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办编辑 冯小露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成都
       (JI)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李永华
       封面设计：邱云松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四辑）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彭州市国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7.25 字数 165 千
       1995年1月第一版 1995年1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2719-2/K·380 印数：1——3050
       定价：4.50元
       目录
       广旺矿区现代开发 …… 邵家仁(1) 开采缙斯甲金矿始末 …… 张孝忠 毛万良(44)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对四川煤焦的管制 …… 张利源(55)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花纱布管制对四川纺织业的影响 …… 刘昌仁(65) “神农丝”的兴衰 …… 钟利藏(79) 泸州老窖大曲酒 …… 泸州曲酒厂公关部(83) 古蔺郎酒 …… 王思铁供稿 李硕军整理(92) 保宁醋 …… 阆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06) 南充冬菜 …… 余晴举(110) 川茶古今漫谈 …… 王大煜(113) 百年老药房“鹤鸣堂” …… 林国祥 罗仲生(127) 中坝“祥顺堂”药号 …… 卢云清(133) 成都第一家西药房——华洋药房 …… 陈思俊(139) 什邡烟厂六十年 …… 郅立人(147) 川康区食糖专卖概述 …… 杨修武 钟舒麒(155) 解放前西康货币使用的混乱情况 …… 杨国治(182) 繁盛的水陆码头——太和镇东路口 …… 曾祥邻(190) 建国初参加征粮工作的回忆 …… 白 恭(196) 剑阁县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回忆 …… 崔 键(204) 对《回亿华西日报》一文的几点质疑 …… 陈雁军(222)
       广旺矿区现代开发
       邵家仁
       1950 年前后，广元、旺苍先后解放，广旺矿区回到人民手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工业战线各个时期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广旺矿区仍曲折地前进，逐步发展成为以煤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是川北唯一的煤炭生产基地，年产原煤400多万吨，其中广旺矿务局产量占一半以上。
       一、建国初期广旺煤业的恢复和发展
       (一)恢复煤业
       解放初，广元、旺苍两县相继成立人民政府，在逐步稳定社会秩序后，着手恢复广旺矿区煤炭生产。
       1950 年 5 月，人民政府接管了广元煤矿，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营教导员张燮任驻矿军事代表，组织生产。当时，全矿仅有工人 59 人，简陋工房 480 平方米，坑道被淹，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川北行政公署拨给该矿人民币 10 亿元（旧币），大米 4800 斤。广元煤矿着手恢复生产，经过 25 天的努力，排除了巷道积水，清理了巷道淤泥。7 至 12 月，又对平坑小巷进行改造，加高为 1.7 米，加宽为 2.2 米。并自制 7 辆运煤板车，这年生产原煤 1452 吨。年底，工人增加到 137 人。
       同时，川北行政公署又调50万斤谷子，扶持旺苍境内的煤业，使奄奄一息的小煤窑又出现了转机，全县52家煤窑相继恢复了生产。
       (二)民主改革
       1951 年，工矿企业结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普遍进行民主改革，废除把头制度。
       在民主改革和镇压运动的基础上成立了工会，发展首批会员126人，杨志辉任工会主席。建立了人事股、生产股、会计股、总务股、营运股管理机构，并对留用人员作了适当安排。由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职工选举，成立矿区管理委员会，巩固了民主改革的成果。
       (三)煤厂联营
       1952 年 3 月 18 日（农历），旺苍县工商科为发展煤业，在嘉川镇成立“旺苍县嘉川煤厂产购销煤炭联营社”，下属 4 家煤厂：
       群新煤厂：其生产地点庙儿湾，经理梁国炳，职工55人，日产3至4吨，1953年产煤2377吨。
       协利煤厂：生产地点号口，经理杜汉平、姚和利，职工153人，日产25吨左右，1953年产煤5949吨。
       建新煤厂：生产地点庙儿湾，经理李正元，职工92人，日产煤8吨左右，1953年产煤2460吨。
       大同煤厂：生产地点黄家沟，经理杜朋友，职工72人，日产15吨，1953年产煤3870吨。
       联营煤矿共有职工372人，年产14656吨，由嘉川煤建公司经营，但只能购销30%至50%，因而产销不平衡，生产的煤销售不出去，老板叫苦，要求停业。县工商科和劳动科以缩小经营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将半工半农的工人转入农村，引起工人的不满。
       为了改善劳资关系，1952年8月，旺苍县人民政府派人到联营煤矿订立劳资合同，成立劳资协商会，嘉川区委书记兼任主任，并由工会、工人、资方代表组成仲裁会。仲裁会决定联营煤矿工人每天发3斤大米，人民币800元（旧币）。一季度发内裤一条，供井
       下穿用，劳动4天休息1天。
       (四)公私合营
       1955 年 4 月，中共旺苍县委抽调 10 人到嘉川联营企业协利煤厂（唐家河煤矿前身），大同煤矿进行公私合营试点，历时 80 天。这两家联营煤厂合营后改名为“四川省地方合营旺苍县嘉川煤厂”。
       合营煤厂厂部设在小松岩矿井，公方代表朱化民任厂长，李邦林任党支部书记，资方代表杜朋友，杜汉平任副厂长。厂部设财务、生产供销、基建4个组。合营后的煤厂共有职工450人，日产原煤80吨左右。
       嘉川煤厂合营后，对巷道进行了扩建，改进了运输条件，铺设铸铁钢轨，拉拖改为木轮矿车。井下贯通，自然通风。照明由油灯改为土电瓶。修建了冲电房，机修房。新修了职工住房、职工食堂、医务室、职工夜校等。还增派了两名技术员，指导安全生产。
       1956 年 3 月，旺苍县委又把冶城、竞城、黄洋、普济等处煤厂进行合营。至此，全县合营煤厂共有资金 42240 元，其中私股 129 人，资金 11632 元。合营后，产量不断增长。1955 年，全县仅产煤 6655 吨，1956 年增到 28257 吨，增加 4.24 倍，1957 年增到 11.9 万吨，与 1955 年比较，增加 17.88 倍。
       煤厂合营工作的方向和路线，都是符合客观需要的，但要求过急，工作粗糙，形式也过于简单。
       二、“大跃进”运动和广旺矿务局的成立
       1958 年 5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公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 1958 年生产钢 1070 万吨（比 1957 年翻一番）的任务，在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
       (一)“旺地区工业”大跃进”运动
       广元、旺苍是四川重要铁矿、煤炭资源地区之一，素有“川北煤铁之乡”之称。中共四川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指示全省各县，要打破区域界限，有矿就挖，有煤就采，并号召要有“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革命精神。于是，四川各地先后有17个县近40万民工在广旺地区大办钢铁。
       在广元境内大办钢铁的单位有：
       潼南县约6.5万民工在白马、上寺、竹园坝一带挖矿炼铁，最后集中力量在上寺公社创办上寺煤矿。
       苍溪县约7万民工在上西坝、下西坝大办钢铁，最后集中力量在下西坝回龙场炼铁，在上西坝公社开办郑家沟煤矿。
       益亭县6.5万名民工先在旺苍后收编阵地转移到广元大面一带开办煤铁厂。
       射洪县1万多民工在赤化公社开办白田坝煤矿。
       中江县4千多民工在竹园坝一带挖矿、炼铁。
       广元、昭化（1959年并入广元县）两县组织本县民工在大昌沟、荣山、下西坝一带采矿、炼铁。
       广元县工业局也组织一批民工开办王家岭、梯子岩煤矿。
       广元煤矿组织人员在荣山、走马岭、肖家乡一带开办小煤窑150多个。
       在旺苍县境内大办钢铁、煤炭的单位有：
       绵阳县两批民工6万多人在白水、快活、尚武、唐家河一带开矿、炼铁、最后集中力量在白水公社开办白水煤矿。
       梓潼县4.9万民工在郑家湾、小竹园、磨石垭、张家湾、天台、代池、侯家寨、杨家坪一带开矿、炼铁，后来收缩阵地集中在代池开办普济煤铁厂。
       剑阁县 4.9 万民工在碗厂河、友家沟、石洞沟、纸厂沟、金溪一带开矿、炼铁。
       南充专区组织南充、南部、阆中、仪陇、蓬溪五个县2万余民工在磨岩开办磨岩煤矿。
       旺苍县组织本县民工4.6万人，与专区联合在白马垭、新桥、干溪沟、周家坝、黄洋、磨岩、大河、水磨、朱家坡、姚家坡、李家河一带开矿、炼铁。
       1958年11月，绵阳地委工业部提出开发矿区的设想：先开发广元煤矿（包括旺苍井田），宝轮院煤矿（包括昭化井田），并立即抽调干部组成基本建设委员会，进行规划、设计、施工。
       具体步骤：抽调广元、剑阁、盐亭、蓬溪、潼南等县民工7200人到广元县杨家岩（广元煤矿）。1958年底，广元煤矿组建旺苍基建委员会，组织5500名职工分赴广元县的宝轮镇、旺苍县代池等地进行煤矿基本建设。
       1958 年以煤保钢，大办钢铁期间、广旺地区共办煤窑 1064 个，其中广元县境内 204 个，旺苍境内 860 个，年产煤 181.084 万吨（含虚报数），其中广元 78.84 万吨，旺苍 103 万吨。
       工业战线上的“大跃进”运动在短期内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反映了人民群众渴求改变祖国穷困面貌的美好愿望，充分表现了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和忘我劳动的奉献精神。“大跃进”中积累的一些管理经验，比如领导干部种“试验田”，以点带面；干部参加劳动；插红旗，树标兵，开展劳动竞赛等，对工业建设有所借鉴。“大跃进”群众开矿，为后来成立广旺矿务局奠定了基础。
       教训是深刻的。“大跃进”的速度，规模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实际。为配合“全民大办钢铁”，煤炭行业提出“全民大办煤矿”，口号是“兵对兵，将将对，用分散的小煤矿对分散的小高炉”，要求小煤
       矿在全国“星罗棋布，遍地开花”，每个矿井“面面高产，月月高产”。滥采乱挖，严重破坏了资源。不讲科学，不讲质量。以旺苍县为例，先后建小煤窑860个，实际只投产497个。广元煤矿开办的151个小煤窑和110个“卫星工厂”，皆因质量，运输等问题全部停产。浮夸风盛行，有的地方提出“大煤井翻三番，小煤窑翻九番”，热心于“喜报频传，卫星怒放”，有的煤窑上报“日产万吨原煤下山”。这些浮夸风的后遗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影响工业生产。
       (二) 广旺矿务局的成立
       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广旺地区煤、铁小土群纷纷下马停产。
       绵阳专区根据今后全区工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有计划地开发重点产煤区旺苍境内的煤炭资源，1961年11月5日，决定正式成立“四川省绵阳专区煤炭工业局旺苍新建矿筹备处”（以下简称旺苍新矿筹备处），旺苍新矿筹备处受专区煤炭局直接领导，代表专区对旺苍地区煤炭工业基建工程进行监督和检查，并筹备黄家沟、代池坝、赵家坝煤矿和代池电厂的建设和各后生产的各项事宜。同时，与施工单位四川煤矿基建公司第四建井公司取得密切联系，以保证各项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旺苍新矿筹备处的干部以下马的黄洋钢铁厂，普济煤铁厂的留守干部为主，共计52人。筹备处负责人：银茂祥、李祖信、汤映平。
       旺苍新矿筹备处成立不久，绵阳专区煤炭工业局撤销。为了加强和统一管理旺苍地区煤矿基建和生产，1962年3月30日，在旺苍新矿筹备处的基础上成立“旺苍矿务局”，除领导原基建矿井的建设外，旺苍、白水、拣银岩三个生产矿井划给该局。同时对省属劳改企业荣山煤矿在生产建设方面进行业务指导。
       旺苍矿务局隶属四川省煤炭工业厅领导，负责人侯勇。
       当时，正值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四川许多工业关、停、并、转，用煤大量减少，广旺地区的煤矿已由17个减为7个，但销售仍困难，煤炭积压。一些人主张再砍几个矿。当时，主管四川工业的书记陈光对广旺煤炭生产情况进行调查，他在向四川省委的一个报告中指出：“煤矿不同于其他行业，停井后所需的维护修理材料和费用较大，恢复生产所需的时间较长，而当前整个国民经济正处在暂时现象而已。广旺矿区是我省三大煤炭生产基地之一，担负供应我省工业和几个大中城市用煤以及商品调剂的主要任务。因此，对于这个矿区原已确定保留的七个煤矿，应当暂缓再下为宜”。
       中共绵阳地委也认为，广旺地区的煤炭是关系到川西北燃料供应平衡的重要问题。于1962年8月7日作出《关于调整广旺地区煤炭生产的请示报告》，呈报中共四川省委，《报告》中提出成立广旺矿务局。中共四川省委于1962年9月1日批示（即四川省委（62）字第223号文件）中指出：“关于成立广旺矿务局的问题，省委同意地委意见。广旺矿务局收归省煤炭厅直属”。
       1962年9月25日，广旺矿务局（以下简称广旺局）由旺苍县代池坝迁往广元上西坝办公。除领导原旺苍矿务局所属的旺苍、白水、捧银岩三个生产矿井外、广元、宝轮院、上寺三个生产矿井则给该局管理。全局设计能力为102万吨。同时，绵阳专区一机厂也交给该局，担负矿区机修任务。
       广旺局成立初期的管理机构：行政设13个科室，党群7个部委。首任局长张治安，局党委书记宁瑶。
       附：广旺矿务局成立时组织机构序列表。
      
      
      三、在调整中前进
       1962年成立的广旺局面临种种困难，所属6对生产矿井除拣银岩煤矿是按基建程序移交的正规矿井外，其料均是小煤窑发展起来的简易投产矿井，生产布局不合理，采掘接替紧张，机构不健全，管理基础薄弱。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广旺矿区提出了三年（1963—1965年）调整规划。
       (一)生产矿井的调整
       1963年7月，广旺矿区主要运煤铁路广（元）乐坝铁路仅通车至白水。因此，按三种不同情况进行调整：
       对产品依靠大铁路外运，基本具备生产系统和发展前途的矿井如拣银岩、白水、广元、宝轮院4个煤矿，根据各个矿井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补套，开拓延深，填平补齐，配套成龙和改造的措施进行调整。
       对基本具备生产系统，但发展前途不大的矿井如上寺、陈家岭（当时属广旺煤矿的井口）矿井，在保证安全生产的情况下，以销定产，不作大的调整。
       距铁路较远，产品外销困难，当时生产系统缺陷较多，但储量较大，有发展前途的矿井如唐家河矿井（当时属旺苍煤矿井口），配合大铁路建设进行正规的调整，同时进行少量生产。
       在调整期间，1964年对部分矿井生产能力进行调整。宝轮院煤矿原设计能力的21万吨，因煤层薄，又系单一煤层矿井，调整为15万吨；陈家岭矿井原设计能力为15万吨，因井田储量少，调为10万吨；唐家河矿井，原设计能力为15万吨，补充勘探后储量增加较多，矿井扩大为21万吨。全局原设计为102万吨，调整后核定
       为 97 万吨。
       在调整期间，全局生产矿井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抢修巷道。1962年底，全局巷道失修率高达26.9%，据1963年1至7月资料统计，巷道先后垮塌149次。于是，在全局抽调有经验的老工人组织突击队，一个矿一个矿地维修巷道。
       接着，对生产矿井进行技术改造。重点改造采掘部署，分段回采改为全面回采，采掘部署做到“三集中”（水平、采区、工作面集中），“一联合”（巷道联合布置）。前进式开采改为分区开采。采用双翼采区，采面不少于2至3个。增加工作面长度，采区走向一般为600—800米，采面长度不少于80米。采区生产能力不少于15—20万吨。
       扭转采掘比例失调。1962年底，全局掘进欠帐41509米，采掘严重失调，影响正常生产。为此，全局成立直属掘进传播队，朱荣鑫任队长，主要任务是突击薄弱环节，传播先进经验。同时，装备掘进设备，风钻增加60%，使掘进机械打眼膜头增加85%。另外，还组织6个重点队，月进大都保持100米以上。通过艰苦努力，到1965年基本完成了采掘生产调整任务：开拓煤量为327.27万吨，可采期3.27年；准备煤量为151.67万吨，可采期18.03个月；回采煤量53.95万吨，可采期7.79个月。“三个煤量”基本达到国家要求，符合矿井正常开采要求。
       (二)基建矿井的调整
       广旺矿区在“大跃进”期间发展过快，基建战线过长。根据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建委《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的报告》精神，广旺局为了压缩基建投资，对基建项目逐个审查，有计划地停建、缓建一批基建项目：
       代池坝煤矿，设计能力为30万吨，1960年3月开工，已掘进
       309.8米，1962年5月31日停建。
       赵家坝煤矿，设计能力为21万吨，1960年5月开工，已掘进382.8米，发碴230米，1962年5月停建。
       唐家河煤矿，1962年5月缓建。
       另外，南充专区在旺苍境内兴建的磨岩煤矿，设计能力为30万吨，1961年停建，移交广旺局。
       (三)处理调整中遗留的问题
       1. 纠正“一平二调”。
       “大跃进”期间，广旺矿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刮起了“共产风”，平调农民的土地，房屋以及其它物资，混淆了所有制的区别，引起了农民的不满。
       1961年6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以及中央12条指示。中共四川省委也强调破产还债，彻底兑现，退光赔光。
       广旺局根据上述精神，开展了以退赔为中心的整风，指派得力干部，以负责到底的态度，认真进行清理落实。全局共退赔162394.52元，其中广元煤矿退赔21783.53元，上寺煤矿退赔23301.80元，宝轮院煤矿退赔4472.71元，捺银岩煤矿退赔2607.38元，赵家坝煤矿退赔1656.50元，旺苍煤矿退赔45039.16元，白水煤矿退赔63588.47元。
       2. 精简人员。
       “大跃进”中抽调大批强势力民工大办钢铁，工业人口猛增，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工作，把农业放在首位。
       广旺局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大办农业的指示，分期分批精简人员。1962年1至9月，精简10646人，其中9533人回农村。到1963年底，共精简2.8万人。
       3. 支援农业。
       在精简人员回乡生产的同时，矿区职工响应中共中央“全党大办农业”的号召，从人力、物力上开展支农活动。出动5万人次帮助当地农民抗旱保苗，送肥1亿斤，派出专业队修水渠30多公里。旺苍境内广旺局的五个单位帮助河西公社修筑6公里渠堰，取名“庆寨大堰”。
       (4) 清仓查库。
       在调查中，旺苍县清理下马工厂积压物资折现金95万元，部分调入广旺局，修复后投入生产。与此同时，全局各单位开展清仓工作，调出闲置设备120台件。通过清仓查库，初步摸清了矿区家底，清除了混乱局面。
       (四)在调整中加强企业管理
       1965年4月12日，广旺局召开300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中心内容是贯彻全国煤炭干部会议精神。会上确定了“两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总路线）、“三学”（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学习石疙瘩）、“四化”（实现思想革命化、质量标准化、管理制度化、技术经济合理化）的工作方针，并提出了大搞质量标准化等7个硬仗。
       1. 推行质量标准化。
       “大跃进”期间，由于放松了质量管理，造成事故频繁。煤炭工业把推行质量标准化放在重要位置，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芝特别强调“质量是煤炭工业的命根子”。
       矿区局、矿主要领导分别抓1—2个工程质量标准化试点，坚
       持深、严、细、紧作风，对不合格工程坚持推倒重来。抹银岩煤矿755水平478米的主平响轻便道，严字当头，一丝不苟，每根枕木，轨距把住毫米关，道钉、每颗道渣均符合标准，通过验收，成为广旺矿区第一个质量标准化样板。
       树立榜样，推广典型，“质量第一”思想逐步在矿区职工中树立起来。1965年质量标准化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全年全局共调整轨道计10951米，其中一级轨道478米，二级轨道3778米；二级巷道1068米；五好设备15台，完好设备1074台；回采工作面等级品达10%。商品煤炭分下降到28.32%，比1963年的34.45%下降21.64%。由于抓质量，安全状况大有好转，伤亡和设备事故分别比调整前的1964年减少26%和62%。
       2. 加强“三基”工作。
       “三基”即基层、基础、基本功。
       加强基层工作。1964年4月，矿区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中共广旺局党委成立了政治部，矿井设政治处，区队相应改为连队，班组改为班、排，党支部改为政治指导员，班、排设政治班长。各级干部实行“三定一顶”（定时间、定地点、定定额，顶工人岗位）的劳动制度。1964年5月，局机关第一批57名干部下矿参加“三定一顶”劳动，半年轮换一次，先后轮换三次，“文化大革命”开始方停止。基层单位干部同样实行“三定一顶”。据1965年资料，全局基层单位干部705人，实际参加“三定一顶”劳动的698人，占应参加的99.01%，人均月劳动5.09天。坚持实行“一顶一”的209人，占实际参加劳动人数的29.93%；坚持“二顶一”的229人，占32.81%；“三顶一”或“五顶一”的54人，占7.74%。干部参加“三定一顶”劳动同部门业务、调查研究，科学试验结合起来，促进了机关面向生产，面向基层、面向群众，改善了干群关系，培养了
       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实干精神。但为了完成劳动任务，放松了管理工作。
       加强基础工作。广旺局成立不久，管理尚未走上正轨，基础工作十分薄弱，原始记录不齐。根据当时生产急需，先后建立了区队长、班长责任制，工人岗位责任制，交接班制，考勤制，工程技术和工程质量记录验收制，机电设备轮流检修制，坑木领用回收节约奖励制，火药雷管管理制，事故原因分析处理制等。这些基本管理制度虽然比较粗糙、简单，都为后来充实、完善打下了基础。
       加强基本功训练。大练基本功是从1964年学大庆活动时开展起来的。1965年，矿区采、掘、维修、机电等主要工种便有1798人参加技术练兵活动，并出现了一批苦练基本功的先进典型：拣银岩煤矿供销科仓库保管员李向登，从战备需要出发，勤学苦练，熟记848个物资的型号、规格、用途及存放地点，并能做到“关灯摸料”、“闭目取料”。白水煤矿掘进工邱德郎蒙着眼睛，9分钟内就能把风钻拆卸完毕。
       通过调整，上寺煤矿、专区一机厂划归绵阳专区。全局6个生产井口划分为5个行政管理，即宝轮院、广元、拣银岩、白水、旺苍（包括陈家岭和磨家河两个井口）五个矿。矿区总设计能力由102万吨调整为97万吨。
       调整后的 1966 年生产原煤煤 878199 吨，与调整前的 1962 年 561000 吨比，增加 63.88%。
       四、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生产建设
       通过 1963 年至 1965 年三年调整，为广旺矿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正当全局职工贯彻执行“三五计划”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的“5·16”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简称“16条”)传到各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同年7月5日至10日，广旺矿区各单位分别召开了职工大会，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精神，要求矿区职工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局、矿先后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织纠察队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接着，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造反有理”的口号下，9月5日，局机关部分群众贴出《炮轰局党委及主要人》的大字报，矿区相继成立了几十个群众组织，冲击领导机关，揪斗各级领导。由于社会上武斗升级，影响矿区，工作和生产秩序混乱，部分矿井停产或半停产。
       (一)实行军事管制、建立革命委员会
       1967年3月28日，成都军区奉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对广旺矿务局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管小组，首任军管小组组长徐明刚。同年10月，改为军管会，前任军管会主任郭子耕，继任刘贯山。各生产矿井相继成立军管小组。特殊历史环境，进驻矿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对缓和矿区紧张局势，减少乱动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军管会议代替一切，用军事方式管理工业生产是不大适宜的。
       在驻矿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的帮助下，全局两派群众组织实现了大联合。1968年9月24日，经四川省革委会批准成立广旺矿务局革命委员会。局革委委员共29人，首任主任：郭子耕；副主任：董太玉、王九海、王保大、陈应全、毛家治。
       局革委办事机构设“四大组”，即：
       办事组，首任组长吕贻龙，副组长方绍安。
       行政组，首任组长张明德，副组长陈子静、侯玉琴。
       生产指挥组，首任组长李秀章，副组长郑汝仁、王凯。
       后勤组，首任组长费章杰，副组长陈培让、宁桢。
       1971 年 9 月 20 日，增设人民保卫组，首任组长杨才富、副组长陈骏。
       周属白水煤矿、广元煤矿、宝轮院煤矿、唐家河煤矿、拣银岩煤矿、旺苍煤矿，已于1968年先后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
       附：广旺矿务局生产矿井革命委员会成立情况：
      

单位名称	批准机关	批准日期
白水煤矿革命委员会	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17日
广元煤矿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22日
宝轮院煤矿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24日
唐家河煤矿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25日
拣银岩煤矿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29日
旺苍煤矿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29日

       1972 年，广旺局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五大组撤销，恢复科室建制。行政系统设办公室、生产技术科、基本建设科、计划财务科、劳动工资科、供销科。政工系统设政治部、下设办公室、组织科、干部科、宣传科、群工科、直政科。
       1973 年 10 月 1 日，驻广矿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撤出广矿区。
       1978 年 11 月 10 日，根据四川煤矿局通知，广旺局及下属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一律改为局长、副局长、矿长、副矿长、厂长、副厂长、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广旺局及下属单位的挂牌、公章亦相应更换。
       附：广旺矿务局革命委员会时期组织机构序列表：
       广东省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研究
      
      
      (二)在动乱中坚持生产
       在“文化大革命”政治大动乱中，矿区各级主要领导被打成“走资派”，管理机构瘫痪，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夺权”、“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批林批孔”、“绿水游”、“反击右倾翻案风”，加上派性斗争，职工队伍分裂，造成思想混乱。极“左”思潮泛滥，把坚持生产说成“唯生产力论”，把按劳分配说成“物资刺激”，把经济核算说成“利润挂帅”，把规章制度说成“修正主义管卡压”，因而纪律松弛，矿区形成无政府状态。
       1962年上半年，全国煤炭产量急速下降，严重影响国民经济。8月16日，毛泽东主席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全国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一封信》，信中指出煤炭大幅度减少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并号召煤炭工业职工和家属加强团结，坚守工作岗位，停止武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这封信唤起了厂距矿区职工的政治责任感和生产热情，停产和半停产的矿井纷纷恢复生产，许多矿井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出煤。这一年（1967年），全局产煤78.96万吨，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76.19万吨的3.64%。
       1968年，四川主要产煤区重庆一带武斗升级，矿井全部停产，全川煤炭告急。1969年7月，成都军区政委、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张国华、省革委副主任李大章等到厂距矿区视察，鼓励全局职工抓革命、促生产、多产煤、产好煤，为国家多作贡献，为四川生产建设分忧。全局职工识大体、顾大局，掀起了劳动竞赛热潮。
       白水和捺银岩是相邻的两个兄弟矿，开展竞赛活动。白水矿一马当先，1969年产煤19.39万吨，超过设计能力的29.26%。扶银岩煤矿急起直追，年产21.37万吨，刷新建矿以来的纪录。这一年，
       全局共生产原煤90多万吨，创建局以来的最好生产水平。以后，矿区生产稳步上升。广元煤矿曾三次停产，成了矿区老大难单位。他们在劳动竞赛中决心甩掉落后帽子，1972年产煤23万吨，超设计能力的53.33%，一跃成为全局先进单位，为此，《红旗》杂志曾撰文介绍经验。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重申了到本世纪末，中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保证“四化”实现，煤炭需要量将要有更大增长。但当时煤炭欠产较多，拖了国民经济后腿。为此，中央决定从燃料化学工业部分出，组建煤炭工业部。新组建的煤炭部动员全国煤炭工业职工全力打一场消灭资产阶级派性的政治仗，打一场翻身仗。全局职工万众一心，战高温，夺雨季，生产跃上新台阶。这一年（1975年）产煤156万多吨，超设计能力71.43%，再次刷新历史新纪录。在大打翻身仗中，涌现了拣银岩煤矿721采煤队等这样全国煤炭系统有名的“特别能战斗队”。“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局共产煤11895134吨，平均年产118.95万吨。基本保证了川西北工业交通和人民生活用煤需要。这些成绩是广旺矿区广大职工共同奋斗的结果。他们始终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排除万难，努力劳动，显示了特别能战斗精神。
       (三)在动乱中加速新井建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广旺矿区在艰难条件下坚持生产的同时，为了增强矿区后劲，做到正常接替，在人力、物力、财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进行新井建设。
       缓建的赵家坝煤矿于1969年7月成立建矿指挥组，继续凿井，1971年投产，新增设计能力21万吨。
       停建的磨岩煤矿于1970年1月续建(1973年4月因基建压
       缩，再次下马）。
       1970 年 2 月，停建的代池坝煤矿又动土（“文化大革命”后的 1979 年投产）。
       1970 年前后，三对矿井相继动工，这在广旺矿区开发史上是少有的。同时，积累了一些新区建设经验，如拣银岩煤矿对口建代池坝煤矿，白水煤矿对口包磨岩煤矿建设。他们派出干部、技术人员和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到新区传帮带。这些作法行之有效，为后来南江煤矿新区建设提供了借鉴。也有教训，如赵家坝煤矿简易投产，生产不配套，投产后出现的许多遗留问题，多年达不到设计能力。又如代池坝煤矿建设，因材料供应不及时，施工力量不足等原因，致使矿井建设周期长达 8 年之久。
       (四)发展“五小”工业
       广旺局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五小”工业，新建工厂两座。
       1970 年，广元煤矿在广旺矿区率先创办了一座附属企业——小水泥厂，年设计能力为 5000 吨，当年投产。后进行扩建，增加先进设备，生产能力扩大到 3.2 万吨，成为广旺区效益骨干企业之一。
       1970 年 10 月，广旺局在旺苍普济乡新建 5 立方米高炉的代池铁厂。终因亏损严重而停办。
       (五)完成矿区配套工程
       广旺局生产辅助单位建设项目有：广旺局大修厂（即局机械厂），1966年1月在广元县元坝筹建，1968年投产。广旺局水泥支架厂（即局建筑工程处），1966年8月在广元县城郊筹建，次年4月投产。广旺局总库，1966年6月在广元县下西坝建设，次年投入使用。广旺局中心医院（即局职工总医院）1969年4月在旺苍县尚武乡筹建，1971年4月开诊。广旺局技工学校，在（“文化大革命”
       前夕的)1966年3月成立。广旺局高中校(即局中学)，于1975年成立。中共广旺局委员会党校，于1973年建校，1975年改为七、二一工人大学。
       这些生产辅助、生活福利设施，都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见效快。尽管设施简陋，但初步配套，基本满足了生产和生活需要。
       (六) 大办农副业生产
       全局创办19个农场，征用荒山面积4415亩，据1977年至1979年统计，共生产粮食51.1万斤，蔬菜188.75万斤，饲养猪、牛、羊4083只。拣银岩煤矿农场有荒地面积1000余亩，除种粮食、蔬菜外，还办有养猪场、养鸡场、牧场。全矿职工人均每天可吃到3斤自种新鲜蔬菜，每月人均可吃到自宰猪肉6市斤。唐家河煤矿和旺苍煤旺农场还办起了果园。
       广旺矿区还利用矿区荒山多的有利条件，发展农副业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对改善职工生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投入劳力多，粮价低、三年间全局耗资110多万元，因投资高，连年亏损，1979年停办。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各矿家属已于1970年前后先后成立了“五·七”社，把闲散的家属劳动力组织起来，为矿区生产、生活服务，为发展集体经济打下了基础。
       (七)首次提出了加快矿区建设的规划
       1975 年下半年，广旺局革委会组织多方面力量，提出了《广旺矿务局十年（1976 年至 1985 年）发展远景规划》（草案）。
       这个规划提出了10年跨两步的奋斗目标。第一步，1976年至1980年“五五计划”期间，原煤产量按设计翻一番，即到1980年年产原煤240万吨，上交利润1000万元。第二步，1981年至1985年
       “六五计划”期间，年产原煤300万吨，五年上交利润1500万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如内部挖潜，抓住矿井“三提高”（提高单产、单进、回收率）；提高机械化水平，狠抓薄弱环节改造，扩大系统能力；提高煤炭质量，增加效益；调整开掘部署，合理集中生产；大打歼灭战，加快矿井建设；整顿劳动组织，提高工效；加强科学研究，大搞综合利用等。
       《规划》(草案)初步拟出了重新安排广旺矿区新蓝图，思路是正确的，措施也是可行的。后因种种原因，奋斗目标没有实现。但作为指导工作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提出了加快广旺矿区发展的新路子。这条思路，在实际工作中已在执行，并在继续实施中。
       总之，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广旺矿区职工仍在艰难环境中作了许多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五、在改革开放时期协调发展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局面。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广旺局在这个时期生产建设得到协调发展。
       (一)“一批两整顿”
       1976 年中共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方针，在工业战线提出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广旺局深入开展了一批（揭批“四人帮”罪行）两整顿”（整顿作风、整顿企业）运动。
       1. 揭批“四人帮”的罪行。
       全局职工开展群众性的“三大讲”活动：大讲“四人帮”横行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矿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
       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的亲身经历；大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和体会。通过揭发批判，划清了大干社会主义与“唯生产力论”的界限，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划清严格执行合理的规章制度与所谓“管、卡、压”的界限，坚持执行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划清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划清为革命钻研技术、业务与“白专道路”的界限。
       2. 整顿作风。
       矿区局、矿两级领导班子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多次进行整风运动，着重解决与深入开展学大庆、赶开滦群众运动不相适应的问题和班子内部的团结、干劲问题。通过小整风，初步解决了领导干部软、懒、散的工作作风，纠正思想、组织、作风“三个不死”的问题。于1977年相应地调整，充实了矿、队两级领导55人。
       3. 整顿企业。
       1977 年 7 月，矿区党委为扭转“四人帮”对企业管理干扰所造成的混乱，召开了整顿企业工作会议，提出了整顿企业四个方面的要求：“一建制”，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管理制度；“二提高”，提高产品和工程质量、提高单产单进和资源回收率；“三降低”，降低消耗、降低产品成本和工程造价、降低亏损面和亏损额；“四改善”，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改善设备状况、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矿区生活卫生面貌。
       通过恢复性整顿，普遍恢复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七项管理制度和适应各工种特点的具体工作制度，并把扭亏增盈作为重点来抓。经过努力，1977年生产矿井各矿间提前完成任务，产量、工效全面上升，亏损、消耗、商品煤灰分全面下降。产量达到1606110吨，全员工效0.631吨，分别比整顿前的1976年上升19.93%和16.21%；亏损、商品煤灰分，成本分别比1976年下降
       35.75%、4.51%和6.78%。设备完好率在90%以上。减少了亏损面，炼银岩、白水两个矿和汽车队盈利。1978年，又增加了旺苍煤矿、局机修厂、支架厂3个盈利单位。在整顿企业的同时，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普遍恢复了坑木、炸药、油料节约奖和煤炭回收奖，实行采掘队“上纲要奖”，恢复计时工资与奖励制度。
       (二)学大庆、赶开滦，建设大庆式企业
       1977年2月5日，广旺局召开了三级干部大会，提出了“学大庆、赶开滦，苦战三年，把广旺矿务局建成大庆式企业”的口号。拣银岩煤矿管理基础扎实，1970年以后连续10多年超井型盈利，1977年2月在广旺矿区首家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大庆式企业”。白水煤矿抓班子队伍建设，1977年实现了“两个翻番”（实现产量按井型翻番，农副产品与1976年相比翻番），“一个盈利”（年盈利10万元），1980年命名为“大庆式企业”。
       1977 年至 1978 年，广旺局共计评出“学大庆”、“赶开滦”先进人物 7917 人次，其中局一级先进个人 791 人次；全局命名的“特战队”，共计 37 个。
       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彻底肃清，在“三年大见成效”的思想指导下，一些矿井盲目追求高产量，不顾条件地搞产量翻番，遭采乱掘，造成新的采掘比例失调。
       (三)开展“质量月”活动
       广旺矿区系复合煤层，煤质长期达不到要求，这是造成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质量月”的要求，健全了煤质管理机构，加强了筛分选歼工作，推广“三拣四不上”的经验，并把煤炭质量作为计发奖金的一项重要条件，促进了煤炭质量的提高。1979年，全局商品煤灰分平均为37.68%，完成了规定指标，仅煤质升级，吨煤售价即增收60.8万元。
       (四) 清户核资
       1979年6月至1980年6月，广旺局全面开展了清户核资工作。全局成立了以副局长林大清、范高洁为主7人组成的清户核资领导小组，9名业务骨干组成办公室。16个基层单位设立了机电、生产、财务、流动资金、房地产5个专业组，参予的专业人员331人。采取了一清、二核、三建制、四验收的步骤，理顺了内部经济关系。
       弄清了家底。1979年末清产前，全局固定资产原值为9958.1万元，余值为6202.3万元，扣除清户中报废、转低耗和盈亏相抵后，全局清户后固定资产原值总额为9011.8万元，余值为6092.93万元。
       普遍进行了核资。核定定额资金占用总额为880.6万元，定额为732.9万元；材料储备资金核定总额为715万元，定额为589万元；固定资产需用量总额原值为10451.17万元，余额为7535.93万元。
       进一步加强了管理。全局各单位在机电设备、物资采购供应、房产及工器具管理等方面建立各项制度20多种，共计700余条。
       解决了过去财产管理上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对财务上长期遗留的悬案，通过内查外调，查明了情况，对清查出的43笔坏账，全部结案。对批准报废该下账而漏下账积下来的42万元固定资产也作了处理。
       促进了增产节约，处理了超储积压物资270多万元，占全局划出超储积压总额的70%以上。
       (五)扩大矿区基层单位经营管理自主权
       1979年7月广旺局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试点企业经验，结合矿区实际，作出了《关于扩大局属单位经营管理自主权，运用经济
       方法管理企业的试行办法》。规定在广旺局权限内，扩大矿区基层单位在人事、企业基金、大修理基金、固定资产管理、经济核算、奖励制度，超产产品的销售，节约原材料的使用，对外加工，节假日加班，民主管理，资源注销等方面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此外，还具体规定矿区二级单位按照8项技术经济指标和供货合同完成情况，分单位考核提取企业基金。把提取企业基金与经营成果结合起来。在奖励方面，强调国家多收、个人才能多得的原则。根据多种因素确定各矿吨煤提奖标准，完成当月8项技术指标及供货合同的，按提奖标准得全奖。完成当月产量、开拓、质量、利润（包括计划亏损）4项指标及供货合同的，按提奖标准的70%提取。多完成一项指标，按规定比例提取资金。4项指标缺1项即不能提取。这样，企业基金、奖励制度与8项技术经济指标挂钩，初步把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使企业各项工作围绕完成生产计划这个中心，形成职工人人关心经济成果的气氛。
       (六)抗洪救灾
       1979年7月14日，广旺地区暴雨成灾，矿区供水、供电，通讯和交通全部中断，冲毁房屋13752平方米，桥梁20座，死亡13人，重伤3人，8对矿井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先后被迫停产。旺苍、白水、广元三对矿井灾情最为严重，其中旺苍煤矿停产达47天。这次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530余万元。
       灾后，轻灾矿井边处理灾害，边生产，使5对轻灾矿井在灾后的1至4天内便恢复了生产，并很快达到了灾前生产水平。重灾矿区以恢复生产系统为重点，至年底，共修理恢复工业和民用建筑8026平方米，清理场地、河道淤泥，修复堡坎共14.85立方米。同时，采取灾期欠产灾后补，重灾矿欠产轻灾矿补的办法。全局7对生产矿井有6对超产，确保全局提前7天增产3万吨，完成了全年
       生产计划。
       1981年7月和8月，广旺矿区遭受了百年未遇的大洪灾，6对矿井和机修厂、支架厂、汽车队、局机关先后全部被淹，共淹没井巷10694米、冲毁房屋27527平方米，冲毁河堤堡坎18256立方米，冲坏、冲走设备180台，管线2780米，冲走原煤11190吨，直接经济损失372.08万元。
       灾后，全局职工同心同德开展“百日立功”竞赛活动，这一年生产原煤174.45万吨，提前32天超9%完成了全年原煤生产任务。受灾不忘为国分忧，大灾之年添贡献，为绵阳地区受灾地方无偿支援1万吨救灾煤，受到四川人民政府的表彰，授予广旺矿务局“抗洪救灾先进单位”的称号。
       1990年7月5日和6日，川北地区连续10多个小时猛降雨，降雨量达250毫米以上，洪峰以每秒10800立方米的标准涌向嘉陵江，地处南河滩的广旺局建筑工程处生产场地，仅1小时左右，平地积起近2米的积水。几个车间，36户职工住宅进水，直接经济损失105.5万元。经全局各单位的支援，很快恢复了生产。
       (七)企业全面整顿
       1982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国营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四川煤矿局把广旺局列为第二整顿的企业。从1982年3月开始，局矿成立企业整顿办公室14个，工作人员118人，把企业的各项工作纳入以整顿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全面整顿历时两年多，1984年7月经四川煤矿局企业整顿验收组验收，一次验收合格。
       整顿后，局级领导班子6人，减少了2人，平均年龄46.66岁，比整顿前下降5.21岁，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和专业职称4人，占66.67%，比整顿前上升1倍。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都有较大变化。
       全面整顿企业，改进了劳动组织，全局3126个工种，首次制定了统一的劳动定额和定员标准，并开展了全员培训，加强了劳动纪律。
       加强财务管理，建全基础工作。任命了副总会计师，评定了会计师。健全了队级核算，完善了三级核算体制。全局有基层队131个，已开展核算的队有123个，占93.9%。建立健全了内部经济责任制，广旺局向国家承担的主要经济指标，以产量、亏损为轴心，局对矿实行“两包”（包产量、包亏损），“八定”（定进尺、定煤质、定设备完好率、定日采样、定全员工效、定百万吨死亡率、定储备资金平均占用额、定原煤单位成本）；对直属生产单位实行“两包”、“五定”；对直属事业单位实行费用包干。并普遍完善了定额，原始记录、台账、账目、图牌板等基础工作。全局统一了井下主要工种的6种原始记录和基层核算表式，设立信息反馈等管理制度。
       改进了生产技术管理。建立了以队总工程师为首的生产技术管理体系。改进了采掘部署，实行合理集中生产。注重工程质量，1983年全局回采、掘进工程质量合格率分别为77%和89.1%，比整顿前的1981年分别提高46.7%和11.45%。整顿了机运管理，促进了设备状况的改善。1983年全局设备完好率为85.63%，比整顿前的1981年提高2.35%。事故率、待修率分别比整顿前下降0.34%和2.27%。健全了安全机构，全局设安全监察局，各矿井设驻矿安监处。全局配备专职安全人员69人，兼职安全人员513人。
       加强了后勤供应工作和“两堂一舍”的管理，矿容、矿貌有了较大变化。
       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增加。1983年与整顿前的1981年相比，原煤产量增长3.66%，开拓进尺，商品煤灰分，企业坑耗，全员工效，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等指标均创矿区历史最好水平。
       (八)实行局长负责制
       于 1986 年 1 月 6 日起，实行局长负责制。矿区制定了“三个条例”的实施细则，即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实施细则，贯彻《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实施细则，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实施细则。同时，制订《广旺矿务局局长任期（1986—1990年）责任制》。从制度上保证了局长处于中心地位和全面领导责任，全权对国家、企业、职工群众负责。局长有生产经营、生产指挥、行政干部任免、职工奖惩、招工和辞退、组织机构设置、工资奖金分配等权利。副局长和“三总师”对局长负责。
       矿区党委职能由过去“一元化”领导转为保证监督和协调支持行政领导的作用。
       为贯彻《企业法》，加强职代会的民主监督作用，1987年10月，成立了全局第二届职代会，职工代表192人，其中工人88人，领导干部32人，技术干部72人，女工代表13人。并成立了6个专门管理委员会。
       成立广旺矿务局企业管理委员会，由正副局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局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团委书记及职工代表17人组成。
       这样理顺了党、政、工的关系，形成了局长全面负责、党委保证监督、职工民主管理的领导新格局。
       同时，矿区二级单位也相应实行矿、厂长负责制。
       (九)工业普查
       国务院于 1983 年 11 月 30 日发出了《关于认真做好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准备工作的通知》，并决定从 1986 年第一季度开始进行普查。
       广旺局成立了工业普查办公室，抽调局、矿生产，劳动工资，机
       电，财务等方面的专业人员117人，对矿区16个二级单位进行摸底调查。严格按照“三查”、“三核对”、试填工业普查草表，主要指标综合汇总与三级会审同步进行的方法，通过数次核对，互相检查，准确、全面地进行企业基础核实，于1986年10月胜利完成工业普查表的上报任务和省的计划机处理工作。并撰写了《从我局“六五”期间煤炭生产的发展预测“七五”期间煤炭生产增长的速度》一文。
       通过这次工业普查，查清了矿区的基本情况，为贯彻中央提出的实现2000年战略目标，制订经济规划，战略决策、经济体制改革、技术改造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为建立数据库打下了基础。
       (十)专业技术职称改革
       1988年2月至11月，在全局开展专业技术职称改革工作。
       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摸底，1988年初全局共有专业技术干部1457人，其中工程460人，经济181人，会计127人，统计41人，卫生263人，教育358人，档案21人，新闻6人。以工代技（教）760人，其中工程112人，卫生250人，教育179人，经济99人，会计74人，统计34人，图书档案8人，其它4人。
       对 1983 年 9 月前已取得职称的 589 人进行复查，仅有 1 人取销原任职称资格。
       对 1982 年底前毕业的大、中专生确定职称 113 人，其中助级 14 人，员级 99 人。
       订出任职条件9个系列667条，岗位职责共395种2412条。根据宏观控制比例要求，确定高中初级职务结构比例，全局共设总岗1837人，其中高级97人，占总数的5%；中级554人，占30.1%；助师级804人，占43.7%；员级388人，占21%；各系列还确定了高中初级人数。
       全局各系列共申报 1417 人，以工代技申报 304 人，共有 1721 人申报。
       全局成立了工程、经济、卫生、中小学教育4个中评委，二级单位成立初级评审委员会或初审小组，通过资格审查，同行评议，最后评审，全局共评审（含保留资格，外系统评定调进广旺局人员1646人）高级职称67人，其中工程41人，经济3人，会计3人，卫生9人，中学8人，技校3人；中级职称324人，其中工程156人，经济30人，会计27人，统计4人，卫生42人，中一57人，技校6人，新闻2人；助理级职称698人，其中工程177人，经济78人，会计65人，统计16人，卫生183人，中二164人，技校4人，档案9人，新闻2人；员级557人，其中工程133人，经济66人，会计44人，统计15人，卫生130人，中三150人，技校16人，档案3人。
       (十一)完成首轮投入产出承包任务
       1984年，国务院批准对全国统配煤矿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方案。广旺局从1985年至1990年对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进行总承包。以局长郑汝仁为首组成经营集团，带领全局职工“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全面完成承包指标，并注重生产、基建、多种经营同步发展，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改善职工生活，使矿区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1990年12月，中煤总公司四川公司终结审计联合工作组对广旺局总承包经营责任终结审定结果，被评为“完成承包经营任务好的单位”。
       1. 全面完成各项承包指标。
       “两包”（包产量、包亏损）指标完成情况：6年承包原煤产量1005万吨，实际完成1123.9万吨，超承包计划的11.83%，承包期间，节亏448.3万元。“五定”（定百万吨死亡率、定开拓进尺、定商品煤灰分、定原煤全员工效、定设备和巷道完好率）指标完成情况：
       6 年承包死亡控制指标为 33.31 人，实际 27.817 人，比控制指标减少 5.5 人，并出现了白水、赵家坝、宝轮院煤矿安全周期超 1000 天的矿井；开拓进尺承包任务为 45500 米，实际完成 58180 米，超承包任务 27.87%，三个煤量”和可采期全部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商品煤灰分年平均指标为 39.61%，实际为 38.63%；下降 0.98%，截至 1990 年底，商品煤合格品比重为 85.05%；原煤全员工效平均承包数为每工 0.656 吨，实际完成 0.695 吨，每工提高 0.039 吨；机电设备待修率除 1989 年和 1990 年略超计划外，其余的机电设备完好率、事故率和巷道失修率、严重失修率均完成了计划。
       2. 矿区布局有新的发展。
       为了增强矿区后劲，6年承包期间加快基建步伐。1984年12月至1987年5月，建成2×60000千瓦千瓦矿发电厂一座，投产后经济效益逐年提高。1987年至1989年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管理，建成30万吨的南江煤矿，解决了拣银岩煤矿闭坑的接替。此外，还扩建了磨岩煤矿、广元煤矿水泥厂，新建了机械厂硅铁车间、印刷厂。
       发展了轻纺化工、建筑建材等多种经营项目。1990年从业人员达5914人，其中安置待业青年3586人，总产值达到5325万元，占企业总产值的43%，实现利润450.98万元。广旺矿区初步形成以煤为主，煤电结合、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综合型经济实体。
       3. 晋升省级先进企业。
       承包期间，从 1987 年起，开展了“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企业素质”的达标升级活动。
       全局以企业升级为龙头，建立健全了企业升级的目标管理体系和责任制，并把企业升级与深化企业内部改革、搞好治理整顿，大搞矿井质量标准化，推进科技进步，开展“双增双节”等工作结合
       起来，以安全管理为重点，提高煤质为难点，大抓基础工作。
       在专业管理达标的基础上，四川煤管局企业升级考核组于1990年5月，对全局1989年度的企业升级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是：主要产品商品煤合格品率为73.55%，大于40%的省级标准；材料消耗得分为76.35分，大于75分的省级标准；能源消耗得分为29.36分，大于12分的省级标准；资金盈亏增减率为0.602%，大于0.4%的省级标准；人均盈亏增减额为41.07元，大于20元的省级标准；全员工效每工为0.737吨，大于每工0.6吨的省级标准。（百万吨死亡率为2.06人，低于5人的控制指标）所提供的原始凭证、资料齐全、可靠，计算口径符合规定，一次验收合格。1990年8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广旺矿务局“省级先进企业”的称号。
       4. 建成省级文明单位。
       广旺局在承包期间，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
       1987 年把全局“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改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进一步加强思想和文化建设。1986 年成立了“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有计划地开展理论研究。1988 年成立了 20 多个文体协会，加强了企业文化建设。1990 年开展文明单位目标管理竞赛活动，抓文明细胞建设，开展文明区队、文明职工、文明楼院、文明家庭等活动。矿区广泛进行“爱矿山、做主人、献身煤炭事业”的教育，有的矿、厂还创造性地开展颇有单位特色的“文明窗口”、“最佳服务员”、“奉献棒”等竞赛活动，不断增强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1989 年全局建成市级文明单位。1991 年 12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广旺矿务局为“四川省级文明单位”。
       5. 职工福利有所改善。
       首轮总承包期间，全局得到实惠2358.2万元，其中减亏留用448.3万元，超产煤加价收入995万元，包干工资结余914万元，增强了企业后劲和活力。
       承包期间，各矿、厂普遍对食堂、澡堂进行改建、扩建。共修建住房101385平方米，其中上级拨“农转非”住房补贴895万元，修住房61244平方米，自筹资金建住房40141平方米。解决了部分职工住房难。矿区各单位普遍安装了卫星接转站、闭路电视，增添了文体设施，丰富了矿区的职工生活。职工收入也逐年增加，承包前的1984年，职工人均年收入为1202元，到1990年增到3086元，比承包前增长175%，增长幅度高于物价上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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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1990 年底，广旺局二级单位发展到 21 个，管理机构增到 36 个。
       附：广旺局 1990 年末组织机构序列表（见 35 页）。
       六、广旺煤田的勘探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矿部门有计划地组织力量对广旺煤田进行调查和勘探。
       1951 年，西南煤管局罗正运参加宝成铁路勘察选线工作中即调查了铁路沿线煤田地质，著有《剑阁梓潼昭化间二叠纪煤田简述》和《广元区煤田地质调查报告》。
       1952年5月，西南地质局曾鼎乾在广旺煤田西南端进行地质调查，著有《昭化下寺区二叠纪煤田》。同年4月至10月，该局刘向、何荣发等在广元煤矿杨家岩井田测绘1:5000地形地质图30平方公里，提出《四川广元煤田地质简报》。
       1955 年 9 月至 1956 年，西南煤田地勘局地质一队及煤田地
      
