高低，高者即称舵子，其下则为
       乾孙。案子头除了本身所做的计件工资以外，其定打靴子、乾孙的收入常超过他应得工资的数倍以上。
       洗房工人由于不堪受洋行的压榨剥削，曾不断起来反抗。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生梳、楼工、水梳、择毛四个工种的工人赁联合组成了“重庆四毛业工会”，开展了废除旧制度、提高工资标准、不准额外招收学徒等斗争，以后工人的生活待遇才暂时得到一些改善。
       五、英商白理洋行与买办企业同茂丰相互勾连
       白理洋行是英商白耳理串连买办古学渊于宣统末年（一九一一年）在重庆成立的一家山货出口洋行。白耳理专门向上海各国洋行接洽卖货，它的货源完全来自买办企业同茂丰所搜集的各类山货和加工洗制的大批熟暴。实际上，白理洋行不过是一个洋掮客。这是由于帝国主义洋行垄断重庆山货业以后，民族资本得不到正常发展，都带上了不同程度的买办性质，有的山货字号则完全依附洋商以求庇护。所以，继续茂洋行和祥和庆的勾搭之后，又出现了白理洋行与同茂丰的相互勾连。
       英商白耳理与买办古学渊觇巍山货利润
       白耳理原为隆茂洋行的帮办，因与另一帮办施坡仑争权夺利，被迫离开隆茂。他原在重庆中西德育社任董事，适逢总商会会长古绥之的儿子古学渊留日归米，被选为该社的中国社长，其委亦被选为女社长，因而白与古时相过从，后复经该社干事邓华益从中撮合，彼此关系更加密切。白耳理常用自己曾担任隆茂帮办时的亲身经历，向古学渊吹嘘山货业务大有发展前途，有意邀古合伙经营。古氏家族原已贩卖鸦片获利，正有转移资金经营山货出口的打算，白耳理来邀合伙，古学渊便欣然应允，伙同白耳理经营白理洋行，从此垄断了一段时期的重庆山货业。
       白理洋行于宣统末年（一九一一一年）正式向英国驻重庆领事馆注册设立，登记资金五千两，设行址于白象街，归耳理自任大班，皮克任帮办，古学渊任出口部买办。古学渊任买办后，则利用古家原来经营正顺德、正昌生两个烟土号的人串班底，组成了同茂丰山货字号，资金一万两，其父古绥之占元下两，李钰安、李叔堃、黄实卿、古槐青（古学渊的堂兄弟）各占一千两，共九千两为实股，余一千两作虚股，只摊分赚项。同茂丰设号址于文华街，以李叔堃为经理，开初以经营猪鬃洗房为主，出产“虎牌”商标熟器，完全由白理洋行收购出门。
       白理洋行虽是登记资金为五千两，但实际并无一文现金以资周转，系先将同茂丰之货预售给上海的洋行后，再行付给同茂丰货款，从中获取转手利润。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英国伦敦的天祥洋行也准备来重庆经营山货，经海关介绍与白理合伙，天祥汇来十万两银子，作为修建行址、仓库及营运周转之用，并寄给白耳理一本汇丰银行的空白支票，听凭支用。白理洋行聚获巨资，乃立即修建了白象街的行址和仓库，同时又在下龙门浩虾蟆口一带修建了几间仓库，为发展山货出口业务作好了准备。
       同茂丰从发家到撤伙收场
       在地方军阀防区割据、内战连年的时代，山货土产的收购运销都是障碍重重的。而同茂丰能够顺利发展业务，通行无阻，主要是依仗了两件法宝，即是：“英商白理洋行”和“重庆总商会会长古绥之”的两张名片。
       古绥之与泸州翰林李春芳，巴县解元胡为楷、广东提督宋庚平等封建官僚都是“兰交”，他当了总商会会长后，又结交了在重庆驻防过的一些军阀，人缘没广。有一次，同茂丰下运猪鬃的木船，在巫峡被黔军李小焱部队将货抢去，经拿出白理和古绥之两张名片一亮，就原物归还了。这是因为古绥之曾在重庆商帮
       代李小嫁穷过军饷，帮过大忙，李小嫁除退还货物外，后来还在上海专为古绥之回了一张炭精像，以谢旧情。这张画像一直为古绥之的后人悬挂中堂，引为荣耀，解放后才自动收藏了。
       可茂丰有了带团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之庇护，业务蒸蒸日上，每年的营业额曾达一百余万两，买办古学渊所得的回金，每年亦约有一、二万两。在李钘安任经理时期，更广结官吏，兼修当道，经常宴会酬酢，馈赠礼物，各地分庄也都如法炮制，每年开支的交际应酬费曾达数万两之巨。据此可以想见其获利之丰。
       第一届经理李叔燮，任职不到一年即因病死去，由其兄李钰安继任经理，大肆发展业务，在万县、合川、遂宁、成都、叙府等地设立分庄，其余收购据点遍布全川。这时，同茂丰除了经营猪鬃外，又增加了山货品种，如牛羊皮等均开始大宗经营。其中，熟鬃产粮由每月三百担上升到五百担，民国六、七年曾增至七、八百担，洗房工人，由一百余人发展到最多时达一千人。对出口的水牛皮，特地在上海雇请技师来渝，开始加工晒制成擦板水牛皮，保持皮性柔韧，以适合机器马达之用，不但畅销上海，而且驰名国外。重庆之有撑板水牛皮出口，即始于此。
       同茂丰在李钰安任经理初期，曾利用洋行为掩护，在下运董巴、烂丝头、撑板水牛皮等山货内暗藏烟土，买通重庆海关，运至上海出售，获取暴利。至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李钰安鉴于当时国内洋行日渐增多，字号又在发展，相互竞争，利润越来越薄，远不如清末民初时的生意好做。另一方面，李钰安从来就是大手大脚铺张浪费，非有巨额暴利不足以维持其庞大开支。因此，李钰安决定投机冒险，大贩鸦片，并经过股东会正式通过，作为企业经营。在贩运烟土期中，曾有两次被上海海关查抄，损失禁重，而且由于夹带烟土的山货多属次品，脱销困难，更加重了同茂丰的损失。李遭到这两次失败后，便转向保险公司身上取“替代”。于是，他勾通木船船工，将某次下运的五载山货木船凿漏沉
       没，骗取了很大一笔保险赔款，弥补了以往的大部损失。但经过这些波折后，股东们大都忐忑不安，特别是股权最大的古绥之父子喷有烦言，迫使李钰安不得不将同茂丰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撤伙结束。
       白理洋行内幕揭穿，山货业务被迫收缩
       白理洋行所买同茂丰的山货，向系于货到上海之后，根据白理洋行所谓国际市场米电行市，再行正式作价，因而常假借猪鬃跌价消息，将同茂丰之货压价收买。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同茂丰开始自行试运上海销售，借以探听国际市场行情，当时上海洋商廉集，川骡颇受欢迎，而所出卖价又较白理为高。从此，同茂丰自己有了销路，就尽量自运上海出售，不再受白理的愚弄牵制了。与此同时，由于白理雇用了一个美国青年神学博士林文生担任会计，洞悉白理内幕，同时林文生寄居在马蹄街古绥之的私宅内，与古氏父子颇为亲近，彼此来往交往谈中，便知道了白理洋行不过是一个赚取佣金的洋掮客，它对同茂丰既要吃重庆、上海两地的回扣，而且还耍吃盘子，所谓国外价格电报，多属捏造。同茂丰了解了自己的这些内幕以后，更坚定了自运上海销售的信心，与白理的交易只和其他洋行一样，比照行市售货，不再降价相从了。
       白理洋行处此境况，已不能再套住同茂丰为它攒货，乃被迫收缩山货出口业务，转而发展进口业务，以匹头业的黄云阶担任进口买办，倾销英国出产的棉毛织品、洋酒、罐头食物等，同时还开设“西店”，专卖奢侈品和化妆品。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又再转向经营内河航运，首先改用柴油浅水轮，以增大载运量，使终年不停航，枯水上驶到叙府（宣宾），洪水直达嘉定（乐山），曾于短期内垄断了内河航运，不久就由一条船变成了四条船，获得利润二十余万两银子。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
       “九·五”万县惨案发生后，在人民反帝斗争高潮中，白耳理才将白理洋行完全结束，逃回英国去了。
       六、挂旗日商聚福洋行垄断羊皮经营
       聚福洋行是由彭彬臣、汤子敬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合伙设立的，挂旗冒充日商，以求帝国主义庇护。重庆市场的羊皮交易额，远不如猪鬃之大，仅居于陪衬地位，光绪年间，每年不过一百余万张，计一万余担。自聚福洋行专门经营羊皮后，采取铺山收购和自运上海销售的办法，夺取了行栈和中路商的生意，垄断了全川的羊皮经营，聚福所出的“HB聚”唛头羊皮畅销国内外市场，业务曾盛极一时。到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重庆的羊皮出口额，已超过了三百万张，折合四万担以上，而聚福经营者计占其中三分之一。
       聚福的组成和挂旗日商的内幕
       聚福名为洋行，其实全部股东都是本地商人。彭彬臣、汤子敬企图谋取厚利，不惜卖身没靠外围人，将原来合伙组织的长记堆栈改组为聚福，勾结日本人真庚于向日本政府注册为洋行，挂起了日本旗，冒充日商，专门经营羊皮运销。每年由聚福给予日本人真庚于挂旗费一千二百两，每月还送典马费五十两。这是帝国主义的一种特殊的剥削方式，也是我国买办资本畸形发展的又一种表现。
       聚福的负责人彭彬臣，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在杨柳街经营匹头零剪生意；光绪卅四年（一九〇八年）与其伙友徐玉亭、吴炳辉经营复茂元匹头字号，在上海设庄进货，并附带经营羊皮出口，嗣因匹头货船失吉亏本，才结束了复茂元。同时，彭彬臣又拉挽汤子敬合伙组织长记堆店，经营羊皮。刚满一年，又经董植安介绍，勾结日本人真庚于，开始挂旗，改组为
       日商聚福洋行。当时的资金共一万二千两，汤子敬占六千两，彭彬臣占四千两，其余二千两为彭经哲复茂元时的伙友徐玉亭所占。彭负经营仓资，汤保证活动渠面。从宣统元年到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聚福在挂牌经营期叶，所获利润共达壹百万两，为同业之冠。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一条约的斗争，吓倒了彭彬臣和汤子敬，不敢再挂日本旗，才结束了聚福洋行，而改组为聚福长字号，仍然继续经营羊皮，营业地点白蛤至终均设在干厮门行街。
       垄断经营羊皮的手法
       聚福经理彭彬臣，为汤子敬四大朝臣之一（四大朝臣即指彭彬臣、詹义臣、李干臣、何鼎臣）。当时的汤子敬已成为重庆巨商，号称汤百万，外号汤财神，彭利用汤的经济力量，活动渠面，汤则为了安置游资，获得申汇，从中渔利。聚福需款周转时，无论市面银根松紧，汤子敬保证全力支持，不分期限长短，一律按一分二厘计息。但聚福在上海卖货收款时，应按习惯时间立出申票，交与汤子敬代为收汇，不能让别家钱庄将生意夺去。彭彬臣只求经济有后台，资金能活动，也就尽量发展业务，垄断羊皮经营。他在经营上，采取了以下的几种手法：
       深入产区，大量收货。羊皮质量随产区和季节而变化，如全面收购，混合均匀，则既可稳定质量，又可降低成本。川西平原和沱江一带的羊皮，毛平而皮软，厚薄均匀。山区所产羊皮，易生槐虫和疤痕，皮张厚薄不均，毛亦深浅参差不一。沱江流域盛产黑毛羊，下川东则多产白毛羊，黑价高而白价低。热季所产羊皮，板子较薄，折耗不大，冷季所产羊皮，削去肉油后折耗较大，成本偏高。热季羊皮，同业经营者极少，其价较廉而货量亦大，川西平原、沱江流域一带每年热季羊皮产量达一、二十万张。聚福设庄时，以成都、简阳、内江三地为据点，其他优质羊
       皮产区都利用商贩代为收购，四季不断。其中听收热季羊皮，因花色等第较高（黑羊皮较多），用重底低价买进的白羊皮搭配，尤为有利可图。
       铺山放帐，笼络产户。冀福为了摆脱中路、行栈的居间剥削，便运用了铺山的办法，直接向产户手中收买。豫福收购羊皮以外山为主，重庆为辅，齐头并进。铺山又用预付货款方式，收买较大的贩商，以图减少自己零星设点的人力、号缴，再由大贩商利用小贩商直接笼络各乡镇的汤锅户，层层采用预付货款方式，一律套上聚福洋行的绞索。汤锅户即为宰羊的“刀儿匠”，其本钱只有一口锅、一把刀，专赖贩商放帐，买羊屠宰，以谋生活，一般人常称他们为“丢刀穷”，其实在大小贩商的层层剥削下，他们丢刀不丢刀，都永远是“一样的穷”。聚福洋行直接抓任了大小贩商，结为长庄往来，今年预货上不清，也可移到明年，明年仍有窝欠，再移至后年，但总是钱去货来，或继续上货，永远保持往来关系。虽然聚福开始铺山时，一次铺出了很多钱，但源源来货后才陆续再铺，结果永远只铺了这一底，而却长期套住了货源。这就是聚福所谓“以帐养帐”的办法，也即是利用山货帮常说的“一年生意一年帐，十年生意仍是一年帐”的道理。彭彬臣唯恐被人识破其诡计而与之竞争，又常向同业声称铺山的危险性和驾驭贩商的困难等等，企图打消别人如法炮制的念头。可是当时的同茂丰、新利洋行等仍然急起直追，与之竞争，但均不如聚福铺山顺手，终于由它独家垄断了广大的羊皮产区市场。
       尽量削制搭配，争取洋商收购。出口羊皮，向系按“正三七”花色和“六三一”等级搭配成件，每担羊皮按照花色、等级和磅位（重量）相结合，作为核算价格标准，和猪鬃配箱的计价办法相同。“正三七”即是每百张羊皮内，黑皮应占百分之七十，白皮百分之三十，“六三一”即是每百张内头等货百分之六十，二等货百分之三十，三等货百分之十。这是上海洋商按照国
       国际市场规定的标准，如不告此标准，则将花色、等级分别计价，而每等级之价相差很大，远不如搭配兼扯为高。聚福为争取销路，多得利润，对羊皮的削制，尽量设法做到适合配搭兼扯的磅位要求。因为削少了，往往磅位超出，不合标准；削多了，则又增大折耗，影响利润；削伤了，则降低等级，损失更大。出口羊皮既有各个产区质量不一的问题，又有花色、等级的组合问题，更有削制工作的优劣问题。聚福出口羊皮为了能达到标准规格，在“正三七”花色中的白皮，有时故意低于百分之三十的配额，甚至将花皮降为白皮，又因羊皮头等较多，平均扯配，其等级常超出“六三一”的标准。所以聚福的羊皮一直受到上海洋商的收购而坐获厚利。
       剥削职工的手段
       彭彬臣在垄断羊皮经营的同时，对职工又施展出各种残酷剥削的手段，大体说来，有以下几项：
       廉价收买劳动力，加重剥削。聚福行既耍掌握和指示全川各地分支机构业务经营火计，又要直接监督管理羊皮出口前的削制加工，但行内职工全部尚不满十人。彭彬臣为了以少数人做多数人的事，驱使职工为他拼命挣钱，使千方百计加强职工的劳动强度，他还假惺惺地关怀职工前途而对他们说：“青年人不是金子招牌，而是玻璃招牌，金子招牌黑了，可以擦亮，玻璃招牌打烂了，就镶不起来。”企图威胁青年职工俯首听命，忍受他的剥削。彭彬臣对职工只是要求多做尊，但仅仅付给低微工资，如上街管营业的吴炳辉，每月工资仅仅十两，学徒根本没有工资，每月只给浆洗费制钱一千文。
       用红酬和虚股麻痹职工。彭彬臣经常向职工说：“干工作，要看红酬，不能只看工资。”聚福规定两年结算一次，如有盈余，则提出一部分作为红酬，因此职工们都忍受着两年煎熬，盼望
       将来可分得一点红酬，以补贴家缴。而对高级职员则又以虚股为笼络，暗中送给每人一定的虚股，赚钱照分，蚀本不管。其实，由于职工所得工资低微，即使企业赚钱，红酬和虚股所分，亦不足以补偿职工应得的工资，一旦企业亏本，则职工所应得的血汗钱也就成为“陪葬”的牺牲品了。全部职工受到红酬和虚股的麻痹，虽然每月所得工资甚微，也都忍苦耐劳，尽量为企业挣钱。
       利用同乡关系，笼络“浒帮”工人。重庆制制和掴制羊皮的工人，江西人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这部份人称为“浒帮”。察福主要股东汤子敬是江西人，便利用同乡关系，于每年下季割制羊皮时，完全交浒帮工人接办，而彭彬臣每天必亲往工场监督，稍有不合规格，立即命其返工。但工资待遇极微，每人每天仅得制钱四至六十文。彭彬臣为了笼络工人，每年冬季专门对割制羊皮的工人又施以小恩小惠，如施钱、施米等。所以浒帮工人一直为察福所利用。丙辰年（一九一六年）羊皮暴涨，割制工人缺乏时，有十几家字号曾因招雇工人，造成纠纷，以致减产，而察福的工作，因有浒帮承揽，得以迅速完成，且产品质量较高，刀伤也少。后来察福又雇用了一部分技术较好的工人为长工，并利用他们来控制做季节的短工和做天天的零工，以保证其出口羊皮的割制工作不受影响，从而获得大利。
       在丙辰年羊皮大风浪中牟取暴利
       丙辰年即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正当第一次欧战期中，由于英法联军封锁地中海，盛产羊皮的土耳其无法出口，国际市场，一时为我国羊皮所独占，四川羊皮因而出口大增。全年羊皮出口突增到三百余万张，折合四万余担。这时，参战国家所需军用皮革骤然增加，羊皮随之供不应求，国际市场价格，步步上涨，加以这些参战国家通货普遍贬值，物价有增无降，羊皮继续上涨已成大势所趋。我国因受欧战影响不大，货币稳定，国际汇
       兑也对出口有利，以致投机经营羊皮者蜂涌而起。上海羊皮市价，由每担一百二十两开盘，不到一月，涨到三百二十余两，重庆由一百两开盘，亦涨到二百八十两，外山由每担几十两，步涨到一百余两。
       在羊皮暴涨期中，无论本帮、外帮都同时参加竞争。本帮经营羊皮的除聚福洋行外，有日商新利洋行、法商东方洋行、山货字号同茂丰、鸿发源等，外帮投机肆匹而参加羊皮经营的，有汉帮的正记、协丰永、吉永亨、德盛，纸帮的江全泰、匹头帮的福兴长，以及本地做上下货的萃丰乾、德昌泰等。彼此不择手段争夺货源，有的大暴放张，企图把别人的贩子抓到自己手里，甚至将其应上别人的货也同时抓过来。在外山产地，彼此都用预付货款方式收买贩子，有的甚至送烟一、二月交货，亦不与计较。大家多半是只顾抓货到手，不问货品好坏，不管成本高低，以致货价天天上涨，质量反而天天下降，潮湿、肉油、头爪以及粘带零骨碎节的羊皮都一律混杂其中，甚至有的用血浆渗合铁末、炭灰、泥沙等粘糊于羊皮上以增加斤两。每担羊皮经过加工削制后，符合出口标准者不过五、六十斤，无形中就将成本提高一倍，即使羊皮行市涨到五百余两，而以二百余两之高价进货者，亦无利可图。
       不料上海羊皮，在帝国主义洋行的操纵垄断和欧战局势的影响下，市价波动很大，涨势过猛，不久即告回跌，由三百余两一直跌到一百余两。重庆羊皮行市跟踪步跌，投机肆纪参加羊皮经营者，大多数均遭亏本。其中，以汉帮的正记字号亏本最多，总计亏蚀四、五十万两，主要由于进货多属二百余两之高价，而质量又低，肉油、潮湿过重，削削耗太大，加以管理不善，需雨成灾，霉烂不少，后来竟有一部分作为肥料倾倒粪坑。其次，则是受银根奇紧的影响，正记抓货时，半月短期利息，每千两竟高达二十两，只得一面高利借贷，一面向上海调款，殊又值巾汇下
       跌，上海交一千两，重庆仅收八百五十两。因此，正记匪遭成本和质量上的亏累，又受子金与汇水的双重损失。其他的亏本字号也有十余家。在这一年的羊皮大风浪中，无论本帮、外帮，赚钱者终属极少数。
       赛福因控制羊皮产区，常年收货，所存几十两一担的低价羊皮底货丰厚，虽在涨价期中仍陆续高价进货，但并未卷入进价二百余两之漩涡，平均计算，其成本仍为全业中最低者。同时，赛福所有周转资金，因有股东汤子敬的活动调拨，只负担一分二厘的利息，未受高利贷的子金损失。加以赛福的业务经验丰富，所收货品的质量亦较别家优越，未遭受上海洋商的挑剔杀价，卖价高而脱手快。所以赛福在丙辰年的羊皮大风浪中，竟能获得暴利二十余万两。
       这里附带将“HB聚”唛头羊皮的变化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聚福出口的羊皮，三要素源于川西平原、沱江流域一带盛产优质羊皮的地区，虽有一部分杂路羊皮搭配花色，但已经混合均匀，等级统一，无偏高偏低现象。上海的“四川山羊极皮”，一向较河南羊皮为快销，聚福羊皮又甲于一般川皮，尤为上海洋商所争购，因而上海羊皮市场的开盘收盘，均以聚福所削制的“HB聚”唛头羊皮为标准。聚福每年出口羊皮最高额曾达百万担，自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开始，在两年后的第一次决算时，即获利四、五十万两。到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彭彬臣、汤子敬撤伙时，聚福获利共达一百余万两之多。
       聚福连年获利，营运资金自给有余，已勿须再靠汤子敬活动架面，因而不愿再受其勉强申汇的约束。彭彬臣以追逐高利，不但申票要汤子敬比照行市作价，而且又常将余款以高利贷给别人。同时，自聚福取消挂牌，改组为聚福长后，彭彬臣又将虚股比例提高，使虚实股各占一半，以笼络职工；而汤子敬则不愿利权旁落，因为他原来所占股本为百分之五十，今后实际分配利润
       则须加上虚股，只能维持百分之二十五。彭、汤二人意见分歧，遂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正式撤伙。彭彬臣就全班人尽，组织裕厚祥山货字号，继续经营芦皮，改用“HB裕”唢头，畅销国内外市场。这时彭彬臣已经脑满肠肥，经理一职，另以伙友吴炳辉担任。至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吴炳敌后，又再改组为裕厚长，以彭步清为经理继续经营，仍以出口“HB裕”唢头羊皮牟取厚利，一直经营到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结束。
       综上所述，自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开始，重庆的山货业刚刚萌芽的时候，帝国主义各国洋行便接踵而至，它们仗恃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种种特权，扼制了我国民族资本的成长，垄断了整个的重庆山货业。
       从此，重庆的山货业，便走上了崎岖曲折的发展道路。在当时一般同业都恐怕依附帝国主义当做发财的最捷途径，的确，有些也依附帝国主义而发家致富了。但是，他们不过是在帝国主义攫取的巨额利润中分得一点残羹而已。帝国主义洋商仗恃不平等条约的魔刀，完全是空手而来，饱载而去，上述几家洋行，几乎全是中间转手的洋客和一些收挂旗费的吸血鬼，它们都在重庆山货市场掠夺去了难以胜数的物资和榨取了大量的利润。
       在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二一年里，重庆山货业虽然遭到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扼杀，但是也有一定的发展。从这篇文章料，可以看到：帝国主义洋行收买和利用洋奴买办为它攒资，而买办又依靠字号，字号依靠行栈，行栈依靠中路，中路依靠产区贩商和各地山客，为洋人卖力而从中获利。这样互相勾结利用，从山货出口的品种、数量和价值来看，这个时期重庆的山货业有了新的发展。
       到一九二一年左右，经营山货的洋行虽然全部退出了重庆市场，可是重庆山货业依旧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不过以后则完全运销上海，为更多的帝国主义攒货而已。
      
亚细亚火油公司在重庆的经济侵略

       应社多 彭凝良
       在中国的“亚细亚火油公司”，属于英荷垄断资本的英国海伦斯壳牌石油公司，是早年英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机构之一。它的总公司设在上海，另在一些大城市如天津、青岛、汉口、广州等设立了地区性的分公司，并在分公司之下，向各省埠或交通重镇约十六个城市设立支公司，再以这些支公司为据点，选择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中小城市的中国商店，作为它的经销机构（经销店或代理店）。
       亚细亚侵入重庆的时间，大约在民国初年，略迟于美孚油行。先是万县富商钟家向汉口亚细亚分公司承认了四川买办合约，派其亲信左德范来重庆代理主持，随后亚细亚即派来洋员，设立重庆支公司，扩建经销点，加强商品倾销。
       重庆亚细亚公司的内部组织，有大班（经理）、二班（付理）、三班（会计主任），下设会计、调查、工程、总务、买办等五室。另在本市唐家沱建有油池，附设造听厂和制冰车间，还设立了观音滩油栈和白市驿飞机场加油站。并直接在省内重要城市万县、泸州、宜宾、成都设立了油栈，储备货品，供经销商的需要（成都站后交经销商）。人事方面，在亚细亚极盛时期，重庆支公司有洋员十余人（后来渐次减少到几个人），中国职工百余人。公司除大、二、三班当然是洋人外，调查、工程、总务各室都是洋人负责，还有一个打字员，也是一个英国女人担任。华籍职员在办公室工作的有十六人左右。担任调查的洋人，最多时有三人，另有华籍调查四、五人。调查人员的职务，是到各地了解情况、
       治定经销商，以及对经销商的销货、存货和推销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洋调查所到之处，大都是重要地区，每行总是人伏轿马，声势赫赫，还有华籍调查随行，供他驱使。唐家沱油池是公司所属的一个重要机构，有大小油池五、六个，负责业务的也叫大、二班，由洋人担任（后来由华员担任）。这里的华员有买办一人，会计二人，以及机器、油池、囤船、拖轮等管理人员。听箱厂有部分固定工人，业务忙时系雇用合同工，还有下船运输（油轮散舱运油来唐家沱，系用泵浦吸入油泡，在油池转装铱听后，便用人力搬运下船）亦雇用合同工，这些合同工，都有工头包揽，与公司无直接关系。此外观音滩堆栈和白市驿飞机场油栈各有职工二、三人。
       在运输方面，置有航行深浅水的运油专轮“滇光”、“黔光”、“渝光”、“安澜”等四艘。滇光、黔光，担任长江下游运输，从宜昌大量运油到唐家沱油池，由安澜转运到沿江各油栈，储备待售。渝光系负油池与市内的运输任务。另外还置有油驳、拖轮。河小水浅的市镇，就组织木船载运，不断地供应各经销商的需要。
