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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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目录
一、蒋介石猛吞抗战胜利果实勾结日伪军反共纪实……万金裕
二、抗日中期蒋帮制造成都“抢米”事件镇压中共
四川地下组织的真象……李文孚
三、虎门蒙难记……熊克武生前口述、熊达成整理
四、蒋、汪扣押熊克武及其总部人员之经过……黄舟高
五、冯玉祥派我劝说湘参加抗战之经过……高兴亚
六、刘湘之兴起和死亡……马振炎 姜荫梧
七、成都市参议会点滴摘……乔前希、李参化
八、清末的“维新变法”在成都……张达夫
九、赵尧生先生事略……陶尧生
十、川剧名丑“当头棒”……陈国铮
十一、我所知道成都回旗的片段……杨伯康
十二、成都清蒙旗片段史……刘显之
十三、成都柴乐园——川菜正宗之一……兰云肇
十四、成都的茶馆……陈茂昭
十五、袍、匪、特、烟、骗，五毒俱全的冷开泰……熊体云
十六、勘误、补正和质疑
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
勾结日伪军反共纪实
万金裕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中、苏、美、英四国无条件投降。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日本浴血抗战八年之久的人民，无不以欢快的心情，燃放鞭炮，热烈庆祝。以为国家从此结束深重灾难，步入和平统一与民主幸福的康庄大道了。殊不知蒋介石并未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竟然滥用受降权力，大肆排斥异己，剥夺了英勇抗战、勤劳最大的中共武装部队参加受降的权利，妄图独吞胜利果实，且又进一步利用日伪军，武力把止共军就地受降和接管敌占各城市，甚至进攻解放区，破坏和平，使全国人民噩噩战祸。蒋介石这些丑恶行径，是在国共双方关系尚未公开破裂以前，当时有关垄断受降的一切反共文电，属于绝密性质，报章不能披露。笔者彼时正在全面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一处第二课任上校课长，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旬兼任第三课课长，从筹备受降开始，直至遭俘、遭侨、整编伪军、整编各地游杂部队等等过程，均亲历其事。一九四六年夏，该陆军总部结束，笔者被调任国防部史料局（以后改称为“史政局”）上校课长，从事军事史料的整理、编纂。因而不仅能接触到许多反共的文电，在办理受降时期，还曾经忠实积极地为之贯彻推行。故在受降工作结束后，被授过“胜利勋章”和同盟国“自由勋章”（这些勋章笔者早于一九五三年主动
大都白家塘辖区向人民政府缴销）。这段丑恶历史，至今深感愧疚。为了帮助那些对蒋介石的上述行径不甚了解和持何怀疑态度的人弄清历史真象，特将我亲历、亲知的片辞，写成这篇回忆资料。其中引述一些当时未经公开发表而由笔者抄录的文电（以后这些文电收入到《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内作为历史文献），提供读者一阅。事隔三十七年，回忆起来，错漏必多，尚望深知其详者，予以指正。
一、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企图独吞胜利果实的最先两次指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大规模入侵我国，蒋介石统率的国民党军队，逐步放弃大片国土，退守西北、西南省区，消极观望，动摇抗战信心。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在日军侵摄的后方，领导人民，坚持抗战，在华北、华中、华南各地开辟了十几个抗日根据地，团结了一亿以上的抗日群众，发展了成百万的抗日军队，保卫了抗战的大后方，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队，使分驻各地的侵华日军，陷入中国人民的实际包围之中，不能自拔，所侵占的各大城市被割裂成为若干孤立的据点。因而，在抗战末期，美国海军的逐岛前进，得以顺利实施，一九四五年六月中旬，已攻占距敌本土较近的冲绳岛。美空军更以八百架B。重型轰炸体轮番袭击敌之重要城市和沿海港口，使其本土到处成为一片火海，损失惨重。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同盟国最高领导人发出《波茨坦公告》，促敌无条件投降。八月五日和七日，美空军复在日本广岛、长崎分别投以毁灭性很大的原子弹。苏联政府亦于八月八日对日本宣战，苏联远东红军从海陆两面迅速攻入被日寇占领的北满和朝鲜半岛，一举击溃敌之关东军。日本政府感到战争前途已完全绝望，乃由日皇裕仁于八月九日两度召开紧急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于
八月十日在东京广播，向同盟国乞求投降。
抗战末期的一九四四年底，蒋介石为了重开华南港口取得海外军援起见，将驻在西南地区的野战军编组成第一至第四方面军和一个预备方面军（即由杜聿明指挥的昆明防守部队），配合盟军从事反攻。并在昆明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总司令。笔者彼时即调任该部课长。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因柳州克复，陆军总部准备向该地推进，并已先设立前进指挥所于南宁。八月十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到昆明，当地报纸发出号外。同日薄暮，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亦由重庆急电回昆，略谓：敌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我总部新受任务是指挥全面受降事宜，停止空运柳州，已赴南宁指挥所人员，应令其撤回贵阳，待命归队。昆明全市沉浸在一片胜利狂欢之中，爆竹之声，彻夜不断，驻昆美军组成的彩车队在全市游行。次日，我总部又接奉蒋介石的“未灰亥令一亨”电令一通，此乃向陆军总部作出对受降有关事宜的第一次指示，电文内容如次：
一、敌已无条件投降。
二、同时已令敌驻华最高指挥官，转饬所属即就现态势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不得破坏物资和交通、扰乱治安秩序，应听候所在地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部或战区长官之处置。并限二十四小时之内答复。
三、各战区应注意下列各项：
甲、对敌可能之抵抗与阻挠，应有应战之准备。
乙、并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
丙、对封锁地伪军，应策动反正，并迅即确保连续掌握，令其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先将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
丁、对投降之敌军及俘虏，不得危害，并恒切通令所属官兵
遵照。
戊、各战区除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外，应残留所要部队维持当地治安。
己、国军之整编，得由各战区长官斟酌状况暂缓实施。
四、该总司令对敌后各要点、要线之挺进占领及令敌军分区集结监视缴械办法，仰即日拟具详细计划呈核。
中正未灰亥令一享印（注一）
总部接到肖毅肃急电和蒋介石的“未灰亥令一享”电令后，我们所有官佐既感到新任务的光荣和高兴，同庆又十分犹心。因为大家知道广大的敌占区是被中共领导的百多万军队和二百多万民兵游击队所长期控制。日军既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共军很可能就近并入敌占区的各大城市，接受日伪投降。我们的军队尚远在大后方，可能来不及开赴沦陷区，敌伪军队就早已向共军投降缴械了。军委会这项电令，要求各战区长官“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一事，不知日本方面是否能够完全遵办，尚是问题。
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广播照会中、苏、美、英四国政府，正式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在接获日本投降照会后，立即电知南京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下达六项指示。除伪共通电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保持现有态势、维持所在地之秩序、交通、不得破坏任何设备、物资外，并伪冈村派代表到玉山机场，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之命令。八月十七日蒋介石又以“未曦亥令一享”电令，正式授予何应钦以办理全国受降任务十二项。主要是规定何应钦在蒋的指挥下指导各战区、方面军分期办理一切受降事宜和收复区的有关难民救济、交通运输的恢复，剿办拒绝投降、不听命令的伪军、处置汪伪组织档案、财产、恢复南京附近秩序等。这是受降前，蒋对陆军总部受降工作上作出的第二次指示（即“未曦亥令一享”电令），其内容共十二点。内
中以第“九、十”两点为主。原文是：
“九、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我受降计划者，得呈请本委员长下令惩罚之。
十、敌军应对本委员长所指定之部队投降。如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或于投降期间不遵我军命令实施者，得由陆军总司令以武力制裁之，并对不遵命令之敌部队长或敌军最高指挥官直接予以处置。”（注二）
以上所说的“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显然是指的中共领导的军队而言。国民党将军部队绝不会有未经何应钦或蒋介石的派遣而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之事。它并规定，不仅要惩罚擅自接受敌军投降的部队而且还受制裁日军部队长。语气严肃，其蓄意已很清楚，是要垄断受降，独吞胜利果实，排斥对抗战有巨大功勋的中共军队参与受降、分享荣誉，这是十分明显的。此项骄横无理的“指示”，当时我们总部人员不以为非，而是十分卖力地予以执行。
中国陆军总部在昆明奉到蒋介石先后两次指示的电令，作了部署。也接获何应钦的电示：赴日将总部移驻湖南芷江，在该地筹备受降典礼。跟即派出先进人员飞芷江设营（本来在蒋介石八月十五日电令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派员到江西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的命令。但因玉山机场由于暴雨冲毁跑道，暂时不能使用，乃再电冈村宁次，改在芷江接见日军派来的降使）。
旋接日军侵华统帅冈村的复电，决定派遣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等一行八人前来芷江。当于八月二十一日晨，日本降使今井武夫等按规完联络讯号，乘日本飞机一架自汉口附近机场起飞，到常德上空后，再由盟军派战斗机三架迎接，护送日机至芷江机场着陆。
笔者是于八月十九日，随陆军总部全体人员，由昆明分乘运
榆机多架到达芷江的。何应钦于八月二十日午后，率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及在渝官佐三十余人，由重庆直接飞抵芷江。
二、何应钦向日军治降代表侦询共军动态并下达盖断受降的备忘录
八月二一一日上午十一时许，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治降代表、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率参谋陆军中佐桥岛芳雄、少佐前川国雄、翻译木村辰男，暨飞行员少佐社员喜八、准尉久保善辅、小八重里正、雇员中川正治等八员到达芷江。当日下午三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见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其谈话内容主要是：（一）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仍归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二）为了使日军投降事项实施顺利，陆军总部将在南京设置前进指挥所；（三）空军机场设站人员将随今井同机飞往南京；（四）所有先期赴南京人员的安全问题，应妥为保护；（五）不符冈村宁次将军签订降书前，即于最短期间内将输送军队前往南京、上海、北平各地接收，……希转知冈村宁次将军等语。并由肖毅肃接受今井武夫交呈之日军驻中国境内之陆海军军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区分系统表册。同时肖向今井面交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除由肖毅肃当面宣读外，并饬今井带回南京交冈村宁次切实照办。备忘录全文如下：
中渝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备忘录中字第一号
日期：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致：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
由：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
事由：
一、本人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之地位，举中国战区最
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之命令，接受在中华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除外）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之地区内，日本高级指挥官及全部陆海空军与其辅助部队之投降。
二、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应自接受本备忘录起，立即执行本总司令之一切规定。在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之日军亦同此规定，并应由冈村宁次将军负责指挥项该日军之投降。
三、冈村宁次将军于接受此备忘录后，关于下列事项，应立即对日本陆海空军下达必要之命令：
（1）对本总司令所辖之地区内（即第二条所述地区，以下同）所有之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
（2）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之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就各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海陆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
（3）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所有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武器、弹药、航空器、船舰、商船、车辆及一切交通通信工具、飞行场、海港、码头、工厂、仓库、物资与一切建筑物，暨军事设施，以及文献、档案、情报资料等等，应立即妥为保管，不得擅自加以移动，并应绝对保持完好状态，由冈村宁次将军负其全责，听候本总司令派员接收。
4. 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所有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应就各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良好秩序，直至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及负责长官到达接收为止，在此期间内，绝对不得将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或代表人员。
5. 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同盟国被俘人员及被扣官民，应及时立即恢复自由，并充分供给其衣食住行及医药等，并准备遵照
本总司令之命令送到指定地点。
四、为监视日军执行本总司令之一切命令起见，特派本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先到南京，设立本总司令前进指挥所，凡冷欣中将所要求之事项，应迅速照办。
五、冈村宁次将军亲自向本总司令接受有关片本陆海空军投降实施之正式手续及将委员长之详细命令之时间及地点，侯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接受日本总投降后，另行通知。
中国战区白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 何应钦
附中国战区各受降主官分记表乙件（如附表…）
本备忘录交冈村宁次将军之总参谋部长今井武夫少将，转送冈村宁次将军。
当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午后七时，美军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准将、派驻新六军美军联络军官菲利普上校等会同我总部部份人员赴今井武夫住所，询问有关华东地区共军新四军的动态。
据今井称：南京、上海近郊及京——沪铁道沿线的新四军很活跃，入夜即有枪声。铁道、桥梁，常受到破坏，交通屡断；至于飞机场因驻有重兵，警戒严密，勉能保安。南京方山附近，棲霞山对岸，常发现共军部队进出，活动频繁；南京市郊，昼夜严密巡逻，仍难免共军的便改队袭击。今后，日军缴械集中，必须派遣装备精良的军队接替防务，始可保卫治安无恙（言毕，命随员桥岛中佐取出新四军活动概况图示一纸呈上）（注四）
经过这番询问以后，驻华美军司令麦克鲁中将听取柏德诺准将之汇报和意见，向何应钦表示：必须派遣装备精良之现代化美军部队担任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的受降。当时，他们的对话大意如下：
麦克鲁：南京、上海、北平是受降重要城镇，必须做好这项工作。据日军代表今井建议：“必须派遣装备精良的军队受降”。故
只能派遣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军前往，这样对共军和投降的日军才能起到威慑作用。如果就近派遣中国军队前去受降，其装备远不如日军，倘遇共军袭击，在未进入敌占区各城市前，就会被中途缴械。那么，以后其它地区的受降工作，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闹出更多笑话。
何应钦：蒋委员长日前在重庆已决定派遣第三战区的部队挺进南京、上海两地。顾祝同长官早有准备，他们组织了不少地下武装的先进部队等待国军，足可控制该地。如要变更计划，改派美军受降，我总部无此权力，必须请示蒋委员长核示，我认为势不可能。
美军麦克鲁中将听何氏之言几表示不满，盛气凌人地以骄横的语气对何钦说道：
“如果我对这个对你们有利的意见，你不同意的话，今后一切我们就不便协助。如需我们支援空远，就要慎重考虑。为了我们飞机着陆后的安全无保障，也就不便派空军担任敌后的运输（华语意思：蒋军装备差，自身都难保，何能保障机场的安全，美军就不能支援空运）。
何应钦只好立电重庆向蒋介石请示，蒋接何应钦急电后，就近与驻渝的美军上将魏德迈面商（魏继史迪威之后，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据悉魏尚能与蒋融洽相处）。结果，采取折衷方案，派遣美械装备之新六军廖耀湘部到南京，九十四军牟庭芳部到上海，改任第三方面军汤恩伯为上海、南京地区的受降指挥官。这才解决了双方的分歧（美械部队因以上均驻有美军的联络军官，有权主宰一切，等于是美国的雇佣军）。原由肖毅肃面交今井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所附之“受降主官分配表”本来规定京沪地区是划归第三战区顾祝同受降，改由汤恩伯受降以后，这张附表也就另行调制，乃向今井手中换回原表。（注五）
八月廿三日。今井武夫返回南京前受到何应钦接见一次，
何交给“中字第二至四号备忘录”带回南京，并嘱其转告冈村宁次大将，投降仪式决定在南京举行。在接见时，今井向何应钦报告中，重点提到：“……平素勾结中共之日人中，亦有‘日军将来之出路，是否与中共妥协较善’之意见。但我等秉承天皇一贯之意旨，不予赞同”等语。何应钦将今井的这些谈话，立即以未濠子机电向蒋介石报告。今井宁当（廿三）日午后一时，乘原机飞返南京。何应钦指派陆军总部第二处课长弥昭凯为联络参谋及空军军官二员与今井同往南京。
何应钦面交今井武夫的“中字第二至第四号面忘录”，内容如次：
节录《中字第二号备忘录》要旨：
……本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先到南京设立本总部之前进指挥所。兹以同样需要，更令各地区受降主官各派前进指挥所，进驻左列各地执行同样之职务：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河内
第二方向军司令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广州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汕头
第三方向军司令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上海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武汉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徐州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北平
第十一战区付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济南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洛阳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开封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太原
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归绥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杭州
……贵官应转饬上述各地区内之日军最高指挥官，对各地区
前进指挥所主任所要求之事项迅速照办……
节录《中字第三号备忘录》内容：
“本总司令部所辖部队，决于最近期内，允以一部利用空运于南京、上海、北平等三处机场降落，以便执行其职务。除另行派遣各机场设站人员先行前往设备外，贵官应本此意图，于本总司令部派遣之部队未到达之前，应确实保护上列三处机场，以备使用。如有修理之必要时，并希依各设站人员之要求，妥为修理为要！”
中字第四号备忘录：
一、依据本总司令致贵官中字第一号备忘录第二条第四项之所定，特将各地区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姓名、应投降部队番号，详细规定如附表第二，希先行下令准备实施。但表列日军部队番号、主官姓名及驻地，系依据今井将军所呈之《驻华日军态势概见图》及其口述，如有遗漏或变更，另行修正之。
二、为使日军投降及械弹、器材缴收进行顺利，特规定事项如左：
1. 本总司令中字第一号备忘录附表内所指定之各地点，即日军分别向我各地区受降主官之投降地点，所有日军应照该表及本备忘录之附表分别集中。凡日军在表列地点以外驻扎者，应先将其防地分别交与我各地区受降主官所指定之部队，其交接日期，由我各地区受降主官分别决定之。
2. 凡日军依照本总司令中字第一号备忘录附表及本备忘录附表所指定之地点集中后，仍应保持表列各该地点之警备状态，维持秩序。听候我各地区受降主官所指定之部队到达后，再依指定时间，逐次交防，并依指定地点分别集合，立即将所有武器、器材自行封存于我各受降主官所指定之各仓库内，呈出详细表册，再立将所有徒手官兵率赴我各地区受降主官所指定之集中营。
至各该封存仓库，则由我各地区受降主官立即派兵看守，并派员照册点收。
3. 在冈村宁次将军尚未正式投降以前，凡中国军队有奉令调往日军现驻地区内者，沿途各地日军，应一律让其通过，不得妨碍。但以本总司令中字第一号备忘录附录内，所指定之各地区受降主官所命令并通知的部队为限。其未奉各该受降主官之命令及通知之部队，日军应拒绝其通过，并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区日军指挥官应负其责。
4. 在中国领海及内河之舰艇及船舶，应立即集中于沙市、宜昌，听候接收。但吃水过深者，可集中汉口，并应先行造具备舰艇、船舶之种类、吨位、装备、弹药数目、性能、所用燃料（含存储量）及员工人数之详细清册，呈送本总司令。
5. 在本总司令部所辖地区内，所有日本航空部队，凡可能飞行及可能修理之航空机，应立即修整完备，并作飞往湖北省或其它指定机场之准备。至修理费时之航空机及所有基地存储之弹药、武器、油类、应一律封存。并连同上述之一切航空机道具详细清册，呈送本总司令，听候派员点收。又所有机场及飞机修理各种设备，应保有完好状态。至空军地面部队及降落伞部队，则由我各地区受降主官分别按陆军部队投降办法接收之。
6. 凡日军现驻地内，所有交通通信各线路及其管理机关，应不待冈村宁次将军正式投降，尽速开放。重庆—南京间及芷江—南京间，并应立即直接通报。其芷江—南京间之电台通报时间、周率、呼号，已由肖参谋长面交今井将军，其重庆—南京间之电台通报时间、周率、呼号如附纸（从略）又所有海河、水道原布水雷及阻碍位置与扫除之情形绘图列表，尽速呈送本总司令。
7. 日军现驻地区内，如有匪徒企图破坏交通通信及扰乱治安者，应特别防范并制止之。
三、希冈村宁次将军将上述各项规定办理情形随时电告。
附表二
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点、日军投降部队长代表姓名、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
附中国战区各地区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点及日军投降部队代表姓名、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如附表二）
根据以上各号备忘录及附表第一、第二，充分说明蒋介石一伙，假借受降的权力排斥中共领导下的抗日爱国军队。独家垄断受降，独吞胜利果实的丑恶行径。因为，
一、抗战八年，中共党员孙芳卓著，空前表所列十五个“受降主官”名单中，竟无一个中共党员将领，全山蒋军高级军官包办。
一、中字第二号备忘录规定十五个受降地区各应派出共“地区前进指挥所”于指定之城市，担负任务是中字第一号备忘录第三条之第二、第四款所规定，即：监视日军就各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不得向共军投降缴械、交出物资。并在驻地负责维持好地方秩序，在国民党政府方面接收官员到达之前，不得移交行政机关与中共……。这说明蒋需对独吞胜利实考虑之周到，计划之严密。
三、查十五个受降地区前进指挥所指定设立之十五个城市中，就有十二个城市，如：北平、归绥、太原、开封、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武汉、广州、汕头等，都在中共开辟的解放区之内，受共军长期的武装包围袭击（如南京、上海近郊、就受到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的抗日军队长期包围、袭击）。胜利时，蒋帮竟剥夺了他们的受降权利，排斥他们，而另从西南地区的芷江空运新六军摩耀湘、从柳州空运九十四军牟庭芳的部队分赴京、沪受降，实属无理。
三、何应钦到南京受降，指使日伪军参加反共
为了垄断受降大权，筹备受降仪式的需要，何应钦指派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先到南京设立陆军总部前进指挥所，并以冷欣充当主任。另邀请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为指挥所顾问，以协
助冷欣工作。特别是因王俊和日本驻华派遣军总部的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是在日本陆军大学同期同学，他可以得到联系上的方便。此外，还有不少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官，如陆军总部高参陈倬、等。处副处长宫其光、课长王武、陈昭凯等都能操日语，前进指挥所恒而勿需另带日语译员。陆军总部第一处除笔者之外，还有上校参谋古让泉、第三处上校参谋张汶杰、黄明光、总部所辖之炮兵、工兵、通信兵三个指挥部的部份幕僚人员，总部总务处、政治部等亦分别派遣人员到前进指挥所，连同一个警卫排官兵五十余人，共有官兵为一门零七八，于八月二十六日上午七时，分乘运输机七架，由副参谋长冷欣率领，从湖南芷江起飞，于当日下午零时十分，到达南京明故宫机场着陆。前来迎接的有日军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长竺源清中佐等十余人。在日本宪兵为前导和保卫之下，驱车进光华门经逸仙桥一大行宫一新街口等地直赴中山北路的原铁道部招待所，陆军总部的前进指挥所即设置于此。
当午午后四时许，由日军总部派来担任我们前进指挥所警卫任务的汪伪军警卫第一师师长刘启雄前来报到，并要求晋见冷欣。受到冷接见时，他自称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历任汪伪组织创办的伪“中央军校”教育长，并兼警卫第一师师长。曾担任金坛、溧阳、句容一带的“清乡指挥官”，在该区与共军新四军作战多次。表示他自己有反共斗争经验，能忠实于反共工作，目的是希望陆军总部加以信任。
八月二十八日，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前来拜会冷欣，由王俊陪同接见，是作为外交上的普通会见。他口口声声都说两国停止战争是为了中日的“和平”。根本不提“投降”二字，否认他们是战败。对日本数十年来一贯侵略我国领土，残杀我大量同胞，焚烧奸淫等滔天罪恶，毫不表示认罪和悔祸。他的
举止很随便，一点不在乎，不像一个战败的降将。这对中国统帅部派出的受降先遣机关，无异是一种轻蔑。冈村向冷欣的表态如下：
“此次奉天皇之命，我们两国恢复和平，希望能恢复以前的友好状态。今后愿意接受何应钦上将的驱使，我的军队愿意留在中国，为贵国的‘剿共’和统一效劳”。
冷欣听了之后，非常高兴。除将冈村的这番“反共、拥蒋”的表态，立向何应钦电呈外，并由王俊陪同，于次日一道去冈村总部回访。
我们从芷江出发前，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曾作了简要之谈话：“……日本宣布向我无条件投降，其侵华的部队长大都是罪行累累的战犯，按《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战争罪犯必须交付军法审判。因此，他们投降后，在中国只有一切听命，决不敢再逞其侵略者之淫威。以往受其阴霾的伪军，也知其靠山已经垮台，不一定还听其指挥。今并武夫这次已流露出此种情绪。我们下达给冈村宁次的‘中学第一号备忘录’，就明确规定，在指定之国军未到达以前，要日军负责保护所占城镇、机关，不能让共军占领，一切物资也不能因受共军强迫而轻易交出。这是必须遵行的命令。近来，延安方面朱德给日军统帅冈村下达广播命令，要其转令所属日军，如在共军包围中的部队，应立向就近共军司令员投降，日军因此处于徘徊之中。国军尚远在后方，一时还不能到达前方。此时为了加重日军责任，必须令其遵照‘中学第一号备忘录’执行。否则，我们要到广大的沦陷区受降，势将成为幻想。大家此去，主要就是监督日方遵照我们提出的要求。前进指挥所是中国最高统帅的先遣机关，它是帮助日军顺利从事一切投降活动，维持地方治安。它的设立非常必要，并非仅仅为了筹备受降典礼”等诺。
肖毅肃临行前的这番指示，我们当然心领神会，认真执行。
达到南京后，就得到日军统帅冈村宁次愿意为“剿共”和中国统一效劳的表态，从而一切都是顺利的，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注六）
九月八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抵南京，代表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主持这一历史性的受降典礼。他住于南京黄埔路原来中央军校旧址内之中国陆军总部前方司令部。南京前进指挥所即日撤销，所有人员均归还原建制办公，并向日军统帅下达备忘录，令其知照。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受降典礼在前中央军校大礼堂即陆军总部前方司令部所在地举行。当日午前八时四十六分，何应钦率受降官四人入场，中外来宾肃立致敬后，何应钦就位于受降席之中央，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右为陆军上将顾祝同、中将肖毅肃。八时五十分，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们出休息室到会场，寻至规定之位置，立正向受降席居中端坐之何应钦行四十五度鞠躬礼。何氏欠身作答，并命坐下。日军驻华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二郎中将、总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三人依次坐于冈村之左侧。驻华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海军中将、台湾军参谋长泽山春树中将、驻越南之日军三十八军参谋长三泽昌雄大佐，则依次坐于冈村之右侧。九时零四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呈出证明文件，经检验后，交其投降书中文本两份，冈村签字盖章后，再交何应钦签字盖章。同时，何应钦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下达给冈村之第一号命令，当面交付冈村受领。仪式经过仅二十分钟，王俊中将导投降代表等离座，向何应钦一鞠躬，退出礼堂。受降典礼宣告结束。（注七）
九月十日上午，冈村宁次前来陆军总部前方司令部谒见何应钦，由何亲自接见，整整谈了一点零五分钟。出席人员计有：何应钦、肖毅肃、麦克鲁（美军作战司令）、钮先铭（陆军总部第
二处少将处长）、王武、陈昭凯（陆军总部上校课长）、陈桂华（陆军总司令的中校侍从参谋）、闵村守次、今井武夫、小笠原清（日军参谋）中佐、木村良男译员等。谈话内容共分十二点，其中，闵村提出一些具体问题，他说：为了保障日军官兵一百数十万人，日侨数十万人，在缴械之后的生命安全，要求留给部分自卫武器，以及日军、日侨今后生活的问题等等。但仍应软在回答中则是偏重于共同反共的问题。其讲话如次：
“……现在东亚局势，必须巩固统一强大，世界永久和平始有希望，故日军一切武器器材，必须完整缴交我所指定的部队长官，切勿损坏、散失，落于‘匪手’，而致扰乱地方……”。
闵村守次针对这个问题，答复说：
“……前（八）月十八日，我已规定办法通令日军各部队实施。即：在中国大陆之日军武器，完全缴交中国中央政府，决不交与其它任何地方部队。此事在今井总参谋副长去芷江之前，即已规定。当时并未奉将委员长命令，我乃即已下令实施”。这就是说，他已自觉地拥蒋反共。何应钦听了后，点头表示满意。
关于汪伪组织所属的伪军情况，前面谈过，八月二十七日当我们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人员飞抵南京时，日军即指定汪伪军警卫军第一师部队担任我指挥所的警卫工作。该师的伪师长刘启雄于当日下午四时，奉命前来前进指挥所报到，并受到冷欣接见。据刘启雄报称：“南京近郊，除浦口、下关有较多武装日军比较安定外，其余地区因新四军出没无常，随时有武装游击部队袭击……”。具体内容与今井武夫在芷江的口头汇报相似。冷欣问他：“新四军主力何在？”刘答：“其主力在长江北岸，江南、浙东各有一部。我的部队曾在前两年清乡时期，于金坛、溧阳、句容一带和新四军作战多次”，等语。
次日，冷欣告诉日军总部的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说：“前进指挥所的警卫工作，应派日本军队担任，汪伪军的警卫师仍应到
“清乡”、“剿共”前线。因他们熟悉地方情形，语言相通。刘启雄师对“清乡”工作有一定经验，勿须驻留市区内”。日军总部当即逊办。
九月五日起，新六军廖耀湘的部队陆续按计划空运抵达南京。先头部队是该军第十四师龙天武部，官兵佩美式自动武器，一律头戴钢盔，着美式草黄呷叽军装、皮靴。引起南京的市民和日伪军的注意。即日开始接替日伪军在南京市区的警备任务。后续部队是新六军的新二十二师李涛部队。冷欣指示廖耀湘，令李涛师接替日军担任沪宁铁路的南京——镇江段警备任务。新六军的装备虽较日军优良，但慑于新四军的声威，深恐在日军集中缴械后，自己不能担当所负广泛的任务。廖耀湘几次到前进指挥所请示冷欣，对南京东南地区的防务，由于日军已移交将集中缴械，似感空虚，可否即派伪军警卫第一师刘启雄部队担任？冷答复：“当然可以”，因为下达给日军的备忘录早经规定：“国军未到达前，治安秩序仍应由日军负责”。我们的部队仅仅运到一个军，尚待陆续调遣，这段时间，日军的责任仍应继续承担。全部日伪军的集中缴械问题，还须等总长（指何应钦）到达南京后，视具体情况请示决定。
廖耀湘在何应钦到达南京后，将南京附近的共军兵力活动情况作了汇报，得到何的同意后，廖即以新六军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的职权，竟发表伪军的师长刘启雄为“国军暂编师师长”兼任“京畿东南地区剿匪总指挥”，以示信任。并指示其任务是：肃清京畿东南的“股匪”、“散匪”。（按：蒋帮一贯把爱国抗日的共军诬称为“匪”）
新六军所属的新二十二师李涛部队在九月十日以后陆续空运来京，仍按预定计划，接替日军担任南京——镇江段的铁道警备任务。因日伪军的报告都称“铁道的威胁，主要是来自苏北的共军部队”。李涛的部队为了确保铁道运输安全，奉令以所属步兵第
六十五团之一个营渡江搜索、侦查，深入苏北的六合，仅微县境内，实际已是武装入侵解放区。立即受到当地爱国武装的强烈拒止，以示抗议。该师急电廖耀湘和陆军总部报告。此时，何应钦在南京（前进指挥所亦已撤销）收到电报后，立即电告新六军：李涛师暂不渡江，应全力护路。以确保南京——上海铁路的畅通。至于现驻扬州、芜湖两地的日军部队，暂不集中，缓期缴械，仍坚守原防。在我军派遣之后续部队尚未到达之前，继续维护“治安”（实际是代替蒋军公开执行抗击共军之任务）。
九月九日，陆军总部受降典礼后，何应钦邀请南京特别市市长马超俊和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卓衡之等，研究如何加强首都治安秩序，收容散兵游勇，以防止“奸匪”破坏，并提出减轻新六军的防务负担，使这支野战军专任拱卫京畿外围地区之责。在国府尚未迁都之前，应加紧首都地区军事警察和行政、司法警察之建设，早日撤除敌伪警务工作。乃决定成立首都警察厅和南京地区的宪兵区司令部。继由何应钦手令留派林锡钧为南京宪兵区司令，并请调贵州省保安处处长韩文焕为首都警察厅厅长（林锡钧是黄埔军校第四期、韩文焕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出身的。实际上两人早已到南京筹备接收敌伪的宪、警。两人都是自命富有反共经验的专家）。成立新机构，基层需要大量的特务和干警，必需接纳一批敌伪中的反共察察。因他们是多年从事反共的地头蛇，熟悉南京情况。一面发表人事，一面接替敌伪的警务。并向重庆的蒋中央报备。何应钦是执行反共和垄断受降的最高指挥官，有权代行党政大权。
四、蒋帮勾结敌伪军在全国各地武装反共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笔者是最先奉派到阔别八年的南京的人员之一。首先是奉命调查我方和盟军的战俘情形。根据日军的报告，早已全部释放，病俘均已送医院。曾亲赴南京老虎桥监狱和
毗卢寺监狱，慰问少数的战俘。他们说：老家已毁，无家可归，正听候政府安置云。
其次是调查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案”。这是南京在1937年12月沦陷初期被日寇兽军残害、奸杀我数十万同胞的大血案（此案在当年调查上报外，以后陆续收集整理的资料不少，容易专案提供史料）。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南京受降仪式以后，笔者从事受降的有关业务。陆军总部次年结束，又奉调国防部史料局整理、编纂战史。因而能接触到将帮一些反共资料，兹就记忆所及，提供一些与本文有关而可以查证的资料。
（1）利用华北日伪军参加反共作战：
华北的赛鲁豫晋豫绥等大片省区，是祖国的神圣领土，是蒋介石放弃最早的地方，也是中共领导下的爱国武装八路军挺进敌后作战，从敌寇手中收复最早的老解放区，拥有雄厚的革命武力。蒋介石自知如要强行进入这带地区受降，独吞胜利果实，势不可能。乃不惜利用其早有勾结的残暴的日寇、汉奸武装等等反动势力，竭力拒止共军受降和收复敌占各城市。华北沦陷后，蒋帮军统特务机关老早就派员与驻北平的卖国汉奸、华北伪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暗地勾结。1945年8月10日，日寇乞降之初，蒋介石即通过华北特务，发表门致中为“华北先遣军”总司令，其所辖伪军13个“集团军”（实际上是13个旅）的头头，也分别给以“先遣军分区司令”头衔，从而收买伪军，作为反共的资本，加强控制华北敌占区。日军在南京签降以后，即应在各指定地区集中缴械，交出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此时远在后方的蒋军还不能及时赶到接收。因此，就愈感华北的伪军更有利用的必要性。于是蒋介石正式发表该门致中为“国军第九路军总指挥”，其所辖各旅伪军，甚至发表为“暂编师”番号”正式执行反共作战任务。（注八）
八月十日，敌寇乞降，第十九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即电令日军侵华统帅冈村宁次，要他转令各地日军，如在共军包围之地区，应向当地的共军司令员投降、缴械。这是抗日的革命军队对于乞降敌人的正当要求。战胜者向敌人收复神圣领土，也是正义的行动。蒋介石一伙出于反共的目的，不顾民族大义，公然利用巨寇在投降后，继续屠杀人民，制造战祸。例如：陆军总司令部下达冈村宁次的“诚字第三十一号训令”，就是公开派遣驻华北的日军，确保所占土地，拒止共军接收。训令说：
“据报：（一）平郊丰台、玉田、蓟县、平谷、三河、香河、武清、永清、房山、昌平各县境内，连日为‘匪’所陷，即有进攻通州企图；（二）北平西山‘匪’两万余人，潜伏南郊小红门，已于十七日为其占领，即有攻城企图；（三）在北平日本官兵还将举行‘降服遗德’运动，自称将实行破坏；（四）在北平市内日方官兵已有将城内守兵退出之密令等情。希即转饬根本博将军严密注意，并对北平之治安及华北各地要与重要城镇及交通线等，在孙长官连仲的部队未到达及正式接收以前，务须确保，并维护地方秩序为要！”（注九）
陆军总司令部又曾以“补充军字第二十七号”命令，下达给冈村宁次，叫他转令济南日军，确保该地，拒止共军接收。训令说：
“据报：山东‘土匪’拟乘我军接收部队未到达之前，将向济南发动总攻击，济南市入夜枪声不断，人心恐慌等情。希饬细川忠康将军确保济南治安为要！”（注1）
（2）利用华南伪军武装反共：
自一九四五年夏，盟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海战节节胜利，日伪惶恐不安，预感其末日将临，俱在各谋出路。蒋指派驻华南之军统特务组织——光粤站，为了当时形势的需要，积极策划组织拥蒋反共的武装力量，勾结伪广东绥署高参、汉奸招徕章，并通过
他的关系，直接与宁夏华南派遣军总司令参谋长富田少将取上联系。富田表示，愿为华南的反共“和平运动”出力。蒋介石据报，立即秘密任命汉奸招桂章为“广东先遣军司令”。该招桂章本身无一兵卒，乃出面奔走，拉拢一批伪军头头，作为不久的将来充当拥蒋反共的实力资本，于是将自己改称“华南先遣军‘总’司令”。并分别私封一批汉奸、伪军头目为地区先遣军司令，受其委任的计有：
伪二〇师师长陈孝强为东（宪）室（安）先遣军司令，
伪三十五师师长黄克敏为广（州）九（龙）先遣军司令；
伪四十五师师长彭济华为中（山）顺（德）先遣军司令，
伪四十三师师长李辅为忠（阳）博（罗）先遣军司令。
军统特务组织——光粤结代表蒋介石的意图，授予他们的任务是：在中国抗战胜利之时，指定之受降部队到达以前，要坚决拒止共军之东江、珠江游击纵队占领华南各城镇及交通线。并应迎接国军在华南各港口登陆，以呆证蒋帮在华南垄断受降和接收的顺利。（注十一）
（3）默许闽锡山免除受降仪式，在山西大搞“寄存日军武力”运动，对残暴之日军战犯大加封赏，实行日阎合作的共同反共战争：
1943年以来，闽锡山即准备投敌叛国，出任华北政委会主席，与日寇共同剿灭华北的爱国武装。曾派遣其亲信赵承绶、王靖国、吴绍之、梁延武等为代表和闽锡山自己与日寇的代表“山西派遣军”第一军司令官碧松义雄中将、参谋长花谷正少将、“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中将及驻北平的特务头子林龟喜等，在山西吉县的安平村举行会议，闽锡山提出按“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办事，以达“共存共荣”的目的。还说：亚洲同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本人愿推戴日本为盟主，在彼此互相需要的合理条件下进行合作。但必须本“共同防共，
共存共荣”之目的……”。
岩松义雄以战胜者的口吻向阎提出：（1）你应看清目前的形式势，大东亚圣战，日本已有必胜的把握；（2）你应立刻发表通电，脱离蒋政府，加入大东亚共荣圈，勿再迟疑。阎锡山以日寇曾经在“日阀汾阳会议”中，允诺发给阎的武器和中联苏乙千万元未能兑现，不便过早地投敌，乃藉故离开会场，潜逃回晋南。岩松义雄又等阎锡山不返，知其不辞而去，一分愤怒，宣布中止会议，并当面斥留在会场上的赵承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说：“你们的阎长官太无礼，竟然不辞而去，皇军将要于他以惩罚的”。因此，“安平会议”使日阎之间的关系趋于破裂。
1945年8月，日寇即将投降，日阎之间还举行了一次“瑶圃会谈”，是阎锡山与日寇的“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中将、“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少将等直接谈判。高桥坦主动向阎锡山表达来意说：“东亚大局将要转变，日本不久将停止战争，宣布投降，希望阎阁下早日到达北京，接管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权利”。这是对阎锡山的最后一次诱降。
阎锡山听高桥坦说后，顿启野心，妄图利用日军兵力，掠夺胜利果实，扩大他在山西以至华北之反动统治。于是向高桥坦提出“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的建议，并解释说：“寄存武力的办法，就是日本可把武力（日本军队）寄存在中国，日军投降前夕穿上中国军装，改成中国军队番号，武器仍拿在日本兵手里，帮助中国军队进行剿共，那不就可以避免投降了吗？”高桥坦说：“如果你们的同盟国家提出质问，为何不让敌军投降缴械，那又将如何？”阎锡山则说：“重庆政府可将此责任推在我身上，我看他们也无可如何！”继而又说：“如能实行寄存武力于中国，对中日两国都有好处。尤其对日本来说，好处更大。并非单独为我阁某打算，而是为中日两同‘共同防共’的国策来设想。”
此事在当时并未达成协议。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
宣部正式无条件投降后，在日间继续勾结下，寄存日军武力也实现了一部分，即由日寇的两个青年军官——城野宏和岩田清一等发起了所谓“日军残留运动”，用“个别发动”的办法，残留了六千多日军官兵与阎锡山部的部队共同参加“剿共”作战。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以后，阎锡山竟聘任日寇的“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徕四郎中将为第二战区长官部的总顾问，参谋长山冈道武少将、师团长山浦三郎中将为副总顾问，日寇旅团长坂井少将受任为“太原警备司令”。足见，在日军向我投降期间，阎锡山还对这些日军战犯大为重用和加冠进爵。目的安在？不何可知是要贯彻他的日俄共同“剿共”之阴谋，对敌寇奇以莫大希望。阎锡山并屯呈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声明山西的情况特殊，请免除受降仪式。经何应钦批准，并暗示阎将驻晋日军改编为两个师的“志愿军”。这个阴谋并未实现。因山西的日酋澄田中将一再表示不敢违背国际的法规。虽如此，但相当长的时间内，同蒲、正太、东（关）沁（县）三条铁路的守备，却完全由日寇的武力负担。有的日军早已改穿国民党军装，大部分仍穿日本军装，公然荷枪实弹，往来巡逻。他们公开宣称：“日本兵已成中国兵了，我们的中国太君每月除供给吃穿外，还加倍发饷。”等等炫耀之词。
关于该第二战区的所谓“受降”是一场欺骗诡计。陆军总部当时认为阎锡山的受降、缴械是比较有成绩的。十月份就已上报“顺利结束”，受降完毕。转报重庆后，还受到蒋介石的“嘉奖”，认为他是模范的受降区。实质上，通过调查，才真相大白。阎日双方商量妥当：利用日军出操时间，将枪架起，拍了照片，再由副军械处处长周海、兵工室主任周维翰等坐汽车到日军仓库所在地，转了一个圈，照了几张相片，然后转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诡称：“二战区受降完毕”。实际上是日阎合流，欺骗国内、国际舆论而已，并未认真缴械。
同一时期，太原市日本居留民（日侨）接到山西日本派遣第一军司令部的一份通知书，内容是：“山西派遣军经晋绥军之请求，特留一部分兵力于山西，协助晋绥军剿共。居留民原拟赴北京者，可暂留太原。”因之，太原市的日军、日侨、浪人仍然照旧招摇过市，到处散布“日军并未战败，再过十年，还将夺土重来。”企图煽动日军和日侨均作长留山西之准备。
1945年11月，山西的“日军残留运动”中，通过“合谋社”的一切卑劣手段，共留用日军日侨六千人（当时号称一万人），由日冠的第十四混成旅团长元泉馨少将率领指挥，日闯两军合谋反共作战。元泉馨这个血债累累的日本战犯，被阎锡山晋升为陆军中将，授以山西野战军（七集团军赴承绥部队改编）副总司令的头衔，继续作恶，屠杀爱国武装。在“残留运动”中，受命办理“志愿留用”的“合谋社”，还由赵承绶代表阎锡山向当场的本军民公开宣布说：“‘留用政策’系在‘亚洲同盟’、‘共同防共’的基础上产生的。凡被留用的日本军人，一律官晋三级，兵发双饷……等语。”
在此之后，日寇驻山西沁县之“毛利大队”和驻子洪口之“丸山大队”，在该元泉馨指挥之下，配合阎锡山的反动军队继续向我爱国武装一共军解放区进行最野蛮之“扫荡”。这就是阎锡山于抗战胜利后，在山西搞的“肃渐受降”，勾结日伪军反共的疯狂表现。（注十二）
（4）何应钦下令向日军各部遴选良材和对其将官、参谋人员予以优待：
1945年10月29日，陆军总部以“诚字第八十八号训令”，下达冈村宁次，内容是：
“兹为调查日军官兵经历，以便遴选良材起见，特颁发《中国战区日军官佐经历表》一份，希即转饬南京地区尚未入集中营之军人，确实填报，以资考核”等语。（注十三）
在下达这项“训令”的同时，何应钦又下了一道“手令”，要拟具一项优待日军将军官及其参谋人员的办法。“手令”是何应钦亲笔，并加盖了私章。原文是：
“日军投降后，对其将军官及参谋人员应予优待，由第一处拟具办法呈核！”
这是一道奇特而恶毒的“手令”。因按《波茨坦公告》条文规定，“对战争罪犯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寇的高级军官指挥其野兽般的“军队”，蹂躏我神圣国土，都是血债累累的战犯。在南京屠城之血迹未干，阵亡将士尸骨未寒之际，按国际陆战法规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战犯应受军法审判。何应钦不顾国际谴责，要在敌营“遵选良材”，又要拟定“优待”敌军将军官及参谋人员的办法。而对一切抗日爱国武装，却视若死仇，不共戴天，诬称“奸匪”，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颠倒敌友，达到疯狂程度。
何应钦这道“手令”正下达到我的兼管课——陆军总部第一处第三课拟办，我感到为难，全体参谋人员也感到突然，不知所措。笔者乃持之以恒呈请上级处长许午言指示原则，以免遗办。因无成例可援，许也感到为难，他暂复说：“这是总长（指何应钦）的个人意图，具体情况还搞不清楚。此事并未限定交卷时间，稍待情况明朗之后，再拟办不迟”。因之，此“手令”搁置我的“待办”卷内很久，一直是个悬案。1946年2月份，陆军总司令部正紧张地筹备“全国绥靖会议”（是一次由蒋介石来京亲自主持的“截乱”动员会议）之际，参谋长肖毅肃担任筹备大会的秘书长，我是大会的文书组副组长，经常与萧接融，曾带上这一奇特的“手令”去请示他。因他和何应钦常在一个房间办公，研究工作，应该明白何应钦的意图。不料我为此碰了一个软钉子，他看此“手令”后，很不高兴地说：“大会漏夜地加紧筹备，委座（指蒋介石）明天要到，谁叫你扯这些与会大不相干的事”！他说完后，顺手将这个“手令”扔还给我，使我有点难堪。直到1946年
5月陆军总司令部结束，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已经还都，我奉调国防部筹备史料局（局长吴石），此案并未完成了事。
萧毅肃在受降问题上对待日寇的高级军官态度很严肃，而何应钦则很客气，这就有明显的不同，可以推想萧毅肃是决不愿搞什么“优待日军将军官”的。例如：在一次接见日军总部的今井少将时（时间是在南京受降仪式之前），今井很礼貌地向萧毅肃要求说：“日军不久就开始集中缴械，冈村大将派我来要求一件事，就是要求暂不收缴日本军刀，因为它代表‘太和魂’，缴枪之后，以作为日军唯一防身之宝”。可否？请示1
萧毅肃马上就反问今井：
“什么叫‘无条件投降’，请你给我解释解释！”
今井武夫无言可答，只好起立向萧行45度一鞠躬而去。何应钦则不然，他出于亲日反共的需要，为“军刀”暂不收缴一事，八月二十三日在芷江治降时，今井就曾提过这个要求，何应钦当日专案报请重庆的蒋介石批示，并未使今井感到难堪。他们两人对处理受降问题上许多关键举实上，都有迥然不同的态度，勿须详举。
结束语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基础之上取得的。八年的持久战，粉碎了敌寇“速战速决”的战略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等毒辣的策略。日寇对蒋军采取诱降手段，提出“共同防共”、“建立东亚共荣园”的欺骗口号，使蒋帮高级将领因而投敌叛国者，竟达五十八员之多（注十四），在沦陷区到处扶植汉奸傀儡政权和伪武装，发展到了三十五万人（注十五）。对中共领导的抗日爱国武装，则采取最残酷之“扫荡”和绝灭人性的“三光政策”。而中共肩负着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
历史重任，领导着沦陷区敌寇铁蹄下的革命群众，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进行最艰苦的“人民战争”，抗击、钳制了侵华日军兵力的过半数，是使抗战能持久八年，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因素，也为东方被压迫民族自求解放的反法西斯战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本文仅揭露蒋介石一伙夺取领导抗日胜利的案冠，独吞胜利果实，窃据受降席位，垄断受降，排斥异己。在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公然违反《波茨坦公告》，对残暴之民族敌人，优礼有嘉，对叛国之伪军，加冠进爵，予以利用，继续大肆剿灭屠杀爱国抗日武装力量的罪行，仅例举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颠倒功罪如此恶迹的点滴。最突出的如阎锡山通敌叛国竟升任行政院长。
当年受降业务中，有些文电是笔者亲自起草，还能回忆概况，有些则是亲闻，并通过查证他人提供的史料属实后，再录入本文，作为旁证。资料挂漏之处，以后当陆续补充。
一 资料来源一
（注一、注二、注三、注九、注十、注十三 注十五）见《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此书系1947年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出版，非卖品。
（注四）根据陆军总部前进指挥所顾问王俊中将当场参加接见今井武夫时的谈话回忆。
（注五）根据廖耀湘《新六军军长》在南京亲自所谈。
（注六）是笔者的自我回忆。从芷江到南京前进指挥所整个过程，非常繁琐，不止这些，此只提供与本文有关部份。
（注七）南京何应钦的受降典礼，笔者亲身参与，但其细节则系参考当年《中央日报》。
（注八）查证参考《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中邵青撰写的《日寇投降、蒋介石勾结利用华北伪军经过》。
（注十一）查证参考《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中何崇校撰写的《蒋帮在华南勾结汉奸、伪军抢夺胜利果实》。
（注十二）查证参考《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中赵瑞撰写的《阎锡山通敌叛国罪行纪要》。
（注十四）见《毛选》875页《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
(一九八三年四月完稿)
抗日中期蒋帮制造成都“抢米”事件
镇压中共四川地下组织的真象
李文孚
一、人为“米荒”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特别是川西平原土地肥沃，又有都江堰的水利设施，从来就少有旱涝之灾，稳产高产，年年丰收，成为全国有名的粮仓。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成都会闹“春荒”，发生“抢米”风潮呢？这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期中，烂发纸币，通货膨胀，法币天天贬值。而聚居在成都市的军阀、官僚、菱绅、地主、奸商、恶霸等，就心他们搜刮来的法币贬值，就大搞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这既可以确保他们既得利益，又能够牟取暴利，真是一举两得。他们所囤积的商品又以大米为最多，大米是人民生活所必需，无论买进卖出，都很方便，所以有钱有势的人，都看中了大米的投机买卖。当时，已故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老婆刘雨书，就在南门外黄门街重庆银行仓库里囤积了大量的大米，其他军阀、官僚也囤积得不少。因为他们囤积的时间过久，有的已腐烂成块，无法销售，所以趁着夜深人静时，把那些霉米偷偷地从仓库后门运出来，倾倒在府河里。这不仅激起了市民的无比愤恨，就是在国民党的个别官吏中也还喷有烦言。有一次成都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开会商讨平抑米价办法时，成都市长杨全宇在发言中影射了军政首长搞囤积居奇，这就
触犯了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贺叩怀恨在心。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合川县查封了一起因积居奇案件，牵涉有杨全宇左内，当时贺国光已调回重庆住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他在批阅这一案件时，硬把杨全宇判处了死刑，以泄他胸中之恨。
一九四〇年春，因为圈米的人越来越多，以致市内所有米店都空空如也，一般靠每天劳动所得买升升米过活的广大劳动人民，拿着钱卖不到米吃，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他们早知道黄门街重庆银行仓库内囤积有大批食米，于是在三月十三日上午，不约而同地跑到重庆银行仓库外去高呼：“把米拿出来！”该银行方面就把仓库大门关得牢牢的，对于群众的呼叫，全不理睬。而急待买米救急的人群，闻风而至，把整个黄门街堵塞得水泄不通，呼喊买米之声。响彻四邻。这时，成都的国民党政府当局，得到重庆银行的电话通知和所属下级人员的报告，马上派出武装军、警、宪和便衣特务，跑步到黄门街去镇压。省会警察局调查股主任朱耀襄、股长陈维襄率领便衣特务到达出事地点时，发现人群中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认为他就是肇事者。不问青红皂白，当即把他抓回警察局去了。其余的路众，则被那些反动军、警、宪、特用棍棒殴打，强迫他们离开了黄门街。
二、魏赃陷害
这个学生模样的青年被押送到省会警察总局后，由司法科长谭齐审讯。在审讯中问明，他叫朱亚凡，是成都《时事新刊》的外勤记者。朱说，那天早饭后，他外出采访新闻，走到老南门内南大街时，看到一大批扶老携幼的人群，涌向老南门外，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也跟着跑了去。走到南门大桥转湾处，看见黄门街挤得水泄不通，在重庆银行仓库门外，高声呼叫买米。他就站在人群中看热闹，其它什么也不知道。
司法科长谭齐把审讯情况，向省会警察局长唐毅汇报以后，
唐沉默了许久，没有表示意见。最后叫谭听候指示。
唐毅，四川武胜县人。当过四川幕府督办公署情报处的谋查主任、成都督署司令部的谋查，是一个有钻营本事的袍哥流氓。对上一贯阿谀逢迎，献媚取宠。他与成都私娼金蝴蝶有染，而金蝴蝶之女银蝴蝶又是四川省政府代理主席王缙绪的爱妾，他通过这种裙带关系，巴结上王缙绪，充当了王的私人秘书。一九三八年夏，复兴社在成都的负责人史白英、杨卓勋，通过唐毅拉王缙绪参加了复兴社。原计划由史白英陪同王缙绪到武汉去见康泽，再由康引见蒋介石。殊不知他们到武汉时蒋已他往，康泽引他去见何应钦。接着伪中央发表王缙绪真除四川省政府主席。
王缙绪真除四川省政府主席后，委派史白英为四川省第八行政区警察专员，杨卓勋为江北县长，唐毅为成都四川省会警察局长。这样一来，唐毅的野心更大了，他认为只按革王缙绪还不够，想进一步投入蒋介石的怀抱，才能达到更往上爬的目的。当他听完了谭齐的汇报以后，知道朱亚凡是《时事新刊》的新闻记者，而《时事新刊》是当时成都著名的进步报刊，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认为抓到朱亚凡就是他投靠蒋介石的大好机会。于是唐专程拜访军统特务头子，成都行银调查谋课长张严佛和中统特务头子、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何培荣，向他们汇报了逮捕审讯朱亚凡的经过以后说，《时事新刊》就是共产党办的报纸，朱亚凡是该报外勤采访记者，是共产党分子毫无疑问。于是张、何、唐三人密商决定：一、把朱亚凡的口供篡改为他在审讯时“承认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省委发动的抢米风潮，并派他去担任现场指挥；二、将朱亚凡的全案呈报成都行辕办理，把朱亚凡名正典刑以灭口；三、扩大“春荒抢米”事件，配合第一次反共高潮，破坏共产党在成都的地下组织。这样既可以平抑米潮，又达到打击、消灭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目的，一举两得。
唐毅回到省会警察局后，指示司法科长谭齐把朱亚凡的口供
全部篡改如上述。还伪造了一份署名“道生”的共产党秘密文件，内容大意是叫朱亚凡率领群众到重庆银行仓库去“敌仓抢米，扩大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情绪”。省会警察局把这些文件伪造好了以后，连同朱亚凡一并解送到成都行辕去办理。行辕军法处根据省会警察局的报告，判处了朱亚凡的死刑。成都“春荒抢米”风潮，就这样镇压下去了。
三、反共策划
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全国各地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普遍发动起来了。成都市各大中学校的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工人抗敌宣传团”，犹如雨后春笋地蓬勃发展起来，各种爱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但国民党违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定，搞假抗日，真反共，因而最害怕这些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尤以成都市黄包车工人几次罢工运动，弄得当时的反动党、政、军当局，胆战心惊，坐卧不安。
蒋介石对大后方革命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感到很伤脑筋，蓄意策划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主予一声令下，各地大小喽啰立即闻声而动。一九四〇年三月，成都的张严佛、何培荣、唐毅等特务头子即以所谓抢米事件为借口，首先把《时事新刊》记者朱亚凡，诬指为共产党所指派的“春荒抢米”事件的指挥者，由成都行辕公开枪决。接着，由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二人联名签报蒋介石批准成立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专门从事逮捕、迫害中共地下党员和其它革命人士的罪恶活动。所以，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性的秘密特务领导机构，它是由军统、中统、三青团、宪兵部队、警察机关等组成的混合特务组织。他们为了拉拢地方军队势力，公推川康绥靖主
任邓锡侯为特委会主任委员，而以贺国光、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并指派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为主任秘书，行辕调查课课长张严佛为书记（负实际责任），中统川调室主任何培荣为情报组组长，宪兵二团团长周竟人为行动组组长，川康绥署特别党部书记长魏廷鹤为审讯组组长。以所谓“防奸肃反”作为该会的政治口号。
四、大肆逮捕
四川省特委会成立后，即由参加这个反动特务组织的军统、中统、三青团、宪兵、警察等敌特机关，把他们平时侦查到的、登记有案的共产党人“黑名单”提供出来，由省特委会汇报邓锡侯、贺国光、黄季陆三人批准后，便交由各特务机关派出的人员所组成的临时行动小组去执行逮捕。这次行动完全采用绝对秘密的方式，并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逮捕方法，一般都是深夜进行的。
例如，逮捕罗世文。因他是共产党领导的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的负责人，就不能直接到办事处去逮捕，便利用罗的外甥陈翔源（军统特务）到该办事处，把他诱骗出来逛东大街夜市，那里人来人往，异常拥挤，各商店又播放出极为喧闹的高音喇叭，差不多使人相互对话的声音都听不清楚。当罗走到城守东大街成都稽查处门口时，特务们故意拥上去把罗挤进卫兵线内，就这样巧妙地把他逮捕了。
又如，逮捕郭荣毅的方式又不相同。郭是原刘湘的二十一年所办军官教育团的教官，又是该军的顾问，家住老西门外金牛坝，特务们不便到他家里去抓。于是，伪造一封川康绥署经理处长甘蕴斌的信，约他进城商量要事，叫军统特务刘重威拿去面交。刘是军官教育团的学生，与郭系师生关系，平时又常有来往，郭接信后毫不怀疑，当即出门乘黄包车同刘一道进城。这时
军统特务队长刘崇朴已率领行动组和一部小汽车，在老西门外犀角河与茶店子之间的五里墩等候。当郭秉毅所乘的黄包车走到汽车附近时，特务们就突然将郭架上汽车，开进城内关押起来。
其他如，四川地下党领导成员之一、《大声周刊》的负责人车耀先和共产党员汪导予、薛特恩、胡晓浒、唐懿子、洪希宗、林栋臣、王永忠、方白非、黄是云、曹心哲、熊确知、杜特夫、耿晖堂、施畏三、魏行之等二、三十人，都是在前一天的深夜，由临时行动小组的特务，分别开车到各人住处去逮捕的。
那次被逮捕的共产党人，分别关在军统特务队看守所、宪兵第二团团部和省会警察局等地方。并在此部行辕调查误司法股长谢清和、省会警察局司法科长谭齐、川康绥署特别党部秘书杨荫池等负责审讯。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收到成都行辕调查课长张严佛的电报得知这次逮捕情况后，当即乘专机飞到成都，住在金河街××号他的“行宫”内，亲自处理这个案件。他听了张严佛的汇报后，决定将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等人提押到重庆去处理，并命令特务队长刘崇朴乘他的专机押送。对其余人员的处理，也分别作了指示。以后又把罗、车二人转押到贵州军统总驿站狱，直到一九四六年竞秘密将他们杀害在重庆瓷器口附近集中营的松林坡。郭、汪二人被释放后，则由军统派到陕西王曲集中营去任教官。
五、秘密屠杀
四川省特委会成立后，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残酷的刑讯、迫害和凶狠的屠杀。单对“抢米”事件逮捕的革命人士，就秘密屠杀了十几人。其中，胡耀浒、唐懿子、薛特恩、洪希忠四人，被杀害在龙泉驿半山腰，是由军统特务队长刘崇朴、宪兵二团警务团附周和横二人负责执行的。刘与周两个家伙事先亲自到龙泉驿山
上去秘密察看地点，选择在宪兵分遣排驻地附近，由周命令下属宪兵把土坑挖好，等到半夜才把胡獭泞等四人，用汽车押运到山上去，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刺死后，掀下坑去掩上泥土，以免被人发觉。
另外数人是由省会警察局特务谭荣章、曾友忠等人负责杀害的。他们选择的刑场在新东门城外猛追湾丢坟坝里，也是先把土坑挖好，半夜才把这些革命人士用汽车押运到那里去残杀的。
六、刽子手升官
一九四〇年成都“春荒抢米”事件，是由成都省会警察局长唐毅一手炮制出来的一个案案。因为他反共积极，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赏识，是年冬，就被调升为重庆市警察局长。以后，又调任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教务处处长，成为军统高级特务。
其次，军统特务队队长刘崇朴，在这次反革命事件中也很卖力，得到了戴笠的嘉奖。当他把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等人押送到重庆后，戴马上调他充任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处长，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底。因他又参加了新政学系，巴结上了张群，得以调任四川省会警察局长。
军统特务陈翔源，也因为出卖其舅父罗世文有“功”，则由一个特务通讯员被提升为特务组组长。
(一九七九年九月写)
虎门蒙难记
熊克武生前口述 熊达成笔录整理
一九二三年，直系军阀吴佩孚企图控制四川，首先收买第二军军长杨森，并由杨联络刘存厚、刘湘、田颂尧、邓锡侯等共同发起内乱，向我的部队进攻。孙中山大元帅于六月四日任命我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赖心辉为四川讨贼军前敌总指挥。我即率众征讨，将杨森等部赶出重庆，退居万县、宜昌一带。后来我派但懋华为川东防守总指挥，他与赖心辉不胜，给敌人以可乘之隙。吴佩孚报请曹锟委派刘湘为川康幕后督办，袁祖铭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他们协同杨森、田颂尧、邓锡侯、陈国栋和卢金山（北军）等，分五路向我军进行反攻。我在潼川（三台）坐镇堵击，在敌军围城的情况下，越城出走成都。接着，成都又被敌人攻占，乃退至双流。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由双流屯垦孙中山辞职，军事交赖心辉指挥。
当时，我认为中国大局虽是南北对峙，但北强南弱，南方唯一出路在加强首脑机关的领导力量，若局限于一省一地之争，反而为敌（北洋政府）所乘，被其各个击破。故决定率领喻培棣、余际唐、汤子模等部队转入贵州，在遵义、湄潭等县暂时休整后开赴广东，以加强南方中枢力量。前行，我把张亚光、刘伯承领导的最精锐的第二混战旅的袁品文、皮光泽等团，交与赖心辉指挥。赖曾一度对我有怨气，认为我对他信任不够，和但懋辛比起来有亲疏之别。但在这次分手时却说：“锦公，不是你对我信任不够，是我知你不深，现在才知道你的鸿鹄志了！”
一九二四年夏，孙中山大元帅任命我为建国川军总司令、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同年秋，即由贵州率部进驻湖南常德一带，并与湖南督军赵恒惕谈好，我军是假道督驻，决不干涉湘政，督驻期间的军费，请湖南省提供（主要是源陵河木材税款）。一九二四年冬，接到孙中山大元帅亲笔用英文写的密信，内容是：“余此次北上，讨论南北统一大计，阻力很多，前途未可预料，但无论如何，仍需以武力为后盾。你为我党老同志，必能深明此意，望即将所部集中武汉一带，相机行动。”得此信后，我决定留在湖南整编部队。整编后，任命余际唐为联军川军第一军军长，来归的原湘军第七军军长兼钣为联军第七军军长，由川黔归队的原四川讨贼军第三路旅长贺龙为联军独立第一师师长。至此，部队扩编到四万人以上。为了培养军事干部，在常德成立建国军干部学校，学员来自由川归队的尉级军官和各部编余军官，约四百人，分编四队，训练六个月。此即后来军中所称的“随营学校”。
这时，河南总司令胡景伊表示来洽商，愿协助建国军进攻武汉。我派员前往商定于一九二五年春，胡我两军联合进图武汉。
一九二五年二月中旬，我命令联军第七军军长蔡钜献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移军进驻沅陵待命。不料孙中山先生于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三月廿日胡景伊又暴病而亡，使原订计划完全落空。
这时，脚踏两只船的赵恒惕见孙中山先生去世，突然背信弃义，以我军为敌，他的内心是怕我军夺他的湖南地盘。他鼓动湖南省议会通过“武力驱逐联军出境案”，限令我军两星期内出境，并立即向我军发动进攻。
我当时的想法是：中山先生逝世后，广东政府内部可能出现纠纷，即使大丧当前，勉强维持团结，也还有很多大政方针亟待决策。我认为当时南方最关键的问题，是加强政府领导机关，而
不是夺取一省几省的地盘。为此，我召集了一系列军事会议，商讨今后行动计划。会议上有两种意见：①认为超恒惕反险背约，应该视同敌人，用武力占领湖南。②认为暂据湘西、四川和贵州三省交界一些地区，看看形势，再定行止。我认为两议都是一种割据思想，从小集团利益着眼，既不符合当前形势，也不符合革命利益。我坚持把部队拉到广州——“回娘家去。”为了统一部下思想，我提出三个意见：①如果人家要回四川去，我就离开部队，同大家分手。②如果大家株守三省边区，我可以留住军中，但不负任何名义。③如果大家愿意去广州，我愿为前驱，同大家一起走。经过反复商量，多数人还是愿意同我一起去广东。于是从常德退到保靖县后，我就宣布了去广州的命令。同时允许各部队保留选择去留的权利。结果，只有一部分湘军没有南下。
一九二五年六月，我率部众约三万余人，取道贵州、广西边境向广东进发，时当暑热，道路崎岖，供应不足，行军十分困难。延至八月，全军才到达广东境内，由国民政府指定连山、连南、阳山等县为联军驻地，司令部设连山。又指定广州广大路四号为联军办事处。
到连山后，国民政府派伍云梯为代表来接我。次日，我到广州，分别拜会了当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党军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蒋介石，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和谭平山；还拜访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和罗加佐夫两将军。
在连山时，我收到两封信。一封是法国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李尔根写的，李尔根任重庆法国领事时与我相识。他在信上说：“沙基惨案是英国人招惹出来的，与法国人无关，应当区别对待。”请我向国民政府解释一下。另一封信是陈炯明写的，这封信一开头就说：“十余年来通音问，……见初莅粤，情况不明，官行务必慎重。”就是我到广州的当天晚上，汪、蒋、谭等即为我洗尘，我便将这两封信带去，交给他们看。汪精卫看过陈炯明的
信后，对我说：“这封信算不了什么，对别人也许还有点作用，对你我老同志之间，难道还能挑拨离间的了吗。”席间，蒋介石邀请我参观黄埔军校，并要我讲话。我同意前往，请他安排好通知我。
以后，谭延闿又谈宴请我。他以我到广东后的出处相同。我说：“我不远千里而来，是来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个人出处，一听政府安排。”
廖仲恺与俄国顾问鲍罗廷将军曾携大洋一万元到大连劳军，相见甚欢。鲍罗廷谈话不多，他主要介绍了当时苏联革命的情况和国际形势。他还说：“你远道行军劳顿，多休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以后请罗加佐夫将军详细介绍。”廖仲恺同志与我作了长夜谈。主要谈了中山先生病中的情况，分析了南北斗争形势，认为人心向背，对南方有利。又说明了苏联对我国革命的真诚援助和共产国际援助的伟大意义等等。他还介绍了当时国民党内部一些同志的态度和言论。总的意愿是对革命的前途很乐观，但对政治中的一些暗流也很耽心。我特别注意他说的政治暗流指的是什么，一再拿话挥询他，他始终没有指明具体的人物和事态。
罗加佐夫将军受鲍罗廷顾问的委托，请我谈话。他开头一句话就说：“你赞成共产主义吗？”我说：“不赞成我就不来广东了！”他点点头说：“好的！好的！你们这次走了很长的路，官兵行军都辛苦得很，休整一段时间罢。”他又问：“你能出多少兵北伐呢？”我说：“我的队伍有二三万多人，待补充军实，即可投入战斗。”我还对他说：“我把这支队伍带到广东来，是准备交给政府调遣的，任何人都可以指挥。”罗加佐夫将军说：“作战期间，自己训练的部队，还是自己指挥比较方便，也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将来用兵还是要你独当一面的。”他又请我到另一个办公室，指给我看机密军事地图，并对一些战略部署加以解说。我离去时，他还送了一些药品给我个人和我的部队。
我到广州后的心情象女儿回到了娘家。一方面政界头面人物都是辛亥革命时的老同志，非常亲热；另一方面听说我要北伐了，素不相识的民众团体领袖都纷纷来访，表示欢迎和敬意。还有人直率地说：“黄兴在世时，不是推荐过你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吗？现在正是时候了。”以致宾客来往不断，这就遭到了蒋介石的疑忌，伏下了对我下手的阴谋。
汪、蒋对我下手的一个重要借口是但懋辛去见陈炯明事情。当时一般都把“熊、但”看成一个人，把但的行动也视作我的行动。可是对但、陈相见这件事来说，完全不是这样。但懋辛是先我离开四川的，他同孔庚和在青阳三人取道云、贵去粤，他们在贵州找了刘显世，在云南找到了唐继尧，提出川、滇、黔三省联合一致的建议，并劝唐继尧去广州担任副元帅。但到了广东，孙中山派他去找陈炯明，（在辛亥革命中，辛亥年的广州之役，我同陈炯明、但懋辛都是起义的筹办人。我和但的广东话说不好，很多事都经过陈作口译，可是临到发难时，陈却开了小差。）责以大义，劝他幡然来归，只要写个悔过书，就不加追究。所以但即奉命前往，这是孙中山的直接派遣，与我毫无关系。但汪、蒋等却以陈炯明给我写过那封信和但懋辛去找过陈炯明这两件事，而罗织了我与陈勾结的罪名，真是一件“莫须有”的罪案。陈炯明给我的信头一句就说“十余年来通音问”，哪里还有派但懋辛先我去联系的事实呢？事情的真象是，当时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广东的一些人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汪精卫以改组派为基础，蒋介石以黄埔军校为基础，谭延闿拥有一批旧军人为基础，各怀野心，勾心斗角。这就是廖仲恺同志所耽心的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政治暗流！
我是同盟会的老同志，有深厚的历史关系和政治力量，又有自己的部队，他们本来各自都想拉拢我作为一个法码去壮大自己，排斥别人。但我从未表示要站在哪一方，他们怀疑我也有独
树一帜的野心，因而联合起来把我搞掉。
至于后来有人说，当时我的部队也有分裂和叛变活动，这不是事实，至少也不是主流。如象军长汤子谟，他是湖南人，以前是石青阳的部属，他的确有些桀骜不驯，力量也不小，但他对我还是很好的。因为他既有旧武夫的傲气，也有向往革命的赤心。他曾经恳切地对我说：“锦公，我就是钦佩你眼睛向前看，我追随你就是追随前程。”
一九二五年旧历八月中秋后一日，蒋介石、谭延闿和朱培德来联军办公处贺节，大家欢饮了几杯酒后，蒋介石称：“国民政府要开会，研究联军驻地及饷械问题。”要我和余际唐等随他们去参加会议。不意到那里，谭延闿突然出来宣布：“你们被扣押了。”并立即派人把我和余际唐、喻培祺押上汽轮，由虎门要塞陈司令陪同解往虎门，关在上横当。同时，也以宴请为名，把联军的机要秘书班子陈古枝，丁毅音、吴庶成、王子骞等扣捕，关在下横档。丁毅音在中途企图跳水自杀未果，又被加上脚镣。
到虎门后，他们要我写条子，让我的部队接受改编。我即写了一个手令交给他们，内容是：“此次被扣，不知何因，也无从究诘。余与诸袍泽由湘来粤，初衷原欲参加国民革命。如今既得政府改编，得遂革命之志，希望顺从政府旨意，接受改编。如有不愿者，可向政府请求解甲回乡，上仰下宥，各安生业。切勿以我为念，妄生是非，以免糜烂地方，玷辱部队之荣誉。”结果，此条也未能完全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一部分队伍还是走了，没有接受改编。我又向汪、蒋等严正声明：“我是无罪的人，如果认为我有罪，则应公开审判，把罪行公告全国，不公开审判，就这样关起来，是完全违法的。”
当时，在上下横档担任警戒和监视的是蒋介石派黄埔军校入伍生队的两个连。其中有五个是我的旧部属，一个姓吴的原系我部的军法官，他几次劝我逃遁，他们愿为掩护。我说：“我原本
无罪，是非自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如果一逃，就会正中蒋介石的奸计，给他们以弄假成真的机会，我不同意。”有一次他又告诉我：“他们可能利用入伍生的天真，搞一次暴乱，乘机加害于你。”后来有一天，炮台上派的勤务兵苏树全、卢福全来说：“炮台司令请你谈话。”但却把我引到炮台的弹库里关起，过了大半天才放出来，说外面入伍生中发生了一场骚乱。这显然是对我的保护行动。吴某后来替我带出了封信和一本日记。日记系托人带给吴玉章的，吴以此日记逼示广州请同志，作为我无罪的证明。一九二七年获释后，吴玉章交还了我的日记。
在押期间，入伍生连的学员在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对我们很好，有的见到我还举手敬礼。虎门炮台陈台长对我也很好，他经常陪我们谈天，夜间还起来探视，并声明他不是来监视，而是耽心我们的安全，怕出暗害事件。
我虽身陷虎口，但心情颇为宁静。我知道他们扣押我是为了剥夺我的兵权。这个部队虽然是我亲自组建，但当初却是黄兴为了北伐而让我组建的，只要这个部队效命北伐，余愿已足。但汪、蒋采取这样鄙卑的手段，用“莫须有”的罪名扣捕我，部队自然不服。我被扣后，国民政府派龙光为宣抚使，到连州接收川军。联军大哗，不服，公推第二军军长汤子璜为总指挥，向贵州撤退。离开广东的部队分成了几部分，一部分到湖南被改编，一部分到贵州，汤子璜被他的师长罗觐光所杀害，少数回到四川，被杨森收编。
被押期间，我深感过去始而奔走革命，继又忙于军政工作，迄无宁日，很少读书，现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读点书。我读了一些中外史籍，特别读了史记和资治通鉴，并作了笔记。此外，每日能阅读报纸，消息也不闭塞。
这时，徐鹤仙、赵铁桥、阎崇阶等同志来探望过，还送了些钱，邵元冲也托人转送了一些钱来。
虎门要塞，低洼潮湿，我在十五个月潮湿浸淫的环境中，得下了严重的风湿症，大家都劝我请求外出医治，我因同难者多人，不愿个人出去，故未得及时治疗，以致后来长期手脚麻木，不能长途快走，竟成痼疾。
后来，张静江同志在国民政向会议上，正式提案要求释放我，他说：“把熊克武等老关在虎门，是什么意思？应该释放！”蒋、汪却没有解释，只说“应从缓议”。直到北伐军打到江西时，赵铁桥又再次提出来释放我们的问题，蒋、汪等才说：“现在好了，没有事了，请他们出来吧！”后来才知道我妻子陈静芬，把孙中山大元帅给我写的亲笔信（用英文写的）交上去了。他们很感棘手，非放不可！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九日，由赵铁桥亲自来虎门接我们，国民政府还在广州开了一个欢迎会。当时李济琛留守广东，他亲来慰问，并送了一万块瓷洋。我随即赶香港就医半年，再返上海。
到上海时，我住在武定路鸿庆里，这时脚疾并未痊愈。汪精卫和蒋介石曾来看过我。汪精卫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连说：“生平第一憾事！生平第一憾事！”蒋介石来时，一照面就很惭愧，脸都红到了脖子根，他说：“真是天大的误会！你病体怎样？望多休养，你仍然是中央执行委员，请开会的时间来出席。”后来蒋介石又同戴传贤来看我，说：“可否出国就医？并考察一段时间，回国后还要请你解决西南几省的事。”又派人送来大洋五万元。当时我妻陈静芬携女凤翔和八弟达成住居武定坊，但原随军跟我一起的旧部官佐，有的还流落上海，故我还单独住在鸿庆里，同这些旧部属生活在一起。我从蒋送来的五万元中拿出两万元资送一些同志返川和帮助一些同志去学习，余三万元送还了蒋介石，并告知他不愿出国考察。这时，陈古枝同志仍做我的秘书，住在一起。他劝我说：“如不为所用，终必加害！”我说：“我之不愿与汪、蒋合作者，固非个人的私怨，他们都是野心家，
必将走上独裁的道路，从此慈国无宁日，而外患日急，祸且不旋踵矣！”但我对他们痛的自色恐怖却更加警惕了！
两年后，旧同事或返川或就业，安顿完毕后，我才回到武定坊与家人团聚。稍后，迁家至金神父路花园坊。我回家后，闭门谢客，一切应酬、音问均委托四弟暂帆代办。四弟在上海经营实业，住在弹斐德路，相距不远，可以随时把情况转告我。以后几年中，我往来于香港、南京、泰山和日本之间，与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胡汉民、陈铭枢、陈济棠、黄绍竑等往来，从事倒蒋活动。这都不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是不承认蒋介石为中山先生的继承人。
我在广州被扣，蒙难十五个月，这是一场大阴谋。根本问题是要夺我的兵权。特别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罗加佐夫将军和我单独谈话，有让我在北伐军中独当一面之议，遭到蒋介石的嫉妒。而我当时认为自己参加同盟会较早，资望较高，黄兴在世也提议过我担任北伐军总司令，自谓当仁不让。但对有些事情的权宜措置，亦颇失之疏忽。被扣期间，各省同志函电交驰，力为申白，甚至多年与我为敌的人，也函电政府，不许枉杀。故扣押之初，蒋介石就主张处决我，认为缚虎容易放虎难。但是各省、各界人士呼声压力太大，汪精卫也不愿负此责任，谭延闿则持中立态度，他们意见不能统一，故不充付诸实现。这个形势，我在押时，已分析清楚，故心中始终坦然，从未向汪、蒋他们写过任何申白之词，只是静观他们如何下台。广州蒙难之后，我从来都没有什么悔恨想法，也谈不上个人得失。但这一件事，为汪、蒋野心家开了路，从此他们得以肆意退志，为所欲为，对后来革命事业无不影响耳。
(1982年6月整理)
蒋汪扣捕熊克武及其总部人员之经过
黄爵高
一九二五年农历七月，建国军川滇黔湘桂五省联军总司令兼前敌总司令熊克武，率十万大军进抵广东连山时，识破蒋介石野心的廖仲凯先生和俄籍顾问鲍罗庭前来劳军并会谈，因而引起了蒋介石的疑心，随派李果（原熊办四川讲武堂的学生）前来熊处游说和刺探。
李果系四川人，曾在川军石青阳部作团长，他千里迢迢地以旧部属姿态，晋谒熊总并致敬。熊总慕其念旧，邀住总部，与之畅谈国家大事，颇为投合。数日后，李劝熊去广州一行，余际唐军长和喻培棣师长悉熊遭暗算，竭力劝阻。熊不听，幸命余、喻等将领和高级幕僚并兵二十四人，于同年七月底到达广州，住广大路招待所。次日，命我在招待所门口挂出建国军川滇黔湘桂五省联军总办事处招牌。
熊克武等在办事处的住处是一幢三层楼的楼房，熊总和余军长住三楼，我与喻师长住二楼。谭延闿、朱培德两军长都来办事处与熊相见；熊蒋介石未来。到第九天，蒋介石才同谭、朱两军长一同来，蒋以军人后辈自居，对熊总异常恭敬。从此，蒋、谭、朱三军长天天必来，如部属晋谒长官一般。海军司令欧阳苍生亦天天来，来必与熊总密谈，每每都因熊不听取其意见以致扫兴而去。欧阳为熊、喻老友，熊告卫兵，让欧阳不必先报，自由出入。初为白天来，几天之后改为夜间，但总是寥寥数语即仓皇
而去。
八月十五日的中秋节日，四川省的前参议长熊筱岩、前讨贼军警卫司令鲁平周、总部军医院长胡越华、高等顾问喻伯春、秘书长陈古枝、联军随营干部学校监督龙光、第三混成旅旅长刘慕贤、代后备总司令王镝、上校参谋李绍湘等，从四川、上海、连山先后来到办事处。当天深夜，欧阳匆匆忙忙奉上三楼，与熊、余低声细语后，又回到二楼与喻耳语，喻偕欧阳再上三楼片刻，欧阳即惊惶惶下楼走了。接着，喻叫司机开车去会汪夫人（即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约十分钟回楼上，自语说：汪夫人已经睡了。他即上三楼与熊、余低声交谈，终夜未睡。次晨（十六日）又去会汪夫人，转来又自语说，汪夫人尚未起床。当天八时左右，汪夫人派车来接喻师长，喻随车而去，他从此就未回乡办事处了。
八月十六日下午十时许，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三军长来到办事处，并带来几瓶外国酒。他们上楼后，我听到蒋介石说：“昨天我们参加‘沙基惨案’五十二烈士国葬典礼去了，今天特来与你们补叙中秋节。”以后，只听到他们五人的谈笑声。至十一时，又听到蒋介石说：“今天国民政府开会，解决川军驻地与粮饷问题，请你们去参加。”他们五人手挽手下楼而去，这时熊总已大有醉意。
昨天新到办事处的人员，都在今日早饭后，先后出街游玩，至午饭时，尚无一人回来。午后二时，卫兵报告说：“手枪被人夺了。”我到卫兵室看到别的军队在办事处门上设岗，不准我们的入员出入。我问他，“你们官长是谁？”一个青年军官说：“是我”。我问他姓名取何？他答：“陈铁。现任连指导员。奉卫戌总司令部今来提唐继尧的代表。我当即以长官对部下的态度，依理依法训斥他一番。他无词以对，表示可以退还手枪，撤走卫兵。但他要求在问题未弄清以前，办事处的人员暂不出入。我说这是我们的自由，你无权干涉。他又说，我在你们办事处对面设卫
兵可否？我说，在我们范围之外，于我无关。
半小时后，干部学校监督龙光匆匆回办事处，我迎上去向他了解情况，他却摇头不答，直入卧室，把门关上。约在十分钟内，剪去长须，换上弃兵的服装，匆匆地下楼走了。龙光刚走不久，卫兵来报：“有一位坐小汽车的军官要会你。”我认为来者必然不善，即令卫兵叫他先通姓名和为什么要会我？卫兵随即交上一张印有官衔的名片，并说有紧要事相会。名片上印的是黄埔军校党代表兼上校战术教官金绫庄。我对卫兵说：“不准他带弃兵和武器，只叫他一个人上来。”金绫庄昂首挺胸而上，态度异常傲慢。开口便问：“你是黄副官长吗？”我答“是”。他便在上衣包内取出一张长不过五寸、宽不及三寸的白纸条递给我。条上的钢笔字是：
“黄爵高同志：
现在发生非常误会！不日即可解释。所有广大路武器，全部交与来人封存取据，勿使外人知！诸同仁仍住广大路原寓不动。武。”
我看条后知熊总已失去自由，心中极为难受，而来人又这样盛气凌人，这就激起我无比忿恨！便问：“你这纸条拿来干什么的？”金答：“你们总司令叫你交出全部武器。”我说：“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你身为战术教官还不懂，难道凭这样一张小纸条就可以解除武装吗？”金反问：“你要凭什么才交？”我说：“我同你一路去见我们总司令，他当面叫我交我就交。”金答：“可以”他就气冲冲下楼走了。半小时后，金转来说：“你要面见你们总司令已不可能了。”我答：“不可能，我就不交。”金气冲冲地走了。不久，卫兵来报：“有不少军队把我们办事处围了，交通也断了，在广大路各街口架设起电网，在附近各高楼上了。”