      
      质大队三队、四队以宝成铁路沿线的杨家岩、王家沟、须家河、白田坝、宝轮院、上寺、葛底坝等井田为重点，开展地质普、详查，完成1:5000地质测量118平方公里，分别提交了地质报告及精查勘探设计。
       1955 年 5 月，西南煤田地勘局一四一队在广旺煤田西部为广元煤矿改建施工钻孔。于 1956 年 11 月，提出杨家岩井田精查报告。
       1956 年至 1957 年，西南煤田地勘局一四一队沿宝成铁路在嘉陵江西岸的宝轮院、王家沟、上寺、葛底坝及嘉陵江东岸的须家河等井田进行精查勘探，分别提出宝轮院井田概查报告、上寺井田地质普查报告、葛底坝井田地质详查报告。
       1957 年 1 月和 9 月，西南煤田地勘局一四一队在荣山煤矿及其外围深部进行精查地质勘探，并提出精查地质报告。
       1957 年 4 月至 1958 年 5 月，西南煤田地勘局一四一普查队在荣山勘探区以东至东河间开展 1:25000 地质测量及普查找煤，提出地质概查报告及勘探设计。1957 年 7 月至 11 月，该队抽出人员在东河至南江水洞间进行普查找煤，完成 1:25000 地质测量。1959 年 2 月，提出地质概查报告及普查勘探设计。
       1958 年“大跃进”期间，绵阳专署组织几十万人在广旺煤田开采煤田及煤系中的菱铁矿。四川地质局广旺地质队在西至荣山煤矿（余家垱井田）东界、东至岩台子间走向 61 公里的地带钻孔，1961 年提出唐家河、陈家岭、白水、拣银岩、代池坝等 5 个井田的储量报告。因当时推广小口径不取菱钻进，煤层打薄，打丢者甚多，加之测井资料定性不稳，煤层资料不完全可靠，所提交的报告均降级。
       1961 年 3 月至 5 月，四川地质局广旺普查队在南江县马跃溪
       至通江县两河口间进行普查找煤工作，完成1:25000地质测量210平方公里，提交有地质概查报告。
       1962年，四川煤田地勘公司一四一队在继续完成赵家坝井田普查勘探后，针对“大跃进”中遗留的问题，对陈家岭、唐家河、白水、抹银岩、黄家沟等井田进行补充勘探，历时三年余。
       鉴于广旺地区地层划分不统一，1963年5月，一四一队提出了《广元宝轮院至旺苍东河间侏罗纪煤田地质详查说明书》，基本统一了地层划分。
       1964 年后，一四一队再跨过东河向东推进，在重新加密槽探和地质填图，查清浅部煤层的基础上，重新勘探了孙家沟、磨岩、小溪沟、碗厂河、石洞沟、岩台子等 6 个井田，并对赵家坝，代池坝两个井田进行一次补充勘探。
       1967 年 2 月，四川煤田地勘公司一四一队在广元煤矿进行生产勘探，同年 10 月提交生产勘探地质简报。
       1972 年 7 月至 1973 年 11 月，四川省地质局四〇七队在水洞井田进行详查勘探，并提交井田初步勘探报告。
       到 1985 年止，广旺煤田共勘探可供利用的井田有 23 个，其中广旺局 10 个。
       1987 年 3 月至 1989 年 12 月，四川煤田地勘公司地测队在广旺矿区进行航空地形地质测量，提交了 1:2000 地形图和全矿区航测照片，广旺矿区八井田 1:5000 航空地质填图总结及采用统一座标系统的八井田 1:5000 地形地质图。
       七、生产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各级人民政府的扶持下，广旺矿区煤业不断恢复和发展，逐步配套，形成年产400多万吨的煤炭生产基地。
       在“大跃进”小煤窑群的基础上，1962年成立广旺局，辖6对生产矿井。在调整时期（1963年至1965年）相继成立车队，救护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建成两对矿井，即唐家河煤矿（扩建）、赵家坝煤矿，新增设计能力36万吨；建成5个生产辅助和文教卫生单位，即水泥制品厂、机修厂、中心医院、技工学校、高中校。
       改革开放时期（1977年至1990年）建成两对矿井，即代池坝煤矿、南江煤矿，新增设计能力60万吨。4个生产辅助单位建成投产，即发电厂、印刷厂、建筑工程公司、劳动服务公司。
       广旺局成立至1990年，累计固定资产总投资为38631.67万元，建成9对生产矿井，7个生产辅助单位，5个文教卫生单位。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量也不断增多。
       调整期间(1963年至1965年)，共产原煤1943658吨，平均年产647886吨。
       “三五计划”期间（1966年至1970年），共产原煤4277335吨，年平均产量855471吨。
       “四五计划”期间（1971年至1975年），共产原煤7156648吨，平均年产1431329.6吨。
       “五五计划”期间（1976年至1980年），共产原煤7632213吨，平均年产煤1526442.6吨。
       “六五计划”期间（1981年至1985年），共产原煤9483892吨，年平均生产1896778.4吨。
       “七五计划”期间（1986年至1990年），共产原煤9182926吨，年平均生产1836585.2吨。
       八、管理体制
       建国初期，广旺地区的煤炭生产分别由广元县、旺苍县人民政府
       府工商科管理，1958年至1962年，分别由两县的人民委员会工业局或工交局领导。
       1962年广旺局成立，管理广旺地区省属煤矿。劳改煤矿分别归四川省劳改局和绵阳专区公安处（后移交广元市公安局）领导。地（市）属煤矿由绵阳专区重工业局领导，后移交广元市重工业局管理。县属煤矿分别由两县的工业局或经委领导。乡镇煤矿分别由两县乡镇企业局统一管理。
       广旺局成立初，实行局党委领导下的局长负责制。矿区重大问题由局党委讨论，作出决定，由局长负责执行。
       1962年至1965年，矿区各矿独立核算。1965年4月起，根据四川省委关于中小型企业改三级管理为两级管理的精神，实行以矿务局为单位集中核算。
       “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军管，成立革委会，实行驻矿军代表领导的“党政合一”体制。
       1986年，贯彻中共“十三大”精神，企业党政分开，实行局长负责制。确定了局长在矿区的中心地位和全面领导责任。局党委起保证监督作用。
       九、广旺矿区的科学技术
       50年代，沿用小煤窑开采方式，多采用倒台阶、伪斜走向长壁采煤法。开采过程中往往造成顶板拉裂、底板滑移，推垮性事故经常发生。1957年，广元煤矿改手工挖煤为风镐落煤，电钻打眼放炮。
       通风。1953年，广元煤矿由自然通风改为机械通风。1956年，由人工开关风门改为自动风门。
       照明。广元煤矿于1951年由桐油台改为土电瓶，1956年改为酸性安全电瓶。
       1958年“大跃进”期间，广旺小土群煤矿广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唐家河、白水等矿大搞运输车子化、索道溜子化，取得一定成效。拣银岩煤矿自制5台铁木绞车，以重车下带轻车上，解决了几万吨原煤运下山的难题。
       60年代后期，采煤普遍改为炮采，1965年，推广开滦林西矿经验，推广正规循环作业。拣银岩和白水煤矿试用刨煤机采煤，因地质条件和技术问题未能成功，刨煤机调走。掘进主要碰头全部采用机械打眼，宝轮院煤矿等矿试用装岩机装岩，全局有挖进装载32台，装载机械化达33.15%。
       巷道支护，部分巷道使用水泥支架，水泥枕枕，料石发碴，总体上看木材占主要比重。
       运输。1965年，广元煤矿开始使用一吨矿车，蓄电池机车。全局大搞小型运输机械化，广元煤矿蓄电池机车延深2公里，拣银岩煤矿916大巷采用无极缆绞车，白水煤矿2公里铁道使用蓄电池机车，旺苍煤矿主巷使用无极缆绞车，宝轮院煤矿地面运输使用柴油机车。1966年，全局有在籍小电机车15台。
       70年代。1975年10月，局革委生产组内设立科技组。1979年，由总工办改为科技处。组织了“双革”攻关组、突击队等群众科技组织47个，参加成员205人，有计划地开展科技工作。1976年至1977年完成科研、“双革”项目183项，主要项目有：赵家坝煤矿伍桂文完成的《急倾斜柔性掩护采煤法》、广元煤矿魏光仪的《坑木加工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白水煤矿顾高武的《带锯机》、赵家坝煤矿张中良的《治疗小儿麻痹夺芽芝节合剂》。另外，推广“四新”项目60次。1978年10月17日至20日，召开了第一次科技大会，350人参加，会上表彰了10个先进集体，17名“双革”积极分子。
       这时期采煤方法有了较大改进，除赵家坝煤矿完成“柔性掩护
       支架采煤法”后，接着又在赵家坝、代池坝、唐家河、旺苍等煤矿在大倾角煤层中试验“伪斜小巷多短壁采煤法”、“俯伪斜走向短壁采煤法”，初步改善了顶板岩面活动规律支护受力状态。
       井下支护主要使用水泥支架，摩擦支柱。各矿井巷道普遍使用每米8至12公斤轻轨支护，1974年起在巷道推行光爆喷新技术，从1975年起采取回收旧钢轨作钢筋支柱。
       80年代，这时期有计划地进行重大科技项目的研究。1980年初，对陈银岩煤矿建筑物下的地表和建筑物移动变形规律进行现场研究，采取保安措施，在建筑物下安全采煤20.1万吨，取得156万元的经济效益，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有关科技人员继续在代池坝、赵家坝、唐家河、旺苍等煤矿不同煤层探索新采煤法，成功地推行了“柔性掩护支架采煤法”。“伪斜小巷多短壁采煤法”、“俯伪斜走向长壁采煤法”，使矿区采煤法配套，并形成广旺特色的采煤工艺。新采煤法使单产每月提高119吨，万吨坑耗由100多万降到45万左右，百万吨死亡率由15人降到2人以下，这一成果被选入《中国采煤方法图册》。
       科研活动发展到外向联系。1981年与重庆大学合作完成宝轮院煤矿无煤柱开采压力显现研究，多回收煤炭2万多吨，减少巷道掘进及维修费用27万元，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87年，与重庆煤科分院合作，利用选煤厂的尾矿制成含多种微量元素的新型农肥，使水稻、小麦平均增长59.8公斤和51.1公斤。
       群众合理化建设蓬勃发展，据1987年至1990年统计，职工提合理化建议3295条，采纳1733条，已实施1411条，创价值483万元。
       采掘机械化有了新起步。南江和白水煤矿装备了高档普采工作面，1990年采煤机械化达到4.51%，掘进装载机械化达到
       70.22%。
       十、产品销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旺矿区产量不多，除部分水运供应南部、闽中外，大部分就地供应。1954年，宝成铁路通车至广元，广旺矿区的煤列为国家的重耍物资，统一分配调拨，重点供应成都至广元间铁路沿线。
       1958年大办钢铁时期，广旺区的煤由四川煤炭厅统筹分配，重点保江油钢铁厂、原坝钢铁厂、广元电厂、江油水泥厂及成都、绵阳、江油等城市用煤。
       大办钢铁后，广旺矿区各矿自产自销，由于运输紧张，造成原煤大量积压。
       1962年广旺矿务局成立后，对所属生产矿井统一产、供、销，四川煤管局对省属煤矿的煤炭产品进行统一分配，每年组织订货会，按合同下达生产任务，疏通了产销渠道。
       广旺乡镇煤矿均由两县矿业公司进行销售管理。
       现在，广旺矿区煤炭以铁路运输为主，沿广旺、宝成铁路11个火车站共设39个煤坪，可储煤32.1万吨，其中广旺局在8个火车站建煤坪14个，可储煤12.45万吨。
       广旺局商品煤主要供应电厂，焦炭供应化肥、冶金行业，洗精煤主要供应水泥厂、钢厂。据1990年统计资料，全局商品煤供应川西北29个县、市，95家用煤单位，其比重是：
       电业行业(江油电厂、成都热电厂)，用煤占重点用户的69.29%；
       水泥行业(如江油水泥厂等)，用煤占2.6%；
       机电行业(如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用煤占2.56%；
       冶金行业(如长钢特殊钢公司等)，用煤占7.56%；
       军工行业（如821厂等），用煤占7.00%；
       生活用煤(煤建公司)，用煤占10.86%。
      
开采绰斯甲金矿始末

       张孝忠 毛万良
       金川，以其大河两岸产金而得名。金川县境内的绰斯甲地区，尤以产金地区广，储量大而蜚声国内外。
       民国元年（1912年），懋功商人冯道之来金川经商，发现绰斯甲土司属地俄热河上游的二凯、郎达藏金丰富，即与绥靖屯（今金川县沙耳区）议事会长杜春洋拟办金矿厂，但电署和省政府未指定区域，旋即停止。杜春洋又和杜兴顺等呈请四川省巡按使公署转报，农商部发给执照。正筹办时，山西富商周善之、尹天星等也来金川，于民国2年（1913年）6月申请开发金矿，经绥靖屯知事彭尔钧转报省府呈农商部批准注册，并准先行试探。周、尹等人集资40万元，在成都等地购来采金设备，招收矿工数百人捷足先登，设绰凯矿务股份有限公司，试探投产，日产黄金数十两，采金3个月，获利甚丰。信息传开，万县裕川公司总经理肖剑秋立即前往广东，报知广东大财阀梁士诒。梁士诒是北洋军阀政府官僚，早在光绪年间曾任翰林院编修，后为袁世凯内阁邮传部副大臣、大臣，袁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经理，民国2年（1913年）5月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倾力为袁世凯帝制复辟效劳。民国10年（1921年）12月，梁曾任国务总理。肖剑秋通过梁士诒的关系，得以被农商部任命为“川西懋功五屯矿务筹备处处长”职，肖于民国2年（1913年）4月16日离开北京，于5月中旬驰抵懋功五屯，将绰斯甲土司“自愿开放”金矿达成的协议由土司具指梅印结，呈报农商部。肖剑秋在民国4
       年（1915年）向农商部的呈文中说：“据该夷人详称，自大小金川扰乱以后，虽经前清用兵数年，实未得投诚之真愿，以至地宝沉沦，闭守至今。现得该上司等甘心说服，归向民国，因得开二百年未有之奇，辟千余里宝藏之库，此诚民国幸福暨大总统抚绥怀柔之所致也。果能趁此振兴，将见金融发达之机势不难驾欧美之上，他日富强民国不日可决。”肖剑秋于民国4年2月结束矿务筹备工作后缴印辞职。
       在成都东大街设裕华公司的总经理梁毅，是梁士诒的侄儿。他于民国3年（1914年）8月同肖剑秋亲赴绵斯甲，受到当地土司的欢迎，并带至二凯金穴山矿区办起了金矿。梁毅在绥靖屯署驻地设裕华分公司，主办矿务。此间，梁在外地招募数千名金侠工役，云集矿区采金，金矿的保镖武装就达六七百人。屯署附近的双柏树、丹札木、勒乌围、噶尔丹斯的沙金矿，也由裕华公司开采获效。金矿开发，促进了绥靖屯商业的繁荣。
       据《川边季刊》(1935年1卷4期267页)记载：“绵斯甲地方有金矿两处，一日二凯，一日俄热河，产金甚旺，民初开采，每月可征课金（即税金）一百二十两。”从每月仅收税一项即达120两黄金，可知当时该地黄金产量之巨。
       邓锡侯签署的《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载：“民三民五（即1914—1916年）之间，绵凯、裕华两公司开采（绵斯甲二凯、俄热金矿），获利颇厚。”
       据金川的一位老中医肖雨村回忆：裕华公司熔金炉有个充性金匠，他每天熔成的金条竞达五六十两。足见，金川的黄金储量丰富。
       民国4年（1915年）7月5日，绥靖电务彭尔钧呈报省财政厅，屯民杨洪德、罗渠源等“于本年6月3日呈请试探绵斯甲之观音菩萨”
       萨地面沙金，请发执照”，并且有从木鲁到大石函25000尺的金矿矿区图，省财政厅因“矿区图绘制草率”，“呈请人未报履历具结”，“未交探矿呈文公费”而未予受理。
       裕华公司仗着政界强硬的后台和雄厚的财力，率兵阻止绰凯公司的发展，绰凯公司只好忍气吞声。到民国5年（1916年），由于开采金矿损坏二凯和俄热藏族的耕地，引起藏族的首遍不满，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在绰斯甲土司的授意下，二凯藏民集结起来，发生了枪杀矿厂兵丁事件。民国6年（1917年）小金川发生“八角暴动”，战乱延至绥靖屯，梁毅惧怕乱中遭劫，将在绰斯甲地区的矿工尽撒无遗，只留下五六百人在屯署附近的大金川两岸采金，至此，绰斯甲地区的采金业骤然衰落。
       民国19年（1930年），四川省政府实业厅长、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代理督办谢培筠巡视大小两金川，与大金川的袍哥总头目杜铁樵筹办到二凯、俄热采金事宜，不料谢壮带的兵力不足，被绰斯甲土司的武装打得狼狈逃窜。
       民国21年（1932年），俄热河畔英卜鲁的藏民阿木初见家里畜圈中有块大石头阻碍不便，便请几个藏民帮忙将石头挖出。挖掘三四尺深时，见掘坑内砂石中金光眩目，便搬出六碗，用水淘尽，竟然得净金四碗之多。由于土司禁止藏民挖金的规约很严，本地头人寨首即令阿木初将金投藏地内，并罚阿木初大银500两，以告戒挖金者。
       民国25年（1936年）12月23日，正值金川地区闹饥荒，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忙于筹划发放急赈和农村贷款，以维持其统治秩序。靖化县设治委员於竹君向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孚函告俄热金矿“矿质优良，产量丰富，实筹二凯之上，但令铲去草皮（即是金沙），每船（即淘沙器）一日计可获纯金数钱以至数两或数十两不等，此
       事人人知之，亦人人能言之，固非过甚其词，希图耸动听闻。当兹乱后，农村破产，彼都人士每以开办俄热金矿为请，今假定政府投资十万，可成立千棚，每棚以十人计，所谓矿手也（即工头）、荒扒手也（即副工头）、马尾子也（即拖工）、摇船子也（即淘工），即便需用万人。而运输粮食之力夫，制造器具之工匠尚不在此数内，是十万之资，足可存活贫民一万以上。若投资百万则愿抚绥柴一带之难民均可立返原籍，自谋生计，不出数月，元气已回，较诸筹放急赈，办理农贷，已非不费而惠，而政府投资所得倍称之息不与，窃谓经济建设运动无有逾于此者。”於竹君对卢作孚这位经营长江、嘉陵江轮船航运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当时承负筑成渝铁路，被实业界称为“中国建设家”的建设厅长寄托很大希望。於竹君期望卢作孚在省务会议上提出拨50万元建设公债作俄热金矿开办费，并希望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公积金中划出数万元试办费，於竹君表示个人负全责担保。
       民国26年（1937年）1月16日，於竹君向四川省主席刘湘呈文：“……限于人力财力未能及时举办，即另筹根本救济有效办法，而县人之水深火热又不容稍涉缓图，经职博采舆论，默察现势，竟开俄热金矿实为目下当务之急。”于根据16区专署的命令，拟具中心工作计划书，将开采俄热金矿列入“战时中心工作”，於竹君抄送这份长达13页的计划书给刘湘，认为此举“似根本救济办法无有愈于此者”，希望刘湘将此作为“靖化县劫余人民起死回生之一剂良药”，交付省务会议通过实行。
       民国26年（1937年）2月9日，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孚对於竹君的呈函以矿字第114号笺函：“查开办矿藏为当今建设急务，早经本厅呈准四川省政府联络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即四川省设立重庆大学采矿冶金系，共同组织地质矿产调查委员会，分组
       调查研讨以便实施各在案。……俄热向产粒金，矿质优良，产量丰富，请予开发各节，俟春暖雪融，派遣本厅调查组前往，实地查明再凭核夺。”
       民国26年（1937年）2月13日，四川省主席刘湘与建设厅厅长卢作孚以省府名义发出指令，对於竹君的呈文及计划书批示道：“应侯派遣地质调查人员前往查明再夺。”收到此文时，靖化县已于2月16日成立了靖化县政府，於竹君已就任靖化县第一任县长了。
       民国26年（1937年）3月23日，住在上海市保定路4—426号的菲律宾回国华侨、上海华菲烟草公司总经理林朝聘发函至四川省建设厅：“经启者，昨阅22日报载，川边靖化县发现金矿，预备集资开采，四川当局竭尽欢迎国内外侨胞资本、人材投资开采等情，余思开矿事业，文化落后之吾国，经济生产更属应当。鄙人系菲律宾回国之华侨，家兄等曾在菲品开办矿产有年，余该此之旅沪，为请发展国产事业起见，已集资开办华菲烟厂于上海，被任为该公司总经理，素对于开矿之新兴，更觉倍发精神。日来见报载后，小吕宋之华侨9人皆来函询问详情，并都愿参加，惟未悉对于□□□否享受，投资方面有无相当保障，以及开采手续等如何规定，祈望钧厅见信后赐予详细复并附简章寄下，以备鄙人等之考虑。”5月21日，省政府批文发给林朝聘，指出“应遵矿业法第五条之规定办理”，并送给《矿业法令汇编》及《矿业法令补编》各一册。
       民国26年（1937年）5月18日，国民党菲律宾总支部第一届常务委员陈启泽（任福建厦门金门后浦陈祠堂边）发函至四川省建设厅：“顷阅沪报，欣慰贵省边境发现金矿甚多，而靖化县之俄热犹未经人开采，贵省当局甚欢迎侨胞投资开发各节，泽不敏□于国中实业，极显稍尽绵薄爱亟，函请贵厅长伪令该管科长，迅将业经发
       现诸金矿距离省会之路径各有若干，地方治安有无保障，生产金额之厚薄差异如何，将来开发之资本各需要若干，均请转饬查明详复，俾得招集侨胞计议进行，是为至盼。”
       靖化县长於竹君虽然急切主张开发俄热金矿，在等待省里派地质调查人员勘查期间，却得知16区专员谢培筠“力持不可急进”而主张“缓进”，显然谢培筠对民国19年（1930年）被藏民武力驱逐一事还心有余悸。於竹君怂然于1937年4月8日写信给省主席刘湘，用5条理由力驳谢培筠的“不可急进”论。其中第四、五两条为：“俄热与色尔巴（注：今色达县色尔巴区）同为产金区域，同属焊土管辖，现在色尔巴金矿已由唐傑出名取得开采权（注：已设普益公司），唐傑即康省师长唐英之化身，致该矿名为商办，实系官营，近接彼方友人来信，将依法成立矿山警察，并请省府派兵保护。彼县如此，我何不为？！若就此时双管齐下，康省既以兵力迫其西，川省复以兵力压其东，夷人虽强悍，将左右不知所以，欲动而亦不敢矣！非然者，过于持重，坐失时机，彼西康已满载而归，而吾川乃从容而至，窃恐俄热之夷与色尔巴之夷反得合其力而协以谋，我将奈何？以缓进似不如急进者四也。……抑更有进者，此间食人之风日盛，一日（注：即四月一日）自曾彭氏母子宰食韩、樊二女以后，此日（注：四月八日）复有连食5人惨案，经保甲追究，居然直供不讳，其他儿女失踪，查无下落及查有实据未易缉获者，当有数十余起。又刘氏食其亲生儿女各一，割剥、烹煮，惨不忍言，邻人竟察根问，竟岸然曰：我食自己儿女，未食他人儿女，何罪之有……人至于食死尸之肉，近已不觉为奇。昨染化张区长少田来县，亲见群哥明分死尸，乃知近来路毙之案反较鬻者为少者有由来也。……伏该省政府赈灾办法，谆谆“注意工赈”，因思本县工赈之最有效者，莫妙于开采俄热金矿，既可多容劳力，又不虚糜款项。……开矿目的，关于
       日后之建设犹小，关于目前之救济者实大，其主张急进而不主张缓进，盖为此也。”於竹君在信中乞请刘湘“请先以一团兵力分布要隘，继以一队飞机示威天空，如俄热夷人仍敢恬恶不悛，自隅自固，则职愿效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决无退悔。”
       民国26年（1937年）5月，由王仲槐（仁寿）、刘澄书（大邑）、甘盘庐（荣昌）、嵇兰斋（重庆）、傅春蔼（三台）、袁源远（西充）、刘琛（泸县）、唐棣（泸县）、谢竹筠（西充）、甘怡德（荣昌）、邓明斋（贵阳）、袁骏（仁寿）、杜德珊（靖化）、唐廉（仁寿）、刘祖彝（长沙）、胡蜀华（湖南攸县）等19人发起，联合署名向四川省建设厅呈文，申请开采烧日、娃枯喇彝寺、俄热温普鲁温下地方砂金矿。呈称：“矿区面积186公顷享13公亩零6公厘”，“矿床厚度约1公尺，其宽度约150公尺”，呈文者对金储量持保守态度，称“约计200公斤”，“矿质成分，金84%，银13%，其他杂质3%”。并附呈五千分之一比例的矿区图、测量簿记表、矿床说明书、19人组成的“富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计6章29条）。省主席刘湘于5月12日审阅后，省政府批示：“查核该函函件大致尚合，惟图地是否相符，有无重复纠葛及违反矿业法，令靖化县政府查复再夺。”
       上述 19 人联名呈文中，刘祖彝的名字引人注目。刘祖彝是重庆大学地质学教授，他奉省政府之命前往俄热考察金矿，因无充分武装力量保护其安全，行抵靖化县城就停止前进了。但这位教授科学推断：“俄热金矿产金极富，且所产的块金，毫无疑也”，因此才胸有成竹地当上了富民公司发起人而联名呈文。
       民国26年（1937年）7月，靖化振务监察员梅甫生向省政府呈报了一张他绘制的《俄热河附近略图》，比例为20万分之一。在备考栏中梅甫生写道：“据熟悉金矿之各土人云：自阿堵（地图中一小地名）以西，沿河之两岸均产块金，尤以娃枯、茨卜鲁、日呷、喇嘛通
       等地为最甚。”
       民国26年（1937年）7月8日至30日，靖化县长於竹筠出巡缙斯甲，赴俄热“考察夷人真正心理”，於深感土司、喇嘛及大小头人“恐汉族侵入，同化其人民，剥夺其政权”，而千方百计阻开金矿，得出“该夷心理如彼，恐非刳切皖谕，委曲开导所能办到”，“夷人心理决非怀柔政策所可羁縻，其时叛时服，恒视我态度之强硬与否为转移”的结论。於竹君在周山官寨强硬拒绝了土司阻设区署、阻开金矿和药山的请愿，对其严词予以批驳。於竹君认为，虽然土司头人“始终疑忌，总未释然，但亦不敢反对，唯有唯唯听命。若夫俄热以外之夷民，则无不希望开矿”，因为“金矿一开，商务立即繁荣，无论远近，汉夷人家均可间接获得利益。前裕华公司之开二凯获利者，犹有余甘在口，故其心理之不同，实缘立场之各别。”
       民国26年（1937年）9月5日，四川省政府于5月5日委派的靖化县查振员黄正中，经过从5月以来4个月的地调查，向四川省民政厅长嵇祖佑呈送长达26页的《考察缙斯甲俄热金矿报告计划书》，计划书的内容：一、缙斯甲夷民之生活情形与开矿之关系；二、金之质量；三、开办计划；四、开办步骤。计划书中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及政策都作了周密的计划，文称：“靖化粮食极感缺乏，米珠薪桂，诚非虚语。人民流离死亡，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尸骸满谷”。“以靖化目前之环境论，一切救灾办法均不适用，即以20万元办理急赈，亦仅能苟延靖民月余之生命，然唯一有效之办法兼能使靖化县立趋繁荣，国民经济立陈活跃者，舍开采俄热金矿外，则虽有回天之力亦不能振靖化灾民于水火”，黄正中写道：“至于金之质量，据该地金快与过去裕华公司开采二凯金矿富有经验之老技师言，该地金质之佳，产量之雄，确为世所罕有。甚有谓揭开草皮，即可获整块熟金者，证之事实确非虚语，盖每经大雨之后，该地土人必有拾
       得粒金者。职等此次入内，曾亲见该地土人因挖掘煤炭获得巨量块金后，经土司查明，斥其继呈，因此大起争执，其产量之巨，实属骇人听闻。且所产皆系粒金，开掘时较甚金简易，所谓费力少而见功多。唯经营此矿是当之无愧。“总之，俄热确为最优之金矿”，“职敢断言已勿烦另率化验”。
       四川省民政厅长嵇祖佑阅读黄正中所呈报告计划书后，于1937年9月27日向省主席刘湘呈文：“……开采俄热金矿之利益……靖楚各县军民甚多，大都无工可作，此矿一开，即可容纳二万以上之金伏，解决数万人之生活，逃难者必源源回原籍，商场亦可借此繁荣，故开采此矿，不啻为夷民辟一生路，且此矿含质甚佳，确为当世最优之金矿，当此困难当前，经济枯竭之际，如能开采，必获巨量财源。”“该员（指黄正中）系实地考查所得，自属详实扼要，复据靖化县长於竹君函陈调查情形，主张亦复相同。当此非常时期，此等优良富源，似宜赶快开发，以俾需用。”刘湘当天批示：“建（设）厅酌拟办法签考。”
       民国26年（1937年）10月26日，省建设厅长何北衡呈省主席刘湘：“拟请由本厅派遣适当人员前往该县，会同於县长既原计划书内所能办交涉之人先行交换意见，协商妥洽，拟就具体办法，再行核议开采。”
       民国27年（1938年）9月10日，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发公函致四川省政府：“据本会四川金矿办事处曾主任璋电略称，锦斯甲金矿区广量宏、甲于川康两省，请令林波夺活佛、广法寺大堪布及苏永和头人、索土司等5人协助到会，查积极开发金矿，增加抗战力量，曾奉委座令饬有案……请贵省政府转饬理番、靖化、懋功三县政府及该地活佛、堪布、土司等5人，于该办事处前往调查时协助进行”，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缙绪于9月20日即给理靖
       懋三县府发出训令，令其照办。10月20日靖化县长刘绍绪具呈省府，表示一定遵照办理。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拟将锦斯甲土司辖区划归正筹建中的西康省，靖化县府闻讯也等待办移交，这次调查的计划遂被搁置未行。
       民国29年（1940年）3月27日，成都《新新新闻》第5版载：“财政部为增强抗战力量，曾规定黄金国有办法，大量收购各地存金，此外并由经济部采金局积极开发西南之金矿。本省藏量甚丰，采金局于本年度拟定五大金矿区：（一）岷江流域；（二）大小金川；（三）大渡河流域；（四）嘉陵江流域；（五）长江流域。以上各流域之国营金矿区共计18处，分由采金局之松潘区、南部区、南溪区、懋功区、大渡河区五采金处经营，并限于本年内悉数完成。如各处同时开采，每年可产金万两，……”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采金局的方案成为一纸空文，大金川特别是该区锦斯甲地区金矿的开发计划并未付诸实施。
       金川县解放后，民间挖金一直未断。近年虽有乡村企业组织农民土法采金，但因管理上不够严密，常有省内外黑市违法贩金者在金川县的城乡各地和矿区高价收购，走私活动猖獗，以致实入国家银行金库之金量不多，加之缺乏地质矿产技术部门的勘测资料和先进采掘技术，锦斯甲金矿资源尚未得到科学的利用和开发。笔者撰写此文之目的，乃期望科技界、经济界、矿产和金融部门引起兴趣和重视，若能为振兴金川经济掘出一笔宏量财源，吾等收集之史料能为四化建设贡献微薄之力，实不胜欢欣满足之至也。
       参考目录：
       1. 四川省档案馆档案：
       ①丙10全宗第700卷；
       ②丙10全宗第27卷；
       ③丙 10 全宗第 1099 卷；
       ④018 全宗第 1904 卷；
       ⑤115 全宗第 2478 卷；
       ⑥115 全宗第 4322 卷；
       ⑦115 全宗第 4353 卷；
       ⑧115 全宗第 4264 卷。
       2.《川边季刊》1935年第1卷第4期。
       3. 谢培筠《川西边事辑览》。
       4. 邓锡侯《四川松理慰茂汶屯区屯政纪要》。
       5.《中国历代名人辞典》。
       6.《新新新闻》1940年3月27日第5版。
       7. 金川县退休老中医肖雨村 1986 年 4 月口述。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对四川煤焦的管制

       张利源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长江中下游一带工矿企业和学校纷纷迁往四川。这些工厂大多建于重庆附近，重庆市区人口急剧增加。战前全市人口约30多万，到1940年6月，人口猛增至70万，1943年10月，全市人口接近100万。内迁重庆的工厂逐年增加，1937年为17家，1938年为62家，1939年为126家，1940年为166家，1941年为239家，1942年为389家，1943年为313家，1944年仍迁入168家，共计迁入工厂1518家。由于迁往重庆的人口和工厂剧增，对燃料的需要量也随之成倍增长。1938年，重庆年用煤约30余万吨。到1938年，全市用煤增至43万吨，计每月需煤3.5万多吨。1940年，每月需煤4.5万多吨，1941年达5万吨，1942年为6万吨，1943年为7.5万吨以上。
       与此同时，因海盐断绝，湘鄂等省所需食盐，均赖川盐运济，因此自贡、犍为、五通桥等地的盐灶大量增加，需煤量锐增。自贡盐场于抗战初期，每月需用煤约3万包（每包252公斤），全年约需用煤36万包，到1939年用煤达593196包。1940年后，每月需煤猛增至12万包以上，而威远、荣县一带所产煤炭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另外，犍乐盐场每月需用煤2万多吨，加上其他用户每月需用煤约6万吨，而岷江一带煤矿每月只产煤约3万吨，供不应求，产需矛盾十分尖锐。
       国民党政府感到燃料问题严重，除一面采取措施扩大生产外，
       同时对四川主要的产煤区实行严格的管制，对煤矿的产运销进行全面的管理，把煤焦的销售分配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以保证军工、军轮、电力、盐业和其他工厂的需要，并力求满足重庆、成都、自贡等城市民用煤的供应。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四川煤焦的管制，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建立与加强管制煤焦的管理机构
       1937年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三部成立燃料管理处。次年春，该处归属经济部领导。有关液体燃料的管制，另由行政院设置机构管理，因而燃料管理处主要是负责煤焦的管理。1938年10月，燃料管理处随经济部迁驻重庆。当时重庆市燃料的供应日益紧张，煤价急剧上涨。燃料管理处为进行煤焦管制，首先对煤矿的运销实行统筹分配，严格煤焦的提运销售。该处报经济部同意决定在四川的几个主要产煤区设立燃料管理办事处，对各区煤矿所产煤焦，采取就地分配，统一调运。1939年7月，首先设立岷江区燃料管理办事处，11月，在泸县设立渝泸镇乐督运处及渝綦南督运处，12月，又立即设立嘉陵江燃料管理办事处。1943年春，将原有的渝綦南督运处改组为綦江燃料管理办事处。这样，在四川的几个主要产煤区都建立起煤焦管理机构，对各区煤矿的产运销进行切实的管制。
       对自贡盐场所产煤炭的供应，国民政府财政部与经济部于1939年会商决定，由盐务机关直接负责煤炭的调运与分配，具体由川康盐务管理局成立盐业燃料材料统制委员会，对威远、荣县一带煤矿的煤炭实行管制，统一分配，进行运输，凡未经该委员会核准的煤炭，一律不准发运。
       二、严格管制各地煤矿的运销，实行统一分配
       国民政府经济部为了切实掌握煤焦的运销分配，1939年2
       月，颁布《管理嘉陵江、秦江、岷江、沱江各沿岸煤矿所产煤斤暂行办法》，规定各江沿岸煤矿所产煤焦，应先供给重庆市、成都市及各盐场、各工厂之需要，各矿每届月终，应将本月各种煤炭采运、炼焦、运输、存积吨量，及次月预计之数，向燃料管理处呈报。燃料管理处或其办事处得就各地之需要，指定各矿煤炭的运销区域、煤船停泊码头和设立煤栈的地点。各矿煤炭由河岸各码头起运前，应具申请书，说明数量、种类，请求燃料管理处或其办事处核发运煤证，并指定起运日期、运达地点；运抵各指定地点时，应报由燃料管理处或其办事处进行分配。各类煤炭的成分与销售价格，由燃料管理处规定并向外公布。上述规定，对各矿的生产、销售范围、煤炭价格、运输地点，都作了严格的要求。同时，经济部颁布了《管理重庆市煤炭规则》，要求重庆市各工厂、轮船及其他用煤大户，应将当月用煤数量，以后每月用煤量、品种等，按月呈报燃料管理处审核。市区各煤商每月也必须将销售数量、品种，承销何矿煤炭，转售何项用户，煤栈存煤数字等，均须详加汇报。运煤人所运煤炭数量、品种也必须详细呈报。燃料管理处根据上述各方面呈报用煤数字，统筹考虑，进行分配，再交由各矿发售煤炭。如各矿或运销商有违上述规定的，燃料管理处则制止其购买运销。这样，燃料管理处对各矿的产、运、销，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对煤炭实行严格的管制。
       1940 年 10 月，燃料管理处进一步制定了《嘉陵江流域煤焦实施办法》，对煤焦的产运销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要求“凡须购运嘉陵江各矿煤焦者，应申报每月所需煤炭的吨量，先向燃料管理处领取购运证，到指定出口地点凭证购运，购运证有效期为一个月，期满作废。”“燃料管理处根据各矿生产与各用煤大户需要情形制定分配预算表与实际分配表，按期公布。”“持有燃料管理处购运证的，则依照证上填注之煤焦种类、数量，前往购买。”“各矿煤焦在出
       口地点的价格，由燃料管理就实际情形，定价，呈报经济部核定公布，产销双方均按核定价格收付款项。”为了加强沿江各煤矿产运销的切实管理，除设置嘉陵江办事处外，同时在各矿煤焦出口地点的夏溪口、白庙子、土沱等地派驻管理员，另在磁器口、相国寺、合川、二岩等处设置稽查所，对来往煤船进行检查。燃料管理处并制定《嘉陵江办事处登记煤船运输规则》，要求“凡运煤船只，经过本处设立稽查所地点，应将运煤证交验登记、盖戳，才准开行。凡无运煤证之煤船，应由稽查所即予扣留。”同时颁布《领用运煤证须知》，规定：“凡经嘉陵江办事处核准提运之煤斤，须于装运时向本处各出口地管理员办事处领取运煤证后，煤船始得开行。煤斤运达目的地点交卸后，应将运煤证呈缴注销。”各用户所需煤炭，从申请用煤数量，到领取提煤单和运煤证，都规定了严格的手续，无运煤证的运煤船只，即由稽查所扣留，报由燃料管理处处理。
       与此同时，燃料管理处对岷江流域各煤矿也加强管制。鉴于岷江流域的250余家煤矿，分布比较分散，除在五通桥设岷江燃料管理办事处外，同时在清水溪设键屏办事处，于太平寺设乐山办事处，以便就地具体管理。清水溪办事处主管犍为、屏山两县煤矿所产煤炭，直接管理设在河口、幺姑沱、粗石滩等处的煤栈；太平寺办事处主管乐山县各矿所产煤炭，直接管理设在沙湾、福禄镇、罗一溪、复兴乡、草坪儿等处的煤栈。又于沫溪河流域设立新垣子煤栈，罗尼溪流域设立石板溪煤栈，分别存储这两个区域的煤炭，并负责收发和调运。此外，另选择了几处交通要道设立稽查所，办理检查及押运等事。燃料管理处同时制定公布了《管理岷江流域煤炭实施办法》、《维持岷江流域各矿生产办法》，从法令上加强对煤焦的管制。
       通过上述各项管理办法，燃料管理处根据各用户申请需煤数
       量、品种，逐个审核，分别轻重缓急，统筹分配，发证提运。1940年后，燃料管理处对各矿的产运销的管制，日益严密。据1943年嘉陵江与綦江区煤炭分配重庆市各行业用煤共计1023808吨，其中兵工占11.5%，电力占10.3%，轮船占9.8%，冶炼占10.9%，纺织占9.8%，化工占8.8%，炊事及其他占38.9%。岷江区煤炭分配乐山、犍为、宜宾等地用煤共计348762吨，其中煎盐占50%，工业占33.6%，轮船占1.4%，炊事及其他用煤占10.5%。
       自贡市盐灶所需煤炭，由川康盐务管理局盐业燃料材料统制委员会对威远、荣县等地所产煤炭，实行统购统运，统一分配。未经统制委员会核准，其他任何单位不准直接向煤矿采购煤炭，也不准随意加价争购，必须持有统制委员会发给的购运证，才能提运煤炭。威远县境内所产煤炭，80%以上均销往自贡盐场煎盐。
       三、实施限价政策，严格控制煤价
       国民政府鉴于煤炭是工业与民用的重要燃料，煤炭价格的猛涨，必然会牵动其他物价的猛涨，企图通过对煤炭的限价而扼制住其他物价的上涨，于是决定对煤炭实行强制性的限价。国民政府经济部从1943年1月起，对四川省几个主要产煤区的煤炭，全面实施限价。
       嘉陵江区(包括綦江区)从1943年1月8日起实行限价，各类煤炭每吨限价数额如下：
      

煤类	出口地价格(元)	渝市河边价格(元)
大河岚炭	720	1700
小河岚炭	1100	1700
大块煤	1100	1400
粒子	522	700
合 槽	480	650

       岷江区从 1943 年 1 月 15 日起实行限价，每吨煤炭限价如下：
      

煤矿(名)	提块(元)	合 镬(元)
嘉阳煤矿	640	410
凤来煤矿	620	390
吉祥煤矿		390
张苞马合作社	640	410
黄丹合作社	640	410

       在此限价内，未经燃料管理处同意，不得私自提价。但是，其他物资的价格，并不因为煤炭的限价而稳住不动，相反，却继续猛涨，到1945年，各种矿用物资都上涨到战前的1000倍以上，钢上涨3700多倍，火药上涨3800多倍，柴油上涨到7000倍以上，而煤炭仅上涨450多倍。由于煤炭成本直线上涨，价格与价值背离甚远，各矿亏折颇巨，虽是大矿也不能幸免。各矿纷纷要求燃料管理处调价，该处往往隔数月始调价一次，但与变化不定的物价相比，煤价远远落在后面，差距日益增大。嘉陵江区煤价与其他矿用材料价格增长数字比较。详见下表：（单位：元）
      

物别单位	1937 春季价格	1942 春季价格	1943 春季价格	1944 春季价格	1945 春季价格	比较增加倍数
洋钢百斤	20.70	373.00	8000.00	20000.00	78000.00	3768.00
火药百斤	9.00	990.00	2400.00	6000.00	34500.00	3833.33
桐油百斤	5.40	2540.00	7500.00	10800.00	25800.00	4777.77
食米百斗	1.20	30.00	74.00	187.30	1140.00	950.00
食盐百斤	0.06	4.00	4.00	20.00	106.00	1766.00
菜油百斤	7.45	660.00	1600.00	4000.00	5108.00	7083.33
粒煤公吨	7.00	188.60	522.00	1297.00	3206.46	457.00
炭炭公吨	11.20	320.00	1100.00	2797.00	6365.00	528.30

       嘉陵江区(包括綦江区)历次调整煤价情况表:(单位:元/每吨)
      

煤炭	1943.1.5.限价		1944.3.1.限价		1945.2.限价		1945.6.限价		1946.1.限价
	出口价格	滞市价格	出口价格	滞市价格	出口价格	滞市价格	出日价格	滞市价格	出口价格	滞市价格
大冯黑炭	947	2430	1646	3791	4014	8600	12600	24000	22000	36000
小冯黑炭	1713	2238	2797	3626	6365	8000	18090	21000	29000	34000
大块	1645	1940	2360	3104	5331	6800	10396	13967	17000	22000
粒子	812	1155	1297	1825	3206	4300	5920	8570	10000	14000
含疆	746	1076	1210	1722	2912	3960	5860	8550	9100	13900

       自煤炭实行限价以来，虽数次调价，但煤矿必用物资的价格不断猛涨，而煤焦成本则大大提高，使各矿亏损严重，许多小矿被迫停产关门。1943年，嘉陵江区共有煤矿185家，是年冬，其中停产的44家，占全区煤矿的23.6%；减产的100家，占53.7%；保持原状的35家，占18.8%；增产的仅有天府、宝源等7家大矿，占3.7%。到1944年6月，各类物资的价格更是成倍加番上涨，而煤价仅调价两次，连天府、宝源等大矿也深感入不敷出，资金短绌，不得不裁工减产。1944年6月嘉陵江区各煤矿裁工减产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产量吨
      