       亚细亚经营的主要商品为煤油、汽油、柴油、机油（润滑油），都是以低廉的代价从中东掠夺运来的。煤油燃烧时煤烟较多，不及美孚油色质好，故销量落后于美孚。而它的壳牌汽油颜色较白，挥发性较高，销量则胜过美孚。柴油、机油两行各有千秋，但总销量仍以美孚较强。此外亚细亚的僧帽牌鱼烛，颜色白漂，不软不化，远胜于美孚的鹰牌鱼烛，因而在市场上得以大量倾销。亚细亚为开展煤油的销路，制有T. K. CHANG手灯和风雨灯大肆推销，但远远赶不上美孚行的美孚灯的销售数量。
       亚细亚倾销火油的一种手法，与美孚行一样，主要是利用广告宣传。亚、美两行在开展业务初期，都在这上面花了很大精力，争奇斗胜，在很多地方，常常是货物尚未见面，广告早已先来。
       “点亚细亚火油”与“点美孚油”的大字广告，凡省内各重镇和通衢要道的墙壁或石岩上，触目皆是，其他形形色色的广告宣传，难以尽述。这些宣传攻势，对于城乡居民，确实起到了不少的诱惑作用，当时一向习惯使用来作照明用料的植物油，逐渐为洋油所代替，大量的人民资财被洋商投摇而去。
       利用买办、经销商为掠夺工具
       亚细亚和美孚行两家洋商油行最初侵入重庆，都是利用买办充当先行，而亚细亚买办左德范更是它进入四川大肆掠夺的重要助手。当左被派来重庆开办亚细亚业务时，美孚行已经捷足先登，左即设立了亚细亚火油公司重庆总销处，一面积极推销，一面招揽经销商，向美孚行急起直追，争夺市场，为亚细亚货品倾销金川打好了基础。随后在亚细亚总公司派洋员来重庆设立支公司时，左又为洋人大班张罗一切，山尽殷勤周到之能事；并多方搜集省内各重要城镇商业、交通等经济情报，以及放行——美孚行的业务经营情况，出谋献计，供公司参考，使亚细亚煤油能够很快的打开销路，有利地同美孚行竞争市场，逐步向省内各地建立倾销网，销势直线上升，从而博得了公司和洋人的满意和信任。左德范在公司的地位得到稳固以后，便设法从钟家手中攫夺了买办权利，独任亚细亚重庆买办十余年，分得洋商利润唾余，发了大财（当时有“左百万”之称），还交官结费，大搞其他商业和社会活动。在民国十几年间，居然成了重庆一位有钱有势的煊赫人物。
       发展经销商，是洋商深入我国内地大量倾销商品扩大掠夺面的重要手段（关于这一项，《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五辑上所载《美孚石油公司在重庆的经济掠夺》内叙述很详，这里不再赘述）。亚细亚为了诱使中国商人为它打开商品销路，充当它搜刮人民财富的助手，便不惜抛出其利润的点滴，如：经销商交付一笔现款押金和不动产保证，就可得到相当或超额数量的货物以供
       销售；按销货额付给佣金，并另给津贴（如煤油每箱津贴二角）；超出计划定额的销量，另有活动津贴（奖金）；水火险及漏耗损失经销商不负责任；还划定了一定的经销区域，彼此互不越区侵销等。这样经销商每月如能销出煤油五百箱，便稳靠地可得二百元至三百元的纯利，越销得多，利润越厚。因此，有些商人就拼命钻营，争当洋商的经销商。但洋商对经销商的选择却非常苛刻，得先经调查员的详细了解，必须是具有股实资力和牌誉较好的商家，如银钱帮、匹纱帮、大盐商、大糖商、大百货商店等，才是它中意的对象。因为这类商店与地主阶级、军阀官僚和地方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剥削阶级的商业网，从而也成了附庸于帝国主义者的剥削网。
       亚细亚的经销商，一律都用亚细亚公司名义而在上面另加上自己的牌记，如左德范的经理处全街为“昌记英商亚细亚公司重庆总销处”。本市经销处有五家（连总销处在内），外埠如成都、遂宁、宜宾、自贡、泸州、万县、奉节等地先后发展到三十多家，再由这些经销店分区向周围市镇发展分销店或代理处，这样一来，亚细亚的倾销网几乎遍及全川各个角落，倾销量亦随之不断扩大，以一九二六——一九三六年为例，它在四川的销货总值，每年在五百万元左右。
       洋商之所以能够深入内地并顺利地扩大倾销面，把我国人民财富源源不断地捞入腰包，可以说主要是依靠这些买办和经销商的力量。当它最初需要他们为它卖力的时候，确也不惜许以种种厚利，并且装出亲热和信任的样子，使他们甘听驱策。但是，一到洋货销路已经打开并据有稳定的市场时，不仅买办渐失作用，即经销商亦已无足轻重，洋商的凶炎面目便逐渐暴露了出来，原来给他们的利益逐步予以削减，态度也变得冷漠无情了。以左德范来说，为亚细亚在重庆开基立业，搜集情报，发展经销，与政行竞争，卖不了不小的力气，可说是这家洋商的一个忠实奴才。
       一到销售市场已经得到稳定，洋老板就再不愿意这个奴才来续分它的余利了。原来对所有销货都按额付给的特别津贴，被渐次取消警净，左所分设在本市的两个经销店也先后被夺去；同时，对过去由左经手赊销所造成的几万元呆账，进行彻查追收，迫使左终于与洋人决裂而退职（后来左将他在亚细亚找的钱用去搞投机活动，狂啸中汇，彻底失败）。在亚细亚的其他高级华人雇员，如酢译、调查等入中，也有一些受了洋商商游引诱，助纣为虐，亦步亦趋，奉承色笑，以取媚洋人。这些人的结果也无二样，在洋人不需要时便被视如敝屣，一脚踢开。对于经销商，看来双方尚能较长时期维持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当经销商们尽心竭力为亚细亚打开销路以后，洋人便对原定利益一一加以削减，始而航运水险改由经销商自行负责，继后对火险也不管了，销货津贴亦由压低以至取消，原来为了鼓励推销可超过保证金发货的办法也不作数了，过去划定的经销范围，则有意地接受水客直接向公司买货而加以破坏，尽管如此，依附洋商分取唾余的经销商仍只好委屈忍受，转而格外想方设法，拼命推销，以图多中取利，这就更遂了洋商倾销的心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亚细亚用已经贬值不堪的法币，退还经销商在订约时所交付的银元保证金，借口合约文中订有“中国通用币”字眼而完全拒绝了经销商的合理要求。洋商的狠毒横蛮，使这些为洋商服务的商人，得到了一次沉痛的教训。
       “敌行”之间的竞争
       亚细亚同美孚行这两家美、英帝国主义洋油公司，活像附在中国人民身上吸血的一对魔境，它们如影随形，凡某一家魔爪所及之处，其他一家也必然追踪而至。两行从清末民初先后侵入重庆后，对川省市场的争夺，从无休止。同美孚的看待亚细亚一样，亚细亚也把美孚称为“敌行”，总是想方设法力求压倒对方，占
       取垄断地位。它们在市场角逐中所使用的伎俩，较早时期，除上面已谈到的广告宣传外，最突出的是亲价竞销，后来又出现了在油听中暗加油码（即在灌装锅听时比一般重量多加一点），和对经销商付给秘密津贴以及其他很多的花样。
       亲价竞销是这些垄断资本家在国际市场上使用的债权，也是他们认为最狠毒的一种手法，它们总是自恃资力雄厚，想用少量的暂时牺牲来击溃对手，从而换得市场的独占优势和垄断力量，然后再肆意提高价格，攫取更大的利润。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使用这一毒辣手段的打击下，不知道有多少民族工商业者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亚、美两行经过一段时间剧烈的相互亲价竞销之后，感到势均力敌，谁也无法打垮对方，反而落得两败俱伤，于是这两家油行通过协商，达成协议，在“利益均沾”的原则下，统一了售价。之后，它们便伙同掠夺，不断提高售价，煤油价格最初每箱（两听）五元几，到一九三六年前竟陆续搞一倍，卖到十一元多。另一家美商油行德士古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间才侵入重庆，初来时也受到亚、美两行的共同抵制，业务无法打开，但它并不示弱，尽力挣扎，后来终于与亚、美两行取得妥协，分享部份利益，不过始终逊于亚美两行罢了。约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间，中国商人秦圣清来重庆经销光华牌俄油，洋商们哪肯让第三者来分它们口边之食，便勾结起来猛烈围攻，不断地亲价、加油码，逼使秦圣清无利可图，折本销售，不到两年，便全军复没。
       订止亲价、统一价格，只是解决了洋商之间共同利害相关一面的矛盾，而它们同野狗抢食一样争夺市场的基本矛盾，则依然存在，这在它们勾心斗角地竞销商品中随处都可见到。除了上述在油听中增加油码而外，常见的是不择手段地使用互相倾轧、私加经销津贴、暗地亲价、赊销、贿赂等等办法来争夺雇主。亚细亚同美孚行所辖商品中，煤油占的比重最大，因煤油系城乡居民照明用品，销路特别宽广，早年，亚细亚在倾销中曾用尽气力与美
       孚行争衡。例如，外池水客来渝买油，美孚行规定一律现款交易，而亚细亚则以赊销办法拉拢买主，对经销商则暗地增加津贴，以鼓励实力推销。但终以品质不及美孚而居下风。两行竞争得最激烈的是柴油销路，由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之间，柴油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川江各轮船公司，它们在争夺买主当中，都使用了暗中打折扣、拉关系、行贿买方经办人、赊销等等诡秘手段，双方的销路互有进退，形成拉锯。最先两行竟以质量较好的新牌子来争取用户，如亚细亚占优势时，美孚运来一种新牌薄质油夺取了优势，跟着亚细亚又运来一种苏拉牌柴油恢复了阵地。接着双方都用私打折扣和赊账的手腕争夺去夺来。到一九二六年民生公司崛起后，亚细亚买办左德范与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私交甚深，兼系民生股东，因此，民生用油全为亚细亚包销（主要是赊销，先用油，后付款，在民生公司发展阶段，赊销数字高达二十至三十万元），而美孚行所拥有的其他川江轮船公司往来户，则有的被民生公司兼并，有的因业务不振而相继倒闭，那一时期，亚细亚柴油销量皆占了相当时间的优势。总的说来，在重庆的亚、美、德三行的货品各有短长，它们在竞争中，或以品质见长，或玩弄手段取胜，而实力则以美孚较强，广告宣传和推销网也比其他油行搞得更深入、普遍，亚细亚则逊于美孚而胜于德士古。总销额大概为美孚占百分之四十，亚细亚占百分之三十五，德士古占百分之二十一五。到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情况便起了变化，由于美常与蒋介石政权加紧勾结，美孚行的势力更有所增长，长江航运中断后，美孚兼以运输能力较强占得较大优势，亚细亚便显得落后了。
       歧视、压榨中国职工
       亚细亚在重庆建立了经济侵略机构，进而向四川全省进行掠夺，一方面依靠买办和经销商，一而还雇用了很多中间职工作为使用工具。中国职员的月薪，除少数高级职员如调查、翻译、
       秘书以及后来接任各重要单位的负责人外，一般是三、四十元，最低的只有八元（初进行的小职员）。工人人数较多，主要分布在油池、箱听厂、制冰车间和油船、圆船上工作，一般工资仅八至十元，而且在需人最多的箱听厂和运输方面，都利用把头雇用临时工，更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如把中国职工和洋员的待遇比照起来，更是天渊之别。洋员薪金概以英磅计算，由上海总公司发行，薪额比之华员，起码超出十倍以上，而且生活享受非常特殊，他们的一切生活用品，全是公司开支，家俱什物都从上海运来，甚至连床上的卧单、枕头，吃饭的碗匙等都是公物。南岸山上建有别墅，上下乘坐大轿，费用也是公司开支。洋员们每年有一个多月的暑假，他们在这个时候去庐山或北戴河避暑，所有一切开支由公司全部负担。唐家沱设的制冰车间，所造的冰就完全是供应洋人们生活用的。不消说，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一切穷奢极欲的生活享受，无一不是中国人民的血汗。至于华员，则既承担着大部分繁重工作，又谈不上什么福利，公司制订了一种工资储蓄办法，职工工薪上了一定数额并在公司工作两年以上者就要参加，实质上也是设的一个圈套。它规定职工按工资提百分之十储存在公司，另由公司支出同数金额存入职工账上，但又规定，必须在公司工作满五年以上离公司时才能全部付给，如未满五年而离职或被开除，则公司陪偿部分全数取消。显而易见，这是洋商企图用来笼络中国职工为它死心踏地服务的一种变相的欺骗手法。本来在洋人心目中，对中国职工就视同牛马，录用去留，全凭个人喜怒，认为忠实可靠的就设法加以笼络，不合意的则任意开除，因而能连续工作到五年以上的人并不多，这种所谓储蓄优待实际上等于画饼。
       洋人对华员的管理异常苛刻，上班时间，监视极严，要看到人人忙碌不休，才称心满意，如发现有人偶尔休息，即被指为怠工而加重工作。还严格规定，办公时间禁止随意交谈，不准超越
       部门去看其他单位的文件资料，如会计人员不准翻阅统计表报，会、统人员不准翻阅总务部门的文件等，否则以犯规论。中国职工不仅深受洋商的剥削和奴役，而最令人发指的还要受到洋人的无理歧视。洋人对职工的态度非常恶劣，稍不如意，便肆意辱骂，职工只能唯唯听命，不能反抗，否则就会遭到更为严重的后果。例如有一个办理运输工作的姓谢的职员，有一次运油船到了，他因别的工作耽误了时间，未能及时办好报关手续，在向洋人二班汇报时，洋人不由分说，粗暴的加以责骂，并马上把谢开除，工资也算到当天为止。其他华员虽然愤愤不平，但在洋人淫威之下，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亚细亚对于工人生命安全，也毫不重视，事故不时发生，如唐家沱油池曾有一个油漆工人在油池上作业，失足跌入池内溺毙，洋人视若无睹，置之不理，这个工人一家大小一旦失去主要依靠，生活濒临绝境，激起了职工群众的愤慨，要求公司妥善处置，洋人竟通过英国领事和反动地方政权施加压力，结果这一人命案件竟至草草了事。
       亚细亚在重庆的没落
       亚细亚从侵入重庆到抗日战争发生的二十几年中，可说是毫无阻碍地长驱直入，商品倾销网不断扩大，倾销量也与日俱增，任性掠夺我国人民财密，同时洋人们也仗恃共泊在南岸龙门沿的英国兵舰而骄横跋扈，气势凌人，只有“万县惨案”发生后，在我国人民声势浩大的反英运动中，才算受到了一次惩罚。
       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帝国主义残暴地制造了举世瞩目的万县惨案，对我国无辜人民进行极端野蛮的大屠杀，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特别是四川人民更激怒万分，惨案发生不久，重庆市人民即组成了“万县惨案四川人民雪耻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英运动，举行了十万人的示威大游行。但是，由于当时地方政府的腐败无能，英帝国主义仍然蛮横无理地毫不理睬我国人民的要求。
       求，企图通过反动的北洋政府进行压服，因而人民的反帝怒潮更是沸腾到了极点，省内其他城市也大都相继成立了雪耻会，重庆市民又进一步展开了与英帝国主义的经济绝交的斗争。雪耻会通过大会决议，号召市民不买英国货，不搭英国船，不为英商和英国人作工服役，不卖食用物品给英国人，并组织了纠察队实行检查督促。这时，那些在重庆的英国人连同美国人，才慑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威力，吓得一个个龟缩在窝里，销声匿迹，不敢出头露面，吃的东西，只能由兵舰买通一些游民和奸商；偷偷供应（如那时有家专贩洋酒罐头的“生粗”号就专为外国人做这些无耻的买卖勾当），原来行驶川江的英国商轮也被迫行航。
       亚细亚的洋人这时也一反其平素的傲慢态度，企图对职工进行利诱拉拢，而华员们大多数都藏于爱国义愤，实行罢工。但同时也出现了两个不顾大义卖身求荣的奴才，一个是会计主任吴道生；一个是买办左德范的儿子左竹铭（公司职员，后继任买办）。他们甘受洋人诱惑，竟偷偷地相约到公司去工作，殊被执行任务的纠察队查获，立即挡送雪耻会所在地的县衙内，两人被缚在庙内戏台两旁柱子上，受到群众的严厉谴责，并拟予以适当惩处。但随即为反动军阀重庆卫戍司令王方舟将人捉去释放（因王与左德范有私交）。
       随着反英运动的深入开展，亚细亚的业务全部陷入瘫痪状态，本市经销商完全停止了营业，外地经销商也停止进销货，有的并来电公司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押金。到一九二七年春，由于英帝的蛮不讲理，交涉不得结果，又值北伐胜利，群众的反帝怒潮更加汹涌澎湃，亚细亚洋人不敢恋栈，随同其他在渝的英美公司外国人员，以及兵舰、商轮等都被追撤离重庆，公司所有财产和库存货物以及行政职权概交左德范暂管。洋人离渝不久，即米信命左德范解雇职工，除留少数看守人员外，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被解雇。亚细亚所有油池、油栈存货旋为军阀刘湘接收，以供应民用为由，
       企部提告（同时被提告的，还有美孚行存油和英美烟公司的存烟），并交由重庆市商会负责人曾禹钦等组织的裕通公司经销，由裕通公司开出期票交割油行使。自万县惨案发生以后，约有二年多的时间内，亚细亚的业务活动完全被迫停顿，可是，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实行媚外政策，一九二八年间，亚细亚洋人又卷土重来，恢复了业务，洋人气焰嚣张如故。洋人回渝后，即向刘湘交涉存货问题，刘湘屈膝俯首，公按市价以九折偿还，随即成立煤油特税局，这项应偿货款，概以特税扣抵。事实上，这对洋商无损丝毫，全部税款都被加进售价内而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去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长江航运被阻，货源中断，亚细亚来货改从海防进口，再由汽车队经广西、贵州运到重庆。这时的来货，主要是机油，其次是汽油。因为机油、汽油价格高，利润大；至于煤油和柴油，则因利润大大不及机油、汽油而停止了运进。当时来货尚能源源不绝，业务勉可维系。海防沦陷后，又改道由仰光进口，亚细亚因运输力量不济，货源逐渐困难，便对经销商一律改订国外货，预收外汇货款，在晚町交货，内地运输概由销商自理。这时，由于工厂内迁甚多，需要机油的数量较大，不象汽油、煤油、柴油可以使用其他代用品，而且运输较便，损耗极小，还可分零出售，故销商的订货，全部都是机油。到一九四二年春季，这最后一条国际运输线——滇缅路也落入日寇之手，于是亚细亚的货源全部断绝，业务亦随之停顿。晚町沦陷时，尚存有不少的货品未及运出，有好些订户刚把提单接到手，便因战局急变而慌忙退走，来不及运走货物，遭致了很大损失。
       抗战发生后，亚细亚由于业务不断降落，就分批解雇职工，到一九四二年八月，公司仅存人员为：办公室有洋人大班、华员总务和秘书各一人，唐家沱油池有华籍管理员一人和少数工人，观音滩油栈有华籍管理员一人和少数工人。办公室的这个洋大班
       后来不知甚么时候也跑了。
       抗战胜利以后，一九四六年，亚细亚派人来重庆恢复业务，重新招雇职工，至一九四七年，逐渐死灰复燃，办公室职员递增至五、六人（其他各点人员增加有限）。但此后再也没有洋人来渝长驻办公，不仅时由汉口分公司派员来重庆视察，住的时间也很短。另委华员代理大班职务，不过，一切都得听命令行事。代理大班的初为张赞戎，继为向超。亚细亚这时虽然着手在重庆恢复业务，但鉴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蒋介石反动政权崩溃之势日益显著，心存戒惧；加以美帝国主义通过“美援”，对旧中国的经济实行独占政策，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在中国势力，已遭到美国的排挤。因此，亚细亚在重庆的市场，已无法恢复其原来的地位了。这时它的来货都是由汉口直接运销，仍交经销商发售，并规定各经销商的销货量，根据汉口分公司的定额分配，而且必须预先交清货款，将提单送汉口分公司签字后才能提货。一九四九年春，总公司派了一个名克兰的洋人来重庆查看，仍想设法扩大经营，但终以感到前途无望而悄然离去。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四月，亚细亚在重庆所有存货和设备，概由重庆市石油公司征购和征用。至此，这家盘据在重庆、吸血管遍布四川各地、吮吸我国人民膏血的英帝国主义经济掠夺机构，才被彻底清除。
      
宝光银楼和“宝光”金条

       江朝荣
       从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同重庆金融市场稍有联系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有一种“宝光”金条。那便是我经营宝光银楼所铸造的黄金条子，当时习称为“铸条”，在市场上，同国民党官营的“厂条”并驾齐驱，风行一时，成为了一种重要筹码和投机手段。我凭着这种金条，做了一场昙花一现的“黄金梦”。回顾这一场“梦”境，既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投机事业的起落，也可以反映出那时国民党政府金融总崩溃的一个侧影。
       银楼业概况
       我是一九三五年到重庆凤宝银楼当学徒，由此进入银楼行业的，但后来却是不务本业，没有按照银楼业传统的经营方式去做。
       银楼行业在重庆是有漫长历史的。远在清乾隆年间，就有陕西帮在重庆经营银楼。抗日战争前夕，没有陕西帮经营了，但有浙帮和渝帮，约有十多家银楼，浙帮的风祥、杨庆和，渝帮的天宝成各有七、八百两黄金的资本，即为行业中的大者。还有三个熔铸炉房，专门代客加工。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开放黄金买卖之后，银楼行业便猛增到近百家了。
       银楼，历来是以制造和出售金银饰品为主要业务的。它既是一种工艺行业，又是一种消费性行业。在那时，主要是为官僚、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提供高级消费品的。
       经营银楼业务，这就既要有一个营业店堂，并力求富丽堂
       皇，以便招徕主顾；又要有一个手工工场，制作成品。但工场设备简单，只要有风箱、炉子、铁砧、铁锤、钢模、锉刀、钳子、钻子等工具，和硫酸、砷酸、硼砂、白矾、火硝等普通化学药品，凭着工人的制作技艺，就可制出各种金银饰品，而且往往是具有民族风格的特种手工艺品，有些还有相当的艺术价值。不但戒指、手镯、项练等可以做得十分精美；各式各样的赛银装饰品，如麻姑、寿星、花瓶等等，用紧丝细活刻绘出栩栩如生的花鸟人物图案，更可以巧夺天工，展示出手工艺人的无穷智慧。
       所以，银楼行业通常是搜取工艺制品和商品买卖双重利润的。其牟利手法，一般不离这几种：
       一是加码加秤。黄金、白银的比价，在正常情况下，大约相差六、七十倍。由于黄金价高，一般银楼都以黄金的两数为单位，两以下的钱、分、厘，也要铺铢必较。抗日战争以前，黄金每两约值银元（每元合银七钱二分）一百元。银楼饰金价格随原金价格的起落，由几家大户洽商而定。银楼每百元交易，无论进出，大约有六元的赚项，如收进每两为九十六元，兑出则为一百零二元，这是银楼的一般营业收益。而在成品（如二三钱壹量以下的戒指等）过秤时，还要按件“加码”二厘，甚至在每件首饰上粘贴红纸码单，以浆糊纸头增加其重量，名曰“涨秤”，额外盘剥顾客。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币制贬值，民不亲命。一般劳动人民为谋应变，往往把劳动所得，兑换成小件金银首饰，以求保值，因而吃这种“加码”、“涨秤”亏的不少。倘使以所买饰物向银楼兑出，又要受到“除汗”减乘的克扣。当时风祚、杨庆和两家为图掩盖这种破绽，鼓吹它们货真价实，包掉回换，相互同盟，凡属在两家买去的成品，可以凭包票和码单，向其任何一家兑回价款，不折不扣；然若包票、码单任缺其一，则兑出时就仍要遭到扣算了。
       二是渗杂使假。过去对金银成色，尚无科学鉴定方法，全凭肉眼观察，一般银楼是用“考金石”磨出原金的颜色，以自制的对金牌相互校对，鉴别出高低。其实金银本身就不是百分之百的纯净，如黄金中含有银、铜等矿物质质就不少，没有科学方法加以提炼，最高成色不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所谓“赤金”，是经过加工套色而成。重庆一般银楼用来提炼的原金，大都来自民间藏金和嘉陵江区的新产沙金。藏金一般为首饰杂件，其成色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三四，有的低到百分之九十七八；沙金按其实际含金量计算，折扣更大。提炼的白银，主要是散在民间的银锭、银元、花草银子银首饰等。当时凤宝银楼等少数几家，曾想尽办法用硫酸溶解白银，提炼出黄金。每百两银锭中可提出黄金八分到一钱五；特别是花草银子，加工为凉饼，再用硫酸溶化，每百两可以炼出黄金一钱到两钱多，这种弄钱的门路，彼此是秘而不宣的。按照当时作坊的技艺，在白银中渗杂少量铜质，比较容易处理；在黄金中渗银则成色发青，渗铜则质量变硬，而在制作宝石戒指、私章戒指和其他硬变较高的饰品，只能用八、九成金之时，便尽量多渗铜质，降低成色，有的甚至制作“包心”产品，欺骗远道买主，赚取更多的利润。
       三是剥削职工。重庆银楼工人的待遇，一般是供给食宿，并根据工艺高低来决定工资。如凤祥、杨庆和、天宝成等大户，每家都有作坊工人三、四十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学徒。大都为固定工资，每人每月由十几元到二十几元不等。学徒只有一丁点“月规费”。他们在提炼和制作过程中，规定每百两黄金的“火耗”为五厘，后来增加到七、八厘，由每家雇佣的“包作”师付（类似工头）包干。至于套色、镶嵌和累丝细活等工作，则是按件或按产品规格计算工资。中小银楼的工人，一般是计件工资，当时有“搭作”师付，即一人可以兼做两三家的工作。在抗战前后，银楼虽较一般手工业行工人的待遇为高，但实际被老板剥削去的
