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江县县委委员会 合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
       太平天国事一百四十年
       中国共产党成之七十年
       谨以此册内
       第十辑
       合江县文史资料选辑
      
      
      <297.105.22
       14.10
       顾问：颜蜀南 刘纪铭
       主 编：曾昭明 副 主 编：尚文焕 袁赤昌 丁国琼 责任编辑：吴鹏权 张学廉 校 核：孔紫福 姜德英 张 殷 赵怀蕴 黄思荣 赖培东
       封面题字：宋宏明
       封面设计：谢跃莲
       内部资料
       合江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辑
       主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合江县委员会
       编印：政协合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合江县县志编审
       印刷：合江县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9 印数：2000 时间：1991年7月1日 字数：117千 邮编：646200
      
      
       内部报刊准印证，泸市文新出图（01）字第003号
       目录
       艰难的历程 巨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合江的七十年……冯大莲（1） 刘纪铭
      合江党组织在各个历史时期开展统战工作概况 （1928—1950）……野 萍 王健聪（11） 四川省合江县农民状况……天 培（24） 隋润百传……华 林（28）
      ——一个忠诚的革命老战士
      ——怀念李大章同志……杨献珍 朱穆之（46） 杨 超 杜毓沄 陈 浚
      贾若瑜将军的革命历程……柳 四（54） 我走过的路……贾唯英（71） 我平庸的一生……马 丹（113） 我追求之路……王腾波（117） 辛亥革命江起义……廖士元（141）
      部分书刊关于合江籍
      同盟会员的记述摘录……廖士元（152） 廖希贤传略……拾 源（158） 同盟会员金丽秋……宋蜀琴供稿 朱花朝整编（167） 太平军转战合江始末……喻亨仁（173）
      
      
      
艰难的历程 巨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合江的七十年
       今年七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日子，他一成立，就对合江产生着影响。合江是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早的地区之一，大革命时期即建了党组织，迄今已有65年的历史，在合江党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时候，回顾我县党组织的战斗历程，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承先启后，继往开来，革命斗争源远流长，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勇往直前。
       地下艰苦的斗争 终于迎来了解放
       地处长江、赤水、习水三江汇合口的合江县，物产丰富，人民勤劳，交通方便，商贾云集。二十年代初，驻合江县的川黔军阀间官吏相互勾结，争权夺利，连年混战，拉兵拉夫，预征钱粮，盘剥人民。地主豪绅压迫剥削，民不聊生。全县人民过着极端贫困，毫无民主权利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的反帝“五·四”爱国运动取
       y5.(2)306
       得了胜利，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干部上作了准备。在其影响下，合江人民开始觉醒，穆青、李大章等有志青年，于1920年底，远涉重洋，奔赴国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成立后不久，1922年1月，革命先驱恽代英，率领川南师范学校师生巡回讲演团来到合江，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梁业广、汪良杰、李元杰等一批青年受其影响，先后考入泸州川南师范，泸县职中等学校读书。在恽代英、肖楚女的培育下，曾润百、陈江、李元杰于1922年首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SY），紧接着于1922年底曾润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梁业广、金翼生、汪良杰、韦凤阶、肖世齐等也先后在川南师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梁业广、金翼生、韦凤阶、王诚意等还被输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及黄埔军校学习，韦凤阶、王诚意等在广州暴动中光荣牺牲。
       在大革命时期中，1924年，重庆革命先驱杨闇公即用书信同合江联系，1925年杨闇公又派谢独开到合江王场帮助王学希办民团；杨闇公任重庆党组织领导期间，再派共产党员李元杰回合江帮助王学希抓枪杆，支援广州革命政府。王学希在重庆党组织的培养帮助下，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积极办好民团，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了有益的工作，被拥戴为县民团大队长，后为毗邻五县、十县、十三县联防大队长。根据王学希对革命的表现，党组织于1925年吸收他为中共党员。后成为合江党组织负责人，时有党员6—7人。1926年9月发生了英帝军舰炮轰万县城的“九·五”惨案，他组织
       各界人士成立“儿·五”后援会，发动群众举行抗议英帝罪行的斗争，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王学希依靠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以民团为实力，积极配合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行动。并同当地军阀、政变作斗争，减轻了群众挨役捐税的身担，得到广大基本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27年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驻合黔军军阀侯之担同当时合江县长彭启锺共谋，于1927年4月25日将王学希捉拿杀害，剖腹挖心，惨绝人寰。中共合江党组织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在土地革命时期，根据中共川南特委的指示，重新建立党组织。1927年2月在刘伯承主办的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任教官的梁业广，因起义失败返回合江，于同年暑假约兼川南师范入党的汪良杰、李卓吾、王新禄等在合江县城长江对岸的五通庙秘密聚会，讨论建立合江党组织问题，1928年春，经川南特委批准，正式成立合江县特别支部，书记梁业广，组织李卓吾，宣传金梁生。1930年春，鉴于合江党组织在赤水县城“平民夜课学校”、赤水兵工厂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团员，经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决定扩建为中共赤（水）合（江）特别支部。1933年上半年，因泸县中心县委遭破坏，加之九支四高“择师运动”的影响，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党组织被迫转移隐蔽。下半年，中心县委先后派了文功元、喻明华、曹德渊等来合江、赤水清理整顿组织，成立赤（水）合（江）党团特区，书记黄汝念。于冬季上级又决定赤水、合江分别建立特别支部。合江特支书记梁自铭，组织
       邓友清，宣传社万益、邓子久。此时有党员100多人，6个支部。在这个时期，党的组织发动工农开展工运、农运，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准备暴力行动，进行抗租斗争，在学校传播先进思想，发动学生求进步的斗争取得胜利。在艰苦的斗争中，1934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党的特支书记梁雪铭等8名共产党员被捕牺牲，其余党员分散隐蔽，活动暂时停止。为了在川黔边境发动农民武装起义，牵制反动武装，支援红军长征。1934年底，泸县中心县委先后派杨其生、李亚群来合江清理组织，组织“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队”，1935年3月发动了震惊川黔的石顶山农民武装起义，牵制了敌人，支援了红军长征。起义坚持了一个多月，终因寡不敌众，遭至失败。总指挥杨其生和队员黄纯伍阵亡牺牲，其余各自隐蔽，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党组织活动停止。贾一平等党员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队伍。追求革命的青年王腾波、贾唯英、罗公平等外出读书，寻找革命道路，终于奔赴延安革命圣地，为革命贡献了一身。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春，上级党又从重庆派刘光星来合江，在县城建立了支部，支书刘光星。同年夏，泸县中心县委派孔祥钦回合江清理党组织，并发展了成善谋等一批党员，成立了中共合江县特支，书记孔祥钦，组织刘光星，宣传陈相如。1941年初，泸县中心县委决定成立中共赤（水）合（江）临时联合县委，书记单文光，组织雷雨田，宣传刘腾珊。这个时期有党员60多人，有支部3个。这个时期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揭露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假抗日，真妥协；假合作，真内战的阴谋。扩
       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日胜利作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了揭露“皖南事变”的事实真相，挫败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中共苏、合临时联合县委领导人雷雨田和党员王开志、沈际昌等，在苏水、合江大量散发“皖南事变”真相的传单，发赤水的传单由王开志在合江投递，发合江的由沈际昌在苏水投递。由于时局变化，遵照中央对白区工作实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暴露”的方针，上级先后将领领导人调走，党员转入隐蔽，单线联系，后与中心县委失去联系，党的组织活动又停止。
       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建国前合江党组织最活跃时期。先后有川南工委廖林生，南澄工委裴晓清、胡晓风，以及川康特委马岚党组邓开新在此交错活动，唯川南工委活动时间久，范围广，发展的党员多。并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经历了中心区建设阶段，演变为中共合江县委，书记刘维实，组织邓应祺。后改建为中共合江临时县委，书记陈以承，组织邓应祺，宣传吴叔均。至合江解放为止，全县有党员1000多人。临时县委下属有中心区委2个，分区委5个，特支或支部41个。在这期间，开展了抓组织、抓政权、抓武装，发动群众抗厂、抗粮、抗捐、抗税和护城护厂的斗争。在这段斗争中，冯天培、何定信被敌人杀害，金奚生等6名党员和7名革命群众被捕入狱，这并没有吓倒共产党人，而使革命的斗争信念更加坚定。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迎来了解放。
       合江党组织在地下斗争的23年历程中，道路是曲折的，损失是严重的。在国民党几次反共高潮中，合江党组织遭
       到四次严重的破坏，致使王学希、杨其生、梁自铭等党的领导人和一些共产党员惨遭敌人杀害。众多的共产党员、革命者遭受敌人刑狱折磨。虽然如此，但由于合江党组织一建立，就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爱民民主人士，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他们协助上级党重建合江党的组织，帮助党组织开展工作，营救遇难的革命者，同合江党组织一道，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战斗历程，终于于1949年12月3日带领群众，载歌载舞，在爆竹声中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合江。从此，结束了合江党组织地下斗争的历史，跨上了执政地位，领导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新合江。
       辛勤建设42年 合江在前进
       1949年12月30日，中共合江党组织---县委公开建立。从此，担负起神圣的执政职责，在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等重任，中共合江县委领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各个时期带领广大群众，经过42年的辛勤工作，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使合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建国后的42年中，中共合江县委根据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对党的建设的要求，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建设，使各级党组织形成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
       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0年将合江当时的
       129名党员组建13个支部（注：1950年年终统计，未包括农村党员），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征粮、剿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民主建设和抗美援朝等工作。1951年底1952年初，按照中共中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的精神，整顿各级党组织（包括地下时期的党组织），对全体党员进行党员8条标准的教育，解决了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问题。1952年秋，按照“积极慎重”的方针，坚持党员标准，开始公开建党。在机关和农村中发展了一大批经受住考验的积极分子为党员，当年党员数达到985名，建立了100个党支部。全县132个乡，只有两个乡无党员。从1953年开始，县委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提出了：根据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要求，各级党组织本着“积极慎重”的方针，切实保证党员质量的原则，结合中心工作，有计划有领导的分期分批发展党员的指导思想，将在统购统销、“一化三改造”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经过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把够条件的分子发展为共产党员。1956年底，全县有党员5731名，建立了基层支部382个。由于党员队伍扩大，基层党支部增多，为适应党的组织领导形式，各乡建立了党的总支部。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66年底，党员发展弱8264名，建立了628个支部，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84个乡（镇）党总支改建为党委。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合江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党组织停止了活动。1971年5月经中共合江县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委员会，继续开
       展组织建设和发展党员的工作。1976年底，全县有党员13885名，建立党支部714个，基层党委72个。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县委认真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县委领导同志亲自调查研究党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新路子，针对有的党组织领导人抓经济工作认真，对党的建设写挑的情况，要求各级党组织书记必须亲自抓党的自身建设，否则就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针对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后，如何抓好党的建设的新问题，又提出“转轨、定位、创新”的指导思想，紧紧围绕商品生产，发展生产力进行党的建设。在这个时期中，按照新时期党员标准新内容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990年底，全县党员数达到20373名，占全县总人口的2.5%。从有利发展商品经济，又便于党的组织活动出发，调整了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党支部增加到1045个，壮大了党员队伍，组织设置更加合理，各级党组织在各条战线上起了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1990年，农村带头勤劳致富，带领群众共同发展商品经济，带头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党员，占农村党员总数的86.6%。全县上下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齐心协力振兴合江，使合江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获得了很大发展。
       解放12年来，中共合江、万县县委根据党中央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领导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肃清了反革命土匪武装，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打退了资产阶级的
       猖狂进攻，恢复了国民经济，完成了民主革命最后的任务。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初步的按劳分配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维护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保卫和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了一批以服务农业为主体的工业企业，使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有所增加。对农业，改革耕作制度，改善生产条件，推广先进技术，使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加强了交通运输建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发展商贸，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促进了全县两个文明建设。致使合江党的建设工作走在全市的前列，精神文明建设是四川省先进县之一，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占有名次。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认真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1990年的国民经济发展，同建国初期相比，是成倍的增长：工农业总产值4.0473亿元，增长5.69倍；其中农业总产值2.9729亿元，增长4.43倍；工业总产值1.0744亿元，增长17.46倍。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了22.74%。粮食总产398895吨，增长2.57倍；人均产粮1020斤，在耕地减少，人口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增长1.21倍。其他工业、交通、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产品增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合江就不会有如此的变化。
       合江党组织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虽然出现过一些挫折和失误，但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
       建立起来，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秩序是稳定的，为振兴合江打下了基础。在今后的岁月里，合江人民将在中共合江县委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继续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振奋革命精神，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二、三步战略目标奋斗。
       刘纪铭 冯大庸
       一九九一年三月
      
合江党组织在各个历史时期开展统战工作概况

       (1928—1950)
       王健聪
       合江县1926年前就有共产党的活动，1928年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
       合江县党组织按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要求，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以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在白色恐怖下，广泛结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达到了化敌为友，敌为我用的目的，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党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以军阀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形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1923年6月，党中央决定积极促进国民党改组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此时，合江县共产党的组织尚未建全。
       根据党中央关于“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的精神，1924年11月共产党员翟义·翟潜修）
       受上级党委派回合江组建合江县国民党县党部。1926年9月，共产党员王学希获悉英帝军舰炮轰万县市区的“九·五”惨案通电后，组织合江各界人士成立了“九·五”惨案后援会，各校学生纷纷投入抗议英帝罪行的斗争，发表宣言，通电，上街讲演，激发了广大群众反帝爱国热情。同年11月，王学希代表合江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出席了四川省国民党（左派）在重庆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学希在此期间，担任津、永、泸、隆、合五县民团联团长队，团结各县民团首领，实行抗捐抗税，受乡爱民，反对军阀的宗旨，深受各县士绅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使他所领导的这支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地钳制了驻合军阀，策应了刘伯承领导的泸州武装起义。1927年2月，赵子明先生受曾润百（中共党员）、邹华轩（党外人士）派遣到合江县先市区组建国民党区分部，县、区党部广泛开展“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宣传活动。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驻合江的黔军杀害了王学希，又将国民党左派党员赵子明逮捕，曾润百邹华轩立即将此消息报告给泸州起义军总指挥刘伯承，刘伯承急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电令黔军释放了赵子明先生（当时宁汉尚未分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人民政权。因此，仍然执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
       1931年春，中共合江特支为武装斗争，建立政权，决定
       开设炮厂。为掩人耳目，炮厂必须设在穷乡僻壤的地方，党旗揭穿跃（周仲华后叛变）的姑父任会江的家张涛，恰好雄落在沙坎“新店、尧坝三乡的交界处，环境偏僻，趁个别匪办炮厂的地方。由于任会江平时与共产党员吴淑均、范辉廷有些来往，思想进步，经过做工作，任会江欣然同意在他家办炮厂，还为开办炮厂捐助了一部分经费。
       1933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在关于十月革命十火周年纪念的决定中，号召“加紧领导扩大群众反对剿赤捐及一切捐税，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去广泛发动抗捐斗争”。并号召“扩大农协组织，普遍以各种形式武装农民……布置地方暴动，创立苏区”。合江特支据此精神，迅即在农村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充市、新店、尧坝一带建立了六个农民协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抗捐、抗税和吃大户的斗争。
       1934年，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杨其生与中共合江特支梁自铭研究发动农民暴动，动员中共党员冯云森打入国民党先市精选中队抓武装，并担任二分队领导职务。杨其生还与五通精选中队长赵欲樵结识，共同策划武装起义。
       1935年2月，红军在川黔边境土城一渡赤水河，拟在泸州宜宾间渡江北上，中心县委为了抓紧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奉调川军，以利红军北渡长江，“决定派杨其生（杨明善、何三哥）来合江石顶山担任军事指挥，协助李亚群准备武装起义。李、杨二人通过邹华轩，联络了赵欲樵、袁崇杰、赵世成等组成了骨干力量。起义订于3月10日晚举行。五通掌握该乡武装的赵欲樵按时就地率部起义，与精选二分队会合
       后，连夜开拔到石顶山，会同杨其生、冯剑魂所率精选三分队和新组建的乌枪队直奔赤水县大同夜袭区公署，全歼当地反动武装，缴获步枪30余支，马刀7把，子弹2千余发。电话机一部，区丁纷纷投降。石顶山同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暴动，以图牵制赤水合江等地反动武装，减轻我红军战略转移的阻力。
       3月11日，赵欲樵、冯剑魂、杨其生、王合廷（苗族）三支起义队伍，在石顶山的月台山大庙里胜利会师，为了打击封建势力，发动农民群众，决定公审恶霸地主刘丕平。
       3月12日上午，李亚群、杨其生在月台山召开500多人的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刘丕平。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拍手称快。会上，还宣布成立“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队”。杨其生任队长，李亚群任政治委员，赵欲樵任政治部主任，任圣林任组织部长，赵世成任宣传股长，袁崇杰任后勤股长，向玉章任总务，邹华轩任总交通，游击队共有200多人，经整编为两个中队。一中队长冯剑魂，二中队长杨其生兼任，另建两个赤卫队，第一赤卫队长王合廷，第二赤卫队长谭予清。
       党组织发动党外朋友和农民群众开展这场武装斗争，后来虽然失败了，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反动武装力量，支援了红军的战略转移，并在川黔边区产生了深刻的革命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从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0年底，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庆）总结抗日战争两年来工作时，根据中央对白区工作方针，提出：“要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党的领导机关要熟悉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情况，善于估计形势、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互相配合（不是暴露）”。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要勤业、勤学、勤交友，开展统战工作”。
       按照这个精神，党在合江的主要任务，就是采取各种方式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6月，中共五通乡党支部为做好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激发各界人民的爱国热情，通过五通黄氏小学的进步教师、进步青年学生和社会各阶层人士，成立了“五通乡抗敌后援会”。推举有社会声望的陈念生为主席，黄天如、黄馨、李正培为副主席，李光荣为名誉主席。“抗敌后援会”组织学校师生深入乡村向群众演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抗日英雄刘三爷》、《难民闹街》等抗日话剧，选场和个别晚间还组织上场演出，开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抗日”的募捐活动，有的农民老大娘把卖鸡蛋的钱捐献出来，慰问前方杀敌战士。爱国情景，十分感人。
       五通党支部书记冯剑魂为在各种团体和军队内部广泛结交朋友开展统战工作，将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抗日宣传和交朋友用费，发动各阶层人民，为抗日救亡而奋斗。
       1939年，孔祥钦负责组建党的合江特支。11月，为了贯彻党中央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方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战，真反共，假抗日，真妥协，假合作，真内战”的阴谋。各江特支培训了一批党员，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政治和抗日政策教育，以便在党外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49年夏，孔祥钦在治城镇小学任教，三动团结教导主任罗弼等党外人士，通过校长胡元烈的支持，在学生中组织抗日宣传队，进驻滨江主场等地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主张，胡元烈也参加了宣传活动，受到各界人士的拥护和支持。
       同年8月16日，日机轰炸合江县城，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党特支书记孔祥钦立即主持召开会议，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滔天罪行，深入发动群众，把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推向高潮。会议决定，通知女中党员胡伟君、卢秀明、罗骥等，把该校“洪波歌咏队”组织起来，开赴街头宣传，控诉日寇罪行，宣传群众加强防空观念。孔祥钦当日回到学校，把暑假补习的学生也组织起来，在马街、城里和乡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由于党组织掌握的几个宣传队，推动了城乡的抗日宣传活动，激发了各阶层的抗日救亡热情，出现了有镜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热潮。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打倒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解放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全民族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合江党组织采用各种方式，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农民群众、国民党党政上层人物等各阶层人士中做了大量工作。
       1947年秋，南浩工委派裴既清回合江，利用其父亲裴禹皋的社会声望，广泛党员的工作。裴禹皋还帮助来合江的津、秦特支副书记胡晓风及其同来的两名地下党员在合江安置工作。裴的家就成了南浩工委的联络站。胡晓风在合江师范校工作期间与校长胡元烈交往很好，以后来合江六名地下工作同志都得到胡元烈的接待和工作安排。
       胡晓风及其在台师的地下党员，在学校团结进步教师，利用课堂和课外活动，教唱革命歌曲，排演进步戏剧，开展形势讨论，对师生进行革命思想启迪。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1949年春节，胡元烈借春节之机，请来李仲篪、贾学登、何肃雍、夏亮工等头面人物，叫胡、向作陪，席间，李仲篪等提出国际、国内局势，共产党的政策等问题，胡、向以学者身分，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解答，在一定程度上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指明国内局势发展的趋势，解除在场者疑虑。冯剑魂还打入国民党、地方保甲、军事团体内部，培养革命力量，发展党的组织，把枪杆子掌握在党的手里，为建立我党地下武装打下了基础。他还在合江上层广交朋友，与参议长
       何肃雍，联防大队长施宅三，祝捐稽征处副处长贾学登，县党部书记长李仲镜等头面人物均一一趁好关系，建立友谊，达到化敌为友、敌为我用的目的，以致后来冯剑魂遭逮捕得以安然脱险，使党的组织免遭破坏，保护了党的力量。
       1948年夏，中共川南工委在合江大井邹正均家召开扩大会议。各片区负责人和廖林生、周平、刘维实、黎有章等1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加强农村工作，组织武装斗争，以配合解放战争的精神，研究了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准备武装起义和加强党的统战工作。会后，党员刘明后、赵超凡根据中央上述精神，提出“抓组织、抓政权、抓武装”三抓和“抗丁、抗粮、抗捐、抗税”四抗，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口号。他们在真龙乡，乡村政权选举中，积极参加选举，中共新店分区委委员赵超凡，真龙支部书记丁永昌，分别被选为副乡长，乡队副，通过与乡长王汉伯、乡民代表主席胡俊卿交朋友建立友谊，又组织党员个人参加地方选举活动，使乡、保、甲的基层政权和地方武装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在白色恐怖下形成两面政权，开展“四抗”斗争，后被誉为合江的“小陕北”。由于党在真龙乡的统战工作做得好，当伪县长带领人马去该乡清查共产党员时，乡长王汉伯当面拍胸膛向伪县长保证没有共产党，保护了该乡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
       共产党员陈相如又与合江国民党上层人物赵鹏举、董辟耀、陈秋农、赵帮文、周健夫、晏兰谷、李灼文、付中培、陈尚卿等先后分别一起办合作社，撑“兰交”，搞好关系。1947年，罗蕴琦从重庆返回合江，告诉陈相如：“重庆空气
       紧张，国民党到处抓人，我回合江潜伏，储备力量，迎接解放。要进一步打进反动组织，找个职业单位，重庆还有人来合江需要掩护。”陈相如即将罗蕴琦介绍给赵鹏举（三青团主任）、黄群佩（三青团秘书），由赵、董介绍罗蕴琦参加了三青团，并任“大中报”合版编辑。使罗立住脚根，后来活动到凤鸣小学校长合法身份，多次为中共重庆沙磁特支书记吴学同派来合江的地下工作同志在该校安插职业，掩护革命工作。有人检举到赵鹏举处，赵也置之不理，不予追究。
       在合江党组织的领导下，1948年合江女中以冯海萍为代表的发动学生开展的学潮，1949年上学期，合江县中学以革命学生周志鹏（民青社社员）为代表组织的多次学潮反对当时学校当局专制独裁的斗争，均取得了胜利。
       1949年6月，吴孟辉、邓国荣由重庆地下党派来合江，邓国荣通过吴孟辉同吴措堂的关系，进入正强学会举办的暑假中学生补习班任教。结识了王天中、吴壮飞、何东舫等一批上层知识分子，邓国荣在补习班因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合师校教师马长润发觉，安全极成威胁。邓国荣不但不回避，反而镇静勇敢地与马长润交朋友，按照绝不暴露组织秘密的原则，推心置腹，大谈国是，与马建立了较好的友谊，以致马长润悄悄向何东舫推荐，去找合师附小学校董庭显为邓国荣安排了工作，邓国荣获得了正当的社会职业，为开展革命工作解决了合法身份。
       1949年8月底，中共泸县马岚党组派马岚到合江开会传达党的指示：“全国即将解放，党在国统区工作的重点应从农村转入城市，加强调查研究，护城护厂护校，保护报社和
       策反工作，要加强党的统战工作，以迎接解放”的精神后，参加开会的邓开新、邓国荣、王能仁、唐明、吴励中、周志鹏、谭学文、周璞、滕祥徽……等，按照传达的精神，分头开展工作。吴孟辉、唐明、吴励中在1949年暑假中，创办符阳中学时，极为重视团结上层知识分子，了解到吴缨卿（农工民主党党员）对吴宇同在政治上的信赖关系，吴缨卿又具有袍哥总舵把子身份，便请他担任符阳中学校董事长；由王地中（武汉大学毕业）、吴揖堂（复旦大学毕业）出资，分别担任正副校长，开办了符阳中学，使一批入校学生接受进步思想教育，团结了吴又伯、黄树槐等一批知识分子和进步教师，还使从重庆陆续转移到合江来的同志在校得以安置工作。这所学校为合江解放后开展工作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建国初期
       解放后，合江党组织更加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1949年12月3日合江解放的当晚，中共党员邓开新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合江县临时革命政务委员会。邓开新在会上强调 \( ^{[1]} \) 统战工作在解放后各项工作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临委会的人事安排上也作出具体安排，特别选定贾学登为临委会副主任委员，他是合江县新派领袖之一，哥老会舵把子，伪县府经收处主任，他的胞妹贾唯英是我党老地下党员。合江临解放时，县上头面人物纷纷离城，唯有贾学登不但留在家里，还代表社会贤达去马街迎接解放军进城。这样一位人物作为临委会副主任委员，在上层人物中有一定影
       响，对平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为宁团结力量，临委会广泛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其中有中共党员陈力遂负责，获职校校长江农圃和文伯伦同志组织的宣传一组合中的夏禹帆、梁德润、祝心如、张继涛和农职校的一些同学。有中共党员裴既清负责的宣传仁组中的王智贤、罗亮、吴善湘、刘开永、李齐民、孙先弟、李家宜、黄继强、陈自超、吴俭金、祝瀚如、蒲味书等。这两个宣传组经常活跃在街头，为群众演唱革命歌曲，宣传《共同纲领》，安定了社会，教育了群众，鼓动了支前工作。
       为了掌握报纸，发挥舆论工具作用，决定由邓国荣（邓大同）接管《民报》，改名《合江人民报》继续出报，周璞负责副刊编辑，谭学文负责经理，他们三人与原《民报》人员团结合作，刊登军政布告，为了帮助原《报社》人员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他们三人不领工资，使原有人员增加收入，更激励了全社人员的工作热情，积极按时出报，在宣传我党我军政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合江人民政权建立后，为了社会的安定，根据中央指示，必须收缴原国民党地方武装。这一工作十分艰巨，稍有不慎，可能随时引起武装冲突。为此，县成立了治安委员会，陈凤璋县长任主任委员。特邀有较高社会影响的裴禹皋、何肃雍、蒲剑鸣任副主任委员。治安委员会的首要工作是收缴国民党地方武装。合江县的武装由赤、习、津、合四县联防大队长施宅三和县自卫总队付丰映辉两人掌握。通过党的朋友邹华轩与施宅三要好关系，共产党员冯剑魂和邹华轩做好施宅三的工作，携带全部枪支弹药到合江县人民政
       府投诚。受到政府的热情接待，并将其武装改编为自卫队，后来多次配合解放军清剿土匪。还协助政府做其他地方武装头目的投诚工作。对韦映辉，政府则通过裘禹举、黄树柏等的关系，由冯剑魂同志出面向韦映辉宣传党的政策，交出了部分枪弹和电话机两部。先滩乡廖荣禄联系县参议员，解放初就靠拢人民政府，也受到贾学登、施宅三的影响，经施宅三介绍同冯剑魂认识，由冯给廖稿做工作，即将所掌握的武装，连同招抚张云的武装全部随同解放军一道击溃土匪后，到合江向人民政府报道。中共泸州地委书记杨超，中共合江县委书记邓自力在廖荣禄来归的当晚，冒黑骤小舟去驻地看望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翌日，杨超同志又单独接见廖荣禄，并亲自主持召开欢迎廖荣禄的大会，气分隆重，场面热烈，川南日报及时报导了廖荣禄的义举，大力宣传政府的“剿匪统战”政策，对分化瓦解土匪武装起到很大作用。
       为贯彻对土匪武装的政治瓦解和军事清剿相结合的政策，县里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通过代表会向全县宣传党和政府的剿匪统战政策。由于各界人士协助政府做工作，短期内就清清了土匪武装。
       中国共产党已建立70周年了，回顾党在合江的统一战线工作是成功的。民主革命时期，各阶层人民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奋斗，使革命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当革命遇到失利的时候，革命力量得到党外朋友的掩护和营救，保存了革命力量，组织再斗争，直至迎来合江的解放。合江解放后，反动残余势力猖獗的时候，又充分发挥各阶层人士的力量，协助党和政府配合军事清剿开展政治瓦解工作，很快肃
       清了土匪武装，从而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政权，顺利恢复了国民经济。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合江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这些表明，中国共产党克敌致胜的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工作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今天，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党的统一战线定会发出更加鲜艳的光辉。
       本文资料来源：
       1、《中共合江县地方党史资料》（第一、二辑）
       2、县政协编《合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八、九辑）
       3、《合中校志》
       4、罗明开、王能仁、唐明、邓国荣合写的《1948—1949党领导下合江外围组织概况》
      