起哨兵，我们的电灯，电话线都被割断了。”我估计，金再来，一定更加强硬蛮横。我先告知卫兵：“如果金绫庄再来，必先检查他身上有无暗藏武器，然后再把他押来见我。”下午六时许，金又来了。这次，他却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对我说：“我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熊总司令、余军长、喻师长都被扣留了，你若再不交出武器，对你无好处。”突闻门卫上有喧闹声，显然是在夺我们门卫的枪。接着，有一班持枪上刺刀的兵冲上二楼，先将我两矛反缚起来，金绫庄吼叫，赶快缴枪！金下令将我抓上卡车，押入卫戍司令部，一天两夜不给我一滴茶水。第三日晨，叫我出来，一看，中秋节那天来办事处的人大部都在，随用大卡车把我们送至广州市公安局。其中，干部学校监督龙光、四川省参议长熊筱岩、总部秘书长陈古枝在当天傍晚时由国民政府派人接去了，第三混成旅旅长刘赫贤（是谭廷闿同乡同学）被谭军长派人接走了；警卫司令鲁平周，也自他在黄埔军校任宣传部长的儿子接走了。继续关在广州市公安局的还有二十四人，并决定给我们带上脚镣手铐。代后备总司令王镐（温江县人，北洋速成学校炮兵科毕业，是四川军人中的老资格），年近七旬，性烈如火，一见镣铐，便破口大骂。他说，广东是孙总理的革命根据地，总理死才五个月，你们这批混蛋东西就胡行乱干。我是老同盟会员，身犯何罪？对这种野蛮刑具，我宁愿碰死，决不接受。眼看这样坚持下去，一定要吃大亏。我想近一月来吴铁城天天来招待所，对我很要好，可以找他讲点人情，我取一张印有官衔的名片交警官去请吴局长。不多时，吴铁城果然来了。我就向他说，昨为座上客。他不容我说下句就板起面孔说：对不起。但他向警官说，不必用镣铐。转身就走了。警官向警官说，改用绳索，就把我们两手反缚起，押入河南（即珠江之南）改良大监，每两人关在一间仓（监中小屋子）。监狱长给我们交待狱况：“一般犯人每日早晚放风一次，每次十五分钟。你们是政治犯，都是旅长以上的
官，给以特殊待遇，每天早上八点放风，至下午五点收风。你们在院内，可以自由行动，可以互相谈话，可以看报看书（指定三民主义），可以通信（但必须交监狱长检查后交邮）。
次日放风后，交来报纸一张，大家一齐围拢来看，不约而同地争寻熊总的消息，但始终找不到半点情况。只是用特大标题刊登国民政府任命龙光为川军宣抚使，已去连山等县宣抚川军。另以二号标题刊登党军第一军委任李果为独立团团长，已随龙宣抚使去连山等县接收川军。大家认为龙光可能是被迫，但李果是川人的败类，是川军的内奸。
俗语说：“监牢卡房，气死霸王。”号称革命根据地的改良大监，尚且如此黑暗，那些未改良的监牢，就可想而知了。当时，我是一个三十一岁的强健壮年，仅在百来天的监狱生活中，就变成枯瘦如柴的斑白者了。
冬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在未到放风时间，就先开了仓门，监狱长在院内大声喊：“给你们各位道喜，快出来看好消息”。我抢先一看，广州日报以特大标题登载，国民政府已令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将在押于改良大监的川军人员全部于今日省释。监狱长宣布，根据卫戍总部的电话，现在就算放你们，你们可以出去了。大家刚走到门口，监狱长又大声喊，请你们不忙走，第二军谭军长要派一位高级参谋来接你们，请大家等一等。等到十时左右，代表到了，他就是我们川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刘彝贤，大家格外亲切，一齐拥上去围住他，不约而同地问：“熊总他们三人的安危如何？”刘彝贤沉思片刻摇一摇头说：“很危险！很危险！”他说：“谭军长谈，熊等被扣以后，汪、蒋在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他和朱军长、欧阳司令均被召列席，蒋给熊扣的是勾结叛逆陈炯明，企图颠覆国民政府之罪名。并说熊克武是一只猛虎，既把他扣留了，就非杀不可；如果放虎还山，在坐诸君哪一个是他的敌手？我们（指谭、朱、欧阳）对蒋的这个主张，既不
表赞成，又不敢反对。沉静了几分钟后，汪精卫主席才说：熊克武所犯罪应该杀，但有杀他的资格的人（指孙中山先生）已经死了。会议未得结果，只好把他软禁起来”。谭军长还说：“当晚就接到云南唐继尧的‘不准危害熊克武生命’的十万火急电报。汪、蒋对这通电报异常重视，因为唐继尧实力雄厚，兵员强悍，如果杀了熊克武，他借此联合熊克武在广东境内之两个军，向广州兴问罪之师，他们就无法应付。”刘慕贤还转述谭的话说：“第二天，蒋军长又假国民政府之名召开会议，由汪精卫主席提议，把熊总暂时幽囚起来，侯把他的部队彻底收编后再作处理，一致表示赞成。由蒋军长决定，把熊等囚在虎门炮台。”大家又关心地问：“我们的部队是否全部被李果收编？”刘说：“自熊总等被扣，派龙光到连山宜抚川军，李果将随龙光到连山接收川军等消息传到连山以后，川军官兵无比愤怒，大家一致表示不让一官一兵为这个无耻的李果收编。”于是两军公推第二军军长汤子模为总指挥，率领一、二军从广东退走了。
(写于一九七九年，时年八十一岁)
冯玉祥派我劝说刘湘参加抗战之经过
高新亚 遗稿
抗战前夕，冯玉祥先生为联合、发展民主力量，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乘刘湘求援之际，派我代表他，并推荐郭春涛代表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共同游说刘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劝导刘湘，参加抗战，同时为反对蒋介石对刘部的分化瓦解而插手训练刘部官兵。
刘湘在北伐前，一贯依附北洋军阀，特别是皖系军阀段祺瑞；他在北伐期中又投靠蒋介石，并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屠杀革命群众的大惨案，先后杀害了杨闇公、李蔚如诸烈士，中原大会战时，他再一次通电拥蒋（介石）。这样的反动军阀为什么能在抗战期间忽然改弦更张，拥护抗战，赞成民主，向共产党靠拢呢？，主要是得力于冯玉祥先生的帮助和劝导。我作为冯先生的秘密代表，曾和刘湘有过多次接触。现将经过回忆如下，以供参考。
一、被蒋分化，求援于冯
一九三三年，“二刘之战”后，刘文辉败退西康，刘湘在蒋介石支持下统一四川，兼援军民两政，成为四川最大的军阀。当红军北上抗日时，刘湘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培截红军，为蒋的反共政策，大卖力气。不料正在此时，蒋介石却借援助刘湘抗御红军为名，首先派一个庞大的“参谋团”进川，暗用分化手段瓦解刘湘的部队，以达孤刘去刘的目的。
“参谋团”第二处处长柏良，是一个特务头子，他假“参谋团”之名，暗中行特务活动之实。刘湘的情报部门曾多次截获到柏良发给特务人员的工作指示及特务的上报情报。从而证明，当时在刘部将领中发生的动摇苗头都是柏良搞的。才使刘湘打消投靠蒋介石的幻想，颇感当前处境的发展可危，乃秘密派心腹要员驰赴全国各地，加强联系反蒋力量，对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刘湘派到北方联系的是高级释僚张斯可。他一到北京，即和我见面。因事前我的北大同学陈学池、何北衡已将张的使命向我作了介绍，请我帮忙。为此，我引张去见宋哲元，说明刘湘希望与宋切实合作，逼信呼应，要求建立联系，互通情况。宋短于言辞，只笼统地答复说：“我一切都听（冯玉祥）先生的。”于是，张要求我同他一道去泰山见冯先生。张见到冯先生时，为了表示对冯很尊敬，不用“问候”二字，而是说刘派他来“请安”的。他对冯谈得很具体，首先说了蒋对刘的阴谋和刘的困难处境，请冯指示如何应付这种局面；其次，说刘以前派驻冯处的代表李御良经常向刘称赞冯的部队训练精良，故刘请冯派员帮助训练官兵；再其次希望冯向各方进步势力解释刘、蒋关系，消除他们的误会。冯当时答以：（1）、抗战才能救中国；（2）、承认派人帮助训练部队，人选决定后由新亚（我）通知；（3）、只要刘真能主张和直接参加抗战，会受到全国各方面的欢迎，误会自消。会见之后，张斯可颇为满意。
继后，张斯可要我一同去见韩复果。我因韩早就误会我是共产党员，不便同他前往，我乃转请济南市市长闻承烈（原为冯部兵站总监，在冯军中资历威望均较高）向韩引见。事后韩向冯报告，说他承认派一位住刘处的秘密代表，苦无适当人选。冯向韩推荐余心清、郭春涛，韩怀疑余是共产党员，只接受了郭春涛为他常驻刘处的秘密代表。因为朱哲元表示一切唯冯先生之命是听，所以刘湘没有要求宋派代表。
张斯可返川后，冯先生要我代他回拜刘湘，并嘱我物色两人带去帮助刘湘搞政治训练工作。我推荐汪导子、李菊枫两位同志。这两人是我在北平（京）办《民报》（冯的机关报）时的同事，他们在北平警备司令部张荫梧（原阎锡山旧部，后投蒋）查封报馆时被捕，经冯营救出狱后，在冯所属汾阳军校任过教官，冯对他们比较了解，欣然同意。
我在来四川之前，冯约我长谈，大意是刘湘反复大，不大可信。他说：“一九二五年我军驻张家口时，刘留派人（冯记不起姓名，我到川后，乃知是付其音）来同我签订一个密约，主要内容是他派兵到陕西帮助我的国民二军守陕西，将来我帮他统一四川，但他以后竟来照密约实行。在中原大会战时，他还公然表示拥蒋，还不如刘文辉，刘还发了一个支持我的反蒋通电。这次你去，必须注意观察他与蒋的冲突是否到了很激烈尖锐的程度，果属实在，你就趁机劝他主张抗战，赞助民主运动。这样，赢反对了蒋的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也反对了蒋的独裁统治。这些不仅是反蒋各派的意愿，也是全国人民的意愿。如果他真能做到，自然会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也不敢握布他了。”冯向我嘱咐说：“你只能就他的利害分析，不要多谈革命的大道理，这种道理，他是听不进去的。即便口头答应，也是口是心非，不管用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劝他与共产党交朋友，可是这一点必须小心，逐渐深入，谨防他出卖你。”冯又说：“我揣测刘湘的心理，可能怕共产党比怕蒋介石还厉害，不解除他这种疑惧心理，不会有真正的效果。你可把我的情况与他对比，我同蒋的关系与他对比，再以我与共产党友好的事实作为实例，使他逐渐消除顾虑，才可能转变过来。”我对冯先生表示：“此次赴川，一定尽最大努力完成您交给我的这一艰巨任务。”
二、接受劝导，转变立场
我来川第一次会见刘湘时，首先表示冯派我专程答谢你派张斯可访问的厚意。接着我说：“冯先生说你们是老朋友呵！……”刘湘立刻敲住我的话，他说：“是哟！说起来我很惭愧，我对不起冯先生！”他主动地说出订密约和他来践约的事。他说：“事实上条约中规定的事，我是办不到的。因为我派兵入陕，必须经过邓（锡侯）、田（颂尧）的防区，哪有可能咧？！他更深入地说：“签约时我便无诚意，没有打算实行。但是，为什么要签这个约呢，我想国民二军以陕人守陕是守得住的，用不着我派兵。可是有了这个条约，将来使可谓国民二军帮助我统一四川。这完全是从自私的心理出发。”我当时很惊异他能自动地提出签约的事，更敢于说出他本来便无诚意，承认“自私”。因此，我也开诚相见，彼此谈得很融洽。他把所截获的参谋团处长柏良指示特务行动的原件交我看，其中分条罗列的内容很具体，如怎样收买刘的将领和军官，首先的对象是王缙绪和范绍墉，怎样利用别动员在地方制造事端，怎样拉刘的部属入兰农社，怎样联络土匪反对刘的统治……等好几十条。我问他如何对待！他说：已将此事告蒋，柏良虽被撤换，但换汤不换药，蒋的阴谋策划，并未改变，其所谓满河是滩，很伤脑筋。他打算先巩固军队内部，所以请冯先生派员帮助训练军官。当我说明冯先生拟派汪导子、李荫枫两人来帮助训练时，他表示欢迎，并希望再多派几位来。这样，我便通知汪、李来川。
以后，我又寻找适当机会，同刘湘逐渐谈到政治问题。我表达了冯赞扬他能统一四川，结束连绵不绝的内战，减少人民痛苦。但希望他不要局限于四川，要成为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只要主张抗战、参加抗战和赞助民主运动，维护民主人士，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蒋介石最不得人心的就是对外不抵抗的买问政
策和对内的法西斯统治。只要能坚决主张抗战，就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有反对蒋介石压迫的力量，只要赞成民主要求，就会得到各方面包含各实力派同情和支持，这是在政治上对抗涛的有效办法。刘认为冯的指示是正确的，毫不迟疑地表示接受。最后谈到冯和共产党讲朋友的情况，他虽不断然反对，但却有种种托词，如说：“能否使部下都同意，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讲朋友不是一厢情愿，须双方同意，共产党肯同我讲朋友吗？我刚打过红军，能够化敌为友吗？……等等。”总之，他是顾虑重重，犹豫不决。
我们谈话，无论是在绥靖公署或他的多子巷住宅，总不免有事干扰，难于一气地畅所欲言。刘乃以邀我游览名胜为借口，约我游大邑鹤鸣山；同行者还有张新可、潘佐二人。登上了鹤鸣山，参观了赵云墓，然后回到安仁镇刘湘的老家。这里很清闲，我们得以从容而推心置腹地畅谈。我根据冯指示“作对比”的原则，采取聊关似的方式以阐明关键性的问题。我说：“冯先生说，你是军人，你的军队质量和数量与他（冯）极盛时期比较，何如？（冯极盛时期，包括刘镇华、岳维峻两部，有几个方面军，三十二个军，八十一个师，都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刘是知道的。）刘答：“万万不如！”我又问：“冯的将领都是多年由行伍训练提拔起来的，对冯非常尊敬。你与你的将领的关系，比冯何如？”刘又答：“我的部属军官，多数是半途来归的，不如多矣！”我说，冯先生说：“蒋以五百万元收买了韩复梁，三百万元收买了石友三，带走了十来万部队。恐怕你的将领还用不着五百万、三百万，对吗？”刘答道：“很对！”我又说，蒋与冯是把弟兄，表面上对冯非常推崇，决裂后蒋对冯仍称“大哥”。我问：“你同蒋有他这种关系吗？”刘答：“没有。”我又说：“蒋被李宗仁、何应钦等逼下台后，蒋无法再起。当时冯独力与奉、直、鲁、孙传芳等部搏斗，在平汉、陇海、鲁西曹州和豫东
南一带苦战，已难于支持，闽锡山也岌岌可危。当时何应钦不肯渡江，还谎报克复了合肥，使冯的韩复榘部突击徐州，被张宗昌、褚玉斗、孙传芳夹击，韩复榘部分精锐部队受到重创，冯深恨何应钦，又怕再遭南口大战那样惨败，乃约闽锡山联名通电拥蒋复任总司令，统一军权，李、何不敢反对，并不得不随声附和，蒋乃得再起。这虽由于冯、闽处于战事危机上不得已的打算，但事实上蒋赖此才得重新上台，对蒋个人总算有莫大恩惠。您对蒋有这样的恩惠吗？”刘答：“当然没有！”我说，冯先生说：“可是我这个把弟（指蒋）恩将仇报，不择手段（指收买），整得我好惨！他（蒋）对您难道还会有顾忌不下手吗？”我说：冯先生从一九二四年起，即与共产党交朋友，从来就没有吃过亏。他被张作霖、吴佩孚合力围攻，在南口大战数月，惨败到几乎溃不成军，得共产党之助，得以重新发展；一九三一年，又与共产党合作建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我转冯的原话说：“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有自己的伟大目标，目前就是唤起民众，一致对外，挽救国家的危亡，有什么不可作为好朋友呢？就以浅薄的眼光来看，共产党是与蒋介石争天下，不是与他刘甫澄争天下。蒋介石媚外投降，已是全国人民的大敌，更是他的大敌。蒋的刀已插进他的心窝，为什么对共产党讲朋友还有顾虑呢？！”冯先生要我直截了当地问你：“你是不是怕共产党比怕蒋介石还厉害？我就是一个现成的实例，请他自已作个对比，就可以判断孰是孰非。我可以保证，只要他主张抗战，赞成民主，共产党肯定会作他的可靠的好朋友。”刘听完这席话，高兴非常，在茶几上一拍，说道：“冯先生真知道我者！我确实怕共产党比怕蒋介石还厉害！我想蒋介石斗共产党还斗不过，我哪行呢？！冯先生的指示开了我的心窍。过去虽然也有朋友谈到这个问题，可是我总下不了决心，现在我决定与共产党交朋友，我将尽力所能及地释放在我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犯，但要求共产党不在我的军队中发展组织。请
你转总冯先生代向共产党转达我的诚意和条件。”我答：“我估计冯先生一定会转达，共产党也一定会同意的。”
我在安仁镇刘宅住了三天才返成都，接着就回北京向冯复命。当时地下党与各方面配合，通过付真吾、张斯可、乔毅夫等向刘湘推荐王干青为去延安的代表。后延安派罗世文同志代表党与刘会谈，罗接受了不在刘鄂中发展党组织的条件，刘非常满意。可是，刘本人和付、张、乔等在刘死以前，都不知道王是地下党员。我也向刘谈过请王干青去延安最合适，因为王是办慈善事业的，向无政治色彩，且与吴老（玉章）有私人的友谊，一定可以胜任愉快。当时倘若刘知道王是共产党员，可能还有顾虑。
三、加强武德学友会同蒋斗争
我到北京，党方通知我拟派郭秉毅同志到川，希望为他安排一个职位掩护其工作。我想以冯的名义派到刘湘处最妥。我即向冯说：“刘希望再派人去帮他搞训练工作，是否可以派郭秉毅去？他是我办报时的工作人员。”冯欣然同意。我便用冯的名义推荐给刘，刘即聘为顾问（与汪、李相同），在刘的军官队伍教。刘和他的左右都认为这几位是冯的人员，都非常信任。他们当然不知道郭是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
一九四〇年迁导于、郭秉毅被捕后，冯向蒋当面质问时，也是说：“他们俩（汪、郭）都是我的部下，我的朋友，你（蒋）的特务乱捕，必须还我！”
汪、李、郭在军官队伍教时，实行冯办军事学校教官必须下队和学员同吃、同住、同一切生活（如文娱、打球、聊天等）的传统办法。这在冯部视为故常，可是在四川便成为别开生面的新事了。因为四川各军事教育单位的教官，与大学教没差不多，上课时抱着皮包来，讲完便走了。既不了解学员的情况，更谈不上师生的情感。汪、李、郭等和学员们打成一片，很受学员们的
敬爱，彼此以诚相见，广泛交谈，无所顾虑。他们把全军中前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的内幕都告诉了几位老师，甚至有人“会务”的活动也来请教。刘知通了解情况以后，不仅未加制止，反而找我谈，他办“武德学友会”的目的，是团结内部，既洗雪的渗透和分化（其意是说明不同广般的封建组织）。但他自己和左右人员搞这种组织没有经验，相当外行，希望几位顾问能帮助他。我曾以将来有机会，可以请示冯先生。以后，我谢泰山见冯时，即一一面陈。冯答道：“知人秘密而不肯与人私秘密者，危事也。一定答应帮他办，并且要老老实实地帮他办，不特不能挖他的墙脚，而且要避免有挖墙脚嫌疑的任何行动，这是统统的准则。不然，你们的工作，将全部报废，还会引起反感。”后来我同川向刘回复，说冯要他们老老实实地尽心竭力地帮你干，刘很满意。
于是，汪、李、郭都参加了“武德学友会”，郭秉毅还担任了秘书处长兼总干事，成为实际上的主办人员。他们也确实遵照冯的指示，一切都以拥护刘的爱和主张为中心，得到刘的很大信任。甚至如监视干缜绪、监视邓汉祥等与蒋和政学系暗中勾结的康大任务，都交给“武德学友会”去办。
罗世文同志虽没有在刘军中发展党组织，但通过郭秉毅、王干青介绍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到刘部工作。当时地下党在各条战线上都配合得很好，如：刘的孟宪兵对蒋宪兵斗争，土特务对蒋特务的斗争，都是在地下党暗中指挥下进行；武德学友会设的情报训练组，是专门训练反蒋特人员的机构，也是由地下党员去办，宣传抗战，要求民主的《困难三日刊》是当车耀先同志亲自领导。保安处的组织、通讯、联络等工作，也都掌握在地下党同志手中。
当武德学友会逐渐被社会已知通，成了半公开团体时，郭秉毅就建议在武德学友会中成立“武德励进会”为核心组织。外界
一般传说的“核心注”系指“武德学友会”，实则“武德”与进会”才是真正的核心。
在川军整编时，刘的部队在表面上与其它川军一样比划裁减，事实上他却利用山东省主席身份，暗中把所属十几个团的坦克军，用保安团的名义分散在各专队，统属下保安处，并由武德学友会直接联系，既保存了实力，又起了监督地方行政人员（临时政学系和C系的人员已渗入地方）的作用。
刘死后，王继绪公开投降，当了省长席，便想掌握保安团武装力量。经地下党与各方协商，决定抽江这部队参加抗战，策动了十八个团长（也许是十六个）联名通电愿出川抗战，王陵峰的集团军即由此编成。这次行动为蒋介石、张群所痛恨，尤认为王继绪所痛恨，郭、汪、李等因此先后被捕。我若不是冯先生广为掩护，亦很难幸免。
刘化前派了约二十人监视，侦察王继绪，约十人监视邓汉祥，均由武德学友会协助。我曾问刘：“王继绪是柏总交代中的收买对象，并且侦察到江已出伪姓拉入复兴社，接到了蒋的怀抱，你对他监视、侦察，是可理解的。邓鸣汾（汉祥）是你的省政府秘书长，你还在京用他，古人云，‘用人不疑’，你为什么要监视他？”刘答：“我不是讨人而疑，而是疑而重用之。邓的阴险诡诈，久已著名，所以早就有‘小白（粉）脸’的外号。他本来是由张群介绍给刘文辉的，他见我的力量比刘文辉大，愿意为我效力。他怕刘文辉不满，又把他的姨（？）侄女嫁给刘彦（刘文辉之子）。我为什么接受他呢？又为什么要他作省政府秘书长呢？因为他说复兴社和C·C都是要整我的，只有政学系才能帮我的忙。政学系深为蒋所倚重，张群、熊式辉是蒋的红人，特别是杨畅卿（永泰）更红。能结交上杨畅卿，就等于在蒋左右有一个代为说话的入子。他自称能为我联络杨畅卿，可是必须有相当身份。我认没有道理，所以用他作省政府秘书长，托他
送了一笔厚礼，也得到了杨的一些帮助。但他笑一笑，伸出多少触角，各方勾搭，他与贺国光就拉得很紧。他思想很顽固，连孙中[也]他都反对，所以我同进步人士的往来，尤其是同共产党讲朋友，是万万不能让他知道的，因而必须随时侦察着他，监视着他。”事后，我问过付真吾、张斯可，刘湘向上面的要人送了多少厚礼？据他们说，对杨畅卿、何敬之（应钦）各送了三十万元，送杨的由邓过交，送何的由刘航琛经手。
四、志切抗战，费志以殁
抗战爆发后，我表面以川大教授的身份回到成都，实则正式作冯驻刘处的秘密代表。有一天陈翔鹤同志来给我说：见报载，刘任命你为大、中学校学生在校军训委员会委员兼政治训练处处长。我听到这个消息，不胜诧异，我非刘的部属，为什么不先征求同谋便随意任命，大概又是日毛病发了。前在重庆时，刘就曾不征求曹四勿的意见，以督办名义任命曹作重庆大学校长，被曹严词拒绝。现在又不征求我的同意，连自委派。于是我立刻写了一个否认的启事，托陈代为登报。因陈和我曾经同是“浅草社”的朋友，他是一个作家，与各报馆都熟。哪知他把这个启事交给《华西日报》，这个报本是刘的机关报，立即向刘报告。付真吾、张斯可马上就赶来找我，表示歉意。说事情紧急，没有来得及先与我商谈。还说，因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来了个文，规定各大、中学校学生应集中军事训练，四川成立学生集中军事训练委员会，以刘任主委，另任命骆德荣（复兴社头子之一）为训练处长。这明明是复兴社同C·C合谋的奴化学生的组织。刘为了抵制，立即密电训练总监部唐生智（总监），请抗战期间学生应进行军训，但无此巨大地点可以集中，又须防敌机轰炸，故拟成立“学生在校军训委员会”，使各校学生就在校内训练。唐不明内幕情况，复电照准。据此，才先组成“在校军训委员会”造成既成事
实，以抵制尚未成立的“集中军训委员会”。但在人选方面必须用一位有资格抵制秘密案件的入来作训练处长，你《新亚》与骆星留俄同学，又是现任大学教授，还作过冯先生的秘书长。估计“中央”不便对你提出不同意的意见，所以匆匆地宣告“在校军训委员会”成立，并呈报训练总监部。付、张一再要求我谅解，千万不要否认。过后，罗世文同志又来找我谈，说付、张二人已向他商谈过此事，他还是要我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否认，一定要承担这个处长名义。我说：“这不只是征不征求意见的礼貌问题，我怕接受刘的任命，可能泄露冯的秘密代表的身份。因我平时与刘接触相当隐蔽，一旦公开受他任命，岂不引人怀疑？”罗说：“你顾虑到这一点，是对的。我主张你不要否认，也不到训练处办事，另外推荐一位能力强的朋友作副处长，由他负责实际工作，全权处理一切，岂不两全其美。”我说：“推荐谁呢？”罗说：“大家考虑吧！”过了两天，罗告诉我推荐张秀燕同志。我当即向刘湘推荐，刘表示欢迎，并非常信任。这使蒋帮特务妄想借训练为名控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阴谋，没有得逞。
当时，军阀杨森暗中支持其妻弟肖寿眉出版了《侠刀》和《锄奸抗日特刊》，这两个刊物都是打着“抗战”旗号，散布反动言论的。在特务们的怂恿组织下，连篇累牍地攻击莲葳与刘湘有往来的进步人士，制造反动舆论。我派人向肖寿眉提出警告，如果他们还要胡来，我就要把杨森以前曾派李盛侠向冯先生提出的“内倒二刘外倒蒋”的丑事公布出来。肖寿眉怕声张后杨森脸上难看，装至无法立足，乃停止两个刊物的发行。
刘湘率部出川抗战时，“《德学友会》由王晓基负责。刘死后，该会就变得很复杂了，远邓汉祥、王缜绪都打入了，反动势力猖獗起来，野心军人如严啸虎，刘武威等部成了骨干，于是郭秉寰、汪导予、李蔚枫等同志被迫退出。任严啸虎、刘重威他们没有掌握核心资料，就由黄险的师长谢德堪（加入复兴社）出
面，自称代表邓锡侯来向我威胁，要郭等交出武德学友会的重要材料，否则取消他们缓署顾问的名义。我严厉斥责了这种可卑的要挟，于是汪、李、郭的顾问名义被取消了。武德学友会亦名、实俱亡了。只有潘文华还以刘湘的正统自居，或多或少与该会成员发生联系。其余的头头，王缙绪直接投靠了复兴社，唐式遹投靠了顾祝同，王陵基投靠了陈诚，潘文华则备受蒋介石的压迫，所属部队被缩编、分割，刘湘的兵力从此土崩瓦解。
刘湘死后，冯先生和我谈话时，很惋惜地说：“刘湘能从反动立场转变过来，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虽然为客观形势所迫，但这种明智果断的选择，是非常难得的。蒋帮诬蔑他与韩复锷勾结投降日本，因韩被系而惊恐致死，这绝对不符合事实。韩根本未准备投日，倘若他打算投降日本，绝不会把家眷、财产都运到后方的鄞城一带，况且韩与刘的联络人是郭春涛，春涛决不会干出卖国勾当。我怀疑刘湘是蒋介石谋害死的。刘死的那天上午，我还去看过他，他的病很有起色，毫无死征。我对刘湘有好感，他能听我的劝告，参加抗战，拥护民主，尤其是与共产党交朋友，这比我自己的有些部下还懂道理。”冯先生谈这话时，已把刘当作自己的部下看待，才会那样亲切，还亲自写了一幅挽联。命我持往灵堂，代他致悼。联文是：
“侯寇未灭，心伤良将；
抗战必胜，足慰英灵。”
(一九七九年八月写)
刘湘兴亡纪略
米庆云 马振夷 姜荫梧
刘湘是解放前四川军阀中的突出人物。他的一生，曾多年从事军阀内战，并积极参加反共战争，苦害了人民。但他能从军阀混战中实现四川统一，结束防区割据；七七事变后，又能率领川军出川抗日，死于抗战前方的汉口，表现了一定的爱国精神，这段历史还是应该肯定的。特本我们所知，将他的军政事略简述如下：
一、从军十年，崭露头角
刘湘字甫澄，四川大邑县人。清末由四川军官速成学堂毕业后，分发四川新军十七镇任见习，后任排官、队官。辛亥革命后，十七镇改为川军第一师，刘湘在师长周骏提拔下，升为营长、团长，护国之役，周骏以拥袁下台，周道刚继任师长。一九一七年，周道刚由北京政府任为四川督军，师长一职由徐孝刚继任，刘湘则升任该师旅长。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参加护法的川滇黔联军攻入重庆，赶走北洋军队吴光新部，击溃周道刚的第一师部队，北洋政府改以刘存厚继周任督军，徐孝刚旅亦辞职，由刘湘代理师长。一九一八年，四川督军熊克武改编川军，以刘湘为川军第二师师长，驻扎合川一带。自此以后，刘湘骄于四川军队一个独立系统的首领之列，声望逐步提高，实力逐渐增大。
一九二〇年，熊克武被改编为联军合川军吕超、石青阳等部击败，退出成都，率部到川北阆中一带整顿集结，准备反攻。他感
到自己实力不足，难以取胜，遂以共同驱逐滇黔军出川为号召，联合刘湘和过去由他驱逐出川、退到陕南的前四川督军刘存厚，共同出兵，向成都出击。熊克武发表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并以刘湘为前敌总指挥，指挥各军向滇黔军及与滇黔军联合的川军吕超、石青阳等部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滇黔军被击败，退出川境，川军总司令吕超下台，所有支持他的石青阳、黄复生、卢师谛、颜德基等部均被击溃瓦解，由得胜各军收编。刘湘以这次指挥作战有功，被各军推为联合办事处主任，成为变相的全国军政首脑。
熊克武在击败吕超等部、驱逐滇黔军出川后，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通电解除四川督军名义，并提出废督裁军主张。而刘存厚实力本极微弱，在驱逐滇黔军战役中，又未出多大力气，但却继续自称是四川督军，不愿放弃这个早已无效的头衔。于是一、二、三军发动第二次驱刘之战，刘存厚再次退往陕南。自此，刘湘被推任为川军总司令，兼摄四川军民两政，这是刘湘从清末起任军职十二年，第一次升擢到全川军政最高的职位，时年才三十一岁。
二、下台和再起
一九二一年刘湘被推任四川军民两长之后，仍率第二军部队驻扎重庆。成都方面，熊克武已辞去督军，仍以军实督办名义，控制成都兵工厂和自贡盐税收入，实际上掌握一、三两军，操持川局。于是形成成、渝两个军政中心的局面。一、三两军，对刘湘军政措施多所不满，酝酿铡刘。刘湘感到力薄势孤，遂辞去川军总司令兼援民政职务，把第二军军长一职交由杨森继任，也像熊克武一样，退居幕后，指挥一切。由于杨森轻敌自信，不待刘湘同意，遂先下令第二军部队向第一军进攻，结果被一、三两军和赖心辉部队打败。杨森逃出川，刘湘则由刘文辉部队护送，回到大邑闲居，第二军残余部队，分别被一、三两军和刘文辉收
编。
一、二两军战役之后，在熊克武支持下，第三军军长刘成勋继任川军总司令，后又兼任四川省长。他得到熊克武同意，在军事善后会议上提出川军以师为最高单位，废除军长职衔，并按实际兵力和实有枪支数额改编川军。于是引起第三师师长邓锡侯、第七师师长陈国栋、二十一师师长田硕尧、二十二师师长唐廷牧等部的反对，他们在邓锡侯率领指挥下攻入成都，熊克武率一、三两军和赖心辉部败退遂宁一带。此时，逃出川外的杨森已投靠吴佩孚，由吴调派北京政府控制下的各省军队随杨返川，杨在川旧部亦转而拥杨，杨与北洋部队迅即攻入重庆。
熊克武在遂宁一带集结所属部队和分析形势之后，决定先反攻成都，待成都收复，再反攻重庆。在第一军的二混成旅等部奋勇战斗后，以邓锡侯为首的联军战败，逃出成都，退往阆中一带。熊克武回到成都后，就任孙中山先生委任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职，指挥师部反攻重庆，经过艰苦战斗，并在唐继尧所派滇军支援下，打败杨森和北洋军队，收回重庆。此时败退万县一带的杨森及邓锡侯等反熊部队联合起来，并欢迎刘湘复出，以四川善后督办名义统率各军，与熊系各部作战。北京政府虽同意刘湘复起任职，但重杨轻刘，仅给刘以川黔边防督办名义，未给以统率反熊各军职权。反熊各军于一九二四年先后攻入重庆和成都，熊克武战败，部退出四川。北京政府任命杨森管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主持全川军政，凌驾于各军首脑之上。刘湘仍以川黔边防督办和四川善后督办两个名义，率领他任第二军军长时的部分旧部驻重庆。
一九二五年，杨森发动统一之战，企图逐个消灭川军各独立系统的军队，彻底统一全川。于是刘湘联合四川反杨各军和黔军袁祖铭部，共同抗击杨森。杨森虽有十万军队，声势浩大，但卒被以刘湘为前敌总指挥的川黔联军打败，退出成都，只身逃出四
川。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名义，先在自流井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各军军饷防地，后又在成都召开有各县士绅代表参加的“四川善后会议”，希望通过民意鞭策督促，使四川军政步入正轨。但以黔军需索饷款过巨，袁祖铭部又袭击刘湘驻重庆的部队，占据重庆。于是刘湘遂联合重返四川占据万县一带的杨森部队，共同驱袁，把黔军赶出四川，刘湘仍回重庆。此时，他的部队只有唐武遵、潘文华、王缙绪三个师，（唐、潘、王与杨森、刘湘都是四川军官造成学堂同学。在川军中称为速成系）防地亦仅江北和巴县两县，曾被人戏称为“巴壁虎”和“巴子国王”。尽管在当时四川军事首脑中，除刘存厚、熊克武外，刘湘的资历最老，但因属他的第二军旧部在杨森发展起来之后，带走了绝大部分，所以他的实力仍极微弱，已无力过问四川全局。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刘湘首先响应，得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但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在共产党员杨闇公、漆南薰等同志领导下的四川省党部在重庆开展工作，动员群众，宣传革命的时候，刘湘却秉承已在策划反共的蒋介石的意旨，在重庆制造了屠杀大批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成为蒋介石全面反共，血腥镇压共产党的忠实党羽。此后在国内历次内战，刘湘都一直站在蒋介石一边，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勾心斗角的暗斗，但终未公开破裂。
三、打败李、罗、杨，实力再度发展
杨森虽曾是刘湘第二军的师长，多年受刘湘庇护提拔，又同属川军的“速成系”，但个人权利争夺，他们之间早已顾不了这些私谊。杨再度回川与刘湘联合驱逐袁祖铭之后，整厉万县一带，兵多防地少，嫩刘湘实力微薄，又拥有重庆财富之地，遂起觊觎之心。一九二八年冬，杨森联合张遂宁的李宗铨和易有光的罗泽洲，共同出兵攻打刘湘。他们商定，李、罗两部由潼南、武
胜南下，由北面进攻重庆，杨森所部的郭汝栋、吴行光两师沿长江南岸西上，进攻重庆弹子石，进取铜元局，杨森本人自率主力部队由梁山、垫江出发，经长寿向江北进攻，三面围攻重庆。总计、杨、李、罗二部兵力，超出刘湘两三倍。双方力量悬殊颇大，刘湘处境极为危险。但刘久任军政职务，经验已富，又熟悉川军情势，处变不惊。他与部属深筹熟计之后，决定先派王陵基去涪陵策动郭汝栋、吴行光两师按兵不动，又安排巴县著名团阎曹燮、申文英集中民团，保卫南岸；然后集中兵力，先迎击首先出动来犯的罗泽洲部，并以罗的死对头、前第五师师长何光烈为前敌总指挥，在前线指挥部队与罗部拼斗。由于刘湘部队团结一心，官兵奋勇作战，虽然何光烈亲自冒矢石，临阵督战，在江北桃子垭一场激战之中阵亡，但罗部终被彻底击败，李其相部亦随即败溃下去。刘湘跟即调集所属兵力，回师东向，急进到长寿县内的张关铁山布防，利用险要地形，以逸待劳，迎击杨森亲率来攻的主力部队。刘杨两军在此激战旬余，杨部多次猛冲，均被击败，刘军随即全线反击，将杨军歼灭大部，并派兵截断杨退万县的归路。致使杨原有的下川东十余县地盘，连同被俘被围部队以及郭、吴两师，均归属刘湘。杨则不得不率领残兵败将，前往罗泽洲的防区，借驻渠县和几个乡场，过苟延残喘的岁月。
刘相战胜李、罗、杨之后，把防区迅速扩展至下川东，又收编了许多投顺部队，财富更加充足，兵力大为增强。于是积极整饬军政，伺机再行扩张，以图达到囊括全川的目的。
他首先建立自己的空军，先后在法国购回二十架飞机，把广阳琐碎为机场，作为空军基地，聘法国人教练驾驶，培训了一批空军人员。这批飞机虽属落后，机数也少，但它是川中首建的新兵种，对其他各军在精神上的威慑作用，比实际战斗的威力更大。
他又创建了自己的海军，招请技术人员，把几支小轮船改装
为军舰，舰上安装大炮，在四川境内长江上下游巡逻。由于小军舰机动力强，四川沿江城市又较多，它在战争中具有运兵和从江面袭击城市的便利，所以在川军中起了不小的威镊作用。
陆军是刘湘固有的资本，除有大量正规部队和大批从国外进口的轻、重机枪和自设兵工厂所造的武器弹药外，他还委用了一个本来从事搞封建道门、说神道鬼的江湖术士刘崇云，组建了一个“模范师”，由刘任师长，并称之“刘神仙”，其部队也被人讥讽为“神兵师”。于是，刘湘遂兼拥有海、陆、空、神四个兵种的庞大军队。加之刘湘对部队控制又很严，防区内民、财各敌，均由他统一掌管，部下师旅长不敢自委官吏，更不敢战留税收，因此他能实际集中掌握军政权力，在四川军阀的权旁角逐中具有很大的优势。
四、战胜刘文辉，再度成为四川军事首脑
一九三二年，四川爆发了有名的二刘之战，刘湘战胜了刘文辉，从而再度成为全川最强的军事首脑。
刘湘与刘文辉是同宗叔侄，后者是前者的么叔。刘湘驻重庆，据有川东各县。刘文辉驻成都，据有上川东和川南七十余县。两人在当时四川的军阀中部算占有的地盘最大，财力最富，兵力最强，都有独霸四川的意图。刘文辉利用其充裕的财力，收买别部的师、旅长倒戈叛变，以扩充自己的实力，致使邓锡侯、田颂尧以及李、罗、杨等军阀都痛恨他。一九三一年，刘文辉在省外购买大批军火运川，经方县时，被刘湘驻万县的第三师师长王陵基扣留。刘文辉亲去重庆向刘湘索取军火，而刘湘借故推脱，久无结果。刘文辉遂在留渝期间，暗以巨款收买刘湘的师长兰文彬和范绍增叛变倒戈。范佯诸之，但得款之后即向刘湘告密，兰文彬则被刘湘扣留，一直关到一九三八年刘湘死后才得释放。从此以后，二刘之间的嫌怨加深。
一九三一年，刘文辉与胡颂尧在成都巷战，把田赶出成都，后又与邓锡侯在毗河战斗，邓、田均感受刘文辉的压迫，遂转而联合刘湘，与李、罗、杨等一致推戴刘湘为首，共同出兵攻击刘文辉。刘湘亦亟欲趁此消灭刘文辉，达到统一全川的目的。于是一九三二年刘湘由重庆出兵，分两路进攻刘文辉。左路经永川进攻泸州；右路经合川进攻内江。友军李、罗、杨等部，则由北路攻击刘文辉部侧翼，邓、田两部在成都附近各县牵制刘文辉的后方。刘湘亦路兵到永川，守将师长彭诚孚不战而降。进攻泸州的刘湘部队，先以兵舰炮击，继以飞机轰炸，不数日，守将杨尚周即溃败撤退。与此同时，刘湘的右路进攻部队亦攻克内江。二刘军队最后在荣（县）、威（远）大决战，在笋子山一带激战旬余之后，刘文辉终于败北，退守岷江西岸。刘湘亦损失惨重，只好沿岷江东岸与刘文辉部对峙。次年六月，刘湘再次发起进攻，刘文辉已势孤力弱，众叛亲离，不堪一击，只好率领其子侄等的两三个师，败退到雅安、康定一带，其余部队均投顺刘湘，由刘改编。
一九三三年春，刘湘进驻成都后，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等部俯首听命，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名义节制全川各军，再度恢复全川军事首脑的地位。
五、参加反共战争，统一四川，蒋刘展开暗斗
一九三三年，刘湘战胜刘文辉进驻成都之前，红四方面军已由湖北经大巴山入川，在通（江）、南（江）、巴（中）等县，成立了川陕边区苏维埃政权，嗣又进占城口、万源，南至阆中、苍溪等县。刘存厚、田颂尧两部首当其衔，被红军击溃。蒋介石遂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令其派遣四川各军全力攻打红军。刘湘分任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王陵基、刘存厚等为第一、二、三、四、五、六路剿“匪”
军总指挥，各率所部，分道向川陕边区红军进攻，并以“军师”刘燊云为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南充设指挥部，代他指挥各路剿“匪”部队。一九三四年八月，各路剿“匪”部队被红军各个击溃，刘燊云下台，刘湘亦以饷械不足，各军不听指挥为由，宣布辞职。蒋介石为要利用川军攻打红军，必须继续借重刘湘，特一再慰留，川军各部亦派代表到渝挽劝，请刘复职。刘乃于是年十月复职，并到南京见蒋，请支持他统一四川军政，蒋介石表示同意。一九三五年一月，蒋发表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明令川军各部交出防区，部队军饷，由刘湘统一发给，不足之数，由南京中央政府拨济。各军不敢违抗，纷电赞同，于是刘湘先将各军防区原住县长、征收局长互调，使其脱离原属军队关系。继又筹办四川县政人员训练所、财务人员训练所，招训和调训民财各政人员，并又设置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分区监督各县政务，于是四川军阀混战从此结束，防区制亦告消灭；四川达成了统一的局面，这是刘湘军政生活中最为人们称道的光辉史页。
但是，蒋介石借指挥追击红军为口实，先派参谋团入川，由贺国光率领，随带特务头子康泽的别动队和宪兵来到重庆，跟即将别动队员分布全川，宪兵进驻成都，薛岳等中央军队亦源源而来，表面上是为了与在川红军作战，实际上是监督川军同红军拼搏对销，坐收渔人之利。从此刘湘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又逐渐上升。
刘湘虽已拥有四川剿“匪”总司令和省政府主席两大头衔，拥兵五、六十万，但仍兼二十一军军长，部下将领得不到升迁，怨言丛生。蒋介石乘机派人挑拨，暗中许愿，拉拢其师长唐式遵、王缵绪等，引起刘湘的疑惧。孙震（继田颂尧任四十一军军长），杨森等也相继倒向蒋介石，杨森并接受蒋命入黔剿共，刘也不满。蒋又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调川军营长以上直到师长的军官前去受训，他自兼团长，在峨眉山坐镇很久，力图与川军各
级人员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直接控制川军。蒋又在成都北较场开办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官兵员生达八千余人，成为他派驻成都的巨大实力。蒋介石千方百计、无孔不入地分化川军，企图瓦解刘湘的实力，搞垮刘湘，彻底控制四川。刘湘亦不得不加强防范，对蒋进行抵制，并以武强学友会作为对付蒋系特务活动的对应机构，双方暗中斗争，日趋剧烈。蒋介石以刘湘实力强大，未敢轻于下手，不久（一九三六年）相继发生两广反蒋和西安事件，蒋介石自顾不暇，企图搞垮刘湘的图谋，才不得不暂时搁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臣两将军发动了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后，成都谘传川军要解除成都军分校等中央部队的武装。十三日，成都伪军校主任李明灏派马嗣良（刘湘派到伪军校的教官）来找刘湘，藉观动静。同时在北较场附近挖战壕，布警戒，所有在成都的宪兵和别动队及其一切武装部队都集结于北较场内，煞有介事地准备打仗。接着伪军政部长何应钦电令川军孙震的四十一军部队星夜开赴西安附近，参加围攻张（学良）、杨（虎臣）的战斗。孙已遵令出动，其先头部队已达陕西宁羌，刘湘急电孙震“就地停止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当时孙震已倾向伪中央，对刘的电令，虽极不满，但为退路计，亦只好遵令停止前进。刘湘虽对蒋久已不满，但未敢立即附和张杨，对局势持静观态度。嗣以西安事变很快得到解决，蒋刘之间的关系，才未达到公开破裂的程度，表面上刘仍拥蒋，蒋仍倚重刘湘。
六、出川抗战，痛送汉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军队侵入华北芦沟桥，向我国军队开火，从此爆发了对日全面抗战。各省军事首长，在全国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影响下，纷纷电请出兵参加对日作战。
此时，刘湘在冯玉祥将军所派代表和进步人士的劝说推动下，激发了爱国热情，亦积极电陈蒋介石，愿意率川军山川抗战。
在“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还派何应钦、顾祝同在重庆召开四川整军会议，将川军各部缩编了三分之一。表面上足节省军费开支，实际是想逐步削弱地方军队的力量。抗战爆发，各省纷纷请战，蒋介石立即应允，一方面是抗日的兵力需要，一方面也是消灭地方军队的良机。他始而任命刘湘为抗日作战的第二路预备队司令长官，司令部设郑州。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付司令孙震，第二纵队司令唐式逊，付司令潘文华。川军正整装待发之时，蒋介石又改委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最初的命令指定司令长官部仍驻郑州，辖两个集团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指挥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四十五军军长陈书农，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等三个军的部队，从北道出川，刘湘自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逊，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四十四军军长王绩绪，率部从东道出川，原定这两支部队均到郑州集中，由刘湘统一指挥。殊不知蒋介石为了分割第七战区兵力，以达到其宰割、消灭川军的目的，待邓锡侯率领之四十一军和四十五军开到宝鸡、西安等地时，立刻又直接下令把他们调往山西之平定、寿阳、娘子关一带，四十七军调往长治，分别拨归阎锡山、卫立煌指挥。由川东出川的原属刘湘亲自率领的二十一军、二十三军刚到汉口，蒋又令其开往江苏之宜兴、广德、泗安一带，拨归第三战区顾祝同指挥；而四十四军则被调到黄梅、广济的抗日前线。四川抗日部队既被蒋介石分割到南北战场，刘湘自然成为光杆司令了！
当日寇进攻南京时，刘湘部的二十一军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奉命在江苏宜兴布防，保卫南京，其后续部队一四七师杨启文和独立旅潘佐尔赶到广德、泗安，协助二十一军作战。由于川军进军迅速，集结数倍于敌之优势兵力，给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打退
了日军进攻，初战告捷。日军增援后郭勋拱仍指挥所部奋勇杀敌，因闭负伤。因战事日趋激烈，形势危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即移往南京，刘湘亲自在活指挥部队作战。由于日寇武器精良，川军装备羸劣，难于抵挡，节节败退，师长饶国华在广德殉职，南京守军复杂，举攻不一，在敌军海陆空联合袭击下终告失守。
刘湘在前线本已劳累过度，既感日寇深入，所率部队又被牵制溃败，忧愤之余，胃病复发，虽频于昏迷，仍在坚守指挥岗位。后因他确已病重，被劝送到汉口医院治疗，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于该医院，终年才四十八岁。
（一九八〇年由马、姜二同志写出初稿，
一九八三年八月经米庆云同志充实改写）
成都市参议会的形形色色
乔曾希 李参化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抗日战争期中，因受国内进步力量和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压力，并为使征兵征粮与重大措施得到各地方豪绅势力的支持协助，便于推行起见，乃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首先在四川各重要县市设立临时参议会，由县市长在地方豪绅、地主、御职军政人员和共有力人士方面遴选一些人出任参议员，给予他们以听取和议论县市施政情况的权利。一九四四年又将一些县市临时参议会改为正式参议会，参议员实行民选，参议会的权力，也有所提高。但由于所谓“民选”的虚伪和当选的参议员都不真正代表民意，所以正式参议会也和临时参议会一样，都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假民主的装饰品、变象的御用工具。成都市临时参议会和参议会是四川最先成立的县市参议会之一，它在先后七年的时间中活动不少，形形色色的丑闻也多。我们特根据部分参议员的回忆并参阅有关文献记载，写成这篇材料，作为史料参考。
一、成都市临时参议会的设置
一九四二年，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秉承国民党中央的意旨，呈准仿行政院在四川各县、市成立临时参议会，按照呈准公布的临时参议会章程规定，县、市临时参议会的组成和权责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参议员名额，每市县最多二十人，每乡镇不超过一人。
（二）县、市参议员由县、市长按应设名额提出加倍人数报由省政府核定。议长、副议长亦由省政府决定。省政府并可于县、市长遴选之参议员以外另行指定参议员，但不超过总额的十分之三。
（三）县、市政府的年度实施计划，年度地方概算，处理公学款产及有关人民负担的事项，于呈请省政府核定前提交临时参议会审议。
（四）县、市参议会每半年开会一次，每次会期三——五日。
（五）县、市参会议决议案，有与中央及省法令抵触者无效。
（六）县、市参议会违反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者，省政府得解散另选之。
（七）县、市参议员如有违法失职情事，由省政府依法惩戒。
成都市政府奉到四川省政府指示，限于一九四二年七月下旬以前成立市临时参议会。按照规定，成都市设置临时参议员二十人，市府遴选加倍人数共四十人。报经省府核定下列二十人为临时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及参议员：
议 长 王丽中 副议长 傅双无
参议员 费东明 闵次元 吕渺崖 胡信诚
樊凤林 刘乃铸 黎光明 赖国藩
张采芹 王道基 洪璧 赵子艺
何彰荣华（女） 王希瑾 王元甫
王绍尊 徐天秩 彭植先
候补参议员
刘荣卿 邓穆卿 吴龄臣 蒋彬 任子立 李叔潜 邓汝能 李璧泉
何知言（女） 锤云鹤
成都市临时参议会首届一次大会，于四二年十月卅日在骆公祠会所举行，会期五天，十一月二日闭幕，通过议案九十九件。
首届二次大会，于四三年四月廿四日召开，历时八天，五月卅一日闭幕，通过议案八十件。
照县、市临时参议会组织规程规定，参议员任期为一年。首届临时参议员已届一年，应予改选时，经行政院决定：县、市临时参议员任期延长一年。
首届三次大会，于四三年十二月廿二日召开，历时九天，十二月卅日闭幕，通过议案九十四件。
首届四次大会，于四四年六月廿一日召开，会期两周，七月四日闭幕，通过议案六十件。
成都市首届临时参议会，除召开了正式大会四次外，还召开了临时大会两次。
同年秋，四川省政府奉国民政府训令，决定将成都、自贡等二十六县、市的临时参议会改为正式参议会。并于四四年十月底以前一律成立。因此，成都市临时参议会首届四次大会，即为该会最后一次集会。
二、成都市首届参议会的产生
一九四四年一月卅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市参议会的职权，有以下十项：
1. 议决完成地方自治各事项；
2. 议决执行规章事项；
3. 议决市预算，审核市决算事项；
4. 议决市税务、市公债的核定事项；
5. 议决市有关财产之经营及处理事项；
6. 议决市长交议事项；
7. 建议市政兴革事项；
8. 听取市政府施政报告，向市政府提出质询事项；
9. 接受市民请愿事项；
10. 其他法律赋与之事项。
（二）市参议员之名额定为九名。但人口超过十万者，按其超过之人口，凡满三力，增加一名。成都市初定为四十名，后增加为五十一名。
（三）市参议员出具有公民权选民直接选出，任期为二年，得连选连任。
（四）市参议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必要时召集临时会议。开会时间三日至七日。
（五）市参议会开会，由议长召集。第一次会议由市长召集。
（六）市参议会决议案，应送市政府执行。如市政府执行不力或不能执行，得请其说明理由；如认为不满意者，得报请上级机关核办。
（七）市参议会认为市长有违法或失职时，得向监察机关举发之。
（八）市参议会决议案，如市长认为不当，或执行困难时，得附具理由送请复议，复议结果如认为不满意时，得呈请上级机关核办。
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公布后，成都市政府即着手办理市参议员候选人三百四十五人，职业候选入一百二十七人，共计四百七十二人。市府即将各候选人名额呈报省府审核后，分别榜示。于四五年十月七日举行大选，各区设选场，军警林立，如临大敌。选举揭晓，各区及职业团体选出的参议员如下：
第一区参议员 邝鹤箐 赖国藩 熊镜衡 王季昱
候补参议员 李永锡 赵宗俊 王植 黄石干 第二区参议员 李子英 陈孔昭 刘厚德 樊希虞 候补参议员 刘鱼书 艾冰台 晋元图 林松柏 第三区参议员 费尔明 苟清如 任洪济 候补参议员 官羲予 庄仕臣 闵次元 第四区参议员 钟 铭 王希瑾 伍典浩 候补参议员 苏良弼 黄 润 彭金庭 第五区参议员 王一立 曹子候 王秀山 候补参议员 刘蓉云 张采芹 刘慧元 第六区参议员 王介洪 周镇东 王蜀璠 刘文典 候补参议员 黄荣楣 陈嘉谟 李璧泉 张恒震 第七区参议员 王蜀铮 孙铸颢 胡叔樵 候补参议员 李炜如 徐仲林 第八区参议员 温仲良 张玉清 唐觉从 候补参议员 李鸣远 雷冶云 廖纪国 第九区参议员 刘莅冰 廖心芦 唐祖尧 候补参议员 史昭模 廖滌新 赖鼎立 第十区参议员 李嘉馀 黄 湘 熊光义 第十一区参议员 邱奇才 陈定邦 陈志昂 候补参议员 罗隽丞 王作宾 孙子乐 第十二区参议员 梅光福 候补参议员 刘贵廷 第十三区参议员 徐子昌 候补参议员 曾祥荣 第十四区参议员 刘效远 刘刚甫 候补参议员 姜次萱 黄 彦 工会参议员 王元甫 马云竹 何竞波 李权潜 舒晶祥 杨超重
候补参议员 刘阿辉 陈景周 黄桂五 黎少怀 张崇辉 商会参议员 王斐然 刘白衣 钟德斌 吴仲谦 农会参议员 陈国栋 唐思孝 候补参议员 张子良 李志宣 自由职业参议员 罗品三 秦良模 候补参议员 杨天一 尤 继 鱼业参议员 肖渺崖 候补参议员 徐自琴 教育会参议员 孙少芝 邓只淳 候补参议员 王○(?) 余沛华
关于这次普选的各种措施及投票场所秩序等问题，各区候选人多为有违法情事。他们曾假青年旅行社举行茶话会，向新闻界报告并检举违法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对于选举的结果并未产生影响。
市参议员选出后，市政府即于四五年十月十六日召开成都市参议会成立大会，由市长陈离任主席。当即选出刘莅冰为议长，孙少芝为副议长。
四六年副议长孙少芝调任四川省田粮处副处长后，经省府批准于第五次大会改选副议长，决定秦良模、孙铸颜、熊光义三人为候选人，于四七年二月六日下午选举。结果熊光义获九票，秦良模十二票，孙铸颜三十二票，孙当选为副议长。在五十余张选票中，有一票画的圈圈，另一票写了“政府走狗”四字，此二票作废。
议长刘位冰因病久未到会，由副议长孙铸颜代理。刘氏病笃，返回江津原籍疗养，于四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呈请辞去议长及参议员职。经省府批准改选议长，所遗参议员缺，由史昭模依法递补。旋定于四八年十一月补选议长。参加竞选者有孙铸颜、
铿锵、李子英、刘芳。后李子英、刘芳放弃竞选，孙、锺两氏竞选异常激烈，结果孙铸颜以三十一票当选议长，锺辞以二十五票落选。孙原任副议长一职，锺辞继任。
三、历次大会情况
照规定，市参议会每三个月开大会一次，于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成都市参议会于四五年十月十六日正式成立后，于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开首届第一次大会，十二月十一日闭幕，历时二十六日，通过提案二百零九件，并设置自治渠安、经济建设、财政、文化教育四个委员会。
首届二次大会，于四六年三月十八日开幕，三月二十九日闭幕，历时十二日，通过议案九十件。
首届三次大会，于四六年七月一日开幕，七月十三日闭幕，历时十三日，通过议案五十五件。
首届四次大会，于四六年十月十四日开幕，十月二十六日闭幕，历时十三日，通过议案五十三件。
首届五次大会，于四七年二月六日开幕，二月十九日闭幕，历时十四日，通过议案七十六件。
首届六次大会，于四七年五月五日开幕，五月十四日闭幕，历时十日，通过议案九十五件。
首届七次大会，于四七年八月十一日开幕，八月二十六日闭幕，历时十六日，通过议案一百十六件。
首届八次大会，于四七年一月四日开幕，十一月十八日闭幕，历时十五日。
首届九次大会，于四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开幕，四月二日闭幕，历时十二日。
首届十次大会，于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开幕，七月九日闭幕，历时十六日，通过议案七十六件。
首闰十一次大会，于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开幕，十月十六日闭幕，历时二十日。
首届十二次大会，于四九年一月十一日开幕，十二日因上次大会检举乔市长案，未获解决休会。四月十四日复会，四月二十三日闭幕，历时十一日，通过议案五十三件。
首福十三次大会，于四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幕，七月二十六日闭幕，历时十三日。
首届十四次大会，于四九年十月十七日开幕，十月二十七日闭幕，历时十一日，通过议案六十五件。
市参议会，除了召开十四次正式大会外，还召开了十二次临时会议，共计通过议案约千件。
四、会场的形形色色
成都市参议会的每次大会都是吵吵闹闹，甚至动手打架，充分展示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自由”的丑恶景象，现在我们把他们表演得最“精彩”的部分略述如下：
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市参议会举行第四次大会时，候补参议员官箴予在报上公布了市参议会十大罪状：①违法提高税率；②翻修马路完全由人民负担，各级机关党团不出分文；③穷苦群众服行义务工作十日，简直不予半碗添饭吊命；④违法收房捐、战时娱乐捐、筵席捐加入预算；⑤人民身体自由不加保障，赚着寒蝉；⑥有关人民福利，没有力争，不尽市参议会职责；⑦巧言逢恶；⑧现在经济崩溃，工厂关门，民无法求生，不设法救济，反而加重剥削；⑨违法成立义务劳动案；⑩奉职无状。官箴予的这一行动，引起议员们的指责，会场上一片哄闹声。参议员孙铸颢说：“官参议员公布市参议会的罪状，实在是丧心病狂，此种害群之马，我们应该罢免之。”官箴予对全体参议员的指责压力，不能不当众声明，他本无意公诸报端，自愿登报更正。一场
轩然大波，始告平息。
在这次大会上，赖国藩、周旋东、廖心禄等七人，当选为市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揭晓时，廖心禄正在旁听席上与人闲谈，没有听清楚。他忽然站起来问：“假如已当选的不愿干，是不是可以由落选的次数多来避补？”陈孔昭站起来大声说，“不行，这毫无理由，我就是次数多，我不愿避补。”于是，两人相互争吵，在“胡闹”、“混帐”、“妈的”、“王八”、“杂科”等一连串辱骂声中，彼此击桌助威。陈孔昭甚至抓起茶碗向廖心禄掷去，廖立即用茶碗还击。弄得在茶碗抛掷线下参议员们满身溅水，群情激忿。秦良模等也拿起面前的茶碗、墨盘等予以还掷。于是，全场素乱。官箴予京大声骂道：“我禽你们的先人！”最后在主席的劝解下，一场会武行戏才平息。这场武戏，使很多参议员都受了点伤，一个参议员离开会场时愤愤地说：“简直不成话，下次我不叫席了”。
四七年三月十一日，市参议会举行临时大会，因讨论房捐问题，又演了一场武打。会上，官箴予临时动议说：“对于房捐，曾见报端反对，殊本年度市府所列预算，虽将科目改为土地改良物税，但却将去年房捐预算四亿余元增为十亿零八百万元。科目实为房捐，改为土地改良物税，殊属欺诈。本会审查将科目决定为土地改良物税，数目减为七亿五千八百万元，居然通过，更属不当，请求复议。”秦良模、李叔潜赞成复议。锺镝等说：“依照去年房捐征收经验，税率过高，收税困难，非减少不可。”陈孔昭则认为所列数字低了，立刻惹起秦良模、锺镝等反对，双方又拍桌大骂。陈孔昭竟掷茶碗打秦良模，虽未击中，一时秩序大乱。后经主席再三按铃制止，不得已宣布散会。
四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李铁夫市长在市参议会第九次临时大会上报告市政概况后，参议员马云竹质询说：“水灾粮荒之后，工人失业增多，市府如何救济？”王希瑾问：“积谷委员会成
立后尚未开展工作，米价已突破百万大关，如何防止物价上涨，以及“共匪”窜川，有准备没有？“李市长刚刚开始答复，官藏予质询李办理国大选举舞弊的事，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事实，越说越愤怒。李市长在官僚予说完后，很简单地答复说：“此事我们最好静候法律解决。”官对此答复不满，遂破口大骂。市府各科室主管人员，以参议会对市长太不礼貌，相率退席，以致引起全体参议员的不满。秦良模先站了起来说：“各科室主管人的退席，实在藐视议会的尊严。”李市长亦以退席过于唐突，仍令全体人员入座。但官僚予责难仍未结束。最后由孙副议长当和事老，双方劝解，才勉强结束。
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这次临时大会散会之前，七区的副区长刘冰如及区代表主席徐仲林，对参议员官藏予提案说“区二校校长有丈夫数人，私德太差”一案，质问官。他们说，“该校长在七区数年，品行良好，她係女性，又是学校负责人，官藏予对她的诬枉，使她名誉有损。如果参议员可以凭借一纸匿名信，诽谤私人名誉，那吗，别人也可以同样用匿名信说宫太太有丈夫数人，官参议员又将作何感想？”官藏予答称：“既然昨天有新闻记者在场，照案刊登此事见了报，今天也有新闻记者在场，也会照你们说的再登报刊出，那就等于更正了嘛！”第二天上午，在参议会会场外面，突然骚乱起来。接着，十个人破口大骂的声音传进会场。议员们也离开会场，围着她询问情况。原来她就是七区校长胡某（女）。她怒目指着官藏予大骂：“官藏予你要给我闹清楚，我的几个男人在那里？赶快给我找出来！我是成都市小学中品行最好的校长。如果你说我是坏的，那吗你们的太太都是坏的。”她这最后一句话触怒了众多参议员。陈孔昭当即制止说：“胡校长，你在我们议会说话，要审慎呀！我的太太很漂亮，并不见得就是坏的。”胡校长知道说错了，立即更正道：“我没有说你们，我骂的是官藏予。”经过一番解释后，议员们才回到议
场。黄荣棚参议员临时动议，以“胡校长扰乱议会，有损议会尊严，请函知市政府撤职查办！”议员们一致通过决议。
四七年二月十六日，参议员钟镛在会上提议：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市府主任秘书应到会作报告，以备咨询，因此，本会应该通知市府主任秘书许宝康前来作报告。可是主任秘书不是政务官，依要他报告什么呢？果然许来到会场走上报告台后坦率地说：“各位议员先生，今天我很荣幸，省府的秘书长既不到省参议会出席报告，市府的主任秘书能到市参议会出席报告，不是荣幸的事吗？关于市府的施政方针，市长已向贵会报告过了；各科室的工作，也由各负责人向贵会报告过了。今天我要报告的，就是秘书处收到训令若干件，指令若干件，呈文若干件，共计收到若干件，共计发出文件若干件，收支完全平衡。”许氏报告至此，全场议员与新闻记者及来宾，几乎大笑到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许氏于报告收发文完毕后，还要报告怎样处理公文的程序时，议员们都感到有点滑稽，于是某参议员才说：“不必了，不必了。”许乃笑了笑走下讲台。
四八年十月七日上午，举行特别审查会。参议员徐子昌针对六日新民报载读者市民高青山投书，反对市参议会启封安乐寺场的新闻，破口漫骂，说报纸不该刊载是项消息。各报记者极为愤慨，施即相率退席，甫离会场，即有参议员邱奇才、陈孔昭、李子英、史昭模等出面调解，认为徐子昌发言失检，希望原谅。各报记者认为，既是新民报刊载的读者投书，只应直接向该报提问，不应侮辱整个新闻记者。正讨论中，徐子昌出来向各报记者当面一揖，表示歉意，请求原谅。但各报记者仍然感到不悦，纷纷离去。
四八年十月，新闻界以议场丧失尊严，表示不愿再列席市参议会十一次大会。理由是市参议员徐子昌、官箴予在会上以不堪入耳的下流言语侮辱了全市新闻记者。后市参议会致函各报社
说：“当此时局严重关头，议会与新闻界应加强联系，希望记者们继续范会指导。”但各报记者，特别是走访该会消息的记者，除提出严重抗议外，仍不愿再到市参议会采访消息。
四九年七月十日，市参议会第十三次大会上，唐觉从参议员提出响应罗广文的沉痛呼吁，武装走访家门的临时动议后，掀起了轩然大波。一部分主张通电拥护罗的信议，一部分反对，双方破口对骂，经主席几度制止，才不欢而散。
五、市参议会与市银行的纠纷
市参议会每次大会，市属机关单位负责人均应出席报告工作，并由参议员即席询问，由报告人作解答。但各项询问，多有难以作答之处，以致报告人无法下台。因之当时有人说：“参议会开会之时，即机关单位过关之日。”一次，市银行负责人报告后，参议员即纷纷提问，报告人法无解答，参议员很不满，迫使报告人狼狈退席，因此市银行对参议会很感恼火。以后，该行以市银行系官商合力性质，而官股又仅占五分之一，照公司法市银行只对股东大会报告，即不再到市参议会作报告了。
四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市参议会二次大会邀请市银行董事长兰尧衙（省参议员）致词，他致词未毕，即被逐下台。因他提到前次在市参议会上报告市行业务，有参议员问到本市手工业贷款达三千余万元，为何小手工业者未受实惠？他当时未便作答。今天他在致词中，表示对市参议会异常爱护。因为“爱之深，故责之切”。特对议会提出建议：就是“出席贵会报告人往往被参议员先生们问得米啗笑皆非，好似公庭受审，我觉得这样对于议员的风格有损。又如，那一天我接到贵会通知，要我出席报告，我遍查市参议会及市银行条例，均无出席报告之根据。诸位一定说是市属机关就要守，那么市参议员是市民选出来的，我今天以市民的资格也就觉得诸位。今后，希望诸位对这种作风予以改进。”兰
民言至此时，参议员秦良模怪咳一声，继而历色呐喊，继而全体议员离场，七咂八舌地表示抗议。结果这位光侨参加典礼的贵宾，竟被市参议员以逐客令的方式，由主席孙副议长请他下台离去。
第二天兰尧衡即致函报馆及新闻记者，请将他致孙副议长的函公布。原函内容如下：
绍芝议长大鉴，本日贵会举行闭幕典礼，辱承东邀尧衡参加，又承面邀致词，不胜荣幸。不意于致词之中，尧衡因鉴于日来落市各报对贵会部分参议员多作评议，或曰语言不检（华西日报），或曰秩序不佳，或曰知识不足（西南日报），或曰主张荒谬（中央日报）。而各报论据之事实，如：华西日报所言，参议员在大会中，自称为伪造文书假帐的能手；中央日报所云，参议员主张开放烟禁等等。既未见贵会有所声明，谅各报所载情况，无不确实。尧衡以市民身份，对贵会嘱望甚殷，报端为此揭载，如此评论，何能不衷心感动。因而于台端邀请致词之际，不能谰词称颂，巧言粉饰，而只顾接舆论界对贵会部分参议员之论调。竟至未毕其辞，即为二、三人高呼不愿听，叫尧衡停止讲话，怪声狂叫，其势凶猛。当尧衡作声明之际，此二、三人甚至磨拳擦掌，欲动武然。在此情况之下，台端复劝尧衡不再续谈，其举措袭。窃贵会为民意机关，自当知礼知法，兹发生此种事态，尧衡大惑不解，致进碍言，请予明教！第一，尧衡苦心提议各位参议员注意舆论，有何不可？第二，贵会桌前来宾并邀致词，未获颂扬，即加侮辱，是何道理？第三，当二、三参议员狂暴无礼之际，贵议长不予制止，以维会场秩序，反劝尧衡不再发言。在尧衡本为建议，言否纳否，固无不可。而贵会秩序信望如此遭少数人破坏，是否亦仍听之或有何良策处理。综上数点，即乞明示！顾颂大安。兰尧衡。”
孙议长接到兰的信后，即行复函如下：“尧衡先生大鉴，手
书读悉。本会昨日举行二次大会闭幕式，辱叨光临指导，无任钦感。昨因台端于致词中引起会场情绪不调之反应，绍芝杰作主席，自应酌情婉请结束其词，以便完成典礼程式。承询各点，当提请大会慎密考虑，再作复审。匆此，即颂大安。孙绍芝转复。
自此，市银行与参议会的纠纷日益扩大。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市参议会的特种审查委员会召开三次会议，讨论市银行自称非市漏机关，不出席报告一事时，各参议员表示愤慨，主张取消市银行招牌，组织清算委员会，清查帐目。参议员争先发言，会场情绪极为激动。后经主席归纳意见决定：1. 市行假公济私，伤害市民福利。本会代表市民，即日宣布该行为违法之市行，公告全市市民与之断绝关系。2. 函请市府层转财政部令其停业，会同本会查帐人，依法查帐。3. 函请市府自十一月一日起，依公库施行法第六条之规定，将本市市库暂交国家银行代理，不再由市银行代办。4. 函请市府即日另行筹组合法市银行。
当市参议会这项决议在报上公布后，市银行之存户，纷纷前往提取存款，发生挤兑风潮。该行得同业之救助，才得以渡过当时的紧张局面。后经省府秘书长李伯申出面说明参议会与市行的是非。1. 市银行系官商合办，应否出席市参议会报告，并无明文规定，可以不出席报告。2. 市行所代理之市金库，市参议会为监督公产，自应加以询问查清。惟依法系由市府负责部门之财政科与会计室出席报告备询，与市行无关。3. 关于清算帐目，依公司法规定，如股东对市行帐目有疑问，必须开股东大会推举若干股东负责清查。4. 关于收回市银行执照及停业一节，公司法有规定，财政部系主管，掐此即为非法。这场纠纷，不久即告平息。
六、参议会与地方自治人员的矛盾
参议员系“民众选举”，如遇有违法渎职等情事发生，区域选出之议员，人民实行罢免时，可公开决议罢免，职业团体选出
者亦然。法虽如此规定，但议员一经选出，纵有违法情事，人民亦不能行使罢免权。参议员之选举，必借助于地方自治人员，但一经选出，议员就有监督地方自治的权力。因此，议员与地方自治人员的矛盾与日俱增。四六年五月十二日，所有全市十四区区民代表会主席及各区区长，以市参议会历次提案中，有部分未洽民情，不谙自治条例，以致笑话百出，威主择尤罢免。而参议会则对全市区民代表暨自治人员在房产转卖时有非法勒索等罪实提案，请市府查究，因而更引起自治人员不满。五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各区区民代表及自治人员假华瀛大舞台开会，向市参议会质问。宣称届时参议会若不派员答复，即将罢免市参议员。当天全市共到自治人员八百余人，由第一区区民主席杨润生主持，报告市参议会部分参议员毫无根据地正式提案逐候保甲人员勒收贿赂，借买卖房屋私承之。对这样的参议员应予罢免。旋即议决成立十四区联合办事处，共同声讨罢免为人民失望的参议员。市参议会事前亦曾接到通知，邀请原提案参议员出席参加。但市参议会通告，参议员在会议上所有言论及表决，对外不负责任。故当日区民代表会议，原提案参议员均拒绝出席。罢免参议员虽未成为事实，但市参议会与地方自治人员的矛盾，始终没有消除。
七、参议员与市长打官司
市参议员官箴予因反对房捐，曾以个人名义发出传单。政府以其妨害秩序，向地方法院提起控告。地检处于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开庭审讯。官箴予午前九时到达法院，予提皮包一个，内装六法全书及有关文件，并自随行一人给背个被盖，准备坐牢。前往围观者甚众。至十时三十分开庭，由地院检查官易守谦、审判官某人主持侦讯，历时一小时许。检查官首先谓官煽惑抗捐，有妨害秩序之罪。官问谁人告发？检官答系答府。官问可以传讯告发人否？检官答可以。继后检查官又谓，征收房捐，系政
府法令，不得违抗。官辩护甚详。最后检查官说，你须取保释放。官说无保可取。检查官乃令免保释放，宣告退庭。
官箴予以省府财政厅长邓汉祥、市长陈炳光，对征收房捐，是违法滥权赏职，共犯刑法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之罪，又向地方法院检查处控告，请传讯邓、陈二人。此后，官复以本市人民义务劳动罪控告市长陈炳光违法，法院方面已函陈市长书面答辩。至于省府控告官箴予窃害秩序案，经地检处提起公诉，刑庭迄未开审，官氏迭催开审，仍无反应。
官箴予控告财政厅长邓汉祥、市长陈炳光违法收房捐后，又有市民吴尚辉等二十一人控告市长陈炳光违法征收房捐。地方法院于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后一时公开审讯，由该院推事陈德俊出庭审理，被告邓汉祥、陈炳光均未到案陈述。原告官箴予等到庭控诉，并提出被告违法证据颇多，直至午后三时始审理终结，宣告退庭，定三月二日午后一时宣判。到时地方法院宣判市参议员官箴予自诉财政厅长邓汉祥、市长陈炳光违法征收房捐犯减职等罪一案，邓、陈二人“均无罪”。又市民吴尚辉等二十一人自诉陈炳光犯窝职等罪一案，亦同时宣告判决，“本件自诉不受理”。一场市参议员控告市长和财政厅长的大事，就这样草草结束。
一九四七年秋，成都市选举伪国大代表，结果孙震当选为代表，徐子启为第一候补人，官箴予为第二候补人。官氏不服，以市长李铁夫在选举中舞弊提归控告。此案经上诉到高等法院审理，高院两次审理均无结果。复于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庭复审，官箴予亲自出庭，李铁夫则由三位秘书许宝康代理出庭。推事宋维经先传讯证人锃锵，据称举行投票之二十三日，西御街投票点有武装军人枪流投票，每人投十次以上。又据选民说，有四名武装军人，竟于该处投票一整天。又传证人姚自若，据称：当日在悦来场吃茶，闻陈孔昭说，骆公祠有武装军人一排，轮流投
票一日。又传证人汪一庵，据称：他亦在吉安吃茶，陈孔昭所说情况，他亦听闻。推事宣布证人退庭。继传官藏予，他说：前日法院所传证人，均为市府职员，有上下勾结之嫌，应予无效。又说：候选人孙震到十九日才公告，于法不合，不应该当选。官继称：大选关系民主前途，请法院慎重办理，不负国家之托。推事以官藏予最后之谈话，有协迫胜诉之嫌，当即制止发言。并问官藏予，关于比赛胜败，对你有无切身利害？官你：我不愿当选国大代表，但愿当选人无效。宋维经推辞讯明后退庭。后经四川高等法院正式宣判，原告官藏予之诉，于法不合，应予驳回。诉讼费由原告负担。
八、参议员被捕
参议员官藏予，在参议会上爱放大炮，故有“官大炮”之称。他又控告了市长、厅长，以致深为政府所恶。因之他在街头，经常被人阻挡谩骂，侮辱备至。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同秦良模先后失踪。市参议员咸以行宪以后，人民身体自由，仍不得保障，甚为不平。特商副议长孙铸颜同意，定二十九年后二时举行临时大会，研究办法，予以声援。开会时，孙副议长以治安当局说官藏予为民盟份子，勾结“共匪”地下工作人员从事非法活动，治安当局依照违反动员戡乱条例加以逮讯，本会似无表示态度之必要。多数参议员则以市民向本会请愿，要求转请政府释放秦官二参议员，本会应当受理。秦官二参议员家属亦有书面呼吁援助，本会亦应表示态度。当日研究，未得结论，乃改订三十日举行茶会，邀请治安当局报告哀像。但三十日午前八时许，即有大、中学生数千人集体上街游行，沿途高呼：要求释放官藏予，保障人权！争取言论自由！等口号。十一时许，他们转赴省府请愿，坚决要求谒见邓锡侯主席，当面陈述。邓主席因公未到，由王元晖、严啸虎代见，并用电话向邓主席转达学生意
见。邓允许官箴予以保释放。请愿学生认为应立即释放，坚持至午后五时，始离开省府。
由于官箴予和黎良模这次被捕事情，适发生在国民政府颁行宪法的第二天，这无异是对国家根本大法的一种讽刺！因而激起本市各校大中学生们的巨大愤怒，以致在示威游行中，先后揭毁了中央通讯社成都分社、中兴日报、成都快报等新闻单位。由于官箴予是民社党人，民社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凌高也当面为官求情，致函邓锡侯主席，保证官以后一定按照“三党协议”的精神（即民社党、青年党、国民党三党之间达成的协议），不再攻击政府。于是，官箴予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获释。秦良模虽也于次年一月获释，但以吸食鸦片的罪名，取消了市参议员的资格。
九、参议会遇乔诚市长下台
一九四八年，李铁夫市长因学潮请辞市长职，省主席王陵基以教育厅主任秘书乔诚继任。乔于同年六月十四日就职，并以成都市财政问题严重为由，自兼税捐处长。六月二十四日，市参议会开十次大会，原安排上午举行开幕式，下午听取乔市长的施政报告。但下午二时，乔市长因接待外宾未能出席大会，临时改为预备会，翌日上午，乔始出席报告，又规定乔于七月二日下午以兼税捐处处长名义出席报告，但乔因在王陵基主席处商量要事，亦未出席报告。参议会以乔两次均未按时到会报告，有轻视民意机关之意，遂怂恿提前散会。三日上午仅有少数参议员到会，亦未签名，等于无形体会。参议员们一致主张在乔诚未向本会道歉以前，决休会到底，并将招待新闻界，报告休会经过。后乔诚托有关方面代为疏解，并于七月六日晨九时，在搬英餐厅宴请市参议员，赴宴参议员二十余人（另一部分参议员因雨阻未到）。席间觥筹交错，一场纠葛表面上得到解决，参议会表示即日复会。
但在七日上午召开的大会上，乔诚以兼市税捐处处长身份出席报告后，仍有参议员攻击市长兼处长有监守自盗嫌。乔答辩说，由他兼处长，系亲自监督，改进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当时成都市的经济，日益崩溃，市财政一筹莫展，而乔市长却在财政万分困难之中，以增进行政效率为由，购置小轿车一部，这就更引起参议会的不满。该会致函市政府，询问购车经过，并在参议会十一次大会中检举乔诚市长违法渎职，但以决议呈报省府，迄未核示。四九年一月十一日，市参议会召开十二次大会，张志请参议员提出：“关于检举乔市长案，迄未奉到省府指令，请大家讨论。”经参议员决议通过，自十二日起休会，等候省厅处理。同时由议长孙铸颜、副议长钟锋代表参议会向省府请求立即处理，并电行政院，申述休会原因。大会旋即散会，并致电市府，原电如下：“急，成都市政府公鉴：本月十一日午后本会举行十二次大会，检举市长乔诚违法渎职一案，呈经川康监察委员行署暨主管官署迭次派员澈查明确，至今尚未解决。本会代表民意，监督政府，责任兼重，在上次决议案，未获解决以前，本次大会工作进行，实感窒碍。经一致决议，从明（十二）日起休会以待，静候省府处理。并将本案经过情形暨休会理由，电呈行政院，并分电全国各省市参议会，电明其察等语记录在案。除分电外，特录案电达。并请立转原送议，早日程各出席报告机关查明为符！成都市参议会即。子真秘印。”
该会又作出决定，如省府不立即把乔诚免职，则决请行政院解散该会。乔诚处在市参议会的严厉指责检举下，除自具答辩书送省府外，同时通了辞呈。省府特派贵仲翔调停市府与参议会偶局，并访乔诚继续工作。黄仲翔的调停仍未收效，市参议会休会一拖月余，仍未续决。参议员一致决议，请孙议长再度函调省府王主席，报侍现在态度，如省府仍不处理，该会可不候呈请行政院，即宣布全体参议员辞职，藉问市民谢罪。
乔诚宣布辞去兼税捐处长职务，以为可以缓和纠纷，但参议会坚持原决议，仍不复会。市商会亦呈请省府迅速调走乔诚，倘是非难判，请解散参议会。拖至四九年四月，乔诚乃请省府准予长假，以避贤路，而总府会纠纷。省府亦无可如何，乃准乔诚辞市长职，调任省图书馆馆长。其市长职务，经多方协商，以冷寅东继任。参议会乃于四月十四日复会。
十、正副议长两派的斗争
市参议会成立以来的四年当中，议员虽仅五十七人，但意见纷歧，矛盾重重。故每次开大会的时候，都是吵吵闹闹。会内大约分为三派，一派是以副议长锺锵和参议员官畿予、秦良模为首的两派激进派，与市府针锋相对；另一派是以议长孙铸颐和参议员张志清、赖国藩为首的两谓温和派，与政府较为接近；其他则是中立派。因之，前两派的意见，非常矛盾，明争暗斗，谁不让谁，逐渐加剧。直到四九年十月十七日，市参议会举行十四次大会期中，两派的斗争竟由暗中倾扎发展为白刃战短兵相接，丑态毕露。
四九年十月十七日，市参议会十四次大会揭幕时，市参议员陈孔昭、艾冰台、黄荣楣、吴仲谦、熊镜衡、王季显、邝鹤胥、史昭模、刘文典、武子诚、唐思孝、刘芳、赖国藩、王蜀璠、张志清、王蜀铮、钟德斌、苟清如等十九人，联名提出临时紧急动议，并由罗品三、刘效远、何镜波三人连署。案由是副议长锺锵破坏议会制度，强行推翻大会决议案，违反议事规则，对外擅自行文，并盗窃文件，销毁证据，营私舞弊，违法滥职。特检附证件，提请大会罢免绅的副议长职务，以维议会尊严。
接着官畿予、李淑藩二人亦联名提出临时紧急动议，并由王秀山、徐子昌、杨超重、徐自萍、曹子杰、黄梦元等六人连署。案由是议员兼议长孙铸颜违法侵占，滥权渎职，举证确凿，提请
罢免他的议长案。提了办法两项：1. 因罢免议长于法无据，可检同孙的罪行事实，分电第七区区民大会，张贴于紧要处所，俾能家喻户晓，请七区公民罢免孙的议员身份。2. 把孙的犯罪部分，送交法院究办。
两案提出后，一贯被誉为参议会和平老人的王秉钧虽大声呼吁，希望正副议长、全体议员和平团结，牺牲小我，终于无效。王氏乃宣告退席。继之王秀山、唐祖尧、张采芹、陈定邦，陈子昂、余庆林等亦先后宣布离开。主席将两提案表决，以二十六票通过，赞成提付大会讨论。官戳予又提议，孙锤两议长为罢免案之当事人，应该退席，另选主席。当时一致通过以舒品祥担任大会临时主席。继续讨论两临时动议案。讨论和表决的结果如下。
1. 罢免副议长锤翁案。参加投票人数为三十人，表决结果赞成罢免锤翁副议长者二十九票，废票一张。提案通过，报请省府核示。
2. 罢免议员兼议长孙铸颜案。原提案办法中说明仅罢免议员资格，应依法定程序办理。大会为慎重起见，对于罢免案之可否成立，投票表决。参加投票者为二十一人，表决结果，反对罢免案成立者为二十一案，废票四张。罢免案不成立，因而否决了对孙铸颜的罢免案。
十月十八日午前市参议会举行大会，参议员盲戳予又临时提议说：前日大会通过罢免锤翁副议长案，于法无据，提请复议。大会决定午后讨论。午后，冷寅东市长到会，在会场外分别与议员陈孔昭、周震东、李嘉余、张志清等交换意见，提出调解办法，两派情绪趋于缓和，官的提案终未提付讨论。
双方经冷市长劝解后，均表示愿意让步，以不经过大会讨论的形式，在场外订立君子协定，协定内容是：
1. 罢免案决予保留（即罢免锤翁副议长案缓期办理）。
2. 今后正副议长，各依照法定规定执行职权。
3. 本会同仁停止一切互相攻击。
4. 彼此尊重，力求和谐。
5. 一经商定，应共同遵守，如有违反，则众均弃之。
上项协定，当由双方在场一一签署。
冷市长将这场纠纷调解成功后，于下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时半，在明湖春餐厅宴请全体参议员，庆祝参议会团结，府会一家。此一轰动蓉城之罢免案斗争，至此始告烟消云散。
本稿除查阅新新新闻、工商导报、华西日报等报刊有关资料外，承原市参议员吕寒谭、唐觉从、周飚东、胡蜀樵、史昭模等提供了宝贵资料，谨此致谢。
1981年写
清末的“维新变法”在成都
张达夫
前言
一九〇一年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签订后，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耀武扬威地由西安返回北京，由于八国联军入侵的祸患是他招惹的，只好照例下诏罪己，求直言，表示要刷新朝政。她已认识到一些王公贵族人员腐朽无知，不堪执政。已先后外调稍有眼光和能力的总督张之洞、袁世凯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借以一新观听。于是一些希望底政革新的人，以为清王朝真正要改弦更张，力图中兴了，邀纷纷上书，用他们的有限认识，提出了一些改革政治措施的建议。这些痛哭流涕的爱国余，其内容的共同点不外是要求富国强兵，一切政治设施都要效法日本和欧美列强的做法，把它照搬到中国来。
清廷为了府顺舆情，先先后后颁发了一些所谓“变法维新”的诏旨，实行了一些所谓“新政”，但对于触及它的统治权利的意见，却拒绝采纳。
这些新政在四川（全国大致相同）有以下一些项目：（1）军军的维新——四川新军的筹备建立；（2）实业维新——建设新式工商业；（3）学制维新——侨科举、改书院，成立各级各类学堂；（4）其他维新事项和人民自发的维新事件。以上这些只凭笔者回忆写出，当然缺乏全面性，又不免琐碎拉杂，只能作研究这段历史的同志参考。
一、军事维新
清廷在辛丑和约后，感到原有的旧军队已不足恃，决定效法日本，练几十师强有力的新式陆军来撑持它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给四川的任务是建成一个陆军第十七镇（即一个师）和一个驻藏陆军混成协（即一个扩大的旅）。这是它强兵的设施，也是它首先采取的重要设施。为了要建立新军，同时指出各省办理军事学堂，训练能读习新式军事学术的军官。为了要办军事学堂，更须首先造就军事学堂的教员，这就只好选送人员到外国学习。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北京选送第三批人员赴日本学习陆军时，四川省同时选送第一批人员赴日学习，这批人中有胡景伊、周适刚、徐孝刚、张毅、刘鸿逵、刘海青等六人，进入日本士官学校肄习。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胡、周等毕业回川，总督锡良、布政使沈秉堃，奏请开办四川武备学堂，地址设在成都城内北较场。招收的学生，限于有举、贡、生、监资格，年龄在壮五岁以下，身体健全合格，文字通顺的士人。第一批招收学生一百余名，学堂监督为陈宦，提聘为胡景伊，周、徐等五人任教官。是年下半年，又招收了第二批学生百余人，共约三百人。同时在第一批学生中选送出局骏、尹昌衡、刘存厚、丁慕韩、杨效周、赵元梓等六人，赴日本进士官学校，这是四川选送赴日的第二批。第三批是一九〇四年选送的陈勋、邓翌华、曾鸿图、文祺等四人。一九〇六年，选送武备学堂第二批毕业的稽祖佑、王陵基等赴日，算是第四批了。
一九〇五年武备学堂第一批学员毕业后，就对训练弁目（军士）进行准备，选派了几组招考人试，在川西和川北各府县，招收文学优良、年龄身体合格的青年知识份子。在成都区招收了二百余名，编为弁目第一营，营长胡景伊，当时称为第一朔弁目。几个月后，川北区招来的弁目约五百名，陆续到了成都，编为第
二、三两个营，称为第二期弃目，营长为刘鸿逵、张毅。
武备学堂毕业的学员二百余人，还不够成镇、成协的军官总额的需要，就决定在弃目队的三个营中提选三百余名，成立一个军官讲习班，不久即更名为“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编为三个步兵队，一个炮兵队。胡景伊、周道刚先后任监督，队官、分队官、教官等全系武备学堂毕业人员充任。一九〇七年成立卅三混成协的时候，把未毕业的速成生先后就调用了几批。
一九〇六年下半年，为没有出路的旧武职官员成立了一个“官弁学堂”，地址设在成都城内庆云塘街，招收资格为旧时干把总守备等武官。但来报名投考的实官很少，大多临时捐纳，共取景百余人，编为两队，期满时不到百人。
三个弃目营大部提到军官速成学堂后，又另选出一百余人在东校场成立“骑炮弃目队”，在训练中没有期满的一、二期弃目，也先后调到六十五标任军士去了。
为填补计划中军事员额的不足，一九〇七年又派出招募组，到东路资、内、永、荣各县去招收弃目，陆续招入约四百名送到成都，称为第三、四期弃目，编为四个队，队官为武备生刘弼良盘石安、赵南森等。
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科举一途，科举不中，只有到乡间设馆教私塾。一九〇四年明令停止科考，撤消各级书院，成立了各类各级的学堂。当时，为使知识分子有新的更广大的出路，在招收武备生和弃目的时候，武备可以尽量选取优秀的秀才，弃目也选录些秀才和优秀的童生。所以这两批军人文化素质都好，也改变了当时重文轻武的风气。在东路招收第三期弃目时，川西南的青年也赶往投考，所以三、四期弃目中有不少是川西南各县的人。
四川的陆军第十七镇，是逐渐组织成立的，在一九〇六年武备学生毕业，训练第一、二期弃目的时候，就在川西区各县招收
农村青年入伍当兵。招收的条件主要是：无嗜好、无恶习、身体健康壮和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精心选取了八百人，先成立了两个营，以武备毕业生充当下级干部，未调升速成的弃目充当军士。新兵入营后，施以严格训练，一九〇七年春，又在北路德阳、绵阳一带招收了一营人，连同原有的两营连成了一个标的组织，下级军官是从未毕业的速成生中调取了一批，后来定名为六十五标。
一九〇八年赴尔翼接任总督后，对于建设新军，积极进行。该年下年在川南、川北各县招募新兵，成立六十六标，并组成直辖两标的三十三混成协和进行骑炮兵训练。当时定的官称是：协统（旅长）称为“统领”，标统（团长）称为“统带”，营长称为“管带”，连、排长称为“队官”、“分队长”。一九〇八年，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学生全部毕业，成立整个十七镇，组建了镇部、三十四协及所辖的二十七标、六十八标全部，骑炮兵扩大成团，工辐两营也同时建成。统领称“统制”。赵尔翼对三统人选存有偏见，川籍人即使是日本士官一、二期毕业，也不予以团以上的高级统兵位置，以致在辛亥革命时期出现本省籍与外籍军官间深刻不和的矛盾。那时统制朱庆澜，统领施存志、陈德邻，统带程潜、王铸人、方声涛、叶荃、姜登选等，都是外籍人，管带、队官大多由武各生充任，排长级几乎全是速成生，官弃是极少数。
一九〇九年，四川成立驻藏陆军混成协，需要从十七镇勾调一批军官和弁目，以资熟手。这个命令下达后，全镇没有人响应号召，原因是藏地生活与行动都比内地艰苦得多，谁都不愿去。协统帅额没有办法，去问赵尔翼请示，赵召集十七镇高级军官会议，作出决定：无论军官弁目，愿调到西藏服务的，都觅官升一级，弁目愿去的升为排长，排长去的当队官，队官去的升营长。因为那时希望升迁很困难，任职几年也得不到升迁机会，这个鼓励办法，一些人就不愿轻易错过，纷纷报名愿去成边。因此，三期弁目唐式遵等二十余人都当上了排长，速成生曾仲君等十余人
升作队官，任队官的刘弱良、王巨军等四人调任营长，又调了几十名资深兵士去充军士。于是驻藏陆军混成协的各级班子就组成了，于一九一〇年春，开进西藏。
清廷为长期继续选就军事人才，令各省成立陆军小学，于南京、西安等地成立陆军中学。一九〇六年，四川就在北较场原武备学堂地点，开办陆军小学堂，招收十四岁至十七岁的优秀青少年，文化程度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检查身体合格的入堂学习。第一期取录正取、备取共约二百人。以后每年招收一班，三年毕业后，先后升送入南京、西安陆军中学。
清末的军事维新，确实改变了旧时的绿营巡防部队腐朽落后的面貌，以选取知识份子为基础，进行认真的训练，也改变了部队的素质。但这些军队在辛亥革命以后，却逐渐成为祸国殃民的集团，为人民所痛恨。因为他们由于所任军事学堂的不同，组成各自不同的系统，互相排挤，使国家政权分裂，又各自扩充部队，压榨人民，抢夺地盘，造成长期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使全川人民受到无限的灾难，社会遭到极大的破坏。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所受的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教育，只知道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顾群众的利益，又受到当时社会制度的影响，所以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做什么好事。
二、学制的维新
清廷在多次遭到帝国主义列强创深痛巨的打击后，逐渐觉悟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国家既需要各项科学技术人才，全国人民的普通知识也须提高，百日维新虽受到镇压，旦邮、电、铁道部门却已自行开办学堂训练所需用的人员了。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救亡图存，清政府不能不变法维新。它远收欧美，近法日本，改旧时的礼部为学部，专管全国学务。管学道改称提学使和务局，各县废除训导、教海，设劝学所，专司省县学务事宜。学部厘定
出全国学制与各级各科学堂办理章程，奏请批准后以诏旨施行，于是在京城和各省府、州、县、镇乡从一九〇四年起，先后就按规定把各级各类学堂的招牌挂起，照性质、等级、程度的不同，把旧知识阶级的学生招入学校，学习新式学科。
清廷在筹议改学制之初，还经过一段争论，有些人主张科举与学堂并行，拼命地要保留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等封建时代士人的荣誉称号。这种主张，虽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但清廷却觉得所说有理，在奏定学堂章程内，添入了：高等小学毕业准给予秀才，中学毕业给予五贡（优、拔、副、岁、恩），高等学堂毕业给予举人，大学毕业给予翰林或进士，国外学堂毕业经考试及格，一律比照给予这些功名的规定。不过，这些规定后来并未实行，各级学堂学生毕业后，高等学堂以上由学部发凭照，各府中学由提学使发凭照，小学毕业由知县发给。学生有了毕业文凭，也就有荣誉了。
一九〇三年癸卯科乡试后，清廷下诏停止各级科考，停办各级旧的书院，颁发委定学堂章程，一九〇四年省、府、县都将旧时书院改修成新的学堂，每个学堂都有几个大讲堂（教室）、教员室及学生自习室、寝室等，一九〇五年春，学校普遍招生开学。在预备成立学堂的一九〇四年，学院（即学道）还到各府、州地方考取最后一批秀才。当时一些顽固的知识份子，对于停科举改学堂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暂时现象，皇帝的诏旨时常反复，是不足为信的。他们鉴于元朝的蒙古人统治中国，也停过科举，后来又恢复了，于是还是送自己子弟进私塾，读五经，以冀恢复科举，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二十年这种情况才完全消灭。
一九〇四年改设各级学堂，规定一九〇五年春季一律开学，各府、州中学和各县高等小学却感到应讲授的各门课程，难于觅聘教员，纷纷请求省学务公所调派人员。省学务公所亦束手无策，于是定出办法：（1）改造成年知识份子，赴日本学习八个
月的速成师范（后被称为二四先生）；（2）于高等学堂和通省师范招收新生时，同时招收短期速成师范生一百余人，定期两年或一年毕业。以上两项人员均作为府中及县高小的师资。（3）凡府、州中学和县立高等小学开办招生时，也同时招收成年知识份子，开办一年级的简易师范班，毕业后作商、初等小学教员。（4）各县城乡开办小学，如无相当师资，可遴选文学校优人士暂为充任，以后轮调入县师范讲习班学习。以上办法是在全无师资时的应急措施，总算使学校办起来了。
省城开办的学堂，计有以下一些：
（1）四川高等学堂。设在成都文庙西街的尽头，古称石牛寺街，系就尊经书院改设，大门上面的横额是学堂名称，大门两边一幅对联是，“考四海而为楣，纬群龙之所经”。闻此联语系第一任监督翰林胡峻的写作。当时校内大礼堂正中供着万岁牌，全校师生及附校师生于旧历每个月初一日，要戴着红冬帽来此敬谨“叩朔”。该校有一座巍峨壮观的藏书楼，楼下的两壁，刊刻着尊经书院成立以来院生历次参与科考获中举人的题名录，内中列有最有名望的骆成麟、宋育仁等。
一九〇四年下季，学堂改建尚未竣工，就令饬全省各县选通晓中文和算学的青年秀才一至二人，到学堂先开办的两年制速成师范学习，两班共有学生百余人，毕业后作为各府、州中学堂教员的准备。一九〇五年春，高等学校筹备就绪，学院复通令各县选送秀才、举、贡二至五人入学堂肄业，成立三年制的预科，共约三百人，分为四个班，讲授中学全部课程。学员中有十余人是原有的肄经生转入的。教员聘有美国入史密特教数学，日本人三木教理化，须藤教博物。中文教员为中江进士陈敦甫，崇庆举人罗云裳，灌县举人王瑞微。经学教员为法县举人刘行道，成都举人陆慎言。历史教员为合川举人张森椿。教地理的是龚熙台，教图画的是张衡之，教体操的是姓卓、姓李的两个外省人。
一儿○七年预科班全部毕业，升入本科继续肆习，分为一、二两类，一类系文科，学习中外文学和外语，二类系理科，学习较高深的数理化。两类都是仿效日本的学制，两年毕业，作升入大学的预备，但他们却是从预科毕业升入本科深造者，人数不多。一类两班共约五十人，二类两班不及三十人，因为预科毕业已获得高等学堂“金字塔牌”的证件和资格，可以到政界去做官，大多不欲再深造去苦研学术了。
高等学校对学生甚为优待，从预科起，每期对每个学员的课本、教本、草写本、纸、笔、墨等用具和有幅顶的遮阳帽、青布马拉、蓝白两套夹单擦衣、青布靴子等服装，都由学堂制备供给。伙食每人吃一钱银子一天，午晚都是六菜一汤，学生的床帐、床单都是学堂制，那时省城只有济宁预备学堂的学生，才可以得到这样的享受。
（2）欲求国富，必须兴办新式工商企业，也就必须造就各项工程科技人员。人到外国学习，必须先学一段时间的外语，于是四川游学预备学堂在一九〇四年就应时成立了。学堂设在旧皇城致公堂右侧，是将旧考试号舍拆去一部份改建的。学生经考试入堂后，学习日文和英、法、德文，两年期满，由政府送往东西各国留学。送走两批学生后，该堂于一九〇六年停办。
（3）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一九〇七年春成立，学生由各县保送二至四人，各府、州二年以上中学生亦可报考，共招收学生三百余人。设一年制速成班及六年制本科班，本科班前三年称为预科，讲授中学课程，后三年称为本科，则注重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地址设在皇城进大门右边明远楼侧，也是就旧考试号舍一部份改修而成。第一任监督为刘紫骐，后改委到日本考察回来的成都举人徐炯（即徐子休）充任。教员有举人熊焘、赵香晓等。预科学生于一九〇九年毕业，未进本科的约占一半，还是跟高等学堂一样，得到预科毕业凭照，就是金字招牌，可以到各处工作了。
一九一〇年该校添招美工科一班，学生约一百人，课程主要是图画、手工，一九一一年暑期毕业。该校又成立了一个讲授两等小学堂，以作本科学员实习处所，学生三班，共约二百人。本科学生于一九一二年春毕业。