矿名	1944年 月产量	31944年 月工人数	减少 产量	减少 工人数	6月 产量	6月 工人数	产量 减少%
天府	40500	4700	10000	1000	30500	3700	25
宝源	11000	2420	6600	1300	4400	1120	60
三方生	7000	1000	4750	637	2250	363	68
华安	5900	1252	3000	871	2000	381	51
全侨	4500	470	2500	190	2000	280	44
雄川	1950	280	780	100	780	180	40

       1944 年，四川省几个主要产煤区的产量大幅度下降，“嘉陵江区煤矿减产 9%，綦江区减产 29%，岷江区减产 17%。”燃料管理处的各大矿纷纷减产，小矿停产，问题严重，“为减轻生产成本起见，经举办工粮贷款，向四联总处申请贷款 2500 万元，经核准贷款 800 万元，悉数委托粮食部陪都民食供应处代购碘米 3000 石，按各矿需要情况配贷各矿，俾使成本略见减低。”
       但这种“工粮贷款”，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各矿亏损有增无减。岷江区继乐屏三县煤矿业同业公会于1945年4月向国民党战时生产局历陈困难，请予救济一文中强调指出：“年来百物剧烈波动，煤价特别低落。自查（民国）28年七·七实施管制初期，岷江区内合（置）煤一吨最高价格14元，现每吨最高不过4500元，仅增310余倍。现在产运成本所需物资、工资，平均已达1200余倍，而限价标准物资如盐、粮两项，其变动平均指数，亦达847倍以上，限价既与成本相去悬殊，煤商亏累甚重，危亡日亟。”“各矿资金既经亏折整尽，负债日深，仓惶失图，乃不得不贱价抛售预煤，以为饮鸩止渴之计。迨至物价、工资节节上涨，产运成本随而激增，又须按期交付顶货，……继交顶货，则亏累日增。”要求战时生产局能按月核定成本，按月调价，并贷给长期低利资金，来维持煤矿的生存。
       煤矿资本家为了把经济亏损立即转嫁到工人身上，进一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嘉陵江区煤矿工人在1942年12月日工资为15元，到1943年12月日工资为42元，增加180%，其中保工工的工资仅增加130%，挑工工的工资约增加70%，而同时期的粮油价格大大上涨，食米上涨250%，食盐320%，其他非限价物资的价格剧烈上涨，工人维持日常生活也深感困难。
       自从煤炭实施限价以来，表面上似乎限制了煤价，实际上重庆市的黑市煤价十分昂贵，群众深受其害。1944年，燃料管理处每月
       发给重庆市煤炭商人的提煤单，经常晚发一两个月，5月份的提煤单到6月份才发出。6月份市民用煤单仅有167张，计7000余吨，与实际的消费相差1万多吨。这1万多吨煤炭，大部分是通过走私运到重庆的。黑市煤价昂贵，煤商则利用黑市煤价发财。
       四、运用“存煤垫款”的方式，进一步把煤炭掌握在手中，以便于控制和支配
       在物价飞涨的形势下，燃料管理处利用各矿急需资金的迫切要求，采用“存煤垫款”的办法，籍以达到以钱控煤的目的。1940年试行后，效果甚佳，便于1941年制定《嘉陵江流域各矿存煤垫款及分配垫款煤焦办法》和《岷江流域各矿存煤垫款及分配垫款煤斤办法》。这两个办法，明确规定各矿存钱煤炭所垫款项，系属临时抵押贷款性质，不得视为商业上的交易行为。各矿申请垫款之煤焦总量，规定嘉陵江区为6.5万吨，岷江区为6.4万吨。凡经燃料管理处垫款之煤焦，即为该垫款的担保品，非经燃料管理处所属嘉陵江办事处与岷江办事处核准分配，不得提运。凡用户申请分配已经垫款之煤焦，经嘉陵江与岷江办事处核准后，立即将所购煤焦价款，送交指定银行，凭银行收款凭据，向嘉陵江、岷江办事处换取提煤证，再向指定煤栈提煤。提煤证有效期为一个月，到期未提或未提清者，如遇煤价变更，应持提煤证向两办事处依照变更新价办理找补手续，经办事处批准后，方可继续提煤。嘉陵江办事处在狮子口、白庙子、夏溪口、二岩、草街子、吴粟溪、重庆市等地设立煤栈；岷江办事处在大佛坝、新坝子、石板溪、河口等处设立煤栈。各矿垫款煤炭均运交各煤栈堆放，由办事处派员管理，并由各区煤业同业公会派人驻栈办理煤炭的收发、保管等事项。存煤垫款的数额，按现行官价每吨七成为准，由燃料管理处公布。所有垫款均按月付息，嘉陵江区规定月息1.1分，岷江区月息按1.2分计付。1943年，嘉陵
       江区垫款9764000元，存煤6.41万吨；岷江区垫款64328350元，存煤199426吨，连同上年结余款项10808711元，合计为84901061元，仅当年就收回76361451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忙于迁回南京，重庆一带工厂纷纷外迁，用煤数量随之急剧减少，煤炭生产呈现供过于求之势。1946年4月19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在离开重庆前的最后一次行政会议上提出，“后方煤焦生产，供过于求，勿庸管制，决议裁撤。”于是，国民党政府对四川煤焦的管制，立即取消。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花纱布管制对四川纺织业的影响

       刘昌仁
       一、花纱布管制机构的演进
       抗日战争以前，四川每年平均输入棉花近20万担，棉纱10万余件，棉布200余万匹。1937年抗战全面开始后，沿海交通被敌人封锁，进口洋纱、洋布锐减，至武汉沦陷，输入更觉困难。1939年后，迁川的纺织工厂虽已陆续开工，供给军需民用仍相差甚远。当时四川省共有手织机10万台，年消耗棉纱17万件，而手纺纱、自产纱、输入机纱共为11万件，尚差6万件。棉纱织成布匹，扣除军用外，民用与平时相比较减少70%，纱布价格日趋上涨。在此非常时期，国民政府实行花纱布管制，旨在统筹调节，增加生产，达到平抑物价，供应军需民用的目的。战时国民政府花纱布管制机构及实施办法时有变化，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 经济部农本局时期
       1936年，农本局在南京成立，隶属实业部，使命是调整农业产品、流通农业资金，藉谋全国农村之发展。设有农产、农资两处。农产处主管调整农业产品，以农业仓库为推动中心；农资处主管流动资金，以合作金库为推动中心。抗战开始后，总局随政府迁至重庆，改属经济部。1938年2月，该局接收军委委会的农产调整委员会，改组为农业调查组，办理运销事宜。又归并农产、农资两处为业务处，
       分设第一、第二两种，分别主管仓库、金库事宜。在四川境内筹设合作金库28所，以放款为主，兼办存款、汇兑业务；筹设农业仓库11所，以押放为主，部分仓库还举办购销业务。6月，设置“福生庄”，总庄在重庆，省内设分庄11个、支庄5个、办事处12个，分布在三台、射洪、遂宁、安岳、乐至、中江、成都、广汉、简阳、仁寿、宜宾、泸县、合江、江津、合川、岳池、南充、璧山、江北等地。
       福生庄的主要业务：
       棉花：福生庄收购粗、细绒两种棉花，细绒多销于重庆、昆明、贵阳等地纱布厂，粗绒则售予手纺织用，并在遂宁、潼南、简阳、南部、奉节等地设收棉花处，与省合作指导委员会及迁川之豫丰、申新、裕华纱厂合作收购棉花。前二者担任人力，后三者担任财力。
       棉纱：福生庄收购42、32、18、17、16、14、12、10支棉纱，除在重庆平价销售部分外，其余委托合川、璧山、綦江等县合作金库代销，对象为当地有纺织副业的农民和机户。
       棉布：福生庄收购布匹大部分为厂布，分本色布和色布。本色布有16、14、12磅及12磅斜纹布等。16、14磅布称为粗布，12磅布为细布。色布有阴丹士林、安安蓝等色哔叽、直贡、卡其、脐绸等。所收布匹大部分供给军政部被服厂，少部分由渝庄门市部供给消费者。
       福生庄也从上海、汉口、广州、沙市、梧州、柳州、昆明等处收购棉纱及布匹。1938年棉纱、厂布60%以上由上海进口，其余来自广州。1939年，上海购入的纱布减少，转向沙市、宜昌、洛阳等地收购土纱、土布。两年内共购进机纱1万余件、土纱1万余件、厂布10万余匹。
       渝市平价纱布由渝庄门市部直接供给消费者，价格较市面略低一二，成购户需先登记，经审查后始得购买。购纱每户以5小包
       为限，布以两匹为限，每日每户限购一次，各地大抵一致。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虽颁有《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但当时全国物价平稳，对棉货市场尚无管制之意义。
       (二)平价购销处时期
       1939年，随着战事的变化，后方运输较前更为迂远，运费剧增，物资缺乏，物价日益高涨。国民政府制订了平价购销政策，以稳定日用必需品的价格。12月，经济部设立平价购销处，颁布《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非常时期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责成农本局购运花纱布经销，负责日用品及粮食的平价购销工作。其主要业务：扩大农贷，推进农村手工业纺织业务；平价购销，向外地订购纱布；指导福生庄以棉纱平市。
       在推进手工纺织方面，福生庄利用后方所存大量原棉，动员农村妇女纺纱织布，推广手工纺织业，试办纺纱区、织布区。在纺纱方面，先将生花预制成棉条或货花收纱，或给花换纱，或卖花买纱。妇女纺土纱一斤可收入七八角至一元。嗣后各庄号又号召手纺团把散户纺手组织起来，汇集土纱，向农本局换取棉条。1941年，直接货换纺手达10万人，有买卖关系的纺手20万人。生产能力以5人抵纺厂纱锭一枚计，可抵6万锭之纱厂。织布方面，织户每织布一匹，除得工资11元外，尚可剩余棉纱7两。1940年至1941年，遂庄一年动员纺手123822名，贷出棉条1373467斤，收回土纱1247147斤。动员织机6627台，贷出洋纱789件，贷出土纱369792斤，收回土布42080匹。
       在平价购销方面，经济部曾颁发一些限价办法，但因管制领域小，经济力量薄弱，效果不佳。自限价后，沪米棉纱以不敷成本，停止运渝，在筑、衡、桂等地出售运渝者亦将绝迹。1940年2月至8月，进口棉纱数百件，多为10支、32支、20支甚少。政府规定20支
       纱价每件为5390元，而黑市价格在1万元以上。
       棉货是一个从棉花到棉纱再织成布的综合性产业部门，由于棉纱生产能力不足，使布匹生产的能力不能发挥，纱布不足。而平价购销处管制棉货，仅限于重庆，这就为囤积大开方便之门，棉货成为官匪商游资投机对象。到1941年，政府三次提高限价，市面纱价仍升腾不已，此种局部防止和消极限价措施均告失败。
       (三)物资局时期
       1942年初，行政院举行经济会议，成立了物资局，将农本局、平价购销处以及燃料管理处三机关改隶该局，把棉纱供应、棉市管制列为首要工作。管制之初，行政部分由物资局执行，业务部分由农本局负责。同时改组农本局为专营棉花纱布运销调剂的机构，设总务、业务、工务、运输、会计五处，人事、研究两室，撤销福生总庄，由业务处直接指挥外地各庄，还在手纺织业发展地区设手纺织推广处。
       1942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公布总动员法令，加强管制。物资局先后制订和实行《统筹棉纱平价供应办法》、《直接用户请购棉纱暂行供应办法》、《棉纱异动登记办法》、《扩大征购厂纱，奖开纱锭及调整纱价》、《统筹棉花管制运销办法》、《征购陕西省囤积存棉办法》、《陕西省棉花统购统销原则》及《统购统销陕棉五项办法》，奠定了花纱布管制的基础。农本局配合行政管制对棉货生产执行“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的政策，如期达到全面管制，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1. 登记存纱，限价征购。后方棉纱生产能力不足，对棉纱施行管制最早。物资局先后登记重庆、江北、巴县、成都及川境各地存纱，1942年公布棉纱限价：20支纱每件裕华蓝赛马为6900元，沙市纱厂荆州为6890元，申新纱厂绿忠孝为6899元，豫丰渝厂绿飞
       艇为6875元，豫丰合川支厂红飞艇为6880元（另加运缴100元，汇水60元），16支纱每件一律为6400元，10支纱一律为5600元。自改定平价日起，各厂纱支均由物资局加盖标记，由农本局统一征购。其余各埠公私动力纺纱厂及纱商存纱亦陆续开始限价征购。所有征购厂纱尽先拨充纱布交换及放纱收布之用，并在重庆、成都、遂宁、叙府、万县五大织布区域及璧山等地派驻专员。各地棉纱平价售供直接用户，须经农本局各地福生庄初核，再由各驻外专员复核。未派专员之地，由物资局自行核配。
       2. 棉花征购。《统筹棉花管制运销办法》公布后，划定陕西之关中区（包括西安、咸阳、渭南、三原等县）、宝鸡，四川之广元、阆中、南充、合川、重庆及其陕川运输线内各地为陕棉运销管制区域。在运销区域内各银行、公司、商号的囤积棉花，各纱厂购储及新棉采购超过规定的数量，按规定价格征购，此时是棉花管制的创立阶段。10月，国民政府批准农本局《征购陕棉囤积存棉办法》，福生庄开始征购足够数量。但当时管制棉花机关相当紊乱，物资局、农本局、军需署、地方军政机构皆可过问，事权不专，职责不明。有权益则相争，有责任则相诬，虽有管理制度亦难于实行。《统筹统销原则》及《统筹统销办法》公布以后，收购及配销才集中在农本局，并把管制办法扩大到产棉各地。
       3. 继续推广手工纺织。物资局执行“放花收纱、以花换纱、放纱收布、以纱换布”政策，在手工纺织业中以棉条货给纺手或交换收进土纱，再以一定比例和机纱配合货给织户，织成标准的机经土纬布，或以纱和织户交换收进土布，即改良土布。改良土布标准布长40.5码，幅宽36寸，经纱20支机纱，纬纱甲、乙、丙级土纱，裕长38.5寸，总经2040根，每寸经纱56根，纬纱甲级41根、乙级38根、丙级34根。每匹布发经纱5.5斤，纬纱甲级6.2斤、乙级6斤
       10两，丙级7.2斤。其它还有帆布、狭布等，但数量不多。织户承织布匹，按每件棉纱织布数量计算，始则缴布1/3，后缴2/3，其余则准自由买卖。
       4. 配售平价布。1942年2月，布价飞涨，物资局对布价评定采取布价议定与平价布配售的双重办法。各地福生庄配售平价布，每户凭户牌配售1.5丈，因数量甚微，居民所得利益甚少。后改由各机关、学校、社团直接洽购。但杯水车薪，起不到平抑物价的作用。
       尽管物资局采取了一种种办法对棉花、棉纱进行征购，以达到全面管制的目的，但物资局的根本弱点，即资金不足。物资局成立时，国库拨4.5亿元作为平准物价基金。根据测算：花纱布三项之购销、营运、包装整理、投资及贷垫共需资金10亿元，即使平准基金全数用于棉业尚不足半数。资金不足，导致管制征购很不彻底，征购的机纱有限，难以控制布匹。市面上出现了两种价格，一种是农本局平价棉纱每件6000余元，一种是黑市棉纱每件则在1万元以上。在管制中，棉货价格增长高于其它物品，黑市棉价更有不可遏制之势。
       （四）花纱布管制局时期
       1943年物资局裁撤，财政部将农本局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直隶财政部，办理全国棉花、棉纱、棉布管制事宜及统购统销业务。4月27日，公布花纱布管制章程，设棉产、纱布、财务、总务四处及人事、技术二室，并在重庆（辖万县、江津、白沙）、成都（辖乐山、简阳）、遂宁（辖南充、乐至）、三台（辖中江、太和镇）、宜宾、泸县、广元、璧山等处设办事处，在成都、万县、璧山等重要地区设立分局。为各地棉花运行及纱布动态，拟定了《棉花购销存报办法》、《棉纱及棉布登记办法》。为控制交易市场，拟定了管理棉花、布匹、土布交易规则。抵纱一律以花易纱，全部由花纱布管制局掌握、统筹，再
       以纱易布充著织布原料，禁止自由买卖。
       花纱布管制局对于棉花、棉纱、棉布实行全面管制后，对原料限价之不合理、纱布交换条件之苛刻及工缴的不敷支出均胜于以往。1943年棉花收购价为每市担1260元，约合棉农生产成本的42%，1944年为6000元，合成本的40%，1945年为1万余元，合成本的33%，棉衣亏本达1/3—2/3。纱布交换条件，原福生庄规定20支纱每件交36寸宽40码布37匹，而花纱布管制局改为40.5匹。至于额定工缴，在物价不断上涨情况下不能及时调整，往往不敷成本。1943年每织布一匹亏布200元，1944年亏800余元。各纱厂经济实力大为削弱。此时，棉纺织业全在统制之下，原料由政府供应，成品由政府收购，已无独立业务可言，仅为政府加工工具。
       在战时国民政府实行的花纱布管制，初期由于军需民用激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织布业的发展，成为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为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抗战后期，由于战争西移，物资奇缺，通货膨胀加剧，国民政府依赖美货心理及管制的不合理等因素，使纺织业遇到极大的困难，棉花减产，工厂停工，纺织厂家纷纷倒闭。1946年，花纱布管制机关正式宣告结束。
       二、管制对棉花生产的影响
       四川省产棉不足，质量亦差。抗战前，皮棉年产量约六七十万担，进口省外棉20万担。1936年省政统一，设立四川省棉作试验场于遂宁，以谋对棉业的改进与推广。1938年成立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主持棉作试验场，增设季节、泸县、西昌三区域试验场及安岳、蓬溪二指导所，推广德字棉和脱字棉，产量有所增加，但质量无甚改进。后以产区分散，大都就地销售，供手纺业及家庭做棉衣棉絮之用。外埠棉花多由鄂西各地运来，在重庆集散，鄂西棉花品种多为退化洋棉及毛籽中棉，纤维短而色较西北花白，宜纺土纱土布
       及弹絮之用。陕西棉花运输不便，除川北及川西北区外，各地多用沙市花。
       1938年7月，中央农业促进委员会与四川建设厅、农本局、四川合作委员会、中央、中国、农民三行重庆分行组织四川省棉纺织推广委员会，推广区域达省内87县。1939年，良种面积和皮棉产量均有增加。1940年迁川工厂陆续开工，需用细纱原料，沙、宜又相继沦陷，鄂西棉花来源困难。福生庄、陕西实业公司、中原公司及裕华、申新、豫丰等纱厂均在西北购棉花运往重庆，陕西棉花逐步占据了重庆市棉花市场。1941年田赋改征实物及军粮摊征，粮价飞涨，棉价上涨不及粮食，棉农多将棉田改种粮食，棉田面积及产量几乎减半。因战局关系，陕、豫、鄂棉花来源日益短细，棉产危机严重，国民政府和四川省当局乃制定棉花增产计划，推广改良棉田70多万亩，缓解了棉荒。但1944年又趋不振。1945年又拟在川拓殖新垦棉区，因棉花贷款不能按原计划拨给及管制机关历年来压价的结果，棉花收成仍然不好。
       抗战八年，全省皮棉总产量有增有减，以每亩平均产量看：1938年23斤，1939年26斤，1940年19斤，1941年不及18斤，1942—1943年22斤，1944年不及16斤。物资局成立以前，棉花管制主要是限价，由于通货膨胀和商业游资的影响以及限价地区不普遍，结果物价相互激荡，依然上涨不已。1940年10月，平价购销处在重庆规定棉价最高为410元，重庆以外地区棉价则自由涨落，促使商人隐匿存货，运往外埠高价出售，不但没能平抑物价，反而刺激投机商囤积棉花，黑市价格高涨。管制机关不得不提高棉价，但棉农在新棉上市时为缴粮纳税，急需脱售棉花，厂商囤户则利用时机压价收购，结果，棉花涨价获取暴利的是囤商，吃亏的是棉农。
       物资局成立后，对棉花实行统购统销，但统购官价定得很低，
       每担540元，黑市则在1000元左右。花纱布管制局时期官价连生产成本都不够，1944年遂宁棉区每亩棉田亏1299元。
       另一方面，统购资金不足，不能及时收购。1944年花纱布管制局收购后方棉花仅1/3，且因运输关系十九未用，使重庆大闸棉花、宝鸡一带则大量堆积。该年花纱布管制局原订收购80万担，但仅在陕西收购10万担，鄂中北收购5万担，不及原计划的1/4。1945年花纱布管制局虽然在川陕两省发放棉贷20亿元，但由于历年压价和贷款不合理，棉花产量增加不起来，全年棉产量较1937年减少2/3。
       三、管制对手工纺织业的影响
       战时，四川各地手纺织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先后动员了织布机6万台，织成大小布匹3亿匹，以供军民需要。而新式纺纱机手产纱6.8万件，木机及手纺车年产纱达40余万件，为机纺纱之六倍。机器织布每年不过百余万匹，手工织布则达900万匹，为机布之九倍。这支纺织生产的重要力量，在抗战后期管制的桎梏下急剧走向衰落。
       手纺业：抗战前，四川手纺业分布在涪江、沱江流域产棉区的仁寿、射洪、三台、遂宁等30余县，用最陈旧的手摇纺机生产土纱。抗战军兴，因纱布缺乏，各地手纺业又发展起来，并采用了效率较高的“七七”纺纱机，每日每台产纱20两，1940年全川共有36297台，每台年产纱0.98件，相当于1.4个纺锭（线锭年产纱0.68件），手产纱可达3.6万件，加上原始的单锭纺车手产纱6.5万件，合计为10万件，四川省布匹生产多依赖手纺土纱。福生庄还与省建设厅等组成四川省棉业推广委员会，训练技工，推广纺机，动员农村妇女从事手纺工作。1941年，永川、江津、合川至少有2.5万名妇女纺纱，每日每人能纺纱4两，每斤纱能换6—9两棉条，每天
       可收入1.2元。收回土纱以之为纬，织成土布，质地坚牢，成本比洋布约低二成。
       农本局对手纺的供应很短细，1940年，年纺纱每天需熟棉或棉条5万斤、三滚筒式弹花机1200架以上，而当时仅有400架。1941年6月，南充三个办事处日需棉条1500斤，但仅有弹花机10台，只能生产熟花400—450斤。由于原料的限制，花纱交换业务时常停止，使手纺土纱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囤积纱布之风蔓延、棉价暴涨，加之棉花减产和统制政策的影响，棉荒严重。1944年，因棉花供应不足和花纱交换中获利甚微，很多手纺者不愿续纺，城乡手工纺纱者大半停车。
       手织业：抗战初期，重庆的棉织业发展很快，1942年重庆及其邻郊织布机户共有576家、布机3238台，较1934年增加37%和64%。这时国民政府开始花纱布管制并由农本局大量加工，一般熟练技术工人两天或两天半即可织布一匹。每织布一匹，除工资11元外，可剩余纱7两。1943年，大小织布厂共720余家（另有专织军工布厂百余家），其中有铁机10台以上的173家。1939年农本局在璧山设福生庄专门办理放纱收布业务，1941年军政部又设军服厂，璧山布业更为活跃。福生壁庄及军服厂每月供给机纱1万件，连同黑市纱及土纱计算每月可织布7万匹左右。在万县，1933年织布业约400家，织布机3500余台，承织花纱布管制局万县办事处及军政部军需署第三织布厂之布，单是承织军需署的特约厂就达63家，有织布机2000余台，每月产布约1.5万匹。而遂宁、成都等其他地区织布业也呈现一派兴旺景象。从1944年起，手织业迅速衰败，主要原因有：
       1. 原料供应不足。自机纱受统制后，港、沪又实行禁运。西南地区军需民用布匹需纱17万件，而渝纱年产量仅4万件，机纱严
       重不足大大限制了织布业的发展。物资局便限制新设布厂、不供应机纱，对旧厂只配供40%。到花纱布管制时期，纱荒愈加严重，土布配纱量减少60%，织户成品缴局半月以上也拿不到原料，以致许多机台停歇。
       2. 工缴不敷。织布工缴包括工资、管理费用、布机折旧、房租等项。1944年政府付每匹布工缴420元，而实际费用则达678元，每匹布亏损250元。1945年每匹甲等布工缴为1200元，乙等为900元，丙等为600元，实际费用达1745元，加上合法利润应在2000元以上，以甲等工缴计每匹不敷达800元，加之增分等级，厂户亏折更多。士业织成为不干不赔、少干少赔的折本生意。1944年3月重庆有45家工厂因政府所给工缴过低不愿复工。6月，承织军服布厂家80%因工缴不足歇业。到年底，厂家半数停闭，5000台织机仅余2000台。
       3. 苛求余纱。织户承织布匹，每匹可赚纱1支（约合老秤7两），以弥补工缴不足。1944年，政府改订标准，将1件纱缴布37匹改为40.5匹。且纱欠圈短码之事时有发生，纱粗细不匀，以致织成布匹不合规定，验收人员又故意挑剔，低估等级，织户亏折过巨。
       土布业属小生产，资金短绌，生产技术落后，成本较高。在管制的桎梏下，既不能自由生产，又不能自由买卖，纷纷停业倒闭。1942年重庆有织户1156家、布机6963台，1944年减为456家、2400台。重庆花纱布管制局织平价布的13个棉织社，因工缴过低，发纱手续迟缓。每月要卖自有底纱若干，才能维持。小龙坎纺织染社因原料不继，实际产量仅达37.5%，水土沱染织所全年实际产量仅为13.6%。1945年在生产困难中挣扎的重庆合作事业棉织部分奉花管局会减产一半，由每月供纱100件减至40余件。1946年，全川手工织户仅有2万家，土布产量由1200万匹减少到500万
       匹。
       四、管制对机器纺织厂的影响
       抗战以来，沿海机械纺织厂陆续迁至重庆的有：河南豫丰纱厂、湖北裕华纱厂、申新第四纺织厂、军政部纺织厂和沙市纱厂。因内地纱布供不应求，价格高昂，厂家获利甚丰，发展迅速。1943年全四川共有大型纺织厂9家、小型纺织厂12家。它们是：豫丰渝厂、豫丰合川支厂、裕华纱厂、大华广元分厂、申新渝厂、申新蓉厂、沙市纱厂、军政部一厂、二厂、中国纺织公司（渝江）、维昌纺织公司、新民纺织公司、振兴工厂、富华公司纺织厂、军工试验所纺织厂、花纱布局示范工厂、花纱布局李家沱工厂、花纱布局成都工厂、花纱布局蓬宁工厂、合川纺织厂、铭贤纺织实验工厂（金堂）。这些工厂主要集中在重庆，主体是内迁厂。大型纺织厂共有纱绽17万多枚，布机仅1000余台。这是因为纺织机械化初期，纺厂的利润优于织厂，且重庆手工织布工场在抗战初期有所发展，为机纺业扩大了销售市场。迁往重庆的工厂多安纺机、少装布机，这样各厂实际运转布机只有500台。
       重庆大型纺织厂主要有三大系统：
       1. 豫丰系统。包括豫丰渝厂、合川支厂、陕西咸阳工厂、雍新公司襄家坡工厂、裕溪纺织厂、豫丰机械厂和西北机器厂。该系统由中国银行投资经营，是重庆最大的官僚资本纱厂，最大股东是宋子文，总经理是中国银行经理。
       2. 裕华系统。包括徐荣廷和苏汰余在20年代在石家庄兴办的大兴纱厂、武昌裕华纱厂、大华纱厂、重庆裕华纱厂、西安大华纱厂、广元大华纱厂、成都裕华纱厂。裕华渝厂和豫丰纱厂一样，是拥有3万纱锭以上的厂，在同行中占有垄断地位。
       3. 申新系统。包括陕西总厂、成都、重庆分厂、申新投资大部分
       的宝鸡民康纺织厂、重庆公益机械制造厂及宝鸡申新第四总厂之机器制造厂。该系统属于无锡荣氏家族，抗战前有9家。战后原设汉口的申新第四厂迁至四川。申新设备虽逊于豫丰、裕华，但最具竞争力。申新渝厂1939年1月开工，为迁川各纱厂最早投入生产者，复工后一度改名庆新实业公司，后又恢复原称。
       就重庆纺织厂的资本性质而言，豫丰、军纺等属官僚资本性质，裕华、申新、沙市等属民族资本性质。两者在1941年前势均力敌。1942年后，全面统制助长了官僚资本的发展，民营纺织厂反滞低落。1941年官僚资本的锭子设备占总数的51%，民营占49%，1944年分别为55.85%和44.15%。1941年官僚资本锭子开工数占49.24%，民营占50.76%，1944年分别为59.64%和40.36%。1941年官僚资本棉纱产量占43.76%，民营占56.24%，1944年分别为56.17%和43.83%。
       国民政府对动力纺织厂的管制手段主要有几种：对机纱限价征购，征购存棉，拖欠工缴，原料供应不足。此外，民营企业还深受税捐和通货膨胀的困扰。战时国统区的税捐除营业税、所得税、战时过分利得税、统税等外，还有公债、储蓄券、员工免役金和各种捐款等。在货币日益贬值的情况下，盈利只是帐面上虚盈，税收机关却据此收税。而国民政府又制定同一收税标准，税率为营业额的15.9%，其中包括营业税3%，积谷捐0.5%，同盟胜利公债6%，乡镇公益储蓄6%，印花税0.4%。1940年后征收的过分利得税以资本额为基础，凡纯利超过资本总额15%以上的即累进课征。这样，资本额尚小，税额愈多，资本额愈大，税额愈少，使过分利得税完全集中在资本额较小的民族工业上，而真正的暴利者可以免税和逃税。
       恶性的通货膨胀，游资猖獗造成生产资金不足，民族工业受到
       沉重打击。我国民族纺织工业资本原来就很微弱，经过战时的仓促迁移，又受到许多损失，虽在战时的工业繁荣中获得了一定的利润，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本，但这种利润的积累不及通货膨胀。1940年下半年，通货膨胀进入恶性阶段，商业投机利润高于工业利润数十倍，市场资金来源更加枯竭。国民政府也增加发放工贷，但大部分落入官僚资本手中，一般民营纺织企业终年都在资金枯竭下过日子。
       “稗农丝”的兴衰
       钟利裁
       民国初年，获“巴拿马公赛”和“莱比锡博览会”金奖的“中国稗农丝”，在世界上曾轰动一时，国际市场争购中国稗农丝厂生产的“金双鹿牌”生丝。这种生丝，是由四川省三台县万安场（今万安镇）稗农丝厂生产的。
       一、穷秀才陈宛溪栽桑养蚕
       清朝末年，四川三台县星日乡有一位秀才，姓陈，名开止，号宛溪。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家庭清贫，全家7口靠1.7亩地度日。由于他天资聪颖，母亲范氏节衣缩食，在他8岁时送入私塾读书，望其日后有所成就。同治十年（1871年），他参加在潼川府举行的学院考试，考中秀才。次年，应四川乡试落第。由于家庭困难，去玉皇庙当了塾师。日课学童，夜读经史。春去秋来，应乡试总是临场不顺，几度名落孙山。但他在玉皇庙见道士养蚕获得厚利，乃下决心从事栽桑养蚕，并苦心攻读元朝官修的《农桑辑要》和乾隆时四川人张师古撰的《三农纪》。
       光绪三年（1877年）春，他在自家的土地上，按《农桑辑要》和《三农纪》中传授的技术间种桑树，同时育蚕3簸，售茧得利。两三年后，他精心培育的桑树，枝条茁壮，桑叶厚绿，养蚕增加到21簸。售蚕所得，除全家生计外，全年结余远远超出教书所获，日子越过越好，穷秀才变成了富裕户。
       二、自缢丝由小变大
       陈宛溪一家蚕桑事业日益发展，日子越过越红火。陈宛溪利用农闲自己缫丝。他请木工在家制造了两部手摇缫丝车，过了几年，养蚕愈多，获蚕愈多，手摇车不敷应用，遂改为脚踏大车。随着缫丝养蚕事业的发展，产业也日渐扩大，弟兄5人自立门户，分户经营田地产业，唯缫丝养蚕栽桑仍共同经营。
       陈宛溪认真钻研蚕丝技术，其桑树枝条茁壮，叶片繁茂，浆饱嫩绿，致使蚕壮、茧厚、丝长，且丝的光泽亮丽美观，匀净而有韧力，颇受市场欢迎。
       三、创办神农丝厂
       光绪年间，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维新志士积极提倡改良，发出了实业救国、抵制洋货、洋厂的呼声。1897年，陈宛溪把经过几十年实践探索和积累的经验摸索成《神农最要》一书，并刊制发行，宣传栽桑养蚕是神农最要之事。同时在蚕丝事业上进行改良，拓展缫丝，增大数量，提高质量，使用机器生产。他在广东参观了康隆丝厂，见其用蒸汽机煮茧和机器缫丝，而机器缫丝远比手工操作快，质量和色泽均优于手工缫丝，且成本低廉，获利倍增，则决心兴办机器生产的缫丝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万安场凤凰山麓原汤费丝厂的旧址，陈宛溪兴建了机器生产的缫丝厂，边生产，边建厂，购进了直缫式木机12部，采用新法缫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丝厂竣工投产，占地34亩，厂房5幢，设有缫丝、扬返等车间，选茧、锅炉、仓库等用房，还有职工宿舍。有缫丝车位120个，规模进一步扩大。后在离厂3里的凯江边修建了简车汲水，将水引入厂内，以满足用水需要。煮茧亦改用锅炉。定名为“神农丝厂”，取神农农业之意。
       过了两年，川督锡良重视实业开发，省设置劝业道，专司发展实业之职。道台周善培对四川实业发展很想有所建树，饬各州府县
       开办蚕桑学校，并令各地学习棉农丝厂改良蚕丝。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周普培邀请全川丝业界知名人士，会于棉农丝厂，倡议蚕丝界同仁同心协力把川丝办好，与日本丝媲美。他认为“四川是蚕丝大国，其丝不见于新大陆，为吾川丝世界之大耻。”故当时栽桑养蚕极盛，出现了“涪凯二江（三台境内两条河），收淘桑籽，醉烧河鱼，购取桑秧，裁盆舟楫”的盛况。
       棉农丝厂规模不断扩大，发展至数百人，制订了严格的管理制度。白天生产，晚上学业务。为了使文化低下的工人容易记忆，还编撰了《丝厂俗歌》和《妇女缫丝歌》，工人学习成绩得到政府的承认。厂里训练出的工人，省内其它丝厂争相聘作技师。民国元年（1912年），棉农丝厂向意大利购买了铁机缫丝车140台，开四川铁机缫丝之先河，到1942年，铁扣机300台。
       四、“棉农丝”享誉世界
       棉农丝厂声誉日增，受到政府的重视。民国初年，陈宛溪先后出任四川省蚕桑劝导员、三台县蚕桑局长和四川省实业局长等职，推动了四川蚕丝业的发展。但川丝要跻入国际市场，质量必须优于日本。当时世界销售丝量最大的是美国，丝的出口国是意大利和日本。当时以白丝为佳，周普培极力主张换白茧，以符合世界潮流。陈宛溪认为，丝不在颜色的黄与白，而从质量取胜。日本意大利两国生丝争妍世界，意大利就是黄丝，丝质匀净、坚韧为日本丝所不及。而日本丝的质量好，是在于技术先进。陈宛溪从各个环节入手，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栽桑选良种，压条嫁接，培育成叶绿而厚嫩、浆汁饱满的阔厚桑叶；蚕种精选精配，幼蚕从蚕蚁到老蚕精心喂养，防治病害，老蚕上簇，切实注意空气流通和放置密度，做成上等好茧；缫丝严格技术管理，选无斑渍的光洁茧，蒸茧只八分熟，水温控制在50℃，水质严格化验，缫丝用水必须经四次过滤，缫三五丝用五
       至六颗茧。在严格的技术管理下，神农丝的质量大大提高，可与日、意生丝媲美，样品寄往美国厂家，得到认可。从此，神农丝即经英商怡和洋行运销美国，打开了川丝外销美洲的海路。民国5年（1916年）和民国10年（1921年），神农丝厂的“金双鹿牌”生丝，分别在巴拿马公赛和莱比锡博览会荣获金奖。神农丝声誉传遍欧美，畅销世界，川丝也为一振。
       五、神农丝厂的倒闭
       神农丝在国际市场走俏时，陈宛溪于1916年在嘉定创建华新新厂，川丝盛极一时，陈宛溪亦成为实业世界巨子。正值丝厂兴隆时，陈宛溪突然在嘉定病逝，其子陈光玉承其父业，神农丝尚能继续享誉世界。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致使中国许多民族资本倒闭破产，神农丝厂也未能幸免。“一二八”松沪抗战中，日寇轰炸上海，神农丝厂停放码头待运的数百担生丝被炸毁，化为灰烬。丝厂遭此打击，一蹶不振，逐渐衰落。后来政府几经出面，欲图恢复神农丝厂，终未成功。
      