四川省合江县农民状况

       天 培
       编者按：天培，是恽代英同志的笔名之一。一九二二年一月，恽代英同志在泸县川南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时，曾组织了一支川南师范师生巡回讲演团步行到隆昌、内江、自贡、富顺、合江等十余县的农村作巡回宣传，向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与此同时，还开展了社会调查。《四川合江县农民状况》一文，就是恽代英同志带领巡回讲演团到合江进行宣传和调查后写成的，一九二四年三月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本文是四川较早的一篇农村调查材料，对我们了解统一汉国内革命战争以前的农村状况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一、雇农
       农民受雇于农家的，其生活与劳工略同。他们每年工资三十串至五十串不等，以其工作之优劣为比例。然而他们的工资，总是不能养活一个妻子。
       二、佃户
       地主与佃户：田上均为地主所有。农民用钱以佃于地主，是为佃户。佃户必先有稳租银，（押租）始能得田耕种。每年秋收后，佃户必纳租谷若干石于地主，所余之谷，
       即佃户所得。其所得之多少，以稳租银之多少为比例。（大约稳租银一百串，可得余谷三石至七石不等；以地土之肥瘦，须劳动力之多少，各地之时价，及佃田时之状况不同而定）。有时农民受他逼迫，（或人口过多，或不能为他种职业等），必须佃田，又恐没有田佃，故自愿多出租谷稳银。现在入烟日密，佃田者日多，地主亦易乘时要求贵价，故佃田者日益苦痛。
       稳租银与租谷
       地主所收之稳租银与租谷，据现今观察，大约每年有增无减。他们或加稳，或加租，故佃户之所得愈少。若加租，则佃户须多纳谷于地主；若加稳，则佃户暗中受了稳银利息的亏损。
       地主既加增稳租银，佃户自己之银不够，有时须借之于富家。此等借款，每年每百串，付息谷一石至二石不等。但穷人借钱，利息特贵，有付息至谷三石四石者。因此之故，佃户于六七月之佃田时间，终日忙碌，一则恐无田佃，一则恐稳租银不足，不能佃田。出重利以借钱作稳的人，在秋收后，除租谷付息而外，所剩无几，不足以供人口之需，这样的情形，势必负债。既负债，又必付息。既又加付息，则次年所负之债，必更多。故一经负债之后，则必日益穷困，以至不能生活。现在此种现象日多一日。
       压田者与佃户之关系
       有种小康之家，将钱生息，则恐负债者，不能偿还。于是想出一种稳固之法：送用重稳银以佃田，使用轻稳银转佃于农民，而多索租谷，他在其中贴稳银，而赚租谷，大约再
       贴稳银一百串，可赚租谷一石至三石不等，是为压田法。现在“田园会”盛兴，有每年收数百两者，或收数千两者，无不将此银压用以生息。于是田之需要愈多，而田主意高其价；佃田者遂愈受其毒。
       佃户之种类
       富佃户：佃户非一概皆苦。有银钱甚多者，可广佃田土，雇农夫工作。他除租谷、工资、公粮（练费军饷及一切用费）而外，亦有余剩之谷。……尽农夫一人，可耕田二十石，每人每年工资与伙食大约共只需谷六石。又佃二十二石田，大约要稳租银二百串，每年纳租十石，亦可赚谷四石。若有钱二千串，则可赚四十石。
       人口多之佃户：有妻室儿女太多的，每年之衣食费，亦甚多，而耕种又必须器具费（制犁锄等费用），此外还有人情客往公款等，故他们每年之所需甚多。但他们所有金钱若太少了，佃田无多，则所得亦无几，必感恐慌极了！
       穷佃户：有无一交钱的，全赖借钱以佃田，则尽其力所耕之田，每年除租谷付息而外，只够一人之衣食零用而已。他实在只是为养活自己，帮田主与债主做了牛马的工作。
       佃户之生活
       凡非富佃户，每感戴其田主，因为田主有佃田之恩的愿故。他们又无不效劳于田主，希冀田主，来年仍佃田与他，他可以（一）免迁移之费用。（二）免佃田之困难。凡佃户之脱佃，无非由其田主已另招新佃，故田主骄傲，而佃户只得满面承欢。
       凡佃户之家，无不男女老幼皆作工，且作工甚勤。有六
       十余岁之老年，十岁之儿童，皆不免作工，推所作稍少耳。他们的衣食无不极俭，有终日三餐熟粥，终身尽穿破布衣脏的。惟富佃户则不然。
       佃户所居之房屋，皆系田主所有。田主决不修饰房屋以典佃户之居住，而佃户以不肯为主人增修，故其居处少有适宜的。
       以上所述皆近年之现象，若在以前则不然，前日之佃田的，如不嫌赌，无不足衣食，如俭啬的，还可以积而成富。现在生活程度高，佃田者亦多，故佃户日渐困难。
       本文原载《泸州党史研究资料第11期》
       曾润百传
       《曾润百传》编写组
       执笔：华林
       选辑编者按：《合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3年）中，曾选载曾润百堂弟曾良图撰写的《曾润百烈士简介》和曾润百在川师的同学王介平撰写的《深刻的印象，难忘的记忆》两文。由于两文着笔较简，特将《泸州党史研究资料》第七期中所辑《曾润百传》转载于此，供对照参阅。
       曾润百，是泸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也是早期川南学生运动的杰出领导人。1928年，他在万县策动兵变，不幸被捕，惨遭军阀杨森杀害，时年26岁。曾润百短暂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用青春的热血在泸州和四川地方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代英领路 走向革命
       曾润百是四川省合江县人，1902年4月出生在进宝乡新龙湾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曾庆堂。曾润百兄弟姐妹五
       人，他排行第四。润百幼时，父母、姐姐先后病故，他在兄长的照料下长大。父母死后不久，家境日下，弟兄四人，分居度日，每人仅靠十余石田产为生。润百从小就开始过独立生活，担起了挑水、拾柴、种菜、煮饭等沉重的家务劳动。生活过得很艰苦。他先后就学于乡里勤襄小学和合江县第一沟小。这时，他年少英俊，沉静少言，勤奋苦学，聪颖过人，为人刚正，很有胆识，遇有不平的事爱打抱不平，深受同学的爱戴。老师常夸奖他：“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他上高小不久，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消息和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潮先后传到了学校。少年时代的曾润百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心里十分痛恨帝国主义，积极参加各种宣传活动，表现也很进步。开始他只想到，中国受外国人的侵略和压迫是因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而造成的，所以他想从事教育工作，振兴国家。
       1919年春，曾润百高小毕业后，考进了泸县川南师范学校。1921年10月，我党早期革命家恽代英应聘到这个学校作教务主任，后任校长。他一到学校就着手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给学生上课时，宣传马列主义，讲说革命道理。曾润百听了恽代英讲述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史，以及上海英租界外滩公园“不准华人与狗入内”的耻辱，悲愤交集，切齿憎恨帝国主义。当他听到恽代英讲述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的爱国事迹时，他心里不胜景仰，决心要学习他们的爱国气节。当他看到恽代英非常关心学生的疾苦和成长，并常把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钱接济贫苦的学生时，他感动地对同学们说：“恽老师关心我们，真象是我们的父母兄长一
       释。”课余时，他常常向恽代英求教，摆谈他的学习和思想，从个人的家庭谈到他将来的理想。恽代英知道曾润百迫切要求进步的思想后，也常给他讲一些救国救民的道理，并介绍他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帮助和关心他的学习与进步，师生感情非常笃厚。1921年寒假，曾润百积极参加丁恽代英组织的师生巡回讲演团（即童子军讲演团），步行至隆昌、内江、自流井、富顺、南溪、宜宾、江安、纳溪、合江等县城乡，沿途作社会调查，宣传革命道理。他聆听了恽代英二十多场生动讲演，加深了对革命的认识，懂得了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有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国家民族要独立富强，只有依靠被剥削和受压迫的劳工大众起来打倒他们，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建立起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在恽代英的培养下，润百刻苦学习了文化和科学知识，认真阅读进步书刊，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参加了恽代英在学校成立的“学行励进会”、“学术研究会”等进步组织，并积极参加其活动。1922年5月，曾润百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SY），是川南地区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从此，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曾润百入团后，在恽代英和团组织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活动，当时团内分工要他去做合江方面的发展工作。因为他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不久，就把合江在川南师范读书的学生王诚意、肖世奇、李龙骥、丁其如等先后发展为团员，他还积极参加社会宣传活动。同月9日，恽代英在泸县城内领导召开了近万人参加的“雪耻大会”，曾润百担任了大会的筹备工作，组织讲演和游行队伍。会上，他以学生会的代
       表讲了话，谴责1915年5月9日袁世凯同日木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罪行。会后，他带领同学参加街头讲演活动。同时，他还担任了恽代英举办的“通俗讲演所”、“平民夜课学校”的义务宣传员和教员，对群众进行文化科学知识与爱国反帝的教育。
       1922年署天，泸县政府发生变化，驻泸军阀易人，四川军阀赖心辉的一个旅长张英（张挺生）作了永宁道尹。张英到泸县后就同封建守旧势力勾结很紧。他们对恽代英在川南师范的教育改革和革命宣传活动非常仇恨，极力想把这个学校的进步师生“连根拔掉”，他们趁恽代英去上海购买图书仪器之机，造谣诬蔑恽代英“卷款潜逃”，竟然下令撤换恽代英的校长职务，并解聘一部分进步教师，另委派顽固守旧的罗廷光作校长。这件事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这时，曾润百挺身而出，立即通知学生们返回学校，“连日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们向道尹公署请愿示威。9月1日，曾润百等人以全校学生264人的名义，向全省发出《快邮代电》，抗议反动当局搬换恽代英校长职务，指出“学校是人民公有的，学生有权选择老师”，揭露罗廷光“昏庸老朽，不堪为人师表”。为了粉碎造谣陷害恽代英的阴谋，曾润百曾多次在学生集会上讲演：“同学们，我们都知道，恽老师不仅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而且更是个有高尚道德的人。他把节省吃穿的余钱，接济我们的贫苦学生，他为人事部很受同学们的信服，他决不会把公家的钱带走的。我们决不要轻易相信谣言。”9月下旬，恽代英返回泸县，并把他买回来的东西和帐单交代清楚了。因此，同学们就更加相信曾润百，拥护恽
       代英当校长。恽代英眼看斗争已成僵局，为了保存进步力量，他向同学们表示：“只要能保存学校的新制度，在校长人选问题上，就不要再坚持了。”曾润百等一再挽留恽代英当校长，坚决不要罗廷光任职，但张英却不顾学生的正义要求，凶相毕露，竟然下令开除丁所谓同事的陈江（恽代英发展的首批团员之一）等6名学生；同时，又将恽代英扣留于县政府看守所。全校师生闻讯罢课请愿，不少师生愤然而出；四方呼吁营救恽代英。曾润百等见张英已采用开除、扣押人等镇压手段，就把学生中的骨干力量组成两套班子，进行公开和隐蔽的斗争。张英见事态日趋严重，被迫下令免去罗廷光校长职务，由他兼任，并要学生复课。张英带领当时泸县县长魏孝宽等来到学校，宣称举行开学典礼。曾润百等组织了全校学生开会，假意欢迎张英到校讲话。会议开始，曾润百首先代表学生会向张提出三个条件：（一）要留恽代英作老师；（二）学校聘请教师要经学生会同意；（三）罢课期间学生垫付的伙食费应全部归还，张英当时都答应了。可是，在正式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礼堂外面挂出了张英以道尹兼校长名义宣布开除十多名罢课学生的牌告，立即引起全校学生的愤慨。曾润百站出来质问张英说：“你刚才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怎么又开除这些同学呢？”张英感到理屈，威吓曾润百说：“你是哪个的代表？”全体学生高声答道：“他是我们的代表，是代表我们的意见的。”张英怕把事情闹得更僵，马上转向学生：“是不是你们选的？”学生一致站起来回答说：“是我们选的。”这样就把张英弄得灰溜溜的。为了使斗争取得胜利，曾润百等人组织学生一面到
       校外呼吁和宣传，揭露张英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得到了成、渝等地学生的声援，一面保护恽代英的人身安全，防止反动当局误害他。从恽代英吃饭到睡觉的生活事宜，都指派专人负责，送饭送水，同食共寝。张英迫于学生们斗争，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只好退隐幕后，找有威信的教师吴子俊出面斡旋，表示要留恽代英当老师，撤销开除学生决定。最后，经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和川南师范教师吴子俊保释，恽代英回到学校。张英虽然撤销了开除学生决定，但仍有几十名学生在考试不及格的情况下，被斥退于校外。
       1923年1月，恽代英离开泸县去渝前，把曾润百发展为党员，（待进一步考证）把团的工作交给了曾润百，指派他作泸县团支部书记，还布置了今后的任务。这年春夏，泸县政府又发生了变化，军阀杨森打回泸县。曾润百利用杨森趁时活名以及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川南师范学生会的名义，向杨发去了《快邮代电》，其中列举了张英迫害学生，至今尚有几十名被斥退的学生不能回学校的罪行。杨森为了骗取人心，一面打电话给泸县道尹郭昌荣要他解决；一面函复川南师范学生会，叫被斥退的学生全部回校复学，并一律承认学籍，耽误的功课暑假补习。经过一百多天的斗争，学生运动获得了胜利。
       开展大辩论 壮大党团组织
       1923年7月，恽代英去上海次学工作，从成都出发，遂
       经泸县，回到川南师范学校。这时，曾润百正组织了一批被斥退的学生在学校复习补课，见恽代英回来了，分外亲切，并留他在学校暂住。在这期间，恽代英为了建立泸县党组织，实现他“一了未清手续”的夙愿。将补习班中政治上成熟的团员转为党员，成立泸县党小组，并指定曾润百为组长，负责党团工作。恽代英离开泸县后，仍同曾润百保持着秘密书信往来，指导着泸县党团工作的开展。同年秋天，肖楚女经恽代英介绍，到川南师范学校任教，并和曾润百接上关系。曾润百等在肖楚女领导下，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发展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常利用白塔寺“通俗讲演所”，对群众进行爱国反帝的宣传教育。
       1924年初，肖楚女去重庆工作，刘愿庵应聘到川南师范学校任教。这时正值国民党一大会议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革命活动逐渐活跃起来，泸县党团活动开始向外发展。曾润百和刘愿庵去宜宾与郑佑之等人联系，宣传马列主义，成立“青年改造社”和“读书会”等进步组织。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四川反动当局在川南师范学校掀起一股反动逆流，撤换了为学生欢迎的校长陈醴源（佳泉），另委派徐灵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徐灵到学校后，就取消了学校里教育改革等进步措施，并解释了一批进步教师，因此校风日坏，引起师生反对。这时，社会上各种反动思潮和政治派别也在学校里活跃起来。主张自由革命，不要组织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者攻击劳工专政，说：“共产主义不彻底”。宣扬超阶级观，主张用孔孟之道治国，并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口号的国主义派（青年党的前身）也攻击说：“共
       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们除了用漫画、壁报进行围攻外，甚至连之以谩骂。面对这股逆流，曾润百毫不迟疑，挺身而出。他领导党团组织，一面发动全校学生，再次开展“择师运动”，同徐灵作斗争；一面发动全体党员员写反击文章。他除了带头撰写文章、审查和修改稿件外，还约定日期，发出请帖，组织辩论会。是年秋季开学不久的一天下午，曾润百约集了国家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学生，在川南师范学校食堂里召开辩论会。会上，他首先发言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有一颗爱国的心，大家都希望祖国富强起来，但究竟应走哪条道路才能救中国，真理所在，共同探讨。接着，他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形式和它们向外侵略的必然性，进而列举了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和军阀侵略与掠夺中国的史实。最后他总结说：“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依靠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封建主义，建立劳工专政，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他并举出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北京讲学时谈话：中国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有出路。他还分析批判了国家主义派“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驳斥了无政府主义派抵毁“共产主义不彻底”等谬论。他一气讲演了三个多小时，击中了要害，使到会学生提高了认识，明辨了是非。国家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代表不敢上台发言答辩。从此，无政府主义派主办的《青光》壁报不出刊了。国家主义派办的《醒狮》壁报也停刊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和谩骂，也渐销声匿迹了。而代表党团组织主办的《赤光》壁报，却依然屹立，占领着整个壁报论坛。通过这次大辩论，学校里
       的党团组织和各种进步组织，很快壮大起来。这年秋天，党小组将陈泽煌等一批团员转为党员，成立了泸县党支部，曾润百担任支部书记，并兼川南师范学校学生会主席。
       是年寒假，曾润百回到家乡，宣传革命，筹集党的活动经费，他虽然出生于地主家庭，但他从小生活在农村，经常接近劳动人民。深知他们疾苦，对他们很同情。他见着乡里欺压穷苦人民上辈劣绅，当面开导说：“你们不要欺压穷苦老百姓，天下穷人是……！”他看着求神拜佛门穷苦人，便对他们宣传说：“菩萨有什么神呀！保依不了什么人还是自己起来革命，才能救自己。”他遇着同家族妇女缠脚时，就劝说她们放脚。他把自己仅有十余石田产全部卖去，还劝告他二嫂也卖去一部分地，并借口要她把卖地钱全部借给他做生意。实际上所作党的话动经费。
       1926年春，泸县党团组织发展较大。为适应革命需要，根据上级党团组织指示，决定将泸县党支部改为特支，曾润百担任书记。这时，他领导全体党员团员，一面去工厂发展团组织，发动广大工人起来参加革命活动；一面派梁业广、王廖家、金聚生、王诚意、肖世奇等一批党团员去广州农民讲习所和黄埔军校学习，给党输送和培养人才，发挥北伐战争。
       焚烧英商仇油 扩大反帝斗争
       1925年，在全国反帝斗争中，曾润百，深刻认识到，必须有统一的爱国反帝组织领导活动，才能把斗争引向深
       入。因此，在他的发动下，泸县各界人民爱国团体纷纷成立起来。4月，有25个县参加的“川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他是其中理事之一，领导川南地区的抵制仇货活动。当“五卅”惨案发生后，曾润百以无比愤慨的心情，发动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会和讲演会，并发出《声明》和《快邮代电》，强烈谴责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领袖的暴行，声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为使反帝斗争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6月，曾润百等人把川南学联、泸县工会、泸县商会联合起来，成立了泸县工商学联联合会，他是其中的理事之一。此后，为了把川南地区的反帝斗争连成一片，他曾先后去宜宾、合江等地建立“五卅”后援会。当宜宾学联代表尹绍周等起来抵制日货，遭到当地商人勾结军阀抓捕时，曾润百即赴万县发出通电，抗议宜宾军阀镇压爱国学生的暴行。后经各地来电声援，尹绍周始获释放，取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
       为了唤起各界人民的觉醒，曾润百同川南师范学校的师生，演出了反映朝鲜人民抗日斗争《山河泪》的话剧，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坚定其反帝斗争的信心。
       1925年12月中旬，一艘美制“大来喜”号英商货轮，载着亚细亚洋油公司的2400桶煤油，由重庆驶来泸县。曾润百得到这消息后，立即同学联的负责人商量了对策：一面派一批学生去轮流看守，不准英商运货上岸；一面同工商学联的负责人去找亚细亚公司的经理谈判质问他们为什么不遵守协定（按协议规定：“五卅”以后运售的仇货，应予全部投
       收）。但是，这个经理很狡猾，会见后就躲藏了。于是，代表们就责成商会按协定处理，但商会很软弱，迟迟不敢处理。接着，曾润百就召集各中学校学生会的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说，现在我们扣押了英商的洋油。商人不敢处理，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据了解，他们公司里有个洋人跑回重庆去了，可能是求助于刘湘。要是刘湘打电来责成李章甫还油，如我们不还，可能他们会用镇压的手段，到那时，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反帝斗争就会失败。经过各校学生大会几次讨论，最后决定把煤油烧掉。为使斗争进行得有理有节，在烧油的前一天，曾润百以工商学联的名义，通知驻军城防司令部、工会、商会、川南学联的负责人开会。会上，先让大家讨论处理仇油的意见，最后由他归纳群众的建议，决定把它烧掉，并要到会人员签字，表明是大家的意见。会后，他立即主持召开川南师范全校学生大会，邀请校长兰伯陵参加。可是他不在学校而又不愿回来。曾润百在会上宣布：“单独我们一个学校，也要抵制仇油。校长不管，我们自己负责。”这几句铿锵有力的话，得到全体学生的拥护和赞成，立即成立了临时领导组。由他率领二百多名学生奔赴东门口河边，同驳船工人一起把2400桶煤油卸到4只木船上。当晚，曾润百和同学们在河岸上设立了几个岗哨，来回巡查守护。12月22日凌晨，曾润百发出密令，把4只木船划到澄溪口，煤油被搬到河坝里堆了几堆。临烧前，还叫亚细亚公司的管理员到场清点数字和签字，顿时，浓烟四起，烈焰腾空，燃烧起学生们反常的火焰，鼓舞了人们反帝的决心。为了安全起见，曾润百还布置了在学校里住宿的学联负责人及时离校隐
       蔽，他也转移去宜宾，先后任教于简易师范、五育小学，担任学联指导员，并在那里发展共青团员，投入反帝斗争。事隔不久，不出他的预料，果然刘湘打电话给李章甫，要他追查此事。但因李的城防司令也参加了研究烧油的会议，不敢追查，又因李同英商无大的利害关系，因此就不了了之。不久，曾润百从宜宾返回泸县。
       在焚烧伏油的同时，曾润百等人还领导了“川南非基督大同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提出“不谈洋人的书，不信洋人的教，不当洋奴才”的口号，并在圣诞节时，发动学生和工人冲击了三倒拐基督教堂，搞垮了外国人办的华英中学和益智学校，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气焰。
       1926年7月县“9·5”惨案发生后，曾润百和泸县各界人民同仇敌忾，在他主持下，发起了有七十多个机关团体参加的“万案雪耻会”。9月下旬，他以国民党（左派）泸县临时县党部的名义，在小校场召开了六千多人参加的声讨大会。会上，他强烈谴责了英帝国主义暴行，声援万县人民的正义斗争。
       筹建左派国民党县党部
       紧密配合泸州起义
       1925年秋，为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推动各项群众运动的发展，中共重庆地委通过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即莲花池省党部），指派曾润百等人筹建国民党泸县临时县党部，并由
       他担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主持县党部日常工作。此后，阎百常去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向杨闇公、陈宣三请示汇报党的工作，领导泸县革命活动的开展。为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参加国民革命斗争，他还创办《川南国民》壁报，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次年初夏，重庆地委派童庸生到泸县，指示泸县特支配合策动驻军起义。曾润百派特支委员刘元打入驻军，进行起义的准备活动。
       1926年秋，为粉碎杨森同吴佩孚夹击武汉的阴谋，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派刘伯承到四川策动川军起义。重庆地委分析研究了四川军阀的具体情况后，决定策动驻泸县的袁品文、陈兰亭两个旅起义，并先后派出刘孟伉、邓作楷、童庸生、杨衡石等4名共产党员去该旅组织起义；同时，又命令泸县特支全力以赴，紧密配合行动。这时，曾润百除亲自出动外，还先后派出钱文华、熊太岳、梁业广等人，与重庆地委派人袁部做起起义工作的同志联系，经常秘密向他们反映军民思想动态，地方土豪劣绅与李章甫、赖心辉勾结的阴谋活动等情况。12月1日，泸州起义爆发时，曾润百在城内组织全体党员团，四出积极活动，并以泸县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对敌军进行战地宣传和喊话，瓦解他们的斗志。当起义军占领城内后，他又组织各界人民欢迎起义军，支援起义军，并广泛开展革命宣传，全城贴满“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12月7日，曾润百主持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会。会上他代表各界人民热烈祝贺泸州起义胜利，欢呼推翻李章甫的残暴统治。同时，曾润百还派刘元去起义军中担任团指导员，加强政治工作。
       1927年1月，曾润百在川南师范礼堂，主持召开丁泸县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会上，除了贯彻四川省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的精神外，着重宣传泸州起义的重大意义，并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支援起义军，反对军阀统治。会议一致推选曾润百为泸县国民党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为扩大马列主义的宣传，他在文庙主持召开丁泸县各机关团体参加的“纪念巴黎公社大会”。他说，巴黎公社精神是我们的学习榜样，俄国十月革命是我们应走的道路。4月中旬，刘湘和赖心辉勾结蒋介石，纠集川黔军阀围攻泸县起义军。在刘伯承指挥下，打响了守城战斗。当“3·31”惨案和“4·12”政变的消息相继传来泸县后，在刘伯承主持召开的军民声讨大会上，曾润百代表泸县各界人民谴责了新日军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同他们斗争到底。
       在一个多月向守城战斗中，曾润百率领全体党员固，日夜奋战，不怕牺牲，配合起义军在战壕里进行宣传鼓动和救护工作，有时还同起义军一起参加了战斗。但是，因为起义军被围时间太长，处于弹尽粮绝境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先把曾润百等党团员隐蔽在郊外三富祠处，然后陆续分别撤走。撤走前，曾润百召集党团员开会，布置转移工作。他说：“俄国革命，前进后继，终于成功，这是我们的方向。中国革命，难道就一帆风顺？听城外的枪声，就说明了革命的道路上不会没有障碍。我们要坚持奋斗，继续努力，再接再励，终会成功的。”5月16日，刘伯承撤离泸县后，泸州起义失败。
       曾润百离开泸县后，随同梁业广一道转移去富顺县，与先期到达的刘元等人在陈泽煌、朱子樵家会晤，然后即去三多寨李师古家，研究分析了当前斗争形势和下一步的斗争任务，并在那里巩固发展农会组织。他鼓励会员说：“今后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我们都要继续干下去，农会要秘密发展组织，转入地下斗争。”最后，他去自流井同刘远翔取得联系。7月，经富顺回到家乡，在九支等地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不久，去重庆找党组织。
       策动兵变 英勇献身
       1927年11月，曾润百到重庆活动，与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接上关系。根据四川临时省委制定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精神，他受命去万县领导党的活动，策动兵变，举行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时，四川军阀杨森驻扎在万县，他同蒋介石互相勾结，大搞“清党反共”运动。但曾润百却以大无畏的气概，投入了这一新的战斗。
       曾润百到万县后，住在三马路一家旋栈里，分兵几路进行工作。一是同原万县党组织负责人周伯仕（《万州日报》编辑）接上关系，然后又和党派去《百州日报》作社长的秦正树取得了联系。通过秦的关系，结识了杨森军部手枪连长雷耀寰，并培养他入了党。再由雷去串联他部下十多名士兵，以结拜兄弟的形式，喝血酒盟誓，向他们宣传打倒军阀、劳工当家等革命道理，准备起义。二是同党组织派进杨森部队作手枪连连长和营部书记的陈江、丁其如取得联系，
       通过他们发展组织，掌握一部力量，伺机应变。三是派万县党员任志云等回到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发动一批进步学生，积极做好响应暴动的准备工作。四是由他去发动驻在万县进行整编的笏九师的士兵，利用他们因发不起薪饷的不满情绪，组织一部分士兵参加起义。这时，他满怀豪情，进行紧张的工作。常哼着岳飞《满江红》，表达他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仇恨，必须以“踏破贺兰山阙”的革命暴力行动来推翻敌人的统治，实现他内心的理想。
       1928年5月下旬，起义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他和几个负责暴动的领导人一起开会，研究决定暴动计划，草拟“川东苏维埃暴动部队”的布告。政治委员曾润百，司令秦正树，总指挥霍震寰。暴动时间确定于6月22日（农历五月初五端阳夜）。暴动具体作法：先占领杨森的长江银行，控制他的金融机关。同时由霍震寰等出面，以“荆轲刺秦王”的办法，挟持杨森就范。然后，一切由党组织进行决策，再令杨森出面执行。
       不料，暴动前十多天，雷震寰连部的文书关于「讨功请赏，出卖了雷震寰，向杨森告密，说雷「图谋不轨」。杨森知道后就派执法队秘密抓捕曾润百等人。
       6月13日下午，曾润百、秦正树、雷震寰、周伯仕等几个指挥暴动的负责人和二十多名参加暴动的骨干分子，在盘然石下面一间草房里开会，详细研究暴动的准备工作和情况。会议一直开到天快黑时才结束。大家都先后走了，曾润百就到上面的一间草房里，继续考虑暴动事宜。这时，交通员牟炽昌走来对他说，事情马上就要行动了，今天来开会的
       是否都可靠？这几天风声很紧，你是否转移一下？曾润百回答说：“时间迫在眉睫，我决不能走。转移的事，以后再说吧！”说罢，他便催促车赶快回去。牟离开后，曾润百独自住宿草房里。当晚，他被杨森的执法队逮捕了。第二天，除秦正树一人脱险外，其余皆震裹、周伯仕等13人都先后被捕了。
       曾润百被捕后，杨森知道他是川南学生运动的领袖，又是泸县有名的共产党领导人，才华出众，便由他亲自审讯。他先用劝降的办法，对曾润百说：“你是川南早就闻名的共产党了，年纪很轻，又有才华。只要你反共，跟着我干，保你有高官可做。”曾润百愤然答道：“我们共产党人只知道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劳工谋幸福，决不做你们的臭官。”杨森见劝降不成，就对他施加酷刑。在严刑拷打下，曾润百忠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用尽一切残暴的酷刑，逼他供出军队里有多少共产党员，他痛昏死后苏醒过来，慨然答道：“全中国都是共产党员。要是你们迟动手点，有好几个团都不是你们的人了。”在监狱里，他给家里先后写了两封字句一样，意思相同的信。信中写道：“我现在处于脚镣手铐之下，受过闻所未闻的惨刑……我之死是为革命而死的，我们的革命事业将来一定会成功的，请家里人，不要因为我之死抱悲观。”第一封信末尾写着：“润百写于死前数小时。”第二封信末尾写着：“润百写于死前一时。”杨森对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无可奈何，就下令处决曾润百等人，并在案卷上批写着：“其才可贵，其人可恶，该杀。”
       6月16日上午，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曾润百和他的13名战友，被杨森集体枪杀于万县鸡公岭。临刑前，曾润百等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敌人杀害曾润百后，在他第二封信的信壳上批了两句话：“此人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数声，可恶。”此人临刑时不认家庭，不知者可怜。”从敌人的批语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英勇不屈，视死如归，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凶残狠毒的杨森竟下令将曾润百等烈士的遗体暴之荒野，惨不忍睹。曾润百的遗体以后由陈江、丁其如收殓，葬于太白岩下。
       1950年初，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登载了寻找曾润百的启事。润百的家属见报后写信给刘伯承，告诉其牺牲的情况。刘伯承又要求把润百的遗者和遗物征集起来，转报中央。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向润百的家属颁发了烈士证书，并发给抚恤费，以示纪念。
       曾清百烈士献身革命的精神永垂不朽。
       注：本文在撰写时，得到了曾润百烈士生前的同志和亲属钱文华、梁佐华、李元杰、王介平、赵文伯、汪良杰、曾良图、曾寸远、曾言诗、吴焕文、曾祥林、陈叔华、施逊三以及万县党史办公室的支持和帮助，泸县党史办公室派人参加了征集调查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曾润百传》编写组
       (本文转载于《泸州党史研究资料》第七期。
       文内作了个别改动）
      