（4）四川选科师范学堂。一九〇七年成立，由各县保送优秀青年入学，分文理两科，文科主要学习国文、历史、地理，理科只学习数、理、化，课程标准相鉴于高小和中学前期，毕业后回县任高等小学教员。该校地址也在旧皇城致公堂左侧，也是旧考试号含一部份改建。该校成立时，两班学生共百余人，入文科班的学生较多。一九〇八年和一九〇九年先后添招四班，规定三年期满毕业，一九一一年第三批两班毕业后停办，地址为军政所收用。
（5）四川铁道学堂。一九〇五年商办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后，总经理胡峻为造就铁道技术人员，计划办一所学堂来训练，经总监锡良同意，即购买文庙前街一个大院民房，略加修葺，作为学堂地址。各项用费全由总公司拨给。全省每县选送优秀生员一人入堂肄业，三年毕业。头一年课程为相当于高小、中学的数学与三、几、代，第二、三年则分为测量、建筑专科两个班。课目甚为繁重，学习比较艰苦。毕业后即派工地工计，担负任务，大都能够胜任。一九〇七年招收第二期学生，一九〇九年招收第三期，各期学生均约百人，一切规定与第一期一样。学生待遇，因监督胡峻既是公司总经理，又是高等学堂监督，他可以不分厚薄地处理，规定学生的待遇和伙食与高等学堂一样。胡监督于一九一〇年春间病故，由举人王铭新继任监督，一九一一年底，第三期毕业后，学堂即停办。
（6）成都府中学堂。一九〇四年成都锦江书院停办后，即将其地址改修为成都府中学堂。一九〇五年春牌告招生，报考学生限于成都府属十六个州县，年龄二十左右的优秀青年。共取录学生
一百二十人，分为甲乙两班，监督为成都举人林思进（号山陂）。以后每年招收学生两班，都是五年制，每年都在添修改修房舍。一九〇八年招收己班和己二班时，除各县申送的高小毕业生外，外籍学生家居成都的亦可报考。一九一二年更名为成都联合中学校，校长由留日学生刘东墉接任。
（7）官班法政学堂和绅班法政学堂。由于有消息传出，这两个学堂毕业就做官，于是各方轰动，都想到该校学习。一九〇六年公布招生办法，规定报考官办法政的必须有清代县逐等八品以上的官吏执照，报考绅班法政的必须由各县申送举、贡、生监。一时布政使衙门临时捐纳处，收银填照的就忙个不停，报捐的名目甚多，纳银数目也不同，最低捐一个监生，也要纳九两五钱银子，为了要能进入这两所法政学堂，只好先用钱捐一个功名。
官班法政学堂设在总府街，一九〇六年招了两个班共约一百人，不住校，按时来上课。开学几周后，学生因听不懂课程内容（课程是“比较宪法、国际公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就纷纷辍学，第二学期只有半数人上课，于是就各发给休业证书而停办。绅班法政学生比较整齐，一九〇八年青神进士留学日本兼习法律的邵从恩（号明叔）接任监督，锐意整顿，更新规定为各府州中学三年级以上学生均可报考。就使学生面目一新，教授也减少困难。以后每年招收两班，都是三年毕业，该校地址在明远楼右。
一九一〇年于绅班法政学堂将设自治局，学生仍由各县申送，年龄不限。课程为地方民政、警政、教育、实业、财政等科，共收学生一百余人，分为两个班，一年毕业后回县任自治工作人员。
（8）中等工业学堂。一九〇七年夏，在原留学预备学堂地址，成立了中等工业学堂，属于提学使署学务局主管，招收各县满小毕业程度的学生，成立两个班，学制是四年毕业，除教授警
通中学课程外，增添机械、制图等学科，一九〇八年，又添招了两个班。
（9）四川中等农业学堂。在一九〇七年，周善培（号孝怀）任劝业道时，把皇城后子门内道署侧旧时宝川局（主办铸旧制钱）一部份房舍修葺后，成立一个四川中等农业学堂，由劝业道直辖，令各县申送优秀青年，经道署考试取录后入堂学习。成立了两个班，学生约百余人。规定四年毕业，前两年为普通科，后两年增添土壤、作物、森林各科，系照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办理。一九〇八年又添招两班。
（10）四川实业学堂。一九〇八年，劝业道就官班法政学堂地址，成立一个实业学堂，令各县申送优秀少年，由周善培亲自出题考试，只取录了六十余名。一九〇九年又取录了一班。一九一一年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将学生分别转入工、农学堂和普通中学，把这所学堂停办。
（11）淑行女子中学堂。在传统的封建旧礼教之下，男女七岁不同席，不共食，估逼女子绳足，藏之深闺，与男子不谋面，不交言，更没有与男子一样受教育的权利。一九〇三年，人民自觉运动提倡女子放足以后，随着考察及留学欧、美、日本的人员归来，渐渐注意到女子教育。一九〇六年省教育会组织成立，多数会员主张开办女学，但以种种阻碍，不得不以私立方式在文庙后街租一艘民房，建立一个规模很小的女学，名为“淑行女子中学堂”，招收能识字，能书写的青年妇女和少年女子入堂肄读，所招学生约百人，分别教授初中和高中课程。一九〇七年暑期，才得到提学使批准，一九〇八年，省学务局发给了为数不多的补助费，又成立了约三十人的师范班，以后每年班数都有增加，学生也逐年增多。一九〇九年，华阳举人、高等学堂经学教员陆慎言（号绎之）调任校长，锐意整顿，奔走筹款，不遗余力。聘任教员，多系知名学者，学生素质，亦有增高。辛亥革命后，改称四川第一女子师
范学校，陆氏继续任校长。
（12）分设中学堂。一九〇七年春，高等学堂监督胡峻，鉴于学校教员的子弟系外县籍，在成都无相当的普通中学肄业，就在高等学堂成立一所附中，划出高等学堂东西一院房子，并圈入古梓檀宫隙地，修建了四个教室和八间自习室，招收了九十六名学生，分为甲乙两个班，是一所五年制完全中学。教师大多数是高等学堂教员兼任，学生来源除教员子弟外，并录取了第一小学、第九小学、少城小学的毕业生。学校设备，学生待遇，完全与高等学堂一样。监督为达县举人、高等学堂经学教员刘行道（号士志），教员有徐子休、王铭新、张森楷、龚照台、陆绎之、杨沧白、刘豫波、朱青长、张衡之、林冰谷、廖学章、日本人须藤等。一九〇七年下期，高等学堂学生向学校当局提出质问，说，以全省教育经费办的中学，为什么全部是成都城内的学生？太不合理！学校当局无法辩驳，只得再招两班外州县籍的学生。于是在一九〇八年招收的几乎全部是外县籍学生，分两丁两班，各四十八名。学校的名称也更改为“分设中学堂”。甲乙两班于一九一一年毕业，丙丁两班于一九一二年并入成都府中后毕业。这个学堂的学生，尤其是丙丁两班，以学堂之设备完善，教员之普遍重视，以及各项学科之完整，导致多数学生积极向学。后来，造诣极高，其中如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张亦僧、蒙文通、王光祈、胡少襄、宋成之等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这个学堂里攻读出来的。
（13）成都县立中学堂。一九〇六年积极筹备，一九〇七年春，招收成都城区和郊区各小学毕业及将毕业的适龄学生约一百一十人入学，编为两个班，暑期又添招一个班。以后，每年添招一个班，教员大都系高等学堂、通省师范速成班毕业的学生。地址在青龙街。
（14）华阳县立中学堂。设置情况和时间，大致与成都县中
相同，地址在梨花街。
（15）客籍中学堂。成都城内，居住着很多官游、作帮、经商的外省籍人士，每到科考之年，他们的子弟，必须回数千里外的原籍应考，不能在成都“冒籍”报试。停科举立学堂后，此举限制仍然存在。成都府中和两个县中，开办时都只收本籍学生。省学务局为了解决外籍学子上学问题，于一九〇八年在丁公祠街成立一所客籍中学堂，招收外籍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的学生两班入学。因报考的外籍人数不多，仍录取了很多本省的外州县学生。该校一九一一一年停办，学生转入其他中学，地址由叙属旅省中学接收。
（16）四川体育学堂。为造就各府州县中小学堂体操教员，学务局决定开办这个学堂。地点在南较场，房舍由高等学堂划出石牛寺街南面十几间作为寝室、教室。一九〇八年招收了相当于中学二、三年级程度、身体健壮的青年八十余人入学，合为一班教课。课程为体育原理、生理、器械操（双棒、球竿、哑铃）、体操（双杠、单杠、木马等）、球类（只有足球、网球），两年毕业。教员是由在留学日本学习体操回国两位人士充任。
（17）藏文学堂。驻藏办事大臣妥新觉罗·联豫，与成都驻防将军玉崑的儿子、驻藏陆军混成协统领钟颖，都感到进驻西藏后，缺乏合适的通晓藏语的翻译官员，遂商请总督赵尔巽在济达款内拨出一部开办藏文学堂。得到赵的同意，遂于一九〇八年招收有文化的青年一百二十人入藏文学堂学习，所授课程为藏语、藏文、文书、军事训练等，定期两年毕业。一九〇九年，联豫、钟颖调走大批学生去作翻译官，接着造务大臣赵尔丰又调去最后一批，学堂遂停办。
（18）四川蚕桑学堂。四川的蚕丝业，是周善培任劝业道后最注意的一项事业。在日本学蚕丝的富顺人曹笃（号叔实）回川后谒周，谈发展蚕丝计划，怡合周意，周遂任曹为蚕桑学堂监
督。学校地址选在劝业道对门煤山周围一带，一九〇九年开办。周道令各州县保送中一、二年级程度的优秀青年，经周亲自考核后入堂学习，定期三年毕业。课程为植桑、育蚕、制丝等技术，也有动植物、生理等普通科学。每月在彩粟盈余款内拨几千元作为常年经费。一九一一年又添招两班学生，军政府成立后，此校仍照常办理。
（19）四川存古学堂。一九〇六年两湖总督张之洞，奏请在较欠省份成立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于是四川援其他省例，开办了四川的存古学堂，地点在清外国学巷。第一任监督恭请富顺翰林宋育仁担任。一九〇九年招收忠感专政经史诗赋的青年学生六七十人，以后每年添招几十人。宋走后，监督由廖季平代理。学务局照派行女中一补，补助了部分经费，一九一二年改称为四川国学院。
（20）川藏电政学堂。总部电报局每年都需招收几十名务生，供给伙食用费，先练习发报收报技术，经过数月或一年，技术娴熟，能独自操作后，即可作为电务员，照规定给薪，薪资颇为优厚，工作亦有保障。一九〇一年川藏间成立电报局，原在成都电报局的电务员，怕去西藏沿线吃苦，均不愿往，于是电报局在招练习生之先，挂出“川藏电政学堂”的招牌，声明练习期满后，概派往川边服务，俾免学习生挑肥拣瘦。
（21）私立法政学堂。旧时代读书人多想做官，而法政学堂凭照是做官的合法资历，公家办的法政学堂名额有限，多数无法挤入，于是私立法政学堂就应运而生。在清末先成立的两所私立法政学堂，一所设在文庙西街的汪九曲祠堂，称为汪九曲私立法政；另一所设在四圣祠街，称四圣祠私立法政。两个学堂的招生广告都说是立案批准的。前者主办人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张知竞、熊晓岩等，后者为龙鸣剑等人。两个学堂先后在一九一〇年招生授课，每学期每人缴学费壹拾伍元，不供食宿，三年毕业。
（22）成都建立的小学堂。清代成都城区，是由成都、华阳两县管辖，一九〇四年奉令开办小学，两县所办小学，极为紊乱。一九〇五年两县劝学所合地归公，将原有及新成立的各小学更名为“第一至第十”，十所小学堂，都是办行识等和高等的完全小学。每年春季招收学生，多系卢私熟转来的，视年龄和文化程度分配到各班次听讲。每班学生人数，视讲堂大小，三四十人、六七十人不等。教员均是旧时代的秀才和有各望的知识分子，每月薪资十余元，略高于郊区，经费由两县拨拨交。一九一六年后，私人或以庙产又成立了几所小学，也成立了两所女子小学。
(23) 华西中学：成立及经过不悉。
三、实业的维新
成都历来个体小手工业颇为发达，但政府并无领导主管的机构，只有些小规模的帮会组合，由个体小商业及手工业的老板参加，雇用人员及学徒不能加入。每帮老板每年凑点钱定期在会馆里演一天戏，吃一顿酒席，就完成了帮会的任务。也有帮会修建会馆置买产业，每年以利息作开支的。它们的会馆各有不同，布匹商、机织业、鞋帽业等……，是在南府街川主庙，肉岸等业是在提督街三义庙；药材、医生是在陕西街药王庙；香腊纸烛业是在北门火神庙；其他如鲁班庙、雷神庙、马王庙等，也是较小帮会的宴会处所。发生劳资纠纷时，则是双方邀集有声望的老板、老工人、街坊、到茶馆坐着说理解决。因资方掌握着解雇权力，经常总是工人吃亏。直到近代帝国主义侵入内地，这些情况才起了变化，成都也有了一些较大的企业和政府主办的企业业机构，这就是所谓的实业维新。
辛丑和约以前，成都就成立了机器局和邮政电报等业务机构。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山东巡抚丁宝祯调任四川总督，他
把山东任内向外国订购的造枪弹机器，也改运到四川来，在成都城东南角拱背桥成立一个机器局，制造前膛枪，数年后改造后膛毛瑟枪和子弹，改变清代驻防军和绿营兵的刀矛武器。邮电设施系在甲午战争以后，当时列强欺侮中国，在中国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以它的轮运交通之便，不通知中国政府，私自办理邮务。开初只办理它们自己的信件包裹，渐次扩大到代办中间人民的邮件。后又私自敷设由上海至上海的海底电线和准备敷设上海、香港间的线路。清廷知道情况，至为震惊，为国家主权计，伪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设法阻止。李以邮电事业属于人民需要和世界趋势，只有收回自办，于国家人民有利无害。同列强交涉的结奥，收回了主权，驳除了外国损失，仍聘用外国人管理主持。李即任命天津海关道盛怀为全国“邮电督办”，盛于天津成立一所邮电学堂，训练第一批专业人员，先后成立沿海沿长江邮电局所，并继续设立各省区邮电管理局。成都系一八九七年成立西川邮务管理局，一八九八年成立四川电报局，并逐步训练人员，成立各县各地邮政分后和电报局。这几项是成都在辛丑和约以前的维新建设。
辛丑和约后，清廷表示变法维新，不断下诏举办各项新政，改组了原来的六部，并添设了几个部，各部也各自拟定一些规划，通知各省区实施。
一九〇二年总督岑春煊只送了几个留日士官学生，委了巡警道和铁路局监督，就调走了。一九〇三年杨良继任总督，督川三年多的任职时间内，办理维新的事项计有：
1、办理成立陆军十七镇一切筹备事项和兴办各种学堂，前已叙述。
2、他对修建铁路问题，不赞成两湖总督张之洞举借外债，丧失国家权利的主张，几次召集四川绅士伍肇龄等反复磋商，决定：由四川人民筹集资金，自办川汉铁路，以杜绝列强觊觎四川
路权。经锡良出奏后，光绪皇帝亲自批准“川路淮归商办”的谕旨。于是在一九〇五年成立了四川铁路总公司，任翰林胡峻为第一任总理，开始筹建川汉铁路。
3、扩大兵工厂。采技术人员建议，制造枪炮弹药，不能接近居民，他就把机器局移建在东郊，另添购大型机械制造九子快枪和弹药。
4、设造币厂。就原机械局地点，增配机器，制造符合新币制法的银币与铜币，以应各国要求中国统一币制的措施。
5、整编原来腐朽不堪的绿营兵。废除参、副、游、都等武官称号，严厉地裁撤老弱病残，改编为巡防军，单位为营，数营设一统领统率，一律换给九子快枪，分驻边区各地。
6、扩大巡察道职权。除专办省会警务外，并督促各县、市警察业务及省会有关建设、人民团体领导管理事宜等。
7、一九〇五年成立劝业道，专办工、农、商、矿等事宜，调巡警道周善培任新成立的劝业道，并同意周将巡警道任内关于建设性事项，划归新任劝业道继续办理。
四川实业维新局办建设的主要人物周善培等孝怀是浙江人，其父在四川做了多年州县官吏，他随父在川度过青少年时期，熟悉四川情形，后以贡生纳资捐得候补道，赴日本考察政治，回国后分四川候补。他的才干获得总督锡良的赏识，适开始办四川警察，即任周署巡警道。他任职后振奋精神，雷厉风行地推行警政，使成都面貌为之一新。他办警政的情况略述如下：
（1）成立巡警教练所，招收有文化而灵敏的青年入所训练，先后办了几批，分发成都各分局所及各州县开办警政。
（2）严惩破坏秩序的不良分子，使提劲打把欺侮平民的坏分子敛迹。尤其是惩办昭觉寺僧人依仗官府势力欺压人民的恶劣行为，将该寺的巨大庙产罚取一部份作贫民劝工局基金一案，深为市民所称道。
（3）将全市数千亿号全部收容，按情况分别送入新成立的救济院及幼教工厂。
（4）于皇城东辕门街设立劝工局，开初用手工织花布，继而扩大为木制铁制器具家俱，再次又扩添制皮革工业。
（5）为繁荣市场，筹建劝业场，作标准商肆，并购回电机制办电灯公司，改进成都的照明设施。
（6）开办悦来茶园，将成都几个戏班合组成三庆会，作戏园的基础，丰富市民娱乐生活。
（7）将全城娼妓集中在城东北角新化街一处，以便管理和限制她们的活动。
一九〇六年，周转往劝业道，将道署设在皇城后子门旧宝川局地址。它的任务是领导和发展全省农、工、商、矿事业。他认为首先要提倡和改进生产的是蚕丝业，其次为纺织业，再其次为一般农业。他任内主办倡办的事项有以下一些：
(1) 大力扶持并帮助乐山、三台、南充几个丝厂，将旧法手工扬返丝改进为机器直缫细丝，运销国外。同时引进湖桑良种及本省嘉定桑良种为蚕农改进桑叶品质。
（2）令各县普遍设立蚕桑机构，分派蚕桑学堂学生回县向农民宣传蚕桑利益和栽桑养蚕技术。于蚕桑有基础的身份设立蚕桑改进所，办理引进良种桑株，推进江浙白色珠硅茧种，预防蚕病设施等任务。
（3）扩大成都劝工局，分拨部份职工成立陆军制革厂，专为十七镇陆军制造皮靴皮带，把劝工局各种手工操作，改为使用机械或半机械。
（4）令全川各县普遍成立劝工局，生产织机各种布类，生产改良木制及各种金属制家具，令各地将特产品和制造品于一九〇九年成都花会时，运来陈列展销。
（5）成立了中等农业蚕桑和实业学堂，如前章所述。
（6）按照部颁规定，将成都城内个体商业、个体手工制作兼贩卖的工商业，分行分类组织应帮，各帮自行选出帮董一至二人，集合各帮帮董组成总商会，选举会长、副会长，照规定执行商会职务。商会地点在总府街。
清代的财政制度，由斌和各项税款，都系国家收入，各省地方官只能照收、照解、照领额定的开支。地方的临时开支如干旱、水涝、瘟疫、虫灾等，须办理救济以及开办新兴事业，照例由地方自行筹措或募捐办理，除发动军务及大工程外，不能随便出售请款，不能向上伸手。周善培在这种情况下，于开办警察时，只好举办内厘、斗、称捐等作为开支。接着举办上述这些建设性的新兴事业，庞大的费用，当然需要巨额收入，才能济事，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售卖彩票。这是他早在上海逗留时期，看到在港、沪外国人，以彩票方式吸取中国人民血液的巧取方法，到四川做了官，要他自行筹款办新政时，就仿效了这个办法。
一九〇五年经总督锡良批准，成立彩票局，以收容全市乞丐，办理救济慈善事业为名，发行彩票券。经过几次改定，一九〇六年才将办法固定，每一个月发一期彩票，每期发行二万张，每张价五元，每张又分为十条，每条价五角，每张编一个号共两万个号，“售完则每月可得价款壹拾万元。每月定期开奖一次，头彩一张两万元，二彩二张各二千元，三彩四张各五百元，四五彩以下，张数更多，奖额也逐步降低，以外还有对尾等奖。共配奖金五万七千多元，配奖张数约为百分之十三。每月在余额内提取三万元作建设维新事项开支，由周亲自分配。
四、其他继新事项
除以上各项维新事业外，尚有应该叙述的几件事情：
（1）人民法定团体之成立。照当时部颁法令规定，凡在一个地方经营农商业业及在学堂服务的教职人员，达到法定额数，即可
组织农、商、教育等会，称为地方法团，受政府指导，研究学术。在省会称为总会、地方称为分会。成都除成立了总商会外，还成立了教育总会。经过的情形是：一九〇六年，学务局通知中学以上学堂各推代表一人，组成教育总会筹备处，筹办总会房舍及召集成立总会一切事宜。当由高等学堂划山左前院的房屋改修为会址，由各学堂造送全部教员名册作为会员，庶即定期开成立大会，选出胡峻为总会会长，徐子休为副会长，又推出文牍、庶务、组织、宣传等人员，教育总会就算成立了。以后各学堂学生代表商议事项也常在总会开会。
（2）成立四川省咨议局。根据预备立宪诏旨规定，各省在一九〇八年应成立省咨议局，以作立宪后成立省议会的预备。先成立筹备处，办理一切筹备事宜。规定凡中国男子年满二十五岁，具备下列资格之一者，才能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旧时代的进士、举人、贡生、秀才；2.中学堂及同等学堂以上得文凭的毕业学生；3.具有工商业财产满五千元以上有据可查者；4.自有田土满二百亩以上者（一亩作五十元财产）；5.工商业合计财产满五千元者。选举是用间接选举制，以县为单位，各县视选民多少划分为几个区选举复选人，复选人以得五十票为当选。若初选当选人还不及额，则指定得票数较多的人举行再选，以至三选……一直到选出得票足额的复选人达到预定人数为止，由县再召集复选人到县城选举省咨议局议员一人。一九〇九年三月，四川省咨议局开首次大会，议员共到一百一十余人。由议员举行互选，选出蒲殿俊为议长，罗纶、肖湘为副议长。议会的权责是，接受并议决总督、布政使交议或征询案，议员经三人以上联署亦可提出议案，但不能涉及到国家财政与官吏任免等事项，并须不违背法令和政策原则。
六、人民自发的维新事业：
(1) 交通器具之革新。
几百年来，成都用以代步的交通工具是两个或三四个入抬的轿子，轿子属于经营轿铺的老板，称为轿行。多设在各街口上，每行备有竹制轿子十来乘，货与劳动人民去抬雇客，轿行收取佣钱。全城营业的轿子有几千乘，轿夫的数日就是两倍三倍，他们的劳动极为艰苦，而收入绝少。一九〇九年下半年，成都商人在上海购回东洋车（后更名为黄包车）数十辆，拟租出交劳动者在市区载客，遭到警局干涉，调须经过批准及预约管理费。商人不服，相持到两月之久。商人往谒劝业道周稽培，周在电话里将警察局职员责斥一顿，才马上批准黄包车在市面行驶。
（2）妇女放足运动之发起
清末海禁大开，各国商人、教士深入内地，看到中国当时妇女缠足情况，摆入镜头，拿到日本、欧美各国去放映，以宣扬中国的野蛮落后，中国近万名在外国的留学生，受到极大的讥诮和侮辱，他们又看到各国妇女身体健壮，工作热烈的情况，纷纷寄信回国，要家中妇女放足，并集体致函京沪及各地报纸，广为宣传缠足弊害，于是各界人士逐渐同情女子放足的主张。继而开办各级女学，规定不收纳缠足女子，青年学生说亲事都不要缠足的，于是女子放足风气逐渐发展。一九〇三年四月初八日，成都妇女群众在文殊院成立放足会，坐轿来会的放足太太约百余人，都是在会期前做了一双放足鞋，把足纳入鞋中丞紧，宣布开会时，有几个机关男职员把报上宣传放足的文章读了一遍，就宣布成立了放足会，会就散了，准备的招牌也未挂出来。但妇女放足运动，随着社会进步趋势，逐渐前进，渐渐在全国普及了，使全国人口二分之一的妇女同胞解脱了生理上的痛苦。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完稿)
赵尧生先生事略
陶亮生
先生姓赵名熙，字尧生，别署香宋，荣县人。曾祖及祖若父，皆以训蒙为业。有老屋数椽，母夫人辟隰地数弓，种植瓜菜，昼耘而育织，藜藿之食，犹虞不济。两兄挑炭作苦，资先生读，听夕讲画于宅者十二年。十七岁，为学官弟子，母夫人特将嫁奁之唯一空心银镯卖作路资，邀赴乐山九峰书院深造。山长胡孝博先生最器重之，奖以诗云，“尧生年少最攻文，鹤立寒鸡总不群，记得九峰云外路，玉兰花发正逢君。书院每月考课，皆列前茅，所得奖金，足以维持生活了。但卒以亲老家贫，不能久住书院，先后在仁寿、双流、营山等县就教读馆。其受业弟子中知名之士有如周孝怀、熊佛生等。
当时取士之文，虽以八股，然先生却不喜八股，于古人散行之文，好之至尊。夫能古文，未有不能八股者。且以古文之笔作八股，其八股必高，明之归有光、清之方望溪，所以睥睨余子也。先生中光绪辛卯科乡举，联捷成进士，入翰林。旧制，庶吉士必须在馆学习三年，经过大考，然后散馆授职。但庶吉士每月廉禄甚微，一、没寒暖，往往请假出京，自谋生活，如掌书院、作幕宾之类，待三年满后，回馆应考。所习、所考，无非有关钱谷兵刑之书，允通该括，自修与在馆学习无异。朝廷亦深知此事利弊，乐其四散，免致浮食京城也。先生应重庆知府王莪庵之聘，到重庆主持府考，此系代官评阅试卷，不露面者。
先生曾一度由渝来蓉，与旧友徐子休、尹仲锡、曾远夫及门人周孝怀等欢会。次年赴京，应保和殿试，列一等，引见，授编修。在京师，与刘裴村、乔茂年、杨叔峤、徐子休、尹仲锡诸乡人过从甚密，并以师礼事刘、乔二先生。观其片段日记有云：“示公过谈时字，大有不堪言者”，又云：“谒裴公先生论时号，慨然有世道人心之忧，而精神为之一振”；又云：“谒乔云，论今之名士云云”，又云：“裴公极谈学问之道，出处皆有真际。”从这些论述，可见当时同乡京官中志趣皆极高尚，虽贫况相同，却无琐琐谈温饱者。
中日兵祸既作，先生思想上发生矛盾，但议论仍不失公正。时。光绪帝的师付、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常熟翁同龢，状元宰相，膺集一门。又素负文名，厉主大考，一时清流，皆出门下，素抱忠君爱国之忧，为主战派的魁首。翁于先生为座师（主试衡文之达官），先生忧国心情，不可言喻。而与翁持不同意见，主张用政治外交来解决则为李鸿章。李的资望高于翁同龢，但半生都在外面统兵任督抚，没有入京做过军机大臣；他虽是名翰林出身，却未作过主试衡文的考试官，莫有门生弟子聚列朝班，为他附和捧场。而当时一般书生爱国的言论，大都激乎日本侵略我国的义愤，贤翁而骂李。翁门人通州状元张骞，甚至顶名上书，列数李鸿章十大罪名。李知这些后辈皆爱国者，绝不置辩。既而陆师败于平壤，水师挫于黄海、失朝鲜、逼凤凰城，北京行将失陷，虽爱国者迁都御侮之议继兴（议将首都迁西安），而孤注再掷之赌，当权者却无人敢负责任。于是马关春帆楼上，由李鸿章代表中国向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辱国条约。先生主战者，但日记中却有一则云：“李傅相（官衔，为太子太傅，实官是大学士，所以称傅相）更率甚多，其议之谬者，寝之，其不谬者，犹可从也。惟政府无人，而毛举细故者，不能言及，一旦海疆失利，恐将归咎于言事之人，则言路转闭”云云，可见先生持
论尚公，不从流俗，不阿私奸。先生所谓政府无人，盖指亲贵及后党中之顽者，愚者，贪污腐化者，言官且不敢抨击，此真社鼠城狐也！
清廷既断送台湾，台民自主抗敌，孤军之援，亦归失败，先生日记云：“闻恢复已占台湾，生民荼炭。呜呼！台民义愤，而竟如此，信无以作天下之气矣！”又云“檄拆桥扇，我辈无立足之地，正恐为乞丐而无从也！谓之何哉？”愤懑抑郁，真是达于极点。自知疏远小臣，无所作为，于是乞假省亲。又应董庆知府王莪庵聘，再返渝主持府考，王并预约先生明年主讲东川书院。适前荣县知县、先生应县试时受知师鲁迅举，回任荣县，坚约先生归掌凤鸣书院，不敢不归。是时，除与京官刘、乔等旧好通音讯外，几乎不问世事矣！集古句为寄窠联云：“请回俗士驾，笑读古人书。”
先生教士之训可得而闻者，如“文章以器识（唐裴行简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为重，”又云：“近日于诗少有所得，惟经史则未寓目，自觉心源如废井，甚哉！”先生所谓器识，即希望学生入学之初，便应当有远大抱负，器量宏雅，识见超卓，而文章科第，仅为进身之阶，非读书目的止于是也。而读书必经治史，沉浸风骚，本源既深，华实自茂。
先生以诗名海内，其论乐府源流正变云：“乐存之论备矣，以余意强分之，曰歌，曰谣。吾辈所喜者谣也，其于歌则未之审。大致歌之所源者雅也。谣之所源者风也。后之仿而行之者，率昧乎此矣。”论诗云：“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分两派：五古尚清朴，用乐府谣体，期后世能为风之遗；七古尚浓丽，用乐府歌体，期后世能为雅之遗。然乐府中又分两派：清婉者，几乎浑朴；浓丽者，几乎炫胜。盖诗可以兴，风为主也。五律、七律分两派：一派古调，一派乐府。五绝，七绝全用乐府。大端，五言贵穆如清风，而清隽且次之，故无取浓丽，虞其才之竭也。其
各体正宗，前贤选之者不录，录其别径。”此外，先生于古今名家著作，多加以评点，评李商隐诗最精，改袁随园诗最细，惜予皆未得睹全豹。
丁内艰，乃主讲重庆东川书院。值戊戌政变，闻师付被放逐，刘、杨诸人野载于市，日记中写道：“自三月来，朝政日谋变更，危诏迭见。盖我国自甲午日本之役，武臣不戴，皇帝曲予之和，天下之人感愤。于是，一、二才智之士，嚣然议论，穷乡曲学，亦人人自危，而变法大唱矣。顾其功过有不容没者，国家重治累熙，承平日久，朝野皆泄泄成习，厝火积薪之下，晏然以为至安，非有疾呼哀鸣，天下几无人痛。惜乎变而不法，遂予诸庸口实耳（此殆指谭嗣同说袁世凯以兵御顾和园，助太后归政事）。然方之甘仍积弊者，天下后世之公，必有详议丁其际也。又记一则云：“江叔海归，谈八月十日之事，谭嗣同为祸始。”又云：“刘曾面奏，法当变，不当变自康有为。”据此，先生是倾向变法而不主张激进者。
先生教士之余，与日本驻重庆领事加藤义三、武官井户川星北等交游，讨论世事及国际形势，惹在取蕴明治维新之实绩。加藤荐一曾留学欧洲的日本学生成田安辉到东川书院进修，先生则要成田尊重我国国体、院规，穿著我国衣冠受课。成田如约来学，以樱花木轴筏刀为焚见，此该国隆重礼物也。先生因为成田取字“良玉”，又命成田以英语课传习院生，先生参加旁听。杨庶堪（字沧白，巴县秀才，后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及四川、广东省长）之通英语，亦成田所教也。先生在东川三年，裁成知名之士不少，最著者，庶堪外为向楚、江庸、冉方倩、萧秋素等。
光绪己亥（1899年），先生赴京复职，正值慈禧谋废光绪，先立溥儒为大阿哥（即皇帝的接班人）。先生异常愤懑，并日记不敢写，仅于抄录碑谕之后，辑《“优资”二字。又见有一、二
断句云：“偶闻朝官习论，诚四万万人中之犬羊也。”所谓朝官习论，殆指仗义和团所标举之“扶清灭洋”事。自鸦片战争后，洋人侵略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北方各省的男男女女因仇视洋人习拳术成风，内心实出于爱国。然不从科学政治方面猛进上骄，遂欲起而扑灭之，则无知之说也。先生庚子五月二十日日记云：“拳民者，始于山东。倡言有神凭之，习其符咒，则兵刃水火不能伤；又能炼火飞空，如狐拜月，号为‘红灯照’、‘青灯照’，虽钢筋石壁可烧。闻早建于乾嘉之间，延至今日，政教大弛，不经之词，愈相神异，以仇洋教为名，曰‘义和团’。游民成奋，朝廷大臣簸旌其义，以为国家之元之在此。于是望风承旨之士大夫，亦谓其术实神，万口窥和，而红巾白刃遂横行郊圻举鞭矣。遂焚教堂，焚商数，焰焰然化阳门楼为灰烬矣！又战杀外使，师屈于人，街衢汹汹，莫之为纪。谁复以全驱保妻子为非，而庙算深严，臣民罔测，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呜呼！谁复知丧邦亡国之易有如此哉！”
先生处大混乱中所写日记，皆用诗经小雅语，意思是赫赫亲属，褒姒灭之，刺慈禧也。如云：“‘寇攘既重，兵复焦然，靡所止疑，民但何往’诚可以哀痛中国矣！”又云：“偶闻外人要助之款，亦流言以对也，然、‘内奭于中，翼及鬼方，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而已！”又云：“自五月十五日戕一日本人，继复焚戮不绝；二十五日，又戕一德意志人，兵衅已成，亦因明发上谕，愤与一战矣。”并议论云：“夫民以神率，（假神力以统率人民）是一朝之忿也。（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见《论语》）民之愚也，梦梦罔识火流，从而厉之。待至肆然披猖，寇攘平民，外仇已深，内患又难弭，不得已奖乱民为义，俾之当强敌，付宗社于一掷。独不思众旅环祭，何以御之哉？谋之不臧，陷众而贼民如是，可腾痛也！”
六月一日记云：“以迁前误国者，其一时之役，虽自信无
私，而其罪实浮于桀，与国同亡，非蹈道也，亲鼠首以为殉，尚有余辜也。”又记云：“不以君父之事切已而思之，断断然旁坐而论，是谓不仁，茫乎中外情势，毁所希闻，蔽所希见，是谓不智。二者丛丛虱虱于天地间矣，遂以酿今日之乱，呜呼，何其速哉。”
六月三日记云：“刘杨之难，士气摧伤，谋犹迥遥，竟无龙逮比干者，诗曰，‘匪言不能，胡斯侵忌’，其哀易极耶。”
七月二日记云：“许景澄、袁爽秋就戮，许仆人号痛失声、哀感行路”。
七月十七日记云：“北育雷动，万户骚然。晚杀耿元（旗员）、徐用仪，亦大臣之反对红灯教者。”
七月十九日记云：“日中，九门昼闭，市巷无人，游勇四掠，珂马禁绝（鸣珂走马殆指朝官）。延秋门启（唐玄宗幸蜀，由西京延秋门出，此借用），则周道转为茂草（语见诗经），人将相食矣！（两官奔，京师大乱）闻李螳帅自尽。”（李品质绝佳，而仇教特甚。自董福祥败，红灯教民便避戴李为斗魁，亲贵们亦言李螳帅至，则大习必济。入京之日，红灯教以八人明轿奉逐，李以清癯一叟，布衣小帽，坐明轿，虽大盖后张，旗锣前导，而阴风惨惨，如鬼趣谩，识者知其不济也。李螳帅临危自杀，民不见思，偕哉！）
两宫西狩，京师大乱，洋人城内选援，士兵城外肆扰。士兵之恶，尤甚洋人。先生有诗云：“诸君可叹吾亡身（原注：因是且勿论矣），咫尺能扬碧海尘。犹说将军军令肃，路人方欲拜黄巾”（原注：官军所聚，尸气四达，虽焚烧不绝，转使人思义和团也）！此殆董部之溃处四郊者。中夜重有感云：“此日君亲在，艰难两地情。衰时心未死，学道壮无成。浩劫苍穹苦（原注，家国之亡，非天意也），寒阴白气生。天津桥断矣，遥听杜鹃声。中外无穷祸，兵戈肇一家。大荒犹固是，乱德耻生涯。雪岭高官日，
风檐晚向花。鲁连无玉貌，漂泊自虫沙。”余感之一云：“晴雷轰迸角声愁，玉署藏书碧草秋。零落十朝文献尽，可怜清曙尚胶洲。”此指翰林院之被焚。赠某相国公：“何处涓埃报帝恩，四更勤把此心扪（原注：相公屡修内典，每四更起，声声念佛）。兵戈满地皆生事，自擎瓶花拜世尊。钤山堂影砭声惊，舍宅平安自在行。介士西来应膜拜，依然天竺古先生。”此刻徐桐也。又一首，乃为乔茂轩先生危者，诗云：“大槐板上绝车茵，忍见清流失洞滨。（原注，指公于刘杨有深深痛焉，当时亦濒危数矣）雄剑上方君莫拭，朱云宁是汉家人。（原注，近日张漠奸之纲）”言朝野愚昧，凡言不当乱闹者，皆以汉奸目之，乔先生之通达时务，于刘、杨后又几蹈危机也。
京官之会，纯恃外官接济，得胡薇元、尹仲锡、邹怀西、沈幼岚诸人之力为多。辛丑和约签订后，朝局苟安，先生分致尹仲锡、江叔海书，言“身膺民社，教养之道，宜开学兴农，图自立而期久远。”适沈幼岚官泸州，与周孝怀筹办川南经纬学堂，敦聘先生担任监督，于是请假回川。经纬学堂，乃泸州三县绅商集资私立者。规模宗旨，求新于旧，用外人日讲之例，参湘北分教之法，招来了不少有志青年，孜亡图存，各具抱负。以学行植其根，以才识抒其用，知满清之不可救药而参加辛亥革命者，则有谢持、曹筠、陶闻士、黄复生等，而吴玉章后来又加入共产党。教习中如向仙乔、冉方侥、周孝怀辈，虽人各有心，士各有志，而爱祖国，笃师门风义，则保全终始者。经纬学堂仅一年，以费绅停。先生返京，擢补翰林院国史馆协修，开纂修。此后数年，因亲老，往来京蜀间，直至父丧服除，宣统帝已继位改元，王人文任蜀藩，适先生来成都，结为兄弟之好。旋进京，转官御史，补江西道监察御史，遂有人来宾贿，先生斥之。
时，皇帝才三岁，摄政王闻粥，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一黄贫浊，改以响应。袁世凯最会奉承奕劻，虽废放，而潜势力
仍在。
先生既官御史，与先后同台（御史衙门称都察院，长官称都御史，京城一般人皆称御史为都老爷。古有御史台，台多古柏，又称柏台，因之御史亦有台官之号）蒋式惺、江春霖、赵启禄、赵炳麟、胡思敏等人，互以直节相期许，又与陈三立（湖南巡抚陈宝琛之子，进士，官吏部主事，戊戌之祸，父子俱遭飘职，永不叙用）、陈衍（进士，应学部大臣辟召赴京，补学部主事，充京师大学文科教授）等人，以漕议评论世事，以直节敢言著于时。他们直节敢言之实迹，最著者如先后上章弹劾奕劻、善耆、杨文鼎、盛宣怀、春桂等人。奕劻于亲贵实疏属，然行辈高，与慈禧为叔嫂。蒋式惺勉其私存巨款于外国银行，式惺被斥外转；赵启霖劾署黑龙江巡抚段艺贵率十万金为奕劻寿，及以一万二千金买天津歌妓杨贵爵奕劻儿子孚（亲王、郡王、贝子、贝勒，皆满洲亲贵等级）裁振为妾，启霖又受革职处分；江春霖劾奕劻父子勾结疆吏，徇私纳贿，亦斥同原衙门行走（不许作言官也），赵炳霖、胡思敏上章力保，留中不授（无答复）。一些人讥笑他们，称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霖为“二菱公司”。因当时日本三菱公司财力最雄厚，这三御史的大名，皆有菱字音，魄力最大，言其不怕事也。三御史既罢，无人敢言，先生特起而振作之，专捐再劾奕劻、善耆等满洲亲贵云：“窃国家概用人行政两大举，今有不得不为奕政前途计者，以亲贵大臣不宜操行政之权是也。盖既操行政之权，即应负行政责任，资旅而操政权，政之不当，谁敢非者。即如庆亲王奕劻在军机，蒋式惺言之而斥、回原衙门，赵启霖言之而革职，又显然错人之口也。”又云：“以近事证之，直隶总督端方到京，肃亲王言恭请车站迎候，不知道迎圣驾，当遵何礼？”又云：“一旦买贵布满朝列，私情贿赂，钜费如山，一一皆穷民脂血所积，而海外腾腾虎视之众，在往注我得失也。”疏奏，不报。
江春森养富回籍，舆论大滩，不怕事的京朝官，公钱江御史于杨椒山（明嘉靖御史，因劾弹严浩父子而遭杀身大祸者）祠内松筠庵（取松竹挺拔能做霜苦之意，祠内还有谏草堂，保存椒山当日谏书手稿。清代官官开会皆集此，示高节也），先生径往参加，并赠江诗，有“虎豹儿关天路远，荆离一夫酒人孤”之句。兼赠蒋御史云：“潭中射虎淡应杜，眼浅袁鸿命可怜。”一时皆为人传诵。
先生知亲贵不怕弹劾，乃集以朝拜，卿拜汉人中巧宦之诸事亲贵者，所以嘲弄亲贵，屈曲所谓“幸裘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口吻之尖刻，在所不计。时，直隶总督陈夔龙遣其妻拜奕勋为盟父（乾多），又安徽巡抚朱家宝将儿子朱纶拜寄奕勋之子载振作义儿，先生嘲讽诗中有“照例自然称格，谱安定不染苍蝇。”（满人呼父为爹爹）又“儿自弹弹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更有“清明他日上谁坟”之句。盖朱乃明朝时姓，今谓他人父，清明拜扫，谁是祖先耶？宣统火傅陈宝琛（叟庵）及其子三立（散原）为当时清流所宗，先生则与陈石遗（衍）、胡漱唐（思敬）、罗燮公（淳藏）、施韵谷（增堂）、潘若海（博）、先师林山映（思进）、林耐岚（纾）等人结为诗社，陈氏父子舆焉。或游览名胜古迹，或饮于广和居（北京名酒馆四居之一），吟咏唱湖，评议时政，其中无一蔬贵参知，先生戏呼为“下流社会。”上面那些嘲弄陈、朱的诗何原是三百七律，浓烟广和居壁，虽主人侵祸，旋被刮去，但已成传力口舌。
京师乃人文荟萃之故，先生雅秀清流，诗名尤擅。送杨太守《下里词》六十首，陈不遗述其评云：送送韵之官蜀中，顷刻成绝句数十首，序一路所经，如放翁入蜀记然。余喜之，乞书横卷，则立增数首绝句以赠余。”钱坤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采录这段掌故，并寄衍以告增案，无不叹为敏捷。甚博便下一结论，谓先生为诗，善谈山水。洪则先生于同安归蜀后，每岁必游
峨眉，话作谈山水，尤在《下连词》上，不仅蓝博未见，石逝亦未得见也。时梁启超避难海外，通过潘若海以匿名诗请教，后曾以两首长诗代柬，叙述其梦，略云：“我以古人心，纳交当世士。夙慕翁多才，捧手得数子，直书刘了政，释德杨伯超。（原注，裴村、叔峤两京卿）其人与其言，磊磊在青史。”又云“此并起侯友，夙昔不我弃。赵侯云中鹤，轩轩抗高志。名竹树藩篱，艺林厚根柢。”又云，“所以共行义，遍与俗殊致。开元及元和，去今各有撰。君独遂何辙，接彼将坠纪。诗憾少陵律，壁摩昌黎垒。挥首转飞盘，刊华得并拟。”又云：“自从同光来，斯道久陵梓。岂期万人海，复听几泉唳。”又云：“释褐及中年，簪笔作谏议。上筑皆贾粟，陈义必牧赞。遥通干圣心，落落天下计。”又云：“繁元正倒悬，齐献安得避。回天精卫堵，逐恶鹰的。谏草留御床，直声在天地。”启超此诗，将先生品德才华，职能风节，一一加以正确的评量，可谓推崇之至，实则二人终身未见过面者。
辛亥之春，先生知清廷万无幸存之理，乃出游嵩洛。又应汤寿潜（时在浙江钱路之争）、程德全（四川云阳人，时任江苏巡抚）之约，游杭州、苏州，并在抚督得识著名词家朱疆耶（名祖谦，字古敬），欢聚月余。在苏州诗中有一首云：“林子花边叫栗留，行人五月出苏州。吴宫处处今秋色，堪叹吴王不解愁。”是秋，清亡。先生作七古一首，自叙从甲午受职到辛亥革命，为半生小结，亦宿史也。摘数语于下：“分俸当赈二十载，服无貂挂车驰。老乡民藏五品帽，出门一步送胡同。本身世薄殉作曲，自守断烂虫嗡嗡。”以下有直率不许二语云：“北鸡可屈家之祭（出尚书），不悲宣统悲德宗。”先生于是贫冠（草野之服）归故乡之志决矣！
当先生尚未出京时，袁世凯道人暗示，将有所借据。先生匆匆命驾出走。汤寿潜亲依丧，既之，向先生白伪为再婚妇，希
望先生守贞如玉，资助赴沪。先生诗中有“亡国大夫裘家狗，一钱不值栖吴淞”之句，适属李怀由蜀至沪，因同行，到日本作短期之游。壬子九月，仍由汤资助四川，周孝怀送至镇江而别。抵重庆，向仙齐来谒，正与谢持、杨沧白、熊克武等酝酿倒袁运动。盖先生过去虽痛斥满州亲贵，但非革命党。然先生不欲革满清之命，对袁世凯之因势篡窃，却又望海内志士之起革其命。是时，四川都督胡景伊，实袁瓜牙，犹得先生支持党人，欲施薄手。幸得多士掩护，避居于浮烈关李家花园虎洞居屋。事为北京梁启超（梁时为袁财政总长）等人知道，特从中斡旋，联名请保。袁亦以为“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语出左传）先生乃于甲寅之春，得回荣县。
清末，虽政乱于上，而一般下民所感受，尚未至于剥肤见肉，剥肉见骨，剥骨见髓。民国以来，争夺割据，无地无乱，无时无乱，有使先生不能已于言者，因之诗中厌兵，闵农，之意，最为浓烈，如：“浪子从军不救穷，千山雪色五更风。可知劫火何人造，梦梦抛尸血泊中。”又：“石壕村外晚蝉嘶，秋获深愁刮地迟。莫道贫家无一物，尚余黄叶挂蛛丝。”又：“羹尔来苏苦望深，今年扫地不留针。全家灭尽糠头火，谁解将军午夜心。”又斥军人求福报，势偏走权门云：“将军西第拥高牙，春水回舟泛落花。天下正多冤死鬼，却将恩惠到鱼虾。老僧戒杀致殷勤，苦口慈悲劝世文。只有杀人偏忘却，袈裟出庙拜将军。”骂士绅之无耻者云：“一哄迎风媚战士，年来摧残总翻新。含羞力止朱三杀，冯道从来是圣人。”骂政客之跨党者云：“食宿东西并此身，酒红上腔不由人。旧官略处新官笑，斟酌头衔入缙绅。”
先生诚清室遗臣，然清室认为是革命党而被逮或诛戮者，先生敬其心迹之正，亦不容褒宠。《有赠》一首，赠谁不可知，然必系党人，诗云：“龙性由来气不驯，市欲含泪一酸辛。无穷家国伤心事，不道荆轲是酒人。”题唐才洛夫联云：“一纸千年暮血
痕，堂堂浩气至今存。亡奴只坐心无力，杀士宁知闻有魂。淞水自沉犹未酷，鼎湖一去只余恩。六龙惨淡秦关远，试问何人是祸根。”（唐才常，湖南岁贡生，与梁启超、谭嗣同诸人执教于长沙时务学堂，六君子遇难，愤而横决，竟被逮至武昌，总督张之洞欲活之，巡抚坚不同意，率载于市。丁曾见其照片，蔼然仁者。至先生言“鼎湖一去只余恩”，或光绪尝有用之之意，而后后党所阻也。）后来对共产党烈士南溪孙俊明（炯文），也同样有愚挚之作，题为寄孙君德志诗云“故人今在夕阳西，此地秋痕渐吐泥。几日风吹花信过，乱山林表杜鹃啼。劳君涕泪谈家国，末路关河厌鼓鼙。遥忆梦魂悬两地，燕山芳草接南溪。”又寄孙俊明至云：“开门故人至，万径久无书。游侠终何益，长安不易居。归寻黄浦未，健客白头余。一剑仇人血，衰年气未除。”先生虽厌兵，然对蔡锷讨袁，却恃感兴奋。蔡系梁启超弟子，蔡起义云南，超以文学助其一臂之力。蔡主川政，称率师命，邀先生来成都，先生亦欲劝蔡交卸川局，乃先生至门蔡先已病去。朱德委员长时任护国军旅长，好学善诗，投赞称弟子，并赠照片。先生见其能抚绥士卒，以诗易之云：“只有人心能救世，西南半壁赖维持。读书已过五千卷，一剑曾当百万师。”对朱期许之殷，溢于言表。我曾于成都旧书画肆见悬一条幅，大书“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孤耳。吾于伯承亦云然。”署名钤印如式，知是先生为刘伯承元帅写者，时刘尚未成变也。
民国九年，杨庶堪任四川省长，聘先生主修通志，因来成都。以政局变罢。嗣后，在崇县主修县志，书成，为海内重，尚存存者。又创办文学斋，生徒自远而至，成就者众。旋徙勤缓讲，两度登峨眉绝顶，得诗甚富，至今尚在掇拾中。
抗日军兴，红军取道四川北上抗日，乡人悉于浮议，乃劝先生走避。先生言：“朱玉阶为人我知道，不会乱来的。”劝者必劫之行，先生写长信一封留邮局，皖红军来时可交朱玉阶总司令
收。内容叙别情外，望其以仁义之师吊民伐罪。先生刚抵重庆，即得汉口汪金波、上海周孝怀等人电，约其出川游历。而外面仿传，竟谓先生将赴伪满。不知先生以一乡里寒儒，取魏何，列廊庙，有官守、有言责，凡有血性，皆有私感，先生拳拳不能忘者，仅求维新而竟枉死的德宗皇帝（即光绪帝）一人耳。所以自光绪死，先生即镌有“孤臣”二字的印章，书画铃盖，流行京邑久矣。后生末学，大致皆知先生为戊戌政变中的帝党，所以自“九·一八”事变后，便有人在北京报纸上抨击“孤臣”图意是意在复辟。幸有人反驳，谓“孤臣”图章，多年前即见于赵熙书画，家白头，马肿背，少见多怪，殊属无识。盖先生不讳帝党，但帝其所帝，非帝伪满洲国之康德帝也。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两次谒周孝怀先生，周言：“我们赵先生是圣人。翰林考取都老爷（即御史），是官途捷径，谁肯放弃，赵先生从不应考，已早知局势之不可为。而卒官御史，实由他老人家资格文望，有使内廷亲贵不得不敷衍的地方，所以才得此实缺，其实无所谓受恩深重也。幸亥以后，从袁世凯起，一蟹不如一蟹，所以赵先生先后拒绝段琪瑞、蒋介石、刘湘诸人的礼聘及馈遗，此末世罕见者。”（周畅发此段议论时，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和杨茂实先生亦在座）先生为诗，喜与陈石遗唱和。因石遗而识其乡人郑孝胥（苏墟），郑亦宋诗谈好事。孝胥屈从日久，欲建伪满，腾书四达，征求同气，先生立函石遗与郑绝交。日记般般可考。所以先生对这类悠悠之口，只合以游戏为解嘲。有二绝句云：
“颓然闭户守书函，白发秋风破布衫。过以汉奸推此老，可怜虚感负头衔。”
“当今汉贼有谁容，年少无端避此翁。本不相期忽相及，居然口角有春风。”
先生避重语，不辞东下。
先生终故旧之谊，刘裴村死难遗孤子三，先生皆引而教之，俾
家世不坠。并绕道至富顺看刘夫人。多所资助。舟行夔府记云：“装村先生淹预堆诗，诵之使人流涕。因述怀云：
片石苍茫太古前，每怀神禹泣当年。长江不尽风波恶，谁生西南半壁天。
国变后，在城厢见到装村遗墨，又赋诗云：“一代文山百世师，金轮无复说清时。石梁经雨双虹荡，犹有松牌挂旧诗。”
戊戌变法前夕，光绪帝特旨召见杨锐，亲赐手诏，令详议以闻，锐未及复奏而被诛，杨家不敢敛呈（手诏回奏论，须呈缴归档）。宣统即位，醇亲王载沣摄政，先生为御史，函促镜子拔贡生杨庆昶进京缴诏、陈情。先生代为草奏，意图昭雪，虽留中不报，而风义实高。又先生裁成刘氏诸子后，闻庆昶卒，直至办文学会时，尚垂念杨氏后人，不知尚有能读书否。又以极哀恻之词，怀先朝直声震天下的名御史湘潭赵芷荪（启霖）云：“君抱湘云一片，到如今未死，几时重见？”又题樊园词云：“黄叶西风，白头遗老，小圆身世。问清浅蓬莱，在水一方，除却漏舟何地。”又于报纸上见徐子体先生反对川人治川一文，以诗响应云：“苦竹林中旧雨疏，日星河照照庭除。市儿不解尊前辈，霹雳晴天骂贼书”。近复于先生日记中觅得一诗，题为谈苦竹林书（徐子体先师住苦竹林街），诗云：“绝代风霜锋此松，青山浮白耻人容。世间无可伸眉处，只有千邪在笔锋。”先辈笙磬同音，一本正义，今所谓原则性，非嫌直也。丙子春，陈石遗、张菊生（名元济、江苏翰林）、金松岑（名天翮，苏州才士，工骈文）同乘飞机来访先生，约集乐山鸟尤寺，先师林山赋先生亦与。先生与石遗翁跪拜毕，（老辈笃厚，友朋久别重逢，必行跪拜大礼，今恐无知之者）相拥痛哭，溢深知此集将无再见期也！有诗互答，我仅能记先生赠陈七律前四句云：
“西来如履众星行，九牧文章有大名。我幸雪山为赠品，君收云海作诗声。”写于同游峨眉后，乃云然。陈等去，又应向仙
乔谐公之约，再经乌尤，顺流东下，留住张庆观音岩下慈香阁半年，开春乃送柴县，将一时瞻唱之作，辑为《慈香小集》。过去修省志任成都时，有《花桴小集》之辑，今并亡佚尽矣。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大作。先生说：“抗战”二字提法好，使举世知道不是我们侵犯别人，而是抵抗别人侵略，这是义战。冯玉祥募捐来柴，应其请，书写很多字幅，由冯出面义奖励军。此后数年之诗，多半是鼓励士之作。兹就搜得残稿，摘录数句如：“汉家此日昆阳战，北望金锐卖凯歌。”（和继衡）“弹丸小丑干头动，战鼓三边万马嘶。”（送人从军）“海棠花外饶歌响，还祝潼关百万军。”（得书简语）“登坛选将三藏沐，胜算征蛮七纵擒。”（寄颂云）。但当时又有阴谋投降者，先生极为愤慨，情见乎诗如：“每晨时论仍如醉，谁道夷人不犯华。”（散记）战马有台空讲武，悲鸿何日报收京。”（和叔怡）。“江头吹角大军行，日夜神州望出兵。别有英犹无限意，满庭花影坐调笙。”（出兵）、刺估拉扯丁之举，亦有沉痛诗句，如：“古来亡国先家破，吏尽仇民胜岁饥。”（寄陶、曾）“正苦拉丁愁卒岁，可堪披甲尽驱民。”（再寄陶、曾）、至对汪伪汉奸集团及梁鸿志举无耻文人，尤加痛斥，如：“劝选才名一代臣，当涂典午尾翻新（当涂高，魏之隐语，指曹氏，典午，司马之隐语，指晋室），老矣却向穷途哭，泪点如何不择人。”又，“生就杨花水性身，不妨略笑强随人。有人打柴迎桃叶，便与参军过一春。（新妇配参军，语见世说）。庚午春，因应重庆行都程颂云（湖南秀才程潜，曾从王淮绮学诗，老士官生，北伐时任军长，后历任游政要职）请人之约，留一度游北碚，蒋介石闻知，拟聘为顾问，并魏兼金，先生共程婉谢，乞闲身归。
战胜日本后，先生年垂八十，屏迹乡居。诗画虽誉满全国，因护惜目力，亦绝少写作，惟督教子孙，与当年教士无异。门人中，数十年前便名成官达，如周孝怀、向仙乔、江翊云辈，先生
尚以进德修业相易，稍有出入，辄申训斥，诸人瑟缩齿振，如童子然。其实先生乃天怀坦荡者，自言少小攻读食淡，直至左双流教专馆时，始知酒味。向先生曾与我云：“一般人都悬酒而耳热，话匣子便打开，赵先生平时沉默寡言，但只须见泥其摆出，话匣子也就同时打开，这便是我们亲密的几个徒弟受教益的机会了。偶至浓醉，且杂谐谑，如想吃甜东西，曾朗吟：‘口渴如烧眼欲花，不知红渴出谁家’，我们拙，才知道须先各点水果。晚年，此趣仍在。丙戌岁，到成都，访老友清寂翁（林山腴）文懿叨陪，我始获一度亲炙。先生知我早属彝园（徐子休）门人，便口称休公，兼而岚、仲锡，累絮叙京师旧事，相与饮酒，照像，赋诗，乃散。绮年同席，今仅门人刘君惠、郭祝瀚在。玉镜谈天宝，宫人白发新矣！
先生工度曲，所撰甚多，至今流行仅于焚香记中所添的消挥一韵。此外还有渔父辞剑，剩馥残膏，亦需写后生不浅。予于先生虽未曾捧手受业，然诵其诗，读其书，心仪其人，礼应亲近营。闻彝园师家孙徐天逸述，先生四处嘱人觅天逸，希与一唱。见时，先生言：“我和你祖父交至厚，现在成都朋友，我只有尹元理（仲锡先生兄）林山腴两个，但为一群人包围，转觉不乐。”然后知先生疲于津梁（内典言卧佛），不敢参谒。戊子年，先生病卒荣县，四方贤达会葬，如彝园先师然。
先生著述虽遭乱亡佚，然流行海内，脍炙人口之作，近经多士搜集，篇幅尚夥，其子元凯、念君昆仲，将理而董之以问世，尚不至如李青莲之珠玉咳唾，而流落人间者，仅泰山一毫毛也。
(1981年5月完稿)
川剧名丑“当头棒”
陈国铮
当头棒原名刘成基、刘三荣，一九〇五年生于遂宁县横山场，一九七六年逝世于成都。
旧社会的戏剧演员，被剥削阶级视为“下九流”，轻蔑地呼为“戏子”、“戏娃子”，不准他们的子孙参加科举考试。除个别成名者以外，一般的工资都极其微少，简直是“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病无以就医，死无以为葬”啊！旧社会的戏剧演员，生活如此悲惨，地位如此低下，刘成基为什么还要去学戏呢？
他的父亲是位中草药医生，在街上开了个小药铺。母亲十分勤劳，除操持家务外，还要帮人家缝缝洗洗。兄弟三人，一家五口，还能勉强维持。不料当头棒七岁时，父亲病故，家庭经济无来源，母亲无法把他们三兄弟拉扯大，老大被迫逃走，老三进庙子当和尚，只剩下当头棒和他母亲相依为命。谁知在这悲惨的岁月里，发生了更为悲惨的珍惜，一年多以后，他的母亲也去世了，当头棒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他只有哭卧长街，乞食过活。幸而好心肠的姑母把他引回去，又才有个立脚之地。姑母心肠虽好，但无一言，房无一间，一家七口人挤在一间茅草棚里睡觉，整天吃的是红薯、豌豆根，一年到头见不到大米饭是啥样子。这苦日子怎么过呀！熬了一年多，正在走投无路时，街上来了个戏班子在招学生，姑母没征求他的意见，就把他送去了。
这个戏班子叫“三益科社”，它是西充拐包寺的一位老打泰
师张伯如筹办的。当头棒被姑母带到这里，班主任问：“娃儿，你想学什么呀？”学三花脸”。他并不知道只有声音不好、扮相不美的才去学三花脸。叮饱受苦难的当头棒，却单纯地认为三花脸可以逗人笑，而他那幻小的心灵也正需要笑。从此，当头棒不只是开始了艺术生涯，并且进入了川剧丑角的门槛。这是一九一五年的事，这时他刚好十岁。
当头棒想错了，科班不是天堂，是地狱。演三花脸不仅不能使自己开心，反而要流泪。生活艰苦，毫无报酬，又没有很好地教戏，就连练基本功也没人指点，每天把大伙带到河坝沙滩上乱喊乱叫乱翻筋斗。这些，班主任根本不过问。好容易来了一位教基本功的老师，可是他不懂科学，一味蛮干。如：学员们练骑马蹲裆式，双臂平伸，大腿与小腿成九十度直角，臀部下蹲，蹲久了，则感到双臂与双腿部酸痛，只有悄悄移动一下腿臂，才能减轻不断加剧的酸痛感。但老师是不准动的。为了防止学生偷动，他还用削尖的竹拄在学员的双臂与双腿之间，双腿与地面之间各竖两根，只要你的臂与腿一松劲，就要被竹扞刺破。班中如有一人违例，则全体都受罚，还叫做什么“满堂红”。当头棒和他的师兄弟臂与腿不知被刺破多少次，不知被挨过多少个“满堂红”。
旧式的练功方法，虽然给当头棒们带来了很大痛苦，但他的扎实的基本功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当头棒说：“练功的办法是粗野的，可是它给我打下了基础”。
当头棒入科班后，在十一天里就学了三个折子戏，一个多月以后便登台演出了。这不是他的聪敏所致，而是班主任用他来赚钱。班主任怎样对待他们呢？在庙子的一间房子里，挤下四十多个与当头棒年龄相似的同学。夏天，蚊蝇交加，臭气熏人；冬日，寒风凛冽，没有御寒的被褥，全靠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吃的是红岩、萝卜、牛皮菜、苕藤等煮的“混合稀饭”，穿的是一件布小衣，一件棉上装，一件长衫，而且这件长衫只准在拜见客人时才
穿。当头棒在科班六年，只领过这一套衣服，难怪他要坐监子、长黄水疙瘩哩！班主为了赚钱，不管他们的体力能不使支持，就迫不及待地要他们提前登台。有一次，当头棒演出《泥水关》，连演十几场，累病了，又吐又污，一连四十多天。对这样一个人能赚钱的人，一旦病倒了，还是狠心地把他抛到了野外荒郊，多亏班子里一位刘炳林老师说了好话，才弄回来医药，救活了他的命。
当头棒在“三益科社”的艺名是刘三荣（他们的同学的名字都有个“三”字）。一九八八年，科社来了一位杨渭清老师，据说他是个中学教员，他给同学们重新起了艺名：如旦角中有“声声脆”、“鸣秋蝉”；摇旦中有“通风燕”、自由花”；生角中有“自由钟”、“鸣声鹤”；净角中有“醒睡狮”、“一声雷”；丑角中则有“博人欢”、“感人生”，给刘三荣更名为“当头棒”。
一九一七年，合川县大地主白兆兰（他父亲是合川、铜梁两县著名大恶霸白炳轩）认为戏班子能赚钱、有搞头，竟仗势霸占“三益科社”，自己当了班主。当年下半年，就抢到重庆去演出。当头棒从穷乡僻壤来到这座工商发达的城市，看到什么都新鲜，眼花缭乱，美不胜收，而使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精湛的川剧。
当时重庆川剧的阵容是相当硬扎的。生角有张明德、张德成、储安平、邓小洲、卢草庭等；小生有胡建庭、陈寿轩、陈榜鸣、张长生、魏香庭等；旦角有罗琼香、周四、郑五、杨素兰、薛月秋等；花腔有赵焕臣（赵腾子）、李犇、曾玉龙等；丑角有傅三乾、曹青云（曹将人）、李福田、包四云、罗渭明、蔡松庭、钟建安等。面对这名角如林的现实，当头棒眼萌明了，心情激动了。“要看戏、要学戏”，这是他唯一的想法。可惜，历史的车轮只给了他暂时的享受，紧接着的却是不断的噩运。
一九二一年，正当白兆兰面对着这棵“摇钱树”给自己赚了大钱而欢喜之时，万县军阀魏某命令他的营长陈某与白兆兰谈
判：“给你一千块大洋，把科班交给我！”班主任手枪和金钱的威胁利诱下，被迫同意了。当头棒和他的师兄弟们，像俘虏似的在皮鞭之下，被押进另一个主人的牢笼。
在万县没住多久，云阳县宾军洞庭某对这伙“戏子”发生了兴趣，他派了一个姓毕的营长阴悄悄地到了万县，他满面和气与当头棒这些师兄弟们编，什么这次按你们去，保险吃、住、另用钱不成问题呀，什么范大爷为人大般不会亏待你们呀。这些师兄弟们都有遭冤枉的痛苦教训，因而将信将疑，拿不定主意。当天晚上，毕某提着手枪来逼他们：“跟不跟我走？走，有钱。不走，有枪！”当头棒等十凡个人在军阅的深威下，只拿到四十块大洋，就被追到了云阳。“三益科社”也就随之而消逝了。
一九二二年正月，军阀们抢地盘，当头棒的主人范某被杨某打败，他把队伍与戏班一齐拉到万县。他嫌“戏娃子”难管，把当头棒等人“托管”给杨旅长。谁知，二月间，两个姓杨的军阀又打起来了，前者战败，逃到黔江一带，把当头棒等人也带到黔江去了。
黔江是川鄂边境一座小城。城池虽小，但主人们还是酒宵达旦，饮酒作乐，而当头棒等即一日三餐照是野菜照果，把十几个娃娃饿得骨瘦如柴。主人家在酒醉饭饱之后，还要叫他们去演出，沉重的负担，残酷的压榨。谁知他们竟找无路，一呼人头当土匪，一些人病饿而死。当头棒师兄弟手中借了三块银元，趁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买了张“黄色”票，乘着逆水船，逃回重庆。
同年七月，当头棒在重庆花街子搭上子川剧“群乐班”。虽然工阶很低，饭却可以吃饱，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谈到半年，“群乐班”垮了，它和“凤鸣班”合并、组成“联成剧院”。到一九二四年二月，这个“联成剧院”又垮了。塔风席心重庆，没有哪一家抵挡得住。以“翠屏班”为例，它的演员阵容很强，
旦角有陈翠屏、小壮丹（蒋玉华）、肖翠碧、苏琼花；生角有邓小舟、左云仙；花脸有梅春林；丑角有曹青云等。阵容虽强，但票房实不得，最后还是垮台。
当头棒深有所感地说：“莫看匾子里人山人海，但买票看戏的只有十分之二、三。余者，不是抱哥大爷和他们的兄弟伙，就是名流达官、烂兵游勇等，一场戏收入就可想而知了。”
当头棒眼看翠屏班的垮台和他十年来的遭遇，对前途越想越恼火，越想越渺茫，准备离开川剧牛台，改行经商。但一天只赚两吊钱的当头棒，又到哪里去找本钱呢？正在走投无路之时，江津的复化社来接他，又才重烫牛台。在江津住了七、八个月，生活比较稳定，正想好生学习前辈的精湛技艺，提高自己的水平，谁知军阀又一次点炮战火，当头棒只得逃回重庆。他先向班主任请假，不准，就偷跑。刚跑到河滩就被班主任的狗腿子追上，红不说、白不说，给他一顿毒打，一块鹅卵石击中他的头部，鲜血长流，昏死在地。夜深了，才被一位摇船的大哥救了起来，给他裹伤，喂饭，伤势好转后，才回到重庆，加入“说和茶园”。
十多年的牛台实践，当头棒对川剧丑角表演艺术有了一定的理解。他最喜爱和下功夫浸深的是袍带丑。当时川剧界中以演袍带丑著称的是傅三乾老先生，他有“教主”之称，但很少演襟襟丑和烟子丑。当头棒亦步亦趋，专攻袍带丑与福子丑，认为这两类丑角才有真功夫，而那些插科打诨的戏则不值一顾，仅仅逗人一笑罢了。这种想法在当时是行不通的。一台戏有十多个剧目，长达五六个小时。开始是“清客戏”、“筹客戏”，尾巴上还有个“送客戏”，这些多半是使人发笑的丑角戏。戏班的开报人要开这些戏，艺人不满意么行？当头棒很苦恼。朱光明老师知道了，劝导他说：“丑角是要逗人笑，因为下刀人想笑，他们整天受苦受累，谁不想苦中取乐呢。袍带丑是犯功的，可是不能解人之渴。你看，‘教主’的工价高，但凡根毛（秦柄三）的工价比他
更高，九根毛的拿手好戏只有三个：《南河岸》、《五子传奇》、《皮兴滚灯》。工价低跟功夫深浅是两码事，要注意观众的喜爱与否。”朱老先生又说：“那些在午台上耍舌头，流口水，骂观众等庸俗动作，当然不能学，你就不会别掉这些去演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襟襟丑和烟子丑吗？”些削革的教导使当头棒的头脑逐渐清醒，他意识到丑角的笑与观众需求的关系。此后，他除了在袍带丑上继续下功夫之外，也开始演出“逗人笑”的丑角戏了。
当时重庆川剧的名角很多，如赵腾子的《醉打》、《车窗修六》，邓小洲的《因浆阳》、《烧绵山》，陈翠屏的《九人头》、《泥壁楼》，傅三乾的《赠绵袍》、《活捉三郎》，以及卢草廷、罗琼香、曹俊臣、小牡丹、肖凤鸣等的精湛技艺，可谓极一时之盛。当头棒像个饥饿的娃儿，什么好戏都想学过手，求知欲驱使他不顾疲劳、艰难，到处去看戏、学戏，甚至偷戏。经过两年的努力，他学到了各家之长。
一九二八年六月，被府（今宜宾）派人到重庆来接陈翠屏、张德成、曹俊臣等。当头棒一再向张德成先生提出，他要一道去。旧戏班的规矩是：对方没有接你，你就不能去。你硬要挤进去，将受到内盘的耻笑。他为什么不顾一切地要去被府呢？还是为了学戏。当时川剧界有句流行的话：“傅三乾的戏，刘安民一个都唱不赢；刘安民的一个戏，傅三乾唱不赢。”这个戏就是川南名丑刘安民演出《审蟹》。当头棒通过张德成的帮忙，终于到了被府。他拜见了刘师叔，学会了《审蟹》。尽管千里迢迢，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当头棒感到肚皮里又增添了一分营养。
当时艺人之间，为了生存，竞争激烈，戒备保守，不轻易传授，学戏之难，可以想见。当头棒在众多前辈中，最崇拜傅三乾先生，但要向他认真学点艺，困难是很大的。傅先生对当头棒总以平辈相待，那些过筋过脉的看家本领，一句也不肯教。早在一九一七年，当头棒在重庆演出《赠绵袍》时，就惊动了傅先生，
他去看丁演出，并到后台指点了几句，当头棒还给傅先生行了见面礼——磕头。此后十多年间，当头棒始终没有正式的老师，因为他只想拜傅先生为师。傅先生的精湛技艺，坚实的基本功夫，全面的艺术修养，加之他的为人，都使当头棒神往。在一九二九年的一次宴会上，川军师长陈兰亭对他们说：“我以为你们老早就走师徒了。结果不是这么回事。但他（指刘）演的戏，完全是走你（指傅）的路子，不是你的徒弟咋耍得。……不管丙丁寅卯，今天就好，你收了这个徒弟吧！”当头棒十多年的心愿一旦实现了，他激动得泪流满面，马上向傅老师行了师徒大礼。
拜师后，傅先生把周身的解教都传给了当头棒，如昆曲的《武大拿奸》、《醉隶》、《鸳鸯谱》等，以及《问病逼宫》的上场诗、引子等细微小节，都毫无保留地一一教给了他，使他的表演艺术有很大的提高。但他绝不墨守陈规，敢于在师承绝技的基础上反复揣摩，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举《奔番》为例，这是一出犯功戏，特别在跑马的技艺上，先生已原原本本地教给了他，他也反复地看了傅先生的多次演出，确已学到家了，但他并不以此为足。他自持年青力壮，在骑马的一系列式口上，莽下功夫，结果挨了批评：“你倒是卖了力气，可是你忘了毛延寿是才换了四十大板呢！”是呀，既要体会到他私奔外邦的心情，又要考虑到他才挨过板子的痛楚，才算全面。当头棒花了不少观察生活的真功夫，给剧中人设计了一系列的跑马年踏动作。经过他这一改动，使醉痺疼痛而又心急如焚的毛延寿，刻划得更加入木三分。先生看过之后，点了点头说：“你会动脑筋，这样演还可以。以后你多听听内外盘的说法，有啥子不对头的地方，再给我提一下。大家商量嘛！”
当头棒从专攻袍带丑、褶子丑向川剧丑角各行当全面发展，成了一个有名的文武昆乱不挡的“五匹齐”的丑角演员。称他是“五匹齐”还不够，称得上是个“六匹齐”，因为他还擅演时装
川剧。一九一六年，在“三益科艺”时，有位庆清先生，编写了一个时装川剧，叫《成都报》。描述一个恶霸企图强占裁缝匠的女儿，逼死人命，最后被杀死。庆南穿虽是清末的秀才，却在这出戏中反映了反封建的思想，当头棒参加了这个戏的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他任重庆又演出了《文丞相》、《洪宪官场》等时装川剧，前者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后者抨击了封建复辟活动。章炳麟先生让路过该庆，看了《洪宪官场》很高兴，还奖励了“三益科社”一笔钱。此后，当头棒不断演出时装川剧，深受观众好评。
一九三二年，当头棒参加了刘炳洪组织的“又新科社”。其中有以写“文明戏”著名的刘怀绪先生。新的思想，新的表演艺术给当头棒带来新的目光。“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几年中，他先后在成都的“天福楼剧场”，重庆的“一园牛台”，成都的“新又新牛台”，后又随科班到内江、自贡、乐山等地，边演出边教学，直至一九四七年再回到成都的“三庆会”、“锦屏”等剧场演出。
生活之途是起伏不平的。一九四七年，当头棒落会被国民党成都警察局逮捕了。用他的话说：“我懂啥子叫政治哟！斗大的字还认不到两箩筐哩！”虽然他偶尔接触过政治，但他不甚理解。早在一九四〇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延长，美国势力进入西南地区，西方的文艺逐渐渗入到成渝等大中城市，川剧牛台上出现了黄色、荒诞、低级下流的货色。真正的川剧艺术受到沉重的打击，给了川剧前途以危险的信号。当时，敬爱的周总理正在重庆，川剧的兴衰引起他的重视。某天，当头棒应一个晚会之约，演了一出《秋江》。戏煞这，下了装，正准备走，张德成先生拉住他说：“莫忙，等一下，还有事情。”休息室中坐着一二十人，除了一位有些面熟之外（系郭沫若同志），其余的人均不相识。但给他一种感觉：这些人都很正派。他们谈到川剧事业的前
途，加强艺人之间的团结，为抗日战争出力等等问题。后来郭沫若同志等组织了外省人团团，使之了解川剧，扶持川剧。接着，成立了川剧工作者会。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工会扩大到在重庆的京剧、评剧、汉剧、越剧等剧种，还搞了一次地方戏曲观摩会。当火棒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围拢了，老秋茶子们竟然何。这些人是好人，给官行衙门是两码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重庆德胜午台演山，每次步行到园子去，必过七星岗口了。这是个分发报纸的地点，《新华日报》也在这里分发，老百姓喜欢它，往往一抢而空。国民党的报纸很少有人买，他们就毛了，有一天，六把特务到七星岗假装买报，专买国民党的报，对《新华日报》则加以抢夺撕毁。当头棒正从此过，心中十分气愤，当晚演出《裁缝裁衣》时，加了一句台词：“买报的就是我的儿。”下戏后就换了特务、狗腿子一顿好打。
他对当时的愤懑越积越多，心头越是不平。一九四七年夏季，成都地区涨大水，反动政府和官僚、富商趁“水”打劫，把大米屯积起来，造成米荒。他们反而成立了“仓库调查团”，故作查清米荒姿态。衙用的参议会叫喊要用人头平米价等等。这些假动作进一步激起成都人民的愤怒，出现了数十万人打米仓的事件。当头棒一家七口，他一次疲于奔命的演出，回到家里听到的是娃儿的哭叫声：要吃饭！逼得当头棒怒无可忍，只有通过演戏的手段向反动政府战斗。一天晚上在“锦屏”演出《打判官》，他编了这样一板唱词《这板唱词几经发表，但均有少许差错。这里的唱词是我们与刘成基同志多次核对后的，可以认定是个准确的本子）：
<课课子>
太太在上客我谈，岸头报告听心间：我在衙厢看案卷，无乎不敢向外边。我问的米贩子吴少堂，泽名叫做花椒面，这案子出在前几年。当时米价未能到顶点，该离不上一百元（指斗米）。
就说我操纵把法犯，押在重庆枪毙袁贵泉。到而今一斗米卖到七八万，人头平价成空谈。我贩米就该寒炮眼，他们囤米就该找大钱，是不是舅子老表不要谈，弟男子侄不好言。政府不给我好生办，我要到南京去见周公孙逸仙。哎，哎，吴少章你咋个这样谈，隔墙有耳莫乱言。政府并非没有办法，都组织得有“仓库调查团”，他们回来有签是看，都说是“军米”咋个好言。如今事你要睁只眼来闭只眼，事过后就放你出去当专员。走，我们今夜去把戏看，到“锦屏”去看当头棒喝《打判官》。
这板词唱罢，博得广大观众热烈的掌声，但是前几排的人却只有骚动而不喝彩。事后得知，这些人正是“仓库调查团”的参议员老们爷。当头棒心里的气还没出尽，第二天在少城公园吃茶，听说杨森要来办米案，又听说邓锡侯要出头解决问题。当头棒破口而出：“我背信！杨森吊不到命，汤元当不得赖！”当晚在演出《拾黄金》时，他又加了一段《占占子》，痛骂了一通官府和非法资本家，以吐胸中不平之气。可是荒因此而遭到警察的逮捕，丢进了监狱。当头棒想：“我活了四十二岁，没想到还要坐监！”牢狱之苦，苦不堪言。虽然没受体罚，却整整饿了三天。过堂时间他：“你唱的词是不是共产党教的？”真是活见鬼，共产党在哪里，我怎知道。我只凭一时之愤骂了几句，怎么就挨到政治了呢？三天后，他被释放了。他没有花钱行贿，也没有找靠山，而是舆论给他撑了腰。成都不少报纸发出了声援当头棒的专讯。如：《声援当头棒》、《当头棒喝》、《名丑当头棒，当头挨一棒》，等等。这股正义之风，吹到了南京，反动政府只好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官样文章下把他放了。
乌云总是遮不住太阳的，祖国解放了，成都解放了。一九五〇年春节时，成都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贺老总向贾培之、当头棒等川剧演员祝酒时说：“当头棒，祝你们翻身了！”
一九五二年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决定由刘成基（他说
新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用不着当头棒喝了，刘成基三个字也该翻身了，从此不再用“当头棒”了）演出他的拿手戏《议剑献剑》和《秋江》。同时演出团还带去了一出《柳荫记》，但因与越剧重复而未安排。越越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之后，四川代表团认为川剧的《柳荫记》与越剧的演出本各有千秋。但这时已临近观景会演的尾声了，怎么办？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来了，了解到川剧还有个《柳荫记》，而且没有列入演出行列，梅先生与许姬传先生抓紧一切时间，连连看了数次内部排演，最后向大会推荐了这个剧目。刘成基和徐文耀抓紧时间，在三个昼夜内就把修改过的《柳荫记》排出来了，经梅先生和大会有关同志看过，都点头称赞，获得了一等奖。参加这出戏的工作人员和演员名单：
编剧人员：胡裕华、宋逸尘、赵循白、刘成基等。在北京改编剧本的是徐文耀。
导演：刘成基等
教师：王官福
帮腔：竞华、杨淑英
演员：梁山伯——谢文新
祝英台——陈书舫
人心——刘克坚
四九——刘克莉
祝公远——刘成基
祝母——静环
蝶婆——代雪如
刘成基本人没有获得一等奖，只有演出《议剑献剑》得了演员二等奖。需要说明的是，在修改排练《柳荫记》时，他再也没有精力去“脚踏三套船”了。因此，他请周企何同志演《秋江》的梢翁，并向他提供建议，使这个戏又为川剧放射了光芒。事
后，他说：“谁得奖都一样。我是搞川剧的，总要为川剧着想嘛！”
一九五二年冬，他受祖国的委托，带领川剧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同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他对风天雪地的气候，炮火连天的战场，开始有些畏惧，可是，他在中朝人民奋起抗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的感召下，挺直了腰杆，在广场上、坑道里、不分昼夜地慰问演出，真正地感觉到自己是一名文艺战士了，他的心更进一步和伟大的朝鲜人民连结在一起了。有一次，他演出《胡莲辩钗》，胡莲喊“妈”时，他用朝鲜语言喊成“阿妈妮”。有人说，不该这样做，但当时顶着风雪在平坝上看戏的中朝军民却掌声如雷。
一九五四年春，刘成基完成了赴朝慰问任务后回国。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他先后参加了四川和西南地区的戏曲演员讲习会、学习班。他说：“我是老师，但我也是学生。”
一九五九年，四川省川剧团下放到成都市，与原成都市川剧团合并组成“成都市川剧院”，他任副院长和艺术委员会主任。为时不久，任务来了，川剧要连续剧十周年之际，晋京献礼演出。李宗林同志（原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成都市市长）对他说：“不要怕，我们是年青人，尽力而为。出去是为了学习，为了向台头部门汇报工作。这会给我们未来的川剧事业打下个基础。……”刘成基承担了自首前的几个重头戏的剧本修改和排练工作，有《鸳鸯谱》、《闯齐庭》、《望娘滩》等等。在即将出发前，他光靠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
一九五九年，组织决定我和刘成基同志合作，搞“川剧丑角表演程式”套子和他的舞台艺术经验总结。后来知道，这是李宗林同志的意见，他说：“这是给未来的川剧事业打下个基础。”从一九六〇年的初爱到初秋，我们写出了《刘成基舞台生活》初稿，达二十万字。同年冬季和次年春季，我们又拍摄和整理了
《川剧丑角表演程式》六套，共一百八十九手（两者都印了油印本）。在总结工作的同时，他还担任了成都市戏剧学校的校长（校址在东大街原城隍庙）。他担负着两个班担，往往演得来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还是不停顿地继续工作。
一九六三年，又一次出省演出归来后，组织决定在草率寺成立一个川剧学员训练班，任命刘成基为主任。我为了工作，也迁至草堂。他每天忙于教学，还要抽空和我核对、修改《舞台生活》，同时还积极准备把川剧的《鸳鸯谱》拍成电影。它是老作家李劼人先生在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的。一九六一年夏初，“峨影”的导演张波、成都市川剧院的编剧人员吴伯稚、周静与刘成基集中在署袜街招待所，研究、修改剧本，然后再把川剧剧本改为电影脚本。开拍时，刘成基和全体演职员搬到“峨影”去住。他在这部影片中担任艺术顾问，兼饰演中人乔太守。他既要忙于拍片子，又要兼顾“学员训练班”的工作，东奔西跑，疲劳已极，但他从来没发过牢骚，始终是勤恳地工作着。
一九六四年春，草堂川剧训练班学员结业了，党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年近六十一的刘成基不顾年迈，不畏艰辛，打起铺盖擦和年青同志们到农村去了。他不坐汽车，不住招待所，不搞特殊化，坚持演出，坚持排戏，受到观众和同志们的高度赞扬。可惜，为时不久，“文革”降临在祖国的大地。一夜之间，刘成基竟从一个一辈子从事川剧事业的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突然变成资产阶级戏剧霸、臭权威，被抄家，被封门，被批斗，被打骂，弄得妻离子散。刘成基对这场灾害是咎自己咎法的。一次，他被挂牌挨斗后，回到“牛棚”，把重重的牌子取下，好好地放在角落里。“棚”友们问他，这是为了什么？他笑嘻嘻地说：“留到好，往后不知道还要用它多少回呢！”一次，把他五花大绑，捆在解放牌汽车脑壳上，游街示众。回“牛棚”后，他兑：“观众多少天没和我见面了，今天总算和他们见
了见面。”干难万苦的折磨，并没有把刘成基折磨倒，他始终在笑骂中忍受着痛苦。
不留情的打击，不留情的病患，刘成基的高血压病症突发，接着是脑溢血，引起全身瘫痪。虽然他的女儿、女婿、儿子、媳妇等尽力设法护理医疗，但最后还是含恨而死了。刘成基是个有很高艺术水平的川剧名旦。特别在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得到了充分发挥其才能的优良条件，他像牛一样地为川剧事业拼命。他在“十年浩劫”中，虽然倍受摧残，可他没有掉过一滴泪水，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哭了。那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泪流满面，湿透了枕巾，但他说不出一句话，因为他已瘫痪，口哑了，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半个世纪以来，对旧社会的嬉笑怒骂，对新社会的热情赞扬，以及他那眉眼扭式所塑造出来的各类人物的生动艺术形象。
(一九八二年七月·日前夕)
我所知道成都回族的片段
杨伯康
一、成都回民的来源
成都之有回民，大概始于元末明初。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回民赛典赤·瞻思丁（一名乌马儿）任云南省行省平章政事（省的最高级官吏）时，曾率回回“官兵”、“工匠”在四川修桥梁，建栈道，立驿站，以畅通军运。元朝覆灭以后，这些“官兵”、“工匠”及其眷属部分就留居成都了。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凡有回族聚居的地方就要建清真礼拜寺。留在成都第一批回民在鼓楼街建了一座清真鼓楼寺，这个寺的礼拜堂可容纳三百人，回族的妇女和不熟悉礼拜仪式的小孩是不准上殿礼拜的。据此估计，当时成都的回民约有五百人。
康熙年间，清廷迁移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的回民“填川”，安置在南溪的李庄镇、键为的罗成铺、仁寿的青杠垭、内江的观音滩和隆昌的殷家坝等地。这些移民中以马、苏、张、蔡四姓的人较多。他们世代相传，各有口头族谱，如果有人问起他们原籍何处？连几岁的小孩也能随口回答：“我们是湖广‘填川’的”。后来，子孙繁衍，户大人多，原来插占的土地，已不能维持最低生活了。仁寿青杠垭的部分回民，首先迁来成都谋生。他们看中了被战争变为废墟的皇城坝，把它平整出来，搭棚摆摊，在那里宰牛羊，打锅魁，卖小吃，逐步发展为“回回”饭馆、包席馆和今肃娄（实即吟嘴楼）茶社等等。他们卖的饭菜味美价廉，深受
市民欢迎，生意兴隆发达。随后散居川南各地的回民也闻风而至，纷纷在成都皇城坝周围定居。
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后，清廷把俘虏的若干回回营押送成都附近管制“屯田”（约一千多户）。沿了解，大致有七个营安置在新都弥牟镇，一个营在成都北郊二台子（后来成都知县要在那里建城隍庙，又把他们迁进城内白丝街），有两个营在崇宁地区（现属郫县）。
由于以上原因，成都的回民人口逐步增多，至解放前夕，已近五千人左右。
二、清真寺的分布
成都晨老的寺是鼓楼街钟鼓楼门洞侧近的清真鼓楼寺，最大的是永靖街（原名西鹅市巷）的清真皇城寺。清真鼓楼寺建于明代，全部是溯椎木结构，大殿上空造作“藻井”，“藻井”中的“凤凰窝”直透屋顶，建筑华丽，极为壮观。清真皇城寺建于清代，寺近皇城，在民国初年军阀争夺皇城之战中毁于火。同时被毁的还有东鹅市巷的十寺，东御街的东寺和西御街的西寺。绕寺而居的数百家回族民宅亦同时被焚，损失惨重。
为了便于称呼，回民把其它八个清真寺简称为七、八、九、十寺和东、西、南、北寺。七寺在东华门南街，八寺在西华门八寺巷，九寺在皇城后子门街九思巷，十寺在皇城左前方东鹅市巷，东寺名东御街，西寺在西御街，南寺在纱帽街和江南馆街巷口侧近，北寺在白丝街。此外，在北关和西关外还建有坟寺。皇城坝还有个属于甘肃张家川、马震武为教长的甘肃义学寺（即今人民南路展览馆附近）。
三、靠城皇坝谋生
清朝初年，改明代皇城为开科取士的考试场所，但皇城前沿
经过清兵入据成都时的两次战争，已成为一片荒地，而成都的清真寺基本是建于皇城坝周围，足证成都的回民历来聚居于皇城坝，靠在皇城坝自谋职业维生。因而流传有两句口语叫做“不宰牛便宰羊，不打锅魁便吃饭（当兵）”。这的确是前辈回民利用皇城坝这块荒地为后辈开辟出来的一条求生糊口之路。所以，在清代和民国的二、三百年间，成都的回民深感离不开牛羊屠宰饮食业，更离不开皇城坝。
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前后，上海回民马裕隆来成都，买了一座公馆作宿舍和堆栈，在东大街的青石桥街口开设洋广杂货店；南京回民改善李在东鹅市巷清贞十寺侧的“津津祥”商栈后院开设××字号，批发舶来商品，并收购外销土产。由于他们资本雄厚，赚钱很多，回族同仁，不免见异思迁，因而以小本经营饮食业为主的安静多年的皇城坝也骚动起来了。他们竞相抽出人力资金去走马裕隆、改善亭等赚大钱、发洋财的路子，结果却被官僚资本和“千卡万税”压得粉碎，从而影响了“皇城坝”回民的祖传业务。自此以后的“皇城坝”，除了少数小商摊贩尚能保质保量勉力支撑外，多数摊贩都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了。就是名牌老赵家经营生羊肉和羊杂汤锅，在接近解放的时候，也全靠借“印子钱”和“猫盖屎”维持生活了。由于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思想侵蚀，破坏了回族的团结气氛，所谓“家大业不大，弟兄各分家，相距居不远，挂招牌来做啥？”以打锅魁为业的马家，“伙子里”（回族人）称他们弟兄为“大酥饼家”、“二酥饼家”、“三酥饼家”，王氏弟兄经营的烧鸭店，也被称为“大鸭子家”、“二鸭子家”、“三鸭子家”……。子孙繁衍，开店竞争，顾客也就有了选择，很自然地就出现了优胜劣败。过去回族祖先时常告诫的“要策佳一任”两眼瞪着“皇城坝”不愿发展变化的思想愿望，再也抵挡不住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了。
四、支持“三迁”摘建设
解放后，成都市回族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成都市回民人民代表会，后改为“成都市回民文化协会”，简称“回协”。“回协”的宗旨是配合党和政府搞好各项中心工作，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逐步改变回族人民在文化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态，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回协”成立以后就接受市政府下达的“三迁”（迁街、迁校、迁墓）的主要任务。迁街、迁校是因市政规划修建人民广场和拓宽干道的需要，拆迁“皇城坝”周围的贡院街、东鹅市巷、西鹅市巷、东华门街、西华门街、东御河、西御河、东御河边街、西御河边街、红桥亭、板桥子、小河街与湾湾棚子等十多条街巷的部分房屋建筑以及在此范围内的六个清真寺和回族举办的西北中学、清真男女小学。迁墓，是拆迁原老西门回族墓地，供铁路建设使用。毛主席在延安曾教导说“回民的事由回民自己搞”。所以政府把这项艰巨的拆迁工作交由“回协”领导办理。由于在市政府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下，迁街、迁校的工作都进行得比较顺利。而“迁墓”则是“三迁”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迁墓易和习惯上的“挖祖坟”联系起来，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回协”召开的街区回民代表会议上，着重宣传修建成渝铁路的重大意义，讲明人民政府交由我们自行组织拆迁是对我们回民大众的最大信任，随即将“回协”草拟的一套迁墓方案交到会代表讨论。在讨论会上，一致认为修建成渝铁路是我们四川各族人民渴望已久的大事，对完成这件大事所涉及到的“迁墓”问题，自行处理，这既是尊重我们民族的生活习惯，又是对我们的极大信任。“不能拖社会主义建设的后腿”，成了代表们的一致呼声。至于是否“挖祖坟”的问题，有的代表谈得好，既是自行拆迁，就不存在“挖祖坟”的问题，得到代表们一致赞同。为了迁得快，迁得好，代表们提出不
少建设性意见，如：“坟籍员”的安排，每区段不少于三人，其中要有阿匐，因为他们对迁葬所管区段的坟地情况比较了解，事前调查，等后对证都少不了他们；问事组要省一位能够正确回答问题的同志，要求回答的问题，既符合政策，又能说服群众；埋葬组的三人中也要有阿匐，需要的红花水、安息香、香饼子水等完全由队部开支；有户主请求念经的，阿匐可以接受委托；骨袋迁运组（用胶皮柴车）要注意尽量少受震荡等等。这些建议，易为群众特别是信作虔诚的老年人所接受，促进了工作的顺利进行，从而提前十天完成了原定两个月的迁葬任务，受到了政府的表扬。“三迁”以后，党和政府就大力解决回族人民中严重存在的失业、失学问题，使我市回族人民逐步走上了安居乐业的康庄大道。当前成都市的回族儿女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80年11月)
成都满蒙族片段史
刘显之
一、成都满蒙族的起源
据史料记载：清康熙五十七年，西藏地区由于和硕特部的统治与藏族封建领主发生矛盾，蒙古准噶尔部乘札袭击西藏，杀死拉藏汗。清廷遣副都统法喇率兵赴川协剿。法喇从荆州驻防八旗拨三千旗兵入川。藏乱平定，法喇奉命留旗兵一千六百人，在成都驻防。至乾隆四十二年改没将军。驻防旗兵及其幕属最多时于二万余人。今成都满蒙族，大部是他们的后裔。
另据我们满蒙族老辈历代传述：清朝入、中川后，调派满、蒙旗兵在全国各重镇设防，但最初四川尚无旗兵驻防。明朝末年，四川兵祸严重，臣地大贼荒废，成都附近的大姓官户，携带金银及旧房契据，纷纷逃进灌县以西地区居住。到兵祸平息，清朝招来陕西两广贫民来川开辟已荒废的土地，所开地方归自己所有，叫旗插占。经过移民们的艰苦经营后，生产恢复，商旅畅通。而那些逃走的大姓富户，得知兵祸已解，便聚集起来，想重返成都，收回他们原有的田土房屋，以致双方发生战争。他们的势力已从灌县进混到鄂邑、梁宁、彭泽等地，接接威胁成都。当时四川大吏尚未驻在成都，兵力不足，乃急报清廷把驻防荆湘和宁夏的旗兵调来平乱（现外西的营门口即为近年扎营地方）。在乱平之后，成都人总要求大吏答请清廷留下旗兵，以资防御。经清廷允准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起，由一司都统法喀和协
领、在领等军事率领来川平乱的激干旗兵，驻在成都西部。开始是轮番调换，由于交通困难，康熙六十年，才决定留下最后一批一千六百名，常驻成都，不再调换，并陆续抵旗兵的眷属护送来川，到乾隆初年才最后送完。此说虽无文献可证，但系满蒙族前辈代代相传，特把它记述出来，以供史家研究参考。
二、少城范围
史称秦封张仪治少城，可见少城这个名字是很古的。但是，古少城究竟在现在成都地区的那里，还不能确定。满蒙旗兵来到成都以后，当时四川总督兼巡抚年刻尧给修短的营房也称少城。它的范围是：西从老西门起，依大城城墙向东到西较场（现通惠门）军区后勤部）的西南角（现农行市场），东折到南较场（现五〇二厂）城墙上，北面出西大街、八宝街抵青龙街西口，转南到东门街东口，这一带城墙约一丈二尺高，由东门街东口再南到祠堂街东口，这一段城墙高二丈多，城砖宽大厚实，形势雄壮，是明朝蜀王修建的，又由祠庙街东口向南，经半边桥，沿平街到小南街南口，西南折抵南较场城墙，与从老西门南来的城墙相接，这段城墙也不很高。这也就是现今少城的范围。过去少城共有五道城门，老西门（指远门）在少城西北角，延庆门（小北门）在西大街、八宝街之间，设福门（辛计小东门）在东门街、羊市街之间，迎祥门（西御街小东门）在祠堂街、西御街之间，文昌门（小南门）在君平街、小南街之间。旗兵的营房范围，就在长顺街东西两侧的各条街巷，形状颇像蜘蛛。
三、图映将军衙署
清朝二三百年，各地驻防旗兵受军需制度的限制和官威的压榨，很少发生越规反抗的。光绪二十三年秋，成都忽有军民数千围哄将军衙署，气势汹汹，几乎造成大祸。起因是成都驻防将
军绰哈布深知清廷有叛旗的意图，又闻黑龙江将军有屯田的办法，他就打算把原租给汉民的成都东门外沙河堡的马厂收回，分给旗兵耕种，作为将来顺利叛旗的基础，以邀功皇上。不料有一个没有得到升补协领的佐领忠孝，怀恨绰哈布，他在奏摺还未拜发之前，故意把这一消息泄漏出去，以邀奸旗民。旗民对驻防官吏的贪污舞弊和对旗民的背叛压迫，早已怀恨在心，加以田间工作，本非所习，深感分田以后，粮饷一空，生活成了问题，心里非常不安。一天新威营士兵在西校场操练后，便集体闻到将军衙署，众口叫嚣，无法制止，男妇老幼，越聚越多，多达数千人，捣毁门窗器物，秩序大乱。官吏自协领以下都赶到头门劝阻，群众一见，更加愤怒，瓦片石块，纷落如雨。佐领桂星五，左额受伤，血流满面。将军绰哈布出来，立在威武梨侧，忽一人冲上，推倒威武梨上的大刀打来，幸为协领景运用手挡住，才没打着。正在纷乱当中，有看见佐领忠孝的，便高呼忠青天，忠孝赶紧退下，群众声势越发不能制止。这时在总督衙署当差的达贯之（回族），向总督赵尔巽报告，说旗兵反了。赵马上调动巡防军，在西御街的川东公署，晋平街的圣寿寺严密布防。他自己带了几个人，从西御街、祠堂街探察着来到将军衙署。这时新威营士兵已散，只剩下几百妇女老幼，他们召见总督，一齐跪下哭诉。赵答应同将军商量不分田，不裁旗，教大家回去，不要在此停留，大家才陆续散去。忠孝因有煽动嫌疑，被革职充军到新藏乌鲁木齐。并在旗兵中选择青壮者一千多名调川边的巴塘。辛亥革命后，忠孝才从新藏回到成都，但去巴塘的青壮旗兵则无一人生还。
四、创办两所小学校
自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的腐败羸弱已暴露无遗，欧美各国帝国主义国家都乘间之危竞相染指。
由是甲法战争、英法联军、甲午战争，接着进入国联军，连续不断的强敌压境，形势岌岌可危。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忡忡，起来找寻救国的途径。“教育救国”是当时最兴口的口号，创办学校成了重要途径之一。成都的满蒙知识分子，也在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中辰，创办两个新型小学，一是公立第三小学堂，一是八旗高等小学堂。
公立第三小学堂这个学堂是赵恩民、田宪之、赵子厚、孔静若、苏敬民等，就赵子厚所在支机石义学地点创办起来的。开办之初，教师都是纯尽义务，有时还要资助一点。但因风气闭塞，校址狭窄，学生仅有七人（峰峻、会文、钟绍、玉麟、锡恩、禄泰、维藩），也无校名。为谋发展，才商借旗绅刘介五的减隆街空余房舍，于同年七月初一日开学，始定名为公立第三小学堂（因在成都汉城方面先有第一小学、第二小学）。这时学生已增至数十人，教师也有相应增加。学堂对常驻教师二人暗交微薄薪资外，其余还是义务教学。对学生则只征少许杂费，即视其家庭经济情况，由家长自愿认缴，少的每月仅缴制钱壹百文，不能缴的，一概不收，对汉族学生（有十数人）也是同样待遇。第二年的学生又增加不少，现有校舍已不能满足需要了。此时有管缉室聚五，将他女婿鹤九皋协领实业街（原称官学街）住宅一院捐出（鹤九皋夫妇皆已死亡，遗下一妾由室聚五接到他家这活），并资助三百元作培修费。这年（一九〇五年）下期，即由减隆街迁到这里，学生益多，乃分甲乙丙三班教学，随薛学校右侧一段空地作操场（后修建六先生祠于此）。辛亥革命后，又集资把鹤宅旧房改建成宽敞明亮的砖木结构的两个教室和一幢礼堂。定名为“三英小学”，并照常规定额征收学费。靠东一个教室，是镇白旗满族佟筱山强力捐助的资金，所以这教室门面刻上“筱山纪念教室”字样。辛亥革命时成都旗汉的和平商谈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学校既收到零子巷，日本投降后，又迁回
实业街。曾一度把这个学校扩办为中学，叫三英中学，由于经费支绌，不数年便停办了。在这个学校作过校长的，先后有吴堡厂、孔静荪、童雨苍、雷履平、吴伯涵、刘少伯、联雨农、郝子旅、关发等人。一九五三年，由政府授办，更名为“实业街小学”。
八旗高等小学堂，它是在公立第三小学堂刚从支机石迁到咸睦街时，旗绅蚕架五、雷和春、赵惠民、哲明轩、赵铭恒、河清、陶芝生、邱金礼、广善、广续等多人，认为第三小学堂地址不大，发展较难。集议要办一个完善的小学。于是，积极筹措资金，由河清捐出他西胜街（当时叫右司街）东口菜园地，并请准将军拆卸少城书院房屋，招工修建校舍，购置图书仪器、体育用具和动植物标本，于这年（一九〇四年）冬月初十日开学。教学科目，有数学、民文、英语、地理、历史、图画、音乐、体育等。教师除满蒙族外，也聘有汉族教师。学生一律免费，并供给伙食。还收了陈培根、黄裳等十余名汉族学生，汉族学生和满蒙族学生享受同样待遇。由于河清捐地捐款，大家公推他为堂长（校长）。以后继任堂长的还有广善、广续。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广续以年老辞职，才由赵泰安主持校务，改称校长，并改校名为少城高等小学校。学校基金原存入商号生息，学校经费尚称宽裕，后因基金在巡防军的兵变中全部损失，不得不开始向学生征收学费。在赵泰安之后，继任校长的还有吴侯厂、童雨苍、孔静荪、赵剑青、李子耿、孔志孚。由孔志孚任职的一九三七年，依照仿政府的规定，成立了校董会，再改校名为私立少城小学校。一九三九年，学校被搬到金泉场（土桥）。不久，孔志孚辞职，由常同纲作校长。一九四一年又由金泉场迁到通惠门外的罗家碾。一九四五年春，抗日战争已接近胜利，又再从罗家碾分班分批迁入黄石街原组合小学校址。（因组合小学校营立少城小学后旋又停办）由于这个地点被新新新预备班所强占，当时心不
能全部迁入，直到解放前夕，报销撤走，学校才完全迁入。一九五三年春，由人民政府接办，改为黄瓦街小学，后又改名黄瓦街中学。
五、开办同仁工厂
辛亥革命时，成都的旗汉问题得到了和平解决（我曾写有一篇旗汉和平解决史料。载四川省文史资料第十辑）。军政府履行优待条约，拨款二十万元（军用票）修建工厂，安置满蒙人民。主办人是汉族有经验的董修武、裴钢。厂名改一视同仁之意，名为同仁教养工厂。厂址在西胜街西口靠波墙这方，直到实业街西口。厂的规模较大，内分纺织、毛巾、染色、油漆等科。在建厂初，即提出较大一笔的基金，存储国库生息，按月拨交工厂，保证了工厂的顺利进展。后来，军阀混战，割地自雄，一切政务，极度废弛，应拨该厂的息金，由不能如数照付，到一艾英名，厂务大受影响，而且所产产品，由于连年内战，积压难销，工厂资金日渐短绌，陷于半开半停状态。满蒙人士寄相春，都维屏接办，虽经多方努力，欲换巨额势，在资金短绌和百业凋敝的情况下，依然回天无术，以致江河日下愈来愈坏，终于在一九二零年被迫关闭。
六、旗务局与生计委员会
旗务局是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根据优待条约由内务司设置，以办理满蒙旗营后事宜的。地点在祠堂街人民公园对面。旗务局以后是旗民生计委员会，再后是旗务政民生计委员会。在旗务局时期，主持的是汉族人士，办了发给优待旗兵三个月的一饷银，颁发各个旗兵房产等证证，和清理官公财产等事项。以后该局交由旗籍人士管理，更名旗民生计委员会。担任会务的是赵惠民，继后是哲明轩、金静后、余洁齐、郝墨庄。在郝墨庄任内改
为旗籍贫民生计委员会。郑以后是冀如、白泽民。从这个会的名义来看，是办理有关旗民生计方面的事务。但由于满蒙族人世代当兵，坐吃铜粮捐债了，没有从生产常识与技能，因此该会只能按月收取房租，以维持会务。余款存入银行，作为年终发给满蒙人民度岁的费用。同时也有汉族人士捐出钱票米飞，来此发放，赈济旗民。在存款不足以发放最低的度岁费时，就卖掉一处两处房产来凑足。年年如此，房产口减。这个会就是在房产减少到无法维系时，就自然结束了。
七、满蒙两族人口的消长
满蒙两族受到清朝军营制度的种种束缚，加以辛亥革命以后，在政治上受到较大的歧视，这就加重我们的民族危机。根据后来的调查，在辛亥革命以前，成都的满蒙族人约达三万左右，到了临解放时期，仅有三千多人了。那占百分之九十的人哪里去了呢？就是穷死了！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虽然发了三个月的铜银，但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不久之间，便用得精光，就只有卖掉自己的住房来维持生活。可是当时一甲地（约等于0.8市亩）连同三间住房才卖四、五十元的军用服，后来曾长到二三百元，但是还不经用。也有去做小生意的，几下就把本钱搞光了。有点文化的便去教学，或在单位写字，才勉强维生。一些青壮年就去当兵，老弱的就四方流落，不是饿死就是自杀，由于怕笑话还走到较远的地方去死。仅就我知道的，有罗某的女人，把衣服用针线密缝后，去到犀浦投水自杀。贼匪街东口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大家唤她有干娘）和现小通巷一个姓步的，都是跳水自杀的。因此满蒙族人民，在此时期，死亡率特大，原住贼匪街和桂花巷的约有五十户左右，现在仅存七户。在栅子街、奎星楼也有四、五十户，现在仅存四、五户。头胜街、将军街、永兴街和井巷子等地，都曾是满蒙族聚居的街巷，而现在的东胜街，满蒙族连一
户也没有了，永兴街只存四户，井巷子只有二三户，而且都不是原来的住户了。到了解放以后，党的民族政策公布了，满蒙两族人民都欢欣鼓舞，而且渐次都有了工作，满蒙族人口才得以日趋增长。估计现在已由三千多人增加到四、五千人了，这是满蒙族人口消长的大概情况。
八、旗汉通婚
异族通婚问题，在民族界限还严格存在时，是不可能的。当初满蒙旗兵和陆续送来的眷属，都住在成都西部的少城。有一道城墙与居住汉族的街道相隔。只是为了生活物资的需要，准许个别男丁到少城以外购买商品。一般与汉族不通往来。民族界限如此严格，哪还记得上通婚。到道光时期，虽有满汉通婚的号召，但满蒙族高傲自大，除少数纳汉为妾，都不屑与汉族通婚。光绪二十年以后，虽又有通婚的诏令，但仍没有实现。辛亥革命后，驻防势力不复存在，由于生活上的需要，旗汉的接触才比较频繁起来，渐次有通婚的。尤其在解放以后，各民族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平等生活，和睦相处，满蒙族同汉族的界限进一步消除了，通婚问题才得到健康的正常发展。
（一九八二年四月写）
成都荣乐园
川味正宗之一
兰云峯
中国的烹饪技术，有悠久的历史，是传统的文化遗产之一。由于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幅员辽阔，各地的习俗，不尽相同。因而各地的菜肴，各有特色，从而发展成为几大菜系，四川菜就是其中之一。川菜形成一个派系，也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许多人智慧的结晶。