       更多。例如一枚重一、二钱的普通金戒指，对顾客收取工资七、八角，而工人仅得到七、八分，这种戒指销路较大，每人每天可做二、三十枚，往往要加夜班赶制；又如镶嵌宝石戒指，每人每天可做一至二枚，向顾客收取工资二元五角，工人仅得四、五角。其他承做累丝细活的赛银装饰品或纪念礼品，对顾客是漫天叫价，对工人则按规格尺寸计算，付给少量的工资。由于赛银成本低，利润大，当时合众赛银礼品店，还专门从上海运来各种装饰品、纪念品的铜坯，在重庆镀银出售，据说毛利在一倍以上，当然，绝大部分是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而来的。
       我做学徒的凤宝，是浙帮银楼，它的主要业务是收进沙金加以提炼后转卖给风祥、杨庆和等大银楼。但到我自已经营银楼时，趁着战火纷飞之际，便逐渐离开了传统的经营方式，不以制造金银饰品为主业，不以工艺制造和饰品买卖的双重利润为满足，而走上了以铸造金条为手段的一条投机之路。
       从打“棒棒伙”到组成宝光银楼
       一九三九年“五三”、“五四”日寇飞机滥炸重庆，商家关门闭户，整个市场顿时陷入瘫痪状态，有钱有势的巨贾豪绅，急忙掉换黄金随身带走，走途无路的一般市民，在空袭危险中挣扎，不少人变卖金银首饰度日。当时尚在营业的会仙桥（今民族路）老凤祥，每天收进卖出的黄金，数以百两计。随后，米亭子的震天宝，由老板交给小伙计经营，生意一样繁忙。象这样，不少人趁火打劫，大发横财。那年九、十月间，国民党政府控制黄金流通，先后公布《取缔出售金类办法》和《取缔金融业、典当业贷押金类办法》，把银楼业务限制在兑换金银饰品的范围之内，并规定黄金价格由四联总处设立的收兑金银处统一核定。但当时物价较之前已上涨几倍，黄金每两亦由法币一百元步涨到三、四百元以至五、六百元。鉴于官价低于市价，一般持有金
       银者并不愿向收兑处交兑。银楼兑换首饰可按市价收进卖出，仍有生意可做。特别是进入雾季，日机难以轰炸，整个市场又活跃起来。这时，我当了三年学徒，帮了一年先生，自以为有了业务经验，而凤宝又来复业，便于当年十一月邀约师叔余善卿、师弟余凯南等打“棒棒仗”，在大梁子（今新华路）、小什字先后开设巴比伦赛银礼品店和老天宝银楼，专门承接同业中的加工来货。为时不久，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的日机空袭中，这两家店子便被先后炸毁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国民党政府向美国贷得五亿美元巨款，以二亿美元在美国购入黄金五百七十余万两，希图作为稳定币值和平抑物价的保证。这笔黄金分批启运回国，财政部便于一九四三年六月明令开放黄金自由买卖，重庆银楼行业随之迅增至七、八十家。这时，我得到在贵州跑单帮的父亲的支持，又说动了经营额料业的堂叔江荣普等，遂凑集法币三万五千元（约合黄金十两），我父子共占一万元，江荣普等五人各占五千元，由我任经理，在七月间于邹容路开设了恒丰银楼。
       当时，重庆已定为陪都，不但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也是在抗战大后方经营投机商业的集中市场，外帮客商云集重庆，西安帮尤为活跃，他们大搞走私生意，运来香烟、棉花等货物，在重庆推销后，就捎带黄金运往沧陷区，掉换成物资再运回来。恒丰开业后，对制作金银饰品的一般银楼业务并不在意，专注于熔铸金条，首先是和西安帮拉上关系，由我在同业中搜集零星饰品，委托马成珂炉房改铸为五两以下的小金条块，在每一条块上盖上恒丰牌名的钢印，并注明成色重量，保证成色不低于九十九点七四，以供其需求。最初每笔交易不过十两二十两黄金，后来业务发展，就用银楼牌名向中国农民银行申请配给其历年收兑存金中的零碎条块，改铸成恒丰金条，向西安帮交货。做了半年，获利两倍以上，遭到同业妒忌，煽动税局借名查账，进行搔索，
       被勒索了几两黄金。
       一九四四年一月，我把银楼迁往打铁街，改组为宝光银楼，既以扩大经营，谋求更多利润；又图迁地为良，避力动势反的免滋扰。改组为宝光后，资本总额定为法币一百万元，约合黄金八十两，其中江荣普占百分之三十几，我父子占百分之十几，加上其他族人，我们江家人共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为对外经理，专负营业责任；江荣普为对内经理，掌握经济实权。他当时是颜料业公会常务理事，绰号“江大心子”，发了“国难财”的。以他作后台老板，宝光便成为渝帮同业中较有实力的中型银楼了。
       “宝光”金条兴风作浪
       宝光开业后，一仍恒丰旧惯，专事铸造金条，只不过把金条上的牌名，由“恒丰”换成了“宝光”，龚缘时会，更加风行起来。
       自从国民党政府开放黄金买卖以来，金价涨落早成为一般物价的先导。宝光开业之初，我的老往来，西安帮奉泰银号申思颐、裕泰银号常滋如等，都担心所铸金条新易牌名，发生滞销；殊其时每两黄金已由法币一万三、四千元猛升到一万七、八千元，申、常等带去的第一批“宝光”条子，不但未受牌名影响，反而销势更快。
       接着，一九四四年二月，国民党政府希图抽紧市场银根，压低价，委托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国国货银行开始抛售从美国运回的大块金砖，第一批黄金现货卖完之后，于同年七月起，又开始抛售黄金期货，即“法币预购黄金期票”。随后，又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地举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存储数量多少不拘，存期分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四种，到期按折合数
       兑付黄金，利息年息四厘到一分，以货币支付。彼时，国民党中央选币厂商未委托洪发利机器厂铸造各种重量的黄金“厂条”，那种重达四百两的大块金砖，不化整为零，改铸为十两、五两以至更小的条块，就不便于流通。“宝光”金条正是适应这种需要的产物。
       由农民、国货两行卖出的金砖，成色较好，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七四以上，重庆的投机行庄和外地客商均争相购买，有些人还合资买进一块两块。特别是西安帮胃口更大，由我代向国货银行买进的金砖，每次至少是两块三块，最高纪录达到一天买入块。这种金砖本身成色高，提炼省事，改铸为“宝光”条子，每百两至低可净赚三钱火耗，较之熔铸农民银行配给的零碎条块更有划算。当时宝光银楼便以西安帮为主要销货对象，以国货银行为主要进货对象。
       中国国货银行是以四大家族宋子良的官僚资本为后盾，它代理黄金业务，不但从中操纵，牟取暴利；其行内经手人员，也是层层贪污，甚至在行外物色替身，里应外合，掩耳盗铃，充当他们的渔利工具。我和该行打交道，一开始就是个大买主，他们便伸出手来，我为了购买方便，趁势同该行副经理马鸿文、赛理江德昌、出纳周仕俊等人拉拢，经常以宝光牌名代他们私人买卖黄金。有一次，就代马鸿文向该行套购三块金砖。一九四五年七月，他抢在国民党政府发布黄金存款捐献四照办法的前夕，要我为他在市场上卖出了票面额一千两的未到期黄金存单，不受四照捐献的影响。江德昌结婚，我以同姓的名义送他三两多重的金镯一对，作为贺礼。周仕俊向我“借”去票面额十两的黄金存单，永不归还。由于这些关系，我不仅每次购买黄金，在手续上得到方便；有时也还能先期摸到一些黄金到货和库存情况，使自己进行投机买卖，得到有力的凭依。
       我铸造的“宝光”条子，首先是销给西安帮，并通过西安
       帮，抓住山西帮。因为当时重庆黄金市场上的外帮客商，以西安帮资力最为雄厚，在市场上举足轻重，其次便是山西帮，其乾元银号陈子英，豫成烟厂郭跃东，德泰祥魏文忠等，也颇活跃，经常是上千两的交易。其时，同业中的浙帮天宝渝、汉口帮同丰、渝帮老景福等都曾插手改铸金条，向山西帮兜售。但他们所铸金条，成色不能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七四以上，竞争不过“宝光”条子；而秦晋相连，山西帮和西安帮早就有走私业务的联系，我便利用这种关系把山西帮抓到了手里，使“宝光”条子畅销于西安、山西两帮。
       我父亲江照容当时在贵州跑单帮，经常住在贵州平越县。其旅栈老板姓李，是贵州省民政厅长谭时钦的内戚。平越距贵阳二百余里，他们两家互相馈赠礼物，都托我父亲来往指带。谭的儿子在璧山来凤驿交通大学读书，也托我父亲就近照料。我父亲因而结识了这位厅长。一九四四年四月，谭时钦乘车来重庆开会，我因父亲的关系见到这位达官贵人，并由他介绍，结识了驻重庆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张醒泉。那时，重庆黄金牌价每两法币一万七千五百元，贵阳金价涨到二万二、三千元；而农民、国货两行正在大量抛售金砖。我趁谭返筑，即将备交西安帮的“宝光”条子挪出四百多两，交我父亲搭上谭的汽车带往贵阳，托当地天宝成银楼同乡孙达五代卖。不但这笔无本通商的买卖，包括金价和汇水共赚了黄金一百余两；从此，“宝光”条子也在贵阳打开了销路。
       抗战后期，昆明成为我国大后方唯一的国际运输要道，外来黄金源源从昆明流到重庆，泰国的泰条，印度的拖拉，香港的港条，以及伪资源委员会的金饼等等，各式各样都有。但只有港条成色较高，可以上市，其余均需加工提炼，重新改铸，才有人接手。当时，昆明复兴银楼驻渝负责人杨秉彝，老福源银楼庄客江玉书等，看到“宝光”条子奇俏，便将他们的来货几百两乃至上
       千两地托我加工；重庆的大裕、光裕两家银行专做昆明来货，运来的黄金，也都由我改铸为“宝光”条子。这些杂牌黄金，成色高低不一，重量都不合十两、五两的规格。我接受加工，一律按原条的质量降低一二个成色计算火耗，每百两有七、八钱的收入，较之我为西安、山西两帮的加工利润要高一至二倍。
       “宝光”金条上市不到一年，便在西安、山西、贵阳、昆明各帮中奋俏起来，一般同业所铸各种各样的金条，竞争不过，经常发生退货事件。我为了缓和同业间的矛盾，由宝光将他们的退货免费加工，改铸为“宝光”条子，面子上是解决同业的困难，实际上更抬高了“宝光”条子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同时，我和同业中的骨干分子洪佐臣、邵继德、杜思林、涂文星、吴耀奎、马成珂、王兰轩等结为“兰交”弟兄，参加他们组织的“利民互助会”，藉互助为名，联成一气。到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宝光”条子不但成为外帮客商伸手要货的唯一对象，省内各地如成都、泸县、万县等等，在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行局扩大黄金存款业务之后，也有不少包被客收兑得的零碎条块，带到重庆市场上掸换“宝光”条子，无形中，“宝光”条子成为了黄金买卖的标准筹码。当时习称的“铸条”，就是指的“宝光”金条。
       一九四五年七月底，国民党中央银行公布了《黄金购户及存款献金办法》，在其兑出的六锭黄金中，才开始配播出各种重量的“厂条”。最初，这种“厂条”大多是以其历年收兑存金之零碎条块加工压制的，成色低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四，在市场上不易行销。西安带头进后委托宝光回炉的“厂条”，就不下三千两。后来，“厂条”成色逐渐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七四以上，价格才略高于“宝光”条子，成为代表官价黄金的通用筹码。但“宝光”条子仍与之并行于市，当时的重庆《征信新泥》和报纸每天报导金融行情，都以“厂条”和“铸条”的两种价格并列。那时，国民党反动金融政策朝令夕改，但黄金买卖，无论是禁止
       或是开放，“宝光”条子始终是市场上香俏的投机品种，直到重庆解放，才结束了它在市场上兴风作浪的罪恶历史。
       宝光银楼从一九四四年一月开业，到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止，由我经手卖给西安帮的“宝光”金条至少有十八万两，代昆明帮来货加工约有三万两，同山西帮和贵阳、成都等地以及来往行庄所做另星交易共约二万两。以平均每百两收取火耗四钱计算，共获黄金八百多两。加上吃盘戴帽，做黄金投机，和门市收兑利润，宝光在短短一年零七个月时间，至少盈余黄金一千二百两以上，等于原始资本的十七八倍，虽然比不上西安帮和仗恃官僚资本的投机行庄，但确已成了渝帮银楼中发了“黄金财”的暴发户。
       这时，我便以宝光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分配的盈余和退出的一部份股款，以及自己利用转手买卖之便，营私肥己的所得，交由父亲在璧山接龙场故乡大买田地，使家产由祖遗的田租十几石增到二百多石，大肆盘剥农民，掠夺地租了。
       趁黄金风潮赌黄金
       我经营宝光银楼，主要是利用“宝光”铸条，代客买卖，赚取加工火耗。但并不以此为满足，趁着当时掀起的一次次黄金风潮，我也直接从事黄金买卖的投机活动。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重庆黄金牌价每两由二万元提高到三万五千元。由于事前走漏风声，经办银行大量舞弊套购，引起市场风潮，从这以后，不到两个月，在黑市上，国家行局开出的黄金存单每两张到六万四千元，现货涨到八万元。我鉴于两者差价之大，有利可图，便把代西安帮买进尚未交付的现货黄金，以八万元之价抛出一部份，同时，陆续以六万四千元左右的价格收进黄金存单，达一千两之多。同年五月上旬，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人心振奋，金价突破十
       万大关。我把手上的现货黄金和黄金存单大量抛出，以所得现款转入往来行庄，投放高利日拆。六月六日，国民党财政部令价重庆银行公会转知市场管理委员会严禁金银买卖，迫使现货黄金回跌到每两九万元以下。我抓住这个机会，再次补进现货黄金一千余两。那时，农民、国货两行不仅不供售现货和预售期货，四行两局发售的黄金存单，到期也一再推迟兑现。到七月半，黑市黄金现货竞哄抬到每两十五、六万元。包括我在内的一些黄金投机客商正在兴高采烈，突然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于七月三十日公布黄金购户及存款献金办法。宝光握存四百多两未到期的黄金存单，也遭受了捐献四腿的损失。但总起来说，在这四五个月当中，我还是得多于失，捞到了油水的。
       一九四六年二月初，国民党军政官员复员东下，变“接收”为“劫收”，大发“胜利财”，集中抢购物资，以致疲滞数月的黄金市价，首先从上海暴涨起来，每两突破十万元。而重庆中国银行的牌价，卖出仍为八万九千元。当天买到交航空运申，每两可赚四、五万元，于是一般投机商人争向中国银行购买。在这次挤购风潮中，我发动店内的职工扑余人，随带重五钱或一两的小块黄金，买通行警，排在轮子前面，每天买进“厂条”千两左右，从中赚取差价厚利。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东北解放战争趋于激烈，华北游资南下，上海金价陡涨，而以宋子文为首的官僚资本又从中勾结上海金店老板，大肆操纵市场，因而爆发了轰动全国的第二次黄金风潮。重庆金价由每两四十万元直逼百万大关。二月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公布进一步搜括金银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规定法币一万二千元合美金一元，每两黄金按四十美元收兑，不准人民持有二两以上的黄金。当时重庆的黄金买卖已由白象街银楼业公会移到第一模范市场银行公会的金融市场进行。方案公布后，市警察局加强对市场的警戒，非银钱业人员不准入场，同时，侦骗四出，
       到处捉人。一度逼近百万大关的金价，被硬压到每两四十八万元的牌价以下，不少人慑于反动政府的淫威，纷纷前往中央银行交兑黄金，形成挤兑，我趁势发动店内职工，前去挤兑，做代客交兑的生意，获得不少手续费。
       但按照该方案关于“取缔黄金投机买卖办法”的规定，连兑换首饰都在禁止之列，这不仅使宝光的黄金转手买卖大受打击，而且危及整个行业的生存。银楼业公会一面举行记者招待会，由理事长洪佐臣报告全行业职工一千余人面临生活绝境，向各方发出呼吁；一面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请求修改方案的有关条文；同时推选同业邵继德、漆少臣为代表，出席全国银楼联谊会，以配合上海同业一致采取有力对策。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奔走，重庆市社会局答应重新审查会员资格，按照中央银行收兑牌价供应一定数量原金，规定银楼售出每两照牌价加收手续费百分之二十四（其中：工资营业费百分之十，利润百分之十四），后又改为加收营业费（包括利润）百分之六十。这样，一百二十余家银楼被核减为七十二家。从当年三月四日起，才有部份同业先后开门营业。
       国民党政府在执行“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之初，其势汹汹，凤祥福银楼老板庄义私自买卖黄金，便为重庆市警察局捕交地方法院关押了十多天。接着，该局派出督察员曾书鼎、张靖江常川驻在银楼业公会，名为检查非法交易，实则利用职权，到处掮索同业，宝光是发了“黄金财”的，当然是他们敲诈的对象。那时一向给宝光保镖的宪兵团长张醒泉，早已离开重庆，而中央银行又已开始配售原金，黑市也逐渐抬头，我便抓住那两个督察员，约少数同业经常陪他们吃喝玩乐，有时又在黑市交易中分给他们一点“干股”。因此，后来反动政府对黄金黑市多次突然袭击，我这个活跃于市场上的“投机客”，事先得到他们的信息，早已溜之大吉了。
       “黄金梦”的破灭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物价顿时下跌。九月中旬，重庆黄金市价最低落到每两四万八千元，较之胜利前夕相差两倍多。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银行开始买卖黄金，牌价：收进每两八万元，卖出每两八万九千元，一泻千里的黄金行市稍得稳住。但西安、山西两帮客商从此转移去上海，他们带去的“宝光”条子，一度和上海“熔赤”等价交易。那时宝光银楼尚握现货黄金七八百两，我鉴于重庆金融市场的变化，便商得江荣普同意，决定保存实物，观望风色。我们一面维持门市业务，等待时机；一面抽出较少资金，转移到商业经营，在这年十二月起，先后成立了德利孚号和正大门市部，从上海贩进颜料，并兼营棉花、棉纱等等。
       一九四六年二月，重庆中国银行停售黄金，改由中央银行在上海采取明配暗售的办法，使申渝两地金价一度在十四、五万元之间盘旋。在重庆黄金市场上，唯昆明帮经常还有来货，成为“宝光”条子在那时的主要加工来源。我同昆明复兴银楼驻渝负责人杨秉彝关系愈趋密切。五月，我飞往上海接洽德利的进货业务去了，杨秉彝却借故骗去黄金四百两潜逃，使宝光资金损失三分之一以上。
       一九四七年二月，《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公布后，重庆的黄金买卖，转入地下交易。我吸取以往的教训，少做昆明帮的生意。同业们遂纷纷争夺昆明帮来货的加工业务，其中如天宝渝、老天宝、丹凤、杨庆和（此时已改组）等，甚至伪造“宝光”条子，骗取业务。我发觉后提出异议，乃经公会调解，达成协议：凡同业的加工链条，必须送请宝光检验，并加盖“宝光”的钢印，才能上市成交。但这个协议并没有维持多久。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改发金元券，随之而来的是物价一日数变。一九四九年二
       月，反动政府又一次开放黄金市场，重庆的中央银行亦随市买卖，投机之风愈炽，早已泛滥的“宝光”条子，这时更是真假莫辨，我亦无可如何了。
       宝光银楼自杨秉彝骗金潜走后，所余仅有黄金六百两。其转移到商业上的投机生意，在国民党政府经济总崩溃的形势下，又连遭亏累。如德利字号贩运透宁棉花，质量不好，以花掉纱，纱厂压价，损失黄金百两左右。一九四七年西安帮德泰祥庄客魏文忠等组织联华贸易分行，我投入黄金四十两，尽化乌有。我担保堂叔江声永向溧颜料号贷款，为其赔出黄金百两之多。代同业唐鉴可、邵鲁福等垫款，损失亦不下黄金数十两。更严重的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反动政府以打击金钞黑市为名，出动军警包围银行公会金融市场，同时查封所有纱厂和纱商的存货仓库，德利囤积的五十包棉纱被社会局查封，影响资金周转，在拆息几天一滚的威胁下，德利关门，宝光银楼也被迫于五月底结束。这时，仅余街房两幢，颜料七、八十件，约合黄金七十两，作为清理内该外欠之用。我经营宝光银楼六年多，所做的一场“黄金梦”，终于如此归于破灭了。
      
重庆中南橡胶厂创办经过

       陈维新
       重庆有橡胶工业，始于中南橡胶厂。
       一九四〇年，南洋归国华侨在重庆同官僚资本的中国茶叶公司合资创办了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于三、四年中先后在昆明、贵阳、重庆、广元、曲江（后迁福建南平）、成都等地设立了橡胶厂。一九四三年又在重庆兴建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化龙桥总厂，当时是西南首屈一指的橡胶厂。这些厂的业务，初期是由南洋进口胶料半成品为当时政府翻补汽车轮胎，以后逐渐扩大到自己炼胶，生产胶鞋、胶底等多种产品。抗战胜利后，又在上海收买了敌伪经营的新亚橡胶厂，改名为上海中南橡胶厂，后来与大中华、正泰两厂并称为上海的三家轮胎制造厂。但在反动政权的黑暗统治下，它和国内其他民族工业一样，最后还是逃不出失败的命运；推到解放前夕，只剩下破破烂烂的重庆、贵阳、上海三家橡胶厂。我是南洋归国华侨之一，从中南厂创办之后不久，便参加了部份业务的主持工作。现在就我亲身经历和征询老职工而得的一些材料，对它的历史作一扼要的叙述。
       一、南洋华侨归国集资创办的经过
       一九三九年，祖国的神圣抗战进入了第三个年头。这年冬天，南洋华侨筹赈祖国抗战伤兵难民总会（以下简称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以该会名义组成了华侨归国慰问团，他自任团长，慰问团的成员包括东南亚的越南、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婆罗洲、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侨代表人物近百人之
       多。他们于一九四〇年初，先后分批从新加坡经由香港、河内陆续回到昆明、重庆，一面分赴前线展开慰问伤兵、难民的活动，颇受各方面的热烈欢迎；一面兴办实业，支持祖国抗战，并按照国民党政府《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励办法》的规定，先后成立了三个企业：一为由慰问团集资创办的重庆制药厂，以生产奎宁丸和时令药品为主；一为由菲律宾华侨秦望山、叶松生等在长寿创办的中国电化厂，用电解方法生产电石等产品；另外一个便是马来西亚华侨王振相、王金兴、庄怡生等组织的重庆中南橡胶厂。
       王振相、王金兴原在马来西亚经营橡胶工业有年，他们还兼营锡矿，都是华侨中较有资力的大老板。庄怡生任马来西亚福兴橡胶公司付经理，王振相就是福兴的大股东，马来亚霹雳州福建同乡会主办的培南学校，在王振相任同乡会会长时期，又聘庄怡生任校长，因而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抗战发生后，庄怡生是华侨青年中拥护祖国抗战的活动分子，他担任筹赈总会筹办州怡保市分会的宣传部长。这时，我在怡保市利群橡胶公司（老板白成根是我的内戚）任经理，也凭着爱国热情，经常和庄一道参加宣传、募捐等工作，公私交往很深。他们参加慰问团回国途中后，曾到西南各重要城市参观、访问，沿途看到汽车轮胎的消磨很大，而新胎来源又颇成问题，因此认为如果在大后方经营橡胶业务，肯定是一项既有功于抗战建国，又可一展个人抱负的新兴事业。庄怡生对此特别感觉兴趣，鼓吹不遗余力。
       当时国民党政府设有所谓官办的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三大公司（实即官僚资本），专门垄断出口贸易，换取外汇，以在国外争取战争所需的物资。在沿海通商城市沦陷后，中茶公司的外销业务，都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当王振相等倡议创办橡胶厂的时候，该公司首先支持，并提出合作条件，委托他们代办茶叶推销和运输等工作。王振相等认为有官方的中茶公司参加，不但可
       以解决部份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可借官方力量，在贷款、免税、结汇和向国内外采购物资等各方面，都会得到特殊的照顾。双方在相互利用的条件下，仅仅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时间，王振相等人便取义于“中国南洋华侨投资创办”，以“中南”命名，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六日在重庆正式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并将中茶公司所提的合作条款，以明文载入公司章程之内。
