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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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目录
成都市政治革概述……茅增希 李修化 白兆渝（1） 我们所知道的那锅楼……刘祖道 蒋伯滨 陈仕俊 傅英道（23） 川军军部机器部在川黔滇边阻击战红军长征之经过……胡素霖（43） 成都一九四七年“六·二”大逮捕事件亲历记……郑（78） 成都一九四七年“六·二”大逮捕事件补遗……李虎（86） 德人头、平“杀湖”警察真相……李伯英 郑平 徐敏（88） 回忆成都新民报的战斗艺术和它被查封抢劫前后……赵亦兰（100） 民江大学始末……黄子谷（111） 郭德与石宣中学……李仲钧（115） 回忆我父吴熙华与何德中……吴伯镇（121） 龚荫公家点洞……徐伯威（129） 成城公家的倒头与使……徐仁甫（132） 战斗在生活市居的岁月……胡之明（154） 生活市居成部分店……张佩黎（137） 许昭家……周伯英口述 唐览从整理（145） 忆……文家之（152） 儿科名医陈行与儿医陈……吴世英 陈先德（169）
击唱双绝的扬琴圣手李德才……邓穆卿（176） 金堂巨匪赖金廷……金堂县政协文史资料组（178） 解放前成都的“入市”……吴剑渊（195） 种烟（鸦片）行……高兴亚遗稿（120） 附：勘误表……（201）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主要目录初选预告……（203） 征稿启事……（204）
成都市政治革概述
乔曾希 李参化 白兆渝
一、成都的历史概述
成都，是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古城，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弱国开明王朝就已在这里建都。到了战国时代，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伐蜀，统一巴蜀，仿秦都咸阳制在蜀都筑城，设成都县，成都之名由此始。秦汉以来，成都成为我国西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军事重镇，汉代为全国五大都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之一，盛唐时期为全国四大名城（长安、扬州、成都、敦煌）之一，经济地位仅次于扬州。历史上曾五次成为封建割据王朝的京都，即西汉末的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刘备、东晋末的成汉李特、李雄、五代时的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等。而宋朝的王小波、李顺国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曾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明末张献忠也在成都建立过大西政权，所以成都也是具有光荣革命史迹的城市。
成都自秦代建城设县以来，除前述七个时期为国都外，其余各朝代历为郡治、州治、府治、道治所在，明清两代，四川设省，成都既是成都府治所在，又为四川省会，城内外划设成都、华阳两县，渠成都府，直至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后，初仍旧制，1913年1月北京政府通令，废除府、厅、州名称，均改为县，省以下设道，分管省属各县，成、华两县隶川西道。由于成都为省会所在，城区分属成、华两县，关于公共有关事宜，特设城议会会商处印。
关于成，华两县的区划，系东南门为华阳县属，西北门为成都县属。两县在城内分界：成都县南自少城小南街、竹平街、陕西街、贡院街、状元街、西丁字街，与华阳交界。东南自青石桥街直上南署袜街、北署袜街、喇嘛寺止。以街心分界，西偏为成都县，东偏为华阳县。
城外分界：成都县西自金水河直下望仙桥交华阳界，西南至温江县界二十川，西至郫县县界二十里，西北在新繁县界四十里，北至新都县界三十里。华阳县东由大面铺至简阳县界四十里，南至旋桥交双流县界二十川，又南至莲花坝八十五里交彭山县界，东南至简阳县界四十里，又东南至秦阜寺七十里交仁寿县界，西南至双流县界二十五里。
两县管辖的场镇。成都县属有驷马桥、火回镇、三河场、金泉铺、青龙场、崇义桥、两路口、太平场、复兴场、青羊场、苏坡桥、马家场、共计十二个场镇。华阳县属有第一区得胜场、保和场；第二区石羊场、白家场、华兴场、永丰场、望仙场、文星场、双华场；第三区中和场、三圣场、新兴场；第四区中兴场、正兴场、义兴场、黄龙场；第五区水安场、全兴场、万兴场、世兴场、黄龙溪、顺河场；第六区永兴场、大林场、三星场、廉义场、复兴场、合江场；第七区太平场、白沙场、兴隆场、万安场、回龙场；第八区西河场、大面铺；第九区隆兴场、仁和场、同兴场。共计九区三十八个场镇。
成都清末民初的市场概况，见诸文字记载的，有古老的药市（中药材）、蚕市（丝）、茶市、棉花市、布市、盐市、东南西北四城门外的油米市。到了清末，推行新政，发展工商，市场才有了变化，其最著名，莫如花市。
成都的花市，据志书载：唐代就有了，地点在西、南门外青羊宫、二仙庵（今文化公园）。花市上除花木以外，兼出售农具。清末，农工总局成立后，总办沈文贞将花市扩大改为劝工会，以示提倡。后来周爵培任劝业道，大力推行新政，卓有成效
的是娟（集中管理妓女）、厂（办厂收容无业游民）、唱（设剧院）、场（开劝业场）四项措施。乃将劝工会改为劝业会，饬令各县在会场展览手工业品和土特产品，评比给奖。故每届二月会期各县商贾、农民云集成都，为成都市场最繁荣盛时期。
城内商业繁盛区域，集中在劝业场（商业场）、总府街、湖广馆街、大小什字、盐市口、东大街一带。手工业最为发达，其中织锦缎的机房，就将近千家，东门一带贫苦人家，多以木机织布纺纱为副业，机杼之声，彻夜不息。
二、成都市政公所时期（1922——1928年）
本市市区自唐宋以来，即分隶成都、华阳两县，地方事业向由两县会同管理，凡公安、卫生及修沟筑路等工作，则多由市民自行举办，政府从未过问。至清朝末年，推行新政，始于省会设警察总局，市政事务，由警察总局办理。辛亥革命以后，四川军阀混战频仍，市政事务，仍多由市民私人团体办理，仅警政一端，仍由警察总局主管。民国十年（1921年），省外通都大邑，均相继设置市政机构，省会警察厅与成华城议会，乃呈请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筹办成都市政，经批准设立四川省成都市市政筹备处。是年六月五日，成都以成总司令刘成勋，委任省会警察厅长王璧奕为市政筹备处处长，成华城议会总董事长苏兆奎为副处长，组成市政筹备处，并拟具章程，于正副处长之下，设总务、文牍、法治、会计、调查、庶务六科，每科设正副主任各一人，由警察厅、城议会的人员分别担任。该处曾分区调查街沟以及各街有无建筑侵占街面等事，调查完竣之后，即由筹备处分区绘出全城街沟图，分应修、应淘两种。令饬各街正会同警察厅的下属人员次第举行修淘。其余应办事项，则四经费无着，无法推行。该处旋即奉令改组为成都市政公所。公所成立后的情况分述如次：
1. 市政公所的组织：
一九二二年三月，四川省长公署以成都为四川省会，应即设置市政公所，并按照北京、广州两市的成案，折衷拟就成都市政公所组织大纲，规定公所设督办一人，督办之下设坐办、会办、提调、秘书长、秘书各一人。下分四科，一科办理收支、编辑考核等事项，二科办理交通、劝业、教育、卫生、慈善、市场管理等事项，三科办理道路、桥梁、水道沟渠等事项，四科办理市政工程等事项。又设技师、技士各一人。外设参议会，聘请本市绅耆及法团首领若干人为参议，以备督办之咨询。公所首领拟将来将各科扩大为局，设度支（即财政）、公益、工务、卫生、电话、公安各局。其后组织章程厉有修改，政局未及实行。
2、市政公所的历任市政督办：
第一任督办刘成勋。民国十一年（1922年）三月，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湘，委任成都卫戍总司令刘成勋任成都市政公所督办，王暨英为坐办，苏兆奎为会办。即于是月九日就职。结束市政筹备处，正式成立成都市政公所。
第二任督办陈泽儒。民国十二年（1923年）一月，刘成勋就任四川省省长职，乃以省长名义令委陈泽儒为成都市政督办，委王暨英、苏兆奎为会办。于是月八日到职。
第三任督办王绩绪。民国十三年（1924年）二月，管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杨森，令委陆军十六师三十二旅旅长王绩绪为成都市政督办，委孙少荪为提调，襄赞一切。
第四任督办罗泽州。民国十四年（1925年）九月，联军占领成都，杨森败退出川。四川清乡督办邓锡侯，以成都市政关系重要，乃委其所属十一混成旅旅长罗泽州为市政督办。罗于九月三日就职，仍委孙少荪为提调，曾誉谷为秘书长。
第五任代理督办陈光藻。民国十五年（1926年）一月，罗泽州升任十一师师长，其旅长职务由陈光藻升任，市政督办一职，亦委陈光藻代理。
民国十七年（1928年）议设成都市政厅，市政公所结束
撤销。
3、市政公所的财政来源：
市政公所成立后，以发行公益券为其主要来源，（即每月发行彩票一次），这是成都发行彩票的开始，后来历任市政督办均相继发行，剥削劳动人民。至1933年8月16日，刘湘统一川政，才通令停止。市政财源除彩票外还征收下列各税：1、经纪捐，2、质店捐（当铺捐），3、特种营业税（烟赌烟税），4、车辆、肩舆（即轿子）、船支牌照税，5、街沟厕所捐，6、土地增价税等。所有这些收入，均作市政公所的行政费用。至于修街、筑路则按计划多少，由街正按户分摊征收。
4、市政公所时期的街道交通：
成都市区内的街道交通状况，当时极为落后。虽繁盛街道，皆以石板铺面，且均由各街居民集资修筑，非至石板破烂不堪，实少修理。因之街面狭窄，高低不平，极难行走。如遇天雨，则更泥滑难行。至于少城及僻静街道，多系土路，阴街一过，非四五日后，全无下足的地方。而交通工具，唯赖过街轿子，行进既缓，需费亦大。官僚、军阀、地主、富商，则乘拱轩大轿，长雇大班数人，交换杠抬跑步前进，后随弃兵或跟班多人。民国七年（1918年）四川督军熊克武，修筑少城东城根街，名日靖国路，行驶铁轮人力车，拉车的均为旗民（满民）。但路线既短，路面又不平，车行其上，震动很大，也不便行人，不久即自行消灭。民国十二年（1923年）一月，陈泽霜督办派按正杨宝康，设计修筑少城马路，以利交通。从金花桥起，至实业街止，共长二千零八尺，名日同仁路。宽度以存一丈四尺，然路质不佳，也不耐久，因街道偏僻，亦不便于交通。民国十三年（1924年），王绩绪督办市政，承承杨森意旨，拟具修街计划，呈请四川督理杨森核准施行。第一期计划，新建春熙东南西北四段路，并拓宽主要街道。当时市民反对激烈，但杨森令王绩绪坚决进行。第一期工程，于民国十二年（1924年）
五月开工，至同年八月完成。第二期工程，即修筑马路，进行更加顺利。路成后，城市顿改旧观，拓宽的街道即可通行黄包车、汽车，人民称使·民国十四年（1925年）罗泽东任督办，拟定三期计划，继续修筑未修街道。据当时（1925年）的统计，成都市面，已有黄包车四千五百三十部，汽车六十辆，马车五百五十部，过街轿子二千三百一十乘（民国十五年减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乘）。因时代的进步，轿子这个落后的交通工具，已逐渐被淘汰，由黄包车取而代之。
5、市政公所时期的学校教育：
成都是文化古城，早在西汉景帝（公元前一五七一—四二年）时，蜀郡守文翁即在成都创立学宫，为我国创办地方学校之始。清代的尊经书院、锦江书院等亦复人才辈出。民国以后，公私兴学，续有发展，到市政公所成立时，全市计有公、私立大、中、小学多所，分述如下：
公立学校
属于大学、专门学校的计有：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成都大学，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国学专门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高等蚕业学校，高等茶业学校等。
属于中等学校的计有：第一中学校，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一职业学校，女子实业讲习所等。
属于小学者有：南城小学校，北城小学校，西城小学校，中城小学校等。
至于县立中学则有：成都县立中学校，华阳县立中学校，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资属旅省联合县立中学校，叙属旅省联合县立中学校，成都县立男女小学，华阳县立男女小学，以及高师附中、附小等。
私立学校
属于大学、专科的计有：华西协合大学校，私立忠诚法政专
门学校，四川美术专科学校，女子美术专门学校，艺术专门学校等。
私立中学有：华西协合中学校，成都公学，培英中学校，储才中学校，锦江公学，宾湖公学，瀛环中学校，蓉城女子学校，益州女子学校，女子选科师范学校，大成中学校等。
私立小学有：广益小学校，广益初级小学校，建木小学校等。
6、市政公所时期开辟的公园与名胜：
本市未开辟公园以前，市民娱乐地方只有茶坊酒馆，或则终年不出门户。至于郊外名胜，以及私家花园，非会节时期，决少往游。清末将军玉昆鉴于市民无游息之所，辟其马厩为少城公园，任人游览。同时劝业道周善培亦于西南郊草堂寺侧，辟地数百亩，筑郊外公园，其规模较少城公园尤大，惜毁于辛亥革命战役中，迄未修复。民国十三年（1924年），王绩绪任市政督办时，在杨森指示下，将少城公园大加改革护修，其后又建修支机石公园、中城公园（即今文化宫）、北城公园。至于名胜古迹，东门外有望江楼、薛涛井，南门外有武侯祠，西门外有草堂寺、青羊宫，北门外有昭觉寺，均为市民游览场所。
三、成都市政府时期（1928——1949年）
成都为四川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辛亥革命以后，交通、商业、建设、教育等事业日臻发展，人口增多，原市政府组织，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省外各大城市，均已先后设置市政府。当时省会驻军二十八军管理成都市政，乃于1928年将成都市政公所改组为成都市政府，委任该军师长黄隐为市长，并咨请四川省政府加委，同时拟具成都市政府组织章程，咨请省政府转咨国民政府内政部备案。当时内政部的规定，市的人口必须在三十万人以上才能成立政府，成都市人口总数，据1926年度调查统计已达三十户余人，符合市政府规定。所以四川省府转
省内政部查核后即得内政部复咨同意，市长黄隐亦由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至此，成都设市政府的手续俱已完备。市政府成立后的情况分述如下：
1、市政府历任市长及其任期：
第一任市长黄隐。于1928年9月1日就职，于1931年11月12日交卸。该市长系二十八军师长，由二十八军咨请省府转请国民政府简派。
第二任市长陈鼎勋。于1931年11月12日就职，于1933年5月4日卸职。该市长亦系二十八军师长，由二十八军咨请省府转请国民政府简派。因1933年5月军阀之间的毗河战争发生，二十八军于同年5月4日撤出成都，该市长即随军撤走。
第三任市长吴景伯。于1933年5月11日接任，于同年7月6日因病病请假。该市长系二十四军中将总参议，由二十四军委任。后因二十一军同联军攻击二十四军，二十四军于当年7月8日撤出成都，该市长任职不到两月，亦未随二十四军撤走，即在成都养病。所有市政府财产用具以及档案等，皆因战争损失殆尽。
第四任市长罗泽州。于1933年8月1日就职，于1934年11月1日交卸。该市长系由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委任，刘以罗泽州曾任市政督办，且为联军东路军副总指挥作战有功，故加委用。但因罗在前线指挥作战，其市长职务由罗之高等顾问陈子献代为接管，市府之财产公物档案等因战争损失殆尽，故市政之推进困难很大。刘湘乃于同年9月5日，委任钟体乾为清理市政专员，并代行市长。
第五任市长钟体乾。于1934年11月1日就职，于1937年1月28日交卸。该市长系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委任，并屯垦国民政府简派，行政院于1935年7月28日临时会议通过，简任钟体乾为成都市长。
第六任市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稽祖化。1937年1月27日，四川省政府一百二十六次省务会议决议，撤销成都市政府，另设立成都市政委员会，由民政厅长稽祖佑兼任主任委员，委员为杨仿涛、盛绍章、柴有恒、朱劼人、李湛斯、董鸿谦、李骐。于1937年1月28日就职。同年12月21日，省府又撤销市政委员会，仍恢复成都市政府。市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及各委员于该月底卸职。
第七任市长陈炳光。于1938年1月1日就职，于同年8月21日交卸。该市长曾任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由省主席刘湘呈请行政院简任。
第八任市长杨全宇。于1938年8月21日就职，于1940年10月1日交卸。该市长系省主席王缙绪呈请国民政府简任。杨系王之同乡，西充人。
第九任市长余中英。于1940年10月1日就职，于1944年12月1日交卸。该市长系由省主席张群呈请行政院简任。
第十任市长陈鸿。于1944年12月1日就职，于1946年7月1日交卸。该市长系由省主席张群呈请行政院简任。陈当时为四川省防空副司令。
第十一任市长陈炳光。于1946年7月1日就职，于1947年3月15日交卸。该市长系由省主席张群呈请行政院简任。陈系第二次任市长。
第十二任市长李铁夫。于1947年3月15日就职，于1948年6月14日交卸。该市长系由省主席邓锡侯呈请行政院简任。
第十三任市长乔诚。于1948年6月14就职，于1949年5月1日交卸。该市长系由省主席王陵基呈请行政院简任。乔当时为四川省教育厅主任秘书。
第十四任市长冷寅东。于1949年5月1日就职，至同年12月解放时交卸。该市长系由省主席王陵基呈请行政院简任。
2、市政府的机构和行政区划：
成都市政府内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社会、卫生、军事等科，会计、统计、秘书三室，并设税捐征收处、省会警察局（系省、市双重领导），警局经费系省府支出。市府之下设五个区，即东、南、西、北、外东区。东区辖：东大镇，骆公镇，诸葛镇，长胜镇，厌云镇和春熙镇六镇。南区辖：安乐镇，南大镇，明远镇，光大镇，君平镇，光华镇和万里镇七镇。西区辖：西大镇，仁厚镇，少城镇，实业镇，黄浦镇，平安镇，江源镇和青羊镇八镇。北区辖：北大镇，莹华镇、天府镇，太平镇，中市镇，万福镇和五岳镇七镇。外东区辖：水津镇，得胜镇，紫东镇和大安镇四镇。全市共三十二镇，镇以下设保，保以下设甲。后因市政日益发展，原市政府所辖区域已不适应市政之需要，乃于1935年9月6日由成都市政府与成、华两县会商划拨新址计划。新址区域东至小桥子，南至元通桥，西至刘家花园，北至凤公祠，呈请省府核定。殊该案呈报省府拖延十年，均未作决定。直至一九四五年省府才令成、华、成三县市再会商详细计划。经三县市会商勘查划定，并编造各项移交土地、田赋、户口、保甲图册，于1945年6月30日正式交割。计成都县拨交成都市政府的土地面积共四千二百四十七亩九厘八毛，共二十三保、一百九十甲。华阳县交拨成都市政府土地面积共四千三百零一亩九厘五毛，共一十九保、九十二甲，又于1944年率令废镇设区，并成立区民代表大会，选举区长、保长、甲长。市政于同年六月完成这项改制工作。先将城内的二十四个镇，以每三个镇合并为一个区，共设八个区。原镇民代表会亦可同时改选为区民代表大会，原则上每保选代表二人。即：第一区以东大、长胜、诸葛三镇合并，共辖15保，区长为白景纯。第二区以息府、骆公、厌云三镇合并，共辖13保，区长为毛寿云，第三区以南大、光华、光大三镇合并，共辖11保，区长为雷佩文，第四区以明远、安乐、君平三镇合并，共辖十二保，区长为苏子禄，第五区
以少城、宁安、仁原三镇合并，共辖11保，区长为李明湖；第六区以实业、西大、营浦三镇合并，共辖12保，区长为郑奎；第七区以开、次府、北大三镇合并，共辖14保，区长为徐仲林；第八区以华、太平、中市三镇合并，共辖13保，区长为刘锐。各镇于6月30日结束，各区区公所于下月1日正式成立。
至于城郊，1945年7月1日正式接收成。华两县新拨交之区域局，则与原市属附城几镇合并改为六个区。即：原外东之紫东全镇，与华阳划入新东郊各保，改编为九区，区长为范文卿，原水津、大安两镇与华阳新交的白塔等相连各保，改编为十区，区长为傅伯良；原德胜全镇改为十一区，区长为陈伯贵，原外南方里镇，同新接收区，改编为十二区，区长唐克熔，原江源、青羊两镇，及新交地区，改编为十三区，区长周仲成，原万福镇，与新交地区，改编为十四区，区长为王金涂。
3、市区街道及住户人口的统计：
成都市的街道，辛亥革命以前，据成都通览载共有大小街巷五百一十六条，至辛亥革命以后，因交通、商业、经济建设的逐渐发达，街道亦随之增修。据调查，在辛亥革命以后二十年间，新辟的繁盛商场有：商业场，新集商场，悦来商场，昌福馆，交通路，春熙四路等。此外由满城（即少城）增修的有：清园路，同仁路，城根街，祠堂街，长顺街，锦江街，包家巷，方池街，小南街，支机石街，泡通树街，实业街，蚕星楼街，吉祥街，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永兴街，将军街，东、西胜街，诚开街，桂花巷，仁厚街，商业街，长发街，黄瓦街，过街楼街，半节巷，槐树街，东门街等。大城增修的街道计有：华兴东街，东新街，建业里，章华里，大亭里，益德里，三多里，玉成里等，共增修五十余条街，以后逐年又有增修。据1935年9月1日新新新闻报的统计，本市共有街巷六百六十七条：东区114条，南区156条，西区114条，北区162条，外东区94条。
至于住户、人口，亦随省市区的发展逐年增加，尤以抗战以来，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沦陷区人口亦不断内迁。因此，成都市区在抗战中期曾经达到八十余万人，兹将原市政府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９年的人口统计列下：
（注）：①以上数字，不甚正确，只供参考。39年人口减少，44又减，原因均不详。
当与抗战暨空袭有关，40、41两年骤增，42、
②表列47、78、49三年人口数，系我会文史办查阅市档案馆全宗93目录2（前四川省会警察局户口统计专卷）的统计数字补入，其中户数变动太大，待核有实仅供参考。
4、市政府的财政来源：
成都市政府的财政，按国民政府三级财政的规定（中央、省、县市），市县亦有岁入岁出。每年由市县按各自的情况编造总预算，报由上级政府核定。成都市政府的财政来源，系按本市情
况，自律税源，所征税计有：1、房计，2、房等税，3、营业牌照税，4、车船牌照税，5、烟店娱乐税，6、遗产税，7、营业税，8、印花税，9、财产和债权税，10、所得税，11、国税附加收入，12、财产及权利等总收入（计有租金、罚金、房租），13、乡镇主管监证收入，14、乡镇主管公管市场使用收入。
所有权收，因市场日趋繁荣而逐年增加，市府的岁出亦因之加大，但以物价不断上涨，货币不断贬值，人民甚感纳税付捐之痛苦，而职工则长叹紧缩的微薄，加以税款层层中饱，官僚、军阀的工商企业担不交税，他们的房捐，根本无法催收，以致市政建设不但毫无建树，即市府日常开支，亦长期感到恐慌，直可说是千疮百孔！
5. 市政府时期的教育和新闻事业：
成都的教育文化事业，在市政公所时期，经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的传播，各界有识之士纷纷提倡办学，作育人材。军阀官僚也多利用办学、办报、作为抬高其社会地位、实现其政治野心工具，故1928年以后，本市学校和报馆日益增多。根据《川报》1933年8月22日统计，成都市专科以上的学校共有16所，计国立四川大学，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四川省立工科学院，四川省农科院，民本体育专科学校，东方美术学校，警监专门学校，西南无线电信学校，四川医学专门学校，四川高等国医学校等。公私立中级学校有四十五所，计川大附属高中一部，川大附属高中二部，川大附属女初中，川大附属男初中，华西协合高中，成都县中，成都县女中，华阳县立中学，成属共立中学，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资属旅省共立中学，叙属旅省共立中学，离山女子中学，西蜀中学，大成中学，大同中学，树德中学，大华中学，敬业中学，天府中学，培英中学，建国中学，民志高级中学，时中女子学校，成公中学，尚志中学，泽华女子中学，南藏中学，滇环中学，协进中学，华英中学，蜀华中学，成城中学，立达中
学，市立中学，中华女子职业学校等。
在《川报》统计之外，还有私立联汇大学、民力大学、西南大学，存在时间很短，还有川康农工学院、光华大学、南虹艺专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迁川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眉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学院、山西侨贤学院等。抗战胜利后，金陵等迁川五大学先后迁走。
当时公立学校经费，异常支绌，更以物价不断高涨，货币不断贬值，教师每月薪金收入不得一饱。私立学校，收费颇高，又多有借办学为敛财之道。故当时能上学读书的，多系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一般贫苦青年，就无法上学读书。
从辛亥革命到成都解放时止，成都先后发行的报刊不下百种，其中有的发行时间较久，影响较大；有的时间短暂，忽兴忽灭；在成都市政府时期（1928—1949），比较有名的报刊计有国民公报、四川日报、西蜀新闻、新四川月刊、白日新闻、民视日报、醒民日报、中央日报（后改中央日报）、新新新闻、华西日报、新民晚报、华西晚报、成都快报、成都晚报、黄埔日报、建国日报、西方日报、工商导报、西南日报等，其中中央日报、黄埔日报、成都快报等系国民党的宣传工具，新中国日报系青年党的宣传工具，其他报刊有的有进步倾向，有的持中立态度，大声周刊、民声报、星芒报、时事新刊等报刊是地下共产党组织或接近共产党人士所主办，宣传革命进步思想，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阴暗面，为当时反动政府所忌恨，随时遭到查禁、停刊、或逮捕主持人的种种迫害。较大的通讯社有中央社系国民党所办，川康通讯社系地方军人所办。
6、市区的治安概况：
成都市系四川省会，是“首善之区”。当时政府对成都的治安极为重视，设置了军、警、团、宪、特、法六套镇压机构，来维持成都的治安。
（Ⅰ）、军：辛亥革命以后，所有各时期的四川军政负责
人，均于成都设置军事机关担任成都的治安责任。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成都为什四、什八、什九三军合驻，市内治安情况更为复杂，为了避免三军之间的矛盾，乃由三军会商决定，设立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以甘四军副军长向传义为处长，张之蔚（城防司令）、周世英（什八军旅长）、田泽孚（廿九军旅长）为副处长，负责成都市区治安事宜。并由各军各派一旅人，编为十个执法大队。当时该处兵力极大。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甘四军与什八军发生战争，甘四军撤销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改设成都卫成司令部，该军师长冷寅东为司令，卫成部队由甘四军每旅抽一营，改编为卫成部队，共有部队十二营，不易设城防司令部。同年七月，甘四军撤离成都，卫成司令部宣告结束，成立临时治安会，刘湘之廿一军随即进驻成都，于七月二十一日设立成都警备司令部，委该军旅长廖泽为司令。当时，因红四方面军入川，军事紧张，为巩固省会防务计，于同年十二月二日另设戒严司令部，由廖泽兼司令。该两部即召集警备局、团务局以及东、南、西、北、外东五区等，组织军警团督察处，设督查队。为巡查便利起见，督查队又分为三种：汽车队，自行车队，徒步队。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一月一日，廖泽卸司令职，由蒋尚朴接任。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十八日，撤销警备司令部及戒严司令部，另行扩大改组设成都卫成司令部，以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参谋长李剑鸣兼司令。李于一月二十五日就职，所有驻成都之二十一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部队，均受其指挥。同年七月三十一日结束卫成司令部，设省会戒严司令部，由侯建国任司令，担任省会治安。同年十月十九日成都宣布解严，撤销成都戒严司令部，仍设警备司令部，十十一月一日成立，以侯建国任司令，文重孚为副司令。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四月十五日，侯辞司令职，川康绥靖主任公署仍委蒋尚朴为司令。蒋于四月二十一日就职。同年十二月十九日蒋辞司令职，绥署委参谋长严啸虎为司令，一直到解
故。此外，在抗战期间，成都还没有疏散区警备司令部，以李树华为司令，抗战胜利后即行撤销。
（2）警：成都的警察始于1902年，当时岑春煊署理川督，安淮清廷在成都试办警察，以保甲丙改为警察总局。1907年改名为四川通省警察总局，管理全川警务，并兼管成都市警察。辛亥革命后，1912年改为巡警总监，后又改为军事巡警厅。1914年改为四川省会警察厅。1925年北伐胜利后，废除警察机关名称，改为成都市公安局，1933年改为四川省会公安局，直隶省政府。1936年仍把省会公安局改为四川省会警察局，一直到解放。警察局之下设分局，分局之下设分驻所。至1939年唐毅任局长后，警察局即为军统把持，以后六任局长，均为军统特务。
（3）、团：由市民组织的武装，也是镇压人民的力量，是最基层的保甲组织。早在清末时，成都即设有保甲局。辛亥革命后，成都设团练局，下分东、南、西、北、外东五分局，分局之下设团总，并没有警备队，其后团总之下设保，保以下设甲。1933年8月12日改团练局为团务局，以尹仲锡为局长，郑西屏为付局长。团务局之下，仍分五区，每区设团务总所，设所长一人。以后各区改设团正，各镇设团总。尹仲锡卸职后，郑西屏为局长，郑之后，袁朗如、汪裕龄相继任局长。所有团务经费，向无预算，由各区镇保甲照实际需要，按户摊收。群众颇感团务经费负担过重，以后成立成都市壮丁总队，由市长兼总队长，以评松龄、龚治亚为副总队长，撤销团务局。1939年9月1日改设国民兵团，以市长为团长，刘刚夫为副团长。至1948年改设成都市民众自卫总队，以市长兼总队长，乔曾希为副总队长，直到解放。
（4）、宪：即宪兵。当四川各军阀为发展自己的力量，均各成立宪兵司令部，如熊克武曾委李台为宪兵司兵，杨森委袁保初为宪兵司令，刘湘委李根因为宪兵司令，田颂尧委田泽亭为宪兵司令等，以充实实力。迄至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后，中央宪
兵五团即随同开米成都，只团论文重示并兼成都警备副司令，性性质则系军统直接领导的特务机关，当时在成都的权力极大。经察亦设有宪兵大队，人呼之为士宪兵。
（5）、特：蒋中央派参谋团入川，康泽率别动队同来，该队即伪中央军委之特务队。入川后，即将队员派驻全川各市县，成都为其队部所在。伪中央军委并在成都设有稽查处，该处原隶属川康绥署，绥署撤销后，乃属成都警备司令部，但仍直接受伪中央军委特务机关领导，这是一般称为的军统。至于中统，则国民党成都市党部设有调统室直接受国民党中央调统局领导。川康绥靖主任公署设有情报处，即所称的土特务。
（6）、法：即法院。当时成都市设有地方法院，这是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机构。对于人民大众则以法律形式进行迫害。当时的成都地方法院，处理案件拖延案赝，无所不有，深为人民不满。
以上军、警、团、宪、特、法六种机构，是维持成都市治安的机关。他们相互之间，有紧密联系，可说是多位一体。他们的责任，除防治盗匪外，更主要的，是侦察打击迫害革命进步力量。如1928年2月16日镇压革命烈士袁诗尧等13人的事件，就是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向传义的滔天罪行。1949年12月十二桥杀害革命烈士三十余人的事件，就是政府特委会和成都稽查处的滔天罪行。
7、市参议会：
自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央和省市县都曾设立议会，成都市自市政公所成立，即由公所在各法团及士绅中，聘请有声望者为参议，组织了参议会，讨论市政事宜，以供市政督办之咨询。市政府成立后，于1935年3月，先成立成都市地方事业讨论会，推定苏凤岗、尹仲锡、寇孟波、冷寅东、徐申市为委员。后又成立地方协会，推定李剑鸣、钟体乾、侯方伯、许鹤亭、徐申市、尹仲锡、陈益廷、马德斋、汤万宁九人为常务委员。并推定冷寅
东、襄铁供为总务部正付主任；王聚奎、彭润之为治安部正副主任；彭植先、张凌高为新部正副主任；洪幼之、寇孟波为救济部正副主任。这是未成立市参议会以前组织之议事咨询机构，在市参议会成立以后，即行撤销。
一九四二年成都市政府革命组织设成都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由市府遴选加倍名额，报由省府圈定，计省府圈定议长为王聚奎，副议长为傅双无；参议员为费东明、刘乃铸、洪骏、彭植先、闵次元、黎光明、赵子艺、徐天秩、吕渺康、赖国藩、何彩荣华、王希瑶、胡信诚、张采芹、王绍尊、王元甫、樊凤林、王道基；秘书苟清如。该会于1942年10月30日成立。1945年革命成立成都市参议会，参议员由市民直接投票选举，举行全市大选，选出参议员五十七人。计：
一、区：邝鹤霄、赖国藩、熊镜衡、王季显。
二、区：李子英、陈孔昭、刘厚德、樊希虞。
三区：费东明、苟清如、任洪济。
四区：钟培、王希瑶、伍典清。
五区：王一立、曹子杰、王秀山。
六区：王介琪、周震东、刘文典、王蜀曙。
七区：孙铸颜、王蜀铮、胡叔樵。
八区：张志清、温仲良、唐觉从。
九区：刘益冰、唐祖尧、廖新大。
十区：李嘉余、熊光义、黄湘。
十一区：邱奇才、陈定邦、陈志昂。
十二区：梅光福。
十三区：徐子昌。
十四区：刘刚甫、刘效远。
工会：何晓波、王元甫、舒晶祥、马三竹、李叔清、杨超重。
商会：王斐然、刘自农、吴仲谦、钟德斌。
农会：陈益廷、唐思孝。
教育会：邓只译、孙少芝。
治会：叶淑崖。
自由职业：泰良模、罗聘。
1945年10月16日，正式成立成都市首届参议会，并选出刘若冰（刘井玉）为议长，孙少芝为副议长，又选出吕寒潭为省参议员。不久孙少芝调省旧粮处副处长，邀请议长职，选孙铸颜继任。后刘若冰因病情辞议长及议员职，经选举孙铸颜为议长，邀请议长职，选钟熔继任。
每届参议会任期两年，首届参议会，应在1947年改选，但因当时反动政府发动“反共”内战，军事逃遭失败，害怕普选造成动乱，遂通令将省、市、县参议会的任期一律延长，因此成都市的首届参议会任期一直到解放为止。在这四年中参议员的变动计有：陈益廷当选农会的省参议员辞职，邓只译、刘若冰、王介琪辞职，梅光磊、吕淑崖、伍典浩、李子英、王一立、熊光义、廖新六、王楚然、李保衡等因为当上了政府的官吏，例应辞职；费东明死亡出缺，吞良模因烟毒调验辞职，先后递补为参议员的有：刘鱼书、艾冰台、官旋子、张采芹、柳慕云、黄云桐、王剑鸣、史昭模、廖涤新、刘贵连、李保衡、武子诚、徐自新、李自宣、余庚林、杨天一、黄梦元、刘芳等。这届参议会共计开了十四次大会，十三次临时大会。每次会议都是吵吵闹闹，甚至打架了事。所有议案都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参议会与市政府矛盾重重，参议会本身正副议长斗争剧烈，议员与议员间相互攻击，均欲以议员身份，得到政府官吏职位，甚有利用参议员身份，到处吃欺头。此实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特有现象也！
8、市区的工商业概况：
辛亥革命后，成都的工业基本上还是以手工业为主。如染坊街的骨、角、竹、木器业，福兴街的帽铺，三街拐的鞋铺，昌福馆的银匠铺，科甲巷的绣花铺等等，无处不表现手工业的特色，比较成型的近代化机器工业，也只有一个电厂、一个兵工厂、一个
造币厂和·个制茶厂。
抗日战争以后，由上海、天津汇川汇广北多，绝大部分在重庆等地，后来才陆续在成都建立分厂或由本地绅商新建工厂的，其中计有裕华、申新、宝星等纱厂，建成、大新、兆丰等面粉厂，以及民族染织厂、纸烟厂、制药厂和肥皂厂等。这些工厂的规模虽不大，却使成都由落后的手工业进入了机器工业的初步阶段。
成都的商业，自春熙路建成以后，市面逐渐繁荣。它北接总府街、商业场延伸到提督街，南接东大街，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抗战以后，市面出现虚假繁荣，银行钱庄如雨后春笋，先后开设了七八十家。大量游资泛滥，投机生意应运而生。计有安乐寺的黄金、白银、纸烟市场，东大街沁园的棉纱市场，大安市的米市，城守东大街的西头市场，正娱花园的黄金市场，都是一些大搞买空卖空的赌博交易。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利用他们的巨大财力，从事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兴风作浪，谋取暴利。
除此之外，其它行业，为数甚多，茶馆、饮食馆、餐馆、理发店、鸦片烟馆等等，触目皆是。根据1935年1月1日《新新新闻》的统计：成都茶馆五百九十九家，以外东为多；糖果店一百八十二家，以西区为最多；饮食店两千二百九十八家，以北区为最多；酱园二百五十九家，东区最多；肉店（猪肉为主）四百八十九家，南区为最多；屠宰业五十二家，以南北区最多；浴室二十一家，东区最多；理发店五十九家，北区最多，旅店三百一十五家，以外东区为最多，厕所一千二百另九个，北区最多，鸦片烟馆九百一十二家，以南区最多。对于为旧社会特有的娼妓，划定北顺城街、水东门街、天涯石东南西北四街、福字街、武城门大街为公娼居住特区，有一百二十户，七百八十五人，私娼则散居各街，未加管理，亦无法统计。至于扬州妓女及群芳会歌女，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先后陆续来省者，共约二百余人，先后居住在东大街的东安里，后如在是庵街、书
院街、藩库街、西御街一带。至于其它行业，缺乏具体资料，未予列入。
旧社会的烟、赌、娼是三位一体，成都的大小赌场，都准备有鸦片烟和妓女，供赌徒等欢作乐，现摘抄《川报》1934年7月15日，以“烟赌烟云集，枕江楼营业旺”为题的报导：“外南枕江楼餐馆，每日楼上楼下，座客皆满，有挟妓肆赌者，有横榻吸烟者，有妓女抱琵琶弹唱者，应有尽有，席客飞觥猪拳，恣意寻乐。该餐馆营业如期，不知当局尚留意风俗治安否？”这篇报导，深刻地描绘了在反动统治下旧成都的丑恶面貌。
结束语：
成都地处川西平坝中心，川西地区沃野千里，物产丰富，自古有天府之称。但解放前大部份土地集中地主、官僚、军阀手中，这批人多寓居成都市区，将庄稼农民所得的钱财在成都营建华堂，修筑花园，享乐腐化，穷奢极欲，致使成都市成为川西一个最大的消费城市。面工商业则以缺乏资金，得不到发展，消费品多为洋货。兼以四川军阀割踞，战祸连年，成都作为四川省会，又系军阀必争之地，在军阀长期统治下，苟捐索税，横征暴敛，使民不聊生，百业萧条。尤其是成都发生过二次巷战，烧毁民房数以千计，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则不可数计。在此巨大破坏之后，市面恢复已难，更谈不上大的发展。到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川，四大家族资本和江、浙财团势力涌入四川，成都始一度展现繁荣景象，银行钱庄林立，但他们的大量资金，从事投机倒把，囤积走私，以图垄断市场、牟取高利，并未大力发展生产事业，以致人民生活需要和高级实用，均由洋货供应，成都的民族工商业反而破于破产状态。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加紧法西斯统治，实行白色恐怖，同时滥发纸币（由伪法币到金元卷、银元卷），使通货逐年涨涨，迫使不堪忍受的人民越来越发动反内战、反饥饿、反追害、抗暴运动，风起云涌，反动政府无法应付，虽数易共市长，办不能挽救当时之危局！1949
年 1 2 月，成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下解放了，从此迎来了芙蓉国里尽朝晖的新史页。
附记：本概要资料的来源系参考成都市政年鉴、华阳国志、成都县志、醒民日报、西南新闻、川报、民视日报、新新新闻、工商导报等以及有关人士所提供的资料编写而成，遗漏甚多，错误难免，敬请有关人士指正。
（一九八〇年五月完稿）
我们所知道的邓锡侯
何翔炯 奉伯常 陈仕俊 付英道
编者按：何翔翅、陈仕俊、付英道三位同志合写了一篇《我们所知道的邓锡侯》，奉伯常同志写了一篇《邓锡侯的传略》，内容都是叙述邓的一生经历，但各有详略，又可互为补充，特由我们合并整理为一篇资料，间有缺误之处，亦代为订正，不知当否？请读者再提意见，以求详实。
一、辛亥革命，在内战中升任师长
邓锡侯字晋康，一八九〇年生（一说生于一八九九年）于四川省营山县回龙场。家贫，父母早亡，依其舅母文氏抚养，得以长成。幼时入私塾读书，勤奋好学，孜孜不怠，深受塾师李樵（号铁樵）的赞赏。鉴于清廷腐败，外祸日深，他常与邻友段某谈其抱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语。后与段某相约离开营山到成都共谋出路。
当时清廷在成都开办陆军小学堂，邓到成都，适逢该堂招考第一期学生，决心弃文之武，前往报考，竟被录取。毕业后以成绩优异开送至南京陆军中学堂，中学毕业又开送入保定军官学校。辛亥革命前夕，因受革命影响，邓在军官学校还未毕业，即回川参加新军，在十七镇六十五标当教练官和帮带，民国建立后，转到川第军四师刘存厚部任职。
一九一五年，邓已在刘存厚部任营长，跟随刘在川南叙泸等地清乡，遂督将在云南川、汉茂护国，率师入川，刘存厚首先
响应，参加护国战争。与蔡锷率领的滇黔军一起，与袁世凯派来的白洋军曹锟、张敬尧等部作战。泸（州）纳（溪）战役，邓奉命守马鞍山，凭地势险要击败北洋军曹、张的精锐联合纵队，立了战功。刘存厚派邓前往大洲驿向护国军总司令蔡锷会报战况，蔡对邓奖慰有加，并指示邓转陈刘，应严明军纪，能战者赏，怯战者罚。特拨给刘部六八步弹五千发补充，准备总攻。蔡并说：“梁任公忠告，护国得到中外支持，广西陆荣廷已宣告独立，各省亦在积极响应，坚持鏖战下去，倒丧必胜……”邓即返部复命。以后，护国战争以各省独立，袁世凯病死，而胜利结束。川政在蔡锷、罗佩金先后主持下，川军仍恢复五个师的建制，刘存厚改任第二师师长，邓锡侯升任二师舒云衢旅第五团团长，驻成都城内北较场。
一九一七年刘存厚与川督罗佩金、戴戡先后在成都巷战，邓锡侯率部狙击滇黔军有功，并在兵工厂枪毙祸首、纵兵殃民的黔军旅长熊其勋，受到重赏。战后不久，刘存厚由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
一九一八年熊克武联合滇黔军通电护法，声讨北洋政府任命的督军刘存厚，分路向成都进军。刘部第五旅旅长舒云衢在仁寿发出通电，响应护法，脱离刘。刘即免去舒职，并任邓锡侯为独立第五旅旅长，驻防眉山、彭山、仁寿一带。这时邓已有严格控制部队、使之成为自己私有武力的意向，在眉山开办军事教育团，自兼团长，将各团营军官调来训练，提高部队作战能力，增强自己与部属的紧密团结。刘存厚在熊军和滇、黔各军压迫下撤离成都，败退陕南后，熊克武由南方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邓锡侯未随刘退走，表示愿意归熊节制，接受改编。熊将他编入向传义师（川军第三师）任第五旅旅长，仍驻原地。向师有两个旅，一是邓旅，一是刘旅，向有意撤换邓、刘二人，先将邓部团长陈光仁换为陈鸣谦，营长李其相换为张清平。于是邓、刘协同反向，宣布脱离向传义。
这时，唐继尧在重庆开会借门托伐，要熊克武交出今川厘粮及四川兵工厂，借不同意，唐即组织滇川黔共进会分化川军，联石青阳、卢师济、颜德基、黄纪生、吕超等部共同制熊。一九二〇年吕超攻入成都，熊率部闭省，退到川北剑中一带。经过一番布置策划之后，乘倒熊将领吕超、向传义与滇、黔军将领分驻内江之机，熊与川军第二师师长刘湘和败退陕西的刘存厚等部在联合驱逐客军的名义下，全面向在川的滇黔军及吕超等部反攻，由刘湘为前敌总指挥直取成都。遂刘存厚返川，即委邓为第六路司令，与一路司令田颂尧配合进取成都，猛攻滇军。滇军退守龙泉山脉，据险顽抗，邓、田两部奋勇仰攻，战事激烈，双方伤亡惨重，邓部团长谢松（秋崖）即在此役阵亡。继经何光烈、杨森两部相助，滇军不支，溃退泸州，吕超和黔军退回重庆。经过六个月的混战，驱逐滇黔军之战，胜利结束。邓锡侯升任第三师师长，随刘存厚驻防新都，广汉一带。
熊克武是一九一八年，南方革命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而刘存厚则是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他虽曾攻退陕南，却一直顶着这个头衔，不肯放下，于是驱逐滇黔军之后，四川出现两个督军的局面。熊克武提出取消督军，和四川自治的主张，他自己辞去督军职位，由一、（但燃举二）、（刘湘）三、（刘成勋）军组成联合办事处，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主持四川军政事务，追刘存厚放弃北洋政府委任的督军称号，刘不允。于是又兴起第二次驱逐刘存厚之战，刘存厚在一、二、三军共同压迫和赖心辉反叛下，再度败退陕南。邓锡侯未随刘去，率第三师退驻保宁一带，趁四川内战间歇之际，又在保宁开办军事教育团，调训全师中下级军官，加强对部队官兵的控制，巩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一九二二年熊系各部刘刘不满，发动倒刘，刘宣布下野，继刘任第二军军长的杨森首先下令向第一军驻下川东部队进攻。一、二两军战争爆发，邓锡侯站在熊克武的一军系方面，同赖心
辉部一起向第二军的重地派兵进攻。杨森被第一军战败，撤离重庆，败退湖北施南，邓锡侯的第三师进驻重庆。这时邓的声望日高，实力增大，在四川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军势力量，可以自主地从事内战活动了。
二、反对熊刘，投靠北洋，任四川省长
自一九二二年“一、二军之战”一军胜利后，熊克武以四川军务督办名义掌握兵工厂及自资盐税，在幕后支配四川政局，在他的支持下，第三军军长刘成勋出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总握军民两政。刘借军事善后会议决议，废除军长职衔，规定川军部队以师为最高单位，按实有快枪数字改编，他的目的，是防止再出现实力强大的人物，威胁他的既有权位。第七师陈国栋实际人枪不足，刘派第三军师长兰世征率部前往陈师驻地璧山强迫改编；又以邓锡侯实力增大想升军长，对废军办法不满，于是密派田伯施到重庆煽动邓的旅长刘铭言、刘汉鼎反对，企图将陈邓一同搞垮。殊事机不密，为邓察觉，邓采纳参谋长黄隐的建议，借春节在重庆东舞台看戏过节之机，将刘铭言，刘汉鼎扣留，宣布撤销他二人的旅长职务，升团长陈鼎勋、李家钺为旅长，安定内部；一面派遣部队与陈国栋师联合，赶到隆昌拦截兰世征的部队。当时兰世征正在隆昌城内接受地方人士欢迎，忽报三、七两师部队攻入城内，兰急越城逃跑。邓、陈遂再联络唐廷牧、田颂尧、刘斌等师长通电反刘，挥兵直取成都。刘成勋明令将邓、陈两师长撤职查办，加派四川边防军赖心辉及川东边务督办（原第一军军长，废军后任此职）但想李部的余际唐师与第三军配合，解决邓、陈两部，于是内战范围进一步扩大，邓、陈各部攻入成都。这一阶段的战争，当时四川称为一（军）、三（军）、边（边防军）打三（师）、七（师）、二十一（师。田颂尧是师长）。实际上则是邓锡侯领导的三师、七师、二十一师和二十二师唐廷牧等部反对熊克武领导的军系的战争。
北洋军阀吴佩孚将谋国已久，利用这时四川发生内战，支持因处湖北境内的杨森打回四川。并派北洋军队王汝耕、赵云华、郭军袁祖铭等部，由杨指挥，从川东进攻重庆。因处陕西的川军刘存厚，亦由吴佩孚派北洋军吴光新等部协助他打回四川，进兵川北。在邓锡侯、陈国栋等部攻入成都的同时，熊克武驻重庆的部队兵力单薄，不能抵御杨森等部，撤离重庆，重庆遂为杨森攻占。
熊克武与所属各部退到遂宁一带集结后，决定先反攻成都，再图重庆，分兵三路向成都进击。邓锡侯率领的联军在石板滩、西河场一带被熊部击溃，截成两段，分向川北绵阳、梓潼、阆中一带退走，成都再次为熊部克复。这时，曹锟由贿选而当上总统，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申令讨伐曹、吴，委派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就职后，挥兵进取重庆，久攻不克，后得云南唐继尧派遣滇军胡若愚部助攻，乃将杨森部队击败，占领重庆。
败退川北的邓锡侯等部和由吴佩孚支持围川的杨森等部，在成渝两处战败之后，由于共同的目标是反熊，遂一致联合起来，由邓锡侯、刘斌、田颂尧、陈国栋、唐廷牧等联名通电拥护北洋政府，指斥熊克武、但懋辛、刘成勋等撇开战衅，阻碍国家统一。他们的行动，受到曹、吴的奖赏，由北京政府改委邓锡侯为国军第三十师师长，并加“骠威将军”的头衔。吴佩孚又给败退万县一带的杨森等部补充了大批械弹粮饷，并起用了丁野后蛰居大邑的刘湘，先后给以川滇边务督办和四川善后督办两个头衔，希望由他统一指挥各部向成、渝反攻。于是反熊各军分兵五路，由杨森、卢金山（北洋军）、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等分任五路总指挥，向熊克武部全面反攻。因熊军内部分歧，赖心辉的边防军作战不力，二混成旅张冲部的军官久立战功，得不到升迁，士气涣散，以及指挥不当等原因，作战失利。反熊各军一举攻占重庆之后，又占领成都。熊克武被迫退出四川，率残部三万余人退到
湖南常德组成“建国联军”，后赴广东，被蒋介石汪精卫用计扣留，军队瓦解。
反熊各军胜利后，北洋政府任命杨森督理四川军务事后事宜，实际上他就是督军。邓锡侯被北洋政府任为四川省长，但以不愿离开驻在庆的部队，纠成都又要受制于杨，省长公署因而形同虚设。不久，北洋政府又改任邓为四川清乡督办，另任赖心辉为四川省长。
一九二五年，四川督理杨森发动统一之战，想并吞各军，独霸全川。刘成勋、刘斌、周西成等被其击败后，四川各军人人自危。于是刘湘联合驻渝黔军袁祖铭和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赖心辉等共同反杨，公推袁祖铭为联军总司令，刘、邓、田为副总司令，刘湘兼前敌总指挥，分几路向成都进攻。邓部担任资中、资阳的主攻任务，与杨森部队在资中宝兴场一战，打垮了杨的王兆骞师十个团。同时杨部的十六师师长王继绪倒戈反杨，脱离杨部，投降刘湘。杨森虽有十万之众，因部将或败或降，大势已去，不能再战，就溃退出川。
战后，刘湘在自贡召集四川各军举行分盐税、分防区的分赃会议，按实力摊领饷款，邓锡侯有枪三万支，月分盐税三十万，仅次于刘湘；其防区分得松理茂、华阳、简阳、遂宁、合川、南充及彭、郫、崇、潼、金、新、广汉等二十余县。从此邓锡侯进一步羽毛丰满，在四川成为独霸一方的头二号军阀。
三、北伐易帜，联刘（湘）打刘（文辉）
邓锡侯自击败杨森进驻成都后，将其“四川清乡督办公署”设在华兴街皇华馆内，由北洋政府委派“帮办四川善后事宜”的刘文辉和川西北屯旅军总司令田颂尧也都驻在成都，他们三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其初尚能和平共处。一九二七年同共合作的北伐军进军至武汉，四川军阀的部队都先后易帜称政“国民革命军”。邓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刘被任为二十四军军长。
田被任为二十九年军长，除各有防区外，成都则处在三年共同统治之下。
邓的二十八年运时扩充到一四团之众，编为五个师，十七个混成旅，另有炮兵等特种部队。但是他所居的师长李家钰、罗泽洲、陈鼎勋、黄险以及旅长陈岗、杨秀春等都在自己的驻防区内各行其是，有关财政征收、人事任免，都由他们独断独行，他们在防区内任意预征田赋、筹款派捐，任意扩充部队，不受邓的节制。因此，李家钰、罗泽洲、陈鼎勋、黄险等部从原有的一个师，而自由扩充到各有一二十个团以上的兵力。李家钰又得到“四川边防军总司令”的头衔，黄险得到合川江防军总司令的头衔。仍然形成一支独立于邓锡侯之外的部队，邓只好听之任之。由于各师旅防区的财税收入，不上交军部，军部的经费开支，主要就靠成都造币厂铸造硬币的赚项来维持，邓只要求部下将领在形式上承认他是上级长官就算了。由于邓不与部下争权利，所以所属将领也不愿公开脱离他，在塞人问题上还能一致团结对外，共谋生存。邓曾说过这样的话来辩解，他说：“别个坐轿子的，是硬要叫抬轿子的抬起来，我这个坐轿子的是指轿子的硬要抬我走。”
当时四川的形势是，刘湘占据重庆，财税收入较差，刘文辉所占防地最多，竟达七十余县又是财源丰富之区，而杨森与邓、田各部则兵多防地少，又是川东北贫瘠之区，他们为求生存发展，就几次联合起来向二刘发动进攻，但都遭到失败。例如：一九二八年杨森联合邓部的李家钰、罗泽洲、陈鼎勋等部进攻刘湘而失败，杨森的万县等下川东防地被刘占，不得不到李、罗防区寄食；一九二九年，李、罗、杨等部又向刘文辉的上川东地区进攻，也被刘部击败。结果罗泽洲的部下一旅长叛变他而被拘，由陈光藻平叛，率所属全师归附了刘文辉，防地亦为刘所有。二刘势力因而进一步扩大，大有统一全川的实力与野心了。
一九二九年刘文辉以李家钰素不服从邓锡侯的控制，形成独立，遂骗邓出兵会攻李家，约定刘收编李的部队，邓接收李的防
地。邓当即派黄隐为前敌指挥，率兵会同刘文辉部，围攻、击溃李部。但李的军要防地遂守等县为刘所占，刘又暂背信食言，防地不交邓部接管，纵使旅长林樾放在公安会上当众侮辱黄隐说：“防地是枪打来的，要防地枪上来拿。”邓、黄始知受骗，对刘十分忿恨。
一九三二年十月，一贯挖友军墙脚的刘文辉准备以武力消灭力量较弱的二十九军旧颂尧部，在成都向田部进攻，双方发生巷战。当时成都城内的驻军，大体上是二十四军在雨面，二十九军在北面，二十八军夹在中间，当二十四、二十九两军在争夺皇城内的制高点梁山，激战未分胜负时，邓锡侯出面调停，派出其二十八军部队为中立军，在中间隔开，实际上则是假调解之名，掩护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并为己通情报。何翔迪当时在二十八军任营长，这一营兵曾充当西华门至湖广馆街这一带的间隔部队，就是这样做的。
这次巷战，经过邓的调停及“保定系”同学吴景伯（廿四军）、牛锡光（廿八军）等从中劝说刘文辉罢兵，大意是说，阻碍廿四军发展的是“速成系”（指刘湘）不足“保定系”（指田颂尧），刘应当先击败主要对手“速成系”的力量。邓、田等兵力不如刘湘远甚，打败刘湘之后，邓、田当然归附二十四军。刘文辉采纳调解人的意见，限令已被包围的二十九军撤离成都，开回德阳。绵阳的防区，就结束了这次刘、田两军的巷战。
刘文辉接着去打刘湘，正当荣县、威远前线军事得手之际，李家钰、杨森两部突向刘文辉的遂宁防区前进，田颂尧部和邓锡侯的黄隐部亦向仁寿籍田铺集结向刘部后方推进，邓锡侯部的陈离师也向刘的防区东至、简阳推进，形成了在刘的后方三面包抄的形势。这些部队的出动，本是邓、田、李、罗、杨与刘湘的秘密协议，一致反对刘文辉的实践。刘文辉鉴于这种前后受敌的不利情况，只得采取缩短战线的策略，下令停止对刘湘的攻击，并与刘湘在荣县老君台签订停战协议。因此，使刘文辉放弃了三十几县的
地热。
刘文辉从荣威赶回成都后，认为这次各路山兵打他的屁股，都是邓镖候所策划支使，决定先消灭邓的二十八军。有人建议，没鸿门宴将邓捕杀，再解决邓的部队。二十四军旅长黄蓉得知这一计划，漏夜立即秘密告邓。同时，吴景伯也向邓部牛锡光透露这个消息，牛乃转告了邓。邓得到情报，立即驱车出走，在新都宝光寺作战争部署。派师长陈尚率部在毗河上游，成都至新都的要道三河场一带布防，命令二十八军驻成都部队在北门外集结，准备战斗。次日，邓在宝光寺召开二十八军旅长以上的将领会议。由邓主持，向大家说明二十四军要消灭二十八军的计划后，表示只有下野了。第二师师长兼江防军总司令黄隐首先表示：邓不能辞职，他坚决拥护邓与二十四军拼战到底。陈鹏勋、马德斋、杨秀春、陈离等师长相继发言，都说坚决拥护邓军长率领各部与二十四军作战。最后，是旅长谢无折发言说：“军长，你说要下野，你到是‘周师付’了（这是成都一句俗话，指艺人周兼连名利都解决之意），我们咋个办咧？你不能下野，我们大家都坚决拥护你与刘老幺（指刘文辉）战斗到底”。他说得大家哄堂大笑。邓锡候这时在桌子上一拍说：“好嘛！大家既不要我下野，我照大家说的干嘛。今后大家要协力同心地干，如有作战不力者，定要严办！”于是，将毗河防务分成数段，黄隐师担任灌县至崇宁一段；马毓智师担任崇宁至斑竹园一段；陈离师担任斑竹园至三合场一段，以下由杨秀春、陈鹏勋两师联防，谢无折旅为预备队。邓为了鼓动士气，曾集合陈鹏勋部军官训话，他说：“刘文辉有野心，他想当西南王，要吃掉我们的部队。”我是一条猪，可是我是头刺猪，他吞下去要吃咋死。现在要看：你们刺猪毛长得坚硬不坚硬，要么态成城，万箭齐发，一举渡过毗河，再举攻克成都，活捉他们。这一仗定要打胜，你们的薪饷才能按月发放，今后看究竟谁吃掉谁！”因为当时刘文辉正在用金钱收买第三师军官，对团长以上的人均送公馆，并将连营团长调到二十四军的政治校受
训。所以，邓特别注意该师官兵的动向，但该师仍拥邓，未受刘的引诱。
刘文辉得知邓已归城，密谋捕邓守湘，立即进行攻击部署，派王治人为总指挥，以不降武部指向龙桥、班竹司；刘元瑞部指向崇宁。双方开始战争，异常激烈。二十八军黄隐部守崇宁东门的连长卢青云投降了二十四军，致使崇宁失守。二十八军立即将崇宁城北大桥烧断，阻止刘军，刘部虽再三猛扑，仍不能渡过毗河。最后在斑竹园激战三昼夜，抢渡多次均被击退，两军隔河拒守，进入休战。这次战争，刘文辉部下的保定系将领如张志和、夏仲实、林泽伯、冷寅东、吴景伯等人都不想把邓部打垮，只是太子派刘元瑞、石肇武等在出力，而刘多方利诱邓部师长陈鼎勋，陈只是用刘的钱而不向刘投降。由于种种原因，以致两军打打停停，在毗河两岸长期对峙。
邓锡侯认为这种对峙局面于二十八军非常不利，约集部属，商筹办法。旅长黄石子向邓建议说：“现在只有催促刘甫澄（湘）出兵，才能击败二十四军。要刘出兵，就得先找我老师刘从云（绰号刘神仙），他是刘付澄的军师，军机大举，言听计从，如果军长（指邓）能禁敬他，给他当弟子，要求他劝刘甫澄从川东南出兵打刘文辉，使刘军首尾不能相顾，则毗河之危，迎刃而解。”邓从其议。于是黄星夜去见刘从云，说明情况。刘欣然应允，约邓在乐至县同化场会面。邓去后，向刘从云顶礼拜门，刘大喜，向邓保证二十一军出兵。邓即回广汉静候消息。
刘从云乃向刘湘分析毗河形势，说：刘、邓两军鹤群相争，已呈胶着状态。只要二十一军出兵，二十四军必定垮台，甫公就可以趁势统一四川了。刘湘采纳其议，下令出兵。果然，二十一军从威远方面一经出击，二十四军即由毗河向岷江一线撤退。刘湘乘胜挥兵直下成都后，协议，邓锡侯的二十八军负责灌县至崇庆县一线，李家钰的边防军负责崇庆至新津一线，刘湘的二十一军负责新津至乐山一线，向退徒岷江沿线刘文辉的二十四
军阵地发起总攻。一面派川与刘文辉部将领有关系的人进行分化瓦解。结果，刘文辉所属的陈光藻（冯文）、陈乃初（鸣谦）、彭韩（诚孚）、邓和（权才）及林彬坡等师、旅长先后率兵脱离二十四军，归附刘湘；刘文辉从此势穷力竭，只得率残部西退雅安。李家钰部的敌集生旅占领邓琳县城后，俘获二十四军一贾矫横跋扈、奸淫良家妇女、民愤极大的流氓官石箫武，将其处死，把首级运至成都少城公园示众。
四川军阀在毗河鏖战期间，红四方面军已入川，解放了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宣汉、达县等地，建立起川陕苏维埃革命政权。驻在川北的田颂尧部一遇红军，望风披靡。刘湘等分电向蒋介石告急求援。因此蒋的势力乘机入川，于克，这个大军阀借此就吞噬了四川各系小军阀，使长期的各系军阀混战从此结束，四川乃形成表面的统一，打破了防区制。
四、阻击红军北上抗日
毗河之战结束，红军在川北的革命烽火已成燎原之势。蒋介石根据层，急派程泽润入川，在重庆组织“川央驻川军事特派员公署”，支持刘湘领导“剿共”作战。1933年7月，蒋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一指挥全川各军以蒋介石为后盾，抵御红军。刘湘就新职后，乃派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存厚分任第一、二、三、四、五、六路“剿匪”军总指挥，各率所部阻击红军。当时，邓锡侯对刘湘的战斗序列极其不满，曾对其军部参谋长朱瑛（汉辉）说：“刘甫澄把我压来同我的部属（指李家钰）和他的部属（指王陵基）看齐（指的是：同任为“路指挥官”名义），未免渺视我。看他摆开六路，不过是做个挨打的样子，中间我们还要受刘神仙的节制，打起仗来胜败就难说了”。（按：刘神仙即是刘从云，乃刘湘的狗头军师，他当时被任为“前方委员会”的委员长，是反共的积极分子。）邓锡侯企图与刘湘分庭抗礼，各领导一路川军，以免兵力过度分散，保持各自指挥系统易于掌握，而又适合他在川军中的身
价。
由卜邓对刘湘的安排不适当，遂决定把二十八军分为进剿与整训两部分，定期交换，不把军力全部投入前线，以免输光本钱。他乃派第七师师长马锡智代理军长，驻在成都，本人即将第一路指挥部设在绵阳，亲往督师。以师长陈鼎勋为前敌总指挥，杨秀春、陈离两师长分任副指挥。他们三人是轮流到前线指挥作战，邓部遭赴前线的部队，计有龚渭清、黄锡滨、卢济清、李竞芬、杨晒轩、周世英、刘乃铸等十个旅，还有一个特种司令牛锡光。（名为特种，仍以步兵为主，兵力相当一个旅）。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邓锡侯部队从广元县元坝子直到南江前面的铁厂河，多次向红军进攻，红军王树声部队逐段撤退。经半年时间，邓部占领南江，进军小通河，与红军隔河相持。当时红军主力南下与五路军决战，一九三四年八月，红军在万源击溃五路军王陵基，回师横扫四、三、二、一路，川军望风溃败。一路军邓锡侯溃退时，被红军追击，赤卫队冲入邓军，投掷手榴弹，邓军秩序大乱，忙分四路退回广元。
邓锡侯到广元整顿部队时，向官兵训话说：“你们进攻几个月，才到达小通河，但在撤退时，几天就跑回来了，一趟子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啊！我不怪士兵，这些指挥官究竟在干什么？……”。弄得在场的几个旅长默默无言。
二十八军撤至广元不久，部队番号奉命改为四十五军。当时，胡宗南派遣其丁德隆旅增援广元，在嘉陵江右岸乌龙堡设防阻止红军。邓锡侯因前次从旺苍县撤退时，没有先搭浮桥，致渡河时损失很大，领取了与红军作战的教训。此次，遂在广元嘉陵江上先搭一座浮桥，便于将来撤退。
当红军追击到广元时，丁德隆曾大言不惭地吹嘘，他的部队装备优良，只须一个旅就能阻止红军前进。殊不知红军追击到乌龙堡他的驻地，刚一接触，他的部队就向天水方面败退了。邓部增援丁旅的部队也退守宝轮院，剑门关一线。一九三五年三月，
红四方面军为了要到川西北地区与毛主席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师，继续向宝轮院、剑门关攻击前进。这时，邓部的陈鼎勋“指挥官”一职，改由陈禹接替，与红军激战了五天，旅长习文俊率所部五个营死守剑门关，全被红军歼灭。红军攻占剑门关、剑阁县城区，邓部被截成两段，一部在广元嘉陵江北岸，一部续向梓潼县方向败退。邓令所部分守江油、中坝、梓潼、魏城四点阻止红军会师。
守江油的是邓部杨晒轩旅，红军由沿江上游渡河，攻占后山、团围江油，邓锡侯率褒洞漕旅、卢济漕旅、黄锡垣等，八个团往解江油之围，堵子山一带与红军激战，双方伤亡惨重。龚洞漕在左翼山头掩护撤退负伤，属部退回青莲渡。杨晒轩旅被围困在江油城内，几被全歼。嗣因红军在北川河谷鏖战后，改向茂县、汶川前进，江油之围始解。邓又派旅长陶凯率兵四团在松慰道上阻止红军会师，受到红军猛击，陶旅伤亡千余人，此役团长孙燮林阵亡。
事后，邓又奉命与杨森部到天全、宜兴县一带阻击中央红军。到达时，红军大部早已通过，邓乃派李树骅旅从后山侧击宝兴并追击红军。逾间，邓锡侯接到红军朱德总司令写给他的密信，略谓：“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国难当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有困难，暂时不来，希望互不干扰……。”等语。邓随即密令其追击部队与红军保持一天行程的距离不失敌踪，只要能上报应付了事。李树骅奉此密令后，即遵令执行，未再与红军接触，仅在两河口向红军后卫部队打了几枪。只是当地无粮可征，官兵给养异常艰苦，后勤供应不上，弄得李部“饥无食、寒无衣、饥无药”。邓军是有后勤供应的部队，在战时尚且如此，对比之下，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漫漫长夜，毫无补给艰苦情况是可以想象的。
红军在毛儿盖会师后，张国焘违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率部南下川西、川南，击溃杨森的追击部队，击破邓锡侯部的林
冀如、刘乃铸两旅在大川、太平场的碉堡封锁和刘湘在天空、芦山的封锁部队，主力进攻名山、百丈、黑竹关和邛崃的尖关；刘乃铸旅同王泽澈旅曾参加尖关攻防战。
当时红军南下名、邛，担任阻击的川军处境危险，仍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乃亲到邛崃督师，刘湘被迫也亲到大塘铺督战。川军各部与红军在百丈、黑竹关、夹关等处激战三昼夜，双方伤亡均重，最后红军转向西康、甘孜撤退。
一九三六年，红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西康会师后，两部再度翻雪山、过草地继续北上时，邓锡侯奉命派李树驿、卢济清两旅到陕西宁强、阳平关、略阳一带阻止红军回川，此次未与红军遭遇，即全部撤回。
五、参加抗战，转战晋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夕，蒋派何应钦主持“川康整军会议”，决定整编川军。邓的四十五军即由原来五个师和一个警卫部队整编为两个军（四十五军、九十五军）四个师。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川军奉调出川，参加抗战，邓锡侯被任命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所部四十五军与孙震的四十一军、李家钰的四十七军，由川北开经西安转赴山西前线与日寇作战。九十五军黄隐部留川维持治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四十五军出川抗战时，邓锡侯召集全军官兵训话说：“一二五师官兵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的。但是，你们都背着枪，拿起碗在吃饭，为何过去别人来夺你们的饭碗，你就让他拿走？你有一支枪还保不住一碗饭，又怪谁呢？各师的军费独立，都是由各自在驻防区域筹饷，税款并没有上交分文，军部经费比师更穷，大家是知道的。总之，从现在出川抗战起，我要按时发饷，如不见现，你们来找我，……”答道。“现在门庭侵我国土，杀我同胞，抢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全国一致请缨杀敌，我们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国卫民。出川抗战，前线情况，急如星
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遂大声问道：“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全体官兵激于义愤，齐声应道：“愿立即出发杀敌！”
九月下旬，邓邵原奉命出发到河南许昌，与刘湘的二十三集团军会合后，即受刘湘节制参加抗战。殊邓邵徒步行军千余里到达宝鸡，转乘火车至西安后，即奉蒋介石急电，以山西娘子关吃紧为辞，改令该廿二集团军驰赴山西，受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这样一来，刘湘派出川的两支部队二十二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就被蒋砍掉一支，而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部刚到武汉，又奉蒋介石命令勿离开赴许昌，转赴芜湖归第三战区副长官顾祝同指挥！于是刘湘的第二支川军部队又被砍掉，他成了光杆司令长官，无法在许昌设立长官部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邓借副总司令孙震及四十一军副军长董荣沂、参谋长朱琰和副官主席儒飞抵西安时，当奉二战区长官阎锡山电令，驰赴晋西受副长官黄绍兹指挥，邓邵即在寿阳和阳泉一带同日寇作战。当时，川军武器装备窳窳，士兵每人只有一支步枪和两个手榴弹而已，全凭血肉之躯与拥有飞机、大炮、坦克之强敌搏斗，因而伤亡奇重，乃逐次退到榆次附近。邓邵准备率部乘拢太原，途中始知阎锡山早已放弃太原而未通知邓邵。十一月六日，邓邵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与日寇遭遇，参谋长李鸿涛在作战中负伤，邓本人以坚马跌伤，几乎被俘。经卫队抢救和八路军游击队掩护，邓始脱险。此后，每年十一月六日，邓都作为他的抗日遇险纪念日，以示永远不忘日寇侵华的仇恨。
邓脱险后，辗转到达洪洞县整顿部队，并等待川军到齐集中。这时，朱德总司令亦率领第八路军部队在这一带抗击日寇。因朱是四川仪陇人与邓是老友，邓多次请朱总司令到川军部队向官兵讲话，并讲授游击战术的实战经验，川军官兵很受启发，因而爱国热情高涨，斗志昂扬。丁玲女士还率领文工团随朱总司令来到洪洞，为部队演出许多抗战文艺节目，没年士心，官兵精神
非常振奋。朱总司令还送邓锡侯战马一匹，邓也曾派该军干部张鹏翼等到延安“抗大”学习。
二十二集团军当时的战斗序列是：四十一军、四十五军、四十七军。其中的四十七军李家钰部，刚由川出发来到宝鸡，即奉蒋介石命令调赴河南攻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后来，李家钰军担任掩护从洛阳溃败的汤恩伯部队，遭受日寇狙击，李本人任陕西秦家坡阵亡）。因此，实际受邓指挥的只有四十五与四十一两个军的部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南京失守，十二月下旬，济南失守。敌寇一面由南京北渡长江，一面由济南南渡黄河，企图打通津浦线，徐州吃紧。当时的统帅部急调大军保卫徐州，乃先遣二十二集团军驰赴津浦北段增援，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邓锡侯率部星夜赶往徐州长官部报到后，奉李宗仁命：邓集团军立派一个军沿津浦线北上，阻击从泰安方向南下之敌。邓锡侯的总部进驻临城，命四十五军一二五师由界河前进，阻敌于是泗水以北；四十一军由韩庄推进，集主力于滕县附近，构筑阵地阻敌南下。其后，该军一二二师死守滕县城与日寇血战三昼夜，此役，师长王铭章及其下属官兵均英勇殉国。四十五军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在微山湖以东向太平场推进时，亦于战斗中受伤。邓部川军的滕县之战，为尔后名震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奠定了胜利基础。
六、刘湘病故，出主四川军政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刘湘出川抗战不久，即病死于汉口，川局波动。因刘湘部属中原二十一军系高级将领，如王缵绪、王陵基、潘文华及在前方参加抗战的唐式遂等，均想趁机夺取四川军政大权。有的想接任四川省主席，有的想继承刘的川康绥靖主任职务；四川的地方政客也趁此推故助澜，或拥甲，或拾乙，闹嚷不止。二月上旬，蒋介石乃电召邓锡侯去汉口，征询他对于四川政局的意见。邓派送了以下儿点：（一），四川是抗战
大后方，留驻川康境内的部队还不少，川康绥署不能裁撤，以便指挥川康部队；（二），现在日寇猖獗，战区扩大，驻川现有兵力，可再编成几个集团军调遣出川参加抗战，增强前方实力；（三）、张群是四川人，对四川情况熟悉，建议以张任四川省主席凡固后方。邓白已表示衷心拥护。蒋听了邓的意见后，叫邓暂留汉口，即于二月十一日发表邓为重庆行营副主任。三月二日又发表邓为川康绥靖主任，调他回川主持军务。
邓的新职发表后，四川地方上就有不同的反应，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特别是刘湘所属将领，极为不满。尤其原在川康绥署刘系的文武官员，担心以后会被撤换，都找出各种理由反对邓锡侯继任绥靖主任。经过有关人士奔走协商，邓表示要以“公、诚、和、信”四字做刘湘部属的工作。向蒋介石建议，以刘部的军长潘文华任川康绥署副主任，以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余中英任川康绥署副参谋长，以调和拆表各方面的意见。对于绥署原有文武官员一律不予变动，他只委了四十五军副军长马毓智为绥署参谋长和几个副处长，其余基本是刘湘的原班人马。于是，反对他的风云乃渐次消失。邓任川康绥靖主任以为可以直接指挥川康各部队，实际上成都行辕和重庆行营凌驾于绥署之上，处处掣肘，除邓的旧部九十五军黄隐部队能够听从他的命令外，其他部队都是貌合神离。一九四七年邓兼任四川省主席，四八年春，川康绥署被裁撤，他专任省主席，于是表面上的一兵权也被削去了。一九四八年春，蒋介石派俞鹏飞到成都，向四川省主席邓锡侯提出，要调运十万石军粮和加征十二万名壮丁支援胡宗南部队，被邓拒绝，触怒了蒋介石，遂电召邓到南京。蒋对邓说：“共军刘伯承的部队企图入川，四川大后方任务繁重，晋康兄你是军人，不适合搞行政工作，还是为党国军事方面效力吧！”因此，邓只好提出辞呈，辞去四川省主席职，蒋立即派蒋挽他的王陵基继任。邓在失意之下，借故就医，乃同副参谋长万里到达上海，住在虹口医院，常与张澜和周孝怀等进步人士交往。张、周两人向邓说：蒋介石必
将，共产党必胜。并说，毛主席的主张，是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应该支持共产党来治理国家。四川是很重要的省份，而邓在四川时间较久，对各方面的情况都很熟悉，而且还有部队在四川。刘邓回四川做些保境安民的工作，必要时领导起义，迎接解放军解放四川。
蒋介石内心虽然不信任邓锡侯，但为了表面上敷衍他，以减少反蒋力量。因而，在六月份又发表邓锡侯为川陕区绥靖主任，令调其九十五军离川，移驻陕南汉中一带。邓认为蒋介石发表他这个职务是怕他留在四川不放心，对王陵基也不顺手，此乃调虎离山之计，遂退不愿就职。事后，蒋又问邓示意：如不愿驻汉中，驻绵阳也可以，邓还是不就职。但邓间接表示：如果蒋介石能把新成立的罗广文部按负他指挥，他也可能到绵阳就职。他是想拥有较大兵力，与各方面力量合作起来，同王陵基较量，但结果未如所愿。嗣后，蒋介石另发表邓锡侯为重庆行营副主任。他去重庆就职后，不久仍返成都，与熊克武、刘文辉等组织“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熊担任主任委员，邓为副主任委员，团结川康渝各界人士与王陵基对抗。不久，这个“自卫委员会”即被王陵基摘掉了。
七、弃暗投明，彭县起义
在邓锡侯被蒋冷落，处于抑郁失意之际，中共派刘连波、胡春圃、王叙、洪宝书等同志向邓和邓部将领说明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仇礼政策，希望他认清国内外大势，相机协助四川的解放工作。那时，邓思想上还存在疑虑，认为共产党闹革命，是要打倒官僚、地主，他自己既是官僚，又是地主，是革命的对象，怕将来受到歧视和人民的惩罚。经过连波等同志一再开诚说明，共产党的政策对起义人员一律是既往不咎，而且说话是算数的。如协助解放工作，就是为党立了功，过去一切历史问题，决不追问，希望邓不要有任何顾虑。邓顾虑解除后，派陈尚代表他直接向中共中央联
系，接受指导。加之刘文辉也门与党建立了联系，他们时常互通情况，商讨今后行动。周恩来同志与刘文辉早在抗战时期就有联系。这时，来来电指示：刘、邓等川军将领团结起来，待机行动。这一电示，对刘、潘的起义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的决心就坚定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拒绝出席蒋介石在成都北较场召集的重要会议后，立即趋车出城，在奉伯常团、崔俊生营掩护下经新几到龙桥住宿两夜，抵制蒋介石派来王缵绪劝说后，转赴彭县。于十二月十日，由邓、刘、潘三人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刘、邓所属部队立即积极部署，与蒋介石的入川军队采取战斗的姿势。他们的起义通电发表后，受到朱德总司令复电欢迎，奖慰有加。
蒋介石临四川解放前夕，还亲到重庆、成都部署指挥。重庆解放后，又准备在川西一带作军事部署，妄图作垂死挣扎。由于邓、刘、潘的起义，他感到一切都已幻灭，不得不匆匆逃离成都。在邓锡侯起义以前，中共还曾派张浩然同志（不知其姓名）到邓处秘密联络，邓委以参谋名义，在成都大慈寺（寺内驻有邓军掩护）设立电台与解放军联系。
十二月申旬，人民解放军大举第一、二两野战军向川西挺进。当时川西方面有蒋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罗广义、陈克非等兵团，四川拥蒋部队有：孙震、杨森等兵团以及王陵战斗的地方部队，大约共有兵力三十万人。邓、刘的起义部队则很少，在成都附近总共不到三个师的兵力，已受到蒋军三面包围。邓、刘乃一面派部队择要设防，一面派出杨永浚、李铁夫、朱成吾、邓亚民、何翔通等在中共的统一领导下，与蒋军驻川各部队密切联系，策动他们起义。由于蒋政权覆亡大势已定，接替蒋军派来进攻邓部的十五兵团罗广义和二十六兵团陈克非等部也分别通电起义，十六兵团司令孙克良个人逃跑后，该部由副司令童荣庆、曾耀光率领，也在什邡起义；杨森部则由副司令喻梦祥率领相继起义，罗君彤在
什那起义，胡宗南部的李振、裴昌会两兵团在爱国人士策动和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亦在德阳和成都地区分别起义，胡宗南、孙震、杨森等人飞进台湾后，工陵基亦逃离成都，窜至川南被活捉。至此，成都的和平解放胜利实现。
十二月二十七日，刘文辉派李铁夫、邓锡侯派何翔迥、潘文华派杨尚伦为代表，同车前往前新都桂湖公园，向解放军一野贺龙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张经武参谋长等报告在彭县起义及成都的情况，并欢迎解放军大早日进入成都。当蒙贺、王、张三位首长接见，并决定于十二月三十日举行解放军入城式。刘、邓、潘三位川军将领均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由彭县回成都，三十日，他们和成都的各界爱国人士及全市人民一起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
解放后，邓锡侯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后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裁撤后，被任命为四川省副省长。同时，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零时三十分，在成都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五岁。四川省党政领导召开了盛大的追悼会。
（一九八〇年九月写）
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
边阻击战红军长征经过
胡秉章
《编者按》：本文撰写者胡秉章任职郭勋祺的军参谋长，回忆当年在川黔滇边境阻击红一方面军（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长征的作战经过。史实珍贵可靠，忠实地纪录下亲身战斗历程，反映出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红军仅有数万，装备贫乏，毫无安全后勤供应，穿插过于数十万敌兵团退堵敌之中，履险如夷，开展高速度的运动战，成功地迷惑、调动、击溃敌人，表现出卓越的指挥艺术。红军始终掌握住战争的主动权，最后甩开敌人万没金沙江，取得长征战略转移的胜利。
一、刘湘判断红军动态，作出兵力部署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刘湘偕同蒋介石所派参谋团团长贺国光，由南京回到重庆。于十二月九日召集住重庆附近团长以上的军官会议。我当时任郭勋祺旅的副官长，随部前往参加，刘湘督办署的郭文钦、钟体乾、傅常、张斯可、乔毅夫等高级幕僚和参谋团团长贺国光、副团长杨芳毓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刘湘在会上讲了一大通。他开口就说：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是因为有一个严重的事件情况，就是：朱慈、毛泽东所率的红军，已由湖南分三路进入贵州东西各县。据他们的通讯说，是要北上抗日借路过。我看他们是要进入四川与徐向前部队会合，
扩大他们的川陕根据地。这样，则四川将遭魔，战事可同日可了，于国家大局，于四川人民，均要受到莫大的灾难。为此，我们要事先作好防御计划，阻止他们入川。我们判断红军动态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案：走西秀黔彭方面出涪陵、北渡长江，与川北的徐向前会师，再由大小川北进攻成都；
第二案：沿川黔公路进攻松坎、綦江，直取重庆，然后与徐向前部会攻成都，但重庆地形艰险难攻，其可能性不大；
第三案：沿赤水河出合江，渡长江北上，或经古蔺、永宁出泸州北上，这一案的可能性较多；
第四案：经云南昭通，由大关再经老鸦滩、筠连等南六属地区攻叙府（宜宾）、江安、南溪，沿岷江两岸进攻成都，或退入康定，与徐向前部队集结在西康境内，依山据险，建立苏维埃政府；
第五案：若是在处处被阻之后，将渡金沙江经会理、西昌穿越大凉山区，走从前石达开所走过的道路；或据康定，或趁岷山东端，进入陕甘地区。
假使红军是按第五案行动——走西康这条道路，那末我们只须用一、两旗兵力扼守大渡河天险，他们就稍翘也难飞越，必蹈昔年石达开的覆辙。
刘湘接替说：这不过是我的几个判断案。现决定：我的总部坐镇重庆，潘文华为前敌总指挥坐镇泸州。其余各路部队均已分别部署，一俟敌情明瞭后，再作最后调整。
今天开会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这次战争的重要性，是我军存亡的关键，你们回去要立刻把部队整备好，每个战斗兵要带够一百五十发子弹，大小追击炮、机关枪也要多带子弹。不够的，速到军械处配领。命令一到，立刻遵令出发。
刘湘又说，红军的目的全是国北上。他们兵不多，沿途都有损耗，后面又有我们大军跟进，如中途与我军遭遇，他们决不愿
愿战，必然逃避决战硬拼。但如果露山我方弱点，他们将以全力来歼灭我们的部队。据富有军事经验的人员去江西参观后谈：红军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往往采用声东击西、指南打北，以强制弱、以多吃少、佯攻假败、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夜半奇袭等等方式。过去中央各军屡遭挫败，就是忽略红军这些新型游击战术。大家务将此作传达所属部队，要随时侦查敌情，提高警惕。红军高级将领朱铉、刘伯承都是川中宿将，军学渊博，深悉云贵川地形和各军的性能；如果稍事疏忽，随时将有覆灭之祸。
刘湘最后说：根据当前情况，兹派郭勋祺、潘佐两旅为总部的机动部队，作好应战准备，待命行动。不局限于川境防务，必要时将出川对敌。若红军来到川边，你们当全力以赴，迎头痛击，使之望而生畏，不敢入川，是为上策。我的治军要领是“整、稳、拼”三字诀，就是：平时要整，临战要稳，作起战来要拼。大家要记牢下来，作为我军的“座右铭”。
会后，在归途中，我向郭勋祺说：机炮营编制，只有一个重机枪连、一个中迫击炮连，过去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才集中训练。此次，要在山区一带对敌，为加强团的独立作战能力，各团的机炮连，仍应归还建制。郭说：叫他们把弹药配足后回去。
十二月二十日午后，奉到刘湘命令（大意）：红军已在黔东分道西进，其主力已过松坎，沿黔北大道转向西进，似有趋赤水口合江北渡之势。该旅有截击该敌之任务，筹即出发，于十三日傍晚前在江津宿营，转赴赤水截堵该敌，不得稍有迟误！郭勋祺马上命令全旅廉即出发，当晚到白市驿宿营；十三日抵江津城郊。随即召集所属各团长在旅部研究防务计划，并将刘湘的“口头训示”简要传达后，宣布说：此次作战我们是孤军对敌，非比往常，只准胜、不准败。大家要坚决遵守命令！他指着军用地图说：现在红军已过松坎，其行动甚速。我部如再走白沙，转永兴场，趋温水、良村、东皇殿是一条弓背大道，不下三百余里，深恐贻误战机。为了争取时间，不如由江津经悦来场、东胜场，从温水去