荣乐园的川菜之所以著名，主要是不墨守成规，善于吸收全国各地烹饪技术的长处，又严格保持四川菜肴的特殊风味，所以它的格调清新，独树一帜，被誉为“川菜正宗”，名冠西商。因兰光鉴是荣乐园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对荣乐园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所以，周学怀曾有诗赞曰：“治庵何止千万人，川味当然推兰光鉴”。
荣乐园一几一二年在成都开办，后来由于国民党经济崩溃，通货膨胀、工商凋敝，百业不振，遂于一九四八年倒风袭蓉之时，无法支持，不得不宣告破产歇业。它存在的三十六年中，为川菜的改革、创新、丰富和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是成都人民有目共睹的。
荣乐园是由原“正兴酒”餐馆的贩乐斋和我父兰光鉴、叔父兰光荣、兰光燮共同创办。我对它的发展经过有所了解，本着存真求实的精神，写出亲见亲闻的事实，供研究成都工商史的参考，如有不当，希同业前辈不吝指正。
一 兰氏弟兄学艺经过
兰光鉴出身于贫苦家庭，同胞兄弟共三人。父兰治平，母田玉芳，均从事帮工过活，家庭经济极为困窘。他十三岁时，经人介绍到成都一家大包席馆“正兴园”当学徒，学艺糊口。当时的“正兴园”是满族人关正兴开的，继后由其子宝贵书（满族规定子不袭父姓）经营。它拥有名厨甚多，专门承包上层人物的筵席，由于他是满族，官场中都有心照顾，业务很好。包席馆于工作的特点，是前一天的晚上，必需把第二天席上的用料加工成半成品，如发海参、鱼翅、玉兰片等，这些准备工作是学徒工的事情。老板的生意越好，学徒一年四季都在熬更守夜，年终只有几个压岁钱，没有什么工钱。尽管这样苦，兰光鉴仍然勤奋工作，钻研烹饪技术。因为有了手艺，颇受师家赏识。不久他的二弟兰光荣也到“正兴园”来当学徒，弟兄二人常在一起相互切磋技艺，又肯向同行中高手请教，功夫日益精进。满师后，他们两人被留在“正兴园”工作。当时，餐馆包酒席是把菜肴捏到顾主家里做的，包席馆子本身没有宴会的场所。设宴的人多数是达官显宦、豪商巨贾。清廷规定做官要避籍（本地人不能做本地官），所以清代在成都来做官的，百分之百是外省人。至于票号，典当等大商号，也多数是山西、陕西两省的人。他们都带有家乡名厨师，一是表示阔气；一是怕四川菜不合口味。这些厨师都有特殊技术，故每次席菜上必然有主人的家乡名菜加入席中，让客人品尝异乡美味，以示新奇。兰氏弟兄平时既肯研习烹饪技术，就不放过这种机会，千方百计去学习省外的烹饪方法。尤其是山、陕西省的面食，兰光荣学了不少。当然要学到这些技术，但不是轻而易举学的。有技术的师傅，都是很保守的，过筋过脉的地方，是不肯轻易指点的。兰氏弟兄下了很大的功夫，常常在他们操作时，在旁细心观察，刀法、取材、调味、火候等等，都默记在心，偷
偷地反复试做，不把别人的技术偷学到手，不肯罢休。这样，成年累月，就累积了不少各地的烹饪技术和知识，为以后自己发展和改革川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创办荣乐园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满族一下子尖掉了权势。“正兴园”的生意随之萧条，宝贵书也无心再经营了，准备歇业。众多的厨师、徒弟，都面临着一个出路问题。兰光鉴的师叔李春廷、师弟张海清来约兰打伙开包席馆子，兰光鉴一则没有本钱，一则觉得他在“正兴园”处了十几年，师徒情谊深厚，不能在家临难之时，丢脱不管、应当善始善终，协助师傅把善后问题处理好，再说个人的出路问题，就婉言谢绝了。第二年（1912）“正兴园”完全结束，兰光鉴离号时，三师傅（宝贵书之弟）还握着他的手哭了一场，鼓励他自开馆子，可见他们师徒之情，非比一般。后来兰光鉴在经营“荣乐园”时，一直对师家有一定照顾，从不间断，直到四八年停业。
一九一二年秋，兰光鉴离开“正兴园”后，他的师叔戚乐斋想开包席馆子，缺少可靠的帮手，他明知兰光鉴没有本钱，但认为兰人很能干，技术又好，所以主动几次三番劝说兰的母亲，叫兰出来和他共同开馆子。戚把兰母说答应了，兰光鉴只好同意。当由戚拿出三百个大银元做本钱，兰家三兄弟都参加工作，出力不出钱，就把馆子开起来了。因为本钱短少，就和湖广馆兴隆庵的住持眼澄和尚商议，馆子暂设在庙子内。湖广馆是成都一个大菜市，比较热闹，对开馆子也是有利的。
馆子的招牌，兰光鉴考虑到本钱是戚乐斋的，荣誉应该归于戚，就取名为“荣乐园”（“园”是馆子的通称）。馆子虽是开起来了，但当时成都经过辛亥革命“十月十八”打启发的兵灾后，市面还没有完全恢复，显得萧条，经常包席设宴的人少，开馆子的
就罢四处打听某大人物、大商家、大领导有什么宴会，设法上门兜揽生意，对外接触联系业务就很重要。兰光鉴在外面人地熟，又长于交际应酬，就由他负责对外。戚乐斋延老前辈，本身又有一套好技术，能够服众，就由他负责内部工作，如厨房管理、人员调配等。兰光璧能写会算，就负责管帐。厨房里只有兰光荣，人手不够，兰光鉴就去邀请三位师弟吴文宣、邓厚泽、周映南来共同合作。他们三位都有高超的技术，兰光鉴称吴文宣为候补詹王菩萨（馆子行业供的神）厨子精；邓厚泽是出色的总调度（同时指挥白十泉酒席开出）；周映南擅长做精细菜，又能作西菜（解放后在金牛坝为首长做菜）。至于兰光荣的白案，手艺是同行中少有的。这样，厨房里的班子就硬扎了。
这时，从“正兴园”出来的李春廷、张海清等开的馆子叫“春和园”、“醉陶村”，连同“荣乐园”基本上都是“正兴园”的一班人马，烹饪技术也是“正兴园”老一套传统格调，很少改变。兰光鉴认为这样下去不行，缺乏竞争力，不改变菜目，多出花色品种，不会把生意做活。但戚乐斋是一个维护老传统的卫道士，不赞成改革，兰光鉴只好先在陈旧的申席点上加以改变。如用山西的撕耳面代替一般的杂酱面、红汤面、甜点方面废除什么酱米酥、黄豆糕等旧式点心，代之以米酱盒、洋芋饼等新式点心。就这样由小而大，由中点而菜看逐渐改进，改变虽不大，却已一新耳目，受到欢迎，荣乐园才在筵菜业中站稳了。
三 荣乐园的初兴
民国初年，成都包席馆子很多，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五柳村的聚丰园。大宴会的生意，大部份都是它做了。其它的包席馆子，只能作点小宴会的生意，是不能与它竞争的。
一九八八年，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兼四川督军熊克武任成都。某次熊为庆劝说寿举行盛大宴会，经人推荐筵席由荣乐园承办，
订做鱼翅席一百桌。这次是唱戏饮酒的宴会，会场设在一个大戏院里，台上唱戏，下面就设座安席。熊为了避免客人拥挤，开席有困难，就叫安“流水席”，客人坐满一桌，就开一桌，这样安座开席，就有秩序，不会嘈杂纷乱。没有开席的客人可以安心看戏，开席的可以开怀畅饮。可是馆子方面，就很不妙，大批酒席，要一桌一桌的安坐开席是很吃力的。尤其是原材料准备不充分，厨师技术不过关，往往会出丑。因为一是说要就宴，二是有几席就要开几席，三是临时增加席桌或减少席桌都要来得利落。这些都是很老馆子里的总调度和厨师的手艺的。记得曾经有一家大馆子闹过一场笑话：它也是承办宴会，顾客订的是四十桌海参席。在出头菜海参时，规矩是每一份端走一份，那知掌瓢的师傅，手上功夫不到家，拿不稳，才背到三十二、二份（即上三十二、三席），锅里就没有海参了。前面端去上席了，不能勾些出来，后面差几份，怎么办？因此大大出丑。所以大宴会席桌多了，不是那么容易承办的。
那天是熊督军宴客，场面很大，怕出漏洞，就由兰光鉴亲自担任总调度。因为来的都是达官显贵，稍为怠慢就会撞祸。兰光鉴大场面见得多，很有经验，所以安排酒席很有条理，有秩序，指挥灵活、应付裕如，没有出现一点忙乱现象。来的客人吃得舒服，都很满意。席终，熊克武对兰大为夸奖，立即叫人给兰光鉴送了一个十四色礼品的“大抢盒”（从前送礼用两人抬的工具）表示谢意。等后，熊常对人说：“我指挥一个大部队作战，没有问题，要我指挥这个场面就不行了。真是行行出状元呵！”
从此，熊对兰光鉴另眼相看，凡是督军公署的大小宴会，都叫荣乐园承办。在荣乐园经济周转有困难时，还可以在督署军需处先去借支，没有数目的限制。兰光鉴就利用经济周转灵活的机会，把荣乐园加以扩大，从兴隆庵迁移到布后街。准备打破上门承包酒席的旧习，增加设备，辟了两个场、接待客人住宿子里
开篇。但是，那时的官场中人，都习惯于在家里设宴，才显得有派头，认为馆子里俗里俗气，不愿在那里坐席。因此这段时间，荣乐园还是上门办席的，馆子里开席的少，业务发展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它的包席业务，已超过其它馆子，仅次于聚丰园，在同行业中崭露头角了。荣乐园能够在短期内发展起来，是与熊克武的支持分不开的。熊兰关系，也因之密切起来。后来，熊克武被蒋介石软禁虎门，曾来信托兰光监察官他唯一的—院住房，直到解放，熊返蓉后，还请兰吃饭，表示感谢。
四 中途风波，促进合作
三十年代，成都社会风气逐步趋于在餐馆中设宴。因为餐馆请客，省去繁文缛节，至多三几小时就终席了，家中设宴，往往要耽搁一天。顾主为了减少麻烦，感到餐馆宴会方便，一时各个餐馆都设起座场来了。荣乐园虽只有三席的座场，却天天客满。有时订坐到四、五天以后。因为生意好，增加了一些学徒、杂工，管理也就麻烦了。这时有个杂工是戚乐斋介绍来的，他仗恃与戚有关系，常常不重视号规。有一次开大锅伙食，动用了上等材料，兰光荣批评他，两人就吵起来。戚认为伤了他的面子，也就与兰光荣吵起来了。二人愈闹愈凶，甚至闹到要散伙。过后，成长时间不来号上理事，请也请不来。经兰光签约同各位师兄弟反复研究，才决定把荣乐园改成“祥记荣乐园”，戚乐斋与兰光鉴都不负实际责任，让戚在家休养，全家生活费用由荣乐园负担。兰光鉴只负经理的名义，以便对外。内部事务分由吴文宣、邓厚泽、周映南共同管理。这三位师弟本来是商超技术的，因戚乐斋管理很严，一切按老规矩办事，没有机会让他们表现才能。现在，兰光鉴放手让他三人分管内部工作，主要是可以尽量发挥所长，待遇方面一律平等，凡兰、戚两家分什么，他们三家都有，无厚薄之分。这样一来，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于是，大家
更加齐心，和衷共济，把荣乐园当成大家共同的事业了。俗话说：“三人同心，其利断金”，荣乐园在师兄第大家协力合作之下，业务就蓬勃的向前发展。
戚乐斋性格古怪、爱哭人，但工作认真，管理严格。荣乐园的师傅、徒弟、工人对他都有些敬畏，只要他在厨房里，没有人敢偷懒，但他在烹饪技术上却墨守成规，不敢在菜肴上改变花色品种。这是因为清末他在“正兴园”工作时，第一次一个大官请客，席桌是由他负负做的。饭后，这位大官把他叫去，问席上的鱼叫什么名称？他筹是五柳鱼。六官说，五柳鱼怎会在上面搬些红辣椒丝？他筹是泥色彩的。大官吼道：“胡说！先给我打五十个手心！再回去问你的师傅。”这颗手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对于川菜的改革不是那么赞同的。在他主管荣乐园内部的时间，菜肴基本上是谁持老一套作法，变动不大。所有徒子徒孙，没有那个敢大胆创新，大胆改革。兰光鉴却不是这样，认为老是陈腔老调，会使人生厌，只要改得有道理，改得好，任何人吃了都会满意的。所以荣乐园改组以后，兰光鉴首先主张改变菜肴，解除传统的束缚，大家敢于大胆放手，新的菜目就层出不穷了。
兰光鉴为了报答戚乐斋出资创办荣乐园，除了按月由荣乐园负担减全家生活费用外，并为戚购置住宅一院，同时吩咐厨房，每天威要吃什么，就弄什么，无论怎样，都要使威过得满意。他对兰光荣、光馨解释说：“我们三兄弟都在号上工作，全家十多口人生活费用都是号上支付，我们又没有一个本钱，饮水思源，应该报答戚师叔。所以无论怎样要先满足戚师叔的需要，他有需求都应全力办到”。因此荣乐园改组以后，戚乐斋虽不过问荣乐园的事情，兰家弟兄和店上职工，都不敢对他有一点疏忽怠慢，除了他全家平日生活费用荣乐园照付以外，其它有所要求，无不用办。戚乐斋也从不说长道短。因此盛兰两姓，亲如一家，这样
和睦的伙计，是少有的。
五 荣乐园的极盛时期
荣乐园由于积极改变菜目、花样翻新，很受顾客欢迎，生意越来越好。但它只有三个座场，接待不了许多顾客，扩大房屋场面就刻不容缓了，却又一时筹措不出大量资金。一九三三年，适逢业主要出售布后街的旧址。兰光鉴就找到老主顾安元璋商量，结果由安劝其亲戚李其相（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出资买下旧址，改建楼房，长期租与荣乐园使用。所耗用的建筑费，由荣乐园按二分之一的数目交付给房主，作为租房的押金，其余一半、每月按银行利息折算，作为租金。这样优厚的条件，新房主李其相就接受了。房屋扩建工程由蜀华公司设计承建，建筑很合理，单是设宴开席的房间十六间，可以同时接待近百桌的客人，为荣乐园扩展业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兰光鉴在座场布置上费了一番心血，为了要显示第一流餐馆的格调，在上海订制了印花台布，玻璃桌面，高级皮沙发等，把十六个房间布置得非常富丽堂皇。对于食用器皿也非常考究，派专人到江西九江定烧各色仿古瓷器，从汤匙到盘碗约计数千余件，并把原有的少数真正象牙骨的筷子，添制到将近百桌。这样的排场，当时成都是绝无仅有的。他为了要使座场脱俗，富有诗情画意，给客人添助雅兴，对四面墙壁、如何安排字画，也费了不少心思。兰氏兄弟三人都酷爱字画，平时就收藏了不少名人书画，为了布置新座场的需要，更加大力征求。当时的名书画家如向仙乔、盛公伟、冯骥父、黄君辟，李著瑞、张钹邨等，都是荣乐园的长期主顾，就有机会征求这些名人的手迹。这十六个房间的字画，每个季度要全部更换一次，没有干多张字画是办不到的。兰光鉴常说：“现在是小名家的字画，也要征求、不能放过，因为他们将来就是大名家”。兰光鉴收藏字画成癖，珍品尤多，他常
说：“我把清代所有状元公的书法已收得差不多了。”
荣乐园的建筑、设备和店堂布置，在当时筵蒸业虽已首屈一指，但由于新埠餐馆如雨后春笋、著名的就有哥哥传、姑姑筵、颐之时、竟成园等等约二十家，竞争相当激烈。兰光鉴认为单改菜肴花样还不行，为了还应当时顾客的需要，决定把传统形式的台面，实行大的改革，将全席上的什么瓜子手碟、四冷碟、四热碟、四对银、中点、席点、糖碗及八大菜肴通通予以改变，就是入席前废除中点，就座后先上四个碟子（冬天用热碟、夏天用冷碟）作为筵席的开始，跟即就上八大菜，最后一个汤吃饭。这种台面，短小精干，它既可以把燕窝席，鱼翅席，鲍鱼席等席桌上的精华菜目，挑选一二加入席中，增添风味，又减少了为摆排场面实际上吃不到它名下的次等菜，节约了顾客的开支，因此深受顾客赞赏。这种席桌，兰光鉴起个名字叫“便饭”。这一改变，荣乐园每天都要出售酒席数十桌，轰动了全行业，业务大大的发展了。以后这种“便饭”普遍为成都筵蒸业所采用，相沿至今。
荣乐园能够在成都长期享有较高声誉，还与厨师的技术高超分不开。曾经有一件比较突出的事情：一九三四年，刘湘驻成都时，他的军师兼模范师长刘从云也到成都，常在荣乐园包席宴客，往来较熟。一次，有人给刘从云送了一根大象鼻子，这是八大山珍之一，过去封建王朝的御厨才有烹饪象鼻的技术。刘从云派副官将大象鼻子送到荣乐园交兰光鉴说：“刘师长某天要招待贵客，象鼻子是主菜，你们配上一桌上等酒席，价钱不论多少，一定要弄好。”兰光鉴把大象鼻子拿到厨房，对几位师弟说：“这是刘师长拿来考我们手艺的，做不做得来？我们荣乐园自开张以来，还不曾遇到难题，这是第一巨呀！”大家把那又厚又粗又硬的大象鼻子看了又看，面面相觑，都只听到说过，没有那个见过，怎么做呀？最后周映南出来说：“大家不要急，让我来试
试，一定要给荣乐园争个面子。”到了宴会的当天，周映南煞费苦心地烹制出象点子。刘从云和其它客人品尝后，啧啧称赞不已，一致认为荣乐园能做御厨的名菜，了不得！于是在社会上起了很大影响。
抗战后期，英美援华助战空军驻在成都，他们都爱吃中国菜。如著名的英国坦克司令韩可、美军军官阿根、飞虎队长陈纳德以及法国领事等一般盟国官员，都成了荣乐园的座上客。因此，荣乐园的名声就传到海外了。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名流”黄金荣、杜月笙托人来成都向兰光鉴示意，希望他把荣乐园搬到上海去开设，准备把上海“大世界”全部拿来作营业厅，筹建资金由上海方面负责，荣乐园的商誉（招牌）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其余沪、蓉两地各占百分之四十。一句话，荣乐园可以一切不称，只出人员。兰光鉴觉得自已是学徒出身，纯属商人，与这些“名流”打交道是不够格的，同时，这两位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恶名也是很可怕的，怎么能够合作。因此，在他们吹得天花乱坠，兰都婉言回绝。
六 乐荣园的川菜流派是怎样形成的
荣乐园对于菜肴烹饪特别认真，随时增添和改变品种，以满足广大顾客的需要，这是它经营的主要方法。由于长期不断的改制、创新，它制作的菜肴品种花色竞达数百余种之多，把全国几大家系的名菜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菜肴，都加以揉合改制，纳入川菜体系，使原来非常单纯的川菜，变得丰富多彩，美不胜收。如广东的生片火锅、蝴蝶混炖、江浙的虾爆鳝、醉蟹，山陕的醋溜鱼、南边鸭子、纯菜鸽蛋等，都是省外名菜，经过兰光鉴改制后，完全适合四川人的口味成了川菜。再如佛教中的罗汉菜、素烩，伊斯兰教中的榨羊羔，炒锅蒸，都经过改制用来上席。炒锅蒸原是用肥儿粉作原料，配以菜油炒制而成。兰光鉴认
为太简单，不能适合席桌上的需要，叫孔道生改用面粉，配以各种蜜饯佳品试制，经多次实验成功，定名为“八宝锅蒸”。道教九皇会吃的素菜，多是用萝卜、窝笋、高笋作成，受到一些人的喜爱。荣乐园将其改制，加上猪牛肉丝，起锅后撒上蚊子一把，又是一种风味，取名为“回挽汉”，又名“野鸡红”，也用在席桌上。兰光鉴还把一般民间菜与席桌上的上等菜焙合，粗菜精做。如一般家常的鱼香油菜若加上鱼片，黄豆芽加上尤鱼丝、冬笋丝，品味就特别不同。甚至连街头巷尾叫卖的蒸蒸糕，加上精美的的心子，也搬上席桌。
兰光荣是“白菜”中的高手，他在面食上下的功夫最多也最深。很早他就把广东的鸡龟因改成五仁饼，后来烧炙人口的蟹黄银杏、改良锅炸、虾仁软炒面都是他搞出来的。他不仅在面食上有很多创新，就是菜着上也有不少改革。他是主张改革老一套传统最力的人，因此同行中说：“兰老二离经叛道，违反前传后教。”他却毫不在意。
抗战中大批江浙人和扬州妓入川，他们会做一种“花椒鸡”的名菜，这个菜是鸡粒小，味道回甜，辣味不重，道地的江北味。周映南发现这个菜受欢迎，就与吴文宣、兰光荣等人，研究品尝后，将其改制，鸡粒加大，用大量的花椒与辣椒烹制，成为川菜中的冷碟佐酒名菜。
他们还大胆的引进西菜，改为西菜中吃，非常成功。如美国的露笋，改成露笋禽蛋。印度的咖喱鸡，改成碗装小块上席，法国蘑菇，引用为蘑菇禽蛋。美国的樱桃，改成樱桃冻，作为最后的糖碗上席。既可帮助消化又有醒酒的功效。其中难度较大的是国外的火鸡（ken），它原是整个推出，由主人分割散客。荣乐园把它改成外包闷油用叉烧作成后，分三部份上席，取名为“叉烧鸡”。再如西餐中的番茄蛋黄虾仁炒面，它的特点是番茄与虾仁要粘在面上，面是用鸡蛋黄作的，这样成品色泽是红、黄、白
十分美观，其味特别鲜美。但作法很不容易，经过若干次试验，还未达到应有的水平。由此可见，菜肴改制和创新都是要经过相当艰难的摸索，反复的试制，才能成功的。
荣乐园不仅把川菜发扬光大，形成全国一个著名的菜系，而且还培育出不少高级厨师。如张松云、孔进生、刘笃云、周海秋、曾国华、华欣昌、毛齐成等，都是突出的人才。解放后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用，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因此，荣乐园的烹饪技术、操作方法得以完整的留传下来。
七、荣乐园在管理紊乱和社会经济崩溃中垮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反共立场，又发动不得人心的妄图消灭共产党的全面内战。弄得民穷财尽，法币疯狂贬值，物价一日数变，正当工商业者都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四八年秋，情况更为严重，法币已贬值到数百万倍，币面萧条，不景气弥漫全城。一些银行、钱庄、字号、公司、商店无法支撑，成批倒闭，牵涉面之广，为历来所未见。荣乐园本身没有经济实力，经不起这股巨大的风浪袭击，不能支撑危局，只有宣告停业。后又成立债权团，清理结束。曾在成都筵兼业独占鳌头的这家大餐馆，就这样垮台了。现在回忆起来，真象一场恶梦！分析它招致失败的原因，约有两个方面：
1. 内因：
荣乐园的内部管理，是沿袭“正兴园”的方式，家店不分，成了所谓的“包包捐”，没有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有赚就加进去活动，亏损就吃老本，仅那一摊子在搞。兰家、戚家要用钱，都在柜上去套，帐目一直是浑乱的。因为摊子大了，每天内外外的事也多了，兰光荣、兰光睦忙不过来，监督管理就有些松懈，以致收到包店款项的人可以私目挪用去搞囤积货物的勾当，厨房内个别人可以对外承包伙食，收入算作他个人的，原材料以
及半成品，咸、兰两家可以随意仿制，其它的人甚至连有偷窃行为，小量的明拿暗取，更是不在话下。所以管理不善，是它招致湾台的主因。其次，咸兰两家成员共约二十人左右，无职业收入，全靠店里供给清耗的点一半以上；部份人还有吸吞赌好，在外工作的人，也不能自给，还等于在家退坐吃。店主应两家生活，实在可观。加之，荣乐园本身的固定职工将近百人，业务好，不觉累赘，业务不好，又不能辞退，而这些职工还要养活他们的家庭人口，不管有无业务每月都要支付他们的工资。曾经有人建议裁减职工，兰光鉴极力反对，他说：“我们荣乐园绝不能辞退职工，我就是学徒出身呵！生意不好，大家喝稀饭也要掩在一起！”
2. 外因：
抗战以后，法币贬值，起初还不十分利害，到了四八年法币贬值的速度就吓人了。一、二月份大约半个月打个滚，三月以后，就是九、十天甚至两三天涨一倍。荣乐园是于定席桌的餐馆，买主总是提前几天订席，到开席时，物价已经涨了，分明是赚钱变成赔本。更何况有些顾客吃了不是付现钱，必须餐馆派人去收，最快也要拖两三天，才能把席款收回。这样一来，物价已经打了滚，原材料买不回来，损失只好自己承担了。加以在那个社会里，有些大官僚、特务、哥老头子之类有权势的人物，他们自己吃了不给钱不说，还经常邀集朋友来吃酒席，好象馆子是他们开的，吃了把咀一抹，也不道个谢就走了。开馆子的照例不敢去收钱，一怕万一出了事，求他们庇护时他们拖眼皮不管，二怕他们打坏主意整你，防不胜防。这些损失，每个月不知有多少起。
记得我父亲兰光鉴对我说过，做馆子生意，对有面子的大主顾，尤其是要放帐的，收好多，算好多，不能指望全部收回来，万一溢了帐，只有自认倒霉。从前，大军阀赖心辉驻扎成都时，是荣乐园的老主顾，照顾的次数很多，不料后来他垮台了，离开
丁成都，积欠的席款就有四千八百多块钱记，上那几笔收呢？这笔帐就滥了。成都警备司令尹廷虎，是成都治安方面的总负责人。每天早上都要荣乐同给他准备一份鸡肾、鸭肾汤，他天天来吃，吃了不给钱。他又经常变容，十回就有九回半在荣乐园。我父亲特别叮咛相上，钱不能收的。荣乐园开了二一年多，这些事儿几乎天天有。日子久了，荣乐园怎能招架得起。
有了以上这些内因和外因，所以，一遇上市场经济大动荡，就经受不住，无法撑持，只有关门大吉。但是业务虽停，开支不能马上减少，人员不能马上解放，只好变卖保假设备来维持，直接到五〇年上半年，完全山穷水尽，才将兰光鉴三兄弟的住房一院变卖摊帐，彻底宣告破产！
附记
解放后，荣乐园餐馆已经破产结束。其众多的门徒、职工，皆分散在成都其它一些大餐馆中工作。企业虽不存在，但它的烹饪技艺在川菜中却已形成了一个流派，同业称之为“菜派”。其中代表人物有张松云、孔道生、毛齐成、曾国华等特级技师。他们的烹饪技术，在成都餐馆中是名列前茅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决心要发扬优良传统，开展四化建设，搞活经济。因此，四川省饮食公司积极与美国纽约建康食品公司谈判，商定合资经营川菜餐馆，定名“荣乐园”，技术力量以“菜派”为骨干。既然国外打出了“荣乐园”的招牌，国内也就必须恢复“荣乐园”。所以，饮食公司特于一九八〇年先将成都骡马市街“红旗餐厅”改名为“荣乐园”；同年六月，在美国纽约合资经营的“荣乐园”即正式开业，特派原成都荣乐园特级厨师曾国华前往纽约荣乐园，负责全部烹饪操作技术，竞出了“菜派”的特色，使川菜在海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为伟大的祖国增添了光彩。（一九八二年十月完稿）
成都的茶馆
陈茂昭
成都之有茶馆，现在还不知道始于何时，本文所谈的上限于辛亥革命即一九一一年，下限于人民政权成立之日即一九四九年这段期间一些情况。在这四十年内，又以最后十来年比较容易了解的情况较多。其有参证不易、真伪难分的情况，不便任意网罗，率以已意，颇有裁剪。
一、成都茶馆的分布
成都茶馆之多，向为全国之冠。据清末付樵村所著《成都通览》载，一九〇九年成都有茶馆四百五十四家。二十多年后，成都《新新新闻》报一九三五年一月统计，成都的茶馆有五百九十九家。到一九四一年原成都市政府编制的统计表列，成都茶馆为六百一十四家，其会员人数居全市工商业第五位。截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成都市茶社同业公会记载，茶馆数目为五百九十八家。由此可见，从一九〇九到一九四九的四十年中，成都市茶馆少则四百多家，多则六百家以上，增减变化并不太大，这个行业是比较稳定的。
再以成都的街巷数字来看，据《成都通览》说，一九〇九年成都有街巷五百一百六十条。一九三五年九月《新新新闻》报统计，成都有街巷六百六十七条。据此，成都全市街巷约计六百余条，每一条街巷，都几乎有一家茶馆，可见它和市民的生活关系相当密切的。
茶馆的分布，有疏有密。就一九四九年来说，城内占百分之四十三，城外占百分之五十七。而城内的东城区又比西城区多，这是同市场繁荣情况和人口密度分不开的。茶馆的规模，分为大、中、小型，大型只占百分之十，小型占百分之二十八，中型占百分之六十二。大型茶馆多在城内，中型茶馆多在城外，都是自然形成的。但在一定地区内，商店、游人的多少又与茶馆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商店密集的街道或游人众多的地区，茶馆必多；反之，茶馆必少，在解放前几年一段时间内，以春熙路为中心，北有正娱、紫萝蓝、新仙林、新蓉（桃园政的）、白玫瑰、品香、吉安、二泉、宜园、双龙池、三益公、漱泉、益园等十三家，南有春熙第一楼、益智、清和、部益（歇业后，其隔壁才从庆云街迁来饮涛）等四家，共有十七家。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里有杭流、鹤鸣、绿荫阁、永聚、文化、射德会等六家。商业繁盛的东六街，从东到西，下东大街到有关东、闲居、主自清；中东大街有槐园、三桃园、东篱；上东大街有沁园、刘家祠、多福尔、留芬（一般呼为包馅驿）；城守东大街有华华、掬春楼；西东大街有会友轩，共十三家。湖广馆街、棉花街、书院南街有茶馆七家。鼓楼南街、鼓楼洞街、鼓楼北一、北二、北三五条街共有茶馆七家；每条街平均有一家半。至于不热闹的街道如马镇街、小关庙、东通顺街三条街只有茶馆三家；往下，暑袜北三街、弥青树街、拐枣树街三条街有茶馆两家。再往下，几条街以上才有茶馆一、两家的，不再列举。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偏僻的街巷。
大、中、小型茶馆的分布，也取决于商店、游人的多少。商店、游人多的地方，没有小茶馆；商店、游人少的地方，没有大型茶馆。具体情况是：最热闹地区的茶馆，大型多、中型少，没有小型，例如春熙路的十七家茶馆中，大型一三家，中型五家，没有小型。东大街的十三家中，大型八家，中型五家，也没有小型。其次，比较热闹之区，则是中型较多，大型较少，也没有小
型，例如鼓楼街的七家户，大型三家，中型四家。锦江路、美草湖街、茶袋巷、青石桥南街、中街、北街共有茶馆五家，都是中型。其他商店很少的偏僻街道和城外街道的茶馆，都只有中、小型，没有大型。
二、招牌和行话
成都茶馆的名称，一般是茶馆、茶社、茶楼。茶园则是剧院的总称，虽也卖茶，却非茶馆。也有以园、亭、轩、阁、厅、处、庄、居来命名的，并不普遍。
这里谈的，是茶馆招牌上的名称，它多是经文人琢牌推敲而来，都很雅敏。根据命名的含意，可分为十三类：
有风雅情趣的如：文庙街的瓶香馆，龚草湖的临江亭，山西馆的广香阁，皇城的吟啸楼，鼓楼洞的美蓉亭，劝业场的宜春楼、怀园、第一楼，以及锦春、访春、春和、春融、带江、迎曦、映月、饮涛、槐园、竹园、欣园、晓园、榭春楼、亦乐春、停月居、映月亭、诗清阁、忙里闲、问津处、寻淮处等等。
有在“茶”上做文章的，如：茗园、品香、留芬、清心阁等，有述茶之产地的如：“六也”、“蒙顶”等；有纪念历史上对茶有研究的名人的，如陆（羽）、卢（同）茶楼、羽经茶社等。
有冠本人姓氏的，如：方记茶社、曾记茶社，吴永聪开的求记、黄光荣开的荣辉、罗激泉开的漱泉楼，刘师亮开的师亮茶园、刘湘泉开的香垄居等。
有以街名做招牌的，如：华兴街的华兴茶社、青龙街的青龙茶社、迎恩楼街的迎恩茶社等。
有以方位命名的，如：东园、东南美、南一、西园、北一、兴北、中心等。
有以数字命名的，如：第一楼、二泉、三益公、四明、五福、万里茶庄等。
有标义以自况的如：悦来、市隐、诚园、裕园等。
有赞美顺主的，如：一吊杆、凌烟阁、攀桂楼、儒林、文园、集贤、永聚等。
有用宗教词汇的，如：禅鹤、妙高楼、竹林、宝林轩、蓬莱、葛园、东林等。
有叠字连用的，如：好好、一、华华、林林、新新等。
有对称意思的，如：南北茶社、来去茶社、归去来茶社楼等。
有用吉利词语的，如：鸿兴、顺兴、同兴、兴盛、庆余等。
有借用外国词汇的，如：百老汇、白玫瑰、紫萝蓝等。
这些茶馆，有的经营得法，茶好、水好、座场清雅、招待周到，而脍炙人口，它的招牌声誉，经久不衰，至今还有保留下来的。也有的招牌名称虽然别徽，而经营不好，生意照样冷冷清清。
成都茶馆有许多“约定成俗”的、别致有趣的行业语言。如茶叶叫作叶子，把茶叶放进茶碗叫做“抓”，每碗茶叶多的叫做“饱”，少的叫做“齿”，本来是饮茶或喝茶却叫做“吃茶”；把开水第一次冲进有茶叶的茶碗叫做“发叶子”或“泡茶”，开水温度不够，茶叶不沉底，一部份浮在水面上叫做“发不起”，讽为“浮舟叶子”；开水放置稍久，温度已降低，叫做“疲”，或说“欠疲了”，第二次向茶碗内冲进开水，叫做“掺”或“冲”，不要茶叶，只喝白开水叫“免底”，或叫“玻璃”；顾客少的时候，叫“吊堂”，顾客多的时候叫“打汤堂”，抹桌布叫“随手”，最早还叫“探水”……
“一开”、“两开”，是茶馆里常用的词。如说：“才喝了二开”，指喝的时间短；“喝了好几开”，指时间长。这里的“开”，是指每冲一次开水必须揭开一次茶盖的意思。
“白”，是指掺过多次开水，茶已泡到没有颜色，成了白水
了。当茶客们说“茶已喝白了”，就是准备要走了。
“关”，是指配茶而言。茶馆为了调配合销的茶味，常把几种不同等级、不同价格的茶叶按一定比例搭配，行业中的术语叫做“关”，也叫做“勾”。“关法”或“勾法”是保密的。
“喊茶钱”，是茶客为朋友会（给）茶钱时向茶馆伙计打招呼。当你进茶馆时，先到的熟人就要喊“茶钱我这里会了”，这就叫“喊茶钱”。喊茶钱的人越多，这个顾客的面子就越大，表明他朋友多、交游广。
“换过”，是另换一碗新茶。当别人在“喊茶”钱时，被“喊茶钱”的人就满面春风地拱手说“换过，换过”，喊的人多了，还得说一句“一事换过”。“一事”，代表“一起”或“完全”之意。这些都是假客套，很少有真正“换过”的。
“揭盖子”，指象征性地喝茶领情。当别人给了茶钱，泡好了茶，那怕喝不下去，或事情忙来不及喝，都要把茶盖揭起来在茶碗里荡一荡，象征性地喝一口，否则就不礼貌。
以上这些习俗和用语，现在还继续流行的已经很少。
三、经营方法
凡是老子商场的人，都知道开茶馆是没有多少资金的。一九三七年，茶社业会员四七五家，仅有资金五万八千四百元，平均每家只有资金一百二十元；一九四〇年，茶社业会员六百一十四家，总共资金是当时法币二十三万零八百元，折合食米八百二十多市石，平均每家资金才折合食米一市石多，等于现在二百多斤六米。资金如此之少，究竟它是怎样经营的？
这个行业，除少数大型茶馆资金充足不需赊帐、和小型茶馆赊不到帐而外，大多数茶馆都是向茶叶店赊茶叶、煤炭店赊煤炭，类似过去屠宰业的“杀猪缴帐”的办法（先取活猪，拿去宰杀卖了，再行付钱）。至于小型茶馆买茶叶虽是现金，每天多则
买两、三斤，少则一斤，茶茶买半斤，不穿要好多活动资金。
凡新开茶馆，只要有桌、椅、茶具，租得一间铺房，就可开始营业。它可以把茶馆里的厕所租出去，把茶馆内某一个角落，可作为理发处用的地方租出去；把依附于茶馆、供应顾主的“水烟”“鸽子”租出去（当时茶馆有水烟和洗脸帕供应）。这三笔出租所预收的押金，凑合起来，就可以交纳茶馆房屋的全部押金而有余。所以，只要计划得好，就是无本渐商也可把茶馆开起来。当然，这是茶社帮的一场门坎，不懂得这些，就不是做茶馆生意的内行。
茶补中也有资金比较多的，如东大街的华华茶厅，是股东生意，资金多，排场大，茶馆进深很深，有两个天井，分成三个厅，职工（包括“掌子”一临时工）约三、四十人，茶碗和洗脸帕都是企业专制的。每年新茶下树，派人到产地购进足够使用一年有余的茶叶，不仅卖水茶，还同时经营茶叶业。这样大的规模，当时成都仅此一家。其次是少城公园的杭流，一九四七年出顶时的顶燕费（家俱、口岸费）就是四百石大米。这些个别资金多的，自然就没有象中、小利茶馆那样左右支配的可怜情况。
经营茶馆要想多赚钱，只有争取多卖茶，多卖开水、热水。因为房租、人工的开支是固定的，多卖一碗茶，只须增加茶叶就可获得收入；炉子是成天烧起的，开水、热水急卖得多，就意味着降低成本。
怎样才能争取更多顾主，是所有开茶馆的都要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说，店常要整洁，经常保持桌、椅、擦壁、地面和茶碗、茶盖、茶船的清洁卫生。昌福馆官厨茶馆的铜炊壶擦得透亮，光可鉴人，桌、椅从不横七竖八闲摆，顾主一走，立即检顾，提铜炊壶的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见茶客进门就热情招呼，安排落座，勤修开水，不让顾客呼叫；桌面不留水渍，随时擦干；收钱找补干脆利落，从不错帐；对外来买水的不论男、女、老、少，一律
保证开水要开、热水要烫，蛮鬼无欺。
善爱吃茶的茶客，都要讲究茶方、水好。因此，茶馆卖茶的品茶专家都研究。最著名的如华亭茶厅的上等芽茶，锦春的道池茶客，是现茶无法比的。茶馆都很注意接待早堂，喝早茶的一般是茶粮很大的茶客，茶叶要抓得饱一点，拉住这批买主。对于一般来钱人议茶的，是不在乎吃茶的茶客，茶叶就可凿一点。有的茶馆为了保持水好的声誉，还专门用望江楼薛涛井的水泡茶，用以吸引顾客。
成都的茶馆一般都开得早、关得迟，大多数是凌晨五时开门，晚上十时才关门。还有开得更早和关得更晚的，如棉花街的泰和亭，因地当菜市，清早上市的蔬菜贩子需要落脚，每天清早三点钟它就开门营业。又如潮广馆的茶馆，为了供应春熙路、东大街一带饮食业工人收堂以后来喝茶，它延长到晚上十二点以后才关门。东大街的会友轩，也是为此而下午关门，到晚上十二点才又开门营业。这些茶馆虽用分班办法，但每家茶馆工人有限，还是极其辛苦。
有的茶馆增辟包厢座，就是一间一间的小房间，便利一家人进去吃茶，也便利一些身穿武装的军人进茶馆，因为武装军人是不准许进茶馆的。
有一些茶馆，还设置讲评书、说相声等场所称为书场。书场总是在茶馆生意不好卖茶收入抵不过书场收入的荷况下设置的。春熙路、东大街一带的茶馆，因为卖茶收入多，就很少设置书场。书场的茶叶书茶，其茶钱比平常的茶钱高，商口部份是书场的人所得。因为利益关系，参加书场的艺人要选茶茶馆，茶馆也要选择曲艺品种、艺人和节目。有些书场热闹于东门的，却被冷落于西门；有在南门很兴盛，在北门却无人欣赏，说明百个区域，群众的爱好不尽相同。没置书场的茶馆，如不研究这些，书场就注定失败。当然，其中技艺很高、蓝声书坛的艺人，在那里
都能招徕顾客，又当别论，但却不是任何茶馆书场能轻易请得来的。至于东城根街锦春茶社，则又不同。那里不仅长期有竹琴圣手贾鹏子演唱，还有司牌子茶味子，号号“锦城三子”而闻名。贾竹琴是成都首屈一指的；司牌子的花生米颗颗香脆，无人能比；掺开水的李麻子不特参茶技术高，服务周到，最突出的的是，不管客人再多，收茶钱时，从不当即找补，而最后结帐，丝毫不差分毫，其记忆力之强，令人叹服，故也算一绝。因而锦春书场生意，影响长久不衰。
茶馆工人的工资，是以茶计算，一般是每天七碗到八碗茶的价钱，春熙路、东大街的茶馆是八碗到十八碗。每天，柜上点交盛好茶叶的茶碗给工人，每一百零八碗至一百一十八碗作一百碗计算，晚上由工人交钱结帐。在堂内卖的“兔底”——自开水的钱归工人得，谁提炊壶就归谁，这项水钱往往超过每天工资。其他工人都是月工资。烧瓮子的，可得外面来客煨药、煮饭等所付的火钱。提壶工人的工作好不，能使茶馆的顾主增加或减少，至关重要。烧瓮子的关系到能否节约煤炭，也很重要。为了鼓励提炊壶的工人天天上班，所以定乃日工资，一天不上班，就一天没有工资和水钱的收入。工人伙食由茶馆供给，吃了就工作，甚至边吃边工作，没有什么休息。
各家茶馆的经营方法，都很保密，不肯告人。同时在一个茶庄买的茶叶，但各家的配搭不同，因而风味各异。有的还自行加工，把茶叶配成色、香、味、形，都胜人一筹。有的茶馆老板对每天的营业收入、工人的工资多少，都讳莫如深，不告诉同行。
开茶馆的资金少，但周转快，利润不薄。假设每天买一斤茶叶，烧一百斤炭，连同工资、房租的总成本为一，可是卖出来的一百多碗茶钱和出堂开水、热水的收入则将近二点五至三，这就是说，开茶馆有两三倍的赚益。惟因水火方便，家、店不分的茶馆特别多，营业开支和家庭用度，搞在一起。
茶馆的掌柜（老板），大多数参加了“袍哥”，基本上是出于免受骚扰、平安无事的考虑。经常请客、送礼是不能免的。如东大街的华华茶厅，因为规模大、坐场宽，每月特别开支一笔顾问费，送给能夹火的袍哥、特务，避免小偷偷走茶碗器具。有的中型茶馆没有靠山，就饱受街坊上恶势力的欺负，他们任意取用开水、热水不给钱，甚至还把椅子借去不还。清末，西御街“开开香”茶馆，是一个蝙蝠和她的女儿经营的，摄于社会环境的险恶，把女儿拜给少城里一个旗人，认做干爹，才把茶馆开下去。只有极少数的茶馆是无人敢去骚扰的，因为开茶馆的就是恋人，如总府街、春熙路有几家茶馆，老板都是些国民党军官、警察、或特务，花牌坊的大茶馆就是特务、袍哥能把子徐子昌开的。
四、茶、水及设备
茶叶的种类很多，成都茶馆卖的茶，是以花茶中的茉莉花茶为主，其它珠兰花、栀子花和玉兰花茶等，则常备而未用或很少用。茉莉花产在外东的东山一带，茶叶则是邛崃、大邑、彭山等地所产。窨制花茶本是茶叶店的工作，多数茶馆无力窨制，都是买来的。但有个别资力充足的花茶馆，还是自己窨制，它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按其特殊要求而窨制出高出别家的茶叶。
另外，茶馆还卖有芽茶、春茶、西路茶等。至于价格昂贵的龙井、蔷薇，只有极少数的大、中型茶馆才备有这些品种。春茶是云南的沱茶，西路是灌县青城山产的茶。大体上是冬天搭卖春茶，夏天搭卖西路，花茶则是四季行销，致于芽茶，同样是用来种花窨制，只是选材高，全用茶叶的细芽。茉莉花也不是用整朵整朵的，而是撕成一片一片，这才分外清香可口，沁人心脾。例如华华、饮涛卖的芽茶，是从茶叶铺头不到的，因而特别吸引茶客。
冲茶用的水都用河水，所以一般茶馆都挂出写有“河水香
茶”四个字的纱灯，以招徕顾客。而所卖的热水和洗脸水则是井水。有的用两个瓮子，一贮河水，一贮井水，有的只用一个瓮子，而用水板把瓮子隔成两半，使“井水不犯河水”。
河水是指锦江里的水（府河与南河通称锦江）。成都东南西北四城门外大桥侧近都有水码头，东门在珠市街，南门在柳荫街，西门在三洞桥、饮马河，北门在下河坝，挑水工人即由此往河里取水。担一挑水进城很费力，价钱就贵。在清末时，城内每担水的水价约等于四个锅魁。到一九三八年，有了板车，才改用板车、扁桶运水。
因为河水价高，一般平民都吃井水。茶馆为了保证茶味清香，再贵也要用河水。只有东门外望江楼“薛涛井的井水，是唯一比河水还要好的井水，因其位置在九眼桥下游，距锦江很近，周围尽是砂滇土，河水经过天然过滤渗入井内，很少杂质，格外清澈。有些著名茶馆，如少城公园的鹤鸣，东大街的华华，春熙路的饮涛等，都是专人拉运薛涛井水，更加受到茶客们的称赞。
茶馆的桌凳，从辛亥革命以来，差不多都是矮桌子、竹椅子，以前，都是大方桌、长板凳。当时，成都有几句在茶馆里“讲理信”（评理）的话：“高桌子，高板凳，说得脱，走得脱”。可以证明它不是竹椅和矮桌。有了少城公园以后，公园内的茶馆开始使用矮桌子和马夹子，马夹子占面积又不好收拾。公园以外的茶馆才把马夹子改成竹椅子，七十年来基本上没有改变，虽然有多少款茶馆曾用木椅代替竹椅，但不受欢迎。
陶瓷茶具分茶盖、茶碗和茶船称为“三件斗”。它的好处，在于泡茶之后，盖而不严，既可排除潮湿，又可基本保持茶味，这比冲而不盖，或密不透气者要优良得多。茶盖还可以在碗内适时搅动，用以调匀茶味；或盖或揭，以适应冷热的要求；近似锥形浅底的茶碗，对缴绿的茶色和花叶各异的形状，可以一览无余，增加美感。茶船仰承碗底，易端易放，又不烫手。这些都是比较
科学的。后来，因为瓷船容易损坏，才逐渐改为金属茶船。金属轻便耐用，在使用时，把一摞茶船往桌面上一撒就摆开了，不致破损，操作方便。
有些茶馆对茶碗特别考究，如以卖春茶闻名的锦春茶社，根据春茶的特点，在江西景德镇定制的三件头的茶碗，比一般茶碗的口径略小，一次渗水不多，便于细饮。又如华华的茶碗，烧上牌号，供它专用，并以不同的颜色来区别茶的种类、价格。一般茶馆用不起江西瓷就用彭县瓷，比较起来，藏色不少。
炊壶，一般用红铜制，不用青铜，因为青铜比红铜价格高。
砂缸，用以滤水。河水必须经砂缸过滤排除杂质后，才能使用。有了自来水，砂缸就被淘汰了。
五、茶馆和社会的作用
茶馆，顾名思义，那是人们喝茶的地方，它和社会各方面有些什么作用，是值得一提的。
茶馆的接触面相当广泛。因为从前社会文娱活动很少，很多人受经济的限制也文娱不起，公园也没有现在多。于是，坐茶馆谈天，代替了娱乐。所以有些茶馆取名“谈天处”、“各说各”、“可休”、“忙里闲”等，这都是纪实性的名称。
当时成都虽没有大工厂，但手工业行业很多，服务行业、饮食行业也不少，这些行业的职工，散居在各个街道，如泥工、木工、石工、挑水的、缝纫的、做鞋帽的、推车的、搬运的，以及东门外的木船工人、北门外的挑油工人、全城的收荒担子和店员工人等，人数是不少的（单是油米业的店员，最多时有过三千二百多人）。所有这些人，每天晚上，很多都要进茶馆。另外还有不少闲散居民，他们当中的老年人，也是离家很近的茶馆的老主顾，难得有一天缺席，如果茶馆设有书场，那连续性的放映，会使他们神往，每晚的书茶，少不了他们。
再则，成都从前没有只卖开水、热水的老虎灶，住户人家生火的燃料都是木柴，用的水基本上是非水（井水味藏不能泡茶），由于水火不便，千家万户的居民都要到茶馆里买开水、热水，甚至有的人租佃住宅，常把和茶馆靠得最近作为居住的好条件之一。可见市民吃茶、买水，都离不开茶馆，茶馆对人民生活提供了很大方便。
再从它的特殊作用来看，它同某些方面、某些行业的活动又是不可分割的。例如：
各街袍哥码头设于茶馆。一九一一年保路运动，成都保路同志会，串连各家码头，各码头都在茶馆里插上保路同志会的旗子。一是因袍哥习惯于坐茶馆；二是在人来人往的茶馆里集会，不惹人注意；三是在公共场所的茶馆接待各路同志，出了事情，不致连累家庭。民国以后，茶馆里设立袍哥码头的就更多了，有的茶馆还不只是一个，而是两三个袍哥码头。因此，袍哥们三五成群，天天都在茶馆里“摆摊子”，成为家常便饭。解放前夕，有关方面作过统计，全市就有大大小小一千个以上的袍哥码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茶馆里“插旗子”、“摆摊子”。现列举几个著名的袍哥码头：
华兴街的稻荫茶社，就是协进社刘端兴的码头；北大街的少柏茶楼，就是庆福公卢怀三的码头；草市街留春茶社，就是同声总社蒋浩浚的码头；北一茶馆，就是台叙同蓉北社孙岳军的码头；提督街大中茶社，就是大中总社刘国辉的码头；天仙桥茶社，就是群益总社黄亚光的码头；棉花街茶社，就是永安总社周国清的码头；花牌坊大茶铺，就是西城社徐子昌的码头；外南西巷子大茶社，就是崇汉社卢华娃的码头；春熙路三益公，一度成为合叙同志社彭焕章的码头……
工商业的活动场所。茶馆和工商界的业务，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很早就形成了。从前茶馆有付对联：“湖海茶来谈贸易，缉绅人
士话唐虞”，就说明茶馆既是谈古论今的处所，也是恰谈生意的地方。因为成都有很多生意都在茶馆里成交，任何行业都脱离了茶馆。有的干脆以茶馆为市场，还有各行各业的大小商人的聚合和活动，也都有固定的茶馆。例如：
棉织业：上东大街沁园、留芳，下东大街闲居。
丝绸业：上东大街留芳，城守东大街掬春楼，春熙南段清和茶楼。
丝（工）业：下北打金街香茶居。
帽业：华兴街复一茶社、可伙茶楼。
布鞋业：忠烈东街妙满楼，昌福馆内宜园。
皮鞋业：提督街魏家祠茶社。
皮革业：提督东街魏家祠茶社。
国药业：椒子街天合茶园，天福街寻津茶社，义学巷茶社，昌福馆内宜园。
新药业：安乐寺茶社。
酱园业：安乐寺茶社。
丁菜杂货业：东门外亚东茶社，北门大安茶社、杨清和茶社。
木材业：悦来商场内品香，北门外玉河岛。
柴业：水津街同津处。
砖瓦石灰业：悦来商场内品香，东门外迎宾茶社。
陶瓷业：交通路交通茶社、龙翔茶园。
图书文具业：安乐寺茶社。
印刷业：安乐寺对门新商场茶社，春熙东段十二楼茶社，大科甲巷观澜阁。
纸业：伴仙街茶社。
茶叶业：提督东街三义庙茶社，沟头巷中心茶社，城守东大街华华茶厅。
汽车业：交通路交通茶社，总烈祠东街妙尚楼。
液体燃料业：春熙北段三益公茶社。
巴料业：华兴正街复一茶社。
估衣旧货业：鼓楼北一、北二街各茶社。
田地房产买卖业：提督东街三义庙茶馆。
饮食业：店铺多且分散，常常是若干家会员集合在企业比较适中的茶馆。
服务各行业：情况与饮食业基本相同。
一般说，所有各行业会员集中喝茶的地方，大都是逛同业公会或企业较近的茶馆。
米市：东门外东一茶社，南门外西巷子大茶铺、正发店，西门最初是出西门不远的茶馆，后迁花牌坊茶馆，北门大安茶社、火神庙北一茶馆。
油市：草市街留春、谈天处。
花市：东门外铁门坎一家茶馆，主要是买卖烘茶叶用的茉莉花市场。为便于茶叶铺买花回去当天蒸茶，茶馆是半夜三点钟开门营业，天亮就散市了。
六、茶馆的其它关系
群众团体的茶馆：非官方组织的群众团体，一无经费，二无地址，只好借茶馆作为决策的地方，挂上团体名称的吊牌，如各县到成都读书的大、中学生组织的什么同乡会、同学会就以茶馆为会址，在茶馆举行会议。中山公园内的茶馆就挂有富顺县旅省同乡会、屏山县旅省同乡会等不下几十个密密麻麻的会牌，四川省象棋学会的牌子就挂在少城公园枕流的楼上。
回民的茶馆：成都的回民自己开有茶馆，如贡院街的吟啸楼，东御街的东坡亭，三桥南街的荣禄轩。因为这一带是回民的聚居地址，这些茶馆主要是为附近回民需要开设的。
机房工人的茶馆；民国初年，半边街、茶袋巷的机房较多。机房工人就在这一带喝茶。一九二六年前后，陕西街、君平街、汪家拐一带的机房工人，集中在三桥北街龙池轩、苦李祠、陕西街的药王庙等茶馆吃茶，有时茶馆里尽是机房工人，无一外人。
学生的茶馆：有一些大学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茶，四川大学学生在外东楼把后四维茶社。华文、杰大的学生在小天竺茶社，中学生多在石灰街石庄、华西后坝呼店吃茶。
戏剧界的茶馆：京剧演员在春熙路第一楼，京剧票友在走马街祥光，川剧演员在三益公。
投机生意的茶馆：买卖金银、卖钞、纸烟，白天在安乐寺茶馆，晚上在新商场茶馆，买卖黄金的，在总府街正娱花园、白玫瑰、紫萝兰茶馆。
买卖枪弹、鸦片烟的茶馆：说来的场名晋，总府街的正娱和槐荫，昌福馆的宜园，提督东街魏家祠茶社，白丝街的葛园，其中以品香为最著名。
少城公园北六家茶馆，茶客各有不同。枕流是学生，鹤鸣是校长、教师，绿荫阁是政界人士和兰绅，永臻是比较三层或比较有钱的人，因它邻近静宁饭店便于吃了茶吃饭，文化茶园是游园走累了的人小憩之所，射德会茶社是军阀政界上层人物居多，也有大袍哥，袍哥还在这里大讲《海底》。
介绍雇佣人的，说是在猛望府街，后来在局子门街，多是在街上进行活动，也在在街上茶馆里进行的。
综合上面情况，茶馆和社会各阶层的接触实在太宽了。因此，有的茶馆也为革命者提供了碰头、联系、开会的方便，传说有走马街、青石桥、东城根街的茶馆，还有春熙路的漱泉，商业场的陆卢，少城公园的鹤鸣、绿荫阁，长顺街的一一茶园等等。并有远去苏坡桥、簇桥小茶馆过组织生活的。当然，“我能往，
寇亦能往”，马识途写的《三战华园》是就革命党人与特务以东大街华华茶厅及其附近几家茶馆为阵地展开斗争。
总的说来，茶馆是人民群众生活中需要的有用的场所。
(一九八二年五月写)
袍、匪、特、烟、骗
五毒俱全的冷开泰
熊倅云
冷开泰是一个由二流子、袍哥，而滥兵、土匪、恶棍，而旧军官、特务，而豪商巨贾，最后成为将帮游干班中心人物的反动家伙。成都人称他为“冷大王”，可见毒气之大！
冷开泰之所以能兴风作浪，是由于他流浪江湖，久经世故，在人吃人的旧社会里学会了一套冒险亡命、大取大用、损人利己、善于窥伺和投机的强盗哲学，运用自如，因而能几仆几起，始终得势。他常对人说：“我是赤身露体而生，死时能有稿宿子裹身，已有赚了。”由于他抱仁这种想法，在活动得势的时候，就穷奢极欲，追求享受，挥金如土，毫不吝惜。为了闹阔气，纫场面，他在东胜街修的公馆，亭台楼阁，马厩车房，应有尽有；室内华丽的装饰，时髦的陈设，胜过一个大军阀的场面。他虽然没有大军跑那么多搭钱之道，但却有一副杀人越货、谋财害命，无所不为的黑心肠。他一生所干整人害人，硬抢软骗的勾当，危害社会、危害革命事业的罪恶，真是警竹难书！成都人民早就在咒骂他得不到好死。解放初他泼锁压时，围观的群众都说：“太便宜他了！”真是死有余辜啊！
为了揭露他的种种罪行，反映旧社会的丑恶面貌，特根据白已亲见亲闻和走访了解所得，撰写本文，公之于世。
一、早期的烟、匪、军、袍生涯
冷开泰，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己丑年）生，四川仁寿县观音寺木泥寺村人。其父弃农经商，作丝业经纪。十几岁时，由乃父指引，到双流簇桥场上王少安丝行作学徒。平时嗜赌好玩，不务正业，常偷窃丝行中的生丝货物，被查觉后，远逃合川，依靠舅父王某在“卡子”（当时基层税收机构）上当卡员，从中学会许多勒索贪污的手段。
后回成都，正值清巡防军（称为“巡防粮子”）招收新兵，冷开泰前去报效，被录取后当勤务兵，赋侍管带。继由恩拜兄成都新巷子罗大爷“栽培”，加入袍哥当个小老么，从此随时在外仗势欺人。
辛亥革命十月十八日，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在东校场点兵，巡防军阀御谭变，冷开泰也是乱兵之一，大打“起发”，抢当铺、商家，愈抢愈凶。后来竟发展到去抢藩库银行，冷闹得最为起劲，他带头开仓，将藩库银子七百多万两（一说三百多万两）抢劫一空。
冷开泰打抢藩库以后，深怕清查追究，就远走碧口，开始了贩鸦片、当土匪的罪恶生活。
清末民初，甘肃的碧口盛产鸦片，引去不少鸦片贩子，一般呼为“跑碧口”。但碧口地区交通不便，民族复杂，土匪众多，要做鸦片生意，必须要懂“江湖”，通德哥，不然是走不通的。那时，松理茂屯垦司令陈泽藩的部队，都是招安来的土匪，人称“匪队伍”。该部有由匪招安来的营长沈立廷（绰号“沈长子”），冷开泰找人介绍，与沈拉上了关系。另外冷又多方钻营，投靠了“川西三杰”——灌县袍哥首领刁青云、申介屏和宋辅卿。他们给冷向各地袍哥码头“拿言语”、“出片子”（拿名片打招呼），还给冷枪支。这下，冷有钱势有枪，除自己贩运鸦片外，还允
许别的烟贩搭帮，搞起了“保商”业务。
冷开泰由此收入大批不义之财后，狂爆滥赌，大肆挥霍，最后把钱弄得精光，赤手空拳回到成都。不但“无脸”见人，还得罪了刀、申、宋三位舵把子，只好又溜之大吉，跑滩到川东重庆。
一九一六年，重庆江防总司令余际唐的第四区司令范济祥（原是土匪）部中，有个绰号老圈的著名匪首彭氏兄弟三个，二老圈彭惠清作支队长，三老圈彭绍清作营长，大老圈也在区司令部挂个名。冷开泰跑到重庆，和几个老圈打拢了，就住在江北泰山石巷子老圈们家中。同时有龙泉驿的曾德荣、简阳的段成舟（绰号段老和尚）等袍哥、土匪也跑到重庆，冷和他们够在一起，开始了抢人的土匪生涯。
他们大家商议，由彭老圈弟兄拉队伍“放阴儿”（匪徒黑话，抢劫之意），拉回安岳笋子场、石羊场……等地行事。冷开泰在重庆负责购买枪弹，共同分配。同时，冷又到璧山开设“群英茶园”，作为招纳流亡匪徒的联络据点，并笼络璧山驻军团长徐光辉，营长陈鸿文、廖奇玉（均是刘湘下属廖谦的部队），掩护他们的罪恶活动。
他们既抢劫、又贩烟。专贩云、贵烟土，每次达几十挑之多，用洋油桶伪装，外用草裙上糊以“靛脚子”（染料），沿途有袍哥掩护，又与土匪通声气，故能顺利运到成都。先运到龙泉驿的芦家沟交“小姐王”李舵把子和刘寿山、张静如等，张静如特在芦家沟开栈房、茶馆，专门接送，然后转到成都销售。
冷开泰回到成都，由于过去得罪了刁、申、宋三个舵把子，不敢出头露面，谎请双流李安邦、簇桥王绍武、神仙树的秦胡子、青年宫的赵国栋等土匪、袍哥头子向刁、申、宋说人情。刁、申、宋认为冷开泰跑过滩，手杆打得伸，有办法，不但前嫌尽弃，还要培植他。冷开泰如逢火救，高兴非常，马上大排筵宴，
请客应酬，才正式在成都露面，大操炮母。
这时成都有个牛老太爷（牛乾初），是袍哥大爷，很有势力。冷开泰很想同他接近，就请温江团练局长骆滌阳（原是土匪）介绍，与牛老太爷认识，往还非常密切，借牛乾初的声名，抬高他的地位。
不久，彭家老圈几个匪头，死的死，枪毙的枪毙，冷的后台垮了，只好另想办法。就利用曾德荣的关系，在龙泉驿擒袍哥，又结识了不少土匪。一九二〇年，他和这批土匪袍哥在石经寺换帖拜把，其中有香泉铺的曾斐然，石盘铺的谢锡武，海螺河的鄢伯陵，芦家桥的张静如、刘寿山，三道桥的姚树成、邹善成，中兴场的刘伟廷、王国梁，付家坝的付炳之，苏码头的曾吉廷，石盘铺的和尚海岸（石经寺的方丈）圣达、圣有，贾家场的邓九成，双流的李安邦，簇桥的王绍武等二三十人。从此，成都、华阳、简阳、双流、仁寿各地的恶势力结成一片，冷开泰越滥越宽，伙到这帮土匪到处抢人。
在割据时期的四川军阀，都在“招安”土匪，扩充队伍，妄图巩固壮大自己的防区，进而独霸四川。他们“招安”的办法，是给匪首发一张支队长、纵队长或其他什么长的委状，就算纳入自己的建制了，但所需武器军费，却仍由匪首自己想办法，军阀是不管的。这样，在名义上虽然变匪为军了，但实际上他们依然抢人，匪性未改。
一九二〇年左右，赖心辉“招安”冷开泰为支队长，虽然只有几十条人枪，但仍分成三个营，驻防龙泉驿、茶店子、山泉铺等处，并继续抢劫行旅和住户。当此，成都造币厂铸造银元，都是向各县搜集各种生银、银器，运回备用。有次，冷开泰探得遂宁商帮将抄送一二十挑银锭进省，他见钱眼红，就把队伍摆开，在山泉铺场上拦劫了这批银锭。随即把队伍拖到彭山，找驻防彭山的余连长（刘禹九的部队）包屁，在彭山附近继续进行抢
劫。过后又去活动招安，没有成功就散伙了。
一九二一年，冷开泰在彭山招安不成，准备只身去重庆，另起炉灶。经过泸州时，结识泸县九层岩土匪朱腾凤。那时泸渝水路常有土匪出没，行旅艰难。他虽在陆地上抢人，对水路却很陌生，经朱指点后，用白帕子缠在牵镰上，插在船舱篷口，于是他坐的船就平安通过了。抵重庆后，住优胜旅馆，同住的有既当过土匪又当过营长的邓星垣和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的代表王南波，他们三人勾结起来，在旅馆里编赌骗钱。
这时，彭老圈的兄弟伙“杨破老亮”也来到重庆，想招安。冷开泰替他购买枪弹，从中渔利。适逢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负责人邱伯垣来到重庆，他是青帮中一个头头，带有三支新式手枪。冷开泰出高价把三支手枪买过手，转卖给杨破老亮。当场被其兄弟伙告发而被捉捕枪毙后，官府严令追查卖枪的人。冷开泰看到“水聚”了，赶船跑上海，他在船上招妓寻乐，以致事泄被捕关进大监。
冷开泰混迹绿林，自命豪杰，被捕之后，承认卖枪属实，但没有供出邱伯垣。邓星垣、王南波获知冷开泰被捕，多方设法营救。主办此案的军警警察处军法处长范育冰与冷是仁寿同乡。邓、王设法清范打牌，故意输钱给他，尽量拉拢。范育冰吃人嘴软，答应给冷开脱，因而从轻判决：“冷开泰将枪济匪，依刑法二一三条判有期徒刑三年零二月，送巴县监狱执行。”邓、王又向巴县县长吕新甫、监狱管狱员张某贿赂疏通，遂以有病需娶“保外就医”为辞，准予保释。冷开泰只坐了二十二天牢房就出监了。
一九二二年，冷开泰与向成武、周礼堂、邓三荞子（江防第五区司令邓鹏程之子）等人结成一伙，在长寿上沱、木洞、晏家场、螺溪一带抢人时，曾令螺溪把汉湘当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部属旅长傅真吾押送的几百支枪和一些子弹悉数拦劫。不
久，冷开泰被川军第三师邓锡侯部左翼纵队长吕辅周（吕超的三哥）招安为支队长，向成武等作营长。冷乘势把附近的陈大姓子、张海云等土匪都收罗起来，并支使他们暗中抢劫。
这时“峡口”有个匪首叫“绅粮老鄢”，掌握了许多“边疆”，声势不小，冷和他声气相通，往还密切。时川军孙震所部团长谢庶常带队“保商”，护送遂宁、潼川、绵阳和成都一些大商家赴重庆，行至峡中，被土匪拉走一二十人，其中有成都的刘万和，遂宁的保泰生等。事后由遂宁商会会长张勉之出面交涉，托肖金武找冷开泰帮忙赎人，单刘万和的赎金就是两万元，其它也不少，冷开泰得了不少甜头。
当时刘湘在重庆设立专门治匪的“金川团防总局”，委胡荣安为总局局长，乔仲权为总局督察长。这位督察长在十余名卫队保护下由渝去合川，行进“峡口”，过不去，找冷开泰护送，冷开泰找绅粮老鄢，老鄢马上大办招待，乔才平安抵合。后来绅粮老鄢受乔仲权招安为团长。
过后，潘文华、唐式遵、王方舟等部大队人马前去潜乡，冷开泰等匪众才四下逃散。
二、两次流窜上海和投靠刘湘搞特务活动
冷开泰从长寿逃到重庆，适上海青帮头头邱伯垣，因感激冷开泰在买卖枪支案不攀连他的情分，专电邀他去上海。抵沪时受到邱伯垣的盛宴招待，青帮首脑如杜月笙、黄金荣、顾家荣、辛阿毛等都热情接见并宴请。冷乘机吹嘘四川袍哥的力量、军阀的威风，并炫耀其在袍哥中之声望，与军阀间之关系，青帮首脑对他更加见重。当时汉口“洪门”（是沿海及南洋一带的哥老会组织）首脑杨庆山也在上海，邱伯垣与之介绍，杨庆山非常赏识，邀他入“洪门”，称为“海大哥”。“嗨”是洪门中一种很高的称呼，如袍哥之称“大爷”一样。
冷开泰在上海作客期间，利用青帮关系帮川军第三混成旅李越泰部的游击司令易吉三（原是土匪）购买了一批枪弹，沿途经汉口宜昌一带，由“洪门”护送平安抵川。从此，他自以为有青、洪两帮作护符，可以在上海“拉肥猪”，就和身边的秦子均、向子材、肖进汉三个商量，物色到一个江西财主为对象，又串通一个在法租界为人守公馆的看门人，乘公馆主人不在上海时，假借别人名字邀请财主赴宴，把财主骗来，先用药把他们的保藏人员麻醉，然后把财主绑走，交肖进汉等人看守。第二天事情暴露，冷等被逮捕，肖进汉和其它二人都立被枪毙，而冷开泰却由廖海澄的营救获得释放。廖是四川人，在法租界开“都一处”大旅馆，他还送了五百元给冷开泰作回川路费。
冷开泰回川后，就投奔驻防石柱的易吉三，易委他当副官。他嫌池塘小了，养不活他这个大鱼，打听到卅二师师长唐式遵和卅三师师长潘文华驻防万县，他就到万县投靠卅二师独立旅旅长杨海清。杨既是仁寿同乡，又曾和冷一起在彭老圈那里当过土匪，关系更深一层，就把冷留在旅部。
当时，万县城防司令（唐式遵师的独立团长）杨鹏举也是仁寿人，其父杨东楼前由仁寿到成都的途中，被匪绑走，索银八千两（合银元一万一千余元）。杨东楼是唐式遵的老师，唐愿补助三千元的赎取费。只有钱还不行，需要有一个办交涉的人，冷开泰遂抓住时机，自告奋勇出面办理。他一面请双流的李安邦和青羊宫的赵国栋先为探查，一面派戴宗桂到成都找李、赵面谈。经查明是华阳三道桥刘建成和邹善成的兄弟伙搞的，“肥猪”已送进驻郫县的刘建成营部（刘是邓锡侯的炮兵营长）。当请李安邦向刘建成交涉，刘就在三道桥将杨东楼交与戴宗桂领回。杨为此非常感激冷开泰，向唐式遵推荐他为杨旅的第二团团长。可不久，刘湘把杨海清的枪捉了，冷开泰转到唐式遵的另一部当营长。杨海清认为他的枪被提是冷开泰出卖，要打死冷。冷逼得又
跑滩到上海。
刘湘在上海购买大批枪弹，途经万县时，曾被杨森指使范绍增部化装成土匪全部抢走。此外，南京武汉两次为中央控制，不易通过。因此，刘湘为购运枪弹“一穿大伤脑筋。有人向刘湘说，冷开泰能办此事，刘湘的军师刘从云也推荐他，潘文华、唐式遵等将领也赞成，冷开泰就承办了这项差事。他在上海托青帮购进枪弹，用法国兵舰掩护装运，竟平安抵达重庆，刘湘大为赏识，委他为驻汉办事处副官（处长陈辉容）。从此，他在上海、汉口一带，专为刘湘购运枪弹和运输鸦片。由于他办理得宜，又被刘湘提升为宜昌办事处副处长（处长周耀三），旋改调为四川航务管理处检查处长。
冷在宜昌工作一段时间后，闻重庆晋见刘湘，刘派他为四川善后督办公署首任情报处处长。情报处是刘湘的特务机构，其主要工作是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处内的情报员都可单独行动，每人都随身带有一方盖了关防和刘湘私章的绸子，可凭以调动军队，逮捕“犯人”，并可向行政、税收机关支用银钱。此时的冷开泰，已成为刘湘跟前的红人。
刘湘移驻成都后，冷向他献了一条以匪治匪的方案，诱使各地匪首“缴枪自新”，才好收集人枪，以资利用。于是就有金璧赖和山，温江林培根、吴安民，郫县张亚光，彭县徐寿朋，安县周怀德，绵阳左汉章，成都曾发春，华阳方青云等匪首自新，共缴出长短枪约二千支左右。督办公署都给这些人委了名义，后来成都市区的治安，就基本由这些自新匪首来负责维持。
刘湘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由冷负责保卫，随侍在侧。一九三五年，川北红四方面军与由江西突围出来长征北上的红军，节节胜利，行将会师。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等在惊慌恐惧之余，在广汉县城秘密召开全川将领会议，商讨应付红军办法，冷开泰以督办公署情报处长身份参加会议，
负责保护将领们的安全。他在赴会途中，把新都的总舵把子苟荣山引见刘湘，刘回成都后，就委苟荣山为督办公署的付官。
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在汉口举办“珞伽山军训团”，川军二十四军邹善成等一批中下级军官奉调前往受训，他们都知道冷开泰是洪门“晦大司”，与汉口的洪门首领杨庆山关系深厚，特别请他专函向杨介绍，所以当他们抵汉时，洪门的弟兄已在码头迎接，帮他们搬运行李，送到旅馆，殷勤招待。当时规定，军人不能着全付武装进出舞厅等娱乐场所，但他们是例外，能够不按规定，毫无阻滞地玩个痛快。他们受训团来说，冷开泰把沿长江一带都吃通了。
正当冷开泰得意洋洋之际，四川总督府办公署被撤销，另设川康绥靖主仵公署，他原任督署的清报处长一职随之垮台，没有另予任用，这就使人很难理解。据闻，是由于蒋介石借口“剿匪”，派参谋团入川，军统特务已随之而来，并在四川积极发展组织。冷开泰集土匪、袍哥于一身，又是情报处长，掌握了全川不少重要情报。于是军统方面就通过吉红两帮拉拢冷开泰，冷就暗中投靠了新主子，为中央搜集情报。虽然他进行得很秘密，但刘湘手下搞情报的并不是只有冷开泰主持的情报处，还有侍从室、付官处和“武德学友会”等，因此冷开泰的秘密，就被刘湘察觉。于是刘湘和其智囊团的齐毅夫、张斯可、钟体乾、稽祖佑等慎密磋商，并经齐毅夫建议，以胡尚武接替冷的情报工作，等于把冷一足踢出去。因这些问题牵涉中央，不便公开，所以冷开泰还能保留性命。以后，军统头子戴笠多次由重庆飞往西安、兰州等地，路过成都时，都极秘密地要冷开泰到机场谈话，可见冷与军统继续保持关系。
三、组织公司行号，从事经济的投机诈骗活动
冷开泰下台后，四川正在开始“禁政改组”，招商承做“土
行”，给以专销鸦片烟的特权。利之所在，竞相争逐。冷以殿卖鸦片的老手，谋得了专销成都、华阳两县烟土的“土行”经理职务，行址设在成都南新街，凭他丰富的经验，自然获利颇厚。但不久伪政府改变烟土购销办法，撤销土行，冷开泰又只好另作打算。
冷开泰自情报处长下台，土行撤销后无事可干，就利用自己与军阀、袍哥的广泛关系，筹组公司行号，从事经济方面的投机诈骗活动。他先后组建的字号公司约述如下：
1. 开办恒泰字号
冷开泰先以促进二十一和二十四两军团结、川康两省合作为幌子，鼓吹两军系统的军政人员出来合股开“恒泰字号”做生意，既可联络感情又有利可图。继则挑请曾任二十一军的高级军官黄秋侠出面帮他请客，专请二十四军财务处处长李光普和金桂课长丁少鹤两人，并邀请二十一军的乔毅夫、张斯可、钟体乾等人作陪。宴会之后，大家对开字号表示赞成。因当时四川已为蒋介石所控制，二十一军系统人物，在刘湘死后失去重心；二十四军团退处西康，形成孤立，随时有被蒋介石吞噬的可能。所以都乐于借此拉拢关系，增强抵抗蒋介石的力量，双方一拍就合。至于字号的筹备工作当然由冷开泰负责，资本额定为一百万元，自由认股。
李光普代表二十四军认股十万元，嘱丁少鹤拨款，丁为此请示刘文辉，刘唯唯否否，未作具体答复，丁少鹤就拿不定主意。冷即登门造访，借词跑警报（躲避日机空袭）方便，送丁新式小轿车一部，丁遂先行拨款四万元。冷开泰想借此与刘文辉亲近，取得信任，先派人由成都挑运黄酒四十罐至雅安，馈送二十四军高级将领陈鸿文等人（陈曙黄酒），争取好感，然后特别从原二十一军修械所所长、后任周成虎（晓岚）、刘树成两师办事处处长的李文彬手中骗来不少枪支弹药，又多方想法，凑成冲锋枪百
支、子弹若干万发以及捷克式机枪等新式武器，交由邹善成密运雅安，奉送刘文辉。这批武器所值，已达十万元左右，可见他不纯从经济着眼，还有更重大的政治企图。过后刘文辉对丁少鹤说：“冷开泰很能干，是个人才。远在傅兵吾之上，不要把他当外人看。”
冷开泰经过一番筹划奔走之后，正式成立“恒泰字号”，地址设在成都北新街。内部组织除经理、协理、会计等人员外，另设监察委员会，有监察若干人。冷开泰任总经理，熊雨时任协理，特别邀请曾任川军范绍堨师经理处处长的李汝恒任协理兼会计主任。李由重庆到成都就任，随身带来巨额股金二十万元。至于监察委员会，由李光普任监察长（丁少鹤代理），丁少鹤任监察，月薪二百元，丁私人也入了二千元股金。
恒泰字号成立之后，冷开泰又到处传吹嘘，把二十八军系统的张明岩（财务处长）、龚渭清（旅长）、谢秉钧（经理处长）等人约来加入，都任监察。
恒泰经营的业务，除存放款和投机买卖之外，则是明明白白地贩运鸦片，多次派人到云南、西昌等地采购。熊雨时就曾到云南买烟两次，约数百担。冷开泰本人也到西昌去买过大批鸦片烟（数额不详）。
加入恒泰的龚渭清，交手枪两打治冷开泰，托在恒泰买烟之时，趋便帮他撑烟并又把烟卖出，谋取厚利。殊冷竟将枪支作为他私人交往礼品送给西昌地区的士皇蒂辛仁安、邓秀莲等，事后只按枪支原价每支几十到一百元的价额偿还龚渭清，龚大为不满。
由于冷开泰在恒泰只讲铺张，不务实际，对外交涉应酬，不惜花费，对内注重排场，烟塌赌具，设备齐全，供股东和来往宾客尽兴玩乐。虽然经营中获利不少，但开支数额同样庞大，加以他把恒泰的鸦片几十挑偿还私人所欠周继三的三万银元债务，又
在崇宁县私置田产二百余亩，以致收支不敷，亏累甚大。股东当中掌握实权的监察了少钱就曾对人说：“冷开泰难缠”。一般股东和职员对冷更形不满，协理兼会计李汝恒对恒泰的经费开支主张要严格控制，因之也和冷产生隔阂。而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八三军系别不同，总有一定距离，意见难趋一致。由此种种，矛盾日渐尖锐扩大，不久恒泰就告结束，前后仅年余时间。
2. 组织西宁公司
这个公司的全名叫“西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它是由刘航琛向刘文辉倡议组设的。因刘航琛在刘湘逝世之后，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而当时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缜绪又认为刘任财政厅长营私舞弊要予惩办，逼使刘投靠国民党中央，以求庇护。过去刘湘从军费租中央拨川收兑地方银行钞票的专款中暗中亏挪了几百万元，交刘航琛汇存香港作向外国购买枪弹之用，因抗战爆发，枪弹无法购运，刘湘死后，此款仍在刘航琛的掌握之中，刘为讨好蒋介石，遂将此款全部缴献伪中央。蒋介石大为高兴，遂升任刘为行政院经济部的次长，以酬其功，这就变相地把刘保护起来，王缜绪就不敢整他了。刘航琛知道要蒋介石看重他，还需要地方军阀的实力支持，地位才能稳固，于是向刘文辉建议悬荒、殖边，开发西昌、宁属地区，以发展西康的经济，借此与刘文辉建立密切关系。西宁公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时任西昌行辕主任的张纬伦为敷衍刘文辉，也表示赞成。
刘航琛之交结刘文辉，系由冷开泰从中撮合，所以刘推荐冷负西宁公司筹备之责。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冷在成都组织西宁公司筹备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就是刘航琛、冷开泰、傅真吾、任望南。公司股金总额为二百万元，股东纯以官僚为对象，西康省财政厅和中国银行也投了资。
一九四〇年五月，西宁公司正式成立。总公司设雅安，于成都、富林、西昌、昆明等地设办事处。公司设董事会，下设运
输、贸易两部和总务处。由刘航琛任董事长，傅真吾任总经理，运输部经理冷开泰（刘航琛知冷用钱挥霍，不善于实际经营，故只让他负运输责任。同时川康各地土匪众多，也要冷才易“拿颠言语”，不致出事，他负责运输，也很恰当），贸易部经理任望南，总务处长陈尧舫。运输业务，除运送本公司货品外，还代客商承运货物；贸易业务，主要购销匹头等类货物。所谓“开发边区”，不过一句空话而已。
公司成立不久，内部就出现派系纷争。冷开泰所用人员属冷派，任望南由赛兴诚银行带来人员属任派，刘航琛和中国银行介绍来的人员成为中央派，傅真吾所带来的人员又另成一派。互相排挤摩擦，严重影响业务的发展。
冷开泰在公司内的主要助手是陈尧舫、熊雨时、陈俊轩、陈度之、陈裕凤等。运输方面所依靠的社会力量是袍哥、土匪。在雅安、西昌道上依靠著名袍哥头子羊仁安，在成都、雅安道上依靠巨匪张明清。张明清又叫张二哥，拥有百多人枪，在邛崃、蒲江、大邑、名山等县声势甚大，经邹善成介绍给冷开泰，担任公司的运输大队长。
刘航琛应交的股金却不是现款，而是一批不能到手的货物，因他托川康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华侨伍觉天经手，在印度加尔各答购买了一批匹头、皮革（英制纹皮）等货物，因抗战期中滇缅路不通，不能运回。西宁公司成立，刘就把这批已悬水中明月的货物，照原购价折合作加入西宁公司的股本（数额不小），连伍觉天也拨来加入西宁公司占据一席重要职位。这批存印货物，应由冷开泰设法运回。时任康定筹备司令的邹善成，与冷开泰是兰交弟兄，他与甘孜大金寺（主席在拉萨）喇嘛有交情，就商请喇嘛帮忙。先由喇嘛派人交涉清查，获悉这批货物，早于一两年前，运至印度边界距离拉萨不远的“格宁邦”地方。于是由喇嘛派人起运，运至西康德格，交由德格县长范昌荣转运至康定，然
启运到成都出售。总计这批货物，共装四百驮左右。
西宁公司成立以后的业务情况，远不如理想，运输方面折本甚巨，贸易方面也不兴旺。1941年上半年，撤销运输部，总公司由雅安迁成都。因为业务不好，大伙来了一个骗局，以开发冕宁、越西大红山森林为词，由羊仁安出卖林木，骗潘昌献承买，名义上说冷开泰是买主，潘昌献付款几十万元，结果未得一根本料。由于西宁公司人事派别复杂，内部矛盾很多，业务不断亏本，以致经营短短余时间，即行解体。
3. 组织弱和公司
冷开泰继“恒泰”、“西宁”结束之后，又于一九四二年组织“蜀和公司”。他利用袍哥关系，在东胜街“沙利文”，宴请成都附近各地连峰码头的舵把子，邀约他们入股。大家碍于情面，当场承认每个码头二十万元，计到四十个码头，共凑成八百万元。跟即在华兴街黄石子公馆内成立蜀和公司，主要股东有熊雨时，陈谷生、周荃叔、何载兹等人。设有董事会，冷开泰自任董事长。拟定业务范围主要是：（1）存款款，（2）代粮食部运输粮食，（3）购买川省红白糖、叶烟，运输陕西。
当时川省征购粮食，数额巨大，军需民食，均将辗转运输。同时政府规定专卖之烟、酒、糖类物资，亦需人承运销售。而四川境内，遍地土匪，常伺机劫掠滋扰。冷开泰惯于见缝插针，自恃与袍哥、土匪关系甚深，有向政府交涉承运销售之政治资本。于是随身携带巨款，亲赴重庆向财政部、粮食部、储运局等机构接洽活动。乃一夜赌博，竟输掉几百万元，把蜀和公司股本，几乎输光。冷经过一番筹划，挽住望南介绍徐堪（可亭），再找孔祥熙，更透过特务关系，由戴笠向孔祥熙关照，几度磋商。孔决定让蜀和承运粮食，并以制造五官部板车和预拨运费为词，先行一次拨给蜀和公司两千万元巨款。款到手后，冷又计上心来，要在内江购糖，得先与内江实力派人物要好，乃将款交存内江县银
行，陆续支用。该行见冷手面阔，气魄大，立即聘请他作董事长。至于运输粮食，都是先领公款，运后结帐报销，冷开泰就大肆舞弊，虚报运费，虚报折耗损失。由于他与中央要人有关系，这样糊涂谎报的数字，粮食部概不挑剔批驳，听凭报销了事。此外，又购运大批红白糖、叶烟至西安销售，数量之大，轰动了西安市场。
冷开泰因魏和公司的运粮业务，通过戴笠、徐堪而巴结到政治舞台的头号人物孔祥熙，深感荣幸。当时孔自称是孔子七十三代孙，以此炫耀门庭。全国各地孔庙供奉孔子，皆是一神主牌位，只有三处是塑像，四川广汉孔庙就是三个塑像之一。故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之际，这位自称孔子商孙的孔祥熙，要亲到广汉孔庙祭祀“先祖”，冷开泰见此机会，立即前往巴结奉承，追随左右。广汉驻军一二六师师长谢无圻（德堪）和县政府闻讯，连夜将孔庙内驻军移走，粉刷一新，并在成都找来中、西陵名厨备办饮食，静候孔祥熙莅临。是日孔专车到广汉，戒备森严，冷开泰陪侍孔的左右，与孔并肩而行，昂首过市，谢德堪等只能跟在孔的身后。祭祀毕，冷又陪孔返回成都。此后，冷开泰就越发猖狂不可一世了。
蜀和公司经营的业务，有这样好的条件，宜乎可以日趋发达，事实竟有不然者。因冷开泰惯于挥霍，用钱无度，又是大权独揽，无人可以牵制，加以他要在东胜街修建新赖华丽的大公馆，更要拉钱开支，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初，公司便现奢象，周转不灵。但冷狡黠多端，又要花招，另找一批人成立增资委员会，以王蕴滋为主任委员，彭光烈、余汉丞、余和萱、吴毅侯等人为委员，大吹大擂，企图增资。经过数月，旧股东已经吃亏，不愿再上当，其它人士听说是冷开泰经营的企业，闻而生畏，也不愿投资作新股东，结果毫无收获。冷为增资招待各县人，花费很大，除现钞外，还拖欠半边桥蜀风旅馆二千多万元。
冷开泰是惯于编筐打条的人，在这种情势下，就不择手段地谋开财源。举个例子吧，成都干槐树街十一号，是个扬州台基，鸩母叫三姨妈，她从螺客和妓女身上剥削一些钱，冷就特地借同熊雨时登门造访，要她在蜀和公司存款，说了许多威胁利诱的话，迫使三姨妈把积存的黄金六十两存入蜀和。结果烟消云散，本利都被冷吞没了。
尽管冷用了许多方法搞钱，还是不够开销，无法使蜀和局面好转。一九四五年腊月间，存户为过年需钱，纷纷来取存款，公司无钱支付，吵闹不休。延到腊月二十九日，存户取款更急，钱取不到，愈加生气，竟对这位“冷大爷”指名斥骂。三十日除夕上午，情势更趋严重，冷乃吩咐一些狗腿子伪装存户，渗入存户行列同来取款，借故吵闹，互相斗殴，拔出手枪要彼此轰击，存户不明底细，怕枪弹伤人，纷纷散去。这样，才渡过难关，但从此蜀和信誉扫地，不久就关门了结。
4. 组织汉华公司
蜀和公司结束后，冷开泰为“妥袍哥”要成立汉华社，就在成都西御西街邹善成宅内先成立“汉华公司”。冷开泰自任理事长，挽邹善成任监事长（后邹与冷闹意见，不愿再作监事长，又由申介屏继任）。至筹集股款，则仿效龚兴诚银行办法：股额小，利息厚。每股股金一万元，并给予优厚利息，还以复利计算，十五年后每股即可取得十五万元。吸收存款也同样优厚给息，并利用人情关系，尽量拉拢袍哥兄弟价当股东，但是，收效甚微，上当的人很少。成立时，只收得股金千余万元，因法币急剧贬值，这笔数字很小，发挥作用不大。
原蜀和公司的王蕴滋、彭光烈、吴毅侯等人，由冷开泰坚请，转到汉华公司来做股东，余如新津的李元亨、表树江，仁寿的黄勤生等，亦承认作股东，付出一些股金，因此勉可撑持门面。后来公司业务开展并不顺利，王蕴滋又出川去香港，公司情
况且趁不妙，职工多鸟兽散，加以伪法币疯狂贬值，公司的股金、存款，就用复利计算偿付，每股也仅能买包纸烟，大家都不要了，汉华公司也跟即垮台。
四、其他罪恶活动
冷开泰自情根处长下台后，虽然官场失意，在军政界没有任何职务，用字号公司骗人，也已多次失败，行不通了，但他对烟、匪、袍、特务等方面的活动迄未停止，略述如下：
1. 庇匪拉吧，坐地分赃
冷开泰晚年，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不便亲自出马拉肥抢人，但这是他发迹起家作老路，总是不能忘情。而当时的土匪拉肥霸要有后台保险，才不致出寻。冷开泰在江湖上有“名望”，军政界有人缘，到处吃得开，自然被土匪们倚为靠山，他也乐于坐地分赃。如曾作过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副官处长的周瑞麟，即在与冷开泰商量之后，指使匪徒将仁寿“武财神”黄勤生拉走。冷开泰言买自卖，佯装好人将黄献出，利用这个人情，在组织“汉华公司”时，邀约黄勤生当大股东，又骗了一笔钱财。又如资中县的“财神”、商会会长彭积光，被曾任保安团长、第卅集团军成都办事处处长的同乡秦军识串通巨匪帅鹏章将其绑聚后，求庇于冷开泰，冷答应将肥猪移至成都外东赖家店窝藏，由他保险。结果勒索彭家付出巨款，取得一具死尸。象这样残忍恨毒的事情还很多，纵有人知道，也不敢惹火烧身。
2. 拥戴刘“神仙”，想东山再起
冷开泰早年“跑滩”，在汉口时，住在英租界的英森路昌福旅馆。尚未发迹的刘“神仙”（刘从云）也住在这个旅馆看相算命。既人既是同乡，都在江湖流浪，因而结成朋友。过后冷开泰在万县三十二师作团长时，刘“神仙”已有名声，前来万县传道，驻军长官唐式遂、潘文华部顶礼拜门，冷与巴结潘、唐，也向这位江湖朋友顶礼称门生。
后来，刘“神仙”经刘湘的吹捧，名声更大了，四川大小军阀如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王缙绪、王方舟、范绍增、陈书农以及中央要员贺国光等，都相继向他顶礼拜门。刘湘把他尊为“军师”，并捧任为“四川剿匪军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真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
冷开泰对于这样走运的人物，更加迫切讨好，竭力效劳，于是逢人便吹嘘老师神通广大，尽量拉人向刘拜门，扩大刘“神仙”的影响。一九三九年，他想拉侯少蕴等人拜刘为师，就挽请彭勋武联名请客三桌，计到有黄石子，刘佛澄、蒋尚朴、汪俊贤、吴安民、邹善成、侯少蕴等人。入席之后，刘从云从另室走出，大家起立，齐向临时点燃的蜡烛磕头，刘亦磕头回礼，冷乘帆说：“大家都皈依刘老师了。”刘即席讲了几句话。冷开泰巴结刘“神仙”的丑态，真是表演尽至，可惜刘“神仙”的政治骗局也只是昙花一现，冷也没有闪现捞到政治上的什么好处。
3. 入股诈骗强行勒索
成都市长陈炳光集殷筹建成都商业银行，冷开泰入股伍万元，过后冷以他开的公司向四川省银行借款壹千万元。当时省银行规定，借款要银行承兑，借款到期，由承兑的银行偿还。冷以股东身份，要成都商业银行担保承兑，该行当然照办。殊借款到期，冷置之不理，逼得该行东拉西扯，代其偿还。到一九四六年，成都商业银行由米庆云接办，其后又转顶与上海人周嘉琛，把原有股东的股款退还。有些股东如军阀李注东等，无理取闹，退股要退硬银元，冷开泰也是其中之一。银行对冷闹事甚为不满；因曾代冷承兑壹千万元还未偿还，现在又来要万元硬洋的股本，真是无耻之尤，未予置理。冷开泰自知理屈，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派了几个兄弟伙，将米庆云请到东胜街公馆，对他软硬兼施，先用调吓的手段，要银行退银元，来据理力争，说他还欠银行一千万元，连同多年利息，数达五千万元了，他的股本，
抵补不足，何能再说退股？他就要赖，另换一套唱脸说：“外面都说我的公馆漂亮，有钱，其实我是空的带了一屁股帐。你（指米庆云）老兄在商场上有办法，这点钱你也不在乎，数目多少还可以再商量嘛。如果你不同意，我那些兄弟快要吃饭啊！”米庆云知道这个大流氓是不要脸、不要命的，难缠，只好答应再付他二千万元。果然钱一到手，他就不和李汪东等绞在一起乱闹，对米出让成都商业银行的严毫无意见了。
4. 开山立堂，成立汉华社
冷开泰虽然是几十年的土匪、袍哥，却没有开山立堂成立自己的码头。一九四六年春，他刚办起“汉华公司”，就想借此要袍哥成立“汉华社”。他邀请著名的老袍哥王蕴滋、彭光烈、吴毅侯等作主要发起人，他本人就是总舵把子。王蕴滋对袍哥源流及为幕情况了解甚多，遂为“汉华社”撰写一本《海底铨真》，彭则动员群众参加袍哥，为汉华社壮声势，同时卖《海底铨真》这本书又可以赚钱。冷开泰找康定警备司令部善成利用权势，将《海底铨真》在天全、芦山、宝兴一带大量推销，每乡镇出五万元买书，由乡镇长和袍哥头子负责，冷因此而大发横财。
参加汉华社的人数，比其它任何码头都多，首先是凡在东胜街冷公馆和汉华社来往过的人。都算作“汉华社”的袍哥，其余就是在各县招纳，尤其是在吴毅侯的家乡——郸县更是大量吸收。因此该社声势很大，在办圣会设香堂时，还请了几位著名的“社会名流”尹昌衡、吕尔大等莅临讲话，应绳场面。
不久，王蕴滋等人相继离去，“汉华社”活动陷于停顿。冷开泰不仅没有实现统治全川袍哥的愿望，反而遭到舆论的种种非议。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为了敷衍舆论、平息公愤，追令解散汉华社，冷又一次丢脸退却。
5. 竞选立法委员
冷开泰一直有政治野心，总是伺机而动。一九四七年，国民
党政府伪装民主，假“行宪”之名，要全国各地选举立法委员，冷开泰利用自己拥有的土匪、袍哥势力，号召仁寿、新津、双流等县的哥老支特他竞选立法委员，在成都包定荣乐园、静宁、颐之时三个大旅馆和春熙饭店，供应各路袍哥的食宿，并备小汽车专司接送，大肆铺张，到处招谣，以为凭他这股声势，一定可以当选。不料国民党突然规定，立委候选人要由中央提名。冷的竞选资格被宣布无效，他花了许多黑心钱，搞竞选活动，结果又是一场空。
6. 参加“游于班”，阴谋暴乱，被依法处死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准备组织武装开展“反共”的游击战争。游干班主任由军校校长张耀明兼任，副主任由王旭夫担任，前后办了五期。一、二、三期限于军校教职员和校外同学，从第四期起扩大培训范围，第五期更加扩大，除国民党军政人员外，广泛吸收土匪、袍哥、恶霸参加。
在开办第四期时，张耀明、王旭夫邀请路绍芳担任游干班副（骆曾任五战区将校队队长等职），由于驿的建议，找冷开泰物色袍哥参加，并以冷的公馆作为活动中心。于是，冷既参加第四期受训（仅来报到一次），也约来一些袍哥受训。第五期，冷又邀约更多的人前来受训，当由班主任给他以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名义。
由于冷开泰的邀约，第五期游干班受训人员身份最为复杂。举其著者有：曾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处长的刘兆黎，驻峨边的国民党中将司令刘树成，邾县参议长袍哥大爷杨子超，绵阳县参议长左舜卿，双流县参议员、曾任二十二集团军主任秘书的肖壮荪，叛徒、双流县白卫副总队长彭笑山、总教官潘敬德，四川别动队主办壮丁训练的杨卓勋，国民党成都市党部负责人黄功五，新津县参议员、巨匪李元亨，染庆县巨匪李泽儒，成都妇女协会
理事长何知言等。该期共编十二组，每组按连编制。因人数众多，增设副班主任一人，由军校教育长吴起武担任。班中特设“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兆黎，副主任委员冷开泰，设计委员有杨子超、李元享、张联芳、左舜卿等。
受训期中，除听课、聚缝外，多到东胜街冷公馆打牌吃烟，宴会聚谈，以资联络。还有一科办法就是摔把，除三、五个或七、八个池小点聚合摔把外，还来了两次大规模的摔把：第一次是第四期学员在王缙绪公馆举行的，第二次是第五期学员在冷开泰公馆举行的，规模比第一次还大，除受训学员外，还包括班中的负责人王旭炎、肖步鹏等人，由张联芳主持香堂，提刀宰鸡、拈香、吃血酒。并把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王缙绪请来参加仪式，即席讲话，以壮声势。大摔把以后，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特由王缙绪通知省保安副司令林茂华将李元亨为抢劫案所受的通缉令取消。
那时军校存有各种新旧步枪、手枪、机枪、迫击炮，共约两万余件，还有许多军用物资，决定分批发给这些受训人员，以便组织反动武装。当由冷开泰转达游干班受训的人，叫他们各自回去尽量组织队伍，有好多人就发好多支枪。在发枪之前，军校先征询冷的意见，要他考核报来的队伍人数是否确实以及这些当头目的入的号召能力究竟如何，这就使大批想拖队伍当官领枪弹的人竞相奔走于冷开泰之门。
当时，荣庆巨匪李泽儒领得枪弹很多，一九五〇年，他以新十二军独立团团长的身份率众暴乱，为害特大。曾作刘兆黎部团长的蒋镇南，领得大批枪弹之后，通过游干班关系，在川北纠集万余人，抗拒解放军，被迫起义后，又复率众暴乱，为害尤其巨大。这些都是冷开泰设计出策造成的。
冷开泰这个反动家伙，临到成都解放前夕，还坐着吉普车，亲到成都附近的郸县花园场、温江文家场、灌县青城山及内江、
自流井、眉山、新津等地，与各地的反共游击组织密商对策，以图抗拒解放和破坏解放后的建设事业。成都解放以后，冷拒不自新，暗中策划各地暴乱。如濑县袁旭东在青城山附近聚众暴乱，与冷的策划有关，冷冷写信指云各县土匪、袍哥首领，说：要齐心合力，来消灭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要象瓦岗寨平陷乱那样，一齐动手，要大轰击动，把川西南联络成一片，在一九四九年阴历除夕那天，一齐发动暴乱等等。当时，致使各地先后暴乱的罪首计有：
郫县：杨子超（议长、游干班学员）
郭绍成（侦缉队长）
温江：朱伟勋（袍哥头子、军统特务）
邛崃：乔子均（营长、舵把子、游干班学员）
新津：李元亨（参议员、F匪、游干班学员）
双王流：曾炳章（乡长兼大队长、土匪、舵把子、游干班学员）
华 阳： 舒宇照：张达武（袍哥头子）。 张万里（乡长） 吕波澄（袍哥大爷）
华阳： 龙滩将军：陈功武（乡长、舵把子） 陈功爵（军校学生）
大邑：余如海（旅长）
眉山：汪杰（又名汪俊贤，旅长、议长）
新繁：胡开惠（土匪）
沈德正（土匪）
金堂：林耀生（团总、袍哥头子）
崇庆：李泽儒（土匪、团长）
广汉：钟焕章（钟懒王、土匪、游干班学员）
温江： 吴家场：陈利石（乡长、舵把子）
洞子口：曾次钦（乡长）
这些匪首，发动武装暴乱，有些是冷开泰直接指挥，有些是受冷开泰的影响，附和蠢动，致使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建设，遭受莫大损失，冷开泰的罪恶、民愤极大，真是无可宽恕！一九五〇年人民政府为了首恶必办，为民除害，将其逮捕镇压，真是大快人心，也是这家伙应得的下场。
本文承侯少煊、邹蓉成、戴宗桂、丁少鹤等，先后提供不少资料，附此说明。
(1982年6月完稿)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勘误表
第三辑所记史实的校正和补充：
1. 据成都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组陈明泉同志来信指出：第三辑饶琳所写《军统保密局成都站的罪恶活动》一文中谈到，逮捕华大学生毛英才的时间是一九四九年九月，这个时间作者记错了。准确时间乃是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因当时毛英才兼任华大工人夜校教师，我是夜校学生，她的被捕在我当时笔记中有记载，而且还向有关同志汇报过，笔记至今尚存。
2. 据《抗日时期成都遭受敌机轰炸惨状的回忆》一文的作者杨锡民来信指出，第二辑刊载此文中：①四〇年的：“十、二七”大轰炸，应更为“七、二七”；②四一年的“七、二七”大轰炸，应更正为“七、二四”；③第二次大轰炸，在东较场城墙缺口至猛追湾一带救护伤病员百余人，系各个救护队共同完成，并不是他的分队单独完成。
3. 据成都市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崔亚汉同志来信提出：第三辑姜蕴纲写的《对华西大学的回忆》一文中有点儿应当订正和补充。
①三辑78页11行写的“美美会在暑陕街”，这与事实不符，美美会教堂是在陕西街，英美会的教堂才在暑袜街。同页倒7行只写到“文幼章的父亲”，未写出其名字。他叫文焕章，是四川基督教办学校及印刷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②三辑80页17行中“系主任朱汇士”应为“米玉士”，其英文名为Meuser。86页倒2行中“金陵大学校长陈贻光”应为“陈裕光”。
4. 据周芷颖同志来信提出：
①三辑157页倒7行写的“说来场里有一个“仁和字号”其地址不符。仁和字号是在商业后场。
②三辑195页7行中的“妇女名叫吴玉林”应是“吴玉竹”。
上述各位同志提供的勘误和补充的史实，我们深表欢迎，除已分别函谢外，特此刊出。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主要目录预告
一、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之经过……胡秉章
二、成都市政沿革述概……乔曾希 李参化 白兆渝
三、我们所知道的邓锡侯……何翔炯 奉伯常 陈仕俊 付英道
四、成都解放前“六二”大逮捕事件亲历记……邵平 李英
五、借人头，平“米潮”冤案及象……李伯英 邵平 饶琳
六、回忆成都新民报的战斗艺术和它被查封抢劫前后……吴亦兰
七、岷江大学始末……黄子谷
八、郭老与石室中学……李仲屿
九、回忆我的父亲吴兆华……吴伯镇
十、生活书店成都分店……张毓黎
十一、金堂巨匪赖金廷……金堂县政协文史资料组
十二、解放前成都的人市……吴剑洲
[ General Information ]
书名=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作者= 页数= 2 2 3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一、蒋介石猛吞抗战胜利果实勾结日伪军反共纪实……万金裕
二、抗日中期蒋帮制造成都“抢米”事件镇压中共
四川地下组织的真象……李文孚
三、虎门蒙难记……熊克武生前口述、熊达成整理
四、蒋、汪扣押熊克武及其总部人员之经过……黄舟高
五、冯玉祥派我劝说湘参加抗战之经过……高兴亚
六、刘湘之兴起和死亡……马振炎 姜荫梧
七、成都市参议会点滴摘……乔前希、李参化
八、清末的“维新变法”在成都……张达夫
九、赵尧生先生事略……陶尧生
十、川剧名丑“当头棒”……陈国铮
十一、我所知道成都回旗的片段……杨伯康
十二、成都清蒙旗片段史……刘显之
十三、成都柴乐园——川菜正宗之一……兰云肇
十四、成都的茶馆……陈茂昭
十五、袍、匪、特、烟、骗，五毒俱全的冷开泰……熊体云
十六、勘误、补正和质疑
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
勾结日伪军反共纪实
万金裕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中、苏、美、英四国无条件投降。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日本浴血抗战八年之久的人民，无不以欢快的心情，燃放鞭炮，热烈庆祝。以为国家从此结束深重灾难，步入和平统一与民主幸福的康庄大道了。殊不知蒋介石并未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竟然滥用受降权力，大肆排斥异己，剥夺了英勇抗战、勤劳最大的中共武装部队参加受降的权利，妄图独吞胜利果实，且又进一步利用日伪军，武力把止共军就地受降和接管敌占各城市，甚至进攻解放区，破坏和平，使全国人民噩噩战祸。蒋介石这些丑恶行径，是在国共双方关系尚未公开破裂以前，当时有关垄断受降的一切反共文电，属于绝密性质，报章不能披露。笔者彼时正在全面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一处第二课任上校课长，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旬兼任第三课课长，从筹备受降开始，直至遭俘、遭侨、整编伪军、整编各地游杂部队等等过程，均亲历其事。一九四六年夏，该陆军总部结束，笔者被调任国防部史料局（以后改称为“史政局”）上校课长，从事军事史料的整理、编纂。因而不仅能接触到许多反共的文电，在办理受降时期，还曾经忠实积极地为之贯彻推行。故在受降工作结束后，被授过“胜利勋章”和同盟国“自由勋章”（这些勋章笔者早于一九五三年主动
大都白家塘辖区向人民政府缴销）。这段丑恶历史，至今深感愧疚。为了帮助那些对蒋介石的上述行径不甚了解和持何怀疑态度的人弄清历史真象，特将我亲历、亲知的片辞，写成这篇回忆资料。其中引述一些当时未经公开发表而由笔者抄录的文电（以后这些文电收入到《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内作为历史文献），提供读者一阅。事隔三十七年，回忆起来，错漏必多，尚望深知其详者，予以指正。
一、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企图独吞胜利果实的最先两次指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大规模入侵我国，蒋介石统率的国民党军队，逐步放弃大片国土，退守西北、西南省区，消极观望，动摇抗战信心。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在日军侵摄的后方，领导人民，坚持抗战，在华北、华中、华南各地开辟了十几个抗日根据地，团结了一亿以上的抗日群众，发展了成百万的抗日军队，保卫了抗战的大后方，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队，使分驻各地的侵华日军，陷入中国人民的实际包围之中，不能自拔，所侵占的各大城市被割裂成为若干孤立的据点。因而，在抗战末期，美国海军的逐岛前进，得以顺利实施，一九四五年六月中旬，已攻占距敌本土较近的冲绳岛。美空军更以八百架B。重型轰炸体轮番袭击敌之重要城市和沿海港口，使其本土到处成为一片火海，损失惨重。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同盟国最高领导人发出《波茨坦公告》，促敌无条件投降。八月五日和七日，美空军复在日本广岛、长崎分别投以毁灭性很大的原子弹。苏联政府亦于八月八日对日本宣战，苏联远东红军从海陆两面迅速攻入被日寇占领的北满和朝鲜半岛，一举击溃敌之关东军。日本政府感到战争前途已完全绝望，乃由日皇裕仁于八月九日两度召开紧急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于
八月十日在东京广播，向同盟国乞求投降。
抗战末期的一九四四年底，蒋介石为了重开华南港口取得海外军援起见，将驻在西南地区的野战军编组成第一至第四方面军和一个预备方面军（即由杜聿明指挥的昆明防守部队），配合盟军从事反攻。并在昆明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总司令。笔者彼时即调任该部课长。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因柳州克复，陆军总部准备向该地推进，并已先设立前进指挥所于南宁。八月十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到昆明，当地报纸发出号外。同日薄暮，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亦由重庆急电回昆，略谓：敌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我总部新受任务是指挥全面受降事宜，停止空运柳州，已赴南宁指挥所人员，应令其撤回贵阳，待命归队。昆明全市沉浸在一片胜利狂欢之中，爆竹之声，彻夜不断，驻昆美军组成的彩车队在全市游行。次日，我总部又接奉蒋介石的“未灰亥令一亨”电令一通，此乃向陆军总部作出对受降有关事宜的第一次指示，电文内容如次：
一、敌已无条件投降。
二、同时已令敌驻华最高指挥官，转饬所属即就现态势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不得破坏物资和交通、扰乱治安秩序，应听候所在地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部或战区长官之处置。并限二十四小时之内答复。
三、各战区应注意下列各项：
甲、对敌可能之抵抗与阻挠，应有应战之准备。
乙、并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
丙、对封锁地伪军，应策动反正，并迅即确保连续掌握，令其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先将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
丁、对投降之敌军及俘虏，不得危害，并恒切通令所属官兵
遵照。
戊、各战区除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外，应残留所要部队维持当地治安。
己、国军之整编，得由各战区长官斟酌状况暂缓实施。
四、该总司令对敌后各要点、要线之挺进占领及令敌军分区集结监视缴械办法，仰即日拟具详细计划呈核。
中正未灰亥令一享印（注一）