       公司成立后，庄怡生从重庆来信约我帮忙。当时我认为这是华侨爱国行为的具体表现，心情异常激动，便同回到马来亚采购原材料的王金兴挂上了钩，不顾利群老板的劝阻，就在这年八月初动身回到祖国。
       二、从成立公司到改组增资中的资方矛盾
       重庆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总额为法币一百万元（折合食米三万多市石），分为一百股，每股一万元，由南洋华侨胶业公司代表王振相、王金兴、王家骥、王尊法等认购七十万元，由中国茶叶公司认购三十万元。商股中的百分之九十五都为王振相、王金兴两人所分占。在成立董事会时，他们为了对外树立威信，同时因自己的主要业务在海外，不能长住国内，便推选中茶公司寿景伟、卓君卫分任正副董事长，刘孔贵任监察，而王振相则退居常务董事，王金兴代表商股任第二副董事长。庄怡生并无资力，他的股本五万元大部分是王振相等给他凑集的。由于王振相早就赏识庄的经营才干，倚为心腹，所以他们就全力支持庄怡生出任常务董事兼公司总经理之职。至于公司和各厂的主要负责人，如橡胶同业张木森，培南学校教职员吴中钦、邱啸秋、庄东升（庄怡生的堂弟），连我在内，都是庄怡生约来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南厂的重要股东。
       根据王振相等决定的业务方针，是以商股七十万元用于国外采购原材料和机器设备；以官股三十万元作为在各地建厂之用。所
       以王振相、王金兴在公司成立后，都飞回马来亚，分头办理收集股本和采购原材料以及机器设备等工作。重庆方面的经营大权，集中于总经理庄怡生一人之手。他为了争取各厂早日开工，首先加强从仰光到昆明这条路线上的物资运输工作，即时成立了中南厂运输处，派我主持其事。后来他为了统一指挥各厂的生产、业务，又成立了中南厂的总管理处，并以张木森担任公司的业务经理，兼管财务、会计。这些机构，都本着精简人事的原则，从没有分组分股办事。
       在抗战期中，国民党政府对进口物资控制极严，庄怡生认为橡胶原材料不少是国防军需用品，必然要受到一些限制，他为了多开方便之门，在发展中南厂业务的同时，暗中拉拢我和张木森、庄东升、吴中钦等组织私人集团，利用公司的资金和自己的运输条件，兼营匹头、杂货等投机生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寇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滇缅路运输中断，而马来亚的形势也岌岌可危，王振相便于次年初从马来西亚飞来重庆。时值庄怡生送眷属回国福建惠安未归，王认为庄把持企业，营私肥己，是公然对他竖反旗，遂借口滇缅路阻塞，原材料来源大成问题，放出结束中南厂的空气，而暗中则布置贵阳厂经理王白山（王振相的亲侄儿）接替公司总经理，企图取庄而代之。庄怡生一从福建回渝，就揭开了一场他们之间剧烈斗争的序幕。
       庄怡生认为中南厂是他手创的企业，已经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即使国外物资来源断绝，尚可依靠敬伪区走私和采取代用品方法克服困难，坚不同意关门。我和张木森、吴中钦等都是庄的亲信，当然支持庄的意见。这时南洋华侨白仰峰也在重庆，他在华侨和同乡中的声望颇高，庄怡生组织投机生意的私人集团，曾拉他入干股，无形中成为庄的支柱。问题发生后，白仰峰也暗中给庄撑腰。在谈判过程中，王振相还一度邀请国民党海外部联络人员连谋（据说还是军统少将处长，福建人）出任调解
       人，对庄施加政治压力，但由于白仰峰从旁转圜，王的图谋始终没有实现。延至这年八月，才达成双方和解的改组协议，把中南厂全部财产作价为法币两百万元，按这个比例全部退给王振相、王金兴等所占商股一百三十万元，由中南厂分期付出。其时，中南厂已获有盈利，而退股时，只将股本升值一倍，并未将全部盈余计入；且又系分期退付，随着法币贬值，后期所退已不值几何。因此，虽经退股，中南厂仍能继续经营。签订协议后，公司派我接任贵阳厂经理王白山的职务。从此，庄怡生这个总经理的宝座，也就稳如泰山了。
       王振相等退股之后，于心不甘，他们便向中茶公司总经理李太初挑拨是非，企图借中茶退股以掩护中南厂。一九四三年初，中茶在王振相等多次怂恿之下，就借口日寇南进得手，东南亚地区的茶叶外销濒于断绝，提出了退股的要求。这时中南厂已经搭起了架子，并正在筹建化龙桥新厂，为了摆脱官僚资本的羁绊，当然乐于接受。由于中南厂在推销茶叶和代办运输方面一度为中茶公司卖过力，平时庄怡生和中茶代表人寿景伟等又勾结根深，所以这次退股的计算仍按王等退股的成例，仅仅拨出三辆卡车和找补少数现金就退清了中茶官股法币六十万元。
       中茶退股后，庄怡生便正式补办转移股权和改组增资的手续，资本总额决定为法币两千万元（合食米三万多市石），分为二百股，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虚报股本，其余三分之二为全部财产增值，实际上并未增加任何新股。改组后的新董事会，我和吴中钦等都当上了董事，并推庄怡生为董事长仍兼公司总经理。关于转移股权问题，我和白仰峰根据“论功行赏”的标准，草拟了一个分配方案，按百分比划分股权：陈维新占百分之十八，张木森占百分之十三，白仰峰占百分之十，邱啸秋占百分之七，林水根（华侨司机）占百分之六，其余百分之四十六，则划归庄怡生、庄东升和吴中钦三人所有，各占若干，建议由庄怡生自行掌握决
       定。这个方案提出后，虽然勉强由大家认可，但庄怡生却怀疑我受白仰峰的利用，给他“小雅”穿，故意制造人事上的小圈子。至于白仰峰，他并非中南厂的股东，只不过在协议改组中出了一点力，便分得百分之十的股权，这自然引起庄的不快。从此，他们之间就互相猜忌，而庄和我等原来组织的投机集团，也于公司完成增资改组后全部结束。后来公司迁往上海，并成立了上海中南橡胶厂，资本总额仍未变更。解放后，沪、渝二厂清产核资，也是以这个资本总额和股权分配的比例作为核算的依据。
       三、在各地设厂的经过概况
       重庆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即开始在大后方几个重要城市设厂。当时各厂的组织形式非常简单，一般只设经理一人，有的厂（如广元、曲江等厂）仅称主任，其他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则以各厂业务发展的需要而定，小厂只有技术员一、二人，技工三、四人，其余都为辅助工或杂工等。只有重庆化龙桥厂建成之后，分科办事的组织机构，本着精简原则逐渐完备起来，从而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生产管理制度。
       重庆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首先是在昆明设厂。当一九四〇年四月公司成立之初，庄怡生考虑到昆明居滇缅路要冲，是一个重要的业务据点，便利用广东人陈乐山熟悉昆明市场情况，聘他担任昆明厂经理，在昆明城内租赁元通街七十二号房屋，挂上了中南厂的招牌。到了这年九月初，我从马来西亚带领技工十二名和随身携带的制胶工具以及第一次由仰光赶运的机器、原材料抵达昆明后，庄便亲自督促安装试车，于十月一日舞出第一个轮胎。不几天，敌机轰炸昆明，厂房附近中弹，庄险遭不测，乃将机器设备即时迁至城外小马村一座寺庙内继续生产。该厂经理陈乐山原是昆明一家反动派社的新闻记者，他看到船舶业务大有发展，便暗中培植私人势力，企图独自经营，庄查觉后，便于次年春借
       口调他到广元开办新厂，逼他离职而去。这时庄向国外华侨中罗致的一批人员，也先后到了昆明和重庆，庄便派我兼任昆明厂经理，而以吴中钦负实际责任。这个厂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后因业务不振，才合并于贵阳厂。
       庄怡生在设立昆明厂的同时，曾根据当时业务需要，指派王白山、庄东升分头筹建贵阳厂和重庆南岸厂，两厂的厂址，一在贵阳城外三桥，一在重庆南岸烟雨堡，都是租用中茶公司运输站的房屋，这两个厂很快就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和六月分别投入生产。这年冬天，公司为了扩大业务，便于就近承揽川陕公路途中的翻船生意，庄怡生又亲自到广元设厂，开工不到半年，便因原材料补给困难而撤销。只有贵阳厂因地当川滇公路的中点站，它的业务在后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一直维持到解放以后。重庆南岸厂一开始就是作为实验基地为化龙桥厂提供技术条件。这个厂后来虽然经过扩建，业务一度有所发展，但拖到解放前夕，由于化龙桥厂发生了经济危机，还是不得不卖厂关门。
       重庆化龙桥厂是在昆明、贵阳两厂业务有了发展和南岸厂提供技术之后才开始兴建的。一九四三年初，庄怡生在化龙桥华村购地约二十五亩，廉即与一家建筑公司签订第一期出包工程合同，计有硫化车间、炼胶车间、胶浆房、锅炉房、修理房、办公大楼和职员宿舍等大小砖柱土墙房屋共九幢，全部工料费用为法币四百多万元。当时重庆系战时陪都，是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经常遭受敌机轰炸，一般新建工厂，都因陋就简，搭盖临时建筑物，唯有中南厂大兴土木，修建这种带长期性的厂房，曾有不少人嘲笑华侨是傻瓜。庄怡生对这种嘲笑毫不介意，他还写了一块非常醒目的大字招牌：“华侨投资创办中南橡胶厂”，悬挂在工地上，以显示华侨举办新兴工业的决心，借以扩大社会影响。
       第一期工程完工时，由于严格执行包工合同，追加费用不
       多，但吸取了建筑材料上涨的的教训，第二期修建成鞋车间和仓库等工程，就改为自办材料，派厂内建筑工人廖银章负责主持修建工作，一面安装机器设备。这年秋天，化龙桥新厂便正式投入了生产。在当时说来，这个厂是西南唯一无二具有炼胶设备的橡胶厂，但较之解放后通过公私合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庆中南橡胶厂，那又哑乎其后了。
       重庆化龙桥厂开工之后，庄怡生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五年，又先后派人到广东曲江和成都两地设厂。前者是计划把翻船业务伸向他的福建老家，同时也为了给他的华侨同乡张述安插一个位置。但不久因日寇打通了湘桂铁路，该厂受到战争威胁，又于次年初撤退到福建南平继续生产，改名为南平厂。抗战胜利后，张述请假回南洋，工人全部遣散，剩下三台翻船炉，由厦门转运到上海，并入了上海中南厂。后者是为了接受成都一家运输商行的包销业务，便于就近翻补轮胎，只派去两名技工，开工三个月便因抗战胜利而全部撤回。
       抗战胜利结束后，庄怡生考虑到重庆市场的变化，为了开拓新的阵地，他凭借国民党政府奖励华侨投资的优待条件，一次向中、中、交、农四行联合总管理处借了法币五千万元（约合食米五千市石），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飞往上海，企图“劫收”那里的橡胶工业。他到上海后，一时没有找到门路，还利用这笔贷款做过一次贩运台糖生意。第二年，才通过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批准，收买了被没收处理的敌伪财产“新亚橡胶厂”。该厂有成套的机器设备，（价款具体数字不清楚）又是分四期付给。在接收时，厂内还有漏报的炭酸钙（制胶的化学原料）一百余吨，没有计算在收买价之内，使庄怡生干得了一笔大横财。后来物价猛涨，听说他只卖掉部分炭酸钙，便抵付了第二期的全部价款。这个厂于一九四六年下期正式复工，改名为上海中南橡胶厂，公司和总管理处也同时迁到上海，从此以后，中南厂的业务重心，也
       就由重庆转移到上海去了。
       四、初期生产情况和技术力量的扩展
       华侨在南洋一带经营的橡胶工业，一般都拥有从炼胶到成型硫化的整套正规生产设备。中南厂筹备之初，也是根据这个计划向国外订购机器。但同时又考虑到国内的条件较差，如使用电力、选定厂址以及添配设备等都将受到限制，因而暂时利用从南洋进口翻胎胶料的半成品，采取分散生产的游击战术，以争取快速开工，少花资金。这种游击战术，勿须安装成套的炼胶设备，只要有 \( 32^{\circ}\times6^{\circ} \) —— \( 34^{\circ}\times7^{\circ} \) 的小翻胎炉各一台（同时可以翻四只轮胎）。半成品原料一吨和一些简单的制胶工具，再加上三、四名熟练技工，用一部卡车连人带物一并运至工地，便能马上开工，吹糠见米。昆明、贵阳和重庆南岸等厂，最初都是用这种办法搞起来的。后来贵阳厂添装了炼胶设备，才成为一个比较定型的橡胶厂。
       重庆化龙桥厂一开始就是根据原订计划设计，先后安装有：100K. V. A. 变压器一台，50HP马达一座，大小马达七座（共75HP），5×12锅炉一座，3×6蒸汽缸口，14×36"打胶车二部，8×22"打胶车十部，搅浆机四部，硫化压机十一部，小压机十余部，黄包车胎模机四部，汽车胎模机六部，此外还有打水机及工作母机等。为了维护和检修这些机器，庄怡生还把化龙桥附近一家景星机器厂的全部设备收买过来，改为中南厂的修理车间，并吸收该厂经理陈庆利担任机务科长。后来这个修理车间，能自造22"×8"的小炼胶车和小型平板硫化机等。由于这个厂安装了从炼胶到成型硫化的整套正规生产设备，所以人们就称它为重庆中南橡胶厂的总厂。
       重庆化龙桥厂虽然具备了正规生产的条件，但不少橡胶制品在全部生产过程中，仍然有百分之六、七十是属于手工操作，因
       而急需充实技术力量。过去创办昆明厂时，完全是依靠从马来西亚邀请回国的技术员雷教子和熟练技工十二名作为开路先锋。昆明厂开工不久，雷教子即因不习惯于国内生活环境，坚决辞职返家。此后，培养技术力量的问题，便一直成为中南厂最重要的课题。当化龙桥厂筹建之初，庄怡生就结识了一位专门学橡胶工业的人叫陈国珍，他是四川人，美国留学生，回国后，在上海大用橡胶厂工作数年，后来又在重庆民生公司和反动政府物资管理机关任过重要职务。庄为了进一步拉拢他，曾商得全体资方同意在大家所占的股份中一共拨出百分之三作为赠送他的股子，聘他担任公司协理兼工程师和化龙桥厂厂长。同时，庄还考虑到新厂开工后，需要技术人材更多，又接受陈国珍的介绍，先后吸收广东人谭朝亮和浙江人邓行文分别担任新厂工务主任和技术员，作为陈的助手。所有新厂安装机器设计和制胶技术等工作，都由陈国珍悉行擎划，负责主持。新厂开工后，就由公司陆续招考小学毕业和少数初中毕业的学工一百余人，规定两年出师，以逐渐壮大技术队伍。厂内分科分组办事和所有人事、财务、保管、检验等规章制度，也随之逐步建立起来。于是，这个厂便由几十人增加到三百人以上，产品由翻补轮胎扩大到生产胶鞋、胶底、胶布、雨衣、球胆、皮碗、水管和黄包车内外胎以及各种机器配件与汽车配件等几百种。
       陈国珍不仅掌握了极为复杂的制胶技术和化学配方；他还利用废胶制成再生胶，用桐油炼成油膏渗入生胶使用。当时外货进口困难，这些成功试验，一方面解决了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又以低质优价而更加扩大了中南厂的利润。抗战胜利后，陈殖庄怡生去沪接办上海中南厂，不久国民党政府又派他到青岛接收敌伪经营的一家全国较大的橡胶厂，解放战争期间，陈就随着这个厂迁到台湾去了。
       化龙桥厂开工之后，庄怡生和陈国珍探知原上海大用、工商两
       个橡胶厂有不少技术员工撤退到桂林，他们便专车前去，用高工资吸引两厂技工约三十人进中南厂来，其中属于大用厂的技工十余人，安插在化龙桥厂内，成为新厂的技术骨干，属于工商厂的技工（多数是湖南人，技术力量较强，在上海橡胶行业中的称为湖南帮），便安插在贵阳厂内，并聘阮隆慈担任贵阳厂工程师。工商厂撤退出来的技术员工，除了庄怡生雇到十余人进了贵阳厂之外，其余大部份便留在桂林成立了利华橡胶厂。一九四四年底桂林失守，这个厂又撤退到重庆，在江北派洞溪建厂复工，是为重庆利华橡胶厂。
       在旧社会同行相继嫉妒的勾心斗角中，一般工业资本家把技术保密看成是唯一的生财之道。橡胶厂在生产上有很多关于技术、配方方面的问题都是带关键性的，更是绝对保密。重庆中南厂一面大量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企图垄断制胶产品；同时也常常被同业挖墙脚，拉走了一些技术人员。如一九四四年贵阳厂工程师阮隆慈就凭持其技术秘密，利用他掌握的一批熟练技工，大闹情绪。这时我正在贵阳厂任经理，怕他们闹出事来，便向公司建议，借口新厂需人，把他们调来重庆，殊不知他们到重庆之后，仍然拒不上班，反而提出了资遣还乡的问题。后来才发觉阮隆慈早就和重庆同业另外筹建橡胶厂的企图。他们领得三个月的遣散费，一部分技工就参加了新成立的复兴橡胶厂；而另一部份技工和阮隆慈则于一九四五年联合李华西等人组成了自由橡胶厂。此后大陆、天工两个小型橡胶厂又相继成立，也同样拉走了中南厂的一些技术员工。
       五、抗战胜利前后的业务经营
       1. 在敌机轰炸中抢运原材料：一九四○年我国的进口运输，在沿海通商口岸相继沦陷之后，仅有滇越、滇缅两条交通路线。而滇越铁路接近战区，易受敌骑威胁，所以中南厂成立时，
       便选择仰光这个海口来解决原材料的运输问题。从仰光到腊成，长达一千六百公里，是火车运输；从腊成到昆明，则系长达一千一百公里的公路，要穿过许多原始森林，路面不平，气候极坏。我就是于这年八月带领技术员雷敦子和技工十二名从这条公路回国的。
       当时从仰光到昆明的运输业务，早由国民党政府西南运输处全部包干，部份商运物资，亦归该处控制分配。从仰光到腊成，因火车运量大，中南厂的进口物资，尚可利用中茶公司的招牌，得到该处优先照顾；从腊成到昆明，则以运量有限，汽车不多，必须靠自己设法。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我任中南厂运输处主任，为了保证原材料的供应，得到公司同意在仰光自购载重二一三吨的新旧卡车三部，并招雇了华侨司机林水根、邱武杰、沈志生等数人。一九四二年，又陆续购进新卡车三部，同时，还与腊成轧雀运输公司经理张嘉顺等达成了口头协议，经常租用该公司的商车四部，连同自有车辆，组成了十部卡车的运输队伍。一九四三年公司改组后，虽然拔出三部卡车作为抵退中茶公司的官股，但还留下三部新车，一直保持若中南厂的自治力量，对继续供应进口物资和争取各厂快速开工，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自运过程中，有两次抢运原材料的经过，颇为惊险，值得一提。
       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事发生后，其时日寇乘势南进，滇缅路受到严重威胁。当时中南厂国集在仰光的待运物资，有南洋进口的胶料半成品五、六十吨，约计三百箱；另有炼胶机、空气压缩机、蒸汽锅炉、翻胎炉和简单的钻探机（股东王振相等原在南洋经营锡矿，中南厂筹备时，也有开矿的打算）等成套机器约三十吨。这批原材料和机器，包括了公司原订以商股七十万元用于国外采购大批物资和机器的重要部份，关系到中南厂整个业务的发展。我获悉仰光形势吃紧之后，便于一九四二年二月间由昆明选电重庆庄怡生请示抢运办法，还来不及等到回
       电，就乘专车去腊戌和中南厂驻腊戌负责人邱啸秋布置接运工作。我于三月初赶到仰光，这个上百万人口的海港商埠，已经变成一座死城，当地的印度人和中国人正在纷纷撤退，一片凄凉景象。我去西南运输处驻仰光办事处了解情况，才知道存放上述物资的仓库，大部分已于数日前被炸毁，在废墟中只剩下半成品原料约三十吨和钻探机一部。我便托同乡王紫如代雇印度工人二十多名和短程运输汽车两部，在一天一夜里把三十吨半成品原料从仓库搬到市区外的华侨中学礼堂内暂时寄放，使远离轰炸目标。这时国民党政府和私商有一批尚待装配车箱的新卡车，也急欲抢运回国，我便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华侨和同乡关系组织了一批司机人员把三十吨原料捆绑在那些没有车箱的新卡车上，托他们带运到腊戌交货。刚把这批原料运走，庄怡生也乘坐公司卡车赶到仰光来了。
       我在仰光十多天内，几乎每天都在跑警报。等到庄怡生赶来之后，我又向他建议再抓进一批生胶。这时仰光已被英国军队戒严，我们出入市区，是凭西南运输处印制发给的通行证，贴在车门上通行。最后打听到福建同乡中有五十吨生胶卸在轮船码头，正想脱手，我们找到同乡陈天煌介绍，乘机路价以每英磅生胶合缅币六分成交（按当时每英磅生胶市价约值法币五、六角，缅币六分，只合法币一角多），货款约定在昆明交付。这批生胶到手，而日寇已从泰国进入缅境，陆路运输完全断绝。不得已，又托陈天煌在无办法中雇到大型机帆船一艘，把这批生胶改从伊洛瓦底江运到曼德里交货，我们随后坐卡车到曼德里等船，此时传说仰光已被日寇占领。不几天，曼德里也被敌机轰炸。庄怡生在一次躲入防空洞时，认识了一位英国人，他是曼德里火车站站长。庄便设法拉拢关系，这才将生胶五十吨连同我们离开仰光时抢购的汽车配件和私人买的布匹、杂货等分装三个车箱运走。曼德里距腊戌三百多英里，我们赶到腊戌收货，只到了一个车箱，
       仅装有生胶十五吨和汽车配件以及少数布匹杂货。以后多次向火车站查询，杳无消息。不久，腊戌也陷入敌手。
       这次从仰光先后抢运出来的物资，直到这年四月尾才从腾茂运到昆明，这时昆明每吨生胶约值法币五千元。只分出五吨生胶卖给昆明电线厂，便交了货款和开支运费等费，其余十吨生胶和三十吨半成品原料，维持了昆明、贵阳两厂约半年生产之用。后来贵阳、重庆等厂开始炼胶，也是利用这批生胶。由于抢运物资的来木便宜和物价不断上涨，中南厂遭受的损失自然弥补了起来，不过成套机器被炸毁，这对后来筹建化龙桥厂的计划，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这次我们冒险从国外抢运回来一批物资，是当时中南厂支持祖国抗战的一种贡献，不仅是在自己而已。
       在一九四四年，庄怡生以中南厂的部分资金投入新加坡华侨富商林庆年、王则涵等在重庆组织的中华公司，专门经营投机生意。王驻柳州买进卖出，因当地铁路局有五百只旧轮胎招标拍卖，王就代中南厂投标买进，货存宜山仓库，久未运出。这年初秋，日寇在中国战场上作垂死挣扎，发动最后一次攻势，打通了湘桂铁路继续进犯。我在贵阳厂接到重庆庄怡生的电报，要我赶快去金城江接送这批旧轮胎，我乘坐公司一部载重三吨的卡车赶到金城江，旧轮胎已运至附近仓库。当天我和王则涵同住铁路局招待所，看到国民党军队纷纷从前线撤退，又有大批难民渡江，秩序非常混乱。次晨，仓库被敌机轰炸，所幸旧轮胎未受损失，我马上采取了紧急措施，把一百多只旧轮胎和临时向仓库买进的几十根水管抢装在自已的卡车上开往独山，剩下的三百多只旧轮胎，只好听其损失。到独山后，形势更加紧张，那时广西银行的一个附属单位有六吨生胶在独山正急于求售，我考虑有了生胶，较之旧轮胎办法更多，获利更大，遂乘机压价收买过来，把自己车上原来装的旧轮胎和水管全都卸下，改装上四吨生胶，行前又有难民十余人买通当地宪兵估搭上车，这就大大的超过了汽车载
       重量，以致途中多次抛锚。第三天行至马场坪停车修理，而日军却绕过公路突然窜至马场坪附近，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时恰好有中南厂另外两部卡车从贵阳打兵差赶来接送，我和司机人员在一个深夜里把四吨生胶分装在三部卡车上，以减轻汽车的负荷量。从独山到贵阳，本来只两天行程，但由于沿途抛锚修车和军队，难民在公路上拥挤阻塞，以致足足走了十四天。我回贵阳厂后，广西银行那个附属单位也把留在独山的两吨生胶一并抢运出来，在贵阳交代清楚，使我喜出望外，尽管丢掉了旧轮胎和水管，但抢运回来这六吨生胶，维持了贵阳厂三个月的生产，为当时的军工、民用增添了一批物资。
       2. 从翻胎到自营的经营手法：重庆中南橡胶厂，可以说是从翻补轮胎起家的。这种业务以军公单位为主要对象，如西南运输处和复兴公司等就是中南厂的大顺主，但也有部份商车生意。一九四〇年十月昆明厂开工后，最初每月仅翻胎一百多只，后来每月增加到五、六百只。根据我的回忆：一九四一年，昆明厂全年翻胎约三千只。这一年，贵阳厂和重庆南岸厂相继开工，各翻胎两千只左右。从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的三年中，尽管说原材料供应不足，时作时停，但上述三个厂的全年平均产量，也还是七、八千只。其中以贵阳厂产量为最多，昆明厂次之，重庆南岸厂最少。
       一九四一年重庆的新胎价格，每只约值法币二千元，翻补一次的收费标准，平均约为新胎进价四分之一。根据理论的推算，旧轮胎翻新后，其使用率可抵新胎百分之七、八十，每胎可以翻补一次至三次。而过去旧胎却当作废料处理了。中南厂的这种翻补业务，无异是化无用为有用，在当时新胎进口困难的情况下，基本上可以解决大后方的主要交通工具（汽车）因轮胎磨损而无法补充的严重问题，当然会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所以昆明、贵阳和重庆南岸等厂先后投入生产的时候，重庆有的报刊还报导过这些厂
       的生产情况，说它取费低廉。的确，在当时，中南厂是为国防交通服务的一家重要工厂。