泸州老窖大曲酒

       泸州曲酒厂公关部
       一、诞生和发展
       在四川盆地的南部边缘，长江、沱江合流之处的泸州，古称“江阳”，它是沟通滇黔的川南重镇，经济文化发达。作为中国名酒“泸州老窖大曲”的故乡泸州，自古以来便享有“江阳尽道多佳酿”的美誉。这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终年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农业经济的发展，为酿酒业的产生与进步提供了必备的前提。
       在泸州酒史上，宋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当时泸州人已掌握了烧酒制法，出现了“小酒”与“大酒”。小酒是指“自春至秋，酷成即霭”的一种“米酒”。大酒是经过腊月下料，采取蒸馏工艺，从糊化后的谷物糟糟中烤出的酒，新酒出来后，还要储存半年，自然醇化老熟，方可出售。这种大酒，在原料选用、工艺操作、发酵方式以及酒的质量等方面，都已经与今天泸州酿造浓香型曲酒非常接近，可以说是泸州老窖大曲的前身。
       宋代大酒的出现，为泸州酒业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然而，泸州酒文化的宋代遗存，却在宋元之际为长达半个世纪的蒙古定蜀战争所破坏。直到明代，酒城泸州才又开始重新发展。
       在今日国营泸州曲酒厂一车间所在地——泸州南城营沟头，
       有 10 个排列整齐的陈年酒窖，就是驰名中外的“三百年老窖”。
       1985 年，国家轻工部委托四川省人民政府，组织来自全国的有关专家，对国家名酒泸州老窖大曲的酿造工艺和老窖窖龄，进行了半年多的考察。经过考察，专家们一致认为，这 10 个老窖建成的时间，当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
       四川泸州曲酒厂档案室里，珍藏着一只乳白色筒形粗瓷包酒罐，罐子正面，通行竖写五个大字：“三百年老窖”。背面有“豫记温水盛曲酒厂”的款记。温水盛是泸州清代以来酿酒槽房的名字，老板姓温，“永盛”一名，意为世代相承发达兴旺。温家祖籍广东，清雍正七年（1729年）迁到泸州，世代开设酿造作坊。同治八年（1869年）从“舒豪源”酒坊买下上述10个“三百年老窖”，改名“豫记温水盛曲酒厂”，酿造“三百年老窖大曲”。民国改元（1911年），始改名为“豫记温水盛曲酒厂”。
       光绪五年（1879年），泸州可考的酒窖，年产量超过10吨。辛亥革命前夕，泸州城里已遍布酒窖，曲酒酿造作坊可考的就有温水盛、天成生、协泰祥、春和荣、永兴城、鸿兴和、义泰和、爱人堂、大兴和等十家，年产曲酒240吨以上。民国后，随着生产力和交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泸州老窖大曲运销省内外。广州、南洋等地中外客商，也来采购。当时泸州城里的曲酒作坊和酒窖的数量，年年递增。抗战前夕，曲酒年产量达800吨，作坊主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在制作工艺和质量上精益求精，不断提高曲酒的品质。这些作坊，还纷纷在重庆设立行庄，或委托代理商，销售自己产品。抗战时期，四川人口大量增加，泸州曲酒也发展特别快，出现了温水盛、天成生、协泰祥、春和荣等36家逐鹿争雄的壮观局面，最高年产量达1800吨，冠军全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酒城。
       1949 年 12 月 3 日泸州解放。1950 年，在政府的扶持下，困境
       中的泸州酿酒实业家李华伯先生，以“春和荣”为首，组织起“义中土酒联营社”，迈出了恢复和发展泸酒生产的第一步。至1952年，“定记”、“温永盛”、“曲联”等三家私营酒社相继出现，加上“义中”共恢复生产窖池82个。同年以“金川酒精厂”为主，吸收了17家曲酒作坊的“四川省专卖公司国营第一曲酒厂”正式成立。在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泸州酿酒业走在了全川的前列。
       国营第一曲酒厂与民族工商业者的私营酿酒联营社并肩前进，在提高产品质量和开拓消费市场的问题上加强合作，把一批批优质曲酒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当时，泸州生产的曲酒，大多数已达国家名酒的水平。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一届评酒会上，从酒城送去的泸州老窖大曲酒享誉很高，荣膺“国家名酒”称号。
       1955 年，泸州酿酒业全部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正式成立公私合营酒厂和地方国营酒厂。1960 年两厂合并，成为现在的四川省泸州曲酒厂。
       如今，泸州曲酒厂的面貌早已焕然一新。全厂高楼林立，机器轰鸣，马达飞转，拥有六个车间，三个分厂，一个质检中心和中国泸型酒质量控制研究中心，一个科研所和一个技工学校，上千个窖池。昔日一花独放的泸州老窖，如今已是百花盛开，日夜不停地酿出玉液琼浆，有16种品种，32个系列包装。
       四川泸州曲酒厂现有正式职工1300多人，固定资产数千万元，1988年产量达一万多吨，产品远销44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酿酒企业之一和全省出口曲酒最多的厂家。
       二、金奖七十年
       1915 年，泸州老窖大曲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一举夺得金奖，为酒城泸州第一次争来了引人企羡的特殊
       荣誉。
       夺得巴拿马金奖的泸州老窖大曲酒，就是号称泸州第一位温水盛槽房的“三百年老窖”中发酵酿制而成的。据说，温水盛的酒得奖，有一段精采的插曲。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中国陈列的产品虽多，但生丝、瓷器、工艺品等传统商货就占了一半多。中国食品，开始并不引人注目，泸州老窖大曲装璜落后，商标土气，红陶瓦罐贴以火红土纸，缺乏魅力。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有人在无意中打碎了一罐大曲酒，倾倒博览会的中心——日星厅里浓香弥漫，人们闻香而至，赞誉不已。中国浓香型名酒终于被世界所认识。
       旧金山夺魁，开创了泸州名酒蓬勃发展的新起点。从此以后，“温水盛”、“天成生”、“协泰祥”……这些拥有百年老窖的老字号酒，你追我赶，烤酒技艺越来越高，他们博采众长，老窖大曲的质量也越来越好。随着岁月奔流向前，泸州老窖的声誉也不断提高。
       解放前，泸州老窖大曲获得南京办业会一等奖，北洋办业会一等奖，上海展览会甲等奖，重庆劝业会甲等奖，成都劝业会特等奖，以及昆明、泸州等城市展览会的奖章和奖状。解放后，泸州老窖锦上添花。1952年全国首届评酒会上，泸州老窖大曲被列入全国八大名酒之列。除开绍兴加饭酒（黄酒）、烟台“味美思”红葡萄酒和“金炎白兰地”外，在白酒类中它和贵州茅台酒、山西汾酒、陕西西凤酒，同为白酒类中的佼佼者，因此，被人称为“中国四大白酒”。由于白酒品类繁多，酒质风格各异，人们又根据香型，将它们划分为：酱香型；浓香型；清香型……而泸州老窖大曲，则以它的清香爽口，柔和纯净，从第一届评酒会起，便被誉为“浓香型”（又称“泸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奠定了“浓香型正宗”的地位。
       继 1952 年全国首届评酒会后，在 1963 年、1979 年和 1984 年的历届全国评酒会上，泸州老窖大曲都是金牌不倒，被授予最高荣
       酱，蝉联“国家名酒”称号。1987年9月，在泰国曼谷第二届国际饮料食品展览会上，荣获金鹰杯奖，全国出口“87金奖”和全国金樽奖。“中国名酒”这个动人情怀的称号，如今堂堂正正地印刷在每一瓶老窖大曲酒的商标上，为酒城人民带来无比的骄傲。
       三、浓香型正宗
       提起“老窖”，人们往往以为是把酒储存在窖里的时间长，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储酒的窖（地窖、防空洞、酒库等）实际是酒库房。这里所谓“老窖”，是指粮糖发酵池——窖池的窖龄长，一般说来，三十年以上的窖龄才能称为老窖。老窖酿酒格外生香。泸州曲酒厂的经验是：“千年老窖万年糟”，意思是窖越长酒质越好。新窖出酒辣口而无香味，老窖酒味醇厚芬芳，因而窖之优劣几乎成为酿酒的生命线。普通酒店要打“陈年老窖”的招牌，就是这个意思。一般说来，5年以内的窖不出优质酒，10年以上的窖可能产优质酒1—2%，30年以上的窖产20%，50年以上的窖产40%，100年以上的窖优质酒率达60%以上。
       1964年，国家科委下达了总结酿酒工艺遗产的十年科研规划。泸州曲酒厂在有关研究所的协助下，承担了总结人工培窖经验，研究窖泥微生物的课题。科研人员从老窖不同位置中提取粮糟蒸酒，发现下层粮糟蒸的酒优于中层，中层又优于上层，窖边粮糟蒸出的酒又较中心部位好。这说明浓香型酒的香味成分是与窖泥分不开的。后来，他们又对不同窖龄窖泥中的微生物及其它成分进行化验，了解到老窖泥的性能远比新窖为优，同时发现老窖中嫌气菌与好气菌之比为5：5，而新窖中仅为1：8。很明显，浓香型酒老窖是嫌气细菌，特别是嫌气芽抱杆菌的主要栖息地，再进一步研究，人们搞清楚丁浓香型白酒的酒香主体成分，从此，老窖出好酒之谜终于揭开了。
       人们运用窖泥微生物这一科研成果，大量采用人工塔窖和新窖老熟，大大提高了优质酒率。现在，在泸州曲酒厂的一千多口窖中，再也找不到什么“新窖”。人工老窖技术把塔窖时间缩短了20多年，三五年内，新窖就能达到30年以上窖龄的生香出酒水平。
       酒质的优劣，除了与窖池的窖龄有关之外，还跟“料”（粮）、曲、水有关。俗语说：水是酒之血，粮是酒之肉，曲是酒之骨。这“骨”、“肉”、“血”三者，构成泸州老窖酿酒工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先说“粮”。高粱是传统的酿酒原料，种类繁多，分布很广。依穗的色泽可分为红高粱、白高粱、黄高粱；依高粱的性质分为糯高粱、硬高粱。泸州由于气候、水土适宜，盛产优质的糯高粱，当地称为红梁，是泸州老窖大曲采用的主要原料。这种高粱皮薄，颗粒饱满，含淀粉率高达60%以上，而且几乎全是支链淀粉，吸水性强，容易糊化，其出酒率和酒质远远超过了梗高粱。使泸州老窖誉满全球，在一定程度上选用酿酒原料占了很大的自然优势。
       再说“曲”。制曲是酿酒生产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提高酒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泸州老窖大曲酒制曲的原料是小麦。要求颗粒饱满、干燥、无水湿霉烂。泸州曲酒厂用小麦制曲严格按照工艺流程进行，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就如最不起眼的“磨碎”来说，由于小麦粉碎的规格和程度对于曲子质量关系很大，要求磨成“烂心不烂皮”的“梅花瓣子”，即将麦子的皮磨成片状，心磨成粉状。因此，泸州曲酒厂制麦曲，皮张都很薄，外表有颜色一致的白色斑点或菌丛，曲的断面上有白色的菌丝生长，具有特殊的曲香味。这样的曲子，才能酿出高质量的好酒。
       提起用水，那可更有文章。现代酿酒工艺把酿造用水分为工艺用水、锅炉用水和冷却用水三类。其中工艺用水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出酒率的高低和酒的风味。泸州城南凤凰山下，营沟车间附
       近，有一井叫龙泉井，一年四季泉水清清，井水盈盈。最早获奖的泸州老窖大曲就是用这口井的泉水酿造出的。经过化验分析，发现龙泉井水无色、无臭、透明、微甜，呈弱酸性，有利于糖化和发酵，且硬度适宜，能促进酵母的生长繁殖，属于优良的酿造用水。
       泸州老窖大曲有一个传统工艺，叫做“续糟混蒸”。所谓“续糟混蒸”就是在装瓶时，既装经过发酵的糟子，又装未发酵的生高粱粉，蒸酒蒸粮同时进行，糟子循环往复，连续使用，有“万年糟”之称。这种混装法，在酒中增加了粮的香味成分，使酒更醇和、丰满、味甜。同时，由于高粱从母糟中吸收了部分酸分和水分，就为糊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蒸完酒液以后，尤其是在原粮再蒸的一段时间内，蒸去了母糟中更多的挥发酸，降低了酸度，所以，更有利于发酵。专家们评价说：“泸州老窖大曲酒的混蒸连续发酵法是一个优良的传统操作法”。
       在酿酒工艺中，除了“续糟混蒸”法外，泸州老窖大曲的生产，还创造有“滴窖减水”、“加回减糠”、“熟糠配料”、“低温入窖”、“回酒发酵”等新的先进工艺。正是这些独特的工艺，不断提高了泸州老窖大曲优质的基础。
       尝评匀调室则是另一个世界。一色透明的玻璃杯、装着一样清澈的酒，每一杯上都有编号。每个尝评匀调人的面前一般摆六杯，要求按黑色、香、味和风格的不同，写出评语，打出分数，定出等级。在这道工序中，尝评员总是先对光举杯，细心观察酒液的颜色、透明度，然后端杯“闻香”，进而酌一点酒在口中反复品尝。这样，酒味充盈口腔，尝评员就会充分领略到酒的风格。泸州曲酒厂的尝评员有省市评酒委员、厂领导、技术员等，他们按照尝评操作规程，每周定期举行尝评会，在实践中练出了过硬的本领。酒中色、香、味如果有一丝不正，他们都能准确及时地辨别出来。尝评员中有一位女将吴
       晓萍，是温永盛糟坊烤酒工人的女儿，她不用闲，不用尝，用手捻一捻就能鉴别出酒的优劣，真是技艺高超。
       泸州曲酒厂作为历史悠久的名酒生产厂家，其酿造艺术确实千姿百态。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浓香型曲酒生产工艺。1957年10月至1958年4月，国家组织了60多人到厂，系统总结泸州老窖大曲酒的传统工艺，编辑出版了全国第一本关于浓香型曲酒酿造方法的技术书——《泸州老窖大曲酒》。早在50年代，酒厂还把“三成”经验，即由泸州曲酒厂老工人李友成、张福成、赵子成总结出来的传统酿酒工艺和降低粮耗、精确掌握糖水温最佳比例关系的先进操作经验介绍到全国。60年代至80年代，酒厂又把人工培养老窖窖泥、加速新窖老熟的技艺、成品酒勾兑调味技术理论和新的酿造工艺进行广泛传播。这些当年的“绝技”，如今已成了普遍的常识，带动了全国浓香型曲酒的大发展。二十多年中，工程师、副厂长赖高淮同志编写了《四川名优曲酒勾兑技术》、《浓香型白酒工艺技术研究》、《浓香型白酒化验分析法》、《酿酒微生物的培养与利用》等近120万字的书籍和讲义。酒厂科技人员先后在成都、泸州等地举办了二十七期酿酒工艺和成品酒的勾兑培训班，为河南、河北、辽宁、吉林、湖北、贵州、江苏、上海等二十多个省市培养了近千名酿酒和勾兑人员。尤其是从1985年起，厂里自筹资金，独立办起了全省唯一一所酿酒专业技术学校，对本厂和兄弟厂的职工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当年就为省内外的二十多个厂家培训了近百人。所有这些努力，在为培养人才，在促进我国浓香型白酒发展的事业中，泸州曲酒厂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确立了泸州老窖大曲“浓香型正宗”的光荣地位。
       当然，在这个“智力输出”的过程中，泸州曲酒厂并没有忘记培养新人和加强自身建设。他们采取自己培训和送出学习等办法，促
       进了职工技术水平的提高。据1986年初统计，全厂中技以上水平的职工已占一半以上，其中工程技术人员80多人。厂里在依靠这批力量建立和建设自己的科研所的同时，还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活动。他们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把实践上升到理论，把零碎分散的知识变成系统的科学，科学地总结和发展了老容生产的工艺，开展了减粮减曲发酵、分层蒸馏等十多个课题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工艺。他们还把气相色谱仪和色谱数据处理机等现代化科学技术用于泸州老窖大曲酒的生产科研，把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运用于复杂的尝评勾兑，从而促进了名酒生产的发展。
       从米酒、烧酒、金类老窖、泸州特曲到举世称誉的“浓香正宗”、“酒中泰斗”，泸州老窖大曲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充满艰难创业的路；从踩糟、端粮上瓶到指挥气相色谱仪、色谱数据处理机、电子计算机和著书立说，酒域人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进。
       古蔺郎酒
       王思铁供稿 李硕军整理
       源出云南镇雄县的赤水河，经贵州的毕节、仁怀、习水和四川的古蔺、合江等九县在合江汇入长江，全长540多公里。贵州仁怀县茅台村的“茅台酒”和四川古蔺县二郎镇的“郎酒”为代表的赤水河酒文化，是中国酒文化史中烂灿辉煌的一章。
       位于赤水河中游的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西距县城79公里，与上游隔河相望的贵州茅台村相距只有几十公里。镇址依山面水，水路可通舟楫，腹地山青水秀，气候温湿，土壤黄红相间，农业发达，盛产优质红高粱和小麦，有丰富的酿酒原料。加上气温有利于霉菌、酵母菌等多种酿酒微生物的繁衍生殖，镇上有一口冬暖夏凉、甜若果汁、大雨不浊、天旱不涸、碧如甘露的泉水，具有得天独厚的酿酒条件。
       从《西南彝志》中有关“酒神”、“禾神”的古老记载中，可以看见，早在两千多年前，夜郎人已是一个善于酿酒、用酒的都落，有传统的酿酒技艺。这是“郎酒”能在二郎镇产生的重要因素。
       在清朝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请清廷拨款3.8万两，疏凿赤水河道，使二郎滩水顺流而下经合江北上可达泸州、东下重庆的水路更加畅通。二郎镇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集镇。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二郎镇已移远货栈广置、商行林立、盐号酒肆栉比鳞次，呈现出一派“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的美酒外运、川盐入黔的繁华景象。据调查，当年二郎镇上，已有大小
       酒坊、糟房20余家。来自古蔺石宝、丹桂的酒师、酒工数以百计。市场上除著名的“凤曲法酒”外，还有各种曲酒、白酒、果酒和杂粮酒。这种兴盛的酒业，使二郎镇早已成为一个酒乡，并直接为二郎美酒——郎酒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一、郎酒的诞生和发展
       1. 邓惠川与“回沙郎酒”。
       1907 年，贩卖布、酒的商人邓惠川，应用“凤曲法酒”的“回沙工艺”，开始生产一种与近邻的贵州茅台酒相媲美的“回沙郎酒”，揭开了郎酒历史的最初一页。
       邓惠川，号遵贤，祖籍四川荣昌县，世代以酿制“小锅酒”兼做小生意为生。邓惠川携家来到二郎镇，眼看二郎镇酒业兴盛，不仅高级的“凤曲法酒”营业兴旺，就是一般人家生产的“小锅酒”、“坛坛酒”也销势很好，遂萌开酒房之心。加之其妻从小娴熟酿酒，有一套配制花酒的技术。1904年夫妻二人邀约二郎镇酒师李炳三作帮手，开办起“梨志酒厂”，开始烤制曲酒、高粱酒，同时配制玫瑰、杨梅等几种花酒。这些酒酒质醇和，清香爽口，回味带甜，不仅二郎镇享有盛名，而且远销遵义、毕节、良村等地。不久，邓惠川又兴建酒坊，充实配套设施，厂房总面积达20000多平方米，改“梨志酒厂”为“惠川糟房”，所产各种类型酒，很快占领了赤水河流域沿岸市场。
       邓惠川不满足于已有成就，他悄悄利用当地的“回沙工艺”，开始研造“茅台型”的高档酒。他常去茅台考察，参观茅台工艺，改进“回沙工艺”，并对酒曲也添加几种中草药，改善曲种质量。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一种与茅台风格相近似，开坛时香气扑鼻，入口后酱香浓郁的新型美酒诞生了。比照茅台酒以茅台村命名，宏扬二郎镇的名声，在酒上冠以“郎”字，正式定名为“回沙郎酒”。
       “回沙郎酒”问世后，以其“开坛喷香，入口呈酱”的魅力，使广大饮酒者为之倾倒。在很短的时间内，“回沙郎酒”不仅在重庆、贵阳等地“货至即售，一售即空”，甚至有少量的还远销港、澳和东南亚一带，荣膺“宴会珍品”的美称，一时声誉大震，四川古蔺县二郎镇也随“回沙郎酒”誉享中外。
       “回沙郎酒”是二郎镇第一个冲出赤水河流域的二郎名酒，也是第一个近似茅台型的美酒。
       2. 雷绍清与“郎酒”。
       正当惠川糟房的“回沙郎酒”冲出赤水河流域的时候，在二郎镇上神奇的酿酒世界里，又出现一个由雷绍清创建的“集义酒厂”，它所生产的又一个“郎酒”，在“郎酒”的发展史上，更令人注目。
       “集义酒厂”比“惠川糟房”晚出现几十年，当地人称“集义酒厂”为新糟房，这是与“惠川老糟房”相对而言。“集义酒厂”之所以能够后来者居上，那是因为创始人雷绍清（二郎镇附近新华乡人，以经营木材和盐发家），于1933年集资在二郎镇中街（现郎酒厂老车间）创建“集义酒厂”，建厂之初，即用高薪聘请“茅台酒”作坊之一的“成义酒厂”的总酒师郑银安和“惠川糟房”的酒师莫绍成来厂，共同担任“集义酒厂”总酒师。并招收16名工人由郑银安、莫绍成两位酒师带徒传艺，培养出一批技术骨干，把茅台酒与回沙郎酒工艺熔为一炉，成为“集义酒厂”工艺。加上“集义酒厂”资金雄厚，技术力量强，生产规模（“集义酒厂”六个酒窖，“惠川糟房”只有三个酒窖）和酿酒工艺（具有茅台酒和回沙郎酒的综合工艺）都超过了“惠川”。“集义”在郑、莫二师傅的指挥下，取郎泉天然优质矿泉水，用二郎、夏陶、新华一带优质高粱作原料，以优质小麦作曲药，两次投粮（每窖下粮12担，约8.4万斤），八次加曲糖化，窖外堆积，窖内发酵，七次取酒，生产周期一轮为九个月，储存期两年左右。
       右。这样酿出的酒，在质量上超过了“回沙郎酒”，成为与茅台酒香型完全相似而又别具风格的酱香型美酒，定名为“郎酒”。为二郎镇和二郎人争得了崇高的荣誉。“郎酒”一诞生，就跟“回沙郎酒”一样，声誉鹊起。
       郎酒在包装上，亦采取古蔺境内夏陶朱墨色土陶罐装酒，这种罐质也好，装酒不渗漏，便于长途运输和储存。
       郎酒和回沙郎酒，在问世之初，都因质优味美，价格昂贵，据三十年代的物价来考察，这两种郎酒在当地售价为两斗米一斤，卖银则一钱一分左右，比起普通高粱酒每斤只卖二三分银子，价格要高出好几倍。据《四川经济志》说：“每罐装（郎）酒一斤，抗战前一二年在当地之价，每罐大洋六七角，运到重庆、成都售价则是一元。当时用手工生产，规模不大，年产量不过四五吨，加上优质味美，价贵则更引起消费者的青睐，一直供不应求”。
       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工商凋敝，人民生活贫困，甘美的郎酒面临困境。1944年，惠川糟房解体，1949年，集义酒厂亦关门停业，举世闻名的“郎酒”便停产了。
       建国后，1950年，全国首届名酒会议召开，国家要求恢复地方名特产品的生产。当年周恩来总理来四川视察，就非常关心郎酒，并指示说：四川还有个郎酒嘛！解放前就很有名气，要尽快恢复生产。同年9月18日，泸州专署作出了《关于改进白酒经营的意见》，明确规定：“古蔺回沙郎酒驰名于西南各省，应迅速恢复生产，并应吸收有经验，有技术的工人和资方人员参加生产管理，维持原有操作规程，保持一定的贮存期以保证质量。郎酒生产恢复过程中所需资金，由当地财政部门投资解决，对所需各种原料保证供应。”“郎酒”生产得到了恢复。
       1957年7月3日，国营四川古蔺郎酒厂正式成立。酒厂建立
       后，政府立即委派干部，提供资金，供给原料，并决定请回当年“惠川糟房”的邓大清、“集义糟房”的农园钧两位老酒师负责全厂的生产技术。镇上找了十多个有一定酿酒经验的工人，以原“集义糟房”的厂房和设备，按传统的“郎酒工艺”恢复生产。
       那时，生产郎酒的条件十分简陋，酿造中的各道工序都要靠工人肩挑、背磨、手提去完成。可二郎滩头新中国的第一代酿酒工人，不分昼夜、不分工种，干部兼工人，酒师兼杂活，连炊事员也不分份内份外，运粮大家背，担水大家挑，仅两天时间，原料就运进了酿造车间，曲药就送入了发酵室，厂内厂外，到处是劳动的熱浪，到处是忙碌的身影。郎酒恢复生产后，当年就生产郎酒1600斤。二郎人把这一年投产的第一批郎酒精心贮存两年，精心勾兑，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之前，向毛主席、周总理分别送去两瓶，让芬芳甘美的郎酒作证，让二郎酒香飘世界。
       郎酒重新问世后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在风雨中奋进的路，企业的发展表明，一靠国家政策，二靠科学技术，三靠职工的努力，赢得了国家金质奖和超越前人的成就，这就是郎酒的成功之路。
       1956年到1959年，是郎酒酒厂的创业时期。那时交通不便，设备简陋，烤酒的煤、糠壳、高粱，都要到20里外的复陶村去背；装酒的坛子、瓶子，也要靠职工到荣园去自己烧制。甚至“凉堂”都只有靠职工用麻袋或竹篾来煽风。总之，全靠职工的肩挑、背磨和勤扒苦做。1958年，职工人数增加到239人，同年搞基建，5000平方米的车间，3000平方米的酒库，500平方米的曲药房，简易的职工宿舍，也都是全靠职工自己动手，挖地基，打土砖，运木材……古老的二郎镇中街，白天人声鼎沸，晚上挑灯夜战。到1959年，郎酒年产量达76.36吨，同时，还试制生产出“郎泉大曲”156.1吨。
       进入60年代后，郎酒几经曲折。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供应郎酒
       的生产用粮逐渐减少，职工人数也由近300人减为114人，郎酒产量逐年下降。三年灾害后，国民经济好转，郎酒生产又有发展，1963年在首届四川名酒评比会上获得金质奖，1964年达113.86吨。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冲击到郎酒厂，使郎酒生产受到影响，1970年年产量仅有16.50吨（下降85.51%），到1978年才又回升到146.85吨，从1973年到1978年的六年中，年平均产郎酒仅有94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郎酒厂职工在党的正确政策指引下，迸发出新的拼搏精神，党的政策，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一个学茅台，创优质，夺金奖的群众运动，在郎酒厂的上上下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84年，中商部拨款扩建郎酒厂，1985年8月，第一期工程破土动工，1987年实施第二期工程，1990年竣工，郎酒年产量达5000吨。
       在管理上，二郎人做了几件实事：
       (1) 狠抓全面质量管理。
       郎酒厂从厂部、车间到班组，首先建立起三级质量管理班子，选出有经验、有技术、懂管理的干部和工人组成。三级质量管理机构成立后，又制定出一套较为完整的质量管理制度：酱香型郎酒企业标准，浓香型企业标准，兼香型企业标准三个标准。郎酒全面质量管理条例：郎酒、曲清车间全面质量管理条例；制曲车间质量管理条例；包装车间质量管理条例。这些标准和条例，确保了郎酒的质量。在执行这些质量管理规章制度中，郎酒厂坚持对产品检验的“一个标准”和“三个不准”。即：严格坚持“质量第一”的标准；原材料、辅助材料不够标准不准投产；成品、半成品不合格不准入库；成品酒不符合质量标准不准出厂。
       (2) 狠抓职工队伍的建设。
       郎酒厂有一个传统，就是决不放松职工和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他们通过各种形式，提高工人、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职工把产品质量的好坏和对国家贡献大小联系起来，与企业生产发展联系起来，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因此，全厂上下奋斗有目标，干活有奔头。进入八十年代，为了适应新的形式，厂里还办起了职工文化技术补习班。除自己培训外，还送出去培养，提高科技人材和管理人才的素质，促进酒厂生产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进程。此外，还请老师傅人人带徒弟，言传身教，为全厂职工队伍的建设，作出了积极全面的努力。
       (3) 狠抓生产技术改造。
       郎酒厂在按传统工艺进行操作的基础上，对比茅台找差距，从技术改造入手，抓住影响郎酒生产的关键技术问题，进行科技攻关，用科学态度改革传统工艺中某些不合理成分，例如：云宗侗（郎酒厂厂长）、彭迪远（郎酒厂副厂长）、冯礼伯等老酒师，原是邓大清（邓惠川之子）、沈国钧的“嫡派传人”。他们从邓大清、浓国钧这两位郎酒厂的酒师那里学来郎酒生产的成套工艺，在郎酒发展史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云宗侗和冯礼伯擅长酿造，在为郎酒夺取金牌的岁月里，为解决郎酒的前香和后香，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彭迪远谙熟勾兑技术，他努力摸索改进郎酒传统勾兑调味方法，总结出一套“改进郎酒传统勾兑方法，综合使用调味酒新工艺”的宝贵经验，并获得地、县科技成果一等奖。特别是近年来，他们为研制低度郎酒，经过不下200次试验，终于获得成功，为郎酒低度化，闯出了一条新路。
       二郎人的辛劳，得到了报偿：
       1979 年，郎酒被评为“全国优质酒”，跨出了夺取金牌的第一步。
       1980年，郎酒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
       1981 年，在庐山召开的全国名优酒协作会议上，郎酒和茅台酒的评比总分差距由上年的 1.28 分，缩短到 0.32 分。白酒专家们惊叹：“郎酒真正可与茅台酒媲美了”！
       1982 年，改进郎酒传统勾兑调味方法的试验，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3年，郎酒产量突破400吨大关；
       1984 年，郎酒终于被评为第四届国家名酒，荣获国家产品质量金质奖章；
       1985 年，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金爵奖”……
       二、精湛的工艺
       有人说：“纵得天工诸般巧，仍有艺人夺天工。”二郎人正是巧夺天工的“艺人”。而郎酒酿造的独特工艺，则是它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绝招。
       在中国的酿酒业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名酒名在质量上，贵在风格上”。这句话一点不错。但是，一种名酒风格的形成和质量的保证，又与其独特的工艺流程和精湛的操作技术有关。
       1. 香型及工艺。
       全国名酒中，从蜚声中外的贵州茅台酒到有千年历史的山西汾酒，都各有各自的风格。用酿酒术语讲，就叫“香型”。一般说来，北方酒属清香型，南方酒则多属浓香型，但郎酒同茅台一样，既不属清香，也不属浓香。1964年，被国家轻工业部正式定名为“酱香”。其实郎酒的香型，不但有酱香型，还有兼香型。1979年全国评酒会议上，专家们对郎酒系列酒“郎泉牌”郎泉酒，定为兼香型郎酒（即进口以酱香为主，尾香以浓香为主）。
       郎酒与茅台酒虽同属酱香型，但风格还各有特征。郎酒的香型
       是：“带齿香，入口绵甜”，较之茅台更馥郁浓烈。如果说，茅台酒弱于前香而优于后香（空杯留香好），那么郎酒是弱于后香而强于前香，故有郎头茅尾之称。
       前香与后香，一般说来，前香即打开酒瓶闻到的优雅细微的香，这种香沸点低，挥发性较大，成份主要是醇、酯、醛等组成；后香沸点较高，挥发性较小，在空杯中亦能保持较长时间。前香有助于呈香，后香丰富口味，前后互补，使酒香味更为醇厚丰满，回味更佳和悠长。
       郎酒香型的酿制，除用优质的古井佳泉（郎泉水透明无味，PH值适中，硬度小，不含铅、砷、汞、酚、铬、甲醇等有害物质，是理想的酿造用水）来酿造外，主要是这种香型都源于古老的“回沙工艺”，即两次投粮，七次取酒，容期2—3年，用料均为当地优质糯米、高粱和小麦米酿造。
       2. 酿制的精湛工艺。
       郎酒能成为高质量的酒品，是跟它的酿造工艺紧紧相连，密不可分的。这套工艺包括：高温制曲、两次投粮、凉堂堆积、回沙发酵、九次蒸煮、七次取酒、三年陈贮、盘勾勾兑等环节。人们赞说的郎酒工艺巧，巧就巧在这里。
       ①制曲——众所周知，“用曲酿酒”，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次重大发明。当欧洲人在十九世纪从我国酒曲中得到启示，在酒精工业上建立起著名的淀粉发酵的时候，我国酿酒者掌握这种技术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至今制曲，还是酿酒生产的第一道工序，也是保证酒质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古书说：“曲麸必洁其母”。今人说：“曲是酒的骨头”。都是讲曲对酒生产的重要性。
       酱香型郎酒曲药用量很大（粮、曲比例为1：1），而且必须用高温曲，发酵温度高达62℃—67℃，这样才有利于霉菌、酵母菌等
       各种微生物的繁衍生殖。由于制曲的每一工序都有若干细微的过程，而每一细微过程的操作是否适当，对酒的质量都有影响，所以要求制曲工人应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艺。建国以来，郎酒厂许多老工人和技术人员对酒曲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他们经过长期观察和实践，发现了二郎镇生态环境中存在着数百种微生物，其中有那么几种微生物对郎酒的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于是，则有意识地培养这种微生物，保持和发展郎酒的独特风格。厂里的人工、技术人员总结出一套制曲（即在曲料中繁殖有益微生物）的经验，由此而制成的曲种叫做“包包曲”，成为郎酒制曲工艺中的一大特点。这种独特的曲种制作工艺，称为郎酒工艺中的“风头工艺”。
       ②烤酒——烤酒是郎酒的中间工艺，它的周期一般为九个月，远比其它香型白酒的工艺周期长。具体说来，郎酒的酿酒工艺包含两次投粮，九次蒸煮，八次加曲发酵，七次取酒等内容，是一种反复蒸馏的酿造方式，在郎酒工艺中，称为“回沙式”酿酒，也是包括茅台酒型工艺的根本特点。
       酿酒车间是生产的第一线。在高大的车间里，热浪腾空，酿酒工人用竹篾、沙揩将一批批“生沙”（碎粒和整粒的酒料），按2:8的比例掺合成混合粒料，用一定温度的水浸发一定时间后，加入适当的母糟拌匀，再将其均匀地撒在酒瓶中蒸煮。酒料蒸熟后，取出摊凉，加曲粉拌匀，经过堆积（也称糖化），再下窖发酵。发酵一个月后，将已发酵的“熟沙”取出，拌入“生沙”（也称“插沙”），装瓶蒸馏。这是第一次蒸馏，所取的酒叫做“生沙酒”。这种拌料、掺槽、蒸煮、摊凉、堆积、下窖、发酵、蒸馏，看起来是一种简单的劳动，实际上却需要很精深、很熟练的技术。常言说：“酒工一双手，酿出醉仙酒”，一点不假。一瓶郎酒质量的优劣，一瓶酒料出酒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就出在酒工的一双手上。
       “生沙酒”还不是成品酒，还要将它全部拨回原“沙”中再加曲入窖，发酵一个月，这叫做“以酒养窖”。经过一个月发酵后，再取出酒料进行第二次蒸馏。对第二次蒸馏出来的酒液，要量质取酒，酒头、酒尾仍拨回酒甑，加曲以后，继续下窖发酵，这叫做“回沙”。一次“回沙”的时间也是一个月。一个月后，再蒸馏取酒。如此周而复始进行到第九次，才算完成一个生产周期（也叫一个“酒期”）。
       ③勾兑——勾兑工艺是郎酒酿制的最后一个环节。要求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搞好“勾兑”。所以，勾兑也称为郎酒酿制工艺的“豹尾”环节。
       郎酒的九次发酵、七次蒸馏取得的酒，其质量是不尽相同的。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醪酒师们根据自己的生产经验，将七次蒸馏出来的酒分别称谓：第一次蒸馏出来的酒叫做“生沙郎酒”；第二次的叫“插沙郎酒”；第三次的叫“大回郎酒”；第四次叫“原糟郎酒”（品味最纯美）；第五次的叫“回沙郎酒”，气味也很浓；第六次的叫“回糟郎酒”（品质最差）；第七次的叫“追沙郎酒”，糟苦味大。对于每次蒸馏出来的酒，都需分别贮存。待贮存期满后，再将各次酒和陈酒相互磨合，这便是勾兑。在郎酒厂，这道工艺叫“勾酒”或“勾调”。
       郎酒的勾兑是一种特殊的技艺。勾兑是否适当，对成品酒的质量好坏关系极大。郎酒勾兑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勾兑师凭眼看、鼻闻、口尝、手捻的办法区别酒质，再决定从几十种调味酒中选出缺味的几种添加进去。若探索其奥妙，使人仿佛进入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神话世界。
       三、特有的生态环境
       人们说，郎酒有四宝：美境、郎泉、宝洞、工艺。郎酒除了精湛的工艺外，这里所说的美境、郎泉、宝洞，实质上就是郎酒所特有的生
       态环境的三个方面：
       1. 醇酒微生物生长圈。二郎滩一带是千里赤水河上一个河水切山而过的河谷台地，终年气温变化很小。据气象部门观测，这段河谷地带，年平均气温26℃—27℃之间。气候温和润湿，草木葱茏，加上土质呈弱酸性，特别适宜某些微生物的繁殖，构成郎酒色、香、味的基本因素，跟某些特异微生物的存在与复杂的结合有关。郎酒的独特品格的形成，与其特殊的微生物生态环境有极大关系。
       近年来，科学工作者发现，郎酒成品曲中的微生物多达400多种。普郎酒“催生”出高达110多种芳香成份，就是这400多种微生物复杂结合的结果。由于这些微生物的长年累月繁衍生殖，已在赤水河中游自成一个“部落”，代代相生，绵延发展，在二郎滩一带给郎酒生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环境，特别是酿酒微生物的生长圈。
       其次，二郎滩一带气候、土壤，也特别适宜优质高粱（又称红粮）、小麦的生产，这里的高粱，称为古蔺高粱或本地高粱，这种高粱颗粒饱满，大小均匀，壳少皮薄，淀粉含量大。这种赤水河流域的糯高粱从茅台村到合江都有，但以二郎滩为中心的夏陶、新华、大山、土城等所产质量最好，为郎酒生产提供了最好的粮源。
       这里的小麦亦特别适宜于郎酒酒曲的制作，加上这里某些特殊微生物的繁衍，进一步保证了药曲的质量。
       2. 优质郎泉水。在二郎镇中街，有一口映入人们眼帘的古井，郎酒便是用这口甘甜清冽的井水酿造成的。这口井，人们称为“郎泉”，冬天热气腾腾如春水；夏天水清彻骨，甜若果汁。下雨时不浊，天旱时不涸。井水是从屋檐豁然而下的泉水，经过岩层沙石的层层过滤，明如镜，碧如玉，甘如露，甜如蜜，古往今来，不知撩动了多少人的心。很多来二郎镇的人，都以喝一口郎泉水为快。全国名酒很
       多，但是如郎酒厂那样年产两千多吨的大厂全用泉水酿酒，不仅在天府四川少有，恐怕举世亦属罕见。
       解放后，有关部门对郎泉水和二郎滩段赤水河水，多次进行化验，对比分析，除认为都宜酿酒外，尤赞郎泉水“透明无味”，PH值适中，硬度小，不含铅、铬、汞、砷、酚、甲醇等有害物质，是极优良的矿泉水，是生活用水和酿造用水的理想水源。郎泉水除为郎酒作贡献外，据镇上居民反映：从郎泉井打出来的水清冽甘甜，沁人心脾，没有杂质，没有异味，用它煮饭不溢锅；用它冲茶香满座；用它贮藏不锈钢器皿；用它洗衣格外干净。
       现在郎酒厂已将郎泉井修葺一新。井分上下两个出水面（口），每口约深2米，宽1.5米，长2.5米。上井弧顶上壁嵌有两幅图案。上幅为1984年郎酒金质奖章图案；下幅镌刻篆体“郎泉”二字。下井水泥盖顶，在后石壁上刻有“郎泉水酿琼浆液，宝洞贮藏酒飘香”的诗句。上井供酿酒，下井供镇上居民饮用。
       3. 天然酒库——“天宝洞”、“地宝洞”。天宝洞和地宝洞原是蜈蚣岩半腰两个巨大的天然溶洞。它们上下相连，直线距离不过四十余米。1972年，省里决定扩大郎酒生产，而郎酒需要三年贮藏方可出厂，为适应大于车间三倍的酒库储酒需要，如果建人工酒库，不仅投资大，工期长，而且会影响生产。经过调查，认为天、地宝洞冬温夏凉，用来储酒损耗很低，其性质与地窖储酒相同，比地窖储酒更便于管理。经过修整，于1981年12月建成投入储酒，为国家节约投资近百万元，保证了郎酒扩大产量后储酒的需要。
       天、地宝洞储酒，可以加快新酒液的醇化老熟程度，由于天、地两宝洞的湿度与温度同地窖相差甚微，其常年的湿度、温度变化较小。两年的储存可达到三年的效果，而且酒的醇度和香度更好。用宝洞储酒不仅酒分子挥发少，就是挥发出来的酒分子也停留在洞
       壁上，有利于酒菌的繁衍生息，这又反过来使酒味变得更加醇美。由于郎酒在储藏期内要从乙醇生成乙醛，由乙醛生成乙酸，再由乙酸生成乙酯全过程，需要用三年的时间，其周期长，需库容面积大，而天、地空调的面积大、储量大，使郎酒在储存期内储量大与储期长的矛盾，完全得到解决，使洞内上万只硕大酒坛中的“郎酒”，在洞中无忧无虑的“修仙炼道”，炼成“玉液琼浆”，香飘人间。
       保宁醋
       阆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柴米油盐酱醋茶，收拾齐备好当家”。这开门七件事中，醋竞和柴米油盐并列，足见这项调味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保宁醋是阆中的一大特产。大凡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今日的阆中城，古时称“保宁府”。扬名中外的保宁醋，就严于此地。阆中城南的醋房街，既是保宁醋的发祥地，也是它繁荣兴盛的历史记录。
       保宁醋的生产始于300年前。相传在明末年间，山西一位酿醋工人逃难到阆中城，此人衣衫破烂，右脚露，左脚跛鞋，但由于身怀酿醋绝技，被城南一个富户雇用来酿醋。这个醋工用砂仁、当归、白叩、薄荷等60多种中药材炮制发酵，制成曲药，以大米、小麦为原料，取嘉陵江白溪潜会合处锦屏山下之水酿制，所酿之醋，香醇鲜美，非同寻常。富户便乘势开设醋坊，大批生产，号名“一只鞋”，畅销县内外。以后感到“一只鞋”这个名称太土俗，便改称“保宁醋”。以后酿醋作坊逐渐增多，因汲水方便，多集中在这条街上，这条街便起名醋房街。后来酿醋发展成为一门专业，解放时，全城有42家经营醋业。
       保宁醋色泽红棕，体态澄清，味略酸不涩，食之醇香回甜，实为佐餐调味佳品，有久存不腐之特点，作旅游礼品别具一格。1915年“荣新长”醋坊酿制的保宁醋，荣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又荣获四川省第二次劝业会银质奖章，蜚声全球，成为我国
       一大特产。
       保守醋的酿制方法，过去不外传。解放后，工人们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操作过程。主要是用麦麸制醋。曲药成分虽无变化，大米、麸皮、曲药三者比例也无改变，但制造时本地气候变化情况，必须精心掌握。其基本工艺流程如下。
       主要工具。木槽是发酵的主要工具，长2.8公尺，宽0.9公尺，深0.7公尺。下缸 \( ^{①} \) 是下成品用的工具，圆形，直径0.6公尺，深1公尺。草槌是与木槽同用的，长2.9公尺，是搭盖木槽用的。
       配料。一个木槽每次容主要原料麸皮700斤，配煮头大米100斤，曲药 \( ^{®} \) 7个，清水50挑 \( ^{®} \) ，煤炭110斤，木柴2捆。
       制造方法(分五项操作工序)。
       第一项工序，先将16挑清水倒入锅内，烧至水开前，将100斤大米（或140斤碎米），倒入锅内煮到七成熟，将大米盖起来，均匀地倒在五个缸里，冷却后（热天稍冷，冬天稍热），将曲药散在缸里，使曲与熟米在缸里调和性发酵，在缸里的形态，是要猛煮过后，药往下沉，用木棒在缸内自上而下的搅五次（每天搅一次），自然会澄清的，这个过程叫煮头。
       第二项工序，将麦麸700斤倒入木槽，再把头倒在木槽里，与麸皮均匀的合拌，但必须掌握干湿，热天宜湿（即能捏出水来），冷天宜干（即能捏出几滴水），在木槽的一头留一空隙，约0.7公尺，叫留码口，以便流出水汁来。之后，盖上三床草槌，这个过程叫拌槽。
       第三项工序，即在槽内进行工作，拌槽后的第五天，揉边子（即在槽的周围结成一层硬边子，将边子揉散，放在槽中间盖好）之后，隔三天翻 \( ^{®} \) 一次，叫做破头。三天后又揉一次边子，再隔两天翻一次，隔三天翻一次（共翻二次），又每隔一天翻一次（共翻四次），快
       到成熟时，每天翻一次至两次。精内的工作近一个月，期间应随时掌握槽内的温度，尤其在第18天左右，应注意槽上温度是否正常，根据气候的变化，冬天要在第21天左右大烧才好。成熟时，温度必须下降。若继续发烧，产品就有问题。所以在操作中，要特别注意热度的情况是否正常。
       第四项工序，产品已经成熟了，开始取成品。将槽上的半成品用八个下缸平均装好，要装得松散些，方能取醋。之后将清水渗入八个下缸，最初流出的称为特醋，四个缸上的醋渗四个缸约生产200斤。第二次取出的醋称为甲醋，取420斤。第三次取出的醋称为乙醋，产420斤。以上所产醋的数量，是根据最标准的槽的产量而定的。若槽上品质差，应逐级下降，少产产品，以免影响质量。产品取完后，再继续下层，作下次的老水。成品取完后的醋槽，即为附产品，作猪饲料用。
       第五项工序，熬醋，特醋熬开后，半小时成熟，看火色和浓度，等火烧灭后，再留醋。熬熟开后，甲醋熬40分钟，乙醋熬1小时，同样看火色和浓度。
       保宁醋宜存放于干燥通风处，不宜晒，用陶瓷瓶罐装最好，注意不能沾生水。
       以上方法是传统的酿醋方法。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保宁醋的生产，在城东兴建了厂房，采用古刹观音寺内水性漆剥，冬暖夏凉，沸而无沉，百倍汇流的“松花井”泉水生产以后，保宁醋更具特色。通过化验鉴定，其感观、理化、卫生三大指标，都超过国颁标准。1957年获国务院优质奖。1965年3月1日，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册。1979年被评为四川省优质第一名，参加了广交会。1980年保宁醋厂被省推荐为全国食醋学会会员。1981年12月在全国酿酒学会武汉会议上，保宁醋被评为全国第一。它不仅内销
       北京、上海等十多个省市，还远渡重洋外销英、法、南斯拉夫、日本、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国，我省在美国纽约合营的川味餐馆“荣乐园”，把保宁醋列为做川味菜不可缺少的佐料。
       我国江苏的镇江米醋，山西的老陈醋，都是久负盛名的。保宁醋属后起之秀，保宁醋不仅是调味佳品，同时，它采用多种中药材酿造，还有助于开胃健脾，清心益神，去暑生津，促进新陈代谢。把它与中草药配方成膏，还可治痢肿恶疮等症，夏天还常用它熏蒸住室，预防感冒等疾病。保宁醋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制醋的曲子，是用多种中药为原料调制而成的。二是制醋用的水来自一口古井，经检验水中的有害物质少于其它的井水、河水，而二价铜离子的含量却高出二倍，二价镉离子含量低于50%，由于铜的作用，加上醋本身的杀菌作用，对健康非常有益。
       保宁醋已进入我国“名醋”之列，保宁醋厂也因此而逐步发展起来，现有职工70多人，经过不断改进，生产条件大大改变，木槽下缸已被大池代替，人工搅拌改为电动机机械翻搅，1981年人均产醋22吨，人均产值4600元。设备能力达到年产3000吨。在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的今天，保宁醋厂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注释：
       ①下缸：取成品的工具，下面有一小圈孔，外接长二寸的漏嘴，供产品流出米，在缸内漏孔处，放三页标片，起过滤不塞的作用。
       ②曲药：用50多种中药材和小麦制成的。
       ③挑：量水的单位，老式木桶一挑清水约80斤。
       ④醋：是将上下层的原料翻均匀，依次从上到下翻搅，冷天翻快些。
       南充冬菜
       余晴寒
       南充冬菜，素来闻名于全川，作佐料，其味浓郁甘脆，故有每餐不忘之感。但冬菜之由来，则为今人所不知。介绍冬菜的特点，保存土特产的传统，了解其制作方法和过程，对今后的冬菜生产和经营管理是有所助益的。
       一、南充冬菜的兴衰情况
       冬菜的生产始于清朝末年，是一个姓程的浙江腌菜老师傅发明的，距今已有百年历史，一直由酱园业从事生产经营。民国初期十几年，是冬菜的黄金时期，民国20年后，逐步走向虚假繁荣。其原因是：由于货币贬值、冬菜（嫩尖）储存时间长、积压资金大，虽可以在银行押贷，但总金高，因此冬菜商（酱园业）即以速售、多售追求利润，造成冬菜质量逐步下降。
       民国初年，经营酱园业的先后有鞠大源、陈永顺、张德兴、天成源、陈兴合、江良成、十里香，其中先期最有经营方法的要算张德兴。他对冬菜的质量要求特别严格，每一苗嫩尖都要进行第二次排剪，然后腌制。年限分类更是认真，嫩尖冬菜非三年以上不开坛出售，做到了货真价实。由于冬菜储存时间久，积压的资金大，每斤价高出一般店铺，而张德兴的冬菜仍销路畅旺。由此可见重视技术管理及提高质量的重要性。民国20年后，南充冬菜的年产量约有几万至十几万斤，生产菜地只有城郊西南二坝，菜种又限于单一的箭杆菜，产量逐渐不能满足需要。当时冬菜利润较大，而经营者日众，
       除一般店铺经营外，菜农也从事自营。而菜农又限于铺房问题，自制冬菜卖给店铺，其价格也比卖“地货”强得多，变专门经营冬菜为多种农商经营，同时又变传统的专卖价格而为议价价格。由于互相争售，图快图多，冬菜的质量从此下降了。
       二、南充冬菜的传统生产技术
       自发明冬菜生产后，冬菜一直是由酱园业经营。酱园商家向菜农订购地货（即种在地里的菜），然后自己割菜、晾架、剪尖、分类用料、埋坛存储，生产出冬菜出售。
       冬菜的菜种，完全采用单一的箭杆菜。地货的订购一般是以种菜的窝数计价，酱园业购菜动辄是几千窝或几万窝不等。当菜苗长至三寸时则开始订货。付款一般分三次：第一次是施肥后交一、二成款；第二次施肥后交二、三成款；第三次是在砍菜后付款，如菜好，则原价满付，如其不然，则折价付款，俗称“砍马脚”。这个做法有一定道理，就是加强了菜农的责任心。当时90%以上的菜农交的都是好货。砍菜以前，生产责任全属菜农；砍菜以后，割菜、晾架、剪尖这一段责任则由购方自负。青菜砍窝后即雇一大批有割菜经验的菜农从事加工工作。其作法是将原窝菜略去边皮、黄叶和兜柄，取出部分菜心（大的取心，小的割两刀即可），又用刀将整个菜身割成数夹，晾在菜架上。生菜晾上架以后，使其自然风露，发出再生芽，把菜晒干（历时大约一月有余）后下架。然后雇女工进行排剪。排剪分为嫩尖、二节、老菜三类。先剪边叶做老菜，次剪嫩尖约一掌长（5寸左右）为嫩尖冬菜，所剩余叶即为二节菜了。
       冬菜原尖剪下分类后，第二道工序就是“腌酢”。这一工序很重要，必须按规则认真操作，若在揉盐阶段，只图省工把盐撒在菜上了事，则会使菜虽受盐而未入骨，发生软、烂现象。正规的操作程序在揉盐时，每个簸箕旁必须有四人，面对面二人，两面各分一半，每
       百斤菜用盐量是12至13斤，第一次盐量1至2斤，在揉盐时两面工人轮番翻揉，到把盐揉化揉匀为止。随即揪进池内作第一次腌醉，腌醉期大约半月左右，可使菜面的盐全部入骨，然后从池内挖起来进行“上笼”（用竹围席扯成圆篾子），让水分沥尽（需一个月左右）；到不流汁为止。再把篾子挖下来复第二次盐（即扣盐量），撒颗粒花椒少许，与已配好的药相和，直到盐、药和匀即装坛。装坛要筑紧，这个工序很重要，既要有强壮的体力，又要有精细操作的工作经验，因为筑坛要用大小木足棒（坛口小，腹大，必以此形才好），而坛子又是陶器，稍不经心，坛子就要受损；如果光小心而不使劲，菜就筑不紧，则菜要受损失。要做到两全其美，必须要有体力技术全备的人员。菜筑紧筑好后，在坛口加上少许老冬菜伏以笋壳，黄泥密封，三年以上才能开用。
       川茶古今漫谈
       王大煜
       茶与咖啡、可可，是世界有名的三大饮料，而茶又是人们最喜爱的饮料之一。俗话说：“清早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茶是久经考验饮之有益的饮料。凡是各种礼仪招待场合，酒席筵前，茶更是必需之品。客人入室，首先请坐喝茶，这是一个起码的礼节。
       一、四川是茶的发源地
       茶树产于四川，故有“茶乡”之称。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有野生茶树，秦汉时期即进行人工栽培。汉代《神农本草》记载：“茶树是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益州即今四川。唐代陆羽等的《茶经》亦称：“茶者南方之嘉禾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这里的巴山和峡川，也指今日的四川。《华阳闲志》记载：“川茶在周武王时，已列入贡品，国有芳茹，香茗。”西晋人张孟扬在《登成都白荡楼》诗中有，“芳茶冠六清，滋味播九区”的赞誉。唐代时，川茶已畅销全国，同时扩展到长江、珠江、闽江等流域。据《茶经》统计，唐代全国产茶区共有七区三十一州，四川即占八州，不仅产量大，且质量好，誉满全国。宋代川茶又有发展，有专业茶农种植茶园，在四川有八大名茶，即：“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湖口，汉州之扬村，绵州之鲁目，利州之罗村。”八大名茶各具特色，各有风味。宋代苏轼对蒙顶山茶更是喜爱，赞蒙茶诗云：“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远瓯飞雪轻，
       银瓶深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茶意。”孟郊也有“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锦水有鲜色，蜀山绕芳丛。云根才煎绿，印缝已靠红。”文同的“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等等。蒙山自汉代起种茶，此茶外形秀丽，紧卷多毫，色泽翠绿，鲜嫩油润，味醇而甘的特色。到唐代评为“天下第一茶”。过去采取佳品供帝王饮用，称为贡茶，从唐至清，相沿不变。
       二、四川名茶
       四川种茶，条件优越，制茶工艺精细，品质优良，花色品种繁多，近几年来，名优茶产量比1982年增长10倍以上，涌现出世界级、部级、省级优质名茶50多个，从而提高了川茶在国内市场的地位。红茶、绿茶，大量出口，内外销售，供不应求。
       峨眉名茶，产于峨眉山区，历史悠久。据《峨眉县志》等资料记载，明代初年，在万年寺、黑水寺等地已植万株，当时有“小炉煮雪芽”的制茶工艺。峨眉茶与蒙顶茶，同为珍品，尤为贡茶。远在宋代就名噪一时，其中尤以“峨蕊”和“竹叶青”品质最佳。“峨蕊”条索卷曲纤秀，白毫显露，叶绿汤清，香浓味醇。“竹叶青”扁直干滑，形如竹叶，翠绿清香，回味甘甜。1964年夏，陈毅到峨眉山万年寺参观，一位老僧用自己制作的茶叶泡成鲜茶送上，茶味清香扑鼻，浓而不涩，陈毅问其茶名，老僧一时答不出口，陈毅即命名“竹叶青”，从此，“竹叶青”便闻名全国。1985年在葡萄牙第24届世界食品评选会上，荣获国际金质奖，至今列为川茶“五朵金花”之一。
       青城山区出产的茶叶，是古代著名的特产。四川又以此地为产茶中心。新产的雀舌、乌嘴、麦颗、甲片、蝉翼等均较有名。其“散茶”列入《茶经》珍品，是宋代至清朝一直向京师贡茶的地区之一。青城山区的茶叶，人称西路茶，质量优良，外形美观，有味醇回香的特殊风味，茶场的繁荣景象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
       早白尖工夫茶，产于宜宾、筠连、高县、珙县、合江等地。此种红茶以早白尖茶树的一芽一叶细嫩鲜叶为原料，加工精制而成。茶形紧细秀丽，毫峰显露，色泽乌润，汤色红艳明亮，香气高锐持久，滋味醇厚鲜美。1985年在葡萄牙第24届世界食品评选会上荣获国际金质奖，为川茶“五朵金花”之一。宜宾地区是四川茶叶主要产区之一，有一千多年历史，新产红茶颇受外商欢迎，出口占全国一半以上。
       峨眉毛峰，产于雅安，是雅安研究生产的新型高级绿茶。该地茶叶公司的蒙顶山麓海拔1200米左右的风鸣为新生产的茶为原料，原名凤鸣毛峰，1978年创制。以茶按历史上传统名茶的嫩度和制作工艺，采用烘炒结合，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名茶的特色。1981年改名“峨眉毛峰”。此茶嫩绿紧卷，银芽秀丽，叶嫩芽壮，芽叶完整，每斤干茶，有6万个左右芽叶。泡饮时，开汤后微黄而碧，清澈明亮，味醇甘美，具有蒙顶名茶的风格。1982年被商业部评为全国名茶，1985年获葡萄牙第24届世界食品评选会国际金质奖，为川茶“五朵金花”之一。蒙山名茶早已驰名中外，它生产的黄芽、石花、甘露、万青、银叶、五叶、长春、春露、春眉等名茶，产量连年大幅度增长，1987年比1985年增长了3倍以上。
       大叶红碎茶，产于南川、涪陵等地，风味独特，是四川著名产品。此茶选用优良品种云南大叶种茶树的鲜叶为主要原料，采用新工艺精制，既发挥了大叶茶的优势，又保持了红茶的传统品质，使茶液在鲜、香、浓、强等方面的特色更足，深受国际市场欢迎。1985年被商业部评为部级优质产品，1986年在瑞士第25届优质产品评选会上荣获国际金质奖，为川茶“五朵金花”之一。仅南川一地，就为国家提供优质红茶50万斤。1987年1—6月就产新茶60万斤。目前，除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重庆等城市经营茶叶的部门纷
       纷要求订货外，香港、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和巴基斯坦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也要求订货。全国茶叶基地之一的宣汉县15个茶厂，近几年销往英国的红碎茶达13200担，换取外汇106万美元。
       峨眉牌沱茶，产于重庆。此茶选用四川及重庆所属区县中小叶种的晒青、烘青、炒青和大叶炒青的高中档茶为原料，经拼配蒸压而成。形为碗状，色泽暗绿，香浓味醇，汤色澄黄，为“五朵金花”之一。1983年在意大利罗马第二十二届食品评选会上荣获国际金质奖。重庆有良好的生产茶叶的自然条件，山区气候湿润，阳光充足，常年多雾，茶树生长在云雾滋润之中，叶片肥厚，品质较好，不但耐泡，且清香爽口。为新属的綦江县坛山上就盛产坛山茶，泡出的茶汁，色香味俱佳。如今，该县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就有1500个生产队，140多个联办茶场，种植茶树2.2万多亩，年产茶1万担。重庆南相矿区盛产绿茶，具有茶乡之称。全区有生产队联办的茶场72个，队办小茶园338个，茶园面积达1.6万亩，专业人员4500多人，年产茶叶1.5万担左右。自1980年建成丛林、青年两茶厂后，各社队茶场自愿联合，形成了生产、加工、交售一条龙，全年加工精茶产值365万元。该茶品种优良，在全省评定会的25种样茶中，就有9种被评为优质品种。重庆的巴山银芽，是巴县茶叶中的新秀，茶尖白毫为银，外形美观，紧细伸直，香气浓郁持久，茶汤碧绿。1980年被评为四川一类名茶。它是经过摊放、初烘、复烘、造型等工艺过程制作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高级名茶，远销国际市场。此外，长寿县，以及郊区的巴岳山、缙云山等均系重庆茶叶出产地。
       川东北地区的万源县，山高谷深，土质微酸，适于茶叶生长，全县2000多个生产队就有50%以上种茶，现有茶场3.5万多亩，大量出产烘青、炒青、晒青沱茶，以供外销。
       广元市西南，在剑门七十二峰中的茶园沟，古代以产茶而得名，在该地神龛岩的万木丛中，仍可见到至今犹存的古老茶树。这里不仅产茶历史悠久，而且盛产名茶。相传唐明皇途经剑门，品尝茶园沟的茶叶，异香扑鼻，其味可口，便“敕封”为“贡茶”。从此，这里的茶庄林立，茶商云集，成了兴旺的小山城。
       重庆绿茶，是用新鲜茶叶直接杀青，揉捻烘焙制作而成。鲜茶经杀青后，既保持了茶叶绿、鲜两大特点，又保留了茶叶中所含的有效成份。特别是炎热的夏天，清汤绿叶是一种宜人的饮料。
       重庆附近的缙云山区，除生产名茶外，还生产一种甜茶，系搞用当地甜茶树嫩尖精制出来的。它既区别于普通茶叶，又不同于本草甜叶菌的茶种，具有糖、茶、药三种价值。除含一般茶叶的有效成份外，糖量约占30%，可称天然甜料，同时对除湿热、风湿、疮毒等均有一定疗效，并有滋养肝、肾和胃，降逆润肺、降压减肥的作用。饮时甘甜爽口，止渴生津，故称甜茶。该茶树数量少，急待开发。
       川茶除荣获国际金质奖外，还有部优称号的平武贡熙、文君绿茶、青城雪芽、金尖茶、康砖和巴山银芽等九个，以及缙云毛峰、三花牌花茶等省优名茶40个。
       平武贡熙茶，古称“龙州贡茶”，距今有900多年的历史。宋庆历年间，龙州刺史李庄曾将它作为贡品。该茶冲泡后，上不浮于面，下不沉于底，清香爽口，香气扑鼻，细香胜麝，齿凝余芳。近年来，茶厂为保持贡茶特点，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技术进一步地精制，指导茶农在清明前后采摘鲜叶，制作时严格选料，精工细作。制出的茶叶，色泽灰绿油润，外形圆，结构整，冲泡后汤色黄绿，澄净明亮，叶底肥厚匀嫩，香味持久，饮后回甜，继荣获商业部优质产品，又列部优榜首，销售国际市场。
       川西成都一带的人，一般喜欢饮花茶。花农将生产的白菜莉花
       采摘下来，供应茶厂加工，把烘花茶用的斜锅烘到适当的时候，用簸箕筛在三合土上，等到干后，和一层花一层茶，花抢茶的热气，茶吸花的清香，精心泡制后，烘出三薰黄芽，特别有一种香味。花茶按质量分等级。成都讲究吃茶的人，过去都喜自己烘茶，并有一套绝妙的手艺，可与专门的烘茶技工媲美。
       泸州市茶业科研技术工作者，自1985年制造乌龙茶获得成功后，首产4万斤左右，乌龙茶系由较成熟的茶鲜叶，经过特殊工艺加工而成，经济效益高。以同等的原料制成乌龙茶，可提高收入一至二倍，出口创汇比上档红茶高50%以上。目前日本和欧美国家正兴起乌龙茶热，外商订货者络绎不绝。
       三、茶叶的分布和发展
       16、17世纪时，全国各地生产的茶，大都品质精良，产量丰富，名茶繁多。如安徽祁门生产的祁红、屯溪的屯禄、黄山的毛峰、六安的瓜片；浙江杭州的龙井、旗枪；江苏洞庭山的螺碧青；福建武夷的大红袍、铁观音、乌龙茶、庐山的云雾；云南的普洱茶等；再加上四川的名茶，这众多名茶，不但闻名全国，而且誉满世界，全国茶叶大量出口，达1.3亿斤，成为我国茶叶外销的极盛时期。
       19 世纪末，英国在印度、斯里兰卡大量种植茶树，并采用机器生产，从而垄断了市场，使我国茶叶外销和生产都受到严重破坏。由于我国茶叶生产技术落后，兼之茶园经营分散，无法进行竞争，是以茶叶生产大大下降，而四川更是停滞不前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大力帮助茶农恢复和发展生产茶，茶叶产量和质量迅速提高。四川至今仍是主要产茶区之一，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全省已有15个地区的150个市县生产茶叶，重点茶区有：雅安、乐山、绵阳、宜宾、重庆、涪陵、万县等地区。1984年，全省产茶95.3万担，增加了农民收入，保证了省内消费需求，供应
       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了外贸出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茶叶消耗水平也不断增加，高中档茶叶呈供不应求之势。
       四、饮茶的演变
       我国古代把茶叶当成药物，用茶解毒治病，如同至今煎中药服用相似。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据《茶经》所述：“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等症，均可饮茶治疗。明代李时珍说茶：“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清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志清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这些都是古人的实践经验。根据现在科学证明，茶确有一定解毒治病的效果。如西药中的咖啡因，主要原料就用优质茶末制成，中药用茶作药物的更多。故医师经常鼓励人们，饭后饮茶有助消化，酒后饮茶解醉易醒。特别是以肉食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不可一日无茶”。
       汉代以后，茶叶逐步由药物发展为普遍食用饮料。晋代郭璞在《尔雅》中即称“春之华”的茶称“春”可煮可饮。傅咸等道：“闻南方有蜀姬作茶粥卖。”这说明四川不仅产茶，而且已有卖茶的茶馆。据载，当时吃茶即将茶树老叶一齐采摘，压成茶饼，食时捣成细末，加以米膏和佐料，用水煎煮成羹，至今油茶，就是古代茶粥演变而来。
       到宋代，是“淹茶”，即用散茶拌成茶饼，捣成茶末，用沸水冲泡，但不加佐料，在吃法上与茶饼是一致的，与今日吃茶砖颇为相似。
       明代即用泡茶，但也与煮茶、煨茶并存。如藏族用砖茶，彝族用煎茶，傣族用煨茶等，均是采取茶树的老叶制作，因而加以煎煨的方法。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一般都用法茶。泡茶比较讲究，首先是选茶叶，红茶、绿茶、乌龙茶、紧压茶等，即按饮者所好，取其整叶
       嫩叶泡饮。其次是选择茶具：瓷、陶、壶、杯、盏碗，根据自己的爱好，各利其器。饮茶主要是讲究水。茶与水的关系，就如红花与绿叶，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扶持。在许多茶馆里，常挂着的对联：“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虎跑泉好，龙井茶香”……用这样的美词形象比喻茶和水的关系。水有河水、湖泊水、山溪水、泉水、井水、雨雪水和自来水等等。各种水的水质不同，泡茶的效果就不一样。从一般地区来看，山泉水和山溪水的水质较好，雨雪水次之，没有污染的河水，湖水和净化的自来水也可。井水在乡村的井水可用，而城镇厂矿周围的井水则不宜用。否则就会影响茶汤的滋味和香气。成都没有自来水前，讲究吃茶的人，多用望江楼公园薛涛井的水，并用沙缸过滤，细致的要三个缸过滤。其次，是泡茶的方法，泡茶必须先将茶叶放入碗中，用几滴水将茶叶滋润，然后用鲜开水冲茶，湿度太高的鲜开水容易烫坏茶杯，故特用茶盏子在碗内和勺，使之调节适度，这样蒸发出来的茶，才能领略茶香茶味。
       五、茶与文人
       茶是我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大众化饮料，古代高濂在《遵坐八笺》中说：“人不可一日无茶”。历代文人学者多好饮茶，魏晋南北朝时文人学者饮茶成风，甚至有的嗜茶成癖。晋杜育等的《荈赋》（荈即茶）、南朝令珥的《香茗赋》均为咏茶佳作。唐代陆羽的《茶经》是我国古代茶史专著。古人依据采茶早晚先后的不同，将茶分为五类：“一曰茶，二曰橙，三曰淡，四曰茗，五曰荠。”陆羽在《茶经》中，以革新的精神冲破旧的藩篱，第一次创造了“茶”字。唐代顾况和宋代吴淑都著有《茶赋》，对饮茶的作用作了生动的描述。清代蒲松龄在故乡蒲家庄的大路口，常摆茶摊接待过往行人，谈论鬼妖故事，收集创作素材，写出了《聊斋志异》。鲁迅晚年在一篇杂文里对茶饭概括了三条：打听新闻、闲谈心曲、听听说书。毛主席和柳亚子诗中
       有“饮茶粤海未能忘”，柳亚子给毛主席的诗中，也有“粤海难忘共品茶”。抗战时期，郭沫若、胡愈之等常在成都锦春茶楼，一坐半天，边品茶，边论政，边构思新作。1957年，老舍精心构思而成的话剧《茶馆》三幕剧中，对北京裕泰茶馆的人物风貌，作了深刻细致的刻划。1964年7月，郭沫若参加国际会议经过广州，曾在北园酒家饮茶，写了一首诗：“北园饮早茶，仿佛如在家，瞬息出国门，归来再饮茶。”矛盾晚年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写道：祖父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到本地绅士和富商常去的“访卢阁”饮茶或到西园听拍曲。以上可见，文人学者与茶都结有不解之缘，尤其是他们善于以小见大，抓住茶馆这个城乡民间阵地，等出了很多意味深长、脍炙人口的诗文，给古老的茶馆增添了浓郁的时代色彩。
       六、四川茶馆
       四川人饮茶之风，由来已久。西汉时，四川著名文学家王褒所写的《僮约》一书中就有“脍鱼烹鳖，烹茶尽具”、“荤犬啜鹅，武阳买茶”的文句，这说明当时茶已成为四川人家里的日常饮料，且有了产地和市场（武阳即今日彭山县）。四川茶馆始于何时，无从稽考。明代学者王夫之说，四川人是饮茶的先驱，说明四川人饮茶历史悠久。茶馆遍及城市街道、城镇乡场、车站码头、名山古刹、游览园地等，成为人们休息、文娱、约会、办事、交易的场所。30年代到40年代，成都有特色的茶馆有“华华”、“正娱”、“锦春”等。当年“华华”茶厅设在东大街，有三厅四院。过去常听人说，世界最大的茶馆在中国，中国最大的茶馆在四川，四川最大的茶馆在成都，成都最大的茶馆是“华华茶厅”。“正娱花园茶厅”地址在总府街（即现在省府招待所），内有三厅一坝，全设茶座。成都茶馆堪称四川茶馆的代表。
       成都茶馆用专门的竹制靠背椅，坐起舒适安稳。茶具都是瓷碗、瓷盏、铜茶船三件头的“盖碗茶”。其特点是茶盏可以控制茶碗
       中的水温，挡住茶叶喝进口里，又可用来翻转茶叶，使茶浸泡均匀。有茶船端茶时不烫手，水溢不湿桌。特别是茶堂侬从放茶船到冲开水时，技术高明，有一套奇特的绝招，不论一席几人，他将茶船从右至左一旋，摆在茶客的面前，迅速敏捷，干净利落，使人心情舒畅。一般饮者，在工余之暇，劳动之后，到茶馆一坐，泡上一碗茶，有谈国家大事的，有谈秘闻轶事的，有独坐观书的，有三朋四友谈天的，有闲坐闲望的，有闭目养神的。还有为作生意、找工作、去文娱，以及袍哥聚会的茶馆。如正娱茶厅就是成都市银楼业作金条生意的交易市场，少城公园的“绿荫阁”，则是教师“六腊之战”的战场。当时“华华茶厅”就是各州府县的袍哥“越边过道”会客接送集聚之地。设在公共场合、名胜古迹的茶馆，规模较大的，如人民公园茶厅，建筑高大，古色古香，在花棚树荫之下，既可饮茶，又可观赏湖光山色。武侯祠南边林园所建苏州式的茶馆，又是一种格调，安置的竹椅，表现出强烈的地方风格。望江楼的茶座，在翠竹成林的一个角落，夏热的时候，来到竹林深处饮茶，别具一格，有的茶馆还设在文娱场所，如喜听李徽才的扬琴，则到“新世界茶厅”，听贾树三的竹琴，则到东城根街的“锦春茶楼”，听傅平川说书，则到“和尚街口茶馆”，要看周忠新的金钱板，则到纱帽街“芷家居茶馆”。其他大大小小，街头巷尾的茶馆，有说相声的、打花鼓的、唱清音的等等，凡是成都人喜闻乐见的各种曲艺，都应有尽有。
       世界著名的艺术之都巴黎夏乐宫，出现了成都茶馆，并有扬琴演唱，竹椅和方桌，都是四川运去的，并有“成都茶馆”四个大字。巴黎一年一度的群众性的艺术节，选在成都茶馆，说明成都茶馆和扬琴是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种独特形式。1984年，法中友协在成都茶馆听扬琴，大为赞赏，认为扬琴是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的艺术，这种中国传统艺术与民间艺术的表演，深受法国人民的欢
       迎。
       重庆茶馆，也和四川各地的茶馆一样，一般都是“盖碗茶”、靠背椅，想坐多久就坐多久，甚至中午回家吃饭，或因事暂时离开，只要你把茶碗往茶桌中间一放，卖茶的人就知道这是“留茶”，不能搬走，依照主回来继续饮用。重庆茶馆分几类：第一种类型的茶馆，是高帮茶馆。每一个行业公会都设有茶馆，每天在茶馆里进行交易。如纸烟市场，就在鱼市街的“庐庐茶楼”，土希市场就在关庙街“鸿源茶馆”。雁泥、木、石工就在鲁祖庙茶馆，找拨船提货就到临江门码头茶馆，请力帮运货就到朝天门码头茶馆。这些高帮茶馆，不仅供市内同行的人饮茶，也包括附近区县的同业了解行情信息，进货或售货都在茶馆成交。第二种类型的茶馆是袍哥茶馆。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茶馆，这类茶馆是接待外地客位与本社的兄弟伙聚会之地，如仁字的“三省公”就在民族路的三民茶馆，仁字的“国华社”就在杨柳街的国安茶馆，较大的集会就在民权路的关庙茶馆（即现在的建设公寓）。义字“永全社”就在较场口茶馆，礼字“礼渝社”就在千厮门茶馆。第三种类型的茶馆是旅游茶馆，这类茶馆是供游客观山玩水的休息场地。如中央公园的“长亭茶馆”，枇杷山的“红星亭茶馆”，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多在较高级的“一乐也茶厅”，访友候客多在新生市场的“百老汇茶厅”。第四种类型的茶馆是文娱茶馆，这类茶馆是供人们休息娱乐的场地。如喜听川剧玩友就到小什字的“大同茶馆”，或县庙街的“一德茶馆”，听王乘诚说重庆掌故就到石灰市茶馆。茶馆每天都是高朋满座，济济一堂。但重庆茶馆也遭受过两次坎坷：第一次是解放前期，那时各家茶馆都贴上“休谈国事”的标语，当时重庆风行一首民歌《茶馆小调》：“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家意见千万分发表，谈起国事容易发牢骚，惹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说不定差事要撤销，撤销差事不要紧，还要请你坐
       监牢，今天的天气都很好，喝完了茶去睡觉。……“这首小调生动地描述了重庆当时的社会政治状态。有些人把茶馆看作是非之地，无事不敢进茶馆，茶馆业务萧条。第二次是“四人帮”横行时期，给茶馆定了“十大罪状”，茶馆被迫关门，人们敢怒不敢言。粉碎“四人帮”后，重庆茶馆逐渐恢复，特别是近年来，为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重庆利用过去的防空洞进出口部分开设茶馆，如“黄花洞”、“新洞天”、“枇杷洞”等，每洞可容纳百余人。佐茶不仅保留了赛瓜子、花生米等小吃，还备有时令点心。这样的茶馆，夏天凉爽宜人，冬天洞居自暖，方桌靠椅，金船瓷杯，二三知己，慢拂盖碗，品味香茗，听听评书，看看诸剧，别有风味。
       专县的茶馆，每逢集会赶场更是热闹。平时也喜坐茶馆，不论相识不相识的人都可以天南地北的谈一通。茶博士还拿来一管水烟袋，烧烟，吞云吐雾，慢品香茶。旧时的茶馆常贴着这样的对联：“忙里偷闲，吃碗茶去；苦中作乐，拿杆烟来。”近几年来，为适应改革要求，有的服务单位举办了交易会，反映了供求关系，了解了市场行情。饮茶的人，在茶桌上做买卖，达成了一个个协议。有些茶馆还聘请能工巧匠，开展了科技咨询服务，讲解鸡鸭鹅兔的饲养方法，花茶果木的种植技术。有的县科技单位还组织了“土专家”在茶馆里将栽培管理现身说法，传播科学致富经验，很受农民欢迎。在沿江码头，有的无偿船室，开设茶馆使旅客候船有了休息之所。工矿企业为丰富离、退休人员的文娱生活，开设文化茶馆，备有文娱用品，棋牌、书报杂志等。
       四川各地，以往群众之间发生纠纷，也要到茶馆“讲理”，所谓“一张桌子四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事前约定时间、地点，请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评断。一人一碗茶，各讲各的理，谁输谁付茶钱，若双方均有不对，茶钱就各付一半。
       七、茶与健康
       茶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由于茶叶中含有丰富的、有利于人体生理功能的各种营养成分，有保健治病之功能。
       茶叶中的芳香物质具有溶解脂肪、消除油腻、帮助消化、增进食欲、促进呼吸的作用。茶叶中的咖啡碱，能刺激中枢神经，使人精神振奋，活力旺盛，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解除烟酒之毒，有强心利尿的作用。茶叶含有多酚物质，有收敛、止血、止泻和杀菌的作用。茶单宁中的儿茶素，可增强血管的弹性和韧性，对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病有预防作用。茶叶含多种维他命，对人体所需有一定补给作用，可促进新陈代谢，对肝炎、肾炎、糖尿病、白血病等都有疗效，对风湿关节炎也有抑制作用。
       饮茶的好处虽多，但饮过量或饮用不适时，也是不好的。如临睡前喝了浓茶就会失眠，服药时不宜用茶送，以免减低药效的效能。饮茶过量会影响维生素，即会出现低度疲劳、神经过敏和食欲不振等。空腹饮茶或素食之后又喝浓茶，或偶尔喝浓茶，容易引起“茶醉”，出现心慌、头晕、四肢乏力，走路东摇西晃，感到腹中饥饿，只要吃点饭或糖、水果等可以解除。至于饮隔夜茶问题，有人说容易致癌，经记者问茶叶名流和医学专家，均认为不会致癌，但泡茶时间过久，气温较高时，空气中的杂菌侵入，对人体是不利的。因此从健康方面考虑最好不饮隔夜茶。
       八、茶叶的综合利用
       茶叶的综合利用十分丰富，目前国内外的饮用、食用、药用、清洁卫生等都有进一步的发展。
       茶叶作为饮料的传统方法，一般是用开水冲泡饮用，也有广泛发展。如用奶糖香料或其他食品混饮。美国人喜欢把泡好的红茶冰镇，加柠檬和糖，即为冰茶。再将冰茶与酒混合，便成为成人饮
       料。英国积极发展带果味的饮茶，将梨、杏、橙、桔等味与茶溶配为饮料，即果茶。广州也有果味茶，杭州有红茶奶油冰棒和绿茶茉莉冰棒，河南生产茶雪糕和茶汽水，成都也有奶茶和茶叶冰糕。
       在食用方面，我国古代即有以茶作菜的习惯，至今四川及南方一带有茶叶炒蛋，用茶叶包盐蛋、制皮蛋、煮盐茶鸡蛋等。浙江有“龙井虾仁”的名菜。日本有用茶水烧饭煮粥，有的还将茶做入馒头、包子中，有的用茶末做成各种茶点、茶烫，或制成面条出售。茶做成的糖果糕点，有浓郁的茶叶清香和翠绿的茶色，营养丰富，增进食欲。
       茶叶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如云南的普洱茶膏，能治腹胀、受寒、口烂、喉痛。姜茶可治痢疾，儿茶能消积食，糖茶可治肠胃，金银花茶消暑。泸州玉蝉茶厂的“抗衰茶”，选用黄芪、何首乌等中药与优良茶胚精制而成，有强身抗衰、益寿保健作用。
       茶对清洁卫生作用较大，日本用茶末制成线香燃烧，能提神去污。牙膏中加入茶叶，能防止蛀虫、消除口臭。用茶叶洗发，可使头发洁净，柔软光泽。
      