一个忠诚的革命老战士

       ——怀念李大章同志
       杨献珍 朱稚之 杨超 杜毓运 陈浚
       编者按：
       李大章同志（1900—1976），是四川省合江县鹿角乡人，1915年考入合江县中学校第五班，毕业后于1919年考入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秘书长，共青团旅莫斯科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回国后，坚持地下斗争，历任陕西团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北方局宣传部长、太行分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牡丹江省委书记，东北局民运部副部长、城工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全国解放后，历任川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四川省委第二书记、省长，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兼成都部队第二政委。李大章同志曾任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先后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李大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是我党的一位老战士。李大章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朝气蓬勃，艰苦奋斗，忘我工作，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现将《四川日报》1988年2月4日刊载杨献珍等五同志怀念李大章同志的文章转载于后，以飨读者。
       * * * *
       李大章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作为曾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每当忆及和他相处的岁月，我们的心情都不能平静。大章同志平生少言寡语，朴实无华，但他那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深切地怀念他。
       四番被捕志愈坚
       大章同志是四川省合江县人，很早就献身于革命事业。他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党，曾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法国后，留法学生举行抗议集会，会后大章同一些学生冲进中国驻法使馆，要求驻法公使向法国政府提交抗议书，结果遭到法国警察拘捕，最后被驱逐出境。遵照党组织的安排，大章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担任共青团旅英支部宣传委员。
       1927年，大章被召回国，到西北军北路军总司令宋哲元
       所部作政治工作。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离开西北军，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1928年底，由于叛徒的出卖，大革命志被捕入狱。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一次到狱中给犯人“训话”，发现了大革命同志；故作惊讶地问寒问暖，还到大革命志的牢房查看，声称要改善他的生活条件。大革命明察宋哲元的用心，冷淡相对，宋哲元没有达到目的，只好叫油岗去。大革命顽强地坚持狱中斗争，设法搜罗革命书籍学习，革命信念愈来愈坚定。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西北军被迫撤出西安，乘监狱未被接管之机，大革命志等说服看守，破镜出狱。
       1932年5月，大革命在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工作，当时省委机关驻在香港。一次秘密接头后，遭到警察逮捕。他在受拷问中坚不吐实，经党组织派人出钱营救，最后以“小偷嫌疑”的罪名被驱逐出香港。在上海法租界一家旅馆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期间，大革命借了一些革命书刊阅读，不慎被查房的巡捕搜出，因而又被拘捕。大革命屡遭缧绁，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沉稳机智地和法庭进行斗争，抓住一本书上的批注与自已字迹不同这一证据，声称书刊是过往的旅客遗忘在客房里的，结果被宣判无罪释放。
       四次被捕的严峻考验，使大革命同志更加坚定了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文化大革命”中，他因被捕问题被诬为叛徒时，始终抱着相信群众相信党的态度，默默地向党组织申述情况，接受党的审查和考验。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中央组织部派人进行了调查，终于澄清了事实，证明大革命同志是坚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革命气节的。
       华北大地播火种
       1935年春，大章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及河北省委宣传部长。一年后，少奇同志到北方局，领导华北党组织纠正“左”的错误，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形势。后来大章担任了少奇同志秘书兼北方局秘书长，受少奇同志的教育和影响，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很快。1938年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少奇同志到华中局任职。大章继续留在华北，任北方局宣传部长，后又任北方局委员。在党的北方局及朱德、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同志直接领导下，大章勤奋努力，勇于开拓，为华北敌后的宣传工作和根据地建设作出了贡献。
       大章同志着手全面建立和健全华北各级宣传教育机构。1939年元旦起，《新华日报》华北版、北方局党刊《党的生活》、《在敌占区发行的《中国人报》及配合当时中心任务的《前线》、《解放》等报刊陆续发行。各区党委也在北方局协助下创办和改进了自己的报刊。《新华日报》华北分馆自办印刷、自办发行，在敌人扫荡中坚持刊行“战时版”，使党报成为华北敌后一面高扬的战旗。大章同志还明确提出过党报是人民的报纸的观点，指导《新华日报》华北版要当好人民的“聪明”、“慧眼”和“喉舌”。在创办报刊的同时，北方局宣传部有计划地组织太行教育出版社、《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及后来成立的华北新华书店印行革命书刊，仅两年时间就印行45万册。此外，还开办或与地方合办了军政
       干部学校、通讯社、剧团等宣教文艺机构，加强了对敌伪的宣传斗争。
       大革命同志十分注意敌后根据地的建设问题。他多次到基层巡视工作，注意发现和解决基层工作中“左”的或右的偏向。1941年7月，大革命加主持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筹备和会议期间的组织工作。从文件、提案的起草和审查，到各项会务工作，他都亲自过问。大革命以他的模范工作，受到与会人员的赞许，他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还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临参会驻会委员，并被提名为议长候选人（后经悬辟未列入）。
       1942年，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和华北地区旱灾频仍，根据地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太行分局，邓小平同志和大量同志被任为分局正副书记。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大革命同志协助小平同志总结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规律，吸取太行地区发动群众的经验，切实开展以推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等土地政策为中心的群众发动工作，促进各项工作的进行，使太行根据地在抗战最困难的阶段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在华北工作期间，大革命同志在困难面前勇于进取的精神，埋头苦干、踏实细致、勤奋好学的作风，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日常生活中，他平易近人，是一个忠厚的长者。他沉默寡言，却处处关心体贴同志；他原则性强，但批评下级总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积极乐观，和大家一起过清苦生活，吃代食品，偶尔弄到一点好吃的，他叫上同志们一起“拧牙祭”。他和同志们和睦
       相处，被年轻的同志们尊为师长。
       有勇有谋斗敌顽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为争得进占东北的先机，选派两万干部、十万大军出关。大章同志接受党的派遣，于1945年12月到达牡丹江，任中共牡丹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在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伪满军警特殊亲势力及土匪武装横行肆虐，我党掌握的战装力量还很弱小的情况下，大章着重抓舆论阵地，仅用两个星期就创刊发行《牡丹江日报》，并利用一切时机和场合宣讲形势，阐释我党的政策和主张，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在“正统”旗号下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使越来越多的人靠找到我党周围，积极投入建设牡丹江根据地的斗争。他根据党的指示，通过在牡丹江郊区和宁安县的试点工作，制订和实行了《敌人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为在东北推行这一作法提供了经验。他还经常与因敌滞留在牡丹江的张闻天同志磋商研讨斗争策略，稳扎稳打地进行发动群众、建设武装、清剿土匪和改造旧政权的工作，逐步打开了局面。1946年4月，他主持召开丁牡丹江省临时参议会（会议期间决定改牡丹江省为绥宁省）并当选为议长。根据中共北满分局指示，大章一方面部署与合江省军区部队协力清剿土匪武装，一方面派出工作团，深入农村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建立乡村基层政权。这年秋冬间，牡丹江地区的匪首及其主力被歼。以宁安、穆棱为重点的反奸清算斗争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牡丹江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
       95.02306
       1946年底，大章奉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先后任民运部副部长、城工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在东北期间，他遇到“左”的干扰和其他一些困难，思想十分苦闷，但仍以大局为重，审慎地处理各种关系，千方百计地做好工作。
       中共中央土地会议后，土地改革在东北全面开展。大革命同志在基层调查时，发觉一些地区乱打乱斗，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农村工商业情况严重。1948年1月中旬，大章同志从党的政策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不久，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发出，证明大章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留下光辉照后人
       1919年，中共中央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划江而治”的阴谋，发出了解放全中国的命令，这年秋，大章同志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军到达四川，任中共川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在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我党干部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克服了工作中的重重困难，保证了川南区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到1952年夏，川南区清剿残匪、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等项工作进展顺利，较好地恢复了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
       四川省建制在1952年恢复后，大章担任省委副书记兼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历任四川省省长兼省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省革委副主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等职。为四川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付出了后半生的心血。他二十
       \( x^{2}+y^{2}=r^{2} \)
       多年如一日，宵衣旰食，勤勉工作，常常自己动手起草报告和讲稿，需要秘书代劳时，也详授提纲，认真修改，在党的生活中，他恪守民主集中制原则，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并善于接受别人的意见，修正自己的看法，他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经常在掌握第一手材料后，才与有关部门协商决定工作方针，他为人正直，对工作敢于负责任，不贪功居功，不凌过于人；他讨厌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一套，更不以权谋私。这些优良品质和作风，为四川广大干部所熟悉和称道。
       “文革”期间，大革命同志曾被作为“走资派”批斗和关押。1967年出来工作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与省革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为恢复四川工农业生产秩序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当然，大革命志不是完人。他受当时党内“左”的错误影响，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1975年秋，大革命同志到中央任统战部部长，次年5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大革命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的一生，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老战士的一生。他所创造的不朽业绩和表现的优秀品质，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努力开拓，不断前进。
       （原载1988年2月4日《四川日报》）
      
贾若瑜将军的革命历程

       柳西
       贾若瑜原名贾直，又名大鉴、若愚、熔涛。1915年农历五月初八出生于四川合江县二里乡，后迁居贵州赤水。他的祖父贯中夫、父亲贾训能均系中医，母亲段氏不幸早逝。他先后过房给二叔祖母和叔父贯人杰。童年读私塾和小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中国共产党员回到合江县开展党的工作。1928年初建立了中共合江特别支部，1929年改建为赤（水）合（江）特别支部，并在赤水文庙办学校和平民夜校。贾若瑜便是这两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从此开始接受党的启蒙教育。他的舅父段雪生，表兄梁业广、表亲金云程等都是共产党员，舅祖邹华仙是党的同情者。贾若瑜在他们的教育启发下，明白了只有跟共产党闹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虽然闹革命有被杀头的危险，而现实却指给了他这条道路。
       1929年春，贾若瑜考入贵州省立第二中学第二期，在党的赤（水）合（江）特支的领导和具体组织下，同国民党赤水县党部和军阀侯之担在二中争夺青年学生的工作中，进行了巧妙的斗争，取得一定成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党的赤合特支领导赤水各界人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斗争。他在这场斗争中受到了锻炼，由梁业广、汪荃江介绍，参加了共青团，取代名为
       “晴江”。
       1932年初，贾若瑜以第二名成绩考入成都高中（后改为民治高中）第二期的理科。入学后，他的学习成绩优异，期中考试和年考都保持第二名，因此得到学校免交学费的奖励和合江县教育局的奖学金。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在学校里组织了对国家主义分子的斗争，并参加了当时对“托派”刊物《青锋》的斗争。
       1933年3、4月间，贵州军阀侯之担为扩充实力，在赤水开办了一个军事教导大队。我党为了开展兵运工作，决定把贾若瑜从成都调回赤水，利用他同侯之担的关系（侯妻是他祖父的干女儿，侯之担及其叔父侯沧帆都是他的老师）打入该大队，从事兵运工作。
       1933年下半年，侯之担察觉教导大队领导成员中有“危险分子”。于是，就把副大队长任吉蔚（共产党员）“礼送”出川。任吉蔚在万县惨遭王陵基的杀害。噩耗传来，群怀激愤，导致学生请愿。侯之担更加警觉了，他把请愿积极的学生另行编班进行考查，贾若瑜也在受考查之内。这时，经特支允许，他与几位同学离开赤水前去军阀刘湘部第四师第十二旅。不久，贾若瑜利用探亲之机返赤水，经赤合特支的派遣，通过侯之担母亲的关系，又回到侯之担身边当“差遣”，搞情报工作。
       1934年4月，赤合特支决定让贾若瑜去上海找组织。由于多方联系，未能与组织接上关系，他只好利用亲戚和旧的关系到国民党八十五师（原黔军）工作，先后任该师教导大队卫兵排和五一○团三营八连、机枪连的中尉排长。在他与
       组织失去联系的困境中，以十分沉重而警惕的心情，独立地进行着复杂的秘密工作。
       1935年8月3日，国民党八十五师在湖北来凤的板栗园与红二、六军团遭遇。由于贾若瑜所在连的长经商去了。临时让他负责指挥机枪连。盼望已久的时候来了，他借此机把该连带到隐蔽的山凹，命令该连不准开枪。贾若瑜立即与红四师侦察连严昌荣同志联系，随即把一个完整的机枪连交给了红军。终于找到了组织，他就向组织申述了自己的情况，并要求留在红军中工作。他被分配到红四分校任军事教员。同年1月，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突围，红四分校拆编为红二军团教导营和红六军团教导团，他到红六军团教导团任教员、主任教员。
       1936年4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下旬，红军由云南石鼓渡过金沙江，越过玉龙大雪山，进入藏族聚居地区中甸，教导团被销，他调到红十六师司令部任参谋，不久又调红六军团司令部任参谋。7月初，红二、六军团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奉命组成红二方面军。此时，红六军团恢复教导团，他任总教。红军过草地后，以红二军团教导营和红六军团教导团为基础，组建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陈伯钧任副校长，下辖三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指挥科，贾若瑜任该科科长，在突破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后，于10月22日在甘肃会宁地区回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随后，红二、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两个上级干部指挥科合并，成立中央红大上级干部大队，贾若瑜任第一队队长。西安事变后，上千大队开赴延安，此时将
       红大第二期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他任第七队队长兼教员，后来改任抗大专职教员并兼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的教员。这时，照罗瑞卿同志的建议将若愚改为若瑜。
       1938年，贾若瑜先后任抗大第五大队和抗大庆阳分校的主任教员。同年12月，组建抗大第一分校，挺进敌后到晋东南区办学。他任军事总教兼校刊编辑主任、第三支队长（下属三个营）。
       1939年7月，日寇“扫荡”晋东南，抗大一分校转至太行山的平顺、陵川一带，一面战斗，一面教学。年底，抗大第一分校撤消支队和营，组建大队，贾若瑜任第一大队大队长，随一分校进入山东的黄海之滨。
       1941年3月，抗大第一分校奉命去胶东与胶东军校合并，组建抗大第一分校胶东支校。开赴胶东途中，部队经过70多华里山地向夜行军，人员已经相当困乏了。刚刚通过胶济路进至清河区的南、北高阳村。贾若瑜率第一大队干部和山纵五支队（后改为五旅）十三团三营一个连驻北高阳村，吴克华司令员率十三团第三营（欠一个连）驻南高阳村。拂晓时分，他们刚进村尚未安屯，突然遭到优势的日、伪军合围，一小股日军已窜至北高阳东门，情况十分危急。这时，他镇定地指挥驻北高阳村的部队顽强地反击日、伪军。在南、北高阳部队的相互配合下，激战竟日，终于粉碎了日、伪军的突然合围，保存了自己，大量杀伤并击溃了敌人。这次反击突然袭击战斗的胜利，使抗大给护送跑的胶东部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4月，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在掖（县）招（远）边成立。刘汉任校长，廖海光任政委，贾若瑜任副校
       长，兼八路军第一纵队教导团团长(抗大文校对外面的番号)，不久接替了刘汉任校长。
       1940年夏，日、伪军以近万人的兵力，对胶东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六一”大“扫荡”。这时抗大胶东文校刚刚建立，他还要指挥区党委党校，相当一部分学员没有作战经验，而且学校装备的武器装备量少又非常陈旧。贾若瑜指挥文校和党校全体人员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并在灵山王家一带给敌人以打击。这不仅对新建立的学校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而且使学员在实战中得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锻炼。
       是年8月，抗大胶东文校参加山纵第五支队所组织的平度祝沟反击战之后，他们就在大泽山区进行训练和进行根据地的高建设工作。
       9月，胶东顽固派头子赵保琪（系伪满军卫队第三师第一旅旅长，“七七”事变后，入关侵犯胶东。1938年3月16日，赵保原部在平度大青杨战斗冲遭我军沉重打击，被迫反正，由国民党收编为暂编第十二师师长，山东省第十三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成为胶东反共的核心力量）率其主力和山东保安十八旅向我大泽山根据地进攻。贾若瑜同廖海光敌委指挥抗大胶东文校两个学生营、一个警卫连和一个侦通连，在时风润东山进行防御。当时，他与廖政委随警卫连在第一线抗击敌人的多次进攻，并适时地以两个学生营向敌人重兵驻地大（代）田出击。协同作战的还有山纵五旅十三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把赵保原第一团（该团原系日寇亲手训练并以日械装备的伪军）等全部击溃。这一战戳穿了赵保
       顾自吹是胶东“不可战胜的团”的鬼话，为胶东部队树立了有能力击败象赵保原一样的顽敌的榜样。
       1940年冬，日寇对大洋山区进行合围“扫荡”。贾若瑜奉命率抗大胶东支校掩护中共胶东区党委、行政公署、群众团体机关和党校两千余名非战斗人员到勺子头山区隐蔽。这里山高路险，怪石嶙嶙；山上既没有住户，也没有泉水，更没有作战物资和粮食的储备，以及防御工程设施等。这里只有南、北两条通路。南面的荷店口已被顽军控制，北面的高家也被日、伪占领，他们已把勺子头山地团团围住，准备次日攻山。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敌人攻山，只有硬拼是唯一出路，而且无法持久作战。在此危急关头，贾若瑜当机立断采取以一个班控制南北两个口子，主力在山上到处点燃火堆，用以麻痹敌人。他和廖海光政委根据羊信指的山间羊肠小道，带领全部人员趁夜间悄悄地从敌人封锁线的结合部转到胡家顶。次日，敌人攻山时，我们只留下一个班对敌进行狙击战，他们英勇奋战火里地杀伤敌人后撤至胡家顶与主力会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排长郭永刚和班长胡文奎献出了宝贵生命。
       1941年3月中旬，我胶东区在清河部头支援下组织了军山战役。贾若瑜奉命指挥西海军分区部队包合抗大胶东支校保卫大洋山根据地。当战役发起后，敌军高玉璞旅和阎珂卿、董希曦两个支队趁我主力东去之机，向我大洋山区进攻。他指挥抗大胶东支校同优势之敌在大泽山的葛门口以西地区进行了一周多时间的激战，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大泽山根据地。
       1941年7月，贾若瑜调任山东纵队第五旅参谋长。参加了五旅在这个时期的反扫荡，反投降的战役和战斗。
       1942年4月中旬，贾若瑜指挥山纵第五旅第十四团、旅特务营（欠一个连）、骑兵营，进入敌占区胶济铁路东段北侧的平（度）、莱（阳）、胶（县）、高（密）平原地区迎接友军山东保安第一旅姜黎川部到胶东内地休整。这个地区是日、伪军和投降派最敏感的地区，敌人据点林立，各据点拥有相当兵力固守，有据点由一个团兵力守备。由于这个地区交通十分便利，敌人能够迅速机动和增援，特别在青纱帐还没有起来之前，我军大部队是很难在此立足，更不用说主动打仗了。但贺完成紧追的掩护友军姜旅安全越过胶济铁路和敌、伪投降军占领区，恢复并开辟我南海抗日根据地，必须扫除障碍。特别是位于胶济路北侧，平（度）南的李付庄据点。因为李付庄据点是投降派赵保原部特务集团，团长任子凤所率领有七百余人坚守的大据点。它既作为中心以控制我南海军分区平（度）、莱（阳）、胶（县）高（密）诸县，又扼制了胶济路东段的南北通道，还是赵保原部为西交通线广枢纽，更是我部向南发展的最大障碍。只有拔除这个据点，才能顺利完成任务。但是要在敌人的中心区夺占一个团坚守的大据点在我们无炮兵、无炸药，而兵力在这个作战地区对比居劣势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充分准备，风险很大。可是，他们当时由于任务紧迫，不可能有较长的时间作准备，兵力也不可能增加，在这个特定情况下，只有在运用谋略和指挥艺术上下功夫了。他经过谨慎而周密的分析，认为李付庄守敌长期居于“最安全的保险区”
       内，可能有麻痹松懈情绪，如果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会使守敌更加松懈，从而收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效果。当他把敌人、地等情况摸清后，果断地决定以十四团二营在西海军分区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佯攻与李付庄互为犄角而相距有五十华里的平（度）北丈岭，这里也是一个团守备的大据点，假戏真唱，造成敌人的错觉。另一方面则以十四团（欠一个营），旅特务营（欠一个连）骑兵营长途奔袭李付庄据点。果然如其所料，守敌相当麻痹松懈，在突然遭到我军袭击下，仓促组织抵抗，只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于4月20日凌晨将守敌一个团七百余人全部歼灭。我军仅伤亡21人（内牺牲三人）。这仗创造了胶东区我军在平原进攻敌占领区中心打攻坚战例。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为迎接友军姜旅顺利越过胶济铁路北上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恢复和开辟南海军分区抗日根据地和向南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还把越保原主力从莱阳东南地区吸引到平（度）、莱（阳）地区与我十四团作战，为胶东主力发起莱阳五龙河战役创造了战机。在配合五龙河战役中，贾若瑜指挥十四团和五旅特务营于五月十八日追击向莱阳东南撤退之赵果原主力第一、第三团、特务第一团和师特务营等部。又于5月19日上午在赵保原严密统治的莱阳东南的昌山院伏击了该敌，将其全部击溃，同时还击溃由莱阳城开山护送赵保原部的日、伪军部队。5月2日晨与旅主力会师。当晚又参加了五旅首长指挥的左右村攻坚战，歼敌两个团。从而迫使赵保原部不敢西向进攻南海。
       942年7月1日，胶东军区成立，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
       任政治委员，贾若瑜任参谋长。他参加了军区反击顽军游击第六纵队秦毓堂部的战役和粉碎日寇对胶东地区的“拉网大扫荡”战役。
       1942年8月上旬，胶东军区在海阳留格庄歼灭秦毓堂第十七支队的战斗后，我东海军分区和军区第十七团就合围了牟海县（今乳山县）的滕甲庄据点。这个据点是由秦毓堂的主力第十六支队和丁举庭的第十三支队及其山东游击第五、第六纵队的后方机关、部队共三千余人扼守。该据点有极坚固的防御工事。8月下旬，军区首长派贾若瑜指挥东海军分区和军区第十七团相机夺占滕甲庄据点。9月8日，当他已经定当晚强攻该据点的时候。他就在这一天的下午，由海阳城向东开出增援的日、伪军和投降派部队一千余人，他们已经追赶滕甲庄，形成敌方对我夹击的态势。因上级已得知敌袭军的消息，敌要他立即撤出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他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日、伪军和投降派的增援部队，在我十六团的阻击下，当晚只能进至距滕甲庄二十华里的夏村宿营，而当时青纱帐已起日伪军和投降派的援军是不敢夜间外出的，只要派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加强警戒，并不断地找袭敌人，以阻止援军的前进，同时利用守敌知有增援而放心，并认为我军不敢在白天进攻的心理，决定把作战时间提前到下年五时，趁敌人开晚饭之机，突然发起强攻，打它个措手不及，并要求当晚十二时前结束战斗，拂晓前撤出战斗。于是，他果断地决定以十七团为主攻部队，在下年五时正以外部爆破的手段，从敌人东南角碉堡实施爆破进行攻坚战（这是胶东部队第一次实施外部爆破进行的攻坚战），经过六个
       多小时的激战，除了绰庭的第十三支队百余人逃往牟平县日、伪据点外，其余守敌全部被歼。这次战斗俘敌两千余人，缴枪两千来支，是当时胶东区在一次战斗中俘敌最多的。秦赣堂部全部被歼，丁锋庭部主力被歼，驻海阳的第十四支队也各自逃散。仅我海阳独立营就收容溃散的投降派人、枪各数百。海阳城解放了，东海军分区的投降派全部肃清。从此，避免了两面作战之苦，而能集中力量同日、伪军作战。
       1943年初，贾若瑜调回山东纵队第五旅任参谋长。接着主力地方化，五旅机关与军区机关合并，他回胶东军区司令部改称参谋长。同年7月，他奉山东军区命令率领一个主力营，在滨海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开辟胶东到滨海的战略交通线，并建立联接两个战略区的交通枢纽道（城）、胶（县）、高（密）边抗日游击根据地。贾若瑜被任命为党的诸胶高工委书记、滨海第二支队支队长。
       这个地区位于日（照）诸（城）公路以东，斗争情况极为复杂。
       在敌情方面，除诸、胶、高驻有大批日军外。伪军主要有伪第二方面军（后改为伪暂编第一军）张步云部的一个师驻守石门、插旗崖等据点，和另一个师在石门以南游动。还有伪滨海警备军李永平部三个团盘据胶南的泊里镇、于家官庄等地。这两股伪军在其驻地都修筑了碉堡与围墙相结合据点，而且他们同当地所有的反动势力相勾结，建立了伪政权和伪地方团队、伪自卫队及情报网等，构成了比较严密的后、伪统治区。
       这个地区还有各种会道门组织，如一贯道、圣贤道、红枪会、黑旗会等等。其中有的拥护抗战，如黑旗会；有的上层人物却同日、伪军勾结、狼狈为奸，如一贯道有些坛主、点传师；红枪会则被当地封建势力所控制，其中部分会众在封建势力操纵下，曾在1938年、1939年间同当时在此地活动的原八路军山纵第二支队打过仗，这次我军进入此地，许多会众有顾虑，有观望态度。因此，在这里采取什么政策，如何争取会道门的多数群众则是滨海第二支队面临的又一严峻问题。
       还有团结争取友军的工作，如胶南杨家山几十个村组成的全民武装联庄会，它们既不降日，也不让抗日军队进山，具有特殊地位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是我们必须团结争取的对象。还有曾同我军合作，后来又回胶南的美黎川部队。经过艰苦的工作，杨家山联庄会在我们原有的秘密工作基础上得到了很大改善，他们同我军合作抗日；姜黎川部由于其处境困难，派其姐夫张剑九先生同我们联系，重新合作。
       此外，还有原八路军山纵第二支队撤出这个地区时，有安置在此地的伤病员，抗日军人和地方干部的家属，及一部分离队人员。他们中大多数表现很好而遭反动势力的压制，因此盼望我军早日返回。但有极少数表现不好，他们害怕我军返回受到惩罚。对此，我们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区别处理，对那些即使犯有罪行的人，只要他们能够立功赎罪，也给予出路，对于积极分子则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分配他们担任基层工作中各组织的领导职务，通过他们团结广大群众。
       由于这个地区在日、伪军和顽军的统治下背捐杂税繁重，横征暴敛层出不穷，造成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农民种田没有牲畜和粮种（因敌日、伪、顽军抢掠殆尽），老百姓吃的主要是红薯、树叶，穿的破衣烂裤，有的一家子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穷困潦倒的民众，真是镌形菜色，嗷嗷待哺。他们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希望八路军重返旧地。他们既苦于拿不出东西支援自己的军队，又忧虑八路军能否打败敌军，于此地长留。
       面对上述情况，滨海第二支队遵照上级指示精神，决定除积极对日寇作战外，首先打击最疯狂的伪滨海警备军，而且必须做到初战必胜，以坚定群众的信心。于是，贾若瑜指挥十四团部队连续两战，把李永平的主力团刘钧部打垮，缴获了一挺崭新的“勃郎宁”机关枪（他仅有两挺），将滨海警备军压缩到胶南于家官庄以南地区，随即拔除了张步云据守的诸城石门、插旗崖等据点胶南六王伪军据点，并将从伪军据点缴获的牲口全部发还群众，把缴获的物资、粮食大部分分给群众，从而大大地坚定了群众胜利的信心。又由于我军进到该地区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体谅群众的困难，不仅不问群众征派粮草，还以各种方式减轻群众的负担，甚至给群众以实惠。这就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对我军的信赖。同时经过深入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公开并镇压一些死心踏地的汉奸灭国贼，因此新区正气申张，群情激昂。
       经过八个月的艰苦奋斗，进行了极其艰巨的工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把刺刀插在枪上”的战略任务。建立了诸、
       胶、高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大大缩短了胶东区到滨海区的距离，即路程从一千多公里缩短到一百多公里，行程一个多月压缩到三至四天。
       1944年贾若瑜奉命指挥第十六团三营拔除日伪在我胶东腹地的坚固据点，“扫荡”屯兵基地——牟平县水道镇。这是胶东秋季攻势的重点战斗。是年8月24日，在东海军分区打援的配合下，我军强攻水道据点全歼守敌日军一个小队38名，生俘10名，迫使伪军两个中队投降。这是当时胶东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后东海地区有伪军1000多人反正，撤离了包括文登、荣城两县城在内的55个日伪据点，大大改善了东海分区当时的形势。
       1945年2月11日（除夕之夜），他参加了由军区首长林浩、吴克华指挥的5个团另5个营兵力与投除派赵保原主力决战的顽底（万第）战役。经过一个星期的激战，毙伤俘敌12000余名，剪除了胶东日寇的羽翼，清除了胶东军民坚持抗战与准备反攻的障碍。战后，贾若瑜任南海军分区司令员，到青岛至高密的胶济铁路东段开展艰巨的平原游击战争。
       1945年6、7月间，贾若瑜参加了讨伐平（度）西和昌邑地区叛军战役，使胶东和渤海联成一片。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对日宣战，我军进行大反攻。贾若瑜被任命为山东警备第五旅旅长，仍兼南海军分区司令员，随即与五师一部向青岛和胶济路东段大反攻。9月10日，他率军协同五师十三团、六师一个营强攻据守平度拒不投降的伪华北治安军第八集团军王铁相部、伪第十二师张松
       山部，将其全歼，俘伪军6000余人。这是胶东大反攻以来歼敌最多、缴获最大的一次战役，使胶东除青岛、潍县以外全部解放。
       从1940年4月至1945年9月，贾若瑜参加了胶东全部反“扫荡”和同日、伪作战的战役和战斗，他还参加了同一时期的反顽斗争和反投降派的战役和一些战斗。并且参加了建设根据地斗争。他从战争实践中得到了锻炼，也为胶东部队的建设和作风，培养供养献了一分力量。
       日本投降后，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主力大部分渡海去东北。此时，美军在青岛登陆，并帮助国民党从大后方向山东运兵，同时国民党将伪军改编为第三十二军和地方团队，准备大规模的内战。1945年11月，国民党第八军在青岛登陆，随即沿铁路向西进攻，企图打通胶济铁路，同我南海部队作战，破坏停战协定。
       1946年6月，我胶东军区由第五师和南海部队组织胶济铁路东段的自卫还击战役。第五师负责攻歼据守胶县，高密之敌——智编第十二师师部及其第一、第二团；贾若瑜指挥南海部队负责攻歼据守蓝村车站之敌，保安旅李得元部并进攻即墨之敌——智编第十二师第三团和一些保安团。他们分别歼灭上述守敌共近一万名。接着南海部队又与五师及其它兄弟部队一起在即墨城一带阻击由青岛进即墨之敌五十四军嗣汉筹部，歼敌四个营。
       1946年底，贾若瑜又兼任中共南海地委书记。
       1947年夏，国民党集中七个军作为进攻集团，以两个军防守青岛和潍县，由范汉杰统一指挥向我胶东作重点进攻。
       7月，贾若瑜被任命为胶东军区参谋长兼前指参谋长，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对胶东重点进攻的全部战争。从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我军在胶东作战5944次，歼敌16万余名。
       1949年2月，贾若瑜任胶东军区司令员。6月2日，胶东军区与三十二军协同解放青岛。8月，又协同二十四军一部渡海作战，解放了长山列岛。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胶东进入了紧张海防备战。
       1950年10月，贾若瑜调任山东军区参谋长兼济南市筹备司令。他协助军区首长进行海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支援地方恢复发展生产及支前等工作。
       1951年初，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组织短训高干班，培训师以上的主官，为期三个月，陈毅司令员任主任，下设一个队，贾若瑜任队长。
       1952年7月，贾若瑜调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主任处长。
       1953年初，贾若瑜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二十三军参谋长。朝鲜停战后，又回总参作战部工作。
       1954年上半年到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1957年底，贾若瑜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战役系，总部去人与他面谈，准备分配他去济南军区任参谋长。此时正值筹建军事科学院，叶剑英院长指名借调，因此，他就到军事科学院任战史部副部长。
       1958年8、9月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筹建军事博物馆，贾若瑜奉命参加这项工作，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部的领导下，及全军的大力支
       援下，他们仅用了10个月时间征集了10万件以上的历史文物，图片，建成了面积为6万多平方米的陈列馆，并完成了陈列、审查和预展等一系列工作，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后来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俱乐部主任兼军事博物馆馆长。
       1962年，贾若瑜调任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代秘书长，仍兼军事博物馆馆长。
       在“文化大革命”中，贾若瑜坚持真理，尊重事实，敢于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因而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批斗、关押和劳改。“九一三”事件后，他虽被释放回家，但他仍继续遭迫害。由于他襟怀坦荡，无所畏惧，经过巧妙而曲折的斗争，终于幸免于难。
       1975年7月，迫于形势而把贾若瑜分配到军政大学任副教育长、军事系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四人帮”进行斗争，险遭迫害。
       1978年，军委决定重建军事学院，贾若瑜先后任教育长、副院长和顾问，负责部分教学组织工作，亲自动手写教材并到第一线授课。他先后编写了《合成军队野战司令部工作几个问题的探讨》、《统一作战思想，做好战备工作》、《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军事战略几个问题的探讨》、《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更好地贯彻战略方针》、《省军区工作概要》、《关于战争动员的几个问题》等多种著作，主编了《方面军防御战役想定》、《方面军抗登陆战役想定》、《军事教育法》、《游击战》、《关于战役计划的拟制》等
       多种教材。80年代初，他向党中央建议在党校增设军事课，经党中央采纳后，他在中央党校讲授过《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省军区工作》、《战争动员》等军事课，并在地方一些高等院校讲过课。
       1983年5月，军委成立恢复军作制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贾若瑜被任命为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上级领导下，他和有关部门配合，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了《军官服役条例》、《军衔条例》、《预备役军官条例》的送审稿。
       1987年6月，军衔工作移交总政治部后，贾若瑜潜心于军事学术研究工作，撰写了《春秋时期军事思想初探》。主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辞典》等著作。
       1988年9月底批准离休。
       贾若瑜在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均负过伤，成为二等甲级残废。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9月29日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贾若瑜--贵忠于革命事业，服从组织需要，从不计较个人名位，做到了能上能下，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地工作，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比较圆满地完成组织所交给的任务。
       一九九〇年六月
      