       当然，中南厂翻补轮胎，也有它牟取厚利的业务秘密。当时橡胶工业的主要原材料，如生胶、硫磺、促进剂、锌氧粉、炭酸钙、硬脂酸、炭黑、汽油、颜料等，都是采用舶来品，这些外贸，早就成为囤积居奇的商人的角逐对象。一九四二年滇缅路中断之后，表面上米源枯竭，问题似乎更为严重。可是像中南厂这样的华侨企业，要补充上述物资，还是有不少办法的，比如搜罗内地存货，依靠敌占区走私，找代用品和组织临时工厂生产少数外贸品种等等，都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事实上中南厂也是这样作的。
       由于当时中南厂在西南是独家经营，一般是上门生意，庄怡生便尽量利用这些条件。他和军公单位联系业务，总是强调原材料万分困难和配方、技术等的复杂性，大做文章，漫天叫价，使对方感到如情如理，堕入彀中。尤其是在换算补贴所需的旧胎材料时，更是以少报多，习以为常。例如一次翻胎四百只，实际只需另加旧胎材料五十只，可是他却多报五十只甚至一百只，而对方往往把旧胎看成是废料，也不斤斤计较，但我们得到的好处就太大了。所谓按新胎进价四分之一收取加工费用，实际上是中南厂保持一定的物价比例的一种算法，其中起码包括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利润，以少报多的废料收益，尚不计入。
       在抗战期间，西南运输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之中，而反动政府的经办人员又是贪污腐化成风，他们只以即时解决问题，自己又可从中舞弊为满足，谁也不注意核实单价的问题，这也是造成中南厂牟取厚利的原因之一，至于一般商车要翻补轮胎，更得向厂方负责人低声下气拿言语，同样成为厂方随便需索的对象。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五年的五年多中间，根据国民党政府对华侨企业的奖励办法，中南厂的进、销货都得到免税的照顾，估计这五年多翻
       胎的总数（包括化龙桥厂）不过四万多只，但却先后在内地开办了大大小小七个厂，抗战胜利后又开办了上海厂，其利润之大，可以想见。所以庄怡生把这个翻胎业务，一直看成是中南厂专利的王牌。
       庄怡生虽然把翻胎业务看成是中南厂的王牌，但他同时也作了好景不常的退步打算。早在化龙桥厂开工初期，他便积极安装炼胶设备，开始生产多种橡胶产品，其中以力士鞋、胶底为主，始而产量不多，每月各做几十打，在邻客路设立门市部推销。当时重庆缺货已久，市场需要量颇大，加上通货膨胀，一般人都围集实物，因而胶鞋、胶底一上市，便打开了销路，后来还发生排队挤购的现象。庄怡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在每天门市部售完现货之后，还对往来处（一般百货店和外埠水客等）抛出一些空头提单，以加速资金周转，这种自产自销，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内虽然一度和新开工的利华厂争夺过销场，相互杀价，但不久通过两厂负责人的见面协商，对市场作了平分秋色的“君子协定”，表面上也就相安无事了。
       一九四六年，重庆中南厂的业务重心转移到上海之后，化龙桥厂便成为看守后方的老营。这年的上半年，由于复员关系，物价一度大跌，市面萧条，不但翻胎业务绝迹，即时销货的胶鞋、胶底，也无人接手，化龙桥厂由破产而停工，先后达数月之久。直到这年六月，才开始接受国民党后勤部重庆被服总厂的军鞋订货（另节详述），这种订货有预收百分之七十的订金可以调剂运用，于是又才恢复了胶鞋、胶底等产品的自营业务，但是，由于上海出的各种胶鞋和广州出的胶底，这时都大量涌来重庆，而美帝的各种橡胶产品，更充斥市场，相形之下，中南厂的产品，价高质低，当然无法与之竞争。如以一九四七年第三季度为例：除军鞋订货和其他零星的机器配件外，全季度仅生产胶底约二千打，套鞋约一百打，新生鞋（新产品）约一百打，就是这样少的
       产品，还要靠往来处订货，而门市几乎没有交易。当时重庆的橡胶同业大小上十家，不仅产品没有销路，就是生胶和化工方面的重要原料，也因反动政府限制外汇、削减进口配额而感到缺乏，因而大都陷入瘫痪状态；利华厂虽然尚在开工，但也成了强弩之末。中南厂在这段时期之所以勉能维持业务，主要是靠军鞋订货，因而它的生产量，还是经常占全行业总产量百分之六、七十。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南厂在完成后勤部第四批军鞋订货之后，因该部欠交三腿尾款拖延不付，严重地影响到厂内资金的周转。我主持渝方业务，想通过上海总公司直接交涉收回这笔欠款或由申厂另筹弥补办法，以解渝厂之危，乃于一九四九年三月飞往上海。殊与庄怡生见后面，使我大失所望，原因是总公司早已送电南京国民党后勤部催收欠款，迄无着落；而上海在金元券形同废纸的情况下，市场更为混乱，申厂人多缴重，其困难比之渝厂尤甚。庄怡生临时派我去厦门分销处（总公司的附属机构）督促卖货，抽调头寸。我于四月初抵厦门，只汇出三笔货款共约美金三万元，上海就解放了。
       我带着沉闷的心情又从厦门直接飞回重庆，行前在分销处接支银币两千多元，买了一些高级日用杂货随身带回。这时化龙桥厂已经停工多日，并解雇了一批工人，因发不出遣散费而留在厂内，外有债务逍遥，内受工人责难，情况严重，几致无法应付。为了暂时渡过难关，我商得股东吴中钦、邱啸秋等的同意，首先处理自己随身带回的东西，把应付遣散费发清，以减轻厂内负担；一面清理库存胶底派人在市区内摆摊子拍卖；一面结束南岸厂和邻客路门市部，把两处房屋分别出卖、出租。通过这些办法，不但及时偿还了挪借的食米五百石和骇人听闻的日折大一分半的黄金十两的债务，而且还凑集了活动资金银币约一万元，由我去广州抢购一批原材料，争取复工。
       我于是年七月飞抵广州，这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已从广州逃往
       台湾，市面乱得一塌糊涂。我在广州住了一个多月，等候事先和厦门分销处黄华清洽买筹借的美金一万元汇到，还抓进了四十多吨生胶和一批鞋带、鞋扣，交运梧州转柳州改装汽车从独山运至重庆交货。这批原材料，除鞋带、鞋扣在途中全部损失，并被贵阳厂截留生胶六吨外，其余三十多吨生胶，便作为化龙桥厂专门生产胶鞋之用，这时同业中只有利华厂尚在开工，而省外货则因解放大军渡过长江不能运来，重庆中南厂复工后生产的胶鞋，销场骤然转旺。我错误地估计解放大军进军西南，定会遭到国民党匪军作最后挣扎的顽强抵抗，重庆这个市场还可以混水摸鱼，再捞一把。又于是年十月十日再度飞往广州，那知在广州心惊胆战地住了三天，一无所得，便匆匆取道香港回渝。
       3. 利用华侨名义赛购外汇：一九四二年，我国抗战唯一的国际运输大动脉——滇缅公路一度中断之后，曾引起反动政府的大恐慌。一九四四年庄怡生探听到国民党军政部在重庆要召开一次有关国防交通问题的重要会议，他便通过华侨兴业银行总经理闵陶生的介绍，结识了贵州盐帮巨商庄某（已忘其名），他利用庄某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同乡关系，从旁打通关节，大肆吹嘘重庆中南厂是华侨投资创办的企业，专门翻补汽车轮胎，对抗战运输贡献颇大，在目前橡胶原材料进口困难的情况下，应由政府帮助它解决问题，公私都有好处。接着，便由中南厂草拟一份翻胎生产计划书交由庄某面递何应钦参考。不久，得到国民党军政部的批准，并通知中央银行拨出外汇一百万卢比，作为中南厂在印度采购橡胶原材料之用。
       大概在一九四四年八、九月间，庄怡生便飞往印度加尔各答办理上项采购工作，在取得当地中国银行结付外汇的存折后，他便买进生胶五十吨，并就地加工为半成品的胎面胶，又买进促进剂一吨和升化硫磺两吨。经过庄怡生向盟军总部驻印机构多次交涉，在领下出口证书之后，只三个月时间便全部空运回国。这批
       原材料，一共开支外汇约六十万卢比（包括加工和运缴等费用），不仅维持了昆明、贵阳、重庆三厂的半年生产，从中获得了高额利润，更重要的是一家私营橡胶厂能够套取这样一笔巨额外汇，使许多归国华侨对中南厂都另眼相看，大大提高了中南厂和庄怡生个人的社会地位。
       庄怡生在驻印期中，探听到云南地方政府和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合作筹办的云南橡胶厂，曾向英国一家大公司订购了一套制造轮胎的新式机器，由英商包运河内，后因法国封锁滇越铁路，又改运仰光，在仰光失陷前，复抢运到加尔各答。由于买方因故未能履行订货合同，准备将这批机器移交中国政府驻印机构代为处理；但英方企图以高价卖给印商，便托词中国内地尚无成型橡胶厂可以使用这批机器，拒不交货，庄怡生认为这批新式机器，虽然辗转途中损失不少，但剩余部份，尚可拼凑利用。于是连忙飞回重庆，向国民党政府的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说明重庆中南厂是华侨创办的企业，已具相当规模，有条件收买这批机器，要求转向英方作为有的交涉。这个申请提出不久，英国政府即派驻重庆使馆的一位参赞到化龙桥厂来实地了解情况，由总工程师陈国砣与之接谈。陈早年在英国参加过皇家橡胶协会（当时中国人参加这个协会的只有两人，陈是其中之一），又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那位参赞提出的一些问题，陈都作了圆满的答复，这才确定了由中南厂收买这批机器。
       庄怡生于一九四五年初再度飞往加尔各答购买了这批机器，计有22××66"炼胶机两部，轮胎模型刻花机一部，轮胎硫化罐三台和一些零星机件等，共付出外汇十八万卢比（后来这批机器因运输发生困难，迟至一九四八年才运到上海中南厂），尚结存外汇二十五万卢比，他正想用以再买一批生胶原料，突然接到当地中国银行停止动用的通知，向该行查询也不知为了何故。他带着这个闷葫芦重回重庆来，才知道有人向反动政府告了密，说中南厂
       套取外汇，用途不实。当时，外汇黑市买卖，大有暴利可图。中南厂自获得了这笔巨额外汇之后，当然也以一部份来搞投机倒把，作黑市交易。
       问题发生后，庄怡生曾多方设法向中央银行疏通，并一度找过军统特务连谋从中转圈。但由于庄怡生一面打着华侨招牌，自以为到处都走得通，对勾结国民党官僚，抱着“只花小钱，不下大注”的态度，当然不能解决问题。这笔外汇拖到解放前夕，在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刘改芸（福建人）即将逃跑的时候，庄怡生才在上海利用同乡关系，托人向刘请准解冻，当天便以黑市卖出，得了一笔为数可观的资金，用以偿还上海中南厂的紧急外债，使它得以渡过破产关门的难关。
       在套取一百万户比外汇的同时，庄怡生还借口业务需要，曾向中央银行提出与英国一家公司订购制造脚踏车外胎成型机全套计划的申请书，又一次请准外汇五百英镑，全部作了购买机器之用。抗战胜利后，这套机器从国外运到上海中南厂去了。
       4．承制被服厂的军鞋订货之内幕：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庄怡生决定去上海新开码头。是年十一月我从贵阳厂调任化龙桥厂经理，同月，吴中钦也从昆明调来任厂内业务经理。这时各厂已无翻补业务，只好着重搞胶鞋、胶底等的自产自销。可是在一片复员声中，重庆市场萎缩，每况愈下。为了维持现状，我和吴中钦成天在外奔跑，只要是橡胶制品，勿论生意大小，都兜揽上手，几乎是见啥做啥。
       在我调来重庆的短短数月间，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闹到厂内停工。于是又重温旧梦，千方百计地争取军公单位的订货业务。一九四六年四、五月，正是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的前夕，我打听到江北二十一兵工厂要做炮车胎四百只，就多方托人介绍，终于接到这笔生意，签订合同时，按全部货款预收订金百分之七十。这批订货，只做了三百只，因胎圈套在炮车铁轮上穿
       易松脱，不合规格，经几度交涉，终于全部退货。但订金则拖至一年以后才退还，在当时法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并不吃亏，而且利用了这笔订金作周转，克服了厂内一时停工困难。
       在承接垫车胎订货的同时，我结识了重庆中益被服厂老板陈君谋，他一向代国民党后勤部重庆被服总厂加工军用服装，此人是交结官府的老手，颇有一套钻营本领。通过他的介绍，中南厂便从一九四六年六月起到一九四八年止，先后接受重庆被服总厂的军鞋订货共四批，约计八十万双，除第四批三十万双由上海庄怡生亲赴南京与后勤部直接签订合同外，其余三批，都是由中南厂与重庆被服总厂签订成交合同。每批都按货款总数预收订金百分之七十，其余百分之三十，规定在交清订货时结付。惟第四批欠交三睡货款，终被该部拖骗未付，估计当时这笔货款的损失，约值黄金一千两以上。
       我在中南厂最初与军工单位的经办人员打交道，只是一般应酬，平时在庄怡生的“只花小钱，不下大注”的思想影响下，还不习惯于作进一步的打通官府。但是，抗战胜利后的华侨已不吃香，而同业的竞争和外货的涌到，更大大地改变了中南厂独占市场的优势。为了固守重庆这块“发祥”基地，只有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与主管当局深相结纳。那时重庆被服总厂设在现解放东路东华观，厂长王恒瑞，河南人，厂内计划股股长黄克诚和检验股股长张国瑞都是王的心腹，也是直接主管军鞋订货的人，我曾私下把他们三人呼之为三道关口。当签订第一批军鞋订货四万双的合同之后，我便按照订货总金额百分之十左右，开出不同金额的支票三、四张，作为分别打通关口的贿赂。其中以给王恒瑞的为最多，黄克诚次之，张国瑞次之，主管会计部门的负责人也同样要塞他一张小额的支票。记得我第一次开给王恒瑞的支票是法币一千万元（合食米四百余市石），还配上几色名贵礼品，由我亲自送到他的家中，初先他还假惺惺地表示担
       绝，弄得我尴尬不安，最后他还是收下了，又故意对我说：“今后帮忙是可以的，但不要这样做”。其实，我胸有成竹，只好作会心的微笑而已。
       后来我知道王恒瑞是他社（冯玉祥创办）成员和青帮中人，恰好我在数月前也参加了这两个组织，为了进一步打通门路，便又利用这两层关系，和他打得火热，称哥道弟，几乎无话不说。当然，这是做给王的喽啰们看，以显示我的神通广大。其实，最能解决问题的，还是背后“送包袱”的那一张支票。所以每批（第四批例外）订货合同签订之后，我都如法炮制，大家就心照不宣了。
       在国民党政府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年代里，即便打通了上面说的王恒瑞等三道关口，也还不能通行无阻。因为在王等的主管下，还有一些喽啰与订货业务有关，也得普遍应酬。于是我就借每年三大节日的机会，或在每批开始交货之前，不惜多花小钱，采取请客、送礼等方式，做到皆大欢喜。如一次，有位新来的驻厂人员，对订货随意挑剔，我就关照厂内开出一张小额支票给他，此后他便含糊不言了。又一次，有一名仓库士兵哭丧着脸向我说：“这次验收的军鞋，短少一包（五十双），怎么办？”我明知是假，还是补给他一包了事。估计每批订货所花行贿、送礼、招待等费用，约占每批订货总金额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不等。毫无疑问，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虽然中南厂同订货单位已经是上下沟通，但也不是完全风平浪静的。例如一九四七年重庆被服总厂投放第三批军鞋订货之前，就从黑松林杀出一个李逵来。当时利华厂负责人萧伯修从上海赶来重庆，他利用该厂副经理王徽意曾经任过被服总厂所属杨公桥染整厂技正的旧关系，也想分得一杯羹，提出了参加订货任务的申请。而王恒瑞虽然顾虑利华厂插足进来，诸多不便，但又不得不敷衍旧关系，于是王就召集利华、中南厂负责人进行协商，第
       一天决定利华厂承制十万双，中南厂承制十五万双，会后，我向王说：“大哥，这次分配给中南厂的数字太少，我吃亏了”。王说：“不要紧，明天还有任务”。当晚接到上海电报，生胶和棉布猛涨，第二天，两厂负责人再去协商增加订货任务时，彼此都有了顾虑，谁也不敢再照原单价承认增加任务，正在无法定案之际，计划股长黄克诚便和我咬了一下耳朵，于是我就大胆地承认再做十万双，共为二十五万双，而利华厂负责人摸不着底细，只好推诿而去。其实，在签订这批订货合同之后，中南厂马上向被服总厂购出棉布（做鞋里子用）两千匹，仍照订货单价计算，与市场黑市相差两倍，足以抵补涨价损失而有余。
       中南厂在每批订货合同签订之后，为了避免通货膨胀的损失，首先在预收订金中拨出百分之六十的现金，及时汇到上海，作为补进原材料之用。所以这四批订货，基本上没有发生停汇掉料的现象，维持了重庆中南厂两年多的生产，而上海厂也常常利用订金汇款作暂时周转，无形中起到互相支援的作用。可是这八十万双军鞋，都成交于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期中，不啻为作垂死挣扎的反动派效劳，这是我们经营史上极其丑恶的一页。
       六、对工人的压榨剥削
       中南厂在翻补轮胎的时期，产品单纯，业务繁忙，不存在生产季节性问题。后来它发展到自产自销，业务便集中在每年的春冬两季。尤其是自接受军鞋订货后，季节性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庄怡生早就考虑及此，所以一直是采取收买廉价劳动力，多雇临时工的对策；一到生产旺季，临时工人总超过固定工人两倍以上。
       中南厂的工资待遇，是根据与资本家的私人关系和技术需要两种情况而形成的多种级别，从无一定的制度。当时公司和各厂
       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公司改组后当上了股东，他们和少数高级职员（如中南厂内各科主任和重要技术人员等）的每月工资都在一百元至二百元以上。其中资方还借口每年没有结算分红，随便长支过用，悬在企业账上。而一般职员和熟练技工的工资，每月最多为五、六十元，至于其他固定工人（包括辅助工和勤杂工等）则低至三十元、二十元不等。抗战胜利后，工资虽然改按食米折算，但大多数基数偏低的职工，在物价不断跳动的威胁下，却都挣扎在饥饿线上。根据公司章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公司每年总决算所得的纯益，虽然可以提出“职工福利二厘”，但由于伪币贬值，从来就没有作过年终结算，所谓职工福利，仅仅是供给食宿而已。
       被资本家目为廉价劳动力的临时工人，并不包括在上述职工之内，他们是做得多，做少得少的计件工资制，此外一无所得。这种临时工，一般来自贫苦市民，也有妇女、童工，他（她）们为了多得工资，经常把每天的作业时间，自动延长到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每年秋冬季节，工人们都是燃起火把上下班，吃自己带来的冷饭冷菜。在工场上使用厂方发给的剪刀、齿轮、滚筒等简单工具，在进出厂门时，还要受到严格搜身的侮辱。工场管理员都是资本家的狗腿子，作威作福，动辄收缴工具，开除出厂。在国民党暗无天日的统治时期，这些人经常失业，饱受生活折磨，只好听凭资本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重庆中南厂收买廉价劳动力的如意算盘，不能不引起工人群众的反抗。例如一九四五年九、十两月该厂分批解雇一百多名工人（大部份为临工）之后，就曾引起一次为时三月的罢工斗争。当时厂内陷入减产停工状态，留下来的各种工人尚有两百名（少数是临工）左右，虽然对固定工照给伙食工资，但临工收入极其有限，无法生活下去。这年十二月，他们向厂方提出继续解雇的办法：要求厂方对解雇的工人在发给三个月遗散费之外，再加发三个月的伙食费和回籍旅费，对病者酌给一次医药费。次年初，
       随着全市产业工人纷纷展开罢工运动，他们在近邻一家电讯厂影响下，便开始罢工行动，向资方提出了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十项条件。
       那时我和吴中钦调来重庆不久，厂长陈国珀尚未到上海，我们和工人几度协商，不得要领，便报请市社会局派来干事龙之南召集劳资双方进行调解，驻在化龙桥区域的中统特务高不危（又名高岳）也来参加调解工作，对工人施加压力。我们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在调解过程中，一面拉拢工人队伍里的动摇份子，暗中许其在解雇时多给两个月遭散费；并借口贵阳厂需人甚急，把闸工潮的积极份子调走，以分化工人的斗争力量；一面对他们提出的条件，在不触动资本家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了必要的让步；如每天工作时间由十小时改为八小时，每月双周休息改为每周休息，每月打牙祭一次改为两次等。通过上述威胁利诱的手段，才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复工。就在这次工潮平息之后，我和吴中钦、陈国珀都参加了利他社和背帮，企图凭借社会势力对付今后的工人运动。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南厂又一次解雇工人七、八十名之后，便开始接受军鞋订货，业务有了好转。在重新招雇临时工时，采取了更为薄辣的手段，要进厂工人见真受保，所谓受保就是要他们找当地袍哥、背帮的头目保证其不出“乱子”，驯服地为资本家卖命。同时，还要他们签订雇用合约，并在合约上特地注明“在每批订货完成时无条件解雇离厂”等字句，以此来束缚工人的手脚。自此以后，到解放时为止，厂方都是这样剥削工人的。
       回溯中南厂的兴办，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中南厂因抗战而开设，乘抗战以发展；但在旧社会，在国民党政府反动政策的摧残压榨之下，它和许多民营工厂一样，终不免日趋凋敝，濒于崩溃，几乎夭折。只有解放以后，得到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
       扶持，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南厂才获得新生，得以成长和壮大。
       解放初期，包括中南厂在内的重庆橡胶行业，共有中小型工厂八家，都是私营，资金短缺，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经营管理不善，产品质低价高，产品滞销，开工不正常，陷在困境之中，更谈不上满足国家人民的需要。党和政府贯彻“四面八方”政策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积极加以扶持，帮助渡过难关。经过协商研究，将企业六个小厂分别并入中南、利华两厂，并入中南的是自由、顺昌、复兴、永兴、大陆五厂，天工则并入利华，使人力、资金、技术、设备等集中安排使用，为提高生产，改造企业创造条件。同时，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到一九五五年，中南厂实行了公私合营，变更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从此，不断扩建新厂房、安装新设备，运用新技术、添招新工人，增加新品种，生产规模日新月异，生产水平突飞猛进。现在，中南厂早已成为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企业。中南厂的性质改变了，面貌焕然一新。比之公私合营以前，厂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利润增长了一百一十八倍，固定资产增长了二十二倍，职工人数增长了五倍。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资本主义制度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随着企业的改造，全厂当时的私方人员在公私合营后都得到量材录用，适当安排，按照党的政策，通过工作实践和政治学习，不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到现在，大家都改造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个人得到的关怀、照顾，更是无微不至。三十年中，先后安排我担任了历届重庆市政协委员，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南厂合营后，任命我为厂长，兼管技术工作，工薪照归，定息发了十年。政治有安排，工作有奔头，生活有保障，六个子女都被培养成为新中国的大学生，有的在作工程师，有的当
       技术员，有的是大学讲师，有的还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我由衷地感激党，感激毛主席，把我们引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今天，粉碎了林彪“四人帮”，进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我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提高主人翁的责任感，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心，加倍努力，像春蚕一样，吐尽最后一根丝，为社会主义的中南厂的发展，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出毕生的力量。
      