百年老药房“鹤鸣堂”

       林国祥 罗仲生
       林勋、林炜弟兄俩于清朝同治初年由福建省迁移四川营山县，后定居于南充县城（即当时的顺庆府府治，今南充市）。他俩都是读书人，同去成都应试，名落孙山。回南充后，觉得既不能为官佐政，便应当另谋济世人之业。于是林炜于城北的高阶沿开了一个铺，名“华霖堂”，因未得经营药物的要领，不几年就转营别业了。而林勋则决意创办药房，取名“鹤鸣堂”，是“鹤鸣于九皋”之意，药房位于城东南的大东街口，自此代代相传，达百余年。城里经营药业的随朝代更替，兴兴废废起起落落者甚多，而“鹤鸣堂”经久长存，中虽遭大难，仍能复兴，信用昭著，遥达千里。主要是其经营得法。
       一、购药求真杜绝伪品，取信于人
       为什么“鹤鸣堂”的药能取信于人呢？首先是采购原材料药品极其认真。药物关系到人的性命，宁肯高价买真药，也不低价购买伪品、代替品，或霉烂变质品，这些药的利润虽高数倍，若有损信誉，也决不为。
       药材多由水上运输，码头市场不免常有浸渍霉变药材廉价出售，不少同行同业，悄悄购进，经过整制出售。而林氏“鹤鸣堂”却始终坚持祖训：良心要紧，不买三药（伪药、代替药、霉变药）。因深取信于人，因此深得人心。
       二、制药依法，配药照方一丝不苟
       “鹤鸣堂”在其店后设作坊，炼适时应市的膏丹丸散，门口即为销售口。采购原药回店后，即由做粗活的徒工从事择、晒、洗抖、排除灰渣等加工工作。工序斗硬，凡应炮制蒸炒等品，必须按照祖传的方法，进行蜜炙，糖炒、酒炒、醋炒、面炒、人乳制、童便制蒸煮等工序一一依方制炼。未经制过之品，不许上柜。出售药物时，分别色形摆位，以便清点。
       “鹤鸣堂”出售的膏丹、丸散，方剂的配伍：一是先按古方再经现代名医酌情选定；二是以历代实践疗效显著，销路广泛的药为依据，裁之于册，后世子孙可照书行事。经常备有30余种服用有效，又为病患普遍需要的成药。配药时，务求真品，坚决不用代替品，一味不齐，也不下料。药品由主持官司监督检验，完全照着祖传的方法（本子所记丹口汤头）、标准、规格制炼，不得改动。从顺八属（那时顺庆府管八县，及嘉陵江上游各县），运至陕西、甘肃等省都慕名“鹤鸣堂”的光明眼药（先是鹅翅管，后改玻管），前来购买。该药选料最精，制作最细，赢得一百余年的声誉。许多离城远的乡下人进城一买就是几十管，就是本地去陕、甘经商的人也往往随带此药作为馈赠之品，收受者十分高兴。秦岭一带运货来南或探亲的人代买的数量也颇可观。“鹤鸣堂”光明眼药行行销甚远，信誉昭著，获利不少。
       长期以来，“鹤鸣堂”的健康糕、健牌丸、补中益气丸等药深受体质弱、患消化不良症者的欢迎。这些成药、糯米能补中气，但这些东西需用磨推细，因而徒工常有干不完的活，终日不得休息，这种补药生意使“鹤鸣堂”几乎变成了糕点铺。
       当时人多患风湿病，俗称“冷骨风”。“鹤鸣堂”的药麻线灸治腿肢风湿疼痛，疗效显著，城乡驰名。总计各种膏丹丸散达30余种，
       均系专门精刻木板自印内外包装、都标明“鹤鸣堂”，人们往往以服药后的包装纸作样品，托人照样购买。
       配方认真，是鹤鸣堂祖传特点之一。比如方上的苏叶、苏枝、苏梗等药决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再如麻黄与麻绒、石羔与软石羔，有些应碾破的子药，或者麦冬、莲米应去心、青皮应去穗等及其他应去毛、去皮、应煅、应烧存性的，都仔细加工从不马虎。
       发药准确无误。规定称好的药要在包装上用墨笔写上姓名，坚持不懈，又规定：（1）外用药坚持标“外用”二字；（2）发药由柜内人发，问清姓名，以防一些妇女儿童以及同名同姓的人错拿。
       三、严格药物管理
       药品的管理很重要。“鹤鸣堂”依照家传贮存药品。如洋参类用干石灰压底装箱防潮；紫桂两端用多层油纸密封；鹿茸的底盘及损伤处，用猪尿胞皮严实裹扎，以防走漏气味；淮牛夕用粗糠装存；麝香、冰片坚持用小口瓷瓶装；当归头塞瓶口，外加油纸封闭；枸杞、灵宝枣子等用石灰、杠槳伏卫保存，才会经久不扬（即回潮、氧化变态的含义）。药的保管分上、中、下品。上等珍品由主人或全权大管司管理，中、下品由一般职工管理，并经常检点。这项管理很认真，是该药房经营管理中的一项不可忽视的经验。
       四、选用忠实之人委以重任
       林氏“鹤鸣堂”徒弟，大多来自苦寒的西充县和南充县农村清贫子弟。只图“鹤鸣堂”的新徒弟来店，首先一日三餐吃得好，每月发剃头洗浆钱，每年缝制一套衣服，这些都伏于同行。“若将取之，必先与之”。上店之初的工作是：推磨、晒、择、洗、碾药等粗活，后则学切片、制、炒、蒸、煮等技术性工作。晚上学算盘和十八反、十九畏、性味气色升降浮沉等药物知识。清三年后，升为上柜做称、筹等事，待遇高于同行，使其能安心本职工作。同时还在学徒中注意发
       现忠实靠，心地善良和具有组织能力、善于管理的徒弟作为全权大管司，总揽一切，工薪优裕。每天门市部销货时收的小毛钱，次半甲甲铜钱，用一个小铁桶盛着，大管司可以随意开支此项零星小数款，用于买卷烟，午、晚打酒，或临时桌上添客加菜，主人从不干涉。如喻泽俊，来自西充农村，忠心耿耿为林氏“鹤鸣堂”鞠躬尽瘁，同行业誉为“鹤鸣堂”的“当家官”、“社稷臣”。此外，后世子孙中难免会出现居嫡而识字不多，管理不了企业，或个别不务正业等情况，那就必须依靠全权管司主持门面。因此“鹤鸣堂”维持数代“经久不败。”
       五、招揽顾客的手法
       药行业有个谚语：“干家人吃药，一家人给钱”，意即付钱的绅士粮户，配服参、茸、燕、桂等各类，以及贵重的牛黄、马宝等补品，利润是极其可观的，一般治疗感冒等普通病的药物，利润相对薄些。若有街邻找点泡饮子水的，或药引子如车前草、生姜、竹茹、枇杷叶、蘸白等零星小事，往往拣一点作为奉送。而农村人上街诊病称药，差欠屈数，说声二场补，也就让人取走。这些小方便，很能起宣传作用。久而久之在城乡之间传诵着“鹤鸣堂”的“仁义”、“厚道”，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近远驰名，生意兴隆。
       赊帐也是经营手法之一。邻近街坊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一般吃药都是端阳、中秋、年关三节结帐，平时取药挂帐。这种手法不仅方便了顾客，而且也使那些“高门大户”人家代为宣传，扩大了影响。人们都认为“鹤鸣堂”的药是信得过、靠得住的。
       “药是救命的，救人如救火。”这是“鹤鸣堂”一贯照祖训，同时还采取一些深受病人欢迎的办法。如在夜间在门内专门设铺，由员工徒弟轮流看守，不管刮风下雨，寒冬腊月，白天黑夜，只要有人叫门买药，便可立即配药，使那些身患急症，急需服药治病的人得到
       及时的医治。他们急病人之所急，这样坚持不懈百年，为病人服务，使“鹤鸣堂”的声威大震。
       六、“鹤鸣堂”的两次起落
       民国 15 年（1926 年）南充县城发生了“秦杜之变”。“鹤鸣堂”的金银、财物遭抢劫，房屋被烧毁，店上大管司莫述芝受伤，损失惨重。
       民国 29 年（1940 年）9 月 3 日南充县城遭日机轰炸，“鹤鸣堂”同遭横祸，药品房屋皆被焚毁。
       经两次劫难之后的“鹤鸣堂”，又在其老药房的原址上搭棚挂起招牌，经营三、五年又逐渐兴旺起来，主要原因是它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可见做生意“信”、“义”是很重要的。（1945年）重新修建竣工，自立木匾，刻书曰：“心存济世，百年纪念”。
       七、“生财有道，人文物阜”
       “鹤鸣堂”老药房在南充药业中，算是历史最久的中小型半加工的工商企业，最兴旺时期，学徒员工有两桌多人，以稳健经营见长，不走“狂兴暴富”道路，认为“刀利必缺”，“吃药饭应以忠厚为本”。百年来子孙遵照祖训，勤劳慎守。30年代，国内战祸不休，币制变更无常，工商企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防子孙冻馁，于嘉陵江东岸购置了田产几十亩，聊作“兔窟”之计。
       解放后，林氏“鹤鸣堂”的后代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工作能力。毕业于四川大学、广西大学、成都工学院的有4人，其中一人为研究生。1956年，“鹤鸣堂”主人和员工欢欢喜喜地参加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顺利地完成了清产核资等人事安排。林邓云鹤被南充市人民委员会任命为董事长，并发送了任命书状。林氏子孙及店员十分满意，业务信誉更为人们称道，市上许多老人评赞：可谓“生财有道、人文物阜”。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抄查之风甚嚣尘上，林家祖传的簿记，起自清朝，颇为珍贵，但害怕被视为封建遗物，若被查出，则必将蒙受罪加一等的罪名。为了避灾，竟将所有历代祖传秘方、药物制法、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的条文及各项训示等书册付之一炬，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中坝“祥顺堂”药号

       卢云清
       建国前，中坝是川、陕、甘等省的山货药材集散市场，座贾行商荟萃于此。其中，药材行业的兴起，历史悠久，早在明末清初来中坝经营药材生意者日渐增多，其经营范围和方式较广泛。有代客销售山货药材的药店业；有批（发）、零（咀片）兼售的中药铺；有办理信托业务，代客购销药材的行栈；有外地驻扎中坝采购药材的庄客和字号。且有数家企业，因其经营有方，信誉昭著，获得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名于省内外。本文记述的百年老药号——中坝“祥顺堂”就是其中之一。
       一、业务发展情况
       中坝“祥顺堂”药号，创建于清咸丰四年（1854），创始人卢祥金是笔者的高祖，原籍江西省临江府新淦县樟树镇卢氏滩头人。幼习医理，深研岐黄之术，及长悬壶济世活人，并集资经营中药业务，往返运销于江西、四川等省。入川后，定居于江油县中坝区中街（现解放中街），开设“祥顺堂”药号，经营批发广土地道药材和零售配方（咀片）为主，兼以自制膏、丹、丸、散。卢氏子孙继承祖业，从前清至建国后共历五代。1956年7月，经江油县人民政府批准，实行公私合营，旋即清产核资、经济改组，与中坝“成德堂”药号合并，仍用
       “祥顺堂”店名，卢云清（卢氏第五代）任经理，“成德堂”经理刘伯川任副经理。这家百年老店在建国前历尽沧桑，几经起伏，迄未衰败，在群众中留下良好的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祥顺堂店主谨守祖制，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古训，苦心经营，保住了“祥顺堂”药号这块招牌。特别是其药材加工精细，在炮炙工艺中严格按传统工艺制作，配方齐全完善，薄利多销，从而博得世人的称赞，深为广大病家所信赖。加之经营有方，管理得法，用人得当。从1912年到1937年，四川军阀割据，连年兵灾匪祸，社会动乱不安，特别是建国前虽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摧残，而“祥顺堂”仍能从惨淡经营中，得到生存、发展，迎来了建国后的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二、经营方式和经营作风
       第一、“祥顺堂”药号十分讲究店堂布置。民国初年，房屋建筑和店堂设备十分简陋，从1926年起，中坝建修市政，先父卢光锡便将原建的火砖龙门铺面，全部拆掉，改建成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铺面街房。前有走廊，后有客厅，东西两侧是卧室，三间铺面约200余平方米，宽敞明亮，中为过道，两侧为咀片和水药配方部，前厅为批发秤案，后厅为咀片加工房。店堂内部的一块摆设用具也力求别致。匾、额、楹联、吊牌俱全。退光漆药橱、柜台和描金瓷坛及其它装饰等，这一方面有利招徕顾客，另一方面借以扩大宣传。为了表示炮炙咀片认真，经营诚信，还在店堂内引人注目之处悬挂吊牌一幅“炼药虽无人见，诚心自有无知”，借以取信世人。
       第二、“祥顺堂”药号在业务经营中，对采购药材和加工炮炙咀片特别重视。首先，充分掌握经济规律和经济信息。诸如药市行情、群众需求、可供药材资源、购进数量、同行业的经营动态等都要认真分析和研究。其次，采购药材，主要选好“外柜”，也就是采购。一
       般说来，“外柜”往往是店主的亲信，也是左右臂膀。他们精通药材业务，善于理财，有魄力，熟悉药材市场的消费需要、货源、价格、运输、中转、税收、赚项等，以及对进什么药材，进多少，什么季节进，什么季节销出等事项都经认真考虑后定出，总结出一条“未卖出，先买入”的经营之道，把住“买”字关。卢氏后代店主重视此道，责成“外柜”必须采购地道药材，如防风、茯苓定要购云南地道产品，半夏曲定要闽中县缥福泰谦记老二房的产品。摒弃伪劣，筛拣杂物及灰渣，制作咀片坚持按中药传统炮炙工艺和添加辅料，店主到场监督。其加工精细，咀片质量优良，确保疗效，博得广大病家的信任。
       此外，在采购药材时还做到保持药品齐全和一定数量的库存储备，避免脱销。偶遇某一品种脱销，认为是药号的耻辱，不惜高价立即派人赴外地购买，以满足配方所需，减少病家麻烦。先父营业时期（1890—1940年），所经营药材的品种不下2100余味，称得上“万宝全”的药号，凡来店配方者，从未发生过品种不齐的现象，故能赢得病家信赖。
       中药咀片加工炮炙工艺精细与否，是咀片质量的关键。过去咀片加工纯系手工操作，而中药药性变化极其微妙，诸如炮、煅、炙、煅、炒、煅、炼、制、度、飞、伏、搽、□、曝、露、镯等十七法，多为火上加工，过与不及，不仅影响疗效，还可能产生副作用，“祥顺堂”药号对此非常谨慎，从未出现过失误。
       第三，利用江油特产附子的优势，创制附子膏，提高药号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祥顺堂”附子膏对风湿痹痛、跌打损伤、痰饮喘咳、腹胃冷痛诸症疗效显著，也是治疗多种虚寒性疾病的外用药物，行销省内外，深受群众赞誉。此膏在“祥顺堂”药号建立后立即开始试制，卢氏子孙继承祖业，不断完善，到曾祖启成、祖父开文两代，配方更为考究，疗效日趋显著。先父光锡（鸿山）继承祖传秘方
       “附子膏”的炼制，以附子为主要原料，配以80余味其他名贵中药材，用适量植物油和野生动物油经高温炼制，配料精良齐全。凡用贵重药材如麝香、田七、海马等时坚持两人操作，一人主锅，一人下料，互相监督，以防克扣斤两或暗中掉换，保证其质量和疗效。因此，获得了医药界和患者的好评。
       第四、“祥顺堂”药号的经营作风中保持一条传统经验，就是服务周到，全心全意为病家服务，把顾客视为“衣食父母”。全店人员态度谦恭和蔼，主动招呼应酬，端茶递水，热情接待。利用配方时间，还向顾客耐心解说中药性能、自加的药引和煎药、服用方法等事项。1908年，先父主持店务，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在当地医药界首创每味咀片号称另包法。专用包装纸上印有药名、性味、功能，按照处方清点，避免错漏，并免费赠送小巧别致的滤药器，受到赞扬。先父涉足商界，经营作风正派，讲求商业道德，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有众多慕名前来投师学技术者，造就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中药专业人才，为发展我国中药事业作出了贡献。
       第五、经营方式灵活，方便顾客。如延长营业时间，每日辰时开门，戌时关门，夜间有值班人员，随叫随起毫不怠慢。对批发的往来客户更为优惠，除少数往来户按货单实行现金交易外，大多数采取赊销的办法。由店内派出“二管事”（推销员）常年在外同往来客户谈生意和催收货款。对往来客户派来的挑运脚夫，还免费供应食宿，晚间陪同文娱消遣，利用各种办法招揽生意，扩大销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才停止赊销业务，一律现金交易。为了方便起见，扩大销售范围，还按照习惯，聘请名老中医坐堂诊病。如1942年8月聘请由重庆到中坝定居的名老中医师赖勤宣坐堂应诊，直到1954年参加城关联合诊所方才离店。此外，对来店配购零星或紧缺药品的顾客，不分贵贱一律供应，为买一厘
       麝香或一文铜钱的紫苏薷香做药引，都热情接待。
       第六，爱护商誉，重视信用。商誉是企业的生命，对外的信用是商誉的体现，涉及面非常广泛。凡与本店有往来者都要讲求信誉，如接待顾客热情、药材品质优良、价格公平合理、银钱往来守信。这是“祥顺堂”药号百余年未能在商界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这正是有代店主为药号创立的信誉作支柱。如1925年，药号因天灾人祸及修建房屋，耗资甚巨，债台高筑，企业频临倒闭。到1932年情况更加严重，店主走投无路，几欲削发为僧。后经中坝商会出面调停，债权人鉴于药店在商界多年，信誉昭著，说话算数，于是达成分期偿还和付息的协议，使药店转危为安。
       三、经营管理制度
       “祥顺堂”药号的药工，多系店内招收学徒而来。以1925年为例，全店共有药工42人，其中由本店学徒满师的就有29人，占全店药工总数的31%，故药号在用人制度上素有“窝子班”之称。凡进店学徒及参师徒弟，都要从头学起，由老药工带着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初进店的学德干的是早开门、晚关门、打扫卫生、揩油灯、擦水烟袋、提纸捻等杂活，并练习毛笔字和珠算。一年半后，才提到批发秤案或咀片加工房学习识别药材和加工。第三年即将满师，才提上柜台学习做生意，熟悉药材价格以及对待顾客的礼节。稍后视其能力，有才干者提升到帐房司帐或担任“外柜”、“管事”、“二管事”、“庄客”等职，身俸（工资）也随之增加。
       “祥顺堂”药号的财务管理也立有规章，帐房的管帐先生由店主赋予权力，是掌管财务职责的专人，一般是店主的亲信。管帐先生以下设有司帐、银柜各一人，在店主统率下负责办理全店财务收支，认真执行财务制度。即是店主家庭开销同样设有限额，另立户头，不得抽资或在营业款内任意支销，必须通过帐面。
       为了管好企业，店内订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稍有疏忽便于训斥，情节严重者即予开除。如规定在营业室内不准闲谈聊天、喀哈调笑，要求衣冠整洁、坐直立正。对全店药工和学徒，订有几条简明的号规，必须遵守。
       1. 不准偷盗挪用；
       2. 不准赌博、吸食鸦片、嫖妓宿娼；
       3. 不准在外惹事生非，聚众斗殴；
       4. 所司各职服从店主分配，工作不许懈怠；
       5. 不准吃盘戴帽（即买卖药材不准多报或少报价格，从中渔利）；
       6. 接待顾客必须谦恭和蔼，热情周到，不准诲谀顶撞或争吵；
       7. 配方时要精力集中，做到不错不漏不出事故；
       8. 二更关门，小心火烛。
       四、工资待遇和福利
       1948年以后，物价一日数度，为保障药工和学徒的收入，稳定情绪，药号对职工的身律由用法币支付改为折合食米，发放身俸时按米价折合，水涨船高。每月约3至8斗（每斗32斤），一两年调整一次，年终奖励则视企业盈余的多少而论，提成分等付给，对得力的药工和管事还要私下筹给酬金以示慰勉。
       福利方面，除使职工、学徒吃饱穿暖外，坚持每月初二、十六打“牙祭”，逢年过节或遇营业额高于往常时，则备办丰盛酒菜还劳。店内有床铺，全店人员一律留店食宿，有利于延长营业时间，提高效益。每年夏天赠给夏布汗衫，冬天除供取暖设施（烤杠炭火）外，还赠给帽子、棉鞋等。若药工、学徒患病则免费服用本店药品（贵重药品视其需要同样免费），以培养他们“以店为家”的思想，激励其忠实于企业，为药号发展壮大尽心出力。
      
成都第一家西药房——华洋药房

       陈思俊
       成都华洋药房，是解放成都第一家著名的经营西药的企业。1929年开设，地址在上中东大街58号。它的业务以西药为主，还经营原料药品、中外西药及制剂、化学试剂、医疗器材、已生材料、化装用品、玻璃制品、西药配方、照相器材等。
       药房开创时由合伙的股东组成，每年召开一次股东大会，药房的经理、副经理由股东大会委任，另由经理指定营业主任、仓库主任、帐房等职员，先后任过经理的有：刘培恩、刘梓安、陈焕卿、刘子鉴、张峻辉、赵瑞翔、赵文吉等，成立时有资金计大洋10万元。
       1940年，药房向国民政府经济部申请批准成立华洋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华华化学工业所，并向商标局申请“华洋”商标注册，得到批准的有：华洋大药房、华洋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华华化学工业所等商标专利，
       华洋药房在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方面，有一些可取的经验。
       一、业务发展情况
       华洋药房的商品来源，1937年以前是从上海的五洲、华美、华洋、中英、星新等药房购进，也向上海实学通艺馆、外商洋行订货，并在上海设有“申庄”来管进货。抗战后，上海沦陷，货源受到影响，
       药房曾派人去香港采购，从河内、海防、仰光等地进货。抗战中期，也从汉口进货。随着时局的变化，也注意从本市及内地市场进货。
       药房业务为批发、零售并举。1937年以前，川军部队用药，与华洋有不少交易，大部分是批发办理的。对固定往来客户，联系颇为密切，药房还编有川西、川北、川南等地往来客户目录，经常写报价信。对经常往来的客户，在价格上予以优惠，按照购药的数量、新价、老价各一半，或另给折扣，少收尾数等。对一般零售客户也按批发价优待。华洋药房畅销的成品药有数十种，其中灵芝十滴痨药水、儿友、补尔血、复方白松糖浆、挪威鱼肝油等，很受顾客欢迎，获利亦大。
       华洋药房的自制成药，选材认真，货真价实。制药时如缺某种原料，不惜高价收购，决不卖冒牌货，赢得顾客的信任。同时积极开展自制成药的宣传工作，如：在报上刊登广告，在电影院制作玻板广告，邀请曲艺界艺人曾炳昆等为其宣传，1946年还给制图画广告，在本市及郊区县等街头广告。1947年派员十余人去川南、川北各县，沿途大搞华洋牌广告，促进了业务的发展。
       抗战期中，药房为了不受币制贬值的影响，采取了“重物保值”的方针，改变了长途贩运，转而向邻近省地进货。内部采取了“重物轻市”，多存货以保值。门市上原料药品最多只卖半磅，批发的药品，也千方百计就近进货。同时密切注意各地物价的变动，采用函电并举的办法。抗战胜利后，华洋在上海购进大批美货“克宁奶粉”，每磅价800元，运到成都后，以每磅1.2万元出售，三个月内全部售完，获利颇大。
       1937 年，华洋设立配方部以拓展业务。随着抗战后内迁人口的剧增，中大、齐大等医学院相继迁川，外省及内地医生云集成都，很多名医如戚寿南、黄克维、项全申、翁之龙等都是医学院教授，除
       在大学授课外，还在家设有诊所，处方都在华洋药房配药。当时西药房设配方部的不多。所以生意十分兴隆。华洋还特别在上海印制处方笺，送给有联系的医师，新药说明书亦及时分送，广为宣传。医师介绍病员到华洋配方，可得20%的回扣，每月结算一次，由华洋派专人送上。回扣不在利润中提取，而是药品售价加调配方，再加20%，全部负担由病员承受。对个别医师，年节时还要送礼请客，使他们乐意为药房介绍业务。
       华洋药房在配方部的服务上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在接到处方后，专门留有记录，同时发给购药者有编号的铜牌，发药时与铜牌校对，保证了药不发错。药房还延长服务时间，不因为职工吃饭等事耽误配药，随到随配。职工因配方误了吃饭，还可视其接待处方的价格在外面吃饭报销。
       华洋药房还发展自办化学制药和肥皂工业。1946年初，聘请工程师董源孺化学制药，先后制出丹化硫、葡萄糖、硫肝等。1947年制成了华洋肥皂，利用推销“美美霜”配合宣传，凡购“美美霜”一两，赠送小型华洋肥皂一块。当年腊月三十的一天，就赠送肥皂6000块。直到华洋肥皂在广大市民中找开了销路，才停止了赠送方式。
       华洋药房所制成药及化装品，在1948年以前基本上是小型作坊的手工操作。每批产量不大，没有在产品上编号，制剂无复核制度，原料无化验制度，只以进口原装货为准，所用酒精也是买白酒自行蒸馏。1948年起，才买资中川原酒精厂的甲极酒精做原料。华
       粉）、船牌胶粉（德国货）以及亚拉伯胶粉缺货，华洋药房除高价收购外，还向本市土化师陈济光大量购进精制糖霜，后来发现精制糖霜实际上就是白糖经过干燥后研磨成细粉，即自己加工糖粉，降低了成本。1948年购置两台单冲压电机制造“儿友”和苏打片等片剂药，增加了一台电动搅拌器制作“美美霜”。从此，该店自制成药初步实现半机械化。
       华洋自制成药销售量逐年增长，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主要经验是：
       1. 选料认真。华洋药房最畅销的是“儿友”和“美美霜”。“儿友”的原料均用固定牌名，为山道年采用“先灵”、“梅白克”或苏联的“蛹虫牌”，其他原料也决不用次品克数。“美美霜”主要原料硬脂酸采用进口货，氢氧化钠用“怡默克”牌。尤其是香精，当时市价乱，同一厂家的产品也分“新装”、“老装”。玫瑰麝香精用瑞士奇华顿厂的老装，而新装质量差些。华洋药房十分注意保持一定数量的原料有货，使生产不受市场物价波动的影响，同时也维护了药品在群众中的信誉。
       2. 每批成药用量一致。对产品绝对负责，不用冒牌劣货。如果顾客购买水剂成药，发现有瓶装不满或瓶子破裂情况，只要封口完整，外盒或说明书上有自然的药潢印者，完全负责掉换。
       3. 改进包装，适应顾客需要。“十滴水”原来的外盒是粗纸牌做成，后改用上光软纸板，瓶塞亦改为软木塞。药品采用大小不同多种色装，“十滴水”就有1/4两、1/2两、1两、2两、1磅等，“儿友”有12片、50片、250片几种瓶装。
       4. 药品明码实价。除批发外，零星售药一律按销售价，使批发户可享受“华洋牌”成药的优惠。
       5. 扩大宣传，为推销开路。利用报纸、电影院、市郊区图样做广
       告，在成公中学设助学金，还向慈善事业捐赠药品和捐款支助，扩大药房声誉。
       二、经营管理制度
       华洋药房有一套较完整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对企业人员的组织培训制度。
       1. 职员来源及组织管理。
       药房职工由招收学徒而来，他们大多是与商店的经理、股东有关系的亲友子弟，少数是学生，但都要从学徒做起。1940年后称为练习生。以后也因需要公开招收过几批练习生。全店职工不足100人，主要分布在药房门市部及两个支店和药厂。
       初进门的练习生要给顾客敬烟奉茶，早晨开门营业前要打扫卫生，清洁货物，杂工要扫地倒痰盂。随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跟着老职工学生意，熟悉药物价格、包药、捆药等。在营业厅内不准抽烟、看报、下棋，更不准与顾客吵闹。登报招收的练习生，都要填写一张有股实铺保的字据，如果发生挪用、盗窃等事，损失由担保人负责。
       门市部的练习生与杂工上班不安排休息，负责部门的人员可以轮休。家住外地的职工每年腊月可请假月余返家，路费自理，临行前可借支，从年终的津贴内扣除。未满三年的练习生，春节前后不能请假，特殊情况要经理批准。职工生病，西药在店里记帐，中药自付。每月免费理发两次，1938年至1940年，每个职工发过两套芝麻布制服。药厂有篮球场、有文娱室，购有留声机、收音机、收扩两用机、乐器等。
       2. 业务知识培训。
       为了提高练习生的专业知识和文化水平，华洋药房开展了职工培训工作。赵瑞瑚任经理时，在关门休业后召集职工上课，内容
       有标准药名及别名、会计及商业往来知识、英文药名、珠算等。
       对西药来源，一种药品的中文名称不止一个，如高锰酸钾就有锰酸钾、灰锰氧、孟强灰、白马挥等名称，苏打又有小苏打、重碳酸锰、酸式碳酸钠、碳酸氢钠、重普等名称。赵玉珊编制了标准名词本、别名本、标准订价本，要求所有人员逐步熟悉各种别名，适应业务需要。
       外文名词亦由赵玉珊辅导学习，主要是汇集标准名词及能查到的外文别名，有英文、拉丁文等。
       学习会计及商业往来常识性方面的知识。会计要求学习珠算、学九二号码、阿拉伯字及会计科目的确定、借贷、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的制订、财产目录的分类等。商业往来知识主要是学习等各种信件，在推销药品、收帐、往来户来信要求降价等方面，信价内容既要达到店方要求，又无损双方往来关系。
       3.“四角号码”的运用。
       “四角号码”是华洋药房在业务管理上的一个重大创举。由于标准药名和订价本按西药名词字母先后顺序排列，练习生多数又不识英文和拉丁文，赵玉珊便用“四角号码”将中文的次序排列，取每字的右上角，如澳为3000、磺化钾为1280，如药品中文超过四个字，只取前四个数字，再按阿拉伯数字依次排列。库存药品存放、会计记帐也按此法，收到显著效果。
       4. 几条简明的“号规”。
       华洋药房的“号规”并未明文公布，却成为约束职工的不成文法。
       ①不准偷盗挪用；
       ②不准吃盘代哺（即卖出或买进货物不准少报或多报价格，从中渔利）；
       ③服从分配，对所分工作，不许抗拒；
       ④不许个人经营本企业经营范围内的私人生意；
       ⑤不许代亲友及同业买卖药品（非营利性质的药品及事先请示者例外）。
       违反上述规定者，一经发现，立即开除。
       5. 量才用人。
       华洋药房在职工中的选拔晋升，采取了寓学习于实践中的方法。学徒三年中，通过业务知识的学习、工作实践的锻炼、实际考核，合格者将得到晋升。不合格者取其长处使用，差者派去成品房干包装或重活。这样，学工为达到要求的水平，兢兢业业，努力工作。
       三、扶持技术力量
       为适应企业的发展，华洋药房认识到必须认真培养和扶持技术力量，依靠技术人员的专业管理来完成企业新的要求。在经营西药的同时，药房开展了化学制药、制作化妆品、制皂工业和酿造工作（酿造酱油，与上海星新药厂合作），成为多种经营的化工工业实体。
       企业的发展需要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当时延揽技术人员须付出很高的代价，且聘请的技师又不愿传授技术。药房十分重视这一问题，下决心在职工中培训技术力量。他们选拔了一批人员去基础教育年会学英语，聘请华西药厂刘祖父、四川大学外语系学生林绍全为英语教师，工程师董源为化学教师。先后送十余人到国民政府卫生处举办的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药剂士训练班学习。还积极支持职工自学。到1949年，企业中部分人员达到中级水平，技术力量大大增强，对经营进口西药、调剂西药处方、协助制药、代理药师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华洋药房向综合性制药的方面发展，在业务上保持了优势。据不完全统计，华洋经营的产品，可以与之竞争的只有重庆中华药厂的“克立脱”（即贝母精）、民生药房的“金灵丹”和药友药房的几种制剂。而其它厂的药品均不能与“华洋老牌”匹敌。尤其“美美霜”销量年年增长，华洋肥皂亦产销两旺。
       建国前夕，法币不断贬值，华洋为保值保货，除买卖药品，还介入黄金、银元交易，但只是昙花一现。新中国成立后，华洋药房实现了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什邡烟厂六十年