我走过的路

       贾唯英
       （一）出走上海
       我出生在一个严格遵守封建礼教的地主家庭。父亲希望我做一个“三从四德”“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
       我五岁发蒙。从读《三字经》、《女儿经》起到《唐诗》、《诗经》、《古文观止》、《四书》……，在家办私塾读了五年书。具有初步的文化基础。为我以后获取新知识，接受新思想创造了条件。以后在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堂叔和哥哥的好友影响下，我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新思想。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还模糊地憧憬一个人人平等理想社会。但不能为父亲的旧脑筋所容忍。
       1939年在哥哥们的劝说下，我进了合江县立女子小学校，第二年考进新创办的初中班。校长是我的堂婶。她的思想开明、进步，是从上海回到家乡办学的新式人物。后来才知道，她原是上海地下党办的“上海大学”的学生。
       1933年冬，初中毕业了。父亲坚决不准我再升学。要我在家学女红。我自然不依从。经过一番苦心筹划，1934年4月，我同七哥贾鼎勋一起私自去上海读书。悲恼父亲，以断绝经济相威胁，要我回家。我坚决不回头。
       1934年秋，我考进上海爱国女中。缴了学费、食费之后，身上仅剩两元钱了。连五元钱的书籍费也长期拖欠，缴不出来。经济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是从偏僻的合江县，直航上海的。连黄包车都未见过的我，突然进入“东方巴黎”的上海，真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闪灼的霓虹灯；矗立的高楼大厦；南京路上的车水马龙，人如潮涌，语言不同，服饰不一的外国人……真是使我这个乡姑娘眼花缭乱，惶惶然不知所措。
       在学校，我衣着寒冷，土里土气，语言不通使我不敢和上海同学来往。每天课余，独来独往。钻进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在中外古典小说中徜徉。我的内心既感到走出封建家庭的感觉，又感到无比的孤独。
       （二）投身革命
       我为何要到遥远的、陌生的上海？一是正因为远，父亲才不敢于把我抓回去，关起来。二是我向往上海，因为我所看的进步书刊如《创造月刊》、《北斗》郭沫若的诗《女神》，剧本《三个叛逆的女性》茅盾的《虹》都是上海出版的。我想像，上海一定有很多思想进步的人，他们会帮助我找到“光明”。
       那时，国难深重。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强占东北之后，又进占了热河。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拱手把大好河山送给敌人。还下令：不准人民抗日。强迫人民和敌人讲亲善。
       上海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爱国女中校址在江湾乡下，环境幽静，设备齐全教师不错。本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但也不得安宁。距学校不远的虹口，就有一个日本兵营，驻扎着日本海军陆战队。他们经常以中国为进攻对象，进行演习。隆隆的演习炮声，时常打断我们的学习。黄浦江上，停满了外国军舰。外滩巍峨的建筑，尽是外国的银行和洋行。租界是国中之国，是外国人统治的天下。街道都是以外国的贵族和将军命名，连警察也是外国人。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确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只能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至于侮辱中国人的事，简直是司空见惯。法国公园和外滩公园不都挂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吗？
       资本家过着天堂般的生活，骄奢淫逸。劳苦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这样露骨，而贫富悬殊的对比又是那样鲜明。可是，我却看不到一点儿进步活动。（不是没有，而是我未看到）这一切使我的时时有感民族的屈辱，国家的危急，社会的不平，满怀悲愤，又不知个人和国家的前路在哪里？我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正在此时，1935年春，我认识了新从苏州中学转学来的胡文新（方铭：中央文献研究室顾问）她和我同座，经常交谈。不久便成为知己。她早已是共青团员、“社联”成员。在她的帮助下，我开始阅读《新生周刊》、《妇女生活》等进步刊物和通俗的社会科学书籍，还有描写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小说。找寻“中国往哪去”？“我该怎么办”的答案。逐渐的，我初步懂得了社会发展的
       过程和趋势，妇女解放的道路，中国的出路何在。最后的结论是：“国难当头，我应当奋起救国。”我深感个人力量之微弱，迫切要求参加一个严密的进步组织。1935年6月，胡文新介绍我参加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社联”（全名“社会科学者联盟”），从此，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再为个人焦虑了。
       在“社联”小组领导下，在学校展开了一系列进步活动：出壁报，办平民夜校，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时事问题研究会”和“妇女问题研究会”，讨论妇女和时事问题。请进步人士来校讲演……
       “12·9”运动爆发后，我热血沸腾。立即投入上海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发动同学成立救国会，我被选为救国会负责人之一。12月20日我参加了上海市几千中学生到江湾国民党市政府请愿和南京路的游行，接着12月24日又参加了上海市各界人民一万多人的大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我看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此后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集会和游行、示威，甚至连参加抗日歌咏队，唱歌亡歌曲也从不缺席。那时在我脑子里旋转的，只有八个大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参加救亡运动成了我生活中的主旋律。1936年2月，由邓洁（解放后手工业合作总局局长）、胡乔木、陈延庆（王翰，解放后任中央监察部副部长）组建的中共江苏省临委（当时上海党属江苏省委），为了彻底转变关门主义作风，解散了“社联”等八大联等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分别参加各行各业的救国会。我们这批“社联”的中学生成
       员便转到由胡乔木组建和领导的“抗日救国青年团”。
       1936年暑期，我参加“上海大中学生暑期抗日宣传队”，沿沪杭线进行抗日宣传。第一站是松江县。谁知，工作刚刚开始，上海警卫区便命令松江县长把我们押回上海。我们宣传队60多人同大批反动军警，便衣特务抗争近两小时，无奈寡不敌众，最后仍被押回上海。我又一次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面目。
       暑期学校扬言要开除一批包括我在内的进步学生：上海是不能立足了。我响应“五·四”和“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北平。于是我和好友李秀若（后改名李林，1940年在雁北抗日前线英勇牺牲）一起转学到北平。8月由七哥的好友，覃友吾（秦仲方，曾任川北行署副主任）介绍，参加了“民先”（全名“民族解放先锋队”）9月，我进了两言女中。担任民先分队长，终于开辟工作，并继续参加北平的举生运动。在北平，我读了刘少奇在《火线》上发表的有关克服关门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文章，深受教育。当时刘少奇是中共北方局书记。我逐步克服了上海时期的左倾幼稚病。并且进一步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原著。我已不满足于做一个民族解放的先锋战士。我渴望参加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我认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放全人类。因此我曾多次向民先领导人小周（彭敏，原国家建委副主任）提出申请入党的要求，并交了自传。小周多次同我谈话，进行考察。1937年“五·四”纪念会上，我被反动学生殴打后仍然继续进行斗争。当天晚上，小周告诉我，党已批准我的申请，并定于第
       二天晚上举行入党宣誓。因为第二天是5月5日，是马克思的生日。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小周公寓里，站在马克思的像前，举起右手，庄严地宣誓：“我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不叛党！……”，小周和另一位同志上前和我紧紧握手，向我祝贺。我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从此，我把一切交给党了。在以后的艰难岁月中，只要想起当年入党宣誓时的情景，便增添了继续斗争的勇气。
       （三）北平沦陷
       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全中国的野心毕露。先在华北增兵，强占丰台。后又在青岛武装登陆。11月2万多平津日军在北平郊区，以中国为进攻对象，进行演习。最后还全付武装，携带重炮，坦克从北平的中心地带——长安街穿城而过。1937年情况更加紧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民先和学联在党的领导下，一方面转变作风，深入群众，采取多种形式做扎实的群众工作。同时争取学校师长，社会人士，地方当局的合作和支持。另一方面加强民先队员的军事活动和军事训练，以便应付突然事件。继1936年暑期西山夏令营之后，1937年又第二次开办夏令营。营地设在西山樱桃沟。我和许多民先队员，进步同学，背起行李，前去参加，接受军事训练。夏令营的内容很丰富。除每天进行军事操练，学习游击战术，进行军事演习之外。还请进步教授上山分析时局，与廿九军大刀队联欢，共同高呼誓死保卫华北，下山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7月7日晚，我
       们正在山上以日军为敌方，进行军事演习。深夜，突然从山下南面传来清晰的枪炮声。大家十分惊异，知道时局有变。总队部立即紧急集合，加强戒备。并连夜派人下山打听消息。8日得知日军借故进攻芦沟桥和宛平城，受到廿九军冯治安部，吉星文团的坚决抵抗。“廿九军和日本鬼子打起来了……”大家欢呼雀跃，互相拥抱。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总队部下令：立即收拾行李，跑步进城，参加抗日工作。
       回城后，我参加民先总部在北大办的速成救护训练班。经过两三天的训练便分到各伤兵站工作。当时战争在激烈进行，可是每个共产党员先队员，毫不畏惧。坚决响应党通过“民先”提出来的“与北平共存亡”的号召。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积极进行救护、募捐、慰劳的工作。这时，我的七哥从上海连发四封电报，要我立即离开北平去沪或回家。“我要与北平共存亡”这就是我的回电。我盼望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开始了，我怎能后退？
       7月14日北平大批权贵和有钱人家开始向南撤退。那时铁路还通，要走也还来得及。有同学劝我早点走，我回答仍然是一句话，“我要与北平共存亡”。17日日军占领丰台，切断了北平的对外交通。战争已移至北平四郊，打得十分激烈。整天炮声隆隆，城内开始构筑工事，准备巷战，保卫北平。我毕竟太年轻，太幼稚，完全相信宋哲元誓死保卫北平的诺言（也不能完全责怪他，蒋介石未下决心抵抗，奈何？）也幻想蒋介石不会轻易放弃，像北平这样的历史名城，可是，我完全想错了。
       29日传来我军收复丰台的捷报。全市人民，欢欣若狂。一时之间，鞭炮声，锣鼓声大作，庆祝胜利。人民出钱出力慰问廿九军。谁知这竟是一个伪造的消息。后来才知道廿九军损失惨重，师长佟麟阁，赵登禹英勇牺牲。但是我被蒙在鼓中，整天沉浸兴奋之中，忘记了疲劳，一直工作到深夜。回到学校，倒头便睡。第二天清晨醒来，怎么到处静悄悄的，听不到一点枪声了。我预感不祥，飞跑去北大民先总部打听消息。一路上只见城门大开，无人守卫。士兵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到了北大红楼，哪里还有什么民先总部，一片混乱，有的学生在烧文件，有的在搬东西。“民先总部到哪里去了？”我问一个同学。“我们也不知道，昨晚深夜廿九军从西面撤走了，据说带走了五百清华同学。现在北平是一座空城，只等日军来占领了。全城一片恐怖，各逃生路……你也赶快走吧！”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尤如当头挨了一棒，骨头转向。过了一会儿，才突然意识到：北平已经失守了。这是我从未想到的，也是不愿意看到的残酷现实。我坐在台阶上放声大哭起来。一些同学围拢来问道：“小同学，你是哪里人？为什么不走？哭，没有用，赶快走。”“我是四川人，我妥与北平共存亡，现在北平失守了，叫我怎么办呀！……”我哽咽地回答，说完又哭起来。
       我离开北大回学校，才感到肚子饿了，原来我还未吃早饭呢。我走进学校附近一家湖南小食店。那老板主动来问我：“小同学你为什么还不走？日本鬼子就要进城了。我是湖南人，北平丢了，我脚下踩的土地都没有了，当亡国奴了。我还有什么心肠做生意，我也要收拾行李回老家去了……”
       说着，他竟流泪了。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所能表达的爱国之情。叫我怎能不感动？我再也吃不下东西了。
       学校更加冷冷清清，只剩下几个同学。他们也准备搬到亲戚家去。可是我在北平，无奈无戚，无处可走。更令人着急的是党的联系人小乔，自七·七事变后，只来过一次。我不知她的住处，现在到哪里去找她呢？真是心急如焚。突然我想到有一个东北籍同学杜志一，放假前她曾对我说过：有什么事，可去找她。我也顾不得先征求她的意见，竟直搬到她的家里。果然受到她和她的母亲的欢迎。杜志一虽然不是民先队员，确是一个爱国者。
       虽然有了一个暂时住处，心里仍然不安。我必须找到党的联系人，听取党的指示。到底何去何从。可是茫茫人海，哪里去找党的联系人。后来我想完一定也在找我。我赶快回学校留下地址，同时每天到北大和两吉附近转转，希望能碰到党的联系人和民先总部的熟人。
       那时日军尚未进城。汉奸早已公开出来活动。谣言四起，有的说，日军进城，要大烧大杀三天。有的说要挨家挨户搜捕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分子，凡参加过学生运动的人都逃不脱日本人的毒手。全城人心惶惶，城里人往城外跑，城外的人又往城里涌，无非是想找个安全之处。可是在敌人的统治下，哪里有安全之处呢？
       有一天，我在北大附近，突然碰见我的入党介绍人小周。我一把拉住他，话未说，泪先流。像遇见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你们都到哪里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学校，像个孤儿一样。我找党，找得好苦呀！”说着，我又哭起来。小
       周连忙安慰我说：“小贾，你不要难过，现在不是找着了吗？这次宋哲元撤退，事先谁也不知道。所以弄得手忙脚乱。我就是来找你的。……”“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问。“党有指示：凡在北平无社会关系，无法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自行没法先撤到天津再转济南。再行安排，或去太原，或去延安。天津和济南都设有平津流亡同学接待站。我们一路去天津吧。”“我还是要找到小乔才行。”“好，我帮你找？”这次与小周的突然相遇，真是绝处逢生，欣喜莫明。第二天，小乔就到我的住处来了。我一见到她，就抱怨起来。”你们把我丢在学校不管，我到哪里去找你呀！”小乔连连道歉。她传达党的指示与小周说的完全一样。一句话：“迅速离开北平。”
       我和小周约好，和他们兄妹一路去天津。那时我身无半文怎么办？我把冬天的衣物，其中包括一件新皮袄，锁在一口旧皮箱里，拿去当。这是我第一次进当铺。人还没有柜台高呢？那掌柜的，冷冷的把我看一眼说：“这破箱子，不值钱，一元钱都多了。……我生气了，掉头就走。掌柜的脸上又装出假笑说：“小姑娘，回来，你人小，脾气还不小呢！”最后说成五元钱。我拿了钱和当票，走出门就把当票撕了。五元钱当然不够。尤幸后来碰见我熟悉的民先总部负责人之一的北大学生姜世勋。他送我30元作路费。
       离开北平之前还有一段插曲。有一天我在北大三院遇见了在西山夏令营认识的阿陈。他是北大理学院二年级学生，家在美国檀香山，哥哥是资本家。在西山，我们编在一个组，所以很熟悉。他见了我，非常高兴。他说：“小贾，从
       西山下来，就到处找你，找不到。走，到我宿舍去坐坐。”到了宿舍之后，他首先问我：“小贾，北平失守后，你作何打算？”我回答说：“你是知道的，我的家在四川，若要回去，早就走了。我是发誓‘要与北平共存亡’才留下来的。北平虽已失守，还可到别的地方去参加抗日工作。我准备先去延安，再转前方。……”“那么，你不读书了？”“还读什么书？现在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把日本鬼子打出去再说其他。……”“小贾，我想谈谈我的看法，行吗？”“怎么不行，你说呀！”“小贾，你还很年轻，成绩不错，脑子不算。应该继续读书。国民党腐败无能，又无抗战决心。共产党虽坚决抗战，但目前力量还小。这个战，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才能取胜。倒不如你同我一起去美国读书，学成之后，再回国参加抗战或建设不迟。那时作用也大得多。现在你留在国内也做不了什么事，浪费了你的青春实在可惜。……”其实阿陈的话，也有一些道理。我当时年轻气盛，报国心切，像受了天大的侮辱一样。竟勃然大怒，把他痛骂一顿。我怒斥道：“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劝我到美国去读书？这是背叛祖国的行为。告诉你，我坚决不去美国。我要留在国内参加抗日工作。我要去延安。……”说完我转身就走。他拉着我恳求道：“小贾，你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呀！你不去美国，我们还是朋友。你什么时候走？我来送你。……”“明天就走。这是七·七事变后第一次平津通车，要冒点风险。可是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了。……你不要来送……”
       去美国读书，在当时和现在，都是非常诱人的。可是我作出了不去美国的决定，至今不后悔。
       在离开北平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全市人民一样，烧了所有的进步书刊、日记、照片、文物，连孙中山先生的照片、总理遗嘱都付之一炬。那是当亡国奴的第一课，我是流着眼泪烧的呀！
       8月5日我和小周兄妹走进车厢。车还未开，我突然发现一个戴眼镜的、矮墩墩的青年，把头伸进每个车窗找寻。那不是阿陈吗？我感动得流出眼泪，不禁叫道：“阿陈！我在这里。”他闻声而来，默默地递上一篮水果。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不无歉意地说道：“阿陈，你不要生我的气。希望抗战胜利之后，我们能够再见。”他点头作答。列车慢慢开始移动，他也跟着列车慢慢移动。列车飞跑起来，他也跟着列车飞跑了一趟。然后停下来，频频挥手。多么诚挚感人的友情。而今，不知阿陈还健在否？
       列车终于离开了北平。那高高的城楼终于看不见了。我感到撕心的痛楚和无比的惭愧。北平失守仅有七、八天，我确像渡过了漫长的一年。
       车上所有的工作人员，从司机到车警都换成了日本人。这一列车几乎都是北平的进步学生。车到半台，停了很久。一队队的目标兵，荷枪实弹、跃武扬威的在站台上走来走去。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呀！车厢内空气十分紧张，谁知道日本人要干什么呢？我们已成了任人宰割的亡国奴了。
       我旁边一个青年大概实在蔽不住了。突然哼起“义勇军进行曲”来。那“起来”二字还未完全出口，就被旁边一人用手捂住他的嘴。悄声骂道：“你想死了！”唉！我真想哭。平时只要两小时，我们竟走了一天。车到天津，天色已
       晚。经过的中国地界，战争的痕迹到处可见。几乎家家户户都挂了一面太阳旗。甚至拉驴车的驴子屁股上也插了一杆太阳旗，令人触目惊心。唉！真正是当亡国奴了。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最令人担心的是：下车后，日本军队要搜查每个旅客，只要他认为行迹可疑，便拘留起来。我们过得了这一关吗？我左手提着一个行李卷，右手提着个小皮箱。忐忑不安的向日本鬼子走去。我主动打开了箱子，那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服。日本鬼子看了我一眼，便挥手要我离开。也没有为难小周兄妹。我急步通过车站广场向万国桥走去。频频回顾，生怕日本鬼子从后面赶来把我抓回去。终于上了桥，这里算是法租界，便安全了，过了第一道关口了。可是人却没有一点力气了。坐在桥头，累得几乎站不起来。进了法租界，只见街道两旁挤满了从中国地界逃出来的难民。扶老携幼，坐著的、躺着的……一付流亡的惨象。我们三人一天未吃东西，饿极了。遇见第一家餐馆，不管三七二十一，走进去，尽其所有。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
       在法租界广州中学，平津流亡同学接待站住了下来。以为可以安定一下了。谁知第二天，天津汉奸报纸用大字标题刊出：“北平大批失业学生来津，应引起密切注意。……只住了两天，法租界当局便不准住了。经过负责人出面交涉，搬到海河边的开滦煤矿堆栈。这里算是英租界。河对面便是驻有日军的中国地界。堆栈只有一座小楼，供女同学居住。男同学则在煤仓里打地铺。大家都没有钱吃饭了。怎么办？又由负责人出面与煤矿中方经理交涉，他们同意每日供
       应三次面包加咸菜。中午有时有点牛肉干、或茶鸡蛋。能够吃饱。我们列队领取，算是离等难民。虽是救济行为，也说明中方经理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
       11日，我们经过千难万难才买到一张英国太古公司去青岛的船票。下午去大沽口上船。那里停了两艘海轮。船离岸有一段距离，要靠舷梯才能上去。因为严重超载，上船时十分拥挤，秩序混乱。有的行李挤掉了，有的被挤下海了。……到了后来，不管有票与否，两艘船都不准旅客上去。我和小周兄妹被挤散了。我一个人提着行李，一会儿往这艘船，一会儿往那艘船，都不准上去。很快，舷梯撤了。天哪，上不了船怎么办？若是今晚一个人留在日军占领的大沽口，太危险了。我正在心急如焚苦无办法之时，突然看见有人用绳子系在腰拉上船去。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我也这样上去吧！”此时，有两个码头工人走来问我：“小同学，你要上船吗？”“是呀！可是舷梯已撤，怎么上得去呢？”“好办，你来”我把身上仅有的两元钱给了他。他用绳子系在我的腰上，然后背着我，涉水走近船边，把绳子抛上船，双手举起我往上推，船上有人力拉，终于拖上了高大的海轮。心上压着一块大石头才放下来了。好险呀！甲板上挤满了旅客，几无立脚之地。突然有人喊我：“小贾，怎么现在才上来？我们到处找你……”原来是小周兄妹挤在一个角落里。看见了他们，心里更加踏实了。我们三人又都身无半文。船上也没有东西卖。幸好同船的好心人，分给我两个馒头，我们三人分而食之。
       船过日本军舰巡逻区，船长命令甲板上的旅客全部进入
       货仓以防意外。货仓中的苦况就很难说了。听说有一个生病的旅客在货仓中散死了。当我们的船出现在公海时，全船欢腾。许多人高呼“祖国万岁”。我算真正懂得了“祖国”二字的份量。我们终于逃出了日本鬼子的虎口。
       到达济南后，驻山东师范平津流亡同学接待站。每天三餐馒头稀饭加咸菜，由韩复锺供应。9月党组织分配我到平津流亡同学训练班去接受军事训练，以后留在山东工作。这是我极不愿意的，我的本意是要去延安。但只能服从组织决定。平津流亡同学训练班是华北局通过上层进步人士余心清（解放后为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办起来的。但是训练班的军事人员，全是韩复锺的下级军官。他们完全采用封建式的，军阀式的管理方法。男女同学不许来往，稍有违犯，便用体罚。一个武汉大学同学，因和女朋友见面交谈，竟当众打了四十大板。叫人怎么忍受得了？我坚决要求去延安。
       （四）圣地延安、晋南烽火
       1937年11月1日，我们来自天南地北的四十多名青年，背着行李，从三原步行出发，踏上了去延安的八百里征途。经过10天的艰苦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响往已久的圣地延安。我编入陕公五大队（女生队）校长是著名文学家成仿吾。看起来像个朴实的老农民。队长是四方面军女红军团团长陶万荣。课程有党的建议，游击战术，群众工作……大家最喜欢的，也是最重要的课程，是党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张闻天、陈云的大报告。同班有十来
       人。我们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个土炕。那时生活十分难苦，没有教室，露天上课。桌子、凳子极少，每人自制小凳一个，随身携带。上课、听大报告、开会都靠它。每日三餐萝卜、白菜加小米饭。大家吃得很香甜。女同志脸色都是红彤彤的。阳光充足，空气新鲜，心情舒畅，弥补了食物营养的不足。冬天发一套棉衣。陕北冬天极冷，滴水成冰。脚冷就找些旧布包裹起来。没有家属宿舍，星期六大卖团聚，称为过“礼拜六”。每月津贴贰元，要知道朱总司令的津贴才伍元呀！星期天实行共产，谁有钱，谁请客，在合作社去打一次牙祭就很满足了。要问我，当时最想吃什么？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吃一顿大米饭。”堂兄贾若瑜是长征干部，在抗大当教员，有时他可分到一点点大米，每到此时，我们便去把他的大米一顿吃光，算是最大的享受了。苦么？不能说不苦。本来就是来我苦吃的呀！所以大家不以为苦，以苦为乐。因为在延安，大家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树立起抗日必胜、革命必胜的信心，心里总是热烘烘的。
       1938年2月，毕业了。我从风陵渡过黄河，去山西临汾，晋西南区党委机关工作。可是报到不到两天，日军长驱南下，逼近临汾。我们是党的领导机关，只有一个保卫排，不得不向黄河边撤退。一路上既有阎锡山的大批后撤的部队，机关，又有逃难的老百姓。拥挤不堪，日军跟踪轰炸，有一次我差点被炸死了。我们单位和日本军统圈子，天天行军，日夜行军。不幸我又身患尿路感染、尿频、尿血，单位上只有我一个女同志，诸多不便。不仅无法医治，后来为了不致掉队，甚至上厕所也不可能了。我忍着极大的痛苦，紧跟部
       队。瞻瞻发髻，绝不能丢队。我占着年轻，身体素质好，加上精神力量，不仅从未掉过队，还整天精神勃勃。没有人知道我在生病。也怪，一个月后，不治而愈了。
       沿黄河边的晋西，几乎走了两个月，在一个地方驻下来修整最多不超过十天。还多次遇到险情。有一次，我们深夜急行军，刚过吉县城，日军就赶到了。差点碰上了。又一次刚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准备驻下来休息两天。谁知炊事员刚蒸上馒头，日军又赶来了。我们只好每人分两个半生不熟的馒头上路了。至于行军中的苦况，真是一言难尽。月黑头之夜，不能有任何照明，只能每个人在手臂上系上一条白毛巾以作前进的标志。摸着行军，跌跌跄跄，我的眼睛有病，不知掉了多少跤。有一次雪夜行军，山路崎岖，路滑难行。我和区党委书记张友清足拉着马尾巴才下了山的。经常吃不上饭，找不到住处是常事。有一次到了一个只有两户人家制山沟，无处安身，我只好钻进牛草围中去过了一夜，还很暖和呢！但是我毫无怨言，始终保持乐观与精神状态。只娶到了宿营地，我便开始我群众宣传工作。若是驻上两三天，就每天早晨教保卫排唱歌。因为日军追击，行踪无定，机关工作不能正常开展，这两件工作便是我第一个工作岗位。
       向黄河边撤退的阎锡山部队，纪律很坏，把什么都丢了，马匹、枪枝、军毯，还抢劫老百姓。我们这支小部队，纪律严明。一切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连喝一杯水也要给钱。每驻一地，老百姓都会不得我们离开。希望我们久住，走时含泪送别，希望我们再来。他们恨死了阎锡山的部队，称为二鬼子。我亲身体会到八路军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1938年5月，我调属县县委工作。任县委青委，公开身份是属县幅盟会宣传部长。半年之内，主要做了三件事。①办了一个妇女干部训练班。招收本县小学以上的女青年。我是班主任，又是主委教员，还要编写教材。②组建了一个十师多人的青年宣传队。主要是唱歌、演出活报剧向农民进行抗日宣传。我自己也参加演出。另外还办了一份油印小报。
       1938年底，日军突然袭击属县。县城失守，我又调回驻孝义县的晋西南区党委宣传部工作。区党委书记林枫，宣传部长张稼夫。公开牌子是八路军115师政治部。这段时间，生活仍然很苦，经常吃黑豆。但比较稳定，工作也较正常。算起来也只做了三件事。①办了两期农村女党员训练班。②应决死队（党领导的外国军队，属牺牲会，人称“七路半”）之请，去办了一期女干部训练班。③编了一本农村党员识字课本。这是一本贯穿政治教育的文化课本。在这期间我学会了骑马。决死队的一位团长送了我一支小手枪。那时根本没有什么名位思想。总想多干点工作，什么工作都愉快地去干。
       在山西的一年半中，我受到了新的锻炼。适应了艰苦的战争环境，提高了独立工作的能力。
       在山西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也使我感到十分惊异。山西沿黄河边的山区，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妇女缠小脚。一个县上中学的女青年极少。可是却建有天主教堂。信教的人也不少，尤以中老妇女为多，这些文盲妇女为何信仰了西方的天主教？西方传教士为何能在偏僻的山区扎下根来？难道我一个共产党员还不如一个传教士么？我要在山区传播共
       产党的主张，扎下根来。
       遗憾的是：1939年5月，我因眼病严重，有双目失明危险，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十分关心，立即命我回延安医治。从此离开了山西，再也没有回去。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也是我一生的遗憾。
       6月，我又一次渡过黄河，回到延安。这次渡河，使我第一、次看到汹涌澎湃的、雄伟的黄河。就像洗星海“黄河大合唱”中所描写的那样。真是惊心动魄。
       在延安医治半年，毫无效果。印度柯棣华大夫建议去成都存仁医治，那里设备很好。医术精湛。
       1939年12月，中央组织部调我去中央党校44班学习，同时等待机会回四川治眼。
       中央党校校长是邓发同志。他是工人出身，留学苏联。很有风趣。我们主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原著。4月开展生产运动。男同志全部上山开荒，女同志全部参加洗衣队劳动，为男同志洗衣服。我是洗衣队副队长。当时肥皂很缺，就用草木灰水代替。我们还实行了简单的流水作业法。分泡、搓、清、晒、收……在延河边清洗衣服是最快乐的时候。这时，我们踩在浅浅的、清清的延河中，边清洗边唱歌。当时我们最爱唱的歌是：《延安颂》、《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军歌》和《到敌人后方去》。衣服晒干之后，还要写一封简短的慰问信放在口袋里。男同志收工回来时，我们列队迎接他们。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递给他们。男同志们第一件事便是摸出口袋里的慰问信。看着亲切的信，脸上漾出愉快的微笑。调皮的同志。
       还怪声怪气地朗读几句。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真是同志情深啊！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这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更加困难。可是人们的精神更为振奋，生活情趣也更为丰富。周末各单位都要举办晚会。不仅有各种文娱活动，还兴起跳交谊舞。歌咏活动更是普遍。几乎是人人都会唱歌，到处都充满了快乐的歌声。开大会，听大报告时，就是各单位比赛唱歌的时候，啦啦队大显身手。夏天的延河两边，更是十分热闹，成了天然的游乐园了。游泳的、散步的、唱歌的、洗衣服的……一派生机勃勃，显示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五）地下斗争
       1943年5月，正当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接到中央组织部通知：要我准备随周恩来同志一起回四川治眼。当时心里真是矛盾极了。我十分留恋延安和山西前线的生活，以及和我一起学习、工作的同志们。但想起双眼有失明危险，又想起快回去把眼治好再回来。一个星期天，我拿着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去见周恩来同志。那时周恩来同志刚从苏联治病回来。正在窑洞前的平台上进行锻炼。我走上前去，敬了礼。双手递上介绍信。垂手侍立。心情有些紧张。在延安我只和邓发校长交谈过。周恩来同志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打量了我一下。然后温和地问道：“小鬼，你有什么病？”大概信上并未说明是眼病。我的个子虽小，看起来确很健康。我立即回答道：“我是从山西前方回来治眼病的。左眼
       早已近于失明，现在右眼也很严重。印度柯棣华大夫建议到成都存仁医治。……”我一口气说完我事先准备好的话。周恩来关切地说道：“啊！治眼病。眼睛很重要啊！这样严重，一定要治。小鬼，你放心，我一定带你回去医治。至于何时动身，等候通知。……”
       5月中旬我们升几个同志随周恩来同志、邓大姐从延安动身了。周恩来同志是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部副部长身份出现的。邓大姐则是政协代表身份。周恩来同志身穿黑色中长皮外套，邓大姐着旗袍。他俩带着副官，乘一辆吉普车。其余人都穿八路军军服。乘大卡车。其中有新从苏联回来的南方局青委负责人刘光同志。组织部负责人孔顾同志等。我和陈舜瑶（宋平爱人）、康静分在一个组。路上走了半个多月。与周恩来同志、邓大姐同行同住。同住一个旅馆，同在一个餐馆吃饭。他俩对大家十分关心。每到住地，都要询问大家的情况。有墓车吗？有生病的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吗？……
       我离开四川六年，从前也未到过成都。对四川和整个大后方情况所知甚少。临行前，只传达了周恩来同志指示：“四川情况紧张，要十分小心。”到了成都才知刚发生过枪米事件，逮捕了一批共产党员。空气十分紧张。领导告诫大家，不要随便出去。即使必须出去，也得换便衣，两三人同行，按时归队。以防意外。
       到了重庆之后，组织上要我和家里取得联系。争取家庭支援我治病的费用。因为当时南方局经济也十分困难。不久，我在重庆碰见了我的二哥，贾学等。我们兄妹六年不
       见，三年音信断绝。突然相逢，他自然十分高兴。立即帮助我贰佰元作治眼费用。这样我同断绝音信三年的家庭又联系起来了。后来读大学的费用也是由家庭供给的。
       ①隐蔽、埋伏
       1940年底，我从成都返渝，绕道家乡，与老父告别。准备北去延安。谁知到了南方局才知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政委项英牺牲。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南方局正在进行紧急疏散。只保留最必要的少数同志。其他同志有的到别的地方隐蔽，有的回延安。第一批人已离开重庆了。下一批，何时走尚不能定。我来迟了一步。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怎么办？红岩村是不能住的了。组织上要我暂回合江家乡隐蔽待时局好转再出来。我不愿离开南方局，我对联系人廖似光同志说：“我死也要同南方局同志死在一起”。廖似光同志见我如此执拗，便说：“邓大姐要找你谈话。”我去曾家岩50号与邓大姐、张晓梅大姐足足谈了几小时。邓大姐恳切地说：“小鬼，你要明白，现在时局很严重，南方局同志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你在四川未露过面，何必作无谓的牺牲。许多同志都疏散出去隐蔽了。你的家庭关系好，正好隐蔽。……”我不隐蔽，我要干革命工作……我固执地说。邓大姐仍然很耐心地开导我。“小鬼，隐蔽不是不革命，而是为了将来更好地革命。就像一个卒子一样，现在放在那里暂时不动，时机一到，杀过河去，横冲直闯，还可以将老师呢！不要孩子气了、隐蔽是暂时的，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但你要隐蔽，还要帮助组织隐蔽别的同志。”邓大姐的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我只得服从。我提出一条意见：
       家里人虽知我是从延安回来的，但他们对我很好。可是乡里许多亲戚都知道我去过延安，那就非常不利。我不回家乡隐蔽，可通过家庭关系，在别的地方找职业隐蔽。邓大姐同意了。最后她说：“到哪里隐蔽都可以。不带组织关系，不和地方党联系，也不娶和别的党员发生横的关系。时局好转通知你，必要时半年回来汇报一次。……”
       黄昏时，邓大姐要我坐上她的小车，送我到七星岗下车。那时七星岗，车水马龙，人流如潮。我下车后，迅速钻进人流，就被淹没了一一会儿，小车呢？邓大姐呢？都不见了。我回首西望红岩村。不禁心潮起伏，热泪横流。我在心里呼唤：“党啊！从今天起，你的女儿要在复杂的大后方独自作战了。……”
       1941年3月，我先在基督教成都女青年会成人部任助理干事。11月转到国际友人艾黎创办的工业合作协会成都分会任教育干事。这是我在国统区的第一、个职业岗位。两个单位的任务都是给合作社工人上文化课。我到底幼稚，不知道必要时退却的重要意义。不愿隐蔽，随时都想干点革命工作。所以又利用这两个单位给工人上课的机会，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敌的故事。在工合尤其大胆，还驳斥国民党散播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洞言”大讲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教唱抗日歌曲，组织社员游行，讨论时事问题……。虽然深受社员欢迎，却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有一天突然有一个陌生青年来访。他装着是来接关系的。还说他曾到好几个地方去找过我。那几个地方确是我治病时留给南方局的通信地址。但说的话又似是而非。一来就滔滔不绝的说什么：形势已经好转，乐山武
       大都动起来了，你也应当活动……。我闻出了一股怪味。这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所使用的话言。而且没有显示接头暗号。我立即警觉起来。我冷静地说道：“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你找错人了。……”他仍然继续说下去：“自己的同志嘛！你不用害怕。……”我突然气愤地说道：“你胡说些什么？我不懂，请你出去，不然我要去叫警察了。”这样他才有些慌张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我走就是，你何必动气。……”这个陌生时来访者终于走了，我肯定他是一个特务。我立即回家。那时我的父亲在成都治病，我和他住在一起，自1935年4月母亲去世后父亲性格大变。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十分慈祥。他不仅原谅我过去不辞而别，还特别疼爱我。也不反对我参加革命，只是担心我的安全。我把特务来找我情况告诉了父亲。并说：“看来他们今天是来试探了。虽不定马上下手，但仍然很危险。我必须立刻离开成都到重庆去。”父亲十分担心地说：“婆小心啊！”我把父亲一人丢在成都，第二天就坐一个进步朋友自己开的小车子走了。走前我把一串钥匙放在办公桌上，不辞而别了。我不仅感到默然，还有些依依不舍。正合负责人，思想进步，得我不错。合作社工人与我已建立了亲密的情谊。
       车到内江，我刚刚走进旅馆房间。那时天已黄昏，突然外面茶房高叫：“外面有人会一位身穿黑色大衣，提小皮箱、梳双辫的单身女客。”我一听，心里一惊。这正是我的装束。难道特务追起来了？”我立刻把头发打散，脱下大衣，把箱子塞进床下、坐在床沿，一面等待事态发展，一面编造自己的履历，以便应付突然事件。我想：“也许今晚跑
       不脱了。”楼上无人答应，一会儿便没有什么动静了。我松了一口气。一会儿，开车的朋友回来。我告诉他：“今晚可能要出事，你要出面为我应付。”果然宪兵两次来查房，问得十分详尽。好像对我很怀疑。那位朋友，用些江湖话把宪兵应付过去了。深夜听到门外茶房私语说：“今晚要捕人，可不能放走一个客人……”可见事出有因。
       到了红岩村南方局，孔原接见我。我说：“你们派人来接关系没有？”“没有呀！”孔原很惊讶。我把事情经过作了汇报。孔原同志说：“你离开成都是对的”。与孔原同志商量很久，下一步到底去哪里。最后决定去南川协合中学教书。因为那里完全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不会有人注意我。临行，孔原再三叮咛：“不要活动，不要暴露，只要搞好自己的职业就好。千万不要和当地的党组织发生联系。”可是我哪里躲得住。我又开始活动起来。先是结合语文课，油印了许多进步文章，发给学生，作为课外读物。那位油印员，就是后来在渣滓洞牺牲的吉承烁烈士。我们配合得很好。但不好交谈，有时只会心的相视一笑。后来更大胆了。竟敢领导学生公演一次“黄河大合唱”。当然又要引起特务的注意。那位校长是国民党政治大学学生，一方面对我献殷勤，支持我的进步活动，另一方面直接打听我的来历。有一次他突然问我：“贾老师，你是否去过延安？”我知道又闯祸了。不到放假，便离开了学校。未留下地址。回到红岩村，孔原听了我的汇报后，严肃地批评我说：“小贾，你又暴露了自己，怎么行？”毛主席提出：目前大后方党的方针是精干隐蔽，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你千万不要牢记这十二个字。”以后怎
       么办呢？我只有高中学历，找职业很难。……”我忧虑地说。孔原想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立即准备功课，暑期考大学，好些青年同志都进大学了。一方面大学便于隐蔽，同时也为将来的学业运动储备干部。”孔原同志还传达了周恩来同志“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指示。
       1912年暑期，我考进成都私立华西大学哲学史系。进大学并非我的本意，我是要回延安，再到前方去的。可是现在只有这条路了。我对于华西大学这个陌生环境很不习惯，而且很反感。因为我向来与宗教不沾边，同时仇恨帝国主义。
       华西大学为美国、加拿大五个外国教会所办。教会掌握着学校大权。有一批外国教师和职员。他们之中，固然不乏正值、博学之士。也确有一批人，愿为办教育奉献自己的一生。但也有帝国主义代理人混杂其中，不学无术者也不少。外籍人员在住房、薪金、休假等方面，享有特殊的优待，高于中国籍教职员。他们对中国人和中国学生都有一种优越感。自命为“救世主”。学校内宗教气味很浓。学生有选修的宗教课，还有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华西神学院。宗教社团很多。宗教节日的热闹、隆重程度，远远超过中国的传统节日。学生中间，崇洋之风很盛。除了羡慕西方物质文明之外，在说话、衣着、生活方式等方面也都模仿洋人。少教学生，为了讨好洋人，甘愿作洋人的干儿子或干女儿。奖学金也很多，学校当局把他们认为可以培养的学生送到国外深造。总之，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到处可见。但是教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国民党统治薄弱，资产阶级民主也比国民党的国立大学，多少可提供一些活动自由。另外华西大学设备整