赵春咏和重庆永新化学公司

       官 商 闻
       赵春咏于抗日战争初期打着进川工厂的招牌由上海来到重庆，他通过封建帮会关系，与官僚资本深相结纳，既从事工业投机，创办永新化学工业公司，并又经营多种的投机性商业，大发其国难财。抗战胜利迄至解放前夕，他以永新为其经济后盾，复在上海从事投机活动。但随着蒋家王朝的总崩溃而终于失败，永新的生产经营亦濒于岌岌可危之境。
       一、赵春咏其人
       赵春咏，江苏南通人，曾在上海一家纱布号充当跑街先生，经常进出于花纱布、证券交易所。其后，自己开设永新纱布号，从事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这时他便投拜青帮头子杜月笙为师，依为靠山。赵在获得一些利润后，曾回到南通开办永新薄荷酒厂，但规模很小，设备简陋，产品不佳，不久便停工关门。赵又跑到上海与均益钱庄的跑街先生赛永毅合伙经营久大纱布号，重操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涯。
       抗日战争爆发后，赴于一九三八年初来到重庆，最初在重庆金融、纱布市场从事投机活动。不久，国民党政府迁渝，他与杜月笙进一步勾结，取得官僚资本的支持，多次从四联总处、交通银行、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套取贷款，除以一部份用于永新化学工业公司建厂和生产经营外，余则充作投机的资本。他的投机活动即由黄金、棉纱而扩展及于外汇、美钞、油脂（牛油、木油）、布匹、香烟等项。
       一九四三年赵特组织华西无限公司，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经营上述各项投机业务。其间他曾与中央信托局经理赵季言、交通银行总行业务部经理王兆基等人勾结套购美金储蓄券、美金公债及黄金等，并与中国农民银行经理陆紫东合资抢购大批桐油囤积居奇。
       同时，赵春咏又与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处长吴闻天和杜月笙等朋比为奸，贪赃枉法。一九四三年初，平价购销处需购进大批布匹，以供应“陪都”公教人员。吴闻天与该处秘书江默尔闻悉上海布价低廉，比在重庆采购能挣到的油水还多。经与杜、赵商议之后，由赵以华西无限公司名义出面与平价购销处签订购销棉布五万匹的合同，当即预付价款，派赵去沪采购，并由杜致函与上海敌伪军警机关串通，收购了大部分棉布存放于租界仓库内，除已运渝二千匹外，其余则因日寇将租界所有仓库查封，严禁一切物资运出。经赵行贿疏通，始获启封，但仍不能运出上海，便就地让价出售，所得货款，全部即由他和吴、杜等人暗地瓜分。
       但这件事却难以掩人耳目，吴闻天乃叫赵春咏去成都暂避风声，然后向经济部谎报以售货人已卷款潜逃，而责成担保人永新化学公司分期陆续赔偿。在当时法币贬值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所谓分期偿还，不过徒有其名，而赵春咏便从中分得不少赃款入其私囊。
       赵春咏除与官僚资本深相结纳以外，在商营的银行、钱庄中，同永生钱庄关系较深。当赵于一九三八年来渝，初在重庆市场从事黄金、棉纱投机活动时，系将其经海防内运至渝的西药、百货托由宝元通百货公司经销，以所得货款约三万余元充作资金。但毕竟数额有限，难以周转，不能任所欲为。他通过宝元通总经理熊郁村的介绍，与永生钱庄建立往来关系，常将从上海、香港、海防等地带回的名贵物品婉赠永生经理人，因之彼此间渐渐具有一定的情感；同时付出高于一般市息的一分或二分向永生贷款，
       因而永生乐于与之交往。开初，永生贷给他的款额，每个比期由法币数万元增至十万元左右；其后，赵与官僚资本勾结串通，投机项目日益增多，永生每月代他办的收交金额已达法币四、五十万元。特别是自一九四三年起，赵在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肆扩展投机活动后，所需的资金就更多了。单就永生而言，每月对他的贷款数额经常是在五、六十万元左右，还要为他打保付支票和开本票，其数额亦有四、五十万元。两共计达法币一百万元之巨。所以当时有人曾说“永生永新真像一家”。
       赵春咏在各项投机活动及盗窃布款中大获厚利之后，于一九四三年购得临江路门牌100——108号几个大小院落，新建三楼一底钢筋水泥永新大楼一幢，设永新化学工业公司管理处和永新总营业处于该处。同时还在陕西路价购房屋两幢，新华路购房屋一幢。赵并以大部投机所得，结存外汇，委托扬子公司纽约分公司经理赵季言（已卸任中央信托局经理）存入花旗银行，托他在美国为永新订购新型生产设备。这项存款在一九四三年底即有美金三十万元，一九四四年赵汇美存款也不少，一九四五年初还续有汇存。估计赵在美国的存款总数达美金五、六十万元，而他手中所握有的资金尚不少于此数，是抗战期中一个脑满肠肥的暴发户。
       二、蚕终时会创办永新
       赵春咏由沪来渝之前，对在后方从事工业投机已有所策划并积极进行活动。当“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正动员沿海工厂内迁，并允给予津贴和搬迁等费。赵即想骗得一笔津贴和搬迁费去廉价收购内迁工厂呆滞的机器设备，运到重庆开办工厂。他用早已关门的永新薄荷油厂名义申请内迁，并抬出杜月笙为该厂董事长。杜的门徒在国民党政府各部门的不少，且身居要津者亦不乏人。他们明知这是要的“空中楼
       “阁”的手法，但却不能不卖账，赵就凭空取得了一笔为数颇为可观的津贴及搬迁费。
       赵春咏当与龚永毅商量，认为战端一启，兵祸结连，伤病者众，正是后方医药事业应运而生大可获利的机会。乃决定策留上海继续经营久大，赵则赴渝开办制药工厂，沪渝两地企业均为两人所共有。赵将领得之津贴和搬迁费，连同胥卿南（上海鸿新染织厂经理、胥帮门徒）等几个亲朋所投入的少许资金，购买了一些制造药棉、纱布、药品的陈旧机器和仪器，经海防内运。
       赵于一九三八年初来渝后，不久接到押运人员电告机器在途中因抢运情况混乱而丢失。赵遂变更原计划，改办肥皂工厂，乃将永新薄荷油厂改名为永新化学工业公司。但关于建造厂房及购置生产设备的资金尚须另行筹措。这时杜月笙已来重庆，住在交通银行二楼招待所，赵持以厚礼，常去央求。杜正想凭其政治、社会地位，如在上海一样也在重庆建立一个为其所掌握的企业系统。他对赵的请求，表示支持。经磋商后，由杜邀请丁青帮在官僚资本系统中的一些当权人物，在其寓所开会研究解决永新的建厂资金问题。与会的有钱新之（交通银行董事长，四联总处理事会理事）、赵棣华（交通银行总经理、四联总处理事会理事兼生产贷款审核委员会委员）、赵季言（中央信托局经理）、唐赞之（经济部设计委员）、顾嘉棠（杜的大弟子、中国国货银行常务董事）、骆清华（中国通商银行协理）、浦心雅（交通银行重庆分行经理）等。由杜以董事长身份亲自主持。讨论决定由永新以迁川建厂需资甚巨，无力筹措为理由，向国家行局申请贷款，再由与会人员在内部利用职权设法批准。并经杜提议凡与会人员均为永新董事，每人各占若干千股。这次会商赵也邀了永生钱庄经理参加。会商之后赵庚即以杜的名义呈报经济部批准了永新的建厂申请，并由该部根据永新的达次要求转请四联总处理事会通过先后给予贷款法币七十五万元，计一九四〇年一月获得建厂资金
       二十五万元，同年十月又加借建厂资金二十五万元，一九四一年五月以开工后资金周转困难为词，借得二十五万元。按照四联总处规定，借款必须提供确实押品，由该处派员检验和保管。赵春咏为此曾采取了不少的弄虚作假手法，予以对付。如在申请贷给建厂资金时，他找了几个不能使用的防空洞，放进一批油桶，除将门口几个桶装有油脂外，其余都是空的；在申请贷给生产周转资金时，他叫工人升火只煮碱水，锅内不下油脂，装做缺乏原料的样子。当四联总处派出人员来到后，他先以盛链款待及行贿买通，然后再引往各处随便查看一下。这些派出的人员既知道赵与上司有关系，而他们本身又得到好处，便乐得顺水推舟，马马虎虎走过一场宪事。
       赵在一九四〇年一月获得建厂贷款后，即在磁器口对岸桂花网购买了面积达三百七十多亩的田土，作为建造永新化工厂厂房之用。同时他又购置了所需的各项生产设备；并以重金聘请和赠给予股的办法，从上海找到曾在日本学过化工的谢卓生来渝担任永新化学工厂厂长。由谢负责建厂设计，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建厂完成。
       三、生产经营中的主要活动
       重庆第一家大型肥皂厂
       永新的生产设备比较新型和完整。但这是经过几个时期的扩建而逐渐具备的。建厂之初仅有小皂锅三只（每只容量二吨），小锅炉一座和一些简陋的冷却木桶等。全系手工操作，职工约有三十人。与内迁的江南、天伦肥皂厂和本地的广利、乐山肥皂厂相较，在设备上仍有不及之处。当时重庆肥皂的生产量每月为三千箱（每箱八十联），在四十八家同业中，永新只算是中型厂。
       但在一九四三年永新进行了扩建，其生产设备与生产量均凌
       驾于同业之上。因为自一九四二年起永新与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建立了包销关系，销售量即不断增加，而生产力却不能与之相适应。这时赵春咏已在投机活动中获得暴利，又在代经济部平价购销处购存事件中骗取了一大笔赃款，他就用一部份资金进行扩建，增修了厂房、仓库、宿舍，并添置了肥皂锅二只，购置了制造硬脂酸、粗甘油等机器设备。
       在这次扩建中，最大的一项工程是新建宇宙药厂。但该厂从未进行制药，系专门生产烧碱以供作制造肥皂的原料，实际上等于永新的一个车间。其所以不纳入永新组织系统，乃是起把它作为个人独占的企业，不让龚永毅从中分得利润的鬼蜮伎俩。
       当时外国烧碱进口困难，虽有一点来源也被国民党政府所统制。只有内迁的天津化工厂生产液体烧碱，分配给肥皂业应用。但质量不佳，产量亦不大，粥少僧多，供不应求。因之不少的肥皂厂生产受到影响，甚至有因而停业的。永新在重庆的肥皂业中算是唯一能够自行解决所需烧碱的肥皂厂。
       这时，永新的生产设备超过了其他的同业厂，已有职工九十多人，肥皂月产量亦增到四千箱至五千箱，成为肥皂行业中的第一家大型厂。
       一九四六年，永新又添置了不少的设备，对生产技术进行了重大改革。由于抗战胜利后，重庆肥皂业相互竞争极为剧烈，赵春咏为了巩固和扩大永新的销售市场，竭力对生产谋求改进。他特从上海购进了一套较为新型的生产设备，计有冷却机、保温缸、拌和缸（加香料用）等。以代替落后的简陋的生产设备，从而提高了工效和产量。过去用木桶冷却肥皂，所需的时间夏季是五、六天，其他季节也要三、四天。而新置的冷却机只需要二十几分钟，大大缩短了生产过程中的时间，使产品很快即可出厂应市。月产肥皂增达八千至九千箱。
       永新对肥皂的质量较为注意，并随该厂生产设备的充实而有
       所提离。这是赵春咏凭以排斥同业，争夺销场的二种手段。永新成立之初，正值重庆不少的肥皂厂，用价格低廉的方法去争取销场，因而大量生产成本低、出皂率高的含水皂。这种肥皂所含水份特重，油脂较少，杂质又多，下水甚易溶解，消费者误之为“水上贩肥皂”。
       赵春咏认为采取上述同样办法与同业竞争，只能求得一时之利，并非长策，经与厂长谢卓生研究，为了打开销路，图谋利益于久远，乃决定生产质量较高的排水皂。特从上海招雇了一批肥皂技工来渝，仿照上海产品进行试制。初因上海肥皂系用椰子油作主要原料，而重庆市上尚无此货，需要用牛油、木油代替。欲达到上海产品质量标准，这又是一个较大的难关。后来经过工人与技术人员的辛勤努力，在多次试制中逐渐掌握了牛油、木油的特性、功能以及配料比例等，终于获得成功。又将试制的产品以两个多月的时间观察其变化情况和试行洗涤，认为确无问题后，才正式进行生产，命名为“永新肥皂”，大量供应市场需要。其后购进了择和机，在肥皂制作中，渗和香料搅拌，使质量更有所提高。所制造的肥皂也不像其他厂产品那种七弯八拐，厚薄不一的难看样子，而是整齐均匀，外形颇为美观大方的出品，所以在当时便成为名牌肥皂之。
       把 持 操 纵 肥 皂 业
       本市肥皂市场，早在永新未创立以前，广利、乐山两家肥皂厂开设已近二十年，广利所出的“吉星牌”和乐山所出的“皂之王”，均为市民所喜用，销路广阔。而抗战发生后新开的肥皂厂又达三十余家，亦在各显神通，拼命竞争。永新肥皂于一九四一年秋初在市场上开始推销时，所遭劲敌不少，为了打开销路，曾花了不少的费用大登广告，并进行各种宣传活动，尽量自我吹嘘“品质优良”、“高尚肥皂”，以广招徕。但一般用户根据他们
       已往所受教训，对这类的广告和宣传都抱着见惯不惊的态度，视之为生意经，因而初期销路疲滞，厂内积压产品不少。继而改用赊销的办法，通过小商小贩进行推销，虽有所好转，但仍收效不大。
       后来赵春咏与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建立包销关系，才为永新的产品打开了销路。这是经过赵向杜月笙陈述永新在销售上的困难情形后，由杜约同吴闻天、赵春咏密商而作出的决定。吴当即向经济部呈报，一面指出肥皂业质量和价格均极混乱，影响“陪都”公教人员的生活需要；一面则推票永新肥皂品质优良，价格公平合理，拟由平价购销处包销，以维持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员工的正常供应。当获经济部批准。这样，永新在四十八家同业中独家取得了包销的权利。包销的数额占永新生产量的百分之八十。由平价购销处分配各机关、厂矿、学校、团体的员工消费合作社去销售。一时之间，永新肥皂便行销起来了。一九四三年永新扩建以后产量提高一倍，平价购销处的包销额也随之增加。而一般居民购用永新肥皂的也日渐增多。还有不少的贩运商向永新订货，运往昆明、贵阳、成都、泸州、内江、自流井、南充、涪陵、江津等地销售。这时永新的销售量，在重庆肥皂业的总销售量中计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这样，在永新的垄断包销压制下，其他同业被夺去了原有的销场，使产品积压，资金呆滞，大家便四出活动，找亲戚托朋友，与一些小机关、小工厂拉关系，以求推销，终因范围狭窄，销量仍不大；于是四十余家肥皂厂便联合起来，向经济部呼吁，提出应一视同仁，分享包销权利的要求，乃公推西南化学工厂（迁川工厂之一）总经理熊子麟出头活动。因熊系华侨，该厂有鄂云鹤投资，鄂与宋美龄系留美同学，熊即仗特这个关系奔走交涉。吴闻天、赵春咏怕事情闹开了，于己不利，因此决定在永新的包销额中划出一小部份，而以其中的多数分配给西南，首先把
       熊收买过来，使之无话可说；对于其他肥皂厂则多少分配一点，敷衍场面。熊在这场交涉中，已看出永新与平价购销处的关系很深，感到再争无益，而且他的西南化工厂已分得较多的包销额，便松手下去。这场同业间的利害之争，也就随之风平浪静。
       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宣告结束，永新的包销关系亦随之终止。自此以后，赵春咏即采取另一套手法，继续把持肥皂业的销售市场。
       第一，自定价格，逐日公布，以左右控制肥皂业。由于永新规模大，产量高，在重庆和西南各地拥有广大市场等等原因，赵在同业中就俨然以权威者自居。他在免除同业彼此倾轧，增进同业共同利益的幌子的掩饰下，由永新在临江路总营业处逐日公开挂牌公布肥皂价格，借此迫使其他同业俯首听命，任其摆布。
       当时所有同业都经常前往永新探听行市，如果永新跌价，他们就随之跌价，否则肥皂很难销出去；如果永新涨价，他们也随之涨价，不然卖了买不进原材料。因而在行业中形成了以永新为中心，各厂价格均听其摆布的局面。
       永新在肥皂价格的掌握上，是根据以下几种情况的变化为转移的：当它存储的产品过多，资金积压时，则挂低牌价抛售若干，在资金松动后，又将牌价挂升；当原料（主要指甲油、木油）有上涨趋势时，便将牌价抢先调开，将资金立即用于抢购原料；有时子金高过利润时，也挂低牌价，适当抛售。永新还经常故弄玄虚，挂牌公告“本日无货”或“近期无货”，同业们称为“闷牌”，使大家摸摸不定，各怀鬼胎。永新采取这一着，大体上有两个企图：一个是它有意制造紧张气氛，以利提价；再就是遇到反动政权在财政经济上有重大措施出现，它正处于举棋莫定，患得患失之中。另一种方式则是挂预告牌，把最近几天的牌价都公布出来。其中有涨有跌，也有原价不动的。这都是它为了维护本身利益而施展的一些诡计。
       总的情况是跌价次数少，涨价次数多，而且常是小跌大涨。永新即用这时涨时跌的办法，获得颇多的利润。但对其他同业说来，情况就不完全是这样了。例如永新在挂低牌价后，由于他的肥皂销售很快，筹集资金也快，总是抢先进行抢购原料。等其他同业赶到，不是抓光了，就是抓涨了。这使一般中小型同业吃的苦头最大，既售出了产品，又抓不进原料，弄得两头失落，困难重重。因之，在行业中曾有这样的话说法：“我们是拿着本钱盲目做生意，被永新牵着鼻子转。”较大的同业如江南、天伦厂等，虽然也各有千秋，但毕竟因永新的一举一动牵涉颇大，仍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跟着永新的尾巴转。
       第二，迎合人们的心理，大量发售提单，进行搜刮资金。在伪币不断贬值声中，人们的普遍心理是轻货币重实物。永新即凭其在社会上已具有一定声誉，趁机混水摸鱼，大量发售肥皂提单，保证到期取货，并可代客保管。不少市民都认为永新工厂大，城内外有房地产，而且质量好，是名牌畅销货，稳当可靠，无所顾虑。因之每天清晨天不见亮，就有相当多的人，在临江路永新营业处和桂花园永新厂址聚集等候。其中除了抢购现货从事经销的商贩外，另有相当一部分人则是争购永新的肥皂提单。有的一买就是几十箱或一、二百箱，个别还有购达三、四百箱的。故永新产品是销售一空，一直把持着肥皂业的销场。
       这里还应着重提出的是，永新每月的生产量最高不过九千箱肥皂，但所发售的提单，经常是超过这个限度，有时超出三千多箱，有时超出五千多箱，等于它的正常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六十。所以它在业务经营上具有很大的空头投机的赌博性。
       永新发售肥皂提单，主要是趁春味为了解决在渝、沪两地投机倒把需要资金的一项措施。当他估计到某项投机生意可以获得暴利时，就由永新发售空头提单。外界不明底蕴，只因抢购到手，故能量大镖资金得，供其运用。根据趁春味的安排，空头提单既
       无货可交，永新就只能用一骗再骗的手法，于是主要对象便放在一些较大的回户上，因为他们是以闲散的资金购买提单，希图保值，不比一般肥皂营运商，非提货不可。永新趁牌价略为提高的同时，预告将有下跌趋势出现，促使这些较大的回户不能不早作决定，只有及时将提单售出，才能有利可得，否则转眼便要吃亏。可是他们所持的提单数额都较大，转让极感不易，何况行市趋跌，谁也不愿接手。永新便乘他们惶恐不安之际，插手进去，借名关照，替其解决问题，不但把原发提单买回，还可骗得对方的好感，愿意继续与永新打往来。而赵春咏所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利用他们的资金去投机所获暴利中的一小部份而已。
       增加栈租（即仓储保管费）也是永新收回空头提单的办法之一，在行业中只有永新设有仓库，存放肥皂。凡属购买永新提单者，都必须依其规定按时缴付栈租（事实上空头提单根本没有货存储，白赚一笔栈租）。永新又常借增加栈租为词，通知各回户，使他们感到增加负担，颇不划算，急于脱手将提单转让。在故意造成这种情况后，永新亦趁机买回不少的提单。
       在原料市场上的垄断投机
       自一九四二年初起，永新与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建立了包销关系后，它的产量不断增加，所需的牛油、木油等原料渐多，在油脂市场进货时，常遭油商哄抬要挟。永新虽然用了一些方法进行抢购，但究属临时性措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为此，赵春咏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经营油脂业务，以解决永新所需的原料，并从事垄断投机活动，牟取暴利。
       这样，必须有较多的资金方能进行。赵乃从多方面进行筹措，初先是以永新的名义不断地向平价购销处借贷和经常向永生钱庄贷款或透支。抗战胜利以后，除了从发售空头提单所吸收的资金中挪用相当一部分外，余则以向交通银行借贷较多，其中数额
       较大的有一九四七年二月押汇贷款法币五十亿元。同年四月起义以华西公司从事油脂出口，向交行申请签发信用证法币三十亿元。其他还有若干次的抵押借款、生产贷款等。因此赵春咏便获得了充足的资金，在油脂市场上兴风作浪，投机取巧。他在资金的运用上，一贯是买进了货就办理押汇、押借，又去进货；进了货又办押汇、押借，把一套本钱变成了二、三套本钱使用。
       赵春咏对油脂业务所持的经营方针是“掌握货源，垄断供应”，并采取下列措施从事活动。首先是深入产区了解生产情况，并直接进行收购。那时一般油商对于木油、牛油的主要产区川黔、川湘边境一带地方，很少有人前往直接从事采购。一则是他们资力不济，再则是这些地方盗匪猖獗，恶霸横行，还有关卡林立，苛税重重，故皆“谈虎色变”视若畏途。赵春咏认为只有从产地入手，才能获得廉价油脂，既解决永新所需的大量原料，又可大肆投机牟利。因之他便向经济部请求由该部发给以陪都肥皂原料缺乏，通晓各县乡镇尽力协助收购的公文，又由杜月笙出具名片和函扎，要求各地帮会首脑、黑道人物（土匪盗贼）关照支持。赵持凭这两道“护身符”带领职员数人由渝出发，曾到贵州所属的思南、沿河、凤冈等县和四川边界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县。每到一地，赵即持经济部的公文拜谒县府的县长、科长和乡镇长，又持杜月笙的名片函扎，以封建帮会的礼节投拜当地的老头子、舵把子、地头蛇、土匪头子等。并分别设宴招待和致送厚礼，因而取得地方官府和封建势力的支持。
       赵在打通这些关节后，便派人四出调查梾子（梾子树的果实，用作炼制木油）的年产量，醉房（炼制木油的手工作坊）家数，生产木油甚多少，以及牛油的产量和价格等等情况。再根据这些情况作了部署，派定专人分别驻在几个较大的县、镇，责成各就划定区域办理油料收购，或收购梾子交当地醉房加工，并规定按时间重庆汇报行情、产量、价格，以便统筹规划。
       这些地方交通便利，重庆油价涨落，那里是无所附。而永新派驻人员，则经常得到赵春咏从重庆来的信函、电报、电话、自然消息灵通。当重庆油价报涨时，永新的人员根据赵的指示便大肆出手收购，而卖方却睡在鼓里，以为这是脱手的机公，尽量抛售。
       永新派驻的人员在赵的授意下，还经常施放烟草，散布空气，使卖方进入圈套。如在油胆大量上市时，永新人员故意宣称，庆庆已另有进货，不打算在这里收购。卖方摸不着底细，担心货被积压，便发了慌，纷纷找人说情要求收购，并愿降低价格。因而低价收购了大量油胆，还骗取卖方的好感。
       永新在上述地方，不久便打开了局面，每次油价的行市都要由它来开点。它的胃口也大，不管多少都能吃进，而且资金充裕，总是“一鼓现”（现款交易）。有些卖方不要现款而要盐巴（当地盐巴奇缺），它常向大业盐公司购进数百吨到一千吨的盐也来折付货款。总之要钱有钱，卖盐有盐。故能控制住不少的油商、库房，使收购工作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
       第二，在较大的油脂集散地设立办事处，展开以收购为主的交易活动。由于牛油、木油的产区辽阔，直接收购只能是单点进行。各产区极大一部份货源都是汇流至一些较大的柴散地，如涪陵、万县、成都、达县等处。这些地方也是油商你争我夺，角逐激烈的场所。赵春咏特从永新抽调人员分别前往以已各地设立办事处。其中以涪陵最为重要，凡川黔、川湘边境各产地的牛油、木油均沿秦滩河而送到涪陵。这路货源，儿占常庆油胆市场的进口总额百分之六十。赵为了截住这股巨人货源，进而控制重庆油胆市场，调集了大批资金到涪陵，并加强涪陵之间电信联系，由他亲自布置和指挥涪陵办事处进行收购。
       永新每次在涪陵进货，都是放手大抓，最多时在一千吨以上，经常也是五、六百吨，最少亦有二、三百吨。故同业中有人曾说
       “永新把涪陵的堂子都吃干了”。
       可是，在这当中，永新与涪陵油商之间却有着不少勾心斗角之争。涪陵油商认为永新反客为主，独霸市场，侵占了他们的利益，不能不进行力争。于是便针对永新进货总是调足资金一气呵成达一点，把自己所掌握的货源卡住不放，以打乱永新的收购计划，逼迫它有时不得不出较高的价格收购，使其吃亏。但永新却掉转头来，使用以货诱货的方法来对付，即有时亦故意在涪陵市场上抛出少许油料，佯装一付不需进货的姿态。其他油商见这个大买主都不要货了，深怕自己的货销不出去，也就纷纷抛售。永新在诱货入市之后，就趁机大量进行收购。后来，涪陵办事处根据赵春咏的指示，展开了有关有卖、大收小出这种以收购为主的交易活动。这样一来，在收购上永新就取得主动了。
       而涪陵的一些较大油商如项质彬、李朝阳等则又买通了涪陵电报局的人员，把永新以及其他公司行号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内容泄露。因而获悉了永新等行号在涪陵需要买进什么货，以及数量、收购时间等情况，便暗中串同一些当地油商待价而沽，硬逼买方出给高价，才能买进所需的货品和数量。赵春咏为了摆脱被人扼制，曾与涪陵办事处负责人员商定了一套电报暗语，如以朗豆代称木油，生漆代称牛油，五桔子代称桐油，至于数桔、时间等均有一定的暗语。为免使用过久，被人识破，过一个时期又重定一套暗语。此后，永新在涪陵油市上虽有时亦不免遭到一些倾轧、排挤，但总的收购情况，一直是居于优势。