       郭立人
       什邡卷烟厂解放前称为益川工业社，解放后更名“益川烟厂”、“工农烟厂”。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烟厂之一。所产雪茄，不但其生产规模居于全国首位，而且品质优良，在国际国内都享有较高的声誉。现在已成为中国烟草总公司生产雪茄和卷烟的骨干企业。
       该厂的创始人是王叔言，是什邡县两路口人。1918年王叔言将祖遗田地20余亩抵押后，迁往成都。因家境渐贫，被迫另谋生计。开始由他的妻子和一个姓施的亲戚在家里学裹烟，以增加收入。不久，便试制成一种两头小，中间大，形似青果又象栀子花苞的雪茄烟，取名“青果牌”，投放市场，受到欢迎。当时成都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有钱人吃栀子花，无钱人吃烟锅巴”。
       1923年4月王叔言又从成都迁回什邡，变卖了几间街房，在城北小花园街雇了十多个工人，正式生产“青果牌雪茄”，雪茄烟作坊（即益川工业社）正式建成。由于卷烟烟支的内胚用烟叶包裹 \( ^{①} \) ，工艺标准难以掌握，王叔言便进行研究，创制出了一种木质工具——卷胚器，用纸皮代替烟叶来裹制内胚 \( ^{②} \) ，生产“民生牌雪茄”烟。这样，既减少了烟叶的耗用量，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卷制的工
       效和烟支燃吸时的通气性，之后，又增加了“吕宋烟”。全作坊增到30多个工人，称得上是个小厂。
       1935 年该作坊发现用冬青胶（女贞果浓汁液）掺合涝糟汁作烟叶辅料发酵加工后，卷制的烟支。能产生一种奇异的香气，吸起来味道特别醇和。经过较长时间的摸索，摘配方比较和发酵试验，研制出一种醇味烟 \( ^{®} \) ，牌名“淡芭菰”，首先在民生工厂门市部展销。由于什都是名晒烟产区，人们喜欢吸食浓味型雪茄 \( ^{®} \) ，对醇味型雪茄，尚不习惯抽吸，因而淡芭菰在县境内销量甚微。为了寻找销路，作坊在成都科甲巷租了一间铺房展销雪茄产品。但因派去的人不熟习行情，加之产品又无名气，生意仍无起色。
       为扩大销路，站稳脚跟，该作坊于1937年迁至什邡外南街（即今厂址所在，正式命名“益川工业社”。注册商标有“淡芭菰”、“爱国”“一枝香”、“民生”等十几个牌名。这年秋因抗日战争爆发，交通逐渐阻塞，外地商品难以运进，而入川人口增多，市场上烟支匮乏，为该社产品销售提供了良机。经过多方了解，得知什邡叶烟在川东南一带颇受欢迎，便托人到泸州张贴广告，雇人沿街宣传叫卖推销；同时又在大河街口开设了“四川什邡益川工业社东南区泸州总经销门市部”，大力宣传，积极活动。后来，泸州烟业界在“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爱国口号影响下，把益川产品当作“国产名品”，多方加以扶持，产品销量逐渐增加，声誉与日俱增。1938年“爱国牌雪茄”曾参加莫斯科世界农产品展览会。
       泸州辖区打开不久，又有兰州的“背子” \( ^{®} \) 背药材来川，回去时带上雪茄烟在兰州、天水等地销售。由于醇味雪茄烟灰白味醇，烟香诱人，很受欢迎。该社得此消息，便大量赶制醇味烟，并派人长驻甘肃兰州批发销售。每次到货，人们争相购买，不能满足，促使当地烟商直接来厂购货。由于兰州辖区比泸州辖区更有利可图，在供不
       应求的情况下，烟厂压缩泸州销量而将产品大量销往兰州、天水，后又延伸到陕西、青海、新疆等地。至此，生产更加发展，资本日渐雄厚，到1940年，产销两旺，已达到新的高峰。此时该社买得20余亩田地，扩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该年从事生产的人数已达1200人，全年产烟9000多箱，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据1940年四川省银行什邡办事处的《营业调查报告》记载：什邡唯淡芭蕉叶烟一项为出产大宗，陆运西北线，至陕、甘、山西、新疆等省；水运东南线，经过广汉而达金堂县的赵家渡，沿支流以转运至内、叙、泸、渝、万等地，或出口宜昌，或运销昆明，达到了自开业以来的极盛时期。好景不长，这种兴盛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便急转直下走向衰颓。1942年雪茄烟产量减少到260余箱，到次年降为190余箱。仅剩下20余名工人留守生产。只好采取旺季生产，淡季停产的办法来维持局面。
       益川工业社由盛到衰如此迅速，究其原因，不外有四：第一，由于抗日战争中期，雪茄作坊遭勃兴起（据1941年什邡税务公所的《全县土雪茄烟商移交清册》记载：当时，什邡的雪茄作坊如雨后春笋，多达60余家），销售竞争异常激烈，打破了益川工业社长期奇货独居的局面，销路由宽到窄，销量大大减少。第二，当时市场十分混乱，各种冒牌假烟破门而出，用烂梨胶代替冬青胶冒充醇味烟，产品运往兰州途中就霉变了。由于类型相同鱼目混珠，该社产品声誉受到影响。第三，西北销区走向不景气的时候，日机又将泸州城北炸毁，该社的门市部未免于难，致使东南区一带销量减少。第四，在生产迅速发展，产量增加的情况下，生产的烘培设备没有跟上，气候潮湿时，醇味烟成批霉变，大量积压。
       到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美国卷烟涌进我国市场，造成本国雪茄烟价惨跌，早已奄奄一息的益川工业社更加难以支撑。
       据1945年9月21日该社向财政部川康货物税局什部分局提出的《为滞销价低，无利可获，呈报暂行停业请示备查由》：“穷散厂所制之爱国、淡芭瓶、小淡芭瓶、各牌上雪茄烟，在7月以前，尚能推销。自敌寇投降，抗日胜利消息公布后，销场骤然停滞，其售价比前几跌2/3，近更无人过问矣！不能不决定停业。货物价跌至一定之程度，销路有恢复之可能时，再行呈报复业。至于现在之材料，成品，尚有毛烟19捆 \( ^{①} \) ，么烟13捆，烟芯、烟渣约120斤，已成品之爱国雪茄300支，淡芭瓶未装散支2万支，小淡芭瓶3.8万支。除请驻厂员查验外，理合呈报”。可见当时该社外境之窘迫，家底之微薄已到何等地步。后来，雪茄烟价格逐渐回升，该社又继续惨淡经营，勉强支撑到解放之际。
       二
       1951年4月国家接收了盆川工业社，并派员正式管理，改名“公营益川烟厂”。该厂发生了质的变化，什邡县人民政府和省财委会对该厂给予了大力扶持，先后拨款作为生产和基建资金，使生产得到快的恢复和发展。同年秋季，厂里购置了卷烟机、切丝机和压梗机，聘请了一批技术工人。县人民政府又调来动力机和发电机，为机器的运转配套。雪茄烟生产由传统的手工操作，改成了半机械化生产，大大提高了卷胚、切丝的工效，提高了原料的利用率。加以当家作主后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促进了雪茄产量的增长。产品以工字牌为大宗，配合生产狮牌、爱国牌醉味烟。首先在成都开了纸烟店代销，在宝鸡、西安设立了推销点。这时雪茄产品大部分销往陕、甘、宁等省，少量销往京、津、沪等地。
       该厂于1952年10月2日与公私合营的崇实烟厂合并，全厂职工人数增加到371人，产品新增了浓味型的《全叶卷》“新中国”和“方亭”牌两种，销区又扩大到湖北省，在沙市设立了推销处。之
       后，又先后合并了公私合营的“裕华”、“大生”、“新都”、“广汉”四家烟厂，规模空前，设备增加，生产更加蒸蒸日上。到1954年国家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激发了工人的生产劲头，掀起了一场技术革新的浪潮。制皮工序采用切皮代替剪皮，提高工效13倍；整形工序将剪头改为锯头，提高工效5倍；压烟工序改进了压烟结构，提高工效1倍；卷皮工序创造了三快操作法，产量大幅度上升。从6月起将全部产品交由什邡烟酒糖业专卖公司包销，撤回了各地自设的推销处，结束了自产自销的历史。
       1958 年至 1959 年，为了改变设备和机修能力极差的状况，厂内又掀起了一次技术革新，成功地制造圆盘锯 2 台、铁木结构车床 1 台、钻床 1 台、锯床 1 台、制烟工具 30 多件。各工序亦纷纷改进操作方法，如封烟工序采用“扯桶封口”的流水操作，人均日产提高工效 3000 支；卷外皮工序改进“反顺手”操作，人均日产提高工效 200 支；切皮采用“梭梭皮”的操作，提高原料利用率 12%；压烟工序试制成功联合压切装置，提高工效 4.2 倍。此外，还着手高级雪茄外皮的栽培试验。以上活动为后来自制设备奠定了基础。
       该厂在发展生产上，特别注意革新挖潜，在改进设备上肯花大力气。1963年从外购来两台卷烟包装机，当时还没有生产卷烟，而急需的雪茄包装机国内又难于买到。于是厂里组织技术力量将其改成“工字牌雪茄”包装机，改变了手工包装的旧面貌。
       努力增加品种，是该厂的奋斗目标。为了填补我国雪茄在国际市场的空白，1963年厂里决心研制高级雪茄，打开国外销路。1960年初，贺龙同志在成都省府礼堂接见了该厂党委书记李振明，鼓励该厂研制高档雪茄出口。他说：“你们要先把雪茄烟外皮这个难关攻破，在几年内把问题一个个解决好，把东亚雄狮的声望树起来”。他还将毛泽东主席送给他抽的古巴雪茄烟转赠给厂里研究。在中
       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厂里改制了雪茄烟的包装机，“长城牌雪茄”问世了，并于1966年正式出口，销往港、澳、新加坡。由于质量稳定，受到外商欢迎，在国际市场声誉卓著，保持了十多年的免检出口。据香港德信商行反映：“有一批爱吸长城牌的顾主，他们要求供应不断线”。1970年长城牌雪茄参加了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举办的“十七届国际博览会”，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生产卷烟，是该厂15年来的一件大事。1969年，市场卷烟供应紧张，由国家按户分配。厂里决定试产卷烟。在雪茄烟叶配方混级发酵试验成功后，稳定了卷烟的产品质量。由于卷烟产量、质量不断提高，不但解决了供求紧张的矛盾，还保证了卷烟的敞开供应。该厂从此结束了单一生产雪茄的历史，进入雪茄与卷烟生产齐头并进的时期。
       卷烟初上马时，由于包装机的运转还不正常，影响产量。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厂里采取了派人出去培训和岗位练兵的措施，同时还对包装机的七个部位加以改造，即：①内衬纸下线辊；②下外包纸部位；③转动齿轮及加油箱；④安全离合器；⑤A型下烟部位；⑥将往复式风泵改成长吸式风泵；⑦自造4—5A型风泵。由于技术员和领导紧密配合，短期内就改造好5台包装机，使台班产量突破原来的70箱，再破100箱大关，卷烟生产突飞猛进。压烟工序（使“工字雪茄”烟支定形）也很快连破双关，1971年制成了铁木结构的压切机，将三个工序的手工操作变为全机械化操作（即将烟支压方、切齐）。后来又将它改进成为链辊式定形机，比初制时，提高工效3倍多。
       生产涂布纸，也是厂里的重点科研项目。涂布纸的小试工作是1974年初与重庆造纸研究所协作进行的，样纸完成后，交由青城纸厂小批量生产，接着用涂布盘纸卷制成峨嵋牌微型雪茄。烟
       一问世，就受到顾客欢迎。因涂布纸的需要量增大，青城纸厂一时难以满足，该厂决定自己动手造涂布机。他们参照青城纸厂的涂布机实样，大胆改制，完成了涂布机的制造。用涂布盘纸卷制的“峨嵋牌雪茄”，1974年底在广州展销会上受到英国皇家评烟协会代表团的好评。随即远销港、澳、东南亚各地和罗马尼亚。用涂布盘纸卷制的微型雪茄，引起了国内各雪茄厂的仿制热，一时风靡全国。
       1976 年由于生产的发展，生产设备短缺的问题突出。该厂邀请省、地、县属 19 个单位，组成制造卷烟机协作组，经过 14 个月的努力，制成卷烟机 15 台，雪茄生产量突破 10 万箱大关，卷烟生产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雪茄用卷盘烟草薄片的研究，是轻工业部烟草研究所与烟厂协作进行的。研制成功后，由轻工部科学研究院出面邀请全国有关烟厂参加，于1980年8月正式进行鉴定，荣获轻工部重大科技成果奖。
       1980 年厂负责人赶菲律宾考察，回厂之后，与技术人员一起研制成功高档雪茄烟，既吸取了菲律宾雪茄烟长处，又有保持了自己特色的全叶卷烟，取名“宝光牌雪茄”，同时还利用自产涂布盘纸的优势，研制成功了淡味型的“怡牌雪茄”，此种产品味清甜，风格迥异，深得消费者的赞赏，又一次引起了各地的仿制热。1981 年美国苏威士父子公司总裁麦科米克率领的技术商务代表团来厂洽谈业务，对宝光、怡牌雪茄评价很高，说：“过去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好的雪茄烟厂，能做出这么好的雪茄烟”。
       近几年来，该厂陆续研制成非叶卷的“金顶”、“紫罗兰”、“映山红”、“四川”牌等微型雪茄。能生产浓、中、淡、醇各种风味和类型的全叶卷、半叶卷、非叶卷等20多个品种规格不一的雪茄产品，在国
       内同行中名列前茅。省轻工厅先后授予“长城”牌名牌产品及“宝光”、“峨眉”优质产品的称号。自1972年起，先后有北京、上海、四川等电视台及四川画报社来厂拍摄雪茄烟生产状况，向国外宣传。目前雪茄烟的销售已遍及22个省、市、自治区。
       现在，烟厂生产出20多个牌名的卷烟。其中，烤烟型的“金菊”、“百合花”，混合型的“三角”、“都江堰”先后荣获省轻工厅授予的优质产品称号。1984年卷烟产量达到16万多箱，基本满足了成都及川西北和川南地区的需要。
       解放后30多年来，该厂生产发展很快。1984年与1950年相比，雪茄烟的产量由360箱上升到17万多箱，增长了480倍；上交税利由7000元上升到7500多万元，增长了10070多倍。该厂占地面积10万多平方米，拥有机械设备300多台（套），职工2000多名。1984年新建了750千瓦的热电站。发展前景将更加可观。
       注释：
       ①包裹烟丝的内胚和外皮，均用烟叶卷制成，名叫全叶卷。
       ②用纸皮包裹烟丝卷成内胚，用烟叶做外包皮，名叫半叶卷（解放前名叫改良型）。
       ③雪茄烟按吃味浓度的强弱，通常分成三种味型：浓味型、中味型、淡味型。淡芒菰、爱国牌风格迥异，吃味醇和，因此特定名为醇味型。
       ④即雪茄烟叶的草味，劲头大，烟味浓，吸之过瘾。
       ⑤专靠背 指物资谋生的人。
       ⑥每捆50斤。
       ⑦用卷烟或涂布盘纸包裹雪茄烟丝的名叫非叶卷烟。
       徐式文协助整理
      
川康区食糖专卖概述

       杨修武 钟时懋
       1942年1月16日，川康区食糖专卖局（以下称区局）宣告正式成立。局地设在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内，同时在内城内道门口华懋公司设了一个业务接洽处。没过多久，财政部长孔祥熙要求把它迁到内江，理由是“此间为成渝交通中心，水陆要冲，为产糖最多之中心区域”，便于就近管理。
       2月14日，区局迁抵内江，第二天便开始办公。办公地点先是租用沱江中学校舍。当时因日机空袭频繁，沱江中学师生全都疏散出城了。事隔一年左右，沱江中学师生纷纷要求迁回，催促退还校舍，这才决定购置内江朝阳城垣萧姓新建亮庐作为永久性局址。计有大小房舍70余间，地皮2亩余，当时评定购价为225万元。
       财政部为了督导四川、西藏两省的业务起见，特设置了川康区食糖专卖局董事会。会所设在重庆莲花街7号。董事会设董事7至9人，除川康区食糖专卖局长任董事外，其余的由财政部指派，董事任期三年。首届董事会董事有陈长衡、何壮衡、潘昌献、武汉三、吴晋航、赵巨旭和曹仲植等7人，陈长衡被指定为董事长。下列事项应经由董事会决议，并报告财政部核准备案：1、业务计划；2、重要规章；3、预算、决算；4、资金筹集；5、专卖利益的比率；6、红利及奖金的分配；7、分支机构的设置及裁撤；8、重要职员的任免；9、财政部其它交议的事项。
       成立之初，区局的内部组织机构只设了三个科，即总务科、业务科和财政科。以后，又陆续增设为四科五室，其具体名称及主要职能为：财务科，办理现金出纳及管理票据事项；购销科，办理川康区专卖糖类的购销、运销、查缉及其他有关业务事项；产制科，办理川康区专卖糖类的产制、改良事项；总务科，办理文书及不属于其他科室的事项；统计室，办理本局统计事宜；会计室，办理本局及各分支机构的社会审核岁计事项；人事室，办理人事事务及其他有关事项秘书室，承局长之命审核文件、办理机要事项；督察室，督导各分局、处推广业务。
       区局根据重庆、简阳两个办事处的提议，曾打算再增设一个技术室。他们在向财政部的呈文中说：“惟关于促进甘蔗生产及糖类制造改良属于技术问题，非有专家集体与较长之时间从事研究，难有圆满之成就。川康各地糖产均系因菱旧法，有待于改善……在本局成立技术室，罗致专家20人，共同研究，改善产制方法。先就本局新设场试办，逐渐推及商业……”但财政部对这一十分有益的建议持否定态度，借口食糖产制“以暂不直接经营为原则”，指令“暂毋庸议”。
       下辖的分支机构采取的是办事处、业务所两级制。区局在四川、西康两省的蔗糖主产区，重要集散市场和交通要道先后设有21个办事处，另在宝鸡、巴东分别设置西北、豫鄂两运销处（与办事处同级）。而办事处下辖业务所多少不等，有的如内江、资中多达7个，有的如威远则只有2个，甚至有的一个也没有如雅安。从1943年1月起，原有的各办事处除雅安外，均先后改称分局。分局及其前身办事处均分为三等：一、二等办事处各设总务、财务（后改称会计室）、业务三课、三等仅设总务、业务两课，未改称的办事处不设课，只设股；在人员配备上，一等最多不超过30人（练习生、录事在外），二等24人，三等18人。
       川康区食糖专卖局下辖的各分支机构一览表（1943年10月）
      

分支机构分类	等级	所属业务所	备注
内江分局	1	茂市镇 樟木镇史家街吴家铺 东兴镇 便民乡 龙门镇	以上一等分局共四个
资中分局	1	球溪河 甘蹋乡 太平乡 苏家乡 熊山镇 发轮乡
石桥分局	1	三星镇 平泉镇 五凤溪 平武乡
重关分局	1	青木关 蔡江 江津 涪陵合川
成都分局	2	新津 邛峡 眉山 二江溪
资阳分局	2	王二溪 南津驿 保和乡
赵镇分局	2	准镇 竹箐寺 广汉 中江
牛佛渡分局	2	富顺 隆昌 李市乡
德阳分局	2	黄许镇 什绵 八角井 绵阳中坝
宜宾分局	2	安边 蕨溪 广高 李庄
渠县分局	2	巴中 达县
西北运销处	2	西安 兰川
豫鄂运销处	2	老河口 茅坪
遂宁分局	3	太口镇 钢梁 南闸 乐至	以上二等分局共十个
泸县分局	3	南溪 叙永 合江
万县分局	3	双江 开县
键为分局	3	育神 乐山
威远分局	3	荣县 自贡
会理分局	3	西昌 肇塞
广安分局	3	南充 邻水
仁寿分局	3	杜斗 禾嘉
广元分局	3	以上三等分局共十个
雅安分局	3

       内江县最早并没有设分支机构，这一带的业务过去均由区局直接办理，由此要占去区局全部精力的3/10。在其他各地的办事处均成立了半年之久，区局才决定：“兹为减轻本局负担，俾得全力筹划川康两省及豫鄂、西北等省业务，并谋赣商办理完纳专卖利益手段便利起见，故在内江设处统办内江县境各所业务”。办事处设在内江华陀街13号。其管辖的7个业务所的所在地址为：茂市镇业务所在该镇正街23号；樟木镇业务所在该镇镇内，具体地址不详；史家街业务所在史家街的江西会馆；东兴镇业务所设在该镇田坝街16号，便民乡业务所在该乡惠民宫；龙门镇业务所在龙门乡河嘴上；吴家铺业务所设在荣昌县境内的吴家铺中心路1号。内江办事处所辖区域由于密迩区局，又处于赣业中心，因此一开始即被定为“示范区”。办事处刚成立月余，区局即组织四川、西康两省各地的办事处主任、业务所及豫鄂、西北运销处处长来内江，要求他们“参观此示范区之一切，以参照改进各该辖区之业务。”
       孔祥熙任命的第一任局长是他的亲信曹仲植，山东人。曹仲植上任后，也如法炮制，网罗和安插了一大批亲信和同乡。据当时担任过赵镇分局局长金振声回忆说：“曹一到位，即用捆帮方式，把各县、市的分局长和有关搞钱的职位，尽量派上他的亲信和山东同学人。如内江总局长翟子端（系曹之同乡）、继为分局长张文燮（曹之同学兼亲信）、成都局长王某、重庆局长张某、万县局长丁世琨，以及内江、资中、资阳、简阳、富顺、德阳、泸州、宜宾、隆昌、威远、仁寿、渠县、广安、会理等县的分局长，连同豫鄂运销处及西北运销处的处长，都是曹的山东同乡人。一时之间，有非‘孔系’与‘曹帮’，即无从向‘食糖专卖’问津之势。”从当时区局的职员登记表中也可以证实，在占总数一半的外省籍职员中，山东人也是最多的。于是乎，上行下效。宜宾分局长马希文更是公然宣称，四川人不可用，尽用
       亲属滥竽充数。这些人都有待无恐，骄横跋扈，敲榨民众，同时也直接间接地触犯了当地袍哥、绅粮和在乡官僚的利益，从而激起了川康区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当时到过内江的冯玉祥将军对此略有所闻，他曾撰文说：“听说这里的食糖设有专卖局，专卖局局长也是一位与特务有关系的人，大发横财，弄得全四川的人都起来反对。起初执政的人拿定了主意，民众们骂，就叫他们骂去，反正不听他们，后来抢钱抢得太不像话了，这才把抢钱的局长换掉。”1943年6月7日，孔祥熙不得不下令：“本部川康区食糖专卖局局长曹仲植呈请辞职，应予照准。”随后，又于7月3日发生新的任命：“查该区局局长曹仲植辞职，已由部改派甘绩继继任……”。甘绩继是张群举荐的，原来曾在川军刘湘部队中任过要职。这实际上是孔祥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四川地主势力的一种让步。从这以后，专卖机构与各方矛盾有所缓和，局长一职也就一直没有新的变动。
       二
       在筹设食糖专卖机构的同时，拟制各项专卖法规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这项工作主要由财政部国家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承担。前前后后拟定的除《战时食糖专卖暂定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主要法规外，仅各项附属章则就有11种、各种书表单证格式达34种之多。财政部参事厅提出要求：“为求切合实际业务，使执到时不致稍有杆格起见，所呈各件拟请发交筹备业务主管人详密研究实际情形，签具意见，再行核定，俾能适合需要。”可以说，这项工作还是比较积极而慎重的。然而，一经付诸实施，即如时人所言：“因事属创举，多无成规可资援依，致每每发生实际窒碍问题。”
       2月15日，也就是区局迁抵内江正式对外办公那天，《战时食糖专卖暂行条例》共八章63条经国际最高委员会常务会通过后，
       由国民政府明令在川康区先实施。4月8日，财政部又公布了《战时食糖专卖条例实施细则》五十条。紧接着，又相继制定下达了一系列单行规章办法，计有：《甘蔗、甜菜种户登记暂行办法》十二条，《制糖厂商管理暂行规则》十二条，《糖类评价委员会组织规程》十二条，《食糖专卖区内糖清管理暂行办法》九条，《食糖专卖区内糖蜜（或称漏水）管理暂行办法》七条，《食糖承销商、零售商特许暂行章程》二十一条，《战时食糖专卖查验暂行规程》十四条，以及《缴交平衡费暂行办法》七条，《糖栈管理暂行通则》十四条，《食糖专卖区内存糖处理办法》八条，《战时食糖专卖运输规程草案》十二条；等等。所有这些，当时大都见报，希望以布告的形式四处张贴，区局在第一次业务会上所作的第一项决议，即是把各种法规由总务科赶印出来，分发各地糖业工会，并要求三日内要印出一部分先行发给内江的各糖业工会。
       概括起来，上述法规的内容要点及实施情形如下所述：
       （一）甘蔗种户登记。甘蔗、甜菜及其他制糖原料的种户应于始业前一个月向当地专卖机关申请登记。登记的内容有：1. 姓名、住址；2. 品种；3. 种植的面积及位置；4. 轮种或连种；5. 成熟期；6. 产量的估计；7. 生产费的估计。专卖机关进行登记的目的，表面上似乎是其编写的《食糖专卖歌》所说的：“糖专卖局据申请，细加审核拿主张，如果种植嫩太多，或是妨害种粮食，就加限制使减少，免得过剩成恐慌。”而事实上，则是想把食糖从原料生产开始就牢牢地控制在手心里。自然这是一条到行不通的死胡同。曹仲植本人也看出“一般蔗农一向习惯于自由种植，强行登记，或易招致不良效果。”况且，登记的工作量也太大。以内江一县为例，当时人口是57万多人，蔗农竞占了75%，若要按要求一一登记，确非易事。因此，区局后来只得改“登记”为“调查”，办理种户调查，并限各分支
       机构自 1943 年 5 月 1 日至 7 月底的 3 个月内办理完毕。
       （二）制糖商的管理。据1943年底统计结果，川康区制糖商家总计为7789家，其中内江及附近的几个县近占了一半，内江县为930家，资中县为939家，简阳县1082家，资阳293家，威远63家，隆昌15家。如此数目巨大的制糖商也必须按规定在开业前或有变更时向专卖机关申请登记，登记的项目有：1.名称及代表人姓名、住址；2.资本额；3.制造方法及设备；4.每年生产糖类品种及数量；5.每年开工和停工时间；6.专卖机关指定的其他登记项目。开业后，必须依照专卖机关核定的价格采购制糖原料，并要在营业帐薄中逐日记录下列几个内容：1.原料的种类、数量及购进处所、日期暨价格；2.使用原料的种类及其数量；3.成品的种类及其数量；4.成品储存处所。食糖制成也必须于十日内悉数缴存当地专卖机关所设的公钱或指定的商钱，然后由专卖机关依照财政部核定的价格进行收购。这些名目繁多的条条框框，使制糖商陷于严密的控制之下，他们非常不满，强烈要求“扼要管理，务期简单、实用。”曹仲植则摆出姿态，作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改善”。他决定：“各制糖商在开工期间的产品登记、转移等，仍需遵照原有的规定，适用产品登记簿、转移簿及旬报表等填报办法。但可参照糖统税时的制糖日记簿和售糖手册内容，重新设计，务求简单适用。至于产品旬报表可改为月报表，每月填报一次。”
       （三）糖类评价。专卖局的各分局或办事处在该管区域内设置评价委员会。评价委员会由7至15人组成，除当地专卖机关主管人员为当然委员外，其余成员由专卖机关聘任当地党政要人、商会、糖业公会人员及公正士绅来充当。评价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1. 评核各种制糖原料及半成品（如糖清）的产制成本；2. 依照该区域内糖类原料及半成品成本及合法利润，并参酌产销及消费状况，
       拟定各种糖类收购价格：3. 评议专卖机关其他交议事项。评价活动一般在每年甘蔗将届收获之前（10月份）举行。核定的糖价在施行相当时间后，若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制糖成本发生重大变动之时，则要求根据一般物价上升指数予以适当调整。但是，专卖机关经常故意推迟对糖价的评定和调整，有时持续四、五天之久。由于时间相隔过长，物价上涨幅度又快，生产成本必然随之日渐增高，有时甚至出现生产成本与核定价格持平，甚至超出。1942年年度白糖每万市斤成本价格为158.200元，核定价格为144.000元，仅占成本的90%。同时还要征收30%的重税。宜宾分局当时有一篇呈文说：由于“核价过低，蔗农、糖房不敷成本，且米价已由130元涨至500余元，而糖价不增，则促成减产，激有黑市。”
       （四）销售商管理。《战时食糖专卖暂行条例》规定：国家实行专卖的食糖种类包括白糖、红糖（或称赤糖、乌糖、黄糖、黑糖等）、桔糖、方糖（或称块糖）、糖精和冰糖以及其他为财政部所核定的糖类；食糖及糖的加工原料及其副产品，非经政府收购或经其许可贩卖者，不得贩卖。因此，销售商经销食糖必须经专卖机关特许。当时销售商分承销商和零售商两种。承销商要具备三个条件：1. 在本区域内经营糖业三年以上具有信誉者；2. 经营资本在2万元以上者；3. 承销能力每月在50担以上者。而在专卖区域内有一定营业所并有售糖经验的正当商人则可申请为零售商。承销商出售给零售商糖类的价格，应以专卖机关的批发价格加必要的运杂费及承销商应得的合法利润为标准。原来，专卖机关为了减少利润分享的层次，借口“减少剥削并减轻消费者的负担”，曾试行为承销商与零售商合并的制度，结果并不理想，原有的零售商9999家遵令改兼承销商的仅29家，其余的均因资本或销售额不足难以达到承销的标准而无能为力而承商则无一家中请兼营零售。但孔祥熙不死心，
       仍强令专卖机关“先在成渝两市彻底推行，俟两市办理就绪后再行推及他处。”
       （五）酒精原料管制分配。1942年11月3日，由行政院通过并颁布的《川康境内各酒精厂所需糖蜜（漏水）、桔糖、红糖分配办法草案》规定：由专卖机关调查可能供给数量，呈请财政部核定，经济部及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审查配定各厂采购数量，交由专卖机关签发准购证与酒精厂，持证到指定地点及糖商购买，在此之前，各酒精厂采购酒精原料均系自由采买。区局接到此项草案后，立即拟定了详细实施计划，连同可能供给数量一并呈请财政部核示。但是，直到第二年3月，财政部经与有关部门商议后，方才下令实施。不料，一些地处边远及产量零星的地方，各酒精厂均不愿前往承购。不得已，财政部只得放宽政策，对会理、雅安、万县、梁县、宜宾、键为、遂宁、广安、重庆、成都、德阳、赵镇、仁寿等13个分局（或处），辖区所产的酒精原料（糖类），准许自由交易。不久，又再度让步，同意红糖恢复自由交易。但内江、资中、资阳、简阳、富顺、威远、荣县、自流井、泸县、纳溪等10县市所产的红糖，东面不得运出隆昌，西面不得运出荣县、南面不得运出泸县、纳溪，北面不得运出简阳。上述10县市的桔糖、漏水则仍予管制。可是，红糖制造酒精时化糖较难，各酒精厂多无化糖设备，加之价格昂贵，不乐购用。限制区域内红糖大量积压，夏季天然则出现溶化流折，损失甚巨。糖商们怨声载道。曹仲植也深感执行“前行之分配办法，困难殊多”，只得改行“各酒精厂持证向川康境内糖商自由购买，不受区域限制。”
       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实质上就是千方百计地采取最严密而可行的手段，把专卖区域内的各种糖类从原料生产、加工制造到销运，以及副产品的加工，全部置于专卖机关的控制和掌握之中，以便从中牟利。
       川康区实行食糖专卖之前，是1940年12月10日开始的由川康区税务局征收的糖类统税。根据《糖类统税征收暂行条例》规定：国制糖类统税征收时，按其装置的容器或包装为课税单位，依照产地附近的批售价格征收15%。这一糖税改策只推行了一年多。次年2月，川康区税务局便下令：“……所有征存糖款，应即悉数解库，并将余存票列明册核查；各县糖税驻厂员及所属事务员、雇员，均应列册移交川康区食糖专卖局。”从此，糖类统税改为了食糖专卖。
       食糖专卖政策实施前夕，曹仲植就估计到有阻力，按他的说法是“新法初立，糖商狙于积习，每因手续繁琐，致起观望，推动不无困难。”果不其然，新法伊始，糖商们一个个摇头叹气，无精打彩。“犯愁不为别的事，只有咱们这一行，如今政府要专卖，咱们生意做不长。”要问为什么呢？“统制管理又评价，怎么再能赚大洋？不经许可不许卖，生意自由一扫光；利益全部归政府，所以生意做不长。”这几句当时流传甚广的打油诗颇能反映他们的忧虑心情。
       专卖利益的收纳，开始时要依照各分支机构上报的制商开摘时所登记的糖清数量，汇总起来后计算产品产量，以确定全年度的收入预算数。专卖利益的税额，按照1942年3月公布的《财政部川康区专卖利益收纳办法》的规定，是按糖类收购价格（在未核定收购价格前，按各地市场批价核定）缴纳30%的专卖利益，高出了头一手所征统税的一倍。其收纳过程为：1. 销售商向制商收买糖斤，已成交易时，具备码单将糖类品名、件数及重量分别列注，向该管专卖关申请核实应交专卖利益，随即领取五联收款书，直接向国库缴纳。2. 各分支机构实唱由收款机关盖章收讫后的收款书报查联，
       跟着填发专卖凭证，如系运销外埠者，由销售商申请填发运照，并在专卖凭证上填明运照字号，方可运销。如需分运，还得另填分运照。3. 精制糖商购进糖类加工制造时，仍应按照规定缴纳专卖利益，贴用专卖凭证，但还须申请填发加工证明单，并由专卖机关在专卖凭证上加盖“加工制造，不得销售”的戳记，以便将来成品出售时再凭加工证明单上所载的已缴专卖利益金额照数扣还。4. 所有专卖利益，由销售商直缴国库后，各分支机构依照规定按旬电报，并捡据表报区局查核。
       这些手续和程序，虽然繁琐，但糖商必须严格恪守，一一照办，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如沱江实业公司有一个职员叫赖成章，第一次奉派去球溪镇押运红糖，就在资中县城被缉私人员连人带糖扣留起来。他事后说起那件事情的起因，让人听了真还有些替他鸣不平，他读到：“那次红糖的专卖利益及应办手续，是原任押运时本忠办的。殊知刚把手续办好，即被公司将他调回，改派本人前往押运。本人到达球溪镇以后，连日大雨，不便下糖。嗣经公司电话催运，乃于27日前往业务所领取证照，冒雨上载。本人恐将凭证污损，拟俟晒后粘贴，敦知上载以后，深感船小载重，不便搬动。又拟抵举起载时，再行粘贴。殊知船到资中以后，即被查缉人员认为未经贴证，于法不合。此乃经过之实在情形，并非偷漏专卖利益。”
       当然，当时形形色色的不法行为还是屡见不鲜的。甘绩辅接任不久，就向财政部呈文道：“一般奸诈商人，往往弃墨法令，维利是图；或隐匿成品登记，私自运销，希图偷漏专卖利益；或握证不贴，或旧照重用，意图蒙混年利；亦有抬高糖价，造成黑市者。连章事实，不胜枚举。”民生公司等其他水运部门轮船上的一些茶役或水手，有在渝万一带购糖后，暗中运至沿江各码头兜售。更有甚者，在一些出川的交通要道上，时有过往军队及军、公车辆挟带私糖，甚
       至有将已经扣获的私糖又强行抢走。广元办事处地处通往大西北的交通总枢纽，即时常遇有类似事件，处长杨寿岩曾在向区局的报告中请求道：“本处人员过少，如不允许，彼等成群结队即以武力对付，非持不能行使职权，亦且查验人员时有生命之危险。拟总转请调派缉私队常日驻广一排，以资协助查验工作。”
       当时，一些蔗糖生产区和交通要道，均驻有大批的缉私部队。驻扎在内江分局辖区内的缉私部队是税警第二总团的五团七连，其分驻地点为：连部驻内江县城，第一排驻吴家铺，第二排驻城内桂湖街，第三排有两个班（每班12人）驻樟木镇，一个班驻茂市镇。曾兼任内江分局局长的霍子端还深感兵力似嫌薄弱，他认为：“茂市、樟木两镇辖区辽阔，漏棚众多，似应将兵力酌量增添。而高梁镇，贾家乡，永兴乡一带，为陆运私糖出没之区，每届新糖上市，情形尤属复杂。拟请于三镇乡分驻警力各一排。”
       对于缉私工作，甘绩镛认为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即“减少私漏即所以增加库收，严禁苛扰即所以惠便民商。”苛扰“是他感到十分头痛的一个问题，他知道“缉私人员亦不免良莠不齐，每有于执行职务时，对糖商故意留难，或有蒲端苛扰、乘机舞弊情事，致贻商人以口实。是以加强缉私工作，必须严禁苛扰舞弊，务使缉私人员均能奉公守法，廉洁自持。”所以，他上任不久就决定：“今后明密查案著重在‘减少’与‘严禁’，拟饬所属切切奉行。”
       在减少“苛扰”问题上，甘绩镛对某些查验项目进行了简化。早在1942年上半年，财政部次长顾季高路过内江时，就面谕曹仲植召集沱江流域各地糖商，公代会表到内江商讨改警办法，内江代表李汉文、温建勋、王启宇、雷龙光、窦从叔、夏作人，资中代表周某人、富顺代表卢翔高、简阳、资阳、威远三县代表曾紫霄等9人到会。在这次会上，代表们提出了许多改进建议，其中之一即谈到“各
       地白糖品级标准不一，查验时难为正确之鉴别，应一律按中白微纳专利。”顾季高当即指示，只按中白糖一种征收专卖利益。然而，事过三个月，曹仲植在第四次核价中又变了卦，重新把白糖分别为上、中、下三等。结果实施起来，继增查验之烦扰，甚至留难搔索。甘绩镛对此认定“亟宜改替。”同时，他还作了细致的分析，“以一年半之经验抽象统计，上白约占30%，中白约占45%，下白约占25%。若恢复不等级办法，一律按中白糖征收专卖利益，不仅未经毫损及库收，而减少查验苛扰，商民称便，则不可以道理计。孔祥熙也不得不信服其言之有理，承认“上、中、下之分法无一定成色标准，反于不肯公务员留难商人机会”，指令“白糖征收专卖利益即日恢复不分等级办法。”
       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对于川康区征收食糖专卖利益可谓是寄予了厚望的。他在给区局的训令中说道：“值兹军需浩繁之际，一切饷稽筹措端赖田赋税收，以为供用，税收如有亏短，国库即感困难，影响所及，关系杭建前途甚巨。”“查三十二年度本部岁入概算，业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计食糖专卖利益收入4万元，该局摊列2万元，即每月征解之数应为1667万元。……应即遵照上升每月分配数字，妥为分配予分支机构，严密督饬所属，加紧稽征，务必按月征收足额，缴解国库。”
       曹仲植虽然在赴任前就夸下海口，表示每年至少可收专卖纯利15976万元，但由于他热衷于中饱私囊，实际征收数额远远没能如孔祥熙的愿。1942年，财政部对整个川康区食糖专卖利益所定的征收比额为17571万元，而实收数目仅12568万余元。而1943年，甘绩镛接任后，财政部对川康区征收食糖专卖利益的岁入概算猛增到2万元。虽如此，但甘绩镛却超额完成了任务，实收专卖利益达27845万元（内计前任曹仲植上半年经收的11588万元，甘
       绩镝任内经收的约16861万元）。1944年预算数增长更大，竞为87000万元（实收数笔者未见有记载，故缺）。其中，除1944年来见记载外，内江分局总共征收专卖利益13138万元，资中分局为8087万元，石桥分局为5718万元，资阳分局为3302万元，威远分局为2831万元。由此可见，以内江为中心的资阳，内江一带在征收食糖专卖利益方面所占的比例之大，无怪曾仲植刚刚到内江不久，就曾感慨地说：“搬来后四个月中，对国家的贡献最大者厥为内江各业务所，川康两省半年来收得食糖专卖利益之总数，内江即占一半。”
       实行专卖政策，川康区糖税收入的增长是骇人听闻的。因为实行专卖的前一年，即1941年，整个川康区的糖类统税收入还不到2000万元。二者相比较，不言而喻。
       四
       食糖专卖政策的推行，从一个方面看，为政府搜刮到大批钱财，对于支撑正在艰苦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无疑是有益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严重地摧残了四川的蔗糖业，使其重蹈覆辙，每况愈下。
       本来，曾经奄奄一息的四川蔗糖业，在抗战爆发后开始复苏，并有了一线生机。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一是由于日本军队的猖狂进攻和封锁，中外交通受阻，原来猛烈冲击川糖的英国太古糖从1938年6月起就销声匿迹了，而台湾、广东、福建等中国其他较重要的产销省区，多被侵袭，四川的蔗糖业在大后方也就成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大批难民拥入四川，“临军”来到大后方的人数也日渐增多。这样一来，在四川的人口陡增、对糖的需求量大增。这就刺激了蔗农、糖商的生产积极性。另
       一因素是，由于国防、交通均需要大量燃料，当时因汽油奇缺多以酒精代替，而制糖的副产品漏水又是极好的酒精原料。政府要求撑住酒精工业，就必须重视发展蔗糖业。因此，在上述历史条件下，四川的蔗糖生产暂时有所发展，这种上升趋势通过下表不难看出：
      

食糖产量	车度	1938年(市担)	1939年(市担)	1940年(市担)	备考
全省合计		1183967	1252582	1530766	系白糖产量
其中:内江		306450	312125	377671
资中		306450	312125	318681
简阳		108060	112365	157814
资阳		40406	87395	109244
威远		24087	24532	31894
隆昌		18387	18728	22659

       当时，甘蔗生产在农村经济中也已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四川蔗糖主产区的内江、资中等地，种蔗面积几乎占了全部作物面积的一半，有的还超过3/5（见下表）。
      

县别	每家农平均作物面积(亩)	每家农平均种蔗面积(亩)	种蔗面积所占之百分率	备考
金堂	39.20	17.03	43.44
简阳	48.20	29.01	60.20
资阳	37.64	16.18	43.00
资中	35.22	12.55	35.63
内江	43.30	24.90	57.50
富顺	44.03	20.90	47.47
平均	41.27	19.76	47.87