予以腰鼓，诸路虽险，却如一条了弦悬挑径，可操胜算。假如敌人忽于军粮过我军前前，我们也赶得住；如他还未到来，我们则可预设阵地，以观待旁。十四日拂晓，郭部接七、八、九团顺序依次出发。傍晚，到达东胜场时，得悉红军先头部队已于十四日通过温水，向良村方向行进。郭勋祺说：“我们的任务尽裁堵，今既不能敌，又不作堵，何以完成任务？”当即据情报电报刘湘，同时下达命令：以第七团为前卫，旅直属部队和第八团为本队，第九团为后卫。并随时侦察侧面及后方有无敌情。十五日刚拂晓，郭部又出发继续向温水西进之敌尾追。
二、土城“大捷”和郭勋骐升任师长的内幕
郭旅第七团团长袁治于东胜场奉命担任前卫，十二月十五日拂晓，向温水搜索前进，傍晚到达温水时，红军已越过该地一天半时间的行程了。十六日，续向良村方面之红军追击前进。尖兵连（第七连）到达良村附近时，发现右前方一带山头已被红军占领，鸣枪拒止我部的追击。尖兵连长刘启文当即展开进攻，约数分钟后，判明离地上之红军兵力约有一千余人。前卫营（第二营）营长陈子厚即命第五连连长涂筹、第六连连长周治平从正面加入进攻，双方展开激战。袁团长命第三营营长陈国华向红军右翼抄袭。一小时后，郭勋祺旅长指挥第八团向红军之左翼进攻时，红军已撤离阵地，向东皇殿大道退却。郭旅长为了抓紧战机，当袁团长还在阵地上，即面谕唐映华团长的第八团为追击队，向溃退之敌追击前进。红军采取梯次掩护退却，枪声时有时无，约行十余里，即已脱离了我军的追击。此时天色入暮，我们全旅即在良村附近宿营。十七日黎明，唐团向凤凰殿方向西退之敌尾追，沿途略有接触，当天在东皇殿宿营，（东皇又名船水）。入夜，接奉刘湘电：寒电悉，该旅长能相机处理，甚善。务与敌人保持接触。以迟滞其西窜。已令潘佐率部到东皇殿以西地区受你指
挥。并调集大军在赤水、古南、赤宁、普布防，以期协同歼敌等语。
拾得红军计划，郭旅饶幸袋内脱险
十八日，唐团在图书坝遇有数百名兵力之红军，稍事抵抗即沿黔北大道向土城方向退却。袁团长见左翼地形复杂，便派第一营营长凌谦衔为左侧卫担任掩护，沿黔北大道搜索前进。唐团为广与敌保持接触，当旅部到达风箐坝休息午餐时，即已越过关子门高山，进入山下深谷。
我徒步行至风箐坝场口时，忽在道旁拾到一张四寸多宽、捏给了的油印文件，展开一看，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是红军拟定消灭郭旅的秘密军事计划。大意说：后面猛追的是郭勋祺（即郭荦子）的一个派旅，只有六千多人。我红军有数万之众，他敢于不知死活地猛追，真是一个养子，自寻死路。藉即在土城西面的关子门以西，以狮子岭、楠木山、青杠山、狮子梁一带大山构成袋形阵地，尤其是青杠坡、楠木山的山腹间埋伏，伏该部越过关子门进入深谷时，从三面夹击而歼灭之。我看后深感红军卓越的军力才能，确有机智出奇之感。立刻寻觅郭勋祺，将此文件交与他看，经我们与旅部廖参谋长、袁团长研究后，都认为风箐坝距土城坑仅三十里，这是用袋形阵地来歼灭我军的计划，可能属实。立命一副官率手枪兵四人，跑步到担任前卫的唐团传令：就地停止，不可再事前进，立即多派出尖兵搜索情况。如附近有险要的制高点，应立即占领，构筑阵地。千万不可受敌诱惑，盲目追逐，以免陷于敌之埋伏圈内为要！
郭勋祺深感此役不独关系到本旅的存亡，而且关系到全局的成败。他马上寻访当地的几位老先生，将军用地图展开，共同研究通往土城的道路和附近山形诸种情况。当经查明，风箐坝通土城的道路长约三十华里。一出坝的场口便有约三、四里高的关子门大山，道路是沿着山腹而过，一直翻过关子门大山，到山麓的深谷中，均是只容单人行进小道。深谷长约十余里，四周皆是约
四、五里标高的大山，狭窄中只有一条独路。谷东面是关门大山，北面、西面是狮子岭、狮子梁大山和青杠山坡，南面是青杠岭、榆木山。这些大山腰间还杂有若干起伏的小山头，特别是榆木山、青杠山间的许多小山头，以交错复杂的坡状形态环绕着谷中隘路，是一个作战必经的要地。出谷口的左面是左翼大山的末尾，那里有一座庙宇，庙侧前面还有几家农民。右侧大山的山脉较左边的长，一直延伸到赤水河附近。我们还对山谷北面的大山狮子岭、狮子梁的形势作了重点研究，出场口即上山坡顶，转左首为关子门大山，不转拐对直走则为狮子岭大山，再往前数华里，山的纵深渐薄，有起伏不定的山脊，是为狮子梁，左斜面若干山包是青杠坡，狮子梁右侧也是倾斜陡坡。全山形势险峻，杂草丛生，常有毒蛇野猪出没。由风等坝攀登狮子梁山脊距土坡只有二十五华里，较之走关子门大路还要近五华里，下山就到土坡河边。但无路可通，来往的行人都甘愿多走五里的关子门，而不愿翻狮子梁荒山。过去惟有打柴割草的人才翔起此山。郭勋洪说：如果有打柴割草的人来往，部队就当然可以攀登上去。他们把山形故意说得如此险恶难行，可能是怕我们从这条捷路去攻打红军，也可见红军之得民心。并而谕袁团长：速派一个营翻越狮子梁大山直插通往土坡的道路！袁团长奉令后即命第一营营长凌谏衔率队前往，限十分钟用毕午餐出发。凌营长受命约十几分钟，饭毕即出发，迅速登上高山，进入狮子岭，向狮子梁急进。郭又命袁团轻装，向关子门山出发，务与唐团切联联系向土坡搜索前进，警惕敌军埋伏。所有各团营连的战斗行李都暂留风箐坝，后卫部队在风箐坝场外停止待命。
袁团长出发时，已是十八日午后两点钟了。他在中途遇见为唐团长送命令的杨副官，说：唐团正在关子门前方山沟内进午餐。唐团长说，他沿途并未发现敌人，可能敌人见我们跟追不抬，早已逃脱。后来他阅读旅长的命令时，大为惊悚，立命身边的第一营营长廖东刚率部登上右前方高地，一面令前卫营师营长火速
占领阵地，即在阵地上午餐。当我同返关子门山上时，已同唐团方面的密集枪声。袁团长立命先失头营火速推进。郭勋徒得知情况后，乃同我和于枪营长郭文升及余常担任作战记录的士员参谋同登生，等袁匪徒狮子号的离山。此乃关子门的北端，狮子号的东端，两山造成九十度的背交连接处，山的两侧都是急陡斜坡。
当袁团长关于门前沟的地行进时，唐团与红军战斗正烈，由于前卫营尚未占稳阵地，即遭敌人之猛烈袭击，颇感不支。袁团长立命第二营陈子厚营长跑步增援，登上青杠坡附近的高地，唐团的阵地才得以稳定。经激战约一个半小时左右，天色傍晚，双方逐渐停止战斗。郭勋祺从关子门山顶顺山势南行，至一鞍部，乃是一个很狭窄的石梁，此间是人工在石梁上凿就的一道石门，宽不到一丈，门脚的大山梁厚不过数丈。此地真是“一将挡关、万夫难过”的大险。我们从山的东西山坡上一条独路通过，上面是陡峻高山，下面是悬崖深谷，道路狭窄不足四、五尺宽，骡马难以并行。郭勋祺叹道：此处真是天险！我们幸而拾得红军计划，天险各据一半不然，真要全军覆没了。又说：现在狮子梁虽有枪声，但不激烈，未知当面敌情如何？倚凌营败退下来，后果就不堪设想。须速电公布，催促各部会师，乃为上策。待到八、九点钟时，前面战斗又复既起，枪声益见浓密，战况较之自暴激烈，机关枪声、迫击炮声、震稳山谷。郭旅长催廖参谋长上山顶侦察敌背地形。廖托病不去。我插话说：夜色昏暗，山势复杂奇险，不但看不清楚，细如敌人围攻，友军也增援不上去。袁团长经验丰富，他既悉敌人阴谋，在夜战时必有妥当部署。我建议：通知第九团（团长傅楠）在五更前早饭，黎明前到达关子门山上待命，准备加入战斗。郭乃同意。下半夜，即接到刘湘覆电：潘佐旅今日已到良村东皇殿之间，明晨可达图书坝附近受你指挥。并令廖海涛旅沿黔北大道跟进前来。潘文华总指挥已令范子英旅由古蔺向土城方向挺进，章安平旅向赤水土城间挺进。令驻防赤水附近之刘兆黎、达凤岗、张竭诚等旅应确保赤水一带，并以一部分别向土
城边烧挺进，各部协同围拢敌人而聚歼之。该旅务与敌军坚持战斗到底为要！郭勋祺奉屯后，为了鼓士气，便立将刘湘分调大军增援合围的电示情况，抄转下达至各团营连知照。
十九日拂晓，郭勋祺再攀登关子门山顶，闻前方枪声正密，狮子梁方面更紧，他向我说：狮子梁山势绵延且风雪等坝，如被攻占去，就能抄断我关子门大山，连命第九团傅团长派兵一营前去增援。我说：山脊狭窄，两个营摆不开。郭就命郭文炳营长派手枪第一连去。（手枪一连除有手枪一百二十支外，还有八挺手提式机关枪，较其他三连多一个机枪班）。凌营得到手枪连的增援才稳定了士气，使山谷两侧的作战官兵增强了信心。但是，仅一个小时左右，正面战况又趋险恶，唐团不支，再次后退，袁团长提刀上前督战。郭立命手枪第二连连长速赴前方受袁团长指挥投入战斗，又命手枪第三连连长王清泉率该连到前方受唐团长指挥，手枪第四连在关子门口停止待命。同时又命傅团长调第一营营长余代率该营到正前方受袁团长指挥，参加战斗；又命机炮营副营长陈协阶率重机枪连至关子门前半山占领阵地以火力封锁道路，不准官兵擅自经此撤退；又命“八·二五”追击炮连连长王仕荣率该连在关子门山顶占领阵地。此时，青杠坡一带战斗益趋激烈，狮子梁枪声亦渐次浓密。约半小时后，在阵地上出现短兵相接、互相冲击现象，时进时退，几经反复，步枪声、机枪声、追击炮声，震耳欲聋。狮子梁的枪炮声，亦与正面的枪弹声，互相呼应。直到傍晚，枪声才渐渐稀疏，约隔两小时后，夜战又起。郭和我及手枪营长郭文炳就在关子门口露营一宵。到下半夜，山谷内枪声又逐渐浓密起来，有时还闻冲喊之声，约经一小时多，枪声才逐渐稀疏。黎明时，给恶拨归唐团指挥的手枪营第三连少校连长王清泉和五个手枪兵负伤被俘。
二十日上午，全线的战斗较十九日更为猛烈。据报狮子梁山顶已发现有带钢盔的红军，楠木山亦有带钢盔的红军。唐团的二、三营几经溃退，均被袁团长捉刀督伤再上。郭又命第九团傅团长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到前方受袁团长指挥。其余一个连到狮子岭作为凌
该街营之预备队，如狮子经有不义之仇势时，该营立即增援，不但要固守狮子梁阵地，并要求逐步推进。
傅团长派到正面来增援的营长韦斌，外号韦默。他过关子门口时郭勋祺喊住他，很有风趣地说：韦默是护法神，请邪看见皆要回避，望你把法术和威力都拿出来，使邪魔妖怪速之夭夭，保护本旅平安得胜。官兵都一齐发笑。这是郭勋祺对部属亦庄亦谐的素常作风。
枪声稍停继而又起，红军如潮水一般猛袭而来，唐团邱绍文营长撑持不住，携了一枝步枪由侧面退下来，被袁团长举刀所阻，他不得不再冲上山去，战斗才稳定下来。这时的伤员云集关子门山下，无法向后输送。
郭勋祺每逢作战时，对各部都派出携带一班或一排手枪的参谋人员督战，并随时向他报告战斗情况。所以他对阵地上的情况，随时了如指掌。当战斗最猛烈时，唐、袁两团连失去几个山头，敌人步枪弹已向关子山门顶飞来。傅团长见战况不利，便从关子门北端跑来向郭报告说：我们反攻部队受挫，阵地已呈动摇，可否将凌谦街营后面狮子岭的何子昌营调来，加入正面战斗。郭说：何营所处的地位正是这几个大山极为重要之部，不能调！正面除机炮手枪不计外，已有了七个步兵营，我身边只有一个手枪连，也是孤注一掷了。我想袁团长颇有经验，指挥也很灵活，唐团长又是他的旧部下，他对这七个营的领导，是有绝对威信的，只催促我补充弹药，并没有要求补充过兵员，他必定有把握。你不必再到前面去，我们在这里商量一下。于是郭把日记撕下两页交给我们研究。他这样写着：
“（一）、各连弹药将尽，拟将机炮营推到前面放射完了为止。
（二）、除固守狮子梁外，拟将深谷两侧高地部队撤回，扼守关子门高山。
（三）、暂行全线撤离阵地，退守图书坝附近要地，以待增
援。”
“当时，于枪营长邵文恂和作战记录参谋底曼兰也在场。经研究后我们认为：
（一）、敌我双方已成大牙交锋的胶着状态，如开炮轰击，炮弹炸面宽，很可能炸及我部阵地，以致影响军心，甚至引起全线动摇。只有到必要时，进行阻止射击为妥。目前可将第九团机枪连调到前方，受袁团长指挥较善。
（二）、如遇守关子门高山，在地形上虽是有利，但红军不待来仰攻，还有可能使他们集中全力攻我狮子梁，直插风等坝，截断我后面通路，因我于关子门高山，后果甚危。
（三）、两日来，双方鏖战都已筋疲力竭，譬如两鼠斗于穴中，谁能坚持下去，谁就能胜。红军远征，弹药有限，必不敢与我久鏖，只要我们苦战坚忍下去，胜利必属于我。最要紧的是速令潘旅向二郎滩方面之敌抄袭。
经反复研究后，郭勋祺即下令如次：
（一）、潘旅长速率一、二团在傍晚离土城上游三十里的二郎滩渡河，向土城抄袭。习以一团移近风箓坝为我总预备队待命。
（二）、派廖参谋长亲到潘旅筹借弹药。
（三）、命令袁、唐两团长努力战斗，冒死与敌拼搏。无论营连官兵，只要后退一步，不问情由，就地枪决！派副官通知各营连的给养班多煮饭菜，速送各阵地，作饱食夜战之用。嘱傅团长转命何子臣营长派数十名徒手到凌营背送伤兵。令手枪营郭营长亲率手枪第四连王荣显连到关子门前面山塅，协同重机枪连构筑阵地！
郭勋洪下完命令后，叫我屯垦刘湘，催促各部速赴土城，围歼敌人。约在午后一时，就接到潘佐旅长回电：遵令于十二时三十分，率张有铭、陈基两团，向二郎滩急进，多期渡过西岸宿营，作好攻击准备向土城抄袭前进。并命清明昭团移近风箓坝待
命。郭勋祺笑逐颜开地说：该必应临顾全大体，希命惟谨，明朝中午前可准进展到土城附近。正将潘电转知袁军两团。袁阵两团请求补充弹药，添下令予以补充。我报告他说：昨晚早已送补完了，目前只有能催促蒋参谋长速往借取。押弹药的官明昭团长是南公的老部下，他一定会支援我们。给此别无他法。这时，狮子梁冲击之势又起，背社城一带我军之际地已开始动摇，经过反复冲刺始稳定下来。但送到山脚下轰炸所的伤员已达数百人，无法送行。
王清泉被俘奇实力，妙策退敌
大约在午后三时，见两个手枪兵护送负伤连长王清泉上山来。郭勋祺便问王，问你已被俘，何以能返回我军？王向郭报告说：我被红军押送途中，有一个人讯问我军的情况，行不到三里，另一人又问我。从押送我的人口中确知，前一个就是彭德怀，后一个姓朱。进了土城场后，由一个约有四十岁左右的人叫军医与我赛伤，又叫人与我送了一大碗菜饭来，他坐在我旁边，询问我方部队兵力多寡和主官姓名。我答复他说：主官名叫郭勋祺。他又问我，后面还有哪些部队，其他方面还有无部队？我答以我们后面有一个独立第四旅，旅长叫潘佐，他是受我旅指挥的，已到风琴坝担任我们的总预备队，还有驻防松坎的廖海涛旅，亦在后面跟踪而来，可能已到东皇殿。他又问赤水、叙永方面情况如何？驻有哪些军队？我答：刘湘已电令教导师第二旅范子英由古商开来，令叫一旅章安平由永宁开来，刘兆蕃旅、达虞岗旅已由赤水开来，还有张端诚旅在赤水、合江道上待命开来，总计有八、九个旅。距我们远的可能有六、七十华里，近的只有三、四十里了。他又问我：你何以知道？我答：这是十九日晚上参谋处将电报给各营连长通报的。他又问：合江、泸州、叙府有无兵力防守？我答：刘湘一共派了十二、三万部队在长江南岸布防。刘湘曾经说：红军不来渡长江则已，如果来就与他拼了。这些都是刘湘的通令下达的。听我说完后，他说：你再吃点饭，派人送你
到前线放你回去。后来我在路上问押送我的人他们是什么呢？人说：“问你话的人，一个炮记，一个姓李”等语。郭听完我的汇报后，乃说：你把我军实情告诉敌人，是犯了泄露军机的火罪，按照军法，应该枪毙！王说：我们单单一个旅，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大战两昼夜，预备队都已用完了，子弹也不多了，伤亡又很大，等到援军到时，恐将索我军于枯色之肆了。故我意夺大其词，把敌人吓退算了。郭很兴奋地说：妙计！你不愧上过两次军官学校，当过我的营长，我奖赏你一百元，速赴凤等坝野战医院去换药，待战局稍平息后，仍恢复你去当营长！
当天战况激烈。唐明绍团长借到八十二驻弹药，并已送抵凤等坝。唐团长说：潘旅长亲率张、陈两团渡二郎滩向土城抄袭红军，明朝中午即可到达土城附近。郭勋珙当即验骞笑容地说：有弹药，作战就有保障，部队打完也不怕。这时天色已晚，傅团长请郭到团部休息一夜，明展再走。郭说：关子门阵地最要紧，乘章、文炯：你二人在此据守。乘章有一手枪班，文炯可到王连去调一个手枪班，共同在这门口彻夜。傅团长可到何子匠营去彻夜。周参谋同乘章都要不断记录当面战况。我不到天明便再上来视察。
次晨九、十点钟时，前方枪声突然激烈，不到一个小时，才渐次停止。未几，又大轰数十分钟，枪声始息。到二、三点钟时，整个战场都再出现浓密枪声，但只十来分钟又沉寂下去。郭文炯营长说：这枪弹声完全由敌方发射飞来的，可能是敌人将要退却的信号。我说：他可能得知潘旅前来增援抄袭的消息，避免与我决战，逃走是可能的。正议论间，袁团长派副团长高彦卿前来说：各连弹药已尽，给养又补不上，如能补充点弹药，明天上午尚能撑持。否则，明天十点钟后，我方所有前线官兵，只有束手待毙了。我告诉他说：请转袁团长放心，已向潘旅借到各种炮步弹药八十二联，现暂停风等坝，明朝十点左右，可以送到最前线补充，请转告各营连放心！我再转告他说：“还有两个好消
息，一个是潘旅长亲率张、陈两团于傍晚渡过土城上游三十里二郎滩的西岸，向土城西南抄袭，可于明午到达土城附近，另一个是傍晚前举到军长刘湘电报：“已令刘兆蕃、范子英、董安平、廖海涛四个旅兼程分道向土城合击而来。估计从明天午后的两天中，我军将展开一场占绝对优势的歼灭战。请转知前线的各营、连长，安心作战，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在黎明前，郭勋拱持潘文华总指挥的电示登上关子门口向官兵宣读：“已派范子英旅由古蔺，章安平旅由叙永，刘兆蕃旅由赤水，达属岗旅、张端诚旅由合江、赤水间，分路向土城之敌包围而来，第应协同改必兄，将敌滞留于土城附近地区，俟各旅到达时，将敌一举包围而歼灭之。此是甫公和川人的盼望，亦是中央政府之目的，切勿违误是宴！郭读宪电文后，问道：前线为何无枪声，是我们部队从别方面流走了吗，还是敌人闻风脱逃了？周参谋判断说：可能是敌人侦悉我军前来包围之风先行逃跑了。不到一个钟头，前线纷纷来报：敌军已撤退了！这时，郭勋拱高兴地略事部署一下，便同我步行侦察沿途阵地，两旁大山高耸，在山腰间虽有许多起伏小山头，但险峻异常。红军所占阵地，都是些制高点，处处都能以交叉火力射击我方阵地。故使唐团多次仰攻选遭挫败。他乃问我们感觉怎样？我答复说：我有三点感觉：一是旅长治军严明，官兵无不提威怀德，作战只知前进，不敢后退；二是武器器械良，弹药充足，全凭优势火力制压着敌方，所以能鏖战达两三日之久，三是我军较敌先二十分钟占据了狮子梁，打破了敌军的包围计划，否则他们把我军包围在这袋形阵地中，纵不被敌全部歼灭，也将饿死我军在这谷地之中。还有一个人重要关系，就是各部友军已经向敌包围而来，敌军如不及时撤走，便受陷于我方的反包围圈内。这时廖岑谈长也赶到，他笑逐颜开地说：旅长的洪福大得齐天！郭说：什么洪福齐天，如再打半大，子弹一完，符叫你饮弹入地。郭说完就发笑，大家也随之欢笑不止。
五火以后，我在潘旅部谈到这些笑话时，潘氏说，我看红军
不是计谋不足、战斗力不强、人马不壮、指挥不好，而是郭翼之官运亨通，你们取得胜利，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恰巧在风筝驿站上拾得红军布置的袋形歼灭计划后，你们抢先把狮子梁占领了；（二）、最奇妙的是，红军偏偏俘去一个有一定文化、具有军事知识的我方少校军官王清泉，淡淡的几句话显示了我方的强大后援力量，就把敌人吓退了。这不是你们比红军能力强，而是因为你们都有福气。于是惹得潘宽欢笑。又说：以后你们不要孟浪从事，以免堕入洞穴，如再钻入敌军袋内，我就无弹药来补充你们，只有用挽钩抓子才能来救出你们了。后来，把这个笑谈转告郭勋祺，他笑着说：潘旅长的意思是叫我们追击时要注意搜索，在未摸清敌情以前，每天瞎追百多里地，实在危险得很！
二十一日午前十一时，郭勋祺在高兴之余，仍命唐映华团充当前卫，袁治团为本队，其余旅部及直属各部队在本队后面跟进，傅楠团担任后卫。潘旅的唐明昭团取道二郎滩归还建制。所有八十二联机、步、炮弹，由傅团押到土城河边各部队前来受领补充。
红军智擒土城、刘湘虚夺“大捷”
二十一日午后一·时，郭勋祺率唐团长进入空荡的土城场，命我将攻克土城喜讯急电刘湘、潘文华报捷（当时成渝各地报纸大肆捏造郭旅“攻克土城”的“大捷”消息）。傍晚，秦刘湘电：
“查郭勋祺指挥有方，将士用命，建此殊勋，着即晋升为本军模范师师长。并将立功官兵战绩呈报，待战局平定分别叙奖，此令！”潘文华亦复电致贺，并问敌军逃跑方向及敌方的兵力还有若干？郭立即复电表示感恩图报外，并报敌人已向土城的西南方转移，建议要加强古简、永宁方面防御。旋又电刘湘，请组派一个临时野战医院来土城收治伤员。又电保第七团团长袁治、因其屡立战功，请晋升为教导师第二旅旅长！随按请代电称：遵命于二十日晚率张、陈两团渡过二郎滩，本日向土城方向抄袭前进。
中午，又据潘旅长及当地十人声称：红军大部由马蹄坳附近向西南方面撤走。郭“即复电潘佐旅长：红军于二十二日黎明前的我阵地猛攻后撤走，我部已进入上城。现正清扫战场，大致将在上城逗留四、五日，贵旅可速进占马蹄坳待命，继续侦查敌情！
自在黔北的良村与红军接触以来，尤其在土城附近的战役，及尾追红军先后六渡赤水河，时间越半年之久。这半年中的全部战斗详报，是由我和担任军日记的作战参谋周曼生及情报参谋张明著共同整理汇报的。因之，事隔数十年，尚记忆犹新。
二十二日，各团汇报伤亡官兵共有六百八十余员名。计有负伤邱绍文营长一员，阵亡连长三员、排长十六员，损失武器共计：步枪四十五支、小迫击炮一门、冲锋枪三支。郭勋祺派副官杨某持伤亡官兵名册到医院查对，除伤亡士兵查清不计外，尚差一百三十余人。判断他们可能在战场上被俘，枪枝亦随之而损失。
傍晚，奉刘湘复电：查所称第七团袁团长治屡建奇功一节，准予晋升为教导师第三旅旅长。所遗第七团团长一职，仍须遵选作战有功者电保前来核派为要！郭勋祺奉电后复电称，查第八团的许元伯担任营长十余年，作战勇敢，负伤二次，拟请开充袁治所遭团长一职！
同日又奉蒋介石电令开：郭勋祺司令（笔者注：郭曾两次任宜昌沙市警备司令，故蒋仍称其“郭司令”）深明大义，日行百余里追剿红军，使其无法脱逃，追敌在土城孤注一战击溃红军。最突出的是该司令仅率一旅之众，同三万余之敌激战三昼夜，终于以少胜多，建树奇勋，殊堪嘉尚。除晋升模范师师长外，着再奖银一万元。以昭激励。此令！
十二月二十二日郭勋祺、袁治、通电就职。就职后的袁旅长向郭师长说：胡秉章是老参谋长，业务纯熟，仍请派他为旅参谋长。郭勋祺说：昨天我已向老胡说了，调为师部副官长。目前是作战期间，师的部队尚不可能全部集中拢来，我仍在旅部当师
长：你仍在团部当旅长，一俟尔后将队伍集中后，再进行一次大调整。
二十三日，接到刘湘电：已派出一个临时野战医院，经合江前来土城，希将所有负伤官兵一律运回渝城治疗。郭乃追问傅团长：共收容红军的伤员多少？傅说：一百二十余人，已完全送裹伤所治疗。此外，总计生俘红军战士二十五人，经郭询问后并指示，将他们先后释放。
二十四日晨，接潘文华电：据范子英旅长报称：红军由土城退走时，大部窜入古蔺以南与川黔交界的苗族地区。查该地区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判断红军不可能在该处久留，其目的是否经云南出宜宾北上，或有折转向东入黔。除向甫公转报请示外，着即注意侦察为要！郭勋携于年前召开营长以上军官作战夜检讨会议。会议中，唐映华团长检讨甚为深刻，列举他自己的错误有三：（1）职司前卫，应时时侦察地形敌情，作为部队行动的依据。当我团登上关子门大山口时，既发现将要通过深谷，我团就应占据大山，派遣一个连先向谷中搜索，并将情况向主官报告，俟本队抵达时，再行前进。假如袁团不能及时搜我，本团不但有覆灭之虞，还将暴及全军。（2），我团既与红军接触，不但未迅速据险扼守，反而选次向强大之敌猛攻，遭致红军的恻制，不断向我包围反击，追我几次溃退。幸袁团长应变有方，督战甚力，才得勉度危局。（3）在我团弹尽人饥，进退维谷之际，如红军再与我鏖战斗日，我们只有束手待毙，导致全军覆灭。郭勋拱说：我看战事还长，前途还未审如何，大家应当胜不骄，败不馁，时刻谨慎小心加强战备。
傍晚，奉刘湘电谓：据各方情报，红军在古蔺以南川黔交界的苗族聚居地区活动，现又折而复返有东渡赤水河横样。该师长（指郭勋祺）速率潘、袁两旅，于明晨向通古岘以南的边境绕道前进。如红军再东渡赤水河，立即渡河跟进。在目前难于判明敌军动态时，该师长身临前线，较易掌握确实情况，应不失时机，适
切处理。但以确保黔北大道交通安全、不受敌袭为要！郭勋洪立将此电转致潘、袁两旅长，并令袁旅长于二十五日晨，在通往古蔺以南的道路，向古蔺南面搜索前进。潘旅候我部通过后，在后面跟进。当夜，郭即通知潘旅长；查得红军果然回师东进，其企图尚未判明，现正在仁怀县所属的太平渡渡河。除呈报外，费旗明牍即在我部之后跟进，同向太平渡过河追击。务希随时确保联系为要！
追红军两渡赤水河，郭勋祺晋升纵队司令
十二月廿六日，我部出赤水河的无平渡过河。当我部先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即已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土城；此次，是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东进。红军也是第一次渡赤水河进入土城，本月二十四、五日第二次由赤水河的无平渡渡河东进。当夜，我全部宿营于河之东岸。晚上奉刘湘电令：据各方情报，红军渡赤水东进前，我中央军、黔军等大军团均在乌江河川黔公路一带部署，敌必无法回窜湘桂。敌可能认为我已将部队调往叙、泸，判断敌将乘虚袭我重庆。该师长即率潘、袁两旅绕道进驻温水、良村一带，控制黔北大道，以备策应各方情况。敌人狡猾无常，变化莫测，应多方侦察具报为要！郭勋祺即率潘、袁两旅部队，向红军去路的左侧翼经桑木等场，向黔北大道的良村温水方向前进。三十日，郭通报潘旅在良村、温水的中间地区择险设防。三十一日，师部及袁旅进驻温水场。
一九三五年元月二日，奉蒋介石电示：为了便于指挥，将追剿部队编组成七个纵队司令，以专责成。将规定其番号、人员任务如下：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第四纵队司令王家烈，第五纵队司令李云杰，以上专任追剿防任务。第六纵队司令郭勋祺，专任追剿任务。第七纵队司令李福衍，专任追剿防任务。
当日，又奉蒋介石电示，略谓：该司令每日追击红军在百里以上，诚属勇猛可嘉，但红军还有兵力三、四万之众，恐乘你长
逾疲惫之陈，设伏坑陷你军。该敌已入我川滇黔湘及中央各军的共三十余万大军包围之中，有如瓮中之鳖行将就殓。以言，该词令在追击时勿庸过于疲劳，除特殊情况外，希每日行军以六十华里为宜！傍晚，本刘湘也：“红军大致在向马江方向行进。你部既在大战之后，正宜乘隙休整，养锐蓄精，以利再战。但须多师上著人士，加强侦察作出正确敌情判断，以免临事仓惶为要！”
六日，郭勋祺与我出场侦查地形，在一小山堆上打坐，闲谈。他说：在公的方面，我虽是你主官，但奉私情来说，我们是同学（刘湘举办的军事、政治训练班），又是掉船弟兄，从来无话不说。我们在校内时，学习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学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建国学说，知道共产党也有许多建国方法是好的，不过是激进一点。在我内心上，何尝愿与他们硬拼，但限于各自的环境，和特点。这次土城之役根据拾获文件，是他们布好阵地要蓄意歼灭我们，不是我们想去打他。但既已钻进了他的口袋，犹如蛇已进洞，进退维谷，我部为了自己生存，为了所负职责，为了军誉，均不能不努力拼搏。刚说到这里，旅部廖黑斋参谋长持刘湘也及其他函件交郭。电意是：红军在乌江附近，正与黔军接战中，另一部红军已向遵义方向撤退。“我军已与王家烈军电台取得联系。该师长应注意侦查红军占领遵义后，是否要沿川黔公路北上向我松坎、綦江袭击？除电廖海涛、穆瀛洲等严加戒备外，皆即察明其报为要！
函件中，附有他三哥郭仲平的一封信，大意是说：苏联本是个穷国，自己建国实行马列主义以来，一跃而成北方之熊，足见其治国有方。何况为你素所钦佩的陈、刘（指陈毅和刘伯承二同志）都是旧友，值得深思！你现孤军作战异省，要小心从事，万不可将健儿生命，作为沽名好勇之无谓牺牲！常言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高明如弟，慎之慎之！郭勋祺读完函件乃说：我现在是身负一方面追击重任的纵队司令官，如何能避免牺牲？我建议说：追时只要保持接触，不须穷追猛打，仅保持在对方北侧尾追为是。
总的说来，只要做到屏障川南，使红军不致入川，就算完成任务。郭荣纳此议并说：对！当年指命令时就要掌握这一点。从此，我部在半年内追击中，与红军始终保持相当距离，没有发生过战斗。
八日晨，蒋介石电令：红军大部已于六日陆续入遵义城，其企图不明。已令黔东南各部队严加防范，并各派队向遵义挺进。该司令应严防该敌北窜！九日，刘湘转王家烈（贵州省主席）电称：红军于一月六日攻占遵义，所有部队在娄山关一带布防。十日，刘湘又转王家烈电：红军于八日在遵义第八中学召开群众大会。乌江北岸已发现敌情，正与我侯之担部队接战中。十二日，奉蒋介石电令：红军大约在遵义城集结整编，并召开群众大会，企图诱惑乡愚加入红军。乌江一带亦发现红军，割正调集大军向乌江北岸及遵义攻击前进。你部应防其北窜，可逐步向桐梓方面挺进，对敌形成大包围姿势！郭勋洪于十三日率部向桐梓方面急进。十六日到达距桐梓约五十余里之地区，同黔军何知重师长已克复桐梓。郭令所部留在栗子坝附近布防待命。十七日，奉刘湘电示：据各方面常报，红军确在遵义休整、开会，我中央各部正向遵义前进中。该师应到桐梓西北方面布防，和机进攻敌人为要！后来，我师进入遵义，始依悉红军召开遵义会议，已举出毛泽东为党中央新领导。
二十日蒋介石电令：我各部大军已于昨日迫近遵义东南西三面，正计划合围进剿，不意敌军预先察觉，定于十九日拂晓前，全部撤离遵义，向西北方向退却。已勒令第一、二、四等纵队迅速追击外，该司令着即向仁怀方面撤击为要！郭于当日午后即率该师袁、潘两旅向东皇族（即习水）南面挺进。
二、毛主席率红军四渡赤水，再克遵义
赤水河从云南镇雄县流经贵州的仁怀县、茅台场、太平渡、
长城、猿猴场、赤水县进入四川之南。
①红军一渡赤水河
随着蒋介石电告：红军分几部向乌江西南之我军袭击后，又向我曾班场、茅坝等方面袭击，在我敌换方式向西南围攻时，该敌又转而向北逃避，于二十七、八两日在仁怀县附近流动，其主力于二十八、九两日由赤水河的大平渡渡往西岸。（这是毛主席亲率红军一渡赤水）。将电令又说：敌可能畏我大军组成铜塘铁壁向其推进包围，故又转而西窜。除令大定方面的第三纵队迅速截击，并电刘督办派军分头堵截外，该司令应即率部逃向西追击逃敌，不得迟误为要！郭部奉令立即出发，于三十日午后抵达太平渡时，俱知红军早于一天半前渡河。遂率部迅速渡过赤水河西岸，这乃是郭助祺部三渡赤水河。是日傍晚，又奉刘湘电：红军再渡赤水河，有向我古商、永宁（叙永）等处流窜威胁川南之情势。除令潘总指挥，严饬驻赤水之刘兆、达凤岗旅、古商之范子英旅、永宁之章安平旅向前推进，迎头痛击该敌外，该师长迅即率部追击前进，会同捕提歼灭该敌，保障川南一带地区安全为要！二月一日晨，突接潘文华电示：略谓：“昨日午前，大树方面发现一股红军，与我行进中之章安平旅第一团一营在永宁南四十余里地区遭遇，敌向我营猛袭，在十余分钟内便伤亡官兵三十余人。该营营长潘清洲奋不顾身，努力拒止敌人。该团团长彭选高闻讯增援到达时，敌人已退却无踪。该敌突如其来，猝然而去，行踪飘忽，敌量不多。判断必系敌人掩护部队，用佯攻姿势以诱使我军就地防御，掩护其主力乘隙窜入我江安、南溪、叙府等处而渡江北上。除电告外公，该师长务期追上击敌，保持接触，使敌人不敢北窜。如敌直向西窜，则该师迅速取道古商，赴琪县城，占据川滇大道，扼险布防。该师长身在前线，随时侦明敌情，务须制敌机先采取主动，是为切要！”郭说：敌之主力还在我们当面，此必是其佯攻部队，红军可能别有企图，潘总的判断我极端同意。便将此电转知潘、袁两旅，速追赴红军之右侧面。
掩护川南，向吉南前进。复接到湘电示：亦令率部在红军北侧前进以隐蔽永宁、古洞一带安会，弹驰赴琪县，扼守川滇大道，以保障南六瑞地区之安全为要！此时红军在黔北苗族地区以南向西南前进中。郭即率部由黔北苗族地区向敌的北侧行进。经苗族所属的上官司、长官司等各地，道路崎岖，人烟稀少，许多苗人，均住居高山顶上，或住到半山的石洞中，当地人称这些不毛地皆为官山老林。经吉南时，郭勋驻与范子英旅长相会，互相交换了敌情判断后，给悉红军俱得川军设防甚严，不能在永宁、古洞地区与我决战，故已转向云南扎西方面前进。同日，蒋介石、刘湘均来电告：红军正进入云南地域，向扎西前进，势有西走或由右转入川境可惟。蒋介石还电示：已令驻毕节、大定一带的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率部兼程前往越境，第二纵队继续尾追。该司令应取捷径，超越红军先头，择要布防堵截，以收协同歼敌之效！郭即兼程前进，于农历腊月二十八日除夕前到达琪县。当即令潘、袁两旅在川滇大道的两旁据险设防。大约是二月六日，蒋介石电令说：“红军已到扎西一带地区，除已令第三纵队孙司令截击，第二纵队周司令及黔军一部分道尾追外。该司令务在扎西以北或以亦一带没防截堵敌人，以收固歼之效！”旋又得蒋电令说：包围圈已逐渐缩小，我二、三两纵队主力已逼近扎西，纷纷与红军接触。十二日晨，蒋蒋介石电：“扎西红军在我三路大军包围进击的情况下，略事战斗，即突围向东退却，并曾向第三纵队猛攻后即率其主力向摩尼方向窜去，可能要由白沙、回龙潜逃。”十三日，蒋介石再电：红军连日分路袭击我周、孙两纵队后，全部离开扎西，向白沙、回龙场、川家渡、草子坝、古南以南边区方向逃窜。该司令遂率部转向东方追击，敌已成瓮中之鱼，纷纷先规网而去等语。次日，刘湘亦来电令：红军已由云南扎西分数路折而东逃，其一部正在古南以南的川黔交界边区，有进入我川境之势，除念范、齐、刘、达、张等亦即防堵外，该师遂取逆兴义、古木、古南以南地带东进，不失时机地堵击该敌为要！郭
令立率所部沿川黔边区东进。
②红军二渡赤水河
十六日，蒋介石来电示：突围的各路军，现已会合，已又折向土城、赤水方向进靠。该司令速向土城方向前进，从事阻击！二十日，蒋介石电告：红军主力已窜至仁怀县北面赤水河附近奇袭防守河岸黔军后，于十八日至二十日的三天中，分批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这是毛主席率红军二渡赤水河）。刘湘亦来电令：红军已于十八、九两日渡过赤水河东进。该司令迅速渡河追击，防敌北窜，为要！旋又奉蒋介石来电：红军渡河后，正向黔中地带流窜中，除已令吴奇伟、王家烈分别迎击外，该司令应不辞辛劳，火速尾追！刘湘亦来电告知：红军曾于十八日击破防守二郎滩、太平渡的黔军后，向仁怀方向南进。
二十二日，奉蒋介石电告：红军主力已占据川黔公路桐梓以西地区，正与扼守桐梓的王家烈纵队激战中。二十二日刘湘亦来电指示：王家烈率柏辉章、何知重等师在桐梓附近沿川黔马路布防。据报：红军分遣向仁怀县的东南行进，有企图攻桐梓、遵义或黔西转向乌江的企图。该师应速渡赤水河，予敌威胁，以策应各军的包围攻势为要！郭于即日午后，率濛、袁两旅由赤水河的大平渡东渡（这是郭勋祺率部的四渡赤水之役）。次日午后，即向桐梓方向东进。二十五日先后接蒋介石、刘湘电谓：王家烈在桐梓附近与红军作战，损失甚大，二十四日已放弃桐梓，应娄山关撤退，意在娄山关凭险固守，再事迎战。次日，蒋介石电示：王家烈纵队正在娄山关布防，红军跟踪追击，乘距立即未稳之际，采取猛攻，颇有损失。娄山关虽险，但恐王司令亦难擅守。已令韩汉英、陈云山两师火速驰援；如王部已退，则应迅占遵义，凭险拒敌击。该司令违率部向桐梓方向挺进！刘湘亦来电示：据王家烈及各方情报：黔军在桐梓附近川黔公路一带敌战不利，损失甚低。柏辉章两师在娄山关布防，又请红军分路布营，柏师伤亡特大。吴奇伟司令已驰赴遵义布防，准备与敌迎战。查
红军牺牲之际，士气必旺。该师长屈迫，务须步步为营，防止冒进。张克烈判断来电：黔军已由娄山关退却，王家烈余部拟协同总防御部固守遵义。除令廖泽、穆坤中两旅经松坎向通相棒的川黔公路逐次推进外，该师可根据敌情相机向桐梓方向挺进为要！二十八日，刘湘电示：王家烈自二十六日从娄山关败退后，红军已迫抵遵义，与吴奇伟部及王家烈余部展开激战，在红花岗、老鸦山等处战况尤烈。当夜吴奇伟的后方指挥部，竟遭红军迂回袭袭，输重损失不少。因此，前线的军心颇感动摇，致引起红花岗作战之唐云山、韩汉英等军节节败退。红军遂于二十七日重克遵义。中央增援部队亦因战况不利，无法撑持，各部已向后转移阵地中。该师应处处据险为营，慎重从事，不宜操之过急，以防敌军袭袭。一俟各路大军集中后，自有歼敌方略指示。郭勋慎认为既有廖、穆两旅沿川黔公路南进，赤水河一带已成空旷，乃转而沿赤水河东岸南进。二十九日，郭勋祺全部进入距仁怀县西北二十里繁盛的石务场。场上的公务员向郭说：日前有一部分红军进入茅台场，他们对市场商民公买公卖，市民照常营业，比较候之担部队的军纪好得多等语。郭对袁旅长说，这是暗示我们要把军纪管好，你要随时资仿注意军风纪，在给养和宿营方面，万不可骚扰人民！我部在该场停留一天半，即奉蒋介石电：敌人主力现在遵义及其以南的团溪、龙坪、后坝场、鸭溪、白腊坎、枫香坝一带，企图攻破我乌江防线潜逃。前次，我一、四两纵队虽遭受损失，于大体无失，刻已令五、七两纵队李云杰、李耀珩由黔东遂次向西推进。第一纵队吴奇伟和第四纵队王家烈由乌江北岸向北挺进。第二纵队周浑元由赤水河上游鲁班场、打鼓场、茅坝等处向东挺进。第三纵队孙渡由大定、毕节向东挺进。川军廖、穆两旅沿川黔公路南进。该司令遂率所部进驻黔西布防，合成大包围圈，向敌进攻。但须步步为营，每军一处，即应构筑强固工事，并择要构筑佩堡，逐步向敌缩小包围圈，与友军协同歼灭该敌为要！郭部奉令后，遂于次日兼程进入黔西城，袁旅即在城郊
前庭在防，潘然在丰场无野西之虎防。
忽约是二月六日，本将存有电调，故人狡诈非常，见我大军归向南调义兵近，自知力难挽守，已于五日自动撤出义，第二纵队已于五日进入遵义城，用军亦已占领娄山关险要地带。红军现汇集结兵力在白腊坎、长干山附近远区，向我逼近部队猛袭。吴、平两司令率部反击时，该敌又已突然撤走，判断其将死我薄弱之处突围逃窜。该司令担任敌西南冲要道路，务须严加防范敌人逃窜为要！奉刘湘电令访调：近来红军击败黔军、中央军，取得节节胜利，今突然放弃娄山关和遵义，必然别有企图。该师深入黔中，独当一面，务加意小心，以防不测！
根据数日来各方面的情报综合分析判断，红军放弃遵义后，将主力留驻在遵义西南地区的白腊坎、长干山等处，采取迂回包围奇袭等方法，以出其不意之手段，用数倍于我之众集中攻击，迷惑各友军，使之防不胜防，只得坚守阵地，不能推进。尤其在十一、二日的几天中，还有一大股红军趁向鲁班场、洋水、茅坝等地区，对我第二纵队周浑元部的背志平、谢涛福两师猛烈袭击，致防守鲁班场附近的谢师受到损失。待周纵队调集大部反击时，敌又已悄然而去。在这七、八天中，每与红军接战，至多不过二、三小时，敌军突然而来，忽然而去，致使各路友军提装不定，难以判断敌情，惟有：一面坚壁固守，一面采取调堡式战术推进。大约三月十二日，蒋蒋介石来电：命郭勋按部速向洋水方面北进！隔两三天蒋又来电令：布一部红军已进至茅台，将黔军侯之拒旅逐死。该司令火速向茅台方向追击，牵制该敌，防其逃窜为要！
十七日，接蒋介石电：已俱得红军全部于十五、十六日，又在茅台西渡赤水河，向西北方向前进。判断敌人有赴川南渡长江北上，或进入云南扎西，再行西进之企图。已令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率部追击，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率部由大定、毕节向北截击。敌人携带弹药有限，故不敢与我大军鏖战。查上城战役以来，敌人畏你部官兵如虎，从不敢与你右弹事战斗。蒋迅速跟进，纵不
能将敌一举歼灭，亦应许敌击击！
③红军三渡赤水河
郭勋祺即兼程向茅台进进。于十二日到达时，在茅台十五、六日由茅台附近渡江赤水河西岸。郭同益旅长到河边侦察，见对岸沿河一带的山形线，隐隐约约还有红军部队活动，装旅长便欲渡河跟进。郭副也他说：遇惊了的兔子要咬人，如山上有埋伏，我军渡河上去占不住时，则我军纵不死于坡上，亦将淹死于河下。不如暂行扼守茅台一、二日，相机渡河不误。傍晚，郭勋祺将近日所获电报交潘旅长。潘说：不错，红军要我师如虎，望草畏红军如虎，中央军委红军亦如虎，可称为“三畏战争”。潘又说：红军哪里是畏惧我们，他的子弹缺乏，不敢鏖战；但遇到弱的，他还是能一口吃掉的。郭答复说：我们不遇敌军则已，一遇着就应硬拼才对。当晚，按刘湘电：勾日来，红军与湘军、黔军、中央军作战，稍一接触，即迅速离去，足见其弹药缺乏，不收入事久战。今该敌又西渡赤水河，可能要入川南袭扰，恢复现有戒砲，便乘隙抢渡长江北上。除令潘总指挥，加强赤水、古蔺、永宁、古宋、兴文、珙县、筠连一线整顿堵击外，该师长务邀委座命令，奋力追击，屏障川南安全！郭初到茅台时，即将河下船支完全集留东岸。十八日半夜，先派一个营在茅台上游二、三里处渡河登山，占据掩护阵地后，于拂晓便分数处渡河。（这是郭勋祺五渡赤水河）。不意红军这次行动，较前特快，我部速追两日，不但不能保持接触，反而愈离愈远。二十一日，得刘湘及潘总指挥电令：有红军一部，由我前线设防部队的空隙中消逝，窜入永宁附近二十余里的附城阵地向我方袭击。查永宁距泸县仅二百七十里，为泸县及南六属的屏障，如永宁一失，则上川南皆因而震动。该师长即火速率部驰赴永宁增援为要！这时郭勋祺正在古蔺西南面地区，立即放弃对当面之敌跟进，转向永宁急进。二十二日到达永宁时，敌又已退却无踪。我乃同县长先智测侦讯敌情时，始悉敌仅二千余人系向我作成威力搜索。傍晚，蒋介
石屯令：在行将知我大军各路截击，又知后方无追击部队，便驻掉头东进，可能将再东渡赤水河，自将北、黔中觅突围出路。永宁既无敌人，该师可速向马群坊、二郎滩、太平渡跟进，勿失敌踪为要！郭见永宁、古岘、兴文、班县均无敌情，确知敌已东渡，恐黔北有失，遂率部向东急进。
③红军四渡赤水河
郭师于二·十五日抵达二郎滩时，红军已于二十二、二两日由二郎滩、太平渡渡过赤水河东岸。这地毛主席指挥四渡赤水河。连同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由土城、太平渡的两次渡过赤水河，总共是六次渡赤水河。红军以三万之少数兵力，竟能在我大军三十余万之包围中，河东、河西，任意往返穿插，使我军追击疲于奔命，处处陷于被动局面，至今思之，仍使人惊叹不已！
郭勋祺见红军远去，便率袁旅由太平渡并命濑旅由二郎滩分道东渡。这是郭勋祺尾追红军的六渡赤水河。过河后，探悉红军分数路向黔中、黔北各处行进。当夜，奉刘湘电示，红军既向黔北、黔中移动，其企图殊难判断，已令廖、穆两旅将桐梓一带防务交黔军王家烈部接替，速返綦江原防固守。该师即由黔北大道南侧向松坎川黔公路速进，以防红军沿川黔公路进袭我綦江一线。
当我们进入桐梓城时，许多达官贵人房屋，均空荡狼藉，寂无一人，街民亦寥寥无几。问及军情，皆谓前二日黔军在此退走，红军有一部入城，大部份绕城而走。我军立即又趋前进。大约是四月一日进入遵义城，闻有红军一小部，已于前一日撤离此间。次晨，奉蒋介石电示：该司令自土城战役以来，逐次尾追敌军，虽未再扩大战，但始终保持接触，军威所至，迫其沿逆溃散，不敢停留，今又连克桐梓、遵义两城，使之闻风逃逸，殊堪嘉尚。番即奖洋一万元以资慰劳。查遵义乃黔北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伤该司令在该处设防固守，从事休整待命而动！
四、红军伴攻云贵，主力巧渡金沙
①黔军一触即溃，蒋介石贵阳督师
施布刘湘电示：“红军击破乌江防线，黔军已溃不成军，闻红军有威胁贵阳省城之势。贵阳军力虽薄，举城垣高峻，大军距城不远，增防容易。但委座头知村其他高级将领均在城内，如蒙委座调该师增援时，应即飞驰前往！果然，两天来的情报，均谓红军已占据贵阳南二十余里的龙里附近，已有倒农民队清入贵阳城，向我警备部队鸣枪袭扰，但为数不多。门前委座已正在城内督战。”
同日，蒋蒋介石电令：红军欲讨击出，乘我大军进至赤水河西一带，便以主力偷袭我乌江防线的王家烈纵队，进而轻装冒险来袭我贵阳省城。除令大定的第三纵队孙渡兼程驰援外，该司令即应固守遵义，以防敌人指南打北的一贯好计！郭勋执在遵义召集绅士侦询敌情，均谓红军在第八中学开过群众大会，并选出毛泽东为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不久，奉刘湘电示：许多消息情报来自参谋团和王家烈部，再加飞机侦察，对敌情掌握比较确实。红军主力自觉破黔军三个半师的乌江防线后，其一部已直逼贵阳城郊，鸣枪袭扰而未大举进攻。可能是进行威力搜索，如侦知我守城兵力薄弱，则必大举攻击。万一贵阳动摇，该师应全力星夜驰援，以免大局发生混乱！
次日，蒋蒋介石电示，略谓：贵阳防务坚固，敌人不敢逼近城郊，只在十余里外的东南面骚扰，孙纵队大军临城时，仅略事接触，敌即溃逃，傍晚，又奉蒋介石电：红军惧我一、三纵队协同作战在乌江北岸地区层层压迫，即沿乌江南岸向西逃窜，已令各纵队掉头跟追。除令第五纵队李司令到遵义接防外，该纵队着即由枫香坝、洋水、金沙直趋大定布防，以阻截该敌入川！郭奉令即率部经金沙于十一日到达大定。刘湘亦来电谓：红军行动敏捷，孙渡率六个旅驰援贵阳，红军仅以一部兵力在离城二十余里
的龙里等处与孙部接触，一天之后，便沿乌江南岸悄然逃避无踪，使我各军惶惑无措。就是在交战中的滇军，亦难测定敌踪。根据：现红军主力，已进至水城以南盘水、盘县附近地区；另有一部在乌江北岸与我中央军即时时离，且战且走，好似掩护其主力前进。但该敌究竟西入云南，抑或转而北渡长江，殊难判定。查大定、毕节乃入川要冲，除令范子英、章安平旅挺进该地布防外，着该师长须与该旅长等妥为联络，严密注意敌情变化！同时，奉蒋介石电调：红军有向西逃窜企图。大定、毕节乃为入川要道，数日前已令王家烈司令率何、柏两师，速赴大定、毕节设防。该司令即率所部向水场以南龙场、蟠龙、三岔河方向挺进，在敌之北侧堵道，孙纵队在敌之南侧面堵道，犹国材师在关领、晴龙、北盘江一线迎头堵截，吴奇伟、周浑元、李锡珩纵队在敌之后面分路尾追。务期压迫敌军于北盘江、乌蒙大山间地区而歼灭之！这时，王家烈前来访鄂。王说：我虽有五个师，但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三个师各自为敌，不服调遣，能受我指挥的仅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武器装备也不完善。老头子（指蒋介石）再再要我指敌主锋，使我多次溃不成军。以后，我不再给红军当补充队长了，整不住，我只好跑。次日，郭勋执率潘襄两旅向乌江上游的六冲河、三岔河方面前进。
十四日晚，得刘湘电示：选据飞机报称：红军确已向云南方向前进。委员长命第四纵队副司令率十一个团的兵力扼守北盘江一线，认为天险可靠。但黔军已成惊弓之鸟，焉能御敌。万一失守，红军可能将采取威胁贵阳的敌辙以威胁昆明；抑或沿乌蒙山区西进滇北。该师长务必相机处理！
十五日，郭勋祺率部抵三岔河上游附近少数民族区域的牛街等处，该地给养十分困难。
当晚，奉蒋介石电示：红军迅速击破困扰村在北盘江一带防线，经普安、兴仁、盘县一带地区向云南的富源方向前进。已令龙主席调军截堵，并令第三纵队孙司令迅速追上截堵，以免滇中糜烂。
敌人狡猾异常，恐其指西打东，该司令应严加戒备，不断注意敌情变动随时具报为要！刘湘亦电示：红军确已突破北盘江防线，黔军我国村部历年所据的八、九个县份均已纷纷失守。敌主力已西进，可能有威胁昆明之势。该师暂守麻姑附近要点勿忽！
②滇东不断告急，龙家军昆明布防
十六日奉蒋介石电，据龙主席电称，红军确有入滇之势，已调第一旅旅长刘正雷在黄泥河一线布防，第三旅旅长肖本元在富源、胜境关一线布防，第九旅旅长张冲在昆明当面嵩明、杨林一线布防，并命卢汉司令指挥各县所有民团齐集滇省东北设防固守，协助国军同御红军。刻已令第三纵队驰入滇境，根据敌情变化，各路大军分头截堵，追敌不敢威胁昆明。并令第一、二、七纵队向敌尾追外，着该司令暂驻威宁、赫章二、三日待命，视敌情变化，再定行止。
十八日，奉蒋介石电调：红军乘滇军第一旅刘正雷初到预敌布防未稳之际，便分头袭击。顶敌已不能守，正在黄泥河一带接战中。业令第三纵队火速驰入滇境，择要截堵外，并令前敌总指挥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李耀珩三个纵队向敌跟追，前后夹攻敌人而歼灭之。该司令立即准备率部进入滇北布防！次日，刘湘来电调：割接龙败秀（即龙云）先后电称，红军已分三路由黔省进入云南边缘，有进窥昆明企图，除调滇省所有部队以及十余万武装民团堵击外，你我两省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敬请速派部队入滇，协力图剿为祷！
二十二日，蒋介石电示：红军分三路进袭胜境关、黄泥河、富源等地，我三纵队已由捷通道过块择河，驰赴曲靖、沾益倚托南盘江扼守。薛岳率部已到亦资孔、保田、黄草坝一带与敌后接触。判断敌人目的，在于北渡长江，企图协同徐向前、张国焘等控制川北，扩大红军川陕根据地。除电甫澄加强宜宾一带防范外，该司令立即移驻昭通设防为要！次日，刘湘亦来电调：红军已击破滇军在富源一带防线，其主力正向曲靖、南盘江之线前进中。
判断该政不设所谓路省，亦不改向思明攻怪，可能作费昆明，企图吸引左主席将部队调往滇中投昆明，乘隙北上，以图四川。除令潘总指挥由泸移驻叙，加强防范外，该师长速遵委座电令，驰赴昭通攻防。可照道镇雄前往，勿需再走民族区域可也！
上四目，奉荐介石电令：红军主力正向南盘江与第三纵队及民团遭遇，尤共在曲靖、沾益方面战况较为激烈，双方伤亡甚大，第二纵队的第七旅旅长魏顺壁负伤。该司令率部速赴昭通及其以南地区布防为要！郧阳率部经镇雄、板桥、杨家沟、龙街等处于四月二十八日午后到达。向昭通行进，二十六日，奉潘文华电：总指挥部已移驻叙府，并令模范师第一旅旅长蒋尚朴推进至筠连以南的老鸦滩布防。查蒋旅本系该师建制，必要时仍受你指挥。闻滇北空虚，谨防敌人乘隙北上，须严密注意！刘湘亦电示：红军已突破南盘江，孙渡指挥部及民团均遭损失，敌人正向昆明进迫。据龙致舟电称：昆明附近有六个团以上兵力及二万多民团陆配扼守，一俟中央军尾追到达，可一举歼敌于昆明近郊，但防止敌人向北逃窜，希转饬驻昭通一带贵军，严加堵截！判断敌人企图北上，对昆明系采取佯攻，则可能在短期内，即将北进。除令潘总指挥速调军防增外，该师长务须择要布防，勿忽！
五月三日，刘湘电示：去年十二月底，委座在汉口同乌江失守后，即率六架飞机亲赴贵阳，认为王家烈身为黔省主席，不能出城督战，以致侯之担师一触即溃，侯本人只身脱险。委座乃于元月二门已发表辞函为贵州绥靖主任，坐镇贵阳。另又发表七个纵队，以主任第四纵队司令，率其第二十五军进驻遵义，数月以来，作战不力，企图保存实力，遇敌即退。已先后免其本兼各职。调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昨日同张学良乘飞机赴武汉就职。由此可知委座是赏罚分明，其雄才大略，用人惟贤，有统一中国的大志。特电该师长知照务希尽忠职守为要！次日，又奉刘湘电示：据各方情报，红军突破南盘江后，分三路向沾益、曲靖、马龙、通泉镇等地区进攻，并已相继占领各该地；惟曲靖县经我第
四旅及民团协力防御，现仍困守中。乃鸣、杨村等地区亦发现少数红军便衣游击队，尚无红军大部主力行动，想系侦察部队。如果说明守备力量薄弱，则易被攻击，故可暂据云南以作根据地。否则将移师北进。除令滇总指挥覃新调整部署外，希该师遂与中央各军、及滇军等电台互通情报，密切协力为要！
另奉蒋介石电令：敬已进入昆明北面沾益、寻甸、嵩明各县地区，正与当地民团接战。薛总指挥已率四个师进抵昆明城郊，与龙主席协商歼灭敌人计划。乌蒙山区已发现敌情，另有一股敌人正向宣威方向攻击前进，除令薛总指挥分兵堵截外，查宣威总通昭通大道，必须构筑工事，严加堵截为要！
奉潘文华电示：据龙主席、薛总指挥等情报：敌在昆明以北各县中，采取游击战术，忽东忽西，时有时无，企图以奇袭方法，夺取民国武装，足见其力量不大，不过行动敏捷，使我防不胜防。我各纵队决于明晨全线同时围击，以吴奇伟、周浑元、孙渡三纵队分别向敌总攻，卢汉指挥民国在各部出击之后，对嵩明、寻甸、沾益、禄劝等县进行清扫。李福玲纵队正向宣威、东川之敌进击中。判断敌军受此猛攻必向北逃，查昭通为滇北交通要冲，除令模三旅向昭通大道挺进布防外，并命黎蔚中、张竭诚两旅驰赴屏山沿金沙江上游设防。仰该师长务须注意截击逃敌为要！
奉蒋介石电令：在昆明附近各县之敌，已分路北追，我大军正分路追击中。宣威、东川之敌正集结攻会泽，已派第七纵队李福珩跟踪追击。昭通为滇北重镇乃入川要道，令该师及独立第四旅等部就地严加堵截，务将该敌包围于长江上游滇北地区而歼灭之！郭勋祺奉令后，论命已进至彝良的廖泽旅即向昭通挺进，并电诸潘总指挥转令模范师第一旅旅长蒋尚朴，率部进军大关县附近，准备会同堵截逃窜之敌。
③红军北渡入康，鄂部移师乐山
五月五日，奉潘文华电：据飞机通报，红军大部队正由会泽
陆礼河两岸向巧家方向急进，以防御巧家的二、三下民团控制中，红军兵力有增无已，攻势迅猛，不到半月，民国已纷纷向巧家撤退。红军部队正在巧家附近渡江中。但鲜少人多，似需二、三日始能全渡。已分屯龙主师、薛总指挥派队速追，务须击灭红军主力于江畔，或乘其半渡而击灭之！直金沙江上游水势虽急，但仍有不少渡口可通，应伪追击部队先行占领要点，或是请委座转令西康刘文辉主席火速派队驰赴金沙江北岸严加防堵，以免红军部队进入西康，握有派山一带复杂地区，致增我军围歼之困难。该师长应随时注意敌情变化，侦察兵报！若其便衣队传入该部后方渡扰，当持以镇静，抽出兵力予以肃清。如委座遂令你部前往巧家截堵，应兼程前往，以免该敌渡江进入康省凉山地区徒增我军困难。已令蒋尚朴旅迅速经大关向昭通前进，归还该师建制等语。同时，奉蒋介石微日电示：各纵队连日相继克复宣威、东川、沾益、寻甸、甸尾、武定、禄劝、元谋等县。我中央军协同滇军在昆明附近构成罗网阵地，一俟敌人进攻，即从四面合击围歼该敌，只需一、二天时间，即可将敌全部歼灭。敌人狡猾万分，虽占据附近各县，并未进攻昆明，只在各县收缴民国械弹军品，并诱惑乡民参军，补充损耗。一经我军反击，便向金沙江方向进军，企图渡江入康。已电康省刘文辉主席，派兵沿各渡口扼守，并将船支一律扣留北岸。敌军现已被困在我大包围中，除令各纵队加紧向敌外，该司令立率所部经鲁甸赴巧家截堵。查该敌前阻大江天险，后有我十万大军穷追，判断敌之兵力至多不过二万余众，纵有有头六臂，亦难逃复灭之灾，只顾齐心努力，必能灭此朝食。至于昭通方面防务，已电潘总指挥蒋彝良、大关等处川军，一律向昭通推进。郭勋祺即于五月六日率部向鲁甸地区前进。
当晚，奉蒋介石电告：敌人正在金沙江上游通往西康大道的东坡镇，企图渡江，经我孙纵队追击，与该敌略事接触，即转而东渡，可能至绞车渡以下的渡口过江，已令各纵队分道截击，特电知照等语。
当晚，另奉潘文华电示：据两月来飞机侦查通报：约有敌军三、四千人已渡过巧家北岸，尚有一部正在渡江中。又根据金沙江上游的落雪、马鹿塘、绞车渡等渡江，亦有敌人的纷纷渡江，北岸并无国军防守，我追击大军亦相距甚远，故将平安进入康省。除电呈委座外，该师进到巧家已无补了事，可谓留鲁甸一、二日，视敌情变化再夺！郭奉屯后，当即在鲁甸设防休整待命。
又奉蒋介石电示：据龙主席、薛总指挥于本日赴巧家沿金沙江上游一带视察报称：查刘文辉并无部队在北岸设防，致敌大部已在巧家以上六个渡口纷纷平安渡江，敌仅余少数掩护部队待渡。今既纵敌入康，该省必然引起混乱，刘文辉亦必然自食其果，该司令可暂停鲁甸待命！
又奉潘文华电，据飞机通报：连日来分路进道之我中央军均被红军后卫部队所迟滞，红军大部便由巧家、落雪、马鹿塘、洪门渡、绞车渡、龙街等渡口先后渡过金沙江北岸，并将安通、黎溪等处占领。有一股已抵会理近郊，正与在城郊防守部队接战中。由巧家渡江之敌，已占宁南、新街、会东地区，该几处似无防守部队。判断敌可能分攻会理、西昌等处。我中央部队均为敌后卫部队伴攻所牵制而滞留于金沙江南岸。我方飞机三架不断沿江侦察，未见扫射。除令穆青中、张鸿诚两旅速驻雷波山楼岗据险布防外，甫公已令王泽潇旅由乐山取捷道赶赴雷林，受刘文辉节制指挥，在大渡河北岸设防扼守。查会理、西昌是由康入川之必经要道，历来是军事重镇，又是康省富庶之区，为红军所必夺。但其兵力不大，不会两处同攻，如红军由宁南、普格直攻西昌，守会理的董兵必疑其后，判断红军必先攻会理。如占领会理，则武器弹药及各种军用物资均能得到补充。据康旅长报称，该旅已到达昭通附近，即归你师就近指挥！
五月九日，蒋介石电令：敌已陆续渡过金沙江北岸，其中一股于八日午后进至会理，与在城外防守之部队接战。守军系刘文辉部刘元塘旅，兵力有三团之多，尚能扼守一时。除令薛总指
挥速率该部渡江增援会理外，李令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速将全军兵力在大渡河北岸构筑坚固阵地布防据守。所有在河中一切舟筏，全部扣留北岸；可资敌之粮，亦一律运往北岸，均河广人的决心。红军已步石达开之后，你们应学当年唐泽波阻击太平军石达开之故事，不难歼灭敌人。该师准备开赴叙府，预防敌人东流入川！
十二日，蒋介石电示：改自八日午后向会理城闸攻以来，攻势激烈。守城之刘元康旅长督率三团之众，坚决御敌。其妻儿和该部眷属均一律不许撤退。他和该旅三个团长日夜分段巡逻督战，誓与会理城共存亡。所有官兵亦奋勇抵抗，兢兢业业，各尽其职。城墙先后遭敌爆破两次，官兵争相塞墙缺口不退。经我空军张大队长率战斗机协同地面部队的射击阻止敌军攻城，同时将城墙缺口修复，我同龙生需在会理上空亲自目睹。建刘元康旅长所部官兵这种百折不挠的守御勇气，英勇战斗的精神，殊堪嘉尚。当即手令，升刘元堪为中将旅长，并令张有谷大队长载运奖金向城内空投，以资激励，特此通报表扬。十一日，蒋介石又来电指示：红军围攻会理达七昼夜，虽然猛烈异常，先后将城墙爆塌三次，皆经刘元堪旅长及所属官兵，奋勇抵抗，该会理至今城池巍然屹立。敌自知力抑，又查悉我三路渡江大军逐步逼近，乃于十五、六日向西昌通往大渡河方向北窜。除令刘甫澄总司令及潘文华总指挥速派部队协同刘文辉部队扼守大渡河外，该司令所属各部署即开回四川乐山、名（山）、雅（安）地区，归还建制，从事休整待命！所遭滇北防务，已令龙生西派队担任等等。刘湘、潘文华亦同时电示：红军在会理撤围北上，因此大渡河防务情况益趋紧张。娄底既令该师长赴乐山归还建制，集结全师，从事整顿，着令模范师第一、三两旅先赴夹江、乐山待命，该师长即率潘、袁两旅经大关、筠连、叙府赴乐山继续训为要！
五月十九日，郭勋执率潘、袁两旅沿开鲁向到达昭通，次日经大关、筠连、宜宾于六月上旬到达乐山。
十八日，郭勋祺即我集存成斗记公参谋及请报参谋，丁七月上旬以前，将这种军报表，发经省进行存贮。
结束语
笔者为了求实有效，不计文宇之排，忠实地记录前军参加清出红军的战斗经过。从而反映出红军作战时的刻苦坚忍精神、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沿途公平买卖和优待俘虏的政策……等等。说明他们坚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传统，也是红军战无不胜的根本保证。这些距今半个世纪的往事，回忆起来，不免挂一漏万。所幸当年指挥红军长征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元帅和许多长征战士今尚健在，可以查证核实。同时，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省、县、乡村、道路、道闸不少革命文物和遗迹，千秋万世，将永不磨灭，均可作为后世修史考据。惜乎笔者当年仅是参加局部战役的幕僚而已，不能写出红军长征全面的灿烂成绩为憾事。撰文时，并承战友刘启文、孙世果二同志提供不少回忆资料，并此致谢。
(1983年10月稿)
成都一九四七年“六·二”
大逮捕事件亲历记
邵平
一、“六·二大行动”是蒋帮反革命决策之一
一九四七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已进入第二个年头。当时，蒋帮在军事上受到致命的打击，政治上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经济上更是千疮百孔一团糟。物价直线上涨，抢米风潮迭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整个蒋管区内呈现出一片纷乱景象，使反动派惊慌失措，穷于应付。在前线崩溃、后方起火的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决定采取血腥镇压的措施，用所谓“大行动”的法西斯手段，妄图一举消灭蒋管区内的人民革命力量。
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悍然勒令所有在蒋管区内的全部中共党员撤回延安，表面上看起来，好象蒋介石还讲“信义”、“先礼后兵”。实际上则是一个反革命的说谋策略，是准备血腥镇压前发出的一个信号，为反动派以后连续进行“六·二”、“八·二〇”、“四·二〇”等历次“大行动”制造借口。以后这些反革命大行动，都是由蒋介石的最高决策机构——“官邸会报”中密商决定，通过甲、乙、丙、丁层层会报组织统一执行的。因此“六·二大行动”，也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四七年六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借口“中共人员没有完全撤退，并阴谋联合民主党派准备暴动”为名，在它统治地区的重灾区、市，只进行了一次反革命“大行动”。因为成都、重庆等地都是在六月二日凌晨前后进行的，所以称为“六·二大行动”。所谓“大行动”，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革命进步人士进行一次统一的、大规模的逮捕。我当时担任国民党中统局四川省调查统计室（以下简称“川调查”）主任，曾亲自参与了成都“六·二大行动”这一反革命罪行事件的策划指挥，也是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现追记当时经过情况如后。
二、“六·二大行动”事件经过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伪四川省主席兼四川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即“乙种会报”。但在四川方面，对外一直沿用成都行辕时期的“特种工作委员会”——即“特委会”这个名称）主任委员邓锡侯，接到国民党中央会报（即“甲种会报”）秘书处发来紧急密电，命令在六月三日以前，将四川全省所有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和其他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一切进步人士全部逮捕，并将执行逮捕经过连同被捕人的名单报告中央各核。五月二十七日，中统川调查也接到南京中统局同样特急的密电，命令该室主任邵平动员全军专任特务，配合当地党政军特务首脑机关统一行动。
邓锡侯接到紧急密电后，立即以四川省特委会主任委员名义，发出紧急通知，召集全体委员和成都省、市级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各有关会报机关负责人，在省院街伪四川省政府大会议厅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伪中央这项大逮捕的命令。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书记长漆巾权、三青团四川省支部因干部李长孝天民、伪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省会警察局局长刘崇朴、成都稽查处处长周迅予、宪兵第二团副团长曹丙、水上警察局局长方超、四川省特委会秘书处代理主任秘书李占茂、秘书李文宇、中统川调查主任邵平、书记刘
清怀、伪成都府市长李铁夫、伪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民政厅厅长陈开泗、教育厅厅长伍觉沅、伪川康绥署参谋长牛范儿、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万星、第二处处长罗伯伦等共三十余人，兹有各有关单位一些实际正营业务的人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由邓锡侯亲自主持，决定遵照伪中央的指示办理，并商讨决定了以下几个问题：
1、先由各参加会议的行动单位如省特委会秘书处、中统川调室、省会警察局、成都警察司令部、成都路查处、宪兵第二团等提供黑名单，再由省特委会秘书处召集该单位主要科、组以上负责人开会审查，然后送请主任委员批准执行逮捕。
2、决定在六月三日前完成任务。
3、成立“临时行动指挥部”，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任总指挥，下分四个行动执行组，由省特委会秘书处、中统川调室、省会警察局、宪兵第二团等单位分别担任一个组，由各单位负责人兼任组长，分配黑名单，分别执行，负责完成逮捕任务。各组将逮捕的人，全部送交省特委会看守所统一关押审讯。
4、执行逮捕时，要宣布临时戒严，不准车辆和行人通过市区。
5、各组执行逮捕结果，由省特委会秘书处向中央会报秘书处负责具文汇报。
6、由省特委会雷电全省各专区、各市、县特委会，按照中央会报秘书处的黑指示，同时进行统一逮捕，将执行逮捕情况，汇报省特委会核查。
第二天，上述四个临时行动组将平时侦查有案认为必须逮捕的革命进步人士造具黑名册，送交省特委会，由特委会秘书处代理主任秘书李白英在将军衙门召集各行动组负责人开会审查黑名单，参加这次审查会议的还有各行动组主管情报、行动、审讯等单位的负责人。会议由李白英主持，由秘书李文寻把初步整理好的黑名单逐一提出进行讨论审查。审查结果，把名单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家确认有明显活动的共产党重要嫌疑分子或与共产党有过密切关系的各民主党派主要成员；第二类是知名的进步人士：和重大嫌疑分子；第三类是有过革命进步言论活动或有一般嫌疑的人。这三类黑名单中，第一、二两类都被列入必须逮捕的范围内；第三类认为问题不大，可捕可不捕，建议请主任委员作最后裁决。审查结果，三类黑名单总人数共有一百人左右，由李白英亲自送交邓锡侯最后核批。
邓锡侯看了黑名单后，就在黑名单的名册上加以圈定，哪些人是必须逮捕的，哪些人是暂不逮捕或不逮捕。他认为第一类的黑名单必须全部逮捕；第二类黑名单中除范朴斋、张志和两人因和邓锡侯本人私人关系较深，未予圈定外，其余都同意逮捕；至于第三类黑名单，他决定暂都不逮捕，继续查明情况后再行处理。于是他又召集省特委会各有关执行单位的负责人到伪省政府的主席办公室开会作最后的商讨。邓锡侯根据黑名单所列“罪状”，把哪些人必须逮捕和哪些人暂不逮捕或不逮捕的意见，向大家作了说明。他说：范朴斋和张志和两人，我和他们相熟，我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在成都不会离开，我负责，暂不逮捕这两个人，如果中央要这两个人，我负责随时把他们交出。大家对邓的意见没有异议，最后讨论决定：
1、范朴斋、张志和二入交由邓锡侯本人看管，不让他们逃跑，如中央一定要这两个人，由邓负责随时交出。
2、最后核定逮捕的人（共约七十人左右）的黑名单，交由省特委会秘书处和临时行动指挥部总指挥严啸虎商量决定后，分配给各行动组执行逮捕。
3、决定在六月一日深夜十一时开始宣布全市临时戒严，各行动组随即出动进行逮捕。在六月二日黎明以前，必须全部逮捕完毕，天亮后解除戒严令。
严啸虎随即在省特委会临时行动总指挥部又召开了一次行动布置会议，决定：
1、由行动总指挥部就圈定逮捕的黑名单分配给四个行动组，每组分配十至十多人不等；
2、由行动总指挥部统一分配交通工具，每个行动组各分配大卡车二辆和一部分刑具、绳索；
3、各行动组执行人员由各参加单位自行选派配备，每个行动组由警备司令部、省会警察局和宪兵第二团各配备稽查员、警察和宪兵一至二人，负责警戒监护工作；
4、从六月一日晚上戒严令宣布下达后，各组立即出动执行逮捕，逮捕一批（或一人）就送一批到省特委会看守所关押；
5、由省特委会秘书处审讯组组长杨荫池负责审讯，其他有关单位派人参加会审；
6、各组参加行动的人，每人由行动总指挥部发给消防救援伪法币二万五千元；由各行动单位自行造册报领。
当六月一日深夜十一时开始执行这一罪恶行动时，伪成都警备司令部、省会警察局、宪兵二团、成都稽查处、省特委会秘书处、中统川调查等行动单位，除老弱病残者外，几乎都动员参加了。有的担任指挥和引路工作，有的专搞逮捕工作，有的押解被捕人员，有的担任审讯，有的担任留守和传达情况，等等。一座七十八万人口的锦城，一时变成了鬼城世界，被这批反动的军警特务搞得满天乌云，阴森恐怖，直到第二天（六月二日）早晨天蒙蒙亮时，才结束了这一罪恶的行动。逮捕结果，所有黑名单上开列的应逮捕者，除因临时发觉脱逃外，无一幸免，都被抓送到省特委会的看守所里去进行关押审讯。
这次“六·二大行动”，被逮捕的有知名人士田一平、杨伯恺、于渊（即于邦齐）、孙蕴实（即孙文石）、刘星恒和其他革命进步人士（多数是新闻、文化界的知识份子）共计六十八人。由省特委会秘书处会同各行动单位组织临时会审小组，用刑讯逼供、威胁利诱等残暴手段，进行审讯处理。除对一部分被捕者认为情节较轻、适合办理所谓“自首”、“自新”手段，准许陆纳交保释
放外，其余大部份都被长期关押起来，受着残酷的折磨。有的被认为特别重要的，如田一平、孙蕴实等，还被押送到重庆伪行装（后改称“两省长官公署”）第二处继续关押审讯。有的牺牲伯、于渊等烈士一直关押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解放前夕，被惨杀于成都十二桥。
另在四川各重要城市，如自贡、宜宾、乐山、泸县、内江、南充、绵阳等地区，在当地专区、市、县特委会的主持下，也同时进行了大逮捕。有的逮捕数人，也有的逮捕十多人，都由当地特委会报经省特委会进行处理。
三、中统川调室特务趁火打劫
中统川调室，在成都“六·二大行动”中，担任一个“临时行动组”的执行任务，充当了一个既提供黑名单又参加逮捕审讯的重要角色。川调室提供的黑名单，是由情报科长梁子骏根据平时登记的情报线索，并会同行动科长易孝思和文运组长何震川会商提出的，共提出要逮捕的有六、七十人，其中绝大部分在省特委会是有案的。当时省特委会为了急需汇集各单位提供的黑名单，特派特委会情报组副组长杨浩到川调室守候坐侦，直到那天晚饭时才抄正一份名单交他送去。后来经过特委会开会统一审查，并呈报邓锡侯最后核定被逮捕名单后，川调室被分配逮捕的，计有《华西晚报》社长田一平、总编辑孙蕴实、编辑及记者刘鸣章、刘嘉宇，《成都快报》记者邓怀毅，律师叶青东，广益小学女教师龚芝英等共十一人。
川调室接到被分配的黑名单后，就按照行动指挥部决议，进行逮捕前的一切准备，我派川调室的行动科长易孝思负责率领全体行动人员共五十余人执行逮捕任务，并事先派行动员对被捕营的行踪、住址、进行了-次复查了解。当六月一丁晚大行动开始后，我在两丁家当四贯里四小时调室电台用电话指挥。并收听执行逮捕情况。川调室书记刘清怀，情报科长梁子骏等整夜驻守在川调
室内部，负责收听、传送逮捕等情况，并用电话随时向我汇报。到六月二日清晨逮捕结果，除广益小学女教师龚芝英因临时发党况逃外，其余都按照名单全部捕决，并且还逮捕了没有列入黑名单的川大教授刘星垣和《华西晚报》两名印刷工人。
川调室行动组在进行逮捕过程中，特务们还趁机捣毁新闻报社设备和抢劫财物，经过如下：
当六月二日零点时分，易孝思率领全体特务窜到王家坝街道捕《华西晚报》人员时，因该报编辑部大门已关上，特务高声叫喊开门，无人应声，特务王乐昌就翻墙进去，打开了大门，将全宿舍男女老少，都赶到天井内，由特务何震川用手电筒照着指认，当场将孙嘉实、刘嘉宇、刘鸣章等三人逮捕。随后，易孝思又率领一批特务驱车至华兴正街大亭里，将该报负责人田一平逮捕。
在逮捕孙盛实等三人后，有一部份特务就冲进《华西晚报》的印刷房，将印刷机和所有铅字设备全部搞烂，使该报在一个时期内不能出报印刷。同时又有一批特务，借检查为名，冲进宿舍，大肆抢掠。有的抢收音机，有的抢自行车，有的抢被捕者家里的手表、金饰、钱币和其他衣物……，真象一群饥渴的豺狼和明火执仗的强盗！这些情况，我当时都不知道。第二天，特务王积亮把在《华晓》编辑部抢来的大收音机送到我家里，说这是报社的通讯员宣传工具，所以把它“没收”了。我看这收音机又大又好，就放在家里准备自己用。但我那天到川调室办公室时，没有抢到东匠的特务何震川等就向我告密说，昨晚进行逮捕工作时，王积亮和王乐昌抢了《华晓》的一部大收音机，陈国荣抢了两部自行车，还有其他的人抢了报社职工家里的金银财物和被捕者龚芝英的一件女大衣，他们把抢到的细软财物都装进自己的口袋里，狗口都装得胀鼓鼓的，等等。我听了以后，以川调室的“名誉”有关，同时，其他执行逮捕的行动组人员也多次闻此事而纷纷指责川调室特务趁火打劫丑了，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召开了
次用调空的“干部会议”，追查哪些人抢了什么东西，应立即交出案。我一方面又假塑驰地作了自我检查；同时要抢东西的人自报，全部交出归还原主。但谁也不肯承认抢东西，只有陈国荣因为先言抢了两部自行车，大家看到了的，无法隐瞒，才承认交出。部来。最后我只好把王积亮送到我家里的大收容机构和陈国荣交出的。部自行车两件东西，各面送清伪成都警备司令部要求退还原主。此书以后没有下文，也就不了了之。
此外，川调空特务在逮捕广益小学女教师龚芝英时，龚老师住在川大教授刘显琼的家里，特务们就到刘教授家里去逮捕。刘教授听到半夜三更突然有人来敲门，深为惊诧，并再三询问何人敲门找哪个？特务支吾其词，还是继续打门，而且越打越响，来势凶横。刘教授情知有异，就迟疑不敢开门。敲门特务陈国荣、傅正伦等就不顾一切，破门而入。陈国荣以刘教授退不开门，非常恼怒，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刘教授抓住，用驳壳枪托猛击刘的上身，并且开了一枪，子弹在刘的手臂擦过，刘受伤，背上流出鲜血。特务硬说他包庇共产党，要他交出人来。同时，特务发现龚芝英的睡床上已经没有人了，但被盖还是暖的，知已临时脱逃，特务就还急于刘教授，逼迫刘教授交出龚芝英未能得逞，就把刘教授逮捕捆绑，连夜用汽车押解到省特委会看守所。第二天，因为刘教授的家属和亲友向伪省政府主席提出抗议，省特委会才被迫把刘教授取保释放。
（一九八〇年五月写）
成都一九四七年“六·二”
大逮捕事件补遗
李英
一九四七年我在四川省特委会宣传组任主任干事，兼任《西南新闻》日报编辑。该报当时是省特委会和中统川调室控制的进行特务专传的工具。编辑部人员大部分是这两个特务机关的骨干，总编辑是省特委会督导员彭兴道，总主笔是川调室行动科长易孝思，我与省特委会人事室主任干事李祥麟（曾英）任编辑。
五月三十一日夜间，易孝思与我同在编辑部发稿，他告诉我，成都全市将要进行大逮捕，“黑名单”已由伪省主席邓锡侯圈定，因我曾在川调室代理过党派情报科科长，中统要我准时参加。我当时据实在情况与易孝思闲聊，我说：“川调室和省特委会掌握的情况，我们都很清楚，近几年来，几乎没有其正之的关于共产党的情况，黑名单不知列了些什么人？”易孝思说：“重点是几个知名的共产党和民盟，这次我们要把《华西晚报》砸掉。”到了第二天晚间八时许，易孝思来约我前去参加。因此我当时亲预其事，说按实在情况逐后：
一、中统川调查分配的“黑名单”是：
彭祁平所写的《成都一九四七年六·二大逮捕事件亲历记》一文中说：“川调查被分配逮捕的，计有《华西晚报》社长田一平、总编辑孙蕴实、编辑与记者刘鸿章、刘整宇、《成都快报》
记者巫怀毅、律师叶青齐、广路小学女教师龚芝英等十人。”他所写过的这个逮捕者名单与我所知皆稍有出入。
六月·日九时许，我和易孝思步行到纯化街川调室，易孝思把一份当夜要逮捕的黑色信笺与我替他保管，我看见在两张红色直行十行纸上写下了列名字：
孙蕴实：地点王家坝《华西晚报》。
刘鸣章：同上。
刘慕宇：同上。
用一平：地点华兴正街大辛里。
巫怀毅：地点石马巷《成都晚报》编辑部。
（在上述五人的名字下，写了一个中统特务的名字：何震川。意思是由他指认被捕者。）
龚芝英：鼓楼北三街。何镜明指认。
彭育明：上西顺城街。傅正伦指认。
周文畅：宁夏街。马翘宇指认。
余厥义：西玉龙街四川印刷厂，李月辉指认。
名单上一共十人，另一名我已记不起了。据我所知道的特殊情况，名单中没有叶青东。叶青东当时是被捕过，但是由别的单位去捕的。
二、捣毁抢劫《华西晚报》
六月一日深夜十一时，易孝思率领中统特务五十余人出发捕人，当时成都市已宣布戒严，断绝了行人和交通，这批特务都发了手枪，有的穿长衫，有的穿短褂，真还有点像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一伙先蜂涌到王家坝《华西晚报》编辑部，编辑部住在一个院子里，大门早已关了。易孝思叫陈国荣上前叫门，陈国荣一边打门一边叫：“孙蕴实收电报！孙蕴实收电报！”叫了约五分钟，没有人答应。这时另外一外勤特务王乐昌叫几个人搭人梯，他翻墙进去把大门打开，五十余人冲了进去。易孝思指挥何震川、陈国
荣、王乐只领了十几个人去抓人，他们把编辑部人员从宿舍里溜出来站队，由何震川指认，当场逮捕了孙猛交、刘鸣章、刘慕宇及另外一个未列入名字的排字工人。何震川等正在指认捕人时，易孝思亲率王积亮、齐中静、傅正伦、李月娇等二十余人到排字房和印刷房，把字钉打乱一地，印刷房打得稀巴滥，编辑室的资料和收音机全部抢走。又回头供检查名义冲入宿舍，把家属小孩全部赶出房外，把私人的箱子衣柜全部打开，钱包、手表、西装、钢笔，抢的抢，搞的搞，就算坚决劫一空。出手逮捕人的陈国荣把人押上汽车后，又回来抢东西，但已是劫后余灰，没有什么可抢了。他看见房廊外有一辆自行车，便抢起就走。
易孝思把《华西晚报》捣毁完毕后，立即率领一群特务奔赴梓潼正街该报营业部，特务把门打开，把营业部的箱箱柜柜全部打开造翻，一个钱也没有捞着。又一阵旋风奔跑到华兴正街田一平家里。由何震川指认，将田一平逮捕，特务们又抢了一些值钱的财物。
三、三位掩护被捕者的无辜者
在破坏《华西晚报》后，下一步行动的目标是上西航城街彭育民，一群特务到达那里后，才知是一个西药房，这伙抢劫者高兴异常，因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很多药品全是进口，价格昂贵不说，而且还根本买不到。但是把药房门打开后，特务们正要大打出手，那知道出来一位年纪四十的中年妇女，她大叫一声，“你们要做啥子？”这一声使特务们惊了一下，又要去翻西药柜，她又叫了第二声：“不准动手！”居然把特务镇住了。这时易孝思上前说：“我们奉命来请彭育民先生谈话。”这位中年妇女说：“彭先生到重庆去了，没有回来。”易孝思说：“我们今天白天还看到他在家里。”她说：“你胡说，明明早就走了，你们偏要说在家里。”易孝思说：“那我们罢援。”她说：“傻着！我房间里有一七、八岁的大姑娘，我去叫她把衣服穿起来再搜。”但
是特务们那管什么大姑娘不大姑娘，一下冲进房间，房间内一个人都没有，影有民自然不在，也根本没有什么大姑娘。这下把特务王乐昌气恼了，把手枪对着她就杵了一枪筒子。这位妇女没有声，她说：“你们要找彭先生，他不在，我是他的妻子，有什么罪我丢。”易孝思叫了一声把她带走，这位名单上没有的人，就这样被捕入狱。
特务们把彭育民的夫人送到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看守所后，转身又到鼓楼北三街“式如金”笔铺隔壁刘星副教授家去逮捕龚芝英。到了那里时也是大门紧闭，先由陈国荣大叫“收电浪”，大约叫了半个多小时，都没有叫应。易孝思就指挥几个人把阶沿下的红砂石取下，几个人抬起撞门，撤断一根又抬第二根，直到把门撞开为止。一群特务涌进大厅时，一位老先生在几个妇女挟持下迎了出来，陈国荣走上前去，提起手枪就向这位老先生左臂上冲，冲第二下时，手枪的子弹出膛，打穿了老人的左臂，这位老先生就是在用大任教的刘星扭教授。特务把刘教授打伤后，又用枪逼着刘教授把龚芝英交出来。刘教授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龚芝英。”易孝思又指挥一群特务进房搜查，他们走进一间寝室，除书架写字台和樟椅外，仅有一张单人床，壁上挂有龚芝英的照片，写字台玻板上也发现龚芝英的东西，易孝思用手去摸床上凌乱的被褥，还有热气，断定龚芝英从床上起来没有好久，又指挥大搜，结果一无所获，他就命令将刘教授带走。
在逮捕彭育民和龚芝英都落空后，易孝思又带起一群人到宁叉街逮捕周文畅。周文畅在抗日战争时曾去陕北抗大学习，以后逐成都领导汽车工会活动，一九四一年被人出卖，由省特委会补捕，以后送到重庆战时青年训导团集中营，一九四四年出狱，返成都在五区公路局当驾驶员，仍然组织成都市汽车工人工会。这个人五短身材，圆盘四脸，满脸络腮胡，当时年纪已四十九头。但当特务把门打破，冲进他家时，看见周文畅与另外一个年约三十的男子睡在屋内，故意做出刚从梦中醒来的样子。易孝思用手
枪指着周文翰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刘文光。另又指洛那三十来岁的人问，他斩铁断钉地说：“我叫周文翰。”易孝思叫了一声“带走”，这个冒名周文翰的人就被带进特务监狱。
彭育民的夫人，刘星瑶教授、冒名顶替周文翰的周文光，都不是特务抓捕的对象，黑名单上也没有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不怕自己坐牢，大义凛然地对特特务暴行，掩护了自己的丈夫、学生和兄弟。这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六·二”大暴行中我亲自参预和目睹的真事。
中统在逮捕了上述几人后，又到石马巷《战都快报》编辑部逮捕了该报编辑巫怀毅，到西玉龙街四川印刷厂逮捕印刷工人余赝义。这时天已大明，行动才告结束。
四、“六·二”以后
六月二日的大逮捕，除了中统川调室担任一部份行动任务外，尚有省会警察局、宪兵二团特高组和成都稽查处三个行动组，分担了其余的行动任务。当夜共逮捕约六十余人。在省特委会内，由代主任秘书李白英指挥，看守所由谢鲁（管理员）负责收监，该会第一组主任干尊黄秀生负责搜身和一个一个的登记。入狱后即由该会第三组（军法组）负责审讯，中统川调室也曾派郑万禄参加审讯。
一九四七年七月，省特委会成立特务宣传机构《晨醒通讯社》，由第三组副组长杨荫池任社长，我任总编辑，并把我调在第三组任主任干事，负责该社的实际工作。
第三组负责审讯，组长是一个虚缺，副组长杨荫池就是实际上的组长，那时该组只有一名军法官陈仲琳（军统），我当了两个月的总干事，另外一名姓杨的干事。“六·二”大逮捕入狱的人主要由杨荫池和陈仲琳负责审讯，那个姓杨的干事当记录。我负责处理组内一些来往文件。他们审讯的情况我不太清楚。
但就我处理过的文件和所知的情况有下列几起：
第三组最先处理的是一位无字者。刘星臣教授由川大校长黄季陆接了出去。彭育民的夫人也在几天后释放。但对周文光，杨荫池曾叫我与他谈话。他说他是周文畅的弟弟和周文光。我问他为什么要掩护他的哥哥？他说他的哥哥有·大家人要吃饭，爱人何娃娃五、六口人全靠他哥哥养活，他自己一个单身汉，替哥哥坐一段时间的监，总要好一些。我问他哥哥参加政治活动的情况，他说全不知道。事后我将谈话经过告诉杨荫池。杨荫池叫我办了一份公函，把周文光送到省会警察局惩役厂惩罚苦役三月。
另外接着释放的是《新民报》记者方地、律师叶青东、《新新新闻晚报》记者车辐和另一名记者叶春铠。
有一天，省特委会主任秘书徐中齐把杨荫池叫去，示意他说，方地和叶春铠两人与律师熊德辉（女）是亲戚，如无好大问题，就把他们释放算了。当时传说徐与熊有暧昧关系，杨不敢违抗，最先把他们释放出去。
大约是一九四七年七月的某一天，杨荫池在三组办公室与车辐谈话，车辐坐在我的座位上，我进去招呼了他们两人后，即退出来。当天午后，杨荫池和我谈起车辐的问题。我说这个人的情报我曾看过，可以肯定的是他爱好美术文艺，在文化界较为活跃，但不会是共产党员，密报他参加民盟的人是他们的同学何镜明，我曾问过何，何因为要向川调室领津贴，他说是估计着说的。可见，说车辐是民盟的身份也不见得可靠。杨荫池也同意我的意见。车辐放出去后不久又回到新闻界。有一天杨荫池拿了一张《新新新闻晚报》给我看，他指着副刊上车辐用杨槐的笔名写的文章，气得不断地骂：“才放出去，他这一个不知轻重的文人，不晓得我们的厉害！出去了就大骂我们，还骂到我的头上了！我要把他抓转来，让他尝尝滋味。”我把那文章接过来一看，题目好像是《猫头鹰》，文中叙述他（指车）被捕关在特务监狱，看守特务和审讯他们的特务都似猫头鹰那样残暴、阴险和伪善。我看后，待杨荫池稍事冷静时问他说：“这是文人发牢骚。如
果他竟是共产党或者民国的成员，他会用众人皆知的杨槐的笔名来支持该吗？你要我们在成都搞公开的新闻通讯，又把新闻界的人弄得与我们格格不入，怎么搞法？”杨昕后才慢慢地心平气顺，没有再提起此事。
另外一位律师叶青东，我在档案中，看到他家里送来一封信，信完上有：“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的机关名称。据我所知，该局是由军统头子戴笠任总监，由军统控制的检查交通运输的机关。叶青东就是由这封信保释出去的。
在这以后，又由《成都快报》总编辑周道镛（听说他曾参加复兴社）出面，找到省特委会的杨荫池和彭兴道，证明愿怀疑不是革命进步人士，因而既也获释出狱。但以后曾参加杨组织的“中华革命建国同志会”。
在首批释放处理告一段落后，其余的被捕者都被认为是重要或较为重要的人物，企图从他们的身上逼供，得到扩大暴行的线索。
据我所知，特务预期的目的并六达到。这批被捕人中仅有一名叫余康义的在陈仲琳审讯下，有叛变行为，化供出了广元北街某西药房的廖澄波，使廖被捕受到追害，除此之外，别无所闻。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四七年五月底，省特委会第一组副组长杨洁，在汇集各特务机关送去的火速捕黑名单中，列了一些有过进步言论的“嫌疑分子”，这部份人当时又锡侠并没有圈定，而且说明暂时不指。但是，省特委会在执行时，对某些人还是动了的。
(一九八三年七月号)
“借人头、平米潮”冤案真相
一九四七年“五·五”米潮的回忆
李白英 邵平 饶琳
【编者按：】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成都市发生的抢米风潮，国民党反动当局党诬渡是共产党支使，宛杰无辜。现将我会收集到的原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兼四川省特委会主任秘书李白英、国民党中统局四川省调查统计室主任邵平、国防部保安局（军统）成都站副站长饶琳写的有关“五·五米潮”的回忆，三篇史料合并整理，刊登于下。
一、五·五米潮发生的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倒行逆施，仍然发动不得人心的反革命内战，征兵征粮，滥发钞票，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同时加紧镇压人民的反抗，企图维护其独裁统治。而军阀、官僚、地主趁势推波助澜，大肆囤积居奇，操纵民食谋取暴利。成都号称“天府”，竟弄得米珠蔗桂，民不聊生。一时人心惶惶，怨声载道。一九四七年以来，成都市面粮食即告奇缺，市内粮店，有时只有少量大米上市，供不应求，倾倒告罄。有时粮水无米可供应，则只好关门。以致市民有钱买不到米，无钱的穷苦大众，只有勒紧肚皮，忍饥挨饿。对这种现象，国民党当局竟然视无睹。穷苦大众在忍无可忍、饥饿难当的情况下，市面上就陆续出现了“吃大户”和零星抢米事件。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积极妥善解决民食供应问题，反而舍血喷人，竟放出谣言说：这里面一
定有“奸党”在指使，诬称：“非产党要暴动。”于是川康绥署和南京保室局都饬令所属严陈监视饥民动态，并派出大批军警特务（稽查员）制止饥民进城，如不限制止，可以逮捕为首的“犯罪”分子。因各道城门口手都有军警防守，饥民则多从城墙缺口（抗战中的疏散出口）进入，继而又在城墙缺口处也派军警防守。饥民为了要生活下去，就不顾生命危险，硬冲进缺口。于是，稽查处的稽查员们在军警的配合下，在北门缺口处逮捕了一些为首的男女饥民，押回玉带桥街警备部稽查处，由军法官袁方楠进行审问，不分青红皂白，都打了若干大板，然后驱逐出城，因而更激起群众无比愤怒，爆发了大规模的米潮。
二、发生米潮，密谋杀人
五月五日清晨，饥民“抢米”、“吃大户”的事件，在成都四道城门（东、南、西、北门）同时发生了，特别是新南门一带，饥民愈集愈多，竞达一两千人，交通为之阻塞。饥民愤怒地冲入停门的粮店、园户的粮仓及碾米厂去抢米，一时声势浩大。