总部接到肖毅肃急电和蒋介石的“未灰亥令一享”电令后，我们所有官佐既感到新任务的光荣和高兴，同庆又十分犹心。因为大家知道广大的敌占区是被中共领导的百多万军队和二百多万民兵游击队所长期控制。日军既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共军很可能就近并入敌占区的各大城市，接受日伪投降。我们的军队尚远在大后方，可能来不及开赴沦陷区，敌伪军队就早已向共军投降缴械了。军委会这项电令，要求各战区长官“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一事，不知日本方面是否能够完全遵办，尚是问题。
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广播照会中、苏、美、英四国政府，正式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在接获日本投降照会后，立即电知南京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下达六项指示。除伪共通电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保持现有态势、维持所在地之秩序、交通、不得破坏任何设备、物资外，并伪冈村派代表到玉山机场，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之命令。八月十七日蒋介石又以“未曦亥令一享”电令，正式授予何应钦以办理全国受降任务十二项。主要是规定何应钦在蒋的指挥下指导各战区、方面军分期办理一切受降事宜和收复区的有关难民救济、交通运输的恢复，剿办拒绝投降、不听命令的伪军、处置汪伪组织档案、财产、恢复南京附近秩序等。这是受降前，蒋对陆军总部受降工作上作出的第二次指示（即“未曦亥令一享”电令），其内容共十二点。内
中以第“九、十”两点为主。原文是：
“九、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我受降计划者，得呈请本委员长下令惩罚之。
十、敌军应对本委员长所指定之部队投降。如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或于投降期间不遵我军命令实施者，得由陆军总司令以武力制裁之，并对不遵命令之敌部队长或敌军最高指挥官直接予以处置。”（注二）
以上所说的“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显然是指的中共领导的军队而言。国民党将军部队绝不会有未经何应钦或蒋介石的派遣而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之事。它并规定，不仅要惩罚擅自接受敌军投降的部队而且还受制裁日军部队长。语气严肃，其蓄意已很清楚，是要垄断受降，独吞胜利果实，排斥对抗战有巨大功勋的中共军队参与受降、分享荣誉，这是十分明显的。此项骄横无理的“指示”，当时我们总部人员不以为非，而是十分卖力地予以执行。
中国陆军总部在昆明奉到蒋介石先后两次指示的电令，作了部署。也接获何应钦的电示：赴日将总部移驻湖南芷江，在该地筹备受降典礼。跟即派出先进人员飞芷江设营（本来在蒋介石八月十五日电令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派员到江西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的命令。但因玉山机场由于暴雨冲毁跑道，暂时不能使用，乃再电冈村宁次，改在芷江接见日军派来的降使）。
旋接日军侵华统帅冈村的复电，决定派遣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等一行八人前来芷江。当于八月二十一日晨，日本降使今井武夫等按规完联络讯号，乘日本飞机一架自汉口附近机场起飞，到常德上空后，再由盟军派战斗机三架迎接，护送日机至芷江机场着陆。
笔者是于八月十九日，随陆军总部全体人员，由昆明分乘运
榆机多架到达芷江的。何应钦于八月二十日午后，率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及在渝官佐三十余人，由重庆直接飞抵芷江。
二、何应钦向日军治降代表侦询共军动态并下达盖断受降的备忘录
八月二一一日上午十一时许，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治降代表、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率参谋陆军中佐桥岛芳雄、少佐前川国雄、翻译木村辰男，暨飞行员少佐社员喜八、准尉久保善辅、小八重里正、雇员中川正治等八员到达芷江。当日下午三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见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其谈话内容主要是：（一）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仍归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二）为了使日军投降事项实施顺利，陆军总部将在南京设置前进指挥所；（三）空军机场设站人员将随今井同机飞往南京；（四）所有先期赴南京人员的安全问题，应妥为保护；（五）不符冈村宁次将军签订降书前，即于最短期间内将输送军队前往南京、上海、北平各地接收，……希转知冈村宁次将军等语。并由肖毅肃接受今井武夫交呈之日军驻中国境内之陆海军军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区分系统表册。同时肖向今井面交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除由肖毅肃当面宣读外，并饬今井带回南京交冈村宁次切实照办。备忘录全文如下：
中渝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备忘录中字第一号
日期：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致：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
由：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
事由：
一、本人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之地位，举中国战区最
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之命令，接受在中华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除外）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之地区内，日本高级指挥官及全部陆海空军与其辅助部队之投降。
二、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应自接受本备忘录起，立即执行本总司令之一切规定。在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之日军亦同此规定，并应由冈村宁次将军负责指挥项该日军之投降。
三、冈村宁次将军于接受此备忘录后，关于下列事项，应立即对日本陆海空军下达必要之命令：
（1）对本总司令所辖之地区内（即第二条所述地区，以下同）所有之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
（2）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之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就各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海陆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
（3）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所有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武器、弹药、航空器、船舰、商船、车辆及一切交通通信工具、飞行场、海港、码头、工厂、仓库、物资与一切建筑物，暨军事设施，以及文献、档案、情报资料等等，应立即妥为保管，不得擅自加以移动，并应绝对保持完好状态，由冈村宁次将军负其全责，听候本总司令派员接收。
4. 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所有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应就各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良好秩序，直至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及负责长官到达接收为止，在此期间内，绝对不得将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或代表人员。
5. 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同盟国被俘人员及被扣官民，应及时立即恢复自由，并充分供给其衣食住行及医药等，并准备遵照
本总司令之命令送到指定地点。
四、为监视日军执行本总司令之一切命令起见，特派本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先到南京，设立本总司令前进指挥所，凡冷欣中将所要求之事项，应迅速照办。
五、冈村宁次将军亲自向本总司令接受有关片本陆海空军投降实施之正式手续及将委员长之详细命令之时间及地点，侯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接受日本总投降后，另行通知。
中国战区白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 何应钦
附中国战区各受降主官分记表乙件（如附表…）
本备忘录交冈村宁次将军之总参谋部长今井武夫少将，转送冈村宁次将军。
当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午后七时，美军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准将、派驻新六军美军联络军官菲利普上校等会同我总部部份人员赴今井武夫住所，询问有关华东地区共军新四军的动态。
据今井称：南京、上海近郊及京——沪铁道沿线的新四军很活跃，入夜即有枪声。铁道、桥梁，常受到破坏，交通屡断；至于飞机场因驻有重兵，警戒严密，勉能保安。南京方山附近，棲霞山对岸，常发现共军部队进出，活动频繁；南京市郊，昼夜严密巡逻，仍难免共军的便改队袭击。今后，日军缴械集中，必须派遣装备精良的军队接替防务，始可保卫治安无恙（言毕，命随员桥岛中佐取出新四军活动概况图示一纸呈上）（注四）
经过这番询问以后，驻华美军司令麦克鲁中将听取柏德诺准将之汇报和意见，向何应钦表示：必须派遣装备精良之现代化美军部队担任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的受降。当时，他们的对话大意如下：
麦克鲁：南京、上海、北平是受降重要城镇，必须做好这项工作。据日军代表今井建议：“必须派遣装备精良的军队受降”。故
只能派遣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军前往，这样对共军和投降的日军才能起到威慑作用。如果就近派遣中国军队前去受降，其装备远不如日军，倘遇共军袭击，在未进入敌占区各城市前，就会被中途缴械。那么，以后其它地区的受降工作，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闹出更多笑话。
何应钦：蒋委员长日前在重庆已决定派遣第三战区的部队挺进南京、上海两地。顾祝同长官早有准备，他们组织了不少地下武装的先进部队等待国军，足可控制该地。如要变更计划，改派美军受降，我总部无此权力，必须请示蒋委员长核示，我认为势不可能。
美军麦克鲁中将听何氏之言几表示不满，盛气凌人地以骄横的语气对何钦说道：
“如果我对这个对你们有利的意见，你不同意的话，今后一切我们就不便协助。如需我们支援空远，就要慎重考虑。为了我们飞机着陆后的安全无保障，也就不便派空军担任敌后的运输（华语意思：蒋军装备差，自身都难保，何能保障机场的安全，美军就不能支援空运）。
何应钦只好立电重庆向蒋介石请示，蒋接何应钦急电后，就近与驻渝的美军上将魏德迈面商（魏继史迪威之后，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据悉魏尚能与蒋融洽相处）。结果，采取折衷方案，派遣美械装备之新六军廖耀湘部到南京，九十四军牟庭芳部到上海，改任第三方面军汤恩伯为上海、南京地区的受降指挥官。这才解决了双方的分歧（美械部队因以上均驻有美军的联络军官，有权主宰一切，等于是美国的雇佣军）。原由肖毅肃面交今井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所附之“受降主官分配表”本来规定京沪地区是划归第三战区顾祝同受降，改由汤恩伯受降以后，这张附表也就另行调制，乃向今井手中换回原表。（注五）
八月廿三日。今井武夫返回南京前受到何应钦接见一次，
何交给“中字第二至四号备忘录”带回南京，并嘱其转告冈村宁次大将，投降仪式决定在南京举行。在接见时，今井向何应钦报告中，重点提到：“……平素勾结中共之日人中，亦有‘日军将来之出路，是否与中共妥协较善’之意见。但我等秉承天皇一贯之意旨，不予赞同”等语。何应钦将今井的这些谈话，立即以未濠子机电向蒋介石报告。今井宁当（廿三）日午后一时，乘原机飞返南京。何应钦指派陆军总部第二处课长弥昭凯为联络参谋及空军军官二员与今井同往南京。
何应钦面交今井武夫的“中字第二至第四号面忘录”，内容如次：
节录《中字第二号备忘录》要旨：
……本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先到南京设立本总部之前进指挥所。兹以同样需要，更令各地区受降主官各派前进指挥所，进驻左列各地执行同样之职务：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河内
第二方向军司令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广州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汕头
第三方向军司令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上海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武汉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徐州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北平
第十一战区付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济南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洛阳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开封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太原
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归绥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派出前进指挥所于杭州
……贵官应转饬上述各地区内之日军最高指挥官，对各地区
前进指挥所主任所要求之事项迅速照办……
节录《中字第三号备忘录》内容：
“本总司令部所辖部队，决于最近期内，允以一部利用空运于南京、上海、北平等三处机场降落，以便执行其职务。除另行派遣各机场设站人员先行前往设备外，贵官应本此意图，于本总司令部派遣之部队未到达之前，应确实保护上列三处机场，以备使用。如有修理之必要时，并希依各设站人员之要求，妥为修理为要！”
中字第四号备忘录：
一、依据本总司令致贵官中字第一号备忘录第二条第四项之所定，特将各地区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姓名、应投降部队番号，详细规定如附表第二，希先行下令准备实施。但表列日军部队番号、主官姓名及驻地，系依据今井将军所呈之《驻华日军态势概见图》及其口述，如有遗漏或变更，另行修正之。
二、为使日军投降及械弹、器材缴收进行顺利，特规定事项如左：
1. 本总司令中字第一号备忘录附表内所指定之各地点，即日军分别向我各地区受降主官之投降地点，所有日军应照该表及本备忘录之附表分别集中。凡日军在表列地点以外驻扎者，应先将其防地分别交与我各地区受降主官所指定之部队，其交接日期，由我各地区受降主官分别决定之。
2. 凡日军依照本总司令中字第一号备忘录附表及本备忘录附表所指定之地点集中后，仍应保持表列各该地点之警备状态，维持秩序。听候我各地区受降主官所指定之部队到达后，再依指定时间，逐次交防，并依指定地点分别集合，立即将所有武器、器材自行封存于我各受降主官所指定之各仓库内，呈出详细表册，再立将所有徒手官兵率赴我各地区受降主官所指定之集中营。
至各该封存仓库，则由我各地区受降主官立即派兵看守，并派员照册点收。
3. 在冈村宁次将军尚未正式投降以前，凡中国军队有奉令调往日军现驻地区内者，沿途各地日军，应一律让其通过，不得妨碍。但以本总司令中字第一号备忘录附录内，所指定之各地区受降主官所命令并通知的部队为限。其未奉各该受降主官之命令及通知之部队，日军应拒绝其通过，并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区日军指挥官应负其责。
4. 在中国领海及内河之舰艇及船舶，应立即集中于沙市、宜昌，听候接收。但吃水过深者，可集中汉口，并应先行造具备舰艇、船舶之种类、吨位、装备、弹药数目、性能、所用燃料（含存储量）及员工人数之详细清册，呈送本总司令。
5. 在本总司令部所辖地区内，所有日本航空部队，凡可能飞行及可能修理之航空机，应立即修整完备，并作飞往湖北省或其它指定机场之准备。至修理费时之航空机及所有基地存储之弹药、武器、油类、应一律封存。并连同上述之一切航空机道具详细清册，呈送本总司令，听候派员点收。又所有机场及飞机修理各种设备，应保有完好状态。至空军地面部队及降落伞部队，则由我各地区受降主官分别按陆军部队投降办法接收之。
6. 凡日军现驻地内，所有交通通信各线路及其管理机关，应不待冈村宁次将军正式投降，尽速开放。重庆—南京间及芷江—南京间，并应立即直接通报。其芷江—南京间之电台通报时间、周率、呼号，已由肖参谋长面交今井将军，其重庆—南京间之电台通报时间、周率、呼号如附纸（从略）又所有海河、水道原布水雷及阻碍位置与扫除之情形绘图列表，尽速呈送本总司令。
7. 日军现驻地区内，如有匪徒企图破坏交通通信及扰乱治安者，应特别防范并制止之。
三、希冈村宁次将军将上述各项规定办理情形随时电告。
附表二
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点、日军投降部队长代表姓名、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
| 受降主官姓名 | 受降地点 | 投降部队长姓名 | 投降部队集中地点 | 投降部队番号 | 备考 |
|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 | 河内 | 38A | 越南16度以北地区 | 38A | 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由卢司令官指定 |
| 第二方面军 | 广州 | 23A | 广州 | 23A | 两个师团及三个独立旅团 |
| 司令官 | 广州 | 23A |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
| 第六战区长官 | 汉口 | 6 AA | 武汉 | 131 D、17Bs | |||||
| 长 官 | 汉口 | 汉85Bs、11iB、12iB | |||||||
| 孙 蔚 如 | 冈部直三郎沙 | 市132D、5iBs | |||||||
| 第十一战区 | 华北方面军 | 石 家庄 | 1Bs、2iBs | ||||||
| 长 官 | 北平 | 下 村 定 唐 | 山 华北特别警备 | 队 | |||||
| 孙 连 什 | (后改为根 | 保 定7ks | |||||||
| 本博) | 北 平3TKD | ||||||||
| 天 津9Bs | |||||||||
| 第十一战区 | 34A | 青 岛5Bs、12Ks | 海军陆战队 | ||||||
| 副 长 官 | 济南 | 济 南11Ks | |||||||
| 李 延 年 | 细川忠康 | 德 州9Ks | |||||||
| 第二战区长官 | 洛阳 | 110D | 洛 阳110D | ||||||
| 胡 宗 南 | 师 团 长 | ||||||||
| 第五战区 | 12A | 开封、新乡115D、4KBs | |||||||
| 长 官 | 开封 | 麻 森 孝 | 郑州、南阳92Bs 14Ks | ||||||
| 刘 峙 | |||||||||
| 第二战区 | 1A | ||||||||
| 长 官 | 太原 | 澄田徕四郎 | |||||||
| 阎 锡 山 | |||||||||
| 第十二战区 | 黎 疆 军 | 热、察、绥 | 118D、2Bs | ||||||
| 长 官 | 纽约 | 司令 官 | 4Ks | ||||||
| 傅 作 义 | 根 本 博 | 三 | 及热河省内日 | ||||||
| 附 | |||||||||
附中国战区各地区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点及日军投降部队代表姓名、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如附表二）
根据以上各号备忘录及附表第一、第二，充分说明蒋介石一伙，假借受降的权力排斥中共领导下的抗日爱国军队。独家垄断受降，独吞胜利果实的丑恶行径。因为，
一、抗战八年，中共党员孙芳卓著，空前表所列十五个“受降主官”名单中，竟无一个中共党员将领，全山蒋军高级军官包办。
一、中字第二号备忘录规定十五个受降地区各应派出共“地区前进指挥所”于指定之城市，担负任务是中字第一号备忘录第三条之第二、第四款所规定，即：监视日军就各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不得向共军投降缴械、交出物资。并在驻地负责维持好地方秩序，在国民党政府方面接收官员到达之前，不得移交行政机关与中共……。这说明蒋需对独吞胜利实考虑之周到，计划之严密。
三、查十五个受降地区前进指挥所指定设立之十五个城市中，就有十二个城市，如：北平、归绥、太原、开封、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武汉、广州、汕头等，都在中共开辟的解放区之内，受共军长期的武装包围袭击（如南京、上海近郊、就受到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的抗日军队长期包围、袭击）。胜利时，蒋帮竟剥夺了他们的受降权利，排斥他们，而另从西南地区的芷江空运新六军摩耀湘、从柳州空运九十四军牟庭芳的部队分赴京、沪受降，实属无理。
三、何应钦到南京受降，指使日伪军参加反共
为了垄断受降大权，筹备受降仪式的需要，何应钦指派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先到南京设立陆军总部前进指挥所，并以冷欣充当主任。另邀请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为指挥所顾问，以协
助冷欣工作。特别是因王俊和日本驻华派遣军总部的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是在日本陆军大学同期同学，他可以得到联系上的方便。此外，还有不少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官，如陆军总部高参陈倬、等。处副处长宫其光、课长王武、陈昭凯等都能操日语，前进指挥所恒而勿需另带日语译员。陆军总部第一处除笔者之外，还有上校参谋古让泉、第三处上校参谋张汶杰、黄明光、总部所辖之炮兵、工兵、通信兵三个指挥部的部份幕僚人员，总部总务处、政治部等亦分别派遣人员到前进指挥所，连同一个警卫排官兵五十余人，共有官兵为一门零七八，于八月二十六日上午七时，分乘运输机七架，由副参谋长冷欣率领，从湖南芷江起飞，于当日下午零时十分，到达南京明故宫机场着陆。前来迎接的有日军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长竺源清中佐等十余人。在日本宪兵为前导和保卫之下，驱车进光华门经逸仙桥一大行宫一新街口等地直赴中山北路的原铁道部招待所，陆军总部的前进指挥所即设置于此。
当午午后四时许，由日军总部派来担任我们前进指挥所警卫任务的汪伪军警卫第一师师长刘启雄前来报到，并要求晋见冷欣。受到冷接见时，他自称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历任汪伪组织创办的伪“中央军校”教育长，并兼警卫第一师师长。曾担任金坛、溧阳、句容一带的“清乡指挥官”，在该区与共军新四军作战多次。表示他自己有反共斗争经验，能忠实于反共工作，目的是希望陆军总部加以信任。
八月二十八日，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前来拜会冷欣，由王俊陪同接见，是作为外交上的普通会见。他口口声声都说两国停止战争是为了中日的“和平”。根本不提“投降”二字，否认他们是战败。对日本数十年来一贯侵略我国领土，残杀我大量同胞，焚烧奸淫等滔天罪恶，毫不表示认罪和悔祸。他的
举止很随便，一点不在乎，不像一个战败的降将。这对中国统帅部派出的受降先遣机关，无异是一种轻蔑。冈村向冷欣的表态如下：
“此次奉天皇之命，我们两国恢复和平，希望能恢复以前的友好状态。今后愿意接受何应钦上将的驱使，我的军队愿意留在中国，为贵国的‘剿共’和统一效劳”。
冷欣听了之后，非常高兴。除将冈村的这番“反共、拥蒋”的表态，立向何应钦电呈外，并由王俊陪同，于次日一道去冈村总部回访。
我们从芷江出发前，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曾作了简要之谈话：“……日本宣布向我无条件投降，其侵华的部队长大都是罪行累累的战犯，按《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战争罪犯必须交付军法审判。因此，他们投降后，在中国只有一切听命，决不敢再逞其侵略者之淫威。以往受其阴霾的伪军，也知其靠山已经垮台，不一定还听其指挥。今并武夫这次已流露出此种情绪。我们下达给冈村宁次的‘中学第一号备忘录’，就明确规定，在指定之国军未到达以前，要日军负责保护所占城镇、机关，不能让共军占领，一切物资也不能因受共军强迫而轻易交出。这是必须遵行的命令。近来，延安方面朱德给日军统帅冈村下达广播命令，要其转令所属日军，如在共军包围中的部队，应立向就近共军司令员投降，日军因此处于徘徊之中。国军尚远在后方，一时还不能到达前方。此时为了加重日军责任，必须令其遵照‘中学第一号备忘录’执行。否则，我们要到广大的沦陷区受降，势将成为幻想。大家此去，主要就是监督日方遵照我们提出的要求。前进指挥所是中国最高统帅的先遣机关，它是帮助日军顺利从事一切投降活动，维持地方治安。它的设立非常必要，并非仅仅为了筹备受降典礼”等诺。
肖毅肃临行前的这番指示，我们当然心领神会，认真执行。
达到南京后，就得到日军统帅冈村宁次愿意为“剿共”和中国统一效劳的表态，从而一切都是顺利的，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注六）
九月八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抵南京，代表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主持这一历史性的受降典礼。他住于南京黄埔路原来中央军校旧址内之中国陆军总部前方司令部。南京前进指挥所即日撤销，所有人员均归还原建制办公，并向日军统帅下达备忘录，令其知照。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受降典礼在前中央军校大礼堂即陆军总部前方司令部所在地举行。当日午前八时四十六分，何应钦率受降官四人入场，中外来宾肃立致敬后，何应钦就位于受降席之中央，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右为陆军上将顾祝同、中将肖毅肃。八时五十分，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们出休息室到会场，寻至规定之位置，立正向受降席居中端坐之何应钦行四十五度鞠躬礼。何氏欠身作答，并命坐下。日军驻华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二郎中将、总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三人依次坐于冈村之左侧。驻华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海军中将、台湾军参谋长泽山春树中将、驻越南之日军三十八军参谋长三泽昌雄大佐，则依次坐于冈村之右侧。九时零四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呈出证明文件，经检验后，交其投降书中文本两份，冈村签字盖章后，再交何应钦签字盖章。同时，何应钦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下达给冈村之第一号命令，当面交付冈村受领。仪式经过仅二十分钟，王俊中将导投降代表等离座，向何应钦一鞠躬，退出礼堂。受降典礼宣告结束。（注七）
九月十日上午，冈村宁次前来陆军总部前方司令部谒见何应钦，由何亲自接见，整整谈了一点零五分钟。出席人员计有：何应钦、肖毅肃、麦克鲁（美军作战司令）、钮先铭（陆军总部第
二处少将处长）、王武、陈昭凯（陆军总部上校课长）、陈桂华（陆军总司令的中校侍从参谋）、闵村守次、今井武夫、小笠原清（日军参谋）中佐、木村良男译员等。谈话内容共分十二点，其中，闵村提出一些具体问题，他说：为了保障日军官兵一百数十万人，日侨数十万人，在缴械之后的生命安全，要求留给部分自卫武器，以及日军、日侨今后生活的问题等等。但仍应软在回答中则是偏重于共同反共的问题。其讲话如次：
“……现在东亚局势，必须巩固统一强大，世界永久和平始有希望，故日军一切武器器材，必须完整缴交我所指定的部队长官，切勿损坏、散失，落于‘匪手’，而致扰乱地方……”。
闵村守次针对这个问题，答复说：
“……前（八）月十八日，我已规定办法通令日军各部队实施。即：在中国大陆之日军武器，完全缴交中国中央政府，决不交与其它任何地方部队。此事在今井总参谋副长去芷江之前，即已规定。当时并未奉将委员长命令，我乃即已下令实施”。这就是说，他已自觉地拥蒋反共。何应钦听了后，点头表示满意。
关于汪伪组织所属的伪军情况，前面谈过，八月二十七日当我们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人员飞抵南京时，日军即指定汪伪军警卫军第一师部队担任我指挥所的警卫工作。该师的伪师长刘启雄于当日下午四时，奉命前来前进指挥所报到，并受到冷欣接见。据刘启雄报称：“南京近郊，除浦口、下关有较多武装日军比较安定外，其余地区因新四军出没无常，随时有武装游击部队袭击……”。具体内容与今井武夫在芷江的口头汇报相似。冷欣问他：“新四军主力何在？”刘答：“其主力在长江北岸，江南、浙东各有一部。我的部队曾在前两年清乡时期，于金坛、溧阳、句容一带和新四军作战多次”，等语。
次日，冷欣告诉日军总部的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说：“前进指挥所的警卫工作，应派日本军队担任，汪伪军的警卫师仍应到
“清乡”、“剿共”前线。因他们熟悉地方情形，语言相通。刘启雄师对“清乡”工作有一定经验，勿须驻留市区内”。日军总部当即逊办。
九月五日起，新六军廖耀湘的部队陆续按计划空运抵达南京。先头部队是该军第十四师龙天武部，官兵佩美式自动武器，一律头戴钢盔，着美式草黄呷叽军装、皮靴。引起南京的市民和日伪军的注意。即日开始接替日伪军在南京市区的警备任务。后续部队是新六军的新二十二师李涛部队。冷欣指示廖耀湘，令李涛师接替日军担任沪宁铁路的南京——镇江段警备任务。新六军的装备虽较日军优良，但慑于新四军的声威，深恐在日军集中缴械后，自己不能担当所负广泛的任务。廖耀湘几次到前进指挥所请示冷欣，对南京东南地区的防务，由于日军已移交将集中缴械，似感空虚，可否即派伪军警卫第一师刘启雄部队担任？冷答复：“当然可以”，因为下达给日军的备忘录早经规定：“国军未到达前，治安秩序仍应由日军负责”。我们的部队仅仅运到一个军，尚待陆续调遣，这段时间，日军的责任仍应继续承担。全部日伪军的集中缴械问题，还须等总长（指何应钦）到达南京后，视具体情况请示决定。
廖耀湘在何应钦到达南京后，将南京附近的共军兵力活动情况作了汇报，得到何的同意后，廖即以新六军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的职权，竟发表伪军的师长刘启雄为“国军暂编师师长”兼任“京畿东南地区剿匪总指挥”，以示信任。并指示其任务是：肃清京畿东南的“股匪”、“散匪”。（按：蒋帮一贯把爱国抗日的共军诬称为“匪”）
新六军所属的新二十二师李涛部队在九月十日以后陆续空运来京，仍按预定计划，接替日军担任南京——镇江段的铁道警备任务。因日伪军的报告都称“铁道的威胁，主要是来自苏北的共军部队”。李涛的部队为了确保铁道运输安全，奉令以所属步兵第
六十五团之一个营渡江搜索、侦查，深入苏北的六合，仅微县境内，实际已是武装入侵解放区。立即受到当地爱国武装的强烈拒止，以示抗议。该师急电廖耀湘和陆军总部报告。此时，何应钦在南京（前进指挥所亦已撤销）收到电报后，立即电告新六军：李涛师暂不渡江，应全力护路。以确保南京——上海铁路的畅通。至于现驻扬州、芜湖两地的日军部队，暂不集中，缓期缴械，仍坚守原防。在我军派遣之后续部队尚未到达之前，继续维护“治安”（实际是代替蒋军公开执行抗击共军之任务）。
九月九日，陆军总部受降典礼后，何应钦邀请南京特别市市长马超俊和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卓衡之等，研究如何加强首都治安秩序，收容散兵游勇，以防止“奸匪”破坏，并提出减轻新六军的防务负担，使这支野战军专任拱卫京畿外围地区之责。在国府尚未迁都之前，应加紧首都地区军事警察和行政、司法警察之建设，早日撤除敌伪警务工作。乃决定成立首都警察厅和南京地区的宪兵区司令部。继由何应钦手令留派林锡钧为南京宪兵区司令，并请调贵州省保安处处长韩文焕为首都警察厅厅长（林锡钧是黄埔军校第四期、韩文焕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出身的。实际上两人早已到南京筹备接收敌伪的宪、警。两人都是自命富有反共经验的专家）。成立新机构，基层需要大量的特务和干警，必需接纳一批敌伪中的反共察察。因他们是多年从事反共的地头蛇，熟悉南京情况。一面发表人事，一面接替敌伪的警务。并向重庆的蒋中央报备。何应钦是执行反共和垄断受降的最高指挥官，有权代行党政大权。
四、蒋帮勾结敌伪军在全国各地武装反共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笔者是最先奉派到阔别八年的南京的人员之一。首先是奉命调查我方和盟军的战俘情形。根据日军的报告，早已全部释放，病俘均已送医院。曾亲赴南京老虎桥监狱和
毗卢寺监狱，慰问少数的战俘。他们说：老家已毁，无家可归，正听候政府安置云。
其次是调查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案”。这是南京在1937年12月沦陷初期被日寇兽军残害、奸杀我数十万同胞的大血案（此案在当年调查上报外，以后陆续收集整理的资料不少，容易专案提供史料）。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南京受降仪式以后，笔者从事受降的有关业务。陆军总部次年结束，又奉调国防部史料局整理、编纂战史。因而能接触到将帮一些反共资料，兹就记忆所及，提供一些与本文有关而可以查证的资料。
（1）利用华北日伪军参加反共作战：
华北的赛鲁豫晋豫绥等大片省区，是祖国的神圣领土，是蒋介石放弃最早的地方，也是中共领导下的爱国武装八路军挺进敌后作战，从敌寇手中收复最早的老解放区，拥有雄厚的革命武力。蒋介石自知如要强行进入这带地区受降，独吞胜利果实，势不可能。乃不惜利用其早有勾结的残暴的日寇、汉奸武装等等反动势力，竭力拒止共军受降和收复敌占各城市。华北沦陷后，蒋帮军统特务机关老早就派员与驻北平的卖国汉奸、华北伪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暗地勾结。1945年8月10日，日寇乞降之初，蒋介石即通过华北特务，发表门致中为“华北先遣军”总司令，其所辖伪军13个“集团军”（实际上是13个旅）的头头，也分别给以“先遣军分区司令”头衔，从而收买伪军，作为反共的资本，加强控制华北敌占区。日军在南京签降以后，即应在各指定地区集中缴械，交出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此时远在后方的蒋军还不能及时赶到接收。因此，就愈感华北的伪军更有利用的必要性。于是蒋介石正式发表该门致中为“国军第九路军总指挥”，其所辖各旅伪军，甚至发表为“暂编师”番号”正式执行反共作战任务。（注八）
八月十日，敌寇乞降，第十九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即电令日军侵华统帅冈村宁次，要他转令各地日军，如在共军包围之地区，应向当地的共军司令员投降、缴械。这是抗日的革命军队对于乞降敌人的正当要求。战胜者向敌人收复神圣领土，也是正义的行动。蒋介石一伙出于反共的目的，不顾民族大义，公然利用巨寇在投降后，继续屠杀人民，制造战祸。例如：陆军总司令部下达冈村宁次的“诚字第三十一号训令”，就是公开派遣驻华北的日军，确保所占土地，拒止共军接收。训令说：
“据报：（一）平郊丰台、玉田、蓟县、平谷、三河、香河、武清、永清、房山、昌平各县境内，连日为‘匪’所陷，即有进攻通州企图；（二）北平西山‘匪’两万余人，潜伏南郊小红门，已于十七日为其占领，即有攻城企图；（三）在北平日本官兵还将举行‘降服遗德’运动，自称将实行破坏；（四）在北平市内日方官兵已有将城内守兵退出之密令等情。希即转饬根本博将军严密注意，并对北平之治安及华北各地要与重要城镇及交通线等，在孙长官连仲的部队未到达及正式接收以前，务须确保，并维护地方秩序为要！”（注九）
陆军总司令部又曾以“补充军字第二十七号”命令，下达给冈村宁次，叫他转令济南日军，确保该地，拒止共军接收。训令说：
“据报：山东‘土匪’拟乘我军接收部队未到达之前，将向济南发动总攻击，济南市入夜枪声不断，人心恐慌等情。希饬细川忠康将军确保济南治安为要！”（注1）
（2）利用华南伪军武装反共：
自一九四五年夏，盟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海战节节胜利，日伪惶恐不安，预感其末日将临，俱在各谋出路。蒋指派驻华南之军统特务组织——光粤站，为了当时形势的需要，积极策划组织拥蒋反共的武装力量，勾结伪广东绥署高参、汉奸招徕章，并通过
他的关系，直接与宁夏华南派遣军总司令参谋长富田少将取上联系。富田表示，愿为华南的反共“和平运动”出力。蒋介石据报，立即秘密任命汉奸招桂章为“广东先遣军司令”。该招桂章本身无一兵卒，乃出面奔走，拉拢一批伪军头头，作为不久的将来充当拥蒋反共的实力资本，于是将自己改称“华南先遣军‘总’司令”。并分别私封一批汉奸、伪军头目为地区先遣军司令，受其委任的计有：
伪二〇师师长陈孝强为东（宪）室（安）先遣军司令，
伪三十五师师长黄克敏为广（州）九（龙）先遣军司令；
伪四十五师师长彭济华为中（山）顺（德）先遣军司令，
伪四十三师师长李辅为忠（阳）博（罗）先遣军司令。
军统特务组织——光粤结代表蒋介石的意图，授予他们的任务是：在中国抗战胜利之时，指定之受降部队到达以前，要坚决拒止共军之东江、珠江游击纵队占领华南各城镇及交通线。并应迎接国军在华南各港口登陆，以呆证蒋帮在华南垄断受降和接收的顺利。（注十一）
（3）默许闽锡山免除受降仪式，在山西大搞“寄存日军武力”运动，对残暴之日军战犯大加封赏，实行日阎合作的共同反共战争：
1943年以来，闽锡山即准备投敌叛国，出任华北政委会主席，与日寇共同剿灭华北的爱国武装。曾派遣其亲信赵承绶、王靖国、吴绍之、梁延武等为代表和闽锡山自己与日寇的代表“山西派遣军”第一军司令官碧松义雄中将、参谋长花谷正少将、“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中将及驻北平的特务头子林龟喜等，在山西吉县的安平村举行会议，闽锡山提出按“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办事，以达“共存共荣”的目的。还说：亚洲同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本人愿推戴日本为盟主，在彼此互相需要的合理条件下进行合作。但必须本“共同防共，
共存共荣”之目的……”。
岩松义雄以战胜者的口吻向阎提出：（1）你应看清目前的形式势，大东亚圣战，日本已有必胜的把握；（2）你应立刻发表通电，脱离蒋政府，加入大东亚共荣圈，勿再迟疑。阎锡山以日寇曾经在“日阀汾阳会议”中，允诺发给阎的武器和中联苏乙千万元未能兑现，不便过早地投敌，乃藉故离开会场，潜逃回晋南。岩松义雄又等阎锡山不返，知其不辞而去，一分愤怒，宣布中止会议，并当面斥留在会场上的赵承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说：“你们的阎长官太无礼，竟然不辞而去，皇军将要于他以惩罚的”。因此，“安平会议”使日阎之间的关系趋于破裂。
1945年8月，日寇即将投降，日阎之间还举行了一次“瑶圃会谈”，是阎锡山与日寇的“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中将、“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少将等直接谈判。高桥坦主动向阎锡山表达来意说：“东亚大局将要转变，日本不久将停止战争，宣布投降，希望阎阁下早日到达北京，接管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权利”。这是对阎锡山的最后一次诱降。
阎锡山听高桥坦说后，顿启野心，妄图利用日军兵力，掠夺胜利果实，扩大他在山西以至华北之反动统治。于是向高桥坦提出“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的建议，并解释说：“寄存武力的办法，就是日本可把武力（日本军队）寄存在中国，日军投降前夕穿上中国军装，改成中国军队番号，武器仍拿在日本兵手里，帮助中国军队进行剿共，那不就可以避免投降了吗？”高桥坦说：“如果你们的同盟国家提出质问，为何不让敌军投降缴械，那又将如何？”阎锡山则说：“重庆政府可将此责任推在我身上，我看他们也无可如何！”继而又说：“如能实行寄存武力于中国，对中日两国都有好处。尤其对日本来说，好处更大。并非单独为我阁某打算，而是为中日两同‘共同防共’的国策来设想。”
此事在当时并未达成协议。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
宣部正式无条件投降后，在日间继续勾结下，寄存日军武力也实现了一部分，即由日寇的两个青年军官——城野宏和岩田清一等发起了所谓“日军残留运动”，用“个别发动”的办法，残留了六千多日军官兵与阎锡山部的部队共同参加“剿共”作战。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以后，阎锡山竟聘任日寇的“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徕四郎中将为第二战区长官部的总顾问，参谋长山冈道武少将、师团长山浦三郎中将为副总顾问，日寇旅团长坂井少将受任为“太原警备司令”。足见，在日军向我投降期间，阎锡山还对这些日军战犯大为重用和加冠进爵。目的安在？不何可知是要贯彻他的日俄共同“剿共”之阴谋，对敌寇奇以莫大希望。阎锡山并屯呈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声明山西的情况特殊，请免除受降仪式。经何应钦批准，并暗示阎将驻晋日军改编为两个师的“志愿军”。这个阴谋并未实现。因山西的日酋澄田中将一再表示不敢违背国际的法规。虽如此，但相当长的时间内，同蒲、正太、东（关）沁（县）三条铁路的守备，却完全由日寇的武力负担。有的日军早已改穿国民党军装，大部分仍穿日本军装，公然荷枪实弹，往来巡逻。他们公开宣称：“日本兵已成中国兵了，我们的中国太君每月除供给吃穿外，还加倍发饷。”等等炫耀之词。
关于该第二战区的所谓“受降”是一场欺骗诡计。陆军总部当时认为阎锡山的受降、缴械是比较有成绩的。十月份就已上报“顺利结束”，受降完毕。转报重庆后，还受到蒋介石的“嘉奖”，认为他是模范的受降区。实质上，通过调查，才真相大白。阎日双方商量妥当：利用日军出操时间，将枪架起，拍了照片，再由副军械处处长周海、兵工室主任周维翰等坐汽车到日军仓库所在地，转了一个圈，照了几张相片，然后转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诡称：“二战区受降完毕”。实际上是日阎合流，欺骗国内、国际舆论而已，并未认真缴械。
同一时期，太原市日本居留民（日侨）接到山西日本派遣第一军司令部的一份通知书，内容是：“山西派遣军经晋绥军之请求，特留一部分兵力于山西，协助晋绥军剿共。居留民原拟赴北京者，可暂留太原。”因之，太原市的日军、日侨、浪人仍然照旧招摇过市，到处散布“日军并未战败，再过十年，还将夺土重来。”企图煽动日军和日侨均作长留山西之准备。
1945年11月，山西的“日军残留运动”中，通过“合谋社”的一切卑劣手段，共留用日军日侨六千人（当时号称一万人），由日冠的第十四混成旅团长元泉馨少将率领指挥，日闯两军合谋反共作战。元泉馨这个血债累累的日本战犯，被阎锡山晋升为陆军中将，授以山西野战军（七集团军赴承绥部队改编）副总司令的头衔，继续作恶，屠杀爱国武装。在“残留运动”中，受命办理“志愿留用”的“合谋社”，还由赵承绶代表阎锡山向当场的本军民公开宣布说：“‘留用政策’系在‘亚洲同盟’、‘共同防共’的基础上产生的。凡被留用的日本军人，一律官晋三级，兵发双饷……等语。”
在此之后，日寇驻山西沁县之“毛利大队”和驻子洪口之“丸山大队”，在该元泉馨指挥之下，配合阎锡山的反动军队继续向我爱国武装一共军解放区进行最野蛮之“扫荡”。这就是阎锡山于抗战胜利后，在山西搞的“肃渐受降”，勾结日伪军反共的疯狂表现。（注十二）
（4）何应钦下令向日军各部遴选良材和对其将官、参谋人员予以优待：
1945年10月29日，陆军总部以“诚字第八十八号训令”，下达冈村宁次，内容是：
“兹为调查日军官兵经历，以便遴选良材起见，特颁发《中国战区日军官佐经历表》一份，希即转饬南京地区尚未入集中营之军人，确实填报，以资考核”等语。（注十三）
在下达这项“训令”的同时，何应钦又下了一道“手令”，要拟具一项优待日军将军官及其参谋人员的办法。“手令”是何应钦亲笔，并加盖了私章。原文是：
“日军投降后，对其将军官及参谋人员应予优待，由第一处拟具办法呈核！”
这是一道奇特而恶毒的“手令”。因按《波茨坦公告》条文规定，“对战争罪犯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寇的高级军官指挥其野兽般的“军队”，蹂躏我神圣国土，都是血债累累的战犯。在南京屠城之血迹未干，阵亡将士尸骨未寒之际，按国际陆战法规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战犯应受军法审判。何应钦不顾国际谴责，要在敌营“遵选良材”，又要拟定“优待”敌军将军官及参谋人员的办法。而对一切抗日爱国武装，却视若死仇，不共戴天，诬称“奸匪”，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颠倒敌友，达到疯狂程度。
何应钦这道“手令”正下达到我的兼管课——陆军总部第一处第三课拟办，我感到为难，全体参谋人员也感到突然，不知所措。笔者乃持之以恒呈请上级处长许午言指示原则，以免遗办。因无成例可援，许也感到为难，他暂复说：“这是总长（指何应钦）的个人意图，具体情况还搞不清楚。此事并未限定交卷时间，稍待情况明朗之后，再拟办不迟”。因之，此“手令”搁置我的“待办”卷内很久，一直是个悬案。1946年2月份，陆军总司令部正紧张地筹备“全国绥靖会议”（是一次由蒋介石来京亲自主持的“截乱”动员会议）之际，参谋长肖毅肃担任筹备大会的秘书长，我是大会的文书组副组长，经常与萧接融，曾带上这一奇特的“手令”去请示他。因他和何应钦常在一个房间办公，研究工作，应该明白何应钦的意图。不料我为此碰了一个软钉子，他看此“手令”后，很不高兴地说：“大会漏夜地加紧筹备，委座（指蒋介石）明天要到，谁叫你扯这些与会大不相干的事”！他说完后，顺手将这个“手令”扔还给我，使我有点难堪。直到1946年
5月陆军总司令部结束，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已经还都，我奉调国防部筹备史料局（局长吴石），此案并未完成了事。
萧毅肃在受降问题上对待日寇的高级军官态度很严肃，而何应钦则很客气，这就有明显的不同，可以推想萧毅肃是决不愿搞什么“优待日军将军官”的。例如：在一次接见日军总部的今井少将时（时间是在南京受降仪式之前），今井很礼貌地向萧毅肃要求说：“日军不久就开始集中缴械，冈村大将派我来要求一件事，就是要求暂不收缴日本军刀，因为它代表‘太和魂’，缴枪之后，以作为日军唯一防身之宝”。可否？请示1
萧毅肃马上就反问今井：
“什么叫‘无条件投降’，请你给我解释解释！”
今井武夫无言可答，只好起立向萧行45度一鞠躬而去。何应钦则不然，他出于亲日反共的需要，为“军刀”暂不收缴一事，八月二十三日在芷江治降时，今井就曾提过这个要求，何应钦当日专案报请重庆的蒋介石批示，并未使今井感到难堪。他们两人对处理受降问题上许多关键举实上，都有迥然不同的态度，勿须详举。
结束语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基础之上取得的。八年的持久战，粉碎了敌寇“速战速决”的战略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等毒辣的策略。日寇对蒋军采取诱降手段，提出“共同防共”、“建立东亚共荣园”的欺骗口号，使蒋帮高级将领因而投敌叛国者，竟达五十八员之多（注十四），在沦陷区到处扶植汉奸傀儡政权和伪武装，发展到了三十五万人（注十五）。对中共领导的抗日爱国武装，则采取最残酷之“扫荡”和绝灭人性的“三光政策”。而中共肩负着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
历史重任，领导着沦陷区敌寇铁蹄下的革命群众，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进行最艰苦的“人民战争”，抗击、钳制了侵华日军兵力的过半数，是使抗战能持久八年，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因素，也为东方被压迫民族自求解放的反法西斯战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本文仅揭露蒋介石一伙夺取领导抗日胜利的案冠，独吞胜利果实，窃据受降席位，垄断受降，排斥异己。在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公然违反《波茨坦公告》，对残暴之民族敌人，优礼有嘉，对叛国之伪军，加冠进爵，予以利用，继续大肆剿灭屠杀爱国抗日武装力量的罪行，仅例举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颠倒功罪如此恶迹的点滴。最突出的如阎锡山通敌叛国竟升任行政院长。
当年受降业务中，有些文电是笔者亲自起草，还能回忆概况，有些则是亲闻，并通过查证他人提供的史料属实后，再录入本文，作为旁证。资料挂漏之处，以后当陆续补充。
一 资料来源一
（注一、注二、注三、注九、注十、注十三 注十五）见《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此书系1947年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出版，非卖品。
（注四）根据陆军总部前进指挥所顾问王俊中将当场参加接见今井武夫时的谈话回忆。
（注五）根据廖耀湘《新六军军长》在南京亲自所谈。
（注六）是笔者的自我回忆。从芷江到南京前进指挥所整个过程，非常繁琐，不止这些，此只提供与本文有关部份。
（注七）南京何应钦的受降典礼，笔者亲身参与，但其细节则系参考当年《中央日报》。
（注八）查证参考《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中邵青撰写的《日寇投降、蒋介石勾结利用华北伪军经过》。
（注十一）查证参考《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中何崇校撰写的《蒋帮在华南勾结汉奸、伪军抢夺胜利果实》。
（注十二）查证参考《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中赵瑞撰写的《阎锡山通敌叛国罪行纪要》。
（注十四）见《毛选》875页《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
(一九八三年四月完稿)
抗日中期蒋帮制造成都“抢米”事件
镇压中共四川地下组织的真象
李文孚
一、人为“米荒”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特别是川西平原土地肥沃，又有都江堰的水利设施，从来就少有旱涝之灾，稳产高产，年年丰收，成为全国有名的粮仓。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成都会闹“春荒”，发生“抢米”风潮呢？这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期中，烂发纸币，通货膨胀，法币天天贬值。而聚居在成都市的军阀、官僚、菱绅、地主、奸商、恶霸等，就心他们搜刮来的法币贬值，就大搞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这既可以确保他们既得利益，又能够牟取暴利，真是一举两得。他们所囤积的商品又以大米为最多，大米是人民生活所必需，无论买进卖出，都很方便，所以有钱有势的人，都看中了大米的投机买卖。当时，已故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老婆刘雨书，就在南门外黄门街重庆银行仓库里囤积了大量的大米，其他军阀、官僚也囤积得不少。因为他们囤积的时间过久，有的已腐烂成块，无法销售，所以趁着夜深人静时，把那些霉米偷偷地从仓库后门运出来，倾倒在府河里。这不仅激起了市民的无比愤恨，就是在国民党的个别官吏中也还喷有烦言。有一次成都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开会商讨平抑米价办法时，成都市长杨全宇在发言中影射了军政首长搞囤积居奇，这就
触犯了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贺叩怀恨在心。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合川县查封了一起因积居奇案件，牵涉有杨全宇左内，当时贺国光已调回重庆住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他在批阅这一案件时，硬把杨全宇判处了死刑，以泄他胸中之恨。
一九四〇年春，因为圈米的人越来越多，以致市内所有米店都空空如也，一般靠每天劳动所得买升升米过活的广大劳动人民，拿着钱卖不到米吃，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他们早知道黄门街重庆银行仓库内囤积有大批食米，于是在三月十三日上午，不约而同地跑到重庆银行仓库外去高呼：“把米拿出来！”该银行方面就把仓库大门关得牢牢的，对于群众的呼叫，全不理睬。而急待买米救急的人群，闻风而至，把整个黄门街堵塞得水泄不通，呼喊买米之声。响彻四邻。这时，成都的国民党政府当局，得到重庆银行的电话通知和所属下级人员的报告，马上派出武装军、警、宪和便衣特务，跑步到黄门街去镇压。省会警察局调查股主任朱耀襄、股长陈维襄率领便衣特务到达出事地点时，发现人群中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认为他就是肇事者。不问青红皂白，当即把他抓回警察局去了。其余的路众，则被那些反动军、警、宪、特用棍棒殴打，强迫他们离开了黄门街。
二、魏赃陷害
这个学生模样的青年被押送到省会警察总局后，由司法科长谭齐审讯。在审讯中问明，他叫朱亚凡，是成都《时事新刊》的外勤记者。朱说，那天早饭后，他外出采访新闻，走到老南门内南大街时，看到一大批扶老携幼的人群，涌向老南门外，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也跟着跑了去。走到南门大桥转湾处，看见黄门街挤得水泄不通，在重庆银行仓库门外，高声呼叫买米。他就站在人群中看热闹，其它什么也不知道。
司法科长谭齐把审讯情况，向省会警察局长唐毅汇报以后，
唐沉默了许久，没有表示意见。最后叫谭听候指示。
唐毅，四川武胜县人。当过四川幕府督办公署情报处的谋查主任、成都督署司令部的谋查，是一个有钻营本事的袍哥流氓。对上一贯阿谀逢迎，献媚取宠。他与成都私娼金蝴蝶有染，而金蝴蝶之女银蝴蝶又是四川省政府代理主席王缙绪的爱妾，他通过这种裙带关系，巴结上王缙绪，充当了王的私人秘书。一九三八年夏，复兴社在成都的负责人史白英、杨卓勋，通过唐毅拉王缙绪参加了复兴社。原计划由史白英陪同王缙绪到武汉去见康泽，再由康引见蒋介石。殊不知他们到武汉时蒋已他往，康泽引他去见何应钦。接着伪中央发表王缙绪真除四川省政府主席。
王缙绪真除四川省政府主席后，委派史白英为四川省第八行政区警察专员，杨卓勋为江北县长，唐毅为成都四川省会警察局长。这样一来，唐毅的野心更大了，他认为只按革王缙绪还不够，想进一步投入蒋介石的怀抱，才能达到更往上爬的目的。当他听完了谭齐的汇报以后，知道朱亚凡是《时事新刊》的新闻记者，而《时事新刊》是当时成都著名的进步报刊，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认为抓到朱亚凡就是他投靠蒋介石的大好机会。于是唐专程拜访军统特务头子，成都行银调查谋课长张严佛和中统特务头子、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何培荣，向他们汇报了逮捕审讯朱亚凡的经过以后说，《时事新刊》就是共产党办的报纸，朱亚凡是该报外勤采访记者，是共产党分子毫无疑问。于是张、何、唐三人密商决定：一、把朱亚凡的口供篡改为他在审讯时“承认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省委发动的抢米风潮，并派他去担任现场指挥；二、将朱亚凡的全案呈报成都行辕办理，把朱亚凡名正典刑以灭口；三、扩大“春荒抢米”事件，配合第一次反共高潮，破坏共产党在成都的地下组织。这样既可以平抑米潮，又达到打击、消灭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目的，一举两得。
唐毅回到省会警察局后，指示司法科长谭齐把朱亚凡的口供
全部篡改如上述。还伪造了一份署名“道生”的共产党秘密文件，内容大意是叫朱亚凡率领群众到重庆银行仓库去“敌仓抢米，扩大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情绪”。省会警察局把这些文件伪造好了以后，连同朱亚凡一并解送到成都行辕去办理。行辕军法处根据省会警察局的报告，判处了朱亚凡的死刑。成都“春荒抢米”风潮，就这样镇压下去了。
三、反共策划
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全国各地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普遍发动起来了。成都市各大中学校的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工人抗敌宣传团”，犹如雨后春笋地蓬勃发展起来，各种爱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但国民党违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定，搞假抗日，真反共，因而最害怕这些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尤以成都市黄包车工人几次罢工运动，弄得当时的反动党、政、军当局，胆战心惊，坐卧不安。
蒋介石对大后方革命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感到很伤脑筋，蓄意策划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主予一声令下，各地大小喽啰立即闻声而动。一九四〇年三月，成都的张严佛、何培荣、唐毅等特务头子即以所谓抢米事件为借口，首先把《时事新刊》记者朱亚凡，诬指为共产党所指派的“春荒抢米”事件的指挥者，由成都行辕公开枪决。接着，由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二人联名签报蒋介石批准成立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专门从事逮捕、迫害中共地下党员和其它革命人士的罪恶活动。所以，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性的秘密特务领导机构，它是由军统、中统、三青团、宪兵部队、警察机关等组成的混合特务组织。他们为了拉拢地方军队势力，公推川康绥靖主
任邓锡侯为特委会主任委员，而以贺国光、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并指派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为主任秘书，行辕调查课课长张严佛为书记（负实际责任），中统川调室主任何培荣为情报组组长，宪兵二团团长周竟人为行动组组长，川康绥署特别党部书记长魏廷鹤为审讯组组长。以所谓“防奸肃反”作为该会的政治口号。
四、大肆逮捕
四川省特委会成立后，即由参加这个反动特务组织的军统、中统、三青团、宪兵、警察等敌特机关，把他们平时侦查到的、登记有案的共产党人“黑名单”提供出来，由省特委会汇报邓锡侯、贺国光、黄季陆三人批准后，便交由各特务机关派出的人员所组成的临时行动小组去执行逮捕。这次行动完全采用绝对秘密的方式，并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逮捕方法，一般都是深夜进行的。
例如，逮捕罗世文。因他是共产党领导的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的负责人，就不能直接到办事处去逮捕，便利用罗的外甥陈翔源（军统特务）到该办事处，把他诱骗出来逛东大街夜市，那里人来人往，异常拥挤，各商店又播放出极为喧闹的高音喇叭，差不多使人相互对话的声音都听不清楚。当罗走到城守东大街成都稽查处门口时，特务们故意拥上去把罗挤进卫兵线内，就这样巧妙地把他逮捕了。
又如，逮捕郭荣毅的方式又不相同。郭是原刘湘的二十一年所办军官教育团的教官，又是该军的顾问，家住老西门外金牛坝，特务们不便到他家里去抓。于是，伪造一封川康绥署经理处长甘蕴斌的信，约他进城商量要事，叫军统特务刘重威拿去面交。刘是军官教育团的学生，与郭系师生关系，平时又常有来往，郭接信后毫不怀疑，当即出门乘黄包车同刘一道进城。这时
军统特务队长刘崇朴已率领行动组和一部小汽车，在老西门外犀角河与茶店子之间的五里墩等候。当郭秉毅所乘的黄包车走到汽车附近时，特务们就突然将郭架上汽车，开进城内关押起来。
其他如，四川地下党领导成员之一、《大声周刊》的负责人车耀先和共产党员汪导予、薛特恩、胡晓浒、唐懿子、洪希宗、林栋臣、王永忠、方白非、黄是云、曹心哲、熊确知、杜特夫、耿晖堂、施畏三、魏行之等二、三十人，都是在前一天的深夜，由临时行动小组的特务，分别开车到各人住处去逮捕的。
那次被逮捕的共产党人，分别关在军统特务队看守所、宪兵第二团团部和省会警察局等地方。并在此部行辕调查误司法股长谢清和、省会警察局司法科长谭齐、川康绥署特别党部秘书杨荫池等负责审讯。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收到成都行辕调查课长张严佛的电报得知这次逮捕情况后，当即乘专机飞到成都，住在金河街××号他的“行宫”内，亲自处理这个案件。他听了张严佛的汇报后，决定将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等人提押到重庆去处理，并命令特务队长刘崇朴乘他的专机押送。对其余人员的处理，也分别作了指示。以后又把罗、车二人转押到贵州军统总驿站狱，直到一九四六年竞秘密将他们杀害在重庆瓷器口附近集中营的松林坡。郭、汪二人被释放后，则由军统派到陕西王曲集中营去任教官。
五、秘密屠杀
四川省特委会成立后，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残酷的刑讯、迫害和凶狠的屠杀。单对“抢米”事件逮捕的革命人士，就秘密屠杀了十几人。其中，胡耀浒、唐懿子、薛特恩、洪希忠四人，被杀害在龙泉驿半山腰，是由军统特务队长刘崇朴、宪兵二团警务团附周和横二人负责执行的。刘与周两个家伙事先亲自到龙泉驿山
上去秘密察看地点，选择在宪兵分遣排驻地附近，由周命令下属宪兵把土坑挖好，等到半夜才把胡獭泞等四人，用汽车押运到山上去，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刺死后，掀下坑去掩上泥土，以免被人发觉。
另外数人是由省会警察局特务谭荣章、曾友忠等人负责杀害的。他们选择的刑场在新东门城外猛追湾丢坟坝里，也是先把土坑挖好，半夜才把这些革命人士用汽车押运到那里去残杀的。
六、刽子手升官
一九四〇年成都“春荒抢米”事件，是由成都省会警察局长唐毅一手炮制出来的一个案案。因为他反共积极，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赏识，是年冬，就被调升为重庆市警察局长。以后，又调任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教务处处长，成为军统高级特务。
其次，军统特务队队长刘崇朴，在这次反革命事件中也很卖力，得到了戴笠的嘉奖。当他把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等人押送到重庆后，戴马上调他充任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处长，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底。因他又参加了新政学系，巴结上了张群，得以调任四川省会警察局长。
军统特务陈翔源，也因为出卖其舅父罗世文有“功”，则由一个特务通讯员被提升为特务组组长。
(一九七九年九月写)
虎门蒙难记
熊克武生前口述 熊达成笔录整理
一九二三年，直系军阀吴佩孚企图控制四川，首先收买第二军军长杨森，并由杨联络刘存厚、刘湘、田颂尧、邓锡侯等共同发起内乱，向我的部队进攻。孙中山大元帅于六月四日任命我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赖心辉为四川讨贼军前敌总指挥。我即率众征讨，将杨森等部赶出重庆，退居万县、宜昌一带。后来我派但懋华为川东防守总指挥，他与赖心辉不胜，给敌人以可乘之隙。吴佩孚报请曹锟委派刘湘为川康幕后督办，袁祖铭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他们协同杨森、田颂尧、邓锡侯、陈国栋和卢金山（北军）等，分五路向我军进行反攻。我在潼川（三台）坐镇堵击，在敌军围城的情况下，越城出走成都。接着，成都又被敌人攻占，乃退至双流。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由双流屯垦孙中山辞职，军事交赖心辉指挥。
当时，我认为中国大局虽是南北对峙，但北强南弱，南方唯一出路在加强首脑机关的领导力量，若局限于一省一地之争，反而为敌（北洋政府）所乘，被其各个击破。故决定率领喻培棣、余际唐、汤子模等部队转入贵州，在遵义、湄潭等县暂时休整后开赴广东，以加强南方中枢力量。前行，我把张亚光、刘伯承领导的最精锐的第二混战旅的袁品文、皮光泽等团，交与赖心辉指挥。赖曾一度对我有怨气，认为我对他信任不够，和但懋辛比起来有亲疏之别。但在这次分手时却说：“锦公，不是你对我信任不够，是我知你不深，现在才知道你的鸿鹄志了！”
一九二四年夏，孙中山大元帅任命我为建国川军总司令、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同年秋，即由贵州率部进驻湖南常德一带，并与湖南督军赵恒惕谈好，我军是假道督驻，决不干涉湘政，督驻期间的军费，请湖南省提供（主要是源陵河木材税款）。一九二四年冬，接到孙中山大元帅亲笔用英文写的密信，内容是：“余此次北上，讨论南北统一大计，阻力很多，前途未可预料，但无论如何，仍需以武力为后盾。你为我党老同志，必能深明此意，望即将所部集中武汉一带，相机行动。”得此信后，我决定留在湖南整编部队。整编后，任命余际唐为联军川军第一军军长，来归的原湘军第七军军长兼钣为联军第七军军长，由川黔归队的原四川讨贼军第三路旅长贺龙为联军独立第一师师长。至此，部队扩编到四万人以上。为了培养军事干部，在常德成立建国军干部学校，学员来自由川归队的尉级军官和各部编余军官，约四百人，分编四队，训练六个月。此即后来军中所称的“随营学校”。
这时，河南总司令胡景伊表示来洽商，愿协助建国军进攻武汉。我派员前往商定于一九二五年春，胡我两军联合进图武汉。
一九二五年二月中旬，我命令联军第七军军长蔡钜献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移军进驻沅陵待命。不料孙中山先生于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三月廿日胡景伊又暴病而亡，使原订计划完全落空。
这时，脚踏两只船的赵恒惕见孙中山先生去世，突然背信弃义，以我军为敌，他的内心是怕我军夺他的湖南地盘。他鼓动湖南省议会通过“武力驱逐联军出境案”，限令我军两星期内出境，并立即向我军发动进攻。
我当时的想法是：中山先生逝世后，广东政府内部可能出现纠纷，即使大丧当前，勉强维持团结，也还有很多大政方针亟待决策。我认为当时南方最关键的问题，是加强政府领导机关，而
不是夺取一省几省的地盘。为此，我召集了一系列军事会议，商讨今后行动计划。会议上有两种意见：①认为超恒惕反险背约，应该视同敌人，用武力占领湖南。②认为暂据湘西、四川和贵州三省交界一些地区，看看形势，再定行止。我认为两议都是一种割据思想，从小集团利益着眼，既不符合当前形势，也不符合革命利益。我坚持把部队拉到广州——“回娘家去。”为了统一部下思想，我提出三个意见：①如果人家要回四川去，我就离开部队，同大家分手。②如果大家株守三省边区，我可以留住军中，但不负任何名义。③如果大家愿意去广州，我愿为前驱，同大家一起走。经过反复商量，多数人还是愿意同我一起去广东。于是从常德退到保靖县后，我就宣布了去广州的命令。同时允许各部队保留选择去留的权利。结果，只有一部分湘军没有南下。
一九二五年六月，我率部众约三万余人，取道贵州、广西边境向广东进发，时当暑热，道路崎岖，供应不足，行军十分困难。延至八月，全军才到达广东境内，由国民政府指定连山、连南、阳山等县为联军驻地，司令部设连山。又指定广州广大路四号为联军办事处。
到连山后，国民政府派伍云梯为代表来接我。次日，我到广州，分别拜会了当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党军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蒋介石，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和谭平山；还拜访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和罗加佐夫两将军。
在连山时，我收到两封信。一封是法国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李尔根写的，李尔根任重庆法国领事时与我相识。他在信上说：“沙基惨案是英国人招惹出来的，与法国人无关，应当区别对待。”请我向国民政府解释一下。另一封信是陈炯明写的，这封信一开头就说：“十余年来通音问，……见初莅粤，情况不明，官行务必慎重。”就是我到广州的当天晚上，汪、蒋、谭等即为我洗尘，我便将这两封信带去，交给他们看。汪精卫看过陈炯明的
信后，对我说：“这封信算不了什么，对别人也许还有点作用，对你我老同志之间，难道还能挑拨离间的了吗。”席间，蒋介石邀请我参观黄埔军校，并要我讲话。我同意前往，请他安排好通知我。
以后，谭延闿又谈宴请我。他以我到广东后的出处相同。我说：“我不远千里而来，是来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个人出处，一听政府安排。”
廖仲恺与俄国顾问鲍罗廷将军曾携大洋一万元到大连劳军，相见甚欢。鲍罗廷谈话不多，他主要介绍了当时苏联革命的情况和国际形势。他还说：“你远道行军劳顿，多休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以后请罗加佐夫将军详细介绍。”廖仲恺同志与我作了长夜谈。主要谈了中山先生病中的情况，分析了南北斗争形势，认为人心向背，对南方有利。又说明了苏联对我国革命的真诚援助和共产国际援助的伟大意义等等。他还介绍了当时国民党内部一些同志的态度和言论。总的意愿是对革命的前途很乐观，但对政治中的一些暗流也很耽心。我特别注意他说的政治暗流指的是什么，一再拿话挥询他，他始终没有指明具体的人物和事态。
罗加佐夫将军受鲍罗廷顾问的委托，请我谈话。他开头一句话就说：“你赞成共产主义吗？”我说：“不赞成我就不来广东了！”他点点头说：“好的！好的！你们这次走了很长的路，官兵行军都辛苦得很，休整一段时间罢。”他又问：“你能出多少兵北伐呢？”我说：“我的队伍有二三万多人，待补充军实，即可投入战斗。”我还对他说：“我把这支队伍带到广东来，是准备交给政府调遣的，任何人都可以指挥。”罗加佐夫将军说：“作战期间，自己训练的部队，还是自己指挥比较方便，也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将来用兵还是要你独当一面的。”他又请我到另一个办公室，指给我看机密军事地图，并对一些战略部署加以解说。我离去时，他还送了一些药品给我个人和我的部队。
我到广州后的心情象女儿回到了娘家。一方面政界头面人物都是辛亥革命时的老同志，非常亲热；另一方面听说我要北伐了，素不相识的民众团体领袖都纷纷来访，表示欢迎和敬意。还有人直率地说：“黄兴在世时，不是推荐过你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吗？现在正是时候了。”以致宾客来往不断，这就遭到了蒋介石的疑忌，伏下了对我下手的阴谋。
汪、蒋对我下手的一个重要借口是但懋辛去见陈炯明事情。当时一般都把“熊、但”看成一个人，把但的行动也视作我的行动。可是对但、陈相见这件事来说，完全不是这样。但懋辛是先我离开四川的，他同孔庚和在青阳三人取道云、贵去粤，他们在贵州找了刘显世，在云南找到了唐继尧，提出川、滇、黔三省联合一致的建议，并劝唐继尧去广州担任副元帅。但到了广东，孙中山派他去找陈炯明，（在辛亥革命中，辛亥年的广州之役，我同陈炯明、但懋辛都是起义的筹办人。我和但的广东话说不好，很多事都经过陈作口译，可是临到发难时，陈却开了小差。）责以大义，劝他幡然来归，只要写个悔过书，就不加追究。所以但即奉命前往，这是孙中山的直接派遣，与我毫无关系。但汪、蒋等却以陈炯明给我写过那封信和但懋辛去找过陈炯明这两件事，而罗织了我与陈勾结的罪名，真是一件“莫须有”的罪案。陈炯明给我的信头一句就说“十余年来通音问”，哪里还有派但懋辛先我去联系的事实呢？事情的真象是，当时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广东的一些人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汪精卫以改组派为基础，蒋介石以黄埔军校为基础，谭延闿拥有一批旧军人为基础，各怀野心，勾心斗角。这就是廖仲恺同志所耽心的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政治暗流！
我是同盟会的老同志，有深厚的历史关系和政治力量，又有自己的部队，他们本来各自都想拉拢我作为一个法码去壮大自己，排斥别人。但我从未表示要站在哪一方，他们怀疑我也有独
树一帜的野心，因而联合起来把我搞掉。
至于后来有人说，当时我的部队也有分裂和叛变活动，这不是事实，至少也不是主流。如象军长汤子谟，他是湖南人，以前是石青阳的部属，他的确有些桀骜不驯，力量也不小，但他对我还是很好的。因为他既有旧武夫的傲气，也有向往革命的赤心。他曾经恳切地对我说：“锦公，我就是钦佩你眼睛向前看，我追随你就是追随前程。”
一九二五年旧历八月中秋后一日，蒋介石、谭延闿和朱培德来联军办公处贺节，大家欢饮了几杯酒后，蒋介石称：“国民政府要开会，研究联军驻地及饷械问题。”要我和余际唐等随他们去参加会议。不意到那里，谭延闿突然出来宣布：“你们被扣押了。”并立即派人把我和余际唐、喻培祺押上汽轮，由虎门要塞陈司令陪同解往虎门，关在上横当。同时，也以宴请为名，把联军的机要秘书班子陈古枝，丁毅音、吴庶成、王子骞等扣捕，关在下横档。丁毅音在中途企图跳水自杀未果，又被加上脚镣。
到虎门后，他们要我写条子，让我的部队接受改编。我即写了一个手令交给他们，内容是：“此次被扣，不知何因，也无从究诘。余与诸袍泽由湘来粤，初衷原欲参加国民革命。如今既得政府改编，得遂革命之志，希望顺从政府旨意，接受改编。如有不愿者，可向政府请求解甲回乡，上仰下宥，各安生业。切勿以我为念，妄生是非，以免糜烂地方，玷辱部队之荣誉。”结果，此条也未能完全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一部分队伍还是走了，没有接受改编。我又向汪、蒋等严正声明：“我是无罪的人，如果认为我有罪，则应公开审判，把罪行公告全国，不公开审判，就这样关起来，是完全违法的。”
当时，在上下横档担任警戒和监视的是蒋介石派黄埔军校入伍生队的两个连。其中有五个是我的旧部属，一个姓吴的原系我部的军法官，他几次劝我逃遁，他们愿为掩护。我说：“我原本
无罪，是非自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如果一逃，就会正中蒋介石的奸计，给他们以弄假成真的机会，我不同意。”有一次他又告诉我：“他们可能利用入伍生的天真，搞一次暴乱，乘机加害于你。”后来有一天，炮台上派的勤务兵苏树全、卢福全来说：“炮台司令请你谈话。”但却把我引到炮台的弹库里关起，过了大半天才放出来，说外面入伍生中发生了一场骚乱。这显然是对我的保护行动。吴某后来替我带出了封信和一本日记。日记系托人带给吴玉章的，吴以此日记逼示广州请同志，作为我无罪的证明。一九二七年获释后，吴玉章交还了我的日记。
在押期间，入伍生连的学员在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对我们很好，有的见到我还举手敬礼。虎门炮台陈台长对我也很好，他经常陪我们谈天，夜间还起来探视，并声明他不是来监视，而是耽心我们的安全，怕出暗害事件。
我虽身陷虎口，但心情颇为宁静。我知道他们扣押我是为了剥夺我的兵权。这个部队虽然是我亲自组建，但当初却是黄兴为了北伐而让我组建的，只要这个部队效命北伐，余愿已足。但汪、蒋采取这样鄙卑的手段，用“莫须有”的罪名扣捕我，部队自然不服。我被扣后，国民政府派龙光为宣抚使，到连州接收川军。联军大哗，不服，公推第二军军长汤子璜为总指挥，向贵州撤退。离开广东的部队分成了几部分，一部分到湖南被改编，一部分到贵州，汤子璜被他的师长罗觐光所杀害，少数回到四川，被杨森收编。
被押期间，我深感过去始而奔走革命，继又忙于军政工作，迄无宁日，很少读书，现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读点书。我读了一些中外史籍，特别读了史记和资治通鉴，并作了笔记。此外，每日能阅读报纸，消息也不闭塞。
这时，徐鹤仙、赵铁桥、阎崇阶等同志来探望过，还送了些钱，邵元冲也托人转送了一些钱来。
虎门要塞，低洼潮湿，我在十五个月潮湿浸淫的环境中，得下了严重的风湿症，大家都劝我请求外出医治，我因同难者多人，不愿个人出去，故未得及时治疗，以致后来长期手脚麻木，不能长途快走，竟成痼疾。
后来，张静江同志在国民政向会议上，正式提案要求释放我，他说：“把熊克武等老关在虎门，是什么意思？应该释放！”蒋、汪却没有解释，只说“应从缓议”。直到北伐军打到江西时，赵铁桥又再次提出来释放我们的问题，蒋、汪等才说：“现在好了，没有事了，请他们出来吧！”后来才知道我妻子陈静芬，把孙中山大元帅给我写的亲笔信（用英文写的）交上去了。他们很感棘手，非放不可！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九日，由赵铁桥亲自来虎门接我们，国民政府还在广州开了一个欢迎会。当时李济琛留守广东，他亲来慰问，并送了一万块瓷洋。我随即赶香港就医半年，再返上海。
到上海时，我住在武定路鸿庆里，这时脚疾并未痊愈。汪精卫和蒋介石曾来看过我。汪精卫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连说：“生平第一憾事！生平第一憾事！”蒋介石来时，一照面就很惭愧，脸都红到了脖子根，他说：“真是天大的误会！你病体怎样？望多休养，你仍然是中央执行委员，请开会的时间来出席。”后来蒋介石又同戴传贤来看我，说：“可否出国就医？并考察一段时间，回国后还要请你解决西南几省的事。”又派人送来大洋五万元。当时我妻陈静芬携女凤翔和八弟达成住居武定坊，但原随军跟我一起的旧部官佐，有的还流落上海，故我还单独住在鸿庆里，同这些旧部属生活在一起。我从蒋送来的五万元中拿出两万元资送一些同志返川和帮助一些同志去学习，余三万元送还了蒋介石，并告知他不愿出国考察。这时，陈古枝同志仍做我的秘书，住在一起。他劝我说：“如不为所用，终必加害！”我说：“我之不愿与汪、蒋合作者，固非个人的私怨，他们都是野心家，
必将走上独裁的道路，从此慈国无宁日，而外患日急，祸且不旋踵矣！”但我对他们痛的自色恐怖却更加警惕了！
两年后，旧同事或返川或就业，安顿完毕后，我才回到武定坊与家人团聚。稍后，迁家至金神父路花园坊。我回家后，闭门谢客，一切应酬、音问均委托四弟暂帆代办。四弟在上海经营实业，住在弹斐德路，相距不远，可以随时把情况转告我。以后几年中，我往来于香港、南京、泰山和日本之间，与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胡汉民、陈铭枢、陈济棠、黄绍竑等往来，从事倒蒋活动。这都不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是不承认蒋介石为中山先生的继承人。
我在广州被扣，蒙难十五个月，这是一场大阴谋。根本问题是要夺我的兵权。特别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罗加佐夫将军和我单独谈话，有让我在北伐军中独当一面之议，遭到蒋介石的嫉妒。而我当时认为自己参加同盟会较早，资望较高，黄兴在世也提议过我担任北伐军总司令，自谓当仁不让。但对有些事情的权宜措置，亦颇失之疏忽。被扣期间，各省同志函电交驰，力为申白，甚至多年与我为敌的人，也函电政府，不许枉杀。故扣押之初，蒋介石就主张处决我，认为缚虎容易放虎难。但是各省、各界人士呼声压力太大，汪精卫也不愿负此责任，谭延闿则持中立态度，他们意见不能统一，故不充付诸实现。这个形势，我在押时，已分析清楚，故心中始终坦然，从未向汪、蒋他们写过任何申白之词，只是静观他们如何下台。广州蒙难之后，我从来都没有什么悔恨想法，也谈不上个人得失。但这一件事，为汪、蒋野心家开了路，从此他们得以肆意退志，为所欲为，对后来革命事业无不影响耳。
(1982年6月整理)
蒋汪扣捕熊克武及其总部人员之经过
黄爵高
一九二五年农历七月，建国军川滇黔湘桂五省联军总司令兼前敌总司令熊克武，率十万大军进抵广东连山时，识破蒋介石野心的廖仲凯先生和俄籍顾问鲍罗庭前来劳军并会谈，因而引起了蒋介石的疑心，随派李果（原熊办四川讲武堂的学生）前来熊处游说和刺探。
李果系四川人，曾在川军石青阳部作团长，他千里迢迢地以旧部属姿态，晋谒熊总并致敬。熊总慕其念旧，邀住总部，与之畅谈国家大事，颇为投合。数日后，李劝熊去广州一行，余际唐军长和喻培棣师长悉熊遭暗算，竭力劝阻。熊不听，幸命余、喻等将领和高级幕僚并兵二十四人，于同年七月底到达广州，住广大路招待所。次日，命我在招待所门口挂出建国军川滇黔湘桂五省联军总办事处招牌。
熊克武等在办事处的住处是一幢三层楼的楼房，熊总和余军长住三楼，我与喻师长住二楼。谭延闿、朱培德两军长都来办事处与熊相见；熊蒋介石未来。到第九天，蒋介石才同谭、朱两军长一同来，蒋以军人后辈自居，对熊总异常恭敬。从此，蒋、谭、朱三军长天天必来，如部属晋谒长官一般。海军司令欧阳苍生亦天天来，来必与熊总密谈，每每都因熊不听取其意见以致扫兴而去。欧阳为熊、喻老友，熊告卫兵，让欧阳不必先报，自由出入。初为白天来，几天之后改为夜间，但总是寥寥数语即仓皇
而去。
八月十五日的中秋节日，四川省的前参议长熊筱岩、前讨贼军警卫司令鲁平周、总部军医院长胡越华、高等顾问喻伯春、秘书长陈古枝、联军随营干部学校监督龙光、第三混成旅旅长刘慕贤、代后备总司令王镝、上校参谋李绍湘等，从四川、上海、连山先后来到办事处。当天深夜，欧阳匆匆忙忙奉上三楼，与熊、余低声细语后，又回到二楼与喻耳语，喻偕欧阳再上三楼片刻，欧阳即惊惶惶下楼走了。接着，喻叫司机开车去会汪夫人（即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约十分钟回楼上，自语说：汪夫人已经睡了。他即上三楼与熊、余低声交谈，终夜未睡。次晨（十六日）又去会汪夫人，转来又自语说，汪夫人尚未起床。当天八时左右，汪夫人派车来接喻师长，喻随车而去，他从此就未回乡办事处了。
八月十六日下午十时许，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三军长来到办事处，并带来几瓶外国酒。他们上楼后，我听到蒋介石说：“昨天我们参加‘沙基惨案’五十二烈士国葬典礼去了，今天特来与你们补叙中秋节。”以后，只听到他们五人的谈笑声。至十一时，又听到蒋介石说：“今天国民政府开会，解决川军驻地与粮饷问题，请你们去参加。”他们五人手挽手下楼而去，这时熊总已大有醉意。
昨天新到办事处的人员，都在今日早饭后，先后出街游玩，至午饭时，尚无一人回来。午后二时，卫兵报告说：“手枪被人夺了。”我到卫兵室看到别的军队在办事处门上设岗，不准我们的入员出入。我问他，“你们官长是谁？”一个青年军官说：“是我”。我问他姓名取何？他答：“陈铁。现任连指导员。奉卫戌总司令部今来提唐继尧的代表。我当即以长官对部下的态度，依理依法训斥他一番。他无词以对，表示可以退还手枪，撤走卫兵。但他要求在问题未弄清以前，办事处的人员暂不出入。我说这是我们的自由，你无权干涉。他又说，我在你们办事处对面设卫
兵可否？我说，在我们范围之外，于我无关。
半小时后，干部学校监督龙光匆匆回办事处，我迎上去向他了解情况，他却摇头不答，直入卧室，把门关上。约在十分钟内，剪去长须，换上弃兵的服装，匆匆地下楼走了。龙光刚走不久，卫兵来报：“有一位坐小汽车的军官要会你。”我认为来者必然不善，即令卫兵叫他先通姓名和为什么要会我？卫兵随即交上一张印有官衔的名片，并说有紧要事相会。名片上印的是黄埔军校党代表兼上校战术教官金绫庄。我对卫兵说：“不准他带弃兵和武器，只叫他一个人上来。”金绫庄昂首挺胸而上，态度异常傲慢。开口便问：“你是黄副官长吗？”我答“是”。他便在上衣包内取出一张长不过五寸、宽不及三寸的白纸条递给我。条上的钢笔字是：
“黄爵高同志：
现在发生非常误会！不日即可解释。所有广大路武器，全部交与来人封存取据，勿使外人知！诸同仁仍住广大路原寓不动。武。”
我看条后知熊总已失去自由，心中极为难受，而来人又这样盛气凌人，这就激起我无比忿恨！便问：“你这纸条拿来干什么的？”金答：“你们总司令叫你交出全部武器。”我说：“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你身为战术教官还不懂，难道凭这样一张小纸条就可以解除武装吗？”金反问：“你要凭什么才交？”我说：“我同你一路去见我们总司令，他当面叫我交我就交。”金答：“可以”他就气冲冲下楼走了。半小时后，金转来说：“你要面见你们总司令已不可能了。”我答：“不可能，我就不交。”金气冲冲地走了。不久，卫兵来报：“有不少军队把我们办事处围了，交通也断了，在广大路各街口架设起电网，在附近各高楼上了。”
起哨兵，我们的电灯，电话线都被割断了。”我估计，金再来，一定更加强硬蛮横。我先告知卫兵：“如果金绫庄再来，必先检查他身上有无暗藏武器，然后再把他押来见我。”下午六时许，金又来了。这次，他却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对我说：“我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熊总司令、余军长、喻师长都被扣留了，你若再不交出武器，对你无好处。”突闻门卫上有喧闹声，显然是在夺我们门卫的枪。接着，有一班持枪上刺刀的兵冲上二楼，先将我两矛反缚起来，金绫庄吼叫，赶快缴枪！金下令将我抓上卡车，押入卫戍司令部，一天两夜不给我一滴茶水。第三日晨，叫我出来，一看，中秋节那天来办事处的人大部都在，随用大卡车把我们送至广州市公安局。其中，干部学校监督龙光、四川省参议长熊筱岩、总部秘书长陈古枝在当天傍晚时由国民政府派人接去了，第三混成旅旅长刘赫贤（是谭廷闿同乡同学）被谭军长派人接走了；警卫司令鲁平周，也自他在黄埔军校任宣传部长的儿子接走了。继续关在广州市公安局的还有二十四人，并决定给我们带上脚镣手铐。代后备总司令王镐（温江县人，北洋速成学校炮兵科毕业，是四川军人中的老资格），年近七旬，性烈如火，一见镣铐，便破口大骂。他说，广东是孙总理的革命根据地，总理死才五个月，你们这批混蛋东西就胡行乱干。我是老同盟会员，身犯何罪？对这种野蛮刑具，我宁愿碰死，决不接受。眼看这样坚持下去，一定要吃大亏。我想近一月来吴铁城天天来招待所，对我很要好，可以找他讲点人情，我取一张印有官衔的名片交警官去请吴局长。不多时，吴铁城果然来了。我就向他说，昨为座上客。他不容我说下句就板起面孔说：对不起。但他向警官说，不必用镣铐。转身就走了。警官向警官说，改用绳索，就把我们两手反缚起，押入河南（即珠江之南）改良大监，每两人关在一间仓（监中小屋子）。监狱长给我们交待狱况：“一般犯人每日早晚放风一次，每次十五分钟。你们是政治犯，都是旅长以上的
官，给以特殊待遇，每天早上八点放风，至下午五点收风。你们在院内，可以自由行动，可以互相谈话，可以看报看书（指定三民主义），可以通信（但必须交监狱长检查后交邮）。
次日放风后，交来报纸一张，大家一齐围拢来看，不约而同地争寻熊总的消息，但始终找不到半点情况。只是用特大标题刊登国民政府任命龙光为川军宣抚使，已去连山等县宣抚川军。另以二号标题刊登党军第一军委任李果为独立团团长，已随龙宣抚使去连山等县接收川军。大家认为龙光可能是被迫，但李果是川人的败类，是川军的内奸。
俗语说：“监牢卡房，气死霸王。”号称革命根据地的改良大监，尚且如此黑暗，那些未改良的监牢，就可想而知了。当时，我是一个三十一岁的强健壮年，仅在百来天的监狱生活中，就变成枯瘦如柴的斑白者了。
冬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在未到放风时间，就先开了仓门，监狱长在院内大声喊：“给你们各位道喜，快出来看好消息”。我抢先一看，广州日报以特大标题登载，国民政府已令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将在押于改良大监的川军人员全部于今日省释。监狱长宣布，根据卫戍总部的电话，现在就算放你们，你们可以出去了。大家刚走到门口，监狱长又大声喊，请你们不忙走，第二军谭军长要派一位高级参谋来接你们，请大家等一等。等到十时左右，代表到了，他就是我们川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刘彝贤，大家格外亲切，一齐拥上去围住他，不约而同地问：“熊总他们三人的安危如何？”刘彝贤沉思片刻摇一摇头说：“很危险！很危险！”他说：“谭军长谈，熊等被扣以后，汪、蒋在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他和朱军长、欧阳司令均被召列席，蒋给熊扣的是勾结叛逆陈炯明，企图颠覆国民政府之罪名。并说熊克武是一只猛虎，既把他扣留了，就非杀不可；如果放虎还山，在坐诸君哪一个是他的敌手？我们（指谭、朱、欧阳）对蒋的这个主张，既不
表赞成，又不敢反对。沉静了几分钟后，汪精卫主席才说：熊克武所犯罪应该杀，但有杀他的资格的人（指孙中山先生）已经死了。会议未得结果，只好把他软禁起来”。谭军长还说：“当晚就接到云南唐继尧的‘不准危害熊克武生命’的十万火急电报。汪、蒋对这通电报异常重视，因为唐继尧实力雄厚，兵员强悍，如果杀了熊克武，他借此联合熊克武在广东境内之两个军，向广州兴问罪之师，他们就无法应付。”刘慕贤还转述谭的话说：“第二天，蒋军长又假国民政府之名召开会议，由汪精卫主席提议，把熊总暂时幽囚起来，侯把他的部队彻底收编后再作处理，一致表示赞成。由蒋军长决定，把熊等囚在虎门炮台。”大家又关心地问：“我们的部队是否全部被李果收编？”刘说：“自熊总等被扣，派龙光到连山宜抚川军，李果将随龙光到连山接收川军等消息传到连山以后，川军官兵无比愤怒，大家一致表示不让一官一兵为这个无耻的李果收编。”于是两军公推第二军军长汤子模为总指挥，率领一、二军从广东退走了。
(写于一九七九年，时年八十一岁)
冯玉祥派我劝说刘湘参加抗战之经过
高新亚 遗稿
抗战前夕，冯玉祥先生为联合、发展民主力量，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乘刘湘求援之际，派我代表他，并推荐郭春涛代表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共同游说刘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劝导刘湘，参加抗战，同时为反对蒋介石对刘部的分化瓦解而插手训练刘部官兵。
刘湘在北伐前，一贯依附北洋军阀，特别是皖系军阀段祺瑞；他在北伐期中又投靠蒋介石，并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屠杀革命群众的大惨案，先后杀害了杨闇公、李蔚如诸烈士，中原大会战时，他再一次通电拥蒋（介石）。这样的反动军阀为什么能在抗战期间忽然改弦更张，拥护抗战，赞成民主，向共产党靠拢呢？，主要是得力于冯玉祥先生的帮助和劝导。我作为冯先生的秘密代表，曾和刘湘有过多次接触。现将经过回忆如下，以供参考。
一、被蒋分化，求援于冯
一九三三年，“二刘之战”后，刘文辉败退西康，刘湘在蒋介石支持下统一四川，兼援军民两政，成为四川最大的军阀。当红军北上抗日时，刘湘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培截红军，为蒋的反共政策，大卖力气。不料正在此时，蒋介石却借援助刘湘抗御红军为名，首先派一个庞大的“参谋团”进川，暗用分化手段瓦解刘湘的部队，以达孤刘去刘的目的。