       然而，食糖专卖政策给蔗农带来了灾难。资阳县制糖同业公会理事长当时曾指出：“蔗农上年成本，地租、肥料、人工、蔗糖烧缴等
       费计4000元。本年生活高涨，物价腾贵，比较上年增加约二倍以上。因此，为我县大亏折之年，疮痍满目，情实难堪。食糖专卖减低成本，限价收购，致使蔗民骏累日深，亏折尤巨……“同时，内江、资中一带的地主鉴于物价上涨，钱租不可实物之有利，相率改钱租为实物地租，以至蔗农所种甘蔗的大部分须缴与地主，惟独生产成本仍由蔗农担负。蔗农以种蔗成本之高、负债之累，遂不得不抛弃种蔗而改种其他作物。有的蔗农已种下甘蔗，竟自恐痛砍了用来喂牛或作柴烧，抢时间另种杂粮。重庆、成都及其它一些地方当时曾有人讥讽道：“曹仲植当食糖专卖局长，蔗农连甘蔗都砍了。蒋介石最好派他去当禁烟局长，那些种鸦片烟的地区，一定会自动把烟苗铲个一光二尽！”
       这样，甘蔗种植面积和甘蔗总产量大幅度下降，相应的，糖的总产量也随之直线下跌。（见下表）
      

食糖产量	1942年(市担)	1943年(市担)	1944年(市担)	备考
全省合计	1529137	812165	767988	系白糖产量
其中:内江	355936	194993	172438
资中	319171	153905	-89469
简阳	136593	68111	91781
资阳	112724	43146	34611
威远	34488	21445	2610
隆昌	23038	18024	31780

       面对这种不景气的状况，曹仲植心急如焚。因为糖产量的下降，将严重影响专卖利益的收入，以后不好交差。他寄希望于以农业贷款的形式来给行将崩溃的蔗农经济打上一剂强心针。仅“以资
       阳、内江西县而产，1942年甘蔗（仅合作社员，私人不在其数）达6万万余斤，以物价高涨，所需贷款在2万元左右。”但四联总处仅同意农业贷款以不超过1941年度贷款总额为原则，不愿增加贷款数字。而中国银行实际仅贷出900万元，尚不足他所要求的1/20，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又亲自跑到重庆找到孔祥熙，获准把专卖局业务基金790万元作为试办贷款。可是，当其造好计划并已与内江、资中、简阳等县订妥合约，正待放款时，突奉财政部代电，要求“将贷款计划交董事会核议后再夺。”几经周折，最后拖到7月份，贷款仍未下发。曹仲植无可奈何地哀叹：“本年甘蔗已过下种时期，……农时已过，虽有贷款也无济于事。”重庆《商务日报》曾报导说：“据熟悉糖业内幕者称，今年糖之产量，仅为去年的40%，食糖当局愿扩大贷款，力求增产，借因种蔗时期已过，致无法补救该项缺憾，据称下年底食糖问题更趋严重。”
       1943年，曹仲植终于争得四联总处的同意，由中国农民银行举办该年度四川蔗糖生产贷款，数额为14000万元，分配于产蔗区30余县。他与中国农民银行内江支行制订了工作联系大纲，作出明确规定，凡贷款之合作所或农团于出售其制成糖类时，应先取得贷款行库准许出售证明书，始得办理交纳专卖利益、领取凭证、运照等手续，以保障贷款的安全。其贷款标准为：1. 成渝路内江、资中、资阳、简阳、隆昌、荣县六县不共同加工的每万土货放生产贷款300元，共同加工的货放生产贷款800元，以5万土为限；加工贷款每千斤糖清或红糖货放1000元。2. 非成渝路各县每万土货放生产贷款250元，以3万土为限；加工贷款暂不举办。至于货放对象，原来规定是以加入了合作社的蔗农社员为限，后来因为考虑到各地合作所有些办得不好，一般蔗农不愿加入的缘故，放宽到加入了他合法团体的蔗农也可以。截至7月中旬，各地贷出款额，共计
       7067万元。
       甘绩镛接任后，也极为重视贷款问题。到8月底，不到一个月，即贷出4681万元。他曾要求1944年度的蔗糖生产贷款按照头一年的产制成本和加工费用的六成核贷，估计整个川康区共需贷放11210万元。如此巨额的数目，四联总所显然是不会同意的。财政部指令：“本年度已无法增贷，所请应毋庸置疑。”结果，该年度四川省的蔗糖生产贷款到停止推行食糖专卖政策的7月中旬，也只贷放了不到5945万元。
       这些为数不多的农业贷款，显然是不能拯救已经陷入困境的四川蔗糖业。虽然，也许它对于满身疮痍的蔗农经济能暂时解决表面上的一时之痛苦，但并不能医除病根。更何况，就连这少得可怜的几笔贷款，当时一些贪官污吏还垂涎三尺，不肯放过这一捞油水的机会。有一年，都5、6月间了，贷款还没发下去。蔗农们天天成群结队地到农民银行要求发放贷款，闹得满城风雨。内江县国家总动员会议专员办事处的周凤梧，听县食糖运输公会主席温建勋告诉他：“每年这时的蔗农贷款，早已发放，今年因为银根紧，子金高，一个比期（15天）就是大2分（即20%的利息）。”周凤梧这才从侧面知道银行把这笔钱拿去放高利贷去了。他找到农行陆经理询问此事，陆经理却借口花名册来审查查齐，一时还不能发放，紧接着，陆经理就派他银行里的营业主任悄悄来找周凤梧，说他同意借一万之给周凤梧，一个月还，到月底可净得子金4000元，如果急需钱用，这笔子金还可以先付。这样的事例，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
       五
       川康区食糖专卖局产制科在向中央政务考察团汇总情况时，曾把川康地区糖产量“逐年减产”的原因归结于“受外销停滞、糖价
       低落”的影响。虽然这个说法不够全面、准确，但川糖滞销现象确实存在。区局第一任副局长刘泗英通过调查证实，1941年底“内江、资中、资阳、简阳及其他各地所存白糖一项约计一千万公斤，迄至现在仍无大量交易。”曹仲植也得报当时“川糖滞销存量达5千余万公斤。”在此以前，就有人曾忧虑道：“食糖既属半奢侈品，其消费颇具弹性，倘不设法推销，势必有过剩之虞。”
       1942 年，也就是川康区推行食糖专卖政策的第一年，曹仲植就说“食糖之推销为本局本年度之最重要工作。”
       川糖外销是解决滞销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据四川省食品工业科研所保存的一份当时的材料说：“四川糖品，除桔糖一项全量运销二湖及其它各省外，白糖、冰糖大多销售本省区内，很少量销售贵州、西康、云南等地与四川相邻边区。抗战发生以来，外糖无法入口，广东之新式糖厂被毁，于是后方食糖端赖四川之供给。川产糖品顺长江而下，经由老河口、沙市、宜昌等地新销长江沿岸各省，以《民国》29年（1940年）为最，乃四川省糖业之黄金时代，空前繁荣。但好景不长，29年9月上旬，沙市、宜昌相连继沦陷，川糖输出路线被塞，糖价大跌，恢复往日之不景气象。嗣后，虽经三斗坪等处仍可输出，但受交通之限制，销量甚微。在西北陕、甘一带及贵州等地方亦有运往销售。”这里基本概括了当时川糖外销的大致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把视线转向发展西北销售市场，期望那里能取代已经失去的二湖市场。
       的确，当时中国的西北是一个很有吸收力的销场，尤其是占我国西北大部的陕、甘、宁、青四省及豫西一带，面积约达18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在2500万以上，每年所需要的食糖数量，据当时比较保守的估计，也不会下千万市斤。况且，西北当时正值开发时期，人口日益增多，食糖需求量也必将有增无减，过去西北食糖来源甚
       多，除外糖可沿陇海、汉水没晋、陕北部大道请交通线输入外，其他如四川、山东、广东、广西等省国产食糖也均能辗转运入。而此时，因受战事影响，交通受阻，西北各省所需食糖完全仰赖川康产品。广元办事处主任于质彬对西北需糖量曾作了一番分析、估计，认为：“自实施专卖后，此间自3月26日起至5月31日止，西北储糖总量按统计可考者，为数约在58.4万余公斤。查上列行销区域人口之调查，最低当在2500万左右，若以一人月需糖一两计，其储糖数量当为至巨。”更何况，川糖运销西北还有更让人动心之处，即它有利可图。当时西北各省因食糖来源日少，供不应求，以至糖价猛涨。据调查，西安白糖每市斤涨至22元、兰州26元、洛阳28元，而内江、资中一带上等白糖的批发价格仅为3.6元，相去达六、七倍。
       鉴于上述情况，曹仲植便积极地筹设运销处，专事川糖外销业务。当年的6月，豫鄂运销处在鄂西水陆运销中心巴东县城成立，负责尽可能地把握推销到豫南、鄂北等地；9月，西北运销处在川陕公路的北端宝鸡成立，业务区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及豫西一带。此外，他还考虑以后增设滇黔运销机构，但一直没能付诸实施。成立的两个运销处的处长都是曹仲植的山东同乡。
       用于外销的糖，最初是以资阳、内江一带按制商旧有存糖的总量收购其2/10至4/10，1943年8月以后，以贷款提成方式，即每贷给1万元，就要代购白糖60市斤。据统计，1942年，共收购177万市斤；1943年收购了73万斤；1944年的头三个月里，共收购了19万斤。不过，这些收购来的糖，并非全部销往了省外，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用于供应重庆、成都两市的公教人员和外资。
       当然，川糖外销并不是说没有困难，当时的食糖运输问题亦无法解决好。豫鄂运销处出口之糖虽有水运之便，沿沱江及长江水道由内江至重庆，可以委托内江船业工会以木船运输；由重庆沿长江
       往下游运输，也能委托民生公司以轮船运输。但因沙市、宜昌已沦陷日军之手，水运也就只能到达巴东、三斗坪等。食糖运到这些地方后，只得改用人挑肩磨来转运他地，这就非常艰难了。内江县流传着一句谚语，即“挑担最重要数它，一糖二铁三盐巴。”从巴东到鄂北商业重镇老河口，全为山岳地带，秦岭山脉蜿蜒曲折，山峦起伏，全程734华里，徒步要花10多天时间。因此，食糖的运输量可以说是非常有有限的。
       西北运销处运销西北之糖，当时有两条路线：一由水路逆嘉陵江上行至广元，再顺川陕公路运至宝鸡，以转销他地；另一路为直接由成都沿川陕公路用板车或汽车装运宝鸡。二者比较而言，以前者运费较低，但费时太久，资金周转比较困难。曹仲植则倾向于后一线路，他计划购置汽车20辆，编为一队，由内江直往宝鸡。实际上后来仅购得3辆，而且被军委会运输统制局运务处告之“汽油及酒精车如非抢运军品及装载国防重要物资一律禁止行驶”，望“从速改装煤气炉。”曹仲植知道，西北公路坡度甚大，尤非燃用酒精不能行驶。经反复交涉，到第二年1月，燃料问题才得以解决，并获准最远可“放至兰州。”外销食糖单靠这3辆车来运输显然远远不够，一则载量有限，再则行车一次需时甚久，每月运往宝鸡的食糖才30吨左右。财政部对专卖机关自运川糖外销一事从一开始就不大支持，主张：应运用政府力量，随时洽商各有关机关利用回程空车，扶助商人积极运销为主。曹仲植却借机为自运四处挂钩，但无奈赴西北车辆均系军运等专用，绝无利用回空机会。甘绩铺也曾为此与西北运销处两度洽商，同样没有结果。不得已，只得与交通部川陕线驿运管理处数度交涉，当蒙允由成都放车至简阳石桥，装糖后经运宝鸡。当时商人运糖几乎全是采用驿运。驿运需时较长，每次要一个半月，折耗也大，但其运费实际较汽车低。区局用驿运输食糖
       是在别无办法的情况下，为了不使其陷入停顿，不得不暂时采用的一种办法。
       当时，可以说，川糖在省外的销路是非常好的。1943年7月，西北运销处在西安市设立的运销所，因售价较低，每日赴该所购糖者拥挤不堪，以至无法维持秩序。河南在这一年因麦收有望，年景转好，食糖也大量东去。宁夏平原一带糖商亦均来宝鸡购货，糖市场异常活跃，一时供不应求，价格日涨。西北运销处因运输跟不上，存糖又不多，开始还能采取限量购买的办法，到后来因库中存糖不及20包而不得不暂停交易。无怪当时有人对此非常惋惜：“以自前恰为糖类旺季时期，机会良好，放弃可惜。而三数月后，旧历中秋届廉，食糖需要更殷。”
       本来，曹仲植对西北运销处是抱有极大的希望的，计划“西北运销处每月拟运白糖20万斤，豫鄂运销处每月拟运10万斤。”1942年，西北运销处运了两批糖去，共计22万斤，而豫鄂运销处只运了一批约12万斤。然而，到后来，实际上西北运销处的运输量远远不及豫鄂运销处。1943年，西北运销处虽运了三批，合计起来才5万多斤，还没有豫鄂运销处多。
       1943年11月，财政部视察张廉卿向财政部报告说：“关于该区西北运销处自上年9月成立，截至本年6月底，半年以来，仅收入438万余元，营业不及一普通民商。该处现有职员33人，业务甚少，开支浩大，政府得不偿失，而现有之西北运销处因资金缺乏，组织狭小，形成坐耗国币之局面。”这时，由于糖产量连续下降，存糖不多，“滞销”问题有所缓解。财政部鉴于这种情况，于是向区局下令道：“查该区局本年度所产蔗糖，除大部分制造酒精原料外，其余食糖尚需供销川康两省暨公教人员，故在豫、鄂及西北各省食糖实不敷分配，该区局所辖之西北及豫鄂两运销处，组织庞大，业务甚
       少。为节省开支计，该两运销处及其所辖运销所，应即裁撤，以符樽节之旨。”至于川糖外销业务，仍由承销商依照法定手续，自行运糖外销西北及豫鄂各省。甘绩铺接令后大惊，接连呈文财政部，要求保留西北、川鄂两运销处。他诉说了自己的理由和苦衷：“查本局本年度收购食糖计划，按沱江流域产区糖量收购30%，约可收得糖7.512,000斤。除本年拟大量供应渝、蓉两市公教人员食糖计4,272,000斤外，其余糖量应当由西北、豫鄂两运销处推销糖数约3.240,000市斤。复查供应渝、蓉公教人员食糖均系按照核价发售，所有运杂各费均由本局负担，每次亏蚀甚多。而运销西北及豫鄂两处之糖，则系按照当地市价平价供应，当可获得利润。本局供应糖之亏蚀，实利赖两处推销食糖所得利益，以资弥补。”
       财政部这次的态度却意外的强硬，简直不容再讨价还价。其训令称：“查该区所产蔗糖，供应川康两省民食尚难，兼顾对于外销实无余力。若果有余糖足资推销，该局自可随时派员洽办，或仍扶商运设法外销，不必再设机构，靡费公市。迭经由部指饬该局遵照办理在案。该局仍应遵照送次前令办理。”
       甘绩铺无可奈何，只得拖了几个月，于1944年4月17日分别给豫鄂、西北两运销处下令：“该运销处限于6月底前结束，撤销所属销所，限于5月15日以前撤销。”
       这样，专卖机关直接插手的川糖外销业务即告结束。
       六
       国民党政府推行的食糖专卖政策，说穿了，实质上也就是把食糖这一人民生活日用品进行独占经营，将其纳入专卖机关的管辖之下，进行收购和批发。在这当中，利用垄断价格对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剥削，以猎取高额利润。而这些掠夺来的巨大利润，由
       于当时国民党官吏贪污成风，又有很大一部分落入某些人的私人腰包。1944年5月19日桂林《大公报》社论指出：“今日专卖机关和税务机关之收入，归国库仅十分之一二，饱入私囊者约十分之八九。”
       自然，食糖专卖政策在川康区内推行，也就必然会遭到整个川康区，特别是资阳、内江一带蔗糖主产区的蔗农、糖商以及其他各界民众的反对。其中，蔗农受害最重，因而他们采取的行动也就最为激烈。如：
       （一）资中蔗农殴伤分局长李锡勋。1943年2月，据区局督察吴荣轩、蔡仁报称：“1月16日，适逢资中场期，一部分蔗农进城分向漏棚、糖房结算糖清、蔗款，对于核定糖价发生疑议，遂聚众集数百人至资中分局，任意喧哗，将局内屏门挤毁。经资中分局职员宣导无效，李锡勋局长闻讯后立即回局，一再晓谕。蔗农当推举代表曾心如、尹海廷、胡光海、周仲权等，允随李分局长赴县府局商决，蔗农等亦追随。径行止大西街，即不守秩序，肆行将李分局长头部、腹部击伤。地方官府派员至伤，始将群众解散，议商布告缉究。”
       （二）富顺牛佛渡蔗农请愿活动。1943年1月，牛佛渡业务所所长黄培一报告说：“缘本月21日为牛佛渡集期，在午前11点钟许，突有乡间蔗农约二百余人，据称请愿。当经职询其请愿要求，蔗农等众口同声提出三点：1.以提高新糖价格，蔗价较低，应请同等增值；2.制造商坚不给予蔗农应得租糖；3.制造商衡量甘蔗数量不符，应请纠正。职婉言解释，分别答复：关于所提第一要求，职允为转请层峰加增蔗价；第二要求，允仿制商按核定价格补给租糖代金；第三要求，允令榜糖业公会逐一转饬更正。嗣又经一再抚慰，始得垦散。同时，遂会商此地有关机关负责人，设法防范。及至24日，又系集期，该请愿人等正在沿街纠众，意图仍来滋扰，即被筹备队
       查觉，遂扣留5人，余始瓦解。”
       （三）遂宁民众捣毁遂宁分局。1943年5月23日，遂宁分局的业务课长龚泽润又急报：“系星期日放假，各员多已外出，仅张稽核是尹、胡课员究照、冯课员发玉在局。11时，突闯入声鼎沸、初不意有捣局之事，故见乱民千余蜂涌入局，该员等只身急从后门逃出避难。该乱民等施行捣毁、抢楼、历时三小时之久，至午后2时始散。泽润避匿杨家巷赵氏祠内，一闻乱民散去，即飞赴局内看视，见全局门壁、窗格、床、桌、椅、凳悉被砸毁，秉照、文卷、帐表等项撕毁散失，满地狼藉，实已无法清理。”
       （四）资中球溪河薰衣捣毁业务所。当遂宁民众捣毁遂宁分局后，事隔几天，球溪河业务所长孙家孝又电文告急道：“窍职所于5月26日上午10时许，突来薰衣6000余人，声称完纳专税，职所各员尚未答辩，即全体暴动，棍棒交加，砖石乱飞，一时人声鼎沸，声闻数里。捣毁杂物，击伤职员。除黄文运身负重伤，其他轻伤者，反一二人幸免。毁门入室，翻箱倒柜，竞达1—2小时之久，往返者数次。所有公私杂物，粗笨者即毁坏，轻便者即劫去。约至午后1时，区署派员莅位弹压，该暴徒等乃一哄而散。”
       曹仲植对于这一连串的事件，大为恼火。他在致第二行政警察区保安司令部的公函中道：“查上年甘肃评价时，资中一部分暴民殴伤分局长李锡勋一案，曾经函请缉凶严惩，案尚未结。今该球溪镇暴民，又复师行故智，聚众逼凶，捣毁政府机关，殴伤公务人员，乘机抢劫公私物品，实属弃墨法纪，罪无可道。若不缉凶严惩，将何以彰法纪而树政府威信。……相应函请惩于协助，严缉在逃之凶徒。归案究办，并伤属切实防止今后类似事情发生为荷！”孔祥照闻极后，也“据情电请四川省政府查明，严于查究。”
       然而，这些高压手段均无济于事。薰衣反抗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穷，此起彼伏，而且越闹越大，以至最后酿成1940年声势浩大的内江县蔗农请愿活动和1947年资中县蔗农捣毁县政府与警察局的事件。
       糖商的举动没有那么激烈，比较谨慎，多采用联名呈文的形式，哀求有关部门，希冀能对现行糖政有所改善。在食糖专卖政策的一些条文刚刚公布不久，便有内江县制糖业代表王有为等23人联名呈文道：“查专卖暂行条例第二章成品制造之管理所载各条，只宜行之于机械制糖厂，对于土制方法之糖房、漏棚则不适应。益以手工制造糖类必须长久时间，如漏棚每日登记出产种类、数量、并按旬表报，此确为最大困难。在于工制成成品均系湿货，若晒前登记之，则晒干后之重量必不符；若登记干货，则每日所出之湿货档为私制。”三台县糖业公会的售运商也陈述了他们的难言之苦，如对于贴照一项即提出了下列4条：“查糖之性盾，本具胶着粘满之能力，倘贴专卖凭证于糖上，一经阻雨潮湿之外袭，必胶粘模糊，不可分辨，此其困难一也。次查糖之装置系以篾箩包裹，在堆放店中时，则层层相累，压力甚重，袋包破裂，多不完整，若贴包外，则篾箩受其压力必坏，证明亦因致损在所不免者，二也。继查糖之运输，陆则车，水则船，不外此二者。车行则在叠压状态下，另以绳索捆缚，不但篾箩破裂，证明有损，而且绳索勒痕亦致发生，证明破坏，露沾雨湿尤足影响证明难于完整，皆属意料所及，困难之三也。再查舟行则装起运载，摩擦愈强，虽篾箩之坚百无一完，况区区一纸制证明耶，势所难免，必受损坏，零落消灭，此其四也。”
       当上述请求被置之不理后，糖商们也开始采取了一些抵制活动。无论是制商，或是销商纷纷借故申请歇业。长寿县糖裕字号韩五呈文道：“商范营业内江糖贸已历数年，自本年春季实行专卖，复经遵照规定向钧局所设长寿专卖处登记……现因营业困难，经伙
       友决定歇业，截至12月份止。“还有部分糖商被迫挺而走险，躲避缴纳专卖利益。据统计，1942年违章案件在整个川康区共476起，其中私运糖类有153起；到了1943年，违章案件总数虽有下降，而私运糖类却上升到241起之多。更有不少糖商，汇入了蔗农的反抗怒潮，一起猛烈地冲击着榕骨吸髓的食糖专卖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的土皇帝和袍哥组织，因原有的特权及利益被曹仲植之流所独享，也采取他们那一套惯用的手段进行了反击。1943年4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曾耀武杨威、称霸一时的赵镇分局局长于质彬突然失踪了，直到第二天，才在赵家渡公园边的沱江河里捞到他的一条大腿。这以后，内江白马庙、富顺牛佛渡、简阳石桥镇、万县、宜宾等地的分局长、所长均先后“挨黑打”。万县分局长王某被打得“头破血流”，逃回重庆医治了半年之久，后来竟不敢再去该地复任。
       孔祥熙一手操纵的食糖专卖事业，才两年多时间，便难以再进行下去了，不得不改弦更张。
       1944年7月16日，财政部正式颁布了《糖类统税征实办法》。紧接着，各地的税务部门接收了当地的专卖机构，由食糖专卖改征实物了。然而，这一改，并没有给奄奄一息的蔗糖业带来丝毫生机。相反，在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改征实物较之于食糖专卖更为残酷。四川的蔗糖业已不可挽回地陷入了崩溃的绝境。
      
解放前西康货币使用的混乱情况

       杨国治
       (一)
       西康省建于1939年。按地理分为雅属、康属、宁属三个，（即今四川省的雅安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大部分县，地域辽阔民族复杂，有汉、藏、彝、回、蒙、羌等族。社会制度复杂，许多地区还处在从奴隶制到半封建的社会。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很多地区多以物易物，如康属、宁属，而康属的一部分地区更是很少使用货币。
       康属十多个县的藏民自古以来的主要饮食是酥油糌粑、牛羊肉及茶叶。自明、清王朝以迄民国，对藏民用茶的供销，控制非常严格，只准藏民买茶，不准他们种茶。任清代雅属的雅安、荥经、天全才有茶商到康定贩卖，茶商与当地的地方政府相勾结，虽然官府的税抽得重，但茶商仍能在制销中得到很厚的利润。当时雅安有几家经营土布、黄金、麝香、鹿茸、虫草生意的陕帮（陕西人），为了用藏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茶去换取藏民的金、麝香和其它土特产品，便有几家陆续开始办茶店，如：义兴茶店、聚成茶店、天兴茶店、恒泰茶店、水和新店等。雅安人办茶店的有：孚和茶店、永昌茶店、水义茶店、水兴茶店、大元茶店、丰盛茶店、义亭茶店、恒春茶店、同福
       昌茶店等。在天全办茶店的有：天德茶店、庆发茶店、恒生茶店、德泰茶店等。荣经办茶店的有：荣泰茶店、裕兴茶店等。以上这些茶店在康定设有分号，专事推销工作，并有能说藏语的人同藏民打交道。那时藏汉交易无货币，都是用藏民居住地区出产的黄金和麝香、鹿茸、虫草、贝母、狐皮等名贵的土特产品交换。这种贸易集市主要在康定。
       由于市面没有货币，都是用物物交换，这样茶便充当货币，而茶商垄断了康定市场。
       藏人经商不如汉商，以物换茶，都要受汉商的盘剥，损失很大，汉商因此而获利极厚。当时，办茶的商家没有一家不发财的，他们勾结地方官府和驻军，作威作福，生活豪奢，成为地方上最富有的人。在春节期间，他们在讲排场各方面都要以显示自己的豪富。从农历正月初就请地方官吏、驻军首脑、豪绅恶霸、乡镇保甲吃“春酒”，向当权人物送厚礼，巴结讨好。也喜欢穷人给他们“送财神”，讨吉利。一些穷人把其中一人装扮成“赵公元帅”的样子作为“财神爷”，敲锣打鼓放鞭炮，把：财神爷“抬起送给茶店，表示财神到茶商家了，茶商则要发财。于是茶商非常高兴，用酒席招待，将扮财神的人灌醉，临走时还要送钱。另有一些乞丐也独自装扮成财神，右手拿钢鞭，左手拿金元宝，说些富贵吉利的喜话，到茶商家要钱，也会得到多于平时的恩赐，这已成为一种地方上的风俗习惯。从正月初五起到十五元宵节，城乡的人们要狮子、龙灯、唱花灯、都要先到茶商家去，十三至十五晚上，火龙还要冲花（冲花是用花炮向舞龙人身上冲烧，所以又叫烧花）。冲花的前几天茶商已作好准备，街头巷尾也知道十三是谁家茶商，十四，十五是那儿家茶商，茶商也在春节中尽情享乐挥霍。
       茶商的剥削手段很多，其中一种是渗假茶欺骗藏民。在好茶中
       渗入一定数量的桤木叶，用刀铡碎，用米浆糊混好，再上蒸笼蒸，然后打成包子，贴上商标，放入竹子编的笼子内（竹笼长4尺宽8寸），就是一包，重约18斤，廉价雇用力侠从制茶地点背到康定。（途经大相岭或马鞍山，在九倒拐路窄坡陡，经常有人摔死岩下，令人心惊胆寒，但为了谋生，又不能不冒着生命危险，在“血盆里孤饭吃”；有的妇女为了生活也去背茶；有些甚至终年背茶为生。那时交通不便，山路崎岖，很多地方空手行走都有困难，何况负重）。由雅安到康定的三、四百华里路程，有的因背得过重，一天只能走10里左右，一个多月才能到达康定。
       茶店老板每天是中午12点才起床，早点不是银耳、燕窝就是鹿茸冲蛋。店中的佣人称老板为“老爷”，老板的兄弟则称大老爷、二老爷。同藏民做生意的派头很大，先由管柜先生议价，然后才请掌柜定价。做生意都是在12点以后，夜间也做。有时做一笔生意可用一两年。生意做好，先交土特产品以后才交茶的也有。因为茶在康定是垄断了的，藏民非找他们不可，兼以茶商的幕后有军政官员撑腰，这些军政官员并不是义务撑腰，他们或托名人股，压价购茶，在茶商身上揩油，官商彼此利用，大家发财，康定的交易以茶为中心，茶成了货币，茶商掌握了茶，便可以操纵一切。藏民同他们交易，物质都由他们作价，茶商怎能不发横财呢？
       (二)
       康藏地区在 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前都是以物易物，并无货币。后因赵尔丰到巴塘和昌都地区镇压少数民族，所带部队在市面上交换不便，赵尔丰才派人到四川请准由成都造币厂铸造藏元（重三钱六分）。赵尔丰为了讨好光绪皇帝，在藏元的正面铸上光绪的半身像。康藏地区开始使用藏元，但只通行于川边（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大部地区还是用金银药材等物价作交换。
       雅属、宁属使用小钱、铜元、银元、银锭、黄金。而在宁属汉彝相邻的地区同彝人交易，除用金银外，有的还是以物易物。
       小钱：从汉朝的五铢钱起，各个朝代的小钱都是当一文使用。在清末民初，市面上流通最多的是清制小钱，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还有当十文的大孔钱、质量低劣而又有小的毛钱，价值低于小钱。小钱用麻绳穿起，一千个为一吊。民国初年的小钱购买价值是：8个钱一碗面，4个钱一碗汤元，1个钱一个黄糕。在交易中一吊、两吊钱都是大数。
       铜元：由于小钱携带不便，铜元随之出现，有当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几种不等。在当一百文、二百文中又有大小两种，因重量不同，使用价值便有差异。如大一百文、二百文的铜元，十一、二吊可换一个川版大洋；小的则要二十四吊左右才能换一银元。
       银元、有川版、袁大头、孔头、龙版、帆船等几种，每个重七钱二分。并有半元的川版银元，另有唐继尧在云南铸造的半元（重三钱六分），因其质量为纯，俗称钢版。因宁属与云南连界，钢板在宁属市面流通较雅属为多。
       银锭：10两白银为一锭，可换银元约14元。
       黄金：有10两条、5两条、1两条几种。成都天成享天一福铸的成色为最佳，一两一个的金元，以及散碎沙金等等。
       1933年前，雅、康、宁三属既无银行，也无钞票，只有少数大商号兼办汇兑。因雅安原为府、道所在，地方大，商人多，有些商号便发行钱飞子（钱票）与硬币同在市面使用。钱飞子用皮纸印，长约4寸，宽约2.5寸，票面金额有一吊、三吊、五吊几种，是私商在市面流通的货币。发行这种钱飞子的商号，须先向商会申请发行数量，由三家商行担保，经商会核实，始准发行。雅安发行钱飞子始于清
       末，从光绪到民国二十几年，发行钱飞子的商号有：王洪发、郝天顺、三吉庆、陆玉合、开太号、安贞吉、文永兴、怀庆号……等。任商会会长（后称理事长）的有：汪建全、何春发、毕有伦（登五）、车福祥（善培）、夏克烈等。因钱飞子较铜元小钱轻便，携带方便，人民乐于使用，小商贩用铜币掉钱飞子还要“复水”，发行钱飞子的商家大得提利，如资本加大，周转灵活，有钱票者如遇火烧、水打、遗失、发行的商号赚了钱。由于有利可图，发行商号除要具备上述手续和有资金作抵押外，主要的是同商会会长有关系，才能批准。但有的商号因发得多，造成挤兑，无钱兑现，甚至倒闭，给持有钱票的人造成很大的损失。另一方面，货币在当时对商品的流通，市场的繁荣，也起到了作用。
       1933年刘文辉受到刘湘、邓锡侯、田颂尧等的联合围攻，在军阀内战中失败退居雅安后，防区狭小、地方贫瘠，军需给养均成问题，部队士兵连饭都吃不饱，困难重重，军需处长李万华（光普）万向刘文辉献策，开辟财源：一面开设济康盐号，垄断雅属食盐运销，先后由孙哲夫、袁耕野负责。一面发行流通券，作为货币使用，票面金额分五角、一元两种，由二十四军军需处派邓筱帆、陈仲凡监印发行，在市面流通。在其统治下的商号、人民，都不敢不用。那时住雅属的部队每天到军部领取部队伙食费，有时印的还赶不上发付。因无储备发行资金，而又无限额地滥发，流通券信誉扫地，人民怨声载道，只发行了约两年。刘文辉虽也了解这些情况，但为了解决部队的生活困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935 年前，中央纸币在西康的流行较少。后因红军北上抗日，道经西康，薛岳率吴奇伟、李抱冰、周浑元等部来康，中央纸币遂大量流入。抗战开始，先后在雅安设立中央银行、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雅安的货币便逐渐以纸币代替了硬币。
       1934年刘文辉卫士队队长李金安，为刘文辉图谋厚利，私造川版银元。这种川版银元开始在雅安市面使用时，一般都未发现其内情，后因其中渗有锦、锌金属，使人产生怀疑，有人摸清底细，才知道是雅安伪造的。但因李金安是刘文辉的亲信，不敢不用，只是不存放积储。当时雅安市面上使用的银币主要是龙元、袁大头和川造川版银元，而雅造川版只是在当权者的压迫下勉强使用，人们对此敢怒而不敢言。
       二十四年一三七师师长刘元琮，见李金安私铸川版银元发了财，便派人去成都招聘铸造银元的工人来雅安魏家岗私造新的川版，最初因未觉察其中有假，在市面尚能使用。过了一段时间，刘元琮的新的川版越造越多，银元成色愈来愈不纯，一些商人知道是刘元琮造的，但谁也不敢反对不用，只好忍气吞声。刘元琮的假银元一出，市面上的币制更加混乱起来了。
       二十四年军械处长廖无甲，见李金安、刘元琮私造川版银元，剥削甚丰，他也想发大财，便去游说参谋长伍培英，吹嘘李金安、刘元琮如何造版银元捞了不少，“我们可以造帆船银元。帆船银元可以通行全国、流通面比李金安、刘元琮的川版银元广”。军械处有的是工人，只要再聘几个高手工人就可以造。一切由他包下来。伍培英为廖天甲所动，表示同意。廖天甲便在做都请了几个造银元的高手，在雅安指挥街（现八一路）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后面造起假帆船银元来了。因为要与李、刘两家争市场，最初的含银量比李、刘两家都高，在市面上还有欺骗性，有些都拿川版换帆船储存，使李、刘两家的假川版大受抵制。李、刘大为吃惊，赶忙派人四处侦察摸底，才知是以伍培英为背景的廖天甲搞的。由于同行生嫉，就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廖天甲比李金安，刘元琮的手段高明，为了扩大阵容与资金，找一些有力量的军政人员，只要出10两白银，他便给这些人
       14至15个帆船银元，无异于帮这些有力量的军政人员免费代造。这样既增加了造银元的原料（白银），又加强了庇护他的靠山，使李金安、刘元琮不敢轻易对他下手。廖天甲建立起信用后，便大胆地作假，每个帆船银元的中间都包有一个当二十的铜元。李、刘两帮便向廖天甲攻讦，在市面上散布帆船银元包铜元的真相，并将帆船银元砍开，帆船银元的币值便随之跌落。
       上述几家权势人物造假银元，把雅属的货币搞得乱七八糟，人民深受其害，敢怒而不敢言，再加以国民党发行的“法币”不断贬值，物价高涨，一些小商贩也因此破产，无本经营，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生活朝不保夕。而1944年伪中央发动所谓黄金储蓄，但这也仅仅是一个骗局，只能说明国民党的搜刮是如何的不择手段！
       1947年—1948年，法币急剧贬值，票面不断加大，几亿法币才能换一元硬币，一元大洋的法币，可以糊几间屋子的壁头，法币成了废纸，国民党政府乃改发“金元券”。但不到一年，金元券的贬值比法币的更为尤烈，印钞票的机器都跟不上需求，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钞荒”，又相继发行1万、5万、10万、甚至百万元的大额“本票”，仍不能挽救货币的信用危机，于是发行“银元券”。宣扬一元银元券可向国民党的国家银行换取一元硬币（银元）。但这只是空洞的宣传，实际却难以兑现，而物价一日数变，人民生活陷入绝境，这时又回到了早年使用的银币或用实物交易的原始状态，给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而吃茶、理发、渡江等都要用大米。如：1949年春夏之交，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直在成都嫁女，当时我在二十四军副官处任交际主任，奉命副官长郑少成，股长邹穆等带了几个副官和士兵到成都帮办婚事，都要带上大米，以作沿途零星开支。到成都后，军需处副处长陆叔伦向我们透露发行金元券的消息，问我们要不要，我要了200元，割了四套毛料衣服，还有少数剩
       余。但回到雅安一个月，200 金元券便不值钱了，以后甚至无人使用。
       蒋介石用“法币”、“金元券”、“银元券”吸吮人民血汗，西康的刘元琮等造假银元榨取老百姓脂膏，造成货币混乱，民众深受其害，生活日益贫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币值稳定，物价平稳，人民生活有了保障，结束了旧社会货币混乱，物价飞涨的恐怖局面则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五日
      
繁盛的水陆码头——太和镇东路口

       曾祥邹
       射洪县太和镇位于四川省中部涪江、凯江与梓江汇合处的南端，山环水绕，风景秀丽，是四川四大名镇之一。城镇两岸一望平川，土地肥沃，物产富绕，也是涪江中游重要的经济中心。现为中共射洪县委和射洪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也是遂宁市对外开放的经济大镇之一。自清朝中叶以来，由于太和镇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日益发展成为物资集散地和繁盛的水陆码头。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紧靠涪江边的渡口码头车路口最能代表和体现太和镇工商业的繁荣。
       车路口原名车渡口，后因兼有水路和陆路交通之便，俗称为“车路口”。车路口码头形成，历史悠久，与太和镇形成密切相关。古代太和镇地区，涪江沿岸河床不稳，地势低下，常受冲积而形成水流沙坝，沼泽浅丘，鳞片芦苇。那时涪江河沿蟠龙寺、扬家巷、椿园浩、邓家岩、经资佛寺、小榆坝、五星岩向东流去，设渡口于今王家嘴。南宋时期，涪江洪水猛涨，河流改道从东面山下古井口，经大榆渡、斗龙坝，直达五星岩向东流去，河床从此趋于稳定。清朝中叶以后，涪江边的渡口有：古井渡口（又名周子口），从古井过河至水府宫；木桶店渡口，从涪江大桥头至对岸；大榆渡口，从大榆黄桷树至车路口码头；财神庙渡口，从大榆至今太和街口（义渡，不收钱）。后
       大榆黄桷树至车路口渡口成为水陆码头的基础。
       由于历史上沿江河多次改道，泥沙沉积，沿江岸边形成一道沙碛梁子，俗称“梁子上”（中心位置在今银行口一带）。明朝时，因发展交通需要，开辟成万大道，从万县经梁平、大竹、南充、蓬溪经射洪，在大榆渡河到达“梁子上”，再往西经唐家井、白鹿垭、久巨场、陈古场去景福院，再过三台、中江、金堂去成都。梁子上是成万大道必经之地，明朝政府在此设置广寒驿（今广寒寺附近），当时陆路交通甚为重要，广寒驿除当成万大道外，上可经金华镇玉三台、绵阳，下面洋溪、柳树、遂宁玉重庆，两条陆路在梁子上交叉，过往行人不绝，栈房、众店子、喂马骡处应运而生，以供客商食宿。当时交通工具较为落后，仅以轿子、滑杆、鸡公车和骡、牛、马为主。太和镇形成于清朝中叶，最早在广寒寺附近形成以街署为中心的街道（后因以纺纱织布为主改名机房街），随后逐渐延伸，建起上北街、下南街、福照街和东街，城镇已有雏形。清朝末年始修建石头城墙。
       随着经济发展，沿江河水运交通也逐渐开辟和日益重要，靠涪江渡口又添新街（后名德盛街），德盛街又延伸至西门接龙桥，连接油房街与机房街（今红专路）。涪江岸边原在蟠龙寺一带靠岸的船只渐移大榆渡口对岸德盛街口，形成“通涪江南北水运，渡口连接成万大道的车路口水陆码头。车路口码头形成后，过渡行人络绎不绝，码头上商店、饭馆、茶馆、旅店相继兴起，贯通长街。涪江河众多船只停靠，码头上有搬运货物行李的架架车、鸡公车停放在来，也有众多的搬运工、抬滑杆的、拉车工在此等候雇主，“车渡口”之名由此而来，码头初步形成。
       射洪县是川中井盐产地，盛产锅巴盐、花盐，质地纯净，远近驰名，又盛产棉花、蚕丝，主要外销邻县和外省，而输入则以米粮、煤、铁等为主。贩运进出集中于太和镇，成为川东北物资集散中心。由
       川西北输入粮食、油料、干菜、山货、日用杂货；由川南输入食糖；川东输入煤、铁、布匹、百货、五金材料等，由太和镇批发到全县各地。水运上至江油，下至重庆，还可转运货物到南充、遂宁，甚至省外。太和镇水上航运事业迅速发展，形成水运中心。县内涪江航道88公里，以木船运输为主，上通中坝、绵阳、常年可通20至30吨级船只，洪水期可通50吨级船只。下水可至合川、重庆、常年可通30至50吨船只。商船往来，穿梭不息，来往船只停靠集中在太和镇车路口码头一带。至民国时期，水运达到繁荣鼎盛，码头附近，上至沙湾，下至黄碟浩，船只最多时可达1300多只，最少时也有三、四百只，运力一年为4万多吨，进出物资达20万吨以上。经常性拉纤工和船工千余人。此外还有造船、维修补漏及改型等行业。因船只停靠码头延伸面宽，长达2华里以上，为使停泊有序，码头上实行按装运货物分类集中靠岸，划分为许多帮口，形成了十大船帮。从上游水府官外的沙湾开始，依次分为米帮（包括零售米座船）、纸船帮、油帮（桐油为主）、炭帮（煤）、水果生姜帮、搅载帮、杂货帮、盐帮、锅碗帮、原木帮。这样，进出销皇大宗和零售货物不致紊乱。此外，码头上还出现了搬运、装卸等帮会和船保、河差、滩主等，以加强管理。
       水运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车路口码头附近木船修造业的发展。1936年前后，车路口一带有造船业20余家，年造新船500余吨级，修理旧船百余艘，3000多吨位。1940年，国民政府交通、粮食部门为运送抗日物资需要，派人来太和镇招标，订造船只400多吨位。1942年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来太和镇订购木船30多只，最大吨位为150多吨，造船业十分繁荣。造船业的发展，又带动了木材、铁器和其他手工行业的发展。清末和民国时期，车路口码头日渐繁盛，附近河滩一片沸腾。白天，船桅林立，百舸争流，涪江上下，川江
       号子高吭悠扬，“布帆往来不停舟”。夜晚，江上人声鼎沸，渔火闪烁，十分壮观。
       太和镇商业和市场的繁荣，大批外地商人涌进太和镇市场。除本省各县客商外，还有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商人，太和镇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车路口码头贯通新街德盛街，拥有众多店铺、货栈、茶馆、饭店、酒馆。码头附近形成许多专门市场，如三圣宫（油米市）、四圣宫（木材市）、草庙子（猪市）、太和街（盐市），还有米市坝、粮食坝、纸公园等小市场。市场上货物品种繁多，购销两旺。在德盛街及车路口码头附近，地方特产和小吃陈列于街市。著名的有椒盐锅魁、糯米油干、东门上过江龙凉粉、吴家桥的炉桥面、殷堂馆的点心、草庙子的李抄手、唐大富的豆花面、何子玉蒜泥白肉、谢榜、陶陶风味餐、粪合则粉条等，至于提蓝叫卖的，如：担担面转街、烧腊凉拌摊更是数不胜数。此外，还有夜市。一年四季，生意兴隆。除外地行商、本地座商、农民云集于市，太和镇人口稠密，水陆码头生意繁盛，运输紧张，来往有忙碌的拉纤工、搬运工、骡马夫、推车汉，抬轿及滑干的多集中于码头附近。码头上单是力行（搬运工）帮就约二三百人，每天由帮会安排活路（工作）。搬运工具只有扁担、箩筐、抬杠、打杆、车子稀少。这里的文化娱乐活动较为单调，除少数茶房旅店有说书、卖唱外，附近水府宫有川剧班子作临时性演出。
       车路口码头商业繁荣，水陆交通兴旺，民国时期曾组织过运商办事处进行协调管理。车路口附近涌现出一批带有垄断性的富商，如垄断油、盐、米的涂云逵、任正卿、垄断盐业的杨浩东、龙海廷、蒋吉安；垄断菜油的咎祥太；垄断棉花的林华轩、孙克文；垄断土窄布的郭义和、江冠群和著名丝绸业覃家烟铺。三圣宫是油盐大市场，又是进行投机交易的场所。少数商家搞买空卖空的赌博式交易。所
       谓划片，即用纸条写上由某人名下付款若干，写上划片人姓名，实际上是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市场繁荣，一些民间宗教活动与传统习俗也兴盛起来，如在车路口码头附近每年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庙会活动。热闹异常，最著名的是主办三江“王爷爷”。因太和镇位于凯江、梓江与涪江汇合的南端，附近岸边黄磷落水上王爷庙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庙宇呈“三”字形，建屋16间，正殿塑三江王爷神像，有戏楼、观楼和广阔的戏园坝。每年六月初六，为三江王爷寿诞。三江水上船帮都要集资办王爷爷会，会期前十天，以水上船帮为主，镇上其他帮会及哥老会协助筹备。会期一到，王爷庙张灯结彩，神像前奉献花卉、巨烛、猪羊肉，祝寿仪式十分隆重。会期内，聘请川戏班子演出川剧。还邀请上下三江32市、县、镇的商会会长，124个哥老会码头龙头大爷前来欢渡王爷爷会，设酒宴招待，本镇地方官，龙头大爷，商会及十大帮首领也出席。会期内邻近各县、市、包括重庆、万县、南充、合川、遂宁、蓬溪、盐亭、三台、中江、绵阳、江油、北川等地商人也纷纷赶来赴会，进行商贸活动。三江王爷庙会之所以热闹，主要是因民间传说涪江上下险滩共有20余处，常年在滩上触礁沉没约200余只船，船主们都祈求王爷保佑行船平安。一般百姓也祈求免除水灾祸患。
       1819年、1921年和1945年，车路口发生水灾，以1945年水灾最大。农历7月23日涪江河水猛涨，来势迅速，河水淹上河边，车路口、水府宫、打铁街、太和街、纸公园、粮食堤等各条大小街道和群众财物淹没在洪流之中，经济损失巨大，当时民谣云：“猛虎困沙丘，洪水两边流。富贵不长久，夫妻不到头。”灾后瘟疫流行，死亡者更多。1921年，车路口附近三圣宫又发生大火灾，烧毁面积大。码头附近太和街一带房屋全部烧毁，百姓流离失所。留下了“火烧
       坝”这一名称。
       解放后，射洪县政府机关由金华镇（旧县城）迁至太和镇，太和镇改名城关镇。人民政府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集资在车路口涪江河沿岸修筑长1000余米的防洪大堤，兴建起轮渡码头，便利两岸群众来往，使车路口水码头面貌焕然一新。1987年人民政府集资兴建涪江大桥。大桥修通后，陆上运输业超过水运业，兼之经济商业重心转移向域内和城北，车路口水陆码头渐趋冷落。
      