       全、建筑典雅，校园风景优美，当时人称之为大学中的“天堂”。
       这一次，我接受教训，老老实实的隐蔽下来了。第一年真是难挨呀！孤伶伶的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远离党的组织，得不到党的指示，只有从新华日报上了解党的政策精神。延安中央党校，晋西南区党委机关是革命大家庭，充满了温暖的同志情。现在则要处处提防特务的暗算。从前穿八路军军服好神气。现在入乡随俗，穿起旗袍来了。所幸进校之前在成都碰见中央党校41班同学程天赋。她是因摔断了腿回川就医的。后来也进了华西大学哲学史系，比我高一年级。她原是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曾经一度是我在“抗日救国青年团”时的联系人。这次战友重逢，真是喜出望外。节假日，我俩经常漫步华西校园。我们无心欣赏小桥流水，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的美景。共同回忆上海时期的火热斗争，延安的窑洞灯光，延河歌声……这一切多么令人留恋，却又似乎很遥远了。我们向苍紧弦的斗争生活，渴望回到党的身边。慨叹隐蔽何时了？！我们想党，想得好苦啊！
       一年的隐蔽，确乎做到勤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被选为一年级学生会主席。可是对于宗教仍然格格不入。
       1943年暑期我回南方周汇报，于汇霞同志接见我。他说时局仍然不好，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叫嚣解放共产党。还要隐蔽，我闷闷不乐，这样隐蔽下去，人都要生锈了。
       开学后，我碰见我的带路人，胡文新。原来她从乐山武
       汉大学转到华西大学。我真是太高兴了。仅管我们的组织关系都在南方局，但她是我的领路人，又是上海爱国女中，延安院公同学。我不仅把她当成大姐姐看待，也视同领导。对她的话当着指示听从。她在政治上比我成熟多了。冷静、老练、坚定、谨慎。她一开始就建议我转到社会系。因为社会有许多功课如社会调查、个案工作都可利用来调查成都市的社会状况，群众生活。我果然转到了社会系，她又劝我参加一些宗教活动。“例如查经班你就可以进去看看，她们到底搞些什么？”这点，我就听不进去了。我生气地反驳说：“列宁说：‘宗教是鸦片’你还要我参加宗教活动？！”。文新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的环境是教会学校。大部份教师和同学都相信宗教，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很多。我们不参加宗教活动，怎么了解情况？怎么接近群众？怎么扎下根来？以便将来开展工作……说得我无言以对。后来我参加了女生院汪教士主持的查经班，所谓查经班就是研读《圣经》。这是我参加宗教活动的开始。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的宗教活动。
       1913年寒假，在文新的指示下，我又去参加了宗教社团峨眉学会在新都举办为期两周的“冬令会”。华西坝五大学学生均可报名参加。这次活动收获很大。认识了宗教领袖，爱国民主人士吴耀宗先生。后来由他介绍又认识了加拿大国际友人文幼章博士。他们两人后来都热心支持并亲自参加成都的学生运动。还认识了五大学中的许多进步份子。他们虽是教徒，但同样热爱祖国。“冬令会”的宗教活动并不多，主要是讨论时局问题。还讨论过苏联的经济民主。吴耀
       宗先生的发言也是大胆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可以说由这次活动，总的倾向是进步的。由此增强了我的信心。在教会大学开展进步活动，大有可为。
       ②开始行动
       1944年4月河南国民党汤恩伯部队在门军的进攻面前，不战而退，失地千里。日军直逼潼关。举国大哗，盟国震惊。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不满，大学生尤赴。到处都在议论中原战局，谴责国民党的败退。有一天华西大学女生院门口，突然贴出一张大公报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的剪报。重要之处，划上了红线，加圈加点。全文是批评国民党的。敏感的文新说：“看起来有人已经动起来了。我们也不能再隐蔽，要发动同学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几天之后，我们约集哲史系两位进步同学，彭塞、刘盛舆一起商量。他们俩人也是断了关系的地下党员。关系虽未打通，彼此心照不宣。大家一致认为：现在同学们非常关心时局，我们就成立一个“时事研究会”吧！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不久，有成员壮来人的华西大学第一个公开合法的进步社团“时事研究会”成立了。它的经常工作是出剪报。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抗战不力。所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中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只要有用，有时国民党不同派系的报纸也剪。每篇剪报都在重要之处加圈加点，引起读者注意。并加上按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剪报栏立在华西大学的中心地带，吸引了不少读者，影响很大。另外还不定期的请著名人士作时事报告。每次都是座无虚席，可见同学们是如何关心国家大事。“时事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隐蔽的
       结束，斗争的开始。
       1911年暑期，各大学进步同学在望江楼聚会。彼此介绍情况，交流经验。大家一致认为：现在应当采用多种形式，团结、组织中间同学。会后燕京大学地下党员刘克林约我共同组织一个校际“团契”。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何为“团契”？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团契”是教会大学中带有宗教性的群众性的社团。它既无严格的规章，也不需举行宗教仪式。只要有人发起，约集一批同学，多少不论。并请到一位教师作顾问，就可成立，进行合法活动。组织松散，成员来去自由。活动内容因领导人而异。可以是纯宗教性的，也可以是娱乐性的，政治性的，综合性的……均无不可。活动场所也因时而异，教室、家庭、郊野均可进行。所以“团契”很受教会大学学生欢迎，特务也不注意。燕京大学首先组织了一批进步“团契”。
       我们经过短时间的筹备，1944年中秋节“团契”在新都成立了。主要是燕京和华西两校同学，有廿多人。请了燕京大学进步教授沈体兰做我们的顾问。“团契”取名“未名”表示纪念鲁迅先生。因为鲁迅先生曾组织过未名社。还有怀念沦入敌手的燕京大学未名湖之意。这是我参与组建的第二个进步社团。也是华西大学第一个进步“团契”。此后，华西大学的进步“团契”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成为以后大规模学生运动的骨干组织。团结了大批中间同学。以致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团契”，他们也组织了一个“野玫瑰团契。”以“组织对组织”。（国民党反共术语）
       1944年秋女生院自治会议选，我有意参加竞选，结果被
       选为女生院自治会主席，又多了一个合法身份和活动阵地。
       1944年10月，国民党参政会结束。在参政会上，中共代表林伯渠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十二条主张。其中主要之点是：“要求改革政治，改革整个国民党政府。承认一切抗日民主政权，号召召开川县会议，结束一党专政。……”当时日军已打至贵州独山。全国人民翘首北望延安。渴望中国共产党提出挽救危局的主张。所以林伯渠的建议在大后方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民和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都市各大学进步社团，抓住这个时机，于10月7日在华西大学体育馆召开了一次“国是座谈会”。请回答参政员作报告，华西时率研究会也是发起社团之一。这一天来的人很多，可容二千多人的体育馆都坐满了。主讲人是民盟主席张澜老先生。张老在会上慷慨陈词，抨击国民党，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这是党的主张。会议很成功，影响很大，远及西南地区。这是1940年以来，成都市第一次公开举行的二千多人的政治集会。是大后方民主运动高潮到来的信号。
       1944年10月，由成都市一个自发的秘密进步组织答社发起，在文殊院召开各大学进步份子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成员多是断了关系的地下党员。鉴于形势的发展，群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大家认为必须有一个进步份子的核心组织，以便领导即将到来的群众运动。会议决定成立秘密的革命组织“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这是成都市继“民先”之后的第二个党的外围组织。当时成都地下党还处于隐蔽时期，出现领导落后于群众的形势。
       接着于10月底发生了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方超，率领大批警察包围市中，殴打市中学生的暴行。消息传出，引起家长和全市学生的极大愤怒，社会人士也纷纷表示同情。市中学生四出求援。新成立的“民协”立即投入斗争。团结一切进步社团和进步份子，由各校学生会，出面组成声援市中后援会。我作为华西一年级学生会主席，女生院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参加了后援会的工作。11月11日举行了有几千大中学生参加的请愿、游行。要求严惩方超。斗争取得了胜利。把方超赶下台了。这是成都学生运动的一声春雷。
       1945年春，成都地下党派王宇光领导大学工作并直接领导“民协”。从此，成都学生运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直到解放。
       1945年春，我的组织关系转到成都，由王宇光与我联系。我协助他搞大学工作。开始整顿、恢复各大学的基层党组织。并着手发展新党员工作。
       1945年7月，我到南方局汇报工作。组织部长于江震充分肯定了成都的学生运动。并对运用“团契”形式组织群众表示赞赏。他说：“这是从教会学校实际出发，适合青年特点的好经验。”
       邓大姐要我到曾家岩50号向她汇报女学生工作。谁知汇报完后，党一病不起，在曾家岩住了半月之久。得到邓大姐以及其他同志的关怀和照顾。
       1916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八路军办事处迁南京。中共川康特委撤销成立成都工委。书记蒲华辅，副书记马识途。我和王宇光均委员之一。我分工管妇女和中学生工
       作。1946年5月，经党组织批准，我和王宇光结为终身伴侣。
       ③特务追捕
       5月，我从华西大学毕业。任成都市基督教女青年会成人部干事。我运用这个合法身份开展职业界妇女工作。中学生工作则依靠与我早有联系的“破晓社”去开展。“破晓社”是一个中学生的进步组织。
       1946年，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1947年春，时局更加恶化。中共南京代表团，重庆《新华日报》被迫撤退。国民党准备进攻延安。2月突然接到组织通知，国民党即将动手逮捕我们，命令我们立即撤出市区。3月8日夜，我们仓促出走，在茶店子附近农村，租了一间农民房子暂住。隐名埋姓，不敢外出。等待组织安排。我们离家后，即有警察前来查问。后来有一个警察长期守候在我们家的对门。1946年6月，特务打听到我们住在西郊。企图用查户口的办法进行搜捕。我们只得按组织通知，向川南转移。经过许多曲折才于1947年11月到达泸州。早在8月，中共川康特委（省级）已经恢复。王宇光为委员，兼任川南工委书记。我为委员之一。通过党的朋友——泸州专员陈离之助（陈解放后为水利部副部长）王宇光在专署挂了个雇员名义，以资掩护，我则在泸州农职校教书。组织决定原属于中共川东特委的泸州、合江一带划归川南工委领导，但关系一直未转来。所以泸州工作局面尚未打开。突然得知追捕王宇光的特务已到了泸州，任专署特委会秘书。后来得知，幸得陈离专员的庇护，特务才一时未敢下手。当王宇光得知特务已在泸州，这个紧急情况
       后，立即离开泸州去成都汇报工作，川康特委派他去香港中共上海局学习。一去便无消息。我一个人带着半岁的孩子，在泸州苦苦撑持。仅管不敢活动，在农职校也团结了一批同学。半年中，险象环生，全靠陈离专员的保护，才没有出问题，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1948年底，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的大势已去。一片混乱。物价飞涨，农民拒用金元券。城乡交流断绝。我陷于无米下锅的困境。又是陈离专员的帮助，才得以度过难关。
       1949年1月，王宇光突然秘密回到泸州。通知我：立即准备把孩子送回成都安顿好之后，去香港转赴华北（后改在北京）作为四川省地下党代表，出席全国第一次妇代会。字光调重庆工作。无奈孩子因出麻疹又转肺炎，病势严重，不能上路。王宇光等不得，于12日先去成都。我于18日才离开泸州。同行有专员公署技正曹家桢，他是才入党的新党员。房东有点亲戚关系。问我到哪里去，当时心想：我去成都只不过是被孩子而已。目的地是由重庆去香港。所以就说：“回成都去。”20日中午到达成都牛市口。字光来接，一见神情不对。他悄声告诉我：“成都出事了。特委书记蒲华辅，委员华健于13日被捕了……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只好暂时到南门外姑母家躲起来。曹家桢送我到姑母家后才离开的。第二天清晨，曹家桢的哥哥慌慌张张的来我处通知我说：“昨晚曹家桢回到华西坝家里，警察即来搜查。并追问王凡生和贾梦遥的住址。（这是我和王宇光在泸州用的化名）特务是从泸州方面来的。你们的处境很危险，要赶快离开。”
       后来才知道：原来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后，很快就叛变了。供出了只有他一人才知道的，我们在泸州的住址和化名。重庆军统特务派人到泸州去抓我们。特务在房东那里打听到我已回成都，并有曹家桢同行。于是日夜兼程赶到成都牛市口，可是我已于两小时前离开了牛市口。住到姑母家了。特务不知我的住处，但查到曹家桢在华西坝的家。于是到曹家搜集，追问曹家桢：“贾唯英与你同行，现在何处？”曹家桢矢口否认与我同行。更不承认知道我的住处。声明他是独自一人回成都的。第二天，（21日）特务把曹抓去；希望从曹家桢身上打开一个缺口。抓到我们，特务对曹施以吊打、老虎凳等酷刑，逼他供认与我同行和我的住址。但是曹家桢挺住了。始终不改口。还编了一些情节说明他是一个人回成都的。特务实在从曹的身上挤不出一点关于我们的油水，曹自己完全未暴露，审讯才缓和下来。
       曹家桢的父亲曾是邓锡侯的老师。上层社会关系多。他的家里通过上层关系找到中统特务徐中齐（中统与军统有矛盾）说曹是无辜被捕。要他设法经过徐中齐作保，曹才放出来了。只因曹堵住了口子，我们的住处才没有发生问题。但必须迅速离开成都。
       我们一面筹集路费。一面设法从警察局弄了一张盖了钢印的空白身份证（因为王宇光在泸州的身份证是绝对不能用的了）填上王宇光新取的一个假名。由他的父亲仿刻一个章子盖上，与真的完全一样。除夕前两天，在姑母家与父亲告别，把还在生病的孩子交给他老人家带回去。我们乘商车去渝。除夕晚上到达重庆，在李子坝下车。去大公报宿舍找记
       者刘克林。开门的主人说他已去香港。正在一筹莫展之时，突然从隔壁走出华西大学好友陈可。我把情况告诉她。她说不要紧，就住在这里。原来这家主人也是燕京大学的进步份子丁浩海。他是刘克林的好友，同我也是认识的。我们走进他的客厅，的确布置得像过年的样子，我们也同他们一起过了一个还很丰富的年。
       当天晚上，我叩打了洛海代我买初二去香港的飞机票。他满口应承。
       大年初一，我们进城到都邮街，大华茶馆与从成都来的川康特委副书记习讯途碰头。他也是脱险出来的。他的打扮确乎像个商人。长袍、大褂、博士帽，囹口布鞋，脸上满是胡子。大华茶馆内。热闹非凡，座无虚席，一片嗡嗡说话之声。谁也听不清楚说些什么。只有面对面说话才听得见。这真是一个碰头的好地方。我们商量由我到香港向地下党领导人汇报的内容。（一）特委书记满华辅、委员华健被捕的经过以及善后处理（二）从现在迹象看来蒲华辅可能叛变了（三）出事原因正在研究调查中，可能是重庆叛徒刘国定干的。从茶馆出来。我和宇光到较场口换银元。那时的较场口一带是藏污纳垢之处，骗子、小偷、特务、匪徒、三教九流汇集在一起。银元贩子敲着银元高声叫喊：“换银元嘛！唔！唔！唔……”我换了银元，马上离开。
       大年初二，当人们正在一家团聚过年，我却抛夫别雏，独飞香港。何况还处于危险之中，心情十分沉重。我们之所以选择初二，是因为初二过年，警戒可能松些。但这仅仅是分析，凶言仍然六卜。到了白市驿机场，果然冷冷清清。警
       察和旅客都很少，机场警察随便看了一下我的箱子便放行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偌大的“空中堡垒”，（当时美国的大飞机）只有三四个跑单帮的旅客。当飞机起飞时，我含泪向亲人、向故乡告别。当山城隐入茫茫雾海之时，我的心情更加沉重。我是平安了。可是孩子病重，宇光仍然处在危险之中，叫我如何放心得下？
       到了香港，住大公报记者刘克林家。第二天到指定地点投了一封信，第三天地下党领导人钱瑛大姐便派人来接我过去。并为我起了一个新名字叫王文秀。至今我的笔名仍叫文秀。表示纪念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钱瑛大姐。
       上海局管国统区的钱瑛在上海呆不住，才搬到香港来的。他们以经商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领导大后方各地党的工作。我住之处是一幢大楼的一层楼，很宽。一对湖南红军老夫妇作为这栋房子的老板。雇了一个可靠的女士。大门一关，与外面完全隔绝开来。外人也不能随便进来。邻居之间，老死不相来往。钱大姐就利用这幢房子办了好几期地下党领导干部训练班。谁也不知道，这里面竟是共产党的天下。在香港比国民党统治区安全得多。香港当局是不管的。国民党特务除了绑架之外，也别无他法。党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大都以商人面目出现。西装革履，旗袍高跟鞋。女同志还要涂脂抹粉。一派香港打扮。我们住处的老红军夫妇就顶象香港老板娘？
       在香港半月，不能随便出去，要离开之前的，走马观花地溜览了一下市容，当时看起来，香港与上海差不多。大公报记者刘克林的书房，简直就是鸽子笼。
       2月15日，钱大姐通知我：准备动身了。去九龙与上海来的两个代表汇合。一位是大革命时期的黄大姐，另一位是教师小于。还有一个姓金的男同志同行。对内，我们四人一组，黄大姐为组长，对外又分为两组。我和老金一组，以表兄妹相称。与黄大姐装着不认识。一路上一切由黄大姐指挥，交通由地下党安排。因为有众多的民主人士要由海路去解放区，所以临时我们改由经江汉军区这条陆路前去。这是一条漫长的、充满危险的路。我们乘船去广州。然后乘火车去武汉。火车上拥挤不堪，秩序很乱。旅客都是从窗口爬进爬出。车上有许多从前线退下来的国民党官兵。他们毫无顾忌的谈论解放军如何英勇，简直是天兵天将。一片国民党“完了1”“完了1”的悲叹之声。我则感到十分高兴。国民党终于完了。亦上买不到吃的，我在广州买了廿五斤香蕉，吃到武汉。
       武汉更是一片恐慌，草木皆兵，国民党一日数惊：“解放军进城了……”
       我们住的是地下党开的旅馆。宪兵来查了我两次。“你是什么地方人？”“四川人。”“有身份证吗？”“有”“怎么没有名字？”“不是写得有三贾氏吗？我们那里的妇女出嫁后都不用名字。”“去哪里？”“去上海。”“共产党都要打到上海了，你还去上海干什么？”“我的丈夫在上海做生意，生重病，去接他回泸州……”这是我同宪兵的一段对话。因为我的身份证是泸州发的。由此编了一套对付宪兵的谎话。宪兵显然认为我有点可疑，但又查不出任何漏洞，只好走了。算是过了武汉这一关了。第二天乘地下党为
       我们雇的木船，溯汉水上行。还有最后一关，就是敌我交界的检查站。船老板是一位中年妇女。到了检查站，她命令我们四人一齐在船仓中躺下，蒙头呻吟装病，一切由她来对付。国民党的检查官正在检查一批大商船，敲诈勒索。对我们这艘小木船不感兴趣。只派了一个小兵上船检查。老板娘一面央求道：“老总，放了我吧！我只装了四个病人，天快黑了，我还要赶路……”一面塞了五块银元给他。果然生效。小兵随便翻了一下箱子，对检查官报告说：“检查过了，没有什么。”过关了。
       第二天进入江汉军区，早有政治部的同志等候在岸边。见了我们，紧紧握手，亲切问候：“同志们辛苦了！”到“家”了。真是比见到亲人还亲。我们以为很快就可赶到北京了。谁知风云突变。国民党纠集了一批残兵败将，作最后挣扎，向江汉军区进行“围剿。”北去的道路不通。我们只好随政治部行动，在江汉平原转了近一个月。到达北京时，妇代会刚刚开完。感到万分遗憾。蔡大姐和邓大姐在旅馆接见我们。不断安慰我们说：“你们动身的电报早就收到，人来不及，我们还很担心，现在平安到达就好。”补发了全部文件。又要我们去参加华北妇代会，团代会……以作补偿。邓大姐还认出了我呢！“你不是当年不想隐藏的小贾吗？”
       我住进中南海组织部招待所，这才是真正到“家”了。
       (六)进军西南
       1949年4月和谈破裂，毛主席下令百万雄师下江南。我
       们四川出来的地下党同志随第四野战军进军武汉。我任中共武汉市妇委委员兼市妇联宣传部长。这是解放后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当时主要的工作是宣传党的城市政策，慰问继续南下的解放军。9月奉命去南京随二野进军西南。到了南京之后，刘邓首长指示：川西干部去西安随贺龙部队进军四川。我们又日夜兼程赶赴西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国庆日，我们是在郑州途中闷罐车中渡过的。洛阳以西铁路不通。我们坐牛车、大车……碾转达到西安。与晋绥干部汇合，同贺龙、李井泉同志进军成都。
       12月成都解放。我是坐解放军前导吉普车，随解放军入城式第一批进城的。当时成都市人民倾城而出，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到处是人山人海，欢呼声震天动地。许多人热泪横流，喜极而泪。“天亮了！”“解放了！”
       车行很慢，突然从人群中跳出一个中学生。对着我高叫：“贾姐姐，我来欢迎解放军和你来了……”那不是祥弟吗！在离开泸州时，他曾帮助过我呢？”
       我只能在车中向他招手致意。
       人民多么热爱共产党和解放军！动人的场面，使人永生难忘。
       1950年1月初。地下党和南下干部在励志社举行会师大会。贺龙、李井泉、王维舟等领导同志亲自参加。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席间，他们向所有的同志敬酒。频频慰问地下党同志：“你们辛苦了”。并一再叮咛：“不要分什么地上、地下，都是党的干部。要团结一致，建设新成都、新四川”。
       地下党同志备受国民党的迫害，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我满怀革命豪情，满心欢喜地走上了解放后第二个工作岗位。
       (七) 结束语
       我是由争取妇女解放到争取民族解放，最后走上争取社会解放、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道路的，这几乎是旧社会，知识妇女所走过的道路。
       从1935年我参加革命起到1949年解放为止。这十五年，我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虽未做出光辉的业绩。但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中渡过的。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都牢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没有退缩过，没有动摇过。
       四川解放后，从50年开始我先后担任过川西暨成都市妇女工作团副团长，成都市妇联副主任。青年团工委宣传部长、副书记、重庆日报副总编、顾问等工作。尽管我充满革命激情和信心，竭力想做好工作。七年中仍然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和错误。从57年开始我处逆境长达22年，文革中，全家人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的意志从未消沉，我的精神从未崩溃，我的信念从未动摇。即使我处于最严峻的逆境时期，我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与党和人民共呼吸共命运。胜利时我和党一起高兴，困难时我和党一起焦虑。不管从事体力劳动也好，做平凡工作也好，
       我都会力以赴，尽力而为。我的精神支柱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也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跨进了幸福的晚年。
       现在我已进入古稀之年，我的日子不多了。我要把我的余年献给为共和国的创立英勇献身的烈士们！歌颂他们的英雄业绩和崇高品德，教育后代，也教育我自己。
       1990年5月于重庆
       我平庸的一生
       马丹
       我原名邓开慧，曾用名周炎琳，生于一九二〇年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祖籍四川省合江县。幼年父母迁居永川县松溉镇，靠酿酒为生，后改经营杂货铺。由于父亲不善经营，里里外外都靠母亲操持。一个女人在旧社会是难于谋生的，生意越做越亏，只能勉强糊口。
       我在松溉镇读小学时，学校老师多是年青人，他们受到辛亥革命和大革命的民主、自由、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给我灌输了“中国是一个被列强侵略的次殖民地国家，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国人受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妇女还多一层封建伦理道德的夫权压迫，封建制度下妇女是男人的奴隶，用‘三从四德’的绳索束缚妇女。作为中国人、中国妇女，既要反帝救亡，争取民族独立；又要反对封建制度，争取妇女解放”的思想。我受到了这些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立志要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
       一九三二年我在松溉小学毕业后，独自和同学一道去重庆升学，考入了当时四川有名的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初中班。这时家境更加困难，每期学费靠到处翻借或向学校申请缓交，就这样勉强读完初中。在初中读书时，正是川北红
       军徐向前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向重庆附近进攻时，国民党造谣污蔑红军“共产共妻”，惨无人道等等。我不相信，因我听母亲说过：“我们现在是穷人，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我们不用怕”。当时传说徐向前已快打到重庆了，很多达官贵人都坐飞机逃跑了。那时我对共产党已有了母亲的认识，因而学校要我们捐糖果卖去剩“匪”，我没有捐。
       一九三五年，我读完初中后，已无钱再升学。这时失业回来的大哥，把我带去北平求助于我的姨母（但周梅君），她是一个老国民党员，曾同我的姨父一同在日本参加过孙中山先生成立的兴中会和同盟会；他们在全国解放后都被尊为高级民主人士。
       我到北平后的冬天，就碰上“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浪潮，我很自然地被卷进去了，因为抗日救亡是我的志愿，于是我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募捐、下乡宣传等活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是北平学联发动第二次学运高潮，再次组织游行示威时，校当局事前把校门关锁了，不让学生出去参加。我在高三年级同学们带动下，偷了学校后门的钥匙，跑出校外参加了游行，（那时我已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当时共跑出去十三个同学。回校时，校当局将大门关闭，不让进校，并宣布把我们开除了，我们只好在校门外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英帝国主义！（学校是英国圣公会办的）虽经家长苦苦求情，仍不能挽回校方成命。
       被开除后，姨母批评我说：“你家如此贫困，就应好好读书救国，何必去搞那些运动呢？你不象你曼表姐（我舅父
       的女儿）家有钱搞得起呀”，我听了姨母这些话，心里很难过，人穷了，就连搞抗日救亡运动的资格都没有了，于是我把姨母这些话紧记在心里。当时被开除的学生，公立学校都不收，我只好考入一个私立中学，一边读书，一边继续搞救亡运动。这时我已担任西城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交通员。（因我已学会骑自行车）。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我参加了宋庆龄女士领导的中华妇女救护慰劳协会的救护训练班，于七月二十五日随红十字会组成的救护慰劳队；到了保定伤兵医院进行慰问伤兵工作。当时正是天津和平谈判后，日本同意停战，恢复芦沟桥通车的时候，我们才能乘车出来的。三天后，日军悔约，芦沟桥又打起来了，平汉路依然不通车，我们无法回去，只好留在医院做救护工作。不久，保定失守，我们转到石家庄、邢台等地伤兵医院工作。石家庄吃紧时，我们又逃亡到大原平津流亡同学会（在太原国民师范校内）。经流亡同学会负责人李昌同志介绍，我们参加了当时在太原新成立山西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这个组织是闽锡山领导下的群众救亡组织。主任是民主人士续范亭，组织部长是南汉宸，武装部长是程子华。不久，太原又快失陷，总会撤退到晋西北离石县，并将各部妇女组成一个妇女工作团，由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学生张君远任团长，我当时担任宣传干事。妇女工作团的任务是在晋西北各地发动农民和妇女儿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在离石工作时，一九三七年底，太原失守后，经工作团长张君远同志的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此时我才觉悟到不
       但应该为抗日救亡奋斗，还应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有真正的抗日救亡，才能最后求得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类最美满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
       一九三八年底，党派我到延安学习，先入中央党校后转入马列学完三班。一九四〇年五月在马列学校结业后，又回到晋西北兴县，被分在兴县妇救会工作，担任秘书（即主任）。约半年后，调到晋绥党校工作。一九四二年调临县党委工作。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到东北，先在沈阳、辽阳协助当地妇女建国会（即今之大连市妇女联合会）。一九四九年底广州解放后，调至广东工作至今。我已于一九八四年离休，离休前任广东省旅游局付局长，享受正厅级待遇。
       我的一生是平庸的，为党为人民为祖国未作出多的贡献，心有余疚。但当我看到今天中国和中华民族已雄伟地站在亚洲，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特别是我们妇女不但解放了，还起了国家半边天的作用；真正得到男女平等的地位，我是万分地兴奋和欢快啊！最后，祝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祝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加团结坚强！祝妇女运动更加健康地发展！
       我追求之路
       王鹏波
       1938年春樱花开时节的一天，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操场上，聚集着数千名朝气勃勃的男女青年，正等候着毛泽东主席作报告。各队互相喧唱歌，歌声伴着春风此起彼落。还在少年时代，我便知道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内心无限尊崇。今天就要见到他了，还要听他作报告，心情很不平静，既兴奋又急切。当毛主席走来时，不少同学围上去请他签字。我们女生队的位置比较靠前，我飞快地挤到其他同学前面，把我珍爱的小本递到他手上。毛主席欣然挥笔，不单签名，还写了一句鼓励的话。写完后，他微笑着问我：“你是哪里人？”
       “我是四川人”我迅即回答。
       他亲切谈潜地说：“你是个小四川”。
       从此以后，不但毛主席每次见到我时，总这样称呼我，熟悉的同志也这样叫我，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一次，许多人一块开会，听到唤“小四川”，我便下意识地扭过头去。
       是呀！我来自那片沃土——天府之国四川。当时，在反动统治下，那里民不聊生，革命有罪，抗日救亡活动受控。多少革命者不顾反动统治的淫威，为抗日为革命呼号、斗争。那片有革命传统的沃土培育了我向往革命、寻找共产党
       矢志不渝的决心。
       家乡的孕育
       我的家乡是四川合江县。它因地处长江与赤水河汇合处而得名。合江县城犹如一半岛被两江环抱。这里是江河航运的一个古老码头，上到泸州，下到重庆都不过二、三百华里，南去贵州赤水也只有百多华里。那时，四川尚无铁路，公路交通也很落后，合江便成为川黔土特产集散地。一船船自贡的盐巴，内江的糖经过这里运往贵州，贵州的木材由赤水河放排在这里起货。
       得天独厚的江河航运，合江不但有大地主，还产生了一批官商和商贾大户。县民中贫富悬殊更加突出。
       我家有七石谷的地，父亲是中医，为行医把土地出租。靠租不够吃。当时一般老百姓生活困难，有病吃不起药，看病的人少，父亲脾气不好又清高，不愿给有钱有势的人看病，行医的收入微乎其微。全家的生活勉强能维持，还得母亲的辛勤劳累和节俭。父亲名罗章泰。母亲娘家姓汪，终生没有一个名字。她生了十个儿女，只养活了两面五个。她的脚缠得很小，除做饭时扶着灶台于外，洗衣、推磨、给菜地施肥都是不得不跪着做。膝盖都磨起一块一块的老茧。就这样，母亲还得忍受父亲不顾心时的呵斥。我常常因眼见母亲所受的苦难暗自流泪。父亲文化水平不高，但尽管困难也主张我们上学，成为有文化的人。他给我取名罗学儒，就反映了他的这一愿望和苦心。六、七岁时，他便送我读私塾，十
       五岁时去投考合江女中（初中）。
       我初懂事时，我家租住于城墙边一徐姓地主的四合院中，一进两间半小屋。后来由于房东加租，不得不迁往它处。不久，又改租南关一刘姓破落地主院内中间的两间屋。刚安定下来，那知房东把房屋卖给了贵州来的何肃雍。此人系政客、商人（木帮）、袍哥集一身的人物，在合江很吃得开。何折旧换新，大兴土木。我们只得搬到刘家的后花园，放花盆及种花工具的房子。那是用沙木条和楠竹用篾条绑扎的架架房。每当大风大雨，房子便吱吱嘎嘎作响，全家心惊胆颤。那时我已上初中，在原住处，出了大门便到大街，很快就能到学校。何家不但逼得我们去住绑架架房，还抽掉经何家通往大门的木梯，害得我每天上学都得绕道赤水河边。上学的路不但长了好几倍，还很难走。好长一段路是石教路，每个石教间有一间隔，走慢了时间不够，走快了眼要发花。夏天，烈日之下烫得足板疼，只有快跑快跳，雨天则是一溜一滑，不知摔了多少跤。那时我真恨那有钱有势的何肃雍。
       我每天上学都得经过赤水河边。赤水河边总是码满堆堆大方木料，显示着本邦商人的富有。总看见水手工人们浸泡在水里的身影。一年四季，他们腰缠一块遮羞布在水里捞木材，烈日和寒风都会使得他们的皮肤破溃。总听见水手工人们如同呻吟般的劳动号子。如果突发洪水，正在江心捞木材的工人，便会被冲走丧命，时有这样的噩耗。面对这种景象，心里油然而生同情和不平的感情。
       剥削压迫，贫富悬殊处处可见。我的两位亲戚也是鲜明的对比。我父亲的妹妹给一木材商人“填房”（妻子死后再
       娶），后来发了家，成了木邦大老板。他家大大小小穿着时新，多系绫罗绸缎，呼奴使婢，有专门作饭的厨子，洗衣管家的老妈子。父亲从不沾富人的边，我没有见他去过王家。我们表兄妹，逢年过节还是有往来的。有时家里揭不开锅了，受母亲变使，我得提着兜去他家借点米。后来，他家买了一个“蛮蛮”（丫头），我父亲愤愤地说：“都民国了，还这样干”。我们兄妹也认为太不平等了，那么个小女孩便听人买卖，失去了人身自由。从此，我再不愿去王家。相反的情况是我那一贫如洗的外祖父家。舅父是地主的长工。有一天，舅父来我们家，悄悄告诉我母亲：“汪大（表哥）跑到‘红’（指红军）那边去了。”表哥一走查无音讯。为了生存，舅父不得不把表姐卖给人家作童养媳。我母亲去送她时，只带去两件自己穿的粗布换洗衣服。看见表姐的凄凉遭遇，我心酸得哭起来。我们全家都为此陷入悲伤中，但是有甚么办法呢？父亲供养全家已很困难，哪有能力挽救她。不久传来噩耗，舅父竟然饿死于路边。世界上人与人的境遇为什么这样不同？贫富差异、悬殊的原因在哪里？这类问题开始搅得我日夜不安宁。
       由于江河航运的有利条件，不仅有许多南米北往的末船，而且每天都有小轮船在合江码头停泊。频繁来往的客商和其他过路行人，传递着县外、省外，乃至国外的消息，包括商业行情，政治局势，革命动向和革命理论。因此，合江这个山区县，并不闭塞。
       满清末年，全川留日学生约千余人，合江一县便逾百人。全县十几位同盟会员中，有九位是留日学生。听老人们
       讲，辛亥革命时，同盟会员组织同志军攻打合江城，围城六十六天，逼迫清兵不得不放同志军入城，合江同志军如此持久顽强的战斗，为全川各县之冠。辛亥革命对合江影响很深。幼年时，每年县里都要举行辛亥革命纪念活动，晚上举行提灯会。家里虽穷也要给做一个红灯笼，跟在游行队伍后面跑。
       早在1922年，革命先驱恽代英便带领泸州师范学生来合江宣传马列主义，作农村社会调查。童年时便听说合江一位女共产党员神出鬼没的故事。轮船鸣笛第一声时，有人还看见她若无其事地在家洗脚，待政府派兵来抓她时，轮船正鸣笛第三声，她已乘船远行了。
       各种思潮和书刊也很容易传入合江。在初中时，我先后读了一些五四时期的书刊。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有宣传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的。郭沫若一首歌颂列宁的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学卢贞、卢廷馨的哥哥卢剑波从外面经常给他们带回一些传单似的资料。我们便一起在月光下阅读。我到成都读书时才知道他哥哥当时信奉无政府主义（后来在上海参加了“左联”的活动）。我看的那些宣传资料内容都是鼓励人们不怕刀，不怕枪，不怕流血牺牲，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为后代谋幸福。从这些书刊和传单中受到鼓舞，也初步认识到社会的不平，贫富的悬殊是由于有反动统治，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1933年，红军进入川北，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因此，关于红军的传说也逐渐多起来。给我的印象：共产党是为贫苦大众说话办事的，是反对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和压迫的。1934年、1935年是四川共产党组织遭受
       破坏最严重时期，常听说成都杀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员临死不屈，赴刑场时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豪言壮语，这些都激发了我对共产党的敬慕和追求。
       未过浮桥心不甘
       1935年1月，正定旧历的隆冬腊月，红军进入贵州的消息迅速传到合江。国民党加紧了反动宣传，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党妻”，“不许做买卖”，“不要知识分子”，县政府发出布告，要求老百姓搬往江北。一时间，紧张气氛笼罩整个县城。同学中一些富家子女或江北有亲戚的同学随家搬到国民党政府规定的江北去了。我的父亲却不愿走。他虽然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不相信那些宣传和谣言，他说：“共产党既然要打天下，能那么干吗？”“我们又不是地主老财跑甚么！”他爱坐茶馆，消息灵通。他回家自言自语地说，朱德、毛泽东、贺龙、徐向前已经打到哪里去了。从他那里得知红军到贵州赤水县了，离合江不过一百多华里。他说得无心，我听得有意，心里暗暗高兴！
       由于家没有撤走，我仍然天天往学校跑。有一天来了一个陌生人，名秦有无，自称是从红军所占地方逃出来的“难民”。同学们围着他，要他讲红军的情况。他开始讲贵州老百姓中流传的笑话：红军到了茅台县，用茅台酒洗脚。后来又讲他的“所见所闻”：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给老百姓挑水砍柴，穷苦人自动参加红军，还有女子参加。他还说，红军走到哪里，哪里就红一片……此人寄住在一有钱有
       势的人家里，因此政府当局不太注意他。他时常来学校打网球，与同学们摆谈。1951年，在去北京的飞机上遇见他，好面熟呀！彼此相认后，说起往事，才知道当年他去合江是组织派遣；他现名秦仲方，四川解放后即任川北行署副主任，是去北京开行署主任会议的。
       我幼时读私塾，所读古书古文，虽然能背诵，却对其意不太明了，但陶渊明的清高思想，“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名言对我还是有过影响。父亲倔犟、清高对我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加以读过一些进步书籍，我暗自下决心，今后长大成人，决不当寄生虫、当“花瓶”，要自立、自耕自食就很好，不剥削人，也不被人剥削。听了秦有无的宣传，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能改变这不平的旧社会，才能给我以自立的路。随着时局的紧张，我萌发了找红军的念头，而且越来越强烈。想向母亲倾诉我的愿望，又怕母亲一字不识，讲不通道理，反倒惹来一场伤心，更不能告诉父亲，脾气暴躁的父亲会大发雷霆的。唯一能理解我的大哥又在外面工作。14岁的我只好自己作主；走，找红军去。走出我的家门口不远便能看见国民党军队把所有的过河船抢来搭起的浮桥。过了浮桥，就可以走上名叫匡坡的山梁，翻过匡坡就走上去贵州的路了。红军就近在咫尺啊！我不知多少次凝望那浮桥和匡坡。长江上开来一艘军舰，停在白塔坝，炮口直对匡坡及浮桥，形势险峻。已下决心的我还是坚决要去贵州找红军，找共产党。
       如果收拾带走衣物等日常用品，便会惊动母亲，也不敢开口向父亲要钱，干脆甚么都不带，反正到红军那边去，当
       红军干革命就有吃有穿。过去常听说贵州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雨多，必须带上一把伞。
       1935年初春，一个晴朗的日子，我身穿一件薄棉旗袍，手拿把红油纸伞，跳跳蹦蹦地上了浮桥头。
       “你到哪里去？”宁桥的哨兵用枪拦住我。
       “去外婆家。”尽管心里咚咚跳着，仍竭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你外婆在哪里？”
       “马街子嘛！”
       “去外婆家做甚么？”
       “外婆病了，我母亲脚小走不动，叫我去看外婆。”
       “这么晴的天，你拿雨伞干啥子？”
       我愣了一下，回答说：“谁知回来时不会下雨！以防万一嘛！”