       另一个油脂较大的集散地是万县。永新万县办事处曾派员分赴奉节、巫山，甚而远至湖北的巴东、三斗坪、恩施等地进行收购牛油、木油。这路货源，经常都有四、五百吨，仅次于涪陵。同时在上述地区从事收购的有官价资本的中国植物油厂，永新次之。中植厂和永新均同样地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剥削种植植子的农民。它们通过订预货的方式，向农民议定价钱大盛“买青”
       （尚未成熟的橙子）。在物价不断狂涨的情况下，农民所得无几，而终年辛勤的劳动果实，竟被其轻易地攫取以去。
       永新在万县一带亦随时抢购现货，获得暴利不少。如一九四年二三月间，各地油价报涨，涪陵木油每百斤突破法币五十元，成都木油每百斤进入八千元高档，牛油每百斤直抵万元大关。庆价格亦扶摇上升，且有续涨之势，一般提货者均不愿出售，形成有行无市。唯有万县以下各地油价仅有波动，木油每百斤三千二百几十元，牛油每百斤五千四百元，桐油每百斤三千二百八十元。赵春咏便抽调大量资金汇万，并以急电通知万县办事处立即派员四出抢购，以致这路现货几乎被其收购一空。
       成都方面，除收购牛油、木油外，并采办柴油交由华西公司运往上海出口外销。其中以一九四七年的一次抢购较为突出。当时，国民党政府推行限价政策不久，各种物价均暗伏涨机，将有冲破限价藩篱之势。赵春咏即从上海急电照限价抢收菜油七百吨。如收足以后，价格稍高于限价时，仍需继续收购。永新派驻成都人员，廉卸出动大肆抢购，并源源运渝转沪。因此造成成都市面缺乏菜油供应，闹得满城风雨。成都市政府乃下令不准运出菜油。赵又电告继续收进菜籽运渝加工转沪。接着各地菜油价格普遍上升，尤以沪价挺俏，赵春咏在这次投机中，大获暴利。
       第三，在重庆油脂市场垄断投机的活动；重庆是西南的木油、牛油最大的销场。除有四十八家肥皂厂之外，还有不少从事制造化妆品（如冷霜、骆驼脂之类）及甘油的工厂，和几十家制造鱼烛的大小工厂、作坊。它们当中除极个别的深入产地收购原料外，余皆取给于重庆油脂市场。
       赵春咏为了垄断重庆油脂的供应，除在前述几处木油，牛油产区和一些大的集散地收购为数不少的油脂外，又在重庆市场大量购进油店。两者相加，起所掌握的货源，约占重庆木油、牛油市场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他以其中的一部份供应永新经常生
       产所需及储备是数十个月应用的原料，其余大部分则投入庆庆油脂市场进行投机牟利。
       越在重庆市场大规模进油脂时，对外地油商又随时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打击、排斥。当时宜宾、乐山一带的油脂产区和集散地，是庆庆油商较少涉足之处，这几路的货源，涌入庆庆较多。赵便施展其惯用的吐出斧进的手法，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抢先在重庆市场抛售油脂，使各厂家的需要量达到一定的饱和点以后，市场转呈疲滞状态。待到宜、乐的油脂上市，则很少有人问津，外商为求早日出售，免增缴税，只得降低买价，而一般厂家又刚购进原料，多背无力资进，于是这些油脂原本上便落入赵春咏之手。
       庆庆油商握有的油脂虽然不少，但他仍与外地油商不同，不一定急于求售。一般都是以一定的时间观看市场价格的起伏，等候有利的时机到来，才肯出手抛货。赵春咏为了收购这一部份货源，他在油价步骤，本地油商货源开始入市之时，即运用肥皂价格来对油脂市场施加影响，有意识地将求新肥皂的牌价挂低，使原料价格在肥皂价格已跌落的情况下而涨不上去，逼其回跌，少数资金较为充裕的油商，便退缩观望，但多数的油商，则因资金积压，周转困难，不能再等待时机出售，而被永新抓进的油脂亦复不少。
       其次是永新掌握各地油脂行情比较准确，迅捷，对在庆庆油脂市场进行收购也颇有利。庆庆油市与溶陵油市的关系极为密切，两地水油、牛油价格常是互有影响，即此涨彼涨，此跌彼跌。赵春咏特买通每日来往油济轮船上的水手余某，由他当天将永新溶陵办事处函报的行情带函，既不致泄密，又争取了时间。其余油商则是付邮递送，需时两天才到。赵早于别人获得溶陵油涨行情之前，便在市场上抢先以低价大盐收购油脂到手了。
       赵春咏在市场上，极尽操纵把持之能事，因而需要水油、牛油
       的肥皂厂所受的影响和打击也最为深刻和沉重，每当赵春咏大量收进油脂后，市场上所出现的情况，常是货源奇缺，各厂购进异常困难，越则摆货不停，有意识地造成供应上的紧张，使价格节节上扬。在达到一定的高峰时，才松手抛货。他有时甚至将永新存储备用的原料出售，以获得利。
       永新自抗战胜利后，解除了包销关系，仍要在肥皂销售市场竞争中，稳操胜算，便常将所掌握的油脂缓期出售，迫使其他肥皂厂陷入停工待料的情况，生产与销售发生脱节，于是永新肥皂大量应市，行销甚快。
       赵的这些作法，曾招致同业深为不满，较大型的同业如天伦、江南等厂，曾力图摆脱其钳制。他们在永新收购油脂时，也出手进行收购，但因赵的资金雄厚，每一次进货动辄是几百吨、上千吨，绝大部分货源都落入其手。它们不过仅分得一点残汤剩羹而已，其所需原料，终于不免要从赵的手里购进，以维持生产。江南肥皂厂为此曾四处张罗借得一笔资金，在涪陵设庄采购油脂，企图解决本身所需要的原料，附带兼做运销业务。但却不见容于赵，赵除指示永新涪陵办事处在收购上予以破坏外，并在重庆涪脂市场上进行打击。如有一年一月间（农历腊月）江南厂经理史树诚，接得涪陵电报，说永新在涪陵大抓油脂，已把油价抬高，请示是否收购，史知道是赵春咏捣鬼，他在气愤之下，贸然决定收购。但将油运到重庆，又值赵动用永新的一部份原料，在市场上列刚抛售过，因而脱手不易。后来史苦于借款所背子金很重，只得以低价抛售，忍痛亏损。
       赵春咏通过上述垄断货源和操纵市场的各项投机活动，获得的暴利相当惊人。而永新亦由于原料进价较低，通常利润均相当于成本的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其利润率之高，远远超过其他同业之上。
       四、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剥削
       一篇文章
       强迫从事繁重劳动，不顾工人死活 永新雇佣工人有“四项标准”和“两个条件”。“四项标准”是：（一）要年富力强的；（二）要无任何疾病的；（三）要从农村来的；（四）要没有参加过哥老会的。“两个条件”是：（一）要试用六个月；（二）要干重活能够胜任。
       这些标准条件，是赵春咏对工人进行残酷压迫剥削而制定的。如“四项标准”中的头两项，即在于雇用强劳动力，加大其劳动强度，为其创造高额利润而卖命；后两项既是廉价收买劳动力，又是招雇安份守己的农民，任其愚弄摆布。“两个条件”则是以一定的时间对新招工人进行所谓的忠诚考察，并以劳动强度极大的活路作为实际的考验。
       在这种苛刻的条件下，工人们无论是试用或正式录用，其遭遇都是极其惨痛的。在试用期间的工人，唯一的活路就是从河边船上抬油到厂内仓库。每一大桶油重达六百斤，而且全是上坡路。赵春咏特派其代理人如厂长、总务主任和监工头等临场监督，认为凡能抬油半天，一点不歇气的才算合格。试用的工人起早摸黑，咬紧牙关，忍受煎熬，这样日复一日地抬下去，其痛苦之深，可以想见。
       在试用期间的工资非常低微，仅够本人糊口，还不让住进厂里宿舍，在厂边空地搭一矮棚脚遮露气。甚至连伙食厂方也不供给，每天三顿饭都是在露天下砌起几块石头自己煮。他们对于这一切都苦苦撑着，等待期满录用。
       实际上所谓的期满录用，纯全是赵春咏及其代理人欺骗他们的一种幌子。因为永新从每件的「一、」「二月起至次年的「五、六
       月止，是大显购进原料的时期，需要大批的人力从事搬运，故招雇试用工人也是在每年的十一、十二月间。工人试用期满之日，也是永新原料搬运完毕之时。赵等便以种种借口，把大批的试用工人辞退，甚而派厂警持枪押出工厂，使他们含恨离去。幸能获得录用者，不过寥寥数人而已。
       经正式录用的工人，除分配在各车间或其他部门，每天均必须干活儿小时外，厂方还假词让仁人“找外水”（额外的工资收入）的美名下，要他们利用中午和晚上的工余时间运肥皂下河装船和抬原料回厂。并规定每人每天应完成的定额，强迫工人去做。工人们为了完成定额，每天下班吃了饭就必须去搬抬，有的抬到深夜三、四点钟，有的甚至抬到天亮。第二天还得照常上班。这样不分白天黑夜的干，很多的工人都疲惫不堪，拖不起了。工人明海肩头疼痛，要求休息一天，资方管理人说这是“不听从调配”，就把他开除出厂。另一个工人王长海害了病，完不成定额，资方管理人亦威胁说“你干不下来，另外去找活路”。王只得咬紧牙根去抬，结果病情加重，成为无法治愈的疯疾。工人何青云在连续通宵抬油之后，忽然吐血昏厥倒在河坝，资方竟置之不理，何回家不久就死去了。
       赵春咏和其他资方管理人对工人的生活福利也是极端刻薄的。永新设有三个厨房，一个是资方和职员的上等伙食，每餐三荤两素，顿顿吃的是鸡鸭鱼肉；一个是技工和警卫中的等伙食，每餐一荤两素；一个是一般工人伙食的大厨房，每餐两素，只有一点菜油下锅，就是买回来的豆芽，也先要由上等伙食的厨房把好的选去，坏的和豆芽脚脚才拿到大厨房给工人吃，资方说“工人只配吃这些东西”。
       工人由于繁重的劳动和苦辣缺乏，常患疾病。但厂内从来没有医疗设施，一般都是过一天算一天。有的工人病倒了不能吃干饭，请求厨房煮点稀饭来喝，资方不但不准，反而说：“真正有
       了病，什么饭都吃不下，能吃稀饭就是装病”。这样，工人病了大多只好回家治疗，可是病愈后资方又推辞已另外补了人，不许恢复工作。单身的或离家太远的工人生了病，那是很难活得出来的。如工人刘文清的病很沉重，有个工人请假去替他请医生，资方坚持不准，并说“这病根本无啥医头”。结果刘文清活活被拖死在厂里。
       吹吸工人的血汗 赵春咏对工人的压榨剥削，可以说是绞尽脑汁，无所不为。他通过“工资提存”和举办“工人存款”等方式，大量地骗取工人的所得，以供投机倒把罔顾居奇之用。所谓“工资提存”是强迫工人按照每月的工资底薪由厂方提存十分之一，于年终无息发还。资方曾假惺惺地说，这是为工人着想而办理的，使大家在过年节的时候，多有点钱用。同时资方更进而玩弄花招，规定“凡是调皮捣乱，违反厂规被开除者，不予发还”。这就逼使工人受气挨骂，遭到各种凌辱，也不敢反抗，只得服服贴贴为其卖命。否则资方便借故开除，并根据这个所谓的规定把工人应得的存款一古脑儿地吞吃了。
       所谓“工人存款”，资方是用强制和利诱相结合的办法举办起来的。其具体内容有：资方硬性规定每个工人每月的额外收入，不付现金，全部存储；每个工人每月的工资收入则由工人自认一定的存储额。两者均由资方照市认息，存储期限为一年，中途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请支取。
       资方通过上述办法，更加大量地吮吸工人们的血汗。全厂所有工人一时都被其欺骗而去存款，他们除将额外的收入全部存入外，还省吃俭用，把自己每月所得的工资的一部甚至大部存入，以为积少存多，将来可以办一桩事情。故资方发放工资成为徒具形式，工人们只是拿着自己的私章去盖一下，取出一张存单和极少的现金了事。以后每到月终也不让照例办理一下存款转期手续而已。可是在物价飞涨，米珠薪桂之际，工人们于届满一年后所
       得到的水息，已贬值得不值几何，弄得啼笑皆非，但是资方则在投机倒把中大获其利。
       工人们所身受的痛苦还不似止于此，如有的因家属生病，死亡或其他临时急用，请求支取自己的存款，资方总以尚未到期而拒绝。使得他们告贷无门，怨愤不已。工人刘文清病死厂里，有人要求取出他的存款去买付棺材，资方亦拒不同意，经得三力争，才由木工房钉了一付薄木板掩埋，刘的存款即被资方全部侵吞。所以凡是单身汉和家离本市较远的工人，一旦死亡，其存款无一不被资方侵吞。
       永新事务主任郝汉文（中统特务），在厂内仗恃其特务势力，曾多方压榨工人的血汗，供其吃喝玩乐。他在经管发放工人工资时，擅自将规定的每月发放工资时间推迟至五至六天（由原定的每月廿五日改为月小册日，月大册一日）。他将从永新管理处经领的工人工资，拿到银行去放短期存款，赚取利息，并将现钞掉换成本票（现钞几千元即可换本票一万元）发给工人，从中火捞一把。在采购物品和经管工人伙食等方面，亦大量克扣侵吞。他初到永新时，仅存一个小被盖卷和一1小箱子，解放后这个作罪多端的特务被逮捕时，仅从他在厂内的住所就搜查出皮箱十几1，金成千几只，金镯十几付，还有不少的黄金和银元。
       工人展开反迫害、反剥削的斗争
       永新的工人们，由于长时期深受资方的残酷剥削，生活陷于泥潭，愤怒的火焰，一直在他们的心中燃烧。终于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农历腊月）因资方无理拒发双薪和红酬，而展开了第一次全厂规模巨大的斗争。这时，在中国共产党一贯坚决执行对日抗战的方针下，不断予日寇以沉重打击，使之狼狈不堪，我国胜利在望；加以苏联反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已展开大规模的反攻，推进至德国境内，即将军师尔措，共歼日寇。因此趁春咏给上海
       龚永毅的信中说：“苏日战争一旦发生，则亚洲战局结束不远矣。……故同仁之东返日期以苏日起鲜为最迟。”并从各方面积极进行收集资金，准备蓄括而去。他对永新厂长谢卓生指示，不发工人应得的双薪红利。当即引起全厂工人无比的愤慨，推出代表向资方提出严正抗议。在与厂长谢卓生的谈判中，工人代表既指出一九四四年永新盈余甚丰这一事实不容抹杀，并坚决反对资方的无理决定，资方被迫才承认发给双薪，但仍不同意发给红利。
       资方使用拖骗的手法，企图使这笔红酬不了了之。一直拖到腊月卅日那天，资方满以为工人腰包无钱，过不了年，谢卓生便用提前发放二月份上半月工资的办法，来冲谈工人们对立红酬问题的要求。殊不知大出其意料之外，工人们不但毫不动摇，一致拒领，并要资方迅即解决红酬问题，不肃再拖。同时还提出集体请长假的书面，这使谢发了慌，于是又要花招对工人进行软化。他送给每个工人几个桔柑和半斤花生米；工人们拒不收礼，将它抛出宿舍外面。
       资方在一再用计无效后，又另外施展伎俩。谢于当天下午召集全厂工人在大厂房内开会，说当场同大家解决红酬问题。历来厂里开会都是在会议室举行，这次之所以改在四围有高墙，又有坚固牢实铁门关锁的大厂房召开，是谢借开会为名，企图诱骗工人入内，然后由警卫强行关锁，并断绝膳食，以胁迫工人就范，用心极为恶毒。但这早被工人识破，乃选派了几个精强力壮的人把守住大门，又派几个人在门口巡回戒备。谢见阴谋不得逞，只得勉强把会开起来。争论了半天，仍无结果。从此谢即躲藏在楼上（谢住家在永新厂内楼上）避不与工人见面。到了初三的下午，工人们已忍无可忍，齐集在谢的楼下，群情激昂，要谢马上解决红酬分配问题。谢仍高踞楼上，不理不睬，大家怒不可遏，有十几个工人随即上楼挟持当面说理。谢以为是耍抓他下楼，吓
       得大惊失色，浑身抖颤。他在工人们义正辞严据理力争下，终于不得不承认照发工人应得的红酬。
       一、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又一次爆发了反对资方阴谋遭散工人的斗争。这时，赵春咏、谢卓生等在工人日益团结下，深感压力太大，不能随心所欲控制摆布；又以不少工人年老体衰，企图予以遣散。因之他两人阴谋策划了一个大批遭散原有工人、重新招雇新工人的计划。由谢在厂内放出空气，说起春咏即将东下返家，无意经营，暂停生产。工人们当即开会就此作了分析研究，认为永新的生产经营情况一贯正常，年年均获厚利，资方所谓的无意经营，显系骗人的鬼话。同时也料到资方怀有鬼胎，必定另有所举动。乃推出兰志清、刘高万、罗鸣钧三人为代表，出面交涉应付。几天之后，谢把兰等找去谈判，正式提出工厂决定停工，并说“抗战胜利了，大家也应该回家去看一下，由厂里发给每个人三个月的遣散费和伙食费。以后如果开工，再通知大家来厂上班”。
       兰等随即召集全厂工人开会，当场大家指出这是资方变相开除工人的诡计。工人们深知资方“爱财如命”，便将计就计作出决定，要资方发给每个工人六个月的遣散费和伙食费，不如此，决不接受，以击破资方的阴谋诡计。果然资方不同意，但工人也不作丝毫让步，形成了僵持局面，使资方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虽然后来遭到资方采取分化收买各个击破的卑鄙阴狠手法进行破坏，但通过这一斗争，已使资方心存戒惧，不敢任所欲为。
       永新工人反对政治迫害，曾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中统特务郝汉文，经常严密监视工人言行，并对工人施加打击迫害。当时工人们为了对付资方任意开除工人，乃结拜弟兄，增进团结互助。郝向特务机关密报说，永新厂内已发现有共产党员组织，并将有所行动，要求采取紧急有效措施，一网打尽。重庆宪军警联合督察处据报后，调集了一批武装宪警，从城内出发前往厂里捕
       人。永新工人获悉这项消息颇早，立即向对岸二十四兵工厂的工人请求援助。这个厂有不少的工人过去在永新干过活，而且两厂均有不少来自广安、岳池一带农村的同乡，关系极为亲切，当即出动了二百余人，并带有不少枪枝，抢先赶到磁器口河边，把守渡口，不让特务军警过江抓人，并不断高呼“不许特务横行！”“保障人权！”“反对无理开除工人！”等口号。吓得那批特务们胆战心惊，不敢恣意横行，只得悄悄滚回去。
       五、投机失败产生发生危机
       抗战胜利后，赵春咏满载而归回到上海，想往十里洋场建立和发展其个人事业。抵沪之后，龚永毅娶赵把所发的困难财全部拿出来分；赵则提出清算自上海沦陷后欠大的全部投机收入，对龚回击。其间，两人均各怀鬼胎，互隐资财，争吵不休。继经友人调解，凡重庆所有资财归赵，上海所有资财归龚。从此各行其是，互不相涉。
       不久赵春咏同高慧娟结婚，其妻兄高炳霖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国外部副经理，逢祺施文敬系上海达昌洋行买办。赵、高、施三人共同组织了六、七个企业，分别从事黄金、美钞、证券、纱布、香烟、油脂等投机活动。其中赵在商、施投资下，将华西公司增资改组，没总公司于上海，经营出口贸易。利用重庆永新所设的各地办事处。大量为其收购桐油、菜油运沪出1。同时又与美国马立斯香烟厂签订合同，大批运进该厂出品的“禹雷斯”牌香烟，为其在我国开拓销场。
       赵在沪所从事的各项投机活动，最初一段时间尚称顺利。适永生钱庄在沪开设上海分庄，所带资金不多，仅值黄金八十条，赵特让出一部份房屋作为永生庄址，并把资金拿去代搞黄金买卖，不到半年赚了黄金一百二十条，连本共有二百条，永生分庄才得正式开业。赵所经营的七、八个企业的收支全部由永生分庄
       办理、每天进出的款额，几乎占永生的总收支额的半数，借贷也比在重庆时大得多。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反动政权摇摇欲坠，其政治、经济、军事呈现全面崩溃。这时美国香烟来华稀少，油脂出口亦因收购和运输困难而中止。赵的进出口贸易的迷雾，便告幻灭。其所从事黄金、证券、纱布的投机活动，亦因沪市投机商人甚多，赵与之相比逊色远甚，大鱼吃小鱼，赵投机渐告失利，特别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进入江南，直抵京沪。上海一切投机性业务如黄金、美钞、证券、棉纱等莫不惨跌，赵终于将资金蚀光，临到上海解放前夕，负债累累，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赵春咏在沪从事投机活动及其节节失利过程中，重庆永新所受的拖累甚重。一九四六年赵由渝到沪后，适逢永新在抗战时期向美国厂商订购的肥皂制造机、精甘油制造机，硬脂酸制造机等全套设备，刚从国外运至上海。赵为了在沪仍以苏工苏商的身份出现，以利其从事投机活动，乃将国外运回的机器设备截留，筹建上海永星化学工厂（解放后经人民政府批准公私合营，定名上海永星合成洗涤剂厂），并从重庆调游卓生到沪担任厂长。而重庆永新对于制造肥皂后的大悬下脚的处理，由于缺乏设备，长期以来只能炼制粗甘油，再转卖他厂加工，故对精甘油的生产设备需要甚为迫切，但因赵春咏采取了上项措施，致使重庆永新生产设备的充实和生产经营上受到莫大的影响。
       不仅此，赵春咏还不断将重庆永新的产品、资金、原料等大量调沪完作投机的赌注。赵以在沪推销重庆永新皂为名，电嘱大量制造每箱六十联、质量较高的肥皂。重庆永新因而经常动用存储备用的原料，强令工人加班加点赶造，源源不断成批运往上海交赵出售。计自一九四七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止，运沪肥皂共计达三万七千九百五十七箱之多。所有货款，赵除以一部份作
       为上海永星厂建厂资金外，余则被他拿在上海投机市场上蚀光了。在同一时期内，迟迟调走重庆永新的粗甘油一百零二吨，松香二十五吨和拿去黄金数百两，银元数千元。
       重庆永新厂在赵大耀抽走产品、资金、原料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油招收购业务，由于资金短缺，不免捉襟见肘，竟使原料购进发生问题。时在一九四八年春，永新因大量赶制运沪肥皂，仅剩有二、三个月的备用原料。必须及时购销，以备生产所需。而重庆油脂市场经纪人趁机将木油价格抬高，赵春咏在上海获悉此事之后，急电重庆永新经理周彬继嘱其设法尽最将市场木油价格压低，再行大量收进，但这时永新的资金空虚，原料缺乏，同业知之者颇多，它在油脂市场的地位，也今非昔比了。故周虽然仍施赵春咏的故伎，在市场上抛售一些油脂，企图将油价压低，但事与愿违，怎可知何。其后，赵春咏再嘱咐在重庆市场大放空气，说他已从国外购进大批椰子油，远比木油便宜，日内即将运洽等语。同时由赵以上项内容作亲笔信一封给周，要周交施市场的职员，带到油脂市场，给经纪人传阅，以观效果如何。殊被经纪人识破这个诡计，置之不理，油价始终压不下去。永新无可奈何，为了使生产不受影响，只得以离利吸收现款，并出高价购进原料，勉维生产。
       这样，到了一九四八年底，永新负债累累，而每月还须付出相当于二千五百箱肥皂价值的利息，生产几至停顿，处于岌岌可危之境。幸而在一九四九年年底获得解放后，经人民政府予以扶持，贷款维持生产，一九五三年三月又经批准公私合营，才走上了新生的道路。
      
重庆惠工铁工厂的回顾

       李济苍
       创办和改组经过
       惠工铁工厂在解放前是一宗小型工厂。创办人丁维中，江苏海门人，初中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升学，曾在上海做临时工糊口。一九二七年，他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被推选为机械科第一期惠工级的级长，他由于经常和该校实习工厂接洽事务，人事较熟，假期中便到实习工厂去作工。一九三二年夏天，他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曾将他在实习工厂参加制造潜心女子中学一批铁床所得到的报酬。自己没计和委托工厂制造了脚踏小冲床、登鞋带头子的小机器各一部，并邀约同学陈元霁和我共同承接鞋带打头业务，维持生活。直到他到上海电话局工作时才结束了该项业务。
       抗日战争初期，丁维中在国民党陆军机械化学校制造工厂担任技术员，旋即借登陆梭辗转去贵州。几年的颠沛流离，迫使他将所有衣物大都变卖，同时，物价不断上涨，微薄的工资无法维持沉重的家庭负担。他听说一些亲友在重庆经营工商业，生活比较优裕，于是写信求助，希望能在重庆找个工作做。这时，他的朋友施子栓在重庆无建设国工业社，业务异常兴旺，急需一个得力助手。他知道丁维中懂技术、济交际，便邀约前去协助。丁维中接信后，喜出望外，并得到原在上海中华铁工厂的同事、机械化学校制造工厂主任方云鹤的默许，让他离厂。
       丁维中到了重庆，一方面在建国工业社工作，一方面在江苏临时中学兼课，但他却在寻找机会，准备自己办工厂。恰在那
       时，中央信托局经常有些零星机床任务投放，但小厂不能制造，大厂却嫌业务琐屑、手续麻烦不愿承接，因而中信局长期感到问题不得解决，只好在估价上的情让步，给予承接单位以相当优厚的利润。并且他看到许多工厂要补充设备，以及一些新筹设的工厂，也急需工作母机，而当时能够制造工作母机的民营工厂，仅有新民、顺昌、上海等数家，产量远远供不应求。特别是他认为抗战后方幅员广阔，人口递增，由于各方面的需要，工业将会逐渐发达，从而会给机器制造工业带来极好的发展前途。丁维中反复估计了这些有利条件，认为这正是他筹办工厂牟取厚利的大好时机，但是开办工厂需要有一个班底，这时，他联想到机械化学校制造工厂的一些师傅长于制造工作母机，而且技术又好，他们因生活困难，久已不愿留在那里，如果邀约他们来重庆作为班底，是有把握打开局面的，自己所梦寐以求的创业致富的愿望，也就可以实现。
       于是，丁维中一面和在渝鑫钢铁厂工作的同学余绍商量，同时邀约他筹资合伙办厂，并征得同意；一面接连写信给机械化学校制造工厂的领班张新章，大肆吹嘘他筹办工厂的情况和种种有利条件，并嘱张新章暗约袁坤、袁敏、沈正言、徐鹏、董长富、陈长生、何翔麟、桑永寿等几位师傅一起来渝即可开工。张新章、袁坤等心想到重庆或者可能改善生活，大家表示愿意应约前往。几经张新章以中华铁工厂老同事的关系向机械化学校制造工厂主任方云鹤进行疏通，得到方的协助，使他们相继离厂，先后来到重庆。
       丁维中有了这个班底，就和余绍加紧筹措资金。余绍邀约了永安电瓷厂厂长董志卿来入股；丁维中也约江苏临时中学同事孙莘农参加。共同议定股额三万元，丁维中认占半数，但他一文不名，说明将来由工资项内逐渐扣缴，其余三人各占五千元，也都没有缴足。大家决定：如有急需，以后共同设法拉扯；签订的业