当时，正值伪川康绥靖公署兼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和绥署参谋长牛锡光等都去南京述职，绥署、作出由副参谋长万里负贡代理，省政府工作由秘书长李伯申代行。米潮发生时，万印即用电话通知平时“治安会报”会议的成员，如：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省会警察局长刘崇朴、稽查处长周迅子、省特委会主任秘书李白英、宪兵第二团副团长曹贤南、省调统室主任邵平等七、八人。通知说：“新南门抢米的又干起来了，看样子今天米潮比昨天还要扩大，邓主任不在，这样下去怎么办？”要大家到绥署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理办法。
这些人到达绥署后，万里主持会议，他很焦急地对大家说：“连日来抢米风潮一天比一天扩大，今天一早新南门、老南门和东门都在抢米，看样子还会闹大，邓主任不在，象这样闹下去，难保不出大乱子，约大家来商量一下，怎么办？请大家出个主
意。”
会上众说纷纭，拿不出一个具体办法，有的说：“这是省厅、市府的事情，来不上市，大闹闹事！军警机关只能防范奸人乘机骚动，……”有的说：“办法就只有拿来上市，叫米商开门营业，……”万里见大家拿不定主意便又说：“我也和各位一样的想法，不过我们责任是维持社会秩序，眼看这个风潮在扩大，今天制止不下去，明天就更扩大了。”刘崇朴和周迅予主张由军警严厉镇压，把为首抢来的抓起来法办。严啸虎也到了场，只说：“今天抢来的人很多，当心要出事，已派遣军警人员分头调查去了。”他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大约九点多钟，有勤务兵来请万里去接电话，万里接丁电话回到会议室向大家说：“接到报告，四城门都在抢米，老南门外抢米的人大部份涌到新南门来了。打了几家米厂和米店，这些人还没有散。”这时，又来请万里接电话，他就急忙去接，后又到室内，兼报喜一样对大家说：“警备部的谋查组长傅先汝和警察局的调查员刘秉常（中统川调空调工）到新南门外抢米地方，抓到两个正在肇事地点拍照的青年人，一个叫袁树德，一个叫宋玉书，他们在群众中喊‘抢呀抢呀’，在那里指挥……现已将这两人押到绞署军法处来了。”
过了一会，人已押到军法处审讯，大家顿时活跃起来。都说：“这两个人一定是共产党派出的指挥者，当场抓住，正好明正典刑……”。万里也附和其词。因而大家都在这两个人身上做文章。万里就不时走出去看军法处审讯的情况。
事情是这样的：当新南门外在抢米时，傅先汝、刘秉常两特务都在城墙上观察抢米群众的动静，以便从中找出为首的人予以逮捕。正好看到袁、宋两青年拿着手机对着抢米群众拍照时，他们就冲上前去，将袁、宋二人逮捕作为交案的成绩。警备部来不及审讯，就立送绞署。此案是由军法处处长凌孟波亲自主持审讯的。
万民到军处处了几次，叶来头说：“这两人的口紧得很，硬不承认是指挥枪来，连喊过枪来的都说是也不承认……。”后来万民又从军处回来说：“这两人竟不承认有指挥枪来行为，只承认是新南门一家‘新上海’照相馆的摄影技师，拍摄片一则是为了看闲热；二则是新南门一家来厂的经济要求他们拍个照片，以便取得根据，今后好向股东们报销损失，并要求军法处派人向厂长经理调查……”。
大家一听就七言八语地说：“有啥调查的，当场捉住，哪能由他们狡辩。”“拍照片报损失，怎么要两个人？明明是狡辩、是撒谎。”“不供，只有用刑。”……
万里忽想到一个办法，他向大家问道：“这两个人一个叫袁树德、一个叫宋玉书，请各位打电话回去查一查，过去调查登记的异党份子或可疑份子有没有这两个人？”于是大家都打电话回去查登记的罪名单有没有这两个人，各单位都回答：“没有。”只有中统川调查提出了疑点。是川调查行动科长易孝思、情报科长荣子骏在电话上向川调查主任邵平报告说：“其中姓宋的没有查到，姓袁的有人见他参加过反美游行等活动。”当邵平把这捕风捉影的报告向大家谈了时，大家认为这两人有共产党嫌疑没有问题，万里就同意用刑严讯。
事后，万里回来说：“这两人的确累得很，用过刑，还是什么也不承认。”接着又说：“已经十一点多了，几处枪来的还没有散，抢到来的走了，新的又来了，如不制止，这局面明天更难收拾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活此情形，若不采取严厉的措施，米潮是难以平息的，我们都有责任。”万里听罢就大声地说：“不管他承认是共产党也好，不承认也好，他们拍了枪来的照片，总是脱逃不了的。我的意见，只有采取‘侦人头、平米潮’的办法，大家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希望各位都出主意。”当时，我们的主意也只有在这两个人身上，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听了万里这样主张，李自英、刘崇礼几个人应表赞同。他们都说：“有
唠叨的好办法？除了借两个人头，是不难解决问题的。”周迅子说：“治乱世用英雄，不严办两个人，怎么镇压得下头！”又说：“现在已经十二点钟了，邓主任又不在成都，如今天日不下去，明天就不得了。你（指方里）指挥军去处大胜处理，我们部来负责！因据是办不成事的。”又有人说：“干脆叫军法处！这两人就是我们平日侦查有案的共产党份子，抢来是受共产党所指派的。”又有人说：“写成供词，擦上指纹，那能由他抵赖？”万里见大家都支持他的主张，就说：“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就这样决定了。”意思是要大家共同担负杀人的责任。
三、借人头，冤杀无辜
时间快到下午一点多钟，大家饿着肚子不能离开，军法处的审讯也没有停止，宋、袁两人的口供始终不变，万里就在会议室挂了一个长途电话到伪重庆行辕请示作最后的决定。伪行辕由代理主任兼参谋长肖毅辉接的电话，万里把当天发生米潮经过及逮捕袁、宋二人的情况，向肖作了报告，并提出刚才大家决定的只有“借人头、平米潮”的办法。万里打过电话后，就向我们开会的入说：“陈肖参谋长指示，今天必须把米潮平息下去！对袁、宋二人的处理，就照大家的决定去办。”又说：“事情就这样办了，请各位回去继续调查抢米情况，随时和绥署电话联系！”大家定出绥署已经两点钟了。
就在当天下午四点多钟，袁、宋两名无影青年，就被绑赴新南门外枪决了。伪川康绥靖主任公署随即公布袁、宋两人的“罪状”：
“案据成都警备司令部解送袁树德、宋玉书两名枪毙一案到署，经分别讯明。被告袁树德、宋玉书意图扰乱治安，故于本日自驻在本市新南门，聚众千余人，公然持械抢赴米厂，殊属不法已极，应予依法从严处理。合依重庆行辕会移军南十二号，西绥代电惩治盗匪条例第一条事项三款，刑法第三十七、四、十九两
余，第三十七条一项各项规定，各处死刑，各概夺公权终身。除官小外并将被告袁树德、宋玉华三名提案验明正身，绑赴刑场，处以枪决，用昭刑威。计开袁树德，计五岁，巴县人，照相业。宋玉书、计五岁，成都人，照相业。”
(抄录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成都《新新新闻》报)
当天下午，伪缓署和省、市政府又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赶运储备粮“冲销米”来平抑粮价、缓和米潮，并借口防范“奸党”继续活动捣乱，决定当晚实施戒严，由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负责执行。当天傍晚，在伪军警武装镇压下，米潮就这样暂时平息下去了。
四、掩耳盗铃，欲盖弥彰
抢米风潮被镇压下去后，为了缓和舆论，四川省政府财政厅、成都市政府和稽查处三个机关组织联合办事机构，查封市区仓库存米。财政厅派科长金存良，市府派社会科长黄功五，稽查处由处长周迅子三人负责，办事处设在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三方面都派人参加执行查封仓库的任务。但所查封的不过是一些碾米厂的少数黄谷、食米，如簸箕街和南门外的小米厂虽只有几石黄谷和杂粮都不能幸免。可是对囤粮大户却不敢过问，据闻簧门街聚兴诚银行就存有大米数千石，是刘湘的妻子刘周书所囤积的。查封仓库的人员就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再如：南门外倒桑树街某仓库存米七百余石，查封人员冒冒失失的查封了，经费州省主席杨森的第六位太太（当时任成都天府中学校校长）汪德芳出面，硬说这顶食米是天府中学学生食堂的主食米，要求发还。结果，还是惹不起，马上启封。前反动派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却连篇累牍地宣传反动政府“关心民众、打击囤积，平抑粮价”报导了一些虚假成绩。所谓查封囤粮，不过是掩盖诈骗而已。
“近年来，反动派因无证据，不敢在案、宋两人罪状上点共产党的名。但是，反动派的宣传机构却大肆制造舆论，对共产
党进行选党。如《川康通讯社》就在九月六日发出一篇通讯，略称：“……此次成都南门外突然发生抢米事件……，幸经军警协同防卫，维持市面秩序，并当场捕获袁树德、宋玉书等若干人，由绥署军法处译为供讯，查该袁树德、宋玉书系受奸党指押，企图乘机鼓动无知群众，酿成事端，政府早已接有密报，唯尚未得半实证明，故未遵予逮捕，今该两匪徒竟败临场指挥，公然拍照，殊属胆大已极，故将两匪逮捕，立予讯明，当即押赴新南门肇事地点正法，市面秩序立即恢复，人心深为痛快云云……”。
这些妄图嫁祸于共产党的技俩，是不得人心的，就以当时国民党的报刊《新新新闻》也不得不写出这样的社论：
“……我们认为成都市这一度风潮，是根本不应该有的，因为四川有的是米，抢米的原因，是粮价之过高，而不是米量之不足；米价过高，本该早有平抑的办法，如果能把冲销米早日供应市场，纵有好商操纵，米价也不至狂涨到那样快，纵然有好匪煽动，也不会引起轩然大波……”
虽然它没有附和“共产党煽动”这种嫁祸诬陷的说法，但还是不敢去触及反动派的底须。可是一般人民群众饱受了物价飞涨、征兵征粮、搜刮剥削的苦难，日击反动派这样卑鄙横蛮地栏杀无辜，无不义愤填膺，更增添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
(一九八〇年四月写)
回忆成都《新民报》的战斗艺术
和它被查封抢劫前后
吴亦兰
珍珠港事变以后，北平燕京大学迁来成都复校。我作为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到刚刚创办的成都《新民报》实习，从此开始了记者生涯。
成都《新民报》发行人陈铭德，早年在南京创办了《新民报》。陈铭德先生是四川人，在抗日战争暴发后，得人和地利之便，把南京《新民报》迁至重庆复刊。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又在成都创办《新民报》晚刊，一九四五年二月增出日刊。《新民报》立足民间，编排有特色，受到读者欢迎。但国民党反动派却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以《新民报》“送次违反戒严法令”，进行了武装查封，《新民报》成都版被迫停刊。
(一)
成都《新民报》采写社会新闻及时，报导有连续性。不少社会新闻详实地记载了旧社会的罪恶，能够从一角印证两个社会、两种制度、两个时代的对比。现仅就能够回忆得起的片断作些追记。
劳动人民“一胎三女”的灾难
成都《新民报》晚刊的地方新闻版，由张文秀先生主编。张文秀是安徽人，他和南京《新民报》、重庆《新民报》都有密切
关系。他精通业务，很受报社编辑、记者的敬重。
晚间出版一个多月后，有记者采访问一相：“胎生三女”的新闻。产妇虽然住宅区天灯巷黄包车大英元长的妻子夏民。黄元兴上有六十几岁的老父，早已有一女一子。全家和别人同赁一间房屋栖身。家里除了一床、一卧，几乎没有别的家具。张友鹭和总编辑赵纯继对黄元兴夫妇寄予极大同情，在那没有任何劳保福利可言的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困难，只有呼吁社会伸出支援之手。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晚刊本市新闻版以头条地位，四行木刻大字标题登载了“蓉城喜讯：一胎生三女”的新闻。说明三女容颖端正、体质均不弱，贫苦邻居戚称“人瑞”，街访同宿黄家贫困，纷纷赠与钱钞。报纸呼吁社会人士予以同情。次日晚报运用了“读者之声”的形式，大声疾呼：“成都为四川省首府，后方重镇，卫生赈济机关林立，岂能均予坐视？”吁请政府给这样的劳苦人民以关照和援助。报社社会服务部也开始为“一胎三女”代收读者捐赠。
时过五天，黄夏民因为没有营养，奶水不足；居住条件太差，又没有卫生医药，三女死去一个，其余二女也中暑生病，情况危急。报纸对发动当局如此斥责人需进行尖锐批评。一而组织记者奔走联系医院，有两家医院拒绝接收，后由公立医院医生仗义允许优待收治，政府当局仍不闻不问。时过半月，市长解囊，以私人的名义送了一点钱，报纸立即登出芳名，公诸群众。
报社代收读者的捐款，由各会计师谢霖申核处理，并经捐款群众商定，将赠款购买厂人力车二辆，供黄元兴自己拉一辆，租出一辆，以维持一家生活。
不祥这样一件事却引起了反动市政府当局的极大不满。以为《新民报》多管闲事，竟敢批评行府，实属大逆不道。于是搬出“法令”，不准《新民报》再在成都发行。（原来《新民报》来成都创刊时，反动政府就认为多一家民间报纸于它不利，即以成
都市报纸还多，不准登记。不得已，才转在华闻县登记，在成都市中心盐市口设办事处。其政务所周知，《新民报》的编辑、印刷、发行、广告等等应事宜，都是在盐市口报社地址进行的。）后经多方疏通调停，市长余中英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新民报》登报公开认错赔礼；（二）社会新闻版主编撤职。张友筠先生为维护报纸的荣誉，坚持不能以登报认错屈服，只有固已求全。他被追告别这张报纸，携眷归返重庆。当成都《新民报》晚刊周年纪念时，张先生特寄来一篇祝词。字里行间表示了他是希望和愿意多为成都读者效力的，他是以只能在成都《新民报》工作十个月为不满足的。对反动当局再予以嘲讽和揭露。
“同命驾骛”不胜生活煎熬，相约自杀
四十年代后期，因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民不聊生。成都老百姓为生活迫于自杀者不乏其人。《新民报》日、晚刊都有许多报导。一九四六年岁末，曾经专为一个小公务员自杀后的老母遭孤发起募捐。
自杀者闵宝善年方三十四岁，原是一个以报务专业谋生的小公务员。租布后街二十四号严仲麟公馆的两间小屋居住。与妻王朝娣结婚十余年，感情很好。生有一子二女。老母尚在，由他们供养。闵宝善虽有技术，但无靠山，曾经两度失业，备受折磨，病弱不堪。他不胜生活重压，早朝自杀之念。王朝娣因为图求一技之长，好谋生计，不久前才入医职学校学产科。她发现闵宝善图谋自杀，时时提防，使闵宝善无从动手。一九四六年十月，房东在收清欠租之后，又提出加租要求，闵宝善负担不起，房东责令迁出。当时闵宝善是靠打零工过活，因为病了几天，不能上班，便无分文收入。王朝娣也还没有职业，夫妇走投无路，遂相约自杀。
十一月一日上午十一时许，老母见闵宝善夫妇还紧行房门，心里不安，叩门不得回答，乃呼邻居破门而入。当时，王朝娣喉管早断，僵死床上。闵宝善倒在床侧地上，旁有血刀一把，呼吸
亦已停止，抢救无效。经法院验讫，是闵宝曾先委派前启自杀。老母痛不欲生，孩儿身外徒名妈妈，令人惨不忍睹。
《新民报》日刊晚刊对“川合鹤将”人间大悲剧报导完整，并且将消息分送《新民报》京、沪、平、渝分社，先后刊登。外地读者亦有捐赠寄来。房东严仲麟最初畏罪潜逃，后来迫于群众舆论，不得不赠送一份奠仪。旧社会，职业无保障，劳动人民生老病死更无保障。“同命鸳鸯”，靠着社会捐赠，得以草草掩埋，老母遗孤，肇仁人君子慷慨解缙，得维暂时温饱。但是，日后物价飞涨，法哥贬值，不知道他们最后是否熬到了成都解放。
霍乱之灾
老成都人对于抗战胜利那年流行于成都和附近各县的一场霍乱，无不感到惊心。反动政府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向来漠不关心，没有防疫措施，更无公费医疗了。瘟疫袭来，贫苦群众只有等死。
成都《新民报》于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开始发出“发现霍乱”的警报。直到九月底，三个月间，关于“虎利拉”吃人的情况从未间断。足见“虎患”一直延续达三个月。据有些成都老人回忆，在劳动人民居住区，有全家患霍乱死绝的。有的老人回忆说：“棺材铺积存的一方子都卖完了”。仅据慈善组织统计，在霍乱流行的两个月间，就施舍了五百具棺木。七月底有一天，《新民报》就报导过一天死亡一百人。
本报讯记载：七月初霍乱在成都流行，患者被东拾西运，医院不收，以后逐步蔓延，中旬左右已达七十余处。到下句就蔓延到一百一十四条街，北区玉泉街，东区玉成街这些劳动人民居住区，已是十室四、五室。七月三十一日记者的特写稿《虎疫猖獗中街头一警》中有：“宿料卖经，缴不起费用的穷病人死在院院门口；皇城坝内摊摊忍者各色巷……等出……月日中，一些霍乱死者仅以草席裹住。南校场外义楼，有虎疫死者被挟控
坟山埋下，臭气四散，周围居民又受传染。八月十二日报纸报导，当地受传染致死的劳动人民已达二十余人。这些都是反动政府草菅人命的铁证。
这一场瘟疫究竟死亡人数多少，反动政府当局始终没有公布一个统计数。
饥民铤而走险，群起抢米
川西平原历史上就是粮食，但是在一九四七年的成都市，却发生了劳动人民买不到米的抢米风潮。
《新民报》关于抢米风潮的消息自五月五日开始。这天南市米价开市一斗米就比前一天收市价涨四千，较头天米价上涨达百分之二十五。劳动人民本来是挣一天钱，才能买回一天的米，他们面对节节涨的柴米油盐，痛苦不堪，对那些囤积居奇的巨富奸商积怨难平，这天更是火上浇油，终至酿成千人抢米，近郊贫民也愤而抢割豆麦。第二天，抢潮蔓延到北门。反动督备司令部对节节高的米价不予平抑，而对买不起米的老百姓却疯狂镇压。老百姓只有冒险再抢，风潮一直断断续续延至六月。
六月二十一日，报纸刊出一则讽刺性的新闻“天天有米来，天天不见米”。说明川西平原粮食之实还是没有变，只是为米老虎（各种囤户：有达官、巨富、地洼、奸商等）吃了，或为官吏们层层中饱了。当局做面子，找了些人去官仓、万石仓查米，米仓竟空空如也。就在此时，大河面上却漂起了浮米，原来是囤户中发了霉的米。他们沉湎一气，继续哄抬米价，居奇不售，四面八方涨和囤，老百姓逼上梁山，只有四面八方抢。六月二十九日，贫民已是成群抢米面、抢熟食、抢锅魁，成群结伙去白吃馆子，聚集在伪市府门前要饭吃，喊救命。六月三十日达到高潮。伪督备司令整日坐镇，三七六团全团、宪兵二团、伪警察局勤务员警，一齐到处奔波弹压，许多士兵跑断草鞋，急声截道。饥民群众用卵石泥弹投打士兵。冯马桥一带饥民包围了国民党绥署的巡察车，车上士兵只好向天鸡抢驱赶群众。但是，愤怒至极的群
众，英雄旧岁抢食，其至平夜去人户家摘斤斤夺食物。抢来风潮，而继续到正月；旬，日报总收成，才不得不拿出一点捡满杂质的平价米配售。
(二)
蒋家王朝崩溃前夕，委任有长期反共历史、屠杀人民成性的老剑子手王晓基任四川省主席。王晓基一上台就公开宣称：“决遵中央赋乱法令，一切牺牲，在所不惜！”于是，镇压学生运动、查禁进步报纸刊物等法西斯暴行，按面而至。在国统区的成都《新民报》则立场顽固，毫不妥协，经常报导解放区实况，用以揭露敌人的造谣诬蔑。这针锋相对的斗争，胜似投枪匕首，直刺敌人心脏。
清除坐探，统一思想
当时，《新民报》总管理处及平、京、沪分社均已先后解放，《新民报》发行人、总管理处负责人陈铭德已由香港返回北平，依旧主持《新民报》总社的工作，且秘密与四川取得联系。长期住重庆的《新民报》总主笔罗承烈，特于一九四九年春来成都传达情况，指出“胜利在望，成都《新民报》现在仍在国统区，要作好迎接解放之准备”。总社指示，受到报社大多数同仁的拥护和欢迎。
鉴于报社内部，特别是编辑部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的复杂斗争，成都社员负责人赵纯继和罗承烈总主笔，共同拟定了人事调动及今后的编辑方针。由原重庆社经理、地下党员张民主，介绍曾经任《西方日报》副总编辑的张先聘，担任成都《新民报》的总编辑。原总编辑因为曾经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牢，思想比较拘谨，改任报社其他职务。张先聘又介绍原《西方日报》电台同仁李秀剑到《新民报》参加电台工作，以后专管收听新华社消息。当时报社内部的名牌特务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统室组长、已经是安置在报社六年的坐探并担任采访副主任兼编地方消息的刘述怀。总主
绝罗承烈来常请后，他立刻询问民党特委郑士英李陆谷等，普遍论罗承烈大是讨论。但刘与另一让会关系极为微妙复杂的活动往往却物达有争权的矛盾，因而他在编辑部也处得并不愉快。赵纯继先生乃暗示刘另行商载。这就改变了主要力量的对比。
赵纯继先生又从外地约回原来在成都报社工作的两位重庆大学毕业生参加编辑工作。原拟以其中一人任编辑部主任，但受到郑伯达的极力反对，只好让这位燕大毕业生负责译述工作，专译电稿和专文，及时从英、美杂志翻译介绍了斯诺等国际友人撰写的解放区实况，如《北京的教育改革》、《华北贸易》、《广东的隐忧》以及关于解放区的一些报导、摘要等。
针锋相对，立场鲜明
内部斗争虽然继续存在，但是由于赵纯继和张先畴两同志的紧密合作，加强了进步力量的团结，因而多数言论、新闻、通讯、特写等，均立场鲜明。特别是这年四月，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陆续发表“逃乱”、反共的所谓“联合社论”，强迫全部报纸同时刊登。赵纯继和张先畴联合了成都《工商导报》，采取一致行动，拒绝刊登。那时在编辑部工作的同仁回忆：有一次，国民党省党部电话命令刊登“联合社论”、点名要赵纯继答话，迫赵表态。赵拿起电话筒，毫无踌躇，直截了当地回答：“不登”。听者暗忖：恐怕报社要出事了。
《新民报》为成都版创办六周年，在月刊发表社评《本报誉版六周年纪念的感言》，把《新民报》的立场、观点、时论发挥得淋漓尽致。社评一开始就说：“……本报原来是五地八版，但是现在北平、南京、上海三地因政治环境的变易，彼此之间已经完全失去联系了。本报历史是一贯就在艰困中奋斗成长的。自从民国十八年九月京报创刊迄今，整整二十年了。这二十年中，不知经过了多少苦难，而最重要的原因乃是不愿意做官报，不愿意做党报，不愿意给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做代言人……”。接着直言作为民间报纸的立场和观点，乃是“代表民意，发抒民意，
随着时代向前推进，……而社会进步所必需的象征，……唯一的就像是争平等与争自由，…………一是要你能够生存，……任何一个报纸的要求，都必然是争取言论自由，人权保障。自由保障必须是以人民大众之生存和利益为前提。而不是为了豪门富户，为了贪官污吏，为了剥削阶级，为了封建势力……所以要读言论自由，要读政治平等，也必须以大家有饭吃、有衣穿为前提”。社评进而发表了对当时时政的态度说：“现在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什么？是经济的全盘崩溃，是人民的饥寒交迫，是大家都活不下去了。假设我们要站在民间立场为大众说话，在政治上只有希望战乱早日结束，经济上只有希望铲除人吃人的剥削制度”。社评公开揭示了报纸拥护推翻三座大山，消灭人剥削人的旧社会制度的人民革命前景，指明了人民解放的必然趋势。这篇社评给战犯王陵基的刺激很大，在读者中也有很大反响。社评执笔人就是总编辑张先畴。
报导解放实况，深受人民欢迎
这段时间，张先畴与赵纯继，每夜都亲自收听广播电讯。他们从新华社广播和国外电台广播的解放区消息中，选择重要的加以适当编排刊登，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介绍解放区大快人心的新闻，揭破蒋介石中央社的谣言，鼓舞群众的斗志。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新民报》采用合众社北平电，传播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喜讯。接着，连续透露了北平群众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欢庆解放的欢乐气氛，以及共产党关心知识分子、关心公教人员、关心人民生活、平抑物价、保障供应、邀请民主人士赴北平共商建国大事等等情况，鼓舞成都人民作好迎接解放的准备。三月初，还采用旧金山广播消息，刊登了郭沫若自香港到北平，共产党特为他们一行举行欢迎大会时，郭沫若同志即席朗诵自己创作的小诗一首。诗曰：“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光荣，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
以后又介绍了不少上海解放后得到新生的情况，新政协筹备
情况，城市努力增加生产供应，并严格防止黄河水污染等。据九四九年六月的统计，在6月1-1天中，有1-1天打救有矿、沪等新解放区的消息，使四川的广大劳苦群众看到了祖国的新生，人民解放的希望。报纸受到成都乃至川西群众的普遍欢迎，发行量逐日增长，达到了成都《新民报》最盛时期的销数。
武装抢劫，被迫俘刑
报社为迎接解放，储备了足够的纸张、油墨等印刷物资，报社同仁，精神振奋。但他们也知道《新民报》越受群众欢迎，也就会越加引起王陵基的害怕和恐惧。当解放军向四川目逼一日，王陵基对人民的镇压也更日益疯狂。成都《新民报》对此是有一定戒备的。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夜，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武装包围《新民报》盐市口社址时，曾经被反动当局逮捕追害的记者及电台工作的同仁已抢先撤离。
是晚，正当日刊编辑部上班之后，王陵基出动了特务、宪兵、警察、军队五、六百人，将《新民报》社层层包围。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组织派遣两名干部一周巡予和先大启亲率军警便衣数十人闯入报社。他们宣称：“四川省保安司令部以《新民报》达次违反戒严法令，着即将《新民报》查封整理”。特务军警等在编辑部办公室胡乱翻搜，将在社同仁全部拘押到编辑部办公室囚禁，控制内外联系。不久，又将副经理侯辅陶及其爱人、报社保管李僚崇以及主笔周燮章从家里拘押到报社。
经理赵纯继本在报社准备次日日刊事宜，被特务军警二十余人押到家里去搜索。他们在赵经理家翻箱倒笼，折腾了一、二小时，顺手搜去了怀表和赵先生的结婚戒指，然后又把赵经理押到报社。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周迅予宣布逮捕赵纯继，张先畴、侯辅陶、周燮章及编辑白君仪、记者朱正之。后来知道他们被分别关在省会警察局、将军衙门特务委会及稽查处三地监狱。对张先畴还施行了刑讯，张先畴同仁对敌人英勇不屈。
次日拂晓，周迅予对在押《新民报》全体同仁“训话”。他
融高气扬地许什么“《新民报》发行人陈铭德已经公开宣布拥护共产党，我们决不允许他继续在成都出版，继续为共产党宣传，所以要将成都《新民报》即日查封。”“训话”毕，被押同仁被继续禁闭壮内，由军警看守守。
当役，这批特务对报社办公室、印刷厂、职工寝室等进行了彻底搜查。拿走了编辑部存稿，别无所得。但许多穿着短裤、汗背心被从睡梦中拉起来，连鞋也不准穿就被驱至编辑部关押的间仃们，次日再回寝室穿衣服时，才发现衬衫已被“人”穿走，皮鞋变成了草履，工资和值钱物品，甚至女职工的玻璃发梳、化妆品等都被洗劫一空。报社的浆洗女工向被押同仁们说：“那夜我被十几个兵人拿枪押起，在你们的寝室乱转。他们要我指出黄金藏在哪里，银元藏在哪里。我说不出来，就拿枪对着我。”由此可见国民党军警特务专长于打家劫舍、鱼肉百姓之一跃了。
特务登台表演，报纸一落千丈
被拘在报社的同仁全部被禁闭了……周，有编辑二人受到审讯。其间，特务刘述怀得意洋洋地以“慰问官”身份，到报社捧虚实。反动当局力图假成都《新民报》在社会上和群众中的影响，为其反动宣传服务，阴谋既经成熟，乃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宣称：“即将复刊《新民报》”。当年年初应赵纯继经理之约返《新民报》工作的两同仁及李伯崇二人被令去职，其余同仁全部留职。他们或潜去重庆参加《新民报》渝社继续工作，或避避居亲友处。一些未经暴露的进步同仁留在报社进行护厂工作。
战犯王陵岳于劫持《新民报》后，于八月五日出刊了伪《新民报》。反动当局强奸《新民报》职工民意，于报端刊出特别启事云：“本报于上月二十四日被政府查封后，刻由政府交由本报职工自行接办，从即日起，本报与南京《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脱成一切关系。”伪四川省保安司令部政工处长、特务雷清尘充“发行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统室派遣刘述怀当了总编辑。还派特务把持电台。报纸上再也不见新华社的正确新闻，而特务每
晚则自收延安电台消息，以便随时作速情的准备。
这一帮反动派爪牙劫持成都《新民报》出刊之后，销路一落千丈。职工工资全靠出售《新民报》原来积存的纸张、印刷物资维持。解放前夕，特务逃窜，报社历年积累，除机器、字钉、房产以外，全被耗费殆尽。
光荣董刊，胜利结束
赵纯继、张先畴等六位被捕入狱的同仁，于成都解放前两天，特务旁聋仓惶逃窜，才能脱险出狱。旋即集中《新民报》同仁八十余人迎接解放。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处领导下，复刊成都《新民报》，出版晚报一中张。但经济十分困难，直至是年四月，经《新民报》总管理处决定胜利结束，在党的安排下，报社同仁全部走上了新的革命工作岗位。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写)
岷江大学始末
(一九二八年一九三〇年)
黄子谷
创办的动机和目的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革命，在“四·一二”、“七·一五”进行了大逮捕、大屠杀。接着，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广州公社等又相继失败，全国的革命形势一时处于低潮。这时，国民党新老右派的魔爪尚未伸进成都，得以隐蔽革命力猛并促进形势继续发展。所以，由上海、武汉等地和在重庆“三·三一”惨案后撤退下来的部份同志，都先后来到成都。由于我一九二五年前后在重庆办过规模较大、旗帜鲜明的《四川日报》，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与邓演达、章伯钧、杨瞻公、吴玉章等同志交往较多，关系较深。因此，凡搬到成都的同志，不是和我有过直接联系，就是间接了解我，所以，都来找我商谈，研究如何开展工作。前后接触过的同志不下几十位，但时越半个世纪，不仅对事实经过已漠糊不清，就连很多同志的姓名都忘记了。
现只记得，由于同志们继续革命的共同愿望，便于工作开展，并维持一些来蓉同志的生活，我们积极筹办了岷江大学。它是革命力量的聚集所和接点头，它是为革命所需而创办起来的一所新型大学。
编辑经费
岷江大学的经费来源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依靠募捐。好些人知道我在武汉时与原总政治部的关系，加以邓锡侯的一十八军
和旧题范的二十九年的部队诗写和军长头衔，还是我在一九一六年于武汉通过兵库、邓波达等同志谈话会见蒋介石而搞到的。由于有这些关系，不少人表示愿意捐款支持。当时成都的一些知名军政界人士：华范九、刘文俊等都经常几百几万的捐助，吴景伯、张致和、林泽伯等也暗中资助不少。又由于我们学校中有些教员原是总政治部委派在二十八军政治部的各级负责人，他们在大革命时期有一定影响，声望也较高，印刷厂和书店都信得过，不怕我们学校欠帐，大量供给我们的书籍和文印。省政府还每月拨给学校一笔七、八百元的肉税，这笔款是从原拨给四川美术专门学校的经费并转而来的。学生所缴的学费也是经济来源之一。由于教职员工以事业为重，克勤克俭，不计报酬，总的经济情况还是比较富裕，所以，学校还增修了校舍、置了地。
组织机构
浙江大学是以四川美术专门学校为基础办起来的。美专学校原有绘画、音乐等专业，设备较为齐全，仅钢琴就有三台，提琴也有数把，其它的西洋乐器也不少。由于王国源校长准备离开成都，我们商议之后，以几千元的代价接收了这个学校。校址在燕鲁公所，校舍不大，我们又在宁夏街接办了一个育才中学，继后又在东胜街（现电视台地址）租了一段空地修建课堂和宿舍。当筹办修建初步完成后，即开办了大学预科班和一个中学部。大学部是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才成立的，以原四川美术专门学校的班次成立了一个美术系，一个音乐班，一个绘画班。稍后又办了文管系和几个政治训练班，训练班全部办在东胜街。预科先设在燕鲁公所，于一九二九年迁入东胜街。以宁夏街的育才中学为大学的中学部。这个学校，由我任校长，戴曦伯任总务长，教务长为文光甫，稍后为吕一峰，训育主任为夏子明、周澄波。大部教职员工都是从武汉、上海撤退的同志，而这些同志又基本都是国民党的左派，政见是一致的。
与“第三党”的关系
一九二八年十月年，从武汉来到成都的罗子明、周澄波，学校政治部邓波达的部属，又是四川川乡。历由武汉去上海后，知道我在成都，特令程来蓉找我，说上海已准备成立一个进步组织“第三党”即“中华革命党行动委员会”，联络人都是我所深知的老友和同志。同时，我即派他同上海和谭平山、章伯钧等人联系，并转达我们赞同合作之意，于是我们学校中的另一件、文光街和我都成为“中华革命党行动委员会”的发起人，以后又是这个组织的中央委员。接着，我们二人又和周澄波、盛人宁汇人组成四川省的省委会。省委成立后，当时的代表邓激达（当时邓尚在德国）派“第三党”成员孙侠夫（又名孙清华，系总政治部的秘书）担任岷江大学文哲系主任。此人很活动，来蓉不久就搞了一些枪支弹药，并鼓动部份学生“乡搞农民暴动。他和我们的行动计划一一先培训为骨干，逐步扩大影响，等待时机再行动一一是很有分坡的。因此，他避开我们另搞一套，他搞的多次农民暴动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还得由我去指挥、收口。他搞的这些活动，是导致和加速岷江大学被查封的主要原因之一。
学校被封
一九三〇年六月，岷江大学被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查封。同时被查封的有中法大学、西南大学，唯独对岷江大学使用了大批武装力量。在查封前，东胜街校本部的前街后巷全被武装团团围住，教室、宿舍全也被武装官兵设岗监视，经胡乱被后即时封闭。封闭的所谓理由是，我们是搞农民运动的共产党，是一九二九年矿难劫在遂宁与潼南之间的大而桥起义以及广汉起义的策划据点和具体安排者，是国民党“省指导委员会”（有派）的分裂者，等等。
学校被封闭后的一九三〇年下半年，刘、邓、田三军长与我家兄黄隐（江防军总司令）商议并由他转达，要我同昌一峰立即出川，保证我们的途中安全，还负责把学校的欠帐欠款、书籍文印等费结清。至于学校还有些无法维持生活的职工，经再三交
涉，同意将育才中学保留下来安排他们，并由《“第三党”的市委委员）刘嘉惠任校长。在这样安排后，我就同吕一峰冯蓉经重庆前往上海。育才经办不久，被刘嘉惠把它出卖给了刘文辉。
（一九八二年十月写）
郭老与成都石室中学
李仲均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九日，成都市第四中学奉准更名为成都市石室中学，举行纪念大会。这在学校是一件大事，在成都市乃至四川省教育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值得大书特书。更校名后，悬挂的校牌是规廓郭沫若的法书，郭老这些法书是一九五七年学校举办校庆时，先请郭沫若撰写联语，后请郭老题写匾额中规摩下来的。郭老所以乐于为石室中学一再命笔，因为他是在这所中学毕业的，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在郭老的自叙中便可知道。
郭老《在我的学生时代》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在嘉定遭丁斥退之后，第二年春初晋省，插入当时成都高等学堂的分设中学丙班，这是庚戌年（1910年）的事。第二年便是辛亥（1911年），参加了有名的反对铁路国有风潮。这是开始于保路同志会，继而成为保路同志军，结果和辛亥的大革命合流，而推翻了清澜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民元（1912年）分中和成都府中学合并，再熬了一年，算把中学毕了业。第二年又进了高等学堂，熬了一学期，便考上了天津军医学校，我便得到了离开四川，也离开那种烦闷生活的机会。”（《郭沫若文集》七）
这段叙述，郭老把他从乐山来成都，在成都就学的经过说得十分明白。下面先说明一下分设中学，然后着重说明成都市中学校与郭老的渊源。
郭老在他的《反正前后》中写到分设中学：
“这次分设中学在高校场高“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成都高等学堂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尊经书院改办的，它的分设中学就是附属中学，何以不名“附属”，而名“分设”，郭老已说清楚了。当时学校的班次是以十干甲、乙、丙、丁等作为序数编定先后次序的。郭老已在嘉定中学读了一年多，所以到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是插入三年级的丙班。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停办，所有丙、丁两班并入成都府中学校。
成都府中学校前身是锦江书院，也是在光绪二十八年改办学堂的。郭老到成都府中学校编入新甲班。成都府中学校也是以十干甲、乙、丙、丁等次序编班的，分设中学并入时，府中已编到己班，己班之后应是庚班。庚班与“跟班”同音，是当时跟随人后听人使唤的仆役。而当时的中学生籍是有了功名的人，学校工役当称呼他们为“老爷”，“老爷们”当然不愿编入庚班。于是又回头来从甲编起，称为新甲班。该班于是年十二月毕业，即郭老说的“再熬了一年把中学毕了业”。据学校资料查明，郭老所在的新甲班，以后拉通编为第八班，第八班毕业人数共六十名，郭老原名“开贞”，列在第二。同班毕业同学现尚健在的魏时珍先生，原名“嗣鉴”，蓬州籍，曾任河南卫川大学理学院院长。与郭老一齐合并到成都市中学校的分设中学丙班同学湛江王光新，编入新乙班，后为第九班，亦同时毕业。王光新先生为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郭老在《反正前后》提到他当时的同学，除魏、王两位先生外，还提到李勤人、周太玄两位先生，并认为“在当时都要算是同学中的佼佼者”。成都府中学校不久改名成都府属中学校，次年（1913年）改名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由成都府属十六县共解经费，联合办理，《联中》之名即由此简称而来。以
后义改名成属联立中学，成属共立中学。当时四川军阀、官僚相共产党，看到一个“共”字，便心领内驰，不久便改为省立成都不审中学。冠以“有省”二字，既区别于省立成都中学，且表明本校的悠久历史。解放后改力川西右军中学，合省后改为成都市第四中学，现复更名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如上所述，石室中学是由锦江书院、成都府中学校、成都府属中学校、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等演变下来的。再从锦江书院按朝代依次上推，清初、明、元、两宋及唐代后期的成都府学，唐代前期、北周、梁、齐、宋、两晋、蜀汉以及汉代置益州后的州学，一直推到西汉初期景帝（公元前157—前142年）末年，庐江文翁来作蜀郡守时，在成都城南创立学官（此据《汉书·地理志》及《循吏传》定为景帝末，《华阳国志·蜀志》以为在“文帝末年”，已有人考其不合。见《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五九年第五期上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学官即学校。这是西汉王朝在地方上创立的最早一所学校，也是我国历史上在地方上创立的最早一所学校。就在文翁创立学官这块地方，文翁之后，代代相继立学，虽或有盛有衰，有兴有废，而从未歇绝，直到清代康熙四十三年改为锦江书院，典籍具在，班班可考（详见拙著《从蜀郡学官到成都市石室中学》）。文翁创立的学官，“讲堂作石室”（《华阳国志》），就是用石质材料建造讲堂，所以后人称为“文翁石室”。这座石室在三百多年后，东汉灵帝中平（184—188年）间，“火延学观，鼎铢一时荡尽，惟此堂火焰不及。”（《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引李膺《益州记》）可见它的坚实了。清代嘉庆时，四川总督赛平将仪锗精体大书“文翁石室”四字，并作成盘地白字的匾额挂在旧校门上，以纪念这个自西汉以来兴学育才的宏论之地。
一九五七年初，为了纪念这所历史悠久学校，曾经举办校庆，校庆日子在六月。从文翁创立学官之年算起，到这年至少有二千一百年。于是筹办二千一百年校庆的浮胜通寄国内各大学，邀请那里的石室同学团校参加庆祝。同时看到校门上只挂了一块
“文翁石室”的匾额，说得校门两侧应有一件长联相配，才更有意义；又想到郭老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即由校庆筹备委员会写信给郭老，说明情由，请他为本校撰写长联一付。信去不久，在三月内，即收到郭老撰写的联语。这付联语是：
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
求真理、求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
联语后面记了年月，署了名。郭老这付联语，明白晓畅，言简意赅，又非常工稳而贴切，对全校师生员工有深刻的教育作用和巨大的鼓舞力量。学校收到之后，立即选用旧存的楠木良材，依式精工制成长联，于校庆前夕悬挂校门两侧，与“文翁石室”匾额相配，确实增色不少。校庆筹委会又将此联语彩印成书签，作为纪念品，当日参加校庆的人都可得到。
校庆之后不久，开始了反右斗争，有人错误地认为这次扩大校庆，是在搞“复右主义”，除主办校庆的人们受到批判外，校门上那块清代封建大官僚题的“文翁石室”匾额，正是“复右主义”的象征而被取下来了。反右斗争结束后，“文翁石室”那块匾额仍不再挂上，郭老的长联似又失去照应。于是又给郭老写信去说明情由，请他题写四字，另作匾额。郭老即写来“求务实虚”四字，既求实，又务虚，与联语十分关合。学校照式做成匾额，挂在旧校门上与长联相配，一直挂到今年更校名前。“文翁石室”那块匾额，幸而早早取下，放在一边，未被发现，十年浩劫中得免于毁掉。三中全会后，又怕出来挂在学校图书室门上。今年更校名时又与“求务实虚”匾额交换位置，挂回旧校门上。新校门落成后，便挂在新校门上了。郭老那副挂在旧校门两侧的长联，因为下联最后那句，在横扫“四旧”浪潮中，被“红卫兵”取下来，镐成胶纹，作了别用。也在三中全会后，学校才依据郭老原稿，仍旧选材照式作成长联，挂在学校图书室正门两侧，先与“文翁石室”匾额相配，更校名后，与“求务实虚”匾额相配。
粉碎“四人帮”以来，学校逐渐恢复常规，各方面一一纳入正
轨。扩建了六千多平方米的新校舍，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层楼房，巍然屹立于校园西南。东西、列为物理、化学、生物等实验室和图书室，南北一列为办公大楼，还有宽阔的新阶梯教室位于实验大楼南面。这座新落成的高大建筑，崇宏严整，其坚实远胜于两千多年前的“石室”了。
一九七八年郭老逝世。次年，国内学术界计划编辑《郭沫若全集》，在郭老故乡开会筹备。郭老的女子郭廉英、郭平英随同吴伯箫、楼适夷两位老同志等赴乐山参加会议，路经成都，曾来校访问郭老当年在此肄业处所，已难实指。前年，我曾为此拜访魏时珍先生，魏老读了前些时候，有北京来的新闻记者请他到校指出郭老住过的讲堂和斋舍，魏老也记不清楚，漫指旧大楼某处某处。魏老指的旧大楼，修建于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郭老已离校八年了，当然没有住过。只有修建于清代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的四座砖造讲堂，三年后合并来本校的郭老或者住过。这四座讲堂与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修建的三座砖造讲堂连成一排，在学校最北边，墙外便是文庙后街。先修的四座讲堂在东头，后修的三座在西头。这一排讲堂，早在八年前折了，就地改建成五层楼房的职工宿舍。解放后，成都府文庙地址全部划归本校，陆续修建新大楼，开辟运动场，增办工厂，当年府中旧貌已完全改观。魏老于六十多年之后再来拜认时，自难于识别，只好随便指点了。
扩建新校舍完工后，又于旧校门的东边开辟宽五间的新校门。门前敞开八字红墙，循阶而上，六根朱红大圆柱高擎着绿色琉璃瓦大屋顶，鸟革擘飞，颇为壮观。大门上正中横挂蓝地白字的“文翁石室”匾额，古意盎然。校门左侧悬挂规摩郭老法书“石室中学”校牌，交相辉映，令人神游于上下两千年。文翁当年在此创立学宫的胜地，至今更加发扬光大，为成都市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特殊的光彩。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改订稿）
种烟(鸦片)行
落落欲歇晚烟残 小儿腹饥只管啼 阿爷被囚不得归 委员咆哮犹未去 将军虎帐拥巍巍 一案一县数百万 纵然额足犹嫌少 何项筹款为最易 藉口难负治安责 此军一去彼军来 食尽粮完徒自嗟 正视粮转不能足 哀我小民谁肯怜 临行奔衣同一哭 千愁万恨说不出 三次四次吏再来 阿爷已被吏捕去 阿娘血泪未曾干 烟花如火复如茶 娘命如丝犹怜儿 孰知委员仍不知 谁能揭竿起义旗
采薇方旋未一餐 哪知阿娘恁贪难 烟税仍自日日催 司令又复派兵追 朝欢暮乐不知愁 腾大四出挠不休 执事先生需中饱 强迫人民种烟好 烟苗未种欲预缴 重重烟税征不了 可怜柔荑犹未施 团绅又来索附加 忍将儿女赛人家 还顾小儿更凄楚 不知何日又卖汝 纵卖小儿亦无补 一去未知何日还 洒遍烟花红满山 数日不炊锅灶寒 出来野菜完儿饥 烟税仍催无已时 愿与将军共死之
注：此稿乃七九年高兴亚同志交与我的，颇有历史意义。三十年代前后，四川军阀逼迫人民种鸦片烟，烟税较它税为重。不种烟者，则须抽“懒捐”。其苛暴为前所未有。高兴亚同志此诗，乃写当时人民受烟税荼毒之实况。
稚 荃 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回忆我父吴照华与树德中学
吴伯镇
我的父亲吴炜、字照华。一八九二年生于成都，一九七八年病逝在乐山。今逢家父九十诞辰，谨概述我所见闻，以志哀思。
我家祖籍浙江山阴县。曾祖父藩游入川，祖父吴绍庭在成都入籍考取秀才，先后在宜宾、洪雅、成都等地设馆教书。家父从小随侍祖父读书，少年时期正值辛亥革命前后，清廷腐败，帝国主义入侵，国家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爱国志士奋发图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是时，家父深受“读书救国”、“科学救国”之影响，在成都县立中学第一班读书，异常勤奋，成绩优异，名列前茅，颇受老师们的嘉许。毕业后，以最优成绩考入四川省高等学堂理科。他鉴于理科来自外国，要学好理科必须通达英文，因之钻研英文尤笃。当时在校师生懂英文者甚少，即“洋人”教学所需翻译亦感不够。家父则一面读书，一面当翻译，成为半工半读的刻苦学生，受到全校师生的赞扬。
一九二一年，家父在四川省高等学堂第一班毕业后，正逢成都县立中学、华阳县立中学、石室中学等校缺乏英文教师，便相继争聘家父前去担任，奔走三校授课，长达二十余年。家父任教严肃认真，讲求实效，深受学生欢迎。一九二二年受任为成都联中（后名石室中学）教务主任，一九二八年接任成都县立中学校长，一九三二年八月，受川军将领孙德援委托创办私立树德中学，一九三五年又任川川省立女子中学校长。并曾先后担任过私立华西大学英文讲师和成华大学教授兼训导长。家父在成都从事
教育工作三十多年，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材。这里谨略述他办理树德中学的情况，以见一斑。
树德学校是由小学而初中而高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九二九年，原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副军长（抗日战争时任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字德操）先捐资兴办私立树德义务小学第一、二、三、四校，一小在赖家店，二小在乡宝寺，三小在宁夏街，四小在簸箕街。当小学第一班毕业的一九三二年，为了贫苦子弟能升中学，于是开办树德初级中学，分男女生部，男生部在宁夏街树德里，女生部在宁夏街树德巷，仍然不收学费和食费，而且还把期末的伙食结余发给学生。在初中第三班毕业的一九三七年秋，又开办高中，遂成为男女高、初中齐备的完全中学了。从开办高中起，才开始征收学费和住校生伙食费。
为了领导和支持学校办学事业的正常进行，设立了“私立树德中学董事会”，由孙德操任首任董事长兼校长。孙先后捐出银元四十万元（分存入冀兴诚银行二十一万元，中国银行十九万元）和乐山嘉禾纸厂股本十万元，以及他在本市簸箕街、宁夏街、三圣街等处的十几院公馆、百余间铺房，以收取利息和房租收入作为学校常用经费。抗日战争后，因货币贬值，物价猛涨，学校经费顿感困难，孙又在郫县划拨四百亩良田给学校收租使用。为了争取更加充足的办学经费和多方面的支持，孙还先后聘请了川军将领田颂尧、董长安、王思中、曾南夫、邓锡侯为名誉董事长，知名人士李勤人、熊子骏、马瑞生、廖仲和、杨俊清、任沧鹏、吴照华等为董事，并聘请家父兼任副校长。当时，很多经济困难而又勤奋好学的学生都涌向树德，于是入学人数逐年增多，收生质量不断提高，每年秋季招生逐步改为春秋两季招生，各年级班次也随之增加，学校支出亦相应扩大。为了不断充实学校经费，家父毁尽心血，四处募集，除呼吁赈灾卡和荒事慷慨捐助外，还争取到不少热心教育事业的八七大最捐赠。因此，不仅能维持学校逐步发展，还把每个学生每学期的学费从十元减到六元，并增设了奖
学金，凡成绩优良、家境清贫者，均能申请。
要办好一个学校，除了必要的经费外，教师质量的高低是个关键。因此，家父总是认真地选聘算一流教师来校教学，初聘有陶先生、郑匡仲、张采芹、胡卫子、谭少闻、王伯宣、冯晓田、饶德滋、赖云江等，后聘有庞石斋、罗孔昭、罗孟洪、汪德嘉、杨俊明、周守谦、何子钦、魏炯若、徐庶昭、郑实夫等。他对选中的教师非常尊重，必须自手捧大红聘书，登门聘请，有时不惜三顾茅庐，总求教师应聘方休。成都县立中学校长周子斋系成都有名的三角教师，深受学生欢迎。当时教育厅对周老师另有任用，选派家父继任成都县中校长。周老师误以为家父排挤了他，对家父手捧聘书请他继续担任三角教师时，他竟将聘书怒掷于地。家父恭敬拾起，再三礼请，他仍倔强拒绝。以后家父又数次登门恭请，他竟拒不接见。家父虽然累遭白眼，但求才心切，毫不灰心，于是约请周老师的至好黄绍阶一同前去疏通。黄老师先进去与周寒暄，稍久才说外面还有人等着送告辞。周送出，见在门外等候多时的家父，家父也趁机上前去婉言解释。周老师为家父一片诚挚之情所感，终于受聘。又如曾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时任华西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庞石斋老师，也因家父的多次叩聘，终于降临相从。罗孟祯、罗孔昭两位名教师虽系家父的学生，但家父仍亲自登门聘请，不耻下拜。汪德嘉老师有感家父步行十里多间小路登门礼聘之情，特作诗赞其任人唯贤、录生唯才的好作风。诗文如下：
秉铎成都四十年，
堂庑大辟基洛固，
不许相如还故里，
延陵新草都陈宿，
※ ※
树人务德自千秋，
冀北价增廉伯乐，
达材成德越三子。
桑海齐翻誉六传。
空教奉礼结名贤。
犹念遗风一作然。
※ ※
鸿求师生在拔尤。
关中名重赖曹邱。
万间横舍庇多士，
寂寂草庐书简散，
自派春潮逐顺流。
公山江水雨悠悠。
在树德任教的教师，受到家父以诚相待的礼遇和学生的尊敬，都很关心学校，热爱学生，安心工作。洪至是大专学校来聘请，也不想接受，愿留本交。著名教师罗孔昭、周守谦、邓实夫等，对川大、华大的聘请均未接受，门欣然以树德为家。
家父十分关心老师的疾苦。教师有病，照例通知事务处购送礼品，并亲自前往探病安慰。一次，忽闻黄万钊老师在家被捕，关押在玉带桥稽查处，据说是收听“敌台”广播，涉及共产党嫌疑。家父立即去该稽查处会晤处长周某，出具签名盖章的保状，保出黄老师并亲送回家。次日黄老师仍照常到校上课。
当时，成都各校聘请教师的时限普遍是一学期，而树德则起码是一年，有的两年、三年甚至长期聘请。这就使教师无“六脂战争”之苦，而能全力搞好教学工作。当家父被选为省参议员后，在会议上所提各议案，无一不是为教育争经费、为师生争福利的。（解放后，他将全部议事记录交送了省委统战部。）
严格招考，事必躬亲，择优录取，从不徇情。董事任苦脚是孙德操的军部经理处长，负责管理学校经济，又是家父的同学，其女婿彭少纯读成公中学，有人问彭，怎么不找你岳父介绍去读树中？他答道：“我岳父知道吴校长办事认真，不徇私情，不愿去说，即使说了，也无济于事。”他对于子女也不例外，我们八个弟兄姊妹中，只有两个考进树中。由于招生考试严格，教学质量较高，读书空气蔚然成风，学校声誉蒸蒸日上，省内不少有志求学深造有理想抱负的青年都愿报考树德中学。
在校规面前，人人平等。例如名誉董事长田滨竞是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是孙德操的顶头上师，他每年捐赠学校大米五十石。其子田明舒犯了校规，照章应该开除。家父明知一经开除，五十石米就会落空，但为了维持尊严的校规，毅然把田之于阶阶了，田颂尧也从此停捐大米了。
在教学进度上，是把教育部规定在三年学完的课程提前一年完成，并在高中同文课中加授文学、英语课中加授口语教材（即在英文的读本和文法之外，为了训练口语，特聘请西人在高年级加授口语，称为英语会话），数理化加授部份大学教材内容，而且教师皆课甚严。学校有仪器设备完善的理化实验室供学生做实验，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供学生阅读。考试也严格，学生按规定升降级。学期成绩分主科与非主科，初中国文、英语、数学为主科，高中国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为主科，如主科一科加上非主科一科不及格者留级。一九四一年改为主科一科不及格，准补考一次，补考不及格仍留级。一九四二年改为成绩分甲乙丙丁四等，总分九百分以上为甲上等，八百分至九百分为甲等，七百分至八百分为乙等，六百分至七百分为丙等，六百分以下为丁等，属于等者留级。学生的负担虽然较重，但学得扎实，知识面较宽，成材的不少，在高中修业满二年者，报考大学多能及第。且有高中一年级学生李宗谌曾以成都区高考第一名考上国内名牌中央大学，一时传为美谈。
建立奖学金制度，以鼓励学生勤学奋发成材。凡入学考试及期终考试名列前十名，操行成绩甲等者，均免缴全学期学杂各费和伙食费。董事长孙德操为纪念其母亲还设立了申太夫人奖学金；每期高中四十六，初中三十元。凡学业、操行、体育成绩均为甲等者，可获甲等奖学金，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如果获准乙等奖学金者，只限一个学期，下期可以继续申请；若中途成绩下降，有主科一科不及格者，即停止发给。此外，还制定了一套学生操行考核规程；每个学生每期入学时，都给予操行基本分八百分，作为一个甲等操行，此分数可加可减，期终结算。加分到九百分以上者为甲上；扣分到六百分以下者为丁等，应予退学。其加分方法是：记小功一次加四十五分；记大功一次加一百三十五分；全期不缺席、不请假、不犯规者加四十五分。减分的办法有三种：警告一次减十五分；记小过一次减四十五分；记大过一
次减一百二十五分。如果旷课，旷晚点名或升学族不到，寝室内务不熟悉，校外服装不整齐，不尊敬老师等等，都要减分。
为了使学生能较全面地健康发展，家父提出对学生要进行多方面的教育，首先要求教师随时关心学生的身心发展与品性的陶冶。在训育方面，注意培养人格，不准打骂，以身作则，共同生活。在管理方面，实行军事化，统一学生服装，严肃整齐，生活俭朴。并厉行导师制度，培养学生自治精神。十分重视体育活动，校内有很宽广的操场，运动器械也较齐备，学生除上体育课外，每晨均由老师带领出早操，课余安排各种集体运动和自由活动，每年春秋两季还举办校运动会（校内运动场占地五十余亩，设备较齐全，可供全校学生同时参加各项活动），促进学生加强锻炼。另外，还鼓励学生组织一些学术团体，开展课外学术、科研活动。例如：弘毅学会、树光学会、黎明学会、五育学会等等，它们各有学术股、讲演股、文体股，或开展学术讨论、或请教师讲演、或组织文体活动。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还先后邀请了知名人士、学者黄炎培、钱穆、李行（天文学家，今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长）、罗玉君（希腊神话专家）、王恩泽（佛学家、东方文教院长）蓝天鹤（华大教授、生化专家）……等，来校作学术专题讲座，以开扩学生眼界。六校教师还曾以“漫话西安事变”为题作课外讲演，使学生第一次听到和蒋介石《西安半月记》润言不同的张、杨八项主张。因而全校学生都有一股生气勃勃的朝气和朴实钻研的良好学风。学生刘荣增在校庆十周年纪念文章中写到：“我校同学成尚俭朴，衣必布褐，食必粗粝，动必步行。”学生汪玉冰又写到：“这儿气象是整齐、严肃，因为教师所要求于学生的，也就是缄默、用功、一切踏实。”
学生毕业后，大多数能考上大学，还有不少能出国留学深造，也有觉悟较早而投身于革命事业的。如：高四班学生任是桢毕业后，立即奔赴解放区，现在在北京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同班的邓启魁也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现任南京中级法院院长，还有在
蒋管区投入党的地下工作而光荣献身的，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总馆里还挂着几张树德中学学生的毕业证书，在成都青年公园上陵园中也塑有树德中学学生的遗骨。再如，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有陈克正，解放后同同担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成为世界有名的经济专家，现代表现我国在纽约参与世界银行工作；南京军区总医院脑外科专家刘成杰，地质部副总工程师李伯高，北京航空工业部工程师戴志舒，上海机床厂总工程师赵世恩，四川省医院泌尿科主任潘慈康、小儿科主治医生胡玉洁，四川医学院内科主任张健夫、副教授黄光琦、金德方，西藏工学院副院长王尔杰等，都先后毕业于树德中学。
家父对学生十分关心爱护。他不喜欢学生上校“闲书”，担心学生受害，影响学业。但当学生遇害，他又必定千方百计地去救护。一九四九年上期，成都市各中学教师开展反饥饿争温饱斗争，各校学生纷纷响应支持，树德中学也罢工三天并上街游行。考虑发展至伪警后出动警察于宁夏街围堵罢课的学生，并开枪恐吓镇压。当时带队的警察巡官执意要扣留前十六班敬洪春、袁官沁、林永康三个为首的学牛，经家父严词抗争，终于将全体学生和学生被迫签名的名册一并带回了学校。高中九班学生余天觉是家父喜爱的高村生，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一九四九年，因余天觉在川大开纪念“四九”运动一周年的晚会时，演“灵宁扫台”的活报剧，讽刺和抗议王陵基迫害人民，不幸被政治特委会逮捕入狱。家父得知消息后，立即约请部份省参议员前往保释。只因汪陵基系顽固派，拒绝保释，竟在解放前夕（同年十二月七日凌晨），将他同其他三十余位革命志士一起秘密杀害于成都西郊十二桥。学生潘超凡（雅安人）嘴上生疮，脸肿病危，家父亲自请名医董荣奇诊治，终因病症无法治愈而死，家父还在学校治丧安葬。后又一学生患类似的病症，家父怕学校照顾不周，便接回自己家中，安排家人精心照料，并求医来家医治。无论当时和至今都存不少师生谈及家父当年关心爱护学生之事迹，感慨不已。
解放后，树德小学由人民政府接管续办，家父改任外语教员一九五二年因学校停开英语课，改设俄语课，家父又年老无法改行，便离校去乐山嘉乐纸厂工作，作董事会文书。一九五九年家父被选任乐山县政协委员兼文史资料组副组长，撰有《树德中学》、《乐山解放前洪灾》、《乐山灾害会》等文史资料，可惜在“文革”期间视为黑材料而被抄走。一九七八年家父病故，中共乐山县委统战部、县政协领导均参加了嘉乐纸厂举办的追悼会，并对家父的一生作了全面、正确的评价。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写)
宾萌公学点滴
徐伯威
宾萌公学的前身是四川客籍学堂，创始于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之际（约在一九〇三年前后），是专为旅居四川的客籍人（外省人）的子弟而开办的。学款由十七个行省（当时全国是十八个省）设在四川的会馆（即后来的同乡会）分别摊派和认购，据阳浙江会馆和江南会馆出的钱和田地最多。
当时的高等学堂（后来的大学）由省办，中学由府办，小学由县办。客籍学堂是附于府一级的，其学制、规模、设备的标准都相当于成都府中。客籍学堂以及后来的宾萌公学的校址都在成都玉泉观街。
辛亥革命之后，外省人在四川当官的和做生意的都日渐没落，各省会馆也就日趋困窄，到一九三年前后，客籍学堂因学款支纳和学生太少而停办。
一九二三年，各省旅川同乡会商议，为了便于子弟上学，决定复校招生。又为了扩大学生来源，相对减少经费负担，决定招收学生不能只限于外省人的子弟。因此，客籍二字，不再适用，于是改名为乐群公学。但有一部分同乡会认为，既是由各省旅川同乡会出钱办的学校，就应该有一点客籍人的意味和照顾客籍学生，所以又改名为宾萌公学。它的含意是：宾客，客也，即外省旅川人士也，前者，茅也，即毕业生不已之后代也。这样，宾萌公学还是旅川外省人士的子弟学校，而又没有客籍二字那么偏狭突出。除对外籍学生只收半费（指学费）外，其余部分都是一体对
待。
复校后的第一位校长是贵州人李小谷先生。李先生稍则能干，知人善任，又得到贵州驻成都的大军阀袁祖铭的大力支持，所以他把宾萌公学办得较好。后因川局变化，袁祖铭移防重庆，他于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辞职回贵州去了。我于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考进宾萌，正值校长的新旧交替，显得有些波动散乱。继任校长是福建人林茗侯先生，他是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教授兼主任，为人忠厚老实，但无意当中学校长。他聘请的一位监学老师（即后来的训育主任）很古板守旧，不准许学生参加一切爱国救亡活动，引起学生不满。开学不久，遇着英帝国主义兵舰炮轰万县的“九·五惨案”，学生要求游行示威，监学老师不准学生出校，激起学生的围攻轰闹，把他驶起跑了。接着改聘体育教员张鼎新兼任监学。张鼎新先生是江苏昆山人，原在高等师范教授体育，是随林校长来宾萌公学兼任体操教员的。张先生爱祖国，爱学生，思想开朗，和蔼可亲，很受学生欢迎。一九二七年，林荫生辞去校长，由张先生继任。
张鼎新先生所聘的教师，都是成都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我知道健在的还有陶尧生和徐仁甫二位先生。余如教英文的龚登善、赖芸江，教数学的肖晓田，教地理的吴吉鸿等，可能都已经死了。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带超人。
蒲超人先生是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毕业的。他的同学李英（又名李德培）在成都开办四川美术专门学校，约请他来教音乐。蒲先生教给我们的全是革命歌曲，我至今还记得他教的《少年先锋队歌》的前几句“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他还给我们讲解《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纳尔”的含义。据高师伯同志谈，一九二六年在成都的中共外围组织少年俱乐部部歌的曲子就是蒲超人作的，歌词是蒋光慈作的。
据周孟颖谈，早在一九二二年前后，老……革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先生，即在宾萌公学的……二班教过政治课（当时称为130
《公民》，一班学生中的王梅、张康等就受到了恽先生的革命洗礼。我记得五班同学陈永立就是：一个很突出的共青团员，他总序次学生运动中超乎作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不久转到省立第一中学去了。据说青年党骨干、省一中校长杨廷铨镇压学生时，就是被陈永立几乎把他打死的。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宾萌公学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梁翰，邻水县人，但他只读了一学期就转学走了。
当时宾萌公学每一班都有一个班团，由全班学生在植物学老师教导下，耕耘种植花木菜蔬，不仅是供货玩，上要是实物教学，既是实验，也是劳动锻炼，有一定进步意义，这在其他中学是少有的。
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在防区制下的田赋预征和苛捐杂税的剥削压榨，各省旅川同乡会的会产大都荡然无存，宾萌公学的经费也就随之无着，到一九三〇年，文马瑶生接收，改组为尚志学院，宾萌公学至此结束。
马瑶生又名马传芝，湖南人，当时是国民党二十九年国皖军阀部的参谋长，兼任四川省侨教会会长。在宾萌公学办不起走的时候，他以外省旅川人士的身份出面收拾残局。由于宾萌公学的校址在二十九军的防区内，他以军参谋长的地位很容易就把它接收下来了。二十九军的宗派团体叫做尚志社，所以他把宾萌公学改组为尚志学院。这个学院于一九三四年随田颂尧的垮台而停办。以后，刘湘以宾萌公学的校址开办四川省县政人员训练所，县训所以后为潘文华的总司令部，现在是成都市第五中学的一部份校舍。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写）
成城公学的创办和发展
徐仁甫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午后，上海南京路上发生英国捕头爱伏生向徒手民众开枪袭击而死伤多人的惨案。激起上海全市罢工罢市罢课的绝大风潮。接着全国学生也罢课游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成都也不例外，尤其是华西协合中学的学生，深感帝国主义奴化教育之害，有三个班的学生，毅然退出学校，上街游行示威，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给以沉重打击。四川教育厅当局，认为这三个班都是捣乱的学生，不许其他学校接受他们转学，妄图陪这三个班的学生于绝境，以诚将来。有一天，黄岛晴、傅养恬、郑祖修、曾述贤四人，不期而遇地在少城公园吃茶，谈及此事，都深感不平。于是大家想出办法，马上创办一个学校来接纳这三个班的学生。
接着，他们在东马棚街租了一个公馆作为校舍，借用黄岛晴所办夜课学校的桌凳作为校具，全部课程都由成都高等师范的同学尽义务，并推傅养恬任校长。这三个班的近百名学生感激他们对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正义斗争的大力支援，愿意缴纳比华西协合中学更多的学费，以促进学校的创建与发展。此校初名成城公学，取众志成城的意义，原计划不但办中学，还将办大学，故不名中学，而名公学。这个公学创办的历史，多么光荣！
继因房租太贵，每年要花五百元，难乎为继，决定另寻校址。当时，高等师范已改为师范大学，校长是龚向农先生，教导主任是郭敬宁先生。郭先生是成城公学的董事长，龚先生是董事，
因此得迁校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的宿舍——营园，不出租金。遂以所收学费，在别送楼内冬侧，新址校舍，新落泉苑。校于门楼，学生日增，并把教员的义务职改为薪给职了。校长由郑祖修继任，曾选贤任教务。在成城公学立案之后，才改名为成城中学。
抗！战争爆发后，为了避免空袭，成城中学迁修于东门外崇华寺。校长由陶宪生继任，所聘教员，多从成都各校选拔而来。尤其是河对面有四川大学，聘请了部分大学老师来校兼课。该校教师，也有在大学兼课的。师尚弟子强，升学率得以逐年提高，学校声誉，蒸蒸日上。
解放后，成城中学改名为第九初级中学。一九五五年，增招初中生，更名为第十九中学。校长屡换，而曾选贤却始终任教导主任，数十年如一日。今虽退休，仍住校内。以上所记，皆其口述。
(1981年8月15日写)
战斗在生活书店的岁月
胡之刚
动荡的三十年代，抗日的烽火席卷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纷纷抗战。而国民党反动当局，恐日媚外，妥协投降，压制群众运动，大搞法西斯专政。在这困难当头的时刻，生活书店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大量出版了进步的战时读物，并将重点转移到内地，建立了不少据点，扩大了发行网。
大家知道，生活书店是由近代中国最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同志在上海创办的。他为出版事业呕心沥血，不辞辛苦地编辑了在抗战时期影响广泛深远的《生活周刊》、《全民抗战》等刊物，并大量编印了马列主义理论和毛主席著作。邹韬奋同志对工作十分负责，一丝不苟，他的著作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深受广大读者所欢迎。他大力宣扬爱国主义，坚决主张团结、进步、抗日和民主的原则，为出版界开创了新的道路。由于书店的业务不断地发展，因而吸收了不少的年轻职工，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生活书店的工作的。在这热火朝天的熔炉里，和大家一样，坚决按照书店的方针办事，忠诚地为读者服务，哪怕在最艰苦的环境里，为着未来的远航，愉快地输送了人民需要的精神食粮。
“八·一三”事变后，我由上海出发，协助同志们建立了宜昌、万县等分店，在重庆工作了一个时期，被分配到宜昌分店负责。宜昌是四川的门户、川鄂交通的枢纽，无论客运货运，都要在这里转口。书店内揭了这一发行阵地，千方百计地方便旅客的需要，
组织了摊贩，人搞流动供应。但用受到反动荡的干涉和阻挠，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书店就被查封了。我被调到成都分店任经理。
成都是战时的大后方，人口集中，抗日情绪高涨，救亡运动蓬勃开展，书刊发行量激增。生活书店职工不仅认真地做好图书发行工作，还自觉地积极参加救亡运动。我们书店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营业时间比一般短，每天开门前，总有好些读者提前到店等候着开门，门市部的读者，整天挤得水泄不通。而其它好些书店，由于出版的方向问题，其出版物不受读者欢迎，常感营业不振。当时在祠堂街和我们共同战斗的有新华日报社成都分销处、读书生活出版社等。他们的职工，也和我们一样，都是富有革命朝气的青年，没有一个沾染旧社会的习气，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发展我国的新文化事业和人民革命运动而努力工作。
当时，我是成都书业公会的管理，为了团结书业界职工，组织了业余救亡团体，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青年职工们的觉悟不断提高，团结一致，朝气蓬勃，确是十分喜人。但也有个别书店的从业人员造成学生非，妄想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使我们在行动上不得不随时引起警惕。
由于形势的不断变化，白色恐怖笼罩了锦城，革命暂时趋于低潮，我到成都的次年四月（编者注：应为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春荒事件”，掀起了“抢米”风潮，然后嫁祸诬赖我共产党搞暴动，除当场抓捕、枪杀了《时事新刊》一位进步的新闻记者朱亚凡外，还逮捕了罗世文、车耀先等成批的革命同志。我也是这次大逮捕中的受害者。后来形势越来越坏，反动派变本加厉。一天，由蒋介石成都行辕的政治大队派人率特务暴徒们来到我们书店，破门而入，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抢走了大批图书，查封了书店。经多次交涉，仍不准复业，不得已才把职工们解放。
生活书店是家进步和合去的营业机构，其出版物是全部经
过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许可的，为什么要查封？书店职工都是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他们不愿做亡国奴，只有一颗忠诚的爱国心，为什么要迫害和打击？难道爱国有罪！这些都只能说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反动和卖国。
(一九八一年十月写)
生活书店成都分店
张毓黎
上海生活书店是声音卓著的民主战士、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出版家邹韬奋所创办的。抗战初期，尽管书店经济已十分困难，但韬奋和生活书店其他领导人，为了宣传我党的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对战时文化的需要，在从上海撤退到内地的途中，仍毅然决然计划在大后方重要城市建立分支机构。从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三八年十月间，建立分支机构达五十五处，成都分店于一九三八年春在成都祠堂街和锦城读者见面。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生活书店成都分店一成立，即大张旗鼓地、旗帜鲜明地大量发行革命和进步书刊。分店的门市部只有两开间，而陈列的旧书，却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主席著作；有社会科学、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书籍；有适合战时需要的通俗读物。文艺方面，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和青年作家的作品。杂志也特别多，大半都是宣传抗日救国、争取政治民主的评论，介绍抗战形势的报导以及刊登这些方面为题材的文艺小说、剧本等。渴求进步、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读者，一到书店即感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分店的工作同志只有十多个。负责人先后有经理诸祖荣、胡之刚、贺尚华及会计沈百民、顾根荣等，他们都是从总店派来的。职工则多数是就地录用的青年。他们深切认识到进步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
道，其首要任务是要努力供应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因此，凡是读者急需的革命和进步书刊，不论是本版外版，不论出版地离成都有多远，分店同志都是争分夺秒地积极组织进货。不少书刊是排除重重阻碍、越过千山万水而后运到的。他们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在每天开门前，都有不少读者在门外等候或排队。开门后，一般都很拥挤，还有不少读者主动协助书店维持秩序。
上海生活书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仅驰名全国，而且还及海外南洋各地。成都分店同志继承总店的优良传统，大家怀着传播革命火种的高度热情，在服务态度上诚恳、热情、有礼貌，在工作上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们开架售书，任读者自由翻阅选购，并尽量了解读者需要，注意发行效果，根据书刊内容、发行对象以及到书的数量，力求把为数有限的书刊发行到需要最迫切的读者手里，对进步团体和即将踏上征途奔向解放区或抗日前线的读者总是尽力设法照顾。来分店的读者中，多数是青年工人和学生，他们追求真理如饥似渴，但经济力量有限，书店同志热情地向他们介绍书刊内容帮助选购。有的读者整天在书店看书或作摘录，书店同志都同样热情接待并设法给予方便。
生活书店每一分文机构都是一个战斗的文化堡垒，国民党反动派一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即对各地生活书店横加摧残。一九三九年五月，由生活书店西安分店开始，一年多的时间，五十多个分支机构被封闭，工作人员被逮捕，只剩下重庆分店。成都分店被封闭的时间虽稍晚，但反动派已经常借口查“禁书”给分店施加压力，甚至还对购买革命书刊的读者跟踪盯梢。分店发行的书刊都是经过伪审查机关审查，本无所谓“禁书”，为着读者和分店的安全，对书刊的名称、内容容易起到特务注意的，就尽量采取慎重的方法，有的和进步局业合作分股发行；有的直接送到读者手里，有的虽仍在门市发行，但预先转书包好，谨慎地交给读者，彼此微微示意，心照不宣。
这充分表现书店同志和读者之间的战友关系。……十多年前这种情景，至今还有许多读者津津乐道。
为了方便外县及边远地区的读者，书店还大力开展邮购业务，并充分利用邮购向读者介绍新到书刊。由于分店同志的热情服务，不少邮购读者成为分店在各地的义务宣传员，大大地扩大了新书刊的影响。外地邮购读者到成都时多来书店购书或看望书店同志，其中有的是到革命圣地延安或其他地方，在找交通工具、住宿地点或找人联系有困难时，书店同志也热情地协助解决。这也可以说明分店同志和读者之间的信任和友谊。
民主管理与勤俭办店
生活书店成都分店的经济性质、管理工作等也和一般书店不同。
上海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所设的书报代办部。从书店创办起，就是以推动进步文化事业的前进为目标的合作事业。其资金来源，一部分是该店同志惨淡经营积累起来。一部分是他们以劳动所得集资而成。邹韬奋曾指出：“我们这一群工作同志，不是由于封建关系而聚集，也不是为着升官发财或追求个人私利或享用而聚集，我们的聚集是由于认识进步的文化事业对于抗战建国，对于中国大众，乃至对于人类前途，有着广大而深远的贡献，值得含辛茹苦，鞠躬尽瘁。”这些话真实的反映了生活书店的实质和书店同志为进步文化事业献身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当时先后来到分店参加工作的同志有的曾在其他待遇比较优厚的单位工作过，有的已经参加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有的在其他地方的生活书店战斗过，原机构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后，仍到成都分店坚持战斗，这就是因为他们都怀着为革命工作的赤胆忠心，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强的革命意志。
在成都分店成立时，生活书店已经有一套民主管理制度。总店让全体职工选举领导机构，如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和监察委员
会等。关于职工的卫生、娱乐及教育等问题，由职工组织自治会来处理。参加领导机构的成员具有职工代表的性质。同时，领导机构外，书店仍保留总经理、经理、部主任等职位，由领导机构授与职权，负责各级管理工作。他们采用的是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即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分店经理在总店订立的章则所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他和职工只有职权的区分，没有阶级的差别。分店讨论业务会议叫做店务会议，每两星期举行一次，由分店经理召集，全体职工参加。这个会议最后的决定权归分店经理，但讨论时要充分发扬民主。书店的章则制度是由总店的领导机构制订的，也就是大家共同制订的。在章则面前人人平等，各组负责人和全体职工都要自觉遵守，这就是民主纪律。人事方面坚持大公无私，是非明辨的精神。分店经理工作有违反章则的，职工可以要求纠正或上报总店领导机构要求纠正。总店办有店刊，全店职工还可以在店刊上发表意见，有如一个言论机关。这个民主化的管理有利于集思广益，有利于发扬职工当家作主的精神，有利于加强团结，对事业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这里值得特别附带提出的是生活书店领导非常注意培养人材，为党的出版事业造就了大批干部，学习这个宝贵经验，当前仍具有现实意义。由于这方面的经验，多属于上海生活书店在多年的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艰苦奋斗、勤俭办店也是生活书店的传统精神。成都分店成立时，开办费只有数百元，一切设备都是因陋就简。在工作人员上更是注意精简。他们坚持用人唯贤、工作第一的原则，绝不投用亲戚，没有当时国统区内一般机关、商店常见的剪老舍、表老舍一类的人物。每个人的工作有分工有协作，极力提高工作效率。分店同志处处注意节约，爱护公物公财，用绳子、包装袋等都是精打细算。他们特别注意进货品种对路：数量恰当，并强调快收快发，有存货就要很好保管。总店分店之间实行经济独立核算，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分店职工工资比较菲薄，但对家庭负担
重的努力有推动办法。生活本身如有个微杂，都处于扩大事业或增加现工的福利，与个体职工休戚相关。他们勤俭办活是以坚持而简的政治方向为前提，绝对不容给低级趣味使人意志消沉的节制，因而得到进步读者的信任与同情。
团结互助共求进步的整体
成都是抗战时大后方一个文化教育中心，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更为蓬勃发展，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但成都在当时又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官僚、地主、资本家屡屡成都，他们在困难期间仍然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社会风气受到严重污染。生活书店成都分店就地进用的青年职工，都是经过慎重考核，富有革命朝气，没有沾染旧社会恶习，进店以后，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店内，干部和职工之间在工作、学习和生活各个方面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形成了一个团结互助共求进步的小集体。这个集体和当时成都各种进步团体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又有它的特点，主要是：
1、宿舍精神和生活精神的熏陶。宿舍精神的中心就是如毛主席在宿舍逝世后写的挽词中所说的“热爱人民真诚为人民服务”。生活精神是生活书店在为人民服务中所形成的革命传统，如服务精神、民主精神、艰苦奋斗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等。
2、政治思想工作与业务工作密切结合。宿舍还通过店刊以谈心方式联系业务工作、学习和生活各个方面对全店职工进行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的教育。
3、分店的领导和干部（包括职工中的积极分子）以身作则，身教言教，起到良师益友的作用。
4、学习空气非常浓厚，有读书会的组织，除提倡业余有系统的自学外，还着重工作实践中的学习，学习办事技术及管理等。
5、热爱集体，爱护集体的荣誉，严格要求自己，关心集体
中每个成员的进步。