       我凭着孩子气，与哨兵蘑菇了好一阵子。最后，他一面用枪逼我下桥，一面说：“你这女娃子，不知道封渡了吗？谁也不准过，快回去！”
       我不得不慢吞吞地移步回家。可是我红军，找共产党的决心并未消失，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实现。
       不知怎么的，我这次秘密行动被一位私塾的男同学看见了，他比我大好几岁，幸好他没有声张，也没有告诉我父母。这位同学也姓罗，家里很穷，住在山洞里。1938年，他从我弟弟那里看了我的一封宣传抗日，宣传共产党，报平安的家信（这封信是我从延安托张晓梅同志去重庆南方局时发
       回的）。后来，他也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成长为解放军的一个团级干部。
       1935年上半年，随着红军在老百姓中影响的扩大，国民党进一步加强反动统治，对革命者进行血腥镇压。这年三月的一天，国民党军队押着几个死刑“犯”去沙湾（当时杀犯人的地方）砍头。军队把老百姓赶得远远的，不得稍有靠近。怎么与往常不一样？我正疑惑，听老百姓悄声议论，这几个人是共产党，怕共产党来劫场，出动了这么多“丘八”（当时四川老百姓把国民党兵称“丘八”）。不知是想去为他们送葬，还是去看他们英勇就义，总之，怀着悲愤的心情，我立即跟着人们向沙湾奔跑。哪知等我们跑到，死刑已经执行完了。（这件事在我心灵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痕迹）前些时候，从合江党史资料得知，那儿位烈士，是地下党为配合红军，举行的合江石顶山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几位共产党员。
       1935年暑假，我初中毕业了，父亲要我去重庆读法专，说那里毕业后好找工作。我则要求去成都，理由是那儿是省会，是文化城市好读书，藏在内心的原因是过去听成都那里共产党活动的传说多一些，总认为到成都能找到共产党。我一上初中便坚持作日记，记载有我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向往革命的情绪。我哥哥从重庆回家来，悄悄翻阅过我日记本，理解我。他站在我一边，向父亲说：“重庆是个繁华的商业城市，女孩子只身一人，不适宜到那里去读书”。这一理由说服了父亲，才同意我去成都求学。
       建国中学的幸遇
       到成都后，我投考了建国中学，因为这个学校里有一批合江女中前几届的同学。这是成都当时一所较有名气的私立中学，教学质量比较高。进校后才知道该校是军阀刘文辉所办。
       在建国中学读书期间，我的费用基本上由我司供给。他开始在重庆同乡那里分点作文本改，获取一点报酬，还救过私塾，以后在贵州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机构作事，能汇给我的钱是很有限的。每月交伙食费二元八角，有时月初了，伙食费还没有着落，或借，或欠交。学校规定有统一校服，春、秋、冬季穿阴芬兰土林布旗袍，夏季穿白衣黑裙。大多数同学的上衣都是细白市布，而我的上衣是用父亲多年前织的一块旧土白布作的。别人的裙子不是绸子就是鸡皮皱，我刚穿了一条黑布裙。寒假回合江，上三年高中，因无路费，就回去过这一次。好心的嫂子不忍心我在学校里太寒酸，把她结婚时的黑麻丝葛裙改给我穿。学校规定穿黑皮鞋，我虽然买了一双，但用不起鞋油，只好用黑墨抹鞋。冬天，学校规定穿高沿黑皮鞋，不但暖和，穿起它还挺精神。我当然买不起，集会非穿不可时，只好向老乡借一双旧鞋穿。
       那时的建国中学位于成都东胜街，离成都有名的文化街——祠堂街很近。这条街上的书店多。我们的老师，地下党员车耀先办的“努力餐”餐馆也在这条街。那时，车耀先任我们的世界语教员，我们称他车先生。他常借讲课之机，作
       抗日救亡的讲演。他语言生动，情绪激昂，很富有鼓动性。
       到成都后，我不忘追求真理的初衷。我常以看参考书解难题为名去“开明书店”“看站书”，可向店员要进步书刊看。我是那里“看站书”的常客。寝室是双层床，我呆得睡同学们都不愿睡的上铺。一是因为我只有一床棉被，垫半边盖半边，无钱买垫絮，只铺一块白布毯，在上铺可以遮挡一下，以免影响寝室的美观；二是看进步书籍和小册子方便。这期间，我阅读了丁玲、郭沫若著的小说，茅盾著的《子夜》及苏联小说《母亲》《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子夜》我翻阅了几遍，感到这本书对复杂的旧社会描述、分析得太清楚了。也读了一些理论书籍，苏联《新经济政策》，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还翻阅过《资本论》，但未看懂，只接受了其中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之道理。讲伦理课的王先生，有时要讲点《资本论》，使我受到了一些启发，除此之外，我还尽量节省开支，自己订阅了沈均儒主编的《世界知识》。
       我这个求知欲强的穷学生，引起了训育先生刘石荣的注意。后来才知道刘老师是北平派来的共产党员，和原四川地下党省委宣传部长刘掖云发生单线联系。有一次晚自习，我正在看《子夜》，上面竖着一本教科书作掩护。刘石荣老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轻声说：“现在仅看这类书不够了，是要行动的时候了。”我抬起头来惊讶地凝望着他。这之后，我把他当作一位可敬而且可以信赖的老师。1936年“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促其和平解决。张学良将蒋介石送回南京。四川国民党省政府在较
       场坝开庆祝会，全市大、中学校学生都得参加。晚自习时，乘刘石荣查看学生自习之机，我以请他写几个英文字为名，在递给他的本子上写着：“明天的会我不参加”，他立即批示：“一定要去”。我会意地点点头。那天大会戒备森严，有宪兵站岗。大会宣布到会学生全得“立正”，不准交头接耳。太阳较大，人多空气不好，加之我心里不愉快，支持不住晕倒了，被抬到救护站。刘老师一直跟着担架照护着我。
       在建国中学期间，他多次约我和同学赵春碧一起去华西后坝僻静的草坪，讲民族、民主革命，讲党中央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析抗日形势等。他每次都是化装前往，西装革履，戴着一付黑眼镜和一顶硬质棉圆形礼帽。他先后给我们介绍了三个“表妹”，让我们以此方式接触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其中一个竟是我熟悉的合江女中的化学教师胡一哉。那时，他很朴素，要求女同学不要醉心于禁脂抹粉打扮自己，对学习的要求也严格。当时虽然我从未问过刘老师是不是共产党员，但从他的言行，我认定他是值得我敬佩的共产党员。他支持我们团结同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叮咛我们一定要搞好学习，才能在班上树立威信，带动和影响同学。在学习上，我平时主要抓好数学、语文、英语，其它各科考试时再赶着复习。后来，在延安进中央党校文化测验时，我的数学、英语都考得很好，还被误认为是大学生。
       建中奉遗共产党员车耀先、刘石荣两位老师，对我起了终身难忘的启蒙作用。建国中学虽然控制于反动校长之手，但由于有教师中共产党员的工作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基层组织的影响，学生中涌现出一批坚定的革命者。据我所知，
       先后奔赴延安革命圣地的建国中学同学便有十几人。张露萍（原名余硕卿）便是其中之一。组织上派她回重庆作地下工作，打入敌人电台获取情报。她由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成长为一个革命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牺牲于国民党炮峰监狱。还有在前线与敌人英勇作战牺牲的同学。
       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在建国中学，我与同班同学赵春碧（到延安后改名赵翼）都来自小县城，她是四川阆中县人，我们寒暑假一般都不回家，因此接触多，比较了解，而且都爱读进步书籍。1936年下半年，她向同学肖玲来到成都。肖玲是北京医科大学学生。她说日军侵入关内，威胁北平，无法读书了，只好回到四川。实际上她是“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以下简称“民先”）派来的，1937年任成都“民先”队部领导成员。她经常来找赵春碧玩，当然我就认识她了。肖玲容貌端丽，对人和谐，尤其她进步读吐深深感染了我，我俩间的友谊逐渐加深。我常向她倾吐我看法、想法和对革命向往。
       1936年11月，由肖玲同志及高年级同学罗成竹（解放前夕牺牲于渣子洞）同学两人介绍，在中学生中，我首批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产生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民族危亡时刻。它以团结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主要任务。参加“民先”，可以说是我追求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我再不是一个孤独的追求者了，有
       了组织的指引和教育，感到了依靠。“民先”有严密的组织，入队者中必须有两人介绍，并经过考察；有严格的组织生活。1936年，四川建立“民先”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尚未恢复。不过“民先”的主要领导成员多是共产党员。车耀先曾是四川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那时，也失去了组织关系。他虽不是“民先”成都队的领导成员，但他积极参与和支持“民先”成都队的建立。他办的《大声周刊》绝大多数编辑是“民先”成员。当时，成都发动和组织各界尤其是学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全靠“民先”贯彻党的意图，发挥组织作用。“民先”成都队，受北平“民先”总部领导，常从“民先”总部得到党的文件和指示。
       “民先”组织经过秘密、半公开、公开三个阶段。“七·七”事变前，即抗日战争爆发前，“民先”先后处于秘密和半公开阶段。我所在的小组共有六人，组长是四川大学学生缪海棱（后来任过新华社副社长），他原名缪光清。组与组不发生横向联系。每周一次组织生活，基本上在车耀先同志的“努力餐”楼上。一进餐馆，堂信见着我们几位熟面孔，便招呼：“请楼上座”，我们则佯装食客，买碗面吃。“民先”在郊外某地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每人在左手腕上缝一块白色或浅色手帕为标记作为联络。“民先”每次集会或组织生活时小组会，都要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商议或布置救亡宣传活动。还有两位负责交通的同志常给我们送来秘密印刷品。经常听到党的声音，缺乏党的知识的我，曾一度误认为加入“民先”就是入了党，暗自庆幸、兴奋。
       西安事变后，我们按照“民先”的要求，团结同学，开
       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但那时开展救亡活动还是受政府当局控制的。最初得背着学校偷偷进行，而且要防止特务注意，到一个地方宣传得抓紧进行，很快离开。“七七”事变后，我们才能打着旗帜到公共场所宣传。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茶馆是我们的主要宣传阵地。有时也去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前、商业场后街等地宣传。以吹口琴、笛子、唱歌亡歌曲开场。在台江女中时，我便学会了吹笛子。每当春、秋旅行，我都是乐队中的一员，吹奏“满江红”和“梅花三弄”“桃李争春”等，只是作为文娱活动。没想到这时用来吹奏抗日救亡歌曲，成为发动群众的武器。当听众聚集多了后，便由同学轮流上桌去进行讲演，一人讲一个问题。讲演内容多来自《大声周刊》等一些进步刊物和“民先”组织生活中学习的抗战道理。听众专注、激动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们还开展过为支援抗日前线的募捐活动。成都少城一带小街如织，富人的公馆多。我们深入到公馆院落去募捐，向小姐、太太们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支援前方抗日将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开始，一般情况下，她们是待理不理，爱听不听，但我们坚持耐心地宣传。当她们懂得不抗战就会当亡国奴等道理后，便多少不等地给予捐助。宣传中常有人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中国武器不好能打赢吗？”“东三省都失掉了，还拦得住日本侵略军吗？”我们几位同学一般都能立即回答。有位少奶奶摆出一付很有见解的样子说：“要打日本鬼子，就得安内攘外。”恰好我在合江女中读书时，曾写过一篇命题作文《论安内攘外》。我那篇作文的中心思想是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应当全
       力抵抗，而不能再打内战。国文老师悄悄把我叫到他那里，表示支持我的看法。那次作文得了87分。特别是在“民先”小组学习中，批评分析过这个反动的说法。因此，我能从容地回答并驳斥，我还举了古代典故说明为什么不能打内战。她怒目相视，却无言以对。有时也遇见不讲理的人，不但不听，还谩骂我们。一次，走进一个公馆，几位妇女正在打麻将牌。一看见我们便不高兴，挥手让我们出去，更不听我们的宣传。毕竟我们平均年龄不过十六、七岁，沉不住气。也发急了，与她们吵了起来。指责她们“醉生梦死”“甘当国奴”。她们怒不可遏，我们感到总算出了口气，还闷头吐几口口水，表示蔑视，然后扬长而去。
       有段时间，我们还与基督教女青年会共同办工人夜校。来上夜校的人力车夫为主。记得有位人力车夫每次都带着一个约五岁孩子。孩子跟着大人学识字，记忆力惊人，识字速度快，记得牢。我们都爱他，也都为他难了有上学机会而痛惜。人力车夫们积极求这里学习，不单为学文化，更吸引他们的是可以学到一些抗战的道理，了解抗日形势。
       “民先”队员有·项任务，就是了解并在组织生活中反映所在学校的情况。有一次周会上，校长姚勤如训话。他要求学生埋头读书，不许谈论政治，谈论国事，不许参加校外活动。他还说，大革命开始何等轰轰烈烈，后来还不是失败了。我们则认为困难当头，青年学生有责任关心国家前途，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我和赵养智商议后，由她执笔，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和驳斥他的观点。文章交给了“民先”组织，哪知被推荐发表于公开刊物。此文作者虽是化名，校方
       却准确地怀疑到我俩头上，但无证据，无法直接训斥。之所以怀疑我俩，因为我们积极组织和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校方已经察觉；“民先”交通员来送通知或文件，得通过校方门房。门房工人常大声呼喊：“罗学儒罗先生，外面有人会”这早已引起军事教官和女训育员（姚勤如之妻）的注视。
       正在这期间，学校声称要修建教室，向学生募捐。实际上直到十几年后，成都解放时，也未修建甚么教室，完全是
      对学生的盘剥。一天，姚勤如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桌上摆着我父亲给学校叫一封信。他响亮地·巴掌把一元钱拍在桌上，训斥道：“这就是你父亲捐的一元钱，象这样，我们建国中学何时才能修好……你在学校的表现不是不知道，随时都可以开除你。”其实我家能额外寄出一元钱已经很不容易了。很清楚他这是借题发挥，是发泄对我们揭露他的不满，是对我的威胁和警告。我不能与他正面冲突，内心感到既可笑又可气。经过冷静的思考，认识到这是·个信号：在建国中学呆不下去了。
       经向“民先”干部肖玲同志汇报，并要求去延安之后，“民先”组织上决定送我和赵春碧去延安。这一决定真叫我喜出望外。记得西安事变后，知道了党中央在延安，曾积极准备奔赴延安。可能因为我曾邀约过几人同行，走漏了风声。沈建良同学的爱人从国民党政府上层人事处得知，政府当局已察觉建中有女生要去延安，她叮嘱我千万不要动，走就暴露，会被逮捕。因此，这第二次投奔共产党又未能成行。如今终于有了到革命圣地去的机会，将实现少年时代便萌发们到共产党那边去的追求，我怎能不激动。
       意外的滞留
       1937年寒假，同学们纷纷离校，我们迅速进行出发准备。报载西安一学校招考航空地勤人员，我便以要去报考该校为借口，写信向邵求援。哥哥了解我的真实心意，他东拼西借迅即寄给我四十元，这对于我简直是-笔巨款，无异于雪中送炭。
       出发日期即将到来，我特意跑到男生院去向刘石荣老师告别。至今，我还记得他临别时的话：“应该去，组织上决定我留在这里，想去不能去。”他是陕北北俞林人，他说：“陕北是个苦地方，风沙大，有时简直是飞砂走石，又是吃小米，生活很艰苦，你们要坚持下来，要有思想准备。”他还告诉我们，他奇一个“表妹”在西安，你们遇到困难，她会帮助的。在西安，他这位“表妹”确实关心并了解过我们的困难。肖玲同志为我俩送行时，她双手拥着我俩的肩头，说了不少叮咛和鼓励的话。她还低声唱了一首歌，其中有这样的词句：“你们前去吧，我们就跟上……”流露出她向往延安的心情，后来我们确实在延安或遂了。就这样，我告别了成都，告别了家乡，留下了同学间的深情厚谊，留下了“民先”组织生活及教亡活动……的深刻记忆。
       那个冬天，恰遇阎锡山在成都招收抗日的学生兵和护上。车耀先同志与“民先”干部，以组织青年报考为名，把将去延安的同志集合起来。让我们记住招考的长官的姓名，记不住就写在手心上，以应付路途盘问。车耀先同志用一笔巨额
       大洋买通了卡车司机，还送给一篓红桔，请他送一车人去西安。车耀先同志对革命的忠诚，对革命青年的关怀和热情，对我是一个无声的教育。以后，在解放战争征途中，我爱人阎红彦同志收到了中央关于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牺牲的电报，他问我认不认识这两个四川人。我说罗世文同志是四川地下党省委书记，但我未见过面，车耀先不仅认识，而且对我帮助很大。我们都陷入悲痛之中，长久地默哀，以表示对他们的哀悼和敬意。
       全车约四十来人，就我俩是女性，而且年龄最小，便照顾坐司机台。我从未坐过汽车，又是长途，国民党时代的公路遭得很，颠簸得厉害。一路上又晕又吐，幸好吃住都有人统一安排，用不着我自己操心。司机一路上十分小心负责，总是尽可能绕过县城和哨卡走，只遇几次小盘查。几天后，全车人安全抵达西安。为掩护，全体人员住进了西安当时一个一流旅馆。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总负责人是林伯渠同志，办事处的同志分别找每个人谈话，第一次与我谈话的是王平同志。几天后，同车的人陆续走了，只剩下我和赵春碧（后来才知道，除我俩外，其他同车的人，都是失掉了组织关系的）。我们急了，赶紧跑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去询问，回答是“你们没有单独的组织介绍信”。出发时，“民先”干部肖玲同志告诉我们，有……个统一介绍信在带队的同志手里，哪知单是统一介绍信还是不行。我们立即写信回成都索要“民先”介绍信，办事处的同志也表示将去信询问。
       为这一疏漏，我们在西安滞留将近一个月，那真是焦急
       不安的一月。我们一趟又一趟地跑八路军办事处，不停地申诉、请求、催促。办事处的同志仍坚持要等“民先”的介绍信，那时的交通不便，信件的往返速度极慢。
       从成都出发时，车上的临时负责人提议，每个人都把身上的钱交出一统一使用，全车人要作到“有福同享，有祸同挡”。我们当然拥护这个提议。幸好赵春碧悄悄向我说，我们还得留点钱以备万一，不过毕竟留下的很少。为节省开支，我们搬进离八路军办事处较近的七贤庄街一个小旅馆。这一带特务多，几乎每次我们出门后，箱子都被人翻动过。
       住旅馆要登记姓名和籍贯。一天，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来旅馆拜访我们，声称在合江做过事。寒暄一阵后，他向我们大讲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多大区别，国民党旗帜不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也要红一片呀！与共产党一样。他大约以为我们俩个小女子尚不诸事理，不着边际地乱谈一通。我们暗自有点害怕，明知不对，但不便与他争辩，此人来拜访过两次。第二次摆谈中，他提到认识合江的周孝亭，恰好周是我家那位阔亲戚的女儿婿。我赶忙说，周是我的表姐夫，在合江县党部工作。我与我的同学是来西安考学校的，这才算解了围。之后，他再未来找我们了。
       在西安滞留的日子里，也还遇见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四川老乡，同旅馆住的一位国民党一般职员的妻子。她是去看她丈夫后回四川，路经西安的。她主动与我们拉家乡人关系，见我们生活狼狈，一定要借钱给我们。我们数次婉言谢绝，多方观察，认定了她确系诚意，便接受了，并留下她打通讯地址，说清楚以后一定付还。哪知到了延安后，由于国
       民党的阻挠，与外面通信困难，未能也无法奉还这笔借款。不过对她雪里送炭的好意，我们总记在心里。
       既要支付旅馆住宿费，又要吃饭，很快我们又处于困境，不得不当掉我的被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俩曾一天只吃七分钱的花生，就这样，也丝毫没有动摇我们去延安的决心。解放后，每次与春碧相聚时，她都用花生来招待我，以回忆我俩在西安的困境。办事处的一位工作同志见我们处境困难，那时又正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初期，他建议我们“先去阎锡山部队参加抗日吧！以后再想法去延安。”我很不满意地给顶了回去：“我们不但要抗日，还要革命一辈子，一定要去延安。”
       又是一个酷寒的日子，饥饿和寒冷伴着我们，又照常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我们还没有开口，办事处的一位同志便满面笑容地说：“好消息，好消息，成都不仪送来了你俩的介绍信，还派人来了……。”我头脑里产生的第一个反映是“民先”组织没有忘记我们，“民先”的战友们还照样关心我们。我激动、高兴得流泪。那位同志故意逗趣了几句又说：“明天办事处有辆卡车去延安，你们马上回去准备一下，明早启程！”我们更是欢欣雀跃。往回走的路上，愉快的心情，驱散了饥饿和寒冷，抬头望见那晴朗的兰天白云，初次感到大西北的魅力。
       我俩又被照顾坐司机台，只是加上了·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的男性中年人。他说此次去延安的目的，是去见毛泽东。我和赵春碧一路上不停地唱歌，从西安直唱到延安，把我们会唱的救亡歌曲，四川小调，都唱了一遍又一遍，那位留学
       生有时也情不自禁地与我们合唱。
       在革命摇篮的最初岁月
       1937年底，盼望已久的延安终于出现在我面前。一路上延安大地，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给人以振奋，接待的同志很快对我们作了安排。我向同伴赵春霞被分配到中央机关卫生部医政科工作，我被送去抗大女生队学习。那时正值抗大三期期末，四期即将开始。女生队是抗大的十一队，是当时唯一的女生队，学员大都是第一批去延安的女同志。抗大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常听大报告，上大课，主要是中央负责同志。同时要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按苏联步兵操典的科目进行。由于曾学过一些党的政策，初读了一点马列常识，因此，在学习中讨论发言，领导和同学们认为我这类自大后方大城市的人见解不低。军事训练却完全不懂，开始可出了些洋相。穿军装不会打绑腿，上操时绑带要磨好几次。在军事训练方面，我狠下功夫操练。不久，我任班长时，演习打靶，我拜得了“神枪手”的小红旗。
       1938年5月5日，即马克思生日那天，在女生队，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少年时代便萌发了的愿望。
       到前线去，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我到延安后期悬着想的。在抗大学习毕业后，了解到有的女同志因爱人在前方，被调上前线。我也假称有爱人在前线，多次要求去前线，但未能获准。1938年秋，我被调到抗大区队长训练班学习，训练结束又派回抗大。这时新建立了女生大队，我到下属的女
       生八队工作，队长仍是陶万荣。八队下设三个区队（排的编制），我在其中一个区队的队长。到了延安后，简直象到了一个新天地。干群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说说笑笑，无拘无束，特别是老同志、红军干部对青年干部的培养和关心，同志间的批评自我批评，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真是一个革命大家庭，大熔炉。那时的心情说不出来的舒畅，总是努力学习拼命工作。蔡畅同志从苏联回国，队长陶万荣见到她时，热情地问候：“蔡大姐，很久没有见到你了，真想念。”蔡大姐高兴地说：我在莫斯科就和你领导的抗大女生队见面了，原来她看见了由我负责那个区队拍摄的抗大女生队军事表演的记录片。
       后来抗大要疏散，有同学要到前方，有的要分到卫生学校。有些同学不愿去卫生学校，我想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便带头报了名。哪知组织上决定调我到中央党校三十班学习。中央党校培养的这批干部毕业后，准备分配一部分条件合适的同志回大后方工作，因此都改了名字。我怀念母亲，改为汪腾波。后因好多同学给我写信时，把三点水取消了，我也就把汪改为王。在党校，我被选为不脱产的党支部书记，张晓梅同志任支部书记，系脱产干部。1939年春夏之间，我被调出中央党校，与张晓梅同志一起参加建立中国女子大学的筹备工作，晓梅同志任女大党总支书记，我在政治处作组织干事、二班指导员、高级研究二班学习兼支部书记。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开辟新区，建设基层新政权……。在延安时期，直接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培养，在革命的摇篮中，在红旗下，健康地成长
       著。我比较系统地认真读了一些马列主义，对于我的成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初步懂得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来观察分析处理问题，找到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认识到共产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几十年的革命生涯，经历风雨艰难，我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少年时代树立起来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雏形基础，进一步巩固起来。我的丈夫阎红彦是个刚强、坚定的共产党员。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那时他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这对我是多么大的打击，带给我多么深的悲痛！在“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统治下，我不但家破人亡，我还被关押监禁起来这八年之久。这期间，无论是高压还是拉拢都未使我屈服。在被关押的日日夜夜里，我重温和思考在延安抗大、中央党校、女大及后来在工作中继续不断学习的革命理论，什么是乌托帮社会主义，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物极必反的哲学道理……我心里明亮亮的，立场稳稳的，信心十足地等待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灭亡！这也是我思想中牢固树立有马列主义原理，钢铁般的精神支柱。
       辛亥合江起义
       廖士元
       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兴起之际，合江同盟会员于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公历1911年11月14日）领导同志军起义围攻县城，至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公历1912年1月18日）清知县黄炳璧开城投降，历时66天。其起义群众之多，参战队伍之众，围城时间之长，双方攻战之猛，屠杀情景之惨，可谓全川之冠。
       一、同盟会的活动
       1905年8月至1906年7月，四川留日学生参加同盟会的已有百数十人。他们回川后，在省城或外县任职，在当地均有一定影响。1906年7月，东京同盟会总部根据孙中山先生“杨子江流域将成为中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的指示，派同盟会员董鸿诗回国，传达中山先生指示，指定熊克武、谢奉琦、黄树中自上海回川为主盟人。要求他们首先联系分散于四川各地的同志，设立机关，吸收会员，扩充力量，作为起义的领导骨干；然后组织学生，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发动起义。1907年至1909年，曾发动江安--泸州、成都、叙府、广安、嘉定等地的五次武装
       起义。虽起义失败，但已给清王朝在川官吏以沉重打击，激励了全川人民，为辛亥四川起义播下了革命种子。
       1902年至1911年，合江先后留学日本的已近百人，在日本大都接受了新思想，少数人还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回县后，倡办新学，传播新思想。留日学生刘汝兰（字国香）于1904年至1906年任合江高等小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留日同盟会员任大容（字若臣）于1908年至1909年继任高等小学堂监督。在合同盟会员，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发展革命力量。县高等小学堂师生，以后不少人参加了辛亥革命江起义。
       1907年夏初，泸州同盟会机关部负责人杨兆蓉与省城前来的同盟会员杨维，在泸州三牌坊金泰栈（旅馆地址即今泸州市迎晖路市工商联会会址）召集富顺、江安、合江、隆昌等县代表秘密开会，商讨起义事宜。1910年至1911年夏，任大容在成都第一女师任教，与在省党人时相联络。同时，并由其学生合江同盟会员王锐（字颖书）奔走于成、渝、叙、泸，与党人取得联络。1911年9月，重庆同盟会机关部负责人杨庭基、张培爵召集邻近各州县党人密议，决定先在长寿、南川、涪陵、江津、合江等地发动起义，以分散和孤立在渝清军兵力。辛亥革命城际事起，任大容于成都致函合江中学堂监督张开文（字耘九），嘱其加强学生军事训练。学生也深知时局严峻，积极参加军训。不久，任大容秘密回县，筹划起义。
       川汉铁路名为商办，而殷金则主要是“抽租之股”。有田产的人家，无论招佃、自耕，年收入10石（合江为5石）以上的，自1906年起，按当年收入抽收百分之三作为川汉铁
       路股金。因此，全川的地主与自耕农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关系。1911年初，清政府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以借款为资金，实行铁道国有政策。农历四月十一日，宣布铁道“干线收归国有”，但对全川粮民历年所缴租股，概不退还。并以铁路的监督权、用人权、管理权、展路权、购料权归于四国银行团。清政府强夺路款，出卖国家主权，激起全川人民的强烈反对。当时由立宪派控制的省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迫于群众压力，于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在省城成立“保路同志会”，揭开保路运动序幕。接着各州县相继成立“保路分会”，保路运动在全省兴起。
       同盟会员朱之洪、龙鸣剑、王天杰等在省城参加保路运动。他们采取“借保路之名，鼓励人民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派党人四出活动，组织武装起义。1911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省咨议局、铁路公司和保路同志会首领蒲殿俊、罗伦等9人，并于当日下午枪杀到总督署请愿群众32人，关闭城门，封锁交通邮电，进一步加强对群众的镇压。在省党人，认为发动全省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由同盟会员龙鸣剑、朱国深、曹笃等人奔赴城南农事试验场，研木片数百，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顺流而下。沿江群众，复多仿制投入江中。时值秋水上涨，“水电报”乘秋潮顺流，不数日即传遍川西、川东、川南。各地群众闻警，纷纷揭竿而起。至此，保路运动发展为同盟会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同志军武装起义。
       二、同志军围攻县城
       “水电投”不断漂至合江，清知县黄炳燮万分恐惧。自农历九月中旬起，城门及沿江渡口，即时开时闭。但黄炳燮以县城三面濒水，西门独据高岗，易守难攻。并恃城内有清管带（营长）张明远率领的省巡防军左路第五营官兵三百余人，县城防营兵众二百人，驻城安定营（盐务巡防军）管带余天保的兵卒一百数十人，总计城内清兵不下七百，且武器皆为当时最先进的前膛枪、毛瑟枪、九子步枪。兼之城内储藏甚多，空地种有蔬菜，井泉可供饮用。黄炳燮决心固守县城，以待援军，指派张明远为守城军事统领。
       与此同时，王锐与其留日同学同盟会员张子钊（江安人）、同盟会员韩丽生（泸州人）等，策动安定营驻合江福宝场哨官（连长）秦以发部反正，并收缴福宝场团练的枪械。任大客指派其高等小学堂学生祝光泽（字润生，同盟会员）联络会党，陈本棠（字思召）联络青年学生，组织同志军。县高等小学堂第一、二班毕业学生，闻任大客在同志军中，争相加入。城内由当时作警察的王世纹（字绍毕，同盟会员）为内应。后事泄，王世纹潜出城外。辛亥革命九月二十三日，王锐、张子钊等率领反正后的秦以发部与南乡进宝场的曾甫端、甘雨场何林玉堂、福宝场韦羽仪弟兄三人所组织的同志军三千余人在王场聚集。二十四日向县城进发，于马街搭浮桥渡赤水河，直抵城外。北乡同志军由王泰文（字佐才、号焕卿，同盟会员）、文树森、李遂生、卢月廷等人率领，东
       乡上汇支（今白沙区）同志军由哥老会义字首领刘贵元、向柱臣等率领，中汇支、下汇支（今望龙区）同志军由吴守先、李东郊（留日学生）等率领，西乡同志军由任大容、王文德（字思九）等率领，均按约定时间相继于二十四日上午赶到城郊。当日下午，四乡同志军万余人齐集城外较场坝，召开誓师大会……名日“亮队”。同志军肩腰间斜佩白鸡肠带，头缠黑色或蓝色布帕为标帜。武器除秦以发部有前膛枪、毛瑟枪百数十枝外，余为土炮、鸟枪、马刀、长矛。
       同志军“亮队”时，城内黄炳燮即组织敢死队，每人发给白银10两，令其出西门冲杀较场坝誓师同志军。清兵畏同志军势众，以打不开西门城门为辞，不敢出城。
       誓师后，南乡同志军驻扎南关吴家院、王爷庙、炎帝庙（今纸扇厂地址）及马街甘家祠（今马街乡人民政府地址），负责主攻县城南门；东乡、西乡、北乡同志军驻扎上街各寺庙，主攻西门及北门，并立即开始围攻县城。
       同志军各部，公推王锐为合江战时司令官，任大容、范朝枢（字斗东，留日同盟会员）为司令部参谋，张彝仲（字鹿秋）为秘书兼理民政，祝光泽负责县内各军交通联络，陈本褒、李国心综理军籍庶务，王世纹为庶务部员，穆济波等协助保管杂物。司令部驻上街城隍庙（今红卫小学校址），当时群众称司令部为“大局”。后因杀端方起义的鄂军返回湖北，遭经合江，城隍庙让与鄂军驻扎，司令部移驻禹王官三费局内（今县粮食局与土产公司仓库之间地段）。
       同志军围城后，城内也进·步加强防守，除原有清兵七百人外，另募丁壮三百人参加守城。并用木板、石块堵塞城
       门，在城墙上搭起守棚，夜间于女墙悬煤油罐照明以防同志军夜袭。主攻南城的同志军计划烧毁南门攻入，在距南门不远的桑坪上掩体内以火力掩护，由同志军二人负煤油、干草直奔南门下放火。不幸一人中弹牺牲，烧毁南门计划未能实现。九月二十六日，王佐才率同志军进攻北门，身先士卒，不幸被子弹射穿腰肋。他虽身负重伤，仍亲发一旦炮后仆地，于二十八日去世。继后，王文德、张量（字玉枢）率同志军数百人用长梯强登北城，终因清军火力猛烈，未能攻上。于是同志军计划炸垮城墙攻入，在西门嘴河岸秘密挖掘地道通至城墙之下（今食品公司后面地段城墙），用棺木一具满盛火药，拾入置于墙下。在围城十数日后的一天夜间，引火爆炸，轰声如雷，声震数里，当即炸垮城墙三、四丈。同志军随即奋勇进攻，城内清军也立即以快枪阻击，并急抬木板、石块堵塞。同志军因火力不及，未能攻入。
       炸垮城墙的次日，黄炳燮下令焚烧城外的民房，名曰“亮城”，以免同志军有隐蔽攻城的处所。清军于城楼用快枪向同志军猛烈射击，掩护士兵出城放火，浇以煤油，顿时火光四起。东门外上下河街及西门外小街民房全数烧毁，南门至大桑坪，北门至道府巷的房屋也尽被焚毁，总计所烧房屋不下数千间。“亮城”以后，同志军更难攻城。此后，泸州曾两次派清兵前来救援，皆被同志军击退。同志军虽愈集愈众，号称三、四万人，但相持数十日，终因城内防守严密，火力又占优势，孤城遂未攻下。
       同志军围城日久，军心渐趋涣散，兼以首领众多，事权不一，号令不齐。泸州同盟会机关部乃派杨兆蓉、席乾生等来
       合江，与在合党人商议，宴请各路总军曹领，三军将军命大义，并用吃血酒的旧法结盟，情势始渐好转。
       合江同志军围城之际，重庆已于辛亥年12月2日（公历11月22日）起义成功，由同盟会员张培、县人邹都督，同盟会员夏之时（字亮工，合江人）任副都督。蜀军政府以合江同志军围城日久不下，委派同盟会员王培菁（字雅莪、江津人）为南路司令，率领江津第二安定营（管带何筱卿）及城防营（管带襄庆云）赴合江援助同志军。
       蜀军政府成立后，泸州人心愈益激动，清吏愈益恐惧。同盟会员杨兆容、邓西林、金丽秋（合江人）等一面运动清南路防军起义，一面加紧胁迫下川南道道台刘朝望反正。刘朝望迫于形势，于十月初六日剪辫反正，任川南军政府（后遵蜀军政府令改名川南军改分府）都督，温翰桢（字筱泉，泸州人，清举人）任副都督。蜀军政府以川南军政府正副都督皆非党人，疑系假独立，准备讨伐。温翰桢辞副都督职，改任枢密院院长，杨兆蓉、邓西林任副院长。由同盟会员但懋辛继任副都督，同盟会员黄方任川南军政府司令部长。黄炳燮闻知重庆、泸州均已成立军政府，附近州县皆已反正，自知孤城终难固守，但恐围城时间太久，杀伤同志军甚多，烧燮民房结怨尤深，恐投降后被杀。因与同志军相约，以合江本属泸州，倘川南军政府派人前来接管，即开城投降。于是川南军改分府司令部长黄方率士兵一营，借卫兵营管带刘笃生（字作楷）、秘书杨建九、军法官孙锦文持刘朝望亲笔书信，于辛亥农历十一月三十日清晨由泸州乘船来合，当日下午抵达合江城。黄炳燮与刘笃生、孙锦文相识，自城上望
       见，即开城迎入。黄方率军入城，安抚人民，高树汉帜。同志率共围城66天，至此，合江光复。
       三、赣军杀害黄方及来合泸军
       云南军政府于辛亥九月二十一（1911年11月11日）派韩建铎为援川总司令，率谢汝翼、李鸿祥两个梯团，黄毓成一个支队自昭通入川，执行“吞并滇黔蜀三省，然后北伐；刘蜀之东南隶滇省，吸取蜀财以富滇；阴谋诛除蜀中才智之士”计划。滇军因争夺地盘、税款与四川起义军不断发生冲突，枪杀起义军的事件时有发生。辛亥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滇军李鸿章梯梯团到达泸州，见已成立军政分府，无法用武，只得暂行驻扎。滇军梯团长李鸿祥不商询川南军政分府同意，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径自派黄子知支队开赴合江。滇军由陆路而来，于二十日晚始到县城。见黄方已先受降接收，未能夺得合江库银，极为愤恨。黄子和密令该支队士兵潜伏于距城北五里菜坝道旁丘壑间，阴谋袭击黄方军。十二月初三日晨（1912年1月21日），黄方率队返回泸州，行至离城五里的菜坝苦竹溪处，前队刚过去（黄炳燮在前队中，得以逃脱），潜伏的滇军突以机关枪、追击炮相阻击。黄方在马大上呼：“我是泸州黄司令。”滇军回答：既是黄司令，请即与支队长讲话。黄方下马来到滇军处，即被捆绑推至泸军队前。滇军以黄方的生命胁迫泸军缴械（孙锦文于缴械时滚入田内，后爬至农家得以脱免），并将泸军所运的盐税银夺去（事后滇军上报在合江筹集款银五万两，取之盐税）。滇
       军随即将黄方及缴械沪军一百余人押回合江城。沪军后队闻变，即退回，渡长江经白沙场返回泸州。
       滇军将黄方等百余人押回县城后，不受调停，随即屠杀于西门外官山墟墓间，骈尸里许。死者身首异处，瞠目戟手，纵横颠倒，甚至被剖腹剐肠剁心，令人惨不忍睹，遇难者共118人。合江同志军见滇军如此残杀起义军，皆惊骇各归乡里。
       滇军杀害沪军约当日，川南军政分府即将滇军残杀黄方等的详情电报孙中山、黎元洪，电报全文如下：
       火急，宁孙大总统、武昌黎明总统钩鉴：援川滇军第二梯团长李鸿章祥于本月16日（1912年1月16日）率队到沪，被处欢迎到城。17日滇军分队到合江，家彬等以客军运来，难悉该处情形。且合江被围月余，前办事诸人，未能解决，家彬等受事仅旬日，曾送派人和平交涉，深恐客军到彼翻晒，待由司令部长黄方带队同往。方于18日先到合城，城内开门投降，当即布置一切，下令解散围城各军，转清滇军赴城驻扎，代办善后事宜。方于21日率队回沪，道经菜坝，滇军伏兵袭击，即追缴枪械，将黄方及将弁军上百数十人尽行杀害。某等闻之，不胜骇异。盖黄方本属同盟会党人，于伪清光绪三十三年同熊克武在成都倡义，事泄被赵敏尔奉永远监禁。十月成都独立，始克出狱。现李鸿章在泸城出示，捏诬沪军抢劫，不受劝谕，先行开枪等语，意在借此掩饰。家彬等以大局尚危，未便轻开内衅，交涉仍持和平，顾全目前大局。前事曲直，姑俟大局定后，再求公断，谨此电闻。川南军政分府杨家彬、邓邦植、席成元、卢凌、李鸣彦、王树等
       同叩（杨家彬字兆蓉，邓邦彦字西秋，席成元字乾生，李鸣彦字琴鹤，均同盟会员——笔者）。
       蜀军政府对齐害黄方事件，亦有电报，谓“滇军以兵力解散同志会，施放机关炮，杀伤过多……党人滇人皆以为过当。”
       云南都督蔡锣报告滇军在合江杀害黄方及泸军的电报则谓：“接援蜀滇军电，合江为匪徒啸聚，肆行骚扰，该处绅商乞兵，滇军于江日（即辛亥革命初三，1912年1月21日一笔者）率兵驱匪，合城安堵，商民欣慰。乃泸军黄方司令率防军三、四百，随同我军克城后入城，肆行劫掠。我军出面阻止，彼反抵抗，遂经我军枪毙百余名。合江所余巡防五营（即原驻合江的清官巡防军左路第五营——笔者），已另行编配，并当即电饬约束，我军秋毫无犯。俟与蜀平定内乱，即会师援陕，早定大局，特闻。”
       杀害泸军的次日，滇军将清军守城军事统领张明远缉至南城外枪决，剖腹而剜其心肝。后滇军在合江驻扎月余离去。
       1912年，黄方、刘笃生、杨建九归葬泸州。其余死难泸军，从葬于县城西门外，为二巨冢，名烈士墓。县人刘天叙（字敬五）撰诗文刊于墓碑。县人高觐光（字岑荪）作全缕曲悼念死难泸军。曲云：“重过西门道，莽萧萧，斜风细雨，黄花衰草。墓石丹朱书烈士，忍泪近看诗稿。问何日，恩仇始了。热血斑斑苔花碧，染沙场，难共秦灰扫。生与死，同悲悼，新愁旧恨知多少。夜来时，无端歌哭，无端悲笑。风水一泄干甚事，催天涯人老。为寄语，多情啼鸟，逢
       岛荒丘同一例，莫天阴，苦雨向秋坟啸。长平骨，今谁考！”
       四、建立新政权
       辛亥台江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台江的封建专制统治，蜀军政府于1912年1月24日委任张彝仲为台江地方司令官，成立合江县军政分府。同月，选举县议员36人，成立合江县议事会，卢汝明（字仙舫）任议长。军政分府设行政科，由地方司令官兼管，另设书记长（秘书）一人，由朱锡畴（字极五）担任。设财政科，接管前清合江县经征分局，主管全县财政，由县议事会票选吴正本（字清源）任科长。蜀军政府委任张开文为学务科长，主管全县教育行政。地方司令官委任姚天章（字公汉）为典狱员，负责监狱看守。4月1日，地方司令官改名县知事，县军政分府改名县知事公署。
       为了维护新政权，蜀军政府派蜀军周梦璜部进驻合江县城。地方司令官张彝仲也组建守卫军一营，上兵六百人，范朗都（字达将）任管带。其时，距首金百川纠集匪徒约千人，阴谋偷袭县城。守卫军探悉，迅速进剿，擒获金百川，余匪溃逃。5月，又击溃盘踞在二里场王世钧匪部数百人。以后，四出清乡剿匪，新政权得以巩固，地方得以安宁。
       辛亥革命江起义，同全国一样，推翻了清王朝在当地的封建专治统治，但未能根除封建制度，合江人民仍未得到彻底解放。
       1991年3月写于合江县志办公室
      