“参谋团”第二处处长柏良，是一个特务头子，他假“参谋团”之名，暗中行特务活动之实。刘湘的情报部门曾多次截获到柏良发给特务人员的工作指示及特务的上报情报。从而证明，当时在刘部将领中发生的动摇苗头都是柏良搞的。才使刘湘打消投靠蒋介石的幻想，颇感当前处境的发展可危，乃秘密派心腹要员驰赴全国各地，加强联系反蒋力量，对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刘湘派到北方联系的是高级释僚张斯可。他一到北京，即和我见面。因事前我的北大同学陈学池、何北衡已将张的使命向我作了介绍，请我帮忙。为此，我引张去见宋哲元，说明刘湘希望与宋切实合作，逼信呼应，要求建立联系，互通情况。宋短于言辞，只笼统地答复说：“我一切都听（冯玉祥）先生的。”于是，张要求我同他一道去泰山见冯先生。张见到冯先生时，为了表示对冯很尊敬，不用“问候”二字，而是说刘派他来“请安”的。他对冯谈得很具体，首先说了蒋对刘的阴谋和刘的困难处境，请冯指示如何应付这种局面；其次，说刘以前派驻冯处的代表李御良经常向刘称赞冯的部队训练精良，故刘请冯派员帮助训练官兵；再其次希望冯向各方进步势力解释刘、蒋关系，消除他们的误会。冯当时答以：（1）、抗战才能救中国；（2）、承认派人帮助训练部队，人选决定后由新亚（我）通知；（3）、只要刘真能主张和直接参加抗战，会受到全国各方面的欢迎，误会自消。会见之后，张斯可颇为满意。
继后，张斯可要我一同去见韩复果。我因韩早就误会我是共产党员，不便同他前往，我乃转请济南市市长闻承烈（原为冯部兵站总监，在冯军中资历威望均较高）向韩引见。事后韩向冯报告，说他承认派一位住刘处的秘密代表，苦无适当人选。冯向韩推荐余心清、郭春涛，韩怀疑余是共产党员，只接受了郭春涛为他常驻刘处的秘密代表。因为朱哲元表示一切唯冯先生之命是听，所以刘湘没有要求宋派代表。
张斯可返川后，冯先生要我代他回拜刘湘，并嘱我物色两人带去帮助刘湘搞政治训练工作。我推荐汪导子、李菊枫两位同志。这两人是我在北平（京）办《民报》（冯的机关报）时的同事，他们在北平警备司令部张荫梧（原阎锡山旧部，后投蒋）查封报馆时被捕，经冯营救出狱后，在冯所属汾阳军校任过教官，冯对他们比较了解，欣然同意。
我在来四川之前，冯约我长谈，大意是刘湘反复大，不大可信。他说：“一九二五年我军驻张家口时，刘留派人（冯记不起姓名，我到川后，乃知是付其音）来同我签订一个密约，主要内容是他派兵到陕西帮助我的国民二军守陕西，将来我帮他统一四川，但他以后竟来照密约实行。在中原大会战时，他还公然表示拥蒋，还不如刘文辉，刘还发了一个支持我的反蒋通电。这次你去，必须注意观察他与蒋的冲突是否到了很激烈尖锐的程度，果属实在，你就趁机劝他主张抗战，赞助民主运动。这样，赢反对了蒋的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也反对了蒋的独裁统治。这些不仅是反蒋各派的意愿，也是全国人民的意愿。如果他真能做到，自然会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也不敢握布他了。”冯向我嘱咐说：“你只能就他的利害分析，不要多谈革命的大道理，这种道理，他是听不进去的。即便口头答应，也是口是心非，不管用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劝他与共产党交朋友，可是这一点必须小心，逐渐深入，谨防他出卖你。”冯又说：“我揣测刘湘的心理，可能怕共产党比怕蒋介石还厉害，不解除他这种疑惧心理，不会有真正的效果。你可把我的情况与他对比，我同蒋的关系与他对比，再以我与共产党友好的事实作为实例，使他逐渐消除顾虑，才可能转变过来。”我对冯先生表示：“此次赴川，一定尽最大努力完成您交给我的这一艰巨任务。”
二、接受劝导，转变立场
我来川第一次会见刘湘时，首先表示冯派我专程答谢你派张斯可访问的厚意。接着我说：“冯先生说你们是老朋友呵！……”刘湘立刻敲住我的话，他说：“是哟！说起来我很惭愧，我对不起冯先生！”他主动地说出订密约和他来践约的事。他说：“事实上条约中规定的事，我是办不到的。因为我派兵入陕，必须经过邓（锡侯）、田（颂尧）的防区，哪有可能咧？！他更深入地说：“签约时我便无诚意，没有打算实行。但是，为什么要签这个约呢，我想国民二军以陕人守陕是守得住的，用不着我派兵。可是有了这个条约，将来使可谓国民二军帮助我统一四川。这完全是从自私的心理出发。”我当时很惊异他能自动地提出签约的事，更敢于说出他本来便无诚意，承认“自私”。因此，我也开诚相见，彼此谈得很融洽。他把所截获的参谋团处长柏良指示特务行动的原件交我看，其中分条罗列的内容很具体，如怎样收买刘的将领和军官，首先的对象是王缙绪和范绍墉，怎样利用别动员在地方制造事端，怎样拉刘的部属入兰农社，怎样联络土匪反对刘的统治……等好几十条。我问他如何对待！他说：已将此事告蒋，柏良虽被撤换，但换汤不换药，蒋的阴谋策划，并未改变，其所谓满河是滩，很伤脑筋。他打算先巩固军队内部，所以请冯先生派员帮助训练军官。当我说明冯先生拟派汪导子、李荫枫两人来帮助训练时，他表示欢迎，并希望再多派几位来。这样，我便通知汪、李来川。
以后，我又寻找适当机会，同刘湘逐渐谈到政治问题。我表达了冯赞扬他能统一四川，结束连绵不绝的内战，减少人民痛苦。但希望他不要局限于四川，要成为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只要主张抗战、参加抗战和赞助民主运动，维护民主人士，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蒋介石最不得人心的就是对外不抵抗的买问政
策和对内的法西斯统治。只要能坚决主张抗战，就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有反对蒋介石压迫的力量，只要赞成民主要求，就会得到各方面包含各实力派同情和支持，这是在政治上对抗涛的有效办法。刘认为冯的指示是正确的，毫不迟疑地表示接受。最后谈到冯和共产党讲朋友的情况，他虽不断然反对，但却有种种托词，如说：“能否使部下都同意，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讲朋友不是一厢情愿，须双方同意，共产党肯同我讲朋友吗？我刚打过红军，能够化敌为友吗？……等等。”总之，他是顾虑重重，犹豫不决。
我们谈话，无论是在绥靖公署或他的多子巷住宅，总不免有事干扰，难于一气地畅所欲言。刘乃以邀我游览名胜为借口，约我游大邑鹤鸣山；同行者还有张新可、潘佐二人。登上了鹤鸣山，参观了赵云墓，然后回到安仁镇刘湘的老家。这里很清闲，我们得以从容而推心置腹地畅谈。我根据冯指示“作对比”的原则，采取聊关似的方式以阐明关键性的问题。我说：“冯先生说，你是军人，你的军队质量和数量与他（冯）极盛时期比较，何如？（冯极盛时期，包括刘镇华、岳维峻两部，有几个方面军，三十二个军，八十一个师，都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刘是知道的。）刘答：“万万不如！”我又问：“冯的将领都是多年由行伍训练提拔起来的，对冯非常尊敬。你与你的将领的关系，比冯何如？”刘又答：“我的部属军官，多数是半途来归的，不如多矣！”我说，冯先生说：“蒋以五百万元收买了韩复梁，三百万元收买了石友三，带走了十来万部队。恐怕你的将领还用不着五百万、三百万，对吗？”刘答道：“很对！”我又说，蒋与冯是把弟兄，表面上对冯非常推崇，决裂后蒋对冯仍称“大哥”。我问：“你同蒋有他这种关系吗？”刘答：“没有。”我又说：“蒋被李宗仁、何应钦等逼下台后，蒋无法再起。当时冯独力与奉、直、鲁、孙传芳等部搏斗，在平汉、陇海、鲁西曹州和豫东
南一带苦战，已难于支持，闽锡山也岌岌可危。当时何应钦不肯渡江，还谎报克复了合肥，使冯的韩复榘部突击徐州，被张宗昌、褚玉斗、孙传芳夹击，韩复榘部分精锐部队受到重创，冯深恨何应钦，又怕再遭南口大战那样惨败，乃约闽锡山联名通电拥蒋复任总司令，统一军权，李、何不敢反对，并不得不随声附和，蒋乃得再起。这虽由于冯、闽处于战事危机上不得已的打算，但事实上蒋赖此才得重新上台，对蒋个人总算有莫大恩惠。您对蒋有这样的恩惠吗？”刘答：“当然没有！”我说，冯先生说：“可是我这个把弟（指蒋）恩将仇报，不择手段（指收买），整得我好惨！他（蒋）对您难道还会有顾忌不下手吗？”我说：冯先生从一九二四年起，即与共产党交朋友，从来就没有吃过亏。他被张作霖、吴佩孚合力围攻，在南口大战数月，惨败到几乎溃不成军，得共产党之助，得以重新发展；一九三一年，又与共产党合作建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我转冯的原话说：“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有自己的伟大目标，目前就是唤起民众，一致对外，挽救国家的危亡，有什么不可作为好朋友呢？就以浅薄的眼光来看，共产党是与蒋介石争天下，不是与他刘甫澄争天下。蒋介石媚外投降，已是全国人民的大敌，更是他的大敌。蒋的刀已插进他的心窝，为什么对共产党讲朋友还有顾虑呢？！”冯先生要我直截了当地问你：“你是不是怕共产党比怕蒋介石还厉害？我就是一个现成的实例，请他自已作个对比，就可以判断孰是孰非。我可以保证，只要他主张抗战，赞成民主，共产党肯定会作他的可靠的好朋友。”刘听完这席话，高兴非常，在茶几上一拍，说道：“冯先生真知道我者！我确实怕共产党比怕蒋介石还厉害！我想蒋介石斗共产党还斗不过，我哪行呢？！冯先生的指示开了我的心窍。过去虽然也有朋友谈到这个问题，可是我总下不了决心，现在我决定与共产党交朋友，我将尽力所能及地释放在我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犯，但要求共产党不在我的军队中发展组织。请
你转总冯先生代向共产党转达我的诚意和条件。”我答：“我估计冯先生一定会转达，共产党也一定会同意的。”
我在安仁镇刘宅住了三天才返成都，接着就回北京向冯复命。当时地下党与各方面配合，通过付真吾、张斯可、乔毅夫等向刘湘推荐王干青为去延安的代表。后延安派罗世文同志代表党与刘会谈，罗接受了不在刘鄂中发展党组织的条件，刘非常满意。可是，刘本人和付、张、乔等在刘死以前，都不知道王是地下党员。我也向刘谈过请王干青去延安最合适，因为王是办慈善事业的，向无政治色彩，且与吴老（玉章）有私人的友谊，一定可以胜任愉快。当时倘若刘知道王是共产党员，可能还有顾虑。
三、加强武德学友会同蒋斗争
我到北京，党方通知我拟派郭秉毅同志到川，希望为他安排一个职位掩护其工作。我想以冯的名义派到刘湘处最妥。我即向冯说：“刘希望再派人去帮他搞训练工作，是否可以派郭秉毅去？他是我办报时的工作人员。”冯欣然同意。我便用冯的名义推荐给刘，刘即聘为顾问（与汪、李相同），在刘的军官队伍教。刘和他的左右都认为这几位是冯的人员，都非常信任。他们当然不知道郭是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
一九四〇年迁导于、郭秉毅被捕后，冯向蒋当面质问时，也是说：“他们俩（汪、郭）都是我的部下，我的朋友，你（蒋）的特务乱捕，必须还我！”
汪、李、郭在军官队伍教时，实行冯办军事学校教官必须下队和学员同吃、同住、同一切生活（如文娱、打球、聊天等）的传统办法。这在冯部视为故常，可是在四川便成为别开生面的新事了。因为四川各军事教育单位的教官，与大学教没差不多，上课时抱着皮包来，讲完便走了。既不了解学员的情况，更谈不上师生的情感。汪、李、郭等和学员们打成一片，很受学员们的
敬爱，彼此以诚相见，广泛交谈，无所顾虑。他们把全军中前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的内幕都告诉了几位老师，甚至有人“会务”的活动也来请教。刘知通了解情况以后，不仅未加制止，反而找我谈，他办“武德学友会”的目的，是团结内部，既洗雪的渗透和分化（其意是说明不同广般的封建组织）。但他自己和左右人员搞这种组织没有经验，相当外行，希望几位顾问能帮助他。我曾以将来有机会，可以请示冯先生。以后，我谢泰山见冯时，即一一面陈。冯答道：“知人秘密而不肯与人私秘密者，危事也。一定答应帮他办，并且要老老实实地帮他办，不特不能挖他的墙脚，而且要避免有挖墙脚嫌疑的任何行动，这是统统的准则。不然，你们的工作，将全部报废，还会引起反感。”后来我同川向刘回复，说冯要他们老老实实地尽心竭力地帮你干，刘很满意。
于是，汪、李、郭都参加了“武德学友会”，郭秉毅还担任了秘书处长兼总干事，成为实际上的主办人员。他们也确实遵照冯的指示，一切都以拥护刘的爱和主张为中心，得到刘的很大信任。甚至如监视干缜绪、监视邓汉祥等与蒋和政学系暗中勾结的康大任务，都交给“武德学友会”去办。
罗世文同志虽没有在刘军中发展党组织，但通过郭秉毅、王干青介绍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到刘部工作。当时地下党在各条战线上都配合得很好，如：刘的孟宪兵对蒋宪兵斗争，土特务对蒋特务的斗争，都是在地下党暗中指挥下进行；武德学友会设的情报训练组，是专门训练反蒋特人员的机构，也是由地下党员去办，宣传抗战，要求民主的《困难三日刊》是当车耀先同志亲自领导。保安处的组织、通讯、联络等工作，也都掌握在地下党同志手中。
当武德学友会逐渐被社会已知通，成了半公开团体时，郭秉毅就建议在武德学友会中成立“武德励进会”为核心组织。外界
一般传说的“核心注”系指“武德学友会”，实则“武德”与进会”才是真正的核心。
在川军整编时，刘的部队在表面上与其它川军一样比划裁减，事实上他却利用山东省主席身份，暗中把所属十几个团的坦克军，用保安团的名义分散在各专队，统属下保安处，并由武德学友会直接联系，既保存了实力，又起了监督地方行政人员（临时政学系和C系的人员已渗入地方）的作用。
刘死后，王继绪公开投降，当了省长席，便想掌握保安团武装力量。经地下党与各方协商，决定抽江这部队参加抗战，策动了十八个团长（也许是十六个）联名通电愿出川抗战，王陵峰的集团军即由此编成。这次行动为蒋介石、张群所痛恨，尤认为王继绪所痛恨，郭、汪、李等因此先后被捕。我若不是冯先生广为掩护，亦很难幸免。
刘化前派了约二十人监视，侦察王继绪，约十人监视邓汉祥，均由武德学友会协助。我曾问刘：“王继绪是柏总交代中的收买对象，并且侦察到江已出伪姓拉入复兴社，接到了蒋的怀抱，你对他监视、侦察，是可理解的。邓鸣汾（汉祥）是你的省政府秘书长，你还在京用他，古人云，‘用人不疑’，你为什么要监视他？”刘答：“我不是讨人而疑，而是疑而重用之。邓的阴险诡诈，久已著名，所以早就有‘小白（粉）脸’的外号。他本来是由张群介绍给刘文辉的，他见我的力量比刘文辉大，愿意为我效力。他怕刘文辉不满，又把他的姨（？）侄女嫁给刘彦（刘文辉之子）。我为什么接受他呢？又为什么要他作省政府秘书长呢？因为他说复兴社和C·C都是要整我的，只有政学系才能帮我的忙。政学系深为蒋所倚重，张群、熊式辉是蒋的红人，特别是杨畅卿（永泰）更红。能结交上杨畅卿，就等于在蒋左右有一个代为说话的入子。他自称能为我联络杨畅卿，可是必须有相当身份。我认没有道理，所以用他作省政府秘书长，托他
送了一笔厚礼，也得到了杨的一些帮助。但他笑一笑，伸出多少触角，各方勾搭，他与贺国光就拉得很紧。他思想很顽固，连孙中[也]他都反对，所以我同进步人士的往来，尤其是同共产党讲朋友，是万万不能让他知道的，因而必须随时侦察着他，监视着他。”事后，我问过付真吾、张斯可，刘湘向上面的要人送了多少厚礼？据他们说，对杨畅卿、何敬之（应钦）各送了三十万元，送杨的由邓过交，送何的由刘航琛经手。
四、志切抗战，费志以殁
抗战爆发后，我表面以川大教授的身份回到成都，实则正式作冯驻刘处的秘密代表。有一天陈翔鹤同志来给我说：见报载，刘任命你为大、中学校学生在校军训委员会委员兼政治训练处处长。我听到这个消息，不胜诧异，我非刘的部属，为什么不先征求同谋便随意任命，大概又是日毛病发了。前在重庆时，刘就曾不征求曹四勿的意见，以督办名义任命曹作重庆大学校长，被曹严词拒绝。现在又不征求我的同意，连自委派。于是我立刻写了一个否认的启事，托陈代为登报。因陈和我曾经同是“浅草社”的朋友，他是一个作家，与各报馆都熟。哪知他把这个启事交给《华西日报》，这个报本是刘的机关报，立即向刘报告。付真吾、张斯可马上就赶来找我，表示歉意。说事情紧急，没有来得及先与我商谈。还说，因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来了个文，规定各大、中学校学生应集中军事训练，四川成立学生集中军事训练委员会，以刘任主委，另任命骆德荣（复兴社头子之一）为训练处长。这明明是复兴社同C·C合谋的奴化学生的组织。刘为了抵制，立即密电训练总监部唐生智（总监），请抗战期间学生应进行军训，但无此巨大地点可以集中，又须防敌机轰炸，故拟成立“学生在校军训委员会”，使各校学生就在校内训练。唐不明内幕情况，复电照准。据此，才先组成“在校军训委员会”造成既成事
实，以抵制尚未成立的“集中军训委员会”。但在人选方面必须用一位有资格抵制秘密案件的入来作训练处长，你《新亚》与骆星留俄同学，又是现任大学教授，还作过冯先生的秘书长。估计“中央”不便对你提出不同意的意见，所以匆匆地宣告“在校军训委员会”成立，并呈报训练总监部。付、张一再要求我谅解，千万不要否认。过后，罗世文同志又来找我谈，说付、张二人已向他商谈过此事，他还是要我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否认，一定要承担这个处长名义。我说：“这不只是征不征求意见的礼貌问题，我怕接受刘的任命，可能泄露冯的秘密代表的身份。因我平时与刘接触相当隐蔽，一旦公开受他任命，岂不引人怀疑？”罗说：“你顾虑到这一点，是对的。我主张你不要否认，也不到训练处办事，另外推荐一位能力强的朋友作副处长，由他负责实际工作，全权处理一切，岂不两全其美。”我说：“推荐谁呢？”罗说：“大家考虑吧！”过了两天，罗告诉我推荐张秀燕同志。我当即向刘湘推荐，刘表示欢迎，并非常信任。这使蒋帮特务妄想借训练为名控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阴谋，没有得逞。
当时，军阀杨森暗中支持其妻弟肖寿眉出版了《侠刀》和《锄奸抗日特刊》，这两个刊物都是打着“抗战”旗号，散布反动言论的。在特务们的怂恿组织下，连篇累牍地攻击莲葳与刘湘有往来的进步人士，制造反动舆论。我派人向肖寿眉提出警告，如果他们还要胡来，我就要把杨森以前曾派李盛侠向冯先生提出的“内倒二刘外倒蒋”的丑事公布出来。肖寿眉怕声张后杨森脸上难看，装至无法立足，乃停止两个刊物的发行。
刘湘率部出川抗战时，“《德学友会》由王晓基负责。刘死后，该会就变得很复杂了，远邓汉祥、王缜绪都打入了，反动势力猖獗起来，野心军人如严啸虎，刘武威等部成了骨干，于是郭秉寰、汪导予、李蔚枫等同志被迫退出。任严啸虎、刘重威他们没有掌握核心资料，就由黄险的师长谢德堪（加入复兴社）出
面，自称代表邓锡侯来向我威胁，要郭等交出武德学友会的重要材料，否则取消他们缓署顾问的名义。我严厉斥责了这种可卑的要挟，于是汪、李、郭的顾问名义被取消了。武德学友会亦名、实俱亡了。只有潘文华还以刘湘的正统自居，或多或少与该会成员发生联系。其余的头头，王缙绪直接投靠了复兴社，唐式遹投靠了顾祝同，王陵基投靠了陈诚，潘文华则备受蒋介石的压迫，所属部队被缩编、分割，刘湘的兵力从此土崩瓦解。
刘湘死后，冯先生和我谈话时，很惋惜地说：“刘湘能从反动立场转变过来，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虽然为客观形势所迫，但这种明智果断的选择，是非常难得的。蒋帮诬蔑他与韩复锷勾结投降日本，因韩被系而惊恐致死，这绝对不符合事实。韩根本未准备投日，倘若他打算投降日本，绝不会把家眷、财产都运到后方的鄞城一带，况且韩与刘的联络人是郭春涛，春涛决不会干出卖国勾当。我怀疑刘湘是蒋介石谋害死的。刘死的那天上午，我还去看过他，他的病很有起色，毫无死征。我对刘湘有好感，他能听我的劝告，参加抗战，拥护民主，尤其是与共产党交朋友，这比我自己的有些部下还懂道理。”冯先生谈这话时，已把刘当作自己的部下看待，才会那样亲切，还亲自写了一幅挽联。命我持往灵堂，代他致悼。联文是：
“侯寇未灭，心伤良将；
抗战必胜，足慰英灵。”
(一九七九年八月写)
刘湘兴亡纪略
米庆云 马振夷 姜荫梧
刘湘是解放前四川军阀中的突出人物。他的一生，曾多年从事军阀内战，并积极参加反共战争，苦害了人民。但他能从军阀混战中实现四川统一，结束防区割据；七七事变后，又能率领川军出川抗日，死于抗战前方的汉口，表现了一定的爱国精神，这段历史还是应该肯定的。特本我们所知，将他的军政事略简述如下：
一、从军十年，崭露头角
刘湘字甫澄，四川大邑县人。清末由四川军官速成学堂毕业后，分发四川新军十七镇任见习，后任排官、队官。辛亥革命后，十七镇改为川军第一师，刘湘在师长周骏提拔下，升为营长、团长，护国之役，周骏以拥袁下台，周道刚继任师长。一九一七年，周道刚由北京政府任为四川督军，师长一职由徐孝刚继任，刘湘则升任该师旅长。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参加护法的川滇黔联军攻入重庆，赶走北洋军队吴光新部，击溃周道刚的第一师部队，北洋政府改以刘存厚继周任督军，徐孝刚旅亦辞职，由刘湘代理师长。一九一八年，四川督军熊克武改编川军，以刘湘为川军第二师师长，驻扎合川一带。自此以后，刘湘骄于四川军队一个独立系统的首领之列，声望逐步提高，实力逐渐增大。
一九二〇年，熊克武被改编为联军合川军吕超、石青阳等部击败，退出成都，率部到川北阆中一带整顿集结，准备反攻。他感
到自己实力不足，难以取胜，遂以共同驱逐滇黔军出川为号召，联合刘湘和过去由他驱逐出川、退到陕南的前四川督军刘存厚，共同出兵，向成都出击。熊克武发表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并以刘湘为前敌总指挥，指挥各军向滇黔军及与滇黔军联合的川军吕超、石青阳等部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滇黔军被击败，退出川境，川军总司令吕超下台，所有支持他的石青阳、黄复生、卢师谛、颜德基等部均被击溃瓦解，由得胜各军收编。刘湘以这次指挥作战有功，被各军推为联合办事处主任，成为变相的全国军政首脑。
熊克武在击败吕超等部、驱逐滇黔军出川后，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通电解除四川督军名义，并提出废督裁军主张。而刘存厚实力本极微弱，在驱逐滇黔军战役中，又未出多大力气，但却继续自称是四川督军，不愿放弃这个早已无效的头衔。于是一、二、三军发动第二次驱刘之战，刘存厚再次退往陕南。自此，刘湘被推任为川军总司令，兼摄四川军民两政，这是刘湘从清末起任军职十二年，第一次升擢到全川军政最高的职位，时年才三十一岁。
二、下台和再起
一九二一年刘湘被推任四川军民两长之后，仍率第二军部队驻扎重庆。成都方面，熊克武已辞去督军，仍以军实督办名义，控制成都兵工厂和自贡盐税收入，实际上掌握一、三两军，操持川局。于是形成成、渝两个军政中心的局面。一、三两军，对刘湘军政措施多所不满，酝酿铡刘。刘湘感到力薄势孤，遂辞去川军总司令兼援民政职务，把第二军军长一职交由杨森继任，也像熊克武一样，退居幕后，指挥一切。由于杨森轻敌自信，不待刘湘同意，遂先下令第二军部队向第一军进攻，结果被一、三两军和赖心辉部队打败。杨森逃出川，刘湘则由刘文辉部队护送，回到大邑闲居，第二军残余部队，分别被一、三两军和刘文辉收
编。
一、二两军战役之后，在熊克武支持下，第三军军长刘成勋继任川军总司令，后又兼任四川省长。他得到熊克武同意，在军事善后会议上提出川军以师为最高单位，废除军长职衔，并按实际兵力和实有枪支数额改编川军。于是引起第三师师长邓锡侯、第七师师长陈国栋、二十一师师长田硕尧、二十二师师长唐廷牧等部的反对，他们在邓锡侯率领指挥下攻入成都，熊克武率一、三两军和赖心辉部败退遂宁一带。此时，逃出川外的杨森已投靠吴佩孚，由吴调派北京政府控制下的各省军队随杨返川，杨在川旧部亦转而拥杨，杨与北洋部队迅即攻入重庆。
熊克武在遂宁一带集结所属部队和分析形势之后，决定先反攻成都，待成都收复，再反攻重庆。在第一军的二混成旅等部奋勇战斗后，以邓锡侯为首的联军战败，逃出成都，退往阆中一带。熊克武回到成都后，就任孙中山先生委任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职，指挥师部反攻重庆，经过艰苦战斗，并在唐继尧所派滇军支援下，打败杨森和北洋军队，收回重庆。此时败退万县一带的杨森及邓锡侯等反熊部队联合起来，并欢迎刘湘复出，以四川善后督办名义统率各军，与熊系各部作战。北京政府虽同意刘湘复起任职，但重杨轻刘，仅给刘以川黔边防督办名义，未给以统率反熊各军职权。反熊各军于一九二四年先后攻入重庆和成都，熊克武战败，部退出四川。北京政府任命杨森管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主持全川军政，凌驾于各军首脑之上。刘湘仍以川黔边防督办和四川善后督办两个名义，率领他任第二军军长时的部分旧部驻重庆。
一九二五年，杨森发动统一之战，企图逐个消灭川军各独立系统的军队，彻底统一全川。于是刘湘联合四川反杨各军和黔军袁祖铭部，共同抗击杨森。杨森虽有十万军队，声势浩大，但卒被以刘湘为前敌总指挥的川黔联军打败，退出成都，只身逃出四
川。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名义，先在自流井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各军军饷防地，后又在成都召开有各县士绅代表参加的“四川善后会议”，希望通过民意鞭策督促，使四川军政步入正轨。但以黔军需索饷款过巨，袁祖铭部又袭击刘湘驻重庆的部队，占据重庆。于是刘湘遂联合重返四川占据万县一带的杨森部队，共同驱袁，把黔军赶出四川，刘湘仍回重庆。此时，他的部队只有唐武遵、潘文华、王缙绪三个师，（唐、潘、王与杨森、刘湘都是四川军官造成学堂同学。在川军中称为速成系）防地亦仅江北和巴县两县，曾被人戏称为“巴壁虎”和“巴子国王”。尽管在当时四川军事首脑中，除刘存厚、熊克武外，刘湘的资历最老，但因属他的第二军旧部在杨森发展起来之后，带走了绝大部分，所以他的实力仍极微弱，已无力过问四川全局。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刘湘首先响应，得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但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在共产党员杨闇公、漆南薰等同志领导下的四川省党部在重庆开展工作，动员群众，宣传革命的时候，刘湘却秉承已在策划反共的蒋介石的意旨，在重庆制造了屠杀大批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成为蒋介石全面反共，血腥镇压共产党的忠实党羽。此后在国内历次内战，刘湘都一直站在蒋介石一边，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勾心斗角的暗斗，但终未公开破裂。
三、打败李、罗、杨，实力再度发展
杨森虽曾是刘湘第二军的师长，多年受刘湘庇护提拔，又同属川军的“速成系”，但个人权利争夺，他们之间早已顾不了这些私谊。杨再度回川与刘湘联合驱逐袁祖铭之后，整厉万县一带，兵多防地少，嫩刘湘实力微薄，又拥有重庆财富之地，遂起觊觎之心。一九二八年冬，杨森联合张遂宁的李宗铨和易有光的罗泽洲，共同出兵攻打刘湘。他们商定，李、罗两部由潼南、武
胜南下，由北面进攻重庆，杨森所部的郭汝栋、吴行光两师沿长江南岸西上，进攻重庆弹子石，进取铜元局，杨森本人自率主力部队由梁山、垫江出发，经长寿向江北进攻，三面围攻重庆。总计、杨、李、罗二部兵力，超出刘湘两三倍。双方力量悬殊颇大，刘湘处境极为危险。但刘久任军政职务，经验已富，又熟悉川军情势，处变不惊。他与部属深筹熟计之后，决定先派王陵基去涪陵策动郭汝栋、吴行光两师按兵不动，又安排巴县著名团阎曹燮、申文英集中民团，保卫南岸；然后集中兵力，先迎击首先出动来犯的罗泽洲部，并以罗的死对头、前第五师师长何光烈为前敌总指挥，在前线指挥部队与罗部拼斗。由于刘湘部队团结一心，官兵奋勇作战，虽然何光烈亲自冒矢石，临阵督战，在江北桃子垭一场激战之中阵亡，但罗部终被彻底击败，李其相部亦随即败溃下去。刘湘跟即调集所属兵力，回师东向，急进到长寿县内的张关铁山布防，利用险要地形，以逸待劳，迎击杨森亲率来攻的主力部队。刘杨两军在此激战旬余，杨部多次猛冲，均被击败，刘军随即全线反击，将杨军歼灭大部，并派兵截断杨退万县的归路。致使杨原有的下川东十余县地盘，连同被俘被围部队以及郭、吴两师，均归属刘湘。杨则不得不率领残兵败将，前往罗泽洲的防区，借驻渠县和几个乡场，过苟延残喘的岁月。
刘相战胜李、罗、杨之后，把防区迅速扩展至下川东，又收编了许多投顺部队，财富更加充足，兵力大为增强。于是积极整饬军政，伺机再行扩张，以图达到囊括全川的目的。
他首先建立自己的空军，先后在法国购回二十架飞机，把广阳琐碎为机场，作为空军基地，聘法国人教练驾驶，培训了一批空军人员。这批飞机虽属落后，机数也少，但它是川中首建的新兵种，对其他各军在精神上的威慑作用，比实际战斗的威力更大。
他又创建了自己的海军，招请技术人员，把几支小轮船改装
为军舰，舰上安装大炮，在四川境内长江上下游巡逻。由于小军舰机动力强，四川沿江城市又较多，它在战争中具有运兵和从江面袭击城市的便利，所以在川军中起了不小的威镊作用。
陆军是刘湘固有的资本，除有大量正规部队和大批从国外进口的轻、重机枪和自设兵工厂所造的武器弹药外，他还委用了一个本来从事搞封建道门、说神道鬼的江湖术士刘崇云，组建了一个“模范师”，由刘任师长，并称之“刘神仙”，其部队也被人讥讽为“神兵师”。于是，刘湘遂兼拥有海、陆、空、神四个兵种的庞大军队。加之刘湘对部队控制又很严，防区内民、财各敌，均由他统一掌管，部下师旅长不敢自委官吏，更不敢战留税收，因此他能实际集中掌握军政权力，在四川军阀的权旁角逐中具有很大的优势。
四、战胜刘文辉，再度成为四川军事首脑
一九三二年，四川爆发了有名的二刘之战，刘湘战胜了刘文辉，从而再度成为全川最强的军事首脑。
刘湘与刘文辉是同宗叔侄，后者是前者的么叔。刘湘驻重庆，据有川东各县。刘文辉驻成都，据有上川东和川南七十余县。两人在当时四川的军阀中部算占有的地盘最大，财力最富，兵力最强，都有独霸四川的意图。刘文辉利用其充裕的财力，收买别部的师、旅长倒戈叛变，以扩充自己的实力，致使邓锡侯、田颂尧以及李、罗、杨等军阀都痛恨他。一九三一年，刘文辉在省外购买大批军火运川，经方县时，被刘湘驻万县的第三师师长王陵基扣留。刘文辉亲去重庆向刘湘索取军火，而刘湘借故推脱，久无结果。刘文辉遂在留渝期间，暗以巨款收买刘湘的师长兰文彬和范绍增叛变倒戈。范佯诸之，但得款之后即向刘湘告密，兰文彬则被刘湘扣留，一直关到一九三八年刘湘死后才得释放。从此以后，二刘之间的嫌怨加深。
一九三一年，刘文辉与胡颂尧在成都巷战，把田赶出成都，后又与邓锡侯在毗河战斗，邓、田均感受刘文辉的压迫，遂转而联合刘湘，与李、罗、杨等一致推戴刘湘为首，共同出兵攻击刘文辉。刘湘亦亟欲趁此消灭刘文辉，达到统一全川的目的。于是一九三二年刘湘由重庆出兵，分两路进攻刘文辉。左路经永川进攻泸州；右路经合川进攻内江。友军李、罗、杨等部，则由北路攻击刘文辉部侧翼，邓、田两部在成都附近各县牵制刘文辉的后方。刘湘亦路兵到永川，守将师长彭诚孚不战而降。进攻泸州的刘湘部队，先以兵舰炮击，继以飞机轰炸，不数日，守将杨尚周即溃败撤退。与此同时，刘湘的右路进攻部队亦攻克内江。二刘军队最后在荣（县）、威（远）大决战，在笋子山一带激战旬余之后，刘文辉终于败北，退守岷江西岸。刘湘亦损失惨重，只好沿岷江东岸与刘文辉部对峙。次年六月，刘湘再次发起进攻，刘文辉已势孤力弱，众叛亲离，不堪一击，只好率领其子侄等的两三个师，败退到雅安、康定一带，其余部队均投顺刘湘，由刘改编。
一九三三年春，刘湘进驻成都后，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等部俯首听命，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名义节制全川各军，再度恢复全川军事首脑的地位。
五、参加反共战争，统一四川，蒋刘展开暗斗
一九三三年，刘湘战胜刘文辉进驻成都之前，红四方面军已由湖北经大巴山入川，在通（江）、南（江）、巴（中）等县，成立了川陕边区苏维埃政权，嗣又进占城口、万源，南至阆中、苍溪等县。刘存厚、田颂尧两部首当其衔，被红军击溃。蒋介石遂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令其派遣四川各军全力攻打红军。刘湘分任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王陵基、刘存厚等为第一、二、三、四、五、六路剿“匪”
军总指挥，各率所部，分道向川陕边区红军进攻，并以“军师”刘燊云为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南充设指挥部，代他指挥各路剿“匪”部队。一九三四年八月，各路剿“匪”部队被红军各个击溃，刘燊云下台，刘湘亦以饷械不足，各军不听指挥为由，宣布辞职。蒋介石为要利用川军攻打红军，必须继续借重刘湘，特一再慰留，川军各部亦派代表到渝挽劝，请刘复职。刘乃于是年十月复职，并到南京见蒋，请支持他统一四川军政，蒋介石表示同意。一九三五年一月，蒋发表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明令川军各部交出防区，部队军饷，由刘湘统一发给，不足之数，由南京中央政府拨济。各军不敢违抗，纷电赞同，于是刘湘先将各军防区原住县长、征收局长互调，使其脱离原属军队关系。继又筹办四川县政人员训练所、财务人员训练所，招训和调训民财各政人员，并又设置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分区监督各县政务，于是四川军阀混战从此结束，防区制亦告消灭；四川达成了统一的局面，这是刘湘军政生活中最为人们称道的光辉史页。
但是，蒋介石借指挥追击红军为口实，先派参谋团入川，由贺国光率领，随带特务头子康泽的别动队和宪兵来到重庆，跟即将别动队员分布全川，宪兵进驻成都，薛岳等中央军队亦源源而来，表面上是为了与在川红军作战，实际上是监督川军同红军拼搏对销，坐收渔人之利。从此刘湘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又逐渐上升。
刘湘虽已拥有四川剿“匪”总司令和省政府主席两大头衔，拥兵五、六十万，但仍兼二十一军军长，部下将领得不到升迁，怨言丛生。蒋介石乘机派人挑拨，暗中许愿，拉拢其师长唐式遵、王缵绪等，引起刘湘的疑惧。孙震（继田颂尧任四十一军军长），杨森等也相继倒向蒋介石，杨森并接受蒋命入黔剿共，刘也不满。蒋又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调川军营长以上直到师长的军官前去受训，他自兼团长，在峨眉山坐镇很久，力图与川军各
级人员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直接控制川军。蒋又在成都北较场开办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官兵员生达八千余人，成为他派驻成都的巨大实力。蒋介石千方百计、无孔不入地分化川军，企图瓦解刘湘的实力，搞垮刘湘，彻底控制四川。刘湘亦不得不加强防范，对蒋进行抵制，并以武强学友会作为对付蒋系特务活动的对应机构，双方暗中斗争，日趋剧烈。蒋介石以刘湘实力强大，未敢轻于下手，不久（一九三六年）相继发生两广反蒋和西安事件，蒋介石自顾不暇，企图搞垮刘湘的图谋，才不得不暂时搁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臣两将军发动了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后，成都谘传川军要解除成都军分校等中央部队的武装。十三日，成都伪军校主任李明灏派马嗣良（刘湘派到伪军校的教官）来找刘湘，藉观动静。同时在北较场附近挖战壕，布警戒，所有在成都的宪兵和别动队及其一切武装部队都集结于北较场内，煞有介事地准备打仗。接着伪军政部长何应钦电令川军孙震的四十一军部队星夜开赴西安附近，参加围攻张（学良）、杨（虎臣）的战斗。孙已遵令出动，其先头部队已达陕西宁羌，刘湘急电孙震“就地停止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当时孙震已倾向伪中央，对刘的电令，虽极不满，但为退路计，亦只好遵令停止前进。刘湘虽对蒋久已不满，但未敢立即附和张杨，对局势持静观态度。嗣以西安事变很快得到解决，蒋刘之间的关系，才未达到公开破裂的程度，表面上刘仍拥蒋，蒋仍倚重刘湘。
六、出川抗战，痛送汉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军队侵入华北芦沟桥，向我国军队开火，从此爆发了对日全面抗战。各省军事首长，在全国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影响下，纷纷电请出兵参加对日作战。
此时，刘湘在冯玉祥将军所派代表和进步人士的劝说推动下，激发了爱国热情，亦积极电陈蒋介石，愿意率川军山川抗战。
在“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还派何应钦、顾祝同在重庆召开四川整军会议，将川军各部缩编了三分之一。表面上足节省军费开支，实际是想逐步削弱地方军队的力量。抗战爆发，各省纷纷请战，蒋介石立即应允，一方面是抗日的兵力需要，一方面也是消灭地方军队的良机。他始而任命刘湘为抗日作战的第二路预备队司令长官，司令部设郑州。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付司令孙震，第二纵队司令唐式逊，付司令潘文华。川军正整装待发之时，蒋介石又改委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最初的命令指定司令长官部仍驻郑州，辖两个集团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指挥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四十五军军长陈书农，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等三个军的部队，从北道出川，刘湘自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逊，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四十四军军长王绩绪，率部从东道出川，原定这两支部队均到郑州集中，由刘湘统一指挥。殊不知蒋介石为了分割第七战区兵力，以达到其宰割、消灭川军的目的，待邓锡侯率领之四十一军和四十五军开到宝鸡、西安等地时，立刻又直接下令把他们调往山西之平定、寿阳、娘子关一带，四十七军调往长治，分别拨归阎锡山、卫立煌指挥。由川东出川的原属刘湘亲自率领的二十一军、二十三军刚到汉口，蒋又令其开往江苏之宜兴、广德、泗安一带，拨归第三战区顾祝同指挥；而四十四军则被调到黄梅、广济的抗日前线。四川抗日部队既被蒋介石分割到南北战场，刘湘自然成为光杆司令了！
当日寇进攻南京时，刘湘部的二十一军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奉命在江苏宜兴布防，保卫南京，其后续部队一四七师杨启文和独立旅潘佐尔赶到广德、泗安，协助二十一军作战。由于川军进军迅速，集结数倍于敌之优势兵力，给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打退
了日军进攻，初战告捷。日军增援后郭勋拱仍指挥所部奋勇杀敌，因闭负伤。因战事日趋激烈，形势危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即移往南京，刘湘亲自在活指挥部队作战。由于日寇武器精良，川军装备羸劣，难于抵挡，节节败退，师长饶国华在广德殉职，南京守军复杂，举攻不一，在敌军海陆空联合袭击下终告失守。
刘湘在前线本已劳累过度，既感日寇深入，所率部队又被牵制溃败，忧愤之余，胃病复发，虽频于昏迷，仍在坚守指挥岗位。后因他确已病重，被劝送到汉口医院治疗，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于该医院，终年才四十八岁。
（一九八〇年由马、姜二同志写出初稿，
一九八三年八月经米庆云同志充实改写）
成都市参议会的形形色色
乔曾希 李参化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抗日战争期中，因受国内进步力量和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压力，并为使征兵征粮与重大措施得到各地方豪绅势力的支持协助，便于推行起见，乃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首先在四川各重要县市设立临时参议会，由县市长在地方豪绅、地主、御职军政人员和共有力人士方面遴选一些人出任参议员，给予他们以听取和议论县市施政情况的权利。一九四四年又将一些县市临时参议会改为正式参议会，参议员实行民选，参议会的权力，也有所提高。但由于所谓“民选”的虚伪和当选的参议员都不真正代表民意，所以正式参议会也和临时参议会一样，都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假民主的装饰品、变象的御用工具。成都市临时参议会和参议会是四川最先成立的县市参议会之一，它在先后七年的时间中活动不少，形形色色的丑闻也多。我们特根据部分参议员的回忆并参阅有关文献记载，写成这篇材料，作为史料参考。
一、成都市临时参议会的设置
一九四二年，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秉承国民党中央的意旨，呈准仿行政院在四川各县、市成立临时参议会，按照呈准公布的临时参议会章程规定，县、市临时参议会的组成和权责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参议员名额，每市县最多二十人，每乡镇不超过一人。
（二）县、市参议员由县、市长按应设名额提出加倍人数报由省政府核定。议长、副议长亦由省政府决定。省政府并可于县、市长遴选之参议员以外另行指定参议员，但不超过总额的十分之三。
（三）县、市政府的年度实施计划，年度地方概算，处理公学款产及有关人民负担的事项，于呈请省政府核定前提交临时参议会审议。
（四）县、市参议会每半年开会一次，每次会期三——五日。
（五）县、市参会议决议案，有与中央及省法令抵触者无效。
（六）县、市参议会违反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者，省政府得解散另选之。
（七）县、市参议员如有违法失职情事，由省政府依法惩戒。
成都市政府奉到四川省政府指示，限于一九四二年七月下旬以前成立市临时参议会。按照规定，成都市设置临时参议员二十人，市府遴选加倍人数共四十人。报经省府核定下列二十人为临时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及参议员：
议 长 王丽中 副议长 傅双无
参议员 费东明 闵次元 吕渺崖 胡信诚
樊凤林 刘乃铸 黎光明 赖国藩
张采芹 王道基 洪璧 赵子艺
何彰荣华（女） 王希瑾 王元甫
王绍尊 徐天秩 彭植先
候补参议员
刘荣卿 邓穆卿 吴龄臣 蒋彬 任子立 李叔潜 邓汝能 李璧泉
何知言（女） 锤云鹤
成都市临时参议会首届一次大会，于四二年十月卅日在骆公祠会所举行，会期五天，十一月二日闭幕，通过议案九十九件。
首届二次大会，于四三年四月廿四日召开，历时八天，五月卅一日闭幕，通过议案八十件。
照县、市临时参议会组织规程规定，参议员任期为一年。首届临时参议员已届一年，应予改选时，经行政院决定：县、市临时参议员任期延长一年。
首届三次大会，于四三年十二月廿二日召开，历时九天，十二月卅日闭幕，通过议案九十四件。
首届四次大会，于四四年六月廿一日召开，会期两周，七月四日闭幕，通过议案六十件。
成都市首届临时参议会，除召开了正式大会四次外，还召开了临时大会两次。
同年秋，四川省政府奉国民政府训令，决定将成都、自贡等二十六县、市的临时参议会改为正式参议会。并于四四年十月底以前一律成立。因此，成都市临时参议会首届四次大会，即为该会最后一次集会。
二、成都市首届参议会的产生
一九四四年一月卅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市参议会的职权，有以下十项：
1. 议决完成地方自治各事项；
2. 议决执行规章事项；
3. 议决市预算，审核市决算事项；
4. 议决市税务、市公债的核定事项；
5. 议决市有关财产之经营及处理事项；
6. 议决市长交议事项；
7. 建议市政兴革事项；
8. 听取市政府施政报告，向市政府提出质询事项；
9. 接受市民请愿事项；
10. 其他法律赋与之事项。
（二）市参议员之名额定为九名。但人口超过十万者，按其超过之人口，凡满三力，增加一名。成都市初定为四十名，后增加为五十一名。
（三）市参议员出具有公民权选民直接选出，任期为二年，得连选连任。
（四）市参议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必要时召集临时会议。开会时间三日至七日。
（五）市参议会开会，由议长召集。第一次会议由市长召集。
（六）市参议会决议案，应送市政府执行。如市政府执行不力或不能执行，得请其说明理由；如认为不满意者，得报请上级机关核办。
（七）市参议会认为市长有违法或失职时，得向监察机关举发之。
（八）市参议会决议案，如市长认为不当，或执行困难时，得附具理由送请复议，复议结果如认为不满意时，得呈请上级机关核办。
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公布后，成都市政府即着手办理市参议员候选人三百四十五人，职业候选入一百二十七人，共计四百七十二人。市府即将各候选人名额呈报省府审核后，分别榜示。于四五年十月七日举行大选，各区设选场，军警林立，如临大敌。选举揭晓，各区及职业团体选出的参议员如下：
第一区参议员 邝鹤箐 赖国藩 熊镜衡 王季昱
候补参议员 李永锡 赵宗俊 王植 黄石干 第二区参议员 李子英 陈孔昭 刘厚德 樊希虞 候补参议员 刘鱼书 艾冰台 晋元图 林松柏 第三区参议员 费尔明 苟清如 任洪济 候补参议员 官羲予 庄仕臣 闵次元 第四区参议员 钟 铭 王希瑾 伍典浩 候补参议员 苏良弼 黄 润 彭金庭 第五区参议员 王一立 曹子候 王秀山 候补参议员 刘蓉云 张采芹 刘慧元 第六区参议员 王介洪 周镇东 王蜀璠 刘文典 候补参议员 黄荣楣 陈嘉谟 李璧泉 张恒震 第七区参议员 王蜀铮 孙铸颢 胡叔樵 候补参议员 李炜如 徐仲林 第八区参议员 温仲良 张玉清 唐觉从 候补参议员 李鸣远 雷冶云 廖纪国 第九区参议员 刘莅冰 廖心芦 唐祖尧 候补参议员 史昭模 廖滌新 赖鼎立 第十区参议员 李嘉馀 黄 湘 熊光义 第十一区参议员 邱奇才 陈定邦 陈志昂 候补参议员 罗隽丞 王作宾 孙子乐 第十二区参议员 梅光福 候补参议员 刘贵廷 第十三区参议员 徐子昌 候补参议员 曾祥荣 第十四区参议员 刘效远 刘刚甫 候补参议员 姜次萱 黄 彦 工会参议员 王元甫 马云竹 何竞波 李权潜 舒晶祥 杨超重
候补参议员 刘阿辉 陈景周 黄桂五 黎少怀 张崇辉 商会参议员 王斐然 刘白衣 钟德斌 吴仲谦 农会参议员 陈国栋 唐思孝 候补参议员 张子良 李志宣 自由职业参议员 罗品三 秦良模 候补参议员 杨天一 尤 继 鱼业参议员 肖渺崖 候补参议员 徐自琴 教育会参议员 孙少芝 邓只淳 候补参议员 王○(?) 余沛华
关于这次普选的各种措施及投票场所秩序等问题，各区候选人多为有违法情事。他们曾假青年旅行社举行茶话会，向新闻界报告并检举违法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对于选举的结果并未产生影响。
市参议员选出后，市政府即于四五年十月十六日召开成都市参议会成立大会，由市长陈离任主席。当即选出刘莅冰为议长，孙少芝为副议长。
四六年副议长孙少芝调任四川省田粮处副处长后，经省府批准于第五次大会改选副议长，决定秦良模、孙铸颜、熊光义三人为候选人，于四七年二月六日下午选举。结果熊光义获九票，秦良模十二票，孙铸颜三十二票，孙当选为副议长。在五十余张选票中，有一票画的圈圈，另一票写了“政府走狗”四字，此二票作废。
议长刘位冰因病久未到会，由副议长孙铸颜代理。刘氏病笃，返回江津原籍疗养，于四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呈请辞去议长及参议员职。经省府批准改选议长，所遗参议员缺，由史昭模依法递补。旋定于四八年十一月补选议长。参加竞选者有孙铸颜、
铿锵、李子英、刘芳。后李子英、刘芳放弃竞选，孙、锺两氏竞选异常激烈，结果孙铸颜以三十一票当选议长，锺辞以二十五票落选。孙原任副议长一职，锺辞继任。
三、历次大会情况
照规定，市参议会每三个月开大会一次，于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成都市参议会于四五年十月十六日正式成立后，于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开首届第一次大会，十二月十一日闭幕，历时二十六日，通过提案二百零九件，并设置自治渠安、经济建设、财政、文化教育四个委员会。
首届二次大会，于四六年三月十八日开幕，三月二十九日闭幕，历时十二日，通过议案九十件。
首届三次大会，于四六年七月一日开幕，七月十三日闭幕，历时十三日，通过议案五十五件。
首届四次大会，于四六年十月十四日开幕，十月二十六日闭幕，历时十三日，通过议案五十三件。
首届五次大会，于四七年二月六日开幕，二月十九日闭幕，历时十四日，通过议案七十六件。
首届六次大会，于四七年五月五日开幕，五月十四日闭幕，历时十日，通过议案九十五件。
首届七次大会，于四七年八月十一日开幕，八月二十六日闭幕，历时十六日，通过议案一百十六件。
首届八次大会，于四七年一月四日开幕，十一月十八日闭幕，历时十五日。
首届九次大会，于四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开幕，四月二日闭幕，历时十二日。
首届十次大会，于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开幕，七月九日闭幕，历时十六日，通过议案七十六件。
首闰十一次大会，于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开幕，十月十六日闭幕，历时二十日。
首届十二次大会，于四九年一月十一日开幕，十二日因上次大会检举乔市长案，未获解决休会。四月十四日复会，四月二十三日闭幕，历时十一日，通过议案五十三件。
首福十三次大会，于四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幕，七月二十六日闭幕，历时十三日。
首届十四次大会，于四九年十月十七日开幕，十月二十七日闭幕，历时十一日，通过议案六十五件。
市参议会，除了召开十四次正式大会外，还召开了十二次临时会议，共计通过议案约千件。
四、会场的形形色色
成都市参议会的每次大会都是吵吵闹闹，甚至动手打架，充分展示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自由”的丑恶景象，现在我们把他们表演得最“精彩”的部分略述如下：
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市参议会举行第四次大会时，候补参议员官箴予在报上公布了市参议会十大罪状：①违法提高税率；②翻修马路完全由人民负担，各级机关党团不出分文；③穷苦群众服行义务工作十日，简直不予半碗添饭吊命；④违法收房捐、战时娱乐捐、筵席捐加入预算；⑤人民身体自由不加保障，赚着寒蝉；⑥有关人民福利，没有力争，不尽市参议会职责；⑦巧言逢恶；⑧现在经济崩溃，工厂关门，民无法求生，不设法救济，反而加重剥削；⑨违法成立义务劳动案；⑩奉职无状。官箴予的这一行动，引起议员们的指责，会场上一片哄闹声。参议员孙铸颢说：“官参议员公布市参议会的罪状，实在是丧心病狂，此种害群之马，我们应该罢免之。”官箴予对全体参议员的指责压力，不能不当众声明，他本无意公诸报端，自愿登报更正。一场
轩然大波，始告平息。
在这次大会上，赖国藩、周旋东、廖心禄等七人，当选为市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揭晓时，廖心禄正在旁听席上与人闲谈，没有听清楚。他忽然站起来问：“假如已当选的不愿干，是不是可以由落选的次数多来避补？”陈孔昭站起来大声说，“不行，这毫无理由，我就是次数多，我不愿避补。”于是，两人相互争吵，在“胡闹”、“混帐”、“妈的”、“王八”、“杂科”等一连串辱骂声中，彼此击桌助威。陈孔昭甚至抓起茶碗向廖心禄掷去，廖立即用茶碗还击。弄得在茶碗抛掷线下参议员们满身溅水，群情激忿。秦良模等也拿起面前的茶碗、墨盘等予以还掷。于是，全场素乱。官箴予京大声骂道：“我禽你们的先人！”最后在主席的劝解下，一场会武行戏才平息。这场武戏，使很多参议员都受了点伤，一个参议员离开会场时愤愤地说：“简直不成话，下次我不叫席了”。
四七年三月十一日，市参议会举行临时大会，因讨论房捐问题，又演了一场武打。会上，官箴予临时动议说：“对于房捐，曾见报端反对，殊本年度市府所列预算，虽将科目改为土地改良物税，但却将去年房捐预算四亿余元增为十亿零八百万元。科目实为房捐，改为土地改良物税，殊属欺诈。本会审查将科目决定为土地改良物税，数目减为七亿五千八百万元，居然通过，更属不当，请求复议。”秦良模、李叔潜赞成复议。锺镝等说：“依照去年房捐征收经验，税率过高，收税困难，非减少不可。”陈孔昭则认为所列数字低了，立刻惹起秦良模、锺镝等反对，双方又拍桌大骂。陈孔昭竟掷茶碗打秦良模，虽未击中，一时秩序大乱。后经主席再三按铃制止，不得已宣布散会。
四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李铁夫市长在市参议会第九次临时大会上报告市政概况后，参议员马云竹质询说：“水灾粮荒之后，工人失业增多，市府如何救济？”王希瑾问：“积谷委员会成
立后尚未开展工作，米价已突破百万大关，如何防止物价上涨，以及“共匪”窜川，有准备没有？“李市长刚刚开始答复，官藏予质询李办理国大选举舞弊的事，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事实，越说越愤怒。李市长在官僚予说完后，很简单地答复说：“此事我们最好静候法律解决。”官对此答复不满，遂破口大骂。市府各科室主管人员，以参议会对市长太不礼貌，相率退席，以致引起全体参议员的不满。秦良模先站了起来说：“各科室主管人的退席，实在藐视议会的尊严。”李市长亦以退席过于唐突，仍令全体人员入座。但官僚予责难仍未结束。最后由孙副议长当和事老，双方劝解，才勉强结束。
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这次临时大会散会之前，七区的副区长刘冰如及区代表主席徐仲林，对参议员官藏予提案说“区二校校长有丈夫数人，私德太差”一案，质问官。他们说，“该校长在七区数年，品行良好，她係女性，又是学校负责人，官藏予对她的诬枉，使她名誉有损。如果参议员可以凭借一纸匿名信，诽谤私人名誉，那吗，别人也可以同样用匿名信说宫太太有丈夫数人，官参议员又将作何感想？”官藏予答称：“既然昨天有新闻记者在场，照案刊登此事见了报，今天也有新闻记者在场，也会照你们说的再登报刊出，那就等于更正了嘛！”第二天上午，在参议会会场外面，突然骚乱起来。接着，十个人破口大骂的声音传进会场。议员们也离开会场，围着她询问情况。原来她就是七区校长胡某（女）。她怒目指着官藏予大骂：“官藏予你要给我闹清楚，我的几个男人在那里？赶快给我找出来！我是成都市小学中品行最好的校长。如果你说我是坏的，那吗你们的太太都是坏的。”她这最后一句话触怒了众多参议员。陈孔昭当即制止说：“胡校长，你在我们议会说话，要审慎呀！我的太太很漂亮，并不见得就是坏的。”胡校长知道说错了，立即更正道：“我没有说你们，我骂的是官藏予。”经过一番解释后，议员们才回到议
场。黄荣棚参议员临时动议，以“胡校长扰乱议会，有损议会尊严，请函知市政府撤职查办！”议员们一致通过决议。
四七年二月十六日，参议员钟镛在会上提议：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市府主任秘书应到会作报告，以备咨询，因此，本会应该通知市府主任秘书许宝康前来作报告。可是主任秘书不是政务官，依要他报告什么呢？果然许来到会场走上报告台后坦率地说：“各位议员先生，今天我很荣幸，省府的秘书长既不到省参议会出席报告，市府的主任秘书能到市参议会出席报告，不是荣幸的事吗？关于市府的施政方针，市长已向贵会报告过了；各科室的工作，也由各负责人向贵会报告过了。今天我要报告的，就是秘书处收到训令若干件，指令若干件，呈文若干件，共计收到若干件，共计发出文件若干件，收支完全平衡。”许氏报告至此，全场议员与新闻记者及来宾，几乎大笑到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许氏于报告收发文完毕后，还要报告怎样处理公文的程序时，议员们都感到有点滑稽，于是某参议员才说：“不必了，不必了。”许乃笑了笑走下讲台。
四八年十月七日上午，举行特别审查会。参议员徐子昌针对六日新民报载读者市民高青山投书，反对市参议会启封安乐寺场的新闻，破口漫骂，说报纸不该刊载是项消息。各报记者极为愤慨，施即相率退席，甫离会场，即有参议员邱奇才、陈孔昭、李子英、史昭模等出面调解，认为徐子昌发言失检，希望原谅。各报记者认为，既是新民报刊载的读者投书，只应直接向该报提问，不应侮辱整个新闻记者。正讨论中，徐子昌出来向各报记者当面一揖，表示歉意，请求原谅。但各报记者仍然感到不悦，纷纷离去。
四八年十月，新闻界以议场丧失尊严，表示不愿再列席市参议会十一次大会。理由是市参议员徐子昌、官箴予在会上以不堪入耳的下流言语侮辱了全市新闻记者。后市参议会致函各报社
说：“当此时局严重关头，议会与新闻界应加强联系，希望记者们继续范会指导。”但各报记者，特别是走访该会消息的记者，除提出严重抗议外，仍不愿再到市参议会采访消息。
四九年七月十日，市参议会第十三次大会上，唐觉从参议员提出响应罗广文的沉痛呼吁，武装走访家门的临时动议后，掀起了轩然大波。一部分主张通电拥护罗的信议，一部分反对，双方破口对骂，经主席几度制止，才不欢而散。
五、市参议会与市银行的纠纷
市参议会每次大会，市属机关单位负责人均应出席报告工作，并由参议员即席询问，由报告人作解答。但各项询问，多有难以作答之处，以致报告人无法下台。因之当时有人说：“参议会开会之时，即机关单位过关之日。”一次，市银行负责人报告后，参议员即纷纷提问，报告人法无解答，参议员很不满，迫使报告人狼狈退席，因此市银行对参议会很感恼火。以后，该行以市银行系官商合力性质，而官股又仅占五分之一，照公司法市银行只对股东大会报告，即不再到市参议会作报告了。
四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市参议会二次大会邀请市银行董事长兰尧衙（省参议员）致词，他致词未毕，即被逐下台。因他提到前次在市参议会上报告市行业务，有参议员问到本市手工业贷款达三千余万元，为何小手工业者未受实惠？他当时未便作答。今天他在致词中，表示对市参议会异常爱护。因为“爱之深，故责之切”。特对议会提出建议：就是“出席贵会报告人往往被参议员先生们问得米啗笑皆非，好似公庭受审，我觉得这样对于议员的风格有损。又如，那一天我接到贵会通知，要我出席报告，我遍查市参议会及市银行条例，均无出席报告之根据。诸位一定说是市属机关就要守，那么市参议员是市民选出来的，我今天以市民的资格也就觉得诸位。今后，希望诸位对这种作风予以改进。”兰
民言至此时，参议员秦良模怪咳一声，继而历色呐喊，继而全体议员离场，七咂八舌地表示抗议。结果这位光侨参加典礼的贵宾，竟被市参议员以逐客令的方式，由主席孙副议长请他下台离去。
第二天兰尧衡即致函报馆及新闻记者，请将他致孙副议长的函公布。原函内容如下：
绍芝议长大鉴，本日贵会举行闭幕典礼，辱承东邀尧衡参加，又承面邀致词，不胜荣幸。不意于致词之中，尧衡因鉴于日来落市各报对贵会部分参议员多作评议，或曰语言不检（华西日报），或曰秩序不佳，或曰知识不足（西南日报），或曰主张荒谬（中央日报）。而各报论据之事实，如：华西日报所言，参议员在大会中，自称为伪造文书假帐的能手；中央日报所云，参议员主张开放烟禁等等。既未见贵会有所声明，谅各报所载情况，无不确实。尧衡以市民身份，对贵会嘱望甚殷，报端为此揭载，如此评论，何能不衷心感动。因而于台端邀请致词之际，不能谰词称颂，巧言粉饰，而只顾接舆论界对贵会部分参议员之论调。竟至未毕其辞，即为二、三人高呼不愿听，叫尧衡停止讲话，怪声狂叫，其势凶猛。当尧衡作声明之际，此二、三人甚至磨拳擦掌，欲动武然。在此情况之下，台端复劝尧衡不再续谈，其举措袭。窃贵会为民意机关，自当知礼知法，兹发生此种事态，尧衡大惑不解，致进碍言，请予明教！第一，尧衡苦心提议各位参议员注意舆论，有何不可？第二，贵会桌前来宾并邀致词，未获颂扬，即加侮辱，是何道理？第三，当二、三参议员狂暴无礼之际，贵议长不予制止，以维会场秩序，反劝尧衡不再发言。在尧衡本为建议，言否纳否，固无不可。而贵会秩序信望如此遭少数人破坏，是否亦仍听之或有何良策处理。综上数点，即乞明示！顾颂大安。兰尧衡。”
孙议长接到兰的信后，即行复函如下：“尧衡先生大鉴，手
书读悉。本会昨日举行二次大会闭幕式，辱叨光临指导，无任钦感。昨因台端于致词中引起会场情绪不调之反应，绍芝杰作主席，自应酌情婉请结束其词，以便完成典礼程式。承询各点，当提请大会慎密考虑，再作复审。匆此，即颂大安。孙绍芝转复。
自此，市银行与参议会的纠纷日益扩大。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市参议会的特种审查委员会召开三次会议，讨论市银行自称非市漏机关，不出席报告一事时，各参议员表示愤慨，主张取消市银行招牌，组织清算委员会，清查帐目。参议员争先发言，会场情绪极为激动。后经主席归纳意见决定：1. 市行假公济私，伤害市民福利。本会代表市民，即日宣布该行为违法之市行，公告全市市民与之断绝关系。2. 函请市府层转财政部令其停业，会同本会查帐人，依法查帐。3. 函请市府自十一月一日起，依公库施行法第六条之规定，将本市市库暂交国家银行代理，不再由市银行代办。4. 函请市府即日另行筹组合法市银行。
当市参议会这项决议在报上公布后，市银行之存户，纷纷前往提取存款，发生挤兑风潮。该行得同业之救助，才得以渡过当时的紧张局面。后经省府秘书长李伯申出面说明参议会与市行的是非。1. 市银行系官商合办，应否出席市参议会报告，并无明文规定，可以不出席报告。2. 市行所代理之市金库，市参议会为监督公产，自应加以询问查清。惟依法系由市府负责部门之财政科与会计室出席报告备询，与市行无关。3. 关于清算帐目，依公司法规定，如股东对市行帐目有疑问，必须开股东大会推举若干股东负责清查。4. 关于收回市银行执照及停业一节，公司法有规定，财政部系主管，掐此即为非法。这场纠纷，不久即告平息。
六、参议会与地方自治人员的矛盾
参议员系“民众选举”，如遇有违法渎职等情事发生，区域选出之议员，人民实行罢免时，可公开决议罢免，职业团体选出
者亦然。法虽如此规定，但议员一经选出，纵有违法情事，人民亦不能行使罢免权。参议员之选举，必借助于地方自治人员，但一经选出，议员就有监督地方自治的权力。因此，议员与地方自治人员的矛盾与日俱增。四六年五月十二日，所有全市十四区区民代表会主席及各区区长，以市参议会历次提案中，有部分未洽民情，不谙自治条例，以致笑话百出，威主择尤罢免。而参议会则对全市区民代表暨自治人员在房产转卖时有非法勒索等罪实提案，请市府查究，因而更引起自治人员不满。五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各区区民代表及自治人员假华瀛大舞台开会，向市参议会质问。宣称届时参议会若不派员答复，即将罢免市参议员。当天全市共到自治人员八百余人，由第一区区民主席杨润生主持，报告市参议会部分参议员毫无根据地正式提案逐候保甲人员勒收贿赂，借买卖房屋私承之。对这样的参议员应予罢免。旋即议决成立十四区联合办事处，共同声讨罢免为人民失望的参议员。市参议会事前亦曾接到通知，邀请原提案参议员出席参加。但市参议会通告，参议员在会议上所有言论及表决，对外不负责任。故当日区民代表会议，原提案参议员均拒绝出席。罢免参议员虽未成为事实，但市参议会与地方自治人员的矛盾，始终没有消除。
七、参议员与市长打官司
市参议员官箴予因反对房捐，曾以个人名义发出传单。政府以其妨害秩序，向地方法院提起控告。地检处于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开庭审讯。官箴予午前九时到达法院，予提皮包一个，内装六法全书及有关文件，并自随行一人给背个被盖，准备坐牢。前往围观者甚众。至十时三十分开庭，由地院检查官易守谦、审判官某人主持侦讯，历时一小时许。检查官首先谓官煽惑抗捐，有妨害秩序之罪。官问谁人告发？检官答系答府。官问可以传讯告发人否？检官答可以。继后检查官又谓，征收房捐，系政
府法令，不得违抗。官辩护甚详。最后检查官说，你须取保释放。官说无保可取。检查官乃令免保释放，宣告退庭。
官箴予以省府财政厅长邓汉祥、市长陈炳光，对征收房捐，是违法滥权赏职，共犯刑法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之罪，又向地方法院检查处控告，请传讯邓、陈二人。此后，官复以本市人民义务劳动罪控告市长陈炳光违法，法院方面已函陈市长书面答辩。至于省府控告官箴予窃害秩序案，经地检处提起公诉，刑庭迄未开审，官氏迭催开审，仍无反应。
官箴予控告财政厅长邓汉祥、市长陈炳光违法收房捐后，又有市民吴尚辉等二十一人控告市长陈炳光违法征收房捐。地方法院于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后一时公开审讯，由该院推事陈德俊出庭审理，被告邓汉祥、陈炳光均未到案陈述。原告官箴予等到庭控诉，并提出被告违法证据颇多，直至午后三时始审理终结，宣告退庭，定三月二日午后一时宣判。到时地方法院宣判市参议员官箴予自诉财政厅长邓汉祥、市长陈炳光违法征收房捐犯减职等罪一案，邓、陈二人“均无罪”。又市民吴尚辉等二十一人自诉陈炳光犯窝职等罪一案，亦同时宣告判决，“本件自诉不受理”。一场市参议员控告市长和财政厅长的大事，就这样草草结束。
一九四七年秋，成都市选举伪国大代表，结果孙震当选为代表，徐子启为第一候补人，官箴予为第二候补人。官氏不服，以市长李铁夫在选举中舞弊提归控告。此案经上诉到高等法院审理，高院两次审理均无结果。复于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庭复审，官箴予亲自出庭，李铁夫则由三位秘书许宝康代理出庭。推事宋维经先传讯证人锃锵，据称举行投票之二十三日，西御街投票点有武装军人枪流投票，每人投十次以上。又据选民说，有四名武装军人，竟于该处投票一整天。又传证人姚自若，据称：当日在悦来场吃茶，闻陈孔昭说，骆公祠有武装军人一排，轮流投
票一日。又传证人汪一庵，据称：他亦在吉安吃茶，陈孔昭所说情况，他亦听闻。推事宣布证人退庭。继传官藏予，他说：前日法院所传证人，均为市府职员，有上下勾结之嫌，应予无效。又说：候选人孙震到十九日才公告，于法不合，不应该当选。官继称：大选关系民主前途，请法院慎重办理，不负国家之托。推事以官藏予最后之谈话，有协迫胜诉之嫌，当即制止发言。并问官藏予，关于比赛胜败，对你有无切身利害？官你：我不愿当选国大代表，但愿当选人无效。宋维经推辞讯明后退庭。后经四川高等法院正式宣判，原告官藏予之诉，于法不合，应予驳回。诉讼费由原告负担。
八、参议员被捕
参议员官藏予，在参议会上爱放大炮，故有“官大炮”之称。他又控告了市长、厅长，以致深为政府所恶。因之他在街头，经常被人阻挡谩骂，侮辱备至。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同秦良模先后失踪。市参议员咸以行宪以后，人民身体自由，仍不得保障，甚为不平。特商副议长孙铸颜同意，定二十九年后二时举行临时大会，研究办法，予以声援。开会时，孙副议长以治安当局说官藏予为民盟份子，勾结“共匪”地下工作人员从事非法活动，治安当局依照违反动员戡乱条例加以逮讯，本会似无表示态度之必要。多数参议员则以市民向本会请愿，要求转请政府释放秦官二参议员，本会应当受理。秦官二参议员家属亦有书面呼吁援助，本会亦应表示态度。当日研究，未得结论，乃改订三十日举行茶会，邀请治安当局报告哀像。但三十日午前八时许，即有大、中学生数千人集体上街游行，沿途高呼：要求释放官藏予，保障人权！争取言论自由！等口号。十一时许，他们转赴省府请愿，坚决要求谒见邓锡侯主席，当面陈述。邓主席因公未到，由王元晖、严啸虎代见，并用电话向邓主席转达学生意
见。邓允许官箴予以保释放。请愿学生认为应立即释放，坚持至午后五时，始离开省府。
由于官箴予和黎良模这次被捕事情，适发生在国民政府颁行宪法的第二天，这无异是对国家根本大法的一种讽刺！因而激起本市各校大中学生们的巨大愤怒，以致在示威游行中，先后揭毁了中央通讯社成都分社、中兴日报、成都快报等新闻单位。由于官箴予是民社党人，民社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凌高也当面为官求情，致函邓锡侯主席，保证官以后一定按照“三党协议”的精神（即民社党、青年党、国民党三党之间达成的协议），不再攻击政府。于是，官箴予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获释。秦良模虽也于次年一月获释，但以吸食鸦片的罪名，取消了市参议员的资格。
九、参议会遇乔诚市长下台
一九四八年，李铁夫市长因学潮请辞市长职，省主席王陵基以教育厅主任秘书乔诚继任。乔于同年六月十四日就职，并以成都市财政问题严重为由，自兼税捐处长。六月二十四日，市参议会开十次大会，原安排上午举行开幕式，下午听取乔市长的施政报告。但下午二时，乔市长因接待外宾未能出席大会，临时改为预备会，翌日上午，乔始出席报告，又规定乔于七月二日下午以兼税捐处处长名义出席报告，但乔因在王陵基主席处商量要事，亦未出席报告。参议会以乔两次均未按时到会报告，有轻视民意机关之意，遂怂恿提前散会。三日上午仅有少数参议员到会，亦未签名，等于无形体会。参议员们一致主张在乔诚未向本会道歉以前，决休会到底，并将招待新闻界，报告休会经过。后乔诚托有关方面代为疏解，并于七月六日晨九时，在搬英餐厅宴请市参议员，赴宴参议员二十余人（另一部分参议员因雨阻未到）。席间觥筹交错，一场纠葛表面上得到解决，参议会表示即日复会。
但在七日上午召开的大会上，乔诚以兼市税捐处处长身份出席报告后，仍有参议员攻击市长兼处长有监守自盗嫌。乔答辩说，由他兼处长，系亲自监督，改进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当时成都市的经济，日益崩溃，市财政一筹莫展，而乔市长却在财政万分困难之中，以增进行政效率为由，购置小轿车一部，这就更引起参议会的不满。该会致函市政府，询问购车经过，并在参议会十一次大会中检举乔诚市长违法渎职，但以决议呈报省府，迄未核示。四九年一月十一日，市参议会召开十二次大会，张志请参议员提出：“关于检举乔市长案，迄未奉到省府指令，请大家讨论。”经参议员决议通过，自十二日起休会，等候省厅处理。同时由议长孙铸颜、副议长钟锋代表参议会向省府请求立即处理，并电行政院，申述休会原因。大会旋即散会，并致电市府，原电如下：“急，成都市政府公鉴：本月十一日午后本会举行十二次大会，检举市长乔诚违法渎职一案，呈经川康监察委员行署暨主管官署迭次派员澈查明确，至今尚未解决。本会代表民意，监督政府，责任兼重，在上次决议案，未获解决以前，本次大会工作进行，实感窒碍。经一致决议，从明（十二）日起休会以待，静候省府处理。并将本案经过情形暨休会理由，电呈行政院，并分电全国各省市参议会，电明其察等语记录在案。除分电外，特录案电达。并请立转原送议，早日程各出席报告机关查明为符！成都市参议会即。子真秘印。”
该会又作出决定，如省府不立即把乔诚免职，则决请行政院解散该会。乔诚处在市参议会的严厉指责检举下，除自具答辩书送省府外，同时通了辞呈。省府特派贵仲翔调停市府与参议会偶局，并访乔诚继续工作。黄仲翔的调停仍未收效，市参议会休会一拖月余，仍未续决。参议员一致决议，请孙议长再度函调省府王主席，报侍现在态度，如省府仍不处理，该会可不候呈请行政院，即宣布全体参议员辞职，藉问市民谢罪。
乔诚宣布辞去兼税捐处长职务，以为可以缓和纠纷，但参议会坚持原决议，仍不复会。市商会亦呈请省府迅速调走乔诚，倘是非难判，请解散参议会。拖至四九年四月，乔诚乃请省府准予长假，以避贤路，而总府会纠纷。省府亦无可如何，乃准乔诚辞市长职，调任省图书馆馆长。其市长职务，经多方协商，以冷寅东继任。参议会乃于四月十四日复会。
十、正副议长两派的斗争
市参议会成立以来的四年当中，议员虽仅五十七人，但意见纷歧，矛盾重重。故每次开大会的时候，都是吵吵闹闹。会内大约分为三派，一派是以副议长锺锵和参议员官畿予、秦良模为首的两派激进派，与市府针锋相对；另一派是以议长孙铸颐和参议员张志清、赖国藩为首的两谓温和派，与政府较为接近；其他则是中立派。因之，前两派的意见，非常矛盾，明争暗斗，谁不让谁，逐渐加剧。直到四九年十月十七日，市参议会举行十四次大会期中，两派的斗争竟由暗中倾扎发展为白刃战短兵相接，丑态毕露。
四九年十月十七日，市参议会十四次大会揭幕时，市参议员陈孔昭、艾冰台、黄荣楣、吴仲谦、熊镜衡、王季显、邝鹤胥、史昭模、刘文典、武子诚、唐思孝、刘芳、赖国藩、王蜀璠、张志清、王蜀铮、钟德斌、苟清如等十九人，联名提出临时紧急动议，并由罗品三、刘效远、何镜波三人连署。案由是副议长锺锵破坏议会制度，强行推翻大会决议案，违反议事规则，对外擅自行文，并盗窃文件，销毁证据，营私舞弊，违法滥职。特检附证件，提请大会罢免绅的副议长职务，以维议会尊严。
接着官畿予、李淑藩二人亦联名提出临时紧急动议，并由王秀山、徐子昌、杨超重、徐自萍、曹子杰、黄梦元等六人连署。案由是议员兼议长孙铸颜违法侵占，滥权渎职，举证确凿，提请
罢免他的议长案。提了办法两项：1. 因罢免议长于法无据，可检同孙的罪行事实，分电第七区区民大会，张贴于紧要处所，俾能家喻户晓，请七区公民罢免孙的议员身份。2. 把孙的犯罪部分，送交法院究办。
两案提出后，一贯被誉为参议会和平老人的王秉钧虽大声呼吁，希望正副议长、全体议员和平团结，牺牲小我，终于无效。王氏乃宣告退席。继之王秀山、唐祖尧、张采芹、陈定邦，陈子昂、余庆林等亦先后宣布离开。主席将两提案表决，以二十六票通过，赞成提付大会讨论。官戳予又提议，孙锤两议长为罢免案之当事人，应该退席，另选主席。当时一致通过以舒品祥担任大会临时主席。继续讨论两临时动议案。讨论和表决的结果如下。
1. 罢免副议长锤翁案。参加投票人数为三十人，表决结果赞成罢免锤翁副议长者二十九票，废票一张。提案通过，报请省府核示。
2. 罢免议员兼议长孙铸颜案。原提案办法中说明仅罢免议员资格，应依法定程序办理。大会为慎重起见，对于罢免案之可否成立，投票表决。参加投票者为二十一人，表决结果，反对罢免案成立者为二十一案，废票四张。罢免案不成立，因而否决了对孙铸颜的罢免案。
十月十八日午前市参议会举行大会，参议员盲戳予又临时提议说：前日大会通过罢免锤翁副议长案，于法无据，提请复议。大会决定午后讨论。午后，冷寅东市长到会，在会场外分别与议员陈孔昭、周震东、李嘉余、张志清等交换意见，提出调解办法，两派情绪趋于缓和，官的提案终未提付讨论。
双方经冷市长劝解后，均表示愿意让步，以不经过大会讨论的形式，在场外订立君子协定，协定内容是：
1. 罢免案决予保留（即罢免锤翁副议长案缓期办理）。
2. 今后正副议长，各依照法定规定执行职权。
3. 本会同仁停止一切互相攻击。
4. 彼此尊重，力求和谐。
5. 一经商定，应共同遵守，如有违反，则众均弃之。
上项协定，当由双方在场一一签署。
冷市长将这场纠纷调解成功后，于下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时半，在明湖春餐厅宴请全体参议员，庆祝参议会团结，府会一家。此一轰动蓉城之罢免案斗争，至此始告烟消云散。
本稿除查阅新新新闻、工商导报、华西日报等报刊有关资料外，承原市参议员吕寒谭、唐觉从、周飚东、胡蜀樵、史昭模等提供了宝贵资料，谨此致谢。
1981年写
清末的“维新变法”在成都
张达夫
前言
一九〇一年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签订后，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耀武扬威地由西安返回北京，由于八国联军入侵的祸患是他招惹的，只好照例下诏罪己，求直言，表示要刷新朝政。她已认识到一些王公贵族人员腐朽无知，不堪执政。已先后外调稍有眼光和能力的总督张之洞、袁世凯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借以一新观听。于是一些希望底政革新的人，以为清王朝真正要改弦更张，力图中兴了，邀纷纷上书，用他们的有限认识，提出了一些改革政治措施的建议。这些痛哭流涕的爱国余，其内容的共同点不外是要求富国强兵，一切政治设施都要效法日本和欧美列强的做法，把它照搬到中国来。
清廷为了府顺舆情，先先后后颁发了一些所谓“变法维新”的诏旨，实行了一些所谓“新政”，但对于触及它的统治权利的意见，却拒绝采纳。
这些新政在四川（全国大致相同）有以下一些项目：（1）军军的维新——四川新军的筹备建立；（2）实业维新——建设新式工商业；（3）学制维新——侨科举、改书院，成立各级各类学堂；（4）其他维新事项和人民自发的维新事件。以上这些只凭笔者回忆写出，当然缺乏全面性，又不免琐碎拉杂，只能作研究这段历史的同志参考。
一、军事维新
清廷在辛丑和约后，感到原有的旧军队已不足恃，决定效法日本，练几十师强有力的新式陆军来撑持它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给四川的任务是建成一个陆军第十七镇（即一个师）和一个驻藏陆军混成协（即一个扩大的旅）。这是它强兵的设施，也是它首先采取的重要设施。为了要建立新军，同时指出各省办理军事学堂，训练能读习新式军事学术的军官。为了要办军事学堂，更须首先造就军事学堂的教员，这就只好选送人员到外国学习。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北京选送第三批人员赴日本学习陆军时，四川省同时选送第一批人员赴日学习，这批人中有胡景伊、周适刚、徐孝刚、张毅、刘鸿逵、刘海青等六人，进入日本士官学校肄习。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胡、周等毕业回川，总督锡良、布政使沈秉堃，奏请开办四川武备学堂，地址设在成都城内北较场。招收的学生，限于有举、贡、生、监资格，年龄在壮五岁以下，身体健全合格，文字通顺的士人。第一批招收学生一百余名，学堂监督为陈宦，提聘为胡景伊，周、徐等五人任教官。是年下半年，又招收了第二批学生百余人，共约三百人。同时在第一批学生中选送出局骏、尹昌衡、刘存厚、丁慕韩、杨效周、赵元梓等六人，赴日本进士官学校，这是四川选送赴日的第二批。第三批是一九〇四年选送的陈勋、邓翌华、曾鸿图、文祺等四人。一九〇六年，选送武备学堂第二批毕业的稽祖佑、王陵基等赴日，算是第四批了。
一九〇五年武备学堂第一批学员毕业后，就对训练弁目（军士）进行准备，选派了几组招考人试，在川西和川北各府县，招收文学优良、年龄身体合格的青年知识份子。在成都区招收了二百余名，编为弁目第一营，营长胡景伊，当时称为第一朔弁目。几个月后，川北区招来的弁目约五百名，陆续到了成都，编为第
二、三两个营，称为第二期弃目，营长为刘鸿逵、张毅。
武备学堂毕业的学员二百余人，还不够成镇、成协的军官总额的需要，就决定在弃目队的三个营中提选三百余名，成立一个军官讲习班，不久即更名为“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编为三个步兵队，一个炮兵队。胡景伊、周道刚先后任监督，队官、分队官、教官等全系武备学堂毕业人员充任。一九〇七年成立卅三混成协的时候，把未毕业的速成生先后就调用了几批。
一九〇六年下半年，为没有出路的旧武职官员成立了一个“官弁学堂”，地址设在成都城内庆云塘街，招收资格为旧时干把总守备等武官。但来报名投考的实官很少，大多临时捐纳，共取景百余人，编为两队，期满时不到百人。
三个弃目营大部提到军官速成学堂后，又另选出一百余人在东校场成立“骑炮弃目队”，在训练中没有期满的一、二期弃目，也先后调到六十五标任军士去了。
为填补计划中军事员额的不足，一九〇七年又派出招募组，到东路资、内、永、荣各县去招收弃目，陆续招入约四百名送到成都，称为第三、四期弃目，编为四个队，队官为武备生刘弼良盘石安、赵南森等。
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科举一途，科举不中，只有到乡间设馆教私塾。一九〇四年明令停止科考，撤消各级书院，成立了各类各级的学堂。当时，为使知识分子有新的更广大的出路，在招收武备生和弃目的时候，武备可以尽量选取优秀的秀才，弃目也选录些秀才和优秀的童生。所以这两批军人文化素质都好，也改变了当时重文轻武的风气。在东路招收第三期弃目时，川西南的青年也赶往投考，所以三、四期弃目中有不少是川西南各县的人。
四川的陆军第十七镇，是逐渐组织成立的，在一九〇六年武备学生毕业，训练第一、二期弃目的时候，就在川西区各县招收
农村青年入伍当兵。招收的条件主要是：无嗜好、无恶习、身体健康壮和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精心选取了八百人，先成立了两个营，以武备毕业生充当下级干部，未调升速成的弃目充当军士。新兵入营后，施以严格训练，一九〇七年春，又在北路德阳、绵阳一带招收了一营人，连同原有的两营连成了一个标的组织，下级军官是从未毕业的速成生中调取了一批，后来定名为六十五标。
一九〇八年赴尔翼接任总督后，对于建设新军，积极进行。该年下年在川南、川北各县招募新兵，成立六十六标，并组成直辖两标的三十三混成协和进行骑炮兵训练。当时定的官称是：协统（旅长）称为“统领”，标统（团长）称为“统带”，营长称为“管带”，连、排长称为“队官”、“分队长”。一九〇八年，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学生全部毕业，成立整个十七镇，组建了镇部、三十四协及所辖的二十七标、六十八标全部，骑炮兵扩大成团，工辐两营也同时建成。统领称“统制”。赵尔翼对三统人选存有偏见，川籍人即使是日本士官一、二期毕业，也不予以团以上的高级统兵位置，以致在辛亥革命时期出现本省籍与外籍军官间深刻不和的矛盾。那时统制朱庆澜，统领施存志、陈德邻，统带程潜、王铸人、方声涛、叶荃、姜登选等，都是外籍人，管带、队官大多由武各生充任，排长级几乎全是速成生，官弃是极少数。
一九〇九年，四川成立驻藏陆军混成协，需要从十七镇勾调一批军官和弁目，以资熟手。这个命令下达后，全镇没有人响应号召，原因是藏地生活与行动都比内地艰苦得多，谁都不愿去。协统帅额没有办法，去问赵尔翼请示，赵召集十七镇高级军官会议，作出决定：无论军官弁目，愿调到西藏服务的，都觅官升一级，弁目愿去的升为排长，排长去的当队官，队官去的升营长。因为那时希望升迁很困难，任职几年也得不到升迁机会，这个鼓励办法，一些人就不愿轻易错过，纷纷报名愿去成边。因此，三期弁目唐式遵等二十余人都当上了排长，速成生曾仲君等十余人
升作队官，任队官的刘弱良、王巨军等四人调任营长，又调了几十名资深兵士去充军士。于是驻藏陆军混成协的各级班子就组成了，于一九一〇年春，开进西藏。
清廷为长期继续选就军事人才，令各省成立陆军小学，于南京、西安等地成立陆军中学。一九〇六年，四川就在北较场原武备学堂地点，开办陆军小学堂，招收十四岁至十七岁的优秀青少年，文化程度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检查身体合格的入堂学习。第一期取录正取、备取共约二百人。以后每年招收一班，三年毕业后，先后升送入南京、西安陆军中学。
清末的军事维新，确实改变了旧时的绿营巡防部队腐朽落后的面貌，以选取知识份子为基础，进行认真的训练，也改变了部队的素质。但这些军队在辛亥革命以后，却逐渐成为祸国殃民的集团，为人民所痛恨。因为他们由于所任军事学堂的不同，组成各自不同的系统，互相排挤，使国家政权分裂，又各自扩充部队，压榨人民，抢夺地盘，造成长期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使全川人民受到无限的灾难，社会遭到极大的破坏。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所受的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教育，只知道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顾群众的利益，又受到当时社会制度的影响，所以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做什么好事。
二、学制的维新
清廷在多次遭到帝国主义列强创深痛巨的打击后，逐渐觉悟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国家既需要各项科学技术人才，全国人民的普通知识也须提高，百日维新虽受到镇压，旦邮、电、铁道部门却已自行开办学堂训练所需用的人员了。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救亡图存，清政府不能不变法维新。它远收欧美，近法日本，改旧时的礼部为学部，专管全国学务。管学道改称提学使和务局，各县废除训导、教海，设劝学所，专司省县学务事宜。学部厘定
出全国学制与各级各科学堂办理章程，奏请批准后以诏旨施行，于是在京城和各省府、州、县、镇乡从一九〇四年起，先后就按规定把各级各类学堂的招牌挂起，照性质、等级、程度的不同，把旧知识阶级的学生招入学校，学习新式学科。
清廷在筹议改学制之初，还经过一段争论，有些人主张科举与学堂并行，拼命地要保留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等封建时代士人的荣誉称号。这种主张，虽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但清廷却觉得所说有理，在奏定学堂章程内，添入了：高等小学毕业准给予秀才，中学毕业给予五贡（优、拔、副、岁、恩），高等学堂毕业给予举人，大学毕业给予翰林或进士，国外学堂毕业经考试及格，一律比照给予这些功名的规定。不过，这些规定后来并未实行，各级学堂学生毕业后，高等学堂以上由学部发凭照，各府中学由提学使发凭照，小学毕业由知县发给。学生有了毕业文凭，也就有荣誉了。
一九〇三年癸卯科乡试后，清廷下诏停止各级科考，停办各级旧的书院，颁发委定学堂章程，一九〇四年省、府、县都将旧时书院改修成新的学堂，每个学堂都有几个大讲堂（教室）、教员室及学生自习室、寝室等，一九〇五年春，学校普遍招生开学。在预备成立学堂的一九〇四年，学院（即学道）还到各府、州地方考取最后一批秀才。当时一些顽固的知识份子，对于停科举改学堂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暂时现象，皇帝的诏旨时常反复，是不足为信的。他们鉴于元朝的蒙古人统治中国，也停过科举，后来又恢复了，于是还是送自己子弟进私塾，读五经，以冀恢复科举，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二十年这种情况才完全消灭。
一九〇四年改设各级学堂，规定一九〇五年春季一律开学，各府、州中学和各县高等小学却感到应讲授的各门课程，难于觅聘教员，纷纷请求省学务公所调派人员。省学务公所亦束手无策，于是定出办法：（1）改造成年知识份子，赴日本学习八个
月的速成师范（后被称为二四先生）；（2）于高等学堂和通省师范招收新生时，同时招收短期速成师范生一百余人，定期两年或一年毕业。以上两项人员均作为府中及县高小的师资。（3）凡府、州中学和县立高等小学开办招生时，也同时招收成年知识份子，开办一年级的简易师范班，毕业后作商、初等小学教员。（4）各县城乡开办小学，如无相当师资，可遴选文学校优人士暂为充任，以后轮调入县师范讲习班学习。以上办法是在全无师资时的应急措施，总算使学校办起来了。
省城开办的学堂，计有以下一些：
（1）四川高等学堂。设在成都文庙西街的尽头，古称石牛寺街，系就尊经书院改设，大门上面的横额是学堂名称，大门两边一幅对联是，“考四海而为楣，纬群龙之所经”。闻此联语系第一任监督翰林胡峻的写作。当时校内大礼堂正中供着万岁牌，全校师生及附校师生于旧历每个月初一日，要戴着红冬帽来此敬谨“叩朔”。该校有一座巍峨壮观的藏书楼，楼下的两壁，刊刻着尊经书院成立以来院生历次参与科考获中举人的题名录，内中列有最有名望的骆成麟、宋育仁等。
一九〇四年下季，学堂改建尚未竣工，就令饬全省各县选通晓中文和算学的青年秀才一至二人，到学堂先开办的两年制速成师范学习，两班共有学生百余人，毕业后作为各府、州中学堂教员的准备。一九〇五年春，高等学校筹备就绪，学院复通令各县选送秀才、举、贡二至五人入学堂肄业，成立三年制的预科，共约三百人，分为四个班，讲授中学全部课程。学员中有十余人是原有的肄经生转入的。教员聘有美国入史密特教数学，日本人三木教理化，须藤教博物。中文教员为中江进士陈敦甫，崇庆举人罗云裳，灌县举人王瑞微。经学教员为法县举人刘行道，成都举人陆慎言。历史教员为合川举人张森椿。教地理的是龚熙台，教图画的是张衡之，教体操的是姓卓、姓李的两个外省人。
一儿○七年预科班全部毕业，升入本科继续肆习，分为一、二两类，一类系文科，学习中外文学和外语，二类系理科，学习较高深的数理化。两类都是仿效日本的学制，两年毕业，作升入大学的预备，但他们却是从预科毕业升入本科深造者，人数不多。一类两班共约五十人，二类两班不及三十人，因为预科毕业已获得高等学堂“金字塔牌”的证件和资格，可以到政界去做官，大多不欲再深造去苦研学术了。
高等学校对学生甚为优待，从预科起，每期对每个学员的课本、教本、草写本、纸、笔、墨等用具和有幅顶的遮阳帽、青布马拉、蓝白两套夹单擦衣、青布靴子等服装，都由学堂制备供给。伙食每人吃一钱银子一天，午晚都是六菜一汤，学生的床帐、床单都是学堂制，那时省城只有济宁预备学堂的学生，才可以得到这样的享受。
（2）欲求国富，必须兴办新式工商企业，也就必须造就各项工程科技人员。人到外国学习，必须先学一段时间的外语，于是四川游学预备学堂在一九〇四年就应时成立了。学堂设在旧皇城致公堂右侧，是将旧考试号舍拆去一部份改建的。学生经考试入堂后，学习日文和英、法、德文，两年期满，由政府送往东西各国留学。送走两批学生后，该堂于一九〇六年停办。
（3）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一九〇七年春成立，学生由各县保送二至四人，各府、州二年以上中学生亦可报考，共招收学生三百余人。设一年制速成班及六年制本科班，本科班前三年称为预科，讲授中学课程，后三年称为本科，则注重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地址设在皇城进大门右边明远楼侧，也是就旧考试号舍一部份改修而成。第一任监督为刘紫骐，后改委到日本考察回来的成都举人徐炯（即徐子休）充任。教员有举人熊焘、赵香晓等。预科学生于一九〇九年毕业，未进本科的约占一半，还是跟高等学堂一样，得到预科毕业凭照，就是金字招牌，可以到各处工作了。
一九一〇年该校添招美工科一班，学生约一百人，课程主要是图画、手工，一九一一年暑期毕业。该校又成立了一个讲授两等小学堂，以作本科学员实习处所，学生三班，共约二百人。本科学生于一九一二年春毕业。
（4）四川选科师范学堂。一九〇七年成立，由各县保送优秀青年入学，分文理两科，文科主要学习国文、历史、地理，理科只学习数、理、化，课程标准相鉴于高小和中学前期，毕业后回县任高等小学教员。该校地址也在旧皇城致公堂左侧，也是旧考试号含一部份改建。该校成立时，两班学生共百余人，入文科班的学生较多。一九〇八年和一九〇九年先后添招四班，规定三年期满毕业，一九一一年第三批两班毕业后停办，地址为军政所收用。
（5）四川铁道学堂。一九〇五年商办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后，总经理胡峻为造就铁道技术人员，计划办一所学堂来训练，经总监锡良同意，即购买文庙前街一个大院民房，略加修葺，作为学堂地址。各项用费全由总公司拨给。全省每县选送优秀生员一人入堂肄业，三年毕业。头一年课程为相当于高小、中学的数学与三、几、代，第二、三年则分为测量、建筑专科两个班。课目甚为繁重，学习比较艰苦。毕业后即派工地工计，担负任务，大都能够胜任。一九〇七年招收第二期学生，一九〇九年招收第三期，各期学生均约百人，一切规定与第一期一样。学生待遇，因监督胡峻既是公司总经理，又是高等学堂监督，他可以不分厚薄地处理，规定学生的待遇和伙食与高等学堂一样。胡监督于一九一〇年春间病故，由举人王铭新继任监督，一九一一年底，第三期毕业后，学堂即停办。
（6）成都府中学堂。一九〇四年成都锦江书院停办后，即将其地址改修为成都府中学堂。一九〇五年春牌告招生，报考学生限于成都府属十六个州县，年龄二十左右的优秀青年。共取录学生
一百二十人，分为甲乙两班，监督为成都举人林思进（号山陂）。以后每年招收学生两班，都是五年制，每年都在添修改修房舍。一九〇八年招收己班和己二班时，除各县申送的高小毕业生外，外籍学生家居成都的亦可报考。一九一二年更名为成都联合中学校，校长由留日学生刘东墉接任。
（7）官班法政学堂和绅班法政学堂。由于有消息传出，这两个学堂毕业就做官，于是各方轰动，都想到该校学习。一九〇六年公布招生办法，规定报考官办法政的必须有清代县逐等八品以上的官吏执照，报考绅班法政的必须由各县申送举、贡、生监。一时布政使衙门临时捐纳处，收银填照的就忙个不停，报捐的名目甚多，纳银数目也不同，最低捐一个监生，也要纳九两五钱银子，为了要能进入这两所法政学堂，只好先用钱捐一个功名。
官班法政学堂设在总府街，一九〇六年招了两个班共约一百人，不住校，按时来上课。开学几周后，学生因听不懂课程内容（课程是“比较宪法、国际公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就纷纷辍学，第二学期只有半数人上课，于是就各发给休业证书而停办。绅班法政学生比较整齐，一九〇八年青神进士留学日本兼习法律的邵从恩（号明叔）接任监督，锐意整顿，更新规定为各府州中学三年级以上学生均可报考。就使学生面目一新，教授也减少困难。以后每年招收两班，都是三年毕业，该校地址在明远楼右。
一九一〇年于绅班法政学堂将设自治局，学生仍由各县申送，年龄不限。课程为地方民政、警政、教育、实业、财政等科，共收学生一百余人，分为两个班，一年毕业后回县任自治工作人员。
（8）中等工业学堂。一九〇七年夏，在原留学预备学堂地址，成立了中等工业学堂，属于提学使署学务局主管，招收各县满小毕业程度的学生，成立两个班，学制是四年毕业，除教授警
通中学课程外，增添机械、制图等学科，一九〇八年，又添招了两个班。
（9）四川中等农业学堂。在一九〇七年，周善培（号孝怀）任劝业道时，把皇城后子门内道署侧旧时宝川局（主办铸旧制钱）一部份房舍修葺后，成立一个四川中等农业学堂，由劝业道直辖，令各县申送优秀青年，经道署考试取录后入堂学习。成立了两个班，学生约百余人。规定四年毕业，前两年为普通科，后两年增添土壤、作物、森林各科，系照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办理。一九〇八年又添招两班。
（10）四川实业学堂。一九〇八年，劝业道就官班法政学堂地址，成立一个实业学堂，令各县申送优秀少年，由周善培亲自出题考试，只取录了六十余名。一九〇九年又取录了一班。一九一一年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将学生分别转入工、农学堂和普通中学，把这所学堂停办。
（11）淑行女子中学堂。在传统的封建旧礼教之下，男女七岁不同席，不共食，估逼女子绳足，藏之深闺，与男子不谋面，不交言，更没有与男子一样受教育的权利。一九〇三年，人民自觉运动提倡女子放足以后，随着考察及留学欧、美、日本的人员归来，渐渐注意到女子教育。一九〇六年省教育会组织成立，多数会员主张开办女学，但以种种阻碍，不得不以私立方式在文庙后街租一艘民房，建立一个规模很小的女学，名为“淑行女子中学堂”，招收能识字，能书写的青年妇女和少年女子入堂肄读，所招学生约百人，分别教授初中和高中课程。一九〇七年暑期，才得到提学使批准，一九〇八年，省学务局发给了为数不多的补助费，又成立了约三十人的师范班，以后每年班数都有增加，学生也逐年增多。一九〇九年，华阳举人、高等学堂经学教员陆慎言（号绎之）调任校长，锐意整顿，奔走筹款，不遗余力。聘任教员，多系知名学者，学生素质，亦有增高。辛亥革命后，改称四川第一女子师
范学校，陆氏继续任校长。