分店职工在业余时间一般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取政治民主的运动。他们有的还参加地下党组织、进步团体和中共苏友协的活动。一九三九年，分店经理胡之刚为团结书业界职工，还以书业公会理事的身份和大家一起组织过书业职工联谊会，对书业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学习一些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后来，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及公会其他理事的阻挠，不得不由公开到秘密，由集中到分散。分店同志们通过这些活动对国家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同时增加了接受地下党政治思想教育的机会，增长了斗争经验和做群众工作的组织才能，对自己的健康成长也收到良好的效果。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制造了“春荒事件”，接着又成立伪四川省特委会，大肆逮捕革命同志。生活书店成都分店青年职工彭朝惠（党小组长）和经理胡之刚（一九三九年秋才到蓉接任）于四月间先后被捕。彭朝惠的被捕是特务们以秘密街伪警察局的名义，借口检查户口对不上号被带走。次晨，经理胡之刚从陕西省街舍到店得悉，即到伪警察局查问，该局矢口否认，乃到书业公会要求公会出面查明情况。从公会回来不久，空袭警报响了，店里职工已先离店，胡之刚检查了办公室和大门的锁后才向少城公园方面跑去。那时，公园门口停了一辆小卧车，从汽车上走下两个人向胡之刚说：“邓主任请胡经理去谈一下话”。硬把他拉上小卧车押入监狱，地点在东大街伪川康绥清公署稽查处。同狱关了不少文化人，也有工人。被押一个月，一直不问案情。经大家一再吵闹，始在一个夜间提问。法官对胡、彭二同志的所谓提问，都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经胡之刚一一驳斥，但仍拘留着不释放。胡之刚被捕是反动派偷偷摸摸下的。当时，南京是国民党参政员，他理直气壮地向国民党参政会提出质问，坚决要求释放。后通过一些国民党左派元老的关系向邓锡侯查人，同电说人
身安全，但仍拖延到年底才不得不允许取保释放。到之前被捕期间，生活书店总店派领的来客代押至监狱外。到了前之刚由狱局调回出库。
这时，皖南事变已发生，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因此就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一个早晨，伪行政院大队把守住分店的铺门，由省图书馆审查处沈天民带队，到书店翻箱倒袋，大肆搜查。胡之刚严肃地提出：“这些书都经过中央图书馆机关审查过，为什么重庆发行，到底就变成禁书？”伪政治大队蛮不讲理，把胡软禁在会客室，把大批图书抢走，分店被封。原经一再交涉，被抱图书全部发还，这可以证明分店没有发行“禁书”，但仍不准复业。
国民党反动派以为用法西斯的毒手段就可以把生活书店等进步文化事业彻底摧毁，事实正与反动派的愿望相反，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创办的）和新知书店（党领导下以群众面貌出现的出版发行机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步走向联合，成为三联书店。三家书店按照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除在国统区隐蔽精干以二线三线名义继续服务外，先后在革命圣地延安及华北、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华北书店（为了纪念杨奋，后曾改名韬奋书店）和大众书店。抗战胜利后，又在胶东解放区和东北解放区设立光华书店。
成都的生活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开设时间与生活分店基本相同）被迫停业后，在成都，三联书店的出版物也没有完全停止发行。从那时起，成都又陆续出现不少进步书店以秘密和公开的各种形式发行包括三联出版物在内的革命和进步书刊。其中如明华书店（负责人侯子明）、联营书店（负责人先后有万国钧、倪子明等）和蓉康书局（负责人卢永康），共负责人都是三联书店的同志。
解放后，三联的出版物在成都发行量不断增长……一九七〇年，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和联营书店五家在北
京联合成立总发行机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一九五二年，成都成立了分公司，分公司的经理赵毅也是三联书店的。这个发行机构原为公私合营，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成为国营书店，于一九五四年和新华书店合并，赵毅任新华书店成都分店经理（后调北京）。
韬奋曾说过：“如有天理，本店是应该永久存在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生活书店的战斗历程，充分证明了正义事业是不可战胜的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九八二年九月写)
诗 娣 家
郑伯英口述 唐觉从整理
前言
“诗佛家”是解放前成都有名的“揭裱古今名人书画”的装裱店，开设在本市羊市街。从开办到解放有二十九年历史，虽然规模不大，但装裱认真负责，工艺精度堪与北京的“荣宝斋”媲美，享有较高信誉。该店原负责人郑伯英老人由云南退休回成都养病。特商请他将“诗佛家”的创办发展经过，口述录音。惟因时间已久，郑老回忆难周，又再搜集一些资料，合并整理成文，遗误之处在所不免，希各界人士多加指正。
一、解放前成都市的裱裱业
装裱这个业务，是专门为文艺界的书画家服务的，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从七十年代长沙楚塞出土的帛画看，它是可以悬挂的，也许就是最早的雏形吧？唐书《百官志》“校书郎有榻书手笔匠三人，熟纸装填匠八人”，唐太宗李世民酷好王羲之的书法，向天下臣民广为征求，到了临死，还向他儿子李治要求，要把所收得的“王书”埋在他的坟里，这些书法分成若干卷，当然都是经过精工装裱的。宋代苏东坡自己就能够“躬亲裱褙”。（见东坡尺牍）。《画史》所载：“唐续牙轴，紫锦襜褙”。宋梅尧臣诗：“装裱入眼天下无”。这些记载，都说明了装裱的艺术，在一千三百年前就已盛行，而且是与文人学士息息相关的。
成都在旧社会里是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装裱业历来就颇
为发达，……年代就有二百余家。这个行业分两个业别，一个叫“做生货”，主要靠生产稻谷或自己酿制好酿的。“生货”是当时人民常消费，销场甚广，故有专事批发的店铺，大都集中在东御街一带，其它则分散城内外各街，店铺总数约占全行业百分之九十以上。另一个业别是，是专门搞裁古今名人士书画的，叫“做自货”，因为它是供文人墨客和上层社会人士赏玩之用，质量要求高，技术性强，故全市只有十余家，占行业总数还不到十分之一。“诗牌家”就属于这一类。当时凡是搞搞裁（做自货）的，有些本身就精通书画，有的还是有名人物，如开老七贤中的刘修老就在南门纯化街其宅院附近开一装裱铺，并不是为了营利，而是为了装裱自己的书画和亲友的方领。有个别裱画铺本身虽无名，假借名家的名义，卖假字画，如梓潼桥的秦裕珊，他的店里，随时可以看到“八大山人”和“石涛和尚”的画，或者钱南同、魏晴皋、康有为的书法，模仿得几乎可以乱真，但都不是真的。也由于装裱店经常和文化人士打交道的缘故，所以这些商品还是要卖出去。
二、诗牌家的创办和发展
一九二〇年左右我父亲郑次青在仁厚街开设了一个装裱店，亲自题招牌：“诗牌家裱画店在此”，格调比较清新，因他自巴能书能画，又酷爱前人的古董字画，开店既可以自沽，还可以结交社会上的文人，也是乐事。不过当时四川内战频仍，民不耐生，有闲情逸致讲究字画的不多，故业务不佳，生活清苦，有时只好当已卖画家字，或者出卖收藏的文物来维持生计。到了一九三三年四川军阀内战基本结束，我店乃迁到字库街继续经营，这时“诗牌家”的招牌还没有出名，业务清淡，时有时无，收入仅可糊口，在同行中还不受到重视。
“诗牌”这两个字是有出典的。东汉末年的大儒郭康成，他家里使用的奴婢，皆能背诗、书。其次，郭康成叫一个婢女去为
他办事，不如他的总，他疑大受请察，命仆人也这个好文得能在污泥中，这时只有一个好文路近看见，同道：“胡为乎泥中？”被官跪的说：“薄言往楚，遂被之怒”。两人一问一答，皆引用诗经句子，恰如其分，知女如此，主人的博学就可知了。因此，“郑家诗源”就传为千古佳话。我父亲用郑康成的典故相赠，说明他的思想高洁，不落俗套。
我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忙于奔走革命，对于救国业务，很少照管。一九三〇年我参加广汉起义失败后回到成都，从我父亲手里接过“诗然家”，并将店铺由字库街迁到草市街营业。由于我正当壮年，精力充沛，善于接待顾客，因此结识文化界人士很多。同时，成都市面比较安定，讲究书画的日有增加，业务便一天一天的发展了。
记得当时社会上的名流有所谓“五老七贤”的尊称，他们中的曾类似、方鹤斋、赵尧生、尹佛锡、林山腴、刘豫波等，个个工书善画。很多爱好艺术的人，都以得其一笔一纸为荣，但又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我通过有关渠道同这些老先生接上了头，满足了爱好艺术者的要求，从而使“诗峰家”的装裱业务为之一变，在同行中渐次崭露头角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北有名的书画家避难来成都的很多，由于通货膨胀，物价扶摇直上，这些艺术大师们的生活来源，都靠靠书卖画，书画展览，就形成一时风气。我根据南北书画家的需要，不断改进装裱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同时尽量解决别人的困难，争取时间，于是大批裱件，源源而来，接件虽然再多，从不苟且，因而树立了声誉。由于业务关系，又结识了很多书画名家，起到了爱好书画者与艺术家之间的桥梁作用。如徐悲鸿、张大千、黄君璧、萧寿平、赵望云、马万里、丰子恺、郑曼陀等艺术大师，不仅装裱业务要照顾“诗峰家”，并且和我个人也建立了友谊。
三、赵尧生与诗婢家的翰墨缘
荣县赵熙字先生，别署诸本，是满清末年的一位不避权贵、敢于弹劾亲王的名御史，也是民国以来成都的“汪老七贤”之一。工诗弹书，画不经常作，但苍劲秀逸，独辟蹊径，为省内外艺术界所钦佩。二十年代回察县家乡后即不复出，四川的军人政客、豪商、地主，慕他的名，想来这位老先生书画的人很多，登门拜访，他辞而不见，写信求他，他也不理，因此，他的作品，就更为宝贵。由于国民党对日作战节节败退，大家都感到精神上非常苦闷，有的人就寄情于书画来作消遣，常常跑到“诗婢家”来问：“可不可以求到赵先生的书画？”一九四〇年我大胆地给荣县赵家写了一封信去，信写得很恭敬，转达了广大爱好赵先生书画的人们意愿。我是拖着“结武为之”的想法去碰一碰的，那知道很快就接到赵先生的亲笔复信，答应了我的请求。复信中有这样几句：“不俊七十四矣，木不工书，况今衰朽……”。这一来，真是使我受宠若惊了。从此，封笔多年的赵熙书法又与省内外人士见面，广结了文字缘。
“诗婢家”于一九四一年因日机大轰炸被毁，赵先生特地为我重写了一个招牌，字是杨书，魄力宏伟，这是七十多岁的老人破例为人写招牌的第一次。赵先生生平不愿为题署随帧，成都所见，仅有朱炎巷潘文华公馆的“植苑”，沟头巷唐英宅的“春光”，和铁脚巷刘元踪门口的“汉道中兴”。“汉道中兴”四字，表面上仿佛是在赞扬刘家“中兴”了，其实是在骂他，“你是土皇帝”！不学无术的刘元踪，公然榜之自己的大门，让人讥讽，真是一个大笑话，此老的眼神儿，不难于此窥见了。“诗婢家”新招牌悬挂出来后，有人还怀疑：“这是不是真的赵熙亲笔呢”？另外赵先生还给我写了一封慰问信和一幅不轻易作的山水画，画上提了一首“浣溪沙”词。词意是概括“诗婢家”的创作经过，给以勉励和赞扬。信的大意是：“古人云：火灭之后，乃
是吉微”等等。此后，经常书信往返，直到赵雅世，我一共保存了起的字迹十六通。解放后，我因乱命需要，结束了“诗家”业务，调去云南工作，将这些珍贵墨迹，托友人川大讲师周菊菁代为保存，周当时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认不倒几个大字，公然与赵先生书信往返，收回他这么多的亲笔回信，真是了不起！我曾经几次写信给他，他连一个字也不回呢”。后来周菊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追害致死，赵先生的手迹，就不知存亡了。
四、诗碑家的装裱技术和经营管理
成都装裱业中揭裱古今名人书画较有名的，如梓潼桥修古斋，鼓楼北三街师龙树轩“下东大街愚池轩，都是较有代表性的。“诗家”开的时间略些，由于能虚心吸取别人之长和省外的优点，推陈出新，苦心钻研，所以后来成名。我常常这样想：凡是是一件事情，只要你用心去研究，既要师古，又要创新，自然约的工作，就会有成就的。因为古代书画流传到现在，由于经历时间很久，损坏的情况不一，通过装裱，就是要使它起死回生，恢复本来面目。同时一张书法或一张名画，通过精工装裱，就会显得更生色，而原作的分行布白和阴阳向背也更突出，悬在壁上，或则气势磅礴，铁画银钩，或则透山近水，气韵生动，使鉴赏的人，流连忘倦，如亲睹对。这固然是书画本身的高度艺术吸引力，但“绿叶扶持”全靠装裱，搞这项工作是要下功夫的。
装裱，在施工之前，首先要从原件装裱的纸面上，把他揭下来移在“命纸”上（是用皮纸制的，要与原件一样大小），进行染色，要求染来与原纸色一样，一次不行，就两次，乃至三次，经过仔细审视，自己认为满意了才罢手。“揭”是比较困难的工作，有些件粘得很紧，因为年代久远，毁损面积较大，一张玉版宜，是几层合成的，有些原件，鼠咬虫伤，叶片脱落，只得点滴地把它移在“命纸”上前，经过染色，干透，然后再上胶矾，着平修补，整治干净，这道工序，名叫“全画”。全画既毕，还得
再进行察阅、领略，研究加工后的稿件，是否已经与原件根本吻合？通过以上的换复写练，未接触与已接触后的作品，精神饱满，就迥不相同了，这就是揭裱的艺术。这种心领神会的境界，是因人而异的好。我们熟道一张古书画的价值是很深的，重新装裱使它延长了寿命，恢复了青春，为国家保存了重要文物，这责任是很大的。没有较高的技术和一定的艺术知识水平，盖浪施工，是不可能传之久远的。我自三喜爱法书名画，凡是到“诗娣家”来装裱的新旧作品，我就下定决心，那怕再盖再朽，再困难，也要通过我们的手，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这是我的责任，也可以说是我的兴趣吧。
“诗娣家”在技术上师承了各家之长，吸取了北京、苏州的技艺，同时自出心裁，我行我法。如像裱画使用的工具，一般是用棕刷，“诗娣家”则改用毛笔或排笔，因为后者更要细致些，但有时候也要使用棕刷，总之，是因时制宜的。其次，浆糊胶水，是主要的原材料。但我店是少用胶水而改用白发代替，白瓷的性质，粘而不腻，较胶水更适用。国内装裱技术高的，如苏州、杭州、北京、上海都有各有其特点。“苏裱”，即系指苏州的装裱艺术，为历来所推崇。杭州的装裱也很发达，因它曾经是南宋的首都，古称临安。宋室南渡后，文人学士萃集于此，装裱技术，也随着环境的需要而提高。至于北京、上海，技术也比较先进，现在北京的“荣宝斋”，就是有悠久的历史和精湛的技术而驰名国内外的，我店常常把他创作的作品，引为自己的榜样。
装裱的另一重要原材料，是纸、绢。成都过去织的，口面仅一尺二寸，光泽较差。所以“诗娣家”就改用纸绫，杭绫宽一尺八寸至三尺，织的图案，很美观大方，一般称为花绫。过去本地装裱、镶嵌多用一色，看起来很单调，我店从省外的书画家带来的装件中，取长补短，也采用镶几道边、间几个色的作法，尤其注重的是镶嵌的颜色要与原作的色调相符合。这样就使书画的本身，更增加雅淡高洁的情致，因此很受内外才人士的欢迎，在成
都装裱业中开创了“个铜式”。抗战后运销非常困难，由于我司与上海方面建立了邮购关系，因而保证了原材料供应不愁。虽然成本有所增高，生机较口面宽，少接头省了厂子手续，而花样好，质地薄，则是本地丝绢所不及的。
五、诗摊家的诗笺问世
我年青的时候，曾从我父亲手里看过一些古代诗笺，以后又看过明代“十竹斋”和晚近北方制版的古雅笺纸。同时早在多年前，唐代女诗人薛涛，就在成都用锦江水自己设计了笺纸，（后世称为薛涛笺）广为流传。这些都使我对笺纸产生极大的兴趣，就动了自制诗笺的念头。一九四〇年前后，我先后设法征集到时贤书画一百幅，经过自己设计、描绘、装版、制图、印制成了“成都诗婢家诗笺”，木刻套色，线条清晰，称得上是精工、缕刻，的确花费了很大精力，出版之后，受到当时文艺爱好者的使用和收藏。诗笺每部上下两册，各一百页，都是当代名书画家们的作品，如张大千、徐悲鸿、黄君壁、马万里、董寿平、关山月、郑燮陀、张聿光、半子恺、任瘦梅、芮敬于、江梵众、施孝长、万从木、袁樵云、姚石倩、赵完璧、张采芹等，都有作品刻出，可惜出版不多。解放后“诗婢家”结束。所有工具及这些木刻版本，全部移交给水印社。十年浩劫，原刻散佚不全，现在要想搜集全璧，恐怕不容易了。
解放后，我调往云南工作，“诗婢家”即行结束，工人转入成都市水印社。三中全会以后，装裱业又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党和政府于一九八一年恢复“诗婢家”的招牌，在成都春熙北段开业，并聘我担任顾问，使我非常激动，愿以余年对祖国“四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并祝愿企业推陈出新，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
一九八一年一月
“市民建、工商联史科委员会供稿”
回忆中医的存亡斗争和发展
文 环 之
中国医学医术，有几千年的历史，远自周代以来出过不少名医，最著名的有扁鹊、华陀，后来又有王权、孙思邈及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真是人材辈出，代有贤人，他们济世活人，解除民间疾苦，对我中华民族的兴旺有不可磨灭的功勋。范自晚清订立《辛丑条约》大开海禁以来，西洋医学传入中国，在一些大城市中逐步形成中医西医并行不悖，疗效各有所长。但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中的汪精卫、蒋氏宦之流，崇洋媚外，数典忘祖，竟发出“消灭中医”、“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的狂妄叫嚣，以致几千年的传统国医，顾陷于衰亡的困境之中。广大的中医药界人士为了保存国粹，谋求生存，与民族败类进行了反复的斗争。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医才步入发展的正轨，祖国医学事业出现了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现将已往中医界为生存而斗争的一些重大事件，略述于后。
一、反对北洋政府“消灭中医”的斗争
我国在前清统治时期，采取闭关政策，敌西洋医学传入较晚。在《辛丑条约》以后，才准外国教会在国内办医馆、医院，清廷也开始兴办军医学堂，训练军医人材，如一九〇二年在天津办北洋医学堂，一九〇三年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增设医学实业馆，一九〇九年在广东设立军医学堂，四川成都也设立军医学堂。当
时清廷因设置新卒的需要，重点培育军医人材，所以西洋医学尚未普及民间，对中医中药并无影响。
民国建立之初，我国的中医，大多还过着“蓬星上人”的生活，清高自命，超然自居，不过问时事。当时成都的中医，大致可分为三类：上者，多是失意的王亲官宦，或为穷经读史的名士，都具有经籍理论知识，他们学医的目的，或求养生之术，或受“不为良相、当为名医”的影响，以此自娱，并非谋生糊口。中者多是承受祖传或拜师医业者，其中有钱的自开药铺行医，无钱的就在药铺当坐堂医生。下者，到处摆摊设点，走街串乡，用一技之长为人治病，虽然理论知识不如上等、中等，却有一两手绝招，如“金针拔骡”、“接骨复位”等等。这三等中医各有门户之见，互不相往来。由于中医内部有这样类似等级界限的矛盾，而各行其是，对于西医情况，既少接触，也就不闻不问。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西医有所发展，以成都为例：法国教堂办的医馆已扩大为平安桥医院，英国教会办的男女医院也扩大为四圣祠男女医院，英美教会办的华西协合大学也增设医科，美国人毕启开办了存仁医院。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几大城市外国教会设立的医院达二十余所之多，甚至允许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委员会中国医药部也在我国办医院、办医科学校，传播西洋医学，扩展医药商品市场。不过当时四川人思想比较保守，多不相信西医，视为异端，以致多次发生围袭教堂，破坏教堂医药设施事件，所以西医药在四川的发展比较缓慢。虽然如此，当时四川中医界的詹容川，却很有远见，他著有《中西汇通、医经经义》一书问世，他从维护中医理论出发，开始探索西医传入中国后，祖国医学发展的途径对的中医林影响很大。
消灭中医之风，始于民国三年。当时英、美、德、法、日各国都在我国设有医院，他们进一步要求谋扩大推销医药商品，由于中药在中国民间有广大市场，成为推销西洋医药的严重障碍，于是，千方百计想排斥中医中药。而北洋政府又因内战需要，亟欲
得到帝国主义的军火外援，为了仰承他人美意，不惜兴起消灭中医的浪潮，以确保帝国主义的利益。教育总长汪伯庸（大樊）公然宣称：“决意消灭中医”，激起全国民众的不满，遭到中医界的坚决反对。北京中医余德耀等联合全国各地中医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坚决要求北洋政府保存中医中药。北洋政府首脑袁世凯，正阴谋复辟帝制，深恶事态扩大，于他不利，不得不改变态度，中止实行，首次废止中医之议遂告流产。
二、反对汪精卫“废止旧医”的斗争
民国十四年（1925）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南北尚未大定，南方政府的汪精卫、褚民谊等主张废止中医。当时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把中医课程列入教育规程的申请，他们拒不批准，汪精卫甚至公开说：“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毫无根据，不但国医应一律不准执业，即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限期歇业。”上海西医余岩（云岭）立即闻风响应，先写一篇“驳旧医加入教育系统当议”的文章，向汪精卫献媚，并咒骂中医为“巫毒式旧医”、“玄医”、“伪医”，还陆续撰写了《灵素商兑》、《余氏医术》几十万字攻击中医的文章，如旧医不懂解剖、生理、病理，只言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旧医诊病，只知切脉，三部九候，分部候脏，荒诞不经；旧医迷症，伤寒、温病、痰饮、风痺、气血两亏，除虚火旺，不知分析，错杂混乱；旧医用药，升降浮沉，寒热温凉，迁腐浮夸……等等。余氏把中医攻击得体无完肤，甚至连安地扬言，要使西医得到传播发展，必须来一次“医学革命”，把自己打扮成“医学革命家”，积极为迎合汪精卫的主张大肆制造消灭中医的舆论。
民国十八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中央卫生委员会，由于余岩鼓吹消灭中医最力，由汪精卫、褚民谊把他收罗为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委员。余岩确不辜负汪、褚的栽培，在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他狂妄的提出一个“废止旧医（指中医）以扫除医药卫
生之障碍案”的提案，声称：“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指西医）事业一日不清朗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推进”。并拟定消灭中医的六项措施：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登记期限为一年（1929—1930）。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发给证书，无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民国十八年（1929）起，旧医满五十岁者，在国内已营业二十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出具死亡诊断书。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为十五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指中医）之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指中医）学校。
这一提案，在汪精卫、褚民谊强有力的支持下竟然通过，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中医药界出现一片恐慌混乱的局面。上海中医协会登报召集全国各省中医药团体代表，于三月十七日在上海开会，到会的一百三十一个中医药团体单位，出席代表二百六十二人，会议决定提出反对废止中医的口号：“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全体代表热烈赞成，并立即成立全国中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统一领导，反对中央卫生委员会“废止旧医”的决议，为维护中医药的生存进行斗争。上海中医药团体首先响应支持，罢工半月，表示抗议。会议上并推定谢利恒、丁仲英等组成赴京请愿团，掀起了全国中医药界救亡图存运动，反对废止中医药的呼声，震撼了国民政府。蒋介石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公开发表训词说：“中医精神所贯注，心灵所觉察，决非科学之方法所能说明，机械之精良所能试验，是中医不独确有保存之价值，且是以在世界医药史上占一位置。今中国受外人经实力之压迫，每年漏卮有十二万万两之巨。自西药行销中
国，在增一存，若不提倡中医促成中医系统之医药，则此全国出产之药品与全国数十万之药商，必因前而失，于民生问题关系甚大……。”是，一九二九年长钞《皇生报》。
诚词领衔以后，全国中医药界热烈拥护，“废止中医”的提案，因而不能付诸实行，遂告搁浅。全国中医药界的反抗斗争，赢得胜利。
但是汪精卫、陈民衡并不因蒋介石反对而打消“废止中医”的念头，他们利用职权，制定药案，限制和歧视中医的种种条例规定，先后付诸实行，教育部即将中医学校改为中医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署，中医只能称医士，不能称医师，不得参加防疫机构，不得过问卫生行政，甚至中医不得在西医院会诊病人，等等充满歧视的规定，使中医抬不起头。卫生部门对中医的检核，更是限制禁严，对西医则是另眼相看，西医开业只须缴验证件，即可批准，中医开业，必须参加考试，还在试题上故意刁难，出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如“元则害、承乃制”之类，以难倒应考的中医。纵令考试及格，还有多少繁复的审批手续，才能领到执照，方可挂牌行医。所以虽然争取到不被废止的衷心胜利，而实际并未摆脱被迫害的处境。
三、国医节和第三次大请愿
民国十八年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反对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提案的请愿，是三月十七日发动的，从而掀起全国性的维护中医药生存的运动，使中医药界人士，从沉疴中觉醒，一时多种中医杂志纷纷出版发行，各种中医药团体组织，日益增多，公会、学会、研究会如雨后春笋。中医药界这种生（勃勃的群象，就连执掌卫生行政大权的卫生部长陈济锴也深有感慨地说：“要限制中医，非政治势力所能收效，今后应本良心主张，对于中西医药，断不能有所偏袒”。中医界为了纪念这个有重大意义的日
子，曾有代表向全国中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提出建议，把“三·一七”这一天，定为全国中医药界树立新生命的纪念日，这就是同医药的摇篮。
民国十九年（1930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延届，胡汉民、陈肇英、朱培德、邵元冲、陈立夫、熊易堂等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设立中央国医馆。决议后，即进行筹备工作，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三月十七日在南京正式成立，并决议公布每年三月十七日为国医节。从此，全国中医药界同仁有了自己的节日，感到无比振奋。以后，全国各地都热烈庆祝这个有重大意义的节日。
中央国医馆成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焦易堂任馆长，草拟了“整理研究改良国医办法”，提交政府审查后实行。并在全国各省市及华侨聚集地区设立分馆、支馆。但是后来由于汪精卫、褚民谊的干扰，致使中央国医馆仅成为一个从事中医学术整理研究工作的机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六月七日，国民党中央第三百六十次政治会议，由石瑛等二十九人提议制定“中医条例”，对中医的发展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和限制，隐含有歧视中医的意图。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立即发表《对来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提出异议。上海西医、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若（云岫）马上写了一篇《对于焦易堂实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之商榷》，公开谩骂焦易堂，并老调重弹提出他的设想，如按照他民国十八年拟议的办法，限期一年把中医全部登记，给他们终身营业的权利，但不得再传授生徒，到六十岁即勒令停业，那么四十年后全中国仍中医就完全消灭。三是在余岩的煽动下，又刮起一阵妖风。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第八百九十五号公函，明确规定中央国医馆非民众团体，其分馆、支馆，党部不必加以指导，中央国医馆系一种研究国医医药之学术团体，无论分馆、支馆都不得干预卫生行政。这样用政策调整性质的手段，割去干预卫生行政的权力，就成为“一个空架架子”。以
后凡是国医有什么问题、行什么意见和要求，它都无权和无法过问。这次国民党政府采取对中央国医馆开门，实际是“图执行“废止中医”政策的继续。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悍然发动取缔三医校事件，完全暴露了对中医打击、摧残的狰狞面目，激起中医界无比愤怒，于是引起了第三次全国中医药界的大请愿运动。是年国医节日，由全国中医师联合会罩勒、谢汇东、赖少愚、徐巩伯等组成请愿团，广东、湖南、云南纷纷通电声援，于是全国震动。五月三十一日，全体请愿团代表整队到南京国民政府绝食请愿，交通为之阻塞，国民党政府拒绝接见请愿代表，相持竟日，致有一些代表休克在国府门前，南京民众群情愤激，表示支持声援。在群众的压力下，国府行政院被迫派了一名副秘书长浦蔚风代为接见，勉强同意各代表提出的一些要求，如同意增加中医委员会的名额，中医检核时期不加限制，政治法律对中医的保障，实行中西医学等待遇，扩展中医考试，审订中医教材等条件。但国民党惯于背信弃义，口是心非，答应条件，一条也未兑现，成为空话。现以中医界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为例，表面上中医界自己选自己的代表，其实事前早已内定人选，并不是以得票多少当选。当时规定全国中医界国大代表八人，给四川中医的名额是两名，表面上四川中医已大占优势，但实际上已内定国民党中统一人，民社党一人，内定之人并非中医，全国各省选出的代表，亦乎如是。选举后，是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的“行使宪法”第二届国民大会上，立法委员中的中医界代表几乎等于无有。国民党标榜的“民主”、“立宪”，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局。
四、中医组织的变革和作用
成都中医班子门户之见，不能协调。民国十三年（1926年）才成立“医民总工会”，当时有部份中医对这个组织的定名意见不
一，又从中分裂出一个“中医学会”，以后改为“医民联合会”，长明分成两个组织，致部分会员无所适从，这就谈不上团结一致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九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医师法”，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同一区域内同级公会以一个为限”。于是“医民总工会”和“医民联合会”合并，成立新组织“成都国医公会”，推定钟云、谢铨榜为正副筹备主任。在正式成立时，选出谢铨榜、钟仰云、李位三、吴介诚、童辉之五人执行部常务委员，下设执行部和监察部，执事十五人，监事九人。公会经费，完全自筹，主要是会员入会缴纳的证书费。为了扩大团结面，特别允许未经登记发照的中医申请入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六月，国医公会改组，推举薛仲云、谢铨榜、乔君实、曹南矶、童辉之五人为执行部常务委员，谢跃衡、敖文伯、徐梓柏为常务监察委员，八位常务委员负责推进会务。我当时被选为审核科主任兼理监事工作。在改组后第一次执监联席会上决定，全市分东、南、西、北及外东五区，各区设正副主任一人襄助会务，成都中医分区，从此开始。继因会费支出，执监会议决定，定期开征年捐，充裕经费，并组织人员调查全市中医情况，公推我负责调查。会后，我在五个区的主任协助下，历时一月，将全市的中医调查完毕，汇编成《成都市国医调查录》，对每位中医都有详尽之介绍。据当时（1937年9月）登记的中医人数计，东区二九九人，南区二〇三人，西区一六五人，北区二三四人，外东区八十四人，共有九八五人，其中已参加国医公会的七二五人，未入会的二六〇人。这些未入会的中医，主要是生活贫困，无力缴纳会费。
国医公会对维护中医的生存，保障本市中医药工作的开展，夺取中医的合法待遇等，作了不懈的努力。它所创办的《医药特刊》宣传中医学术，介绍经验，受到医药卫生界的重视。特别是对成都霍乱流行时的抢救工作贡献很大。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全国中医组织，统一改为“中医师公会”，“成都国医公会”就成为“成都中医师公会”。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因抗战失利，沦陷区扩大，各省中医师公会工作停顿，大批中医聚集重庆。为了团结全国中医力量，由中医堂勤等在重庆发起筹组“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是年四月八日宣告成立，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二十六个省市的代表共一百零八人，其中浙江八人，云南六人，陕西六人，四川六人，湖北五人，贵州六人，福建六人，重庆八人，上海五人，新疆一人，江西四人，湖南六人，河南四人，青岛四人，南京四人，北平二人，天津二人，江苏六人，宁夏四人，广东三人，广西二人，安徽五人，山西二人，东北九省二人，河北和绥远免派。四川代表为任应秋、张觉人、陈开之、文琢之、林季祐、郑邦达六人，前四名为中医界推选，后二名为政府指派。
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向大会说：“中医须用科学方法，不可墨守成法，中西医应共同切磋，不应互相攻击，尤其中药吃服不便，应设法改进”等语，使全体代表受到很大启发和教益。
大会共审查讨论提案七十余条，现将事业组提案七条摘录如下：
1、设立学院和研究院、所，造就现代中医人材案；
2、设立医院、诊所，发扬国药医治疗效，服务社会案；
3、创办制药厂，提炼国药案；
4、设国医图书馆，并收集药物标本案；
5、发行医药报刊，定期出版案；
6、编纂中医药年鉴案；
7、设立药圃，改良种楝案。
这次大会的召开，是为了团结全国中医，共同努力发展和改进中国医药事业，负起维护民族健康的责任，所有提案极为中肯。不料国民政府对于中医药依然歧视，致七十余条提案，都没有下文。
成都中医师公会，通过这次大会，不仅会务没有多人进展，甚至因政行不支持和内部人事纠纷，每况愈下。勉强维持到解散。
五、四川国医分馆的概况
民国十八年，四川绵竹士绅刘子沅代表成都中医界，在上海参加“全国中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反对“废止中医”运动，他回川便主持成立“全国医药总联合会四川分会”。不久，总联合会被政府下令解散，四川分会随之灭亡。至南京中央国医馆成立，他又以中央国医馆名义成立了四川国医分馆，自任馆长。但他既非中医，又无名望，全市中医，不予理睬，工作无法开展。于是，他就请四川军医学校校长蔡干卿和医校教师张仿斋协助，但二人均是西医，对中医并不在行，他又请老中医易上达合作办理馆务。继又成立华阳县、成都县两个国医支馆，并由易上达介绍他的徒弟陈凤梧、张鹏程分任两县支馆馆长。
四川国医分馆和成华两县支馆，虽已成立，并不为地方政府所重视，工作仍无多大进展。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国民党政府明确规定，各地分馆、支馆不得过问卫生行政后，国医馆的馆务推动就更加困难，刘子沅只得引退，改推蔡干卿为馆长，张仿斋为副馆长，馆址也迁移到包家巷陆军军医学院。但蔡干卿卷入了军阀派系的权利斗争，后被军阀刘湘枪杀，四川国医分馆的门徒送信停顿，幕后的刘子沅也消声匿迹。唯有陈凤梧、张鹏程还勉力把成华两县支馆支撑着。
抗战时曾拟委任四川省党部书记，他赴南京述职时，受中央国医馆馆长熊易堂的委托，请他整理四川国医分馆并担任馆长，此后，馆务稍有进展。战时成都有一所私立四川中医学院，正无法维持，曾拟实便将其拨办，改名为四川国医学院，聘请社会上海知名人士来参加办学和讲学，公外长子任董事长，曾加初任院长，实际工作委托孔建民等主持，不过经费还是很困难，只得依
靠当时军政界人物资助和向医院募捐。该校校址在女儿碑（现兴津寺街），教职员共十人，虽名为四川国际学院，自称高等学府，实则仍中央教育部根据中央不得设立院校之规定，并未批准立案。所以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该校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六十二名，不为政府所承认，不予安置工作，以后历届毕业学生均是自谋出路。
在曹叔实病故后，川医分馆未再任命馆长，工作又告停顿，但因川国医学院仍然继续办下去，直到解放，先后有十二届毕业生，造就人才不少，对四川医林影响很大，其中医理医术精湛者颇不乏人。如现四川中医学院名教授余仲权、凌一操，中医医院副院长钟立高等，均是原四川国医学院的高材生。这所学党虽遭到伪政府的歧视，但它的教学成绩，对中国的医学继承和发展是有一定贡献的。
六、对成都两次霍乱大流行的防治斗争
国民党统治时期，成都的卫生状况极差，城内街道狭窄，肮脏零乱，臭气熏天，伤寒、疟疾、结核、花柳、天花、霍乱等传染病广为流行。霍乱一般三年一次小流行，五年一次大流行，现略述成都中医参加和防治经过如下：
民国二十一年（1932），长江一带洪水泛滥，霍乱随之大流行，当时统计的十万零六百六十六个病例中，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二，病势很快传至成都，市民关门闭户，行人稀少，如临大敌。成都市国医公会由陆景廷、沈绍九倡议组织救护队，陆景廷任队长，陈仲云任总干事，我任副总干事。救护队系抽调所有加入公会的医师（行动不便的老医生就任义诊所应诊）编成，五人一队，挨门逐户向患者送送送药，宣传防疫知识。我每天亲赴各队救治病人，在各界的合作和支持下，欢快地制止了霍乱病的继续蔓延。
民国三十四年（1945）夏，四川又发生了霍乱大流行，始由川东发病，迅速袭击成都，来势迅猛，凶不胜防，死亡惨
重，四处皆闻哭谈之声，大有谈“虎”（“虎”指虎烈拉Chera，能温译名简称）色变之势，政府为了获得所谓“笑援”，听任疫情蔓延，连荒薄地规定不准中区参与防治霍乱，若市区发现患者，必须立即向当地保、甲长报告，不报者罚款，已报者领奖，非由保、甲长将患者遣送市内西医医院。当时政府规定，送病人一个给奖金仍法币若干元，并按日津贴患者仍法币一千元，不送医院治疗者，以保、甲长是问。
当时成都西医人员极少，医院除外国办的……二所外，大多空有其名，设备简陋不堪，无力应付这样大范围的霍乱流行。政府为了应急，才临时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利用旧房成立“成都市第一医院”，专收霍乱患者数百人，全由西医主持治疗。患者大都是一般贫民、学徒、饥民、摊贩、店伙及人力车夫等贫苦阶层。所谓住院治疗，只不过将病人集中起来，以免蔓延，并未采取急救措施，故死亡不断增多，甚至将严重吐泻体克的病人也拖入停尸房（停尸房即今人民公园游泳池附近），随即在尸体上撒上石灰，美其名曰消毒，尸体堆放不下，每目晚上就雇人用木板车拖去郊外丢弃，竟闹出了先人走路的大笑话。
记得住该院的人力去天刘青山，即因吐泻休克后被拖入停尸房，在他身上遍撒石灰，他苏醒后方觉双眼灼烧难睁，停尸后又无电灯，亦不知睡在什么地方，只觉身边都是尸体，即从尸堆中爬出来（因晚间要运尸体未关门），他走出停尸房后门即是小街街口，当即向君平街一丝亮光处走去，街上没有街灯，夜深人静，一路漆黑，他见有一个居民，手提一亮油壶入厕解便，遂跟随其后入厕。那人恍忽中突然见一个全身白色、且目不清之人，大叫起来，惊动了街邻。当时君平街多是机房，还有人夜织的未睡觉，听到叫声赶出来看，其中有认识刘青山者，遂问其故，方知对病后还未死就被拖入停尸房酒上存灰，以致全身皆是白色，群众随街查看医院的停尸房，又发现有一总尚存者，于是激起了群众的愤怒而砸滥了这所市立医院，这就是轰动全市的“活鬼走路
的新闻，当时执政者怀疑有赤字了“煤动”，但尚未实施，纯属群众自发之举，只得作罢。
这次酝酿流行期间，政府竟多次在报上公布援助救灾多少万元、外国援助多少万美元，以示关怀，但这些经费终以贪污之后，用于病员者已等于零了，以致出现死者众多、冤鬼无数的惨状。
此时当局纠集了一次防疫会议，主其事者不仅没有发动全市医务人员积极投入防治工作，反而在会上抨击中医不能防治霍乱，而出席会议的成都市中医师公会代表亦缄默无言。当时我以记者身份出席会议，会后即与四川省医药学术研究会理事长余律笙、监事长严谷声等人商榷。大家十分愤慨，一面向当局提出书面质问，一面又印制《霍乱流行致信同胞书》，张贴通衢，遍发各县，并劝同业，自动集资，配制药品，分区赠送，策动全川中医广设义诊所。仅成都地区就设义诊所四十六处，在西医极少、西药昂贵而又奇缺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中医中药的预防治疗作用。一月之间，即治愈霍乱病人三万以上，费少而效宏，各义诊所应接不暇，在各界的支持和配合下，很快扑灭了这场霍乱的大流行。当时成都市市长陈尚对中医扑火霍乱效能虽深信不疑，但碍于上峰之命，只好用私人名义给四川医药学术研究会一封致歉致谢的信，以表扬该会的成绩。为了阐明中医防治霍乱学的原理，介绍防治经验，我与医界同人余律笙、廖炎阶、周权卓、任应秋、陈升之、张德修、唐玉虬、周禹锡、刘锐仁等编著了《霍乱集粹》一书，刊行问世。
为扑灭这次霍乱，四川省医药学术研究会拟成都县中医师公会（当时成都市中医师公会实际上已经瘫痪），积极集资作为防疫、救急、义诊、制药及印制宣传品之用。仅成都县中医师公会就捐款仿法币一万元，其它如张梦祥、周权卓、马绍轩、杨雪璋、周寿年、洪权辉、张德修、陈仲云、何原甲、伍需忠、何海光、刘熙和、刘昌基、余律笙等，共捐仿法币八万元。实际用出
十三万五千七百元，不敷之款，除拨会员入会金补偿外，则由余种基金和我将私人积蓄全部捐入，所用药物全由严令药经营之奖好常半价配制，非本向外界筹集，政府亦未补助分文。
通过这次准备教训，当局才认识到防疫的必要，但仍把希望寄托在西医，对于中医并不因对防治意见有贡献，而改变其歧视的态度。立足成都解放后，人民政府实行了“团结中西医、预防为主，”的方针，才使严重危害群众的霍乱、天花、梅毒等疾病得以基本消灭。
七、解放后祖国医药事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1950年5月，中央就召开了有中医界代表参加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毛主席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部各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党中央初步制定了中医政策，祖国医药如枯木逢春，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宝库的工作在摸索的道路上逐渐走上正轨。
但并非一帆风顺。解放初期，由于新的政权要巩固，国民经济恢复，各项建设事业要进行，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一化三改”等重大而必要的政治运动接连开展。党和政府暂时来不及在全国范围内清除各种歧视、排斥中医的思想观点，卫生部有些人也尚未摆脱旧中国时代奴化思想的影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轻视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如：对于办医学院校、医院等主张全盘西化，同时在很多方面采取了限制和排挤中医的作法，有的人甚至盲目提出要“改造中医、全休学习西医”。使得许多老中医几乎无法工作。
成就而言论，初成立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时，有的负责人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学，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必须过渡到资本主义医学，才堪共同达到先进医学。”唐则成立了中医进修
学习两院，分批调集中大学、中学、中学、中学、中学、中学、中学、中学、中学、中学、中学、中
1954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军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其它方面的文化遗产，例如旧的戏剧、音乐、文学和美术都在进行整理和提高工作，但中医工作方面则是大大的落后了，这一状况如不加以彻底改变，不但将使我国人民的保健事业继续受到更大的损失，长此以往，我国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就有散失的危险，这是绝对不容许的。”
1955年，毛主席在中央一次常委会上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没有得到解放。中国六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数量很少，中医在人民的健康作用是很大的，但很少向领导上层反映，原因是在中医弄西医当权。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历史证明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设立机构研究中医药，中医进修西医化了……。”毛主席还指示：“今后最重要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习西医。”此后，中医学习西医坏事停办。同时，中央号召大力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实行中西医结合，要珍视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中医药的整理和提高工作，成立中医研究院，扩大中医业务，改中医的进修，出版中医书籍，成立中药管理委员会，改进和加强对中医的管理工作等等。中央文件下达后，随符中医政策的贯彻落实，成部许多中医师才被逐步正式安排就业行医。故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开设了中医实验门诊部，不少老中医如周雨农、唐伯渊等，均安排在该院院工作。
1956年，周总理主张在全国建立高等中医院校，首先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成都五地成立了中医学院。从此，中医真正有了国内的高等学府，专门培养和造就高级中医药人才。中医学
院还举办过多期两医学中文讲，很多医学院校都增设了中医课程。但是，在现代医学科学的高度发展的时代，对于古老独特的祖国医学的认识，仍存在答不同的态度，有人还认为“中医不科学”、“西医学习中医是开倒车”，仍然残存着歧视中医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在“四人邦”的干扰和破坏下，中医又遭到一次劫难，大批珍贵的中医资料和古典医籍，被认为是“充满着封建迷信色彩”，被打成“封建修的大毒草”，随破“四旧”而扫地出门、焚之于火，许多名老中医如蔡伯未、吴棹仙等，均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牛棚”。中医界出现了后继乏人乏术青黄不接的危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正了航向。中医药事业也随之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1979年10月至1980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医学辩证法讲习会，到会五百多人，讨论和研究了中国医药发展的方向和途径。多数代表认为：中西结合决不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应采取三驾马车的方法，即中医西医、中西结合三支力量同时发展的好办法。后中央卫生部召开的衡阳会议又明确肯定了这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同时发展的方针。事实证明，只有中医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存在的时候，才能保持和发扬它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医药事业才能真正向前发展，但并不排斥吸取现代科学技术为发展中医服务。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不少老中医焕发了青春，出现了古稀之年纷纷著书立说、无私奉献经验的新风，中医药人才正茁壮地成长起来。国家还授予了一批经验丰富、学术精深的中医人员以教授、讲师、主任中医师、主治中医师、博士、硕士等职称和学位。以成都中医学院为例，自1956年9月创建以来，它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已为国家培养输送了高级中医师、中药师1195人；现学院内已有教师、医药技术人员6000多人，在校本科生1180人，实验室52个，陈列室的标本3100多种，图书馆藏有古典和现代医籍1800多册，新设有电化教学研究室、附
属医院、附属制药厂、印刷厂等的现代化设备正不断完善，医疗和教学水平日益提高。学院教学大楼、附院门诊大楼和病房大楼屹立在成都西部，再现了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
位于天府之目的成都，中老材资源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是中保会举的地方，在祖国医药发展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现在的雄姿已远非昔日可比。日腊六十年来中医药事业的兴衰存亡、沧桑之变，深感目前这样大好的景象来之不易，回忆它的昨天和前天，更应珍惜它的今天，愿我们同行们共同努力，为它的明天增添新的光彩。
(一九八三年八月·日完稿)
儿科名医陈序宾与儿童医院
吴荣光 陈先德
陈序宾是成都著名的儿科医生，早在三十年代，他鉴于当时我国医药卫生事业落后，尤其患病儿童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死亡率极高，故立志钻研儿科，为儿童造福。他排除一切困难，首先在成都创办第一家专为儿童治病的“序宾儿科诊所”。由于他医理有独到之处，治疗认真负责，为防治儿童疾病，抢救重危病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声誉。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不断的扶持下，把这个私人办的“序宾儿科”小诊所，逐步扩充发展成为拥有一百五十张病床、设备比较齐全的“西城区儿童医院”，在治疗病儿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荣光曾同序宾医生合作共研有年，先德（陈序宾之子）一直随父亲从事医疗工作，故我们对序宾医生创办儿科诊所的始末及儿童医院的发展，均有所了解，特回忆记录于后，以供参考。倘有错误，希读者指正。
一、幼年学医，立志专研儿科
陈序宾医师系四川三台县人，生于1892年，家贫，无力上学读书。他的哥哥当时在遂宁县基督教公谊会办的博济医院作洗衣工，就介绍他到遂宁教会办的小学读书。由于他勤奋学习，成绩优良，依靠助学金升入成都华西协合中学，毕业后回遂宁县，仍在博济医院作护理工作。他对于医务工作深感兴趣，刻苦自学，为
了深造，向医院申请借款去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学习医科，医院挖出条件，学成后必须回医院工作，并以工资分期返还借款，他接受了条件，就用借款到成都考入华西大学攻读医科。
一九二一年陈序宾在华西大学医科第二班毕业（二班同学仅三人，除陈外，还有现任四川省立医院口腔主任黄天启），即履行原来协议，回遂宁博济医院从事医务工作。因工作负责，成效显著，为院方器重，于一九二六年被保送去北京协合医院进修。殊他到北京还不到半年，四川就发生了英帝国主义兵船炮轰万县县城事件，激起全川人民的无比义愤，爆发了反对英帝的运动。在遂宁博济医院负责的英国人迫于形势，只得悄然回国，公谅会使召陈停学回遂宁主持医院工作。
序宾医生从实际医疗工作中，看到我国人民缺医少药的痛苦，特别是四川儿科医疗极为乏人，他认为要富国强民，抵御外侮，必须先有健康的儿童，才有健全的国民，故医疗工作应该先从儿童开始，便立志专研儿科。一九三五年博济医院为他提供了一个去英国学习的机会，他选择了英国伦敦大学儿科医院进修，以补偿北京进修未完的学业，两年后从伦敦学成回国。
他在出国途中经过上海时，看到上海法租界兆丰公园门上公然悬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吊牌，认为是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以后在英国学习和往日本考察中，处处看到中国人在国外受外国人欺侮凌辱，简直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给他留下悲愤难忘的深刻印象。回国后，仍回遂宁博济医院工作，他多次向医院提出建立小儿专科，开展儿童疾病防治工作的建议，但主持教会的外国人漠然视之，未予置理，使其抱负不能施展。这时他一个同窗好友在教会学校任教，因病死去，无钱埋葬，主持教会的外国人连安葬费也不予解决。这件事使他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正面目。他们或者公开侮辱中国人，或者利用教会的名义，披起“博爱”的外衣，在中国办医院，却没有把中国人当成人！他满腔悲愤，毅然辞去教会医院职务，不再仰赖外国人的鼻息，
决心奋发图强，为开展儿童疫病防治工作，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而独自奋斗了。
二、艰难成长的“序宾儿科诊所”
一九三七年，序宾医生经同学、朋友的帮助，凑集了一点钱，就从遂宁到成都，在陕西街租但了几间房屋，因陋就简地办起了成都地区第一所为儿童治病的专科诊所“序宾儿科诊所”。
当时成都一般病儿的家长都习惯于求中医治病，对于西医信心不够。“序宾诊所”开业初期，每天就诊的病儿寥寥可数，有时甚至只有二、三人，诊病的收入，就是维持医生的生活也很困难。序宾医生面临困境，他的信心仍不动摇，认为只要对治疗认真负责，药到病除，能很快的恢复病儿的健康，就能在群众中树立信仰。同时在治疗中他耐心地向病家贯彻病理和卫生知识，使“西医”逐步为病家所理解。他以开展儿童医疗事业为重，以解脱病儿的痛苦为己任，不着眼于钱财，不追逐势利，不论有钱无钱，一样治疗，对病家一视同仁。同时他又约请志同道合有事业心的曾在汉口协和产科医院任助产士的吕玉仙来所协助，从生、养、病方面苦下功夫，开展产科接生工作。
由于他有这种苦干实干的精神，医疗效果显著，半年后，每天就诊的病儿就增至三十余人次。继又办起检验室、药房，既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使治疗及时，又方便了病家。对于收费方面，始终坚持低廉合理，对极贫困重危的病儿，则免费治疗。当时社会上贫富悬殊，广大群众生活贫困，尤其劳动人民无钱吃药，无钱看病，序宾医生对病儿这种朴实同情，负责认真的医疗态度和作风，逐步赢得了群众，特别是中下层群众的信任。
当时人力车工人生活最苦，劳累终日，不得一饱，他们的子女生病，只有听天安命，但到序宾诊所来治疗时，一律不收费，直到把病治好。这些人力车夫感激之余，就在外面广为宣传，遇有各州县的乘客向他们打听诊所时，便主动介绍宣传，将病儿
拉至“序费诊所”。
十月“空诊诊所”能够短期内靠群众中打下如此深厚的基础，诊所的各项工作都值得，急诊的病儿日益增多，第二组初每天就增加到五、六十人，有时多达一百人次，许多医生不仅有急特劳累，仍细心地把病儿诊给空母，才大体息。他这种累力，长期坚持，从不懈怠。
正当诊所业务日益发展之际，日寇侵略中国的苦难，便降临在它的头上。一九三九年日寇飞机首次空袭成都，当时国民党政府腐朽无能，没有积极的空防设施，所任敌机狂轰滥炸，陕西街就有多处中弹被炸，这所新成立的内儿科诊所就埋葬在一片瓦砾之中。所幸李贤医生在警报发出后，将重要的医药物资安于防空壕内，并督促所内人员全部到郊外避难，才得幸存下来，没有命没毁天。空袭之后，李贤医生一家大小和几个职工都无家可归了，只能临时借住友人家，然后陆续从瓦砾中挖出一些设备和家具。李贤医生四处奔走求援，商借得青龙街广益小学儿间教室（该校已荒败出城），并向友人借助部份资金，除维持生活外，积极准备因陋就简，重新开业。因为李贤诊所在社会上已留下好的印象，虽然迁到青龙街开业，很快就为群众所知悉，业务就恢复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需要，业务一天天发展，病儿激增，每天来所就诊的人，很快上升到一、二百人次。李贤医生感到自己精力实在不能支持，特延请几位助手并招收学生二人，推动工作。他感到借房开业终非长久之计，就在商业街购得旧房一院，准备筹资改建为适合医疗使用的门诊所。
一九四〇年日寇又派飞机来成都进行另一次大轰炸，刚费尽力气购得的旧房，又被炸成废墟，准备修建诊所的希望破灭了，这就使李贤医生遭受了非常沉重的打击！那时国民党政府对于医卫事业根本不予重视，何况一家小小的诊所，那里能得到它的扶持，并得李贤医生心急如焚，一筹莫展。正在困难之时，名作家沙汀送给他一幅郭老《沐若》亲笔题赠的品条，其题词碑文是：“近
代医术中，余虽醉心于小儿科，颇饶有文若风雅。小儿患病，非由自得，而又不沿择述其精意，必细细心体察，方能究其端绪。而医中知此意者殆鲜。”郭老曾发小儿科学的见解，对小儿科医者以极高的评价，也是对产后诸疾毕及其诊所同仁在困难时刻的一剂兴奋剂。疗宾医生当收到条幅时，极为振奋，他常说，这是他在困难中的最大鼓舞，才能使他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坚持前进。
三、群策群力，同心合作
疗宾医生鼓舞勇气，排除一切困难，节衣缩食，又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在商业街旧房的废墟上慢慢地把新房修建起来。
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在商业街新建的疗宾儿科诊所率庆落成，旋即正式开业。每天就诊的病儿多在二百人以上，有时高达四百人，由于就医者太多，每天天不见亮，病家就在门前排队，等候开门挂号。疗宾医生为了坚持一视同仁，取消了当时一般医院所设的特别号（收高费可提前看病），经常因诊病，饭也顾不上吃，饿着肚子看病，人也抱垮了。为了缓和诊所压力和满足病儿及时就诊，但一面增加医卫人员，增招学生，一面以他是华西大学校兼会董事的关系，欢迎在华大医科任教或在医院任职的医生，利用业余、休假的时间，来诊所作短期、定期或不定期的协助诊断。这样既缓和了病人拥挤的压力，又使成都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医疗力量，能够为社会上的病儿服务，同时也使一批生活困难的医卫界知识分子通过业余工作，增加了收入。
疗宾诊所由于有了这支高水平的医疗力量，群策群力，治病负责认真，治愈率越来越高，就诊者络绎不绝，在社会上的影响更大了，因而引起流长、地游的观感，常常借各种名义敲诈勒索，稍有应付不周，就会受到意外损害。记得一九四六年的一天晚上，突然许多持枪暴徒闯入诊所，翻箱倒匣，将所有的现金抢劫一空，然后扬长而去。之后，诊所职工在街上看见这帮歹徒，他
人们多势众，也不敢报告治安机关，有的是由此而遭受大的祸祸。在这种情况下，疗灾医生每天谈病情就呆在家里，尤其晚间不敢出街，精神极为苦闷。在国民党统治下，社会治安恶劣糟到这种程度，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本没有保障了。
一九四七年疗灾医生感到精力不济，难以胜任日益繁杂的事务，便邀约原绮竹门诊医院院长吴荣光医生（华西大学1934年毕业）来蓉协作合办诊所，当改名为“协光疗灾儿科诊所”。除坚持门诊外，还重视幼儿保健工作，每周两次去茶店子四川省实验幼儿园义务为儿童作保健检查和疾病治疗，得到了社会的好评。由于他们两人同心协力，才把这个诊所办到解放。
四、阳光普照，诊所发展成医院
成都解放后，涂荡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污泥浊水，给儿童医疗事业带来了蓬勃发展的前景。五〇年五月，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筹办小儿科，邀请疗灾医生前往参加工作，他满怀若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热爱，毅然放弃多年含辛茹苦创办起来的诊所，留下全部药品设备，欣然前往。他在二医院工作仍然坚持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朴实作风，虽耄耋之年，仍坚持上班，从不间断。由于他对儿童医疗事业的贡献和良好的医疗道德作风，党和政府多次给他较高的政治待遇，历任市人民政府委员、省市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省农工民主党委员等职，1983年6月逝世。
“协光疗灾诊所”自五〇年五月疗灾医生离去后，即由吴荣光主持。五一年改为“儿科联合诊所”。五二年迁到仁厚街，改名为“成都市第二区联合诊所”。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该所医疗业务有了较大的发展，职工发展到廿多人。后来由于病人不断增多，成都市卫生局拨款在将军街为我们修了一个门诊部，一九五八年迁至新址，更名为“西城区将军街联合儿童医院”。
在中共西城区委大力支持下，为我们医院增设了五·十张病床
的住院部，全体职工，满怀热情地亲自参加建设住院部的劳动，一九五九年开始收容病儿住院。门诊同时设立中医内科、中药房、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疗，职工也增加到七十多人。医院还承办东西城区业余护士学校，以后还作了一些教学单位的儿科实习基地。
一九六四年医院更名为“西城区儿童医院”。一九七二年实行划区医疗制度，我院在以小儿内科为主的基础上，又设立了放射科、外科、五官科、口腔科、针灸科和中医外科，职工已达一百一十余人，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小型医院。每天门诊量最低五、六百人，最高达到一千一百余人次。至于医疗效果，据一九七九年的统计，住院病人治愈率达到9.8.6%，对减轻省、市两级医院的压力，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上述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解放后医疗事业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同解放前对比，真有天渊之别。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不是社会主义阳光的哺育，“序宾诊所”恐怕早已不存在了，哪还有我院的今天！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定稿）
击唱双绝的扬琴圣手李德才
文：修师
四川曲艺界扬琴演唱家李德才（艺名德娃子），世居广汉县城鸡市街。清代末年，祖父在县长年教私塾。父炳福，母冯氏。炳福生来失明，稍长，由德才五叔携赴成都，向扬琴艺人谢兆松学艺唱老生，与同门李连生并列为谢兆松的两足，在曲艺界颇负盛名。德才于一九〇三年生于成都东华门街，在成都安乐市小学读了两年以后，以家境清贫无法继续，遂跟随父亲学扬琴，唱生角。子随父学的行话叫“川内师”，“门内师”还是要拜师学三年才满师（毕业），满师时仍须请一次满师宴，向同行“打响”，才能登台演唱。
德才只读了两年书，识字不多，从八岁起就跟随父亲登台演唱。炳福对德才管教极严，在学习中稍不如意即加斥责，有一次还用正扬琴弦的铜锤将德才头部打破流血，引起了母亲与炳福争吵，以致不同意德才再学扬琴了。华德才意志坚定，还是继续努力学习下去。可是到十四岁时倒下了，无法再唱生角，亏他千辛万苦，每日清晨到河边水底，多方洞察，终于明出一付唱厌音的绝妙歌喉。因而改唱旦角，戏名一唱，优逸典雅，一唱惊人。广大扬琴爱好者赞不绝口，从此声名日隆。名流刘家波曾赠以“清雅应在京川上，德才分乎绝响前”的对联。他在成都沟头去协记茶馆、正带桥陆封茶楼献艺颇久，办宫应派庆之邀，在山城的章华舞台演唱。
在抗日战争前，德才即已成为曲艺界。一九三五年，应上海胜利公司之邀到沪，灌制唱片。十八张。他负盛名之《醉酒》、《抢伞》、《祭词》、《祭辞》、《活捉三郎》、《秋江》及曲牌《将军令》等，均在这时灌成唱片，行销全国及东南亚一带国
家。他在上海住了三个月，并在上海“小广寒”唱演博得听众，的高度赞扬。灌片自制成都，连签名议日，遇京剧名艺人程演秋，想对他曼妙的演唱，大加称赞；梅兰芳亦致贺赞。
扬琴的演唱，不象其他剧种，在通白唱腔之外，还可借助于化妆和手法、步骤等身段来表情。扬琴则仅靠唱腔艺术以感人，即演唱扬琴是“坐地传情”，曲中人物的喜怒爱憎，一颦一笑，都全以声音来表达，难度是比较大的。其次扬琴演唱者，必须自奏乐器一钟，没有单独坐唱的。李德才善于击扬琴，自击自唱，唱击谱美，韵味无穷。其高亢处，美妙的歌声，仿佛要随风入云；低回宛转之际，一缕袅娜余音似欲徐徐而入地。其音色之美，表情之真，以及打击之熟练，堪称击唱双绝的一代扬琴高手。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德才曾参加赴朝慰问团，身临前线，为抗敌战士演唱。后来在中央及西南广播电台播音。一九五八年到北京参加全国曲艺会演时，在长安剧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一九五九年秋天，刘伯承元帅来成都，想听乡音，他曾同刘松柏、易德全为刘帅演唱《船会》、《三击掌》，并单独为刘帅演奏一曲雄壮激越的《将军令》。一九七九年新春，曾一度在总府街棋园演唱，玉润珠圆，歌声甜润，仍不减当年。
几年前，德才被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曲协四川分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政协委员和四川省聋哑人协会委员。德才晚年在成都东城根街寓所静养，右目白内障失明，身体衰弱，极少外出。居室简陋，壁间悬名人书画数幅，一张与他终身为侣的扬琴置于西窗案上。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六，德才以心脏病突发，救治不及，离开人间，享年七十八。他的弟子刘时燕、徐述君等，正锲而不舍地继承师业。在党的培养下，四川扬琴这株奇葩，必将郁郁葱葱，开得更美。
(一九八二年九月写)
金堂巨匪赖金廷
金堂县政协文史资料组整理
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四川尤甚，兵祸连绵二十余年，大小战役竟达四百余次。因而各地匪患日益严重，以金堂县最为猖獗。先后有赖金廷、赖合山、蒋炳南、解伯衡、黄子昭、苏传文等，都是拖棚伸队，称霸一方的股匪。其中以赖金廷势力最大，不唯打家劫舍，剪径绑票，甚至截击溃军，洗劫场镇。搞得金堂及邻县一带暗无天日，民不聊生，商旅裹脚，各受道通遭变得路断人稀。致使金堂县也被污蔑为匪县，把金堂人叫做“金堂帮”（意即匪徒）。在那些日子里，金堂人外出打店，旅馆不敢留宿，路途与人交往，别人也要尽快回避，惟恐招来祸事。足见赖金廷一伙作恶之多，为祸之烈，造成何等恶劣影响。现就已收集有关这批匪徒的罪恶材料，整理出来，以供参考。
一、赖金廷是怎样成为绿林巨匪的
赖金廷字国英，一八七七年出生于金堂红瓦店四方碑双融子赖家老院子（现清白江上新公社四方大队二队）。父赖开模（人称赖驼子）养有赖金廷、赖合山等子女共八人。赖金廷小时候读过两年书。父死后，随母、弟迁居康家渡（现祥福公社）长坟地佃田为生。但赖好逃恶污，不安心务农，跟随三哥赖熙（土匪）操袍哥。后来又跟他的叔父赖开太（匪首）放这作，暗中参加枪劫。不久，又投靠叔伯姐大志洪（匪首），从此公开行劫。由于赖胆大妄为，为缉捕所诬，与郑所谊，被捉为管押。
拔枪十多枚给赖，成为分棚舵把子。此后，赖金廷抢劫拉肥，愈益射狂，很快发展为拥有人枪近二百的大股匪。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为了互争雄长，抢夺地盘，都采用招匪成军的手段，扩充武人。一九二二年，川军刘斌师长派人招安彭执其，彭讨价过高未达成协议。同年军阀杨森部第六混成旅旅长乔仲权对彭招安成功，委彭当了第一团团长，赖金廷、赵华山、康绍文等分别当了营长。赖背中小匪首何锡珍、何子丰、赖昆等分别任连长，部队住扎广汉。赖金廷被招安后，怕把自己的太钱卖掉，背地将好的枪支悉数埋藏在康家渡老巢，拿赖的话说叫留条后路。赖上任七、八个月，匪性难改，认为受部队纪律约束，钱不够花，眷恋抢劫生涯，乃是请将营长职务交侄儿赖绍尧继任，保住人枪，自己回老家拖棚子，重操旧业。在抢劫裹肋中，逐步扩展实力，抢劫范围也遍及毗河、中河、北河南北地区。
当时，赖匪的各分粮经常剪径之处有：左成都的倒牌坊，去唐家寺的蔡家庙，去新都的桂登铺，去中江的风洞子、老牛坡，去德阳的龙爪溪，去广汉的花牌坊，去简阳的云秀、新观音，去淮口的三王庙、滴水岩等地。拦路抢劫时，起初仅限于银子及行商货物，后来不分对象，只要身上有几吊钱的过路行人都要遭殃，甚至连读书的学生也不能幸免。
赖金廷利用四川军阀连年内战，无暇顾及各自防区的治安时，大肆购买枪械，收罗走卒，特别是他先后在新都桂登铺、倒碑坊、高塘桥等处多次寻找机会，截击各军阀的溃散官兵，收缴了各种枪支四百多，尝到了甜头，于是贪得无厌，遇上败军，就想吃掉。一次，他和匪众在广汉连山附近，见某部军队从前方溃退下来，他即率领匪徒拦腰截断，想吃掉这支部队的枪支。岂知这部队还有一定的战斗力，一接上火，军队就摆开阵势应战，打了一个上午，赖匪非但没有得逞，且陷于重围。他以为自己无生还希望，抱枪也丢了，绝望的叹道：“我死了算了！”他的贴心运作赖淑芬正将枪检起来给他打气说，“哪有这样就算了？拼死也
要打下去！”这样，赖金廷才勉强坚持到下午，侯各路来援救他的雁徒赶到，才将这支军队击溃，赖匪还分得许多支枪。至此赖金廷已有千枪三百余支，步枪上千支，分得十几个了。
往后，他又与新都、新场的围厂兵军、打德洲，金堂大小寺的土匪余解山，镇子场道围的袍哥大爷刘惠安等连成“三”，又和金堂龙王场、红瓦店、云绣乡的匪首罗春山认作老康，还结为干豪家，继而又与川西、川北、川南三十余县大小匪首联盟结拜、互通声息，互相支援。从此，赖匪的声势越来越大，就连金堂驻防的旅长杨秀春也怕三分，不得不对他笼络。当时，杨秀春旅的团长许达权就与赖金廷结拜为兄弟，真是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因此，赖金廷一伙，在几年内终于成了啸聚金堂地区，滋扰川西一带的巨大匪帮。
二、赖匪帮残害人民的暴行
赖金廷一伙匪徒抢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手段极其残忍歹毒，现略举一些事实：
1. 拉肥绑票，劫案银钱。袍哥的木话，绑架大人叫“拉肥猪”，绑架小人叫“抱瓮子”。一次在廖家场（现太平公社）红梁子将李景堂、李翠陵等四人绑走，家中细软抢光，关了四十二天，勒索大洋一千四百元。至于“抱瓮子”，往往索价更高。付不起钱的人家，就只有忍痛不去赎取。如赖金廷的养子赖登成，人称“肥猪儿”，就是无人赎取的童子，赖见其聪明，留下收养的。
关押肥猪的地方，设在康家渡附近的黄家院子、瓦庙子、下河心等处，有专人管理，戒备森严。被诱人家若不如数付款，决不放回，直至关押到死，死了领户也要赒钱。往后，因赖卖力的扩大，拉肥范围竟达到川西、川北、川南一带，主要由外地土匪搭线，对这些远方“肥猪”一般都要几千元大洋的赎买价。
2、洗劫场镇。赖匪一伙对拦路抢劫，打家劫舍仍不满意，
还先后在云绣、三水关、尉家寺、新店子、石板滩、龙潭寺、赵家渡等场镇以及成都牛市口等处洗劫。甚至还在图洗劫广汉、新都等县城。一九二二年二月，县里，赖在赵镇洗劫了张家铜缎铺。当晚十点左右，店主陈云山出门不久，店员钟庭三朝关上门，首先赶到的几个匪徒一足踢开大门，乘势在钟头上砍了一刀，钟立即昏厥倒地，被两个匪徒拖出门外，扔在坝子里（后经陈言三医好，不久病死）。其他数十名匪徒蜂拥而入，把所有店内财物抢劫一空，店家铺子就此关闭多年。另一次，赖匪洗劫云绣场时，正值逢场天，匪徒乔装卒队，企图武装，张党正正开进场内，公然在茶馆内插上军旗。等到登场时，一声令下，宣布戒严，于是众匪徒逢人便搜，见货就抢，连红灯烟馆内烟斗中挖出的烟灰都抢走了。
3. 杀人放火。赖匪常在抢劫中，只要遇到阻击，他为了报复泄愤，动辄杀人放火，但倒棚的往往是当地百姓。一次，赖匪在西河场绑票与团防遭遇，受到阻击，赖就一连烧了几个院子。一九二五年，赖匪手下的头目徐宗顺（绰号徐瓜娃）杀人洗劫赵镇。入夜前，先派人到城隍庙杨家茶铺放火，制造混乱，以便趁机抢劫。因被“门户练”发觉未逞，心怀不满。半夜，徐又率匪徒前往，路经冯家相子园，正遇“门户练”一班队丁围梁打牌，乃乘其不备，将队丁全部击毙，只一人装死逃脱。不料，徐匪等刚从清平街进场时又碰上“门户练”未能进入。盛怒之下，大喊：“拿红来”！立即放火烧了寇、范两家民房。后又转到篦子市，把谭家院子和篦子市民房点燃。顿时，烟雾弥漫，火光冲天，篦子市一带房屋一窝变为灰烬，损失惨重。第二天，驻军派兵去老牛坡追剿，匪徒尚未离去，打死了一些，才被驱散。同时，赵镇团防和姚渡保安团又合击了云绣场赖匪部的一股匪徒。赖因此大发雷霆，立即派人去烧了赵镇所辖的菜坝。一过麻石桥，就“放大营”，见房子就烧，一个好端端的场镇，就此成了一堆堆瓦砾。
新都县团总夏德山，在赖田六境抢劫时，几次进行阻击。赖为了大报仇，竟到象熊公打点“冬天命打档”的旗号，浩浩荡荡来到新都复德山老家操牛岩，还杀了复德山兄弟俩，烧了夏家所有的房舍，并把夏家附近群众抢劫一空，连鸡、鸭、鹅、兔等家禽家畜一并抢走。甚至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胁迫康家渡农民用鸡公车把抢来的粮食、财物运回匪巢。车队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其猖狂程度，竟至于此。
三、“清乡”军残民、“招安”匪当官
一九二五年，杨秀春旅驻防金堂时，为显示自己的力量，扫除防区障碍，就准备对赖金廷的老巢进行清剿。清剿前，为制造舆论，还编出歌谣：“三岁孩童，七岁匪，八十老翁坐地分肥。”把整个康家渡说得没有一个人好。不久，便打起了清乡保民的招牌，沿着康家渡的大路，分兵进剿。狡猾的赖金廷则利用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避实击虚，与之周旋。在混战中，赖金廷有时还吃掉部份队伍的枪支，然后又分散逃跑。军队吃了亏，无处泄愤，也同赖匪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凡有可疑的人就躲。有一次在清乡时，把二个被他们怀疑的对象（实系农民）抓去戴高帽子，吊鸣几浮水，脚上挂石头。乡里群众出面说情都不行，结果三个人眼睛吊瞎。又一次，王营长带队清乡，借口扫清视界，竟下令砍光竹笼树林，更有甚者，竟过门借口不让土匪进斗脚，丧心病狂地实行残酷的“三完四光政资”（即：树子砍完，竹子砍完，缸缸罐罐打完；大小猪杀完，鸡、鸭、鹅、兔吃光，蔬菜拉光，院子烧光）。遭殃受害的个是康家渡一带的群众，所以，老百姓一听说部队要清乡，就吓得背井离乡，逃进一空。“清乡”的办法，非但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反而产生有利。
杨秀春的清剿政策失败后，乃决定招安、收编土匪和以照治匪的方针。一九二六年，杨秀春奉命他的团长许“权做金堂县县长。在许上任后，遂派营长陈洪宾与赖金廷、李山商谈成立“联合
团”维持治安，条件是不在辖区内抢劫。“联合团”的给养，由地方附加田赋来负担。赖、罗一伙，认为有利可图，于是积极筹备，协助划分防区。最后决定：城街、绣水、姚渡、玉虹、清江等平坝地区划为一个辖区，山联合团团长张执中（未负实责）、副团长赖金廷直接管辖。龙王、日新、云绣、福洪等乡丘陵地区，由罗春山管辖，罗任大队长，归赖指挥。两辖区赋税，各收各用。许为了进一步施展笼络手段，又与赖结拜弟兄。一伙打家劫舍、茶毒生灵的匪徒，一跃而为官府的座上客、“保卫桑梓”的民团了。这是赖金廷势力的极盛时期，他能调动的人枪约七千多，经常在身边的地有二千多人，马十多匹。赖金廷有了权势后，在其管辖区内，封官设职委派胞弟赖合山为手枪大队长。亲信赖昆山、赖淑芬各为大队长、马检队长，而且堂而皇之地办起了兵工厂，设定了监狱，修建了阅兵台，“俨然象一个割据一地的军阀。赖还委官收税，税名税额随心所欲。除田赋附加税外，尚有什么保商税、耕牛过境税、商船税等名目繁多。有的税预征到一九七三年，真是骇人听闻。为了整饬“联合团”部队军容，匪徒也仿照部队装备，头戴白边军帽，身穿绿色军服，腰系弹袋，左腕右盔。赖金廷踌躇满志，择吉于八月初一到“联合团”走马上任。以赖国英名义发布公告：禁止在辖区内抢劫，违背格杀勿论！竞也杀了几个闯进他辖区抢劫的小匪。们赖合山等仍暗地在外抢劫拉肥，他就睁只眼，闭只眼，座地分赃。加上在辖区内横行暴敛得来的钱财，买田置地，开油房，造新屋。落成之日，杨秀春、许达权等官员以及各路码头袍哥土匪头目等均亲临贺喜，敬送匾额。赖还趁机做大办，大摆筵宴，开流水席，叫自己的班子唱戏，一连闹好几天。
四、亲家杀亲家，“联盟”变冤家
金堂县巨岭乡春山，成立“联防团”时，有赖手下的大队长，独霸云绣、红瓦店等丘陵地区。此人性情残暴，二十岁时就
伙同土匪休驻天杀死曾瓜瓜（七匪）得枪两支。好在惯匪林二兴、林三兴等支下到新店子抢场，又得枪十多名，实力渐大。一九二二年伪军团长刘利生在混战中阵亡，他趁机截部部队，抢枪数十支，并裹胁一批收兵入伙。稍后，川军齐仰权旅的招安连连长严茂生又率队加入，云绣土匪头子庄子才也投靠了他。从此，罗的声势更大，成了仅次于赖金廷的第号匪首。
过去，赖金廷与罗春山因争一散兵的新式手枪，被罗抢先夺到手，赖对罗颇有怨气。后经赖的叔祖父赖得斋及叔父赖开太疏通和好。一九二七年，两人合伙去成都抢劫大面铺后，加深了感情，结成了生死与共的老庚。继后，赖金廷侄儿（赖台山之子）又拜罗为干爹，进而结为干亲家。但不久，赖金廷的二水舵把子何锡珍的兄弟伙罗老九在罗春山管辖区抢劫，被罗所杀，何由此怀恨在心，经常在赖面前挑拨罗是非，赖开始对罗有些不满。一九二八年，严茂生（罗春山的亲信）率匪徒冒充军队去成都外东抢劫时，慌乱中遗失物证，经查明系金堂赖金廷的“联合团”的东西。成都有关方面疑为赖匪部所为，乃将罪证交驻军杨秀春查处，杨嘱咐送权转告，并有意对赖说：“上峰原打算委你当清乡司令，看来这个局面，你也难维持了！”赖听后，怒不可遏，认为是罗春山有意陷害他，又使他失去升官机会，乃决计除掉罗。
一九二九年三月，赖金廷掌握罗春山信仰的特点，设计在康家渡悬幢挂榜打“罗天大旗”，请罗申文上表，表示对罗的尊敬。罗很高兴，乃亲率庄子才、严茂生等心腹匪伴十五人前往赴会。罗春山骑马，行至河边上船时，马嘶叫不已，严茂生认为是凶兆，劝罗不去，罗不听，执意要去，庄、严二人则返。遂由林二兴带领其余匪伴行。到达康家渡后，赖金廷假意掩饰接待，赖的二水舵把子何锡珍，与罗素来很熟，暗罗烧大船，罗的返伴也各有赖的兄弟伙陪伴，实则监视。当晚二更后，何锡珍与罗开玩笑，乘其不备，连发三枪，未击中要害，又抢三天非里，把余下七发子弹全部倾泻在罗身上，结果了他的性命。
罗春山的遇任在外吃紧，忽听炉声，知道有变，忙叫：“何事？啥事？”赖手下的司了手立刻站起来握住堂子吼声：“不准动，把枪缴了！枪是罗大爷的，缴了还是要退给罗大爷的。”罗的还作在头将下无法反抗，只好把枪缴了。当时这两个岁的遇任在奇戏，一见情况不对头，就气急败坏地溜跑了。
严茂生、庄子才折返后，回到了红瓦店，一听到选问的匪徒报告，知道凶多吉少，怕赖金廷前往袭击，连夜将兄弟伏撤往龙王庙暂避。
罗春山死后，何子丰等把他的尸体从后门拖放在市场坝。这时，赖金廷走来，潸然泪下，亲手给罗烧了一堆“倒头纸”，并分咐兄弟伙用被子裹尸，派人看守。赖对众人宣称说，这是军队的计划，自己也迫不得已。第二天他又派赖合山、赖昆山等十余人，随带抬盒二个，装潢金银斗壳、香蜡钱纸、猪头三牲等祭品，护送罗的尸体回到罗家。
赖金廷狡诈多端，这种假意标榜袍哥义气的作法，果然收到一时的效验。罗春山的老婆非但没有计较，且以礼相待，请赖合山等进屋入坐。庄子才暗中怂恿罗大娘把人扣起来，也遭拒绝。她说：罗大爷不死已经死了，今天是拜把兄弟前来烧纸，不能捐一点粗皮，否则你们罢负责。要报仇，等罗大爷安葬之后，由你们去做。”庄子才只好顺从。
赖金廷打死罗春山的消息传开后，康家渡街上人心惶惶，异常惊恐，米贺拜“罗天大熊”的袍哥土匪头目怕事态扩大，一个个相继溜走了，一场热闹非常的“盛会”，就此倒稽收坛。
罗春山死后，手下兄弟伙虽然有老贼气，但离亡将在，力量未损。庄、严二匪旋扶植罗的幼弟罗绍光继兄稳舵，他二人掌握实权，发誓要为罗报仇。赖金廷作贼心虚也感到这一着，自恃实力比庄、严两人强大，加之受许达权的怂恿，决定一不做，二不休，遂与许相约互相配合，以武力吃掉庄、严的实力。是年四月下旬，赖集中个部力旺，外调集一区民团，兵分几路头龙王场攻打庄、
严、三郎部。许是松部也属名存实为，名流、河清河、秦山岛、海龙是陆海流。民有的战斗力量，曾在外面扎堆了。这天，正是安部罗春山的生日，刚一“发引”（引：把棺材抬出大门之意），同匪徒报警，住了才跪在罗棺材前求保命说：“罗大爷，你要有灵，应悬案啊！不然我们就糟了！”说完，立即集合兄弟伙去了。罗家还早只剩下厨师及罗的舅舅邓银山两人。这时，赖金廷手下将军刘华春带领一部分人迁延到罗家门门，气势汹汹地问道：人到那里去了？邓银山答：不知道。刘为了显示威风，指守罗棺材打了三枪。这事传到庄、严二匪的兄弟伙耳里，更激起了满腔仇恨。庄子才穿着罗的灵牌子，头上顶着钱纸，其余的人也脱光上身，一心与赖决一死战。于是兵分两路，向已到达车塔寺的赖合山部拼死命进攻。袁兵必胜，以一当十，锐不可当，一战作气把赖打破。赖金廷也稳不住阵足，节节溃退。许达权部队本来悬停装支持，见赖败逃，就一枪不放，从泰山庙撤向姚渡，于是赖氏见总的阵卒，即全线崩溃。
这次战斗失利，赖金廷一伙认为关键是谁达权有意不予配合支持所造成，是上了诈的当，又意识到许所以见死不救，是有意坐山观虎斗，使他们互相残杀，借以削弱两方的力量，于是赖对许怀恨在心。
庄、严二匪虽然取得胜利，但自暴实力不如赖金廷大，最终斗不过他，不如回避一时。于是，庄子才避往新繁，严茂生逃走大邑，这场两大土匪势力的拼搏，才暂告停息。
这段时间，赖金廷不仅杀了罗春山，还杀了与他结过盟的英军，从此“山坝”分裂，家家成了冤家。
五、偿民意缓靖防区，邓军长四旅围剿
一九一四年，四川等省刘湘主张在自贡召开了一次军阀的分胜会议，分李益称，重新划分防区，混战局面，暂时停止。各处军阀又把注意力转到扩充自己的实力、整训部队和绥靖防区上。
邓锡侯、杨秀春对各地段旧原有调种打算：一、种是招安，可以扩充军队；二、这是利用炮将来维护地方秩序。赖金廷当然也懂得这一套。当时杨秀春旅和二十几岁的真正京师都打算招安赖，但赖自恃实力雄厚，待价而沽，犹豫观望。杨廷防城相与赖接近，接触多，磨擦也多。赖对杨旅、许国颇有戒心，不愿接受他们的招安。而黄正贵又驻防德阳，相去太远，赖又舍不得离开老窝。杨对赖招安不成，乃援用第二种打算，以袍哥维持治安，利用赖的声势，将金堂长寿山、万年山、飞龙山的袍哥拉拢，成立“三山”总社，名为“忠义公”，由该部团长许达权坐堂，赖金廷稳舵。