部份书刊关于合江籍
同盟会员的记述摘录
       廖士元
       清末，合江先后留学日本的约有百人，其中一些人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外，还有少数青年在国内加入同盟会。现将笔者见到何书刊中关于合江籍同盟会员12人的记述摘录于后。笔者所见书刊有限，遗漏难免，敬希读者提供书刊史料补充。有的同盟会员，在几种书刊上有相似的记述，限于篇幅，仅选摘其中一种书刊。
       刘汝琼，字季刚，清末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民国时期，曾任上川南道宣慰副使，罗江、荥经、蒲江、邛崃、井研、中江、雅安、松潘等县知事或县长，合江中学、江津中学、成都志诚商高等校校长。解放后，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
       ——1981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446页《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四川籍会员名册》中记载：
      

姓名	籍贯	年龄	加盟年月日	主盟人	介绍人	备考
刘汝琼	合江县	32	丙午年（1906年）九月二日	黄树中	董鸿诗	字季刚，警察学校

       夏之时，字亮工，合江县虎头乡人。清末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在龙泉驿起义，任蜀军政府副都督。民国时期，曾任重庆镇抚府总长，靖国招讨军司令官。
       ——1985年11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四川近代史》549页记载：“……推动重庆独立的‘东风’，即是夏之时率领的新军起义。夏之时是日本东效学校步兵科毕业的同盟会员……四川后任新军排长……保路运动时……革命率步兵一队调成龙泉驿……11月5日夜，策动驻龙泉驿新军步兵一队，骑、工、辎重兵各一排约230余人，‘宣布革命’，‘誓师起义’……夏之时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旋即率部东下，至简州，新军某协支队官孙和蒲带队归附，增新兵18余人。7月，占乐至县城，又增新兵300余人……由水道抵江北黄桷树。沿途‘所过居民持牛酒顿迎。之时亦严饬其兵，无有所犯’。重庆革命党人见夏军到来，有了武力凭借，精神为之一振，派朱之洪前去与夏之时共商独立问题，夏军遂兼程进抵泽图关。1911年11月22日上午……夏之时也率军举着上书：‘中华民国’、‘复汉灭满’和‘保教安民’旗帜，整队入城。当天，设蜀军政府于巡警总署，推张培麟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宣布独立”，通电全国……”
       廖希贤，字劲伯，合江县张湾乡人。清末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曾任四川留日同乡会会长，《四川》杂志编辑兼发行人。民国时期，曾任国会议员，护法国会议员。
       ——1982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621页记载：“……这时吴玉章请假期限已满，不得不回岗山第六高等学校就学，就将《四川》杂志的
       编辑兼发行人交由四川留日同乡会会长、同盟会员廖希贤接任……1908年秋后，清政府派唐绍仪为专使访问美国。他路过日本时，秉承清政府意旨，要求日本查禁《民报》、《四川》等。先是日本警察将廖希贤召至警视厅，询问三期以后、何以久不出刊……而与此同时，警视厅却派人至四川杂志社，宣布查禁文件，并将社内余下的杂志抄没……日本当局指控《四川》四大罪状：（1）鼓吹革命，（2）激扬暗杀，（3）煽动日本殖民地反对帝国，（4）反对天皇……”
       金鉴，字雨秋，台江县榕山镇人。清末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与泸州革命党人策动新军起义，任川南军政府政事部长。民国时期，曾任四川省议会议员。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34页，杨兆蓉《川南起义到泸州独立》记载：“……十月初，重庆起义成功，成立蜀军政府……我同本地同志席乾生、徐琢成、金丽秋……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一面运动新到的南路士兵起义，一面逼迫刘朝望（清下川南道道台——笔者）反正……”
       吴毅武，字任甫，台江县九支乡人。清末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古蔺县首任县知事。
       ——1962年9月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278页记载：“……蜀军政府……随即委任党人员吴毅武（合江县人）为古蔺县知事，许大羲为司法，到古蔺接管政权。吴许二人到古蔺后，顺利上任，革去了李晓清、周松青等人的职务（李、周等人曾杀害革命党人——笔者），接收和整编了他们所属的军队，并将李、周等人调出古蔺，分
       别加以惩处。接着又着手重建殉难烈士陵墓……”
       王锐，字颛书，合江县新殿乡人。清末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辽起义，任同志军司令。民国时期，曾任三台、铜梁、奉节等县知事。参加“二次革命”，受到“通辑”。
       ——1981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川保路运动史》329页记载：“……与清州独立的同时一天……合江同盟会员王颛书亦率众起义……”
       任大容，字若臣，合江县新殿乡人。清末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辽起义，任同志军司令部参谋。
       范朝枢，字斗东，合江县格右乡人。清末入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辽起义，任同志军司令部参谋。
       ——1981年8月政协成都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的《成都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42页，黄绶遗稿《四川保路运动亲历记》记载：“在同盟会员中，除吴玉章、王维舟……在各地起义独立外……合江的韩丽生、张予钊、任大容、范朝枢……皆借保路而起兵倒清……”
       吴朝璧，字礼苍，合江县白米乡人。清末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民国时期，曾任永川、广元等县知事，合江县临时参议会副议长。
       ——1985年11月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四川近代史》405页记载：“……1905年2月4日，下嘉创办的东文学堂在重庆黄桷街正式开学……下嘉还资遣该校学生淡泽旸、吴礼苍留学日本，二人后来均成为同盟会员……”
       王泰文，字佐才，号焕卿，合江县佛荫乡人，清末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辽起义，率领同志军围攻县城，壮烈牺牲。
       ——1982年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213页记载：“烈士王焕卿君，蜀南合江人也。天资卓绝，素怀大志……同局向余君友荐，甚器重之，因为介绍入同盟会。鼓吹革命，组织进行，不遗余力。辛亥之秋……与三君颖书、韩君励生等首义合江，率队攻城，身先士卒，误中敌弹，洞伤腰胁。奋袂，鼓其余勇，亲发一巨炮，75仆而亡，诚烈士也。”
       王世纹，字绍华，合江县新殿乡人，清末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辽起义，任同志军司令部庶务。总同时期，曾参加“二次革命”，在川北作战。
       ——1982年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219页记载：“王绍华，名世纹，合江尧坝人（清代，新殿属尧坝支地域——笔者）……入本邑警察传习所，毕业入同盟会。辛亥秋，君兄献书起义邑之王家场，君任县中警察，约为内应。亦泄，清吏捕不获。任民军庶务部员，旋入重庆将校学堂，出任排长，隶属官和营。癸丑之役，取川北……鼓舞兵士与威力战……”
       祝光泽，字润生，合江县人，清末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辽起义，任同志军司令部交通联络。
       ——1962年9月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275页记载：“……辛亥革命月下旬，马吉成率领在二郎一段接收的军队数百人，偕党人邓小川（原名郑志
       三，古蔺县人）、苏育生（原名税润生，合江县人）等十余人来到古蔺县城……
      