       务合同，由永安电瓷厂负责担保；行政管理由丁维中唱一人班。至于工厂的牌名，为了吸引外界和中华校友的注意，便照丁维中的意见，援中华职业学校铁工科校友借用“中华”二字创办上海中华铁工厂的前例，以机械科惠工级的级名，作为牌名，定名为“重庆惠工铁工厂”，誉寓惠于工业之意。于一九四〇年冬天在重庆南岸五桂石丁维中的住宅挂起了这块招牌。
       那时候的惠工厂，没有一把老虎钳、一颗螺丝钉，自然更没有进行生产的场地。丁维中便利用他担任校友会负责人的身份，以校友创办惠工厂的名义同中华职业学校实习工厂主任丁颂裁进行协商，租用了实习工厂的场地和机器。从此，实习工厂的机器设备，如同惠工厂自己的设备一样，需用甚么就可以租用甚么。惠工厂开业不到三个月，丁维中利用承制中央工业试验所的六呎车床第一批业务时，趁机制造了自制自用的第一部机器——六呎车床一部。随后又利用承制中央工业试验所十二吋牛头刨床任务的机会，制造了自制自用的第一部牛头刨床一部。不久，又以盈利向华生电器厂买进旧车床、钻床各一部。丁维中玩弄“空中悬伞”的手法，为时不过一年，就为惠工厂在生产设备上初步铺了个底子。
       一九四一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交通路线梗阻，重庆的工业器材供应呈现紧张局面，同时，美帝国主义加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军需供应，各兵工厂投放给民营工厂的订货较前显著减少，机器制造工业的业务，开始受到影响。惠工铁工厂经过一年的“游击方式”进行生产，自己已经有厂机器和场地，丁维中正在沾沾自喜，却不料形势转趋不利，他觉得自已创办的企业，正在茁壮成长，决不愿让它遭受挫折，因而考虑到惠工今后的两条出路：一是向制造日用五金方面发展，以适应人民日常生活所需；一是钻进兵工业系统，找些业务，借以分一杯羹。由于惠工的资金拮据和原材料供应短缺，头一条路显然走不通；从具体情况出
       发，于是只有走第二条路。
       正在这时，丁维中和我在重庆相遇（我们原系同学，那时我在铜罐驿国民党第一兵工厂制枪厂工作），他挽着我手连说：“太好了！太好了！”随即到他家里谈到惠工厂的业务情况和前途远景，并邀我共同参加经营。我由于几年的奔波流浪，感到年近三十还没有一点经济基础，街摊自己的前途，在兵工厂当个技佐，就算到了顶点。听了丁维中对惠工的一番描绘，觉得他办厂的意图，汇合自己的理想，到惠工去当个老板，生活上可望大大改观。丁维中既已铺好道路，对自己来说，又何乐而不为？于是毅然答应入股。
       丁维中欢迎我进惠工是少有企图的，他知道我的哥哥李维城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在重庆担任国民党四川第一兵工厂（后改为兵工署第二兵工厂）厂长，后调任昆明第五十一兵工厂厂长，在兵工界资格老、有声望、关系广泛、想利用我去拉拢李维城，以便打进兵工系统为惠工寻找出路。我当时愈入股之后，他就怂恿我邀请李维城也入股，我则写信给李维城大肆渲染重庆急需机器制造工业和丁维中经营惠工一年来的发展情况，并说投资办厂和买田盈产一样，就目前来看，办厂比买田盈产还要划算，佳莱幼小，你正应给他们打下一点经济基础。何况有我在厂，你更可以不操心费力，等等。初先没有得到同意。这时，我想李维城可能是若考虑如果他出名参加，怕影响自己在兵工界的“声望”，后来又在丁维中的怂恿下，我再度去信力劝，并建议以侄儿李德群的名字参加入股，并说明工厂将来万一发生风险，保证与他无干，终于他同意了。
       由于李维城参加惠工，丁维中、余绍斌决定将重庆惠工铁工厂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企图利用“公司”的名义使于对外联系和减轻股东的资任；并借李维城的入股，大肆向外招摇，因而，天原化工厂修造车间主任陈元章，国民党财政部职员薛荣龄，余
       绍的侄儿余柯君，都被吸引入股。同时为了拉拢和控制工人，引诱师付袁坤、张新章、徐鹏、沈正言、陈长生、何翔麟、董长富等七人参加股本，但又限制他们的股权，借口凑足股东十人，才能“十全十美”，只许入股的七名工人由袁坤一人代表出名（这时，全厂只有两个工人没有入股）。资本额表面上是十二万元，但实际筹集的股本还不及半数。丁维中、余绍为了进一步利用李维城的名声炫耀招摇，在第一次董事会上，就抬出还在上海读小学、年仅十多岁的李维城的儿子李德群为董事长。决定由丁维中任经理兼厂长，李济荃任工务主任，孙莘农、余柯君办总务、会计。自此以后，惠工在丁维中的策划下，就走上了它的义发展阶段。
       改组将届一年，丁维中又吸收天原化工厂重庆厂厂长张远新、宜宾厂厂长叶世强、中华同学李国琛和光大铁工厂经理朱联雨四人为股东。资本总额随着资本的升值调整为三十万元，及至一九四三年，资本额再度加倍升值为六十万元。此后，资本额再没有调整过。
       韩兵工订货发家
       丁维中借李维城这块招牌，向外大肆吹嘘，特别是我从第一兵工厂辞职到惠工厂，更使各个兵工厂以及李维城的朋友相信惠工厂确是李维城办的。恰逢这时，李维城从昆明第五十·兵工厂调任重庆第一兵工厂厂长，丁维中抓住这个机会向各兵工厂宛揽业务，使惠工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李维城到重庆不久，丁维中通过李的关系首先结识了二十兵工厂修造所主任朱颂伟。朱是李维城的老部下，又是决定该厂投放任务的主管人，丁维中抓住朱颂伟攀附讨好李维城的心理，和朱颂伟一见如故，过从甚密，吃喝玩乐，搞在一起。不久，就由他经手投放惠工厂六呎车床六台，二十时牛头刨床五台，子弹机
       五台，钻床三台，共计十九台机器的任务。从当时惠工的生产设备和工人来说，要制造完成这批机器，最少需半年以上；以二十兵工厂来说，这些都是急需的设备，交给一个仅仅十多个工人的小型厂生产，当然是极其不合情理的，但在朱颂伟的支持下，惠工厂却被列地承接到手。这批任务中的车床、刨床和钻床，也是惠工厂的急需设备，所以在制造的同时，惠工厂和过去一样趁机自己添制了六呎车床两台，二十吋牛头刨床一台，钻床一台。不仅成本占了便宜，而且在选用原材料上也择优自用。特别是利用承接制造的这批机器，以试验运转为借口，增加了惠工厂的生产能力。
       惠工厂的业务，虽然逐渐打开，但是对于掌握民营工厂业务分配、合同签证和成品检验的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如果没有关系，就是已经挂好钩的业务，也会落空，或者受到种种刁难，产品不能出厂。因此，丁维中又拉拢了工矿调整处的工程师张传绪来打通这一关。张传绪抗战前曾在上海电话局任工程师，和丁维中原属同事，他的两个孩子，曾在江苏临时中学读书，是丁维中的学生，他家住在南岸，房子窄小，丁维中借口便于互相关照，将他的家属迎接到惠工厂的楼上居住，并尽量照料他的家务琐事，房租水电，一文不收，他们的交情，因此日益亲密。张传绪为了答谢丁维中的照顾，就利用职权给惠工厂一种极其特殊的权力，竟将工矿调整处对产品的检验合格证，事先交给惠工厂，只要机床安装成套，就可自行把合格证钉在机器上，形成自己制造自己验收的情形，所以在整个抗战时期中，惠工厂完全没有发生过产品不合格的问题。
       最突出的，是在惠工厂承制二十兵工厂任务时，朱颂伟为了掩饰自己和惠工厂的牵挂，故意渲染他对惠工厂产品的要求标准是使用他在德国留学时带回的一套机床检验标准检验的，并吹嘘惠工厂的产品几何精度正确，椭圆度、锥度、平直度、振摆等
       公差都合乎标准；在性能方面，灵活性、光洁度和转速平稳，都比较良好；外表美观，完全适合二十兵工厂的要求。丁维中利用这个机会，就将朱颂伟的那套检验标准转给张传绪，借以夸张惠工厂的技术条件；而张传绪也借此证明自己对惠工厂的看法和措施完全正确，大替惠工厂传，竟将丁维中转给他的那套机床检验标准，正式作为工厂调整处的机床检验标准，蓄意抬高惠工厂在民营工厂中的技术水平和声誉。与此同时，丁维中还通过江苏同乡、弹子石发电厂外绕领班黄传奇勾结该厂主任刘佩雄接用蒋介石居住地区不停电的黄山线路，根本二解决了动力问题。丁维中和这帮人勾搭串连之下，得到他们的庇护，惠工厂的业务有了来源，检验和动力也没有困难，就一帆风顺地扶摇直上。
       对李维城百般逢迎的朱颂伟，还向他的同学、第五十八兵工厂修造所主任施某吹嘘惠工厂，请他向惠工投放任务。同时，五十八兵工厂长臧权，和李维城又是老相好，也愿将该厂任务投放惠工，做到“公私两便”；加以惠工厂在工厂调整处所辖的民营工厂中已经获得了技术较好的名声，向它投放任务，自然名正言顺，就一次投放三呎半裕车床四十台，八呎齿轮车头车床九台的大批任务，足够当时惠工厂八、九个月的生产量。丁维中处于惠工生意兴隆的景象中兴奋已极，李维城对丁维中也更加器重。于是在惠工厂承接五十八兵工厂这批庞大任务时，就玩弄了下面所述的一个花招。
       惠工厂虽然拿到了承接兵工系统一次又一次的订货，业务有了发展，设备不断扩充，但还没有龙门刨床的设备，全靠租用海军工厂和五金制造厂的龙门刨床进行生产，不但租金高，半成品加工搬来搬去，利润减少，而且经常受“卡”，在生产上受到掣肘。丁维中去找李维城设法解决。李维城心生一计，就利用第一兵工厂厂长的职权，亲笔写了一字条交给该厂修造所主任陈君敏，嘱他立将十二呎大龙门刨床交惠工厂修理。这部龙门刨床，
       由于辗转搬迁，确有一些毛病，没有安装使用，但这些毛病，第一兵工厂修造所是根本可以修理的。陈君敏知道李维城的意图，便将这部机器交惠工厂修理，作个顺水人情。惠工厂将龙门刨床急忙运回，仅仅几天功夫，便修理完工投入生产，同时借口试验运转，一连使用了五、六个月。当这部龙门刨床尚未送还时，丁维中趁承制五十兵工厂任务的机会，多翻造了三呎半给车床胚子一百部，准备将来做预货。后来，他为一劳永逸，还利用这部龙门刨床制造了四部十呎的龙门刨床，除留一部自用外，其余三部分别售给了二十一兵工厂、航空委员会附属工厂和五金制造厂。惠工自用的一部龙门刨床的全部费用，也分摊给售出的三部去了。惠工厂在承制五十兵工厂这批任务时，仍如法炮制，趁机给自己添制了柏车床六台，八呎齿轮车头车床一台，基本上解决了自己的急需设备；同时，还趁机代新中机器厂制造了柏车床十二台，八呎齿轮车头车床两台，在制造工序上和材料使用上都得到了便宜，牟取了暴利。
       通过龙门刨床的修理，陈君敏和李维城、丁维中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于是他就利用职权巴结李维城，不断向惠工拨款任务，并且在预付订金上也特别使惠工占便宜。一九四三年初，第一兵工厂在委托惠工厂制造一七五公斤空气锤和六十吨冲床任务时，陈君敏串通会计张镇初，将其中应该交付惠工厂的全部订金完全以优质钢材按市价折合付给。当时的钢材系属管制物资，申请配按非常困难，市场上也不易购进，即或从黑市高价买进，但质量也差。而惠工厂在陈君敏的包庇照拂下，不仅得到订货的利润和折合上的差价便宜，更主要的是解决了钢材奇缺的困难，使当时进行大量的机床生产获得了极大的便利。
       惠工厂由于有了这些关系，所以从改组公司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一阶段，基本上是制造国民党兵工系统的订货，也是在制造这些订货中使用勾结串连、偷梁换柱等等手法发展起来的，后来丁
       维中在谈到惠工厂的“发家经过”时，总是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叙述他和兵工系统的一帮人的密切关系，所以同业们都说“惠工厂是兵工厂的卫星厂”。
       四处钻营，扩大经营范围
       丁维中除了想方设法搞到兵工系统的业务外，并且各方钻营，大找赚钱门路。首先，他认为只靠本厂的设备和工人进行生产，剩余价值不大，远远不能满足自己的胃口，于是就在转包牟利上打主意。他利用惠工已经猎取的名声，尽量扩大业务范围，除了主要制造工作母机，也大量承接作业机和其他业务，凡是有利可图的铁制品产品，一概不放弃，即或有些产品惠工本身不能制造或者只能担负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工序，也要利用自己可以设计、制图的条件，接过再来转包给一些接不到业务的小厂，从中渔利。这样一来，一方面广泛地建立了业务往来，大开财源之门；一方面控制了一些同业小厂，使他们对惠工厂的依附越来越强，最后不能不受到惠工厂的牵制。
       从一九四二年起，惠工厂先后和天原化工厂、新中机器厂、秦江汽车配件厂、中国金属制片厂、西泉造纸厂等许多单位，建立了比较长期的来往；制造过切片机、轧片机、切纸机、磨粉机、捣泥机、摇纱机、精纺机、水泵和刺刀等多种产品。惠工当初只有一个机器工场，承接这些复杂的产品，根本是力不能及的，所以治生、顺兴、渝兴、建业、新中国等翻砂厂，泉记铁工厂，沃世华模具厂，就都长期成为惠工的转包对象。丁维中为了博得他们的信任和进一步驾驭他们，凡是任务较小，金额较少，大行大市业务，都把原合同拿给转包厂过日，表示自己“正大光明”，但在转包大批任务时，就借词不向他们摊牌。不仅如此，丁维中还利用这些小厂依附惠工的关系，常常挪用应付他们的订金，长期不予了清。在那法币急剧贬值的时候，治生、顺兴等
       厂，由于订金被惠工挪用，经常受到巨大损失；而惠工则利用这些订金佣票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牟取厚利。这些厂由于本身条件的限制，明知厂维中是“将骨头熬油”，控制压榨他们，但也不得不忍受。同时，他们为了保护保持对惠工的关系，对它的转包业务，还须按质按量提前完成，为惠工的信誉和经济收入作了垫脚石。
       丁维中认为要想大发其财，必须首先猎取信誉，在信誉树立后，再偷工减料暗中搜取暴利。为此，他经常向工人们鼓吹，必须改进技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生活才有保障。所以，白·九四二年以后，经过工人们的努力，逐渐将过去用天轴带动的车床改为使用马达架子拖动，后又改为直接使用马达拖动，使车床不受天轴限制，安装使用都较前方便；又将过去没有自动走刀的车床，加上齿轮箱，改为可以自动也可以手摇，在车各种螺纹时，就可以根据需要的尺寸进行生产。不顾掉换齿轮耽误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又针对当时一些民营工厂制造的车床多系脚架细小、结构单薄、外表不美观的弱点，借此对转包各厂的产品提出了严格要求，因而，惠工厂的产品，就不断得到往来户好评，得以参加了迁用工厂联合会举办的机械产品展览会。丁维中猎获信誉后，使弄虚作假，经常不按合同规定和技术要求将应淬火的零件进行淬火；对机床的光洁度也不使用磨床来磨而用刀车；还常用低压钢代替高炭钢混淆使用，甚至用废铁锻拽冒充。这样，不仅在估价上获得暴利，而且机床的寿命和性能，都受到严重影响。可是，都在他“改进技术”的名目和“自己验收”的情形下瞒混过去了。一些不明底端的同业还加以赞许，以为惠工厂的一些工务技术人员，会设计、制图，既懂理论，又能实干，都是学校出身的“洋工程师”。
       不仅如此，丁维中还企图扩大经营，向外投资。一九四三年初，惠工在野猪溪正街购置场地，单独成立钻床制造工场，打算
       集中一部分技术力量，专门生产该厂比较特长的钻床，后来，由业务来源稀少，这条道路没有走通。同年夏天，余绍禹开涂鑫，筹办中国金属制片厂，丁维中想从轧片方面占领据点，曾以患工名义向该厂投资，从而获得承制和修理该厂的部分机器的权利。与此同时，重庆人口不断增加，面粉需求量日益增大，而当时的复兴、福民、福新、岁丰等几家面粉厂，系受中粮公司管制加工，不能自己经营，产量大大缩减，形成供不应求和黑市面粉的急剧抬头。丁维中认为投资经营面粉业正是一个难得的发财机会，急欲染指，于是，在全民面粉厂向总工厂订购磨粉机的时候，他就提出以承制的机器作为投资入股。按照丁维中的想法，制造磨粉机赚了一次钱；将来修理机器仍是自己的生意；面粉厂获利，又可分得红息。当全民面粉厂同意总工厂投资后，马上加班加点赶制机器，不久即投入生产开张营业。全民面粉厂开业以后，业务并不正常，资力也感不济，股东互相猜疑，矛盾不断发生，丁维中感到棘手，不得不忍痛收效。
       丁维中千方百计到处钻营。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战时生产局成立，军需业务突然大量投放，丁维中认为机会又至，不可放。过。于是一手抓住兵工系统的业务，一手和战时生产局拉拢关系当战时生产局大批地向民营工厂投放刺刀任务时，患工厂本来没有红炉和冷作设备，根本无法承制，但他却赶忙在中学街临时设立一所专门制造刺刀的工场，雇用临时工人五十余人，承接这笔业务。
       患工厂到了这时，职工已达一百二十余人，肖有机器三十余部，工厂三所，拉拢了中华职校同学十余人，已经发展到它的兴盛时期，在重庆机器制造工业中，大露锋芒。同业们对于患工厂的巨变，又意义，说“谁中是奖”“空城计”起家的。
       剥削庄稼工人的手法
       惠工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它的每一届资金，每一颗螺丝钉都沾满了工人的血汗。丁维中企图缓和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一直玩弄着所谓“工人代表”的办法来控制工人。这个工人代表办法，就是包工办法，所谓工人代表，其实就是包工头。惠工改组公司时，丁维中顾虑到没有人愿意担任包工头的职务，就在名义上要花招以掩人耳目。他甜言蜜语地向几个师傅说：惠工厂是一些知识分子创办的，和一般资本家开的厂有所不同，惠工采取民主办厂制度，工人们可以选举代表参加工厂管理，有权提出一切应兴应革的事项。就这样偷天换日地用工人代表的名义代替了包工头。丁维中利用既是小股东又是工人代表的包工头去贯彻他的包工办法。厂方接到业务时，除本厂不能制作的部分向外转包外，凡属本厂生产的，就完全包给工人代表，再由工人代表按工序分配给工人。在估工估价时，表面上说是尊重工人的意见，必须工人代表参加共同议定，而真实目的，则是将估工情况、质量要求、工作进度和一切生产责任，全部套在工人身上，如有返工报废，全由工人赔偿。工人因为受到包工办法的束缚，在生产过程中，始终提心吊胆、拼命卖力地去劳动。丁维中为要提取更多的利润，还要工人每天加班加点工作十二小时以上，连星期日也不让工人休息，致使工人健康受到严重的摧残。
       一九四三年初，工人代表袁坤，工人装敏、蓝长富、沈正言、徐鹏、陈长生、何烈麟等，眼见惠工厂的机器一部一部地添置，资金一天一天地积累，而自己终年劳累，却仍不得一饱，于是对于维中的口惠而实不至的作法，极表不满。丁维中觉察以后就不恨袁坤等人，并施展挑拨离间的手法，暗中拉拢张新章排斥袁坤；同时叫我去从中局旋。我核据丁的嘱咐向张新章夸奖一番，说明了维中对他的“好意”，还保证每月津贴他生活费五百元，
       今后如有困难，再按需要多支。张新彦受到迷惑以后，就千方百计排挤袁坤等人，逼得他们先后离厂，并接替袁坤担任了领班。不久，又通过张新章串连陈长生、何荆麟回厂，同样给予生活津贴。此后，丁维中仍继续使用包工办法来压榨工人。
       在采取包工办法剥削工人的同时，也运用临时工办法压榨工人。按照丁维中的盘算：固定工人越少，厂织的开支和纠纷就越小，采用包工办法的固定工人，虽不负担他们的月薪工资，如遇生产吊档，仍要支付伙食开支，还不如雇用临时工人更加有利。因为一般的临时工人，都是遭受生活窘迫的失业者，他们为了温饱，对待遇要求不高，而工作特别卖力，又和厂里没有劳资关系。基于这些原因，丁维中从惠工开业之日起，也一直在临时工上动脑筋。惠工厂业务发展到兴盛的时候，生产工人一百余人中，固定工人仅占五分之一，整个刺刀厂五十多个工人，竟没有一个固定工。丁维中尝到了雇用临时工的甜头，竟经常洋洋得意地说，这是对工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最好办法。
       丁维中玩弄包工办法，表面上使工人多收入一点，但又诱惑他们入股，以掩盖劳资矛盾，扩大剥削。远在合伙时期，由于工人的辛勤劳动，无偿地为惠工添置了不少机器，丁维中唯恐工人们有所要求，就考虑到收买他们的阴险办法，故意玩弄花招，说工人们是“惠工厂的开国元勋”，是“劳苦功高的基本实力队伍”，说他们有权入股，享受分红权利，并同意他们由工资内扣缴股本。这样，几个主要师傅就上了圈套，参加入股，尽全力替惠工厂添制机器，积累资金。丁维中表面上又和他们打得火热，问寒问暖，假意关怀，装做既斯文又厚道的样子，因而，一部分工人曾经受其迷惑，还认为他和一般的市侩不同。
       工人们用血汗换得的工资，被丁维中诱惑入股以后，他们的股本犹如石沉大海。惠工厂自改组为公司以来，丁维中对于股权较大和必须依靠的股东除巧作安排或分给红意外，并利用董事会
       的决议，借口业务正在发展，暂不分红，由他握在手里，任其支配。工人们的股额，由一万七千元升值为四万二千元，继又升值为八万四千元，也一直被丁维中控制着，弄得他们没有丝毫过问权力。一九四三年，“工人代表”袁坤被排挤离开厂时，丁维中迫于形势，虽将股东名册中的“工人代表”取消，改为各立户头，表示入股工人都有股东权利，但事实上，他们连任何一次股东会都没有参加过。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洗正言、董长富由于还乡，请求退股，丁维中竟将他们的股权收买。每人退还法币一万二千元，仅能买大米一石。这时候，其他工人虽也想援例退股，但见多年血汗积蓄，业已化为乌有，还不如干脆放弃了事。
       为战声中，业务急转直下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进一步按靠美帝国主义，大量引进美货倾销，摧残民族工业。重庆的机器工业处于这种情况下，原来计划开办的工厂停止进行，承制政府机器订货的工厂被取消合同，整个机器工业面临严重危机。惠工厂一直以接受国民党政府的订货为主，经济周转主要依赖订金，而且历来都是“寅支卯粮”维持生产，当时，订货一经停止，经济上便立即出现困难。特别是战时生产局中止的——批判厂任务合同，使惠工厂已经购进的材料呆滞无用，遭受巨大损失；同时，厂里的固定工人急欲回乡，纷纷要求遣散，虽然根据“包工办法”对于工人的遣散可以不发工资，只给路费、伙食，但仍是一笔较大的开支。丁维中为筹备复员的支付，只得被迫先后卖给物资局车床、刨床、铣床共十余部，部分机器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也被套上了交通银行或者农民银行的牌子。
       惠工厂的境况急转直下，丁维中感到前途岌岌可危，经过他和我以及陈元章等反复研究，考虑是否将惠工全部结束，或者全部迁往上海生产的问题。最后确定先到上海找立脚点，陆续相机
       迁沪。这时候，接收上海敌伪工厂的经济部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原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的人员，丁维中通过张传绪的关系，结识了接收上海敌伪工厂的主持人康太洪，并进行贿赂，和他大拉关系，又通过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颜耀秋的推荐，惠工厂取得了优先采购敌伪工厂的资格，而且指定陈元章参加到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复工委员会”去工作。最后，在送买各半的情况下，惠工厂用贷款优先采购了敌产兴亚缝纫机厂，改名为上海惠工缝纫机制造厂。由于维中任经理，陈元章任厂长。
       丁维中在上海找到了这样的立脚点，计划集中精力经营沪厂，对于重庆厂及它留深盛机、铣床、车床、钻床、牛头刨床各一部，由留守兵庆的职工接些零星修补业务维持生活。准备把其余的机器全运上海，仍然恢复工作母机的生产。后来，他看到上海的机器制造工业与重庆一样受到外货倾销的影响，业务萎缩，困难重重，乃又决定暂分沪、渝两地经营，重庆厂由我全面负责，相机行事。
       一九四六年，重庆工商凋敝，市面萧条，工厂纷纷倒闭，惠工厂虽然只剩下职工七人，也找不到业务。这时大型机器厂正热衷于拆迁东下，生产落于停顿；小厂又限于技术条件，大都不能制造机器。由于卷烟工业的畸形发展，卷烟机的修配和制造业务给惠工厂带来了一段时期的喘息机会。从这年夏季起，将近两年的时间，重庆惠工厂的业务，除了利用股东的关系承制过天原化工厂的一部搞泥机以外，全是修配和制造的各种卷烟机。这时，我仍然沿用丁维中的传统故伎，对固定工人用点工办法，如果业务需要，才根据情况雇用临时工，迄至一九四七年，曾雇用临时工十余人，算是惠工业务回升到了顶点的时候。丁维中在上海眼见缝纫机业务和其他机器一样受到外货摧残，沪厂的经营越陷越深，弄得焦头烂额；以为渝厂业务却有好转现象，仍计划沪、
       渝两地同时并进。为了适应重庆厂的需要，曾派他的同学黄元龙由沪来渝专搞技术，让我主持行政，幻想旧梦重温，使惠工得以复苏。哪知黄元龙来到重庆之际，恰是卷烟机业务衰落的时候，订货绝迹，产品滞销，惠工厂的几个职工，连伙食都难以维持。
       延至一九四九年，惠工厂基本上陷于停工状态。我处在那风雨飘摇之中走投无路，曾经几次想出卖机器，关门歇业，但出卖机器无人问津；同时，业务断绝，借贷无门，惠工厂的几个职工，只能看着那些废铜蓝铁发楞，每天吃两餐稀饭和几根泡菜度日。拖到同年十一月，匪庆获得解放，惠工厂才免于倒闭，得到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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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作者= 页数= 1 7 8 S S 号= 0 出版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