建国初参加征粮工作的回忆

       白恭
       建国初期，我于1949年从部队（五四四团）临时抽到地方，参加剑阁县征粮工作。这次我们部队抽了7个同志到地方，我和战友张启同志被分配在剑门区三郎乡。临行前，中共剑阁县委书记贺峰威同志亲自给我们介绍了三郎乡的情况：三郎地处江油、青川、昭北三县的边缘地区，山大林密，住户分散，是1935年还乡团最猖獗的地方，又是解放前夕国民党欺骗宣传最深的方地，还有不少土匪和国民党的溃军潜伏在山里，那里有个伪乡长叫陈天宝，在三郎统治了几十年，群众称他是“土皇帝”，是山里的“包谷大王”，据了解他还有很多枪支、弹药尚未缴出；那里的公粮任务也完成得很差。县里与他谈过一次话，讲明了当前的形势和我党的政策，指明了前途和出路，要他立功赎罪，努力完成公粮任务的情况。贺书记还写了封信，叫我带上亲自交给他，并嘱咐我们到三郎一定要注意安全，就住在陈天宝家里，出了问题找他负责，不要任其它地方；那里情况复杂，任务非常艰巨，又是边缘地区，离县、区都很远，交通不便，电话也没有，要我们一路要提高警惕，努力完成征粮任务。贺政委亲自送我们上路，祝我们一路平安。
       我和张启同志背着被盖，带着步枪手榴弹，从剑阁县城步行到剑门区公所报到，区长高秀汉同志，又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三郎的情
       况，复强调叫我们到了三郎一定要注意安全。
       1950年2月9日，我和张启同志沿着山路向三郎进发，当天下午4点左右，顺利到达三郎乡公所。陈天宝面带笑容，热情接待，但情绪很不正常，有些害怕，我们把贺政委的信交给他看后，情绪才有些好转。陈把我们安排在乡公所楼上一个小房间住，他和乡公所的人在楼下住，吃过晚饭，我们就找陈天宝了解了一些情况，初步掌握了陈的思想动态。他也谈了看了贺政委的信后的感想，人民政府对他很好，他过去是有罪的，他愿意带罪立功。又给我们介绍了三郎乡的情况，还说三郎土匪很多，要我们住在楼上，出了问题由他负责。我们也给陈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人民政府对伪乡、保、甲人员的政策。因情况复杂，头几天，我们晚上睡觉不敢脱衣服，把枪放在身边，子弹推上膛，还准备了一些手榴弹，盖子全部撬开，把门扣紧，外窗打开，我和张启同志轮流睡觉。早饭后，我们便走乡串户，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催交公粮。但因三郎情况复杂，土匪活动猖獗，国民党还有一些残兵敌将潜伏在山上，枪支弹药尚未收缴，地主、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明里暗里纠结成伙，乡、保、甲人员活动频繁，到处造谣，解放军要杀人，要抓人，要吃娃儿等等，加之三郎山大，森林茂盛，人户分散，狗多，又有很多人没有见过解放军。我们每天下乡都是身穿军服，爬带武器。因我们才从部队到地方，情况不熟，缺乏工作经验，开始下乡的四、五天，没有一点收获，每天都是走上一天，连人影子都看不见。中午不仅没饭吃，连开水也找不到一口，只有喝黄沙江水，又饿又累，当太阳落山时就回到乡公所，从当时情况看只靠我们两个人，两支枪，六个手榴弹，在三郎开展工作是困难重重，征粮任务也要落空，我和张启同志非常着急。我们分析了三郎的情况，总结了前几天下乡催交公粮的经验教训，研究了一些办法，决定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充分发动群众，依靠
       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利用乡、保、甲人员，给他们指明出路和前途，号召他们立功赎罪。决定让陈天宝出面，召开一次保甲长会议，我们提前研究了开会的内容和解决的问题。当时让陈天宝先讲，后由我们讲当前的形象，宣传了党的有关政策，号召伪乡、保、甲人员立功赎罪，努力完成公粮。之后，情况大有好转，不仅有水喝有饭吃，可喜的是初步打开了三郎征粮工作的局面。
       2月16日，我们回剑门区汇报征粮工作进度，剑门区长高秀汉同志对三郎征粮工作评价很高，在会上总结了三郎在征粮工作中的经验。2月18日，我们又回到三郎继续开展工作，每三天向剑门区书面汇报一次工作。除催交公粮，还要继续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摸清枪枝，弹药和大户的金银财宝以及土匪踪迹。我们在陈天宝的佃户中了解到他还有步枪116枝，便动员陈天宝把枪全部缴出。陈开始不同意缴枪，后来经县、区各方面做工作，以及我们一再的动员和帮助下，陈天宝终于同意缴枪了。但他又担心三郎土匪很多，把枪全部缴了，怕土匪整他，所以只缴了一部分，陈又说并交的全是步枪，还有十余枝手枪未交。在这段时间，三郎的社会治安很乱、土匪猖狂，特别是金子山一带，曾一度交通中断，经常有人在乡公所报匪情。有的说起场途中被枪；有的说家中的东西被抢光；有的叫我们看土匪打的伤。我和张启同志每天下乡一个土匪也没看见，当我们到黄沙坝时，土匪则到马鹿坝，而我们到了马鹿坝，土匪又到金子山。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工作，完成了10多万斤公粮任务，清理收缴了部分枪枝弹药，初步整顿了社会治安。
       后来剑门区通知我回区开会。区长高秀汉同志说：“三郎的征粮任务完成得很好，进度很快，我们同县上研究决定准备把你留在地方上工作，你现在不回部队去了，你们的连已经走了。张王征粮工作进度很慢，经区上研究决定你现在不到三郎去，到张王把那里
       的征粮工作抓一下，张王的公粮任务完不成，我们全区就得掉队。”我当时还想回部队，但部队已经走了。我对高区长说：“我在三郎工作了三个多月，情况、地形、人员都熟悉了，要求回三郎工作。”高区长听了不同意，我只有服从区上的安排到张王。
       1950 年 4 月中旬，我从剑门到了张王，任张王征粮工作队队长。张王的公粮的任务是 28·8 万斤。张王是昭化、旺苍、剑阁三县交界的地方，地处嘉陵江两岸，山势险要，土匪利用三县交界地横行，是历代土匪最多的地方。1949 年，每平章部下上尉中队长中统特务谌凯脱离部队后，潜伏在张王红岩寺等地，组织扶沦救国社张王分社，共有 300 余人入社，此外，还有同善社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当时少数乡、保人员枪支未缴，而谌凯在张王与那些大户人家往来密切，大户们则抗粮不交。谌凯带了十多个土匪在红岩寺、张王等地四处抢劫，到处造谣，说解放军要杀人、要抓人等，一度征粮工作队不敢下乡。
       谌凯在张王的活动越来越嚣张。有一天，剑门区公所通知我带上征粮进度，回区开会。零星五点我就起来，没有带枪，到了张王街上，有两个土匪伪装成商人在茶馆吃茶，见我进去，这两个土匪马上站起来，对我说：“白老乡，请吃茶。”我说不吃，他们硬要叫我吃，我问他们从哪里来的，这两个人说从红岩寺来，我又问到哪里去，他们说就在张王赶场。当时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土匪，当我走出茶馆，看到从张王下街又来了两个人，也是商人模样，一人背了一个蓝布旅行袋，其中一个便是谌凯。这两个人见我是解放军就往回跑，我觉得有些可疑则紧追其后，当追到张王通剑门的河坝时，由于我未带枪，只好装看把右手放在背后做起取枪的样子，这两个土匪认为解放军肯定有枪，于是便展开了搏斗，有个姓张的土匪乘我和谌凯搏斗之机，带了一枝手枪（枪在蓝布旅行袋内）从下河坝跑
       了，过河后把旅行袋和手枪扔在山上，我对谌凯说：“你再跑我就毙了你。”谌凯看见我是解放军，又是外省人，吓得只给我说好话，说他是商人，要求放他走，我对谌凯说：“我们是保护商人的，你是好人就和我到街上去，我检查一下就放你走。”他站在河边不走，我说你不走我就打死你。这样，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走，走上几步他又不走了，我又问他到底走不走，他又说要走。他走得很慢，边走边窥测方向，走到张王中街，谌凯跑到戏如小巷内，爬在地下忙着解蓝布旅行袋，但因旅行袋捆得很紧，没有解开。我追上去，把谌凯的头按在地下，用右脚把布旅行袋踢得很远，街上的居民看见后则跑到乡公所报信，我把谌凯交给乡公所，捆在大柱头上，解开布旅行袋一看，有日本十四式手枪一枝，马枪一枝（抢托已辍），子弹100余发，手榴弹6个。这时，我突然想起，在茶馆遇到的那两个人，也不是好人，我带了一枝步枪到茶馆，把早上吃茶的那两个人也抓回乡公所。经分别审问，这三个人交待了他们5月1日晚在昭化县红岩寺任柴光家里策划，5月2日由匪头谌凯带领12个土匪，分三路到张王坳场后，逃亡南坪等地继续抢劫。
       第一路就是早上在张王上街茶馆吃茶的那两个人，他们身穿便衣，不带武器，伪装商人。任务是了解张王街上有无解放军，有就通知后面的土匪越过张王，到其他地方抢劫后逃亡南坪，可是他们进茶馆才把茶倒起，我就进去了，吓得这两个土匪不敢动了。
       第二路由谌凯带一土匪，在张王场头等到五点过，看前面两个土匪没有出去报信，他们认为张王街上没有解放军，就闯进了张王。
       第三路8人，同样伪装作商人，身穿便衣，全部带枪。他们在张王场头听说张王街上有解放军，前面的土匪已经落网。于是他们越过张王，到了张王剑门路的对面山上，占了山头，封锁了张王到剑
       门的大路，准备在路上劫走俘匪。当时我们也进行了分析，我们只有三个人，三支枪，张玉离剑门区还有40华里，马上把俘匪送回剑门关，可能在路上要出问题。我们在张玉住了三天，才把俘匪送回剑门区，打破了他们当天下午在路上劫走俘匪的计划。当天下午，他们给我写了封信，要我立即释放他们的人，以保证我的安全；如果不放这三个人，晚上则要血洗张王，一切后果由我负责。阎信后，我也写了封回信，表明了我的态度。我说了这三个土匪是不务正业，四处抢劫，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治安、破坏征粮工作的坏人，希望他们要认真游形势，赶快放下武器，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这三个土匪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一切后果自己负责。并说欢迎他们晚上来张王。
       当下午7点左右，他们在对面山上向张王发起了攻击，枪声越来越近。当时张王只有我们三个解放军战士，三支枪，还要看活捉的三个土匪，情况非常紧张。我们研究了三个方案，一是把三个土匪押在船上，土匪打进张王不易发现，必要时还可以顺江把船开往南充；二是把三个土匪打死，我们三个人退出张王占领山头，三是统一思想，下定决心，在张王街向土匪血战一场。最后，我们采取了第三条办法，并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我们给剑门区公所写了一封信，要求火速派部队到张王剿匪，并作了宣传，让大家不要害怕，今晚到门关要来一连解放军剿匪。晚上11点后，我们将枪集中起来，在征粮工作队中找到了几个会打枪的同志，带上100余发子弹，由我亲自指挥，在街上四面八方打排枪。外面的土匪听见街上到处打枪，又不知道街上倒底有多少解放军，也不敢到张王街来。后来，土匪的枪声越来越远，越来越少，最后听不见了。
       根据三个俘匪的交待，昭化县红岩寺有个土匪头子叫任崇光，天亮就要逃跑。我们决定在张王街上找几个可靠的积极分子，每人
       发了个手榴弹，把三个俘匪捆在乡公所的三根大柱子上，两个人负责看守一个俘匪。若外面的土匪打进场，就打死三个俘匪，向安全地方转移，我们回来验尸，若跑了一个俘匪要追查责任。
       任崇光是乡长、袍哥大爷、扶沦救国杜社长，是绵阳专区、剑阁、昭化等公安局通缉在案的土匪头子。我们立即找征粮工作队的同志，把任崇光的住房给成草图。我带了12个人，其中征粮工作队员9人，解放军战士3人，晚上12点从张玉出发，凌晨5点到达红岩寺（张王距红岩寺20华里），包围了任崇光的住房。天亮时，任崇光下场准备外逃，他穿了一件蓝色的长便衣，一边扣帽子，一边往外走，当看见外面有很多人，不敢跑了。我们按计划先把人集中在院坝内，不准任何人跑。任崇光的院坝很大。十余间房子，四道大门，二道天井，房子后面是山，山上到处是树。我让大家坐下，当晒坝上的人全部都坐下后，我说：那位是任崇光请站起来。当时任崇光装着没听见，我又说一遍，任崇光才慢慢地站起来，说：“就是我。”当我证明了他就是任崇光后，则向晒坝的农民解释说，我们今晚来红岩寺，主要是活捉任崇光，为人民除害，不杀了他，你们则得不到安宁，请大家不要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护人民的，请大家回去吃了早饭，安心生产。10点钟，我们将往押回了张王。
       三天后，听说对面山上的土匪都走了，我们才从张王把四个土匪送回剑门区。当时，贺峰威政委正在剑门区公开开征粮工作会议，我主动向贺政委汇报了我们没有按时回区开会的原因和未经批准打了一百余发子弹的情况，以及抓土匪的经过。贺政委听了非常满意，表扬我们这件事干得很好，并叫我马上给县公安局打电话，把情况汇报一下，叫公安局马上派人，把四个土匪押回县城。我在电话上给县公安局长白受萱同志汇报了我们在张王活捉土匪的经过，白局长听后激动地问了我三次，是不是谎凯。并说谎凯是
       个中统特务，我们公安局抓了半年没有抓到，这次叫你们抓住了，你们一定要看好，千万不要让他跑了，立即派人来，第二天公安局派人到剑门区把四个土匪押回剑阁县城。
       9月份清匪反霸开始了，公安局又把四个土匪送回剑门区公所，区上决定由我负责，把四个土匪押回张王乡，召开公审大会。按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谌凯和伍崇光因作恶多端，民愤很大，又不坦白交待罪行，经有关部门批准，当场伏法。还有两个土匪，尚能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当场释放。
       从我们抓了四个土匪后，对张王振动很大，广大群众非常拥护。有的说：“原来听说解放军要杀人，要抓人，要吃娃儿，现在看来全是谣言”。“若不是解放军把那些坏人抓了，我们走路也害怕。”有的人则主动到乡公所，找解放军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订出计划，保证今后再不做坏事了。有的土匪把手枪甩在山上，再也不干抢劫的事了。从此，张王的社会治安大有好转，交通畅通无阻，再也没抢劫的事件发生。抗粮不交的大户，也开始交粮了。我们下乡也受群众的欢迎。于是，我们抓住这一时机，推广三郎征粮的工作经验，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充分发动群众，利用乡、保、甲人员，打击坏人，初步整顿社会治安，全面完成了公粮任务。6月下旬，我离开张王，回到了剑门。
       一九九〇年七月
      
剑阁县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回忆

       崔键
       1952年剑阁土地改革结束后，农村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和一些生产资料，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消灭了几千年来封建土地占有制和剥削阶级，解放了生产力。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他们响应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开展爱国增产运动，家家制定增产计划，开展兴修水利、土地加工、养猪积肥、植树造林四大生产运动。当时，我在县委生产办公室工作，了解了城关、武连、开封、元山4个区35个乡的情况，农民兴修小型塘埝130口，培修旧塘埝422口，新筑河沟埝2013道，增加灌溉面积1万余亩，农民新种桐树21000窝，栽桑50600株，增养猪1713头。当年全县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20560万斤，比“土改”前的1949年增产59%；油料总产量360万市斤，增产27%；棉花总产量增长65%；生猪存栏74800头，增加28.6头，出槽肉猪29113头，增长一倍多。
       “土改”一年后，农村又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少数个体农民，由于经不起天灾人祸的袭击，或因劳力不足、畜力缺乏、经营不善而发生出卖土地、出卖青苗、出卖林山和借高利贷以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县委生产办公室在演圣乡天井村调查发现，全村175户中有18户出卖土地。占总户数的10.3%，共计有田47页（注），土
       35 贯，共 82 贯，出卖林山草坡 190 贯，瓦房 2 间，坟垄地一块，共折合人民币 339.5 万元（旧版人民币）。出卖田土山坡户中。有贫农 5 户，出卖田土 20.7 贯，占分得土地数的 19.4%；中农 11 户，出卖稍土 42 贯，占其土地数的 12.4%，其他成份 2 户，出卖田土 8.5 贯。这些户出卖土地的原因，一是天灾人祸和劳力缺乏，生产生活困难而出卖土地 9 户，占出卖土地数的 50%，出卖土地 35 贯，占出卖土地数的 43%；二是因管理不便，土地吊远而出卖的 5 户，占卖地产的 27.7%，出卖田 19 贯，占出卖田土数的 23%；三是因离婚或不懂政策，怕加重负担而出卖田土的 4 户，占卖地产的 22.2%，卖地 28 贯，占卖地数的 34%。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又会重新出现两极分化。
       1951 年党中内《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指出，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以至曲当、出卖土地，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新技术，必须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给广大农民指明了方向。
       一、互助组的诞生和发展
       剑阁农民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有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道路的愿望和要求。1952年初夏，县委从生产办公室、宣传部抽调几名工作人员到北庙乡一村试办互助组。我和史秉康等同志也参加试点工作。向农民宣传组织互助组的好处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共同劳动，换工互助”等政策与原则。工作组挑选了志愿军军属梁树森为带头人，依靠他去联系梁树和、梁廷玉、王登室等几户贫农。经过学习政策商量互助办法后，开会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推选梁树森为组长，先办成季节性的互助组，解决农忙时期的劳力、耕牛和农具不足的困难。在大春抢栽抢种中，4户农民团结
       生产，把农活安排得头有绪，抢在了其他农户的前头，对周围农民的影响很大。不久，梁廷见、梁廷元等4户农民要求参加，梁树森互助组扩大为8户，入组田土72亩，当年大春收种及时，水稻增产1.6%，玉米增产23.2%，棉花增产19%。互助组对附近农民很有吸引力。不久，又有梁仕祥、梁朝义、梁玉清、梁元沛、梁元顺等互助组先后成立，到1952年底全村有9个互助组，入组农户71户，占总户数的41.8%。
       梁树森互助组起了典型示范作用。他们的经验逐步在全县推广，各区乡都挑选觉悟较高的农民带头办互助组，层层典型示范。农民对季节性互助组也较容易接受。全县季节性互助组由少到多，到1952年“三秋”大忙时，有互助组7792个，参加农户56129户，占总农户的68.7%。秋种以后，部分互助组自行解散，到年末全县有互助组5148个，参加农户有43000户，占总农户的58%。
       季节性互助组实际上是以劳动互助为主。农忙时互助，由组员自带农具。按组长安排耕种各户田土，耕牛作余缺调剂，结算时以工抵工，劳力、畜力差额，实行合理找补。农闲时，组员自己安排家庭副业。
       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以后，梁树森互助组决定把季节性互助组转为常年性互助组，农民常年换工互助的组织形式，较季节性互助组前进了一步。梁树森互助组扩大为10多户，组内有简单的生产计划和劳动调配计划，建立评工记分制度，以一个主要劳动力为标准，一天记10个工分。结算时以工抵工，差额互相合理找补。随着常年互助组的建立，入组农民也随之发生思想斗争，劳力、畜力缺乏的困难户态度积极，以互助组为依靠，不再愁农忙尖工、借牛、供伙等困难，收入也有增加。有些劳力较强、耕牛、农具不缺或者会点手工业的技术的农民，对参加常年性互助三心二
       意，打小算盘，他们之中，有的人农忙入组，农闲退组；有的人只要工，不出工，深怕吃亏，农民梁廷桃有14贯田土，耕牛不缺，又会点小手艺，他想“互助组人多好干活，把农活给抢上再说”。他参加了常年组，刚把稻谷收完便退互助组，心想秋种农活没啥做头，到了秋耕秋种时，遇上秋雨绵，互助组人多手快，排水抢种搞得很快。梁廷桃靠他一人耕地，排水，眼看季节已过，急得团团转，拖到“立冬”以后才把小麦种完。冬天，耕牛又死了，困难更大。第二年收小春作物时，他看见互助组的小麦一穗比他的三穗大，8贯田的小麦少收6斗多。后悔不该退出互助组，想入组又怕别人笑话，不好启齿。转眼大春农忙季节又到来，一个人忙不过来，互助组长说：“你一个人怎么个办？”他怕互助组不要他，只得说拖起走。栽秧时，有一天互助组长派来4个组员帮他打田栽秧，一天栽了8贯田，他感激不已。表示要参加互助组，互助组长在第二次接收梁廷桃入组会上说：“互助组可以取长补短，克服困难，发展生产，这是毛主席指的道路。”梁廷桃表示“我退组减产，再不退组了，一定当个好组员。”还有一位农民梁云，劳动力强，耕牛不缺，有24贯田土。梁树森动员他入组，他说：“你们组8户有6户是贫雇农，入了组我那水牯牛招不住。我的田土多，要给人家找补，划不来。”农忙时，他眼见缺劳、缺牛的王登室、梁述和的田土耕种及时，抢在他的前面。心想：“忙种天气时赶时，把庄稼种上要紧。”他找中农梁朝义等4户组成一个互助组，推选他当组长。他主张评工要低，饭吃自己，样样农活先给他互助，刚种完，其他组员有意见，他借口退组，把互助组扯垮了。这些年他少收粮食一百多。1953年大春播种时，他见梁树森互助组搞得有条有理，缺劳缺牛的贫雇农收入增加了，则要求参加梁树森的互助组后，但入组后，他却只要工，少出工的互助。副组长梁廷见批评他这样做不对，他说：“不参加也照样做吃饭。”又退出互助
       组。田间管理期间遭天旱，他管理不善，到秋收时，互助组的稻谷收完了，而梁云的稻田却背一块黄一块无法收，拖到十月下旬。有一天刮起大风。在这紧要关头上，梁树森、梁仕祥两个互助组派出10个组员，抬上排桶帮他抢收稻子。之后，他算了一笔帐，入组的每户增收稻谷一百多，家家有余粮卖国家，他家少收粮食一百八十。若不是互助组的帮助，大风来了则减产更多。这二次退组二次减产的教训，使他看到组织起来的好处，认识到光为自己打算是不对的。后又以学习党的总路线，认清了形式，决心要求参加常年互助组。在互助合作的过程中，许多劳力较强，家境较好的农民，几乎都有类似于梁云这种思想斗争的过程。
       经过对党总路线的宣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春苗，逐步在剑阁农民中生根、开花、结果。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各级党政领导把发展常年互助组列为中心工作。省委要求1953年参加常年互助组的农户要占总农户的20%，参加各类互助组的农户占50%以上。县内按照“积极发展，稳步提高”的精神和坚持典型示范带动全面的方法，各乡选择一二个互助组为常年性互助组，到1954年6月，全县办起常年性互助组1003个，入组11095户，占总农户的12%；参加常年性互助组2530个，入组23188户，占总农户的26.8%；到年底，全县有常年互助组1596个，入组农户占总农户的22.9%；有季节性互助组3552个，入组农户占总农户的46.6%。互助组的规模也由小到大，户数增多，每组平均10多户，有的几个互助组联合互助，有的是大组持小组，当时称“联组”，互助内容由一般性的田间农活，逐步扩大到兴修水利工程等方面的互助。
       在发展互助组中，由于工作基础不同，乡与乡、村与村互助组多少有别，最多的乡村入组农户在80%以上。如北庙乡占86.6%，土门乡占90%；一般乡村占50%左右，而最少的乡村在20%以
       下，如香沅乡八组农户占20.3%，柏槎乡岳家村仅占16%；当时全县共有31个村没有常年性互助组，这些地方农民主要的思想顾虑是害怕“一切归公”、“事事集体”，怕“老人，小孩没饭吃”等等。随着工作的开展，农民的思想顾虑也在逐步的消除。全县互助组由少到多，大多数农户都参加了互助组，到1955年，互助组达4791个，八组农户66312户，占总农户的777.5%。其中有常年性互助组2922个，八组农户28850户，占33.8%；季节性互助组1869个，八组农户37462户，占43.7%。互助组是农村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组织，初步在农民中灌输了社会主义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打下了基础。
       二、初级社
       1953年12月，县委开会学习了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党在农村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与方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指出：“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合作化道路。”根据决议精神，县委在1954年1月决定试办以土地入股分红、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摸索经验。经过研究，选择基础较好的北庙乡一村梁树森互助组和开封乡唐正清互助组为办社试点单位对象。抽调9人组成建社工作组，宣传部长郭明申为组长，一区副区长赵历、三区三委委员张连仲为驻社干部，县委办公室干部和农技干部6人为组员，分别到这两个互助组开展建社试点工作。当时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随工作组到北庙乡一村了解情况，梁树生的互助组是全县的重点组，他本人又是省劳动模范，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组里有党员、团员和村干部等骨干分子5人，农民觉悟较高，对党
       的号召非常拥护。在发动办社过程中，工作组向农民宣传党中央的号召和办社的好处，又以梁树生互助组的积极分子为骨干去发动附近梁仕祥、梁玉清两个互助组的农民。经过十多天的宣传和学习。这三个互助组的农民积极要求办社。经工作组按自愿原则逐户征求意见、登记入社，审查入社资格，接着讨论土地入股分红、耕牛农具的租用和劳动力式等具体问题，订立合作社章程。共有35户农民入社，都是贫农和中农，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的社员105人，入股土地315亩，占耕地总面积的95%。工作组在回县向县委领导汇报情况，在汇报会上对合作社的名称进行了讨论，有的主张以“梁树生”的名字为社名，有的主张以小地名为社名，经过讨论，县委书记薛峰说：“这是第一个合作社，要在剑阁全县起带头模范作用，就叫‘剑模农业生产合作社’。”于是决定以“剑模”为社名。2月4日在一村召开合作社成立大会，为了扩大影响，请来北庙乡村干部参加。在成立大会上，工作组赵历宣布批准书和社名，宣读合作社章程，社员推选梁树生为社主任。会后社员讨论制定了大春生产计划和增产措施。
       剑模农业社成立后，社员的积极性很高。由于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互助组到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拥有了较强的生产能力，在抢栽抢种，推广新技术，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比个体农户单独生产显示出其优越性，生产搞得很好。秋收下场，全社的水稻亩产平均578斤，比上年增产14.6%，玉米增产26%，红薯增产12.6%，棉花增产68.7%，高出一般互助组的增产比例。当年按政策分配结果，增加收入的社员26户，占75%；平均的4户，减收的5户，减少的比例在10%左右。贫农梁廷元上改后生活仍然有困难，他先入互助组，后入合作社，两年下来，就添置了一头耕牛，缝上新棉袄，粮充足，还卖了200斤余粮给国家。剑模社增产增收的事实，既
       有利于合作社的巩固，又推动了全乡的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县起了带头作用。在当年的劳模代表会上，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公园坝开会表扬，奖给剑模社一头水牛，社员们接回水牛，激动得热泪盈眶。这头水牛也很争气，在其后的二十多年里繁殖了五头小牛，给剑模社（后来的五星大队）立了大功劳。
       1954年在互助组大发展的同时，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方针，由点到面，扩大试办初级社工作。5月下旬，县委在区委书记、区长会上，总结试点经验，按照绵阳地委分配剑阁试办初级社90个的要求，布置建社准备工作，安排第一批在秋前各区试办社二三个，第二批在冬季各乡试办社一二个。主要的准备工作是选好建社对象，积极培养骨干，宣传政策方针，进行思想动员，到1954年10月，全县已建初级社35个，入社农民1019户。11月，上级党委要求剑阁增加第二批建社任务，建社数达到164个，把北庙乡办成初级合作化乡。按照这个要求，到年终，区要建社32个，最少的七区要建社9个，其他区各建社10至12个。当时，农村的形势很好。一是经过总路线的宣传和建社显示出的优越性，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二是互助组大发展，有常年性互助组1700多个，出现了一批联组，为办社准备了条件；三是基层党组织因筹措建立，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在群众中起带头作用；四是各级党政干部初步摸索了办社的经验。县委也因势利导，指导区乡投入办社工作，并在工作坚持三条基本原则：一是认真执行“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方针和“只能办好，避免办坏”的原则，建立一个，巩固一个，严格控制办社规模，一般社二三十户，新建立三十户以上的社要报区批准。二是坚决贯彻自愿原则和互利政策，深入做思想教育工作，入社不入社则由农民选择，不准强迫命令。三是正确贯彻依靠贫农，巩固团结
       中农，逐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阶级路线。因此，保证了新建社任务的顺利完成。到1955年1月，全县有初级社164个，入社农户4148户，占总农户的6%，每社平均25.2户。北庙乡先后建成剑模、刘家河、石堰口、石桥子等15个初级社和3个分社，共入社631户，占总农户的51%，加上入互助组的农民，占80.1%，实现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
       1955年春，县委根据我县合作社运动发展情况，除大力巩固已办的合作社外，按照地委要求新建社240个，基本实现合作化乡6个。同各区讨论研究后，挑选了257个互助组为建社对象，挑选12个乡为合作化对象，按计划的步骤开展宣传和建社准备工作。8月，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传达到县和农村党支部，在领导农业合作化中所表现的“右倾保守”思想层层批判。9月，上级党委重新布置建社工作，修改建社计划，把剑阁县的新建社任务改为518个。10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公布后，建社准备工作的重点转向，主要是在干部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不积极发展合作社”等“消极论调”，在群众中批判不愿入社的思想是“富裕农民资本主义自发思想”和“富豪思想”，造成入社光荣，不入社可耻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浪潮迅猛地发展起来。到1955年12月全县初级社发展成为892个，入社农户27984户，到1956年初，猛增至1492个，入社53307户，占总农业户的70%，半年时间，全县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
       三、高级社
       在农业合作化浪潮的推动下，剑阁农村的合作社由初级社形式向高级社形式转化的过程加快，且成为必然趋势。1956年，领导的初级社迅速地转办高级社成为地方党政领导的中心任务。
       1月，县委派出三个工作组到北庙、开封、柳堡三个乡试办取消土地分红、生产资料折价入社、统一经营、按劳分配为特点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完成了任务。
       五星高级社，以剑椒社为基础，吸收附近刘家河、青龙社等6个初级社组成，以“五星”为社名。入社292户，入社田土4714亩，梁树生为主任。
       和平高级社，以唐家湾社为基础，吸收三叉河、钟岭山、马耳滩等6个初级社组成，以“和平”为社名，入社260户，入社田土2550亩，唐正清为社主任。
       前锋高级社，以蔡家河社为基础，吸收前进、前锋等5个初级社组成，以“前锋”为社名，入社270户，入社田土3995亩，蔡正坤为主任。
       3月，县上作出三年实现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的规则：春季完成试办高级社的任务，共入社农户822户，占总农户的1.2%，夏秋季区乡树旗帜（即试点），冬季乡乡新办高级社，共办73个，要求入社农户占30%；1957年新建社127个，总社数达200个，入社农户占75%左右，要求38个乡中的34个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1958年以扩社办法为主，再吸收一批农户入社，全县入社农户占95%，完成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任务。
       7月，全县掀起办高级社的热潮。在工作步骤上，采取合并初级社的办法转为转高级社做准备，把1942个初级社并为400多个高级社，先合并组织机构，再解决具体问题。其次以老社为基础实行扩社，把附近互助组和个体农民吸收入社。8月，各高级社普遍扩社，把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和有残疾不能劳动的人，吸收入社实行“五保”。把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吸收入社同社员一样对待，
       地离反坏分子也被吸收入社为“候补社员”或为监督劳动对象。在迅速发展的高级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广大农民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高涨，但思想上要变革传统的私有观念，斗争是复杂而激烈的。有些人认为不入社不光彩，怕背“单干”名誉不好，随大流涌进高级社；又有些人怕一切归大堆，怕入社不自由，怕吃亏，不热心生产投资，甚至有的地主发生乱砍树木，出卖耕牛等不正常现象。这些思想顾虑随着宣传的深入和政策逐步落实被解决，有的则淹没在大势所趋的合作化浪潮之中。1956个冬，初级社普遍转为高级社。到1957年初，全县有高级社1498个，入社农户的84600户，占总农户的99.6%，仅6个月的时间又实现了全社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比原规划提前了近二年。
       我县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冬就完成了。其间，从1955年夏季以后，在工作上发生了要求过急、工作较粗、转变太快的缺点，有些问题未能彻底解决。但是，这是引导农民由个体走上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土改”之后又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大变革，其方向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次变革，把农民个体所有的私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动摇了农民深厚的土地私有观念和小农经营的传统习惯，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思想斗争激烈。随着宣传的深入，实现合作化，不但农村生产力未遭到破坏，而且对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起了促进作用。农业合作化后的第一年即1957年，全县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26866万斤，比1952年增长30.6%，比1949年增加一倍多；油料比1952年增长20%，比1949年增加2.8倍；出栏肥猪67786头，比1952年增长132%，比1949年增加4.7倍。全县国民经济全面增长，是形势最好的一年。
       四、几项主要政策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在农村的政策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步变化，初级社坚持了自愿互利的政策，既照顾贫农利益，也不损害中农利益，引导多数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高级社迅猛发展时，由于体制改变过快，工作欠细，一些政策未能完全落实，且产生了一些“左”倾向。当时农村几项主要政策执行的情况（如下）：
       (一)农民入社经济问题的处理政策
       1. 初级社经济问题的处理。
       ①土地。
       耕地评产入股，按入社农民土改后评定田土通常产量入股。对少数农民通过兴修水利、土地加工、增施肥料提高了产量的，进行个别调整。农民开垦荒地入社时按同等土地评产入股。入股常产一般要占农户常产总数的90%—95%。
       耕地分红。入社耕地分红一般不超过劳动报酬。分红的办法，新建社采用活租制、分红比例为土三五劳六五、土四劳六、土四五劳五五，个别社土劳三七开。一年之后，实行定租制，分红比例为25%—30%，最多可达40%。
       自留地。按农户实有人口留耕地面积的5%，单身汉和人口少的适当多留。
       土地上的塘埝、沟渠等附属物随土地归合作社使用，由合作社维修和管理。
       ②耕牛和农具。
       耕牛实行私有租用。租用费的标准，以中等牛（分水牛和黄牛）耕作一天所能达到的数量和质量为一个定额，得租用费5角至6角（黄牛略低）。全年分春耕、夏收和秋收后三次付清，每次付1/3。
       大、中型农具。拌桶、犁耙、晒席、风车等大中型农具私有租用，租用费按当地现价和使用年限折旧付租用费。小农具自备自用。
       副业工具，农民的水碾、水磨和粉房，加工等工具不入社，由所有者各自经营。
       ③山林。
       山林和零星树木（包括果树、桑树）不入社，一律由农户自己经营管理。
       ④股份基金。
       股份基金分两种：一种是生产股份基金，用于购买种子、肥料、草料、耕牛和农具等项开支和租用费；一种是公有化股份基金，用于合作社购买耕牛大农具等项的开支。股份基金按社员入股常产平均分摊。互助组添置的公共财产入初级社后转为公有化股份基金，减其应交的股份基金。
       ⑤养猪。
       由社员私有私养。少数贫困户无力养猪时，由合作社资助本钱和社员合伙饲养，收入二八分成，社员多得。
       初级社对有关入社经济问题的处理，体现了半社会主义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农民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根据互利原则，对私有社用的生产资料都给以公平合理的代价，使入社的贫农、中农都不吃亏，有利于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
       2. 高级社会经济问题的处理。
       ①土地。
       土地入社。农民私有的耕地、开荒地、非耕地必须全部入社，为集体所有，由高级社统一经营。
       自留地。由高级社统一划拨，按合作社耕地的多少情况，每人划一分二至一分五，用于种植蔬菜和饲料作物。自留地总数不能超
       过耕地面积的 5%
       塘念、水渠等设施，一律归还合作社所有，由社统一使用和维修管理。
       ②耕牛。
       社员私有的耕牛一律折价入社归集体所有，按入社时市场正常价格折价。当时，劳役牛定价较合理，水牛150元至300元，黄牛100元至150元。老牛和小牛折价很低，一般每头三四十或二三十元。牛价款原定三年付清，在公积金中支出，未付清的按银行存款利息计付清。后因体制改变，有的社对社员的耕牛折价款拖至70年代还未付清。
       ③农具。
       社员私有的犁耙、晒席、风车、拌桶、水车等大型农具折价入社，由社统一安排给社员使用。农具折价也和耕牛一样，未按原定时间付清。小农具由社员自备自用。
       ④林木。
       社员私有的山林，成材木折价入社，荒山、柴山无偿入社，田土埂上的林木随土入社，小块坟林归几户共有，房屋周围的林木划为社员的自留树。入社后，按各户人口多少给社员划部分自留柴山。全县入社林山面积约133万亩，占森林面积的94.5%。
       ⑤加工用具。
       社员的水碾、水磨等转为合作社所有，由社经营。副业用的制粉、酿酒等用具折价入社，统一经营。
       ⑥股份基金。
       生产费股份基金按初级社办法处理，不再重摊，新入高级社的农户要按标准摊一份股份基金。公有化股份基金，转高级社时，各初级社按股份摊。
       ⑦债务。
       初级社的货款债务转交高级社结算，由高级社偿还。
       ⑧公共财产。
       初级社添置的耕牛、农具、房屋、库储设备等公共财产和公益金、公积金一律转归高级社所有，不得分摊。
       高级社的经济问题的处理，虽然也强调贯彻等价互利的原则，正确处理社与社、社与社员个人的关系，但在当时高级合作化的浪潮中，未能深入地做好思想工作，许多社员经济问题未完全按政策处理落实，成为遗留问题，在一定程度了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
       (二)农业社的分配政策
       1. 初级社的分配。
       初级社的收入分配，按上级规定，在总收入中保证85%以上的收入分给社员，实行以劳为主照顾土地的分配原则，使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总支出，按实用的种子、肥料、耕牛农具租用费和管理费等项开支结算。公积金一般提留总收入的5%，增产多的社适当多提，但不得超过10%，受灾减产社可低于5%。主要用于购买耕牛、农具、兴修水利等开支。公益金提留总收入的1%，增产多的社最多不超过3%。主要用于集体的文化福利开支。
       1955年全县有164个初级社参加分配，决算结果。增产社共140个，占85.4%，保产社和减产社共24个，占14.6%。总收入除生产费用开支外，实行比例分配的163个社，其中劳七土三的41个，劳六五土三五的114个，劳六土四的8个。实行定租40%的一个社。公积金一般提留5%——7%，最低的3%。公益金一般提留1%——1.3%。粮食分配上，先交征购粮，分算到户，统一交售，其余按比例分给社员。例如，北庙乡剑横农业社，当年总收入5817元，比上年增长19.5%。总支出839元，占总收入的14%。其中，买商
       品肥料用去259元，归还社员投资54元，耕牛租金191元该县租金18元，其他支出84元，公积金175元，占3%，公益金占1%该县部分按劳七土三分配，土地分红1311元，按入股常产7388斤计，每斤得0.0177元，劳动报酬3667元，每十分值0.47元。劳仕分红和耕牛，农具、租金等社员实际分得5335.6元，占总收入的91.7%。计算到户后，35户社员中，增加收入的26户，占74%，保收的4户占9%；减收的5户，占17%，其中减收程度5%—10%。
       2. 高级社的分配。
       高级社的收益分配，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和完全按劳分配的政策。在总收入中要保证80%分给社员，先交国家的，再提留集体的，然后是社员分配。
       1957年，全县有1613个高级社参加分配，共有社员户87639户。当年总收入1570.3万元。其支出为，农业支出127.7万元，占总收入的8%；生产费用353.1万元，占22%；管理费5.1万元，公积金58.1万元，占3.9%；公益金30.7万元，付耕牛农具折价费12.9万元，其他开支4.6万元，社员劳动报酬990.8万元，占总收入的62%；按用工分配，平均每个劳动日值0.30元，按参加分配的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总收入41.5元，纯收入32.2元。
       当年高级社粮食总产量25008万斤。分配结果，交国家征购粮6727万斤，集体提留种子、饲料粮2664万斤，提留储备粮389万斤，社员分配15228万斤。按分配人口计，平均每人口粮407斤。
       (三)农村阶级成份规划
       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为了贯彻阶级路线，对土改时的阶级成份进行内部规划。其标准根据农户土改后的经济地位划分，即富裕和不富裕来确定成份。方法是抓两头，首先将土改时的贫农中比较困难的定为贫农，其余的按经济情况多数定为新下中
       农，少数定为新中农和新上中农；在中农中，将生活比较富裕的定为老上中农，其余定为中农和老下中农。规划以后，造册登记，供内部掌握。其他有的地方还张榜公布，农民都知道自己被打的成份，引起了一些思想顾虑。全县规划结果，在总农户中，贫农占30%，新老下中农占40%，新老上中农占20%，地主富农占10%。如抄手乡753户中，土改时贫农290户，中农340户，地主43户，富农47户，其他3户。规划后，贫农232户，中农、下中农270户，新老上中农158，其他未变。这样规划，把一部分靠土改和党的政策翻身致富的家属定为“新老上中农”使他们思想背上包袱，在政治上说不起话了，规划成份，原意是吸收贫农和下中农，中农先入社，对新老上中农，则使他们等一段时间再吸收入社，实际上，在合作化高潮中的1956年都吸收入社了。
       (四)农村“五保”户政策
       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绝大多数农民参加了高级社，同时，对农村中生活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和残废人员也吸收入社，由合作社包干负责，采取定额补贴的办法，对他们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五保”政策，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全县当年有“五保”人员2600多人。他们的口粮为本合作社的平均标准，用钱定期支付，每年缝一套新衣服。这项政策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社员赞成，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五)对地主富农入社的政策
       在农业合作化中，对农村的地方、富农入社限制较严。1955年规定地主、富农家庭人员和反革命分子及其家属不准入社。1956年，为了迅速实行合作化，规定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及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可以入社，同社员一样对待，对地、富、反坏分子视其表现分别吸收入社。当时有富农子女11800人和地主子女15500多人
       入社。当年秋冬，将地主分子7049，富农分子3316人和反革命分子全部吸收入社，并根据他们的表现，有的定为“候补社员”，有的则实行监督劳动。
      
对《回忆华西日报》一文的几点质疑

       陈雁军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载有《回忆华西日报》一文，文中所述 \( ^{a} \) 有与实际不无出入者。爱本实事求是之旨，试提数端作为质疑，不当之处，敬盼指正。
       一、刘湘渠是就任省主席时就兼任川康绥靖主任吗
       该文开始（15页）便说：“华西日报于1934年3月15日创刊。”接着又说：“1935年2月，刘湘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这就完全不确了。按刘湘早在1931年被蒋中央任为四川善后督办，继于1933年又奉命兼任四川“剿匪”总司令，1935年成立新省政府之际，他便又多了一项省主席的官帽，即是督办。总司令、省主席三大官职均集于刘湘一人之身。约两年之后（1936年11月19日）蒋中央明公撤销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反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同时改任刘湘为川录绥靖主任；刘湘于同年12月18日发出通电，宣布于20日就任川康绥靖主任新职，这已是西安事变以后的事了。历史是颠倒错乱不得的。
       又还说(同页)刘湘“派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任华西日报社长”，这亦令人费解。因为前既说华西日报创办于1934年，西省政
       府则成立于1935年，时间上怎么对得起口！过去侧阅华西日报为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所办！社址初在成都新街后巷子北端，王白于任总编辑，谁作社长，现已记忆不清。不过邓汉祥兼任社长及该报政兼省政府，应是1935年7月省政府自重庆西迁成都以后的事，这才与实际情况相符。
       二、通过省务会议开办华西日报之说应再加以推敲
       文中（16页）又说：“刘湘决定办华西日报后，由省府秘书长提出，省务会议通过，决定给该报开办费3000元，以后由省府每月补助3000元，……以华西日报为省府机关报，……”这段叙述不无疑问，应当看到：
       1. 该报创办时，刘汀的新省政府尚未成立，何来省务会议？
       2. 省府诞生之日，该报开办已历时近一年，怎么会给它发开办费？！
       3. 当年刘湘高度集权，一切军政事务，都是他说了算，像开报这项事体，只消信笔一批或口头打个招呼也就行了，怎么会提交省务会议来通过呢！此等情节，下面另有事例可资印证，这里不再多谈。
       三、邓汉祥几时派王白与继任华西日报社长
       16页又还说：“邓兼任华西日报社长一段时间，以省政繁忙，无法兼顾，乃派王白与继任社长。”此说亦有疑问。如果邓真无法兼顾，谁来继任，只有刘湘才能作出决定，邓汉祥是不能越组代庖的。征诸实际，邓不仅一直兼任华西日报社长，后还兼任济川公报社长，但皆仅负名义，并不过肩事务。这里把重庆济川公报大略介绍一下。该报创刊于1931年1月11日，是刘湘21军军中枢令组织武德学友会的机关报，最后由重庆市长张必果兼任社长。1936年春张必果逝世，约在是年5月，刘湘亲下手令，派省府秘书长邓汉
       祥兼任社长，同时命武德会交出该报，作为省政府的又一机关报，每月拨发经费2000元。邓汉祥以何敬敷为总编辑，陈雁莘为主笔，6月初去渝接收继续办理下去，邓汉祥遥领兼社长名义，直至1939年该报停刊为止。
       据上述情节看来，王白与的社长身份，只好暂为存疑。
       四、兴中日报究竟是谁办的
       17 页中又提到，王缵绪主川后不久“……王缵绪无奈，只得另办兴中日报，仍以唐毅果为社长（按此人姓唐名毅字毅果，称唐毅果是把名与字混淆在一起了）。此种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这里特将有关兴中日报的情况简介于次：
       兴中日报是四川省政府县政人员训练所毕业同学会创办的。这个同学会的性质，与刘湘军中核心组织武德学友颇相类似，它由省府秘书长邓汉祥负责领导，人们称之为县训集团。1937年秋间，他们就开始筹办报，邓汉祥报经刘湘同意，刘出川抗战前即已正式批准，月由省府发给经费两千元。该报以“兴中”二字命名，是由笔者提议，大家研究讨论决定的。约在1937年12月间，这个报纸即行问世。报社社长聘请省府法制室主任黄墨涵兼任（仅负名义，并不过问事务），省府视察（县训学员）朱彦林作总编辑。社址在春熙路南段。这个报可以说是四川县训毕业同学会的机关报，也可以说是四川省政府的机关报，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王缵绪办的。仅管邓汉祥被王缵绪排出省府后，唐毅当上了兴中日报社长，毕竟是去刍夺行为，与所谓另办大有天渊之别。
       五、抗战爆发后刘湘是否退不出师
       17 页又还说：“抗日战争爆发，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应是先于9月初奉命担任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10月15日复奉命改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祺蒋趁抗战之机削夺自己
       的实力，以种种借口逃不出师，对华西日报宣传抗日，促川军出川抗战的文章大为不满，……同时迁怒华西日报，拟撤换社长王白与。邓汉祥进言劝止，……”
       上述各情，似皆有欠确切。
       刘湘是否以种种借口逃不出师，这首先要弄清他对抗战持什么态度。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国民党元老重臣，原四川省主席张群有言可证。张于刘湘逝世四周年之日，公开发表纪念感言，文中有云：“当二十六年（即1937年）之秋，敌人以雄厚国力，倾新锐之师，大举来寇，其势甚张，故主席（指刘湘）奉召赴京，商决大计，慷慨陈词，愿悉率川省五百万壮丁参加抗战，庙议遂定。……”“从庙议遂定”四字中，可以体会出蒋中央对于抗战，初尚犹豫不决，在刘湘力主抗战并拍起胸膛甘愿担当重任后（另据邓汉祥说，刘湘在开国防会议时大放厥词，说四川可以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和粮食若干万石），蒋中央方始下定决心进行抗战。看来刘湘对于抗战是持积极态度的，揆情度理，当然不会退不出师。实际从9月初起，川军已分东、北两路先后开赴前线奋勇杀敌。
       再说撤换华西日报社长王白与这个问题。王不是社长，如果要撤职，也只能撤王的总编辑职务。笔者当年供职省政府，与王白与日夕相见，因工作关系时刻不离邓汉祥左右，此一事件竟然毫无闻知，是该文作者记忆有误？是我个人年老健忘？未敢遂下断语。
       六、我所知道的王白与
       18 页说：“……而王绩绪始终耿耿于怀，便借此撤去王白与社长职，改派省府顾问雷啸岑任社长。雷系复兴社分子，任过川南区专员。……”
       据笔者所知，雷啸岑是湖南人，过去在南京作过内政部次长，这时在成都四川禁烟督办公署担任主任秘书，并未在四川省当过
       专员。至于王白与，其本职是省政府公报室（后改名编译室）主任、华西日报总编辑乃是兼职，社长邓汉祥仅负名义，报社一切事务，悉交王白与负责处理，笔者与王交往较多，知其为人不失书生本色，并擅长书法、工诗，有名士韵味。平日与武德会人士似少接触。对王缵绪较为忠谨，王缵绪代理省主席后，曾偕同王白与飞往武汉谋求真除，可见两人之间相处尚洽。1939年7月，蒋中央将在成都成立四川省临时参议会，与此同时，复兴、C·C两系的人士纷向王缵绪索讨官职，王不能设法应付，便在王白与身上打起主意来了：他一面电荐王白与任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一面免去王白与的公报室主任职务（当然华西日报也得一并交出），但他在电中保存了四个人请蒋中央选定，王白与名列最末，结果，中选的是罗文谟。王白与一时无所凭依，曾一度在川康铜矿管理局作主任秘书，继又创办私立岷云艺术学校（即南虹艺专前身）并担任校长，皆不甚称意，约在1940年间便离蓉赴渝去了。上述各情与回忆华西日报一文所记不尽合辙，姑为录之，意不外是用供参证而已。
       附赘片言：重庆解放前夕，王白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渣滓洞。
       1994年5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四辑 作者= 页数= 2 2 6
       SS号=0
       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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