一次，赖金廷传堂“忠义公”通山大会，城厢遍街都是赖的兄弟伙，到处鸣枪，飞扬跋扈，肆无忌惮。杨秀春叫赖制止，赖不仅不听，反而冲箭杨说：“袍哥不须枪炮，难道要剪刀？”杨听后极为不满，认为赖气焰嚣张，非但不能利用，也无法控制。时川西几县士绅正以不堪匪患滋扰，联名向邓军长请愿，呼吁对赖采取措施。并指出成立“联合团”的作法，实为“戕林养虎”，邓考虑到“不能用则杀之”的条件已经成熟，乃决定“顺应民情”，以四旗兵力对赖匪进行彻底清剿。当时，四个旅的兵力部署情况如下：
第五混成旅谢德基部扼守镇子场，第十七混成旅李树驿部控制新繁班竹园一带；第一混成旅杨秀春部及第二混成旅陈静珊部担任主攻，将赖金廷包围于毗河地区。这时赖察觉自己已被围困，打算藏枪外逃，但赖合山力主应战。最后，赖金廷也下定决心，说：“球啊！就打打”。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杨秀春旅所属许达权团率师出城附南门，经绣川桥到达姚渡，杨秀春率主力经陈家巷、瘟祖庙到达青龙桥一带，布下包围圈。杨旅的叶政营早驻龙王庙；陈静珊旅所属陈煜生团到达新都新场张家庵一带；陶凯团由广汉经二水到达狮子桥，完成第二道包围部署。但赖金廷一伙也相应安排了一、个内线作战方案，经川军部队尚志完成部署，提前主动进攻突围。当夜，赖合山率领赖淑芬、刘春
华、谢大冲等，言余国征，由姚不存客发了兵上等官即改营驻地。首先点绩营房，然是集中火力猛冲猛打。叶管军兵从迎晖中惊起，仓惶应战，措手不及，损失惨惨。汤宏，营长叶政、连长张桂林二人相继阵亡，仓惶溃退。次日上午九时，大部队始向赖厢全线进攻。赖军主力首先向杨芳春部反击，杨不能抵抗，节节败退。从官归坝、五间房、盘祖庙一直后撤，午时退至城厢郊外陈家庵。在退却时，旅长杨秀帮险被击毙，逃入县城不敢出来。赖匪不失时机地将主力转向新场陈姓生团进攻，其双府子、战，陈团一触即溃，直退至新部城郊福禄寺才稳住阵脚。这时，陈静珊旅的陶凯团从狮子山推进到登山头，听说杨、陈两线失利，亦不敢前进，撤回广汉。包围歼灭赖金廷匪部于毗河地区的原计划遂告失败。
赖金廷匪部击败邓锡侯部的围剿后，乘胜于当夜突围，倾巢投奔德阳、罗江一带驻防的黄正贵师。路经高培桥、关帝庙到大小寺，然后与余跃山匪部汇合，再经登山头，穿过清江，过北河板桥，拂晓抵达官仓。在官仓遭到驻军及团防阻击，激战两小时后，继续向德阳方向逃窜。
杨秀春的许达权部，于三月二十七日会同陈煜生团，进驻康家渡赖匪老巢，搜索残匪，把赖金廷的油房、碾子、院子（还有其他的院子）放火一烧而光。杨、陈二旅主力仍向赖匪跟踪追击，新繁李树骅旅亦挥戈向北袭击。
就在赖匪逃窜时，邓锡侯下令所属川西各路驻军阻截，并通报各友军，特别是二十九军协助围剿。二十九军第五师长黄正贵虽过去与赖金廷交往甚密，众所周知。但此时，不敢冒此风险，去收容掩护，也只好反险不认。下令宣布戒严，并作阻击姿态，于是赖匪就走投无路了。
六、燃龟滩赖匪毙命，杨秀春刀刺良民
赖金廷抵达连山八角井时，获悉德阳方面黄正贵师情况，知该
大势已失，欲攻遂残吴，又听说该地驻军也由汤阳击。疏决定经由丝瓜架、大瓜坪、红门场前往北川。邓、杨分析敌情后，也料定赖匪必往北川一带落草，遂通令沿线驻军阻截，并在必经之道红片场部署兵力，严阵以待。赖阻抵达红白场前，派手下人曾晓山前往办交涉。曾骑马力随带一人刚过铁索桥即被守军击毙。随之各地埋伏的部队枪声齐鸣，向赖匪射击。由于军队据守险要，火力又猛，赖匪一伙伤亡甚大，慌忙后撤，拟绕道距红白场约十里的桥头通过。殊知杨秀春早派钱笑喜连先期赶到，进行封锁。当赖的匪众进入射程，立即遭到火力阻击，无法通过，再次受挫。此时，赖匪前无进路，后有追兵，左濒高山陡壁，右临深涧急水。匪众大乱，妄图涉水越涧逃命者淹死不少，意欲翻山越岭躲藏的，又遭击毙。赖匪亲信欧中兴亦中弹负伤，匪众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四处逃窜，赖经营多年的土匪部队就此土崩瓦解。赖本人穿越山林逃奔与赖合山失散，待战斗结束，身边只有七八个人，躲在荆棘丛中不敢露面，几天后，才从山沟偷偷跑出来，拂晓时，行至绵竹县北三十里拱星乡、烧龟滩处，饥饿难忍，几个匪徒正挤在一起吃汤元，突闻碉堡内团丁呼问：“干啥的？”匪徒吊儿郎当地回答：“做人的。”言毕，只听一声枪响，子弹正击中赖匪太阳穴，这个恶贯满盈危害人民几十年的巨匪立即毙命。
邓锡侯、杨秀春获悉赖匪被击毙后，立即电令所属部队将赖尸体拍照，并抬回金堂示众。金堂和邻县人民笑不拍手称快。红白场逃散的溃匪，纷纷向德阳黄正贵师投奔。黄开始有顾虑，不敢收留。赖合山一再向黄求情，才决定收容骨干数十人，其余统统缴械作为俘虏，换上军装，集中待命。邓、杨知情况后，移文索人，黄不得已，乃变换手法，宣布：愿回金堂者报名，不愿回家的留下当兵。当即有八十九人自愿回家，内中只有四名是康家遗愿匪。其他的多是在赖匪逃窜时被裹胁前往的团丁或强拉去当脚夫的贫苦农民。当杨秀春派兵来时，黄便将这批人交出，押回金堂后，杨不问青红皂白，于农历四月二十八、九两天，分批在金堂（城厢镇）
西门外、南门外大跨处决，这让人在押赴刑场途中，半天间地，喊冤枉，他苦父母痛不欲生。一场劫劫化为几心绝望了。等、杨犹未已，仍残匪沿同康家渡何机东山再起，旋令团长陈相楷督办辞后。陈为“教育”乡民，制定“教令”六十多条，强令背诵，不会者责手掌三个。同时，又训练所谓挨门丁，实行联防。陈以十措施外，一九三一年，杨秀春还悍然下令折毁百年历史的康家渡场镇，将材料运往城厢外北八华里处，修建新镇大同村，以图绝灭祸根，可怜康家渡居民只得扶老携幼，到处投亲靠友，无依靠的只有在附近搭棚子居住。老百姓编有一首歌谣，描述了这场浩劫：“照如梳，团如瓮，官兵犹如刀子刺”，流传许久。直到四年后的一九三五年，才又重建康家渡，更名为祥福乡。
七、庄、严两重在葫芦溪、大邑覆灭
在新繁、大邑避祸的庄子才，严茂生得知赖金廷倾巢逃离康家渡后，于农历五月间收罗残匪返回老巢龙王场，一时间党扩展到五、六百人。加上赖中海、陈海如、何昆等分棚合伙共约千人左右，继赖之后，在金堂及毗邻县区为害。杨秀春以过去清朝无多大收获，沿用老法招安，委庄匪为保卫大队长，允共收税作为纷杂。一九三三年，四川军阀毗河之战，杨又委庄为游击大队长率部袭扰刘文辉驻姚渡的部队。在杨、庄合击下，逼刘部节节败退，撤出金堂，退守成都。当庄子才到达成都北门襄箕时，杨秀春不让庄进城，令其返回金堂，庄没有挽到油水，认为两次委任绝受利用，决心另找靠山。遂于当年八月初，通过田泽孚与二十九军归顺完部的旅长兼警备司令陈宗进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招安，陈派一营兵力来兴隆场老牛坡接收。庄子才于八月十日率其匪部经中江、射洪到南充，整编为警司护卫连，庄被委任为司令部中校副官。其约庄高禄被委任连长。
一九三二年，双流县巨匪李安邦的一伙，在东路抢劫汽车后，乘龙王场避祸。庄子才看上述伙人携带的新式罗汉平枪很眼红，
半夜，背着严茂生将这伙人全部捆绑，枪戈收缴。次日，将人送赵镇驻军黄石英团，被悉数大劈。李安邦在双流闻讯，极为忿怒，大骂庄是吃茶米饭的野种，“打坐笼”（庄子才过去在双流跑滩时受过李的接待。现对李匪的兄弟伙不以礼待，反加杀害，袍哥术语叫“打坐笼”）。于是四处“拿上时”、“走字学”。听说庄子才已去南充，打算要回金堂阿罗残匪，即通知当地袍哥和驻三台的三路司令何瞻如部袁继先营长（新都人），趁庄正月路过时加以诛灭。袁与李关系密切，答应相助。送派连长王楷率队伍在庄必经之路的葫芦溪等待，终将庄子才等几人全部打死在葫芦溪的江边。
严茂生因庄子才背着他吞噬李安邦爪牙的枪支，又将这批人送驻军处死一事，深为不满。认为“打坐笼”乃不仁不义之举，不愿再与共事。但客居中又不好离开，待庄被招安去南充时，正好分道扬镳，于是率自己的人去大邑落草。岂料行至大邑山区，遭当地驻军阻击，伤亡极大，严本人亦中弹身亡，余则四处逃窜，严匪一帮就此散伙。留在金堂的罗绍光，继续为匪抢劫，在杨秀春的进剿中，负伤逃往新都班竹园治疗，闭庄才子的死讯，乃一气而亡。至此，罗春山一伙的各路匪徒全部复灭。至于赖金廷外逃被歼后，金堂附近先后又有祥福的邓昌辉，洪渡的陈茂文、钟焕章，云秀的钟次祯等股匪为害，其规模不及赖金廷、罗春山，直至解放方才平息。所以金堂人民，从辛亥革命后直至川西解放为止，卅余年都是在军阀混战与匪患中过日子。
八、杀许达权弟报兄仇，镇压赖合山群众称快
自赖金廷在烧色滩毙命之后，其弟赖合山念念不忘为其兄报仇，扬言要将烧色滩割地三尺。待先后两次率领匪徒残酷洗劫烧色滩场镇，逼得商店关门，居民逃散。不得已由当地袍哥拜托什邡县舵把子马伯华居间调停，答应由红白场每年祭祀，事情才算平息下来。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逼使群众为十匪头子修建祠堂，真
乃回赠将军。此词在：一九五一年我具民工大风文使解放军平叛路过年时，才毁障砸砸。（该词房舍已改为推拉机站）
一九三三年，王明军刘文辉、邓锡侯等军阀叫之故地开，赖合山认为有机可乘，纠集即征百余名，席卷声势，号称千人，返回金堂。途经冯家寺，故杨秀春所居有黄团第七道粮店，赖奋力迎战，使黄部受创，伤亡三十余人。赖旋返陈家渡老巢后，第二天即封存粮仓，并四处抢劫，有军城边，虽军不敢应战，闭城自守。杨秀春在成都闻讯，赶赴金堂开军紧急军会议，决定以五个连兵力进剿。赖合山惧施救伐，派符刘华春率匪徒夜袭杨部的高楼寺驻地未迟，刘被击毙。赖见势不好，遂于当夜经红风店再次逃往德阳。痛定思痛，他检讨过去失败原因，认为是上了诈达权之当。因诈先与赖金廷结为兄弟，然后从中离间请匪联盟，怂恿杀害黄家、诱谋罗春山，和结怨斥、严二倔等。最后，遭到邓、田两军的四旅兵力倒弱，乃至红门场全部覆灭，连系起来都是出于诈来的划谋。故发辈与诈不共戴天，决心杀诈以报仇。不久，赖合山手下匪徒探得诈达权已去成都赋闲，即派其亲信李选清密去成都，会同惯匪略开太，四方跟踪。一天，终于在鼓楼洞葛园茶社发现诈在里面喝茶，二匪见茶馆人多不便下手，乃候诈离开茶园，遂尾随至灶村庙街附近偏僻处，同时开枪将诈杀害。李匪于回德阳覆命途中，赖合山早已派人在广汉等候，沿途鞭炮不断，抵德阳后还给李摆宴庆功，并传堂封李为大爷。
毗河之战后，刘文辉军夜退西康，邓锡侯重新整训部队，绥靖防区，杨秀春部重返金堂坐镇。赖合山眼看无东山再起之望，乃托成都警备司令部谋查主任张绍泉（巨匪出身，后任川军团长，驻防德阳、罗江、带，与赖匪颇有交情。一九二五年曾任金堂驻军营长，一九四一年被当时的金堂县长严光熙诱杀）为之活动，当上了善后督办公署情报处北区谋查主任。赖任职后，仍暗中通匪坐地分肥。
一九四〇年，赣合山牌经一厂倒闭，指使兄妈伙抢劫成都警察街金城银行。先是，通过该行中市街西十一军军守军部额重营长李铮金的同乡关系（金家人。经常穿工假衣去赖公馆烧大烟，过往甚密），帮得军装数份，车一箱（该军系四川一军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杨光明派来这军分品的）。上顾养装成军，携带武器乘车开往金城银行。一厂军立即将银行的行警缴械加以禁闭，两个匪徒守在门外，不准任何人进出，威逼全体行员聚在一起，强令管仓库的职员拿出钥匙，打开库门。就这样一枪未发，库内的金条、金元、珠宝等全部被赖匪抢走。
抢劫案发生后，当时任川康绥特公署主任的邓锡侯极为震惊，他深知金城银行的后台，是政学系显要人物。因此，不敢怠慢，饬令警备司令严晓虎必须速退破案！严立派使骑四出，三天后，就在成都附近将这伙匪徒逮捕归案。第四天，就弹劾刑场枪决。赖合山一听到他的兄弟伏被捕，恐怕供出自已，也躲避了好几天。由于结案匆忙，或云兄弟伙讲义气才未将赖牵扯进去，使其得以侥幸漏网了。其亲信爪牙何锡珍、李选清、彭敬亭、段义成、彭盛林、彭仲卿等也先后离开福建阳清四堂从事零星抢劫，未再聚合。
赖合山先在幕后督办公署情报处，后在警备部都担任北区谋查主任。以其本人就是巨匪，关系纵横，虽机关几经变易，仍能保住职位，直至解放。
一九四八年，赖合山派人回金堡串通“三山”袍哥，拥他当上了“忠义公”总舵把子，利用这个资本，他又“炮选”为县参议员。解放前夕，他伙同淮海战役败将、返回金堂的原国民党党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一九四九年任“成都防守副司令”），组织“反共救国军”，自任十九纵队挺进军司令，妄图继续顽抗。但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川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先后起义，成都和平解放，这支“反共救国军”也就土崩瓦解了。残匪虽然先后组织过几次暴乱，都被镇压下去，赖走头无路，余锦
源也被逮捕归案，镇反中分别将二人在场，将水镇用，绵延枝上的匪患，始告绝迹。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供稿）
解放前成都的“人市”
吴剑洲
“人市”这个名词，是万恶的旧社会产物。解放后的青年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当然不知道是回啥事。人，不是商品，怎么会有币呢？
在旧社会里，有买奴仆、买婢妾的事，但最先没有专门的市场。一般达官贵人、豪绅富贵要买卖买婢，都是托一些没有职业的三姑六婆，八方打听，专找家境贫苦而子女较多的人家，乱说瞎编，总把买方说得如何富贵，待人如何厚道，好象只要一进侯门，就能过幸福天堂的生活。有的贫苦人家，儿女众多，实在养活不起，又加上多年来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只要把女儿弄出去，就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使自己的女儿由饥寒得到温饱。作父母的，也明知把女儿卖给别人，为奴作婢，挨打受辱，是所难免，但为了要活下去，也只好忍痛让骨肉分离。同时他们也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女儿会遇着好主人，遇着慈祥的主妇，对下人不刻薄，不打骂。而人贩子为了要使买卖成交，就极力美化、夸耀买主，说得样样都好，只要把卖的人交出去，得到介绍费就行了事，管你死活，与他无关。
一九三〇年前后，成都买卖人口之风，日趋活跃，由分散的东编西编活动，逐步发展为在茶馆里交易。起初是在大红土地庙街的漫街茶社活动，很快就发展到后子门、御河边街的茶馆，继续蔓延到盐垣庙街和岳府街等处。以后再由茶馆而聚集在街上，形成集市。初期很少是买卖人的，只是雇雇工，男女都有，每天待雇的劳动者和来请工的人，都聚集在这几条街的集市上，人
们都把这种集市称呼为“人市”。
有了人市，“人贩子”是有资质且能面。三兄弟家的铺面也成了了一张老粮票。供货人的和经营的人相得益彰的体息。随便长统一根，谁大是大两百又小线。以后这些铺面上还设这床铺，专供待雇者寄宿，侯后又添客租楼饮食。床位和饮食都是为来自外地农村的劳动力人面而设，受雇后由主方付食宿费，以后在汇资内扣除。凡是身体健壮，五官端正的人，因为容易受雇，就受到开铺之家的欢迎。至于身体羸弱，面貌丑恶的人，店家根本不准寄住。
“人市”交易，有以下几种：
1. 蝴蝶，一般是临时雇用。春天早晨，一些劳动妇女、堆一堆地聚集在一团，看见雇主来了，都站拢去。主方看中了谁，问一下年龄籍贯，家庭情况，是否指过人等等，被雇的人也要问雇主是做啥子的，家里有几个人大，几个小孩，有些啥活路，房子多大。然后双方再议定工资。
一九三〇年有刘氏少妇，因天灾欠收，父母双亡，寄住后子门人家待雇。虽她五官端好，而衣服破烂，以致久未受雇，食宿欠费很多。还有伪军二十三师军医处长韩朝羽，在成都开办一所私营花柳病医院，满街张贴宣传广告：“韩朝羽、九一四”、“韩朝宗专医花柳、白函”，大内广告与妓馆齐高，小的布满全市厕所。一天韩本人来到后子门人市，要雇用六、七名女佣。他爱选身体健壮，五官端好的人，讲训工资比一般高一倍，但须作九一四针药试验，不得拒绝。韩见刘氏少妇秀丽娇娜，又欠食宿费太多，遂叫人赋予从中帮助，不作雇用，直接奖励。带回医院后，稍加修饰，就显示出她的容态好，韩甚爱之，以其原名太俗，给她改了个比较风雅的台字叫刘晓容，并把地收为爱服。不久有×参谋长经常在该医院出入，有上了刘晓逸风韵秀丽，知道韩由人市买来，要求韩转计给他。韩正欲以此作政治投资，俄然相赠，次腿即写好一份贺联，连同刘晓逸本人，一起送到×参谋长公
馆。契联的上联是：不合则不守，女人何忍惜。
下联是：相爱则相离，归一死所余。
上联是：××等兵 经济志等
下联是： 海海东市市家敬
韩朝宗用金钱把刘晓莲买来糊墙之后，又以她作为礼物转赠权贵，并引“妈居鹊巢”之意，摆为联语，借牙玩笑，与某参谋长拉拽关系，真是无耻已极！“入市”的罪恶也就无须细说了！
2、使女（又叫丫头）。一般是一次买断。卖完使女的人，大多来自农村，都是穷苦的劳动人民。抗战期间，大红土地庙街转拐处，有×部副官沈××的太太绰号沈小脚，是入市上堂为活跃的有名人物，著名的“人贩子”。当时有个王老陕托沈买个“丫头”，她就以二百元大洋买了一个农村少女，缝了几件新衣把这个女子装饰出来后，又出高价请了一架黄色车，先后拉来几个美国兵到她家，将该女蹂躏后，得了美钞几万元，然后再以原价卖给王老陕。后子门一带都知道这个沈小脚会做“生意”，说她确实“能干”。
3、奶妈。这是短期席请，没有买卖，身价较高。但主方选择较严，工资较高，条件极苛。一婴奶妈姿色好，二要体质健壮，三婴没有皮肤病，四婴好清洁，五要性格温柔，六要乳房肥大奶量多。每天“入市”上都有奶妈在街沿上一排排的坐着，主方来了（一般是衣服华丽的少奶奶），先吞一下每个人的长像。寺雇的人各自把上衣解开，亮出乳房，给雇主细看，再把汗衣扯开，让她看皮肤是否清洁，有无疮痍。雇主还要把乳房一捏，油出奶汁，用手掌接着，搓几下，看浓度，然后让奶汁慢慢滴流。如果奶汁太清，滴速不快，就知道此女人正哺乳着自己才丝满周岁的孩子，是属于残奶，就不大中意。如是十几岁的健壮少妇，虽然残奶，只要雇回家来，给点海产炖肉，立刻可使奶量丰盈，也有人雇。如是面黄肌瘦，年近四十左右的妇女，长像又不好，求雇就十分困难。据说奶妈的六个条件和孩子有关，缺
一不可。这些待雇的穷苦女人，大部份是住在：“人贩子”家，拥挤做家务。行姿色而健壮的，易于受雇，“人贩子”留吃留宿，对待也和离婚般，待受雇后，主方代付食宿费。至于介绍发，雇主和奶奶双方都要出钱。受雇后先到主家试用两三月，再定工资。如果孩子已离不开这个奶妈了，奶妈对工资可以争论，主方往往要迁就让步，以免这个奶妈不干走了，孩子啼哭。“人贩子”对质量好的奶妈，总不愿她帮长，随时刁唆她解雇，甚至暗放回奶药物，使奶量锐减，被主方解雇后仍回住原处，以便随时介绍，多得介绍费。一九三九年有×团长太太，满懂“人贩子”这一套，在后子门雇来王奶妈后，严密监视着，不准与人贩接近，到公馆几个月，奶量很旺，但代哺的孩子没有显著的肥胖，有时还发现孩子欠食而啼哭，遂暗中派人跟踪，才发现王奶妈经常在邻居哺乳另一个孩子。经团长太太严加究诘，始知另哺的孩子，是王奶妈才生下来四个月的亲生子，因生活困难，她以饱奶在人市上求雇，让自己的孩子饿着，并付出部分工资掩护在邻居处，每天再偷分一点奶去悄悄哺乳自己的亲生子。此事被团长太太发觉，王奶妈挨了一顿马鞭子，仍然暂时留用。待团长太太又请来另一奶妈，才开除了王奶妈，不付给所欠工资，还说是什么用以赔偿偷勺的奶。王奶妈帮别人喂奶七个月，而自己的孩子主要是由丈夫喂稀饭，已饿成狼形，被解雇回家来，仍赤手空空，分文俱无！
4、买卖。“卖”是解放前阔人的小老婆和姨太太，是在一夫多妻的社会制度下，妇女所处的一种屈辱地位。一般妇女是不愿与人作姿的，因此有些人就在“人市”上来购买女子作姿。一九三八年，川军旅长刘元琮曾派其经理处长朱栋材，率同女佣杨嫂到后子门曾大娘（也是著名的人贩子）家，托其买一名少女。由曾介绍，看中一名姓桂的女子。她同其母由日本军队占据的沦陷区逃难来成者后，生活无着，桂母又染有烟癖，住在人贩子家，办了不少食宿费。于是，桂母遂将其女以二百元代价，卖与
刘家。当时约定终身交约，规定崔女头与头方之后，即与其母断绝关系，不再往来。女到头家，为奴为妾，卖方不得过问。母女分别时，抱头痛哭，十分凄惨！朱标材将崔女带到刘公馆后，刘元琛叫人买了一些衣服将她装饰一下，就派人送到大邑县磨场，交其父作妾。当时崔女年仅十七岁，而刘元琛的父亲则是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头子！
另外还有一些更令人厌恶和痛心的事情，下面略举一例：
一九四四年，有姓余的两母女，遂守县人，因天旱生活无着，听说成都好找活路做，就凑了一点盘费，来到成都，住在三桂街鸡毛店里。两三天后，把少数的盘费吃光了，由主人指引，到大红土地庙街人市上，找沈太太（沈小脚）介绍，要求当佣工。沈见余母体质结实，其女余满香，年仅十六岁，含苞未放，面貌娟好。立即打定了坏主意，满口欢迎这母女在她家住宿，并殷勤接待。
第三天沈小脚就把余母介绍出去帮人。余母临行时，再三感谢沈太太的关怀，并托沈照顾满香。沈拍拍胸膛，负责要使满香能够去当姨太太，并向余母预言，幸福在望。把余母支走后，沈缝了几件新衣服，把满香装饰起来，果然妖冶艳俏，并摄了几张服饰变幻的华贵照片。然后把预约好的天成亭银号许经理请来，与满香见面。许一见就同意娶满香当姨太太，当晚就在沈家成亲，并说侯把家里的话说好，即接满香回家。殊不知抱了几个月，仍说家里大老婆不同意，醋海生波，不敢接满香回去，只继续在沈家鬼混。过了一段时间，许因大老婆监视很严，已不敢来沈家了。先是满香已在许口中知道许为她花钱不少，即向沈太太索取卖身钱。沈说：“钱，全部交你妈了”。满香要求要见妈妈，沈一推再推，最后则说：“人市上请人帮人一天几十桩，我也分不清请人的是啥师长啥公馆，就像米贩了一样，每天都在买米卖米，谁记得买主是谁”。余母本来也曾多次来找过满香，沈把满香站在洋房子两面的华贵照片给沈母一看，硬说是许太太给她留念的。余
母相信女儿果真华贵了，也就放心不回来找。
湖香在说，天天盼望着她妈妈来，又期待许给明志家庭摘伞，接她进门，殊细与无容言。但沈家要向她取食宿费，她拿不出钱。最后沈太太说，许是理由了，怕满香是，劝她算了吧！隔了几天，沈又把满香以一百元大洋卖给梨花街送院长（送风阁）。送的几个老婆听说送买了美姿余满香，就找了一些流氓放话说，娶杀死满香。满香更不敢进公馆，达不时偷来沈太太家附会。
一九四八年，忽然满香的头发在几天内全部脱成秃头，满头是疮，从此红消香断，这也不来了。沉见满香的疮医不好，就把她驱逐出家，她也一直没有找着母亲，最后沦为乞丐。有人说，她头发脱落生疮是这太太找人放一种什么药在食物中，使满香吃了所造成，目的在于断绝这对他的贫恋，有的人又说是这太太买通理发师，在给满香洗头时，放了脱发药的。两说是？难于臆断。
编者注：最后这段事例是齐荫馨同志提供的。
(1983年5月)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主要目录初选预告
一、记抗日列国的民族英雄川军将领王铭章 ……王少容 谢孝经
二、爱国工商业者赵勋农事略 ……民建四川省委、成都市委 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联 共稿
三、忆爱国知识分子税西恒教授……彭用仪 罗元晖 四、大革命时期的西南号角——《四川日报》……黄子谷 五、回忆川大民协与民盟……赵锡骅
六、忆震惊蓉城的川大“李实有案件”其相与斗争 经过……李实育
七、成都市中学教育界见闻杂记（1934年—1949年） ……屈永权
八、成都市医药卫生事业的回顾……王季槐
九、成都中医情况……苏友农
十、不断创新的华胜群家……罗辉武口述 娄梦弼整理
十一、抗日剧中成都经济检查大队的活动 ……熊倬云 姜梦弼
十二、我在四川省会疏散区警备司令部工作的回忆……奉伯常
十三、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成都救亡运动的回忆……李英
征稿启事
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同志就在全国政协发出倡议说：“戊戌以来是中国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从最落后到最先进都要记载下来。”“使后人知道老祖子。”他号召大家“要把自己所掌握的部分历史遗产贡献出来”，“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全国政协《章程》中也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据此，成都市政协自一九七八年起开展了文史资料工作，现已取得很大成绩，征集到大批具有不同史料价值和参考作用的文史资料，并开始陆续选编出版《成都文史资料选辑》，为研究、编写近现代史和地方史（志）提供素材，为教育群众与后代提供史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与参考资料。这是本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参事室、区县政协和各界人士以及有关单位紧密配合、共同努力和积极支持的结晶。借此，谨表衷心的谢意。
今年九月，全国政协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人民政协是个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文史资料工作在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它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总以后世的重要工作。其特点是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以撰写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史料为主。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在新的形势下，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为此，敬请各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继续大力支持和帮助，为开创我市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而共同奋斗。
我们征集史料的上下限时限范围是：戊戌以来至文化革命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重要史实，特别是成都地区的各项历史资料。希望统战系统所属单位和其它有关部门尽力协助广泛征集和重点抢救这些史料，希望各级政府教委和其他各界人士积极回忆、撰写、提供自己所需整理的史料。
在撰写、整理、编辑文史资料的过程中，都必须遵循周恩来同志生前指出的“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方针原则。作为史料，掺不得半点假。我们要求撰稿人可以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长短，但必须忠于历史，采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不溢实，不贬损。并欢迎广大读者对已经选编出版的史料，认真负责地提出补充、订正和质疑。
对于来稿，我们将根据情况，除去转请有关部门处理者外，凡有史料价值而留存待用或备考的，无论选编发表与否，均适当付酬致谢。编入选辑的稿件，将斟酌修改、删节、进行文字加工，切望谅解。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地址：西城东胜街12号 电话：27587
1983年12月
[ General Information ] 书名=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作者= 页数= 2 0 5 S S 号= 0
出版日期=
成都市政治革概述……茅增希 李修化 白兆渝（1） 我们所知道的那锅楼……刘祖道 蒋伯滨 陈仕俊 傅英道（23） 川军军部机器部在川黔滇边阻击战红军长征之经过……胡素霖（43） 成都一九四七年“六·二”大逮捕事件亲历记……郑（78） 成都一九四七年“六·二”大逮捕事件补遗……李虎（86） 德人头、平“杀湖”警察真相……李伯英 郑平 徐敏（88） 回忆成都新民报的战斗艺术和它被查封抢劫前后……赵亦兰（100） 民江大学始末……黄子谷（111） 郭德与石宣中学……李仲钧（115） 回忆我父吴熙华与何德中……吴伯镇（121） 龚荫公家点洞……徐伯威（129） 成城公家的倒头与使……徐仁甫（132） 战斗在生活市居的岁月……胡之明（154） 生活市居成部分店……张佩黎（137） 许昭家……周伯英口述 唐览从整理（145） 忆……文家之（152） 儿科名医陈行与儿医陈……吴世英 陈先德（169）
击唱双绝的扬琴圣手李德才……邓穆卿（176） 金堂巨匪赖金廷……金堂县政协文史资料组（178） 解放前成都的“入市”……吴剑渊（195） 种烟（鸦片）行……高兴亚遗稿（120） 附：勘误表……（201）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主要目录初选预告……（203） 征稿启事……（204）
成都市政治革概述
乔曾希 李参化 白兆渝
一、成都的历史概述
成都，是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古城，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弱国开明王朝就已在这里建都。到了战国时代，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伐蜀，统一巴蜀，仿秦都咸阳制在蜀都筑城，设成都县，成都之名由此始。秦汉以来，成都成为我国西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军事重镇，汉代为全国五大都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之一，盛唐时期为全国四大名城（长安、扬州、成都、敦煌）之一，经济地位仅次于扬州。历史上曾五次成为封建割据王朝的京都，即西汉末的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刘备、东晋末的成汉李特、李雄、五代时的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等。而宋朝的王小波、李顺国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曾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明末张献忠也在成都建立过大西政权，所以成都也是具有光荣革命史迹的城市。
成都自秦代建城设县以来，除前述七个时期为国都外，其余各朝代历为郡治、州治、府治、道治所在，明清两代，四川设省，成都既是成都府治所在，又为四川省会，城内外划设成都、华阳两县，渠成都府，直至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后，初仍旧制，1913年1月北京政府通令，废除府、厅、州名称，均改为县，省以下设道，分管省属各县，成、华两县隶川西道。由于成都为省会所在，城区分属成、华两县，关于公共有关事宜，特设城议会会商处印。
关于成，华两县的区划，系东南门为华阳县属，西北门为成都县属。两县在城内分界：成都县南自少城小南街、竹平街、陕西街、贡院街、状元街、西丁字街，与华阳交界。东南自青石桥街直上南署袜街、北署袜街、喇嘛寺止。以街心分界，西偏为成都县，东偏为华阳县。
城外分界：成都县西自金水河直下望仙桥交华阳界，西南至温江县界二十川，西至郫县县界二十里，西北在新繁县界四十里，北至新都县界三十里。华阳县东由大面铺至简阳县界四十里，南至旋桥交双流县界二十川，又南至莲花坝八十五里交彭山县界，东南至简阳县界四十里，又东南至秦阜寺七十里交仁寿县界，西南至双流县界二十五里。
两县管辖的场镇。成都县属有驷马桥、火回镇、三河场、金泉铺、青龙场、崇义桥、两路口、太平场、复兴场、青羊场、苏坡桥、马家场、共计十二个场镇。华阳县属有第一区得胜场、保和场；第二区石羊场、白家场、华兴场、永丰场、望仙场、文星场、双华场；第三区中和场、三圣场、新兴场；第四区中兴场、正兴场、义兴场、黄龙场；第五区水安场、全兴场、万兴场、世兴场、黄龙溪、顺河场；第六区永兴场、大林场、三星场、廉义场、复兴场、合江场；第七区太平场、白沙场、兴隆场、万安场、回龙场；第八区西河场、大面铺；第九区隆兴场、仁和场、同兴场。共计九区三十八个场镇。
成都清末民初的市场概况，见诸文字记载的，有古老的药市（中药材）、蚕市（丝）、茶市、棉花市、布市、盐市、东南西北四城门外的油米市。到了清末，推行新政，发展工商，市场才有了变化，其最著名，莫如花市。
成都的花市，据志书载：唐代就有了，地点在西、南门外青羊宫、二仙庵（今文化公园）。花市上除花木以外，兼出售农具。清末，农工总局成立后，总办沈文贞将花市扩大改为劝工会，以示提倡。后来周爵培任劝业道，大力推行新政，卓有成效
的是娟（集中管理妓女）、厂（办厂收容无业游民）、唱（设剧院）、场（开劝业场）四项措施。乃将劝工会改为劝业会，饬令各县在会场展览手工业品和土特产品，评比给奖。故每届二月会期各县商贾、农民云集成都，为成都市场最繁荣盛时期。
城内商业繁盛区域，集中在劝业场（商业场）、总府街、湖广馆街、大小什字、盐市口、东大街一带。手工业最为发达，其中织锦缎的机房，就将近千家，东门一带贫苦人家，多以木机织布纺纱为副业，机杼之声，彻夜不息。
二、成都市政公所时期（1922——1928年）
本市市区自唐宋以来，即分隶成都、华阳两县，地方事业向由两县会同管理，凡公安、卫生及修沟筑路等工作，则多由市民自行举办，政府从未过问。至清朝末年，推行新政，始于省会设警察总局，市政事务，由警察总局办理。辛亥革命以后，四川军阀混战频仍，市政事务，仍多由市民私人团体办理，仅警政一端，仍由警察总局主管。民国十年（1921年），省外通都大邑，均相继设置市政机构，省会警察厅与成华城议会，乃呈请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筹办成都市政，经批准设立四川省成都市市政筹备处。是年六月五日，成都以成总司令刘成勋，委任省会警察厅长王璧奕为市政筹备处处长，成华城议会总董事长苏兆奎为副处长，组成市政筹备处，并拟具章程，于正副处长之下，设总务、文牍、法治、会计、调查、庶务六科，每科设正副主任各一人，由警察厅、城议会的人员分别担任。该处曾分区调查街沟以及各街有无建筑侵占街面等事，调查完竣之后，即由筹备处分区绘出全城街沟图，分应修、应淘两种。令饬各街正会同警察厅的下属人员次第举行修淘。其余应办事项，则四经费无着，无法推行。该处旋即奉令改组为成都市政公所。公所成立后的情况分述如次：
1. 市政公所的组织：
一九二二年三月，四川省长公署以成都为四川省会，应即设置市政公所，并按照北京、广州两市的成案，折衷拟就成都市政公所组织大纲，规定公所设督办一人，督办之下设坐办、会办、提调、秘书长、秘书各一人。下分四科，一科办理收支、编辑考核等事项，二科办理交通、劝业、教育、卫生、慈善、市场管理等事项，三科办理道路、桥梁、水道沟渠等事项，四科办理市政工程等事项。又设技师、技士各一人。外设参议会，聘请本市绅耆及法团首领若干人为参议，以备督办之咨询。公所首领拟将来将各科扩大为局，设度支（即财政）、公益、工务、卫生、电话、公安各局。其后组织章程厉有修改，政局未及实行。
2、市政公所的历任市政督办：
第一任督办刘成勋。民国十一年（1922年）三月，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湘，委任成都卫戍总司令刘成勋任成都市政公所督办，王暨英为坐办，苏兆奎为会办。即于是月九日就职。结束市政筹备处，正式成立成都市政公所。
第二任督办陈泽儒。民国十二年（1923年）一月，刘成勋就任四川省省长职，乃以省长名义令委陈泽儒为成都市政督办，委王暨英、苏兆奎为会办。于是月八日到职。
第三任督办王绩绪。民国十三年（1924年）二月，管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杨森，令委陆军十六师三十二旅旅长王绩绪为成都市政督办，委孙少荪为提调，襄赞一切。
第四任督办罗泽州。民国十四年（1925年）九月，联军占领成都，杨森败退出川。四川清乡督办邓锡侯，以成都市政关系重要，乃委其所属十一混成旅旅长罗泽州为市政督办。罗于九月三日就职，仍委孙少荪为提调，曾誉谷为秘书长。
第五任代理督办陈光藻。民国十五年（1926年）一月，罗泽州升任十一师师长，其旅长职务由陈光藻升任，市政督办一职，亦委陈光藻代理。
民国十七年（1928年）议设成都市政厅，市政公所结束
撤销。
3、市政公所的财政来源：
市政公所成立后，以发行公益券为其主要来源，（即每月发行彩票一次），这是成都发行彩票的开始，后来历任市政督办均相继发行，剥削劳动人民。至1933年8月16日，刘湘统一川政，才通令停止。市政财源除彩票外还征收下列各税：1、经纪捐，2、质店捐（当铺捐），3、特种营业税（烟赌烟税），4、车辆、肩舆（即轿子）、船支牌照税，5、街沟厕所捐，6、土地增价税等。所有这些收入，均作市政公所的行政费用。至于修街、筑路则按计划多少，由街正按户分摊征收。
4、市政公所时期的街道交通：
成都市区内的街道交通状况，当时极为落后。虽繁盛街道，皆以石板铺面，且均由各街居民集资修筑，非至石板破烂不堪，实少修理。因之街面狭窄，高低不平，极难行走。如遇天雨，则更泥滑难行。至于少城及僻静街道，多系土路，阴街一过，非四五日后，全无下足的地方。而交通工具，唯赖过街轿子，行进既缓，需费亦大。官僚、军阀、地主、富商，则乘拱轩大轿，长雇大班数人，交换杠抬跑步前进，后随弃兵或跟班多人。民国七年（1918年）四川督军熊克武，修筑少城东城根街，名日靖国路，行驶铁轮人力车，拉车的均为旗民（满民）。但路线既短，路面又不平，车行其上，震动很大，也不便行人，不久即自行消灭。民国十二年（1923年）一月，陈泽霜督办派按正杨宝康，设计修筑少城马路，以利交通。从金花桥起，至实业街止，共长二千零八尺，名日同仁路。宽度以存一丈四尺，然路质不佳，也不耐久，因街道偏僻，亦不便于交通。民国十三年（1924年），王绩绪督办市政，承承杨森意旨，拟具修街计划，呈请四川督理杨森核准施行。第一期计划，新建春熙东南西北四段路，并拓宽主要街道。当时市民反对激烈，但杨森令王绩绪坚决进行。第一期工程，于民国十二年（1924年）
五月开工，至同年八月完成。第二期工程，即修筑马路，进行更加顺利。路成后，城市顿改旧观，拓宽的街道即可通行黄包车、汽车，人民称使·民国十四年（1925年）罗泽东任督办，拟定三期计划，继续修筑未修街道。据当时（1925年）的统计，成都市面，已有黄包车四千五百三十部，汽车六十辆，马车五百五十部，过街轿子二千三百一十乘（民国十五年减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乘）。因时代的进步，轿子这个落后的交通工具，已逐渐被淘汰，由黄包车取而代之。
5、市政公所时期的学校教育：
成都是文化古城，早在西汉景帝（公元前一五七一—四二年）时，蜀郡守文翁即在成都创立学宫，为我国创办地方学校之始。清代的尊经书院、锦江书院等亦复人才辈出。民国以后，公私兴学，续有发展，到市政公所成立时，全市计有公、私立大、中、小学多所，分述如下：
公立学校
属于大学、专门学校的计有：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成都大学，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国学专门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高等蚕业学校，高等茶业学校等。
属于中等学校的计有：第一中学校，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一职业学校，女子实业讲习所等。
属于小学者有：南城小学校，北城小学校，西城小学校，中城小学校等。
至于县立中学则有：成都县立中学校，华阳县立中学校，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资属旅省联合县立中学校，叙属旅省联合县立中学校，成都县立男女小学，华阳县立男女小学，以及高师附中、附小等。
私立学校
属于大学、专科的计有：华西协合大学校，私立忠诚法政专
门学校，四川美术专科学校，女子美术专门学校，艺术专门学校等。
私立中学有：华西协合中学校，成都公学，培英中学校，储才中学校，锦江公学，宾湖公学，瀛环中学校，蓉城女子学校，益州女子学校，女子选科师范学校，大成中学校等。
私立小学有：广益小学校，广益初级小学校，建木小学校等。
6、市政公所时期开辟的公园与名胜：
本市未开辟公园以前，市民娱乐地方只有茶坊酒馆，或则终年不出门户。至于郊外名胜，以及私家花园，非会节时期，决少往游。清末将军玉昆鉴于市民无游息之所，辟其马厩为少城公园，任人游览。同时劝业道周善培亦于西南郊草堂寺侧，辟地数百亩，筑郊外公园，其规模较少城公园尤大，惜毁于辛亥革命战役中，迄未修复。民国十三年（1924年），王绩绪任市政督办时，在杨森指示下，将少城公园大加改革护修，其后又建修支机石公园、中城公园（即今文化宫）、北城公园。至于名胜古迹，东门外有望江楼、薛涛井，南门外有武侯祠，西门外有草堂寺、青羊宫，北门外有昭觉寺，均为市民游览场所。
三、成都市政府时期（1928——1949年）
成都为四川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辛亥革命以后，交通、商业、建设、教育等事业日臻发展，人口增多，原市政府组织，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省外各大城市，均已先后设置市政府。当时省会驻军二十八军管理成都市政，乃于1928年将成都市政公所改组为成都市政府，委任该军师长黄隐为市长，并咨请四川省政府加委，同时拟具成都市政府组织章程，咨请省政府转咨国民政府内政部备案。当时内政部的规定，市的人口必须在三十万人以上才能成立政府，成都市人口总数，据1926年度调查统计已达三十户余人，符合市政府规定。所以四川省府转
省内政部查核后即得内政部复咨同意，市长黄隐亦由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至此，成都设市政府的手续俱已完备。市政府成立后的情况分述如下：
1、市政府历任市长及其任期：
第一任市长黄隐。于1928年9月1日就职，于1931年11月12日交卸。该市长系二十八军师长，由二十八军咨请省府转请国民政府简派。
第二任市长陈鼎勋。于1931年11月12日就职，于1933年5月4日卸职。该市长亦系二十八军师长，由二十八军咨请省府转请国民政府简派。因1933年5月军阀之间的毗河战争发生，二十八军于同年5月4日撤出成都，该市长即随军撤走。
第三任市长吴景伯。于1933年5月11日接任，于同年7月6日因病病请假。该市长系二十四军中将总参议，由二十四军委任。后因二十一军同联军攻击二十四军，二十四军于当年7月8日撤出成都，该市长任职不到两月，亦未随二十四军撤走，即在成都养病。所有市政府财产用具以及档案等，皆因战争损失殆尽。
第四任市长罗泽州。于1933年8月1日就职，于1934年11月1日交卸。该市长系由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委任，刘以罗泽州曾任市政督办，且为联军东路军副总指挥作战有功，故加委用。但因罗在前线指挥作战，其市长职务由罗之高等顾问陈子献代为接管，市府之财产公物档案等因战争损失殆尽，故市政之推进困难很大。刘湘乃于同年9月5日，委任钟体乾为清理市政专员，并代行市长。
第五任市长钟体乾。于1934年11月1日就职，于1937年1月28日交卸。该市长系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委任，并屯垦国民政府简派，行政院于1935年7月28日临时会议通过，简任钟体乾为成都市长。
第六任市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稽祖化。1937年1月27日，四川省政府一百二十六次省务会议决议，撤销成都市政府，另设立成都市政委员会，由民政厅长稽祖佑兼任主任委员，委员为杨仿涛、盛绍章、柴有恒、朱劼人、李湛斯、董鸿谦、李骐。于1937年1月28日就职。同年12月21日，省府又撤销市政委员会，仍恢复成都市政府。市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及各委员于该月底卸职。
第七任市长陈炳光。于1938年1月1日就职，于同年8月21日交卸。该市长曾任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由省主席刘湘呈请行政院简任。
第八任市长杨全宇。于1938年8月21日就职，于1940年10月1日交卸。该市长系省主席王缙绪呈请国民政府简任。杨系王之同乡，西充人。
第九任市长余中英。于1940年10月1日就职，于1944年12月1日交卸。该市长系由省主席张群呈请行政院简任。
第十任市长陈鸿。于1944年12月1日就职，于1946年7月1日交卸。该市长系由省主席张群呈请行政院简任。陈当时为四川省防空副司令。
第十一任市长陈炳光。于1946年7月1日就职，于1947年3月15日交卸。该市长系由省主席张群呈请行政院简任。陈系第二次任市长。
第十二任市长李铁夫。于1947年3月15日就职，于1948年6月14日交卸。该市长系由省主席邓锡侯呈请行政院简任。
第十三任市长乔诚。于1948年6月14就职，于1949年5月1日交卸。该市长系由省主席王陵基呈请行政院简任。乔当时为四川省教育厅主任秘书。
第十四任市长冷寅东。于1949年5月1日就职，至同年12月解放时交卸。该市长系由省主席王陵基呈请行政院简任。
2、市政府的机构和行政区划：
成都市政府内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社会、卫生、军事等科，会计、统计、秘书三室，并设税捐征收处、省会警察局（系省、市双重领导），警局经费系省府支出。市府之下设五个区，即东、南、西、北、外东区。东区辖：东大镇，骆公镇，诸葛镇，长胜镇，厌云镇和春熙镇六镇。南区辖：安乐镇，南大镇，明远镇，光大镇，君平镇，光华镇和万里镇七镇。西区辖：西大镇，仁厚镇，少城镇，实业镇，黄浦镇，平安镇，江源镇和青羊镇八镇。北区辖：北大镇，莹华镇、天府镇，太平镇，中市镇，万福镇和五岳镇七镇。外东区辖：水津镇，得胜镇，紫东镇和大安镇四镇。全市共三十二镇，镇以下设保，保以下设甲。后因市政日益发展，原市政府所辖区域已不适应市政之需要，乃于1935年9月6日由成都市政府与成、华两县会商划拨新址计划。新址区域东至小桥子，南至元通桥，西至刘家花园，北至凤公祠，呈请省府核定。殊该案呈报省府拖延十年，均未作决定。直至一九四五年省府才令成、华、成三县市再会商详细计划。经三县市会商勘查划定，并编造各项移交土地、田赋、户口、保甲图册，于1945年6月30日正式交割。计成都县拨交成都市政府的土地面积共四千二百四十七亩九厘八毛，共二十三保、一百九十甲。华阳县交拨成都市政府土地面积共四千三百零一亩九厘五毛，共一十九保、九十二甲，又于1944年率令废镇设区，并成立区民代表大会，选举区长、保长、甲长。市政于同年六月完成这项改制工作。先将城内的二十四个镇，以每三个镇合并为一个区，共设八个区。原镇民代表会亦可同时改选为区民代表大会，原则上每保选代表二人。即：第一区以东大、长胜、诸葛三镇合并，共辖15保，区长为白景纯。第二区以息府、骆公、厌云三镇合并，共辖13保，区长为毛寿云，第三区以南大、光华、光大三镇合并，共辖11保，区长为雷佩文，第四区以明远、安乐、君平三镇合并，共辖十二保，区长为苏子禄，第五区
以少城、宁安、仁原三镇合并，共辖11保，区长为李明湖；第六区以实业、西大、营浦三镇合并，共辖12保，区长为郑奎；第七区以开、次府、北大三镇合并，共辖14保，区长为徐仲林；第八区以华、太平、中市三镇合并，共辖13保，区长为刘锐。各镇于6月30日结束，各区区公所于下月1日正式成立。
至于城郊，1945年7月1日正式接收成。华两县新拨交之区域局，则与原市属附城几镇合并改为六个区。即：原外东之紫东全镇，与华阳划入新东郊各保，改编为九区，区长为范文卿，原水津、大安两镇与华阳新交的白塔等相连各保，改编为十区，区长为傅伯良；原德胜全镇改为十一区，区长为陈伯贵，原外南方里镇，同新接收区，改编为十二区，区长唐克熔，原江源、青羊两镇，及新交地区，改编为十三区，区长周仲成，原万福镇，与新交地区，改编为十四区，区长为王金涂。
3、市区街道及住户人口的统计：
成都市的街道，辛亥革命以前，据成都通览载共有大小街巷五百一十六条，至辛亥革命以后，因交通、商业、经济建设的逐渐发达，街道亦随之增修。据调查，在辛亥革命以后二十年间，新辟的繁盛商场有：商业场，新集商场，悦来商场，昌福馆，交通路，春熙四路等。此外由满城（即少城）增修的有：清园路，同仁路，城根街，祠堂街，长顺街，锦江街，包家巷，方池街，小南街，支机石街，泡通树街，实业街，蚕星楼街，吉祥街，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永兴街，将军街，东、西胜街，诚开街，桂花巷，仁厚街，商业街，长发街，黄瓦街，过街楼街，半节巷，槐树街，东门街等。大城增修的街道计有：华兴东街，东新街，建业里，章华里，大亭里，益德里，三多里，玉成里等，共增修五十余条街，以后逐年又有增修。据1935年9月1日新新新闻报的统计，本市共有街巷六百六十七条：东区114条，南区156条，西区114条，北区162条，外东区94条。
至于住户、人口，亦随省市区的发展逐年增加，尤以抗战以来，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沦陷区人口亦不断内迁。因此，成都市区在抗战中期曾经达到八十余万人，兹将原市政府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９年的人口统计列下：
| 公元 | 民国 | 户数 | 人口 | 备考 |
| 1937年 | 26年 | 81,171户 | 463,154人 | |
| 1938年 | 27年 | 84,580户 | 453,476人 | |
| 1939年 | 28年 | 67,607户 | 303,104人 | |
| 1940年 | 29年 | 80,867户 | 834,371人 | |
| 1941年 | 30年 | 97,935户 | 834,371人 | |
| 1942年 | 31年 | 97,473户 | 456,536人 | |
| 1943年 | 32年 | 102,963户 | 缺 | |
| 1944年 | 33年 | 108,057户 | 562,838人 | |
| 1945年 | 34年 | 239,631户 | 742,118人 | |
| 1946年 | 35年 | 233,774户 | 724,702人 | |
| 1947年 | 36年 | 234,523户 | 727,422人 | |
| 1948年 | 37年 | 125,603户 | 641,243人 | |
| 1949年 | 38年 | 125,849户 | 651,487人 |
（注）：①以上数字，不甚正确，只供参考。39年人口减少，44又减，原因均不详。
当与抗战暨空袭有关，40、41两年骤增，42、
②表列47、78、49三年人口数，系我会文史办查阅市档案馆全宗93目录2（前四川省会警察局户口统计专卷）的统计数字补入，其中户数变动太大，待核有实仅供参考。
4、市政府的财政来源：
成都市政府的财政，按国民政府三级财政的规定（中央、省、县市），市县亦有岁入岁出。每年由市县按各自的情况编造总预算，报由上级政府核定。成都市政府的财政来源，系按本市情
况，自律税源，所征税计有：1、房计，2、房等税，3、营业牌照税，4、车船牌照税，5、烟店娱乐税，6、遗产税，7、营业税，8、印花税，9、财产和债权税，10、所得税，11、国税附加收入，12、财产及权利等总收入（计有租金、罚金、房租），13、乡镇主管监证收入，14、乡镇主管公管市场使用收入。
所有权收，因市场日趋繁荣而逐年增加，市府的岁出亦因之加大，但以物价不断上涨，货币不断贬值，人民甚感纳税付捐之痛苦，而职工则长叹紧缩的微薄，加以税款层层中饱，官僚、军阀的工商企业担不交税，他们的房捐，根本无法催收，以致市政建设不但毫无建树，即市府日常开支，亦长期感到恐慌，直可说是千疮百孔！
5. 市政府时期的教育和新闻事业：
成都的教育文化事业，在市政公所时期，经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的传播，各界有识之士纷纷提倡办学，作育人材。军阀官僚也多利用办学、办报、作为抬高其社会地位、实现其政治野心工具，故1928年以后，本市学校和报馆日益增多。根据《川报》1933年8月22日统计，成都市专科以上的学校共有16所，计国立四川大学，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四川省立工科学院，四川省农科院，民本体育专科学校，东方美术学校，警监专门学校，西南无线电信学校，四川医学专门学校，四川高等国医学校等。公私立中级学校有四十五所，计川大附属高中一部，川大附属高中二部，川大附属女初中，川大附属男初中，华西协合高中，成都县中，成都县女中，华阳县立中学，成属共立中学，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资属旅省共立中学，叙属旅省共立中学，离山女子中学，西蜀中学，大成中学，大同中学，树德中学，大华中学，敬业中学，天府中学，培英中学，建国中学，民志高级中学，时中女子学校，成公中学，尚志中学，泽华女子中学，南藏中学，滇环中学，协进中学，华英中学，蜀华中学，成城中学，立达中
学，市立中学，中华女子职业学校等。
在《川报》统计之外，还有私立联汇大学、民力大学、西南大学，存在时间很短，还有川康农工学院、光华大学、南虹艺专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迁川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眉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学院、山西侨贤学院等。抗战胜利后，金陵等迁川五大学先后迁走。
当时公立学校经费，异常支绌，更以物价不断高涨，货币不断贬值，教师每月薪金收入不得一饱。私立学校，收费颇高，又多有借办学为敛财之道。故当时能上学读书的，多系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一般贫苦青年，就无法上学读书。
从辛亥革命到成都解放时止，成都先后发行的报刊不下百种，其中有的发行时间较久，影响较大；有的时间短暂，忽兴忽灭；在成都市政府时期（1928—1949），比较有名的报刊计有国民公报、四川日报、西蜀新闻、新四川月刊、白日新闻、民视日报、醒民日报、中央日报（后改中央日报）、新新新闻、华西日报、新民晚报、华西晚报、成都快报、成都晚报、黄埔日报、建国日报、西方日报、工商导报、西南日报等，其中中央日报、黄埔日报、成都快报等系国民党的宣传工具，新中国日报系青年党的宣传工具，其他报刊有的有进步倾向，有的持中立态度，大声周刊、民声报、星芒报、时事新刊等报刊是地下共产党组织或接近共产党人士所主办，宣传革命进步思想，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阴暗面，为当时反动政府所忌恨，随时遭到查禁、停刊、或逮捕主持人的种种迫害。较大的通讯社有中央社系国民党所办，川康通讯社系地方军人所办。
6、市区的治安概况：
成都市系四川省会，是“首善之区”。当时政府对成都的治安极为重视，设置了军、警、团、宪、特、法六套镇压机构，来维持成都的治安。
（Ⅰ）、军：辛亥革命以后，所有各时期的四川军政负责
人，均于成都设置军事机关担任成都的治安责任。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成都为什四、什八、什九三军合驻，市内治安情况更为复杂，为了避免三军之间的矛盾，乃由三军会商决定，设立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以甘四军副军长向传义为处长，张之蔚（城防司令）、周世英（什八军旅长）、田泽孚（廿九军旅长）为副处长，负责成都市区治安事宜。并由各军各派一旅人，编为十个执法大队。当时该处兵力极大。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甘四军与什八军发生战争，甘四军撤销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改设成都卫成司令部，该军师长冷寅东为司令，卫成部队由甘四军每旅抽一营，改编为卫成部队，共有部队十二营，不易设城防司令部。同年七月，甘四军撤离成都，卫成司令部宣告结束，成立临时治安会，刘湘之廿一军随即进驻成都，于七月二十一日设立成都警备司令部，委该军旅长廖泽为司令。当时，因红四方面军入川，军事紧张，为巩固省会防务计，于同年十二月二日另设戒严司令部，由廖泽兼司令。该两部即召集警备局、团务局以及东、南、西、北、外东五区等，组织军警团督察处，设督查队。为巡查便利起见，督查队又分为三种：汽车队，自行车队，徒步队。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一月一日，廖泽卸司令职，由蒋尚朴接任。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十八日，撤销警备司令部及戒严司令部，另行扩大改组设成都卫成司令部，以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参谋长李剑鸣兼司令。李于一月二十五日就职，所有驻成都之二十一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部队，均受其指挥。同年七月三十一日结束卫成司令部，设省会戒严司令部，由侯建国任司令，担任省会治安。同年十月十九日成都宣布解严，撤销成都戒严司令部，仍设警备司令部，十十一月一日成立，以侯建国任司令，文重孚为副司令。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四月十五日，侯辞司令职，川康绥靖主任公署仍委蒋尚朴为司令。蒋于四月二十一日就职。同年十二月十九日蒋辞司令职，绥署委参谋长严啸虎为司令，一直到解
故。此外，在抗战期间，成都还没有疏散区警备司令部，以李树华为司令，抗战胜利后即行撤销。
（2）警：成都的警察始于1902年，当时岑春煊署理川督，安淮清廷在成都试办警察，以保甲丙改为警察总局。1907年改名为四川通省警察总局，管理全川警务，并兼管成都市警察。辛亥革命后，1912年改为巡警总监，后又改为军事巡警厅。1914年改为四川省会警察厅。1925年北伐胜利后，废除警察机关名称，改为成都市公安局，1933年改为四川省会公安局，直隶省政府。1936年仍把省会公安局改为四川省会警察局，一直到解放。警察局之下设分局，分局之下设分驻所。至1939年唐毅任局长后，警察局即为军统把持，以后六任局长，均为军统特务。
（3）、团：由市民组织的武装，也是镇压人民的力量，是最基层的保甲组织。早在清末时，成都即设有保甲局。辛亥革命后，成都设团练局，下分东、南、西、北、外东五分局，分局之下设团总，并没有警备队，其后团总之下设保，保以下设甲。1933年8月12日改团练局为团务局，以尹仲锡为局长，郑西屏为付局长。团务局之下，仍分五区，每区设团务总所，设所长一人。以后各区改设团正，各镇设团总。尹仲锡卸职后，郑西屏为局长，郑之后，袁朗如、汪裕龄相继任局长。所有团务经费，向无预算，由各区镇保甲照实际需要，按户摊收。群众颇感团务经费负担过重，以后成立成都市壮丁总队，由市长兼总队长，以评松龄、龚治亚为副总队长，撤销团务局。1939年9月1日改设国民兵团，以市长为团长，刘刚夫为副团长。至1948年改设成都市民众自卫总队，以市长兼总队长，乔曾希为副总队长，直到解放。
（4）、宪：即宪兵。当四川各军阀为发展自己的力量，均各成立宪兵司令部，如熊克武曾委李台为宪兵司兵，杨森委袁保初为宪兵司令，刘湘委李根因为宪兵司令，田颂尧委田泽亭为宪兵司令等，以充实实力。迄至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后，中央宪
兵五团即随同开米成都，只团论文重示并兼成都警备副司令，性性质则系军统直接领导的特务机关，当时在成都的权力极大。经察亦设有宪兵大队，人呼之为士宪兵。
（5）、特：蒋中央派参谋团入川，康泽率别动队同来，该队即伪中央军委之特务队。入川后，即将队员派驻全川各市县，成都为其队部所在。伪中央军委并在成都设有稽查处，该处原隶属川康绥署，绥署撤销后，乃属成都警备司令部，但仍直接受伪中央军委特务机关领导，这是一般称为的军统。至于中统，则国民党成都市党部设有调统室直接受国民党中央调统局领导。川康绥靖主任公署设有情报处，即所称的土特务。
（6）、法：即法院。当时成都市设有地方法院，这是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机构。对于人民大众则以法律形式进行迫害。当时的成都地方法院，处理案件拖延案赝，无所不有，深为人民不满。
以上军、警、团、宪、特、法六种机构，是维持成都市治安的机关。他们相互之间，有紧密联系，可说是多位一体。他们的责任，除防治盗匪外，更主要的，是侦察打击迫害革命进步力量。如1928年2月16日镇压革命烈士袁诗尧等13人的事件，就是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向传义的滔天罪行。1949年12月十二桥杀害革命烈士三十余人的事件，就是政府特委会和成都稽查处的滔天罪行。
7、市参议会：
自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央和省市县都曾设立议会，成都市自市政公所成立，即由公所在各法团及士绅中，聘请有声望者为参议，组织了参议会，讨论市政事宜，以供市政督办之咨询。市政府成立后，于1935年3月，先成立成都市地方事业讨论会，推定苏凤岗、尹仲锡、寇孟波、冷寅东、徐申市为委员。后又成立地方协会，推定李剑鸣、钟体乾、侯方伯、许鹤亭、徐申市、尹仲锡、陈益廷、马德斋、汤万宁九人为常务委员。并推定冷寅
东、襄铁供为总务部正付主任；王聚奎、彭润之为治安部正副主任；彭植先、张凌高为新部正副主任；洪幼之、寇孟波为救济部正副主任。这是未成立市参议会以前组织之议事咨询机构，在市参议会成立以后，即行撤销。
一九四二年成都市政府革命组织设成都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由市府遴选加倍名额，报由省府圈定，计省府圈定议长为王聚奎，副议长为傅双无；参议员为费东明、刘乃铸、洪骏、彭植先、闵次元、黎光明、赵子艺、徐天秩、吕渺康、赖国藩、何彩荣华、王希瑶、胡信诚、张采芹、王绍尊、王元甫、樊凤林、王道基；秘书苟清如。该会于1942年10月30日成立。1945年革命成立成都市参议会，参议员由市民直接投票选举，举行全市大选，选出参议员五十七人。计：
一、区：邝鹤霄、赖国藩、熊镜衡、王季显。
二、区：李子英、陈孔昭、刘厚德、樊希虞。
三区：费东明、苟清如、任洪济。
四区：钟培、王希瑶、伍典清。
五区：王一立、曹子杰、王秀山。
六区：王介琪、周震东、刘文典、王蜀曙。
七区：孙铸颜、王蜀铮、胡叔樵。
八区：张志清、温仲良、唐觉从。
九区：刘益冰、唐祖尧、廖新大。
十区：李嘉余、熊光义、黄湘。
十一区：邱奇才、陈定邦、陈志昂。
十二区：梅光福。
十三区：徐子昌。
十四区：刘刚甫、刘效远。
工会：何晓波、王元甫、舒晶祥、马三竹、李叔清、杨超重。
商会：王斐然、刘自农、吴仲谦、钟德斌。
农会：陈益廷、唐思孝。
教育会：邓只译、孙少芝。
治会：叶淑崖。
自由职业：泰良模、罗聘。
1945年10月16日，正式成立成都市首届参议会，并选出刘若冰（刘井玉）为议长，孙少芝为副议长，又选出吕寒潭为省参议员。不久孙少芝调省旧粮处副处长，邀请议长职，选孙铸颜继任。后刘若冰因病情辞议长及议员职，经选举孙铸颜为议长，邀请议长职，选钟熔继任。
每届参议会任期两年，首届参议会，应在1947年改选，但因当时反动政府发动“反共”内战，军事逃遭失败，害怕普选造成动乱，遂通令将省、市、县参议会的任期一律延长，因此成都市的首届参议会任期一直到解放为止。在这四年中参议员的变动计有：陈益廷当选农会的省参议员辞职，邓只译、刘若冰、王介琪辞职，梅光磊、吕淑崖、伍典浩、李子英、王一立、熊光义、廖新六、王楚然、李保衡等因为当上了政府的官吏，例应辞职；费东明死亡出缺，吞良模因烟毒调验辞职，先后递补为参议员的有：刘鱼书、艾冰台、官旋子、张采芹、柳慕云、黄云桐、王剑鸣、史昭模、廖涤新、刘贵连、李保衡、武子诚、徐自新、李自宣、余庚林、杨天一、黄梦元、刘芳等。这届参议会共计开了十四次大会，十三次临时大会。每次会议都是吵吵闹闹，甚至打架了事。所有议案都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参议会与市政府矛盾重重，参议会本身正副议长斗争剧烈，议员与议员间相互攻击，均欲以议员身份，得到政府官吏职位，甚有利用参议员身份，到处吃欺头。此实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特有现象也！
8、市区的工商业概况：
辛亥革命后，成都的工业基本上还是以手工业为主。如染坊街的骨、角、竹、木器业，福兴街的帽铺，三街拐的鞋铺，昌福馆的银匠铺，科甲巷的绣花铺等等，无处不表现手工业的特色，比较成型的近代化机器工业，也只有一个电厂、一个兵工厂、一个
造币厂和·个制茶厂。
抗日战争以后，由上海、天津汇川汇广北多，绝大部分在重庆等地，后来才陆续在成都建立分厂或由本地绅商新建工厂的，其中计有裕华、申新、宝星等纱厂，建成、大新、兆丰等面粉厂，以及民族染织厂、纸烟厂、制药厂和肥皂厂等。这些工厂的规模虽不大，却使成都由落后的手工业进入了机器工业的初步阶段。
成都的商业，自春熙路建成以后，市面逐渐繁荣。它北接总府街、商业场延伸到提督街，南接东大街，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抗战以后，市面出现虚假繁荣，银行钱庄如雨后春笋，先后开设了七八十家。大量游资泛滥，投机生意应运而生。计有安乐寺的黄金、白银、纸烟市场，东大街沁园的棉纱市场，大安市的米市，城守东大街的西头市场，正娱花园的黄金市场，都是一些大搞买空卖空的赌博交易。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利用他们的巨大财力，从事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兴风作浪，谋取暴利。
除此之外，其它行业，为数甚多，茶馆、饮食馆、餐馆、理发店、鸦片烟馆等等，触目皆是。根据1935年1月1日《新新新闻》的统计：成都茶馆五百九十九家，以外东为多；糖果店一百八十二家，以西区为最多；饮食店两千二百九十八家，以北区为最多；酱园二百五十九家，东区最多；肉店（猪肉为主）四百八十九家，南区为最多；屠宰业五十二家，以南北区最多；浴室二十一家，东区最多；理发店五十九家，北区最多，旅店三百一十五家，以外东区为最多，厕所一千二百另九个，北区最多，鸦片烟馆九百一十二家，以南区最多。对于为旧社会特有的娼妓，划定北顺城街、水东门街、天涯石东南西北四街、福字街、武城门大街为公娼居住特区，有一百二十户，七百八十五人，私娼则散居各街，未加管理，亦无法统计。至于扬州妓女及群芳会歌女，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先后陆续来省者，共约二百余人，先后居住在东大街的东安里，后如在是庵街、书
院街、藩库街、西御街一带。至于其它行业，缺乏具体资料，未予列入。
旧社会的烟、赌、娼是三位一体，成都的大小赌场，都准备有鸦片烟和妓女，供赌徒等欢作乐，现摘抄《川报》1934年7月15日，以“烟赌烟云集，枕江楼营业旺”为题的报导：“外南枕江楼餐馆，每日楼上楼下，座客皆满，有挟妓肆赌者，有横榻吸烟者，有妓女抱琵琶弹唱者，应有尽有，席客飞觥猪拳，恣意寻乐。该餐馆营业如期，不知当局尚留意风俗治安否？”这篇报导，深刻地描绘了在反动统治下旧成都的丑恶面貌。
结束语：
成都地处川西平坝中心，川西地区沃野千里，物产丰富，自古有天府之称。但解放前大部份土地集中地主、官僚、军阀手中，这批人多寓居成都市区，将庄稼农民所得的钱财在成都营建华堂，修筑花园，享乐腐化，穷奢极欲，致使成都市成为川西一个最大的消费城市。面工商业则以缺乏资金，得不到发展，消费品多为洋货。兼以四川军阀割踞，战祸连年，成都作为四川省会，又系军阀必争之地，在军阀长期统治下，苟捐索税，横征暴敛，使民不聊生，百业萧条。尤其是成都发生过二次巷战，烧毁民房数以千计，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则不可数计。在此巨大破坏之后，市面恢复已难，更谈不上大的发展。到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川，四大家族资本和江、浙财团势力涌入四川，成都始一度展现繁荣景象，银行钱庄林立，但他们的大量资金，从事投机倒把，囤积走私，以图垄断市场、牟取高利，并未大力发展生产事业，以致人民生活需要和高级实用，均由洋货供应，成都的民族工商业反而破于破产状态。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加紧法西斯统治，实行白色恐怖，同时滥发纸币（由伪法币到金元卷、银元卷），使通货逐年涨涨，迫使不堪忍受的人民越来越发动反内战、反饥饿、反追害、抗暴运动，风起云涌，反动政府无法应付，虽数易共市长，办不能挽救当时之危局！1949
年 1 2 月，成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下解放了，从此迎来了芙蓉国里尽朝晖的新史页。
附记：本概要资料的来源系参考成都市政年鉴、华阳国志、成都县志、醒民日报、西南新闻、川报、民视日报、新新新闻、工商导报等以及有关人士所提供的资料编写而成，遗漏甚多，错误难免，敬请有关人士指正。
（一九八〇年五月完稿）
我们所知道的邓锡侯
何翔炯 奉伯常 陈仕俊 付英道
编者按：何翔翅、陈仕俊、付英道三位同志合写了一篇《我们所知道的邓锡侯》，奉伯常同志写了一篇《邓锡侯的传略》，内容都是叙述邓的一生经历，但各有详略，又可互为补充，特由我们合并整理为一篇资料，间有缺误之处，亦代为订正，不知当否？请读者再提意见，以求详实。
一、辛亥革命，在内战中升任师长
邓锡侯字晋康，一八九〇年生（一说生于一八九九年）于四川省营山县回龙场。家贫，父母早亡，依其舅母文氏抚养，得以长成。幼时入私塾读书，勤奋好学，孜孜不怠，深受塾师李樵（号铁樵）的赞赏。鉴于清廷腐败，外祸日深，他常与邻友段某谈其抱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语。后与段某相约离开营山到成都共谋出路。
当时清廷在成都开办陆军小学堂，邓到成都，适逢该堂招考第一期学生，决心弃文之武，前往报考，竟被录取。毕业后以成绩优异开送至南京陆军中学堂，中学毕业又开送入保定军官学校。辛亥革命前夕，因受革命影响，邓在军官学校还未毕业，即回川参加新军，在十七镇六十五标当教练官和帮带，民国建立后，转到川第军四师刘存厚部任职。
一九一五年，邓已在刘存厚部任营长，跟随刘在川南叙泸等地清乡，遂督将在云南川、汉茂护国，率师入川，刘存厚首先
响应，参加护国战争。与蔡锷率领的滇黔军一起，与袁世凯派来的白洋军曹锟、张敬尧等部作战。泸（州）纳（溪）战役，邓奉命守马鞍山，凭地势险要击败北洋军曹、张的精锐联合纵队，立了战功。刘存厚派邓前往大洲驿向护国军总司令蔡锷会报战况，蔡对邓奖慰有加，并指示邓转陈刘，应严明军纪，能战者赏，怯战者罚。特拨给刘部六八步弹五千发补充，准备总攻。蔡并说：“梁任公忠告，护国得到中外支持，广西陆荣廷已宣告独立，各省亦在积极响应，坚持鏖战下去，倒丧必胜……”邓即返部复命。以后，护国战争以各省独立，袁世凯病死，而胜利结束。川政在蔡锷、罗佩金先后主持下，川军仍恢复五个师的建制，刘存厚改任第二师师长，邓锡侯升任二师舒云衢旅第五团团长，驻成都城内北较场。
一九一七年刘存厚与川督罗佩金、戴戡先后在成都巷战，邓锡侯率部狙击滇黔军有功，并在兵工厂枪毙祸首、纵兵殃民的黔军旅长熊其勋，受到重赏。战后不久，刘存厚由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
一九一八年熊克武联合滇黔军通电护法，声讨北洋政府任命的督军刘存厚，分路向成都进军。刘部第五旅旅长舒云衢在仁寿发出通电，响应护法，脱离刘。刘即免去舒职，并任邓锡侯为独立第五旅旅长，驻防眉山、彭山、仁寿一带。这时邓已有严格控制部队、使之成为自己私有武力的意向，在眉山开办军事教育团，自兼团长，将各团营军官调来训练，提高部队作战能力，增强自己与部属的紧密团结。刘存厚在熊军和滇、黔各军压迫下撤离成都，败退陕南后，熊克武由南方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邓锡侯未随刘退走，表示愿意归熊节制，接受改编。熊将他编入向传义师（川军第三师）任第五旅旅长，仍驻原地。向师有两个旅，一是邓旅，一是刘旅，向有意撤换邓、刘二人，先将邓部团长陈光仁换为陈鸣谦，营长李其相换为张清平。于是邓、刘协同反向，宣布脱离向传义。
这时，唐继尧在重庆开会借门托伐，要熊克武交出今川厘粮及四川兵工厂，借不同意，唐即组织滇川黔共进会分化川军，联石青阳、卢师济、颜德基、黄纪生、吕超等部共同制熊。一九二〇年吕超攻入成都，熊率部闭省，退到川北剑中一带。经过一番布置策划之后，乘倒熊将领吕超、向传义与滇、黔军将领分驻内江之机，熊与川军第二师师长刘湘和败退陕西的刘存厚等部在联合驱逐客军的名义下，全面向在川的滇黔军及吕超等部反攻，由刘湘为前敌总指挥直取成都。遂刘存厚返川，即委邓为第六路司令，与一路司令田颂尧配合进取成都，猛攻滇军。滇军退守龙泉山脉，据险顽抗，邓、田两部奋勇仰攻，战事激烈，双方伤亡惨重，邓部团长谢松（秋崖）即在此役阵亡。继经何光烈、杨森两部相助，滇军不支，溃退泸州，吕超和黔军退回重庆。经过六个月的混战，驱逐滇黔军之战，胜利结束。邓锡侯升任第三师师长，随刘存厚驻防新都，广汉一带。
熊克武是一九一八年，南方革命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而刘存厚则是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他虽曾攻退陕南，却一直顶着这个头衔，不肯放下，于是驱逐滇黔军之后，四川出现两个督军的局面。熊克武提出取消督军，和四川自治的主张，他自己辞去督军职位，由一、（但燃举二）、（刘湘）三、（刘成勋）军组成联合办事处，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主持四川军政事务，追刘存厚放弃北洋政府委任的督军称号，刘不允。于是又兴起第二次驱逐刘存厚之战，刘存厚在一、二、三军共同压迫和赖心辉反叛下，再度败退陕南。邓锡侯未随刘去，率第三师退驻保宁一带，趁四川内战间歇之际，又在保宁开办军事教育团，调训全师中下级军官，加强对部队官兵的控制，巩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一九二二年熊系各部刘刘不满，发动倒刘，刘宣布下野，继刘任第二军军长的杨森首先下令向第一军驻下川东部队进攻。一、二两军战争爆发，邓锡侯站在熊克武的一军系方面，同赖心
辉部一起向第二军的重地派兵进攻。杨森被第一军战败，撤离重庆，败退湖北施南，邓锡侯的第三师进驻重庆。这时邓的声望日高，实力增大，在四川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军势力量，可以自主地从事内战活动了。
二、反对熊刘，投靠北洋，任四川省长
自一九二二年“一、二军之战”一军胜利后，熊克武以四川军务督办名义掌握兵工厂及自资盐税，在幕后支配四川政局，在他的支持下，第三军军长刘成勋出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总握军民两政。刘借军事善后会议决议，废除军长职衔，规定川军部队以师为最高单位，按实有快枪数字改编，他的目的，是防止再出现实力强大的人物，威胁他的既有权位。第七师陈国栋实际人枪不足，刘派第三军师长兰世征率部前往陈师驻地璧山强迫改编；又以邓锡侯实力增大想升军长，对废军办法不满，于是密派田伯施到重庆煽动邓的旅长刘铭言、刘汉鼎反对，企图将陈邓一同搞垮。殊事机不密，为邓察觉，邓采纳参谋长黄隐的建议，借春节在重庆东舞台看戏过节之机，将刘铭言，刘汉鼎扣留，宣布撤销他二人的旅长职务，升团长陈鼎勋、李家钺为旅长，安定内部；一面派遣部队与陈国栋师联合，赶到隆昌拦截兰世征的部队。当时兰世征正在隆昌城内接受地方人士欢迎，忽报三、七两师部队攻入城内，兰急越城逃跑。邓、陈遂再联络唐廷牧、田颂尧、刘斌等师长通电反刘，挥兵直取成都。刘成勋明令将邓、陈两师长撤职查办，加派四川边防军赖心辉及川东边务督办（原第一军军长，废军后任此职）但想李部的余际唐师与第三军配合，解决邓、陈两部，于是内战范围进一步扩大，邓、陈各部攻入成都。这一阶段的战争，当时四川称为一（军）、三（军）、边（边防军）打三（师）、七（师）、二十一（师。田颂尧是师长）。实际上则是邓锡侯领导的三师、七师、二十一师和二十二师唐廷牧等部反对熊克武领导的军系的战争。
北洋军阀吴佩孚将谋国已久，利用这时四川发生内战，支持因处湖北境内的杨森打回四川。并派北洋军队王汝耕、赵云华、郭军袁祖铭等部，由杨指挥，从川东进攻重庆。因处陕西的川军刘存厚，亦由吴佩孚派北洋军吴光新等部协助他打回四川，进兵川北。在邓锡侯、陈国栋等部攻入成都的同时，熊克武驻重庆的部队兵力单薄，不能抵御杨森等部，撤离重庆，重庆遂为杨森攻占。
熊克武与所属各部退到遂宁一带集结后，决定先反攻成都，再图重庆，分兵三路向成都进击。邓锡侯率领的联军在石板滩、西河场一带被熊部击溃，截成两段，分向川北绵阳、梓潼、阆中一带退走，成都再次为熊部克复。这时，曹锟由贿选而当上总统，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申令讨伐曹、吴，委派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就职后，挥兵进取重庆，久攻不克，后得云南唐继尧派遣滇军胡若愚部助攻，乃将杨森部队击败，占领重庆。
败退川北的邓锡侯等部和由吴佩孚支持围川的杨森等部，在成渝两处战败之后，由于共同的目标是反熊，遂一致联合起来，由邓锡侯、刘斌、田颂尧、陈国栋、唐廷牧等联名通电拥护北洋政府，指斥熊克武、但懋辛、刘成勋等撇开战衅，阻碍国家统一。他们的行动，受到曹、吴的奖赏，由北京政府改委邓锡侯为国军第三十师师长，并加“骠威将军”的头衔。吴佩孚又给败退万县一带的杨森等部补充了大批械弹粮饷，并起用了丁野后蛰居大邑的刘湘，先后给以川滇边务督办和四川善后督办两个头衔，希望由他统一指挥各部向成、渝反攻。于是反熊各军分兵五路，由杨森、卢金山（北洋军）、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等分任五路总指挥，向熊克武部全面反攻。因熊军内部分歧，赖心辉的边防军作战不力，二混成旅张冲部的军官久立战功，得不到升迁，士气涣散，以及指挥不当等原因，作战失利。反熊各军一举攻占重庆之后，又占领成都。熊克武被迫退出四川，率残部三万余人退到
湖南常德组成“建国联军”，后赴广东，被蒋介石汪精卫用计扣留，军队瓦解。
反熊各军胜利后，北洋政府任命杨森督理四川军务事后事宜，实际上他就是督军。邓锡侯被北洋政府任为四川省长，但以不愿离开驻在庆的部队，纠成都又要受制于杨，省长公署因而形同虚设。不久，北洋政府又改任邓为四川清乡督办，另任赖心辉为四川省长。
一九二五年，四川督理杨森发动统一之战，想并吞各军，独霸全川。刘成勋、刘斌、周西成等被其击败后，四川各军人人自危。于是刘湘联合驻渝黔军袁祖铭和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赖心辉等共同反杨，公推袁祖铭为联军总司令，刘、邓、田为副总司令，刘湘兼前敌总指挥，分几路向成都进攻。邓部担任资中、资阳的主攻任务，与杨森部队在资中宝兴场一战，打垮了杨的王兆骞师十个团。同时杨部的十六师师长王继绪倒戈反杨，脱离杨部，投降刘湘。杨森虽有十万之众，因部将或败或降，大势已去，不能再战，就溃退出川。
战后，刘湘在自贡召集四川各军举行分盐税、分防区的分赃会议，按实力摊领饷款，邓锡侯有枪三万支，月分盐税三十万，仅次于刘湘；其防区分得松理茂、华阳、简阳、遂宁、合川、南充及彭、郫、崇、潼、金、新、广汉等二十余县。从此邓锡侯进一步羽毛丰满，在四川成为独霸一方的头二号军阀。
三、北伐易帜，联刘（湘）打刘（文辉）
邓锡侯自击败杨森进驻成都后，将其“四川清乡督办公署”设在华兴街皇华馆内，由北洋政府委派“帮办四川善后事宜”的刘文辉和川西北屯旅军总司令田颂尧也都驻在成都，他们三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其初尚能和平共处。一九二七年同共合作的北伐军进军至武汉，四川军阀的部队都先后易帜称政“国民革命军”。邓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刘被任为二十四军军长。
田被任为二十九年军长，除各有防区外，成都则处在三年共同统治之下。
邓的二十八年运时扩充到一四团之众，编为五个师，十七个混成旅，另有炮兵等特种部队。但是他所居的师长李家钰、罗泽洲、陈鼎勋、黄险以及旅长陈岗、杨秀春等都在自己的驻防区内各行其是，有关财政征收、人事任免，都由他们独断独行，他们在防区内任意预征田赋、筹款派捐，任意扩充部队，不受邓的节制。因此，李家钰、罗泽洲、陈鼎勋、黄险等部从原有的一个师，而自由扩充到各有一二十个团以上的兵力。李家钰又得到“四川边防军总司令”的头衔，黄险得到合川江防军总司令的头衔。仍然形成一支独立于邓锡侯之外的部队，邓只好听之任之。由于各师旅防区的财税收入，不上交军部，军部的经费开支，主要就靠成都造币厂铸造硬币的赚项来维持，邓只要求部下将领在形式上承认他是上级长官就算了。由于邓不与部下争权利，所以所属将领也不愿公开脱离他，在塞人问题上还能一致团结对外，共谋生存。邓曾说过这样的话来辩解，他说：“别个坐轿子的，是硬要叫抬轿子的抬起来，我这个坐轿子的是指轿子的硬要抬我走。”
当时四川的形势是，刘湘占据重庆，财税收入较差，刘文辉所占防地最多，竟达七十余县又是财源丰富之区，而杨森与邓、田各部则兵多防地少，又是川东北贫瘠之区，他们为求生存发展，就几次联合起来向二刘发动进攻，但都遭到失败。例如：一九二八年杨森联合邓部的李家钰、罗泽洲、陈鼎勋等部进攻刘湘而失败，杨森的万县等下川东防地被刘占，不得不到李、罗防区寄食；一九二九年，李、罗、杨等部又向刘文辉的上川东地区进攻，也被刘部击败。结果罗泽洲的部下一旅长叛变他而被拘，由陈光藻平叛，率所属全师归附了刘文辉，防地亦为刘所有。二刘势力因而进一步扩大，大有统一全川的实力与野心了。
一九二九年刘文辉以李家钰素不服从邓锡侯的控制，形成独立，遂骗邓出兵会攻李家，约定刘收编李的部队，邓接收李的防
地。邓当即派黄隐为前敌指挥，率兵会同刘文辉部，围攻、击溃李部。但李的军要防地遂守等县为刘所占，刘又暂背信食言，防地不交邓部接管，纵使旅长林樾放在公安会上当众侮辱黄隐说：“防地是枪打来的，要防地枪上来拿。”邓、黄始知受骗，对刘十分忿恨。
一九三二年十月，一贯挖友军墙脚的刘文辉准备以武力消灭力量较弱的二十九军旧颂尧部，在成都向田部进攻，双方发生巷战。当时成都城内的驻军，大体上是二十四军在雨面，二十九军在北面，二十八军夹在中间，当二十四、二十九两军在争夺皇城内的制高点梁山，激战未分胜负时，邓锡侯出面调停，派出其二十八军部队为中立军，在中间隔开，实际上则是假调解之名，掩护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并为己通情报。何翔迪当时在二十八军任营长，这一营兵曾充当西华门至湖广馆街这一带的间隔部队，就是这样做的。
这次巷战，经过邓的调停及“保定系”同学吴景伯（廿四军）、牛锡光（廿八军）等从中劝说刘文辉罢兵，大意是说，阻碍廿四军发展的是“速成系”（指刘湘）不足“保定系”（指田颂尧），刘应当先击败主要对手“速成系”的力量。邓、田等兵力不如刘湘远甚，打败刘湘之后，邓、田当然归附二十四军。刘文辉采纳调解人的意见，限令已被包围的二十九军撤离成都，开回德阳。绵阳的防区，就结束了这次刘、田两军的巷战。
刘文辉接着去打刘湘，正当荣县、威远前线军事得手之际，李家钰、杨森两部突向刘文辉的遂宁防区前进，田颂尧部和邓锡侯的黄隐部亦向仁寿籍田铺集结向刘部后方推进，邓锡侯部的陈离师也向刘的防区东至、简阳推进，形成了在刘的后方三面包抄的形势。这些部队的出动，本是邓、田、李、罗、杨与刘湘的秘密协议，一致反对刘文辉的实践。刘文辉鉴于这种前后受敌的不利情况，只得采取缩短战线的策略，下令停止对刘湘的攻击，并与刘湘在荣县老君台签订停战协议。因此，使刘文辉放弃了三十几县的
地热。
刘文辉从荣威赶回成都后，认为这次各路山兵打他的屁股，都是邓镖候所策划支使，决定先消灭邓的二十八军。有人建议，没鸿门宴将邓捕杀，再解决邓的部队。二十四军旅长黄蓉得知这一计划，漏夜立即秘密告邓。同时，吴景伯也向邓部牛锡光透露这个消息，牛乃转告了邓。邓得到情报，立即驱车出走，在新都宝光寺作战争部署。派师长陈尚率部在毗河上游，成都至新都的要道三河场一带布防，命令二十八军驻成都部队在北门外集结，准备战斗。次日，邓在宝光寺召开二十八军旅长以上的将领会议。由邓主持，向大家说明二十四军要消灭二十八军的计划后，表示只有下野了。第二师师长兼江防军总司令黄隐首先表示：邓不能辞职，他坚决拥护邓与二十四军拼战到底。陈鹏勋、马德斋、杨秀春、陈离等师长相继发言，都说坚决拥护邓军长率领各部与二十四军作战。最后，是旅长谢无折发言说：“军长，你说要下野，你到是‘周师付’了（这是成都一句俗话，指艺人周兼连名利都解决之意），我们咋个办咧？你不能下野，我们大家都坚决拥护你与刘老幺（指刘文辉）战斗到底”。他说得大家哄堂大笑。邓锡候这时在桌子上一拍说：“好嘛！大家既不要我下野，我照大家说的干嘛。今后大家要协力同心地干，如有作战不力者，定要严办！”于是，将毗河防务分成数段，黄隐师担任灌县至崇宁一段；马毓智师担任崇宁至斑竹园一段；陈离师担任斑竹园至三合场一段，以下由杨秀春、陈鹏勋两师联防，谢无折旅为预备队。邓为了鼓动士气，曾集合陈鹏勋部军官训话，他说：“刘文辉有野心，他想当西南王，要吃掉我们的部队。”我是一条猪，可是我是头刺猪，他吞下去要吃咋死。现在要看：你们刺猪毛长得坚硬不坚硬，要么态成城，万箭齐发，一举渡过毗河，再举攻克成都，活捉他们。这一仗定要打胜，你们的薪饷才能按月发放，今后看究竟谁吃掉谁！”因为当时刘文辉正在用金钱收买第三师军官，对团长以上的人均送公馆，并将连营团长调到二十四军的政治校受