廖希贤传略

       拾源
       廖希贤，字劲伯，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农历六月二日生于合江县明坝支老店子（今属张湾乡）。家贫，他出生未及二岁，父亲去世，由母亲操劳抚养。民国版《合江县志》有廖赵氏居孀抚子希贤的记载。
       他六岁入乡间私塾。十岁时，一旧年后在家温习功课，天忽下大雨。老店子是一列库房，在大路旁，有三四人至檐下避雨。其中一人见他读书专心，便详细询问他读书的情况，至傍晚始离去。三年后，曾询问他读书的人又来其家，始知前日询问他的是本县秀才刘汝琼。刘先生认为他聪慧，愿作他的老师，因此随刘先生至县城学习。又赖刘的赞誉，由洪芝生先生资助供伙食。以后又曾随郑世章、刘同香两先生学习。此外，并至凤仪书院聆听高岑荪山长讲授经史。每月书院考课，常获上取，所得膏火奖钱用以补助笔墨之资。光绪二十八年他考取秀才。次年秋，与刘汝琼同进省城应乡试后，均考取成都东文学堂。同年冬，入校学习日语。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他由成都府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同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 ^{①} \)
       同盟会成立后，清政府鉴于革命活动中心在日本，要求日本政府严格限制中国留学生的行动。11月2日，日本文部
       省会公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限制中国留学生的各项活动。留日学生义愤填膺，12月4日八千余人罢课抗议，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并决议罢学归国。他与各省留日学生三千余人先后返回上海，其中多数人返回内地。在上海，他与张邦杰、黄兆祥等人参与创办中国公学，②使滞留上海的留学生不致失学。大批中国留日学生回国，引起国际舆论及日本在野党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被迫撤销《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承认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的合法存在。光绪三十二年夏，他再赴日本，仍肄业于早稻田大学。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川汉铁路将动工，川籍立宪派留日学生组织的宕东铁道改进会主张先修宜昌至万县段，而川籍多数留日学生则主张先修成都至重庆段。他被选为四川留日同乡会会长，③据布立宪派官绅把持川汉铁路公司与留东铁道改进会相勾结。同年冬，四川杂志社在东京成立，他任经理。次年8月，接任《四川》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10月，清政府派唐绍仪为专使访问美国。唐路过东京，请求日本政府查禁反清报刊。东京警视厅对他进行传讯并派人查抄四川杂志社。④此后，他常受到日本暗探的侦视。他的《游日本群马县妙义山》诗：“大陆乘槎客，偷闲事胜游。地连三岳壮，云拥一天秋。家国忧方切，神仙愿岂酬。金鸡鸣不得，渺渺起予愁。”反映了当时的愤懑。此外，在日本他还为革命党运送过枪弹。
       早稻田大学预科毕业后，他改入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本科。宣统二年（1910年）夏，母亲去世，奔丧回里，秋，返回日本。宣统三年毕业回国，参加学部留学生考试，
       名列优等。不久，四川保路事起，滞殿俊、罗伦等被捕，他与黄云鹏等上书资政院，请诛赵尔丰以谢天下。同年冬回四川，任重庆《新中华报》总编辑。不久，改任蜀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民国元年3月，成渝两军政府合并，他去职。同年秋，任《四川日报》总编辑，在成都参与发起创办志成学院。 \( ^{⑧} \)
       民国2年1月31日，他在四川省第二复选区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⑦北上参议院是。民国3年1月，国会被解散，他担任北京中国大学教务长。民国4年赴上海，任四川凌川源银行沪行行长。⑧民国5年5月，与各省旅沪公民签名通电反对袁世凯留任总统。⑨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6月10日，他与旅沪国会议员李为纶等七人联名致电黎元洪，请恢复约法，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以固邦本。⑩袁世凯死，但其在川爪牙督军周骏尧于6月26日攻占成都。6月29日，他与川籍国会议员满殿俊、谢持等六人联名致电蔡锷，谴责曹锟、周骏尧颇为奸，请蔡锟勿拘细节，力持大体，削平祸乱。⑪8月1日，国会恢复，他再从事议会工作。组织“平社”，调和各派争执，创办《京华日报》，发表政治主张；揭发前川督陈二庵祸川罪行，提案请求查办。⑫
       民国6年，黎元洪授予他二等大绶嘉禾勋章。 \( ^{⑬} \) 因川汉铁路款被胡毅、施愚、顾飘等人侵蚀，各方面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成都、重庆五地由川省代表会同交通部官员清查帐目。2月，他任川省代表与交通部参事雷光宇赴上海清查川汉铁路有关帐目。 \( ^{⑭} \) 4月，刘存厚与罗佩金的成都之战爆发，唐维尧派大队滇军入川助战。5月2日，与川籍国会议
       员黄云鹏、张瑾雯等15人联名致电四川省议会，请调查并电告滇军入川情况，以便协筹捍卫。他并在国会提案，请阻止四川内战。⑥6月8日，张勋率兵入京，国会被迫解散，他返回重庆。7月，刘存厚与戴戡在成都发生巷战，他与周道刚、熊克武等共谋调解。⑦8月，在重庆任四川省烟酒公卖局总办。11月辞公卖局职，赴汉口任四川浚川源银行汉行行长。⑧
       民国7年3月，广州非常国会议决，定于6月12日在广州召开护法国会，他赴北京与在京国会议员联络。其时，安福系人策划另立国会，以便对德宣战，签约借款，将其列名于中央选举册中，他坚决拒绝。同年夏，他赴广州参加护法国会。以后广州召开国会，他均参加，会毕返回汉口，直至民国9年10月广州军政府解组。
       民国9年他在广州时，值唐继尧与川军部份将领策划打倒四川省军熊克武的战略事即将爆发。早在民国7年9月，唐继尧在重庆召开川滇黔三省联军会议，将宰割四川的“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交熊克武签字。该“计划书”规定四川各种税款（包括盐税）、兵工厂所造枪弹均交与以唐继尧为统帅的联军总部支配；重庆、宜宾、泸县、万县、自井等四川三分之二的富庶地区划为滇黔军驻地，滇黔在川军队年需六百余万元的军费全由四川负担。熊克武拒绝在“计划书”上签字。此后，唐继尧便策划打倒熊克武。在“倒熊之战”即将爆发之际，他于5月11日致电四川省议会、各法团、各报馆与川军各将领，陈述倒熊危害，盼勿糜烂地方。⑧又致电云南督军唐继尧、贵州督军刘显世，详陈民国以来滇黔军队
       侵川之害及为川省军民反抗而失败的教训，规劝唐、刘勿轻率发动战争。②言语恳切，但唐、刘不悟。由夏至冬历时半年的川滇黔军之战，以滇黔军队被逐出四川而结束。
       民国10年，他担任察哈尔特别区警务总局坐办。②同年冬返成都调解川争。次年春返合江。倡议将家乡明家坝（今张湾乡明家坝村）观音寺庙产寺僧开支外的余款兴办公立观音寺小学，使附近儿童就近入学。以后他又多方保护庙产不被侵夺，学校得以维持开办。并为水县法王寺古刹藏经楼撰写对联。联云：“空山一寺，回绝几坐，喜感应入天，得颂储无量藏经，装成楼台白玉，大地众生，同沦苦海，问慈悲我佛，要经历几多魔劫，才见世界黄金？”抒发了他对军阀战乱给百姓带来苦难的愤慨。
       民国11年6月至13年11月，他担任第2次恢复国会议员。其间曾于民国11年提案弹劾财政总长罗文干私订奥国借款偿还条约，后罗文干被捕入狱。12年，任四川旅京同乡会代表赴汉口，阻止军阀杨森强夺川汉铁路款，与川汉铁路公司总理、董事共同拟定保款办法。13年，提案弹劾财政总长王克敏不顾国家损失，接受法国金佛郎付款新方案，任国会金佛郎案审查委员长。后该付款方案为国会否决。又揭发王克敏等与银行界操纵公债价格，一月之间购公债者亏损数千万元，并控告交易所违法，交易所关闭，理事潜逃。交易所监察童蒙求许以重金，请稍缓其事，他坚决拒绝。结果8、9两月公债交易半数无效，不少人免受损失。②
       曾任中共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的赤水县段雪生，民国13、14及19年在北京学习及工作期间，曾先后寓于他
       家，并在他家与中共早期党员、北大教授孙炳文相识。以后段雪生与他交往甚密。民国35年8月段雪生去世，他为之撰写墓志铭。文中盛赞段雪生民国15年随孙炳文在广州工作的革命贡献。 \( ^{25} \)
       民国14年冬，他游历开封后至汉口。一日与吴佩孚相晤。吴闻知他是国会议员，便问：“你们议员考些什么？议些什么？”他愤然回答：“正是我辈既不能参，也不能议，所以国事如此。”吴无话可说。其时，吴自立为十四省讨贼军总司令，讨伐张作霖、段祺瑞等。他被任为讨贼军司令部参议。 \( ^{26} \) 不久，返回北京，因吴护法不能贯彻始终而去职。以后，曾在北京经营城南游艺园。
       民国19年冬返回四川。次年夏游览岷山诸胜景。冬至成都，会见同乡刘汉雄司令（刘是合江明坝文人）。受刘邀至广元，待以客卿，因此得游览川北各地名胜。其间曾为刘撰写一些文稿。如“致邵力子书”（邵当时是陕西省主席）“地形学序”、“作战学序”等。民国21年秋，他返回北平。
       “九·一八”事变后，北方局势日趋危殆。他通日语，又与日本政界一些人士相识，恐以后难于脱身，全家于民国22年返回四川。同年12月至24年1月，他担任合江县团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当时合江的地方党派有“新”、“老”两派，党争颇烈。23年春节，他撰写的团委会春联是：“言破坏易，言建设难，革命务须革心，请派除官民党派私争，共矢忠诚扶正气，为卢墓谋，为子孙计，爱乡即以爱国，愿整饬城镇闾阎自治，同竭意见焕新献。”民国25年初，应第七区
       专员装纲之邀至泸县，主持专署秘书工作。不久去职，在泸县作律师至解放。在泸期间，曾与高岑荪、温小泉等人唱和诗篇。
       民国26年办理诉讼案件赴成都，受邓锡侯聘为川康绥靖公署顾问。民国31年8月以后，任合江县临时参议会及参议会议员，开会时返回合江，对本县吏治、财赋、文教等方面的提案甚多。
       他一生未购置田产，所蓄惟书籍碑帖，字画金石，有鉴赏力，收藏甚丰。爱读书，所读之书多有精当的批注。如在《南史·宋武帝刘裕本纪》卷颖批注：“《南史》所记一切瑞应，《宋书》不载。”中国历史所记一切瑞应，类皆欺天罔人，《宋书》于此等文字屏弃弗存，殊为有识。”其他于训诂、考证、评论也多，类皆如此。他强调忆，在日本学过的英文，晚年尚能记忆。博见闻，工诗文，一生中撰写的文序、书扎、诗词甚多，惟自己不甚爱惜，保留不多。晚年所作诗文，曾自辑成册，借以后也毁之于火。
       解放后，1950年曾任合江县则匪委员会委员。1951年4月1日在合江逝世。
       注：
       ①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1982年10月版）621页及1933年廖希贤写的自传手稿。
       ②见《廖希贤自传手稿》。
       ③④见《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621页及《廖
       希贤自传手稿》。
       ⑤③见《廖希贤自传手稿》。
       ⑦他当选国会众议员及以后历次任国会议员，《辛亥革命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一书的507页及608页有记载。
       ⑧见《廖希贤自传手稿》。
       ⑨见《川事纪要》。
       ⑩见《川事纪要》。
       ⑪电文见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216页。
       ⑫见《廖希贤自传手稿》。
       ⑬勋章盒现存合江县志办公室。
       ⑭见《川事纪要》。
       ⑮电文见《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289页。
       ⑯见《廖希贤自传手稿》。
       ⑰见《廖希贤自传手稿》。
       ⑱见《廖希贤自传手稿》及《朱级五年谱手稿》。
       ⑲见《廖希贤自传手稿》。
       ⑳电文见《四川军阀史料》第二辑437页。
       ②致唐继尧、刘显世电文，现存手稿。1986年《仁怀县文史资料》第三辑及1990年《贵州文史丛刊》第一期，曾刊载此电文。
       ②见《廖希贤自传手稿》。
       ②见《廖希贤自传手稿》。
       ②见中共赤水县委、赤水县人民政府1986年10月《纪念段雪生同志逝世四十周年》专刊及1982年《赤水县文史资
       科》第二期转载的1946年10月1日赤水出版的《新背月刊》、创刊号登载的合江廖劲伯撰写的《段君雪生墓志铭》。
       见《廖希贤自传手稿》。
      
同盟会员金丽秋

       宋蜀専供稿 朱花朝整编
       金鉴字丽秋，（1883年9月22日——1957年8月15日）出身于合江县王场（现名榕山镇）小地名连榕坝。1957年8月15日，在泸州利济火柴厂任经理，因年高积劳成疾病逝，终年74岁。
       金丽秋为人品德高尚，明辨是非，老成持重，不同流合污。文字简练，书法精湛，代表作是泸州余、黄二烈士传。是泸州同盟会中不可多得人才。
       步入革命摇篮
       1902年，金丽秋考入泸州经纬学堂，（川南师范前身）肆业。阅读当时进步书刊《革命军》、《浙江潮》、《警世钟》、《鹃声报》、《苏报》、《杭州十日》。燃起革命思潮，与同学陈伯珩、黄容九、黄方、黄树中（后更名复生）、赵铁桥、陈淑云、李琴鹤、杨兆容、梅秉钧、曾铁岩、邓霖、胡玉鸣等二十余同学，组织《输新社》，以砥砺学业，唤起群众，推翻帝制，救国救民，振兴中华为宗旨。计划印刷反清宣传品、筹办铅印刷厂，在川南各州县举起反清旗帜，四处演讲宣传，声势壮大。后被官方发觉，强令经纬学
       堂开除输新社学生。1903年金丽秋同二十多位输新社同学被开除离校。多数同学东渡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后来参加辛亥革命，泸州起义，川南军政府。因此，泸州经纬学堂有革命摇篮之称。
       留学东京参加同盟会
       1904年——1908年金丽秋被经纬学堂开除，乃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宏文师范学习日语，期年转入早稻田大学。当时留日的四川学生很多，金丽秋结识了井研县人金硕甫，重庆人杨沦白、富顺人谢持、叙永赵铁桥，泸州经纬同学陈淑云、杨兆容、李翠鹤等人。在此时期孙中山先生为推翻腐败的清王朝，振兴中华、发起组织兴中会。1905年改名为“同盟会”。金丽秋同上述各位留日学生，均参加同盟会，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川起义，成立川南总司令部
       1907年川南革命党支部认为革命时机已到，经东京同盟会总部指示，“留日学生回川工作。”金丽秋毅然离开东京，回泸投身革命，从事内勤秘书工作。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革命浪潮风起云涌。11月23日，重庆成立蜀军政府，11月27日，清庭派赶来川镇压革命的刽子手端方在资中界首、四川总督赵尔丰被镇压，合江革命军包围县城。泸州慑于革命形势，10月初六日，道台刘朝望在考棚（十一中
       校）宣布反正，授向革命军，先成立川南军政府，金丽秋任政事部部长。后改组为川南总司令部，但嫌辛为总司令，未到职，由黄方代理，金丽秋任民政科科长，下设厘金局，局长卢春浦。
       省参议员
       1916年，合江县选举金丽秋为县议员，后选为四川省议员。三年改选，连选连任。金丽秋又被选为第二届四川省议员，共任省议员六年。
       1922年，金丽秋由成都迁泸定居。
       江源轮船公司
       金丽秋目睹川江航运，兼木船行驶，滩多水急，海损时生。除外国轮船之外，川江只有一艘带拖的“蜀通”轮船定期航行。发展航运是当务之急，乃邀集亲友屈恒生、汤景山、夏哲林等人，集资四万余元，成立“江源轮船公司”，公司地址设在重庆。他本人去上海江南造船厂，购置江源轮一艘，可载货二百吨，乘客二、三百人，行驶于泸州、重庆、宜昌370余公里之间。金丽秋任董事长，陈漱云曾任总经理，黄筱廉曾任船上经理人。当时造船厂按船价抽5%作为经办人（回扣）酬金，金丽秋一文不要，全数收入公司，因此深受公司股东及职工赞誉。渝宜段每周往返一次，收入达6000元。以船收益再买船，陆续购买“蜀丰”、“扬子
       江”、“金沙江”等五艘轮船，航线行驶到上海，给川江旅客往来提供方便，各埠物资流通，带来不可估计的经济发展。在此期间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曾多次会访金丽秋，相互交流办航运经验。金丽秋主张将公司员工逐步转变为股东，使员工成为公司的主人翁，充分发挥其有利因素。
       1927年3月31日重庆打枪坝大惨案之后，金丽秋遭到通缉，避难去上海。江源轮船在江安毁于火灾，公司少了一位大公无私的领导人，内部争权夺利，业务江河日下。金沙江、扬子江、蜀丰等轮船，先后出买与民生公司。江源轮船公司至此结束。
       重庆通缉金丽秋
       1926年，国民党左派以杨丽公为领导，在重庆莲花池成立地委。后来以杨公、朱德、刘伯承组成重庆中共军委，领导著名的“顺泸起义”。金丽秋、杨沧白、曾心正（女）、丁秀春（女）等人参加。1927年3月31日以杨丽公为领导，组织以重庆学生为主，有各界人士参加，声震英国军舰炮击万县，南京人民群众罪行大会，遭到军阀刘湘血腥镇压，当场伤亡数百人，杨丽公壮烈牺牲。4月上旬，重庆警备司令王陵基发出通辑令，其中就有金丽秋。斯时泸州起义的刘伯承革命军正遭受刘湘的十万大军包围。金丽秋有家在泸不能归，乃去上海避难。
       上海遇刺
       1927年金丽秋赴上海避难，值同学赵铁桥任中国招商局总监，老同学见面，欣喜万分。赵铁桥聘金丽秋为秘书长。住吃在赵家，上下班同坐一部车。1929年某一天，金、赵同车上班，途中被歹徒开枪射击，赵铁桥身中五弹，送医院因流血过多丧命。金丽秋衣服被枪弹击穿一洞，全身未伤，一次惊骇。凶手在逃，歹徒行刺为何？原因不明。
       泸州任职
       1930年——1933年金丽秋回泸州，任泸县女学会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泸县市政公所参事。泸县图书馆馆长。
       重庆任职
       1933年，重庆市银行公会，重庆市钱业公会，成立银钱业联合会、联合公库，刘航琛任公会、公库主席。聘金丽秋为公会、公库秘书长。1936年四川禁烟局在重庆成立，周见三任局长，聘金丽秋任秘书长。
       回泸兴办实业
       1938年任惠民面粉公司常务董事。惠民公司前身是二十
       年代初驻泸部队杨森，离开时留下东岳庙机修厂部份闲置设备及工人数名。经该部泸州留守人刘子瑜，约集李琴鹤、金丽秋等人出资建成机械打米厂。后又经过两次增资扩建，在兰田镇天上宫建成日产若干吨机制面粉厂，定名为“惠民面粉厂”金丽秋从打米厂到面粉厂都大力支持，一直当任常务董事。
       1943年金丽秋任利济火柴厂经理、朱蜀琴任会计。该厂起因是1908年永宁起义前夕，同盟会员黄鹿生、黄复生、熊克武、杨兆容在永宁制造炸弹，引起爆炸，惊动官方。为制造炸弹购买原料，乃开办火柴厂，为买炸药方便。金丽秋、杨兆容两次亲赴贵州毕节办理申请开办火柴厂手续。1911年川南总司部成立，才将火柴厂由贵州赤水县迁到泸县杜家街建厂。1943年金丽秋回泸大力改建，该厂规模日渐扩大。以后财政部文在泸成立火柴专卖公司，管理川南火柴生产经营。泸州利济、溥利两家厂，改为泸州火柴联合制造厂，金丽秋任董事长，泸州火柴专卖公司经理曹楚材任经理。金丽秋克勤克俭，努力经营，解决了许多人失业问题。到1949年迎来解放，火柴厂更得到大发展。到1957年金丽秋因年岁高积劳成疾，与世长辞，终年71岁。
      
太平军转战合江始末

       喻亭仁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从1851年（清咸丰元年）元月11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到1864年（同治三年）天京（南京）陷落，14年间，遍及18省，动摇了满清的封建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写下悲壮的诗篇，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
       今年是太平天国起义140周年，回顾一下太平天国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合江是太平军参战过的地方。1862年（同治元年），翼王石达开部与清军和地方团练在此浴血奋战5个月之久，波及南、西、北3乡，即今榕山、福宝、先滩、城关、凤鸣、先市、九支、大桥8个区数十个乡，其影响之大，时间之长，为邻近各县所不及。然而史书记载极少极略，深感遗憾。近几年，在一些方志、族谱、书刊和石刻、墨迹中，发现记有不少太平军转战合江的史实，较全面地反映历史的面貌，颇为珍贵，为此，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文，以示纪念。
       1851年（咸丰元年）元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9月，攻克永安州，颁行各种制度，大封官职。洪秀全被推为太平天王，杨秀清封为东王，肖朝贵封为西王，冯云山封为南王，韦昌辉封为北王，石达开封为
       翼王。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下南京，于此建都，改名天京。定都天京不久，由于洪秀全在永安封王后，以“天王”自居，高高在上，退居深宫、腐化闲散，不理朝政。东王杨秀清掌握代，三帝传言的专权和军政大权，所封各王均受其节制。1856年8月在攻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后，他自恃功高，逼洪秀全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洪秀全不满，在佐天侯陈承镕的挑动下，密令韦昌辉杀杨秀清。于是导致杀害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二万多人向“天京内讧”。事件发生后，石达开赶回天京，责韦昌辉不该滥杀无辜。韦不但不接受，反欲将石杀害。石达开被迫邀聚夜逃至安徽安庆，而全家大小却遭毒手。由于韦昌辉不分清白，疯狂屠杀，倒行逆施，后来甚至妄图杀害洪秀全。于是洪秀全又下令将韦昌辉杀掉。
       天京基本平静后，洪秀全即召石达开回京议事。石达开是太平军中最有才干的通军主将，颇受军民爱戴，文武官员均推举他“提理政务”，但遭到洪秀全猜忌。洪以“留京辅弼”名义，解除石达开兵权，并擒任人唯亲，专用胞兄洪仁发、洪仁达“挟制翼王” \( ^{①} \) 。
       石达开受洪氏排斥，疑虑不安，感到形势危急，天京难保。为了避免矛盾的深化，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兵力，遂于1857年（咸丰七年）5月复往安庆，后来率领将士数万进入江西，并进军浙江、福建，最后决心远征四川，夺取成都。为了这一目的，他转战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等省，前后6年。
       石达元从1861年（咸丰十一年）夏左广西派部队经贵州进入四川綦江，攻克黔江县城，到1863年（同治二年）6月
       13日紫扪地诈降受骗被俘，在川黔滇3省转战这两年，而下川南各县和贵州仁怀一带迂回争战时间即占一半，其中又以在合江县和贵州仁怀厅境内活动的时间最久。
       “1862年（同治元年）2月，石达开率军10万，从湖北攻入四川，分兵3路趋涪州，围涪州城，激战8昼夜。②”清湘军记名按察使刘岳昭会知府唐炯（鄂生）、副将唐友耕破之③。石达开乃撤回洛长江南岸西走，意在寻找渡口抢渡长江。
       三月二十四日，石达开由马鬃场入江津界，经仁沱场至大沙坝，由高牙铺、仙峰场、夹滩场至李市场，再至白沙镇，阅数日始走合江 \( ^{④} \) 。
       四月一二日，传闻太平军已至江津四头河。初三四，部队分多路进入合江甘雨、白鹿、王场。从江津塘河、滚子坪进入小漕过关口场陈家坝的部队，遭到熊万和所率民团的阻击。太平军遂将陈家坝烧毁，然后翻越大山，经九道拐崎岖险要的山路到元兴场。由于山高路陡，人马跌死很多。到甘肃场的太平军，有的到福宝，有的沿进宝老鹰嘴山路、五花心梁子，经木广场、虎头、永安等地至三花支。沿途的月台山、殷家坪、吊脚楼、范石坝等很多地方，都曾驻扎过部队。木广场马家派人欢迎太平军，队伍将至，燃放鞭炮（铁炮）迎接，太平军以为中了埋伏，便将马家房屋烧毁。后至范石坝，“焚烧佃户大小房屋七间，挑去黄谷四百余石。⑤”初六寅刻（天亮时）到马街，旗帜林立，枪声不绝。为了防止太平军结筏渡赤水河攻占县城，把总魏崇惠于前日命人将马街至双江岩一带堆积之木材烧毁。知县冯绍俊调团练至城
       未能集结，清军刘岳昭急令曾兰村绕道县东至城防御，太平军因而无法渡河进城 \( ^{③} \) 。初八，太平军从马街，经三花支沿赤水河而上，至插腊园，进入贵州仁怀厅的两路隘口，展到大石坝，后到旺隆场。初九，分两队攻寨棚场至复兴场，于木耳洞搭浮桥过赤水河 \( ^{④} \) 。初十，烧复兴场，上猿猴过河抵凤溪口 \( ^{⑤} \) 。四月十二，石达开部数万人，从贵州仁怀渡河，经合江九支进入纳溪县属打鼓乡 \( ^{⑥} \) 。与此同时，县东的江津县，“四月中旬，全股复由蔡江越大垭口入津，前队闻李市场扎有官兵，折由三合场、太和场徐往合江。 \( ^{⑩} \) ”四月二十一一日，经三花支岩塢、实录场天堂岩、车辆乡先造坝至仁怀厅。二十四日，一支由原路至九支五通场，一由丁山至车棚场上洞角，下浮桥过河上九支安居坝 \( ^{⑪} \) 。二十五日，九支团结“奉县扎傍塘脚”，“邹泽普带练兵防堵富家场、夹子口一带要隘，与贼交锋，死于国难。 \( ^{⑫} \) ”二十八日，太平军欲到叙永，“尾队行至打鼓场复回，破下岚坳隘、闹八角山、两岔河”，不久又回打鼓场 \( ^{⑬} \) 。
       “五月上旬，太平军由贵州仁怀攻克叙永县城，10天后，一部分进入合江境，转战（合江、叙永、纳溪交界的）叙蓬溪、大州驿、放牛坝、八角山等地”，后进入古宋、兴文、江安 \( ^{⑭} \) 。
       六月中旬，太平军在长宁、江安等地遭清军阻击。为了避开清军主力，太平军乃分两路退转，“一走永宁，一走仁怀鲁班场。 \( ^{⑮} \) ”“十八九到叙永，合江知县令龙洞场、五通场、象鼻场、三角塘等地团结集中哪家关、阎王埔堵御。三十日，（太平军）破隘，分闸水尾、登子场，从（贵州）士
       城出风溪口过河，由旺隆场到马街子。 \( ^{⑩} \)
       七月，太平军在合江活动范围更广，战事频繁，转战时间最久。初一，太平军由碴石丫、打鼓场、合江九支，经挽统坝、大沙沱、小桥子出大洞场，占领安居坝。一支向龙挂山欲占法王寺，果山和尚率寺内僧人和乡民抗击，太平军败退，旗帜一面被寺僧夺得 \( ^{①} \) 。一支从九支木匠岩出风门坎，屯五通场一带，被刘岳昭击败，退贵州仁怀厅 \( ^{⑨} \) 。初四，太平军至先市，“防兵退密溪场，合乡团共堵，势甚不支，”刘岳昭等带兵先后赶到，始解危急。太平军“焚先市民居，造浮桥伴退，”伏兵于马鞍山 \( ^{⑩} \) 。初七日晨，太平军一支，经西乡之新店场，到达泸合交界之北乡宗音寺及石堡坪。北乡团总陈玉亭与泸县团练梁固选联团数百人与之战，“斩杀过当，追至先市附近罗垣子乃返。 \( ^{⑫} \) ”初八九，太平军一支破九支羊山、石顶山寨。清军驻王嘴宅，与太平军发生战斗 \( ^{⑬} \) 。十二日，一路转古蔺州过河，沿仁怀之猿猴、土城原路去；一出合江九支夹子口，与安居坝队伍会合，下先市屯扎。七月十三日，清军副将姚美伦以为太平军已撤走，督军向先市场进发。谁知行至离场口约一里之大桥溪，隐蔽于马鞍山附近之太平军突然绕道从夏坝侧面的邓氏宗祠杀出，断其归路，将清军歼灭，姚美伦亦战死。其时副将尹美成驻鹤儿山，离大桥溪不过里许，见太平军势众不敢救援。刘岳昭得知这一情况，召尹美成至城问斩，并亲督全军与太平军战 \( ^{⑮} \) 。太平军终因不能取胜转移。二十日，“从（先市）心忘滩过浮桥， \( ^{⑯} \) ”经车辆至仁怀厅，驻松林湾一带。接连数日后，分一队至复兴场 \( ^{⑰} \) 。二十五六，驻九支富家坳、华剪
       坝太平军至先市，清兵败退密溪场。二十八九，太平军在先市搭浮桥过河，被尧坝文团练伪造（清军）唐兵旗号追袭。太平军争相过河，“断桥溺死者蔽流而下，至城南（赤水河入长江口）石盘角，手足钩连，塞断江口。知县马玉堂命人抬置石盘角上几满。②”县人徐肇基有：“符阳关外尸横塞，夜夜沧江欲断流”的诗句，描绘其惨不忍睹的情景②。
       八月初一，太平军又过三花支实景场一带，至初七始去，合江境内不再有太平军 \( ^{②} \) 。
       合江东面的江津、綦江县，七八月间太平军也来往频繁。八月十五，太平军将渡綦河，被团保民兵五千人，击败于奔溪南岸之观音殿 \( ^{②} \) ，太平军从此离开川东。
       太平军在合江转战期间，活动范围主要在县南到县西、长江、赤水河沿岸。战事多发生在九支、先市一带。行动路线或从贵州至綦江→江津→合江→贵州仁怀厅，或从贵州仁怀厅至合江→纳溪→叙永→兴文→长宁……在长宁遇阻后，或经合江转江津→綦江→贵州，或从叙永、古蔺入贵州仁怀，或沿旧路回合江。在合江的行踪，则多在九支、先市穿插往来。
       刘岳昭率领的湘军水陆兵勇，从湖北入川后，一直尾随太平军沿江而上。到了川南，刘即“遵水陆营急扼叙州，自率大军抵江安②”截住太平军，先后收复长宁、兴文、永宁，然后从山路经叙永绕道追击至合江。
       叙永、古蔺和合江的九支、先市，在赤水河北岸，贵州的仁怀厅（赤水县）和仁怀县在赤水河南岸，川黔两省有些地方仅一水之隔。由于贵州山高林密，地广人稀，清军不多，有较大
       的回旋余地，因此太平军在川南战斗不利时，便渡过赤水河转移至贵州（云南）境内，然后寻找机会再从贵州（云南）渡赤水河到四川，以实现越过长江，上取成都的计划。这样反复往来，仅1862年（同治元年）太平军在赤水河中下游，渡河即达13次之多，一波：四月初九，在仁怀斤复兴场之木耳洞搭浮桥过河。二渡，四月初十，烧复兴场，上猿猴过河抵凤溪口。三渡，四月十二日，数万人从仁怀渡河进入打鼓乡。四渡，四月二十四日，由于山至车辋场上洞角，下浮桥过河。五渡，五月上旬，由仁怀过河攻克叙永县城。六渡，六月中旬，从长宁退转，一路走永宁，一过河走仁怀鲁班场。七渡，六月三十日，从土城出凤溪口过河。八渡，七月初一，太平军在五通场被刘岳昭击败，过河退回仁怀厅境。九渡，七月初四，太平军焚先市民居，造浮桥伴退。十渡，七月初九后数日，又走鸭岭三滩过河。十一渡，七月十二日，由古商二郎滩过河退贵州仁怀。十二渡，七月二十日，从心忘滩过浮桥。十三渡，七月二十八九，在先市搭浮桥过河。13次渡赤水河，七月份即占6次，而且多为进入贵州，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紧急情况。
       太平军离合江后，贵州农民起义军毛步云部数千人，由县南福宝红牵于入境，杀团总赖洪安，占据元兴天宝寨。后攻甘丽场，据滚子坪。1863年（同治二年）5月，雷正超、简四王等据滚子坪起义。次年（同治三年），又有人以“太平天国”名义，活动于合江南部山区，荡起农民革命的余波，在进宝乡月台山民居粉墙上，留下墨迹布告 \( ^{①} \) ：
       “阎罗乡民 洗耳闻听 天兵过魔”
       鸡犬无闻 安民隆康 扭转乾坤 士农工商 各守家勿 不用齐团 何必招兵 进贤投诚 天至顺心 倘若抗阻 九死一生
       “太平天国张贴 甲子年·七月”
       布告右下角有诗一首，为清军所写，原文是：
       “隔涧□□口磬口 森林古木乱啼鸦
       野人问我居何处 笑指孤蓬即是家
       “甲子年七月二十三日
       “清乡军驻此 江湖散人题”
       太平军在县境活动时，给清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仅民国就被击毙861人。人民在战乱中也受到影响，特别是清政府官兵，借“剿贼”为名，蹂躏百姓，强住民房，树木砍光作灰，践踏毁坏庄稼“较贼尤甚” \( ^{③} \) 。县人徐肇基有诗云：
       “军行到处拉民夫 不顾妻儿抢地呼 剿贼几曾亲见贼 兵翻如剿贼如梳”
       某君另有诗云：
       “羽书千里出中堂 鞭指云南去路长 百万生灵蹂躏尽 将军稳卧在符阳”
       “营房不扎扎民房 百姓迁居也不妨 果字中军犹自乐 南街歌舞倚壶觞”
       “十年树木付炊烟 寸草民间未保全 惟有县官偏解事 朝朝犹送买薪钱” \( ^{33} \)
       注：①史式：《石达开新论》、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②陈世松：《四川简史》
       ③《清史稿·刘岳昭传》
       ④⑩⑧民国13年《江津县志》卷三
       ⑤《范氏族谱》
       ⑥⑨⑩⑪⑫⑬同治及民国《合江县志》
       ⑦⑮清光绪《增修仁怀厅志》卷六
       ⑧⑪⑬⑮⑯⑰合江县锁口乡刘家寨《太平军过县始末》石刻
       ⑨《纳溪县志·军事》
       ⑫《邹氏族谱》
       ⑭《宜宾史志·石达开转战川南》1986年第3期、《纳溪县志·军事》
       ⑰民国《合江县志·果山和尚传》。太平天国旗帜民国时期曾在县民众教育馆展出，其后下落不明
       ⑱⑲光绪《湖南通志·刘岳昭传》
       ⑳《陈氏族谱·曾王考玉亭府君家传》
       ②大桥溪之战，实录乡慈竹溪天堂岩太平军过境暴迹为七月十二日，民国《合江县志》为七月十三日，《宜宾史志·石达开转战川南》为七月三十日，本文依《合江县志》
       ②⑳实录乡慈竹溪天堂岩太平军过境暴迹
       ⑩清纳溪县《刘氏族谱》
       ⑲月台山太平军布告，毛笔楷书竖写，字大寸余，缺字为当地老人回忆。1982年已被大雨冲毁。
       [ General Information ]
       书名= 合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作者= 页数= 1 8 1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