（12）分设中学堂。一九〇七年春，高等学堂监督胡峻，鉴于学校教员的子弟系外县籍，在成都无相当的普通中学肄业，就在高等学堂成立一所附中，划出高等学堂东西一院房子，并圈入古梓檀宫隙地，修建了四个教室和八间自习室，招收了九十六名学生，分为甲乙两个班，是一所五年制完全中学。教师大多数是高等学堂教员兼任，学生来源除教员子弟外，并录取了第一小学、第九小学、少城小学的毕业生。学校设备，学生待遇，完全与高等学堂一样。监督为达县举人、高等学堂经学教员刘行道（号士志），教员有徐子休、王铭新、张森楷、龚照台、陆绎之、杨沧白、刘豫波、朱青长、张衡之、林冰谷、廖学章、日本人须藤等。一九〇七年下期，高等学堂学生向学校当局提出质问，说，以全省教育经费办的中学，为什么全部是成都城内的学生？太不合理！学校当局无法辩驳，只得再招两班外州县籍的学生。于是在一九〇八年招收的几乎全部是外县籍学生，分两丁两班，各四十八名。学校的名称也更改为“分设中学堂”。甲乙两班于一九一一年毕业，丙丁两班于一九一二年并入成都府中后毕业。这个学堂的学生，尤其是丙丁两班，以学堂之设备完善，教员之普遍重视，以及各项学科之完整，导致多数学生积极向学。后来，造诣极高，其中如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张亦僧、蒙文通、王光祈、胡少襄、宋成之等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这个学堂里攻读出来的。
（13）成都县立中学堂。一九〇六年积极筹备，一九〇七年春，招收成都城区和郊区各小学毕业及将毕业的适龄学生约一百一十人入学，编为两个班，暑期又添招一个班。以后，每年添招一个班，教员大都系高等学堂、通省师范速成班毕业的学生。地址在青龙街。
（14）华阳县立中学堂。设置情况和时间，大致与成都县中
相同，地址在梨花街。
（15）客籍中学堂。成都城内，居住着很多官游、作帮、经商的外省籍人士，每到科考之年，他们的子弟，必须回数千里外的原籍应考，不能在成都“冒籍”报试。停科举立学堂后，此举限制仍然存在。成都府中和两个县中，开办时都只收本籍学生。省学务局为了解决外籍学子上学问题，于一九〇八年在丁公祠街成立一所客籍中学堂，招收外籍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的学生两班入学。因报考的外籍人数不多，仍录取了很多本省的外州县学生。该校一九一一一年停办，学生转入其他中学，地址由叙属旅省中学接收。
（16）四川体育学堂。为造就各府州县中小学堂体操教员，学务局决定开办这个学堂。地点在南较场，房舍由高等学堂划出石牛寺街南面十几间作为寝室、教室。一九〇八年招收了相当于中学二、三年级程度、身体健壮的青年八十余人入学，合为一班教课。课程为体育原理、生理、器械操（双棒、球竿、哑铃）、体操（双杠、单杠、木马等）、球类（只有足球、网球），两年毕业。教员是由在留学日本学习体操回国两位人士充任。
（17）藏文学堂。驻藏办事大臣妥新觉罗·联豫，与成都驻防将军玉崑的儿子、驻藏陆军混成协统领钟颖，都感到进驻西藏后，缺乏合适的通晓藏语的翻译官员，遂商请总督赵尔巽在济达款内拨出一部开办藏文学堂。得到赵的同意，遂于一九〇八年招收有文化的青年一百二十人入藏文学堂学习，所授课程为藏语、藏文、文书、军事训练等，定期两年毕业。一九〇九年，联豫、钟颖调走大批学生去作翻译官，接着造务大臣赵尔丰又调去最后一批，学堂遂停办。
（18）四川蚕桑学堂。四川的蚕丝业，是周善培任劝业道后最注意的一项事业。在日本学蚕丝的富顺人曹笃（号叔实）回川后谒周，谈发展蚕丝计划，怡合周意，周遂任曹为蚕桑学堂监
督。学校地址选在劝业道对门煤山周围一带，一九〇九年开办。周道令各州县保送中一、二年级程度的优秀青年，经周亲自考核后入堂学习，定期三年毕业。课程为植桑、育蚕、制丝等技术，也有动植物、生理等普通科学。每月在彩粟盈余款内拨几千元作为常年经费。一九一一年又添招两班学生，军政府成立后，此校仍照常办理。
（19）四川存古学堂。一九〇六年两湖总督张之洞，奏请在较欠省份成立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于是四川援其他省例，开办了四川的存古学堂，地点在清外国学巷。第一任监督恭请富顺翰林宋育仁担任。一九〇九年招收忠感专政经史诗赋的青年学生六七十人，以后每年添招几十人。宋走后，监督由廖季平代理。学务局照派行女中一补，补助了部分经费，一九一二年改称为四川国学院。
（20）川藏电政学堂。总部电报局每年都需招收几十名务生，供给伙食用费，先练习发报收报技术，经过数月或一年，技术娴熟，能独自操作后，即可作为电务员，照规定给薪，薪资颇为优厚，工作亦有保障。一九〇一年川藏间成立电报局，原在成都电报局的电务员，怕去西藏沿线吃苦，均不愿往，于是电报局在招练习生之先，挂出“川藏电政学堂”的招牌，声明练习期满后，概派往川边服务，俾免学习生挑肥拣瘦。
（21）私立法政学堂。旧时代读书人多想做官，而法政学堂凭照是做官的合法资历，公家办的法政学堂名额有限，多数无法挤入，于是私立法政学堂就应运而生。在清末先成立的两所私立法政学堂，一所设在文庙西街的汪九曲祠堂，称为汪九曲私立法政；另一所设在四圣祠街，称四圣祠私立法政。两个学堂的招生广告都说是立案批准的。前者主办人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张知竞、熊晓岩等，后者为龙鸣剑等人。两个学堂先后在一九一〇年招生授课，每学期每人缴学费壹拾伍元，不供食宿，三年毕业。
（22）成都建立的小学堂。清代成都城区，是由成都、华阳两县管辖，一九〇四年奉令开办小学，两县所办小学，极为紊乱。一九〇五年两县劝学所合地归公，将原有及新成立的各小学更名为“第一至第十”，十所小学堂，都是办行识等和高等的完全小学。每年春季招收学生，多系卢私熟转来的，视年龄和文化程度分配到各班次听讲。每班学生人数，视讲堂大小，三四十人、六七十人不等。教员均是旧时代的秀才和有各望的知识分子，每月薪资十余元，略高于郊区，经费由两县拨拨交。一九一六年后，私人或以庙产又成立了几所小学，也成立了两所女子小学。
(23) 华西中学：成立及经过不悉。
三、实业的维新
成都历来个体小手工业颇为发达，但政府并无领导主管的机构，只有些小规模的帮会组合，由个体小商业及手工业的老板参加，雇用人员及学徒不能加入。每帮老板每年凑点钱定期在会馆里演一天戏，吃一顿酒席，就完成了帮会的任务。也有帮会修建会馆置买产业，每年以利息作开支的。它们的会馆各有不同，布匹商、机织业、鞋帽业等……，是在南府街川主庙，肉岸等业是在提督街三义庙；药材、医生是在陕西街药王庙；香腊纸烛业是在北门火神庙；其他如鲁班庙、雷神庙、马王庙等，也是较小帮会的宴会处所。发生劳资纠纷时，则是双方邀集有声望的老板、老工人、街坊、到茶馆坐着说理解决。因资方掌握着解雇权力，经常总是工人吃亏。直到近代帝国主义侵入内地，这些情况才起了变化，成都也有了一些较大的企业和政府主办的企业业机构，这就是所谓的实业维新。
辛丑和约以前，成都就成立了机器局和邮政电报等业务机构。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山东巡抚丁宝祯调任四川总督，他
把山东任内向外国订购的造枪弹机器，也改运到四川来，在成都城东南角拱背桥成立一个机器局，制造前膛枪，数年后改造后膛毛瑟枪和子弹，改变清代驻防军和绿营兵的刀矛武器。邮电设施系在甲午战争以后，当时列强欺侮中国，在中国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以它的轮运交通之便，不通知中国政府，私自办理邮务。开初只办理它们自己的信件包裹，渐次扩大到代办中间人民的邮件。后又私自敷设由上海至上海的海底电线和准备敷设上海、香港间的线路。清廷知道情况，至为震惊，为国家主权计，伪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设法阻止。李以邮电事业属于人民需要和世界趋势，只有收回自办，于国家人民有利无害。同列强交涉的结奥，收回了主权，驳除了外国损失，仍聘用外国人管理主持。李即任命天津海关道盛怀为全国“邮电督办”，盛于天津成立一所邮电学堂，训练第一批专业人员，先后成立沿海沿长江邮电局所，并继续设立各省区邮电管理局。成都系一八九七年成立西川邮务管理局，一八九八年成立四川电报局，并逐步训练人员，成立各县各地邮政分后和电报局。这几项是成都在辛丑和约以前的维新建设。
辛丑和约后，清廷表示变法维新，不断下诏举办各项新政，改组了原来的六部，并添设了几个部，各部也各自拟定一些规划，通知各省区实施。
一九〇二年总督岑春煊只送了几个留日士官学生，委了巡警道和铁路局监督，就调走了。一九〇三年杨良继任总督，督川三年多的任职时间内，办理维新的事项计有：
1、办理成立陆军十七镇一切筹备事项和兴办各种学堂，前已叙述。
2、他对修建铁路问题，不赞成两湖总督张之洞举借外债，丧失国家权利的主张，几次召集四川绅士伍肇龄等反复磋商，决定：由四川人民筹集资金，自办川汉铁路，以杜绝列强觊觎四川
路权。经锡良出奏后，光绪皇帝亲自批准“川路淮归商办”的谕旨。于是在一九〇五年成立了四川铁路总公司，任翰林胡峻为第一任总理，开始筹建川汉铁路。
3、扩大兵工厂。采技术人员建议，制造枪炮弹药，不能接近居民，他就把机器局移建在东郊，另添购大型机械制造九子快枪和弹药。
4、设造币厂。就原机械局地点，增配机器，制造符合新币制法的银币与铜币，以应各国要求中国统一币制的措施。
5、整编原来腐朽不堪的绿营兵。废除参、副、游、都等武官称号，严厉地裁撤老弱病残，改编为巡防军，单位为营，数营设一统领统率，一律换给九子快枪，分驻边区各地。
6、扩大巡察道职权。除专办省会警务外，并督促各县、市警察业务及省会有关建设、人民团体领导管理事宜等。
7、一九〇五年成立劝业道，专办工、农、商、矿等事宜，调巡警道周善培任新成立的劝业道，并同意周将巡警道任内关于建设性事项，划归新任劝业道继续办理。
四川实业维新局办建设的主要人物周善培等孝怀是浙江人，其父在四川做了多年州县官吏，他随父在川度过青少年时期，熟悉四川情形，后以贡生纳资捐得候补道，赴日本考察政治，回国后分四川候补。他的才干获得总督锡良的赏识，适开始办四川警察，即任周署巡警道。他任职后振奋精神，雷厉风行地推行警政，使成都面貌为之一新。他办警政的情况略述如下：
（1）成立巡警教练所，招收有文化而灵敏的青年入所训练，先后办了几批，分发成都各分局所及各州县开办警政。
（2）严惩破坏秩序的不良分子，使提劲打把欺侮平民的坏分子敛迹。尤其是惩办昭觉寺僧人依仗官府势力欺压人民的恶劣行为，将该寺的巨大庙产罚取一部份作贫民劝工局基金一案，深为市民所称道。
（3）将全市数千亿号全部收容，按情况分别送入新成立的救济院及幼教工厂。
（4）于皇城东辕门街设立劝工局，开初用手工织花布，继而扩大为木制铁制器具家俱，再次又扩添制皮革工业。
（5）为繁荣市场，筹建劝业场，作标准商肆，并购回电机制办电灯公司，改进成都的照明设施。
（6）开办悦来茶园，将成都几个戏班合组成三庆会，作戏园的基础，丰富市民娱乐生活。
（7）将全城娼妓集中在城东北角新化街一处，以便管理和限制她们的活动。
一九〇六年，周转往劝业道，将道署设在皇城后子门旧宝川局地址。它的任务是领导和发展全省农、工、商、矿事业。他认为首先要提倡和改进生产的是蚕丝业，其次为纺织业，再其次为一般农业。他任内主办倡办的事项有以下一些：
(1) 大力扶持并帮助乐山、三台、南充几个丝厂，将旧法手工扬返丝改进为机器直缫细丝，运销国外。同时引进湖桑良种及本省嘉定桑良种为蚕农改进桑叶品质。
（2）令各县普遍设立蚕桑机构，分派蚕桑学堂学生回县向农民宣传蚕桑利益和栽桑养蚕技术。于蚕桑有基础的身份设立蚕桑改进所，办理引进良种桑株，推进江浙白色珠硅茧种，预防蚕病设施等任务。
（3）扩大成都劝工局，分拨部份职工成立陆军制革厂，专为十七镇陆军制造皮靴皮带，把劝工局各种手工操作，改为使用机械或半机械。
（4）令全川各县普遍成立劝工局，生产织机各种布类，生产改良木制及各种金属制家具，令各地将特产品和制造品于一九〇九年成都花会时，运来陈列展销。
（5）成立了中等农业蚕桑和实业学堂，如前章所述。
（6）按照部颁规定，将成都城内个体商业、个体手工制作兼贩卖的工商业，分行分类组织应帮，各帮自行选出帮董一至二人，集合各帮帮董组成总商会，选举会长、副会长，照规定执行商会职务。商会地点在总府街。
清代的财政制度，由斌和各项税款，都系国家收入，各省地方官只能照收、照解、照领额定的开支。地方的临时开支如干旱、水涝、瘟疫、虫灾等，须办理救济以及开办新兴事业，照例由地方自行筹措或募捐办理，除发动军务及大工程外，不能随便出售请款，不能向上伸手。周善培在这种情况下，于开办警察时，只好举办内厘、斗、称捐等作为开支。接着举办上述这些建设性的新兴事业，庞大的费用，当然需要巨额收入，才能济事，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售卖彩票。这是他早在上海逗留时期，看到在港、沪外国人，以彩票方式吸取中国人民血液的巧取方法，到四川做了官，要他自行筹款办新政时，就仿效了这个办法。
一九〇五年经总督锡良批准，成立彩票局，以收容全市乞丐，办理救济慈善事业为名，发行彩票券。经过几次改定，一九〇六年才将办法固定，每一个月发一期彩票，每期发行二万张，每张价五元，每张又分为十条，每条价五角，每张编一个号共两万个号，“售完则每月可得价款壹拾万元。每月定期开奖一次，头彩一张两万元，二彩二张各二千元，三彩四张各五百元，四五彩以下，张数更多，奖额也逐步降低，以外还有对尾等奖。共配奖金五万七千多元，配奖张数约为百分之十三。每月在余额内提取三万元作建设维新事项开支，由周亲自分配。
四、其他继新事项
除以上各项维新事业外，尚有应该叙述的几件事情：
（1）人民法定团体之成立。照当时部颁法令规定，凡在一个地方经营农商业业及在学堂服务的教职人员，达到法定额数，即可
组织农、商、教育等会，称为地方法团，受政府指导，研究学术。在省会称为总会、地方称为分会。成都除成立了总商会外，还成立了教育总会。经过的情形是：一九〇六年，学务局通知中学以上学堂各推代表一人，组成教育总会筹备处，筹办总会房舍及召集成立总会一切事宜。当由高等学堂划山左前院的房屋改修为会址，由各学堂造送全部教员名册作为会员，庶即定期开成立大会，选出胡峻为总会会长，徐子休为副会长，又推出文牍、庶务、组织、宣传等人员，教育总会就算成立了。以后各学堂学生代表商议事项也常在总会开会。
（2）成立四川省咨议局。根据预备立宪诏旨规定，各省在一九〇八年应成立省咨议局，以作立宪后成立省议会的预备。先成立筹备处，办理一切筹备事宜。规定凡中国男子年满二十五岁，具备下列资格之一者，才能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旧时代的进士、举人、贡生、秀才；2.中学堂及同等学堂以上得文凭的毕业学生；3.具有工商业财产满五千元以上有据可查者；4.自有田土满二百亩以上者（一亩作五十元财产）；5.工商业合计财产满五千元者。选举是用间接选举制，以县为单位，各县视选民多少划分为几个区选举复选人，复选人以得五十票为当选。若初选当选人还不及额，则指定得票数较多的人举行再选，以至三选……一直到选出得票足额的复选人达到预定人数为止，由县再召集复选人到县城选举省咨议局议员一人。一九〇九年三月，四川省咨议局开首次大会，议员共到一百一十余人。由议员举行互选，选出蒲殿俊为议长，罗纶、肖湘为副议长。议会的权责是，接受并议决总督、布政使交议或征询案，议员经三人以上联署亦可提出议案，但不能涉及到国家财政与官吏任免等事项，并须不违背法令和政策原则。
六、人民自发的维新事业：
(1) 交通器具之革新。
几百年来，成都用以代步的交通工具是两个或三四个入抬的轿子，轿子属于经营轿铺的老板，称为轿行。多设在各街口上，每行备有竹制轿子十来乘，货与劳动人民去抬雇客，轿行收取佣钱。全城营业的轿子有几千乘，轿夫的数日就是两倍三倍，他们的劳动极为艰苦，而收入绝少。一九〇九年下半年，成都商人在上海购回东洋车（后更名为黄包车）数十辆，拟租出交劳动者在市区载客，遭到警局干涉，调须经过批准及预约管理费。商人不服，相持到两月之久。商人往谒劝业道周稽培，周在电话里将警察局职员责斥一顿，才马上批准黄包车在市面行驶。
（2）妇女放足运动之发起
清末海禁大开，各国商人、教士深入内地，看到中国当时妇女缠足情况，摆入镜头，拿到日本、欧美各国去放映，以宣扬中国的野蛮落后，中国近万名在外国的留学生，受到极大的讥诮和侮辱，他们又看到各国妇女身体健壮，工作热烈的情况，纷纷寄信回国，要家中妇女放足，并集体致函京沪及各地报纸，广为宣传缠足弊害，于是各界人士逐渐同情女子放足的主张。继而开办各级女学，规定不收纳缠足女子，青年学生说亲事都不要缠足的，于是女子放足风气逐渐发展。一九〇三年四月初八日，成都妇女群众在文殊院成立放足会，坐轿来会的放足太太约百余人，都是在会期前做了一双放足鞋，把足纳入鞋中丞紧，宣布开会时，有几个机关男职员把报上宣传放足的文章读了一遍，就宣布成立了放足会，会就散了，准备的招牌也未挂出来。但妇女放足运动，随着社会进步趋势，逐渐前进，渐渐在全国普及了，使全国人口二分之一的妇女同胞解脱了生理上的痛苦。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完稿)
赵尧生先生事略
陶亮生
先生姓赵名熙，字尧生，别署香宋，荣县人。曾祖及祖若父，皆以训蒙为业。有老屋数椽，母夫人辟隰地数弓，种植瓜菜，昼耘而育织，藜藿之食，犹虞不济。两兄挑炭作苦，资先生读，听夕讲画于宅者十二年。十七岁，为学官弟子，母夫人特将嫁奁之唯一空心银镯卖作路资，邀赴乐山九峰书院深造。山长胡孝博先生最器重之，奖以诗云，“尧生年少最攻文，鹤立寒鸡总不群，记得九峰云外路，玉兰花发正逢君。书院每月考课，皆列前茅，所得奖金，足以维持生活了。但卒以亲老家贫，不能久住书院，先后在仁寿、双流、营山等县就教读馆。其受业弟子中知名之士有如周孝怀、熊佛生等。
当时取士之文，虽以八股，然先生却不喜八股，于古人散行之文，好之至尊。夫能古文，未有不能八股者。且以古文之笔作八股，其八股必高，明之归有光、清之方望溪，所以睥睨余子也。先生中光绪辛卯科乡举，联捷成进士，入翰林。旧制，庶吉士必须在馆学习三年，经过大考，然后散馆授职。但庶吉士每月廉禄甚微，一、没寒暖，往往请假出京，自谋生活，如掌书院、作幕宾之类，待三年满后，回馆应考。所习、所考，无非有关钱谷兵刑之书，允通该括，自修与在馆学习无异。朝廷亦深知此事利弊，乐其四散，免致浮食京城也。先生应重庆知府王莪庵之聘，到重庆主持府考，此系代官评阅试卷，不露面者。
先生曾一度由渝来蓉，与旧友徐子休、尹仲锡、曾远夫及门人周孝怀等欢会。次年赴京，应保和殿试，列一等，引见，授编修。在京师，与刘裴村、乔茂年、杨叔峤、徐子休、尹仲锡诸乡人过从甚密，并以师礼事刘、乔二先生。观其片段日记有云：“示公过谈时字，大有不堪言者”，又云：“谒裴公先生论时号，慨然有世道人心之忧，而精神为之一振”；又云：“谒乔云，论今之名士云云”，又云：“裴公极谈学问之道，出处皆有真际。”从这些论述，可见当时同乡京官中志趣皆极高尚，虽贫况相同，却无琐琐谈温饱者。
中日兵祸既作，先生思想上发生矛盾，但议论仍不失公正。时。光绪帝的师付、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常熟翁同龢，状元宰相，膺集一门。又素负文名，厉主大考，一时清流，皆出门下，素抱忠君爱国之忧，为主战派的魁首。翁于先生为座师（主试衡文之达官），先生忧国心情，不可言喻。而与翁持不同意见，主张用政治外交来解决则为李鸿章。李的资望高于翁同龢，但半生都在外面统兵任督抚，没有入京做过军机大臣；他虽是名翰林出身，却未作过主试衡文的考试官，莫有门生弟子聚列朝班，为他附和捧场。而当时一般书生爱国的言论，大都激乎日本侵略我国的义愤，贤翁而骂李。翁门人通州状元张骞，甚至顶名上书，列数李鸿章十大罪名。李知这些后辈皆爱国者，绝不置辩。既而陆师败于平壤，水师挫于黄海、失朝鲜、逼凤凰城，北京行将失陷，虽爱国者迁都御侮之议继兴（议将首都迁西安），而孤注再掷之赌，当权者却无人敢负责任。于是马关春帆楼上，由李鸿章代表中国向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辱国条约。先生主战者，但日记中却有一则云：“李傅相（官衔，为太子太傅，实官是大学士，所以称傅相）更率甚多，其议之谬者，寝之，其不谬者，犹可从也。惟政府无人，而毛举细故者，不能言及，一旦海疆失利，恐将归咎于言事之人，则言路转闭”云云，可见先生持
论尚公，不从流俗，不阿私奸。先生所谓政府无人，盖指亲贵及后党中之顽者，愚者，贪污腐化者，言官且不敢抨击，此真社鼠城狐也！
清廷既断送台湾，台民自主抗敌，孤军之援，亦归失败，先生日记云：“闻恢复已占台湾，生民荼炭。呜呼！台民义愤，而竟如此，信无以作天下之气矣！”又云“檄拆桥扇，我辈无立足之地，正恐为乞丐而无从也！谓之何哉？”愤懑抑郁，真是达于极点。自知疏远小臣，无所作为，于是乞假省亲。又应董庆知府王莪庵聘，再返渝主持府考，王并预约先生明年主讲东川书院。适前荣县知县、先生应县试时受知师鲁迅举，回任荣县，坚约先生归掌凤鸣书院，不敢不归。是时，除与京官刘、乔等旧好通音讯外，几乎不问世事矣！集古句为寄窠联云：“请回俗士驾，笑读古人书。”
先生教士之训可得而闻者，如“文章以器识（唐裴行简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为重，”又云：“近日于诗少有所得，惟经史则未寓目，自觉心源如废井，甚哉！”先生所谓器识，即希望学生入学之初，便应当有远大抱负，器量宏雅，识见超卓，而文章科第，仅为进身之阶，非读书目的止于是也。而读书必经治史，沉浸风骚，本源既深，华实自茂。
先生以诗名海内，其论乐府源流正变云：“乐存之论备矣，以余意强分之，曰歌，曰谣。吾辈所喜者谣也，其于歌则未之审。大致歌之所源者雅也。谣之所源者风也。后之仿而行之者，率昧乎此矣。”论诗云：“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分两派：五古尚清朴，用乐府谣体，期后世能为风之遗；七古尚浓丽，用乐府歌体，期后世能为雅之遗。然乐府中又分两派：清婉者，几乎浑朴；浓丽者，几乎炫胜。盖诗可以兴，风为主也。五律、七律分两派：一派古调，一派乐府。五绝，七绝全用乐府。大端，五言贵穆如清风，而清隽且次之，故无取浓丽，虞其才之竭也。其
各体正宗，前贤选之者不录，录其别径。”此外，先生于古今名家著作，多加以评点，评李商隐诗最精，改袁随园诗最细，惜予皆未得睹全豹。
丁内艰，乃主讲重庆东川书院。值戊戌政变，闻师付被放逐，刘、杨诸人野载于市，日记中写道：“自三月来，朝政日谋变更，危诏迭见。盖我国自甲午日本之役，武臣不戴，皇帝曲予之和，天下之人感愤。于是，一、二才智之士，嚣然议论，穷乡曲学，亦人人自危，而变法大唱矣。顾其功过有不容没者，国家重治累熙，承平日久，朝野皆泄泄成习，厝火积薪之下，晏然以为至安，非有疾呼哀鸣，天下几无人痛。惜乎变而不法，遂予诸庸口实耳（此殆指谭嗣同说袁世凯以兵御顾和园，助太后归政事）。然方之甘仍积弊者，天下后世之公，必有详议丁其际也。又记一则云：“江叔海归，谈八月十日之事，谭嗣同为祸始。”又云：“刘曾面奏，法当变，不当变自康有为。”据此，先生是倾向变法而不主张激进者。
先生教士之余，与日本驻重庆领事加藤义三、武官井户川星北等交游，讨论世事及国际形势，惹在取蕴明治维新之实绩。加藤荐一曾留学欧洲的日本学生成田安辉到东川书院进修，先生则要成田尊重我国国体、院规，穿著我国衣冠受课。成田如约来学，以樱花木轴筏刀为焚见，此该国隆重礼物也。先生因为成田取字“良玉”，又命成田以英语课传习院生，先生参加旁听。杨庶堪（字沧白，巴县秀才，后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及四川、广东省长）之通英语，亦成田所教也。先生在东川三年，裁成知名之士不少，最著者，庶堪外为向楚、江庸、冉方倩、萧秋素等。
光绪己亥（1899年），先生赴京复职，正值慈禧谋废光绪，先立溥儒为大阿哥（即皇帝的接班人）。先生异常愤懑，并日记不敢写，仅于抄录碑谕之后，辑《“优资”二字。又见有一、二
断句云：“偶闻朝官习论，诚四万万人中之犬羊也。”所谓朝官习论，殆指仗义和团所标举之“扶清灭洋”事。自鸦片战争后，洋人侵略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北方各省的男男女女因仇视洋人习拳术成风，内心实出于爱国。然不从科学政治方面猛进上骄，遂欲起而扑灭之，则无知之说也。先生庚子五月二十日日记云：“拳民者，始于山东。倡言有神凭之，习其符咒，则兵刃水火不能伤；又能炼火飞空，如狐拜月，号为‘红灯照’、‘青灯照’，虽钢筋石壁可烧。闻早建于乾嘉之间，延至今日，政教大弛，不经之词，愈相神异，以仇洋教为名，曰‘义和团’。游民成奋，朝廷大臣簸旌其义，以为国家之元之在此。于是望风承旨之士大夫，亦谓其术实神，万口窥和，而红巾白刃遂横行郊圻举鞭矣。遂焚教堂，焚商数，焰焰然化阳门楼为灰烬矣！又战杀外使，师屈于人，街衢汹汹，莫之为纪。谁复以全驱保妻子为非，而庙算深严，臣民罔测，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呜呼！谁复知丧邦亡国之易有如此哉！”
先生处大混乱中所写日记，皆用诗经小雅语，意思是赫赫亲属，褒姒灭之，刺慈禧也。如云：“‘寇攘既重，兵复焦然，靡所止疑，民但何往’诚可以哀痛中国矣！”又云：“偶闻外人要助之款，亦流言以对也，然、‘内奭于中，翼及鬼方，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而已！”又云：“自五月十五日戕一日本人，继复焚戮不绝；二十五日，又戕一德意志人，兵衅已成，亦因明发上谕，愤与一战矣。”并议论云：“夫民以神率，（假神力以统率人民）是一朝之忿也。（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见《论语》）民之愚也，梦梦罔识火流，从而厉之。待至肆然披猖，寇攘平民，外仇已深，内患又难弭，不得已奖乱民为义，俾之当强敌，付宗社于一掷。独不思众旅环祭，何以御之哉？谋之不臧，陷众而贼民如是，可腾痛也！”
六月一日记云：“以迁前误国者，其一时之役，虽自信无
私，而其罪实浮于桀，与国同亡，非蹈道也，亲鼠首以为殉，尚有余辜也。”又记云：“不以君父之事切已而思之，断断然旁坐而论，是谓不仁，茫乎中外情势，毁所希闻，蔽所希见，是谓不智。二者丛丛虱虱于天地间矣，遂以酿今日之乱，呜呼，何其速哉。”
六月三日记云：“刘杨之难，士气摧伤，谋犹迥遥，竟无龙逮比干者，诗曰，‘匪言不能，胡斯侵忌’，其哀易极耶。”
七月二日记云：“许景澄、袁爽秋就戮，许仆人号痛失声、哀感行路”。
七月十七日记云：“北育雷动，万户骚然。晚杀耿元（旗员）、徐用仪，亦大臣之反对红灯教者。”
七月十九日记云：“日中，九门昼闭，市巷无人，游勇四掠，珂马禁绝（鸣珂走马殆指朝官）。延秋门启（唐玄宗幸蜀，由西京延秋门出，此借用），则周道转为茂草（语见诗经），人将相食矣！（两官奔，京师大乱）闻李螳帅自尽。”（李品质绝佳，而仇教特甚。自董福祥败，红灯教民便避戴李为斗魁，亲贵们亦言李螳帅至，则大习必济。入京之日，红灯教以八人明轿奉逐，李以清癯一叟，布衣小帽，坐明轿，虽大盖后张，旗锣前导，而阴风惨惨，如鬼趣谩，识者知其不济也。李螳帅临危自杀，民不见思，偕哉！）
两宫西狩，京师大乱，洋人城内选援，士兵城外肆扰。士兵之恶，尤甚洋人。先生有诗云：“诸君可叹吾亡身（原注：因是且勿论矣），咫尺能扬碧海尘。犹说将军军令肃，路人方欲拜黄巾”（原注：官军所聚，尸气四达，虽焚烧不绝，转使人思义和团也）！此殆董部之溃处四郊者。中夜重有感云：“此日君亲在，艰难两地情。衰时心未死，学道壮无成。浩劫苍穹苦（原注，家国之亡，非天意也），寒阴白气生。天津桥断矣，遥听杜鹃声。中外无穷祸，兵戈肇一家。大荒犹固是，乱德耻生涯。雪岭高官日，
风檐晚向花。鲁连无玉貌，漂泊自虫沙。”余感之一云：“晴雷轰迸角声愁，玉署藏书碧草秋。零落十朝文献尽，可怜清曙尚胶洲。”此指翰林院之被焚。赠某相国公：“何处涓埃报帝恩，四更勤把此心扪（原注：相公屡修内典，每四更起，声声念佛）。兵戈满地皆生事，自擎瓶花拜世尊。钤山堂影砭声惊，舍宅平安自在行。介士西来应膜拜，依然天竺古先生。”此刻徐桐也。又一首，乃为乔茂轩先生危者，诗云：“大槐板上绝车茵，忍见清流失洞滨。（原注，指公于刘杨有深深痛焉，当时亦濒危数矣）雄剑上方君莫拭，朱云宁是汉家人。（原注，近日张漠奸之纲）”言朝野愚昧，凡言不当乱闹者，皆以汉奸目之，乔先生之通达时务，于刘、杨后又几蹈危机也。
京官之会，纯恃外官接济，得胡薇元、尹仲锡、邹怀西、沈幼岚诸人之力为多。辛丑和约签订后，朝局苟安，先生分致尹仲锡、江叔海书，言“身膺民社，教养之道，宜开学兴农，图自立而期久远。”适沈幼岚官泸州，与周孝怀筹办川南经纬学堂，敦聘先生担任监督，于是请假回川。经纬学堂，乃泸州三县绅商集资私立者。规模宗旨，求新于旧，用外人日讲之例，参湘北分教之法，招来了不少有志青年，孜亡图存，各具抱负。以学行植其根，以才识抒其用，知满清之不可救药而参加辛亥革命者，则有谢持、曹筠、陶闻士、黄复生等，而吴玉章后来又加入共产党。教习中如向仙乔、冉方侥、周孝怀辈，虽人各有心，士各有志，而爱祖国，笃师门风义，则保全终始者。经纬学堂仅一年，以费绅停。先生返京，擢补翰林院国史馆协修，开纂修。此后数年，因亲老，往来京蜀间，直至父丧服除，宣统帝已继位改元，王人文任蜀藩，适先生来成都，结为兄弟之好。旋进京，转官御史，补江西道监察御史，遂有人来宾贿，先生斥之。
时，皇帝才三岁，摄政王闻粥，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一黄贫浊，改以响应。袁世凯最会奉承奕劻，虽废放，而潜势力
仍在。
先生既官御史，与先后同台（御史衙门称都察院，长官称都御史，京城一般人皆称御史为都老爷。古有御史台，台多古柏，又称柏台，因之御史亦有台官之号）蒋式惺、江春霖、赵启禄、赵炳麟、胡思敏等人，互以直节相期许，又与陈三立（湖南巡抚陈宝琛之子，进士，官吏部主事，戊戌之祸，父子俱遭飘职，永不叙用）、陈衍（进士，应学部大臣辟召赴京，补学部主事，充京师大学文科教授）等人，以漕议评论世事，以直节敢言著于时。他们直节敢言之实迹，最著者如先后上章弹劾奕劻、善耆、杨文鼎、盛宣怀、春桂等人。奕劻于亲贵实疏属，然行辈高，与慈禧为叔嫂。蒋式惺勉其私存巨款于外国银行，式惺被斥外转；赵启霖劾署黑龙江巡抚段艺贵率十万金为奕劻寿，及以一万二千金买天津歌妓杨贵爵奕劻儿子孚（亲王、郡王、贝子、贝勒，皆满洲亲贵等级）裁振为妾，启霖又受革职处分；江春霖劾奕劻父子勾结疆吏，徇私纳贿，亦斥同原衙门行走（不许作言官也），赵炳霖、胡思敏上章力保，留中不授（无答复）。一些人讥笑他们，称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霖为“二菱公司”。因当时日本三菱公司财力最雄厚，这三御史的大名，皆有菱字音，魄力最大，言其不怕事也。三御史既罢，无人敢言，先生特起而振作之，专捐再劾奕劻、善耆等满洲亲贵云：“窃国家概用人行政两大举，今有不得不为奕政前途计者，以亲贵大臣不宜操行政之权是也。盖既操行政之权，即应负行政责任，资旅而操政权，政之不当，谁敢非者。即如庆亲王奕劻在军机，蒋式惺言之而斥、回原衙门，赵启霖言之而革职，又显然错人之口也。”又云：“以近事证之，直隶总督端方到京，肃亲王言恭请车站迎候，不知道迎圣驾，当遵何礼？”又云：“一旦买贵布满朝列，私情贿赂，钜费如山，一一皆穷民脂血所积，而海外腾腾虎视之众，在往注我得失也。”疏奏，不报。
江春森养富回籍，舆论大滩，不怕事的京朝官，公钱江御史于杨椒山（明嘉靖御史，因劾弹严浩父子而遭杀身大祸者）祠内松筠庵（取松竹挺拔能做霜苦之意，祠内还有谏草堂，保存椒山当日谏书手稿。清代官官开会皆集此，示高节也），先生径往参加，并赠江诗，有“虎豹儿关天路远，荆离一夫酒人孤”之句。兼赠蒋御史云：“潭中射虎淡应杜，眼浅袁鸿命可怜。”一时皆为人传诵。
先生知亲贵不怕弹劾，乃集以朝拜，卿拜汉人中巧宦之诸事亲贵者，所以嘲弄亲贵，屈曲所谓“幸裘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口吻之尖刻，在所不计。时，直隶总督陈夔龙遣其妻拜奕勋为盟父（乾多），又安徽巡抚朱家宝将儿子朱纶拜寄奕勋之子载振作义儿，先生嘲讽诗中有“照例自然称格，谱安定不染苍蝇。”（满人呼父为爹爹）又“儿自弹弹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更有“清明他日上谁坟”之句。盖朱乃明朝时姓，今谓他人父，清明拜扫，谁是祖先耶？宣统火傅陈宝琛（叟庵）及其子三立（散原）为当时清流所宗，先生则与陈石遗（衍）、胡漱唐（思敬）、罗燮公（淳藏）、施韵谷（增堂）、潘若海（博）、先师林山映（思进）、林耐岚（纾）等人结为诗社，陈氏父子舆焉。或游览名胜古迹，或饮于广和居（北京名酒馆四居之一），吟咏唱湖，评议时政，其中无一蔬贵参知，先生戏呼为“下流社会。”上面那些嘲弄陈、朱的诗何原是三百七律，浓烟广和居壁，虽主人侵祸，旋被刮去，但已成传力口舌。
京师乃人文荟萃之故，先生雅秀清流，诗名尤擅。送杨太守《下里词》六十首，陈不遗述其评云：送送韵之官蜀中，顷刻成绝句数十首，序一路所经，如放翁入蜀记然。余喜之，乞书横卷，则立增数首绝句以赠余。”钱坤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采录这段掌故，并寄衍以告增案，无不叹为敏捷。甚博便下一结论，谓先生为诗，善谈山水。洪则先生于同安归蜀后，每岁必游
峨眉，话作谈山水，尤在《下连词》上，不仅蓝博未见，石逝亦未得见也。时梁启超避难海外，通过潘若海以匿名诗请教，后曾以两首长诗代柬，叙述其梦，略云：“我以古人心，纳交当世士。夙慕翁多才，捧手得数子，直书刘了政，释德杨伯超。（原注，裴村、叔峤两京卿）其人与其言，磊磊在青史。”又云“此并起侯友，夙昔不我弃。赵侯云中鹤，轩轩抗高志。名竹树藩篱，艺林厚根柢。”又云，“所以共行义，遍与俗殊致。开元及元和，去今各有撰。君独遂何辙，接彼将坠纪。诗憾少陵律，壁摩昌黎垒。挥首转飞盘，刊华得并拟。”又云：“自从同光来，斯道久陵梓。岂期万人海，复听几泉唳。”又云：“释褐及中年，簪笔作谏议。上筑皆贾粟，陈义必牧赞。遥通干圣心，落落天下计。”又云：“繁元正倒悬，齐献安得避。回天精卫堵，逐恶鹰的。谏草留御床，直声在天地。”启超此诗，将先生品德才华，职能风节，一一加以正确的评量，可谓推崇之至，实则二人终身未见过面者。
辛亥之春，先生知清廷万无幸存之理，乃出游嵩洛。又应汤寿潜（时在浙江钱路之争）、程德全（四川云阳人，时任江苏巡抚）之约，游杭州、苏州，并在抚督得识著名词家朱疆耶（名祖谦，字古敬），欢聚月余。在苏州诗中有一首云：“林子花边叫栗留，行人五月出苏州。吴宫处处今秋色，堪叹吴王不解愁。”是秋，清亡。先生作七古一首，自叙从甲午受职到辛亥革命，为半生小结，亦宿史也。摘数语于下：“分俸当赈二十载，服无貂挂车驰。老乡民藏五品帽，出门一步送胡同。本身世薄殉作曲，自守断烂虫嗡嗡。”以下有直率不许二语云：“北鸡可屈家之祭（出尚书），不悲宣统悲德宗。”先生于是贫冠（草野之服）归故乡之志决矣！
当先生尚未出京时，袁世凯道人暗示，将有所借据。先生匆匆命驾出走。汤寿潜亲依丧，既之，向先生白伪为再婚妇，希
望先生守贞如玉，资助赴沪。先生诗中有“亡国大夫裘家狗，一钱不值栖吴淞”之句，适属李怀由蜀至沪，因同行，到日本作短期之游。壬子九月，仍由汤资助四川，周孝怀送至镇江而别。抵重庆，向仙齐来谒，正与谢持、杨沧白、熊克武等酝酿倒袁运动。盖先生过去虽痛斥满州亲贵，但非革命党。然先生不欲革满清之命，对袁世凯之因势篡窃，却又望海内志士之起革其命。是时，四川都督胡景伊，实袁瓜牙，犹得先生支持党人，欲施薄手。幸得多士掩护，避居于浮烈关李家花园虎洞居屋。事为北京梁启超（梁时为袁财政总长）等人知道，特从中斡旋，联名请保。袁亦以为“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语出左传）先生乃于甲寅之春，得回荣县。
清末，虽政乱于上，而一般下民所感受，尚未至于剥肤见肉，剥肉见骨，剥骨见髓。民国以来，争夺割据，无地无乱，无时无乱，有使先生不能已于言者，因之诗中厌兵，闵农，之意，最为浓烈，如：“浪子从军不救穷，千山雪色五更风。可知劫火何人造，梦梦抛尸血泊中。”又：“石壕村外晚蝉嘶，秋获深愁刮地迟。莫道贫家无一物，尚余黄叶挂蛛丝。”又：“羹尔来苏苦望深，今年扫地不留针。全家灭尽糠头火，谁解将军午夜心。”又斥军人求福报，势偏走权门云：“将军西第拥高牙，春水回舟泛落花。天下正多冤死鬼，却将恩惠到鱼虾。老僧戒杀致殷勤，苦口慈悲劝世文。只有杀人偏忘却，袈裟出庙拜将军。”骂士绅之无耻者云：“一哄迎风媚战士，年来摧残总翻新。含羞力止朱三杀，冯道从来是圣人。”骂政客之跨党者云：“食宿东西并此身，酒红上腔不由人。旧官略处新官笑，斟酌头衔入缙绅。”
先生诚清室遗臣，然清室认为是革命党而被逮或诛戮者，先生敬其心迹之正，亦不容褒宠。《有赠》一首，赠谁不可知，然必系党人，诗云：“龙性由来气不驯，市欲含泪一酸辛。无穷家国伤心事，不道荆轲是酒人。”题唐才洛夫联云：“一纸千年暮血
痕，堂堂浩气至今存。亡奴只坐心无力，杀士宁知闻有魂。淞水自沉犹未酷，鼎湖一去只余恩。六龙惨淡秦关远，试问何人是祸根。”（唐才常，湖南岁贡生，与梁启超、谭嗣同诸人执教于长沙时务学堂，六君子遇难，愤而横决，竟被逮至武昌，总督张之洞欲活之，巡抚坚不同意，率载于市。丁曾见其照片，蔼然仁者。至先生言“鼎湖一去只余恩”，或光绪尝有用之之意，而后后党所阻也。）后来对共产党烈士南溪孙俊明（炯文），也同样有愚挚之作，题为寄孙君德志诗云“故人今在夕阳西，此地秋痕渐吐泥。几日风吹花信过，乱山林表杜鹃啼。劳君涕泪谈家国，末路关河厌鼓鼙。遥忆梦魂悬两地，燕山芳草接南溪。”又寄孙俊明至云：“开门故人至，万径久无书。游侠终何益，长安不易居。归寻黄浦未，健客白头余。一剑仇人血，衰年气未除。”先生虽厌兵，然对蔡锷讨袁，却恃感兴奋。蔡系梁启超弟子，蔡起义云南，超以文学助其一臂之力。蔡主川政，称率师命，邀先生来成都，先生亦欲劝蔡交卸川局，乃先生至门蔡先已病去。朱德委员长时任护国军旅长，好学善诗，投赞称弟子，并赠照片。先生见其能抚绥士卒，以诗易之云：“只有人心能救世，西南半壁赖维持。读书已过五千卷，一剑曾当百万师。”对朱期许之殷，溢于言表。我曾于成都旧书画肆见悬一条幅，大书“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孤耳。吾于伯承亦云然。”署名钤印如式，知是先生为刘伯承元帅写者，时刘尚未成变也。
民国九年，杨庶堪任四川省长，聘先生主修通志，因来成都。以政局变罢。嗣后，在崇县主修县志，书成，为海内重，尚存存者。又创办文学斋，生徒自远而至，成就者众。旋徙勤缓讲，两度登峨眉绝顶，得诗甚富，至今尚在掇拾中。
抗日军兴，红军取道四川北上抗日，乡人悉于浮议，乃劝先生走避。先生言：“朱玉阶为人我知道，不会乱来的。”劝者必劫之行，先生写长信一封留邮局，皖红军来时可交朱玉阶总司令
收。内容叙别情外，望其以仁义之师吊民伐罪。先生刚抵重庆，即得汉口汪金波、上海周孝怀等人电，约其出川游历。而外面仿传，竟谓先生将赴伪满。不知先生以一乡里寒儒，取魏何，列廊庙，有官守、有言责，凡有血性，皆有私感，先生拳拳不能忘者，仅求维新而竟枉死的德宗皇帝（即光绪帝）一人耳。所以自光绪死，先生即镌有“孤臣”二字的印章，书画铃盖，流行京邑久矣。后生末学，大致皆知先生为戊戌政变中的帝党，所以自“九·一八”事变后，便有人在北京报纸上抨击“孤臣”图意是意在复辟。幸有人反驳，谓“孤臣”图章，多年前即见于赵熙书画，家白头，马肿背，少见多怪，殊属无识。盖先生不讳帝党，但帝其所帝，非帝伪满洲国之康德帝也。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两次谒周孝怀先生，周言：“我们赵先生是圣人。翰林考取都老爷（即御史），是官途捷径，谁肯放弃，赵先生从不应考，已早知局势之不可为。而卒官御史，实由他老人家资格文望，有使内廷亲贵不得不敷衍的地方，所以才得此实缺，其实无所谓受恩深重也。幸亥以后，从袁世凯起，一蟹不如一蟹，所以赵先生先后拒绝段琪瑞、蒋介石、刘湘诸人的礼聘及馈遗，此末世罕见者。”（周畅发此段议论时，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和杨茂实先生亦在座）先生为诗，喜与陈石遗唱和。因石遗而识其乡人郑孝胥（苏墟），郑亦宋诗谈好事。孝胥屈从日久，欲建伪满，腾书四达，征求同气，先生立函石遗与郑绝交。日记般般可考。所以先生对这类悠悠之口，只合以游戏为解嘲。有二绝句云：
“颓然闭户守书函，白发秋风破布衫。过以汉奸推此老，可怜虚感负头衔。”
“当今汉贼有谁容，年少无端避此翁。本不相期忽相及，居然口角有春风。”
先生避重语，不辞东下。
先生终故旧之谊，刘裴村死难遗孤子三，先生皆引而教之，俾
家世不坠。并绕道至富顺看刘夫人。多所资助。舟行夔府记云：“装村先生淹预堆诗，诵之使人流涕。因述怀云：
片石苍茫太古前，每怀神禹泣当年。长江不尽风波恶，谁生西南半壁天。
国变后，在城厢见到装村遗墨，又赋诗云：“一代文山百世师，金轮无复说清时。石梁经雨双虹荡，犹有松牌挂旧诗。”
戊戌变法前夕，光绪帝特旨召见杨锐，亲赐手诏，令详议以闻，锐未及复奏而被诛，杨家不敢敛呈（手诏回奏论，须呈缴归档）。宣统即位，醇亲王载沣摄政，先生为御史，函促镜子拔贡生杨庆昶进京缴诏、陈情。先生代为草奏，意图昭雪，虽留中不报，而风义实高。又先生裁成刘氏诸子后，闻庆昶卒，直至办文学会时，尚垂念杨氏后人，不知尚有能读书否。又以极哀恻之词，怀先朝直声震天下的名御史湘潭赵芷荪（启霖）云：“君抱湘云一片，到如今未死，几时重见？”又题樊园词云：“黄叶西风，白头遗老，小圆身世。问清浅蓬莱，在水一方，除却漏舟何地。”又于报纸上见徐子体先生反对川人治川一文，以诗响应云：“苦竹林中旧雨疏，日星河照照庭除。市儿不解尊前辈，霹雳晴天骂贼书”。近复于先生日记中觅得一诗，题为谈苦竹林书（徐子体先师住苦竹林街），诗云：“绝代风霜锋此松，青山浮白耻人容。世间无可伸眉处，只有千邪在笔锋。”先辈笙磬同音，一本正义，今所谓原则性，非嫌直也。丙子春，陈石遗、张菊生（名元济、江苏翰林）、金松岑（名天翮，苏州才士，工骈文）同乘飞机来访先生，约集乐山鸟尤寺，先师林山赋先生亦与。先生与石遗翁跪拜毕，（老辈笃厚，友朋久别重逢，必行跪拜大礼，今恐无知之者）相拥痛哭，溢深知此集将无再见期也！有诗互答，我仅能记先生赠陈七律前四句云：
“西来如履众星行，九牧文章有大名。我幸雪山为赠品，君收云海作诗声。”写于同游峨眉后，乃云然。陈等去，又应向仙
乔谐公之约，再经乌尤，顺流东下，留住张庆观音岩下慈香阁半年，开春乃送柴县，将一时瞻唱之作，辑为《慈香小集》。过去修省志任成都时，有《花桴小集》之辑，今并亡佚尽矣。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大作。先生说：“抗战”二字提法好，使举世知道不是我们侵犯别人，而是抵抗别人侵略，这是义战。冯玉祥募捐来柴，应其请，书写很多字幅，由冯出面义奖励军。此后数年之诗，多半是鼓励士之作。兹就搜得残稿，摘录数句如：“汉家此日昆阳战，北望金锐卖凯歌。”（和继衡）“弹丸小丑干头动，战鼓三边万马嘶。”（送人从军）“海棠花外饶歌响，还祝潼关百万军。”（得书简语）“登坛选将三藏沐，胜算征蛮七纵擒。”（寄颂云）。但当时又有阴谋投降者，先生极为愤慨，情见乎诗如：“每晨时论仍如醉，谁道夷人不犯华。”（散记）战马有台空讲武，悲鸿何日报收京。”（和叔怡）。“江头吹角大军行，日夜神州望出兵。别有英犹无限意，满庭花影坐调笙。”（出兵）、刺估拉扯丁之举，亦有沉痛诗句，如：“古来亡国先家破，吏尽仇民胜岁饥。”（寄陶、曾）“正苦拉丁愁卒岁，可堪披甲尽驱民。”（再寄陶、曾）、至对汪伪汉奸集团及梁鸿志举无耻文人，尤加痛斥，如：“劝选才名一代臣，当涂典午尾翻新（当涂高，魏之隐语，指曹氏，典午，司马之隐语，指晋室），老矣却向穷途哭，泪点如何不择人。”又，“生就杨花水性身，不妨略笑强随人。有人打柴迎桃叶，便与参军过一春。（新妇配参军，语见世说）。庚午春，因应重庆行都程颂云（湖南秀才程潜，曾从王淮绮学诗，老士官生，北伐时任军长，后历任游政要职）请人之约，留一度游北碚，蒋介石闻知，拟聘为顾问，并魏兼金，先生共程婉谢，乞闲身归。
战胜日本后，先生年垂八十，屏迹乡居。诗画虽誉满全国，因护惜目力，亦绝少写作，惟督教子孙，与当年教士无异。门人中，数十年前便名成官达，如周孝怀、向仙乔、江翊云辈，先生
尚以进德修业相易，稍有出入，辄申训斥，诸人瑟缩齿振，如童子然。其实先生乃天怀坦荡者，自言少小攻读食淡，直至左双流教专馆时，始知酒味。向先生曾与我云：“一般人都悬酒而耳热，话匣子便打开，赵先生平时沉默寡言，但只须见泥其摆出，话匣子也就同时打开，这便是我们亲密的几个徒弟受教益的机会了。偶至浓醉，且杂谐谑，如想吃甜东西，曾朗吟：‘口渴如烧眼欲花，不知红渴出谁家’，我们拙，才知道须先各点水果。晚年，此趣仍在。丙戌岁，到成都，访老友清寂翁（林山腴）文懿叨陪，我始获一度亲炙。先生知我早属彝园（徐子休）门人，便口称休公，兼而岚、仲锡，累絮叙京师旧事，相与饮酒，照像，赋诗，乃散。绮年同席，今仅门人刘君惠、郭祝瀚在。玉镜谈天宝，宫人白发新矣！
先生工度曲，所撰甚多，至今流行仅于焚香记中所添的消挥一韵。此外还有渔父辞剑，剩馥残膏，亦需写后生不浅。予于先生虽未曾捧手受业，然诵其诗，读其书，心仪其人，礼应亲近营。闻彝园师家孙徐天逸述，先生四处嘱人觅天逸，希与一唱。见时，先生言：“我和你祖父交至厚，现在成都朋友，我只有尹元理（仲锡先生兄）林山腴两个，但为一群人包围，转觉不乐。”然后知先生疲于津梁（内典言卧佛），不敢参谒。戊子年，先生病卒荣县，四方贤达会葬，如彝园先师然。
先生著述虽遭乱亡佚，然流行海内，脍炙人口之作，近经多士搜集，篇幅尚夥，其子元凯、念君昆仲，将理而董之以问世，尚不至如李青莲之珠玉咳唾，而流落人间者，仅泰山一毫毛也。
(1981年5月完稿)
川剧名丑“当头棒”
陈国铮
当头棒原名刘成基、刘三荣，一九〇五年生于遂宁县横山场，一九七六年逝世于成都。
旧社会的戏剧演员，被剥削阶级视为“下九流”，轻蔑地呼为“戏子”、“戏娃子”，不准他们的子孙参加科举考试。除个别成名者以外，一般的工资都极其微少，简直是“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病无以就医，死无以为葬”啊！旧社会的戏剧演员，生活如此悲惨，地位如此低下，刘成基为什么还要去学戏呢？
他的父亲是位中草药医生，在街上开了个小药铺。母亲十分勤劳，除操持家务外，还要帮人家缝缝洗洗。兄弟三人，一家五口，还能勉强维持。不料当头棒七岁时，父亲病故，家庭经济无来源，母亲无法把他们三兄弟拉扯大，老大被迫逃走，老三进庙子当和尚，只剩下当头棒和他母亲相依为命。谁知在这悲惨的岁月里，发生了更为悲惨的珍惜，一年多以后，他的母亲也去世了，当头棒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他只有哭卧长街，乞食过活。幸而好心肠的姑母把他引回去，又才有个立脚之地。姑母心肠虽好，但无一言，房无一间，一家七口人挤在一间茅草棚里睡觉，整天吃的是红薯、豌豆根，一年到头见不到大米饭是啥样子。这苦日子怎么过呀！熬了一年多，正在走投无路时，街上来了个戏班子在招学生，姑母没征求他的意见，就把他送去了。
这个戏班子叫“三益科社”，它是西充拐包寺的一位老打泰
师张伯如筹办的。当头棒被姑母带到这里，班主任问：“娃儿，你想学什么呀？”学三花脸”。他并不知道只有声音不好、扮相不美的才去学三花脸。叮饱受苦难的当头棒，却单纯地认为三花脸可以逗人笑，而他那幻小的心灵也正需要笑。从此，当头棒不只是开始了艺术生涯，并且进入了川剧丑角的门槛。这是一九一五年的事，这时他刚好十岁。
当头棒想错了，科班不是天堂，是地狱。演三花脸不仅不能使自己开心，反而要流泪。生活艰苦，毫无报酬，又没有很好地教戏，就连练基本功也没人指点，每天把大伙带到河坝沙滩上乱喊乱叫乱翻筋斗。这些，班主任根本不过问。好容易来了一位教基本功的老师，可是他不懂科学，一味蛮干。如：学员们练骑马蹲裆式，双臂平伸，大腿与小腿成九十度直角，臀部下蹲，蹲久了，则感到双臂与双腿部酸痛，只有悄悄移动一下腿臂，才能减轻不断加剧的酸痛感。但老师是不准动的。为了防止学生偷动，他还用削尖的竹拄在学员的双臂与双腿之间，双腿与地面之间各竖两根，只要你的臂与腿一松劲，就要被竹扞刺破。班中如有一人违例，则全体都受罚，还叫做什么“满堂红”。当头棒和他的师兄弟臂与腿不知被刺破多少次，不知被挨过多少个“满堂红”。
旧式的练功方法，虽然给当头棒们带来了很大痛苦，但他的扎实的基本功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当头棒说：“练功的办法是粗野的，可是它给我打下了基础”。
当头棒入科班后，在十一天里就学了三个折子戏，一个多月以后便登台演出了。这不是他的聪敏所致，而是班主任用他来赚钱。班主任怎样对待他们呢？在庙子的一间房子里，挤下四十多个与当头棒年龄相似的同学。夏天，蚊蝇交加，臭气熏人；冬日，寒风凛冽，没有御寒的被褥，全靠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吃的是红岩、萝卜、牛皮菜、苕藤等煮的“混合稀饭”，穿的是一件布小衣，一件棉上装，一件长衫，而且这件长衫只准在拜见客人时才
穿。当头棒在科班六年，只领过这一套衣服，难怪他要坐监子、长黄水疙瘩哩！班主为了赚钱，不管他们的体力能不使支持，就迫不及待地要他们提前登台。有一次，当头棒演出《泥水关》，连演十几场，累病了，又吐又污，一连四十多天。对这样一个人能赚钱的人，一旦病倒了，还是狠心地把他抛到了野外荒郊，多亏班子里一位刘炳林老师说了好话，才弄回来医药，救活了他的命。
当头棒在“三益科社”的艺名是刘三荣（他们的同学的名字都有个“三”字）。一九八八年，科社来了一位杨渭清老师，据说他是个中学教员，他给同学们重新起了艺名：如旦角中有“声声脆”、“鸣秋蝉”；摇旦中有“通风燕”、自由花”；生角中有“自由钟”、“鸣声鹤”；净角中有“醒睡狮”、“一声雷”；丑角中则有“博人欢”、“感人生”，给刘三荣更名为“当头棒”。
一九一七年，合川县大地主白兆兰（他父亲是合川、铜梁两县著名大恶霸白炳轩）认为戏班子能赚钱、有搞头，竟仗势霸占“三益科社”，自己当了班主。当年下半年，就抢到重庆去演出。当头棒从穷乡僻壤来到这座工商发达的城市，看到什么都新鲜，眼花缭乱，美不胜收，而使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精湛的川剧。
当时重庆川剧的阵容是相当硬扎的。生角有张明德、张德成、储安平、邓小洲、卢草庭等；小生有胡建庭、陈寿轩、陈榜鸣、张长生、魏香庭等；旦角有罗琼香、周四、郑五、杨素兰、薛月秋等；花腔有赵焕臣（赵腾子）、李犇、曾玉龙等；丑角有傅三乾、曹青云（曹将人）、李福田、包四云、罗渭明、蔡松庭、钟建安等。面对这名角如林的现实，当头棒眼萌明了，心情激动了。“要看戏、要学戏”，这是他唯一的想法。可惜，历史的车轮只给了他暂时的享受，紧接着的却是不断的噩运。
一九二一年，正当白兆兰面对着这棵“摇钱树”给自己赚了大钱而欢喜之时，万县军阀魏某命令他的营长陈某与白兆兰谈
判：“给你一千块大洋，把科班交给我！”班主任手枪和金钱的威胁利诱下，被迫同意了。当头棒和他的师兄弟们，像俘虏似的在皮鞭之下，被押进另一个主人的牢笼。
在万县没住多久，云阳县宾军洞庭某对这伙“戏子”发生了兴趣，他派了一个姓毕的营长阴悄悄地到了万县，他满面和气与当头棒这些师兄弟们编，什么这次按你们去，保险吃、住、另用钱不成问题呀，什么范大爷为人大般不会亏待你们呀。这些师兄弟们都有遭冤枉的痛苦教训，因而将信将疑，拿不定主意。当天晚上，毕某提着手枪来逼他们：“跟不跟我走？走，有钱。不走，有枪！”当头棒等十凡个人在军阅的深威下，只拿到四十块大洋，就被追到了云阳。“三益科社”也就随之而消逝了。
一九二二年正月，军阀们抢地盘，当头棒的主人范某被杨某打败，他把队伍与戏班一齐拉到万县。他嫌“戏娃子”难管，把当头棒等人“托管”给杨旅长。谁知，二月间，两个姓杨的军阀又打起来了，前者战败，逃到黔江一带，把当头棒等人也带到黔江去了。
黔江是川鄂边境一座小城。城池虽小，但主人们还是酒宵达旦，饮酒作乐，而当头棒等即一日三餐照是野菜照果，把十几个娃娃饿得骨瘦如柴。主人家在酒醉饭饱之后，还要叫他们去演出，沉重的负担，残酷的压榨。谁知他们竟找无路，一呼人头当土匪，一些人病饿而死。当头棒师兄弟手中借了三块银元，趁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买了张“黄色”票，乘着逆水船，逃回重庆。
同年七月，当头棒在重庆花街子搭上子川剧“群乐班”。虽然工阶很低，饭却可以吃饱，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谈到半年，“群乐班”垮了，它和“凤鸣班”合并、组成“联成剧院”。到一九二四年二月，这个“联成剧院”又垮了。塔风席心重庆，没有哪一家抵挡得住。以“翠屏班”为例，它的演员阵容很强，
旦角有陈翠屏、小壮丹（蒋玉华）、肖翠碧、苏琼花；生角有邓小舟、左云仙；花脸有梅春林；丑角有曹青云等。阵容虽强，但票房实不得，最后还是垮台。
当头棒深有所感地说：“莫看匾子里人山人海，但买票看戏的只有十分之二、三。余者，不是抱哥大爷和他们的兄弟伙，就是名流达官、烂兵游勇等，一场戏收入就可想而知了。”
当头棒眼看翠屏班的垮台和他十年来的遭遇，对前途越想越恼火，越想越渺茫，准备离开川剧牛台，改行经商。但一天只赚两吊钱的当头棒，又到哪里去找本钱呢？正在走投无路之时，江津的复化社来接他，又才重烫牛台。在江津住了七、八个月，生活比较稳定，正想好生学习前辈的精湛技艺，提高自己的水平，谁知军阀又一次点炮战火，当头棒只得逃回重庆。他先向班主任请假，不准，就偷跑。刚跑到河滩就被班主任的狗腿子追上，红不说、白不说，给他一顿毒打，一块鹅卵石击中他的头部，鲜血长流，昏死在地。夜深了，才被一位摇船的大哥救了起来，给他裹伤，喂饭，伤势好转后，才回到重庆，加入“说和茶园”。
十多年的牛台实践，当头棒对川剧丑角表演艺术有了一定的理解。他最喜爱和下功夫浸深的是袍带丑。当时川剧界中以演袍带丑著称的是傅三乾老先生，他有“教主”之称，但很少演襟襟丑和烟子丑。当头棒亦步亦趋，专攻袍带丑与福子丑，认为这两类丑角才有真功夫，而那些插科打诨的戏则不值一顾，仅仅逗人一笑罢了。这种想法在当时是行不通的。一台戏有十多个剧目，长达五六个小时。开始是“清客戏”、“筹客戏”，尾巴上还有个“送客戏”，这些多半是使人发笑的丑角戏。戏班的开报人要开这些戏，艺人不满意么行？当头棒很苦恼。朱光明老师知道了，劝导他说：“丑角是要逗人笑，因为下刀人想笑，他们整天受苦受累，谁不想苦中取乐呢。袍带丑是犯功的，可是不能解人之渴。你看，‘教主’的工价高，但凡根毛（秦柄三）的工价比他
更高，九根毛的拿手好戏只有三个：《南河岸》、《五子传奇》、《皮兴滚灯》。工价低跟功夫深浅是两码事，要注意观众的喜爱与否。”朱老先生又说：“那些在午台上耍舌头，流口水，骂观众等庸俗动作，当然不能学，你就不会别掉这些去演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襟襟丑和烟子丑吗？”些削革的教导使当头棒的头脑逐渐清醒，他意识到丑角的笑与观众需求的关系。此后，他除了在袍带丑上继续下功夫之外，也开始演出“逗人笑”的丑角戏了。
当时重庆川剧的名角很多，如赵腾子的《醉打》、《车窗修六》，邓小洲的《因浆阳》、《烧绵山》，陈翠屏的《九人头》、《泥壁楼》，傅三乾的《赠绵袍》、《活捉三郎》，以及卢草廷、罗琼香、曹俊臣、小牡丹、肖凤鸣等的精湛技艺，可谓极一时之盛。当头棒像个饥饿的娃儿，什么好戏都想学过手，求知欲驱使他不顾疲劳、艰难，到处去看戏、学戏，甚至偷戏。经过两年的努力，他学到了各家之长。
一九二八年六月，被府（今宜宾）派人到重庆来接陈翠屏、张德成、曹俊臣等。当头棒一再向张德成先生提出，他要一道去。旧戏班的规矩是：对方没有接你，你就不能去。你硬要挤进去，将受到内盘的耻笑。他为什么不顾一切地要去被府呢？还是为了学戏。当时川剧界有句流行的话：“傅三乾的戏，刘安民一个都唱不赢；刘安民的一个戏，傅三乾唱不赢。”这个戏就是川南名丑刘安民演出《审蟹》。当头棒通过张德成的帮忙，终于到了被府。他拜见了刘师叔，学会了《审蟹》。尽管千里迢迢，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当头棒感到肚皮里又增添了一分营养。
当时艺人之间，为了生存，竞争激烈，戒备保守，不轻易传授，学戏之难，可以想见。当头棒在众多前辈中，最崇拜傅三乾先生，但要向他认真学点艺，困难是很大的。傅先生对当头棒总以平辈相待，那些过筋过脉的看家本领，一句也不肯教。早在一九一七年，当头棒在重庆演出《赠绵袍》时，就惊动了傅先生，
他去看丁演出，并到后台指点了几句，当头棒还给傅先生行了见面礼——磕头。此后十多年间，当头棒始终没有正式的老师，因为他只想拜傅先生为师。傅先生的精湛技艺，坚实的基本功夫，全面的艺术修养，加之他的为人，都使当头棒神往。在一九二九年的一次宴会上，川军师长陈兰亭对他们说：“我以为你们老早就走师徒了。结果不是这么回事。但他（指刘）演的戏，完全是走你（指傅）的路子，不是你的徒弟咋耍得。……不管丙丁寅卯，今天就好，你收了这个徒弟吧！”当头棒十多年的心愿一旦实现了，他激动得泪流满面，马上向傅老师行了师徒大礼。
拜师后，傅先生把周身的解教都传给了当头棒，如昆曲的《武大拿奸》、《醉隶》、《鸳鸯谱》等，以及《问病逼宫》的上场诗、引子等细微小节，都毫无保留地一一教给了他，使他的表演艺术有很大的提高。但他绝不墨守陈规，敢于在师承绝技的基础上反复揣摩，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举《奔番》为例，这是一出犯功戏，特别在跑马的技艺上，先生已原原本本地教给了他，他也反复地看了傅先生的多次演出，确已学到家了，但他并不以此为足。他自持年青力壮，在骑马的一系列式口上，莽下功夫，结果挨了批评：“你倒是卖了力气，可是你忘了毛延寿是才换了四十大板呢！”是呀，既要体会到他私奔外邦的心情，又要考虑到他才挨过板子的痛楚，才算全面。当头棒花了不少观察生活的真功夫，给剧中人设计了一系列的跑马年踏动作。经过他这一改动，使醉痺疼痛而又心急如焚的毛延寿，刻划得更加入木三分。先生看过之后，点了点头说：“你会动脑筋，这样演还可以。以后你多听听内外盘的说法，有啥子不对头的地方，再给我提一下。大家商量嘛！”
当头棒从专攻袍带丑、褶子丑向川剧丑角各行当全面发展，成了一个有名的文武昆乱不挡的“五匹齐”的丑角演员。称他是“五匹齐”还不够，称得上是个“六匹齐”，因为他还擅演时装
川剧。一九一六年，在“三益科艺”时，有位庆清先生，编写了一个时装川剧，叫《成都报》。描述一个恶霸企图强占裁缝匠的女儿，逼死人命，最后被杀死。庆南穿虽是清末的秀才，却在这出戏中反映了反封建的思想，当头棒参加了这个戏的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他任重庆又演出了《文丞相》、《洪宪官场》等时装川剧，前者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后者抨击了封建复辟活动。章炳麟先生让路过该庆，看了《洪宪官场》很高兴，还奖励了“三益科社”一笔钱。此后，当头棒不断演出时装川剧，深受观众好评。
一九三二年，当头棒参加了刘炳洪组织的“又新科社”。其中有以写“文明戏”著名的刘怀绪先生。新的思想，新的表演艺术给当头棒带来新的目光。“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几年中，他先后在成都的“天福楼剧场”，重庆的“一园牛台”，成都的“新又新牛台”，后又随科班到内江、自贡、乐山等地，边演出边教学，直至一九四七年再回到成都的“三庆会”、“锦屏”等剧场演出。
生活之途是起伏不平的。一九四七年，当头棒落会被国民党成都警察局逮捕了。用他的话说：“我懂啥子叫政治哟！斗大的字还认不到两箩筐哩！”虽然他偶尔接触过政治，但他不甚理解。早在一九四〇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延长，美国势力进入西南地区，西方的文艺逐渐渗入到成渝等大中城市，川剧牛台上出现了黄色、荒诞、低级下流的货色。真正的川剧艺术受到沉重的打击，给了川剧前途以危险的信号。当时，敬爱的周总理正在重庆，川剧的兴衰引起他的重视。某天，当头棒应一个晚会之约，演了一出《秋江》。戏煞这，下了装，正准备走，张德成先生拉住他说：“莫忙，等一下，还有事情。”休息室中坐着一二十人，除了一位有些面熟之外（系郭沫若同志），其余的人均不相识。但给他一种感觉：这些人都很正派。他们谈到川剧事业的前
途，加强艺人之间的团结，为抗日战争出力等等问题。后来郭沫若同志等组织了外省人团团，使之了解川剧，扶持川剧。接着，成立了川剧工作者会。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工会扩大到在重庆的京剧、评剧、汉剧、越剧等剧种，还搞了一次地方戏曲观摩会。当火棒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围拢了，老秋茶子们竟然何。这些人是好人，给官行衙门是两码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重庆德胜午台演山，每次步行到园子去，必过七星岗口了。这是个分发报纸的地点，《新华日报》也在这里分发，老百姓喜欢它，往往一抢而空。国民党的报纸很少有人买，他们就毛了，有一天，六把特务到七星岗假装买报，专买国民党的报，对《新华日报》则加以抢夺撕毁。当头棒正从此过，心中十分气愤，当晚演出《裁缝裁衣》时，加了一句台词：“买报的就是我的儿。”下戏后就换了特务、狗腿子一顿好打。
他对当时的愤懑越积越多，心头越是不平。一九四七年夏季，成都地区涨大水，反动政府和官僚、富商趁“水”打劫，把大米屯积起来，造成米荒。他们反而成立了“仓库调查团”，故作查清米荒姿态。衙用的参议会叫喊要用人头平米价等等。这些假动作进一步激起成都人民的愤怒，出现了数十万人打米仓的事件。当头棒一家七口，他一次疲于奔命的演出，回到家里听到的是娃儿的哭叫声：要吃饭！逼得当头棒怒无可忍，只有通过演戏的手段向反动政府战斗。一天晚上在“锦屏”演出《打判官》，他编了这样一板唱词《这板唱词几经发表，但均有少许差错。这里的唱词是我们与刘成基同志多次核对后的，可以认定是个准确的本子）：
<课课子>
太太在上客我谈，岸头报告听心间：我在衙厢看案卷，无乎不敢向外边。我问的米贩子吴少堂，泽名叫做花椒面，这案子出在前几年。当时米价未能到顶点，该离不上一百元（指斗米）。
就说我操纵把法犯，押在重庆枪毙袁贵泉。到而今一斗米卖到七八万，人头平价成空谈。我贩米就该寒炮眼，他们囤米就该找大钱，是不是舅子老表不要谈，弟男子侄不好言。政府不给我好生办，我要到南京去见周公孙逸仙。哎，哎，吴少章你咋个这样谈，隔墙有耳莫乱言。政府并非没有办法，都组织得有“仓库调查团”，他们回来有签是看，都说是“军米”咋个好言。如今事你要睁只眼来闭只眼，事过后就放你出去当专员。走，我们今夜去把戏看，到“锦屏”去看当头棒喝《打判官》。
这板词唱罢，博得广大观众热烈的掌声，但是前几排的人却只有骚动而不喝彩。事后得知，这些人正是“仓库调查团”的参议员老们爷。当头棒心里的气还没出尽，第二天在少城公园吃茶，听说杨森要来办米案，又听说邓锡侯要出头解决问题。当头棒破口而出：“我背信！杨森吊不到命，汤元当不得赖！”当晚在演出《拾黄金》时，他又加了一段《占占子》，痛骂了一通官府和非法资本家，以吐胸中不平之气。可是荒因此而遭到警察的逮捕，丢进了监狱。当头棒想：“我活了四十二岁，没想到还要坐监！”牢狱之苦，苦不堪言。虽然没受体罚，却整整饿了三天。过堂时间他：“你唱的词是不是共产党教的？”真是活见鬼，共产党在哪里，我怎知道。我只凭一时之愤骂了几句，怎么就挨到政治了呢？三天后，他被释放了。他没有花钱行贿，也没有找靠山，而是舆论给他撑了腰。成都不少报纸发出了声援当头棒的专讯。如：《声援当头棒》、《当头棒喝》、《名丑当头棒，当头挨一棒》，等等。这股正义之风，吹到了南京，反动政府只好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官样文章下把他放了。
乌云总是遮不住太阳的，祖国解放了，成都解放了。一九五〇年春节时，成都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贺老总向贾培之、当头棒等川剧演员祝酒时说：“当头棒，祝你们翻身了！”
一九五二年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决定由刘成基（他说
新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用不着当头棒喝了，刘成基三个字也该翻身了，从此不再用“当头棒”了）演出他的拿手戏《议剑献剑》和《秋江》。同时演出团还带去了一出《柳荫记》，但因与越剧重复而未安排。越越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之后，四川代表团认为川剧的《柳荫记》与越剧的演出本各有千秋。但这时已临近观景会演的尾声了，怎么办？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来了，了解到川剧还有个《柳荫记》，而且没有列入演出行列，梅先生与许姬传先生抓紧一切时间，连连看了数次内部排演，最后向大会推荐了这个剧目。刘成基和徐文耀抓紧时间，在三个昼夜内就把修改过的《柳荫记》排出来了，经梅先生和大会有关同志看过，都点头称赞，获得了一等奖。参加这出戏的工作人员和演员名单：
编剧人员：胡裕华、宋逸尘、赵循白、刘成基等。在北京改编剧本的是徐文耀。
导演：刘成基等
教师：王官福
帮腔：竞华、杨淑英
演员：梁山伯——谢文新
祝英台——陈书舫
人心——刘克坚
四九——刘克莉
祝公远——刘成基
祝母——静环
蝶婆——代雪如
刘成基本人没有获得一等奖，只有演出《议剑献剑》得了演员二等奖。需要说明的是，在修改排练《柳荫记》时，他再也没有精力去“脚踏三套船”了。因此，他请周企何同志演《秋江》的梢翁，并向他提供建议，使这个戏又为川剧放射了光芒。事
后，他说：“谁得奖都一样。我是搞川剧的，总要为川剧着想嘛！”
一九五二年冬，他受祖国的委托，带领川剧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同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他对风天雪地的气候，炮火连天的战场，开始有些畏惧，可是，他在中朝人民奋起抗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的感召下，挺直了腰杆，在广场上、坑道里、不分昼夜地慰问演出，真正地感觉到自己是一名文艺战士了，他的心更进一步和伟大的朝鲜人民连结在一起了。有一次，他演出《胡莲辩钗》，胡莲喊“妈”时，他用朝鲜语言喊成“阿妈妮”。有人说，不该这样做，但当时顶着风雪在平坝上看戏的中朝军民却掌声如雷。
一九五四年春，刘成基完成了赴朝慰问任务后回国。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他先后参加了四川和西南地区的戏曲演员讲习会、学习班。他说：“我是老师，但我也是学生。”
一九五九年，四川省川剧团下放到成都市，与原成都市川剧团合并组成“成都市川剧院”，他任副院长和艺术委员会主任。为时不久，任务来了，川剧要连续剧十周年之际，晋京献礼演出。李宗林同志（原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成都市市长）对他说：“不要怕，我们是年青人，尽力而为。出去是为了学习，为了向台头部门汇报工作。这会给我们未来的川剧事业打下个基础。……”刘成基承担了自首前的几个重头戏的剧本修改和排练工作，有《鸳鸯谱》、《闯齐庭》、《望娘滩》等等。在即将出发前，他光靠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
一九五九年，组织决定我和刘成基同志合作，搞“川剧丑角表演程式”套子和他的舞台艺术经验总结。后来知道，这是李宗林同志的意见，他说：“这是给未来的川剧事业打下个基础。”从一九六〇年的初爱到初秋，我们写出了《刘成基舞台生活》初稿，达二十万字。同年冬季和次年春季，我们又拍摄和整理了
《川剧丑角表演程式》六套，共一百八十九手（两者都印了油印本）。在总结工作的同时，他还担任了成都市戏剧学校的校长（校址在东大街原城隍庙）。他担负着两个班担，往往演得来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还是不停顿地继续工作。
一九六三年，又一次出省演出归来后，组织决定在草率寺成立一个川剧学员训练班，任命刘成基为主任。我为了工作，也迁至草堂。他每天忙于教学，还要抽空和我核对、修改《舞台生活》，同时还积极准备把川剧的《鸳鸯谱》拍成电影。它是老作家李劼人先生在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的。一九六一年夏初，“峨影”的导演张波、成都市川剧院的编剧人员吴伯稚、周静与刘成基集中在署袜街招待所，研究、修改剧本，然后再把川剧剧本改为电影脚本。开拍时，刘成基和全体演职员搬到“峨影”去住。他在这部影片中担任艺术顾问，兼饰演中人乔太守。他既要忙于拍片子，又要兼顾“学员训练班”的工作，东奔西跑，疲劳已极，但他从来没发过牢骚，始终是勤恳地工作着。
一九六四年春，草堂川剧训练班学员结业了，党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年近六十一的刘成基不顾年迈，不畏艰辛，打起铺盖擦和年青同志们到农村去了。他不坐汽车，不住招待所，不搞特殊化，坚持演出，坚持排戏，受到观众和同志们的高度赞扬。可惜，为时不久，“文革”降临在祖国的大地。一夜之间，刘成基竟从一个一辈子从事川剧事业的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突然变成资产阶级戏剧霸、臭权威，被抄家，被封门，被批斗，被打骂，弄得妻离子散。刘成基对这场灾害是咎自己咎法的。一次，他被挂牌挨斗后，回到“牛棚”，把重重的牌子取下，好好地放在角落里。“棚”友们问他，这是为了什么？他笑嘻嘻地说：“留到好，往后不知道还要用它多少回呢！”一次，把他五花大绑，捆在解放牌汽车脑壳上，游街示众。回“牛棚”后，他兑：“观众多少天没和我见面了，今天总算和他们见
了见面。”干难万苦的折磨，并没有把刘成基折磨倒，他始终在笑骂中忍受着痛苦。
不留情的打击，不留情的病患，刘成基的高血压病症突发，接着是脑溢血，引起全身瘫痪。虽然他的女儿、女婿、儿子、媳妇等尽力设法护理医疗，但最后还是含恨而死了。刘成基是个有很高艺术水平的川剧名旦。特别在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得到了充分发挥其才能的优良条件，他像牛一样地为川剧事业拼命。他在“十年浩劫”中，虽然倍受摧残，可他没有掉过一滴泪水，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哭了。那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泪流满面，湿透了枕巾，但他说不出一句话，因为他已瘫痪，口哑了，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半个世纪以来，对旧社会的嬉笑怒骂，对新社会的热情赞扬，以及他那眉眼扭式所塑造出来的各类人物的生动艺术形象。
(一九八二年七月·日前夕)
我所知道成都回族的片段
杨伯康
一、成都回民的来源
成都之有回民，大概始于元末明初。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回民赛典赤·瞻思丁（一名乌马儿）任云南省行省平章政事（省的最高级官吏）时，曾率回回“官兵”、“工匠”在四川修桥梁，建栈道，立驿站，以畅通军运。元朝覆灭以后，这些“官兵”、“工匠”及其眷属部分就留居成都了。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凡有回族聚居的地方就要建清真礼拜寺。留在成都第一批回民在鼓楼街建了一座清真鼓楼寺，这个寺的礼拜堂可容纳三百人，回族的妇女和不熟悉礼拜仪式的小孩是不准上殿礼拜的。据此估计，当时成都的回民约有五百人。
康熙年间，清廷迁移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的回民“填川”，安置在南溪的李庄镇、键为的罗成铺、仁寿的青杠垭、内江的观音滩和隆昌的殷家坝等地。这些移民中以马、苏、张、蔡四姓的人较多。他们世代相传，各有口头族谱，如果有人问起他们原籍何处？连几岁的小孩也能随口回答：“我们是湖广‘填川’的”。后来，子孙繁衍，户大人多，原来插占的土地，已不能维持最低生活了。仁寿青杠垭的部分回民，首先迁来成都谋生。他们看中了被战争变为废墟的皇城坝，把它平整出来，搭棚摆摊，在那里宰牛羊，打锅魁，卖小吃，逐步发展为“回回”饭馆、包席馆和今肃娄（实即吟嘴楼）茶社等等。他们卖的饭菜味美价廉，深受
市民欢迎，生意兴隆发达。随后散居川南各地的回民也闻风而至，纷纷在成都皇城坝周围定居。
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后，清廷把俘虏的若干回回营押送成都附近管制“屯田”（约一千多户）。沿了解，大致有七个营安置在新都弥牟镇，一个营在成都北郊二台子（后来成都知县要在那里建城隍庙，又把他们迁进城内白丝街），有两个营在崇宁地区（现属郫县）。
由于以上原因，成都的回民人口逐步增多，至解放前夕，已近五千人左右。
二、清真寺的分布
成都晨老的寺是鼓楼街钟鼓楼门洞侧近的清真鼓楼寺，最大的是永靖街（原名西鹅市巷）的清真皇城寺。清真鼓楼寺建于明代，全部是溯椎木结构，大殿上空造作“藻井”，“藻井”中的“凤凰窝”直透屋顶，建筑华丽，极为壮观。清真皇城寺建于清代，寺近皇城，在民国初年军阀争夺皇城之战中毁于火。同时被毁的还有东鹅市巷的十寺，东御街的东寺和西御街的西寺。绕寺而居的数百家回族民宅亦同时被焚，损失惨重。
为了便于称呼，回民把其它八个清真寺简称为七、八、九、十寺和东、西、南、北寺。七寺在东华门南街，八寺在西华门八寺巷，九寺在皇城后子门街九思巷，十寺在皇城左前方东鹅市巷，东寺名东御街，西寺在西御街，南寺在纱帽街和江南馆街巷口侧近，北寺在白丝街。此外，在北关和西关外还建有坟寺。皇城坝还有个属于甘肃张家川、马震武为教长的甘肃义学寺（即今人民南路展览馆附近）。
三、靠城皇坝谋生
清朝初年，改明代皇城为开科取士的考试场所，但皇城前沿
经过清兵入据成都时的两次战争，已成为一片荒地，而成都的清真寺基本是建于皇城坝周围，足证成都的回民历来聚居于皇城坝，靠在皇城坝自谋职业维生。因而流传有两句口语叫做“不宰牛便宰羊，不打锅魁便吃饭（当兵）”。这的确是前辈回民利用皇城坝这块荒地为后辈开辟出来的一条求生糊口之路。所以，在清代和民国的二、三百年间，成都的回民深感离不开牛羊屠宰饮食业，更离不开皇城坝。
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前后，上海回民马裕隆来成都，买了一座公馆作宿舍和堆栈，在东大街的青石桥街口开设洋广杂货店；南京回民改善李在东鹅市巷清贞十寺侧的“津津祥”商栈后院开设××字号，批发舶来商品，并收购外销土产。由于他们资本雄厚，赚钱很多，回族同仁，不免见异思迁，因而以小本经营饮食业为主的安静多年的皇城坝也骚动起来了。他们竞相抽出人力资金去走马裕隆、改善亭等赚大钱、发洋财的路子，结果却被官僚资本和“千卡万税”压得粉碎，从而影响了“皇城坝”回民的祖传业务。自此以后的“皇城坝”，除了少数小商摊贩尚能保质保量勉力支撑外，多数摊贩都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了。就是名牌老赵家经营生羊肉和羊杂汤锅，在接近解放的时候，也全靠借“印子钱”和“猫盖屎”维持生活了。由于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思想侵蚀，破坏了回族的团结气氛，所谓“家大业不大，弟兄各分家，相距居不远，挂招牌来做啥？”以打锅魁为业的马家，“伙子里”（回族人）称他们弟兄为“大酥饼家”、“二酥饼家”、“三酥饼家”，王氏弟兄经营的烧鸭店，也被称为“大鸭子家”、“二鸭子家”、“三鸭子家”……。子孙繁衍，开店竞争，顾客也就有了选择，很自然地就出现了优胜劣败。过去回族祖先时常告诫的“要策佳一任”两眼瞪着“皇城坝”不愿发展变化的思想愿望，再也抵挡不住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了。
四、支持“三迁”摘建设
解放后，成都市回族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成都市回民人民代表会，后改为“成都市回民文化协会”，简称“回协”。“回协”的宗旨是配合党和政府搞好各项中心工作，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逐步改变回族人民在文化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态，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回协”成立以后就接受市政府下达的“三迁”（迁街、迁校、迁墓）的主要任务。迁街、迁校是因市政规划修建人民广场和拓宽干道的需要，拆迁“皇城坝”周围的贡院街、东鹅市巷、西鹅市巷、东华门街、西华门街、东御河、西御河、东御河边街、西御河边街、红桥亭、板桥子、小河街与湾湾棚子等十多条街巷的部分房屋建筑以及在此范围内的六个清真寺和回族举办的西北中学、清真男女小学。迁墓，是拆迁原老西门回族墓地，供铁路建设使用。毛主席在延安曾教导说“回民的事由回民自己搞”。所以政府把这项艰巨的拆迁工作交由“回协”领导办理。由于在市政府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下，迁街、迁校的工作都进行得比较顺利。而“迁墓”则是“三迁”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迁墓易和习惯上的“挖祖坟”联系起来，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回协”召开的街区回民代表会议上，着重宣传修建成渝铁路的重大意义，讲明人民政府交由我们自行组织拆迁是对我们回民大众的最大信任，随即将“回协”草拟的一套迁墓方案交到会代表讨论。在讨论会上，一致认为修建成渝铁路是我们四川各族人民渴望已久的大事，对完成这件大事所涉及到的“迁墓”问题，自行处理，这既是尊重我们民族的生活习惯，又是对我们的极大信任。“不能拖社会主义建设的后腿”，成了代表们的一致呼声。至于是否“挖祖坟”的问题，有的代表谈得好，既是自行拆迁，就不存在“挖祖坟”的问题，得到代表们一致赞同。为了迁得快，迁得好，代表们提出不
少建设性意见，如：“坟籍员”的安排，每区段不少于三人，其中要有阿匐，因为他们对迁葬所管区段的坟地情况比较了解，事前调查，等后对证都少不了他们；问事组要省一位能够正确回答问题的同志，要求回答的问题，既符合政策，又能说服群众；埋葬组的三人中也要有阿匐，需要的红花水、安息香、香饼子水等完全由队部开支；有户主请求念经的，阿匐可以接受委托；骨袋迁运组（用胶皮柴车）要注意尽量少受震荡等等。这些建议，易为群众特别是信作虔诚的老年人所接受，促进了工作的顺利进行，从而提前十天完成了原定两个月的迁葬任务，受到了政府的表扬。“三迁”以后，党和政府就大力解决回族人民中严重存在的失业、失学问题，使我市回族人民逐步走上了安居乐业的康庄大道。当前成都市的回族儿女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80年11月)
成都满蒙族片段史
刘显之
一、成都满蒙族的起源
据史料记载：清康熙五十七年，西藏地区由于和硕特部的统治与藏族封建领主发生矛盾，蒙古准噶尔部乘札袭击西藏，杀死拉藏汗。清廷遣副都统法喇率兵赴川协剿。法喇从荆州驻防八旗拨三千旗兵入川。藏乱平定，法喇奉命留旗兵一千六百人，在成都驻防。至乾隆四十二年改没将军。驻防旗兵及其幕属最多时于二万余人。今成都满蒙族，大部是他们的后裔。
另据我们满蒙族老辈历代传述：清朝入、中川后，调派满、蒙旗兵在全国各重镇设防，但最初四川尚无旗兵驻防。明朝末年，四川兵祸严重，臣地大贼荒废，成都附近的大姓官户，携带金银及旧房契据，纷纷逃进灌县以西地区居住。到兵祸平息，清朝招来陕西两广贫民来川开辟已荒废的土地，所开地方归自己所有，叫旗插占。经过移民们的艰苦经营后，生产恢复，商旅畅通。而那些逃走的大姓富户，得知兵祸已解，便聚集起来，想重返成都，收回他们原有的田土房屋，以致双方发生战争。他们的势力已从灌县进混到鄂邑、梁宁、彭泽等地，接接威胁成都。当时四川大吏尚未驻在成都，兵力不足，乃急报清廷把驻防荆湘和宁夏的旗兵调来平乱（现外西的营门口即为近年扎营地方）。在乱平之后，成都人总要求大吏答请清廷留下旗兵，以资防御。经清廷允准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起，由一司都统法喀和协
领、在领等军事率领来川平乱的激干旗兵，驻在成都西部。开始是轮番调换，由于交通困难，康熙六十年，才决定留下最后一批一千六百名，常驻成都，不再调换，并陆续抵旗兵的眷属护送来川，到乾隆初年才最后送完。此说虽无文献可证，但系满蒙族前辈代代相传，特把它记述出来，以供史家研究参考。
二、少城范围
史称秦封张仪治少城，可见少城这个名字是很古的。但是，古少城究竟在现在成都地区的那里，还不能确定。满蒙旗兵来到成都以后，当时四川总督兼巡抚年刻尧给修短的营房也称少城。它的范围是：西从老西门起，依大城城墙向东到西较场（现通惠门）军区后勤部）的西南角（现农行市场），东折到南较场（现五〇二厂）城墙上，北面出西大街、八宝街抵青龙街西口，转南到东门街东口，这一带城墙约一丈二尺高，由东门街东口再南到祠堂街东口，这一段城墙高二丈多，城砖宽大厚实，形势雄壮，是明朝蜀王修建的，又由祠庙街东口向南，经半边桥，沿平街到小南街南口，西南折抵南较场城墙，与从老西门南来的城墙相接，这段城墙也不很高。这也就是现今少城的范围。过去少城共有五道城门，老西门（指远门）在少城西北角，延庆门（小北门）在西大街、八宝街之间，设福门（辛计小东门）在东门街、羊市街之间，迎祥门（西御街小东门）在祠堂街、西御街之间，文昌门（小南门）在君平街、小南街之间。旗兵的营房范围，就在长顺街东西两侧的各条街巷，形状颇像蜘蛛。
三、图映将军衙署
清朝二三百年，各地驻防旗兵受军需制度的限制和官威的压榨，很少发生越规反抗的。光绪二十三年秋，成都忽有军民数千围哄将军衙署，气势汹汹，几乎造成大祸。起因是成都驻防将
军绰哈布深知清廷有叛旗的意图，又闻黑龙江将军有屯田的办法，他就打算把原租给汉民的成都东门外沙河堡的马厂收回，分给旗兵耕种，作为将来顺利叛旗的基础，以邀功皇上。不料有一个没有得到升补协领的佐领忠孝，怀恨绰哈布，他在奏摺还未拜发之前，故意把这一消息泄漏出去，以邀奸旗民。旗民对驻防官吏的贪污舞弊和对旗民的背叛压迫，早已怀恨在心，加以田间工作，本非所习，深感分田以后，粮饷一空，生活成了问题，心里非常不安。一天新威营士兵在西校场操练后，便集体闻到将军衙署，众口叫嚣，无法制止，男妇老幼，越聚越多，多达数千人，捣毁门窗器物，秩序大乱。官吏自协领以下都赶到头门劝阻，群众一见，更加愤怒，瓦片石块，纷落如雨。佐领桂星五，左额受伤，血流满面。将军绰哈布出来，立在威武梨侧，忽一人冲上，推倒威武梨上的大刀打来，幸为协领景运用手挡住，才没打着。正在纷乱当中，有看见佐领忠孝的，便高呼忠青天，忠孝赶紧退下，群众声势越发不能制止。这时在总督衙署当差的达贯之（回族），向总督赵尔巽报告，说旗兵反了。赵马上调动巡防军，在西御街的川东公署，晋平街的圣寿寺严密布防。他自己带了几个人，从西御街、祠堂街探察着来到将军衙署。这时新威营士兵已散，只剩下几百妇女老幼，他们召见总督，一齐跪下哭诉。赵答应同将军商量不分田，不裁旗，教大家回去，不要在此停留，大家才陆续散去。忠孝因有煽动嫌疑，被革职充军到新藏乌鲁木齐。并在旗兵中选择青壮者一千多名调川边的巴塘。辛亥革命后，忠孝才从新藏回到成都，但去巴塘的青壮旗兵则无一人生还。
四、创办两所小学校
自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的腐败羸弱已暴露无遗，欧美各国帝国主义国家都乘间之危竞相染指。
由是甲法战争、英法联军、甲午战争，接着进入国联军，连续不断的强敌压境，形势岌岌可危。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忡忡，起来找寻救国的途径。“教育救国”是当时最兴口的口号，创办学校成了重要途径之一。成都的满蒙知识分子，也在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中辰，创办两个新型小学，一是公立第三小学堂，一是八旗高等小学堂。
公立第三小学堂这个学堂是赵恩民、田宪之、赵子厚、孔静若、苏敬民等，就赵子厚所在支机石义学地点创办起来的。开办之初，教师都是纯尽义务，有时还要资助一点。但因风气闭塞，校址狭窄，学生仅有七人（峰峻、会文、钟绍、玉麟、锡恩、禄泰、维藩），也无校名。为谋发展，才商借旗绅刘介五的减隆街空余房舍，于同年七月初一日开学，始定名为公立第三小学堂（因在成都汉城方面先有第一小学、第二小学）。这时学生已增至数十人，教师也有相应增加。学堂对常驻教师二人暗交微薄薪资外，其余还是义务教学。对学生则只征少许杂费，即视其家庭经济情况，由家长自愿认缴，少的每月仅缴制钱壹百文，不能缴的，一概不收，对汉族学生（有十数人）也是同样待遇。第二年的学生又增加不少，现有校舍已不能满足需要了。此时有管缉室聚五，将他女婿鹤九皋协领实业街（原称官学街）住宅一院捐出（鹤九皋夫妇皆已死亡，遗下一妾由室聚五接到他家这活），并资助三百元作培修费。这年（一九〇五年）下期，即由减隆街迁到这里，学生益多，乃分甲乙丙三班教学，随薛学校右侧一段空地作操场（后修建六先生祠于此）。辛亥革命后，又集资把鹤宅旧房改建成宽敞明亮的砖木结构的两个教室和一幢礼堂。定名为“三英小学”，并照常规定额征收学费。靠东一个教室，是镇白旗满族佟筱山强力捐助的资金，所以这教室门面刻上“筱山纪念教室”字样。辛亥革命时成都旗汉的和平商谈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学校既收到零子巷，日本投降后，又迁回
实业街。曾一度把这个学校扩办为中学，叫三英中学，由于经费支绌，不数年便停办了。在这个学校作过校长的，先后有吴堡厂、孔静荪、童雨苍、雷履平、吴伯涵、刘少伯、联雨农、郝子旅、关发等人。一九五三年，由政府授办，更名为“实业街小学”。
八旗高等小学堂，它是在公立第三小学堂刚从支机石迁到咸睦街时，旗绅蚕架五、雷和春、赵惠民、哲明轩、赵铭恒、河清、陶芝生、邱金礼、广善、广续等多人，认为第三小学堂地址不大，发展较难。集议要办一个完善的小学。于是，积极筹措资金，由河清捐出他西胜街（当时叫右司街）东口菜园地，并请准将军拆卸少城书院房屋，招工修建校舍，购置图书仪器、体育用具和动植物标本，于这年（一九〇四年）冬月初十日开学。教学科目，有数学、民文、英语、地理、历史、图画、音乐、体育等。教师除满蒙族外，也聘有汉族教师。学生一律免费，并供给伙食。还收了陈培根、黄裳等十余名汉族学生，汉族学生和满蒙族学生享受同样待遇。由于河清捐地捐款，大家公推他为堂长（校长）。以后继任堂长的还有广善、广续。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广续以年老辞职，才由赵泰安主持校务，改称校长，并改校名为少城高等小学校。学校基金原存入商号生息，学校经费尚称宽裕，后因基金在巡防军的兵变中全部损失，不得不开始向学生征收学费。在赵泰安之后，继任校长的还有吴侯厂、童雨苍、孔静荪、赵剑青、李子耿、孔志孚。由孔志孚任职的一九三七年，依照仿政府的规定，成立了校董会，再改校名为私立少城小学校。一九三九年，学校被搬到金泉场（土桥）。不久，孔志孚辞职，由常同纲作校长。一九四一年又由金泉场迁到通惠门外的罗家碾。一九四五年春，抗日战争已接近胜利，又再从罗家碾分班分批迁入黄石街原组合小学校址。（因组合小学校营立少城小学后旋又停办）由于这个地点被新新新预备班所强占，当时心不
能全部迁入，直到解放前夕，报销撤走，学校才完全迁入。一九五三年春，由人民政府接办，改为黄瓦街小学，后又改名黄瓦街中学。
五、开办同仁工厂
辛亥革命时，成都的旗汉问题得到了和平解决（我曾写有一篇旗汉和平解决史料。载四川省文史资料第十辑）。军政府履行优待条约，拨款二十万元（军用票）修建工厂，安置满蒙人民。主办人是汉族有经验的董修武、裴钢。厂名改一视同仁之意，名为同仁教养工厂。厂址在西胜街西口靠波墙这方，直到实业街西口。厂的规模较大，内分纺织、毛巾、染色、油漆等科。在建厂初，即提出较大一笔的基金，存储国库生息，按月拨交工厂，保证了工厂的顺利进展。后来，军阀混战，割地自雄，一切政务，极度废弛，应拨该厂的息金，由不能如数照付，到一艾英名，厂务大受影响，而且所产产品，由于连年内战，积压难销，工厂资金日渐短绌，陷于半开半停状态。满蒙人士寄相春，都维屏接办，虽经多方努力，欲换巨额势，在资金短绌和百业凋敝的情况下，依然回天无术，以致江河日下愈来愈坏，终于在一九二零年被迫关闭。
六、旗务局与生计委员会
旗务局是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根据优待条约由内务司设置，以办理满蒙旗营后事宜的。地点在祠堂街人民公园对面。旗务局以后是旗民生计委员会，再后是旗务政民生计委员会。在旗务局时期，主持的是汉族人士，办了发给优待旗兵三个月的一饷银，颁发各个旗兵房产等证证，和清理官公财产等事项。以后该局交由旗籍人士管理，更名旗民生计委员会。担任会务的是赵惠民，继后是哲明轩、金静后、余洁齐、郝墨庄。在郝墨庄任内改
为旗籍贫民生计委员会。郑以后是冀如、白泽民。从这个会的名义来看，是办理有关旗民生计方面的事务。但由于满蒙族人世代当兵，坐吃铜粮捐债了，没有从生产常识与技能，因此该会只能按月收取房租，以维持会务。余款存入银行，作为年终发给满蒙人民度岁的费用。同时也有汉族人士捐出钱票米飞，来此发放，赈济旗民。在存款不足以发放最低的度岁费时，就卖掉一处两处房产来凑足。年年如此，房产口减。这个会就是在房产减少到无法维系时，就自然结束了。
七、满蒙两族人口的消长
满蒙两族受到清朝军营制度的种种束缚，加以辛亥革命以后，在政治上受到较大的歧视，这就加重我们的民族危机。根据后来的调查，在辛亥革命以前，成都的满蒙族人约达三万左右，到了临解放时期，仅有三千多人了。那占百分之九十的人哪里去了呢？就是穷死了！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虽然发了三个月的铜银，但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不久之间，便用得精光，就只有卖掉自己的住房来维持生活。可是当时一甲地（约等于0.8市亩）连同三间住房才卖四、五十元的军用服，后来曾长到二三百元，但是还不经用。也有去做小生意的，几下就把本钱搞光了。有点文化的便去教学，或在单位写字，才勉强维生。一些青壮年就去当兵，老弱的就四方流落，不是饿死就是自杀，由于怕笑话还走到较远的地方去死。仅就我知道的，有罗某的女人，把衣服用针线密缝后，去到犀浦投水自杀。贼匪街东口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大家唤她有干娘）和现小通巷一个姓步的，都是跳水自杀的。因此满蒙族人民，在此时期，死亡率特大，原住贼匪街和桂花巷的约有五十户左右，现在仅存七户。在栅子街、奎星楼也有四、五十户，现在仅存四、五户。头胜街、将军街、永兴街和井巷子等地，都曾是满蒙族聚居的街巷，而现在的东胜街，满蒙族连一
户也没有了，永兴街只存四户，井巷子只有二三户，而且都不是原来的住户了。到了解放以后，党的民族政策公布了，满蒙两族人民都欢欣鼓舞，而且渐次都有了工作，满蒙族人口才得以日趋增长。估计现在已由三千多人增加到四、五千人了，这是满蒙族人口消长的大概情况。
八、旗汉通婚
异族通婚问题，在民族界限还严格存在时，是不可能的。当初满蒙旗兵和陆续送来的眷属，都住在成都西部的少城。有一道城墙与居住汉族的街道相隔。只是为了生活物资的需要，准许个别男丁到少城以外购买商品。一般与汉族不通往来。民族界限如此严格，哪还记得上通婚。到道光时期，虽有满汉通婚的号召，但满蒙族高傲自大，除少数纳汉为妾，都不屑与汉族通婚。光绪二十年以后，虽又有通婚的诏令，但仍没有实现。辛亥革命后，驻防势力不复存在，由于生活上的需要，旗汉的接触才比较频繁起来，渐次有通婚的。尤其在解放以后，各民族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平等生活，和睦相处，满蒙族同汉族的界限进一步消除了，通婚问题才得到健康的正常发展。
（一九八二年四月写）
成都荣乐园
川味正宗之一
兰云峯
中国的烹饪技术，有悠久的历史，是传统的文化遗产之一。由于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幅员辽阔，各地的习俗，不尽相同。因而各地的菜肴，各有特色，从而发展成为几大菜系，四川菜就是其中之一。川菜形成一个派系，也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许多人智慧的结晶。
荣乐园的川菜之所以著名，主要是不墨守成规，善于吸收全国各地烹饪技术的长处，又严格保持四川菜肴的特殊风味，所以它的格调清新，独树一帜，被誉为“川菜正宗”，名冠西商。因兰光鉴是荣乐园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对荣乐园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所以，周学怀曾有诗赞曰：“治庵何止千万人，川味当然推兰光鉴”。
荣乐园一几一二年在成都开办，后来由于国民党经济崩溃，通货膨胀、工商凋敝，百业不振，遂于一九四八年倒风袭蓉之时，无法支持，不得不宣告破产歇业。它存在的三十六年中，为川菜的改革、创新、丰富和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是成都人民有目共睹的。
荣乐园是由原“正兴酒”餐馆的贩乐斋和我父兰光鉴、叔父兰光荣、兰光燮共同创办。我对它的发展经过有所了解，本着存真求实的精神，写出亲见亲闻的事实，供研究成都工商史的参考，如有不当，希同业前辈不吝指正。
一 兰氏弟兄学艺经过
兰光鉴出身于贫苦家庭，同胞兄弟共三人。父兰治平，母田玉芳，均从事帮工过活，家庭经济极为困窘。他十三岁时，经人介绍到成都一家大包席馆“正兴园”当学徒，学艺糊口。当时的“正兴园”是满族人关正兴开的，继后由其子宝贵书（满族规定子不袭父姓）经营。它拥有名厨甚多，专门承包上层人物的筵席，由于他是满族，官场中都有心照顾，业务很好。包席馆于工作的特点，是前一天的晚上，必需把第二天席上的用料加工成半成品，如发海参、鱼翅、玉兰片等，这些准备工作是学徒工的事情。老板的生意越好，学徒一年四季都在熬更守夜，年终只有几个压岁钱，没有什么工钱。尽管这样苦，兰光鉴仍然勤奋工作，钻研烹饪技术。因为有了手艺，颇受师家赏识。不久他的二弟兰光荣也到“正兴园”来当学徒，弟兄二人常在一起相互切磋技艺，又肯向同行中高手请教，功夫日益精进。满师后，他们两人被留在“正兴园”工作。当时，餐馆包酒席是把菜肴捏到顾主家里做的，包席馆子本身没有宴会的场所。设宴的人多数是达官显宦、豪商巨贾。清廷规定做官要避籍（本地人不能做本地官），所以清代在成都来做官的，百分之百是外省人。至于票号，典当等大商号，也多数是山西、陕西两省的人。他们都带有家乡名厨师，一是表示阔气；一是怕四川菜不合口味。这些厨师都有特殊技术，故每次席菜上必然有主人的家乡名菜加入席中，让客人品尝异乡美味，以示新奇。兰氏弟兄平时既肯研习烹饪技术，就不放过这种机会，千方百计去学习省外的烹饪方法。尤其是山、陕西省的面食，兰光荣学了不少。当然要学到这些技术，但不是轻而易举学的。有技术的师傅，都是很保守的，过筋过脉的地方，是不肯轻易指点的。兰氏弟兄下了很大的功夫，常常在他们操作时，在旁细心观察，刀法、取材、调味、火候等等，都默记在心，偷
偷地反复试做，不把别人的技术偷学到手，不肯罢休。这样，成年累月，就累积了不少各地的烹饪技术和知识，为以后自己发展和改革川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创办荣乐园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满族一下子尖掉了权势。“正兴园”的生意随之萧条，宝贵书也无心再经营了，准备歇业。众多的厨师、徒弟，都面临着一个出路问题。兰光鉴的师叔李春廷、师弟张海清来约兰打伙开包席馆子，兰光鉴一则没有本钱，一则觉得他在“正兴园”处了十几年，师徒情谊深厚，不能在家临难之时，丢脱不管、应当善始善终，协助师傅把善后问题处理好，再说个人的出路问题，就婉言谢绝了。第二年（1912）“正兴园”完全结束，兰光鉴离号时，三师傅（宝贵书之弟）还握着他的手哭了一场，鼓励他自开馆子，可见他们师徒之情，非比一般。后来兰光鉴在经营“荣乐园”时，一直对师家有一定照顾，从不间断，直到四八年停业。
一九一二年秋，兰光鉴离开“正兴园”后，他的师叔戚乐斋想开包席馆子，缺少可靠的帮手，他明知兰光鉴没有本钱，但认为兰人很能干，技术又好，所以主动几次三番劝说兰的母亲，叫兰出来和他共同开馆子。戚把兰母说答应了，兰光鉴只好同意。当由戚拿出三百个大银元做本钱，兰家三兄弟都参加工作，出力不出钱，就把馆子开起来了。因为本钱短少，就和湖广馆兴隆庵的住持眼澄和尚商议，馆子暂设在庙子内。湖广馆是成都一个大菜市，比较热闹，对开馆子也是有利的。
馆子的招牌，兰光鉴考虑到本钱是戚乐斋的，荣誉应该归于戚，就取名为“荣乐园”（“园”是馆子的通称）。馆子虽是开起来了，但当时成都经过辛亥革命“十月十八”打启发的兵灾后，市面还没有完全恢复，显得萧条，经常包席设宴的人少，开馆子的
就罢四处打听某大人物、大商家、大领导有什么宴会，设法上门兜揽生意，对外接触联系业务就很重要。兰光鉴在外面人地熟，又长于交际应酬，就由他负责对外。戚乐斋延老前辈，本身又有一套好技术，能够服众，就由他负责内部工作，如厨房管理、人员调配等。兰光璧能写会算，就负责管帐。厨房里只有兰光荣，人手不够，兰光鉴就去邀请三位师弟吴文宣、邓厚泽、周映南来共同合作。他们三位都有高超的技术，兰光鉴称吴文宣为候补詹王菩萨（馆子行业供的神）厨子精；邓厚泽是出色的总调度（同时指挥白十泉酒席开出）；周映南擅长做精细菜，又能作西菜（解放后在金牛坝为首长做菜）。至于兰光荣的白案，手艺是同行中少有的。这样，厨房里的班子就硬扎了。
这时，从“正兴园”出来的李春廷、张海清等开的馆子叫“春和园”、“醉陶村”，连同“荣乐园”基本上都是“正兴园”的一班人马，烹饪技术也是“正兴园”老一套传统格调，很少改变。兰光鉴认为这样下去不行，缺乏竞争力，不改变菜目，多出花色品种，不会把生意做活。但戚乐斋是一个维护老传统的卫道士，不赞成改革，兰光鉴只好先在陈旧的申席点上加以改变。如用山西的撕耳面代替一般的杂酱面、红汤面、甜点方面废除什么酱米酥、黄豆糕等旧式点心，代之以米酱盒、洋芋饼等新式点心。就这样由小而大，由中点而菜看逐渐改进，改变虽不大，却已一新耳目，受到欢迎，荣乐园才在筵菜业中站稳了。