训。所以，邓特别注意该师官兵的动向，但该师仍拥邓，未受刘的引诱。
刘文辉得知邓已归城，密谋捕邓守湘，立即进行攻击部署，派王治人为总指挥，以不降武部指向龙桥、班竹司；刘元瑞部指向崇宁。双方开始战争，异常激烈。二十八军黄隐部守崇宁东门的连长卢青云投降了二十四军，致使崇宁失守。二十八军立即将崇宁城北大桥烧断，阻止刘军，刘部虽再三猛扑，仍不能渡过毗河。最后在斑竹园激战三昼夜，抢渡多次均被击退，两军隔河拒守，进入休战。这次战争，刘文辉部下的保定系将领如张志和、夏仲实、林泽伯、冷寅东、吴景伯等人都不想把邓部打垮，只是太子派刘元瑞、石肇武等在出力，而刘多方利诱邓部师长陈鼎勋，陈只是用刘的钱而不向刘投降。由于种种原因，以致两军打打停停，在毗河两岸长期对峙。
邓锡侯认为这种对峙局面于二十八军非常不利，约集部属，商筹办法。旅长黄石子向邓建议说：“现在只有催促刘甫澄（湘）出兵，才能击败二十四军。要刘出兵，就得先找我老师刘从云（绰号刘神仙），他是刘付澄的军师，军机大举，言听计从，如果军长（指邓）能禁敬他，给他当弟子，要求他劝刘甫澄从川东南出兵打刘文辉，使刘军首尾不能相顾，则毗河之危，迎刃而解。”邓从其议。于是黄星夜去见刘从云，说明情况。刘欣然应允，约邓在乐至县同化场会面。邓去后，向刘从云顶礼拜门，刘大喜，向邓保证二十一军出兵。邓即回广汉静候消息。
刘从云乃向刘湘分析毗河形势，说：刘、邓两军鹤群相争，已呈胶着状态。只要二十一军出兵，二十四军必定垮台，甫公就可以趁势统一四川了。刘湘采纳其议，下令出兵。果然，二十一军从威远方面一经出击，二十四军即由毗河向岷江一线撤退。刘湘乘胜挥兵直下成都后，协议，邓锡侯的二十八军负责灌县至崇庆县一线，李家钰的边防军负责崇庆至新津一线，刘湘的二十一军负责新津至乐山一线，向退徒岷江沿线刘文辉的二十四
军阵地发起总攻。一面派川与刘文辉部将领有关系的人进行分化瓦解。结果，刘文辉所属的陈光藻（冯文）、陈乃初（鸣谦）、彭韩（诚孚）、邓和（权才）及林彬坡等师、旅长先后率兵脱离二十四军，归附刘湘；刘文辉从此势穷力竭，只得率残部西退雅安。李家钰部的敌集生旅占领邓琳县城后，俘获二十四军一贾矫横跋扈、奸淫良家妇女、民愤极大的流氓官石箫武，将其处死，把首级运至成都少城公园示众。
四川军阀在毗河鏖战期间，红四方面军已入川，解放了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宣汉、达县等地，建立起川陕苏维埃革命政权。驻在川北的田颂尧部一遇红军，望风披靡。刘湘等分电向蒋介石告急求援。因此蒋的势力乘机入川，于克，这个大军阀借此就吞噬了四川各系小军阀，使长期的各系军阀混战从此结束，四川乃形成表面的统一，打破了防区制。
四、阻击红军北上抗日
毗河之战结束，红军在川北的革命烽火已成燎原之势。蒋介石根据层，急派程泽润入川，在重庆组织“川央驻川军事特派员公署”，支持刘湘领导“剿共”作战。1933年7月，蒋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一指挥全川各军以蒋介石为后盾，抵御红军。刘湘就新职后，乃派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存厚分任第一、二、三、四、五、六路“剿匪”军总指挥，各率所部阻击红军。当时，邓锡侯对刘湘的战斗序列极其不满，曾对其军部参谋长朱瑛（汉辉）说：“刘甫澄把我压来同我的部属（指李家钰）和他的部属（指王陵基）看齐（指的是：同任为“路指挥官”名义），未免渺视我。看他摆开六路，不过是做个挨打的样子，中间我们还要受刘神仙的节制，打起仗来胜败就难说了”。（按：刘神仙即是刘从云，乃刘湘的狗头军师，他当时被任为“前方委员会”的委员长，是反共的积极分子。）邓锡侯企图与刘湘分庭抗礼，各领导一路川军，以免兵力过度分散，保持各自指挥系统易于掌握，而又适合他在川军中的身
价。
由卜邓对刘湘的安排不适当，遂决定把二十八军分为进剿与整训两部分，定期交换，不把军力全部投入前线，以免输光本钱。他乃派第七师师长马锡智代理军长，驻在成都，本人即将第一路指挥部设在绵阳，亲往督师。以师长陈鼎勋为前敌总指挥，杨秀春、陈离两师长分任副指挥。他们三人是轮流到前线指挥作战，邓部遭赴前线的部队，计有龚渭清、黄锡滨、卢济清、李竞芬、杨晒轩、周世英、刘乃铸等十个旅，还有一个特种司令牛锡光。（名为特种，仍以步兵为主，兵力相当一个旅）。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邓锡侯部队从广元县元坝子直到南江前面的铁厂河，多次向红军进攻，红军王树声部队逐段撤退。经半年时间，邓部占领南江，进军小通河，与红军隔河相持。当时红军主力南下与五路军决战，一九三四年八月，红军在万源击溃五路军王陵基，回师横扫四、三、二、一路，川军望风溃败。一路军邓锡侯溃退时，被红军追击，赤卫队冲入邓军，投掷手榴弹，邓军秩序大乱，忙分四路退回广元。
邓锡侯到广元整顿部队时，向官兵训话说：“你们进攻几个月，才到达小通河，但在撤退时，几天就跑回来了，一趟子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啊！我不怪士兵，这些指挥官究竟在干什么？……”。弄得在场的几个旅长默默无言。
二十八军撤至广元不久，部队番号奉命改为四十五军。当时，胡宗南派遣其丁德隆旅增援广元，在嘉陵江右岸乌龙堡设防阻止红军。邓锡侯因前次从旺苍县撤退时，没有先搭浮桥，致渡河时损失很大，领取了与红军作战的教训。此次，遂在广元嘉陵江上先搭一座浮桥，便于将来撤退。
当红军追击到广元时，丁德隆曾大言不惭地吹嘘，他的部队装备优良，只须一个旅就能阻止红军前进。殊不知红军追击到乌龙堡他的驻地，刚一接触，他的部队就向天水方面败退了。邓部增援丁旅的部队也退守宝轮院，剑门关一线。一九三五年三月，
红四方面军为了要到川西北地区与毛主席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师，继续向宝轮院、剑门关攻击前进。这时，邓部的陈鼎勋“指挥官”一职，改由陈禹接替，与红军激战了五天，旅长习文俊率所部五个营死守剑门关，全被红军歼灭。红军攻占剑门关、剑阁县城区，邓部被截成两段，一部在广元嘉陵江北岸，一部续向梓潼县方向败退。邓令所部分守江油、中坝、梓潼、魏城四点阻止红军会师。
守江油的是邓部杨晒轩旅，红军由沿江上游渡河，攻占后山、团围江油，邓锡侯率褒洞漕旅、卢济漕旅、黄锡垣等，八个团往解江油之围，堵子山一带与红军激战，双方伤亡惨重。龚洞漕在左翼山头掩护撤退负伤，属部退回青莲渡。杨晒轩旅被围困在江油城内，几被全歼。嗣因红军在北川河谷鏖战后，改向茂县、汶川前进，江油之围始解。邓又派旅长陶凯率兵四团在松慰道上阻止红军会师，受到红军猛击，陶旅伤亡千余人，此役团长孙燮林阵亡。
事后，邓又奉命与杨森部到天全、宜兴县一带阻击中央红军。到达时，红军大部早已通过，邓乃派李树骅旅从后山侧击宝兴并追击红军。逾间，邓锡侯接到红军朱德总司令写给他的密信，略谓：“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国难当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有困难，暂时不来，希望互不干扰……。”等语。邓随即密令其追击部队与红军保持一天行程的距离不失敌踪，只要能上报应付了事。李树骅奉此密令后，即遵令执行，未再与红军接触，仅在两河口向红军后卫部队打了几枪。只是当地无粮可征，官兵给养异常艰苦，后勤供应不上，弄得李部“饥无食、寒无衣、饥无药”。邓军是有后勤供应的部队，在战时尚且如此，对比之下，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漫漫长夜，毫无补给艰苦情况是可以想象的。
红军在毛儿盖会师后，张国焘违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率部南下川西、川南，击溃杨森的追击部队，击破邓锡侯部的林
冀如、刘乃铸两旅在大川、太平场的碉堡封锁和刘湘在天空、芦山的封锁部队，主力进攻名山、百丈、黑竹关和邛崃的尖关；刘乃铸旅同王泽澈旅曾参加尖关攻防战。
当时红军南下名、邛，担任阻击的川军处境危险，仍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乃亲到邛崃督师，刘湘被迫也亲到大塘铺督战。川军各部与红军在百丈、黑竹关、夹关等处激战三昼夜，双方伤亡均重，最后红军转向西康、甘孜撤退。
一九三六年，红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西康会师后，两部再度翻雪山、过草地继续北上时，邓锡侯奉命派李树驿、卢济清两旅到陕西宁强、阳平关、略阳一带阻止红军回川，此次未与红军遭遇，即全部撤回。
五、参加抗战，转战晋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夕，蒋派何应钦主持“川康整军会议”，决定整编川军。邓的四十五军即由原来五个师和一个警卫部队整编为两个军（四十五军、九十五军）四个师。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川军奉调出川，参加抗战，邓锡侯被任命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所部四十五军与孙震的四十一军、李家钰的四十七军，由川北开经西安转赴山西前线与日寇作战。九十五军黄隐部留川维持治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四十五军出川抗战时，邓锡侯召集全军官兵训话说：“一二五师官兵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的。但是，你们都背着枪，拿起碗在吃饭，为何过去别人来夺你们的饭碗，你就让他拿走？你有一支枪还保不住一碗饭，又怪谁呢？各师的军费独立，都是由各自在驻防区域筹饷，税款并没有上交分文，军部经费比师更穷，大家是知道的。总之，从现在出川抗战起，我要按时发饷，如不见现，你们来找我，……”答道。“现在门庭侵我国土，杀我同胞，抢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全国一致请缨杀敌，我们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国卫民。出川抗战，前线情况，急如星
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遂大声问道：“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全体官兵激于义愤，齐声应道：“愿立即出发杀敌！”
九月下旬，邓邵原奉命出发到河南许昌，与刘湘的二十三集团军会合后，即受刘湘节制参加抗战。殊邓邵徒步行军千余里到达宝鸡，转乘火车至西安后，即奉蒋介石急电，以山西娘子关吃紧为辞，改令该廿二集团军驰赴山西，受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这样一来，刘湘派出川的两支部队二十二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就被蒋砍掉一支，而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部刚到武汉，又奉蒋介石命令勿离开赴许昌，转赴芜湖归第三战区副长官顾祝同指挥！于是刘湘的第二支川军部队又被砍掉，他成了光杆司令长官，无法在许昌设立长官部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邓借副总司令孙震及四十一军副军长董荣沂、参谋长朱琰和副官主席儒飞抵西安时，当奉二战区长官阎锡山电令，驰赴晋西受副长官黄绍兹指挥，邓邵即在寿阳和阳泉一带同日寇作战。当时，川军武器装备窳窳，士兵每人只有一支步枪和两个手榴弹而已，全凭血肉之躯与拥有飞机、大炮、坦克之强敌搏斗，因而伤亡奇重，乃逐次退到榆次附近。邓邵准备率部乘拢太原，途中始知阎锡山早已放弃太原而未通知邓邵。十一月六日，邓邵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与日寇遭遇，参谋长李鸿涛在作战中负伤，邓本人以坚马跌伤，几乎被俘。经卫队抢救和八路军游击队掩护，邓始脱险。此后，每年十一月六日，邓都作为他的抗日遇险纪念日，以示永远不忘日寇侵华的仇恨。
邓脱险后，辗转到达洪洞县整顿部队，并等待川军到齐集中。这时，朱德总司令亦率领第八路军部队在这一带抗击日寇。因朱是四川仪陇人与邓是老友，邓多次请朱总司令到川军部队向官兵讲话，并讲授游击战术的实战经验，川军官兵很受启发，因而爱国热情高涨，斗志昂扬。丁玲女士还率领文工团随朱总司令来到洪洞，为部队演出许多抗战文艺节目，没年士心，官兵精神
非常振奋。朱总司令还送邓锡侯战马一匹，邓也曾派该军干部张鹏翼等到延安“抗大”学习。
二十二集团军当时的战斗序列是：四十一军、四十五军、四十七军。其中的四十七军李家钰部，刚由川出发来到宝鸡，即奉蒋介石命令调赴河南攻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后来，李家钰军担任掩护从洛阳溃败的汤恩伯部队，遭受日寇狙击，李本人任陕西秦家坡阵亡）。因此，实际受邓指挥的只有四十五与四十一两个军的部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南京失守，十二月下旬，济南失守。敌寇一面由南京北渡长江，一面由济南南渡黄河，企图打通津浦线，徐州吃紧。当时的统帅部急调大军保卫徐州，乃先遣二十二集团军驰赴津浦北段增援，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邓锡侯率部星夜赶往徐州长官部报到后，奉李宗仁命：邓集团军立派一个军沿津浦线北上，阻击从泰安方向南下之敌。邓锡侯的总部进驻临城，命四十五军一二五师由界河前进，阻敌于是泗水以北；四十一军由韩庄推进，集主力于滕县附近，构筑阵地阻敌南下。其后，该军一二二师死守滕县城与日寇血战三昼夜，此役，师长王铭章及其下属官兵均英勇殉国。四十五军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在微山湖以东向太平场推进时，亦于战斗中受伤。邓部川军的滕县之战，为尔后名震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奠定了胜利基础。
六、刘湘病故，出主四川军政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刘湘出川抗战不久，即病死于汉口，川局波动。因刘湘部属中原二十一军系高级将领，如王缵绪、王陵基、潘文华及在前方参加抗战的唐式遂等，均想趁机夺取四川军政大权。有的想接任四川省主席，有的想继承刘的川康绥靖主任职务；四川的地方政客也趁此推故助澜，或拥甲，或拾乙，闹嚷不止。二月上旬，蒋介石乃电召邓锡侯去汉口，征询他对于四川政局的意见。邓派送了以下儿点：（一），四川是抗战
大后方，留驻川康境内的部队还不少，川康绥署不能裁撤，以便指挥川康部队；（二），现在日寇猖獗，战区扩大，驻川现有兵力，可再编成几个集团军调遣出川参加抗战，增强前方实力；（三）、张群是四川人，对四川情况熟悉，建议以张任四川省主席凡固后方。邓白已表示衷心拥护。蒋听了邓的意见后，叫邓暂留汉口，即于二月十一日发表邓为重庆行营副主任。三月二日又发表邓为川康绥靖主任，调他回川主持军务。
邓的新职发表后，四川地方上就有不同的反应，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特别是刘湘所属将领，极为不满。尤其原在川康绥署刘系的文武官员，担心以后会被撤换，都找出各种理由反对邓锡侯继任绥靖主任。经过有关人士奔走协商，邓表示要以“公、诚、和、信”四字做刘湘部属的工作。向蒋介石建议，以刘部的军长潘文华任川康绥署副主任，以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余中英任川康绥署副参谋长，以调和拆表各方面的意见。对于绥署原有文武官员一律不予变动，他只委了四十五军副军长马毓智为绥署参谋长和几个副处长，其余基本是刘湘的原班人马。于是，反对他的风云乃渐次消失。邓任川康绥靖主任以为可以直接指挥川康各部队，实际上成都行辕和重庆行营凌驾于绥署之上，处处掣肘，除邓的旧部九十五军黄隐部队能够听从他的命令外，其他部队都是貌合神离。一九四七年邓兼任四川省主席，四八年春，川康绥署被裁撤，他专任省主席，于是表面上的一兵权也被削去了。一九四八年春，蒋介石派俞鹏飞到成都，向四川省主席邓锡侯提出，要调运十万石军粮和加征十二万名壮丁支援胡宗南部队，被邓拒绝，触怒了蒋介石，遂电召邓到南京。蒋对邓说：“共军刘伯承的部队企图入川，四川大后方任务繁重，晋康兄你是军人，不适合搞行政工作，还是为党国军事方面效力吧！”因此，邓只好提出辞呈，辞去四川省主席职，蒋立即派蒋挽他的王陵基继任。邓在失意之下，借故就医，乃同副参谋长万里到达上海，住在虹口医院，常与张澜和周孝怀等进步人士交往。张、周两人向邓说：蒋介石必
将，共产党必胜。并说，毛主席的主张，是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应该支持共产党来治理国家。四川是很重要的省份，而邓在四川时间较久，对各方面的情况都很熟悉，而且还有部队在四川。刘邓回四川做些保境安民的工作，必要时领导起义，迎接解放军解放四川。
蒋介石内心虽然不信任邓锡侯，但为了表面上敷衍他，以减少反蒋力量。因而，在六月份又发表邓锡侯为川陕区绥靖主任，令调其九十五军离川，移驻陕南汉中一带。邓认为蒋介石发表他这个职务是怕他留在四川不放心，对王陵基也不顺手，此乃调虎离山之计，遂退不愿就职。事后，蒋又问邓示意：如不愿驻汉中，驻绵阳也可以，邓还是不就职。但邓间接表示：如果蒋介石能把新成立的罗广文部按负他指挥，他也可能到绵阳就职。他是想拥有较大兵力，与各方面力量合作起来，同王陵基较量，但结果未如所愿。嗣后，蒋介石另发表邓锡侯为重庆行营副主任。他去重庆就职后，不久仍返成都，与熊克武、刘文辉等组织“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熊担任主任委员，邓为副主任委员，团结川康渝各界人士与王陵基对抗。不久，这个“自卫委员会”即被王陵基摘掉了。
七、弃暗投明，彭县起义
在邓锡侯被蒋冷落，处于抑郁失意之际，中共派刘连波、胡春圃、王叙、洪宝书等同志向邓和邓部将领说明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仇礼政策，希望他认清国内外大势，相机协助四川的解放工作。那时，邓思想上还存在疑虑，认为共产党闹革命，是要打倒官僚、地主，他自己既是官僚，又是地主，是革命的对象，怕将来受到歧视和人民的惩罚。经过连波等同志一再开诚说明，共产党的政策对起义人员一律是既往不咎，而且说话是算数的。如协助解放工作，就是为党立了功，过去一切历史问题，决不追问，希望邓不要有任何顾虑。邓顾虑解除后，派陈尚代表他直接向中共中央联
系，接受指导。加之刘文辉也门与党建立了联系，他们时常互通情况，商讨今后行动。周恩来同志与刘文辉早在抗战时期就有联系。这时，来来电指示：刘、邓等川军将领团结起来，待机行动。这一电示，对刘、潘的起义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的决心就坚定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拒绝出席蒋介石在成都北较场召集的重要会议后，立即趋车出城，在奉伯常团、崔俊生营掩护下经新几到龙桥住宿两夜，抵制蒋介石派来王缵绪劝说后，转赴彭县。于十二月十日，由邓、刘、潘三人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刘、邓所属部队立即积极部署，与蒋介石的入川军队采取战斗的姿势。他们的起义通电发表后，受到朱德总司令复电欢迎，奖慰有加。
蒋介石临四川解放前夕，还亲到重庆、成都部署指挥。重庆解放后，又准备在川西一带作军事部署，妄图作垂死挣扎。由于邓、刘、潘的起义，他感到一切都已幻灭，不得不匆匆逃离成都。在邓锡侯起义以前，中共还曾派张浩然同志（不知其姓名）到邓处秘密联络，邓委以参谋名义，在成都大慈寺（寺内驻有邓军掩护）设立电台与解放军联系。
十二月申旬，人民解放军大举第一、二两野战军向川西挺进。当时川西方面有蒋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罗广义、陈克非等兵团，四川拥蒋部队有：孙震、杨森等兵团以及王陵战斗的地方部队，大约共有兵力三十万人。邓、刘的起义部队则很少，在成都附近总共不到三个师的兵力，已受到蒋军三面包围。邓、刘乃一面派部队择要设防，一面派出杨永浚、李铁夫、朱成吾、邓亚民、何翔通等在中共的统一领导下，与蒋军驻川各部队密切联系，策动他们起义。由于蒋政权覆亡大势已定，接替蒋军派来进攻邓部的十五兵团罗广义和二十六兵团陈克非等部也分别通电起义，十六兵团司令孙克良个人逃跑后，该部由副司令童荣庆、曾耀光率领，也在什邡起义；杨森部则由副司令喻梦祥率领相继起义，罗君彤在
什那起义，胡宗南部的李振、裴昌会两兵团在爱国人士策动和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亦在德阳和成都地区分别起义，胡宗南、孙震、杨森等人飞进台湾后，工陵基亦逃离成都，窜至川南被活捉。至此，成都的和平解放胜利实现。
十二月二十七日，刘文辉派李铁夫、邓锡侯派何翔迥、潘文华派杨尚伦为代表，同车前往前新都桂湖公园，向解放军一野贺龙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张经武参谋长等报告在彭县起义及成都的情况，并欢迎解放军大早日进入成都。当蒙贺、王、张三位首长接见，并决定于十二月三十日举行解放军入城式。刘、邓、潘三位川军将领均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由彭县回成都，三十日，他们和成都的各界爱国人士及全市人民一起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
解放后，邓锡侯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后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裁撤后，被任命为四川省副省长。同时，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零时三十分，在成都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五岁。四川省党政领导召开了盛大的追悼会。
（一九八〇年九月写）
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
边阻击战红军长征经过
胡秉章
《编者按》：本文撰写者胡秉章任职郭勋祺的军参谋长，回忆当年在川黔滇边境阻击红一方面军（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长征的作战经过。史实珍贵可靠，忠实地纪录下亲身战斗历程，反映出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红军仅有数万，装备贫乏，毫无安全后勤供应，穿插过于数十万敌兵团退堵敌之中，履险如夷，开展高速度的运动战，成功地迷惑、调动、击溃敌人，表现出卓越的指挥艺术。红军始终掌握住战争的主动权，最后甩开敌人万没金沙江，取得长征战略转移的胜利。
一、刘湘判断红军动态，作出兵力部署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刘湘偕同蒋介石所派参谋团团长贺国光，由南京回到重庆。于十二月九日召集住重庆附近团长以上的军官会议。我当时任郭勋祺旅的副官长，随部前往参加，刘湘督办署的郭文钦、钟体乾、傅常、张斯可、乔毅夫等高级幕僚和参谋团团长贺国光、副团长杨芳毓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刘湘在会上讲了一大通。他开口就说：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是因为有一个严重的事件情况，就是：朱慈、毛泽东所率的红军，已由湖南分三路进入贵州东西各县。据他们的通讯说，是要北上抗日借路过。我看他们是要进入四川与徐向前部队会合，
扩大他们的川陕根据地。这样，则四川将遭魔，战事可同日可了，于国家大局，于四川人民，均要受到莫大的灾难。为此，我们要事先作好防御计划，阻止他们入川。我们判断红军动态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案：走西秀黔彭方面出涪陵、北渡长江，与川北的徐向前会师，再由大小川北进攻成都；
第二案：沿川黔公路进攻松坎、綦江，直取重庆，然后与徐向前部会攻成都，但重庆地形艰险难攻，其可能性不大；
第三案：沿赤水河出合江，渡长江北上，或经古蔺、永宁出泸州北上，这一案的可能性较多；
第四案：经云南昭通，由大关再经老鸦滩、筠连等南六属地区攻叙府（宜宾）、江安、南溪，沿岷江两岸进攻成都，或退入康定，与徐向前部队集结在西康境内，依山据险，建立苏维埃政府；
第五案：若是在处处被阻之后，将渡金沙江经会理、西昌穿越大凉山区，走从前石达开所走过的道路；或据康定，或趁岷山东端，进入陕甘地区。
假使红军是按第五案行动——走西康这条道路，那末我们只须用一、两旗兵力扼守大渡河天险，他们就稍翘也难飞越，必蹈昔年石达开的覆辙。
刘湘接替说：这不过是我的几个判断案。现决定：我的总部坐镇重庆，潘文华为前敌总指挥坐镇泸州。其余各路部队均已分别部署，一俟敌情明瞭后，再作最后调整。
今天开会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这次战争的重要性，是我军存亡的关键，你们回去要立刻把部队整备好，每个战斗兵要带够一百五十发子弹，大小追击炮、机关枪也要多带子弹。不够的，速到军械处配领。命令一到，立刻遵令出发。
刘湘又说，红军的目的全是国北上。他们兵不多，沿途都有损耗，后面又有我们大军跟进，如中途与我军遭遇，他们决不愿
愿战，必然逃避决战硬拼。但如果露山我方弱点，他们将以全力来歼灭我们的部队。据富有军事经验的人员去江西参观后谈：红军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往往采用声东击西、指南打北，以强制弱、以多吃少、佯攻假败、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夜半奇袭等等方式。过去中央各军屡遭挫败，就是忽略红军这些新型游击战术。大家务将此作传达所属部队，要随时侦查敌情，提高警惕。红军高级将领朱铉、刘伯承都是川中宿将，军学渊博，深悉云贵川地形和各军的性能；如果稍事疏忽，随时将有覆灭之祸。
刘湘最后说：根据当前情况，兹派郭勋祺、潘佐两旅为总部的机动部队，作好应战准备，待命行动。不局限于川境防务，必要时将出川对敌。若红军来到川边，你们当全力以赴，迎头痛击，使之望而生畏，不敢入川，是为上策。我的治军要领是“整、稳、拼”三字诀，就是：平时要整，临战要稳，作起战来要拼。大家要记牢下来，作为我军的“座右铭”。
会后，在归途中，我向郭勋祺说：机炮营编制，只有一个重机枪连、一个中迫击炮连，过去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才集中训练。此次，要在山区一带对敌，为加强团的独立作战能力，各团的机炮连，仍应归还建制。郭说：叫他们把弹药配足后回去。
十二月二十日午后，奉到刘湘命令（大意）：红军已在黔东分道西进，其主力已过松坎，沿黔北大道转向西进，似有趋赤水口合江北渡之势。该旅有截击该敌之任务，筹即出发，于十三日傍晚前在江津宿营，转赴赤水截堵该敌，不得稍有迟误！郭勋祺马上命令全旅廉即出发，当晚到白市驿宿营；十三日抵江津城郊。随即召集所属各团长在旅部研究防务计划，并将刘湘的“口头训示”简要传达后，宣布说：此次作战我们是孤军对敌，非比往常，只准胜、不准败。大家要坚决遵守命令！他指着军用地图说：现在红军已过松坎，其行动甚速。我部如再走白沙，转永兴场，趋温水、良村、东皇殿是一条弓背大道，不下三百余里，深恐贻误战机。为了争取时间，不如由江津经悦来场、东胜场，从温水去
予以腰鼓，诸路虽险，却如一条了弦悬挑径，可操胜算。假如敌人忽于军粮过我军前前，我们也赶得住；如他还未到来，我们则可预设阵地，以观待旁。十四日拂晓，郭部接七、八、九团顺序依次出发。傍晚，到达东胜场时，得悉红军先头部队已于十四日通过温水，向良村方向行进。郭勋祺说：“我们的任务尽裁堵，今既不能敌，又不作堵，何以完成任务？”当即据情报电报刘湘，同时下达命令：以第七团为前卫，旅直属部队和第八团为本队，第九团为后卫。并随时侦察侧面及后方有无敌情。十五日刚拂晓，郭部又出发继续向温水西进之敌尾追。
二、土城“大捷”和郭勋骐升任师长的内幕
郭旅第七团团长袁治于东胜场奉命担任前卫，十二月十五日拂晓，向温水搜索前进，傍晚到达温水时，红军已越过该地一天半时间的行程了。十六日，续向良村方面之红军追击前进。尖兵连（第七连）到达良村附近时，发现右前方一带山头已被红军占领，鸣枪拒止我部的追击。尖兵连长刘启文当即展开进攻，约数分钟后，判明离地上之红军兵力约有一千余人。前卫营（第二营）营长陈子厚即命第五连连长涂筹、第六连连长周治平从正面加入进攻，双方展开激战。袁团长命第三营营长陈国华向红军右翼抄袭。一小时后，郭勋祺旅长指挥第八团向红军之左翼进攻时，红军已撤离阵地，向东皇殿大道退却。郭旅长为了抓紧战机，当袁团长还在阵地上，即面谕唐映华团长的第八团为追击队，向溃退之敌追击前进。红军采取梯次掩护退却，枪声时有时无，约行十余里，即已脱离了我军的追击。此时天色入暮，我们全旅即在良村附近宿营。十七日黎明，唐团向凤凰殿方向西退之敌尾追，沿途略有接触，当天在东皇殿宿营，（东皇又名船水）。入夜，接奉刘湘电：寒电悉，该旅长能相机处理，甚善。务与敌人保持接触。以迟滞其西窜。已令潘佐率部到东皇殿以西地区受你指
挥。并调集大军在赤水、古南、赤宁、普布防，以期协同歼敌等语。
拾得红军计划，郭旅饶幸袋内脱险
十八日，唐团在图书坝遇有数百名兵力之红军，稍事抵抗即沿黔北大道向土城方向退却。袁团长见左翼地形复杂，便派第一营营长凌谦衔为左侧卫担任掩护，沿黔北大道搜索前进。唐团为广与敌保持接触，当旅部到达风箐坝休息午餐时，即已越过关子门高山，进入山下深谷。
我徒步行至风箐坝场口时，忽在道旁拾到一张四寸多宽、捏给了的油印文件，展开一看，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是红军拟定消灭郭旅的秘密军事计划。大意说：后面猛追的是郭勋祺（即郭荦子）的一个派旅，只有六千多人。我红军有数万之众，他敢于不知死活地猛追，真是一个养子，自寻死路。藉即在土城西面的关子门以西，以狮子岭、楠木山、青杠山、狮子梁一带大山构成袋形阵地，尤其是青杠坡、楠木山的山腹间埋伏，伏该部越过关子门进入深谷时，从三面夹击而歼灭之。我看后深感红军卓越的军力才能，确有机智出奇之感。立刻寻觅郭勋祺，将此文件交与他看，经我们与旅部廖参谋长、袁团长研究后，都认为风箐坝距土城坑仅三十里，这是用袋形阵地来歼灭我军的计划，可能属实。立命一副官率手枪兵四人，跑步到担任前卫的唐团传令：就地停止，不可再事前进，立即多派出尖兵搜索情况。如附近有险要的制高点，应立即占领，构筑阵地。千万不可受敌诱惑，盲目追逐，以免陷于敌之埋伏圈内为要！
郭勋祺深感此役不独关系到本旅的存亡，而且关系到全局的成败。他马上寻访当地的几位老先生，将军用地图展开，共同研究通往土城的道路和附近山形诸种情况。当经查明，风箐坝通土城的道路长约三十华里。一出坝的场口便有约三、四里高的关子门大山，道路是沿着山腹而过，一直翻过关子门大山，到山麓的深谷中，均是只容单人行进小道。深谷长约十余里，四周皆是约
四、五里标高的大山，狭窄中只有一条独路。谷东面是关门大山，北面、西面是狮子岭、狮子梁大山和青杠山坡，南面是青杠岭、榆木山。这些大山腰间还杂有若干起伏的小山头，特别是榆木山、青杠山间的许多小山头，以交错复杂的坡状形态环绕着谷中隘路，是一个作战必经的要地。出谷口的左面是左翼大山的末尾，那里有一座庙宇，庙侧前面还有几家农民。右侧大山的山脉较左边的长，一直延伸到赤水河附近。我们还对山谷北面的大山狮子岭、狮子梁的形势作了重点研究，出场口即上山坡顶，转左首为关子门大山，不转拐对直走则为狮子岭大山，再往前数华里，山的纵深渐薄，有起伏不定的山脊，是为狮子梁，左斜面若干山包是青杠坡，狮子梁右侧也是倾斜陡坡。全山形势险峻，杂草丛生，常有毒蛇野猪出没。由风等坝攀登狮子梁山脊距土坡只有二十五华里，较之走关子门大路还要近五华里，下山就到土坡河边。但无路可通，来往的行人都甘愿多走五里的关子门，而不愿翻狮子梁荒山。过去惟有打柴割草的人才翔起此山。郭勋洪说：如果有打柴割草的人来往，部队就当然可以攀登上去。他们把山形故意说得如此险恶难行，可能是怕我们从这条捷路去攻打红军，也可见红军之得民心。并而谕袁团长：速派一个营翻越狮子梁大山直插通往土坡的道路！袁团长奉令后即命第一营营长凌谏衔率队前往，限十分钟用毕午餐出发。凌营长受命约十几分钟，饭毕即出发，迅速登上高山，进入狮子岭，向狮子梁急进。郭又命袁团轻装，向关子门山出发，务与唐团切联联系向土坡搜索前进，警惕敌军埋伏。所有各团营连的战斗行李都暂留风箐坝，后卫部队在风箐坝场外停止待命。
袁团长出发时，已是十八日午后两点钟了。他在中途遇见为唐团长送命令的杨副官，说：唐团正在关子门前方山沟内进午餐。唐团长说，他沿途并未发现敌人，可能敌人见我们跟追不抬，早已逃脱。后来他阅读旅长的命令时，大为惊悚，立命身边的第一营营长廖东刚率部登上右前方高地，一面令前卫营师营长火速
占领阵地，即在阵地上午餐。当我同返关子门山上时，已同唐团方面的密集枪声。袁团长立命先失头营火速推进。郭勋徒得知情况后，乃同我和于枪营长郭文升及余常担任作战记录的士员参谋同登生，等袁匪徒狮子号的离山。此乃关子门的北端，狮子号的东端，两山造成九十度的背交连接处，山的两侧都是急陡斜坡。
当袁团长关于门前沟的地行进时，唐团与红军战斗正烈，由于前卫营尚未占稳阵地，即遭敌人之猛烈袭击，颇感不支。袁团长立命第二营陈子厚营长跑步增援，登上青杠坡附近的高地，唐团的阵地才得以稳定。经激战约一个半小时左右，天色傍晚，双方逐渐停止战斗。郭勋祺从关子门山顶顺山势南行，至一鞍部，乃是一个很狭窄的石梁，此间是人工在石梁上凿就的一道石门，宽不到一丈，门脚的大山梁厚不过数丈。此地真是“一将挡关、万夫难过”的大险。我们从山的东西山坡上一条独路通过，上面是陡峻高山，下面是悬崖深谷，道路狭窄不足四、五尺宽，骡马难以并行。郭勋祺叹道：此处真是天险！我们幸而拾得红军计划，天险各据一半不然，真要全军覆没了。又说：现在狮子梁虽有枪声，但不激烈，未知当面敌情如何？倚凌营败退下来，后果就不堪设想。须速电公布，催促各部会师，乃为上策。待到八、九点钟时，前面战斗又复既起，枪声益见浓密，战况较之自暴激烈，机关枪声、迫击炮声、震稳山谷。郭旅长催廖参谋长上山顶侦察敌背地形。廖托病不去。我插话说：夜色昏暗，山势复杂奇险，不但看不清楚，细如敌人围攻，友军也增援不上去。袁团长经验丰富，他既悉敌人阴谋，在夜战时必有妥当部署。我建议：通知第九团（团长傅楠）在五更前早饭，黎明前到达关子门山上待命，准备加入战斗。郭乃同意。下半夜，即接到刘湘覆电：潘佐旅今日已到良村东皇殿之间，明晨可达图书坝附近受你指挥。并令廖海涛旅沿黔北大道跟进前来。潘文华总指挥已令范子英旅由古蔺向土城方向挺进，章安平旅向赤水土城间挺进。令驻防赤水附近之刘兆黎、达凤岗、张竭诚等旅应确保赤水一带，并以一部分别向土
城边烧挺进，各部协同围拢敌人而聚歼之。该旅务与敌军坚持战斗到底为要！郭勋祺奉屯后，为了鼓士气，便立将刘湘分调大军增援合围的电示情况，抄转下达至各团营连知照。
十九日拂晓，郭勋祺再攀登关子门山顶，闻前方枪声正密，狮子梁方面更紧，他向我说：狮子梁山势绵延且风雪等坝，如被攻占去，就能抄断我关子门大山，连命第九团傅团长派兵一营前去增援。我说：山脊狭窄，两个营摆不开。郭就命郭文炳营长派手枪第一连去。（手枪一连除有手枪一百二十支外，还有八挺手提式机关枪，较其他三连多一个机枪班）。凌营得到手枪连的增援才稳定了士气，使山谷两侧的作战官兵增强了信心。但是，仅一个小时左右，正面战况又趋险恶，唐团不支，再次后退，袁团长提刀上前督战。郭立命手枪第二连连长速赴前方受袁团长指挥投入战斗，又命手枪第三连连长王清泉率该连到前方受唐团长指挥，手枪第四连在关子门口停止待命。同时又命傅团长调第一营营长余代率该营到正前方受袁团长指挥，参加战斗；又命机炮营副营长陈协阶率重机枪连至关子门前半山占领阵地以火力封锁道路，不准官兵擅自经此撤退；又命“八·二五”追击炮连连长王仕荣率该连在关子门山顶占领阵地。此时，青杠坡一带战斗益趋激烈，狮子梁枪声亦渐次浓密。约半小时后，在阵地上出现短兵相接、互相冲击现象，时进时退，几经反复，步枪声、机枪声、追击炮声，震耳欲聋。狮子梁的枪炮声，亦与正面的枪弹声，互相呼应。直到傍晚，枪声才渐渐稀疏，约隔两小时后，夜战又起。郭和我及手枪营长郭文炳就在关子门口露营一宵。到下半夜，山谷内枪声又逐渐浓密起来，有时还闻冲喊之声，约经一小时多，枪声才逐渐稀疏。黎明时，给恶拨归唐团指挥的手枪营第三连少校连长王清泉和五个手枪兵负伤被俘。
二十日上午，全线的战斗较十九日更为猛烈。据报狮子梁山顶已发现有带钢盔的红军，楠木山亦有带钢盔的红军。唐团的二、三营几经溃退，均被袁团长捉刀督伤再上。郭又命第九团傅团长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到前方受袁团长指挥。其余一个连到狮子岭作为凌
该街营之预备队，如狮子经有不义之仇势时，该营立即增援，不但要固守狮子梁阵地，并要求逐步推进。
傅团长派到正面来增援的营长韦斌，外号韦默。他过关子门口时郭勋祺喊住他，很有风趣地说：韦默是护法神，请邪看见皆要回避，望你把法术和威力都拿出来，使邪魔妖怪速之夭夭，保护本旅平安得胜。官兵都一齐发笑。这是郭勋祺对部属亦庄亦谐的素常作风。
枪声稍停继而又起，红军如潮水一般猛袭而来，唐团邱绍文营长撑持不住，携了一枝步枪由侧面退下来，被袁团长举刀所阻，他不得不再冲上山去，战斗才稳定下来。这时的伤员云集关子门山下，无法向后输送。
郭勋祺每逢作战时，对各部都派出携带一班或一排手枪的参谋人员督战，并随时向他报告战斗情况。所以他对阵地上的情况，随时了如指掌。当战斗最猛烈时，唐、袁两团连失去几个山头，敌人步枪弹已向关子山门顶飞来。傅团长见战况不利，便从关子门北端跑来向郭报告说：我们反攻部队受挫，阵地已呈动摇，可否将凌谦街营后面狮子岭的何子昌营调来，加入正面战斗。郭说：何营所处的地位正是这几个大山极为重要之部，不能调！正面除机炮手枪不计外，已有了七个步兵营，我身边只有一个手枪连，也是孤注一掷了。我想袁团长颇有经验，指挥也很灵活，唐团长又是他的旧部下，他对这七个营的领导，是有绝对威信的，只催促我补充弹药，并没有要求补充过兵员，他必定有把握。你不必再到前面去，我们在这里商量一下。于是郭把日记撕下两页交给我们研究。他这样写着：
“（一）、各连弹药将尽，拟将机炮营推到前面放射完了为止。
（二）、除固守狮子梁外，拟将深谷两侧高地部队撤回，扼守关子门高山。
（三）、暂行全线撤离阵地，退守图书坝附近要地，以待增
援。”
“当时，于枪营长邵文恂和作战记录参谋底曼兰也在场。经研究后我们认为：
（一）、敌我双方已成大牙交锋的胶着状态，如开炮轰击，炮弹炸面宽，很可能炸及我部阵地，以致影响军心，甚至引起全线动摇。只有到必要时，进行阻止射击为妥。目前可将第九团机枪连调到前方，受袁团长指挥较善。
（二）、如遇守关子门高山，在地形上虽是有利，但红军不待来仰攻，还有可能使他们集中全力攻我狮子梁，直插风等坝，截断我后面通路，因我于关子门高山，后果甚危。
（三）、两日来，双方鏖战都已筋疲力竭，譬如两鼠斗于穴中，谁能坚持下去，谁就能胜。红军远征，弹药有限，必不敢与我久鏖，只要我们苦战坚忍下去，胜利必属于我。最要紧的是速令潘旅向二郎滩方面之敌抄袭。
经反复研究后，郭勋祺即下令如次：
（一）、潘旅长速率一、二团在傍晚离土城上游三十里的二郎滩渡河，向土城抄袭。习以一团移近风箓坝为我总预备队待命。
（二）、派廖参谋长亲到潘旅筹借弹药。
（三）、命令袁、唐两团长努力战斗，冒死与敌拼搏。无论营连官兵，只要后退一步，不问情由，就地枪决！派副官通知各营连的给养班多煮饭菜，速送各阵地，作饱食夜战之用。嘱傅团长转命何子臣营长派数十名徒手到凌营背送伤兵。令手枪营郭营长亲率手枪第四连王荣显连到关子门前面山塅，协同重机枪连构筑阵地！
郭勋洪下完命令后，叫我屯垦刘湘，催促各部速赴土城，围歼敌人。约在午后一时，就接到潘佐旅长回电：遵令于十二时三十分，率张有铭、陈基两团，向二郎滩急进，多期渡过西岸宿营，作好攻击准备向土城抄袭前进。并命清明昭团移近风箓坝待
命。郭勋祺笑逐颜开地说：该必应临顾全大体，希命惟谨，明朝中午前可准进展到土城附近。正将潘电转知袁军两团。袁阵两团请求补充弹药，添下令予以补充。我报告他说：昨晚早已送补完了，目前只有能催促蒋参谋长速往借取。押弹药的官明昭团长是南公的老部下，他一定会支援我们。给此别无他法。这时，狮子梁冲击之势又起，背社城一带我军之际地已开始动摇，经过反复冲刺始稳定下来。但送到山脚下轰炸所的伤员已达数百人，无法送行。
王清泉被俘奇实力，妙策退敌
大约在午后三时，见两个手枪兵护送负伤连长王清泉上山来。郭勋祺便问王，问你已被俘，何以能返回我军？王向郭报告说：我被红军押送途中，有一个人讯问我军的情况，行不到三里，另一人又问我。从押送我的人口中确知，前一个就是彭德怀，后一个姓朱。进了土城场后，由一个约有四十岁左右的人叫军医与我赛伤，又叫人与我送了一大碗菜饭来，他坐在我旁边，询问我方部队兵力多寡和主官姓名。我答复他说：主官名叫郭勋祺。他又问我，后面还有哪些部队，其他方面还有无部队？我答以我们后面有一个独立第四旅，旅长叫潘佐，他是受我旅指挥的，已到风琴坝担任我们的总预备队，还有驻防松坎的廖海涛旅，亦在后面跟踪而来，可能已到东皇殿。他又问赤水、叙永方面情况如何？驻有哪些军队？我答：刘湘已电令教导师第二旅范子英由古商开来，令叫一旅章安平由永宁开来，刘兆蕃旅、达虞岗旅已由赤水开来，还有张端诚旅在赤水、合江道上待命开来，总计有八、九个旅。距我们远的可能有六、七十华里，近的只有三、四十里了。他又问我：你何以知道？我答：这是十九日晚上参谋处将电报给各营连长通报的。他又问：合江、泸州、叙府有无兵力防守？我答：刘湘一共派了十二、三万部队在长江南岸布防。刘湘曾经说：红军不来渡长江则已，如果来就与他拼了。这些都是刘湘的通令下达的。听我说完后，他说：你再吃点饭，派人送你
到前线放你回去。后来我在路上问押送我的人他们是什么呢？人说：“问你话的人，一个炮记，一个姓李”等语。郭听完我的汇报后，乃说：你把我军实情告诉敌人，是犯了泄露军机的火罪，按照军法，应该枪毙！王说：我们单单一个旅，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大战两昼夜，预备队都已用完了，子弹也不多了，伤亡又很大，等到援军到时，恐将索我军于枯色之肆了。故我意夺大其词，把敌人吓退算了。郭很兴奋地说：妙计！你不愧上过两次军官学校，当过我的营长，我奖赏你一百元，速赴凤等坝野战医院去换药，待战局稍平息后，仍恢复你去当营长！
当天战况激烈。唐明绍团长借到八十二驻弹药，并已送抵凤等坝。唐团长说：潘旅长亲率张、陈两团渡二郎滩向土城抄袭红军，明朝中午即可到达土城附近。郭勋珙当即验骞笑容地说：有弹药，作战就有保障，部队打完也不怕。这时天色已晚，傅团长请郭到团部休息一夜，明展再走。郭说：关子门阵地最要紧，乘章、文炯：你二人在此据守。乘章有一手枪班，文炯可到王连去调一个手枪班，共同在这门口彻夜。傅团长可到何子匠营去彻夜。周参谋同乘章都要不断记录当面战况。我不到天明便再上来视察。
次晨九、十点钟时，前方枪声突然激烈，不到一个小时，才渐次停止。未几，又大轰数十分钟，枪声始息。到二、三点钟时，整个战场都再出现浓密枪声，但只十来分钟又沉寂下去。郭文炯营长说：这枪弹声完全由敌方发射飞来的，可能是敌人将要退却的信号。我说：他可能得知潘旅前来增援抄袭的消息，避免与我决战，逃走是可能的。正议论间，袁团长派副团长高彦卿前来说：各连弹药已尽，给养又补不上，如能补充点弹药，明天上午尚能撑持。否则，明天十点钟后，我方所有前线官兵，只有束手待毙了。我告诉他说：请转袁团长放心，已向潘旅借到各种炮步弹药八十二联，现暂停风等坝，明朝十点左右，可以送到最前线补充，请转告各营连放心！我再转告他说：“还有两个好消
息，一个是潘旅长亲率张、陈两团于傍晚渡过土城上游三十里二郎滩的西岸，向土城西南抄袭，可于明午到达土城附近，另一个是傍晚前举到军长刘湘电报：“已令刘兆蕃、范子英、董安平、廖海涛四个旅兼程分道向土城合击而来。估计从明天午后的两天中，我军将展开一场占绝对优势的歼灭战。请转知前线的各营、连长，安心作战，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在黎明前，郭勋拱持潘文华总指挥的电示登上关子门口向官兵宣读：“已派范子英旅由古蔺，章安平旅由叙永，刘兆蕃旅由赤水，达属岗旅、张端诚旅由合江、赤水间，分路向土城之敌包围而来，第应协同改必兄，将敌滞留于土城附近地区，俟各旅到达时，将敌一举包围而歼灭之。此是甫公和川人的盼望，亦是中央政府之目的，切勿违误是宴！郭读宪电文后，问道：前线为何无枪声，是我们部队从别方面流走了吗，还是敌人闻风脱逃了？周参谋判断说：可能是敌人侦悉我军前来包围之风先行逃跑了。不到一个钟头，前线纷纷来报：敌军已撤退了！这时，郭勋拱高兴地略事部署一下，便同我步行侦察沿途阵地，两旁大山高耸，在山腰间虽有许多起伏小山头，但险峻异常。红军所占阵地，都是些制高点，处处都能以交叉火力射击我方阵地。故使唐团多次仰攻选遭挫败。他乃问我们感觉怎样？我答复说：我有三点感觉：一是旅长治军严明，官兵无不提威怀德，作战只知前进，不敢后退；二是武器器械良，弹药充足，全凭优势火力制压着敌方，所以能鏖战达两三日之久，三是我军较敌先二十分钟占据了狮子梁，打破了敌军的包围计划，否则他们把我军包围在这袋形阵地中，纵不被敌全部歼灭，也将饿死我军在这谷地之中。还有一个人重要关系，就是各部友军已经向敌包围而来，敌军如不及时撤走，便受陷于我方的反包围圈内。这时廖岑谈长也赶到，他笑逐颜开地说：旅长的洪福大得齐天！郭说：什么洪福齐天，如再打半大，子弹一完，符叫你饮弹入地。郭说完就发笑，大家也随之欢笑不止。
五火以后，我在潘旅部谈到这些笑话时，潘氏说，我看红军
不是计谋不足、战斗力不强、人马不壮、指挥不好，而是郭翼之官运亨通，你们取得胜利，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恰巧在风筝驿站上拾得红军布置的袋形歼灭计划后，你们抢先把狮子梁占领了；（二）、最奇妙的是，红军偏偏俘去一个有一定文化、具有军事知识的我方少校军官王清泉，淡淡的几句话显示了我方的强大后援力量，就把敌人吓退了。这不是你们比红军能力强，而是因为你们都有福气。于是惹得潘宽欢笑。又说：以后你们不要孟浪从事，以免堕入洞穴，如再钻入敌军袋内，我就无弹药来补充你们，只有用挽钩抓子才能来救出你们了。后来，把这个笑谈转告郭勋祺，他笑着说：潘旅长的意思是叫我们追击时要注意搜索，在未摸清敌情以前，每天瞎追百多里地，实在危险得很！
二十一日午前十一时，郭勋祺在高兴之余，仍命唐映华团充当前卫，袁治团为本队，其余旅部及直属各部队在本队后面跟进，傅楠团担任后卫。潘旅的唐明昭团取道二郎滩归还建制。所有八十二联机、步、炮弹，由傅团押到土城河边各部队前来受领补充。
红军智擒土城、刘湘虚夺“大捷”
二十一日午后一·时，郭勋祺率唐团长进入空荡的土城场，命我将攻克土城喜讯急电刘湘、潘文华报捷（当时成渝各地报纸大肆捏造郭旅“攻克土城”的“大捷”消息）。傍晚，秦刘湘电：
“查郭勋祺指挥有方，将士用命，建此殊勋，着即晋升为本军模范师师长。并将立功官兵战绩呈报，待战局平定分别叙奖，此令！”潘文华亦复电致贺，并问敌军逃跑方向及敌方的兵力还有若干？郭立即复电表示感恩图报外，并报敌人已向土城的西南方转移，建议要加强古简、永宁方面防御。旋又电刘湘，请组派一个临时野战医院来土城收治伤员。又电保第七团团长袁治、因其屡立战功，请晋升为教导师第二旅旅长！随按请代电称：遵命于二十日晚率张、陈两团渡过二郎滩，本日向土城方向抄袭前进。
中午，又据潘旅长及当地十人声称：红军大部由马蹄坳附近向西南方面撤走。郭“即复电潘佐旅长：红军于二十二日黎明前的我阵地猛攻后撤走，我部已进入上城。现正清扫战场，大致将在上城逗留四、五日，贵旅可速进占马蹄坳待命，继续侦查敌情！
自在黔北的良村与红军接触以来，尤其在土城附近的战役，及尾追红军先后六渡赤水河，时间越半年之久。这半年中的全部战斗详报，是由我和担任军日记的作战参谋周曼生及情报参谋张明著共同整理汇报的。因之，事隔数十年，尚记忆犹新。
二十二日，各团汇报伤亡官兵共有六百八十余员名。计有负伤邱绍文营长一员，阵亡连长三员、排长十六员，损失武器共计：步枪四十五支、小迫击炮一门、冲锋枪三支。郭勋祺派副官杨某持伤亡官兵名册到医院查对，除伤亡士兵查清不计外，尚差一百三十余人。判断他们可能在战场上被俘，枪枝亦随之而损失。
傍晚，奉刘湘复电：查所称第七团袁团长治屡建奇功一节，准予晋升为教导师第三旅旅长。所遗第七团团长一职，仍须遵选作战有功者电保前来核派为要！郭勋祺奉电后复电称，查第八团的许元伯担任营长十余年，作战勇敢，负伤二次，拟请开充袁治所遭团长一职！
同日又奉蒋介石电令开：郭勋祺司令（笔者注：郭曾两次任宜昌沙市警备司令，故蒋仍称其“郭司令”）深明大义，日行百余里追剿红军，使其无法脱逃，追敌在土城孤注一战击溃红军。最突出的是该司令仅率一旅之众，同三万余之敌激战三昼夜，终于以少胜多，建树奇勋，殊堪嘉尚。除晋升模范师师长外，着再奖银一万元。以昭激励。此令！
十二月二十二日郭勋祺、袁治、通电就职。就职后的袁旅长向郭师长说：胡秉章是老参谋长，业务纯熟，仍请派他为旅参谋长。郭勋祺说：昨天我已向老胡说了，调为师部副官长。目前是作战期间，师的部队尚不可能全部集中拢来，我仍在旅部当师
长：你仍在团部当旅长，一俟尔后将队伍集中后，再进行一次大调整。
二十三日，接到刘湘电：已派出一个临时野战医院，经合江前来土城，希将所有负伤官兵一律运回渝城治疗。郭乃追问傅团长：共收容红军的伤员多少？傅说：一百二十余人，已完全送裹伤所治疗。此外，总计生俘红军战士二十五人，经郭询问后并指示，将他们先后释放。
二十四日晨，接潘文华电：据范子英旅长报称：红军由土城退走时，大部窜入古蔺以南与川黔交界的苗族地区。查该地区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判断红军不可能在该处久留，其目的是否经云南出宜宾北上，或有折转向东入黔。除向甫公转报请示外，着即注意侦察为要！郭勋携于年前召开营长以上军官作战夜检讨会议。会议中，唐映华团长检讨甚为深刻，列举他自己的错误有三：（1）职司前卫，应时时侦察地形敌情，作为部队行动的依据。当我团登上关子门大山口时，既发现将要通过深谷，我团就应占据大山，派遣一个连先向谷中搜索，并将情况向主官报告，俟本队抵达时，再行前进。假如袁团不能及时搜我，本团不但有覆灭之虞，还将暴及全军。（2），我团既与红军接触，不但未迅速据险扼守，反而选次向强大之敌猛攻，遭致红军的恻制，不断向我包围反击，追我几次溃退。幸袁团长应变有方，督战甚力，才得勉度危局。（3）在我团弹尽人饥，进退维谷之际，如红军再与我鏖战斗日，我们只有束手待毙，导致全军覆灭。郭勋拱说：我看战事还长，前途还未审如何，大家应当胜不骄，败不馁，时刻谨慎小心加强战备。
傍晚，奉刘湘电谓：据各方情报，红军在古蔺以南川黔交界的苗族聚居地区活动，现又折而复返有东渡赤水河横样。该师长（指郭勋祺）速率潘、袁两旅，于明晨向通古岘以南的边境绕道前进。如红军再东渡赤水河，立即渡河跟进。在目前难于判明敌军动态时，该师长身临前线，较易掌握确实情况，应不失时机，适
切处理。但以确保黔北大道交通安全、不受敌袭为要！郭勋洪立将此电转致潘、袁两旅长，并令袁旅长于二十五日晨，在通往古蔺以南的道路，向古蔺南面搜索前进。潘旅候我部通过后，在后面跟进。当夜，郭即通知潘旅长；查得红军果然回师东进，其企图尚未判明，现正在仁怀县所属的太平渡渡河。除呈报外，费旗明牍即在我部之后跟进，同向太平渡过河追击。务希随时确保联系为要！
追红军两渡赤水河，郭勋祺晋升纵队司令
十二月廿六日，我部出赤水河的无平渡过河。当我部先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即已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土城；此次，是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东进。红军也是第一次渡赤水河进入土城，本月二十四、五日第二次由赤水河的无平渡渡河东进。当夜，我全部宿营于河之东岸。晚上奉刘湘电令：据各方情报，红军渡赤水东进前，我中央军、黔军等大军团均在乌江河川黔公路一带部署，敌必无法回窜湘桂。敌可能认为我已将部队调往叙、泸，判断敌将乘虚袭我重庆。该师长即率潘、袁两旅绕道进驻温水、良村一带，控制黔北大道，以备策应各方情况。敌人狡猾无常，变化莫测，应多方侦察具报为要！郭勋祺即率潘、袁两旅部队，向红军去路的左侧翼经桑木等场，向黔北大道的良村温水方向前进。三十日，郭通报潘旅在良村、温水的中间地区择险设防。三十一日，师部及袁旅进驻温水场。
一九三五年元月二日，奉蒋介石电示：为了便于指挥，将追剿部队编组成七个纵队司令，以专责成。将规定其番号、人员任务如下：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第四纵队司令王家烈，第五纵队司令李云杰，以上专任追剿防任务。第六纵队司令郭勋祺，专任追剿任务。第七纵队司令李福衍，专任追剿防任务。
当日，又奉蒋介石电示，略谓：该司令每日追击红军在百里以上，诚属勇猛可嘉，但红军还有兵力三、四万之众，恐乘你长
逾疲惫之陈，设伏坑陷你军。该敌已入我川滇黔湘及中央各军的共三十余万大军包围之中，有如瓮中之鳖行将就殓。以言，该词令在追击时勿庸过于疲劳，除特殊情况外，希每日行军以六十华里为宜！傍晚，本刘湘也：“红军大致在向马江方向行进。你部既在大战之后，正宜乘隙休整，养锐蓄精，以利再战。但须多师上著人士，加强侦察作出正确敌情判断，以免临事仓惶为要！”
六日，郭勋祺与我出场侦查地形，在一小山堆上打坐，闲谈。他说：在公的方面，我虽是你主官，但奉私情来说，我们是同学（刘湘举办的军事、政治训练班），又是掉船弟兄，从来无话不说。我们在校内时，学习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学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建国学说，知道共产党也有许多建国方法是好的，不过是激进一点。在我内心上，何尝愿与他们硬拼，但限于各自的环境，和特点。这次土城之役根据拾获文件，是他们布好阵地要蓄意歼灭我们，不是我们想去打他。但既已钻进了他的口袋，犹如蛇已进洞，进退维谷，我部为了自己生存，为了所负职责，为了军誉，均不能不努力拼搏。刚说到这里，旅部廖黑斋参谋长持刘湘也及其他函件交郭。电意是：红军在乌江附近，正与黔军接战中，另一部红军已向遵义方向撤退。“我军已与王家烈军电台取得联系。该师长应注意侦查红军占领遵义后，是否要沿川黔公路北上向我松坎、綦江袭击？除电廖海涛、穆瀛洲等严加戒备外，皆即察明其报为要！
函件中，附有他三哥郭仲平的一封信，大意是说：苏联本是个穷国，自己建国实行马列主义以来，一跃而成北方之熊，足见其治国有方。何况为你素所钦佩的陈、刘（指陈毅和刘伯承二同志）都是旧友，值得深思！你现孤军作战异省，要小心从事，万不可将健儿生命，作为沽名好勇之无谓牺牲！常言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高明如弟，慎之慎之！郭勋祺读完函件乃说：我现在是身负一方面追击重任的纵队司令官，如何能避免牺牲？我建议说：追时只要保持接触，不须穷追猛打，仅保持在对方北侧尾追为是。
总的说来，只要做到屏障川南，使红军不致入川，就算完成任务。郭荣纳此议并说：对！当年指命令时就要掌握这一点。从此，我部在半年内追击中，与红军始终保持相当距离，没有发生过战斗。
八日晨，蒋介石电令：红军大部已于六日陆续入遵义城，其企图不明。已令黔东南各部队严加防范，并各派队向遵义挺进。该司令应严防该敌北窜！九日，刘湘转王家烈（贵州省主席）电称：红军于一月六日攻占遵义，所有部队在娄山关一带布防。十日，刘湘又转王家烈电：红军于八日在遵义第八中学召开群众大会。乌江北岸已发现敌情，正与我侯之担部队接战中。十二日，奉蒋介石电令：红军大约在遵义城集结整编，并召开群众大会，企图诱惑乡愚加入红军。乌江一带亦发现红军，割正调集大军向乌江北岸及遵义攻击前进。你部应防其北窜，可逐步向桐梓方面挺进，对敌形成大包围姿势！郭勋洪于十三日率部向桐梓方面急进。十六日到达距桐梓约五十余里之地区，同黔军何知重师长已克复桐梓。郭令所部留在栗子坝附近布防待命。十七日，奉刘湘电示：据各方面常报，红军确在遵义休整、开会，我中央各部正向遵义前进中。该师应到桐梓西北方面布防，和机进攻敌人为要！后来，我师进入遵义，始依悉红军召开遵义会议，已举出毛泽东为党中央新领导。
二十日蒋介石电令：我各部大军已于昨日迫近遵义东南西三面，正计划合围进剿，不意敌军预先察觉，定于十九日拂晓前，全部撤离遵义，向西北方向退却。已勒令第一、二、四等纵队迅速追击外，该司令着即向仁怀方面撤击为要！郭于当日午后即率该师袁、潘两旅向东皇族（即习水）南面挺进。
二、毛主席率红军四渡赤水，再克遵义
赤水河从云南镇雄县流经贵州的仁怀县、茅台场、太平渡、
长城、猿猴场、赤水县进入四川之南。
①红军一渡赤水河
随着蒋介石电告：红军分几部向乌江西南之我军袭击后，又向我曾班场、茅坝等方面袭击，在我敌换方式向西南围攻时，该敌又转而向北逃避，于二十七、八两日在仁怀县附近流动，其主力于二十八、九两日由赤水河的大平渡渡往西岸。（这是毛主席亲率红军一渡赤水）。将电令又说：敌可能畏我大军组成铜塘铁壁向其推进包围，故又转而西窜。除令大定方面的第三纵队迅速截击，并电刘督办派军分头堵截外，该司令应即率部逃向西追击逃敌，不得迟误为要！郭部奉令立即出发，于三十日午后抵达太平渡时，俱知红军早于一天半前渡河。遂率部迅速渡过赤水河西岸，这乃是郭助祺部三渡赤水河。是日傍晚，又奉刘湘电：红军再渡赤水河，有向我古商、永宁（叙永）等处流窜威胁川南之情势。除令潘总指挥，严饬驻赤水之刘兆、达凤岗旅、古商之范子英旅、永宁之章安平旅向前推进，迎头痛击该敌外，该师长迅即率部追击前进，会同捕提歼灭该敌，保障川南一带地区安全为要！二月一日晨，突接潘文华电示：略谓：“昨日午前，大树方面发现一股红军，与我行进中之章安平旅第一团一营在永宁南四十余里地区遭遇，敌向我营猛袭，在十余分钟内便伤亡官兵三十余人。该营营长潘清洲奋不顾身，努力拒止敌人。该团团长彭选高闻讯增援到达时，敌人已退却无踪。该敌突如其来，猝然而去，行踪飘忽，敌量不多。判断必系敌人掩护部队，用佯攻姿势以诱使我军就地防御，掩护其主力乘隙窜入我江安、南溪、叙府等处而渡江北上。除电告外公，该师长务期追上击敌，保持接触，使敌人不敢北窜。如敌直向西窜，则该师迅速取道古商，赴琪县城，占据川滇大道，扼险布防。该师长身在前线，随时侦明敌情，务须制敌机先采取主动，是为切要！”郭说：敌之主力还在我们当面，此必是其佯攻部队，红军可能别有企图，潘总的判断我极端同意。便将此电转知潘、袁两旅，速追赴红军之右侧面。
掩护川南，向吉南前进。复接到湘电示：亦令率部在红军北侧前进以隐蔽永宁、古洞一带安会，弹驰赴琪县，扼守川滇大道，以保障南六瑞地区之安全为要！此时红军在黔北苗族地区以南向西南前进中。郭即率部由黔北苗族地区向敌的北侧行进。经苗族所属的上官司、长官司等各地，道路崎岖，人烟稀少，许多苗人，均住居高山顶上，或住到半山的石洞中，当地人称这些不毛地皆为官山老林。经吉南时，郭勋驻与范子英旅长相会，互相交换了敌情判断后，给悉红军俱得川军设防甚严，不能在永宁、古洞地区与我决战，故已转向云南扎西方面前进。同日，蒋介石、刘湘均来电告：红军正进入云南地域，向扎西前进，势有西走或由右转入川境可惟。蒋介石还电示：已令驻毕节、大定一带的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率部兼程前往越境，第二纵队继续尾追。该司令应取捷径，超越红军先头，择要布防堵截，以收协同歼敌之效！郭即兼程前进，于农历腊月二十八日除夕前到达琪县。当即令潘、袁两旅在川滇大道的两旁据险设防。大约是二月六日，蒋介石电令说：“红军已到扎西一带地区，除已令第三纵队孙司令截击，第二纵队周司令及黔军一部分道尾追外。该司令务在扎西以北或以亦一带没防截堵敌人，以收固歼之效！”旋又得蒋电令说：包围圈已逐渐缩小，我二、三两纵队主力已逼近扎西，纷纷与红军接触。十二日晨，蒋蒋介石电：“扎西红军在我三路大军包围进击的情况下，略事战斗，即突围向东退却，并曾向第三纵队猛攻后即率其主力向摩尼方向窜去，可能要由白沙、回龙潜逃。”十三日，蒋介石再电：红军连日分路袭击我周、孙两纵队后，全部离开扎西，向白沙、回龙场、川家渡、草子坝、古南以南边区方向逃窜。该司令遂率部转向东方追击，敌已成瓮中之鱼，纷纷先规网而去等语。次日，刘湘亦来电令：红军已由云南扎西分数路折而东逃，其一部正在古南以南的川黔交界边区，有进入我川境之势，除念范、齐、刘、达、张等亦即防堵外，该师遂取逆兴义、古木、古南以南地带东进，不失时机地堵击该敌为要！郭
令立率所部沿川黔边区东进。
②红军二渡赤水河
十六日，蒋介石来电示：突围的各路军，现已会合，已又折向土城、赤水方向进靠。该司令速向土城方向前进，从事阻击！二十日，蒋介石电告：红军主力已窜至仁怀县北面赤水河附近奇袭防守河岸黔军后，于十八日至二十日的三天中，分批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这是毛主席率红军二渡赤水河）。刘湘亦来电令：红军已于十八、九两日渡过赤水河东进。该司令迅速渡河追击，防敌北窜，为要！旋又奉蒋介石来电：红军渡河后，正向黔中地带流窜中，除已令吴奇伟、王家烈分别迎击外，该司令应不辞辛劳，火速尾追！刘湘亦来电告知：红军曾于十八日击破防守二郎滩、太平渡的黔军后，向仁怀方向南进。
二十二日，奉蒋介石电告：红军主力已占据川黔公路桐梓以西地区，正与扼守桐梓的王家烈纵队激战中。二十二日刘湘亦来电指示：王家烈率柏辉章、何知重等师在桐梓附近沿川黔马路布防。据报：红军分遣向仁怀县的东南行进，有企图攻桐梓、遵义或黔西转向乌江的企图。该师应速渡赤水河，予敌威胁，以策应各军的包围攻势为要！郭于即日午后，率濛、袁两旅由赤水河的大平渡东渡（这是郭勋祺率部的四渡赤水之役）。次日午后，即向桐梓方向东进。二十五日先后接蒋介石、刘湘电谓：王家烈在桐梓附近与红军作战，损失甚大，二十四日已放弃桐梓，应娄山关撤退，意在娄山关凭险固守，再事迎战。次日，蒋介石电示：王家烈纵队正在娄山关布防，红军跟踪追击，乘距立即未稳之际，采取猛攻，颇有损失。娄山关虽险，但恐王司令亦难擅守。已令韩汉英、陈云山两师火速驰援；如王部已退，则应迅占遵义，凭险拒敌击。该司令违率部向桐梓方向挺进！刘湘亦来电示：据王家烈及各方情报：黔军在桐梓附近川黔公路一带敌战不利，损失甚低。柏辉章两师在娄山关布防，又请红军分路布营，柏师伤亡特大。吴奇伟司令已驰赴遵义布防，准备与敌迎战。查
红军牺牲之际，士气必旺。该师长屈迫，务须步步为营，防止冒进。张克烈判断来电：黔军已由娄山关退却，王家烈余部拟协同总防御部固守遵义。除令廖泽、穆坤中两旅经松坎向通相棒的川黔公路逐次推进外，该师可根据敌情相机向桐梓方向挺进为要！二十八日，刘湘电示：王家烈自二十六日从娄山关败退后，红军已迫抵遵义，与吴奇伟部及王家烈余部展开激战，在红花岗、老鸦山等处战况尤烈。当夜吴奇伟的后方指挥部，竟遭红军迂回袭袭，输重损失不少。因此，前线的军心颇感动摇，致引起红花岗作战之唐云山、韩汉英等军节节败退。红军遂于二十七日重克遵义。中央增援部队亦因战况不利，无法撑持，各部已向后转移阵地中。该师应处处据险为营，慎重从事，不宜操之过急，以防敌军袭袭。一俟各路大军集中后，自有歼敌方略指示。郭勋慎认为既有廖、穆两旅沿川黔公路南进，赤水河一带已成空旷，乃转而沿赤水河东岸南进。二十九日，郭勋祺全部进入距仁怀县西北二十里繁盛的石务场。场上的公务员向郭说：日前有一部分红军进入茅台场，他们对市场商民公买公卖，市民照常营业，比较候之担部队的军纪好得多等语。郭对袁旅长说，这是暗示我们要把军纪管好，你要随时资仿注意军风纪，在给养和宿营方面，万不可骚扰人民！我部在该场停留一天半，即奉蒋介石电：敌人主力现在遵义及其以南的团溪、龙坪、后坝场、鸭溪、白腊坎、枫香坝一带，企图攻破我乌江防线潜逃。前次，我一、四两纵队虽遭受损失，于大体无失，刻已令五、七两纵队李云杰、李耀珩由黔东遂次向西推进。第一纵队吴奇伟和第四纵队王家烈由乌江北岸向北挺进。第二纵队周浑元由赤水河上游鲁班场、打鼓场、茅坝等处向东挺进。第三纵队孙渡由大定、毕节向东挺进。川军廖、穆两旅沿川黔公路南进。该司令遂率所部进驻黔西布防，合成大包围圈，向敌进攻。但须步步为营，每军一处，即应构筑强固工事，并择要构筑佩堡，逐步向敌缩小包围圈，与友军协同歼灭该敌为要！郭部奉令后，遂于次日兼程进入黔西城，袁旅即在城郊
前庭在防，潘然在丰场无野西之虎防。
忽约是二月六日，本将存有电调，故人狡诈非常，见我大军归向南调义兵近，自知力难挽守，已于五日自动撤出义，第二纵队已于五日进入遵义城，用军亦已占领娄山关险要地带。红军现汇集结兵力在白腊坎、长干山附近远区，向我逼近部队猛袭。吴、平两司令率部反击时，该敌又已突然撤走，判断其将死我薄弱之处突围逃窜。该司令担任敌西南冲要道路，务须严加防范敌人逃窜为要！奉刘湘电令访调：近来红军击败黔军、中央军，取得节节胜利，今突然放弃娄山关和遵义，必然别有企图。该师深入黔中，独当一面，务加意小心，以防不测！
根据数日来各方面的情报综合分析判断，红军放弃遵义后，将主力留驻在遵义西南地区的白腊坎、长干山等处，采取迂回包围奇袭等方法，以出其不意之手段，用数倍于我之众集中攻击，迷惑各友军，使之防不胜防，只得坚守阵地，不能推进。尤其在十一、二日的几天中，还有一大股红军趁向鲁班场、洋水、茅坝等地区，对我第二纵队周浑元部的背志平、谢涛福两师猛烈袭击，致防守鲁班场附近的谢师受到损失。待周纵队调集大部反击时，敌又已悄然而去。在这七、八天中，每与红军接战，至多不过二、三小时，敌军突然而来，忽然而去，致使各路友军提装不定，难以判断敌情，惟有：一面坚壁固守，一面采取调堡式战术推进。大约三月十二日，蒋蒋介石来电：命郭勋按部速向洋水方面北进！隔两三天蒋又来电令：布一部红军已进至茅台，将黔军侯之拒旅逐死。该司令火速向茅台方向追击，牵制该敌，防其逃窜为要！
十七日，接蒋介石电：已俱得红军全部于十五、十六日，又在茅台西渡赤水河，向西北方向前进。判断敌人有赴川南渡长江北上，或进入云南扎西，再行西进之企图。已令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率部追击，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率部由大定、毕节向北截击。敌人携带弹药有限，故不敢与我大军鏖战。查上城战役以来，敌人畏你部官兵如虎，从不敢与你右弹事战斗。蒋迅速跟进，纵不
能将敌一举歼灭，亦应许敌击击！
③红军三渡赤水河
郭勋祺即兼程向茅台进进。于十二日到达时，在茅台十五、六日由茅台附近渡江赤水河西岸。郭同益旅长到河边侦察，见对岸沿河一带的山形线，隐隐约约还有红军部队活动，装旅长便欲渡河跟进。郭副也他说：遇惊了的兔子要咬人，如山上有埋伏，我军渡河上去占不住时，则我军纵不死于坡上，亦将淹死于河下。不如暂行扼守茅台一、二日，相机渡河不误。傍晚，郭勋祺将近日所获电报交潘旅长。潘说：不错，红军要我师如虎，望草畏红军如虎，中央军委红军亦如虎，可称为“三畏战争”。潘又说：红军哪里是畏惧我们，他的子弹缺乏，不敢鏖战；但遇到弱的，他还是能一口吃掉的。郭答复说：我们不遇敌军则已，一遇着就应硬拼才对。当晚，按刘湘电：勾日来，红军与湘军、黔军、中央军作战，稍一接触，即迅速离去，足见其弹药缺乏，不收入事久战。今该敌又西渡赤水河，可能要入川南袭扰，恢复现有戒砲，便乘隙抢渡长江北上。除令潘总指挥，加强赤水、古蔺、永宁、古宋、兴文、珙县、筠连一线整顿堵击外，该师长务邀委座命令，奋力追击，屏障川南安全！郭初到茅台时，即将河下船支完全集留东岸。十八日半夜，先派一个营在茅台上游二、三里处渡河登山，占据掩护阵地后，于拂晓便分数处渡河。（这是郭勋祺五渡赤水河）。不意红军这次行动，较前特快，我部速追两日，不但不能保持接触，反而愈离愈远。二十一日，得刘湘及潘总指挥电令：有红军一部，由我前线设防部队的空隙中消逝，窜入永宁附近二十余里的附城阵地向我方袭击。查永宁距泸县仅二百七十里，为泸县及南六属的屏障，如永宁一失，则上川南皆因而震动。该师长即火速率部驰赴永宁增援为要！这时郭勋祺正在古蔺西南面地区，立即放弃对当面之敌跟进，转向永宁急进。二十二日到达永宁时，敌又已退却无踪。我乃同县长先智测侦讯敌情时，始悉敌仅二千余人系向我作成威力搜索。傍晚，蒋介
石屯令：在行将知我大军各路截击，又知后方无追击部队，便驻掉头东进，可能将再东渡赤水河，自将北、黔中觅突围出路。永宁既无敌人，该师可速向马群坊、二郎滩、太平渡跟进，勿失敌踪为要！郭见永宁、古岘、兴文、班县均无敌情，确知敌已东渡，恐黔北有失，遂率部向东急进。
③红军四渡赤水河
郭师于二·十五日抵达二郎滩时，红军已于二十二、二两日由二郎滩、太平渡渡过赤水河东岸。这地毛主席指挥四渡赤水河。连同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由土城、太平渡的两次渡过赤水河，总共是六次渡赤水河。红军以三万之少数兵力，竟能在我大军三十余万之包围中，河东、河西，任意往返穿插，使我军追击疲于奔命，处处陷于被动局面，至今思之，仍使人惊叹不已！
郭勋祺见红军远去，便率袁旅由太平渡并命濑旅由二郎滩分道东渡。这是郭勋祺尾追红军的六渡赤水河。过河后，探悉红军分数路向黔中、黔北各处行进。当夜，奉刘湘电示，红军既向黔北、黔中移动，其企图殊难判断，已令廖、穆两旅将桐梓一带防务交黔军王家烈部接替，速返綦江原防固守。该师即由黔北大道南侧向松坎川黔公路速进，以防红军沿川黔公路进袭我綦江一线。
当我们进入桐梓城时，许多达官贵人房屋，均空荡狼藉，寂无一人，街民亦寥寥无几。问及军情，皆谓前二日黔军在此退走，红军有一部入城，大部份绕城而走。我军立即又趋前进。大约是四月一日进入遵义城，闻有红军一小部，已于前一日撤离此间。次晨，奉蒋介石电示：该司令自土城战役以来，逐次尾追敌军，虽未再扩大战，但始终保持接触，军威所至，迫其沿逆溃散，不敢停留，今又连克桐梓、遵义两城，使之闻风逃逸，殊堪嘉尚。番即奖洋一万元以资慰劳。查遵义乃黔北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伤该司令在该处设防固守，从事休整待命而动！
四、红军伴攻云贵，主力巧渡金沙
①黔军一触即溃，蒋介石贵阳督师
施布刘湘电示：“红军击破乌江防线，黔军已溃不成军，闻红军有威胁贵阳省城之势。贵阳军力虽薄，举城垣高峻，大军距城不远，增防容易。但委座头知村其他高级将领均在城内，如蒙委座调该师增援时，应即飞驰前往！果然，两天来的情报，均谓红军已占据贵阳南二十余里的龙里附近，已有倒农民队清入贵阳城，向我警备部队鸣枪袭扰，但为数不多。门前委座已正在城内督战。”
同日，蒋蒋介石电令：红军欲讨击出，乘我大军进至赤水河西一带，便以主力偷袭我乌江防线的王家烈纵队，进而轻装冒险来袭我贵阳省城。除令大定的第三纵队孙渡兼程驰援外，该司令即应固守遵义，以防敌人指南打北的一贯好计！郭勋执在遵义召集绅士侦询敌情，均谓红军在第八中学开过群众大会，并选出毛泽东为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不久，奉刘湘电示：许多消息情报来自参谋团和王家烈部，再加飞机侦察，对敌情掌握比较确实。红军主力自觉破黔军三个半师的乌江防线后，其一部已直逼贵阳城郊，鸣枪袭扰而未大举进攻。可能是进行威力搜索，如侦知我守城兵力薄弱，则必大举攻击。万一贵阳动摇，该师应全力星夜驰援，以免大局发生混乱！
次日，蒋蒋介石电示，略谓：贵阳防务坚固，敌人不敢逼近城郊，只在十余里外的东南面骚扰，孙纵队大军临城时，仅略事接触，敌即溃逃，傍晚，又奉蒋介石电：红军惧我一、三纵队协同作战在乌江北岸地区层层压迫，即沿乌江南岸向西逃窜，已令各纵队掉头跟追。除令第五纵队李司令到遵义接防外，该纵队着即由枫香坝、洋水、金沙直趋大定布防，以阻截该敌入川！郭奉令即率部经金沙于十一日到达大定。刘湘亦来电谓：红军行动敏捷，孙渡率六个旅驰援贵阳，红军仅以一部兵力在离城二十余里
的龙里等处与孙部接触，一天之后，便沿乌江南岸悄然逃避无踪，使我各军惶惑无措。就是在交战中的滇军，亦难测定敌踪。根据：现红军主力，已进至水城以南盘水、盘县附近地区；另有一部在乌江北岸与我中央军即时时离，且战且走，好似掩护其主力前进。但该敌究竟西入云南，抑或转而北渡长江，殊难判定。查大定、毕节乃入川要冲，除令范子英、章安平旅挺进该地布防外，着该师长须与该旅长等妥为联络，严密注意敌情变化！同时，奉蒋介石电调：红军有向西逃窜企图。大定、毕节乃为入川要道，数日前已令王家烈司令率何、柏两师，速赴大定、毕节设防。该司令即率所部向水场以南龙场、蟠龙、三岔河方向挺进，在敌之北侧堵道，孙纵队在敌之南侧面堵道，犹国材师在关领、晴龙、北盘江一线迎头堵截，吴奇伟、周浑元、李锡珩纵队在敌之后面分路尾追。务期压迫敌军于北盘江、乌蒙大山间地区而歼灭之！这时，王家烈前来访鄂。王说：我虽有五个师，但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三个师各自为敌，不服调遣，能受我指挥的仅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武器装备也不完善。老头子（指蒋介石）再再要我指敌主锋，使我多次溃不成军。以后，我不再给红军当补充队长了，整不住，我只好跑。次日，郭勋执率潘襄两旅向乌江上游的六冲河、三岔河方面前进。
十四日晚，得刘湘电示：选据飞机报称：红军确已向云南方向前进。委员长命第四纵队副司令率十一个团的兵力扼守北盘江一线，认为天险可靠。但黔军已成惊弓之鸟，焉能御敌。万一失守，红军可能将采取威胁贵阳的敌辙以威胁昆明；抑或沿乌蒙山区西进滇北。该师长务必相机处理！
十五日，郭勋祺率部抵三岔河上游附近少数民族区域的牛街等处，该地给养十分困难。
当晚，奉蒋介石电示：红军迅速击破困扰村在北盘江一带防线，经普安、兴仁、盘县一带地区向云南的富源方向前进。已令龙主席调军截堵，并令第三纵队孙司令迅速追上截堵，以免滇中糜烂。
敌人狡猾异常，恐其指西打东，该司令应严加戒备，不断注意敌情变动随时具报为要！刘湘亦电示：红军确已突破北盘江防线，黔军我国村部历年所据的八、九个县份均已纷纷失守。敌主力已西进，可能有威胁昆明之势。该师暂守麻姑附近要点勿忽！
②滇东不断告急，龙家军昆明布防
十六日奉蒋介石电，据龙主席电称，红军确有入滇之势，已调第一旅旅长刘正雷在黄泥河一线布防，第三旅旅长肖本元在富源、胜境关一线布防，第九旅旅长张冲在昆明当面嵩明、杨林一线布防，并命卢汉司令指挥各县所有民团齐集滇省东北设防固守，协助国军同御红军。刻已令第三纵队驰入滇境，根据敌情变化，各路大军分头截堵，追敌不敢威胁昆明。并令第一、二、七纵队向敌尾追外，着该司令暂驻威宁、赫章二、三日待命，视敌情变化，再定行止。
十八日，奉蒋介石电调：红军乘滇军第一旅刘正雷初到预敌布防未稳之际，便分头袭击。顶敌已不能守，正在黄泥河一带接战中。业令第三纵队火速驰入滇境，择要截堵外，并令前敌总指挥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李耀珩三个纵队向敌跟追，前后夹攻敌人而歼灭之。该司令立即准备率部进入滇北布防！次日，刘湘来电调：割接龙败秀（即龙云）先后电称，红军已分三路由黔省进入云南边缘，有进窥昆明企图，除调滇省所有部队以及十余万武装民团堵击外，你我两省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敬请速派部队入滇，协力图剿为祷！
二十二日，蒋介石电示：红军分三路进袭胜境关、黄泥河、富源等地，我三纵队已由捷通道过块择河，驰赴曲靖、沾益倚托南盘江扼守。薛岳率部已到亦资孔、保田、黄草坝一带与敌后接触。判断敌人目的，在于北渡长江，企图协同徐向前、张国焘等控制川北，扩大红军川陕根据地。除电甫澄加强宜宾一带防范外，该司令立即移驻昭通设防为要！次日，刘湘亦来电调：红军已击破滇军在富源一带防线，其主力正向曲靖、南盘江之线前进中。
判断该政不设所谓路省，亦不改向思明攻怪，可能作费昆明，企图吸引左主席将部队调往滇中投昆明，乘隙北上，以图四川。除令潘总指挥由泸移驻叙，加强防范外，该师长速遵委座电令，驰赴昭通攻防。可照道镇雄前往，勿需再走民族区域可也！
上四目，奉荐介石电令：红军主力正向南盘江与第三纵队及民团遭遇，尤共在曲靖、沾益方面战况较为激烈，双方伤亡甚大，第二纵队的第七旅旅长魏顺壁负伤。该司令率部速赴昭通及其以南地区布防为要！郧阳率部经镇雄、板桥、杨家沟、龙街等处于四月二十八日午后到达。向昭通行进，二十六日，奉潘文华电：总指挥部已移驻叙府，并令模范师第一旅旅长蒋尚朴推进至筠连以南的老鸦滩布防。查蒋旅本系该师建制，必要时仍受你指挥。闻滇北空虚，谨防敌人乘隙北上，须严密注意！刘湘亦电示：红军已突破南盘江，孙渡指挥部及民团均遭损失，敌人正向昆明进迫。据龙致舟电称：昆明附近有六个团以上兵力及二万多民团陆配扼守，一俟中央军尾追到达，可一举歼敌于昆明近郊，但防止敌人向北逃窜，希转饬驻昭通一带贵军，严加堵截！判断敌人企图北上，对昆明系采取佯攻，则可能在短期内，即将北进。除令潘总指挥速调军防增外，该师长务须择要布防，勿忽！
五月三日，刘湘电示：去年十二月底，委座在汉口同乌江失守后，即率六架飞机亲赴贵阳，认为王家烈身为黔省主席，不能出城督战，以致侯之担师一触即溃，侯本人只身脱险。委座乃于元月二门已发表辞函为贵州绥靖主任，坐镇贵阳。另又发表七个纵队，以主任第四纵队司令，率其第二十五军进驻遵义，数月以来，作战不力，企图保存实力，遇敌即退。已先后免其本兼各职。调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昨日同张学良乘飞机赴武汉就职。由此可知委座是赏罚分明，其雄才大略，用人惟贤，有统一中国的大志。特电该师长知照务希尽忠职守为要！次日，又奉刘湘电示：据各方情报，红军突破南盘江后，分三路向沾益、曲靖、马龙、通泉镇等地区进攻，并已相继占领各该地；惟曲靖县经我第
四旅及民团协力防御，现仍困守中。乃鸣、杨村等地区亦发现少数红军便衣游击队，尚无红军大部主力行动，想系侦察部队。如果说明守备力量薄弱，则易被攻击，故可暂据云南以作根据地。否则将移师北进。除令滇总指挥覃新调整部署外，希该师遂与中央各军、及滇军等电台互通情报，密切协力为要！
另奉蒋介石电令：敬已进入昆明北面沾益、寻甸、嵩明各县地区，正与当地民团接战。薛总指挥已率四个师进抵昆明城郊，与龙主席协商歼灭敌人计划。乌蒙山区已发现敌情，另有一股敌人正向宣威方向攻击前进，除令薛总指挥分兵堵截外，查宣威总通昭通大道，必须构筑工事，严加堵截为要！
奉潘文华电示：据龙主席、薛总指挥等情报：敌在昆明以北各县中，采取游击战术，忽东忽西，时有时无，企图以奇袭方法，夺取民国武装，足见其力量不大，不过行动敏捷，使我防不胜防。我各纵队决于明晨全线同时围击，以吴奇伟、周浑元、孙渡三纵队分别向敌总攻，卢汉指挥民国在各部出击之后，对嵩明、寻甸、沾益、禄劝等县进行清扫。李福玲纵队正向宣威、东川之敌进击中。判断敌军受此猛攻必向北逃，查昭通为滇北交通要冲，除令模三旅向昭通大道挺进布防外，并命黎蔚中、张竭诚两旅驰赴屏山沿金沙江上游设防。仰该师长务须注意截击逃敌为要！
奉蒋介石电令：在昆明附近各县之敌，已分路北追，我大军正分路追击中。宣威、东川之敌正集结攻会泽，已派第七纵队李福珩跟踪追击。昭通为滇北重镇乃入川要道，令该师及独立第四旅等部就地严加堵截，务将该敌包围于长江上游滇北地区而歼灭之！郭勋祺奉令后，论命已进至彝良的廖泽旅即向昭通挺进，并电诸潘总指挥转令模范师第一旅旅长蒋尚朴，率部进军大关县附近，准备会同堵截逃窜之敌。
③红军北渡入康，鄂部移师乐山
五月五日，奉潘文华电：据飞机通报，红军大部队正由会泽
陆礼河两岸向巧家方向急进，以防御巧家的二、三下民团控制中，红军兵力有增无已，攻势迅猛，不到半月，民国已纷纷向巧家撤退。红军部队正在巧家附近渡江中。但鲜少人多，似需二、三日始能全渡。已分屯龙主师、薛总指挥派队速追，务须击灭红军主力于江畔，或乘其半渡而击灭之！直金沙江上游水势虽急，但仍有不少渡口可通，应伪追击部队先行占领要点，或是请委座转令西康刘文辉主席火速派队驰赴金沙江北岸严加防堵，以免红军部队进入西康，握有派山一带复杂地区，致增我军围歼之困难。该师长应随时注意敌情变化，侦察兵报！若其便衣队传入该部后方渡扰，当持以镇静，抽出兵力予以肃清。如委座遂令你部前往巧家截堵，应兼程前往，以免该敌渡江进入康省凉山地区徒增我军困难。已令蒋尚朴旅迅速经大关向昭通前进，归还该师建制等语。同时，奉蒋介石微日电示：各纵队连日相继克复宣威、东川、沾益、寻甸、甸尾、武定、禄劝、元谋等县。我中央军协同滇军在昆明附近构成罗网阵地，一俟敌人进攻，即从四面合击围歼该敌，只需一、二天时间，即可将敌全部歼灭。敌人狡猾万分，虽占据附近各县，并未进攻昆明，只在各县收缴民国械弹军品，并诱惑乡民参军，补充损耗。一经我军反击，便向金沙江方向进军，企图渡江入康。已电康省刘文辉主席，派兵沿各渡口扼守，并将船支一律扣留北岸。敌军现已被困在我大包围中，除令各纵队加紧向敌外，该司令立率所部经鲁甸赴巧家截堵。查该敌前阻大江天险，后有我十万大军穷追，判断敌之兵力至多不过二万余众，纵有有头六臂，亦难逃复灭之灾，只顾齐心努力，必能灭此朝食。至于昭通方面防务，已电潘总指挥蒋彝良、大关等处川军，一律向昭通推进。郭勋祺即于五月六日率部向鲁甸地区前进。
当晚，奉蒋介石电告：敌人正在金沙江上游通往西康大道的东坡镇，企图渡江，经我孙纵队追击，与该敌略事接触，即转而东渡，可能至绞车渡以下的渡口过江，已令各纵队分道截击，特电知照等语。
当晚，另奉潘文华电示：据两月来飞机侦查通报：约有敌军三、四千人已渡过巧家北岸，尚有一部正在渡江中。又根据金沙江上游的落雪、马鹿塘、绞车渡等渡江，亦有敌人的纷纷渡江，北岸并无国军防守，我追击大军亦相距甚远，故将平安进入康省。除电呈委座外，该师进到巧家已无补了事，可谓留鲁甸一、二日，视敌情变化再夺！郭奉屯后，当即在鲁甸设防休整待命。
又奉蒋介石电示：据龙主席、薛总指挥于本日赴巧家沿金沙江上游一带视察报称：查刘文辉并无部队在北岸设防，致敌大部已在巧家以上六个渡口纷纷平安渡江，敌仅余少数掩护部队待渡。今既纵敌入康，该省必然引起混乱，刘文辉亦必然自食其果，该司令可暂停鲁甸待命！
又奉潘文华电，据飞机通报：连日来分路进道之我中央军均被红军后卫部队所迟滞，红军大部便由巧家、落雪、马鹿塘、洪门渡、绞车渡、龙街等渡口先后渡过金沙江北岸，并将安通、黎溪等处占领。有一股已抵会理近郊，正与在城郊防守部队接战中。由巧家渡江之敌，已占宁南、新街、会东地区，该几处似无防守部队。判断敌可能分攻会理、西昌等处。我中央部队均为敌后卫部队伴攻所牵制而滞留于金沙江南岸。我方飞机三架不断沿江侦察，未见扫射。除令穆青中、张鸿诚两旅速驻雷波山楼岗据险布防外，甫公已令王泽潇旅由乐山取捷道赶赴雷林，受刘文辉节制指挥，在大渡河北岸设防扼守。查会理、西昌是由康入川之必经要道，历来是军事重镇，又是康省富庶之区，为红军所必夺。但其兵力不大，不会两处同攻，如红军由宁南、普格直攻西昌，守会理的董兵必疑其后，判断红军必先攻会理。如占领会理，则武器弹药及各种军用物资均能得到补充。据康旅长报称，该旅已到达昭通附近，即归你师就近指挥！
五月九日，蒋介石电令：敌已陆续渡过金沙江北岸，其中一股于八日午后进至会理，与在城外防守之部队接战。守军系刘文辉部刘元塘旅，兵力有三团之多，尚能扼守一时。除令薛总指
挥速率该部渡江增援会理外，李令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速将全军兵力在大渡河北岸构筑坚固阵地布防据守。所有在河中一切舟筏，全部扣留北岸；可资敌之粮，亦一律运往北岸，均河广人的决心。红军已步石达开之后，你们应学当年唐泽波阻击太平军石达开之故事，不难歼灭敌人。该师准备开赴叙府，预防敌人东流入川！
十二日，蒋介石电示：改自八日午后向会理城闸攻以来，攻势激烈。守城之刘元康旅长督率三团之众，坚决御敌。其妻儿和该部眷属均一律不许撤退。他和该旅三个团长日夜分段巡逻督战，誓与会理城共存亡。所有官兵亦奋勇抵抗，兢兢业业，各尽其职。城墙先后遭敌爆破两次，官兵争相塞墙缺口不退。经我空军张大队长率战斗机协同地面部队的射击阻止敌军攻城，同时将城墙缺口修复，我同龙生需在会理上空亲自目睹。建刘元康旅长所部官兵这种百折不挠的守御勇气，英勇战斗的精神，殊堪嘉尚。当即手令，升刘元堪为中将旅长，并令张有谷大队长载运奖金向城内空投，以资激励，特此通报表扬。十一日，蒋介石又来电指示：红军围攻会理达七昼夜，虽然猛烈异常，先后将城墙爆塌三次，皆经刘元堪旅长及所属官兵，奋勇抵抗，该会理至今城池巍然屹立。敌自知力抑，又查悉我三路渡江大军逐步逼近，乃于十五、六日向西昌通往大渡河方向北窜。除令刘甫澄总司令及潘文华总指挥速派部队协同刘文辉部队扼守大渡河外，该司令所属各部署即开回四川乐山、名（山）、雅（安）地区，归还建制，从事休整待命！所遭滇北防务，已令龙生西派队担任等等。刘湘、潘文华亦同时电示：红军在会理撤围北上，因此大渡河防务情况益趋紧张。娄底既令该师长赴乐山归还建制，集结全师，从事整顿，着令模范师第一、三两旅先赴夹江、乐山待命，该师长即率潘、袁两旅经大关、筠连、叙府赴乐山继续训为要！
五月十九日，郭勋执率潘、袁两旅沿开鲁向到达昭通，次日经大关、筠连、宜宾于六月上旬到达乐山。
十八日，郭勋祺即我集存成斗记公参谋及请报参谋，丁七月上旬以前，将这种军报表，发经省进行存贮。
结束语
笔者为了求实有效，不计文宇之排，忠实地记录前军参加清出红军的战斗经过。从而反映出红军作战时的刻苦坚忍精神、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沿途公平买卖和优待俘虏的政策……等等。说明他们坚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传统，也是红军战无不胜的根本保证。这些距今半个世纪的往事，回忆起来，不免挂一漏万。所幸当年指挥红军长征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元帅和许多长征战士今尚健在，可以查证核实。同时，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省、县、乡村、道路、道闸不少革命文物和遗迹，千秋万世，将永不磨灭，均可作为后世修史考据。惜乎笔者当年仅是参加局部战役的幕僚而已，不能写出红军长征全面的灿烂成绩为憾事。撰文时，并承战友刘启文、孙世果二同志提供不少回忆资料，并此致谢。
(1983年10月稿)
成都一九四七年“六·二”
大逮捕事件亲历记
邵平
一、“六·二大行动”是蒋帮反革命决策之一
一九四七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已进入第二个年头。当时，蒋帮在军事上受到致命的打击，政治上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经济上更是千疮百孔一团糟。物价直线上涨，抢米风潮迭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整个蒋管区内呈现出一片纷乱景象，使反动派惊慌失措，穷于应付。在前线崩溃、后方起火的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决定采取血腥镇压的措施，用所谓“大行动”的法西斯手段，妄图一举消灭蒋管区内的人民革命力量。
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悍然勒令所有在蒋管区内的全部中共党员撤回延安，表面上看起来，好象蒋介石还讲“信义”、“先礼后兵”。实际上则是一个反革命的说谋策略，是准备血腥镇压前发出的一个信号，为反动派以后连续进行“六·二”、“八·二〇”、“四·二〇”等历次“大行动”制造借口。以后这些反革命大行动，都是由蒋介石的最高决策机构——“官邸会报”中密商决定，通过甲、乙、丙、丁层层会报组织统一执行的。因此“六·二大行动”，也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四七年六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借口“中共人员没有完全撤退，并阴谋联合民主党派准备暴动”为名，在它统治地区的重灾区、市，只进行了一次反革命“大行动”。因为成都、重庆等地都是在六月二日凌晨前后进行的，所以称为“六·二大行动”。所谓“大行动”，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革命进步人士进行一次统一的、大规模的逮捕。我当时担任国民党中统局四川省调查统计室（以下简称“川调查”）主任，曾亲自参与了成都“六·二大行动”这一反革命罪行事件的策划指挥，也是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现追记当时经过情况如后。
二、“六·二大行动”事件经过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伪四川省主席兼四川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即“乙种会报”。但在四川方面，对外一直沿用成都行辕时期的“特种工作委员会”——即“特委会”这个名称）主任委员邓锡侯，接到国民党中央会报（即“甲种会报”）秘书处发来紧急密电，命令在六月三日以前，将四川全省所有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和其他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一切进步人士全部逮捕，并将执行逮捕经过连同被捕人的名单报告中央各核。五月二十七日，中统川调查也接到南京中统局同样特急的密电，命令该室主任邵平动员全军专任特务，配合当地党政军特务首脑机关统一行动。
邓锡侯接到紧急密电后，立即以四川省特委会主任委员名义，发出紧急通知，召集全体委员和成都省、市级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各有关会报机关负责人，在省院街伪四川省政府大会议厅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伪中央这项大逮捕的命令。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书记长漆巾权、三青团四川省支部因干部李长孝天民、伪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省会警察局局长刘崇朴、成都稽查处处长周迅予、宪兵第二团副团长曹丙、水上警察局局长方超、四川省特委会秘书处代理主任秘书李占茂、秘书李文宇、中统川调查主任邵平、书记刘
清怀、伪成都府市长李铁夫、伪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民政厅厅长陈开泗、教育厅厅长伍觉沅、伪川康绥署参谋长牛范儿、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万星、第二处处长罗伯伦等共三十余人，兹有各有关单位一些实际正营业务的人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由邓锡侯亲自主持，决定遵照伪中央的指示办理，并商讨决定了以下几个问题：
1、先由各参加会议的行动单位如省特委会秘书处、中统川调室、省会警察局、成都警察司令部、成都路查处、宪兵第二团等提供黑名单，再由省特委会秘书处召集该单位主要科、组以上负责人开会审查，然后送请主任委员批准执行逮捕。
2、决定在六月三日前完成任务。
3、成立“临时行动指挥部”，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任总指挥，下分四个行动执行组，由省特委会秘书处、中统川调室、省会警察局、宪兵第二团等单位分别担任一个组，由各单位负责人兼任组长，分配黑名单，分别执行，负责完成逮捕任务。各组将逮捕的人，全部送交省特委会看守所统一关押审讯。
4、执行逮捕时，要宣布临时戒严，不准车辆和行人通过市区。
5、各组执行逮捕结果，由省特委会秘书处向中央会报秘书处负责具文汇报。
6、由省特委会雷电全省各专区、各市、县特委会，按照中央会报秘书处的黑指示，同时进行统一逮捕，将执行逮捕情况，汇报省特委会核查。
第二天，上述四个临时行动组将平时侦查有案认为必须逮捕的革命进步人士造具黑名册，送交省特委会，由特委会秘书处代理主任秘书李白英在将军衙门召集各行动组负责人开会审查黑名单，参加这次审查会议的还有各行动组主管情报、行动、审讯等单位的负责人。会议由李白英主持，由秘书李文寻把初步整理好的黑名单逐一提出进行讨论审查。审查结果，把名单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家确认有明显活动的共产党重要嫌疑分子或与共产党有过密切关系的各民主党派主要成员；第二类是知名的进步人士：和重大嫌疑分子；第三类是有过革命进步言论活动或有一般嫌疑的人。这三类黑名单中，第一、二两类都被列入必须逮捕的范围内；第三类认为问题不大，可捕可不捕，建议请主任委员作最后裁决。审查结果，三类黑名单总人数共有一百人左右，由李白英亲自送交邓锡侯最后核批。
邓锡侯看了黑名单后，就在黑名单的名册上加以圈定，哪些人是必须逮捕的，哪些人是暂不逮捕或不逮捕。他认为第一类的黑名单必须全部逮捕；第二类黑名单中除范朴斋、张志和两人因和邓锡侯本人私人关系较深，未予圈定外，其余都同意逮捕；至于第三类黑名单，他决定暂都不逮捕，继续查明情况后再行处理。于是他又召集省特委会各有关执行单位的负责人到伪省政府的主席办公室开会作最后的商讨。邓锡侯根据黑名单所列“罪状”，把哪些人必须逮捕和哪些人暂不逮捕或不逮捕的意见，向大家作了说明。他说：范朴斋和张志和两人，我和他们相熟，我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在成都不会离开，我负责，暂不逮捕这两个人，如果中央要这两个人，我负责随时把他们交出。大家对邓的意见没有异议，最后讨论决定：
1、范朴斋、张志和二入交由邓锡侯本人看管，不让他们逃跑，如中央一定要这两个人，由邓负责随时交出。
2、最后核定逮捕的人（共约七十人左右）的黑名单，交由省特委会秘书处和临时行动指挥部总指挥严啸虎商量决定后，分配给各行动组执行逮捕。
3、决定在六月一日深夜十一时开始宣布全市临时戒严，各行动组随即出动进行逮捕。在六月二日黎明以前，必须全部逮捕完毕，天亮后解除戒严令。
严啸虎随即在省特委会临时行动总指挥部又召开了一次行动布置会议，决定：
1、由行动总指挥部就圈定逮捕的黑名单分配给四个行动组，每组分配十至十多人不等；
2、由行动总指挥部统一分配交通工具，每个行动组各分配大卡车二辆和一部分刑具、绳索；
3、各行动组执行人员由各参加单位自行选派配备，每个行动组由警备司令部、省会警察局和宪兵第二团各配备稽查员、警察和宪兵一至二人，负责警戒监护工作；
4、从六月一日晚上戒严令宣布下达后，各组立即出动执行逮捕，逮捕一批（或一人）就送一批到省特委会看守所关押；
5、由省特委会秘书处审讯组组长杨荫池负责审讯，其他有关单位派人参加会审；
6、各组参加行动的人，每人由行动总指挥部发给消防救援伪法币二万五千元；由各行动单位自行造册报领。
当六月一日深夜十一时开始执行这一罪恶行动时，伪成都警备司令部、省会警察局、宪兵二团、成都稽查处、省特委会秘书处、中统川调查等行动单位，除老弱病残者外，几乎都动员参加了。有的担任指挥和引路工作，有的专搞逮捕工作，有的押解被捕人员，有的担任审讯，有的担任留守和传达情况，等等。一座七十八万人口的锦城，一时变成了鬼城世界，被这批反动的军警特务搞得满天乌云，阴森恐怖，直到第二天（六月二日）早晨天蒙蒙亮时，才结束了这一罪恶的行动。逮捕结果，所有黑名单上开列的应逮捕者，除因临时发觉脱逃外，无一幸免，都被抓送到省特委会的看守所里去进行关押审讯。
这次“六·二大行动”，被逮捕的有知名人士田一平、杨伯恺、于渊（即于邦齐）、孙蕴实（即孙文石）、刘星恒和其他革命进步人士（多数是新闻、文化界的知识份子）共计六十八人。由省特委会秘书处会同各行动单位组织临时会审小组，用刑讯逼供、威胁利诱等残暴手段，进行审讯处理。除对一部分被捕者认为情节较轻、适合办理所谓“自首”、“自新”手段，准许陆纳交保释
放外，其余大部份都被长期关押起来，受着残酷的折磨。有的被认为特别重要的，如田一平、孙蕴实等，还被押送到重庆伪行装（后改称“两省长官公署”）第二处继续关押审讯。有的牺牲伯、于渊等烈士一直关押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解放前夕，被惨杀于成都十二桥。
另在四川各重要城市，如自贡、宜宾、乐山、泸县、内江、南充、绵阳等地区，在当地专区、市、县特委会的主持下，也同时进行了大逮捕。有的逮捕数人，也有的逮捕十多人，都由当地特委会报经省特委会进行处理。
三、中统川调室特务趁火打劫
中统川调室，在成都“六·二大行动”中，担任一个“临时行动组”的执行任务，充当了一个既提供黑名单又参加逮捕审讯的重要角色。川调室提供的黑名单，是由情报科长梁子骏根据平时登记的情报线索，并会同行动科长易孝思和文运组长何震川会商提出的，共提出要逮捕的有六、七十人，其中绝大部分在省特委会是有案的。当时省特委会为了急需汇集各单位提供的黑名单，特派特委会情报组副组长杨浩到川调室守候坐侦，直到那天晚饭时才抄正一份名单交他送去。后来经过特委会开会统一审查，并呈报邓锡侯最后核定被逮捕名单后，川调室被分配逮捕的，计有《华西晚报》社长田一平、总编辑孙蕴实、编辑及记者刘鸣章、刘嘉宇，《成都快报》记者邓怀毅，律师叶青东，广益小学女教师龚芝英等共十一人。
川调室接到被分配的黑名单后，就按照行动指挥部决议，进行逮捕前的一切准备，我派川调室的行动科长易孝思负责率领全体行动人员共五十余人执行逮捕任务，并事先派行动员对被捕营的行踪、住址、进行了-次复查了解。当六月一丁晚大行动开始后，我在两丁家当四贯里四小时调室电台用电话指挥。并收听执行逮捕情况。川调室书记刘清怀，情报科长梁子骏等整夜驻守在川调
室内部，负责收听、传送逮捕等情况，并用电话随时向我汇报。到六月二日清晨逮捕结果，除广益小学女教师龚芝英因临时发党况逃外，其余都按照名单全部捕决，并且还逮捕了没有列入黑名单的川大教授刘星垣和《华西晚报》两名印刷工人。
川调室行动组在进行逮捕过程中，特务们还趁机捣毁新闻报社设备和抢劫财物，经过如下：
当六月二日零点时分，易孝思率领全体特务窜到王家坝街道捕《华西晚报》人员时，因该报编辑部大门已关上，特务高声叫喊开门，无人应声，特务王乐昌就翻墙进去，打开了大门，将全宿舍男女老少，都赶到天井内，由特务何震川用手电筒照着指认，当场将孙嘉实、刘嘉宇、刘鸣章等三人逮捕。随后，易孝思又率领一批特务驱车至华兴正街大亭里，将该报负责人田一平逮捕。
在逮捕孙盛实等三人后，有一部份特务就冲进《华西晚报》的印刷房，将印刷机和所有铅字设备全部搞烂，使该报在一个时期内不能出报印刷。同时又有一批特务，借检查为名，冲进宿舍，大肆抢掠。有的抢收音机，有的抢自行车，有的抢被捕者家里的手表、金饰、钱币和其他衣物……，真象一群饥渴的豺狼和明火执仗的强盗！这些情况，我当时都不知道。第二天，特务王积亮把在《华晓》编辑部抢来的大收音机送到我家里，说这是报社的通讯员宣传工具，所以把它“没收”了。我看这收音机又大又好，就放在家里准备自己用。但我那天到川调室办公室时，没有抢到东匠的特务何震川等就向我告密说，昨晚进行逮捕工作时，王积亮和王乐昌抢了《华晓》的一部大收音机，陈国荣抢了两部自行车，还有其他的人抢了报社职工家里的金银财物和被捕者龚芝英的一件女大衣，他们把抢到的细软财物都装进自己的口袋里，狗口都装得胀鼓鼓的，等等。我听了以后，以川调室的“名誉”有关，同时，其他执行逮捕的行动组人员也多次闻此事而纷纷指责川调室特务趁火打劫丑了，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召开了
次用调空的“干部会议”，追查哪些人抢了什么东西，应立即交出案。我一方面又假塑驰地作了自我检查；同时要抢东西的人自报，全部交出归还原主。但谁也不肯承认抢东西，只有陈国荣因为先言抢了两部自行车，大家看到了的，无法隐瞒，才承认交出。部来。最后我只好把王积亮送到我家里的大收容机构和陈国荣交出的。部自行车两件东西，各面送清伪成都警备司令部要求退还原主。此书以后没有下文，也就不了了之。
此外，川调空特务在逮捕广益小学女教师龚芝英时，龚老师住在川大教授刘显琼的家里，特务们就到刘教授家里去逮捕。刘教授听到半夜三更突然有人来敲门，深为惊诧，并再三询问何人敲门找哪个？特务支吾其词，还是继续打门，而且越打越响，来势凶横。刘教授情知有异，就迟疑不敢开门。敲门特务陈国荣、傅正伦等就不顾一切，破门而入。陈国荣以刘教授退不开门，非常恼怒，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刘教授抓住，用驳壳枪托猛击刘的上身，并且开了一枪，子弹在刘的手臂擦过，刘受伤，背上流出鲜血。特务硬说他包庇共产党，要他交出人来。同时，特务发现龚芝英的睡床上已经没有人了，但被盖还是暖的，知已临时脱逃，特务就还急于刘教授，逼迫刘教授交出龚芝英未能得逞，就把刘教授逮捕捆绑，连夜用汽车押解到省特委会看守所。第二天，因为刘教授的家属和亲友向伪省政府主席提出抗议，省特委会才被迫把刘教授取保释放。
（一九八〇年五月写）
成都一九四七年“六·二”
大逮捕事件补遗
李英
一九四七年我在四川省特委会宣传组任主任干事，兼任《西南新闻》日报编辑。该报当时是省特委会和中统川调室控制的进行特务专传的工具。编辑部人员大部分是这两个特务机关的骨干，总编辑是省特委会督导员彭兴道，总主笔是川调室行动科长易孝思，我与省特委会人事室主任干事李祥麟（曾英）任编辑。
五月三十一日夜间，易孝思与我同在编辑部发稿，他告诉我，成都全市将要进行大逮捕，“黑名单”已由伪省主席邓锡侯圈定，因我曾在川调室代理过党派情报科科长，中统要我准时参加。我当时据实在情况与易孝思闲聊，我说：“川调室和省特委会掌握的情况，我们都很清楚，近几年来，几乎没有其正之的关于共产党的情况，黑名单不知列了些什么人？”易孝思说：“重点是几个知名的共产党和民盟，这次我们要把《华西晚报》砸掉。”到了第二天晚间八时许，易孝思来约我前去参加。因此我当时亲预其事，说按实在情况逐后：
一、中统川调查分配的“黑名单”是：
彭祁平所写的《成都一九四七年六·二大逮捕事件亲历记》一文中说：“川调查被分配逮捕的，计有《华西晚报》社长田一平、总编辑孙蕴实、编辑与记者刘鸿章、刘整宇、《成都快报》
记者巫怀毅、律师叶青齐、广路小学女教师龚芝英等十人。”他所写过的这个逮捕者名单与我所知皆稍有出入。
六月·日九时许，我和易孝思步行到纯化街川调室，易孝思把一份当夜要逮捕的黑色信笺与我替他保管，我看见在两张红色直行十行纸上写下了列名字：
孙蕴实：地点王家坝《华西晚报》。
刘鸣章：同上。
刘慕宇：同上。
用一平：地点华兴正街大辛里。
巫怀毅：地点石马巷《成都晚报》编辑部。
（在上述五人的名字下，写了一个中统特务的名字：何震川。意思是由他指认被捕者。）
龚芝英：鼓楼北三街。何镜明指认。
彭育明：上西顺城街。傅正伦指认。
周文畅：宁夏街。马翘宇指认。
余厥义：西玉龙街四川印刷厂，李月辉指认。
名单上一共十人，另一名我已记不起了。据我所知道的特殊情况，名单中没有叶青东。叶青东当时是被捕过，但是由别的单位去捕的。
二、捣毁抢劫《华西晚报》
六月一日深夜十一时，易孝思率领中统特务五十余人出发捕人，当时成都市已宣布戒严，断绝了行人和交通，这批特务都发了手枪，有的穿长衫，有的穿短褂，真还有点像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一伙先蜂涌到王家坝《华西晚报》编辑部，编辑部住在一个院子里，大门早已关了。易孝思叫陈国荣上前叫门，陈国荣一边打门一边叫：“孙蕴实收电报！孙蕴实收电报！”叫了约五分钟，没有人答应。这时另外一外勤特务王乐昌叫几个人搭人梯，他翻墙进去把大门打开，五十余人冲了进去。易孝思指挥何震川、陈国
荣、王乐只领了十几个人去抓人，他们把编辑部人员从宿舍里溜出来站队，由何震川指认，当场逮捕了孙猛交、刘鸣章、刘慕宇及另外一个未列入名字的排字工人。何震川等正在指认捕人时，易孝思亲率王积亮、齐中静、傅正伦、李月娇等二十余人到排字房和印刷房，把字钉打乱一地，印刷房打得稀巴滥，编辑室的资料和收音机全部抢走。又回头供检查名义冲入宿舍，把家属小孩全部赶出房外，把私人的箱子衣柜全部打开，钱包、手表、西装、钢笔，抢的抢，搞的搞，就算坚决劫一空。出手逮捕人的陈国荣把人押上汽车后，又回来抢东西，但已是劫后余灰，没有什么可抢了。他看见房廊外有一辆自行车，便抢起就走。
易孝思把《华西晚报》捣毁完毕后，立即率领一群特务奔赴梓潼正街该报营业部，特务把门打开，把营业部的箱箱柜柜全部打开造翻，一个钱也没有捞着。又一阵旋风奔跑到华兴正街田一平家里。由何震川指认，将田一平逮捕，特务们又抢了一些值钱的财物。
三、三位掩护被捕者的无辜者
在破坏《华西晚报》后，下一步行动的目标是上西航城街彭育民，一群特务到达那里后，才知是一个西药房，这伙抢劫者高兴异常，因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很多药品全是进口，价格昂贵不说，而且还根本买不到。但是把药房门打开后，特务们正要大打出手，那知道出来一位年纪四十的中年妇女，她大叫一声，“你们要做啥子？”这一声使特务们惊了一下，又要去翻西药柜，她又叫了第二声：“不准动手！”居然把特务镇住了。这时易孝思上前说：“我们奉命来请彭育民先生谈话。”这位中年妇女说：“彭先生到重庆去了，没有回来。”易孝思说：“我们今天白天还看到他在家里。”她说：“你胡说，明明早就走了，你们偏要说在家里。”易孝思说：“那我们罢援。”她说：“傻着！我房间里有一七、八岁的大姑娘，我去叫她把衣服穿起来再搜。”但
是特务们那管什么大姑娘不大姑娘，一下冲进房间，房间内一个人都没有，影有民自然不在，也根本没有什么大姑娘。这下把特务王乐昌气恼了，把手枪对着她就杵了一枪筒子。这位妇女没有声，她说：“你们要找彭先生，他不在，我是他的妻子，有什么罪我丢。”易孝思叫了一声把她带走，这位名单上没有的人，就这样被捕入狱。
特务们把彭育民的夫人送到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看守所后，转身又到鼓楼北三街“式如金”笔铺隔壁刘星副教授家去逮捕龚芝英。到了那里时也是大门紧闭，先由陈国荣大叫“收电浪”，大约叫了半个多小时，都没有叫应。易孝思就指挥几个人把阶沿下的红砂石取下，几个人抬起撞门，撤断一根又抬第二根，直到把门撞开为止。一群特务涌进大厅时，一位老先生在几个妇女挟持下迎了出来，陈国荣走上前去，提起手枪就向这位老先生左臂上冲，冲第二下时，手枪的子弹出膛，打穿了老人的左臂，这位老先生就是在用大任教的刘星扭教授。特务把刘教授打伤后，又用枪逼着刘教授把龚芝英交出来。刘教授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龚芝英。”易孝思又指挥一群特务进房搜查，他们走进一间寝室，除书架写字台和樟椅外，仅有一张单人床，壁上挂有龚芝英的照片，写字台玻板上也发现龚芝英的东西，易孝思用手去摸床上凌乱的被褥，还有热气，断定龚芝英从床上起来没有好久，又指挥大搜，结果一无所获，他就命令将刘教授带走。
在逮捕彭育民和龚芝英都落空后，易孝思又带起一群人到宁叉街逮捕周文畅。周文畅在抗日战争时曾去陕北抗大学习，以后逐成都领导汽车工会活动，一九四一年被人出卖，由省特委会补捕，以后送到重庆战时青年训导团集中营，一九四四年出狱，返成都在五区公路局当驾驶员，仍然组织成都市汽车工人工会。这个人五短身材，圆盘四脸，满脸络腮胡，当时年纪已四十九头。但当特务把门打破，冲进他家时，看见周文畅与另外一个年约三十的男子睡在屋内，故意做出刚从梦中醒来的样子。易孝思用手
枪指着周文翰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刘文光。另又指洛那三十来岁的人问，他斩铁断钉地说：“我叫周文翰。”易孝思叫了一声“带走”，这个冒名周文翰的人就被带进特务监狱。
彭育民的夫人，刘星瑶教授、冒名顶替周文翰的周文光，都不是特务抓捕的对象，黑名单上也没有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不怕自己坐牢，大义凛然地对特特务暴行，掩护了自己的丈夫、学生和兄弟。这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六·二”大暴行中我亲自参预和目睹的真事。
中统在逮捕了上述几人后，又到石马巷《战都快报》编辑部逮捕了该报编辑巫怀毅，到西玉龙街四川印刷厂逮捕印刷工人余赝义。这时天已大明，行动才告结束。
四、“六·二”以后
六月二日的大逮捕，除了中统川调室担任一部份行动任务外，尚有省会警察局、宪兵二团特高组和成都稽查处三个行动组，分担了其余的行动任务。当夜共逮捕约六十余人。在省特委会内，由代主任秘书李白英指挥，看守所由谢鲁（管理员）负责收监，该会第一组主任干尊黄秀生负责搜身和一个一个的登记。入狱后即由该会第三组（军法组）负责审讯，中统川调室也曾派郑万禄参加审讯。
一九四七年七月，省特委会成立特务宣传机构《晨醒通讯社》，由第三组副组长杨荫池任社长，我任总编辑，并把我调在第三组任主任干事，负责该社的实际工作。
第三组负责审讯，组长是一个虚缺，副组长杨荫池就是实际上的组长，那时该组只有一名军法官陈仲琳（军统），我当了两个月的总干事，另外一名姓杨的干事。“六·二”大逮捕入狱的人主要由杨荫池和陈仲琳负责审讯，那个姓杨的干事当记录。我负责处理组内一些来往文件。他们审讯的情况我不太清楚。
但就我处理过的文件和所知的情况有下列几起：
第三组最先处理的是一位无字者。刘星臣教授由川大校长黄季陆接了出去。彭育民的夫人也在几天后释放。但对周文光，杨荫池曾叫我与他谈话。他说他是周文畅的弟弟和周文光。我问他为什么要掩护他的哥哥？他说他的哥哥有·大家人要吃饭，爱人何娃娃五、六口人全靠他哥哥养活，他自己一个单身汉，替哥哥坐一段时间的监，总要好一些。我问他哥哥参加政治活动的情况，他说全不知道。事后我将谈话经过告诉杨荫池。杨荫池叫我办了一份公函，把周文光送到省会警察局惩役厂惩罚苦役三月。
另外接着释放的是《新民报》记者方地、律师叶青东、《新新新闻晚报》记者车辐和另一名记者叶春铠。
有一天，省特委会主任秘书徐中齐把杨荫池叫去，示意他说，方地和叶春铠两人与律师熊德辉（女）是亲戚，如无好大问题，就把他们释放算了。当时传说徐与熊有暧昧关系，杨不敢违抗，最先把他们释放出去。
大约是一九四七年七月的某一天，杨荫池在三组办公室与车辐谈话，车辐坐在我的座位上，我进去招呼了他们两人后，即退出来。当天午后，杨荫池和我谈起车辐的问题。我说这个人的情报我曾看过，可以肯定的是他爱好美术文艺，在文化界较为活跃，但不会是共产党员，密报他参加民盟的人是他们的同学何镜明，我曾问过何，何因为要向川调室领津贴，他说是估计着说的。可见，说车辐是民盟的身份也不见得可靠。杨荫池也同意我的意见。车辐放出去后不久又回到新闻界。有一天杨荫池拿了一张《新新新闻晚报》给我看，他指着副刊上车辐用杨槐的笔名写的文章，气得不断地骂：“才放出去，他这一个不知轻重的文人，不晓得我们的厉害！出去了就大骂我们，还骂到我的头上了！我要把他抓转来，让他尝尝滋味。”我把那文章接过来一看，题目好像是《猫头鹰》，文中叙述他（指车）被捕关在特务监狱，看守特务和审讯他们的特务都似猫头鹰那样残暴、阴险和伪善。我看后，待杨荫池稍事冷静时问他说：“这是文人发牢骚。如
果他竟是共产党或者民国的成员，他会用众人皆知的杨槐的笔名来支持该吗？你要我们在成都搞公开的新闻通讯，又把新闻界的人弄得与我们格格不入，怎么搞法？”杨昕后才慢慢地心平气顺，没有再提起此事。
另外一位律师叶青东，我在档案中，看到他家里送来一封信，信完上有：“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的机关名称。据我所知，该局是由军统头子戴笠任总监，由军统控制的检查交通运输的机关。叶青东就是由这封信保释出去的。
在这以后，又由《成都快报》总编辑周道镛（听说他曾参加复兴社）出面，找到省特委会的杨荫池和彭兴道，证明愿怀疑不是革命进步人士，因而既也获释出狱。但以后曾参加杨组织的“中华革命建国同志会”。
在首批释放处理告一段落后，其余的被捕者都被认为是重要或较为重要的人物，企图从他们的身上逼供，得到扩大暴行的线索。
据我所知，特务预期的目的并六达到。这批被捕人中仅有一名叫余康义的在陈仲琳审讯下，有叛变行为，化供出了广元北街某西药房的廖澄波，使廖被捕受到追害，除此之外，别无所闻。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四七年五月底，省特委会第一组副组长杨洁，在汇集各特务机关送去的火速捕黑名单中，列了一些有过进步言论的“嫌疑分子”，这部份人当时又锡侠并没有圈定，而且说明暂时不指。但是，省特委会在执行时，对某些人还是动了的。
(一九八三年七月号)
“借人头、平米潮”冤案真相
一九四七年“五·五”米潮的回忆
李白英 邵平 饶琳
【编者按：】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成都市发生的抢米风潮，国民党反动当局党诬渡是共产党支使，宛杰无辜。现将我会收集到的原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兼四川省特委会主任秘书李白英、国民党中统局四川省调查统计室主任邵平、国防部保安局（军统）成都站副站长饶琳写的有关“五·五米潮”的回忆，三篇史料合并整理，刊登于下。
一、五·五米潮发生的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倒行逆施，仍然发动不得人心的反革命内战，征兵征粮，滥发钞票，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同时加紧镇压人民的反抗，企图维护其独裁统治。而军阀、官僚、地主趁势推波助澜，大肆囤积居奇，操纵民食谋取暴利。成都号称“天府”，竟弄得米珠蔗桂，民不聊生。一时人心惶惶，怨声载道。一九四七年以来，成都市面粮食即告奇缺，市内粮店，有时只有少量大米上市，供不应求，倾倒告罄。有时粮水无米可供应，则只好关门。以致市民有钱买不到米，无钱的穷苦大众，只有勒紧肚皮，忍饥挨饿。对这种现象，国民党当局竟然视无睹。穷苦大众在忍无可忍、饥饿难当的情况下，市面上就陆续出现了“吃大户”和零星抢米事件。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积极妥善解决民食供应问题，反而舍血喷人，竟放出谣言说：这里面一
定有“奸党”在指使，诬称：“非产党要暴动。”于是川康绥署和南京保室局都饬令所属严陈监视饥民动态，并派出大批军警特务（稽查员）制止饥民进城，如不限制止，可以逮捕为首的“犯罪”分子。因各道城门口手都有军警防守，饥民则多从城墙缺口（抗战中的疏散出口）进入，继而又在城墙缺口处也派军警防守。饥民为了要生活下去，就不顾生命危险，硬冲进缺口。于是，稽查处的稽查员们在军警的配合下，在北门缺口处逮捕了一些为首的男女饥民，押回玉带桥街警备部稽查处，由军法官袁方楠进行审问，不分青红皂白，都打了若干大板，然后驱逐出城，因而更激起群众无比愤怒，爆发了大规模的米潮。
二、发生米潮，密谋杀人
五月五日清晨，饥民“抢米”、“吃大户”的事件，在成都四道城门（东、南、西、北门）同时发生了，特别是新南门一带，饥民愈集愈多，竞达一两千人，交通为之阻塞。饥民愤怒地冲入停门的粮店、园户的粮仓及碾米厂去抢米，一时声势浩大。
当时，正值伪川康绥靖公署兼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和绥署参谋长牛锡光等都去南京述职，绥署、作出由副参谋长万里负贡代理，省政府工作由秘书长李伯申代行。米潮发生时，万印即用电话通知平时“治安会报”会议的成员，如：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省会警察局长刘崇朴、稽查处长周迅子、省特委会主任秘书李白英、宪兵第二团副团长曹贤南、省调统室主任邵平等七、八人。通知说：“新南门抢米的又干起来了，看样子今天米潮比昨天还要扩大，邓主任不在，这样下去怎么办？”要大家到绥署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理办法。
这些人到达绥署后，万里主持会议，他很焦急地对大家说：“连日来抢米风潮一天比一天扩大，今天一早新南门、老南门和东门都在抢米，看样子还会闹大，邓主任不在，象这样闹下去，难保不出大乱子，约大家来商量一下，怎么办？请大家出个主
意。”
会上众说纷纭，拿不出一个具体办法，有的说：“这是省厅、市府的事情，来不上市，大闹闹事！军警机关只能防范奸人乘机骚动，……”有的说：“办法就只有拿来上市，叫米商开门营业，……”万里见大家拿不定主意便又说：“我也和各位一样的想法，不过我们责任是维持社会秩序，眼看这个风潮在扩大，今天制止不下去，明天就更扩大了。”刘崇朴和周迅予主张由军警严厉镇压，把为首抢来的抓起来法办。严啸虎也到了场，只说：“今天抢来的人很多，当心要出事，已派遣军警人员分头调查去了。”他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大约九点多钟，有勤务兵来请万里去接电话，万里接丁电话回到会议室向大家说：“接到报告，四城门都在抢米，老南门外抢米的人大部份涌到新南门来了。打了几家米厂和米店，这些人还没有散。”这时，又来请万里接电话，他就急忙去接，后又到室内，兼报喜一样对大家说：“警备部的谋查组长傅先汝和警察局的调查员刘秉常（中统川调空调工）到新南门外抢米地方，抓到两个正在肇事地点拍照的青年人，一个叫袁树德，一个叫宋玉书，他们在群众中喊‘抢呀抢呀’，在那里指挥……现已将这两人押到绞署军法处来了。”
过了一会，人已押到军法处审讯，大家顿时活跃起来。都说：“这两个人一定是共产党派出的指挥者，当场抓住，正好明正典刑……”。万里也附和其词。因而大家都在这两个人身上做文章。万里就不时走出去看军法处审讯的情况。
事情是这样的：当新南门外在抢米时，傅先汝、刘秉常两特务都在城墙上观察抢米群众的动静，以便从中找出为首的人予以逮捕。正好看到袁、宋两青年拿着手机对着抢米群众拍照时，他们就冲上前去，将袁、宋二人逮捕作为交案的成绩。警备部来不及审讯，就立送绞署。此案是由军法处处长凌孟波亲自主持审讯的。
万民到军处处了几次，叶来头说：“这两人的口紧得很，硬不承认是指挥枪来，连喊过枪来的都说是也不承认……。”后来万民又从军处回来说：“这两人竟不承认有指挥枪来行为，只承认是新南门一家‘新上海’照相馆的摄影技师，拍摄片一则是为了看闲热；二则是新南门一家来厂的经济要求他们拍个照片，以便取得根据，今后好向股东们报销损失，并要求军法处派人向厂长经理调查……”。
大家一听就七言八语地说：“有啥调查的，当场捉住，哪能由他们狡辩。”“拍照片报损失，怎么要两个人？明明是狡辩、是撒谎。”“不供，只有用刑。”……
万里忽想到一个办法，他向大家问道：“这两个人一个叫袁树德、一个叫宋玉书，请各位打电话回去查一查，过去调查登记的异党份子或可疑份子有没有这两个人？”于是大家都打电话回去查登记的罪名单有没有这两个人，各单位都回答：“没有。”只有中统川调查提出了疑点。是川调查行动科长易孝思、情报科长荣子骏在电话上向川调查主任邵平报告说：“其中姓宋的没有查到，姓袁的有人见他参加过反美游行等活动。”当邵平把这捕风捉影的报告向大家谈了时，大家认为这两人有共产党嫌疑没有问题，万里就同意用刑严讯。
事后，万里回来说：“这两人的确累得很，用过刑，还是什么也不承认。”接着又说：“已经十一点多了，几处枪来的还没有散，抢到来的走了，新的又来了，如不制止，这局面明天更难收拾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活此情形，若不采取严厉的措施，米潮是难以平息的，我们都有责任。”万里听罢就大声地说：“不管他承认是共产党也好，不承认也好，他们拍了枪来的照片，总是脱逃不了的。我的意见，只有采取‘侦人头、平米潮’的办法，大家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希望各位都出主意。”当时，我们的主意也只有在这两个人身上，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听了万里这样主张，李自英、刘崇礼几个人应表赞同。他们都说：“有
唠叨的好办法？除了借两个人头，是不难解决问题的。”周迅子说：“治乱世用英雄，不严办两个人，怎么镇压得下头！”又说：“现在已经十二点钟了，邓主任又不在成都，如今天日不下去，明天就不得了。你（指方里）指挥军去处大胜处理，我们部来负责！因据是办不成事的。”又有人说：“干脆叫军法处！这两人就是我们平日侦查有案的共产党份子，抢来是受共产党所指派的。”又有人说：“写成供词，擦上指纹，那能由他抵赖？”万里见大家都支持他的主张，就说：“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就这样决定了。”意思是要大家共同担负杀人的责任。
三、借人头，冤杀无辜
时间快到下午一点多钟，大家饿着肚子不能离开，军法处的审讯也没有停止，宋、袁两人的口供始终不变，万里就在会议室挂了一个长途电话到伪重庆行辕请示作最后的决定。伪行辕由代理主任兼参谋长肖毅辉接的电话，万里把当天发生米潮经过及逮捕袁、宋二人的情况，向肖作了报告，并提出刚才大家决定的只有“借人头、平米潮”的办法。万里打过电话后，就向我们开会的入说：“陈肖参谋长指示，今天必须把米潮平息下去！对袁、宋二人的处理，就照大家的决定去办。”又说：“事情就这样办了，请各位回去继续调查抢米情况，随时和绥署电话联系！”大家定出绥署已经两点钟了。
就在当天下午四点多钟，袁、宋两名无影青年，就被绑赴新南门外枪决了。伪川康绥靖主任公署随即公布袁、宋两人的“罪状”：
“案据成都警备司令部解送袁树德、宋玉书两名枪毙一案到署，经分别讯明。被告袁树德、宋玉书意图扰乱治安，故于本日自驻在本市新南门，聚众千余人，公然持械抢赴米厂，殊属不法已极，应予依法从严处理。合依重庆行辕会移军南十二号，西绥代电惩治盗匪条例第一条事项三款，刑法第三十七、四、十九两
余，第三十七条一项各项规定，各处死刑，各概夺公权终身。除官小外并将被告袁树德、宋玉华三名提案验明正身，绑赴刑场，处以枪决，用昭刑威。计开袁树德，计五岁，巴县人，照相业。宋玉书、计五岁，成都人，照相业。”
(抄录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成都《新新新闻》报)
当天下午，伪缓署和省、市政府又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赶运储备粮“冲销米”来平抑粮价、缓和米潮，并借口防范“奸党”继续活动捣乱，决定当晚实施戒严，由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负责执行。当天傍晚，在伪军警武装镇压下，米潮就这样暂时平息下去了。
四、掩耳盗铃，欲盖弥彰
抢米风潮被镇压下去后，为了缓和舆论，四川省政府财政厅、成都市政府和稽查处三个机关组织联合办事机构，查封市区仓库存米。财政厅派科长金存良，市府派社会科长黄功五，稽查处由处长周迅子三人负责，办事处设在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三方面都派人参加执行查封仓库的任务。但所查封的不过是一些碾米厂的少数黄谷、食米，如簸箕街和南门外的小米厂虽只有几石黄谷和杂粮都不能幸免。可是对囤粮大户却不敢过问，据闻簧门街聚兴诚银行就存有大米数千石，是刘湘的妻子刘周书所囤积的。查封仓库的人员就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再如：南门外倒桑树街某仓库存米七百余石，查封人员冒冒失失的查封了，经费州省主席杨森的第六位太太（当时任成都天府中学校校长）汪德芳出面，硬说这顶食米是天府中学学生食堂的主食米，要求发还。结果，还是惹不起，马上启封。前反动派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却连篇累牍地宣传反动政府“关心民众、打击囤积，平抑粮价”报导了一些虚假成绩。所谓查封囤粮，不过是掩盖诈骗而已。
“近年来，反动派因无证据，不敢在案、宋两人罪状上点共产党的名。但是，反动派的宣传机构却大肆制造舆论，对共产
党进行选党。如《川康通讯社》就在九月六日发出一篇通讯，略称：“……此次成都南门外突然发生抢米事件……，幸经军警协同防卫，维持市面秩序，并当场捕获袁树德、宋玉书等若干人，由绥署军法处译为供讯，查该袁树德、宋玉书系受奸党指押，企图乘机鼓动无知群众，酿成事端，政府早已接有密报，唯尚未得半实证明，故未遵予逮捕，今该两匪徒竟败临场指挥，公然拍照，殊属胆大已极，故将两匪逮捕，立予讯明，当即押赴新南门肇事地点正法，市面秩序立即恢复，人心深为痛快云云……”。
这些妄图嫁祸于共产党的技俩，是不得人心的，就以当时国民党的报刊《新新新闻》也不得不写出这样的社论：
“……我们认为成都市这一度风潮，是根本不应该有的，因为四川有的是米，抢米的原因，是粮价之过高，而不是米量之不足；米价过高，本该早有平抑的办法，如果能把冲销米早日供应市场，纵有好商操纵，米价也不至狂涨到那样快，纵然有好匪煽动，也不会引起轩然大波……”
虽然它没有附和“共产党煽动”这种嫁祸诬陷的说法，但还是不敢去触及反动派的底须。可是一般人民群众饱受了物价飞涨、征兵征粮、搜刮剥削的苦难，日击反动派这样卑鄙横蛮地栏杀无辜，无不义愤填膺，更增添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
(一九八〇年四月写)
回忆成都《新民报》的战斗艺术
和它被查封抢劫前后
吴亦兰
珍珠港事变以后，北平燕京大学迁来成都复校。我作为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到刚刚创办的成都《新民报》实习，从此开始了记者生涯。
成都《新民报》发行人陈铭德，早年在南京创办了《新民报》。陈铭德先生是四川人，在抗日战争暴发后，得人和地利之便，把南京《新民报》迁至重庆复刊。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又在成都创办《新民报》晚刊，一九四五年二月增出日刊。《新民报》立足民间，编排有特色，受到读者欢迎。但国民党反动派却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以《新民报》“送次违反戒严法令”，进行了武装查封，《新民报》成都版被迫停刊。
(一)
成都《新民报》采写社会新闻及时，报导有连续性。不少社会新闻详实地记载了旧社会的罪恶，能够从一角印证两个社会、两种制度、两个时代的对比。现仅就能够回忆得起的片断作些追记。
劳动人民“一胎三女”的灾难
成都《新民报》晚刊的地方新闻版，由张文秀先生主编。张文秀是安徽人，他和南京《新民报》、重庆《新民报》都有密切
关系。他精通业务，很受报社编辑、记者的敬重。
晚间出版一个多月后，有记者采访问一相：“胎生三女”的新闻。产妇虽然住宅区天灯巷黄包车大英元长的妻子夏民。黄元兴上有六十几岁的老父，早已有一女一子。全家和别人同赁一间房屋栖身。家里除了一床、一卧，几乎没有别的家具。张友鹭和总编辑赵纯继对黄元兴夫妇寄予极大同情，在那没有任何劳保福利可言的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困难，只有呼吁社会伸出支援之手。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晚刊本市新闻版以头条地位，四行木刻大字标题登载了“蓉城喜讯：一胎生三女”的新闻。说明三女容颖端正、体质均不弱，贫苦邻居戚称“人瑞”，街访同宿黄家贫困，纷纷赠与钱钞。报纸呼吁社会人士予以同情。次日晚报运用了“读者之声”的形式，大声疾呼：“成都为四川省首府，后方重镇，卫生赈济机关林立，岂能均予坐视？”吁请政府给这样的劳苦人民以关照和援助。报社社会服务部也开始为“一胎三女”代收读者捐赠。
时过五天，黄夏民因为没有营养，奶水不足；居住条件太差，又没有卫生医药，三女死去一个，其余二女也中暑生病，情况危急。报纸对发动当局如此斥责人需进行尖锐批评。一而组织记者奔走联系医院，有两家医院拒绝接收，后由公立医院医生仗义允许优待收治，政府当局仍不闻不问。时过半月，市长解囊，以私人的名义送了一点钱，报纸立即登出芳名，公诸群众。
报社代收读者的捐款，由各会计师谢霖申核处理，并经捐款群众商定，将赠款购买厂人力车二辆，供黄元兴自己拉一辆，租出一辆，以维持一家生活。
不祥这样一件事却引起了反动市政府当局的极大不满。以为《新民报》多管闲事，竟敢批评行府，实属大逆不道。于是搬出“法令”，不准《新民报》再在成都发行。（原来《新民报》来成都创刊时，反动政府就认为多一家民间报纸于它不利，即以成
都市报纸还多，不准登记。不得已，才转在华闻县登记，在成都市中心盐市口设办事处。其政务所周知，《新民报》的编辑、印刷、发行、广告等等应事宜，都是在盐市口报社地址进行的。）后经多方疏通调停，市长余中英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新民报》登报公开认错赔礼；（二）社会新闻版主编撤职。张友筠先生为维护报纸的荣誉，坚持不能以登报认错屈服，只有固已求全。他被追告别这张报纸，携眷归返重庆。当成都《新民报》晚刊周年纪念时，张先生特寄来一篇祝词。字里行间表示了他是希望和愿意多为成都读者效力的，他是以只能在成都《新民报》工作十个月为不满足的。对反动当局再予以嘲讽和揭露。
“同命驾骛”不胜生活煎熬，相约自杀
四十年代后期，因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民不聊生。成都老百姓为生活迫于自杀者不乏其人。《新民报》日、晚刊都有许多报导。一九四六年岁末，曾经专为一个小公务员自杀后的老母遭孤发起募捐。
自杀者闵宝善年方三十四岁，原是一个以报务专业谋生的小公务员。租布后街二十四号严仲麟公馆的两间小屋居住。与妻王朝娣结婚十余年，感情很好。生有一子二女。老母尚在，由他们供养。闵宝善虽有技术，但无靠山，曾经两度失业，备受折磨，病弱不堪。他不胜生活重压，早朝自杀之念。王朝娣因为图求一技之长，好谋生计，不久前才入医职学校学产科。她发现闵宝善图谋自杀，时时提防，使闵宝善无从动手。一九四六年十月，房东在收清欠租之后，又提出加租要求，闵宝善负担不起，房东责令迁出。当时闵宝善是靠打零工过活，因为病了几天，不能上班，便无分文收入。王朝娣也还没有职业，夫妇走投无路，遂相约自杀。
十一月一日上午十一时许，老母见闵宝善夫妇还紧行房门，心里不安，叩门不得回答，乃呼邻居破门而入。当时，王朝娣喉管早断，僵死床上。闵宝善倒在床侧地上，旁有血刀一把，呼吸
亦已停止，抢救无效。经法院验讫，是闵宝曾先委派前启自杀。老母痛不欲生，孩儿身外徒名妈妈，令人惨不忍睹。
《新民报》日刊晚刊对“川合鹤将”人间大悲剧报导完整，并且将消息分送《新民报》京、沪、平、渝分社，先后刊登。外地读者亦有捐赠寄来。房东严仲麟最初畏罪潜逃，后来迫于群众舆论，不得不赠送一份奠仪。旧社会，职业无保障，劳动人民生老病死更无保障。“同命鸳鸯”，靠着社会捐赠，得以草草掩埋，老母遗孤，肇仁人君子慷慨解缙，得维暂时温饱。但是，日后物价飞涨，法哥贬值，不知道他们最后是否熬到了成都解放。
霍乱之灾
老成都人对于抗战胜利那年流行于成都和附近各县的一场霍乱，无不感到惊心。反动政府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向来漠不关心，没有防疫措施，更无公费医疗了。瘟疫袭来，贫苦群众只有等死。
成都《新民报》于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开始发出“发现霍乱”的警报。直到九月底，三个月间，关于“虎利拉”吃人的情况从未间断。足见“虎患”一直延续达三个月。据有些成都老人回忆，在劳动人民居住区，有全家患霍乱死绝的。有的老人回忆说：“棺材铺积存的一方子都卖完了”。仅据慈善组织统计，在霍乱流行的两个月间，就施舍了五百具棺木。七月底有一天，《新民报》就报导过一天死亡一百人。
本报讯记载：七月初霍乱在成都流行，患者被东拾西运，医院不收，以后逐步蔓延，中旬左右已达七十余处。到下句就蔓延到一百一十四条街，北区玉泉街，东区玉成街这些劳动人民居住区，已是十室四、五室。七月三十一日记者的特写稿《虎疫猖獗中街头一警》中有：“宿料卖经，缴不起费用的穷病人死在院院门口；皇城坝内摊摊忍者各色巷……等出……月日中，一些霍乱死者仅以草席裹住。南校场外义楼，有虎疫死者被挟控
坟山埋下，臭气四散，周围居民又受传染。八月十二日报纸报导，当地受传染致死的劳动人民已达二十余人。这些都是反动政府草菅人命的铁证。
这一场瘟疫究竟死亡人数多少，反动政府当局始终没有公布一个统计数。
饥民铤而走险，群起抢米
川西平原历史上就是粮食，但是在一九四七年的成都市，却发生了劳动人民买不到米的抢米风潮。
《新民报》关于抢米风潮的消息自五月五日开始。这天南市米价开市一斗米就比前一天收市价涨四千，较头天米价上涨达百分之二十五。劳动人民本来是挣一天钱，才能买回一天的米，他们面对节节涨的柴米油盐，痛苦不堪，对那些囤积居奇的巨富奸商积怨难平，这天更是火上浇油，终至酿成千人抢米，近郊贫民也愤而抢割豆麦。第二天，抢潮蔓延到北门。反动督备司令部对节节高的米价不予平抑，而对买不起米的老百姓却疯狂镇压。老百姓只有冒险再抢，风潮一直断断续续延至六月。
六月二十一日，报纸刊出一则讽刺性的新闻“天天有米来，天天不见米”。说明川西平原粮食之实还是没有变，只是为米老虎（各种囤户：有达官、巨富、地洼、奸商等）吃了，或为官吏们层层中饱了。当局做面子，找了些人去官仓、万石仓查米，米仓竟空空如也。就在此时，大河面上却漂起了浮米，原来是囤户中发了霉的米。他们沉湎一气，继续哄抬米价，居奇不售，四面八方涨和囤，老百姓逼上梁山，只有四面八方抢。六月二十九日，贫民已是成群抢米面、抢熟食、抢锅魁，成群结伙去白吃馆子，聚集在伪市府门前要饭吃，喊救命。六月三十日达到高潮。伪督备司令整日坐镇，三七六团全团、宪兵二团、伪警察局勤务员警，一齐到处奔波弹压，许多士兵跑断草鞋，急声截道。饥民群众用卵石泥弹投打士兵。冯马桥一带饥民包围了国民党绥署的巡察车，车上士兵只好向天鸡抢驱赶群众。但是，愤怒至极的群
众，英雄旧岁抢食，其至平夜去人户家摘斤斤夺食物。抢来风潮，而继续到正月；旬，日报总收成，才不得不拿出一点捡满杂质的平价米配售。
(二)
蒋家王朝崩溃前夕，委任有长期反共历史、屠杀人民成性的老剑子手王晓基任四川省主席。王晓基一上台就公开宣称：“决遵中央赋乱法令，一切牺牲，在所不惜！”于是，镇压学生运动、查禁进步报纸刊物等法西斯暴行，按面而至。在国统区的成都《新民报》则立场顽固，毫不妥协，经常报导解放区实况，用以揭露敌人的造谣诬蔑。这针锋相对的斗争，胜似投枪匕首，直刺敌人心脏。
清除坐探，统一思想
当时，《新民报》总管理处及平、京、沪分社均已先后解放，《新民报》发行人、总管理处负责人陈铭德已由香港返回北平，依旧主持《新民报》总社的工作，且秘密与四川取得联系。长期住重庆的《新民报》总主笔罗承烈，特于一九四九年春来成都传达情况，指出“胜利在望，成都《新民报》现在仍在国统区，要作好迎接解放之准备”。总社指示，受到报社大多数同仁的拥护和欢迎。
鉴于报社内部，特别是编辑部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的复杂斗争，成都社员负责人赵纯继和罗承烈总主笔，共同拟定了人事调动及今后的编辑方针。由原重庆社经理、地下党员张民主，介绍曾经任《西方日报》副总编辑的张先聘，担任成都《新民报》的总编辑。原总编辑因为曾经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牢，思想比较拘谨，改任报社其他职务。张先聘又介绍原《西方日报》电台同仁李秀剑到《新民报》参加电台工作，以后专管收听新华社消息。当时报社内部的名牌特务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统室组长、已经是安置在报社六年的坐探并担任采访副主任兼编地方消息的刘述怀。总主
绝罗承烈来常请后，他立刻询问民党特委郑士英李陆谷等，普遍论罗承烈大是讨论。但刘与另一让会关系极为微妙复杂的活动往往却物达有争权的矛盾，因而他在编辑部也处得并不愉快。赵纯继先生乃暗示刘另行商载。这就改变了主要力量的对比。
赵纯继先生又从外地约回原来在成都报社工作的两位重庆大学毕业生参加编辑工作。原拟以其中一人任编辑部主任，但受到郑伯达的极力反对，只好让这位燕大毕业生负责译述工作，专译电稿和专文，及时从英、美杂志翻译介绍了斯诺等国际友人撰写的解放区实况，如《北京的教育改革》、《华北贸易》、《广东的隐忧》以及关于解放区的一些报导、摘要等。
针锋相对，立场鲜明
内部斗争虽然继续存在，但是由于赵纯继和张先畴两同志的紧密合作，加强了进步力量的团结，因而多数言论、新闻、通讯、特写等，均立场鲜明。特别是这年四月，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陆续发表“逃乱”、反共的所谓“联合社论”，强迫全部报纸同时刊登。赵纯继和张先畴联合了成都《工商导报》，采取一致行动，拒绝刊登。那时在编辑部工作的同仁回忆：有一次，国民党省党部电话命令刊登“联合社论”、点名要赵纯继答话，迫赵表态。赵拿起电话筒，毫无踌躇，直截了当地回答：“不登”。听者暗忖：恐怕报社要出事了。
《新民报》为成都版创办六周年，在月刊发表社评《本报誉版六周年纪念的感言》，把《新民报》的立场、观点、时论发挥得淋漓尽致。社评一开始就说：“……本报原来是五地八版，但是现在北平、南京、上海三地因政治环境的变易，彼此之间已经完全失去联系了。本报历史是一贯就在艰困中奋斗成长的。自从民国十八年九月京报创刊迄今，整整二十年了。这二十年中，不知经过了多少苦难，而最重要的原因乃是不愿意做官报，不愿意做党报，不愿意给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做代言人……”。接着直言作为民间报纸的立场和观点，乃是“代表民意，发抒民意，
随着时代向前推进，……而社会进步所必需的象征，……唯一的就像是争平等与争自由，…………一是要你能够生存，……任何一个报纸的要求，都必然是争取言论自由，人权保障。自由保障必须是以人民大众之生存和利益为前提。而不是为了豪门富户，为了贪官污吏，为了剥削阶级，为了封建势力……所以要读言论自由，要读政治平等，也必须以大家有饭吃、有衣穿为前提”。社评进而发表了对当时时政的态度说：“现在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什么？是经济的全盘崩溃，是人民的饥寒交迫，是大家都活不下去了。假设我们要站在民间立场为大众说话，在政治上只有希望战乱早日结束，经济上只有希望铲除人吃人的剥削制度”。社评公开揭示了报纸拥护推翻三座大山，消灭人剥削人的旧社会制度的人民革命前景，指明了人民解放的必然趋势。这篇社评给战犯王陵基的刺激很大，在读者中也有很大反响。社评执笔人就是总编辑张先畴。
报导解放实况，深受人民欢迎
这段时间，张先畴与赵纯继，每夜都亲自收听广播电讯。他们从新华社广播和国外电台广播的解放区消息中，选择重要的加以适当编排刊登，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介绍解放区大快人心的新闻，揭破蒋介石中央社的谣言，鼓舞群众的斗志。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新民报》采用合众社北平电，传播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喜讯。接着，连续透露了北平群众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欢庆解放的欢乐气氛，以及共产党关心知识分子、关心公教人员、关心人民生活、平抑物价、保障供应、邀请民主人士赴北平共商建国大事等等情况，鼓舞成都人民作好迎接解放的准备。三月初，还采用旧金山广播消息，刊登了郭沫若自香港到北平，共产党特为他们一行举行欢迎大会时，郭沫若同志即席朗诵自己创作的小诗一首。诗曰：“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光荣，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
以后又介绍了不少上海解放后得到新生的情况，新政协筹备
情况，城市努力增加生产供应，并严格防止黄河水污染等。据九四九年六月的统计，在6月1-1天中，有1-1天打救有矿、沪等新解放区的消息，使四川的广大劳苦群众看到了祖国的新生，人民解放的希望。报纸受到成都乃至川西群众的普遍欢迎，发行量逐日增长，达到了成都《新民报》最盛时期的销数。
武装抢劫，被迫俘刑
报社为迎接解放，储备了足够的纸张、油墨等印刷物资，报社同仁，精神振奋。但他们也知道《新民报》越受群众欢迎，也就会越加引起王陵基的害怕和恐惧。当解放军向四川目逼一日，王陵基对人民的镇压也更日益疯狂。成都《新民报》对此是有一定戒备的。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夜，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武装包围《新民报》盐市口社址时，曾经被反动当局逮捕追害的记者及电台工作的同仁已抢先撤离。
是晚，正当日刊编辑部上班之后，王陵基出动了特务、宪兵、警察、军队五、六百人，将《新民报》社层层包围。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组织派遣两名干部一周巡予和先大启亲率军警便衣数十人闯入报社。他们宣称：“四川省保安司令部以《新民报》达次违反戒严法令，着即将《新民报》查封整理”。特务军警等在编辑部办公室胡乱翻搜，将在社同仁全部拘押到编辑部办公室囚禁，控制内外联系。不久，又将副经理侯辅陶及其爱人、报社保管李僚崇以及主笔周燮章从家里拘押到报社。
经理赵纯继本在报社准备次日日刊事宜，被特务军警二十余人押到家里去搜索。他们在赵经理家翻箱倒笼，折腾了一、二小时，顺手搜去了怀表和赵先生的结婚戒指，然后又把赵经理押到报社。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周迅予宣布逮捕赵纯继，张先畴、侯辅陶、周燮章及编辑白君仪、记者朱正之。后来知道他们被分别关在省会警察局、将军衙门特务委会及稽查处三地监狱。对张先畴还施行了刑讯，张先畴同仁对敌人英勇不屈。
次日拂晓，周迅予对在押《新民报》全体同仁“训话”。他
融高气扬地许什么“《新民报》发行人陈铭德已经公开宣布拥护共产党，我们决不允许他继续在成都出版，继续为共产党宣传，所以要将成都《新民报》即日查封。”“训话”毕，被押同仁被继续禁闭壮内，由军警看守守。
当役，这批特务对报社办公室、印刷厂、职工寝室等进行了彻底搜查。拿走了编辑部存稿，别无所得。但许多穿着短裤、汗背心被从睡梦中拉起来，连鞋也不准穿就被驱至编辑部关押的间仃们，次日再回寝室穿衣服时，才发现衬衫已被“人”穿走，皮鞋变成了草履，工资和值钱物品，甚至女职工的玻璃发梳、化妆品等都被洗劫一空。报社的浆洗女工向被押同仁们说：“那夜我被十几个兵人拿枪押起，在你们的寝室乱转。他们要我指出黄金藏在哪里，银元藏在哪里。我说不出来，就拿枪对着我。”由此可见国民党军警特务专长于打家劫舍、鱼肉百姓之一跃了。
特务登台表演，报纸一落千丈
被拘在报社的同仁全部被禁闭了……周，有编辑二人受到审讯。其间，特务刘述怀得意洋洋地以“慰问官”身份，到报社捧虚实。反动当局力图假成都《新民报》在社会上和群众中的影响，为其反动宣传服务，阴谋既经成熟，乃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宣称：“即将复刊《新民报》”。当年年初应赵纯继经理之约返《新民报》工作的两同仁及李伯崇二人被令去职，其余同仁全部留职。他们或潜去重庆参加《新民报》渝社继续工作，或避避居亲友处。一些未经暴露的进步同仁留在报社进行护厂工作。
战犯王陵岳于劫持《新民报》后，于八月五日出刊了伪《新民报》。反动当局强奸《新民报》职工民意，于报端刊出特别启事云：“本报于上月二十四日被政府查封后，刻由政府交由本报职工自行接办，从即日起，本报与南京《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脱成一切关系。”伪四川省保安司令部政工处长、特务雷清尘充“发行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统室派遣刘述怀当了总编辑。还派特务把持电台。报纸上再也不见新华社的正确新闻，而特务每
晚则自收延安电台消息，以便随时作速情的准备。
这一帮反动派爪牙劫持成都《新民报》出刊之后，销路一落千丈。职工工资全靠出售《新民报》原来积存的纸张、印刷物资维持。解放前夕，特务逃窜，报社历年积累，除机器、字钉、房产以外，全被耗费殆尽。
光荣董刊，胜利结束
赵纯继、张先畴等六位被捕入狱的同仁，于成都解放前两天，特务旁聋仓惶逃窜，才能脱险出狱。旋即集中《新民报》同仁八十余人迎接解放。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处领导下，复刊成都《新民报》，出版晚报一中张。但经济十分困难，直至是年四月，经《新民报》总管理处决定胜利结束，在党的安排下，报社同仁全部走上了新的革命工作岗位。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写)
岷江大学始末
(一九二八年一九三〇年)
黄子谷
创办的动机和目的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革命，在“四·一二”、“七·一五”进行了大逮捕、大屠杀。接着，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广州公社等又相继失败，全国的革命形势一时处于低潮。这时，国民党新老右派的魔爪尚未伸进成都，得以隐蔽革命力猛并促进形势继续发展。所以，由上海、武汉等地和在重庆“三·三一”惨案后撤退下来的部份同志，都先后来到成都。由于我一九二五年前后在重庆办过规模较大、旗帜鲜明的《四川日报》，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与邓演达、章伯钧、杨瞻公、吴玉章等同志交往较多，关系较深。因此，凡搬到成都的同志，不是和我有过直接联系，就是间接了解我，所以，都来找我商谈，研究如何开展工作。前后接触过的同志不下几十位，但时越半个世纪，不仅对事实经过已漠糊不清，就连很多同志的姓名都忘记了。
现只记得，由于同志们继续革命的共同愿望，便于工作开展，并维持一些来蓉同志的生活，我们积极筹办了岷江大学。它是革命力量的聚集所和接点头，它是为革命所需而创办起来的一所新型大学。
编辑经费
岷江大学的经费来源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依靠募捐。好些人知道我在武汉时与原总政治部的关系，加以邓锡侯的一十八军
和旧题范的二十九年的部队诗写和军长头衔，还是我在一九一六年于武汉通过兵库、邓波达等同志谈话会见蒋介石而搞到的。由于有这些关系，不少人表示愿意捐款支持。当时成都的一些知名军政界人士：华范九、刘文俊等都经常几百几万的捐助，吴景伯、张致和、林泽伯等也暗中资助不少。又由于我们学校中有些教员原是总政治部委派在二十八军政治部的各级负责人，他们在大革命时期有一定影响，声望也较高，印刷厂和书店都信得过，不怕我们学校欠帐，大量供给我们的书籍和文印。省政府还每月拨给学校一笔七、八百元的肉税，这笔款是从原拨给四川美术专门学校的经费并转而来的。学生所缴的学费也是经济来源之一。由于教职员工以事业为重，克勤克俭，不计报酬，总的经济情况还是比较富裕，所以，学校还增修了校舍、置了地。
组织机构
浙江大学是以四川美术专门学校为基础办起来的。美专学校原有绘画、音乐等专业，设备较为齐全，仅钢琴就有三台，提琴也有数把，其它的西洋乐器也不少。由于王国源校长准备离开成都，我们商议之后，以几千元的代价接收了这个学校。校址在燕鲁公所，校舍不大，我们又在宁夏街接办了一个育才中学，继后又在东胜街（现电视台地址）租了一段空地修建课堂和宿舍。当筹办修建初步完成后，即开办了大学预科班和一个中学部。大学部是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才成立的，以原四川美术专门学校的班次成立了一个美术系，一个音乐班，一个绘画班。稍后又办了文管系和几个政治训练班，训练班全部办在东胜街。预科先设在燕鲁公所，于一九二九年迁入东胜街。以宁夏街的育才中学为大学的中学部。这个学校，由我任校长，戴曦伯任总务长，教务长为文光甫，稍后为吕一峰，训育主任为夏子明、周澄波。大部教职员工都是从武汉、上海撤退的同志，而这些同志又基本都是国民党的左派，政见是一致的。
与“第三党”的关系
一九二八年十月年，从武汉来到成都的罗子明、周澄波，学校政治部邓波达的部属，又是四川川乡。历由武汉去上海后，知道我在成都，特令程来蓉找我，说上海已准备成立一个进步组织“第三党”即“中华革命党行动委员会”，联络人都是我所深知的老友和同志。同时，我即派他同上海和谭平山、章伯钧等人联系，并转达我们赞同合作之意，于是我们学校中的另一件、文光街和我都成为“中华革命党行动委员会”的发起人，以后又是这个组织的中央委员。接着，我们二人又和周澄波、盛人宁汇人组成四川省的省委会。省委成立后，当时的代表邓激达（当时邓尚在德国）派“第三党”成员孙侠夫（又名孙清华，系总政治部的秘书）担任岷江大学文哲系主任。此人很活动，来蓉不久就搞了一些枪支弹药，并鼓动部份学生“乡搞农民暴动。他和我们的行动计划一一先培训为骨干，逐步扩大影响，等待时机再行动一一是很有分坡的。因此，他避开我们另搞一套，他搞的多次农民暴动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还得由我去指挥、收口。他搞的这些活动，是导致和加速岷江大学被查封的主要原因之一。
学校被封
一九三〇年六月，岷江大学被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查封。同时被查封的有中法大学、西南大学，唯独对岷江大学使用了大批武装力量。在查封前，东胜街校本部的前街后巷全被武装团团围住，教室、宿舍全也被武装官兵设岗监视，经胡乱被后即时封闭。封闭的所谓理由是，我们是搞农民运动的共产党，是一九二九年矿难劫在遂宁与潼南之间的大而桥起义以及广汉起义的策划据点和具体安排者，是国民党“省指导委员会”（有派）的分裂者，等等。
学校被封闭后的一九三〇年下半年，刘、邓、田三军长与我家兄黄隐（江防军总司令）商议并由他转达，要我同昌一峰立即出川，保证我们的途中安全，还负责把学校的欠帐欠款、书籍文印等费结清。至于学校还有些无法维持生活的职工，经再三交
涉，同意将育才中学保留下来安排他们，并由《“第三党”的市委委员）刘嘉惠任校长。在这样安排后，我就同吕一峰冯蓉经重庆前往上海。育才经办不久，被刘嘉惠把它出卖给了刘文辉。
（一九八二年十月写）
郭老与成都石室中学
李仲均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九日，成都市第四中学奉准更名为成都市石室中学，举行纪念大会。这在学校是一件大事，在成都市乃至四川省教育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值得大书特书。更校名后，悬挂的校牌是规廓郭沫若的法书，郭老这些法书是一九五七年学校举办校庆时，先请郭沫若撰写联语，后请郭老题写匾额中规摩下来的。郭老所以乐于为石室中学一再命笔，因为他是在这所中学毕业的，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在郭老的自叙中便可知道。
郭老《在我的学生时代》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在嘉定遭丁斥退之后，第二年春初晋省，插入当时成都高等学堂的分设中学丙班，这是庚戌年（1910年）的事。第二年便是辛亥（1911年），参加了有名的反对铁路国有风潮。这是开始于保路同志会，继而成为保路同志军，结果和辛亥的大革命合流，而推翻了清澜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民元（1912年）分中和成都府中学合并，再熬了一年，算把中学毕了业。第二年又进了高等学堂，熬了一学期，便考上了天津军医学校，我便得到了离开四川，也离开那种烦闷生活的机会。”（《郭沫若文集》七）
这段叙述，郭老把他从乐山来成都，在成都就学的经过说得十分明白。下面先说明一下分设中学，然后着重说明成都市中学校与郭老的渊源。
郭老在他的《反正前后》中写到分设中学：
“这次分设中学在高校场高“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成都高等学堂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尊经书院改办的，它的分设中学就是附属中学，何以不名“附属”，而名“分设”，郭老已说清楚了。当时学校的班次是以十干甲、乙、丙、丁等作为序数编定先后次序的。郭老已在嘉定中学读了一年多，所以到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是插入三年级的丙班。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停办，所有丙、丁两班并入成都府中学校。
成都府中学校前身是锦江书院，也是在光绪二十八年改办学堂的。郭老到成都府中学校编入新甲班。成都府中学校也是以十干甲、乙、丙、丁等次序编班的，分设中学并入时，府中已编到己班，己班之后应是庚班。庚班与“跟班”同音，是当时跟随人后听人使唤的仆役。而当时的中学生籍是有了功名的人，学校工役当称呼他们为“老爷”，“老爷们”当然不愿编入庚班。于是又回头来从甲编起，称为新甲班。该班于是年十二月毕业，即郭老说的“再熬了一年把中学毕了业”。据学校资料查明，郭老所在的新甲班，以后拉通编为第八班，第八班毕业人数共六十名，郭老原名“开贞”，列在第二。同班毕业同学现尚健在的魏时珍先生，原名“嗣鉴”，蓬州籍，曾任河南卫川大学理学院院长。与郭老一齐合并到成都市中学校的分设中学丙班同学湛江王光新，编入新乙班，后为第九班，亦同时毕业。王光新先生为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郭老在《反正前后》提到他当时的同学，除魏、王两位先生外，还提到李勤人、周太玄两位先生，并认为“在当时都要算是同学中的佼佼者”。成都府中学校不久改名成都府属中学校，次年（1913年）改名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由成都府属十六县共解经费，联合办理，《联中》之名即由此简称而来。以
后义改名成属联立中学，成属共立中学。当时四川军阀、官僚相共产党，看到一个“共”字，便心领内驰，不久便改为省立成都不审中学。冠以“有省”二字，既区别于省立成都中学，且表明本校的悠久历史。解放后改力川西右军中学，合省后改为成都市第四中学，现复更名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如上所述，石室中学是由锦江书院、成都府中学校、成都府属中学校、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等演变下来的。再从锦江书院按朝代依次上推，清初、明、元、两宋及唐代后期的成都府学，唐代前期、北周、梁、齐、宋、两晋、蜀汉以及汉代置益州后的州学，一直推到西汉初期景帝（公元前157—前142年）末年，庐江文翁来作蜀郡守时，在成都城南创立学官（此据《汉书·地理志》及《循吏传》定为景帝末，《华阳国志·蜀志》以为在“文帝末年”，已有人考其不合。见《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五九年第五期上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学官即学校。这是西汉王朝在地方上创立的最早一所学校，也是我国历史上在地方上创立的最早一所学校。就在文翁创立学官这块地方，文翁之后，代代相继立学，虽或有盛有衰，有兴有废，而从未歇绝，直到清代康熙四十三年改为锦江书院，典籍具在，班班可考（详见拙著《从蜀郡学官到成都市石室中学》）。文翁创立的学官，“讲堂作石室”（《华阳国志》），就是用石质材料建造讲堂，所以后人称为“文翁石室”。这座石室在三百多年后，东汉灵帝中平（184—188年）间，“火延学观，鼎铢一时荡尽，惟此堂火焰不及。”（《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引李膺《益州记》）可见它的坚实了。清代嘉庆时，四川总督赛平将仪锗精体大书“文翁石室”四字，并作成盘地白字的匾额挂在旧校门上，以纪念这个自西汉以来兴学育才的宏论之地。
一九五七年初，为了纪念这所历史悠久学校，曾经举办校庆，校庆日子在六月。从文翁创立学官之年算起，到这年至少有二千一百年。于是筹办二千一百年校庆的浮胜通寄国内各大学，邀请那里的石室同学团校参加庆祝。同时看到校门上只挂了一块
“文翁石室”的匾额，说得校门两侧应有一件长联相配，才更有意义；又想到郭老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即由校庆筹备委员会写信给郭老，说明情由，请他为本校撰写长联一付。信去不久，在三月内，即收到郭老撰写的联语。这付联语是：
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
求真理、求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
联语后面记了年月，署了名。郭老这付联语，明白晓畅，言简意赅，又非常工稳而贴切，对全校师生员工有深刻的教育作用和巨大的鼓舞力量。学校收到之后，立即选用旧存的楠木良材，依式精工制成长联，于校庆前夕悬挂校门两侧，与“文翁石室”匾额相配，确实增色不少。校庆筹委会又将此联语彩印成书签，作为纪念品，当日参加校庆的人都可得到。
校庆之后不久，开始了反右斗争，有人错误地认为这次扩大校庆，是在搞“复右主义”，除主办校庆的人们受到批判外，校门上那块清代封建大官僚题的“文翁石室”匾额，正是“复右主义”的象征而被取下来了。反右斗争结束后，“文翁石室”那块匾额仍不再挂上，郭老的长联似又失去照应。于是又给郭老写信去说明情由，请他题写四字，另作匾额。郭老即写来“求务实虚”四字，既求实，又务虚，与联语十分关合。学校照式做成匾额，挂在旧校门上与长联相配，一直挂到今年更校名前。“文翁石室”那块匾额，幸而早早取下，放在一边，未被发现，十年浩劫中得免于毁掉。三中全会后，又怕出来挂在学校图书室门上。今年更校名时又与“求务实虚”匾额交换位置，挂回旧校门上。新校门落成后，便挂在新校门上了。郭老那副挂在旧校门两侧的长联，因为下联最后那句，在横扫“四旧”浪潮中，被“红卫兵”取下来，镐成胶纹，作了别用。也在三中全会后，学校才依据郭老原稿，仍旧选材照式作成长联，挂在学校图书室正门两侧，先与“文翁石室”匾额相配，更校名后，与“求务实虚”匾额相配。
粉碎“四人帮”以来，学校逐渐恢复常规，各方面一一纳入正
轨。扩建了六千多平方米的新校舍，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层楼房，巍然屹立于校园西南。东西、列为物理、化学、生物等实验室和图书室，南北一列为办公大楼，还有宽阔的新阶梯教室位于实验大楼南面。这座新落成的高大建筑，崇宏严整，其坚实远胜于两千多年前的“石室”了。
一九七八年郭老逝世。次年，国内学术界计划编辑《郭沫若全集》，在郭老故乡开会筹备。郭老的女子郭廉英、郭平英随同吴伯箫、楼适夷两位老同志等赴乐山参加会议，路经成都，曾来校访问郭老当年在此肄业处所，已难实指。前年，我曾为此拜访魏时珍先生，魏老读了前些时候，有北京来的新闻记者请他到校指出郭老住过的讲堂和斋舍，魏老也记不清楚，漫指旧大楼某处某处。魏老指的旧大楼，修建于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郭老已离校八年了，当然没有住过。只有修建于清代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的四座砖造讲堂，三年后合并来本校的郭老或者住过。这四座讲堂与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修建的三座砖造讲堂连成一排，在学校最北边，墙外便是文庙后街。先修的四座讲堂在东头，后修的三座在西头。这一排讲堂，早在八年前折了，就地改建成五层楼房的职工宿舍。解放后，成都府文庙地址全部划归本校，陆续修建新大楼，开辟运动场，增办工厂，当年府中旧貌已完全改观。魏老于六十多年之后再来拜认时，自难于识别，只好随便指点了。
扩建新校舍完工后，又于旧校门的东边开辟宽五间的新校门。门前敞开八字红墙，循阶而上，六根朱红大圆柱高擎着绿色琉璃瓦大屋顶，鸟革擘飞，颇为壮观。大门上正中横挂蓝地白字的“文翁石室”匾额，古意盎然。校门左侧悬挂规摩郭老法书“石室中学”校牌，交相辉映，令人神游于上下两千年。文翁当年在此创立学宫的胜地，至今更加发扬光大，为成都市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特殊的光彩。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改订稿）
种烟(鸦片)行
落落欲歇晚烟残 小儿腹饥只管啼 阿爷被囚不得归 委员咆哮犹未去 将军虎帐拥巍巍 一案一县数百万 纵然额足犹嫌少 何项筹款为最易 藉口难负治安责 此军一去彼军来 食尽粮完徒自嗟 正视粮转不能足 哀我小民谁肯怜 临行奔衣同一哭 千愁万恨说不出 三次四次吏再来 阿爷已被吏捕去 阿娘血泪未曾干 烟花如火复如茶 娘命如丝犹怜儿 孰知委员仍不知 谁能揭竿起义旗
采薇方旋未一餐 哪知阿娘恁贪难 烟税仍自日日催 司令又复派兵追 朝欢暮乐不知愁 腾大四出挠不休 执事先生需中饱 强迫人民种烟好 烟苗未种欲预缴 重重烟税征不了 可怜柔荑犹未施 团绅又来索附加 忍将儿女赛人家 还顾小儿更凄楚 不知何日又卖汝 纵卖小儿亦无补 一去未知何日还 洒遍烟花红满山 数日不炊锅灶寒 出来野菜完儿饥 烟税仍催无已时 愿与将军共死之
注：此稿乃七九年高兴亚同志交与我的，颇有历史意义。三十年代前后，四川军阀逼迫人民种鸦片烟，烟税较它税为重。不种烟者，则须抽“懒捐”。其苛暴为前所未有。高兴亚同志此诗，乃写当时人民受烟税荼毒之实况。
稚 荃 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回忆我父吴照华与树德中学
吴伯镇
我的父亲吴炜、字照华。一八九二年生于成都，一九七八年病逝在乐山。今逢家父九十诞辰，谨概述我所见闻，以志哀思。
我家祖籍浙江山阴县。曾祖父藩游入川，祖父吴绍庭在成都入籍考取秀才，先后在宜宾、洪雅、成都等地设馆教书。家父从小随侍祖父读书，少年时期正值辛亥革命前后，清廷腐败，帝国主义入侵，国家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爱国志士奋发图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是时，家父深受“读书救国”、“科学救国”之影响，在成都县立中学第一班读书，异常勤奋，成绩优异，名列前茅，颇受老师们的嘉许。毕业后，以最优成绩考入四川省高等学堂理科。他鉴于理科来自外国，要学好理科必须通达英文，因之钻研英文尤笃。当时在校师生懂英文者甚少，即“洋人”教学所需翻译亦感不够。家父则一面读书，一面当翻译，成为半工半读的刻苦学生，受到全校师生的赞扬。
一九二一年，家父在四川省高等学堂第一班毕业后，正逢成都县立中学、华阳县立中学、石室中学等校缺乏英文教师，便相继争聘家父前去担任，奔走三校授课，长达二十余年。家父任教严肃认真，讲求实效，深受学生欢迎。一九二二年受任为成都联中（后名石室中学）教务主任，一九二八年接任成都县立中学校长，一九三二年八月，受川军将领孙德援委托创办私立树德中学，一九三五年又任川川省立女子中学校长。并曾先后担任过私立华西大学英文讲师和成华大学教授兼训导长。家父在成都从事
教育工作三十多年，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材。这里谨略述他办理树德中学的情况，以见一斑。
树德学校是由小学而初中而高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九二九年，原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副军长（抗日战争时任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字德操）先捐资兴办私立树德义务小学第一、二、三、四校，一小在赖家店，二小在乡宝寺，三小在宁夏街，四小在簸箕街。当小学第一班毕业的一九三二年，为了贫苦子弟能升中学，于是开办树德初级中学，分男女生部，男生部在宁夏街树德里，女生部在宁夏街树德巷，仍然不收学费和食费，而且还把期末的伙食结余发给学生。在初中第三班毕业的一九三七年秋，又开办高中，遂成为男女高、初中齐备的完全中学了。从开办高中起，才开始征收学费和住校生伙食费。
为了领导和支持学校办学事业的正常进行，设立了“私立树德中学董事会”，由孙德操任首任董事长兼校长。孙先后捐出银元四十万元（分存入冀兴诚银行二十一万元，中国银行十九万元）和乐山嘉禾纸厂股本十万元，以及他在本市簸箕街、宁夏街、三圣街等处的十几院公馆、百余间铺房，以收取利息和房租收入作为学校常用经费。抗日战争后，因货币贬值，物价猛涨，学校经费顿感困难，孙又在郫县划拨四百亩良田给学校收租使用。为了争取更加充足的办学经费和多方面的支持，孙还先后聘请了川军将领田颂尧、董长安、王思中、曾南夫、邓锡侯为名誉董事长，知名人士李勤人、熊子骏、马瑞生、廖仲和、杨俊清、任沧鹏、吴照华等为董事，并聘请家父兼任副校长。当时，很多经济困难而又勤奋好学的学生都涌向树德，于是入学人数逐年增多，收生质量不断提高，每年秋季招生逐步改为春秋两季招生，各年级班次也随之增加，学校支出亦相应扩大。为了不断充实学校经费，家父毁尽心血，四处募集，除呼吁赈灾卡和荒事慷慨捐助外，还争取到不少热心教育事业的八七大最捐赠。因此，不仅能维持学校逐步发展，还把每个学生每学期的学费从十元减到六元，并增设了奖
学金，凡成绩优良、家境清贫者，均能申请。
要办好一个学校，除了必要的经费外，教师质量的高低是个关键。因此，家父总是认真地选聘算一流教师来校教学，初聘有陶先生、郑匡仲、张采芹、胡卫子、谭少闻、王伯宣、冯晓田、饶德滋、赖云江等，后聘有庞石斋、罗孔昭、罗孟洪、汪德嘉、杨俊明、周守谦、何子钦、魏炯若、徐庶昭、郑实夫等。他对选中的教师非常尊重，必须自手捧大红聘书，登门聘请，有时不惜三顾茅庐，总求教师应聘方休。成都县立中学校长周子斋系成都有名的三角教师，深受学生欢迎。当时教育厅对周老师另有任用，选派家父继任成都县中校长。周老师误以为家父排挤了他，对家父手捧聘书请他继续担任三角教师时，他竟将聘书怒掷于地。家父恭敬拾起，再三礼请，他仍倔强拒绝。以后家父又数次登门恭请，他竟拒不接见。家父虽然累遭白眼，但求才心切，毫不灰心，于是约请周老师的至好黄绍阶一同前去疏通。黄老师先进去与周寒暄，稍久才说外面还有人等着送告辞。周送出，见在门外等候多时的家父，家父也趁机上前去婉言解释。周老师为家父一片诚挚之情所感，终于受聘。又如曾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时任华西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庞石斋老师，也因家父的多次叩聘，终于降临相从。罗孟祯、罗孔昭两位名教师虽系家父的学生，但家父仍亲自登门聘请，不耻下拜。汪德嘉老师有感家父步行十里多间小路登门礼聘之情，特作诗赞其任人唯贤、录生唯才的好作风。诗文如下：
秉铎成都四十年，
堂庑大辟基洛固，
不许相如还故里，
延陵新草都陈宿，
※ ※
树人务德自千秋，
冀北价增廉伯乐，
达材成德越三子。
桑海齐翻誉六传。
空教奉礼结名贤。
犹念遗风一作然。
※ ※
鸿求师生在拔尤。
关中名重赖曹邱。
万间横舍庇多士，
寂寂草庐书简散，
自派春潮逐顺流。
公山江水雨悠悠。
在树德任教的教师，受到家父以诚相待的礼遇和学生的尊敬，都很关心学校，热爱学生，安心工作。洪至是大专学校来聘请，也不想接受，愿留本交。著名教师罗孔昭、周守谦、邓实夫等，对川大、华大的聘请均未接受，门欣然以树德为家。
家父十分关心老师的疾苦。教师有病，照例通知事务处购送礼品，并亲自前往探病安慰。一次，忽闻黄万钊老师在家被捕，关押在玉带桥稽查处，据说是收听“敌台”广播，涉及共产党嫌疑。家父立即去该稽查处会晤处长周某，出具签名盖章的保状，保出黄老师并亲送回家。次日黄老师仍照常到校上课。
当时，成都各校聘请教师的时限普遍是一学期，而树德则起码是一年，有的两年、三年甚至长期聘请。这就使教师无“六脂战争”之苦，而能全力搞好教学工作。当家父被选为省参议员后，在会议上所提各议案，无一不是为教育争经费、为师生争福利的。（解放后，他将全部议事记录交送了省委统战部。）
严格招考，事必躬亲，择优录取，从不徇情。董事任苦脚是孙德操的军部经理处长，负责管理学校经济，又是家父的同学，其女婿彭少纯读成公中学，有人问彭，怎么不找你岳父介绍去读树中？他答道：“我岳父知道吴校长办事认真，不徇私情，不愿去说，即使说了，也无济于事。”他对于子女也不例外，我们八个弟兄姊妹中，只有两个考进树中。由于招生考试严格，教学质量较高，读书空气蔚然成风，学校声誉蒸蒸日上，省内不少有志求学深造有理想抱负的青年都愿报考树德中学。
在校规面前，人人平等。例如名誉董事长田滨竞是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是孙德操的顶头上师，他每年捐赠学校大米五十石。其子田明舒犯了校规，照章应该开除。家父明知一经开除，五十石米就会落空，但为了维持尊严的校规，毅然把田之于阶阶了，田颂尧也从此停捐大米了。
在教学进度上，是把教育部规定在三年学完的课程提前一年完成，并在高中同文课中加授文学、英语课中加授口语教材（即在英文的读本和文法之外，为了训练口语，特聘请西人在高年级加授口语，称为英语会话），数理化加授部份大学教材内容，而且教师皆课甚严。学校有仪器设备完善的理化实验室供学生做实验，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供学生阅读。考试也严格，学生按规定升降级。学期成绩分主科与非主科，初中国文、英语、数学为主科，高中国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为主科，如主科一科加上非主科一科不及格者留级。一九四一年改为主科一科不及格，准补考一次，补考不及格仍留级。一九四二年改为成绩分甲乙丙丁四等，总分九百分以上为甲上等，八百分至九百分为甲等，七百分至八百分为乙等，六百分至七百分为丙等，六百分以下为丁等，属于等者留级。学生的负担虽然较重，但学得扎实，知识面较宽，成材的不少，在高中修业满二年者，报考大学多能及第。且有高中一年级学生李宗谌曾以成都区高考第一名考上国内名牌中央大学，一时传为美谈。
建立奖学金制度，以鼓励学生勤学奋发成材。凡入学考试及期终考试名列前十名，操行成绩甲等者，均免缴全学期学杂各费和伙食费。董事长孙德操为纪念其母亲还设立了申太夫人奖学金；每期高中四十六，初中三十元。凡学业、操行、体育成绩均为甲等者，可获甲等奖学金，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如果获准乙等奖学金者，只限一个学期，下期可以继续申请；若中途成绩下降，有主科一科不及格者，即停止发给。此外，还制定了一套学生操行考核规程；每个学生每期入学时，都给予操行基本分八百分，作为一个甲等操行，此分数可加可减，期终结算。加分到九百分以上者为甲上；扣分到六百分以下者为丁等，应予退学。其加分方法是：记小功一次加四十五分；记大功一次加一百三十五分；全期不缺席、不请假、不犯规者加四十五分。减分的办法有三种：警告一次减十五分；记小过一次减四十五分；记大过一
次减一百二十五分。如果旷课，旷晚点名或升学族不到，寝室内务不熟悉，校外服装不整齐，不尊敬老师等等，都要减分。
为了使学生能较全面地健康发展，家父提出对学生要进行多方面的教育，首先要求教师随时关心学生的身心发展与品性的陶冶。在训育方面，注意培养人格，不准打骂，以身作则，共同生活。在管理方面，实行军事化，统一学生服装，严肃整齐，生活俭朴。并厉行导师制度，培养学生自治精神。十分重视体育活动，校内有很宽广的操场，运动器械也较齐备，学生除上体育课外，每晨均由老师带领出早操，课余安排各种集体运动和自由活动，每年春秋两季还举办校运动会（校内运动场占地五十余亩，设备较齐全，可供全校学生同时参加各项活动），促进学生加强锻炼。另外，还鼓励学生组织一些学术团体，开展课外学术、科研活动。例如：弘毅学会、树光学会、黎明学会、五育学会等等，它们各有学术股、讲演股、文体股，或开展学术讨论、或请教师讲演、或组织文体活动。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还先后邀请了知名人士、学者黄炎培、钱穆、李行（天文学家，今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长）、罗玉君（希腊神话专家）、王恩泽（佛学家、东方文教院长）蓝天鹤（华大教授、生化专家）……等，来校作学术专题讲座，以开扩学生眼界。六校教师还曾以“漫话西安事变”为题作课外讲演，使学生第一次听到和蒋介石《西安半月记》润言不同的张、杨八项主张。因而全校学生都有一股生气勃勃的朝气和朴实钻研的良好学风。学生刘荣增在校庆十周年纪念文章中写到：“我校同学成尚俭朴，衣必布褐，食必粗粝，动必步行。”学生汪玉冰又写到：“这儿气象是整齐、严肃，因为教师所要求于学生的，也就是缄默、用功、一切踏实。”