三 荣乐园的初兴
民国初年，成都包席馆子很多，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五柳村的聚丰园。大宴会的生意，大部份都是它做了。其它的包席馆子，只能作点小宴会的生意，是不能与它竞争的。
一九八八年，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兼四川督军熊克武任成都。某次熊为庆劝说寿举行盛大宴会，经人推荐筵席由荣乐园承办，
订做鱼翅席一百桌。这次是唱戏饮酒的宴会，会场设在一个大戏院里，台上唱戏，下面就设座安席。熊为了避免客人拥挤，开席有困难，就叫安“流水席”，客人坐满一桌，就开一桌，这样安座开席，就有秩序，不会嘈杂纷乱。没有开席的客人可以安心看戏，开席的可以开怀畅饮。可是馆子方面，就很不妙，大批酒席，要一桌一桌的安坐开席是很吃力的。尤其是原材料准备不充分，厨师技术不过关，往往会出丑。因为一是说要就宴，二是有几席就要开几席，三是临时增加席桌或减少席桌都要来得利落。这些都是很老馆子里的总调度和厨师的手艺的。记得曾经有一家大馆子闹过一场笑话：它也是承办宴会，顾客订的是四十桌海参席。在出头菜海参时，规矩是每一份端走一份，那知掌瓢的师傅，手上功夫不到家，拿不稳，才背到三十二、二份（即上三十二、三席），锅里就没有海参了。前面端去上席了，不能勾些出来，后面差几份，怎么办？因此大大出丑。所以大宴会席桌多了，不是那么容易承办的。
那天是熊督军宴客，场面很大，怕出漏洞，就由兰光鉴亲自担任总调度。因为来的都是达官显贵，稍为怠慢就会撞祸。兰光鉴大场面见得多，很有经验，所以安排酒席很有条理，有秩序，指挥灵活、应付裕如，没有出现一点忙乱现象。来的客人吃得舒服，都很满意。席终，熊克武对兰大为夸奖，立即叫人给兰光鉴送了一个十四色礼品的“大抢盒”（从前送礼用两人抬的工具）表示谢意。等后，熊常对人说：“我指挥一个大部队作战，没有问题，要我指挥这个场面就不行了。真是行行出状元呵！”
从此，熊对兰光鉴另眼相看，凡是督军公署的大小宴会，都叫荣乐园承办。在荣乐园经济周转有困难时，还可以在督署军需处先去借支，没有数目的限制。兰光鉴就利用经济周转灵活的机会，把荣乐园加以扩大，从兴隆庵迁移到布后街。准备打破上门承包酒席的旧习，增加设备，辟了两个场、接待客人住宿子里
开篇。但是，那时的官场中人，都习惯于在家里设宴，才显得有派头，认为馆子里俗里俗气，不愿在那里坐席。因此这段时间，荣乐园还是上门办席的，馆子里开席的少，业务发展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它的包席业务，已超过其它馆子，仅次于聚丰园，在同行业中崭露头角了。荣乐园能够在短期内发展起来，是与熊克武的支持分不开的。熊兰关系，也因之密切起来。后来，熊克武被蒋介石软禁虎门，曾来信托兰光监察官他唯一的—院住房，直到解放，熊返蓉后，还请兰吃饭，表示感谢。
四 中途风波，促进合作
三十年代，成都社会风气逐步趋于在餐馆中设宴。因为餐馆请客，省去繁文缛节，至多三几小时就终席了，家中设宴，往往要耽搁一天。顾主为了减少麻烦，感到餐馆宴会方便，一时各个餐馆都设起座场来了。荣乐园虽只有三席的座场，却天天客满。有时订坐到四、五天以后。因为生意好，增加了一些学徒、杂工，管理也就麻烦了。这时有个杂工是戚乐斋介绍来的，他仗恃与戚有关系，常常不重视号规。有一次开大锅伙食，动用了上等材料，兰光荣批评他，两人就吵起来。戚认为伤了他的面子，也就与兰光荣吵起来了。二人愈闹愈凶，甚至闹到要散伙。过后，成长时间不来号上理事，请也请不来。经兰光签约同各位师兄弟反复研究，才决定把荣乐园改成“祥记荣乐园”，戚乐斋与兰光鉴都不负实际责任，让戚在家休养，全家生活费用由荣乐园负担。兰光鉴只负经理的名义，以便对外。内部事务分由吴文宣、邓厚泽、周映南共同管理。这三位师弟本来是商超技术的，因戚乐斋管理很严，一切按老规矩办事，没有机会让他们表现才能。现在，兰光鉴放手让他三人分管内部工作，主要是可以尽量发挥所长，待遇方面一律平等，凡兰、戚两家分什么，他们三家都有，无厚薄之分。这样一来，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于是，大家
更加齐心，和衷共济，把荣乐园当成大家共同的事业了。俗话说：“三人同心，其利断金”，荣乐园在师兄第大家协力合作之下，业务就蓬勃的向前发展。
戚乐斋性格古怪、爱哭人，但工作认真，管理严格。荣乐园的师傅、徒弟、工人对他都有些敬畏，只要他在厨房里，没有人敢偷懒，但他在烹饪技术上却墨守成规，不敢在菜肴上改变花色品种。这是因为清末他在“正兴园”工作时，第一次一个大官请客，席桌是由他负负做的。饭后，这位大官把他叫去，问席上的鱼叫什么名称？他筹是五柳鱼。六官说，五柳鱼怎会在上面搬些红辣椒丝？他筹是泥色彩的。大官吼道：“胡说！先给我打五十个手心！再回去问你的师傅。”这颗手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对于川菜的改革不是那么赞同的。在他主管荣乐园内部的时间，菜肴基本上是谁持老一套作法，变动不大。所有徒子徒孙，没有那个敢大胆创新，大胆改革。兰光鉴却不是这样，认为老是陈腔老调，会使人生厌，只要改得有道理，改得好，任何人吃了都会满意的。所以荣乐园改组以后，兰光鉴首先主张改变菜肴，解除传统的束缚，大家敢于大胆放手，新的菜目就层出不穷了。
兰光鉴为了报答戚乐斋出资创办荣乐园，除了按月由荣乐园负担减全家生活费用外，并为戚购置住宅一院，同时吩咐厨房，每天威要吃什么，就弄什么，无论怎样，都要使威过得满意。他对兰光荣、光馨解释说：“我们三兄弟都在号上工作，全家十多口人生活费用都是号上支付，我们又没有一个本钱，饮水思源，应该报答戚师叔。所以无论怎样要先满足戚师叔的需要，他有需求都应全力办到”。因此荣乐园改组以后，戚乐斋虽不过问荣乐园的事情，兰家弟兄和店上职工，都不敢对他有一点疏忽怠慢，除了他全家平日生活费用荣乐园照付以外，其它有所要求，无不用办。戚乐斋也从不说长道短。因此盛兰两姓，亲如一家，这样
和睦的伙计，是少有的。
五 荣乐园的极盛时期
荣乐园由于积极改变菜目、花样翻新，很受顾客欢迎，生意越来越好。但它只有三个座场，接待不了许多顾客，扩大房屋场面就刻不容缓了，却又一时筹措不出大量资金。一九三三年，适逢业主要出售布后街的旧址。兰光鉴就找到老主顾安元璋商量，结果由安劝其亲戚李其相（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出资买下旧址，改建楼房，长期租与荣乐园使用。所耗用的建筑费，由荣乐园按二分之一的数目交付给房主，作为租房的押金，其余一半、每月按银行利息折算，作为租金。这样优厚的条件，新房主李其相就接受了。房屋扩建工程由蜀华公司设计承建，建筑很合理，单是设宴开席的房间十六间，可以同时接待近百桌的客人，为荣乐园扩展业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兰光鉴在座场布置上费了一番心血，为了要显示第一流餐馆的格调，在上海订制了印花台布，玻璃桌面，高级皮沙发等，把十六个房间布置得非常富丽堂皇。对于食用器皿也非常考究，派专人到江西九江定烧各色仿古瓷器，从汤匙到盘碗约计数千余件，并把原有的少数真正象牙骨的筷子，添制到将近百桌。这样的排场，当时成都是绝无仅有的。他为了要使座场脱俗，富有诗情画意，给客人添助雅兴，对四面墙壁、如何安排字画，也费了不少心思。兰氏兄弟三人都酷爱字画，平时就收藏了不少名人书画，为了布置新座场的需要，更加大力征求。当时的名书画家如向仙乔、盛公伟、冯骥父、黄君辟，李著瑞、张钹邨等，都是荣乐园的长期主顾，就有机会征求这些名人的手迹。这十六个房间的字画，每个季度要全部更换一次，没有干多张字画是办不到的。兰光鉴常说：“现在是小名家的字画，也要征求、不能放过，因为他们将来就是大名家”。兰光鉴收藏字画成癖，珍品尤多，他常
说：“我把清代所有状元公的书法已收得差不多了。”
荣乐园的建筑、设备和店堂布置，在当时筵蒸业虽已首屈一指，但由于新埠餐馆如雨后春笋、著名的就有哥哥传、姑姑筵、颐之时、竟成园等等约二十家，竞争相当激烈。兰光鉴认为单改菜肴花样还不行，为了还应当时顾客的需要，决定把传统形式的台面，实行大的改革，将全席上的什么瓜子手碟、四冷碟、四热碟、四对银、中点、席点、糖碗及八大菜肴通通予以改变，就是入席前废除中点，就座后先上四个碟子（冬天用热碟、夏天用冷碟）作为筵席的开始，跟即就上八大菜，最后一个汤吃饭。这种台面，短小精干，它既可以把燕窝席，鱼翅席，鲍鱼席等席桌上的精华菜目，挑选一二加入席中，增添风味，又减少了为摆排场面实际上吃不到它名下的次等菜，节约了顾客的开支，因此深受顾客赞赏。这种席桌，兰光鉴起个名字叫“便饭”。这一改变，荣乐园每天都要出售酒席数十桌，轰动了全行业，业务大大的发展了。以后这种“便饭”普遍为成都筵蒸业所采用，相沿至今。
荣乐园能够在成都长期享有较高声誉，还与厨师的技术高超分不开。曾经有一件比较突出的事情：一九三四年，刘湘驻成都时，他的军师兼模范师长刘从云也到成都，常在荣乐园包席宴客，往来较熟。一次，有人给刘从云送了一根大象鼻子，这是八大山珍之一，过去封建王朝的御厨才有烹饪象鼻的技术。刘从云派副官将大象鼻子送到荣乐园交兰光鉴说：“刘师长某天要招待贵客，象鼻子是主菜，你们配上一桌上等酒席，价钱不论多少，一定要弄好。”兰光鉴把大象鼻子拿到厨房，对几位师弟说：“这是刘师长拿来考我们手艺的，做不做得来？我们荣乐园自开张以来，还不曾遇到难题，这是第一巨呀！”大家把那又厚又粗又硬的大象鼻子看了又看，面面相觑，都只听到说过，没有那个见过，怎么做呀？最后周映南出来说：“大家不要急，让我来试
试，一定要给荣乐园争个面子。”到了宴会的当天，周映南煞费苦心地烹制出象点子。刘从云和其它客人品尝后，啧啧称赞不已，一致认为荣乐园能做御厨的名菜，了不得！于是在社会上起了很大影响。
抗战后期，英美援华助战空军驻在成都，他们都爱吃中国菜。如著名的英国坦克司令韩可、美军军官阿根、飞虎队长陈纳德以及法国领事等一般盟国官员，都成了荣乐园的座上客。因此，荣乐园的名声就传到海外了。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名流”黄金荣、杜月笙托人来成都向兰光鉴示意，希望他把荣乐园搬到上海去开设，准备把上海“大世界”全部拿来作营业厅，筹建资金由上海方面负责，荣乐园的商誉（招牌）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其余沪、蓉两地各占百分之四十。一句话，荣乐园可以一切不称，只出人员。兰光鉴觉得自已是学徒出身，纯属商人，与这些“名流”打交道是不够格的，同时，这两位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恶名也是很可怕的，怎么能够合作。因此，在他们吹得天花乱坠，兰都婉言回绝。
六 乐荣园的川菜流派是怎样形成的
荣乐园对于菜肴烹饪特别认真，随时增添和改变品种，以满足广大顾客的需要，这是它经营的主要方法。由于长期不断的改制、创新，它制作的菜肴品种花色竞达数百余种之多，把全国几大家系的名菜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菜肴，都加以揉合改制，纳入川菜体系，使原来非常单纯的川菜，变得丰富多彩，美不胜收。如广东的生片火锅、蝴蝶混炖、江浙的虾爆鳝、醉蟹，山陕的醋溜鱼、南边鸭子、纯菜鸽蛋等，都是省外名菜，经过兰光鉴改制后，完全适合四川人的口味成了川菜。再如佛教中的罗汉菜、素烩，伊斯兰教中的榨羊羔，炒锅蒸，都经过改制用来上席。炒锅蒸原是用肥儿粉作原料，配以菜油炒制而成。兰光鉴认
为太简单，不能适合席桌上的需要，叫孔道生改用面粉，配以各种蜜饯佳品试制，经多次实验成功，定名为“八宝锅蒸”。道教九皇会吃的素菜，多是用萝卜、窝笋、高笋作成，受到一些人的喜爱。荣乐园将其改制，加上猪牛肉丝，起锅后撒上蚊子一把，又是一种风味，取名为“回挽汉”，又名“野鸡红”，也用在席桌上。兰光鉴还把一般民间菜与席桌上的上等菜焙合，粗菜精做。如一般家常的鱼香油菜若加上鱼片，黄豆芽加上尤鱼丝、冬笋丝，品味就特别不同。甚至连街头巷尾叫卖的蒸蒸糕，加上精美的的心子，也搬上席桌。
兰光荣是“白菜”中的高手，他在面食上下的功夫最多也最深。很早他就把广东的鸡龟因改成五仁饼，后来烧炙人口的蟹黄银杏、改良锅炸、虾仁软炒面都是他搞出来的。他不仅在面食上有很多创新，就是菜着上也有不少改革。他是主张改革老一套传统最力的人，因此同行中说：“兰老二离经叛道，违反前传后教。”他却毫不在意。
抗战中大批江浙人和扬州妓入川，他们会做一种“花椒鸡”的名菜，这个菜是鸡粒小，味道回甜，辣味不重，道地的江北味。周映南发现这个菜受欢迎，就与吴文宣、兰光荣等人，研究品尝后，将其改制，鸡粒加大，用大量的花椒与辣椒烹制，成为川菜中的冷碟佐酒名菜。
他们还大胆的引进西菜，改为西菜中吃，非常成功。如美国的露笋，改成露笋禽蛋。印度的咖喱鸡，改成碗装小块上席，法国蘑菇，引用为蘑菇禽蛋。美国的樱桃，改成樱桃冻，作为最后的糖碗上席。既可帮助消化又有醒酒的功效。其中难度较大的是国外的火鸡（ken），它原是整个推出，由主人分割散客。荣乐园把它改成外包闷油用叉烧作成后，分三部份上席，取名为“叉烧鸡”。再如西餐中的番茄蛋黄虾仁炒面，它的特点是番茄与虾仁要粘在面上，面是用鸡蛋黄作的，这样成品色泽是红、黄、白
十分美观，其味特别鲜美。但作法很不容易，经过若干次试验，还未达到应有的水平。由此可见，菜肴改制和创新都是要经过相当艰难的摸索，反复的试制，才能成功的。
荣乐园不仅把川菜发扬光大，形成全国一个著名的菜系，而且还培育出不少高级厨师。如张松云、孔进生、刘笃云、周海秋、曾国华、华欣昌、毛齐成等，都是突出的人才。解放后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用，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因此，荣乐园的烹饪技术、操作方法得以完整的留传下来。
七、荣乐园在管理紊乱和社会经济崩溃中垮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反共立场，又发动不得人心的妄图消灭共产党的全面内战。弄得民穷财尽，法币疯狂贬值，物价一日数变，正当工商业者都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四八年秋，情况更为严重，法币已贬值到数百万倍，币面萧条，不景气弥漫全城。一些银行、钱庄、字号、公司、商店无法支撑，成批倒闭，牵涉面之广，为历来所未见。荣乐园本身没有经济实力，经不起这股巨大的风浪袭击，不能支撑危局，只有宣告停业。后又成立债权团，清理结束。曾在成都筵兼业独占鳌头的这家大餐馆，就这样垮台了。现在回忆起来，真象一场恶梦！分析它招致失败的原因，约有两个方面：
1. 内因：
荣乐园的内部管理，是沿袭“正兴园”的方式，家店不分，成了所谓的“包包捐”，没有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有赚就加进去活动，亏损就吃老本，仅那一摊子在搞。兰家、戚家要用钱，都在柜上去套，帐目一直是浑乱的。因为摊子大了，每天内外外的事也多了，兰光荣、兰光睦忙不过来，监督管理就有些松懈，以致收到包店款项的人可以私目挪用去搞囤积货物的勾当，厨房内个别人可以对外承包伙食，收入算作他个人的，原材料以
及半成品，咸、兰两家可以随意仿制，其它的人甚至连有偷窃行为，小量的明拿暗取，更是不在话下。所以管理不善，是它招致湾台的主因。其次，咸兰两家成员共约二十人左右，无职业收入，全靠店里供给清耗的点一半以上；部份人还有吸吞赌好，在外工作的人，也不能自给，还等于在家退坐吃。店主应两家生活，实在可观。加之，荣乐园本身的固定职工将近百人，业务好，不觉累赘，业务不好，又不能辞退，而这些职工还要养活他们的家庭人口，不管有无业务每月都要支付他们的工资。曾经有人建议裁减职工，兰光鉴极力反对，他说：“我们荣乐园绝不能辞退职工，我就是学徒出身呵！生意不好，大家喝稀饭也要掩在一起！”
2. 外因：
抗战以后，法币贬值，起初还不十分利害，到了四八年法币贬值的速度就吓人了。一、二月份大约半个月打个滚，三月以后，就是九、十天甚至两三天涨一倍。荣乐园是于定席桌的餐馆，买主总是提前几天订席，到开席时，物价已经涨了，分明是赚钱变成赔本。更何况有些顾客吃了不是付现钱，必须餐馆派人去收，最快也要拖两三天，才能把席款收回。这样一来，物价已经打了滚，原材料买不回来，损失只好自己承担了。加以在那个社会里，有些大官僚、特务、哥老头子之类有权势的人物，他们自己吃了不给钱不说，还经常邀集朋友来吃酒席，好象馆子是他们开的，吃了把咀一抹，也不道个谢就走了。开馆子的照例不敢去收钱，一怕万一出了事，求他们庇护时他们拖眼皮不管，二怕他们打坏主意整你，防不胜防。这些损失，每个月不知有多少起。
记得我父亲兰光鉴对我说过，做馆子生意，对有面子的大主顾，尤其是要放帐的，收好多，算好多，不能指望全部收回来，万一溢了帐，只有自认倒霉。从前，大军阀赖心辉驻扎成都时，是荣乐园的老主顾，照顾的次数很多，不料后来他垮台了，离开
丁成都，积欠的席款就有四千八百多块钱记，上那几笔收呢？这笔帐就滥了。成都警备司令尹廷虎，是成都治安方面的总负责人。每天早上都要荣乐同给他准备一份鸡肾、鸭肾汤，他天天来吃，吃了不给钱。他又经常变容，十回就有九回半在荣乐园。我父亲特别叮咛相上，钱不能收的。荣乐园开了二一年多，这些事儿几乎天天有。日子久了，荣乐园怎能招架得起。
有了以上这些内因和外因，所以，一遇上市场经济大动荡，就经受不住，无法撑持，只有关门大吉。但是业务虽停，开支不能马上减少，人员不能马上解放，只好变卖保假设备来维持，直接到五〇年上半年，完全山穷水尽，才将兰光鉴三兄弟的住房一院变卖摊帐，彻底宣告破产！
附记
解放后，荣乐园餐馆已经破产结束。其众多的门徒、职工，皆分散在成都其它一些大餐馆中工作。企业虽不存在，但它的烹饪技艺在川菜中却已形成了一个流派，同业称之为“菜派”。其中代表人物有张松云、孔道生、毛齐成、曾国华等特级技师。他们的烹饪技术，在成都餐馆中是名列前茅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决心要发扬优良传统，开展四化建设，搞活经济。因此，四川省饮食公司积极与美国纽约建康食品公司谈判，商定合资经营川菜餐馆，定名“荣乐园”，技术力量以“菜派”为骨干。既然国外打出了“荣乐园”的招牌，国内也就必须恢复“荣乐园”。所以，饮食公司特于一九八〇年先将成都骡马市街“红旗餐厅”改名为“荣乐园”；同年六月，在美国纽约合资经营的“荣乐园”即正式开业，特派原成都荣乐园特级厨师曾国华前往纽约荣乐园，负责全部烹饪操作技术，竞出了“菜派”的特色，使川菜在海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为伟大的祖国增添了光彩。（一九八二年十月完稿）
成都的茶馆
陈茂昭
成都之有茶馆，现在还不知道始于何时，本文所谈的上限于辛亥革命即一九一一年，下限于人民政权成立之日即一九四九年这段期间一些情况。在这四十年内，又以最后十来年比较容易了解的情况较多。其有参证不易、真伪难分的情况，不便任意网罗，率以已意，颇有裁剪。
一、成都茶馆的分布
成都茶馆之多，向为全国之冠。据清末付樵村所著《成都通览》载，一九〇九年成都有茶馆四百五十四家。二十多年后，成都《新新新闻》报一九三五年一月统计，成都的茶馆有五百九十九家。到一九四一年原成都市政府编制的统计表列，成都茶馆为六百一十四家，其会员人数居全市工商业第五位。截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成都市茶社同业公会记载，茶馆数目为五百九十八家。由此可见，从一九〇九到一九四九的四十年中，成都市茶馆少则四百多家，多则六百家以上，增减变化并不太大，这个行业是比较稳定的。
再以成都的街巷数字来看，据《成都通览》说，一九〇九年成都有街巷五百一百六十条。一九三五年九月《新新新闻》报统计，成都有街巷六百六十七条。据此，成都全市街巷约计六百余条，每一条街巷，都几乎有一家茶馆，可见它和市民的生活关系相当密切的。
茶馆的分布，有疏有密。就一九四九年来说，城内占百分之四十三，城外占百分之五十七。而城内的东城区又比西城区多，这是同市场繁荣情况和人口密度分不开的。茶馆的规模，分为大、中、小型，大型只占百分之十，小型占百分之二十八，中型占百分之六十二。大型茶馆多在城内，中型茶馆多在城外，都是自然形成的。但在一定地区内，商店、游人的多少又与茶馆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商店密集的街道或游人众多的地区，茶馆必多；反之，茶馆必少，在解放前几年一段时间内，以春熙路为中心，北有正娱、紫萝蓝、新仙林、新蓉（桃园政的）、白玫瑰、品香、吉安、二泉、宜园、双龙池、三益公、漱泉、益园等十三家，南有春熙第一楼、益智、清和、部益（歇业后，其隔壁才从庆云街迁来饮涛）等四家，共有十七家。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里有杭流、鹤鸣、绿荫阁、永聚、文化、射德会等六家。商业繁盛的东六街，从东到西，下东大街到有关东、闲居、主自清；中东大街有槐园、三桃园、东篱；上东大街有沁园、刘家祠、多福尔、留芬（一般呼为包馅驿）；城守东大街有华华、掬春楼；西东大街有会友轩，共十三家。湖广馆街、棉花街、书院南街有茶馆七家。鼓楼南街、鼓楼洞街、鼓楼北一、北二、北三五条街共有茶馆七家；每条街平均有一家半。至于不热闹的街道如马镇街、小关庙、东通顺街三条街只有茶馆三家；往下，暑袜北三街、弥青树街、拐枣树街三条街有茶馆两家。再往下，几条街以上才有茶馆一、两家的，不再列举。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偏僻的街巷。
大、中、小型茶馆的分布，也取决于商店、游人的多少。商店、游人多的地方，没有小茶馆；商店、游人少的地方，没有大型茶馆。具体情况是：最热闹地区的茶馆，大型多、中型少，没有小型，例如春熙路的十七家茶馆中，大型一三家，中型五家，没有小型。东大街的十三家中，大型八家，中型五家，也没有小型。其次，比较热闹之区，则是中型较多，大型较少，也没有小
型，例如鼓楼街的七家户，大型三家，中型四家。锦江路、美草湖街、茶袋巷、青石桥南街、中街、北街共有茶馆五家，都是中型。其他商店很少的偏僻街道和城外街道的茶馆，都只有中、小型，没有大型。
二、招牌和行话
成都茶馆的名称，一般是茶馆、茶社、茶楼。茶园则是剧院的总称，虽也卖茶，却非茶馆。也有以园、亭、轩、阁、厅、处、庄、居来命名的，并不普遍。
这里谈的，是茶馆招牌上的名称，它多是经文人琢牌推敲而来，都很雅敏。根据命名的含意，可分为十三类：
有风雅情趣的如：文庙街的瓶香馆，龚草湖的临江亭，山西馆的广香阁，皇城的吟啸楼，鼓楼洞的美蓉亭，劝业场的宜春楼、怀园、第一楼，以及锦春、访春、春和、春融、带江、迎曦、映月、饮涛、槐园、竹园、欣园、晓园、榭春楼、亦乐春、停月居、映月亭、诗清阁、忙里闲、问津处、寻淮处等等。
有在“茶”上做文章的，如：茗园、品香、留芬、清心阁等，有述茶之产地的如：“六也”、“蒙顶”等；有纪念历史上对茶有研究的名人的，如陆（羽）、卢（同）茶楼、羽经茶社等。
有冠本人姓氏的，如：方记茶社、曾记茶社，吴永聪开的求记、黄光荣开的荣辉、罗激泉开的漱泉楼，刘师亮开的师亮茶园、刘湘泉开的香垄居等。
有以街名做招牌的，如：华兴街的华兴茶社、青龙街的青龙茶社、迎恩楼街的迎恩茶社等。
有以方位命名的，如：东园、东南美、南一、西园、北一、兴北、中心等。
有以数字命名的，如：第一楼、二泉、三益公、四明、五福、万里茶庄等。
有标义以自况的如：悦来、市隐、诚园、裕园等。
有赞美顺主的，如：一吊杆、凌烟阁、攀桂楼、儒林、文园、集贤、永聚等。
有用宗教词汇的，如：禅鹤、妙高楼、竹林、宝林轩、蓬莱、葛园、东林等。
有叠字连用的，如：好好、一、华华、林林、新新等。
有对称意思的，如：南北茶社、来去茶社、归去来茶社楼等。
有用吉利词语的，如：鸿兴、顺兴、同兴、兴盛、庆余等。
有借用外国词汇的，如：百老汇、白玫瑰、紫萝蓝等。
这些茶馆，有的经营得法，茶好、水好、座场清雅、招待周到，而脍炙人口，它的招牌声誉，经久不衰，至今还有保留下来的。也有的招牌名称虽然别徽，而经营不好，生意照样冷冷清清。
成都茶馆有许多“约定成俗”的、别致有趣的行业语言。如茶叶叫作叶子，把茶叶放进茶碗叫做“抓”，每碗茶叶多的叫做“饱”，少的叫做“齿”，本来是饮茶或喝茶却叫做“吃茶”；把开水第一次冲进有茶叶的茶碗叫做“发叶子”或“泡茶”，开水温度不够，茶叶不沉底，一部份浮在水面上叫做“发不起”，讽为“浮舟叶子”；开水放置稍久，温度已降低，叫做“疲”，或说“欠疲了”，第二次向茶碗内冲进开水，叫做“掺”或“冲”，不要茶叶，只喝白开水叫“免底”，或叫“玻璃”；顾客少的时候，叫“吊堂”，顾客多的时候叫“打汤堂”，抹桌布叫“随手”，最早还叫“探水”……
“一开”、“两开”，是茶馆里常用的词。如说：“才喝了二开”，指喝的时间短；“喝了好几开”，指时间长。这里的“开”，是指每冲一次开水必须揭开一次茶盖的意思。
“白”，是指掺过多次开水，茶已泡到没有颜色，成了白水
了。当茶客们说“茶已喝白了”，就是准备要走了。
“关”，是指配茶而言。茶馆为了调配合销的茶味，常把几种不同等级、不同价格的茶叶按一定比例搭配，行业中的术语叫做“关”，也叫做“勾”。“关法”或“勾法”是保密的。
“喊茶钱”，是茶客为朋友会（给）茶钱时向茶馆伙计打招呼。当你进茶馆时，先到的熟人就要喊“茶钱我这里会了”，这就叫“喊茶钱”。喊茶钱的人越多，这个顾客的面子就越大，表明他朋友多、交游广。
“换过”，是另换一碗新茶。当别人在“喊茶”钱时，被“喊茶钱”的人就满面春风地拱手说“换过，换过”，喊的人多了，还得说一句“一事换过”。“一事”，代表“一起”或“完全”之意。这些都是假客套，很少有真正“换过”的。
“揭盖子”，指象征性地喝茶领情。当别人给了茶钱，泡好了茶，那怕喝不下去，或事情忙来不及喝，都要把茶盖揭起来在茶碗里荡一荡，象征性地喝一口，否则就不礼貌。
以上这些习俗和用语，现在还继续流行的已经很少。
三、经营方法
凡是老子商场的人，都知道开茶馆是没有多少资金的。一九三七年，茶社业会员四七五家，仅有资金五万八千四百元，平均每家只有资金一百二十元；一九四〇年，茶社业会员六百一十四家，总共资金是当时法币二十三万零八百元，折合食米八百二十多市石，平均每家资金才折合食米一市石多，等于现在二百多斤六米。资金如此之少，究竟它是怎样经营的？
这个行业，除少数大型茶馆资金充足不需赊帐、和小型茶馆赊不到帐而外，大多数茶馆都是向茶叶店赊茶叶、煤炭店赊煤炭，类似过去屠宰业的“杀猪缴帐”的办法（先取活猪，拿去宰杀卖了，再行付钱）。至于小型茶馆买茶叶虽是现金，每天多则
买两、三斤，少则一斤，茶茶买半斤，不穿要好多活动资金。
凡新开茶馆，只要有桌、椅、茶具，租得一间铺房，就可开始营业。它可以把茶馆里的厕所租出去，把茶馆内某一个角落，可作为理发处用的地方租出去；把依附于茶馆、供应顾主的“水烟”“鸽子”租出去（当时茶馆有水烟和洗脸帕供应）。这三笔出租所预收的押金，凑合起来，就可以交纳茶馆房屋的全部押金而有余。所以，只要计划得好，就是无本渐商也可把茶馆开起来。当然，这是茶社帮的一场门坎，不懂得这些，就不是做茶馆生意的内行。
茶补中也有资金比较多的，如东大街的华华茶厅，是股东生意，资金多，排场大，茶馆进深很深，有两个天井，分成三个厅，职工（包括“掌子”一临时工）约三、四十人，茶碗和洗脸帕都是企业专制的。每年新茶下树，派人到产地购进足够使用一年有余的茶叶，不仅卖水茶，还同时经营茶叶业。这样大的规模，当时成都仅此一家。其次是少城公园的杭流，一九四七年出顶时的顶燕费（家俱、口岸费）就是四百石大米。这些个别资金多的，自然就没有象中、小利茶馆那样左右支配的可怜情况。
经营茶馆要想多赚钱，只有争取多卖茶，多卖开水、热水。因为房租、人工的开支是固定的，多卖一碗茶，只须增加茶叶就可获得收入；炉子是成天烧起的，开水、热水急卖得多，就意味着降低成本。
怎样才能争取更多顾主，是所有开茶馆的都要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说，店常要整洁，经常保持桌、椅、擦壁、地面和茶碗、茶盖、茶船的清洁卫生。昌福馆官厨茶馆的铜炊壶擦得透亮，光可鉴人，桌、椅从不横七竖八闲摆，顾主一走，立即检顾，提铜炊壶的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见茶客进门就热情招呼，安排落座，勤修开水，不让顾客呼叫；桌面不留水渍，随时擦干；收钱找补干脆利落，从不错帐；对外来买水的不论男、女、老、少，一律
保证开水要开、热水要烫，蛮鬼无欺。
善爱吃茶的茶客，都要讲究茶方、水好。因此，茶馆卖茶的品茶专家都研究。最著名的如华亭茶厅的上等芽茶，锦春的道池茶客，是现茶无法比的。茶馆都很注意接待早堂，喝早茶的一般是茶粮很大的茶客，茶叶要抓得饱一点，拉住这批买主。对于一般来钱人议茶的，是不在乎吃茶的茶客，茶叶就可凿一点。有的茶馆为了保持水好的声誉，还专门用望江楼薛涛井的水泡茶，用以吸引顾客。
成都的茶馆一般都开得早、关得迟，大多数是凌晨五时开门，晚上十时才关门。还有开得更早和关得更晚的，如棉花街的泰和亭，因地当菜市，清早上市的蔬菜贩子需要落脚，每天清早三点钟它就开门营业。又如潮广馆的茶馆，为了供应春熙路、东大街一带饮食业工人收堂以后来喝茶，它延长到晚上十二点以后才关门。东大街的会友轩，也是为此而下午关门，到晚上十二点才又开门营业。这些茶馆虽用分班办法，但每家茶馆工人有限，还是极其辛苦。
有的茶馆增辟包厢座，就是一间一间的小房间，便利一家人进去吃茶，也便利一些身穿武装的军人进茶馆，因为武装军人是不准许进茶馆的。
有一些茶馆，还设置讲评书、说相声等场所称为书场。书场总是在茶馆生意不好卖茶收入抵不过书场收入的荷况下设置的。春熙路、东大街一带的茶馆，因为卖茶收入多，就很少设置书场。书场的茶叶书茶，其茶钱比平常的茶钱高，商口部份是书场的人所得。因为利益关系，参加书场的艺人要选茶茶馆，茶馆也要选择曲艺品种、艺人和节目。有些书场热闹于东门的，却被冷落于西门；有在南门很兴盛，在北门却无人欣赏，说明百个区域，群众的爱好不尽相同。没置书场的茶馆，如不研究这些，书场就注定失败。当然，其中技艺很高、蓝声书坛的艺人，在那里
都能招徕顾客，又当别论，但却不是任何茶馆书场能轻易请得来的。至于东城根街锦春茶社，则又不同。那里不仅长期有竹琴圣手贾鹏子演唱，还有司牌子茶味子，号号“锦城三子”而闻名。贾竹琴是成都首屈一指的；司牌子的花生米颗颗香脆，无人能比；掺开水的李麻子不特参茶技术高，服务周到，最突出的的是，不管客人再多，收茶钱时，从不当即找补，而最后结帐，丝毫不差分毫，其记忆力之强，令人叹服，故也算一绝。因而锦春书场生意，影响长久不衰。
茶馆工人的工资，是以茶计算，一般是每天七碗到八碗茶的价钱，春熙路、东大街的茶馆是八碗到十八碗。每天，柜上点交盛好茶叶的茶碗给工人，每一百零八碗至一百一十八碗作一百碗计算，晚上由工人交钱结帐。在堂内卖的“兔底”——自开水的钱归工人得，谁提炊壶就归谁，这项水钱往往超过每天工资。其他工人都是月工资。烧瓮子的，可得外面来客煨药、煮饭等所付的火钱。提壶工人的工作好不，能使茶馆的顾主增加或减少，至关重要。烧瓮子的关系到能否节约煤炭，也很重要。为了鼓励提炊壶的工人天天上班，所以定乃日工资，一天不上班，就一天没有工资和水钱的收入。工人伙食由茶馆供给，吃了就工作，甚至边吃边工作，没有什么休息。
各家茶馆的经营方法，都很保密，不肯告人。同时在一个茶庄买的茶叶，但各家的配搭不同，因而风味各异。有的还自行加工，把茶叶配成色、香、味、形，都胜人一筹。有的茶馆老板对每天的营业收入、工人的工资多少，都讳莫如深，不告诉同行。
开茶馆的资金少，但周转快，利润不薄。假设每天买一斤茶叶，烧一百斤炭，连同工资、房租的总成本为一，可是卖出来的一百多碗茶钱和出堂开水、热水的收入则将近二点五至三，这就是说，开茶馆有两三倍的赚益。惟因水火方便，家、店不分的茶馆特别多，营业开支和家庭用度，搞在一起。
茶馆的掌柜（老板），大多数参加了“袍哥”，基本上是出于免受骚扰、平安无事的考虑。经常请客、送礼是不能免的。如东大街的华华茶厅，因为规模大、坐场宽，每月特别开支一笔顾问费，送给能夹火的袍哥、特务，避免小偷偷走茶碗器具。有的中型茶馆没有靠山，就饱受街坊上恶势力的欺负，他们任意取用开水、热水不给钱，甚至还把椅子借去不还。清末，西御街“开开香”茶馆，是一个蝙蝠和她的女儿经营的，摄于社会环境的险恶，把女儿拜给少城里一个旗人，认做干爹，才把茶馆开下去。只有极少数的茶馆是无人敢去骚扰的，因为开茶馆的就是恋人，如总府街、春熙路有几家茶馆，老板都是些国民党军官、警察、或特务，花牌坊的大茶馆就是特务、袍哥能把子徐子昌开的。
四、茶、水及设备
茶叶的种类很多，成都茶馆卖的茶，是以花茶中的茉莉花茶为主，其它珠兰花、栀子花和玉兰花茶等，则常备而未用或很少用。茉莉花产在外东的东山一带，茶叶则是邛崃、大邑、彭山等地所产。窨制花茶本是茶叶店的工作，多数茶馆无力窨制，都是买来的。但有个别资力充足的花茶馆，还是自己窨制，它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按其特殊要求而窨制出高出别家的茶叶。
另外，茶馆还卖有芽茶、春茶、西路茶等。至于价格昂贵的龙井、蔷薇，只有极少数的大、中型茶馆才备有这些品种。春茶是云南的沱茶，西路是灌县青城山产的茶。大体上是冬天搭卖春茶，夏天搭卖西路，花茶则是四季行销，致于芽茶，同样是用来种花窨制，只是选材高，全用茶叶的细芽。茉莉花也不是用整朵整朵的，而是撕成一片一片，这才分外清香可口，沁人心脾。例如华华、饮涛卖的芽茶，是从茶叶铺头不到的，因而特别吸引茶客。
冲茶用的水都用河水，所以一般茶馆都挂出写有“河水香
茶”四个字的纱灯，以招徕顾客。而所卖的热水和洗脸水则是井水。有的用两个瓮子，一贮河水，一贮井水，有的只用一个瓮子，而用水板把瓮子隔成两半，使“井水不犯河水”。
河水是指锦江里的水（府河与南河通称锦江）。成都东南西北四城门外大桥侧近都有水码头，东门在珠市街，南门在柳荫街，西门在三洞桥、饮马河，北门在下河坝，挑水工人即由此往河里取水。担一挑水进城很费力，价钱就贵。在清末时，城内每担水的水价约等于四个锅魁。到一九三八年，有了板车，才改用板车、扁桶运水。
因为河水价高，一般平民都吃井水。茶馆为了保证茶味清香，再贵也要用河水。只有东门外望江楼“薛涛井的井水，是唯一比河水还要好的井水，因其位置在九眼桥下游，距锦江很近，周围尽是砂滇土，河水经过天然过滤渗入井内，很少杂质，格外清澈。有些著名茶馆，如少城公园的鹤鸣，东大街的华华，春熙路的饮涛等，都是专人拉运薛涛井水，更加受到茶客们的称赞。
茶馆的桌凳，从辛亥革命以来，差不多都是矮桌子、竹椅子，以前，都是大方桌、长板凳。当时，成都有几句在茶馆里“讲理信”（评理）的话：“高桌子，高板凳，说得脱，走得脱”。可以证明它不是竹椅和矮桌。有了少城公园以后，公园内的茶馆开始使用矮桌子和马夹子，马夹子占面积又不好收拾。公园以外的茶馆才把马夹子改成竹椅子，七十年来基本上没有改变，虽然有多少款茶馆曾用木椅代替竹椅，但不受欢迎。
陶瓷茶具分茶盖、茶碗和茶船称为“三件斗”。它的好处，在于泡茶之后，盖而不严，既可排除潮湿，又可基本保持茶味，这比冲而不盖，或密不透气者要优良得多。茶盖还可以在碗内适时搅动，用以调匀茶味；或盖或揭，以适应冷热的要求；近似锥形浅底的茶碗，对缴绿的茶色和花叶各异的形状，可以一览无余，增加美感。茶船仰承碗底，易端易放，又不烫手。这些都是比较
科学的。后来，因为瓷船容易损坏，才逐渐改为金属茶船。金属轻便耐用，在使用时，把一摞茶船往桌面上一撒就摆开了，不致破损，操作方便。
有些茶馆对茶碗特别考究，如以卖春茶闻名的锦春茶社，根据春茶的特点，在江西景德镇定制的三件头的茶碗，比一般茶碗的口径略小，一次渗水不多，便于细饮。又如华华的茶碗，烧上牌号，供它专用，并以不同的颜色来区别茶的种类、价格。一般茶馆用不起江西瓷就用彭县瓷，比较起来，藏色不少。
炊壶，一般用红铜制，不用青铜，因为青铜比红铜价格高。
砂缸，用以滤水。河水必须经砂缸过滤排除杂质后，才能使用。有了自来水，砂缸就被淘汰了。
五、茶馆和社会的作用
茶馆，顾名思义，那是人们喝茶的地方，它和社会各方面有些什么作用，是值得一提的。
茶馆的接触面相当广泛。因为从前社会文娱活动很少，很多人受经济的限制也文娱不起，公园也没有现在多。于是，坐茶馆谈天，代替了娱乐。所以有些茶馆取名“谈天处”、“各说各”、“可休”、“忙里闲”等，这都是纪实性的名称。
当时成都虽没有大工厂，但手工业行业很多，服务行业、饮食行业也不少，这些行业的职工，散居在各个街道，如泥工、木工、石工、挑水的、缝纫的、做鞋帽的、推车的、搬运的，以及东门外的木船工人、北门外的挑油工人、全城的收荒担子和店员工人等，人数是不少的（单是油米业的店员，最多时有过三千二百多人）。所有这些人，每天晚上，很多都要进茶馆。另外还有不少闲散居民，他们当中的老年人，也是离家很近的茶馆的老主顾，难得有一天缺席，如果茶馆设有书场，那连续性的放映，会使他们神往，每晚的书茶，少不了他们。
再则，成都从前没有只卖开水、热水的老虎灶，住户人家生火的燃料都是木柴，用的水基本上是非水（井水味藏不能泡茶），由于水火不便，千家万户的居民都要到茶馆里买开水、热水，甚至有的人租佃住宅，常把和茶馆靠得最近作为居住的好条件之一。可见市民吃茶、买水，都离不开茶馆，茶馆对人民生活提供了很大方便。
再从它的特殊作用来看，它同某些方面、某些行业的活动又是不可分割的。例如：
各街袍哥码头设于茶馆。一九一一年保路运动，成都保路同志会，串连各家码头，各码头都在茶馆里插上保路同志会的旗子。一是因袍哥习惯于坐茶馆；二是在人来人往的茶馆里集会，不惹人注意；三是在公共场所的茶馆接待各路同志，出了事情，不致连累家庭。民国以后，茶馆里设立袍哥码头的就更多了，有的茶馆还不只是一个，而是两三个袍哥码头。因此，袍哥们三五成群，天天都在茶馆里“摆摊子”，成为家常便饭。解放前夕，有关方面作过统计，全市就有大大小小一千个以上的袍哥码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茶馆里“插旗子”、“摆摊子”。现列举几个著名的袍哥码头：
华兴街的稻荫茶社，就是协进社刘端兴的码头；北大街的少柏茶楼，就是庆福公卢怀三的码头；草市街留春茶社，就是同声总社蒋浩浚的码头；北一茶馆，就是台叙同蓉北社孙岳军的码头；提督街大中茶社，就是大中总社刘国辉的码头；天仙桥茶社，就是群益总社黄亚光的码头；棉花街茶社，就是永安总社周国清的码头；花牌坊大茶铺，就是西城社徐子昌的码头；外南西巷子大茶社，就是崇汉社卢华娃的码头；春熙路三益公，一度成为合叙同志社彭焕章的码头……
工商业的活动场所。茶馆和工商界的业务，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很早就形成了。从前茶馆有付对联：“湖海茶来谈贸易，缉绅人
士话唐虞”，就说明茶馆既是谈古论今的处所，也是恰谈生意的地方。因为成都有很多生意都在茶馆里成交，任何行业都脱离了茶馆。有的干脆以茶馆为市场，还有各行各业的大小商人的聚合和活动，也都有固定的茶馆。例如：
棉织业：上东大街沁园、留芳，下东大街闲居。
丝绸业：上东大街留芳，城守东大街掬春楼，春熙南段清和茶楼。
丝（工）业：下北打金街香茶居。
帽业：华兴街复一茶社、可伙茶楼。
布鞋业：忠烈东街妙满楼，昌福馆内宜园。
皮鞋业：提督街魏家祠茶社。
皮革业：提督东街魏家祠茶社。
国药业：椒子街天合茶园，天福街寻津茶社，义学巷茶社，昌福馆内宜园。
新药业：安乐寺茶社。
酱园业：安乐寺茶社。
丁菜杂货业：东门外亚东茶社，北门大安茶社、杨清和茶社。
木材业：悦来商场内品香，北门外玉河岛。
柴业：水津街同津处。
砖瓦石灰业：悦来商场内品香，东门外迎宾茶社。
陶瓷业：交通路交通茶社、龙翔茶园。
图书文具业：安乐寺茶社。
印刷业：安乐寺对门新商场茶社，春熙东段十二楼茶社，大科甲巷观澜阁。
纸业：伴仙街茶社。
茶叶业：提督东街三义庙茶社，沟头巷中心茶社，城守东大街华华茶厅。
汽车业：交通路交通茶社，总烈祠东街妙尚楼。
液体燃料业：春熙北段三益公茶社。
巴料业：华兴正街复一茶社。
估衣旧货业：鼓楼北一、北二街各茶社。
田地房产买卖业：提督东街三义庙茶馆。
饮食业：店铺多且分散，常常是若干家会员集合在企业比较适中的茶馆。
服务各行业：情况与饮食业基本相同。
一般说，所有各行业会员集中喝茶的地方，大都是逛同业公会或企业较近的茶馆。
米市：东门外东一茶社，南门外西巷子大茶铺、正发店，西门最初是出西门不远的茶馆，后迁花牌坊茶馆，北门大安茶社、火神庙北一茶馆。
油市：草市街留春、谈天处。
花市：东门外铁门坎一家茶馆，主要是买卖烘茶叶用的茉莉花市场。为便于茶叶铺买花回去当天蒸茶，茶馆是半夜三点钟开门营业，天亮就散市了。
六、茶馆的其它关系
群众团体的茶馆：非官方组织的群众团体，一无经费，二无地址，只好借茶馆作为决策的地方，挂上团体名称的吊牌，如各县到成都读书的大、中学生组织的什么同乡会、同学会就以茶馆为会址，在茶馆举行会议。中山公园内的茶馆就挂有富顺县旅省同乡会、屏山县旅省同乡会等不下几十个密密麻麻的会牌，四川省象棋学会的牌子就挂在少城公园枕流的楼上。
回民的茶馆：成都的回民自己开有茶馆，如贡院街的吟啸楼，东御街的东坡亭，三桥南街的荣禄轩。因为这一带是回民的聚居地址，这些茶馆主要是为附近回民需要开设的。
机房工人的茶馆；民国初年，半边街、茶袋巷的机房较多。机房工人就在这一带喝茶。一九二六年前后，陕西街、君平街、汪家拐一带的机房工人，集中在三桥北街龙池轩、苦李祠、陕西街的药王庙等茶馆吃茶，有时茶馆里尽是机房工人，无一外人。
学生的茶馆：有一些大学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茶，四川大学学生在外东楼把后四维茶社。华文、杰大的学生在小天竺茶社，中学生多在石灰街石庄、华西后坝呼店吃茶。
戏剧界的茶馆：京剧演员在春熙路第一楼，京剧票友在走马街祥光，川剧演员在三益公。
投机生意的茶馆：买卖金银、卖钞、纸烟，白天在安乐寺茶馆，晚上在新商场茶馆，买卖黄金的，在总府街正娱花园、白玫瑰、紫萝兰茶馆。
买卖枪弹、鸦片烟的茶馆：说来的场名晋，总府街的正娱和槐荫，昌福馆的宜园，提督东街魏家祠茶社，白丝街的葛园，其中以品香为最著名。
少城公园北六家茶馆，茶客各有不同。枕流是学生，鹤鸣是校长、教师，绿荫阁是政界人士和兰绅，永臻是比较三层或比较有钱的人，因它邻近静宁饭店便于吃了茶吃饭，文化茶园是游园走累了的人小憩之所，射德会茶社是军阀政界上层人物居多，也有大袍哥，袍哥还在这里大讲《海底》。
介绍雇佣人的，说是在猛望府街，后来在局子门街，多是在街上进行活动，也在在街上茶馆里进行的。
综合上面情况，茶馆和社会各阶层的接触实在太宽了。因此，有的茶馆也为革命者提供了碰头、联系、开会的方便，传说有走马街、青石桥、东城根街的茶馆，还有春熙路的漱泉，商业场的陆卢，少城公园的鹤鸣、绿荫阁，长顺街的一一茶园等等。并有远去苏坡桥、簇桥小茶馆过组织生活的。当然，“我能往，
寇亦能往”，马识途写的《三战华园》是就革命党人与特务以东大街华华茶厅及其附近几家茶馆为阵地展开斗争。
总的说来，茶馆是人民群众生活中需要的有用的场所。
(一九八二年五月写)
袍、匪、特、烟、骗
五毒俱全的冷开泰
熊倅云
冷开泰是一个由二流子、袍哥，而滥兵、土匪、恶棍，而旧军官、特务，而豪商巨贾，最后成为将帮游干班中心人物的反动家伙。成都人称他为“冷大王”，可见毒气之大！
冷开泰之所以能兴风作浪，是由于他流浪江湖，久经世故，在人吃人的旧社会里学会了一套冒险亡命、大取大用、损人利己、善于窥伺和投机的强盗哲学，运用自如，因而能几仆几起，始终得势。他常对人说：“我是赤身露体而生，死时能有稿宿子裹身，已有赚了。”由于他抱仁这种想法，在活动得势的时候，就穷奢极欲，追求享受，挥金如土，毫不吝惜。为了闹阔气，纫场面，他在东胜街修的公馆，亭台楼阁，马厩车房，应有尽有；室内华丽的装饰，时髦的陈设，胜过一个大军阀的场面。他虽然没有大军跑那么多搭钱之道，但却有一副杀人越货、谋财害命，无所不为的黑心肠。他一生所干整人害人，硬抢软骗的勾当，危害社会、危害革命事业的罪恶，真是警竹难书！成都人民早就在咒骂他得不到好死。解放初他泼锁压时，围观的群众都说：“太便宜他了！”真是死有余辜啊！
为了揭露他的种种罪行，反映旧社会的丑恶面貌，特根据白已亲见亲闻和走访了解所得，撰写本文，公之于世。
一、早期的烟、匪、军、袍生涯
冷开泰，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己丑年）生，四川仁寿县观音寺木泥寺村人。其父弃农经商，作丝业经纪。十几岁时，由乃父指引，到双流簇桥场上王少安丝行作学徒。平时嗜赌好玩，不务正业，常偷窃丝行中的生丝货物，被查觉后，远逃合川，依靠舅父王某在“卡子”（当时基层税收机构）上当卡员，从中学会许多勒索贪污的手段。
后回成都，正值清巡防军（称为“巡防粮子”）招收新兵，冷开泰前去报效，被录取后当勤务兵，赋侍管带。继由恩拜兄成都新巷子罗大爷“栽培”，加入袍哥当个小老么，从此随时在外仗势欺人。
辛亥革命十月十八日，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在东校场点兵，巡防军阀御谭变，冷开泰也是乱兵之一，大打“起发”，抢当铺、商家，愈抢愈凶。后来竟发展到去抢藩库银行，冷闹得最为起劲，他带头开仓，将藩库银子七百多万两（一说三百多万两）抢劫一空。
冷开泰打抢藩库以后，深怕清查追究，就远走碧口，开始了贩鸦片、当土匪的罪恶生活。
清末民初，甘肃的碧口盛产鸦片，引去不少鸦片贩子，一般呼为“跑碧口”。但碧口地区交通不便，民族复杂，土匪众多，要做鸦片生意，必须要懂“江湖”，通德哥，不然是走不通的。那时，松理茂屯垦司令陈泽藩的部队，都是招安来的土匪，人称“匪队伍”。该部有由匪招安来的营长沈立廷（绰号“沈长子”），冷开泰找人介绍，与沈拉上了关系。另外冷又多方钻营，投靠了“川西三杰”——灌县袍哥首领刁青云、申介屏和宋辅卿。他们给冷向各地袍哥码头“拿言语”、“出片子”（拿名片打招呼），还给冷枪支。这下，冷有钱势有枪，除自己贩运鸦片外，还允
许别的烟贩搭帮，搞起了“保商”业务。
冷开泰由此收入大批不义之财后，狂爆滥赌，大肆挥霍，最后把钱弄得精光，赤手空拳回到成都。不但“无脸”见人，还得罪了刀、申、宋三位舵把子，只好又溜之大吉，跑滩到川东重庆。
一九一六年，重庆江防总司令余际唐的第四区司令范济祥（原是土匪）部中，有个绰号老圈的著名匪首彭氏兄弟三个，二老圈彭惠清作支队长，三老圈彭绍清作营长，大老圈也在区司令部挂个名。冷开泰跑到重庆，和几个老圈打拢了，就住在江北泰山石巷子老圈们家中。同时有龙泉驿的曾德荣、简阳的段成舟（绰号段老和尚）等袍哥、土匪也跑到重庆，冷和他们够在一起，开始了抢人的土匪生涯。
他们大家商议，由彭老圈弟兄拉队伍“放阴儿”（匪徒黑话，抢劫之意），拉回安岳笋子场、石羊场……等地行事。冷开泰在重庆负责购买枪弹，共同分配。同时，冷又到璧山开设“群英茶园”，作为招纳流亡匪徒的联络据点，并笼络璧山驻军团长徐光辉，营长陈鸿文、廖奇玉（均是刘湘下属廖谦的部队），掩护他们的罪恶活动。
他们既抢劫、又贩烟。专贩云、贵烟土，每次达几十挑之多，用洋油桶伪装，外用草裙上糊以“靛脚子”（染料），沿途有袍哥掩护，又与土匪通声气，故能顺利运到成都。先运到龙泉驿的芦家沟交“小姐王”李舵把子和刘寿山、张静如等，张静如特在芦家沟开栈房、茶馆，专门接送，然后转到成都销售。
冷开泰回到成都，由于过去得罪了刁、申、宋三个舵把子，不敢出头露面，谎请双流李安邦、簇桥王绍武、神仙树的秦胡子、青年宫的赵国栋等土匪、袍哥头子向刁、申、宋说人情。刁、申、宋认为冷开泰跑过滩，手杆打得伸，有办法，不但前嫌尽弃，还要培植他。冷开泰如逢火救，高兴非常，马上大排筵宴，
请客应酬，才正式在成都露面，大操炮母。
这时成都有个牛老太爷（牛乾初），是袍哥大爷，很有势力。冷开泰很想同他接近，就请温江团练局长骆滌阳（原是土匪）介绍，与牛老太爷认识，往还非常密切，借牛乾初的声名，抬高他的地位。
不久，彭家老圈几个匪头，死的死，枪毙的枪毙，冷的后台垮了，只好另想办法。就利用曾德荣的关系，在龙泉驿擒袍哥，又结识了不少土匪。一九二〇年，他和这批土匪袍哥在石经寺换帖拜把，其中有香泉铺的曾斐然，石盘铺的谢锡武，海螺河的鄢伯陵，芦家桥的张静如、刘寿山，三道桥的姚树成、邹善成，中兴场的刘伟廷、王国梁，付家坝的付炳之，苏码头的曾吉廷，石盘铺的和尚海岸（石经寺的方丈）圣达、圣有，贾家场的邓九成，双流的李安邦，簇桥的王绍武等二三十人。从此，成都、华阳、简阳、双流、仁寿各地的恶势力结成一片，冷开泰越滥越宽，伙到这帮土匪到处抢人。
在割据时期的四川军阀，都在“招安”土匪，扩充队伍，妄图巩固壮大自己的防区，进而独霸四川。他们“招安”的办法，是给匪首发一张支队长、纵队长或其他什么长的委状，就算纳入自己的建制了，但所需武器军费，却仍由匪首自己想办法，军阀是不管的。这样，在名义上虽然变匪为军了，但实际上他们依然抢人，匪性未改。
一九二〇年左右，赖心辉“招安”冷开泰为支队长，虽然只有几十条人枪，但仍分成三个营，驻防龙泉驿、茶店子、山泉铺等处，并继续抢劫行旅和住户。当此，成都造币厂铸造银元，都是向各县搜集各种生银、银器，运回备用。有次，冷开泰探得遂宁商帮将抄送一二十挑银锭进省，他见钱眼红，就把队伍摆开，在山泉铺场上拦劫了这批银锭。随即把队伍拖到彭山，找驻防彭山的余连长（刘禹九的部队）包屁，在彭山附近继续进行抢
劫。过后又去活动招安，没有成功就散伙了。
一九二一年，冷开泰在彭山招安不成，准备只身去重庆，另起炉灶。经过泸州时，结识泸县九层岩土匪朱腾凤。那时泸渝水路常有土匪出没，行旅艰难。他虽在陆地上抢人，对水路却很陌生，经朱指点后，用白帕子缠在牵镰上，插在船舱篷口，于是他坐的船就平安通过了。抵重庆后，住优胜旅馆，同住的有既当过土匪又当过营长的邓星垣和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的代表王南波，他们三人勾结起来，在旅馆里编赌骗钱。
这时，彭老圈的兄弟伙“杨破老亮”也来到重庆，想招安。冷开泰替他购买枪弹，从中渔利。适逢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负责人邱伯垣来到重庆，他是青帮中一个头头，带有三支新式手枪。冷开泰出高价把三支手枪买过手，转卖给杨破老亮。当场被其兄弟伙告发而被捉捕枪毙后，官府严令追查卖枪的人。冷开泰看到“水聚”了，赶船跑上海，他在船上招妓寻乐，以致事泄被捕关进大监。
冷开泰混迹绿林，自命豪杰，被捕之后，承认卖枪属实，但没有供出邱伯垣。邓星垣、王南波获知冷开泰被捕，多方设法营救。主办此案的军警警察处军法处长范育冰与冷是仁寿同乡。邓、王设法清范打牌，故意输钱给他，尽量拉拢。范育冰吃人嘴软，答应给冷开脱，因而从轻判决：“冷开泰将枪济匪，依刑法二一三条判有期徒刑三年零二月，送巴县监狱执行。”邓、王又向巴县县长吕新甫、监狱管狱员张某贿赂疏通，遂以有病需娶“保外就医”为辞，准予保释。冷开泰只坐了二十二天牢房就出监了。
一九二二年，冷开泰与向成武、周礼堂、邓三荞子（江防第五区司令邓鹏程之子）等人结成一伙，在长寿上沱、木洞、晏家场、螺溪一带抢人时，曾令螺溪把汉湘当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部属旅长傅真吾押送的几百支枪和一些子弹悉数拦劫。不
久，冷开泰被川军第三师邓锡侯部左翼纵队长吕辅周（吕超的三哥）招安为支队长，向成武等作营长。冷乘势把附近的陈大姓子、张海云等土匪都收罗起来，并支使他们暗中抢劫。
这时“峡口”有个匪首叫“绅粮老鄢”，掌握了许多“边疆”，声势不小，冷和他声气相通，往还密切。时川军孙震所部团长谢庶常带队“保商”，护送遂宁、潼川、绵阳和成都一些大商家赴重庆，行至峡中，被土匪拉走一二十人，其中有成都的刘万和，遂宁的保泰生等。事后由遂宁商会会长张勉之出面交涉，托肖金武找冷开泰帮忙赎人，单刘万和的赎金就是两万元，其它也不少，冷开泰得了不少甜头。
当时刘湘在重庆设立专门治匪的“金川团防总局”，委胡荣安为总局局长，乔仲权为总局督察长。这位督察长在十余名卫队保护下由渝去合川，行进“峡口”，过不去，找冷开泰护送，冷开泰找绅粮老鄢，老鄢马上大办招待，乔才平安抵合。后来绅粮老鄢受乔仲权招安为团长。
过后，潘文华、唐式遵、王方舟等部大队人马前去潜乡，冷开泰等匪众才四下逃散。
二、两次流窜上海和投靠刘湘搞特务活动
冷开泰从长寿逃到重庆，适上海青帮头头邱伯垣，因感激冷开泰在买卖枪支案不攀连他的情分，专电邀他去上海。抵沪时受到邱伯垣的盛宴招待，青帮首脑如杜月笙、黄金荣、顾家荣、辛阿毛等都热情接见并宴请。冷乘机吹嘘四川袍哥的力量、军阀的威风，并炫耀其在袍哥中之声望，与军阀间之关系，青帮首脑对他更加见重。当时汉口“洪门”（是沿海及南洋一带的哥老会组织）首脑杨庆山也在上海，邱伯垣与之介绍，杨庆山非常赏识，邀他入“洪门”，称为“海大哥”。“嗨”是洪门中一种很高的称呼，如袍哥之称“大爷”一样。
冷开泰在上海作客期间，利用青帮关系帮川军第三混成旅李越泰部的游击司令易吉三（原是土匪）购买了一批枪弹，沿途经汉口宜昌一带，由“洪门”护送平安抵川。从此，他自以为有青、洪两帮作护符，可以在上海“拉肥猪”，就和身边的秦子均、向子材、肖进汉三个商量，物色到一个江西财主为对象，又串通一个在法租界为人守公馆的看门人，乘公馆主人不在上海时，假借别人名字邀请财主赴宴，把财主骗来，先用药把他们的保藏人员麻醉，然后把财主绑走，交肖进汉等人看守。第二天事情暴露，冷等被逮捕，肖进汉和其它二人都立被枪毙，而冷开泰却由廖海澄的营救获得释放。廖是四川人，在法租界开“都一处”大旅馆，他还送了五百元给冷开泰作回川路费。
冷开泰回川后，就投奔驻防石柱的易吉三，易委他当副官。他嫌池塘小了，养不活他这个大鱼，打听到卅二师师长唐式遵和卅三师师长潘文华驻防万县，他就到万县投靠卅二师独立旅旅长杨海清。杨既是仁寿同乡，又曾和冷一起在彭老圈那里当过土匪，关系更深一层，就把冷留在旅部。
当时，万县城防司令（唐式遵师的独立团长）杨鹏举也是仁寿人，其父杨东楼前由仁寿到成都的途中，被匪绑走，索银八千两（合银元一万一千余元）。杨东楼是唐式遵的老师，唐愿补助三千元的赎取费。只有钱还不行，需要有一个办交涉的人，冷开泰遂抓住时机，自告奋勇出面办理。他一面请双流的李安邦和青羊宫的赵国栋先为探查，一面派戴宗桂到成都找李、赵面谈。经查明是华阳三道桥刘建成和邹善成的兄弟伙搞的，“肥猪”已送进驻郫县的刘建成营部（刘是邓锡侯的炮兵营长）。当请李安邦向刘建成交涉，刘就在三道桥将杨东楼交与戴宗桂领回。杨为此非常感激冷开泰，向唐式遵推荐他为杨旅的第二团团长。可不久，刘湘把杨海清的枪捉了，冷开泰转到唐式遵的另一部当营长。杨海清认为他的枪被提是冷开泰出卖，要打死冷。冷逼得又
跑滩到上海。
刘湘在上海购买大批枪弹，途经万县时，曾被杨森指使范绍增部化装成土匪全部抢走。此外，南京武汉两次为中央控制，不易通过。因此，刘湘为购运枪弹“一穿大伤脑筋。有人向刘湘说，冷开泰能办此事，刘湘的军师刘从云也推荐他，潘文华、唐式遵等将领也赞成，冷开泰就承办了这项差事。他在上海托青帮购进枪弹，用法国兵舰掩护装运，竟平安抵达重庆，刘湘大为赏识，委他为驻汉办事处副官（处长陈辉容）。从此，他在上海、汉口一带，专为刘湘购运枪弹和运输鸦片。由于他办理得宜，又被刘湘提升为宜昌办事处副处长（处长周耀三），旋改调为四川航务管理处检查处长。
冷在宜昌工作一段时间后，闻重庆晋见刘湘，刘派他为四川善后督办公署首任情报处处长。情报处是刘湘的特务机构，其主要工作是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处内的情报员都可单独行动，每人都随身带有一方盖了关防和刘湘私章的绸子，可凭以调动军队，逮捕“犯人”，并可向行政、税收机关支用银钱。此时的冷开泰，已成为刘湘跟前的红人。
刘湘移驻成都后，冷向他献了一条以匪治匪的方案，诱使各地匪首“缴枪自新”，才好收集人枪，以资利用。于是就有金璧赖和山，温江林培根、吴安民，郫县张亚光，彭县徐寿朋，安县周怀德，绵阳左汉章，成都曾发春，华阳方青云等匪首自新，共缴出长短枪约二千支左右。督办公署都给这些人委了名义，后来成都市区的治安，就基本由这些自新匪首来负责维持。
刘湘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由冷负责保卫，随侍在侧。一九三五年，川北红四方面军与由江西突围出来长征北上的红军，节节胜利，行将会师。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等在惊慌恐惧之余，在广汉县城秘密召开全川将领会议，商讨应付红军办法，冷开泰以督办公署情报处长身份参加会议，
负责保护将领们的安全。他在赴会途中，把新都的总舵把子苟荣山引见刘湘，刘回成都后，就委苟荣山为督办公署的付官。
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在汉口举办“珞伽山军训团”，川军二十四军邹善成等一批中下级军官奉调前往受训，他们都知道冷开泰是洪门“晦大司”，与汉口的洪门首领杨庆山关系深厚，特别请他专函向杨介绍，所以当他们抵汉时，洪门的弟兄已在码头迎接，帮他们搬运行李，送到旅馆，殷勤招待。当时规定，军人不能着全付武装进出舞厅等娱乐场所，但他们是例外，能够不按规定，毫无阻滞地玩个痛快。他们受训团来说，冷开泰把沿长江一带都吃通了。
正当冷开泰得意洋洋之际，四川总督府办公署被撤销，另设川康绥靖主仵公署，他原任督署的清报处长一职随之垮台，没有另予任用，这就使人很难理解。据闻，是由于蒋介石借口“剿匪”，派参谋团入川，军统特务已随之而来，并在四川积极发展组织。冷开泰集土匪、袍哥于一身，又是情报处长，掌握了全川不少重要情报。于是军统方面就通过吉红两帮拉拢冷开泰，冷就暗中投靠了新主子，为中央搜集情报。虽然他进行得很秘密，但刘湘手下搞情报的并不是只有冷开泰主持的情报处，还有侍从室、付官处和“武德学友会”等，因此冷开泰的秘密，就被刘湘察觉。于是刘湘和其智囊团的齐毅夫、张斯可、钟体乾、稽祖佑等慎密磋商，并经齐毅夫建议，以胡尚武接替冷的情报工作，等于把冷一足踢出去。因这些问题牵涉中央，不便公开，所以冷开泰还能保留性命。以后，军统头子戴笠多次由重庆飞往西安、兰州等地，路过成都时，都极秘密地要冷开泰到机场谈话，可见冷与军统继续保持关系。
三、组织公司行号，从事经济的投机诈骗活动
冷开泰下台后，四川正在开始“禁政改组”，招商承做“土
行”，给以专销鸦片烟的特权。利之所在，竞相争逐。冷以殿卖鸦片的老手，谋得了专销成都、华阳两县烟土的“土行”经理职务，行址设在成都南新街，凭他丰富的经验，自然获利颇厚。但不久伪政府改变烟土购销办法，撤销土行，冷开泰又只好另作打算。
冷开泰自情报处长下台，土行撤销后无事可干，就利用自己与军阀、袍哥的广泛关系，筹组公司行号，从事经济方面的投机诈骗活动。他先后组建的字号公司约述如下：
1. 开办恒泰字号
冷开泰先以促进二十一和二十四两军团结、川康两省合作为幌子，鼓吹两军系统的军政人员出来合股开“恒泰字号”做生意，既可联络感情又有利可图。继则挑请曾任二十一军的高级军官黄秋侠出面帮他请客，专请二十四军财务处处长李光普和金桂课长丁少鹤两人，并邀请二十一军的乔毅夫、张斯可、钟体乾等人作陪。宴会之后，大家对开字号表示赞成。因当时四川已为蒋介石所控制，二十一军系统人物，在刘湘死后失去重心；二十四军团退处西康，形成孤立，随时有被蒋介石吞噬的可能。所以都乐于借此拉拢关系，增强抵抗蒋介石的力量，双方一拍就合。至于字号的筹备工作当然由冷开泰负责，资本额定为一百万元，自由认股。
李光普代表二十四军认股十万元，嘱丁少鹤拨款，丁为此请示刘文辉，刘唯唯否否，未作具体答复，丁少鹤就拿不定主意。冷即登门造访，借词跑警报（躲避日机空袭）方便，送丁新式小轿车一部，丁遂先行拨款四万元。冷开泰想借此与刘文辉亲近，取得信任，先派人由成都挑运黄酒四十罐至雅安，馈送二十四军高级将领陈鸿文等人（陈曙黄酒），争取好感，然后特别从原二十一军修械所所长、后任周成虎（晓岚）、刘树成两师办事处处长的李文彬手中骗来不少枪支弹药，又多方想法，凑成冲锋枪百
支、子弹若干万发以及捷克式机枪等新式武器，交由邹善成密运雅安，奉送刘文辉。这批武器所值，已达十万元左右，可见他不纯从经济着眼，还有更重大的政治企图。过后刘文辉对丁少鹤说：“冷开泰很能干，是个人才。远在傅兵吾之上，不要把他当外人看。”
冷开泰经过一番筹划奔走之后，正式成立“恒泰字号”，地址设在成都北新街。内部组织除经理、协理、会计等人员外，另设监察委员会，有监察若干人。冷开泰任总经理，熊雨时任协理，特别邀请曾任川军范绍堨师经理处处长的李汝恒任协理兼会计主任。李由重庆到成都就任，随身带来巨额股金二十万元。至于监察委员会，由李光普任监察长（丁少鹤代理），丁少鹤任监察，月薪二百元，丁私人也入了二千元股金。
恒泰字号成立之后，冷开泰又到处传吹嘘，把二十八军系统的张明岩（财务处长）、龚渭清（旅长）、谢秉钧（经理处长）等人约来加入，都任监察。
恒泰经营的业务，除存放款和投机买卖之外，则是明明白白地贩运鸦片，多次派人到云南、西昌等地采购。熊雨时就曾到云南买烟两次，约数百担。冷开泰本人也到西昌去买过大批鸦片烟（数额不详）。
加入恒泰的龚渭清，交手枪两打治冷开泰，托在恒泰买烟之时，趋便帮他撑烟并又把烟卖出，谋取厚利。殊冷竟将枪支作为他私人交往礼品送给西昌地区的士皇蒂辛仁安、邓秀莲等，事后只按枪支原价每支几十到一百元的价额偿还龚渭清，龚大为不满。
由于冷开泰在恒泰只讲铺张，不务实际，对外交涉应酬，不惜花费，对内注重排场，烟塌赌具，设备齐全，供股东和来往宾客尽兴玩乐。虽然经营中获利不少，但开支数额同样庞大，加以他把恒泰的鸦片几十挑偿还私人所欠周继三的三万银元债务，又
在崇宁县私置田产二百余亩，以致收支不敷，亏累甚大。股东当中掌握实权的监察了少钱就曾对人说：“冷开泰难缠”。一般股东和职员对冷更形不满，协理兼会计李汝恒对恒泰的经费开支主张要严格控制，因之也和冷产生隔阂。而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八三军系别不同，总有一定距离，意见难趋一致。由此种种，矛盾日渐尖锐扩大，不久恒泰就告结束，前后仅年余时间。
2. 组织西宁公司
这个公司的全名叫“西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它是由刘航琛向刘文辉倡议组设的。因刘航琛在刘湘逝世之后，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而当时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缜绪又认为刘任财政厅长营私舞弊要予惩办，逼使刘投靠国民党中央，以求庇护。过去刘湘从军费租中央拨川收兑地方银行钞票的专款中暗中亏挪了几百万元，交刘航琛汇存香港作向外国购买枪弹之用，因抗战爆发，枪弹无法购运，刘湘死后，此款仍在刘航琛的掌握之中，刘为讨好蒋介石，遂将此款全部缴献伪中央。蒋介石大为高兴，遂升任刘为行政院经济部的次长，以酬其功，这就变相地把刘保护起来，王缜绪就不敢整他了。刘航琛知道要蒋介石看重他，还需要地方军阀的实力支持，地位才能稳固，于是向刘文辉建议悬荒、殖边，开发西昌、宁属地区，以发展西康的经济，借此与刘文辉建立密切关系。西宁公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时任西昌行辕主任的张纬伦为敷衍刘文辉，也表示赞成。
刘航琛之交结刘文辉，系由冷开泰从中撮合，所以刘推荐冷负西宁公司筹备之责。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冷在成都组织西宁公司筹备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就是刘航琛、冷开泰、傅真吾、任望南。公司股金总额为二百万元，股东纯以官僚为对象，西康省财政厅和中国银行也投了资。
一九四〇年五月，西宁公司正式成立。总公司设雅安，于成都、富林、西昌、昆明等地设办事处。公司设董事会，下设运
输、贸易两部和总务处。由刘航琛任董事长，傅真吾任总经理，运输部经理冷开泰（刘航琛知冷用钱挥霍，不善于实际经营，故只让他负运输责任。同时川康各地土匪众多，也要冷才易“拿颠言语”，不致出事，他负责运输，也很恰当），贸易部经理任望南，总务处长陈尧舫。运输业务，除运送本公司货品外，还代客商承运货物；贸易业务，主要购销匹头等类货物。所谓“开发边区”，不过一句空话而已。
公司成立不久，内部就出现派系纷争。冷开泰所用人员属冷派，任望南由赛兴诚银行带来人员属任派，刘航琛和中国银行介绍来的人员成为中央派，傅真吾所带来的人员又另成一派。互相排挤摩擦，严重影响业务的发展。
冷开泰在公司内的主要助手是陈尧舫、熊雨时、陈俊轩、陈度之、陈裕凤等。运输方面所依靠的社会力量是袍哥、土匪。在雅安、西昌道上依靠著名袍哥头子羊仁安，在成都、雅安道上依靠巨匪张明清。张明清又叫张二哥，拥有百多人枪，在邛崃、蒲江、大邑、名山等县声势甚大，经邹善成介绍给冷开泰，担任公司的运输大队长。
刘航琛应交的股金却不是现款，而是一批不能到手的货物，因他托川康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华侨伍觉天经手，在印度加尔各答购买了一批匹头、皮革（英制纹皮）等货物，因抗战期中滇缅路不通，不能运回。西宁公司成立，刘就把这批已悬水中明月的货物，照原购价折合作加入西宁公司的股本（数额不小），连伍觉天也拨来加入西宁公司占据一席重要职位。这批存印货物，应由冷开泰设法运回。时任康定筹备司令的邹善成，与冷开泰是兰交弟兄，他与甘孜大金寺（主席在拉萨）喇嘛有交情，就商请喇嘛帮忙。先由喇嘛派人交涉清查，获悉这批货物，早于一两年前，运至印度边界距离拉萨不远的“格宁邦”地方。于是由喇嘛派人起运，运至西康德格，交由德格县长范昌荣转运至康定，然
启运到成都出售。总计这批货物，共装四百驮左右。
西宁公司成立以后的业务情况，远不如理想，运输方面折本甚巨，贸易方面也不兴旺。1941年上半年，撤销运输部，总公司由雅安迁成都。因为业务不好，大伙来了一个骗局，以开发冕宁、越西大红山森林为词，由羊仁安出卖林木，骗潘昌献承买，名义上说冷开泰是买主，潘昌献付款几十万元，结果未得一根本料。由于西宁公司人事派别复杂，内部矛盾很多，业务不断亏本，以致经营短短余时间，即行解体。
3. 组织弱和公司
冷开泰继“恒泰”、“西宁”结束之后，又于一九四二年组织“蜀和公司”。他利用袍哥关系，在东胜街“沙利文”，宴请成都附近各地连峰码头的舵把子，邀约他们入股。大家碍于情面，当场承认每个码头二十万元，计到四十个码头，共凑成八百万元。跟即在华兴街黄石子公馆内成立蜀和公司，主要股东有熊雨时，陈谷生、周荃叔、何载兹等人。设有董事会，冷开泰自任董事长。拟定业务范围主要是：（1）存款款，（2）代粮食部运输粮食，（3）购买川省红白糖、叶烟，运输陕西。
当时川省征购粮食，数额巨大，军需民食，均将辗转运输。同时政府规定专卖之烟、酒、糖类物资，亦需人承运销售。而四川境内，遍地土匪，常伺机劫掠滋扰。冷开泰惯于见缝插针，自恃与袍哥、土匪关系甚深，有向政府交涉承运销售之政治资本。于是随身携带巨款，亲赴重庆向财政部、粮食部、储运局等机构接洽活动。乃一夜赌博，竟输掉几百万元，把蜀和公司股本，几乎输光。冷经过一番筹划，挽住望南介绍徐堪（可亭），再找孔祥熙，更透过特务关系，由戴笠向孔祥熙关照，几度磋商。孔决定让蜀和承运粮食，并以制造五官部板车和预拨运费为词，先行一次拨给蜀和公司两千万元巨款。款到手后，冷又计上心来，要在内江购糖，得先与内江实力派人物要好，乃将款交存内江县银
行，陆续支用。该行见冷手面阔，气魄大，立即聘请他作董事长。至于运输粮食，都是先领公款，运后结帐报销，冷开泰就大肆舞弊，虚报运费，虚报折耗损失。由于他与中央要人有关系，这样糊涂谎报的数字，粮食部概不挑剔批驳，听凭报销了事。此外，又购运大批红白糖、叶烟至西安销售，数量之大，轰动了西安市场。
冷开泰因魏和公司的运粮业务，通过戴笠、徐堪而巴结到政治舞台的头号人物孔祥熙，深感荣幸。当时孔自称是孔子七十三代孙，以此炫耀门庭。全国各地孔庙供奉孔子，皆是一神主牌位，只有三处是塑像，四川广汉孔庙就是三个塑像之一。故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之际，这位自称孔子商孙的孔祥熙，要亲到广汉孔庙祭祀“先祖”，冷开泰见此机会，立即前往巴结奉承，追随左右。广汉驻军一二六师师长谢无圻（德堪）和县政府闻讯，连夜将孔庙内驻军移走，粉刷一新，并在成都找来中、西陵名厨备办饮食，静候孔祥熙莅临。是日孔专车到广汉，戒备森严，冷开泰陪侍孔的左右，与孔并肩而行，昂首过市，谢德堪等只能跟在孔的身后。祭祀毕，冷又陪孔返回成都。此后，冷开泰就越发猖狂不可一世了。
蜀和公司经营的业务，有这样好的条件，宜乎可以日趋发达，事实竟有不然者。因冷开泰惯于挥霍，用钱无度，又是大权独揽，无人可以牵制，加以他要在东胜街修建新赖华丽的大公馆，更要拉钱开支，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初，公司便现奢象，周转不灵。但冷狡黠多端，又要花招，另找一批人成立增资委员会，以王蕴滋为主任委员，彭光烈、余汉丞、余和萱、吴毅侯等人为委员，大吹大擂，企图增资。经过数月，旧股东已经吃亏，不愿再上当，其它人士听说是冷开泰经营的企业，闻而生畏，也不愿投资作新股东，结果毫无收获。冷为增资招待各县人，花费很大，除现钞外，还拖欠半边桥蜀风旅馆二千多万元。
冷开泰是惯于编筐打条的人，在这种情势下，就不择手段地谋开财源。举个例子吧，成都干槐树街十一号，是个扬州台基，鸩母叫三姨妈，她从螺客和妓女身上剥削一些钱，冷就特地借同熊雨时登门造访，要她在蜀和公司存款，说了许多威胁利诱的话，迫使三姨妈把积存的黄金六十两存入蜀和。结果烟消云散，本利都被冷吞没了。
尽管冷用了许多方法搞钱，还是不够开销，无法使蜀和局面好转。一九四五年腊月间，存户为过年需钱，纷纷来取存款，公司无钱支付，吵闹不休。延到腊月二十九日，存户取款更急，钱取不到，愈加生气，竟对这位“冷大爷”指名斥骂。三十日除夕上午，情势更趋严重，冷乃吩咐一些狗腿子伪装存户，渗入存户行列同来取款，借故吵闹，互相斗殴，拔出手枪要彼此轰击，存户不明底细，怕枪弹伤人，纷纷散去。这样，才渡过难关，但从此蜀和信誉扫地，不久就关门了结。
4. 组织汉华公司
蜀和公司结束后，冷开泰为“妥袍哥”要成立汉华社，就在成都西御西街邹善成宅内先成立“汉华公司”。冷开泰自任理事长，挽邹善成任监事长（后邹与冷闹意见，不愿再作监事长，又由申介屏继任）。至筹集股款，则仿效龚兴诚银行办法：股额小，利息厚。每股股金一万元，并给予优厚利息，还以复利计算，十五年后每股即可取得十五万元。吸收存款也同样优厚给息，并利用人情关系，尽量拉拢袍哥兄弟价当股东，但是，收效甚微，上当的人很少。成立时，只收得股金千余万元，因法币急剧贬值，这笔数字很小，发挥作用不大。
原蜀和公司的王蕴滋、彭光烈、吴毅侯等人，由冷开泰坚请，转到汉华公司来做股东，余如新津的李元亨、表树江，仁寿的黄勤生等，亦承认作股东，付出一些股金，因此勉可撑持门面。后来公司业务开展并不顺利，王蕴滋又出川去香港，公司情
况且趁不妙，职工多鸟兽散，加以伪法币疯狂贬值，公司的股金、存款，就用复利计算偿付，每股也仅能买包纸烟，大家都不要了，汉华公司也跟即垮台。
四、其他罪恶活动
冷开泰自情根处长下台后，虽然官场失意，在军政界没有任何职务，用字号公司骗人，也已多次失败，行不通了，但他对烟、匪、袍、特务等方面的活动迄未停止，略述如下：
1. 庇匪拉吧，坐地分赃
冷开泰晚年，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不便亲自出马拉肥抢人，但这是他发迹起家作老路，总是不能忘情。而当时的土匪拉肥霸要有后台保险，才不致出寻。冷开泰在江湖上有“名望”，军政界有人缘，到处吃得开，自然被土匪们倚为靠山，他也乐于坐地分赃。如曾作过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副官处长的周瑞麟，即在与冷开泰商量之后，指使匪徒将仁寿“武财神”黄勤生拉走。冷开泰言买自卖，佯装好人将黄献出，利用这个人情，在组织“汉华公司”时，邀约黄勤生当大股东，又骗了一笔钱财。又如资中县的“财神”、商会会长彭积光，被曾任保安团长、第卅集团军成都办事处处长的同乡秦军识串通巨匪帅鹏章将其绑聚后，求庇于冷开泰，冷答应将肥猪移至成都外东赖家店窝藏，由他保险。结果勒索彭家付出巨款，取得一具死尸。象这样残忍恨毒的事情还很多，纵有人知道，也不敢惹火烧身。
2. 拥戴刘“神仙”，想东山再起
冷开泰早年“跑滩”，在汉口时，住在英租界的英森路昌福旅馆。尚未发迹的刘“神仙”（刘从云）也住在这个旅馆看相算命。既人既是同乡，都在江湖流浪，因而结成朋友。过后冷开泰在万县三十二师作团长时，刘“神仙”已有名声，前来万县传道，驻军长官唐式遂、潘文华部顶礼拜门，冷与巴结潘、唐，也向这位江湖朋友顶礼称门生。
后来，刘“神仙”经刘湘的吹捧，名声更大了，四川大小军阀如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王缙绪、王方舟、范绍增、陈书农以及中央要员贺国光等，都相继向他顶礼拜门。刘湘把他尊为“军师”，并捧任为“四川剿匪军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真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
冷开泰对于这样走运的人物，更加迫切讨好，竭力效劳，于是逢人便吹嘘老师神通广大，尽量拉人向刘拜门，扩大刘“神仙”的影响。一九三九年，他想拉侯少蕴等人拜刘为师，就挽请彭勋武联名请客三桌，计到有黄石子，刘佛澄、蒋尚朴、汪俊贤、吴安民、邹善成、侯少蕴等人。入席之后，刘从云从另室走出，大家起立，齐向临时点燃的蜡烛磕头，刘亦磕头回礼，冷乘帆说：“大家都皈依刘老师了。”刘即席讲了几句话。冷开泰巴结刘“神仙”的丑态，真是表演尽至，可惜刘“神仙”的政治骗局也只是昙花一现，冷也没有闪现捞到政治上的什么好处。
3. 入股诈骗强行勒索
成都市长陈炳光集殷筹建成都商业银行，冷开泰入股伍万元，过后冷以他开的公司向四川省银行借款壹千万元。当时省银行规定，借款要银行承兑，借款到期，由承兑的银行偿还。冷以股东身份，要成都商业银行担保承兑，该行当然照办。殊借款到期，冷置之不理，逼得该行东拉西扯，代其偿还。到一九四六年，成都商业银行由米庆云接办，其后又转顶与上海人周嘉琛，把原有股东的股款退还。有些股东如军阀李注东等，无理取闹，退股要退硬银元，冷开泰也是其中之一。银行对冷闹事甚为不满；因曾代冷承兑壹千万元还未偿还，现在又来要万元硬洋的股本，真是无耻之尤，未予置理。冷开泰自知理屈，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派了几个兄弟伙，将米庆云请到东胜街公馆，对他软硬兼施，先用调吓的手段，要银行退银元，来据理力争，说他还欠银行一千万元，连同多年利息，数达五千万元了，他的股本，
抵补不足，何能再说退股？他就要赖，另换一套唱脸说：“外面都说我的公馆漂亮，有钱，其实我是空的带了一屁股帐。你（指米庆云）老兄在商场上有办法，这点钱你也不在乎，数目多少还可以再商量嘛。如果你不同意，我那些兄弟快要吃饭啊！”米庆云知道这个大流氓是不要脸、不要命的，难缠，只好答应再付他二千万元。果然钱一到手，他就不和李汪东等绞在一起乱闹，对米出让成都商业银行的严毫无意见了。
4. 开山立堂，成立汉华社
冷开泰虽然是几十年的土匪、袍哥，却没有开山立堂成立自己的码头。一九四六年春，他刚办起“汉华公司”，就想借此要袍哥成立“汉华社”。他邀请著名的老袍哥王蕴滋、彭光烈、吴毅侯等作主要发起人，他本人就是总舵把子。王蕴滋对袍哥源流及为幕情况了解甚多，遂为“汉华社”撰写一本《海底铨真》，彭则动员群众参加袍哥，为汉华社壮声势，同时卖《海底铨真》这本书又可以赚钱。冷开泰找康定警备司令部善成利用权势，将《海底铨真》在天全、芦山、宝兴一带大量推销，每乡镇出五万元买书，由乡镇长和袍哥头子负责，冷因此而大发横财。
参加汉华社的人数，比其它任何码头都多，首先是凡在东胜街冷公馆和汉华社来往过的人。都算作“汉华社”的袍哥，其余就是在各县招纳，尤其是在吴毅侯的家乡——郸县更是大量吸收。因此该社声势很大，在办圣会设香堂时，还请了几位著名的“社会名流”尹昌衡、吕尔大等莅临讲话，应绳场面。
不久，王蕴滋等人相继离去，“汉华社”活动陷于停顿。冷开泰不仅没有实现统治全川袍哥的愿望，反而遭到舆论的种种非议。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为了敷衍舆论、平息公愤，追令解散汉华社，冷又一次丢脸退却。
5. 竞选立法委员
冷开泰一直有政治野心，总是伺机而动。一九四七年，国民
党政府伪装民主，假“行宪”之名，要全国各地选举立法委员，冷开泰利用自己拥有的土匪、袍哥势力，号召仁寿、新津、双流等县的哥老支特他竞选立法委员，在成都包定荣乐园、静宁、颐之时三个大旅馆和春熙饭店，供应各路袍哥的食宿，并备小汽车专司接送，大肆铺张，到处招谣，以为凭他这股声势，一定可以当选。不料国民党突然规定，立委候选人要由中央提名。冷的竞选资格被宣布无效，他花了许多黑心钱，搞竞选活动，结果又是一场空。
6. 参加“游于班”，阴谋暴乱，被依法处死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准备组织武装开展“反共”的游击战争。游干班主任由军校校长张耀明兼任，副主任由王旭夫担任，前后办了五期。一、二、三期限于军校教职员和校外同学，从第四期起扩大培训范围，第五期更加扩大，除国民党军政人员外，广泛吸收土匪、袍哥、恶霸参加。
在开办第四期时，张耀明、王旭夫邀请路绍芳担任游干班副（骆曾任五战区将校队队长等职），由于驿的建议，找冷开泰物色袍哥参加，并以冷的公馆作为活动中心。于是，冷既参加第四期受训（仅来报到一次），也约来一些袍哥受训。第五期，冷又邀约更多的人前来受训，当由班主任给他以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名义。
由于冷开泰的邀约，第五期游干班受训人员身份最为复杂。举其著者有：曾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处长的刘兆黎，驻峨边的国民党中将司令刘树成，邾县参议长袍哥大爷杨子超，绵阳县参议长左舜卿，双流县参议员、曾任二十二集团军主任秘书的肖壮荪，叛徒、双流县白卫副总队长彭笑山、总教官潘敬德，四川别动队主办壮丁训练的杨卓勋，国民党成都市党部负责人黄功五，新津县参议员、巨匪李元亨，染庆县巨匪李泽儒，成都妇女协会
理事长何知言等。该期共编十二组，每组按连编制。因人数众多，增设副班主任一人，由军校教育长吴起武担任。班中特设“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兆黎，副主任委员冷开泰，设计委员有杨子超、李元享、张联芳、左舜卿等。
受训期中，除听课、聚缝外，多到东胜街冷公馆打牌吃烟，宴会聚谈，以资联络。还有一科办法就是摔把，除三、五个或七、八个池小点聚合摔把外，还来了两次大规模的摔把：第一次是第四期学员在王缙绪公馆举行的，第二次是第五期学员在冷开泰公馆举行的，规模比第一次还大，除受训学员外，还包括班中的负责人王旭炎、肖步鹏等人，由张联芳主持香堂，提刀宰鸡、拈香、吃血酒。并把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王缙绪请来参加仪式，即席讲话，以壮声势。大摔把以后，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特由王缙绪通知省保安副司令林茂华将李元亨为抢劫案所受的通缉令取消。
那时军校存有各种新旧步枪、手枪、机枪、迫击炮，共约两万余件，还有许多军用物资，决定分批发给这些受训人员，以便组织反动武装。当由冷开泰转达游干班受训的人，叫他们各自回去尽量组织队伍，有好多人就发好多支枪。在发枪之前，军校先征询冷的意见，要他考核报来的队伍人数是否确实以及这些当头目的入的号召能力究竟如何，这就使大批想拖队伍当官领枪弹的人竞相奔走于冷开泰之门。
当时，荣庆巨匪李泽儒领得枪弹很多，一九五〇年，他以新十二军独立团团长的身份率众暴乱，为害特大。曾作刘兆黎部团长的蒋镇南，领得大批枪弹之后，通过游干班关系，在川北纠集万余人，抗拒解放军，被迫起义后，又复率众暴乱，为害尤其巨大。这些都是冷开泰设计出策造成的。
冷开泰这个反动家伙，临到成都解放前夕，还坐着吉普车，亲到成都附近的郸县花园场、温江文家场、灌县青城山及内江、
自流井、眉山、新津等地，与各地的反共游击组织密商对策，以图抗拒解放和破坏解放后的建设事业。成都解放以后，冷拒不自新，暗中策划各地暴乱。如濑县袁旭东在青城山附近聚众暴乱，与冷的策划有关，冷冷写信指云各县土匪、袍哥首领，说：要齐心合力，来消灭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要象瓦岗寨平陷乱那样，一齐动手，要大轰击动，把川西南联络成一片，在一九四九年阴历除夕那天，一齐发动暴乱等等。当时，致使各地先后暴乱的罪首计有：
郫县：杨子超（议长、游干班学员）
郭绍成（侦缉队长）
温江：朱伟勋（袍哥头子、军统特务）
邛崃：乔子均（营长、舵把子、游干班学员）
新津：李元亨（参议员、F匪、游干班学员）
双王流：曾炳章（乡长兼大队长、土匪、舵把子、游干班学员）
华 阳： 舒宇照：张达武（袍哥头子）。 张万里（乡长） 吕波澄（袍哥大爷）
华阳： 龙滩将军：陈功武（乡长、舵把子） 陈功爵（军校学生）
大邑：余如海（旅长）
眉山：汪杰（又名汪俊贤，旅长、议长）
新繁：胡开惠（土匪）
沈德正（土匪）
金堂：林耀生（团总、袍哥头子）
崇庆：李泽儒（土匪、团长）
广汉：钟焕章（钟懒王、土匪、游干班学员）
温江： 吴家场：陈利石（乡长、舵把子）
洞子口：曾次钦（乡长）
这些匪首，发动武装暴乱，有些是冷开泰直接指挥，有些是受冷开泰的影响，附和蠢动，致使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建设，遭受莫大损失，冷开泰的罪恶、民愤极大，真是无可宽恕！一九五〇年人民政府为了首恶必办，为民除害，将其逮捕镇压，真是大快人心，也是这家伙应得的下场。
本文承侯少煊、邹蓉成、戴宗桂、丁少鹤等，先后提供不少资料，附此说明。
(1982年6月完稿)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勘误表
| 页数 | 行数 | 误 | 正 | 页数 | 行数 | 误 | 正 |
| 1 | 8 | 都 | 却 | 45 | 13 | 夹 族 | 葬 族 |
| 3 | 末 行 | 蜂 | 峰 | 45 | 17 | 黄 浦 | 黄 埔 |
| 6 | 3 | 展 | 晨 | 45 | 23 | 仅 | 尽 |
| 9 | 6 | 远 | 达 | 45 | 倒 2 行 | 陈明杨。 | 陈明杨、 |
| 9 | 倒 3 行 | 标题全部涂去 | 47 | 19 | 戮 | 戢 | |
| 13 | 5 | 陇 | 挠 | 49 | 6 | 黄 浦 | 黄 埔 |
| 14 | 18 | 会 | 令 | 51 | 9 | 侦防组” | 侦防组”， |
| 21 | 4.8.9.10.14.16 | 刘汉庭 | 刘汉廷 | 52 | 倒 8 行 | “果然”前的“。” | 应为“，” |
| 25 | 倒 4 | 噱 | 噱 | 53 | 5 | 一月十三日 | 四九年一月十三日 |
| 29 | 末行 | 赌 | 瞻 | 54 | 1.16. | 刘绮文 | 刘绮芳 |
| 33 | 14 | 住 | 驻 | 54 | 倒 5 行 | 曾鸣武 | 曾鸣飞 |
| 36 | 15 | 颗 | 棵 | 55 | 13 | 曾鸣武 | 曾鸣飞 |
| 39 | 9 | 脚 墙 | 墙 脚 | 55 | 倒 2 行 | 李仲堃 | 彭代悌 |
| 41 | 22.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259.260.261.262.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277.278.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291.292.293.294.295.296.297.298.299.300.301.302.303.304.305.306.307.308.309.310.311.312.313.314.315.316.317.318.319.320.321.322.323.324.325.326.327.328.329.330.331.332.333.334.335.336.337.338.339.340.341.342.343.344.345.346.347.348.349.350.351.352.353.354.355.356.357.358.359.360.361.362.363.364.365.366.367.368.369.370.371.372.373.374.375.376.377.378.379.380.381.382.383.384.385.386.387.388.389.390.391.392.393.394.395.396.397.398.399.400.401.402.403.404.405.406.407.408.409.410.411.412.413.414.415.416.417.418.419.420.421.422.423.424.425.426.427.428.429.430.431.432.433.434.435.436.437.438.439.440.441.442.443.444.445.446.447.448.449.450.451.452.453.454.455.456.457.458.459.460.461.462.463.464.465.466.467.468.469.470.471.472.473.474.475.476.477.478.479.480.481.482.483.484.485.486.487.488.489.490.491.492.493.494.495.496.497.498.499.500.501.502.503.504.505.506.507.508.509.510.511.512.513.514.515.516.517.518.519.520.521.522.523.524.525.526.527.528.529.530.531.532.533.534.535.536.537.538.539.540.541.542.543.544.545.546.547.548.549.550.551.552.553.554.555.556.557.558.559.560.561.562.563.564.565.566.567.568.569.570.571.572.573.574.575.576.577.578.579.580.581.582.583.584.585.586.587.588.589.590.591.592.593.594.595.596.597.598.599.600.601.602.603.604.605.606.607.608.609.610.611.612.613.614.615.616.617.618.619.620.621.622.623.624.625.626.627.628.629.630.631.632.633.634.635.636.637.638.639.640.641.642.643.644.645.646.647.648.649.650.651.652.653.654.655.656.657.658.659.660.661.662.663.664.665.666.667.668.669.670.671.672.673.674.675.676.677.678.679.680.681.682.683.684.685.686.687.688.689.690.691.692.693.694.695.696.697.698.699.700.701.702.703.704.705.706.707.708.709.710.711.712.713.714.715.716.717.718.719.720.721.722.723.724.725.726.727.728.729.730.731.732.733.734.735.736.737.738.739.740.741.742.743.744.745.746.747.748.749.750.751.752.753.754.755.756.757.758.759.760.761.762.763.764.765.766.767.768.769.770.771.772.773.774.775.776.777.778.779.780.781.782.783.784.785.786.787.788.789.790.791.792.793.794.795.796.797.798.799.800.801.802.803.804.805.806.807.808.809.810.811.812.813.814.815.816.817.818.819.820.821.822.823.824.825.826.827.828.829.830.831.832.833.834.835.836.837.838.839.840.841.842.843.844.845.846.847.848.849.850.851.852.853.854.855.856.857.858.859.860.861.862.863.864.865.866.867.868.869.870.871.872.873.874.875.876.877.878.879.880.881.882.883.884.885.886.887.888.889.890.891.892.893.894.895.896.897.898.899.900.901.902.903.904.905.906.907.908.909.910.911.912.913.914.915.916.917.918.919.920.921.922.923.924.925.926.927.928.929.930.931.932.933.934.935.936.937.938.939.940.941.942.943.944.945.946.947.948.949.950.951.952.953.954.955.956.957.958.959.960.961.962.963.964.965.966.967.968.969.970.971.972.973.974.975.976.977.978.979.980.981.982.983.984.985.986.987.988.989.990.991.992.993.994.995.996.997.998.9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259.260.261.2 |
| 页数 | 行数 | 误 | 正 | 页数 | 行数 | 误 | 正 |
| 61 | 15 | 警察局， | 警察局、 | 80 | 例3 | 国民党中国政府 | 国民党政府 |
| 61 | 17 | 科长）， | 科长） | 82 | 末行 | 署 | 署 |
| 61 | 例9 | 托—这 | 把—这— | 86 | 13 | 成都民族学院 | 成都西南民族学院 |
| 64 | 2 | 翔孙散” | 翔孙散”， | 86 | 例2 | 陈贻光 | 陈裕光 |
| 64 | 例2 | 判乱 | 叛乱 | 92 | 17 | （雄尾） | （古管乐器） |
| 65 | 例6 | 行刘愿奄， | 刘愿奄、 | 94 | 末 | 厉 | 庚 |
| 69 | 例5 | 行何上肇 | 河上肇 | 95 | 13 | 论 | 伦 |
| 69 | 例2 | 预料 | 预料 | 110 | 16 | 扎 | 札 |
| 71 | 15 | 工农 | 农工 | 110 | 例2 | 官办 | 官办 |
| 72 | 19 | 将李正恩 | 趁李正恩 | 114 | 例6 | 咀 | 嘴 |
| 73 | 15 | 霖 | 钦 | 117 | 8 | 麟 | 鳞 |
| 73 | 18 | 国民党的 | 国民党 | 117 | 18 | 挂 | 褂 |
| 73 | 例9 | “八七” | “八·七 | 123 | 例1 | 分 | 汾 |
| 73 | 例2 | 庭 | 廷 | 128 | 17 | 熟 | 熟 |
| 74 | 9 | 霖 | 钦 | 124 | 例8 | 当面斥责 | 当面斥责 |
| 74 | 例3 | 环 | 环 | 130 | 3 | 跟 | 赝 |
| 75 | 17 | “孔雀东南飞” | “均敌为”， | 130 | 7 | 钩 | 钩 |
| “觅南子” | 18 | 当年 | 是年 |
| 页数 | 行数 | 误 | 正 | 页数 | 行数 | 误 | 正 |
| 131 | 倒1 | 当负 | 当其 | 150 | 倒3 | 嵩 | 嵩 |
| 1c1 | 8 | 园 | 圆 | 151 | 3 | 练 | 练 |
| 137 | 倒3 | 首屈 | 首屈 | 151 | 倒5行 | 竞 | 竞 |
| 139 | 14 | 漫 | 漫 | 152 | 1 | 零售， | 零售、 |
| 140 | 14 | 幌 | 恍 | 152 | 12 | 钻 | 攒 |
| 142 | 20 | 宵 | 宵 | 152 | 末 | 扎 | 札 |
| 142 | 倒5行 | 渠 | 曲 | 153 | 末 | 穹 | 穷 |
| 143 | 2 | 壁 | 壁 | 154 | 6 | 商业中 | “商业”后“穷”字 |
| 144 | 倒6行 | 坐 | 座 | 156 | 6 | 蜡 | 腊 |
| 145 | 9 | 既 | 就 | 156 | 19 | 开 | 闻 |
| 145 | 20 | 这有 | 多一“这”字 | 157 | 13 | 面 | 曲 |
| 145 | 20 | 又有 | “又”后落“载”字 | 159 | 7 | 给商业 | 给工商业 |
| 145 | 21 | 这表 | “这”后落“载”字 | 163 | 6 | 确 | 却 |
| 146 | 13 | 集 | 计 | 170 | 倒6 | 真， | 逼真， |
| 147 | 倒3行 | 灯， | 灯、 | 171 | 倒2 | 销 | 消 |
| 148 | 5 | 一样、 | 样， | 172 | 8 | 销 | 消 |
| 148 | 倒2 | 一发祥地 | 一块发祥地 | 174 | 倒5、8两行 | 报 | 版 |
| 页数 | 行数 | 误 | 正 | 页数 | 行数 | 误 | 正 |
| 183 | 7 | 理 | 科 | 科 | 理 | 202 | 11 |
| 190 | 倒4 | 击 | 游 | 游 | 击 | 204 | 10 |
| 191 | 6 | 幅 | 付 | 204 | 20 | ||
| 192 | 12 | 检 | 捡 | 204 | 22 | ||
| 192 | 倒4 | 脏 | 赃 | 206 | 8 | ||
| 192 | 倒2 | 支 | 仪 | 206 | 16 | ||
| 193 | 17 | 隘 | 磁 | 140 | 18 | ||
| 197 | 12 | 钻 | 绩 | ||||
| 197 | 17 | 销 | 消 | ||||
| 202 | 9 | 骄 | 轿 |
第三辑所记史实的校正和补充：
1. 据成都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组陈明泉同志来信指出：第三辑饶琳所写《军统保密局成都站的罪恶活动》一文中谈到，逮捕华大学生毛英才的时间是一九四九年九月，这个时间作者记错了。准确时间乃是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因当时毛英才兼任华大工人夜校教师，我是夜校学生，她的被捕在我当时笔记中有记载，而且还向有关同志汇报过，笔记至今尚存。
2. 据《抗日时期成都遭受敌机轰炸惨状的回忆》一文的作者杨锡民来信指出，第二辑刊载此文中：①四〇年的：“十、二七”大轰炸，应更为“七、二七”；②四一年的“七、二七”大轰炸，应更正为“七、二四”；③第二次大轰炸，在东较场城墙缺口至猛追湾一带救护伤病员百余人，系各个救护队共同完成，并不是他的分队单独完成。
3. 据成都市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崔亚汉同志来信提出：第三辑姜蕴纲写的《对华西大学的回忆》一文中有点儿应当订正和补充。
①三辑78页11行写的“美美会在暑陕街”，这与事实不符，美美会教堂是在陕西街，英美会的教堂才在暑袜街。同页倒7行只写到“文幼章的父亲”，未写出其名字。他叫文焕章，是四川基督教办学校及印刷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②三辑80页17行中“系主任朱汇士”应为“米玉士”，其英文名为Meuser。86页倒2行中“金陵大学校长陈贻光”应为“陈裕光”。
4. 据周芷颖同志来信提出：
①三辑157页倒7行写的“说来场里有一个“仁和字号”其地址不符。仁和字号是在商业后场。
②三辑195页7行中的“妇女名叫吴玉林”应是“吴玉竹”。
上述各位同志提供的勘误和补充的史实，我们深表欢迎，除已分别函谢外，特此刊出。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主要目录预告
一、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之经过……胡秉章
二、成都市政沿革述概……乔曾希 李参化 白兆渝
三、我们所知道的邓锡侯……何翔炯 奉伯常 陈仕俊 付英道
四、成都解放前“六二”大逮捕事件亲历记……邵平 李英
五、借人头，平“米潮”冤案及象……李伯英 邵平 饶琳
六、回忆成都新民报的战斗艺术和它被查封抢劫前后……吴亦兰
七、岷江大学始末……黄子谷
八、郭老与石室中学……李仲屿
九、回忆我的父亲吴兆华……吴伯镇
十、生活书店成都分店……张毓黎
十一、金堂巨匪赖金廷……金堂县政协文史资料组
十二、解放前成都的人市……吴剑洲
[ General Information ]
书名=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作者= 页数=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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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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