学生毕业后，大多数能考上大学，还有不少能出国留学深造，也有觉悟较早而投身于革命事业的。如：高四班学生任是桢毕业后，立即奔赴解放区，现在在北京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同班的邓启魁也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现任南京中级法院院长，还有在
蒋管区投入党的地下工作而光荣献身的，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总馆里还挂着几张树德中学学生的毕业证书，在成都青年公园上陵园中也塑有树德中学学生的遗骨。再如，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有陈克正，解放后同同担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成为世界有名的经济专家，现代表现我国在纽约参与世界银行工作；南京军区总医院脑外科专家刘成杰，地质部副总工程师李伯高，北京航空工业部工程师戴志舒，上海机床厂总工程师赵世恩，四川省医院泌尿科主任潘慈康、小儿科主治医生胡玉洁，四川医学院内科主任张健夫、副教授黄光琦、金德方，西藏工学院副院长王尔杰等，都先后毕业于树德中学。
家父对学生十分关心爱护。他不喜欢学生上校“闲书”，担心学生受害，影响学业。但当学生遇害，他又必定千方百计地去救护。一九四九年上期，成都市各中学教师开展反饥饿争温饱斗争，各校学生纷纷响应支持，树德中学也罢工三天并上街游行。考虑发展至伪警后出动警察于宁夏街围堵罢课的学生，并开枪恐吓镇压。当时带队的警察巡官执意要扣留前十六班敬洪春、袁官沁、林永康三个为首的学牛，经家父严词抗争，终于将全体学生和学生被迫签名的名册一并带回了学校。高中九班学生余天觉是家父喜爱的高村生，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一九四九年，因余天觉在川大开纪念“四九”运动一周年的晚会时，演“灵宁扫台”的活报剧，讽刺和抗议王陵基迫害人民，不幸被政治特委会逮捕入狱。家父得知消息后，立即约请部份省参议员前往保释。只因汪陵基系顽固派，拒绝保释，竟在解放前夕（同年十二月七日凌晨），将他同其他三十余位革命志士一起秘密杀害于成都西郊十二桥。学生潘超凡（雅安人）嘴上生疮，脸肿病危，家父亲自请名医董荣奇诊治，终因病症无法治愈而死，家父还在学校治丧安葬。后又一学生患类似的病症，家父怕学校照顾不周，便接回自己家中，安排家人精心照料，并求医来家医治。无论当时和至今都存不少师生谈及家父当年关心爱护学生之事迹，感慨不已。
解放后，树德小学由人民政府接管续办，家父改任外语教员一九五二年因学校停开英语课，改设俄语课，家父又年老无法改行，便离校去乐山嘉乐纸厂工作，作董事会文书。一九五九年家父被选任乐山县政协委员兼文史资料组副组长，撰有《树德中学》、《乐山解放前洪灾》、《乐山灾害会》等文史资料，可惜在“文革”期间视为黑材料而被抄走。一九七八年家父病故，中共乐山县委统战部、县政协领导均参加了嘉乐纸厂举办的追悼会，并对家父的一生作了全面、正确的评价。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写)
宾萌公学点滴
徐伯威
宾萌公学的前身是四川客籍学堂，创始于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之际（约在一九〇三年前后），是专为旅居四川的客籍人（外省人）的子弟而开办的。学款由十七个行省（当时全国是十八个省）设在四川的会馆（即后来的同乡会）分别摊派和认购，据阳浙江会馆和江南会馆出的钱和田地最多。
当时的高等学堂（后来的大学）由省办，中学由府办，小学由县办。客籍学堂是附于府一级的，其学制、规模、设备的标准都相当于成都府中。客籍学堂以及后来的宾萌公学的校址都在成都玉泉观街。
辛亥革命之后，外省人在四川当官的和做生意的都日渐没落，各省会馆也就日趋困窄，到一九三年前后，客籍学堂因学款支纳和学生太少而停办。
一九二三年，各省旅川同乡会商议，为了便于子弟上学，决定复校招生。又为了扩大学生来源，相对减少经费负担，决定招收学生不能只限于外省人的子弟。因此，客籍二字，不再适用，于是改名为乐群公学。但有一部分同乡会认为，既是由各省旅川同乡会出钱办的学校，就应该有一点客籍人的意味和照顾客籍学生，所以又改名为宾萌公学。它的含意是：宾客，客也，即外省旅川人士也，前者，茅也，即毕业生不已之后代也。这样，宾萌公学还是旅川外省人士的子弟学校，而又没有客籍二字那么偏狭突出。除对外籍学生只收半费（指学费）外，其余部分都是一体对
待。
复校后的第一位校长是贵州人李小谷先生。李先生稍则能干，知人善任，又得到贵州驻成都的大军阀袁祖铭的大力支持，所以他把宾萌公学办得较好。后因川局变化，袁祖铭移防重庆，他于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辞职回贵州去了。我于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考进宾萌，正值校长的新旧交替，显得有些波动散乱。继任校长是福建人林茗侯先生，他是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教授兼主任，为人忠厚老实，但无意当中学校长。他聘请的一位监学老师（即后来的训育主任）很古板守旧，不准许学生参加一切爱国救亡活动，引起学生不满。开学不久，遇着英帝国主义兵舰炮轰万县的“九·五惨案”，学生要求游行示威，监学老师不准学生出校，激起学生的围攻轰闹，把他驶起跑了。接着改聘体育教员张鼎新兼任监学。张鼎新先生是江苏昆山人，原在高等师范教授体育，是随林校长来宾萌公学兼任体操教员的。张先生爱祖国，爱学生，思想开朗，和蔼可亲，很受学生欢迎。一九二七年，林荫生辞去校长，由张先生继任。
张鼎新先生所聘的教师，都是成都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我知道健在的还有陶尧生和徐仁甫二位先生。余如教英文的龚登善、赖芸江，教数学的肖晓田，教地理的吴吉鸿等，可能都已经死了。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带超人。
蒲超人先生是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毕业的。他的同学李英（又名李德培）在成都开办四川美术专门学校，约请他来教音乐。蒲先生教给我们的全是革命歌曲，我至今还记得他教的《少年先锋队歌》的前几句“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他还给我们讲解《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纳尔”的含义。据高师伯同志谈，一九二六年在成都的中共外围组织少年俱乐部部歌的曲子就是蒲超人作的，歌词是蒋光慈作的。
据周孟颖谈，早在一九二二年前后，老……革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先生，即在宾萌公学的……二班教过政治课（当时称为130
《公民》，一班学生中的王梅、张康等就受到了恽先生的革命洗礼。我记得五班同学陈永立就是：一个很突出的共青团员，他总序次学生运动中超乎作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不久转到省立第一中学去了。据说青年党骨干、省一中校长杨廷铨镇压学生时，就是被陈永立几乎把他打死的。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宾萌公学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梁翰，邻水县人，但他只读了一学期就转学走了。
当时宾萌公学每一班都有一个班团，由全班学生在植物学老师教导下，耕耘种植花木菜蔬，不仅是供货玩，上要是实物教学，既是实验，也是劳动锻炼，有一定进步意义，这在其他中学是少有的。
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在防区制下的田赋预征和苛捐杂税的剥削压榨，各省旅川同乡会的会产大都荡然无存，宾萌公学的经费也就随之无着，到一九三〇年，文马瑶生接收，改组为尚志学院，宾萌公学至此结束。
马瑶生又名马传芝，湖南人，当时是国民党二十九年国皖军阀部的参谋长，兼任四川省侨教会会长。在宾萌公学办不起走的时候，他以外省旅川人士的身份出面收拾残局。由于宾萌公学的校址在二十九军的防区内，他以军参谋长的地位很容易就把它接收下来了。二十九军的宗派团体叫做尚志社，所以他把宾萌公学改组为尚志学院。这个学院于一九三四年随田颂尧的垮台而停办。以后，刘湘以宾萌公学的校址开办四川省县政人员训练所，县训所以后为潘文华的总司令部，现在是成都市第五中学的一部份校舍。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写）
成城公学的创办和发展
徐仁甫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午后，上海南京路上发生英国捕头爱伏生向徒手民众开枪袭击而死伤多人的惨案。激起上海全市罢工罢市罢课的绝大风潮。接着全国学生也罢课游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成都也不例外，尤其是华西协合中学的学生，深感帝国主义奴化教育之害，有三个班的学生，毅然退出学校，上街游行示威，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给以沉重打击。四川教育厅当局，认为这三个班都是捣乱的学生，不许其他学校接受他们转学，妄图陪这三个班的学生于绝境，以诚将来。有一天，黄岛晴、傅养恬、郑祖修、曾述贤四人，不期而遇地在少城公园吃茶，谈及此事，都深感不平。于是大家想出办法，马上创办一个学校来接纳这三个班的学生。
接着，他们在东马棚街租了一个公馆作为校舍，借用黄岛晴所办夜课学校的桌凳作为校具，全部课程都由成都高等师范的同学尽义务，并推傅养恬任校长。这三个班的近百名学生感激他们对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正义斗争的大力支援，愿意缴纳比华西协合中学更多的学费，以促进学校的创建与发展。此校初名成城公学，取众志成城的意义，原计划不但办中学，还将办大学，故不名中学，而名公学。这个公学创办的历史，多么光荣！
继因房租太贵，每年要花五百元，难乎为继，决定另寻校址。当时，高等师范已改为师范大学，校长是龚向农先生，教导主任是郭敬宁先生。郭先生是成城公学的董事长，龚先生是董事，
因此得迁校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的宿舍——营园，不出租金。遂以所收学费，在别送楼内冬侧，新址校舍，新落泉苑。校于门楼，学生日增，并把教员的义务职改为薪给职了。校长由郑祖修继任，曾选贤任教务。在成城公学立案之后，才改名为成城中学。
抗！战争爆发后，为了避免空袭，成城中学迁修于东门外崇华寺。校长由陶宪生继任，所聘教员，多从成都各校选拔而来。尤其是河对面有四川大学，聘请了部分大学老师来校兼课。该校教师，也有在大学兼课的。师尚弟子强，升学率得以逐年提高，学校声誉，蒸蒸日上。
解放后，成城中学改名为第九初级中学。一九五五年，增招初中生，更名为第十九中学。校长屡换，而曾选贤却始终任教导主任，数十年如一日。今虽退休，仍住校内。以上所记，皆其口述。
(1981年8月15日写)
战斗在生活书店的岁月
胡之刚
动荡的三十年代，抗日的烽火席卷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纷纷抗战。而国民党反动当局，恐日媚外，妥协投降，压制群众运动，大搞法西斯专政。在这困难当头的时刻，生活书店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大量出版了进步的战时读物，并将重点转移到内地，建立了不少据点，扩大了发行网。
大家知道，生活书店是由近代中国最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同志在上海创办的。他为出版事业呕心沥血，不辞辛苦地编辑了在抗战时期影响广泛深远的《生活周刊》、《全民抗战》等刊物，并大量编印了马列主义理论和毛主席著作。邹韬奋同志对工作十分负责，一丝不苟，他的著作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深受广大读者所欢迎。他大力宣扬爱国主义，坚决主张团结、进步、抗日和民主的原则，为出版界开创了新的道路。由于书店的业务不断地发展，因而吸收了不少的年轻职工，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生活书店的工作的。在这热火朝天的熔炉里，和大家一样，坚决按照书店的方针办事，忠诚地为读者服务，哪怕在最艰苦的环境里，为着未来的远航，愉快地输送了人民需要的精神食粮。
“八·一三”事变后，我由上海出发，协助同志们建立了宜昌、万县等分店，在重庆工作了一个时期，被分配到宜昌分店负责。宜昌是四川的门户、川鄂交通的枢纽，无论客运货运，都要在这里转口。书店内揭了这一发行阵地，千方百计地方便旅客的需要，
组织了摊贩，人搞流动供应。但用受到反动荡的干涉和阻挠，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书店就被查封了。我被调到成都分店任经理。
成都是战时的大后方，人口集中，抗日情绪高涨，救亡运动蓬勃开展，书刊发行量激增。生活书店职工不仅认真地做好图书发行工作，还自觉地积极参加救亡运动。我们书店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营业时间比一般短，每天开门前，总有好些读者提前到店等候着开门，门市部的读者，整天挤得水泄不通。而其它好些书店，由于出版的方向问题，其出版物不受读者欢迎，常感营业不振。当时在祠堂街和我们共同战斗的有新华日报社成都分销处、读书生活出版社等。他们的职工，也和我们一样，都是富有革命朝气的青年，没有一个沾染旧社会的习气，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发展我国的新文化事业和人民革命运动而努力工作。
当时，我是成都书业公会的管理，为了团结书业界职工，组织了业余救亡团体，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青年职工们的觉悟不断提高，团结一致，朝气蓬勃，确是十分喜人。但也有个别书店的从业人员造成学生非，妄想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使我们在行动上不得不随时引起警惕。
由于形势的不断变化，白色恐怖笼罩了锦城，革命暂时趋于低潮，我到成都的次年四月（编者注：应为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春荒事件”，掀起了“抢米”风潮，然后嫁祸诬赖我共产党搞暴动，除当场抓捕、枪杀了《时事新刊》一位进步的新闻记者朱亚凡外，还逮捕了罗世文、车耀先等成批的革命同志。我也是这次大逮捕中的受害者。后来形势越来越坏，反动派变本加厉。一天，由蒋介石成都行辕的政治大队派人率特务暴徒们来到我们书店，破门而入，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抢走了大批图书，查封了书店。经多次交涉，仍不准复业，不得已才把职工们解放。
生活书店是家进步和合去的营业机构，其出版物是全部经
过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许可的，为什么要查封？书店职工都是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他们不愿做亡国奴，只有一颗忠诚的爱国心，为什么要迫害和打击？难道爱国有罪！这些都只能说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反动和卖国。
(一九八一年十月写)
生活书店成都分店
张毓黎
上海生活书店是声音卓著的民主战士、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出版家邹韬奋所创办的。抗战初期，尽管书店经济已十分困难，但韬奋和生活书店其他领导人，为了宣传我党的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对战时文化的需要，在从上海撤退到内地的途中，仍毅然决然计划在大后方重要城市建立分支机构。从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三八年十月间，建立分支机构达五十五处，成都分店于一九三八年春在成都祠堂街和锦城读者见面。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生活书店成都分店一成立，即大张旗鼓地、旗帜鲜明地大量发行革命和进步书刊。分店的门市部只有两开间，而陈列的旧书，却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主席著作；有社会科学、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书籍；有适合战时需要的通俗读物。文艺方面，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和青年作家的作品。杂志也特别多，大半都是宣传抗日救国、争取政治民主的评论，介绍抗战形势的报导以及刊登这些方面为题材的文艺小说、剧本等。渴求进步、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读者，一到书店即感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分店的工作同志只有十多个。负责人先后有经理诸祖荣、胡之刚、贺尚华及会计沈百民、顾根荣等，他们都是从总店派来的。职工则多数是就地录用的青年。他们深切认识到进步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
道，其首要任务是要努力供应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因此，凡是读者急需的革命和进步书刊，不论是本版外版，不论出版地离成都有多远，分店同志都是争分夺秒地积极组织进货。不少书刊是排除重重阻碍、越过千山万水而后运到的。他们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在每天开门前，都有不少读者在门外等候或排队。开门后，一般都很拥挤，还有不少读者主动协助书店维持秩序。
上海生活书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仅驰名全国，而且还及海外南洋各地。成都分店同志继承总店的优良传统，大家怀着传播革命火种的高度热情，在服务态度上诚恳、热情、有礼貌，在工作上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们开架售书，任读者自由翻阅选购，并尽量了解读者需要，注意发行效果，根据书刊内容、发行对象以及到书的数量，力求把为数有限的书刊发行到需要最迫切的读者手里，对进步团体和即将踏上征途奔向解放区或抗日前线的读者总是尽力设法照顾。来分店的读者中，多数是青年工人和学生，他们追求真理如饥似渴，但经济力量有限，书店同志热情地向他们介绍书刊内容帮助选购。有的读者整天在书店看书或作摘录，书店同志都同样热情接待并设法给予方便。
生活书店每一分文机构都是一个战斗的文化堡垒，国民党反动派一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即对各地生活书店横加摧残。一九三九年五月，由生活书店西安分店开始，一年多的时间，五十多个分支机构被封闭，工作人员被逮捕，只剩下重庆分店。成都分店被封闭的时间虽稍晚，但反动派已经常借口查“禁书”给分店施加压力，甚至还对购买革命书刊的读者跟踪盯梢。分店发行的书刊都是经过伪审查机关审查，本无所谓“禁书”，为着读者和分店的安全，对书刊的名称、内容容易起到特务注意的，就尽量采取慎重的方法，有的和进步局业合作分股发行；有的直接送到读者手里，有的虽仍在门市发行，但预先转书包好，谨慎地交给读者，彼此微微示意，心照不宣。
这充分表现书店同志和读者之间的战友关系。……十多年前这种情景，至今还有许多读者津津乐道。
为了方便外县及边远地区的读者，书店还大力开展邮购业务，并充分利用邮购向读者介绍新到书刊。由于分店同志的热情服务，不少邮购读者成为分店在各地的义务宣传员，大大地扩大了新书刊的影响。外地邮购读者到成都时多来书店购书或看望书店同志，其中有的是到革命圣地延安或其他地方，在找交通工具、住宿地点或找人联系有困难时，书店同志也热情地协助解决。这也可以说明分店同志和读者之间的信任和友谊。
民主管理与勤俭办店
生活书店成都分店的经济性质、管理工作等也和一般书店不同。
上海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所设的书报代办部。从书店创办起，就是以推动进步文化事业的前进为目标的合作事业。其资金来源，一部分是该店同志惨淡经营积累起来。一部分是他们以劳动所得集资而成。邹韬奋曾指出：“我们这一群工作同志，不是由于封建关系而聚集，也不是为着升官发财或追求个人私利或享用而聚集，我们的聚集是由于认识进步的文化事业对于抗战建国，对于中国大众，乃至对于人类前途，有着广大而深远的贡献，值得含辛茹苦，鞠躬尽瘁。”这些话真实的反映了生活书店的实质和书店同志为进步文化事业献身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当时先后来到分店参加工作的同志有的曾在其他待遇比较优厚的单位工作过，有的已经参加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有的在其他地方的生活书店战斗过，原机构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后，仍到成都分店坚持战斗，这就是因为他们都怀着为革命工作的赤胆忠心，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强的革命意志。
在成都分店成立时，生活书店已经有一套民主管理制度。总店让全体职工选举领导机构，如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和监察委员
会等。关于职工的卫生、娱乐及教育等问题，由职工组织自治会来处理。参加领导机构的成员具有职工代表的性质。同时，领导机构外，书店仍保留总经理、经理、部主任等职位，由领导机构授与职权，负责各级管理工作。他们采用的是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即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分店经理在总店订立的章则所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他和职工只有职权的区分，没有阶级的差别。分店讨论业务会议叫做店务会议，每两星期举行一次，由分店经理召集，全体职工参加。这个会议最后的决定权归分店经理，但讨论时要充分发扬民主。书店的章则制度是由总店的领导机构制订的，也就是大家共同制订的。在章则面前人人平等，各组负责人和全体职工都要自觉遵守，这就是民主纪律。人事方面坚持大公无私，是非明辨的精神。分店经理工作有违反章则的，职工可以要求纠正或上报总店领导机构要求纠正。总店办有店刊，全店职工还可以在店刊上发表意见，有如一个言论机关。这个民主化的管理有利于集思广益，有利于发扬职工当家作主的精神，有利于加强团结，对事业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这里值得特别附带提出的是生活书店领导非常注意培养人材，为党的出版事业造就了大批干部，学习这个宝贵经验，当前仍具有现实意义。由于这方面的经验，多属于上海生活书店在多年的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艰苦奋斗、勤俭办店也是生活书店的传统精神。成都分店成立时，开办费只有数百元，一切设备都是因陋就简。在工作人员上更是注意精简。他们坚持用人唯贤、工作第一的原则，绝不投用亲戚，没有当时国统区内一般机关、商店常见的剪老舍、表老舍一类的人物。每个人的工作有分工有协作，极力提高工作效率。分店同志处处注意节约，爱护公物公财，用绳子、包装袋等都是精打细算。他们特别注意进货品种对路：数量恰当，并强调快收快发，有存货就要很好保管。总店分店之间实行经济独立核算，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分店职工工资比较菲薄，但对家庭负担
重的努力有推动办法。生活本身如有个微杂，都处于扩大事业或增加现工的福利，与个体职工休戚相关。他们勤俭办活是以坚持而简的政治方向为前提，绝对不容给低级趣味使人意志消沉的节制，因而得到进步读者的信任与同情。
团结互助共求进步的整体
成都是抗战时大后方一个文化教育中心，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更为蓬勃发展，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但成都在当时又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官僚、地主、资本家屡屡成都，他们在困难期间仍然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社会风气受到严重污染。生活书店成都分店就地进用的青年职工，都是经过慎重考核，富有革命朝气，没有沾染旧社会恶习，进店以后，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店内，干部和职工之间在工作、学习和生活各个方面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形成了一个团结互助共求进步的小集体。这个集体和当时成都各种进步团体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又有它的特点，主要是：
1、宿舍精神和生活精神的熏陶。宿舍精神的中心就是如毛主席在宿舍逝世后写的挽词中所说的“热爱人民真诚为人民服务”。生活精神是生活书店在为人民服务中所形成的革命传统，如服务精神、民主精神、艰苦奋斗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等。
2、政治思想工作与业务工作密切结合。宿舍还通过店刊以谈心方式联系业务工作、学习和生活各个方面对全店职工进行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的教育。
3、分店的领导和干部（包括职工中的积极分子）以身作则，身教言教，起到良师益友的作用。
4、学习空气非常浓厚，有读书会的组织，除提倡业余有系统的自学外，还着重工作实践中的学习，学习办事技术及管理等。
5、热爱集体，爱护集体的荣誉，严格要求自己，关心集体
中每个成员的进步。
分店职工在业余时间一般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取政治民主的运动。他们有的还参加地下党组织、进步团体和中共苏友协的活动。一九三九年，分店经理胡之刚为团结书业界职工，还以书业公会理事的身份和大家一起组织过书业职工联谊会，对书业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学习一些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后来，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及公会其他理事的阻挠，不得不由公开到秘密，由集中到分散。分店同志们通过这些活动对国家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同时增加了接受地下党政治思想教育的机会，增长了斗争经验和做群众工作的组织才能，对自己的健康成长也收到良好的效果。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制造了“春荒事件”，接着又成立伪四川省特委会，大肆逮捕革命同志。生活书店成都分店青年职工彭朝惠（党小组长）和经理胡之刚（一九三九年秋才到蓉接任）于四月间先后被捕。彭朝惠的被捕是特务们以秘密街伪警察局的名义，借口检查户口对不上号被带走。次晨，经理胡之刚从陕西省街舍到店得悉，即到伪警察局查问，该局矢口否认，乃到书业公会要求公会出面查明情况。从公会回来不久，空袭警报响了，店里职工已先离店，胡之刚检查了办公室和大门的锁后才向少城公园方面跑去。那时，公园门口停了一辆小卧车，从汽车上走下两个人向胡之刚说：“邓主任请胡经理去谈一下话”。硬把他拉上小卧车押入监狱，地点在东大街伪川康绥清公署稽查处。同狱关了不少文化人，也有工人。被押一个月，一直不问案情。经大家一再吵闹，始在一个夜间提问。法官对胡、彭二同志的所谓提问，都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经胡之刚一一驳斥，但仍拘留着不释放。胡之刚被捕是反动派偷偷摸摸下的。当时，南京是国民党参政员，他理直气壮地向国民党参政会提出质问，坚决要求释放。后通过一些国民党左派元老的关系向邓锡侯查人，同电说人
身安全，但仍拖延到年底才不得不允许取保释放。到之前被捕期间，生活书店总店派领的来客代押至监狱外。到了前之刚由狱局调回出库。
这时，皖南事变已发生，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因此就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一个早晨，伪行政院大队把守住分店的铺门，由省图书馆审查处沈天民带队，到书店翻箱倒袋，大肆搜查。胡之刚严肃地提出：“这些书都经过中央图书馆机关审查过，为什么重庆发行，到底就变成禁书？”伪政治大队蛮不讲理，把胡软禁在会客室，把大批图书抢走，分店被封。原经一再交涉，被抱图书全部发还，这可以证明分店没有发行“禁书”，但仍不准复业。
国民党反动派以为用法西斯的毒手段就可以把生活书店等进步文化事业彻底摧毁，事实正与反动派的愿望相反，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创办的）和新知书店（党领导下以群众面貌出现的出版发行机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步走向联合，成为三联书店。三家书店按照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除在国统区隐蔽精干以二线三线名义继续服务外，先后在革命圣地延安及华北、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华北书店（为了纪念杨奋，后曾改名韬奋书店）和大众书店。抗战胜利后，又在胶东解放区和东北解放区设立光华书店。
成都的生活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开设时间与生活分店基本相同）被迫停业后，在成都，三联书店的出版物也没有完全停止发行。从那时起，成都又陆续出现不少进步书店以秘密和公开的各种形式发行包括三联出版物在内的革命和进步书刊。其中如明华书店（负责人侯子明）、联营书店（负责人先后有万国钧、倪子明等）和蓉康书局（负责人卢永康），共负责人都是三联书店的同志。
解放后，三联的出版物在成都发行量不断增长……一九七〇年，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和联营书店五家在北
京联合成立总发行机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一九五二年，成都成立了分公司，分公司的经理赵毅也是三联书店的。这个发行机构原为公私合营，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成为国营书店，于一九五四年和新华书店合并，赵毅任新华书店成都分店经理（后调北京）。
韬奋曾说过：“如有天理，本店是应该永久存在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生活书店的战斗历程，充分证明了正义事业是不可战胜的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九八二年九月写)
诗 娣 家
郑伯英口述 唐觉从整理
前言
“诗佛家”是解放前成都有名的“揭裱古今名人书画”的装裱店，开设在本市羊市街。从开办到解放有二十九年历史，虽然规模不大，但装裱认真负责，工艺精度堪与北京的“荣宝斋”媲美，享有较高信誉。该店原负责人郑伯英老人由云南退休回成都养病。特商请他将“诗佛家”的创办发展经过，口述录音。惟因时间已久，郑老回忆难周，又再搜集一些资料，合并整理成文，遗误之处在所不免，希各界人士多加指正。
一、解放前成都市的裱裱业
装裱这个业务，是专门为文艺界的书画家服务的，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从七十年代长沙楚塞出土的帛画看，它是可以悬挂的，也许就是最早的雏形吧？唐书《百官志》“校书郎有榻书手笔匠三人，熟纸装填匠八人”，唐太宗李世民酷好王羲之的书法，向天下臣民广为征求，到了临死，还向他儿子李治要求，要把所收得的“王书”埋在他的坟里，这些书法分成若干卷，当然都是经过精工装裱的。宋代苏东坡自己就能够“躬亲裱褙”。（见东坡尺牍）。《画史》所载：“唐续牙轴，紫锦襜褙”。宋梅尧臣诗：“装裱入眼天下无”。这些记载，都说明了装裱的艺术，在一千三百年前就已盛行，而且是与文人学士息息相关的。
成都在旧社会里是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装裱业历来就颇
为发达，……年代就有二百余家。这个行业分两个业别，一个叫“做生货”，主要靠生产稻谷或自己酿制好酿的。“生货”是当时人民常消费，销场甚广，故有专事批发的店铺，大都集中在东御街一带，其它则分散城内外各街，店铺总数约占全行业百分之九十以上。另一个业别是，是专门搞裁古今名人士书画的，叫“做自货”，因为它是供文人墨客和上层社会人士赏玩之用，质量要求高，技术性强，故全市只有十余家，占行业总数还不到十分之一。“诗牌家”就属于这一类。当时凡是搞搞裁（做自货）的，有些本身就精通书画，有的还是有名人物，如开老七贤中的刘修老就在南门纯化街其宅院附近开一装裱铺，并不是为了营利，而是为了装裱自己的书画和亲友的方领。有个别裱画铺本身虽无名，假借名家的名义，卖假字画，如梓潼桥的秦裕珊，他的店里，随时可以看到“八大山人”和“石涛和尚”的画，或者钱南同、魏晴皋、康有为的书法，模仿得几乎可以乱真，但都不是真的。也由于装裱店经常和文化人士打交道的缘故，所以这些商品还是要卖出去。
二、诗牌家的创办和发展
一九二〇年左右我父亲郑次青在仁厚街开设了一个装裱店，亲自题招牌：“诗牌家裱画店在此”，格调比较清新，因他自巴能书能画，又酷爱前人的古董字画，开店既可以自沽，还可以结交社会上的文人，也是乐事。不过当时四川内战频仍，民不耐生，有闲情逸致讲究字画的不多，故业务不佳，生活清苦，有时只好当已卖画家字，或者出卖收藏的文物来维持生计。到了一九三三年四川军阀内战基本结束，我店乃迁到字库街继续经营，这时“诗牌家”的招牌还没有出名，业务清淡，时有时无，收入仅可糊口，在同行中还不受到重视。
“诗牌”这两个字是有出典的。东汉末年的大儒郭康成，他家里使用的奴婢，皆能背诗、书。其次，郭康成叫一个婢女去为
他办事，不如他的总，他疑大受请察，命仆人也这个好文得能在污泥中，这时只有一个好文路近看见，同道：“胡为乎泥中？”被官跪的说：“薄言往楚，遂被之怒”。两人一问一答，皆引用诗经句子，恰如其分，知女如此，主人的博学就可知了。因此，“郑家诗源”就传为千古佳话。我父亲用郑康成的典故相赠，说明他的思想高洁，不落俗套。
我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忙于奔走革命，对于救国业务，很少照管。一九三〇年我参加广汉起义失败后回到成都，从我父亲手里接过“诗然家”，并将店铺由字库街迁到草市街营业。由于我正当壮年，精力充沛，善于接待顾客，因此结识文化界人士很多。同时，成都市面比较安定，讲究书画的日有增加，业务便一天一天的发展了。
记得当时社会上的名流有所谓“五老七贤”的尊称，他们中的曾类似、方鹤斋、赵尧生、尹佛锡、林山腴、刘豫波等，个个工书善画。很多爱好艺术的人，都以得其一笔一纸为荣，但又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我通过有关渠道同这些老先生接上了头，满足了爱好艺术者的要求，从而使“诗峰家”的装裱业务为之一变，在同行中渐次崭露头角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北有名的书画家避难来成都的很多，由于通货膨胀，物价扶摇直上，这些艺术大师们的生活来源，都靠靠书卖画，书画展览，就形成一时风气。我根据南北书画家的需要，不断改进装裱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同时尽量解决别人的困难，争取时间，于是大批裱件，源源而来，接件虽然再多，从不苟且，因而树立了声誉。由于业务关系，又结识了很多书画名家，起到了爱好书画者与艺术家之间的桥梁作用。如徐悲鸿、张大千、黄君璧、萧寿平、赵望云、马万里、丰子恺、郑曼陀等艺术大师，不仅装裱业务要照顾“诗峰家”，并且和我个人也建立了友谊。
三、赵尧生与诗婢家的翰墨缘
荣县赵熙字先生，别署诸本，是满清末年的一位不避权贵、敢于弹劾亲王的名御史，也是民国以来成都的“汪老七贤”之一。工诗弹书，画不经常作，但苍劲秀逸，独辟蹊径，为省内外艺术界所钦佩。二十年代回察县家乡后即不复出，四川的军人政客、豪商、地主，慕他的名，想来这位老先生书画的人很多，登门拜访，他辞而不见，写信求他，他也不理，因此，他的作品，就更为宝贵。由于国民党对日作战节节败退，大家都感到精神上非常苦闷，有的人就寄情于书画来作消遣，常常跑到“诗婢家”来问：“可不可以求到赵先生的书画？”一九四〇年我大胆地给荣县赵家写了一封信去，信写得很恭敬，转达了广大爱好赵先生书画的人们意愿。我是拖着“结武为之”的想法去碰一碰的，那知道很快就接到赵先生的亲笔复信，答应了我的请求。复信中有这样几句：“不俊七十四矣，木不工书，况今衰朽……”。这一来，真是使我受宠若惊了。从此，封笔多年的赵熙书法又与省内外人士见面，广结了文字缘。
“诗婢家”于一九四一年因日机大轰炸被毁，赵先生特地为我重写了一个招牌，字是杨书，魄力宏伟，这是七十多岁的老人破例为人写招牌的第一次。赵先生生平不愿为题署随帧，成都所见，仅有朱炎巷潘文华公馆的“植苑”，沟头巷唐英宅的“春光”，和铁脚巷刘元踪门口的“汉道中兴”。“汉道中兴”四字，表面上仿佛是在赞扬刘家“中兴”了，其实是在骂他，“你是土皇帝”！不学无术的刘元踪，公然榜之自己的大门，让人讥讽，真是一个大笑话，此老的眼神儿，不难于此窥见了。“诗婢家”新招牌悬挂出来后，有人还怀疑：“这是不是真的赵熙亲笔呢”？另外赵先生还给我写了一封慰问信和一幅不轻易作的山水画，画上提了一首“浣溪沙”词。词意是概括“诗婢家”的创作经过，给以勉励和赞扬。信的大意是：“古人云：火灭之后，乃
是吉微”等等。此后，经常书信往返，直到赵雅世，我一共保存了起的字迹十六通。解放后，我因乱命需要，结束了“诗家”业务，调去云南工作，将这些珍贵墨迹，托友人川大讲师周菊菁代为保存，周当时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认不倒几个大字，公然与赵先生书信往返，收回他这么多的亲笔回信，真是了不起！我曾经几次写信给他，他连一个字也不回呢”。后来周菊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追害致死，赵先生的手迹，就不知存亡了。
四、诗碑家的装裱技术和经营管理
成都装裱业中揭裱古今名人书画较有名的，如梓潼桥修古斋，鼓楼北三街师龙树轩“下东大街愚池轩，都是较有代表性的。“诗家”开的时间略些，由于能虚心吸取别人之长和省外的优点，推陈出新，苦心钻研，所以后来成名。我常常这样想：凡是是一件事情，只要你用心去研究，既要师古，又要创新，自然约的工作，就会有成就的。因为古代书画流传到现在，由于经历时间很久，损坏的情况不一，通过装裱，就是要使它起死回生，恢复本来面目。同时一张书法或一张名画，通过精工装裱，就会显得更生色，而原作的分行布白和阴阳向背也更突出，悬在壁上，或则气势磅礴，铁画银钩，或则透山近水，气韵生动，使鉴赏的人，流连忘倦，如亲睹对。这固然是书画本身的高度艺术吸引力，但“绿叶扶持”全靠装裱，搞这项工作是要下功夫的。
装裱，在施工之前，首先要从原件装裱的纸面上，把他揭下来移在“命纸”上（是用皮纸制的，要与原件一样大小），进行染色，要求染来与原纸色一样，一次不行，就两次，乃至三次，经过仔细审视，自己认为满意了才罢手。“揭”是比较困难的工作，有些件粘得很紧，因为年代久远，毁损面积较大，一张玉版宜，是几层合成的，有些原件，鼠咬虫伤，叶片脱落，只得点滴地把它移在“命纸”上前，经过染色，干透，然后再上胶矾，着平修补，整治干净，这道工序，名叫“全画”。全画既毕，还得
再进行察阅、领略，研究加工后的稿件，是否已经与原件根本吻合？通过以上的换复写练，未接触与已接触后的作品，精神饱满，就迥不相同了，这就是揭裱的艺术。这种心领神会的境界，是因人而异的好。我们熟道一张古书画的价值是很深的，重新装裱使它延长了寿命，恢复了青春，为国家保存了重要文物，这责任是很大的。没有较高的技术和一定的艺术知识水平，盖浪施工，是不可能传之久远的。我自三喜爱法书名画，凡是到“诗娣家”来装裱的新旧作品，我就下定决心，那怕再盖再朽，再困难，也要通过我们的手，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这是我的责任，也可以说是我的兴趣吧。
“诗娣家”在技术上师承了各家之长，吸取了北京、苏州的技艺，同时自出心裁，我行我法。如像裱画使用的工具，一般是用棕刷，“诗娣家”则改用毛笔或排笔，因为后者更要细致些，但有时候也要使用棕刷，总之，是因时制宜的。其次，浆糊胶水，是主要的原材料。但我店是少用胶水而改用白发代替，白瓷的性质，粘而不腻，较胶水更适用。国内装裱技术高的，如苏州、杭州、北京、上海都有各有其特点。“苏裱”，即系指苏州的装裱艺术，为历来所推崇。杭州的装裱也很发达，因它曾经是南宋的首都，古称临安。宋室南渡后，文人学士萃集于此，装裱技术，也随着环境的需要而提高。至于北京、上海，技术也比较先进，现在北京的“荣宝斋”，就是有悠久的历史和精湛的技术而驰名国内外的，我店常常把他创作的作品，引为自己的榜样。
装裱的另一重要原材料，是纸、绢。成都过去织的，口面仅一尺二寸，光泽较差。所以“诗娣家”就改用纸绫，杭绫宽一尺八寸至三尺，织的图案，很美观大方，一般称为花绫。过去本地装裱、镶嵌多用一色，看起来很单调，我店从省外的书画家带来的装件中，取长补短，也采用镶几道边、间几个色的作法，尤其注重的是镶嵌的颜色要与原作的色调相符合。这样就使书画的本身，更增加雅淡高洁的情致，因此很受内外才人士的欢迎，在成
都装裱业中开创了“个铜式”。抗战后运销非常困难，由于我司与上海方面建立了邮购关系，因而保证了原材料供应不愁。虽然成本有所增高，生机较口面宽，少接头省了厂子手续，而花样好，质地薄，则是本地丝绢所不及的。
五、诗摊家的诗笺问世
我年青的时候，曾从我父亲手里看过一些古代诗笺，以后又看过明代“十竹斋”和晚近北方制版的古雅笺纸。同时早在多年前，唐代女诗人薛涛，就在成都用锦江水自己设计了笺纸，（后世称为薛涛笺）广为流传。这些都使我对笺纸产生极大的兴趣，就动了自制诗笺的念头。一九四〇年前后，我先后设法征集到时贤书画一百幅，经过自己设计、描绘、装版、制图、印制成了“成都诗婢家诗笺”，木刻套色，线条清晰，称得上是精工、缕刻，的确花费了很大精力，出版之后，受到当时文艺爱好者的使用和收藏。诗笺每部上下两册，各一百页，都是当代名书画家们的作品，如张大千、徐悲鸿、黄君壁、马万里、董寿平、关山月、郑燮陀、张聿光、半子恺、任瘦梅、芮敬于、江梵众、施孝长、万从木、袁樵云、姚石倩、赵完璧、张采芹等，都有作品刻出，可惜出版不多。解放后“诗婢家”结束。所有工具及这些木刻版本，全部移交给水印社。十年浩劫，原刻散佚不全，现在要想搜集全璧，恐怕不容易了。
解放后，我调往云南工作，“诗婢家”即行结束，工人转入成都市水印社。三中全会以后，装裱业又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党和政府于一九八一年恢复“诗婢家”的招牌，在成都春熙北段开业，并聘我担任顾问，使我非常激动，愿以余年对祖国“四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并祝愿企业推陈出新，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
一九八一年一月
“市民建、工商联史科委员会供稿”
回忆中医的存亡斗争和发展
文 环 之
中国医学医术，有几千年的历史，远自周代以来出过不少名医，最著名的有扁鹊、华陀，后来又有王权、孙思邈及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真是人材辈出，代有贤人，他们济世活人，解除民间疾苦，对我中华民族的兴旺有不可磨灭的功勋。范自晚清订立《辛丑条约》大开海禁以来，西洋医学传入中国，在一些大城市中逐步形成中医西医并行不悖，疗效各有所长。但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中的汪精卫、蒋氏宦之流，崇洋媚外，数典忘祖，竟发出“消灭中医”、“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的狂妄叫嚣，以致几千年的传统国医，顾陷于衰亡的困境之中。广大的中医药界人士为了保存国粹，谋求生存，与民族败类进行了反复的斗争。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医才步入发展的正轨，祖国医学事业出现了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现将已往中医界为生存而斗争的一些重大事件，略述于后。
一、反对北洋政府“消灭中医”的斗争
我国在前清统治时期，采取闭关政策，敌西洋医学传入较晚。在《辛丑条约》以后，才准外国教会在国内办医馆、医院，清廷也开始兴办军医学堂，训练军医人材，如一九〇二年在天津办北洋医学堂，一九〇三年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增设医学实业馆，一九〇九年在广东设立军医学堂，四川成都也设立军医学堂。当
时清廷因设置新卒的需要，重点培育军医人材，所以西洋医学尚未普及民间，对中医中药并无影响。
民国建立之初，我国的中医，大多还过着“蓬星上人”的生活，清高自命，超然自居，不过问时事。当时成都的中医，大致可分为三类：上者，多是失意的王亲官宦，或为穷经读史的名士，都具有经籍理论知识，他们学医的目的，或求养生之术，或受“不为良相、当为名医”的影响，以此自娱，并非谋生糊口。中者多是承受祖传或拜师医业者，其中有钱的自开药铺行医，无钱的就在药铺当坐堂医生。下者，到处摆摊设点，走街串乡，用一技之长为人治病，虽然理论知识不如上等、中等，却有一两手绝招，如“金针拔骡”、“接骨复位”等等。这三等中医各有门户之见，互不相往来。由于中医内部有这样类似等级界限的矛盾，而各行其是，对于西医情况，既少接触，也就不闻不问。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西医有所发展，以成都为例：法国教堂办的医馆已扩大为平安桥医院，英国教会办的男女医院也扩大为四圣祠男女医院，英美教会办的华西协合大学也增设医科，美国人毕启开办了存仁医院。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几大城市外国教会设立的医院达二十余所之多，甚至允许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委员会中国医药部也在我国办医院、办医科学校，传播西洋医学，扩展医药商品市场。不过当时四川人思想比较保守，多不相信西医，视为异端，以致多次发生围袭教堂，破坏教堂医药设施事件，所以西医药在四川的发展比较缓慢。虽然如此，当时四川中医界的詹容川，却很有远见，他著有《中西汇通、医经经义》一书问世，他从维护中医理论出发，开始探索西医传入中国后，祖国医学发展的途径对的中医林影响很大。
消灭中医之风，始于民国三年。当时英、美、德、法、日各国都在我国设有医院，他们进一步要求谋扩大推销医药商品，由于中药在中国民间有广大市场，成为推销西洋医药的严重障碍，于是，千方百计想排斥中医中药。而北洋政府又因内战需要，亟欲
得到帝国主义的军火外援，为了仰承他人美意，不惜兴起消灭中医的浪潮，以确保帝国主义的利益。教育总长汪伯庸（大樊）公然宣称：“决意消灭中医”，激起全国民众的不满，遭到中医界的坚决反对。北京中医余德耀等联合全国各地中医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坚决要求北洋政府保存中医中药。北洋政府首脑袁世凯，正阴谋复辟帝制，深恶事态扩大，于他不利，不得不改变态度，中止实行，首次废止中医之议遂告流产。
二、反对汪精卫“废止旧医”的斗争
民国十四年（1925）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南北尚未大定，南方政府的汪精卫、褚民谊等主张废止中医。当时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把中医课程列入教育规程的申请，他们拒不批准，汪精卫甚至公开说：“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毫无根据，不但国医应一律不准执业，即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限期歇业。”上海西医余岩（云岭）立即闻风响应，先写一篇“驳旧医加入教育系统当议”的文章，向汪精卫献媚，并咒骂中医为“巫毒式旧医”、“玄医”、“伪医”，还陆续撰写了《灵素商兑》、《余氏医术》几十万字攻击中医的文章，如旧医不懂解剖、生理、病理，只言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旧医诊病，只知切脉，三部九候，分部候脏，荒诞不经；旧医迷症，伤寒、温病、痰饮、风痺、气血两亏，除虚火旺，不知分析，错杂混乱；旧医用药，升降浮沉，寒热温凉，迁腐浮夸……等等。余氏把中医攻击得体无完肤，甚至连安地扬言，要使西医得到传播发展，必须来一次“医学革命”，把自己打扮成“医学革命家”，积极为迎合汪精卫的主张大肆制造消灭中医的舆论。
民国十八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中央卫生委员会，由于余岩鼓吹消灭中医最力，由汪精卫、褚民谊把他收罗为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委员。余岩确不辜负汪、褚的栽培，在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他狂妄的提出一个“废止旧医（指中医）以扫除医药卫
生之障碍案”的提案，声称：“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指西医）事业一日不清朗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推进”。并拟定消灭中医的六项措施：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登记期限为一年（1929—1930）。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发给证书，无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民国十八年（1929）起，旧医满五十岁者，在国内已营业二十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出具死亡诊断书。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为十五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指中医）之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指中医）学校。
这一提案，在汪精卫、褚民谊强有力的支持下竟然通过，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中医药界出现一片恐慌混乱的局面。上海中医协会登报召集全国各省中医药团体代表，于三月十七日在上海开会，到会的一百三十一个中医药团体单位，出席代表二百六十二人，会议决定提出反对废止中医的口号：“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全体代表热烈赞成，并立即成立全国中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统一领导，反对中央卫生委员会“废止旧医”的决议，为维护中医药的生存进行斗争。上海中医药团体首先响应支持，罢工半月，表示抗议。会议上并推定谢利恒、丁仲英等组成赴京请愿团，掀起了全国中医药界救亡图存运动，反对废止中医药的呼声，震撼了国民政府。蒋介石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公开发表训词说：“中医精神所贯注，心灵所觉察，决非科学之方法所能说明，机械之精良所能试验，是中医不独确有保存之价值，且是以在世界医药史上占一位置。今中国受外人经实力之压迫，每年漏卮有十二万万两之巨。自西药行销中
国，在增一存，若不提倡中医促成中医系统之医药，则此全国出产之药品与全国数十万之药商，必因前而失，于民生问题关系甚大……。”是，一九二九年长钞《皇生报》。
诚词领衔以后，全国中医药界热烈拥护，“废止中医”的提案，因而不能付诸实行，遂告搁浅。全国中医药界的反抗斗争，赢得胜利。
但是汪精卫、陈民衡并不因蒋介石反对而打消“废止中医”的念头，他们利用职权，制定药案，限制和歧视中医的种种条例规定，先后付诸实行，教育部即将中医学校改为中医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署，中医只能称医士，不能称医师，不得参加防疫机构，不得过问卫生行政，甚至中医不得在西医院会诊病人，等等充满歧视的规定，使中医抬不起头。卫生部门对中医的检核，更是限制禁严，对西医则是另眼相看，西医开业只须缴验证件，即可批准，中医开业，必须参加考试，还在试题上故意刁难，出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如“元则害、承乃制”之类，以难倒应考的中医。纵令考试及格，还有多少繁复的审批手续，才能领到执照，方可挂牌行医。所以虽然争取到不被废止的衷心胜利，而实际并未摆脱被迫害的处境。
三、国医节和第三次大请愿
民国十八年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反对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提案的请愿，是三月十七日发动的，从而掀起全国性的维护中医药生存的运动，使中医药界人士，从沉疴中觉醒，一时多种中医杂志纷纷出版发行，各种中医药团体组织，日益增多，公会、学会、研究会如雨后春笋。中医药界这种生（勃勃的群象，就连执掌卫生行政大权的卫生部长陈济锴也深有感慨地说：“要限制中医，非政治势力所能收效，今后应本良心主张，对于中西医药，断不能有所偏袒”。中医界为了纪念这个有重大意义的日
子，曾有代表向全国中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提出建议，把“三·一七”这一天，定为全国中医药界树立新生命的纪念日，这就是同医药的摇篮。
民国十九年（1930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延届，胡汉民、陈肇英、朱培德、邵元冲、陈立夫、熊易堂等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设立中央国医馆。决议后，即进行筹备工作，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三月十七日在南京正式成立，并决议公布每年三月十七日为国医节。从此，全国中医药界同仁有了自己的节日，感到无比振奋。以后，全国各地都热烈庆祝这个有重大意义的节日。
中央国医馆成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焦易堂任馆长，草拟了“整理研究改良国医办法”，提交政府审查后实行。并在全国各省市及华侨聚集地区设立分馆、支馆。但是后来由于汪精卫、褚民谊的干扰，致使中央国医馆仅成为一个从事中医学术整理研究工作的机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六月七日，国民党中央第三百六十次政治会议，由石瑛等二十九人提议制定“中医条例”，对中医的发展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和限制，隐含有歧视中医的意图。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立即发表《对来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提出异议。上海西医、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若（云岫）马上写了一篇《对于焦易堂实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之商榷》，公开谩骂焦易堂，并老调重弹提出他的设想，如按照他民国十八年拟议的办法，限期一年把中医全部登记，给他们终身营业的权利，但不得再传授生徒，到六十岁即勒令停业，那么四十年后全中国仍中医就完全消灭。三是在余岩的煽动下，又刮起一阵妖风。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第八百九十五号公函，明确规定中央国医馆非民众团体，其分馆、支馆，党部不必加以指导，中央国医馆系一种研究国医医药之学术团体，无论分馆、支馆都不得干预卫生行政。这样用政策调整性质的手段，割去干预卫生行政的权力，就成为“一个空架架子”。以
后凡是国医有什么问题、行什么意见和要求，它都无权和无法过问。这次国民党政府采取对中央国医馆开门，实际是“图执行“废止中医”政策的继续。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悍然发动取缔三医校事件，完全暴露了对中医打击、摧残的狰狞面目，激起中医界无比愤怒，于是引起了第三次全国中医药界的大请愿运动。是年国医节日，由全国中医师联合会罩勒、谢汇东、赖少愚、徐巩伯等组成请愿团，广东、湖南、云南纷纷通电声援，于是全国震动。五月三十一日，全体请愿团代表整队到南京国民政府绝食请愿，交通为之阻塞，国民党政府拒绝接见请愿代表，相持竟日，致有一些代表休克在国府门前，南京民众群情愤激，表示支持声援。在群众的压力下，国府行政院被迫派了一名副秘书长浦蔚风代为接见，勉强同意各代表提出的一些要求，如同意增加中医委员会的名额，中医检核时期不加限制，政治法律对中医的保障，实行中西医学等待遇，扩展中医考试，审订中医教材等条件。但国民党惯于背信弃义，口是心非，答应条件，一条也未兑现，成为空话。现以中医界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为例，表面上中医界自己选自己的代表，其实事前早已内定人选，并不是以得票多少当选。当时规定全国中医界国大代表八人，给四川中医的名额是两名，表面上四川中医已大占优势，但实际上已内定国民党中统一人，民社党一人，内定之人并非中医，全国各省选出的代表，亦乎如是。选举后，是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的“行使宪法”第二届国民大会上，立法委员中的中医界代表几乎等于无有。国民党标榜的“民主”、“立宪”，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局。
四、中医组织的变革和作用
成都中医班子门户之见，不能协调。民国十三年（1926年）才成立“医民总工会”，当时有部份中医对这个组织的定名意见不
一，又从中分裂出一个“中医学会”，以后改为“医民联合会”，长明分成两个组织，致部分会员无所适从，这就谈不上团结一致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九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医师法”，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同一区域内同级公会以一个为限”。于是“医民总工会”和“医民联合会”合并，成立新组织“成都国医公会”，推定钟云、谢铨榜为正副筹备主任。在正式成立时，选出谢铨榜、钟仰云、李位三、吴介诚、童辉之五人执行部常务委员，下设执行部和监察部，执事十五人，监事九人。公会经费，完全自筹，主要是会员入会缴纳的证书费。为了扩大团结面，特别允许未经登记发照的中医申请入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六月，国医公会改组，推举薛仲云、谢铨榜、乔君实、曹南矶、童辉之五人为执行部常务委员，谢跃衡、敖文伯、徐梓柏为常务监察委员，八位常务委员负责推进会务。我当时被选为审核科主任兼理监事工作。在改组后第一次执监联席会上决定，全市分东、南、西、北及外东五区，各区设正副主任一人襄助会务，成都中医分区，从此开始。继因会费支出，执监会议决定，定期开征年捐，充裕经费，并组织人员调查全市中医情况，公推我负责调查。会后，我在五个区的主任协助下，历时一月，将全市的中医调查完毕，汇编成《成都市国医调查录》，对每位中医都有详尽之介绍。据当时（1937年9月）登记的中医人数计，东区二九九人，南区二〇三人，西区一六五人，北区二三四人，外东区八十四人，共有九八五人，其中已参加国医公会的七二五人，未入会的二六〇人。这些未入会的中医，主要是生活贫困，无力缴纳会费。
国医公会对维护中医的生存，保障本市中医药工作的开展，夺取中医的合法待遇等，作了不懈的努力。它所创办的《医药特刊》宣传中医学术，介绍经验，受到医药卫生界的重视。特别是对成都霍乱流行时的抢救工作贡献很大。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全国中医组织，统一改为“中医师公会”，“成都国医公会”就成为“成都中医师公会”。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因抗战失利，沦陷区扩大，各省中医师公会工作停顿，大批中医聚集重庆。为了团结全国中医力量，由中医堂勤等在重庆发起筹组“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是年四月八日宣告成立，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二十六个省市的代表共一百零八人，其中浙江八人，云南六人，陕西六人，四川六人，湖北五人，贵州六人，福建六人，重庆八人，上海五人，新疆一人，江西四人，湖南六人，河南四人，青岛四人，南京四人，北平二人，天津二人，江苏六人，宁夏四人，广东三人，广西二人，安徽五人，山西二人，东北九省二人，河北和绥远免派。四川代表为任应秋、张觉人、陈开之、文琢之、林季祐、郑邦达六人，前四名为中医界推选，后二名为政府指派。
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向大会说：“中医须用科学方法，不可墨守成法，中西医应共同切磋，不应互相攻击，尤其中药吃服不便，应设法改进”等语，使全体代表受到很大启发和教益。
大会共审查讨论提案七十余条，现将事业组提案七条摘录如下：
1、设立学院和研究院、所，造就现代中医人材案；
2、设立医院、诊所，发扬国药医治疗效，服务社会案；
3、创办制药厂，提炼国药案；
4、设国医图书馆，并收集药物标本案；
5、发行医药报刊，定期出版案；
6、编纂中医药年鉴案；
7、设立药圃，改良种楝案。
这次大会的召开，是为了团结全国中医，共同努力发展和改进中国医药事业，负起维护民族健康的责任，所有提案极为中肯。不料国民政府对于中医药依然歧视，致七十余条提案，都没有下文。
成都中医师公会，通过这次大会，不仅会务没有多人进展，甚至因政行不支持和内部人事纠纷，每况愈下。勉强维持到解散。
五、四川国医分馆的概况
民国十八年，四川绵竹士绅刘子沅代表成都中医界，在上海参加“全国中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反对“废止中医”运动，他回川便主持成立“全国医药总联合会四川分会”。不久，总联合会被政府下令解散，四川分会随之灭亡。至南京中央国医馆成立，他又以中央国医馆名义成立了四川国医分馆，自任馆长。但他既非中医，又无名望，全市中医，不予理睬，工作无法开展。于是，他就请四川军医学校校长蔡干卿和医校教师张仿斋协助，但二人均是西医，对中医并不在行，他又请老中医易上达合作办理馆务。继又成立华阳县、成都县两个国医支馆，并由易上达介绍他的徒弟陈凤梧、张鹏程分任两县支馆馆长。
四川国医分馆和成华两县支馆，虽已成立，并不为地方政府所重视，工作仍无多大进展。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国民党政府明确规定，各地分馆、支馆不得过问卫生行政后，国医馆的馆务推动就更加困难，刘子沅只得引退，改推蔡干卿为馆长，张仿斋为副馆长，馆址也迁移到包家巷陆军军医学院。但蔡干卿卷入了军阀派系的权利斗争，后被军阀刘湘枪杀，四川国医分馆的门徒送信停顿，幕后的刘子沅也消声匿迹。唯有陈凤梧、张鹏程还勉力把成华两县支馆支撑着。
抗战时曾拟委任四川省党部书记，他赴南京述职时，受中央国医馆馆长熊易堂的委托，请他整理四川国医分馆并担任馆长，此后，馆务稍有进展。战时成都有一所私立四川中医学院，正无法维持，曾拟实便将其拨办，改名为四川国医学院，聘请社会上海知名人士来参加办学和讲学，公外长子任董事长，曾加初任院长，实际工作委托孔建民等主持，不过经费还是很困难，只得依
靠当时军政界人物资助和向医院募捐。该校校址在女儿碑（现兴津寺街），教职员共十人，虽名为四川国际学院，自称高等学府，实则仍中央教育部根据中央不得设立院校之规定，并未批准立案。所以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该校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六十二名，不为政府所承认，不予安置工作，以后历届毕业学生均是自谋出路。
在曹叔实病故后，川医分馆未再任命馆长，工作又告停顿，但因川国医学院仍然继续办下去，直到解放，先后有十二届毕业生，造就人才不少，对四川医林影响很大，其中医理医术精湛者颇不乏人。如现四川中医学院名教授余仲权、凌一操，中医医院副院长钟立高等，均是原四川国医学院的高材生。这所学党虽遭到伪政府的歧视，但它的教学成绩，对中国的医学继承和发展是有一定贡献的。
六、对成都两次霍乱大流行的防治斗争
国民党统治时期，成都的卫生状况极差，城内街道狭窄，肮脏零乱，臭气熏天，伤寒、疟疾、结核、花柳、天花、霍乱等传染病广为流行。霍乱一般三年一次小流行，五年一次大流行，现略述成都中医参加和防治经过如下：
民国二十一年（1932），长江一带洪水泛滥，霍乱随之大流行，当时统计的十万零六百六十六个病例中，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二，病势很快传至成都，市民关门闭户，行人稀少，如临大敌。成都市国医公会由陆景廷、沈绍九倡议组织救护队，陆景廷任队长，陈仲云任总干事，我任副总干事。救护队系抽调所有加入公会的医师（行动不便的老医生就任义诊所应诊）编成，五人一队，挨门逐户向患者送送送药，宣传防疫知识。我每天亲赴各队救治病人，在各界的合作和支持下，欢快地制止了霍乱病的继续蔓延。
民国三十四年（1945）夏，四川又发生了霍乱大流行，始由川东发病，迅速袭击成都，来势迅猛，凶不胜防，死亡惨
重，四处皆闻哭谈之声，大有谈“虎”（“虎”指虎烈拉Chera，能温译名简称）色变之势，政府为了获得所谓“笑援”，听任疫情蔓延，连荒薄地规定不准中区参与防治霍乱，若市区发现患者，必须立即向当地保、甲长报告，不报者罚款，已报者领奖，非由保、甲长将患者遣送市内西医医院。当时政府规定，送病人一个给奖金仍法币若干元，并按日津贴患者仍法币一千元，不送医院治疗者，以保、甲长是问。
当时成都西医人员极少，医院除外国办的……二所外，大多空有其名，设备简陋不堪，无力应付这样大范围的霍乱流行。政府为了应急，才临时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利用旧房成立“成都市第一医院”，专收霍乱患者数百人，全由西医主持治疗。患者大都是一般贫民、学徒、饥民、摊贩、店伙及人力车夫等贫苦阶层。所谓住院治疗，只不过将病人集中起来，以免蔓延，并未采取急救措施，故死亡不断增多，甚至将严重吐泻体克的病人也拖入停尸房（停尸房即今人民公园游泳池附近），随即在尸体上撒上石灰，美其名曰消毒，尸体堆放不下，每目晚上就雇人用木板车拖去郊外丢弃，竟闹出了先人走路的大笑话。
记得住该院的人力去天刘青山，即因吐泻休克后被拖入停尸房，在他身上遍撒石灰，他苏醒后方觉双眼灼烧难睁，停尸后又无电灯，亦不知睡在什么地方，只觉身边都是尸体，即从尸堆中爬出来（因晚间要运尸体未关门），他走出停尸房后门即是小街街口，当即向君平街一丝亮光处走去，街上没有街灯，夜深人静，一路漆黑，他见有一个居民，手提一亮油壶入厕解便，遂跟随其后入厕。那人恍忽中突然见一个全身白色、且目不清之人，大叫起来，惊动了街邻。当时君平街多是机房，还有人夜织的未睡觉，听到叫声赶出来看，其中有认识刘青山者，遂问其故，方知对病后还未死就被拖入停尸房酒上存灰，以致全身皆是白色，群众随街查看医院的停尸房，又发现有一总尚存者，于是激起了群众的愤怒而砸滥了这所市立医院，这就是轰动全市的“活鬼走路
的新闻，当时执政者怀疑有赤字了“煤动”，但尚未实施，纯属群众自发之举，只得作罢。
这次酝酿流行期间，政府竟多次在报上公布援助救灾多少万元、外国援助多少万美元，以示关怀，但这些经费终以贪污之后，用于病员者已等于零了，以致出现死者众多、冤鬼无数的惨状。
此时当局纠集了一次防疫会议，主其事者不仅没有发动全市医务人员积极投入防治工作，反而在会上抨击中医不能防治霍乱，而出席会议的成都市中医师公会代表亦缄默无言。当时我以记者身份出席会议，会后即与四川省医药学术研究会理事长余律笙、监事长严谷声等人商榷。大家十分愤慨，一面向当局提出书面质问，一面又印制《霍乱流行致信同胞书》，张贴通衢，遍发各县，并劝同业，自动集资，配制药品，分区赠送，策动全川中医广设义诊所。仅成都地区就设义诊所四十六处，在西医极少、西药昂贵而又奇缺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中医中药的预防治疗作用。一月之间，即治愈霍乱病人三万以上，费少而效宏，各义诊所应接不暇，在各界的支持和配合下，很快扑灭了这场霍乱的大流行。当时成都市市长陈尚对中医扑火霍乱效能虽深信不疑，但碍于上峰之命，只好用私人名义给四川医药学术研究会一封致歉致谢的信，以表扬该会的成绩。为了阐明中医防治霍乱学的原理，介绍防治经验，我与医界同人余律笙、廖炎阶、周权卓、任应秋、陈升之、张德修、唐玉虬、周禹锡、刘锐仁等编著了《霍乱集粹》一书，刊行问世。
为扑灭这次霍乱，四川省医药学术研究会拟成都县中医师公会（当时成都市中医师公会实际上已经瘫痪），积极集资作为防疫、救急、义诊、制药及印制宣传品之用。仅成都县中医师公会就捐款仿法币一万元，其它如张梦祥、周权卓、马绍轩、杨雪璋、周寿年、洪权辉、张德修、陈仲云、何原甲、伍需忠、何海光、刘熙和、刘昌基、余律笙等，共捐仿法币八万元。实际用出
十三万五千七百元，不敷之款，除拨会员入会金补偿外，则由余种基金和我将私人积蓄全部捐入，所用药物全由严令药经营之奖好常半价配制，非本向外界筹集，政府亦未补助分文。
通过这次准备教训，当局才认识到防疫的必要，但仍把希望寄托在西医，对于中医并不因对防治意见有贡献，而改变其歧视的态度。立足成都解放后，人民政府实行了“团结中西医、预防为主，”的方针，才使严重危害群众的霍乱、天花、梅毒等疾病得以基本消灭。
七、解放后祖国医药事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1950年5月，中央就召开了有中医界代表参加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毛主席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部各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党中央初步制定了中医政策，祖国医药如枯木逢春，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宝库的工作在摸索的道路上逐渐走上正轨。
但并非一帆风顺。解放初期，由于新的政权要巩固，国民经济恢复，各项建设事业要进行，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一化三改”等重大而必要的政治运动接连开展。党和政府暂时来不及在全国范围内清除各种歧视、排斥中医的思想观点，卫生部有些人也尚未摆脱旧中国时代奴化思想的影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轻视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如：对于办医学院校、医院等主张全盘西化，同时在很多方面采取了限制和排挤中医的作法，有的人甚至盲目提出要“改造中医、全休学习西医”。使得许多老中医几乎无法工作。
成就而言论，初成立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时，有的负责人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学，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必须过渡到资本主义医学，才堪共同达到先进医学。”唐则成立了中医进修
学习两院，分批调集中大学、中学、中学、中学、中学、中学、中学、中学、中学、中学、中学、中
1954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军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其它方面的文化遗产，例如旧的戏剧、音乐、文学和美术都在进行整理和提高工作，但中医工作方面则是大大的落后了，这一状况如不加以彻底改变，不但将使我国人民的保健事业继续受到更大的损失，长此以往，我国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就有散失的危险，这是绝对不容许的。”
1955年，毛主席在中央一次常委会上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没有得到解放。中国六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数量很少，中医在人民的健康作用是很大的，但很少向领导上层反映，原因是在中医弄西医当权。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历史证明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设立机构研究中医药，中医进修西医化了……。”毛主席还指示：“今后最重要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习西医。”此后，中医学习西医坏事停办。同时，中央号召大力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实行中西医结合，要珍视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中医药的整理和提高工作，成立中医研究院，扩大中医业务，改中医的进修，出版中医书籍，成立中药管理委员会，改进和加强对中医的管理工作等等。中央文件下达后，随符中医政策的贯彻落实，成部许多中医师才被逐步正式安排就业行医。故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开设了中医实验门诊部，不少老中医如周雨农、唐伯渊等，均安排在该院院工作。
1956年，周总理主张在全国建立高等中医院校，首先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成都五地成立了中医学院。从此，中医真正有了国内的高等学府，专门培养和造就高级中医药人才。中医学
院还举办过多期两医学中文讲，很多医学院校都增设了中医课程。但是，在现代医学科学的高度发展的时代，对于古老独特的祖国医学的认识，仍存在答不同的态度，有人还认为“中医不科学”、“西医学习中医是开倒车”，仍然残存着歧视中医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在“四人邦”的干扰和破坏下，中医又遭到一次劫难，大批珍贵的中医资料和古典医籍，被认为是“充满着封建迷信色彩”，被打成“封建修的大毒草”，随破“四旧”而扫地出门、焚之于火，许多名老中医如蔡伯未、吴棹仙等，均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牛棚”。中医界出现了后继乏人乏术青黄不接的危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正了航向。中医药事业也随之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1979年10月至1980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医学辩证法讲习会，到会五百多人，讨论和研究了中国医药发展的方向和途径。多数代表认为：中西结合决不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应采取三驾马车的方法，即中医西医、中西结合三支力量同时发展的好办法。后中央卫生部召开的衡阳会议又明确肯定了这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同时发展的方针。事实证明，只有中医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存在的时候，才能保持和发扬它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医药事业才能真正向前发展，但并不排斥吸取现代科学技术为发展中医服务。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不少老中医焕发了青春，出现了古稀之年纷纷著书立说、无私奉献经验的新风，中医药人才正茁壮地成长起来。国家还授予了一批经验丰富、学术精深的中医人员以教授、讲师、主任中医师、主治中医师、博士、硕士等职称和学位。以成都中医学院为例，自1956年9月创建以来，它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已为国家培养输送了高级中医师、中药师1195人；现学院内已有教师、医药技术人员6000多人，在校本科生1180人，实验室52个，陈列室的标本3100多种，图书馆藏有古典和现代医籍1800多册，新设有电化教学研究室、附
属医院、附属制药厂、印刷厂等的现代化设备正不断完善，医疗和教学水平日益提高。学院教学大楼、附院门诊大楼和病房大楼屹立在成都西部，再现了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
位于天府之目的成都，中老材资源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是中保会举的地方，在祖国医药发展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现在的雄姿已远非昔日可比。日腊六十年来中医药事业的兴衰存亡、沧桑之变，深感目前这样大好的景象来之不易，回忆它的昨天和前天，更应珍惜它的今天，愿我们同行们共同努力，为它的明天增添新的光彩。
(一九八三年八月·日完稿)
儿科名医陈序宾与儿童医院
吴荣光 陈先德
陈序宾是成都著名的儿科医生，早在三十年代，他鉴于当时我国医药卫生事业落后，尤其患病儿童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死亡率极高，故立志钻研儿科，为儿童造福。他排除一切困难，首先在成都创办第一家专为儿童治病的“序宾儿科诊所”。由于他医理有独到之处，治疗认真负责，为防治儿童疾病，抢救重危病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声誉。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不断的扶持下，把这个私人办的“序宾儿科”小诊所，逐步扩充发展成为拥有一百五十张病床、设备比较齐全的“西城区儿童医院”，在治疗病儿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荣光曾同序宾医生合作共研有年，先德（陈序宾之子）一直随父亲从事医疗工作，故我们对序宾医生创办儿科诊所的始末及儿童医院的发展，均有所了解，特回忆记录于后，以供参考。倘有错误，希读者指正。
一、幼年学医，立志专研儿科
陈序宾医师系四川三台县人，生于1892年，家贫，无力上学读书。他的哥哥当时在遂宁县基督教公谊会办的博济医院作洗衣工，就介绍他到遂宁教会办的小学读书。由于他勤奋学习，成绩优良，依靠助学金升入成都华西协合中学，毕业后回遂宁县，仍在博济医院作护理工作。他对于医务工作深感兴趣，刻苦自学，为
了深造，向医院申请借款去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学习医科，医院挖出条件，学成后必须回医院工作，并以工资分期返还借款，他接受了条件，就用借款到成都考入华西大学攻读医科。
一九二一年陈序宾在华西大学医科第二班毕业（二班同学仅三人，除陈外，还有现任四川省立医院口腔主任黄天启），即履行原来协议，回遂宁博济医院从事医务工作。因工作负责，成效显著，为院方器重，于一九二六年被保送去北京协合医院进修。殊他到北京还不到半年，四川就发生了英帝国主义兵船炮轰万县县城事件，激起全川人民的无比义愤，爆发了反对英帝的运动。在遂宁博济医院负责的英国人迫于形势，只得悄然回国，公谅会使召陈停学回遂宁主持医院工作。
序宾医生从实际医疗工作中，看到我国人民缺医少药的痛苦，特别是四川儿科医疗极为乏人，他认为要富国强民，抵御外侮，必须先有健康的儿童，才有健全的国民，故医疗工作应该先从儿童开始，便立志专研儿科。一九三五年博济医院为他提供了一个去英国学习的机会，他选择了英国伦敦大学儿科医院进修，以补偿北京进修未完的学业，两年后从伦敦学成回国。
他在出国途中经过上海时，看到上海法租界兆丰公园门上公然悬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吊牌，认为是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以后在英国学习和往日本考察中，处处看到中国人在国外受外国人欺侮凌辱，简直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给他留下悲愤难忘的深刻印象。回国后，仍回遂宁博济医院工作，他多次向医院提出建立小儿专科，开展儿童疾病防治工作的建议，但主持教会的外国人漠然视之，未予置理，使其抱负不能施展。这时他一个同窗好友在教会学校任教，因病死去，无钱埋葬，主持教会的外国人连安葬费也不予解决。这件事使他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正面目。他们或者公开侮辱中国人，或者利用教会的名义，披起“博爱”的外衣，在中国办医院，却没有把中国人当成人！他满腔悲愤，毅然辞去教会医院职务，不再仰赖外国人的鼻息，
决心奋发图强，为开展儿童疫病防治工作，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而独自奋斗了。
二、艰难成长的“序宾儿科诊所”
一九三七年，序宾医生经同学、朋友的帮助，凑集了一点钱，就从遂宁到成都，在陕西街租但了几间房屋，因陋就简地办起了成都地区第一所为儿童治病的专科诊所“序宾儿科诊所”。
当时成都一般病儿的家长都习惯于求中医治病，对于西医信心不够。“序宾诊所”开业初期，每天就诊的病儿寥寥可数，有时甚至只有二、三人，诊病的收入，就是维持医生的生活也很困难。序宾医生面临困境，他的信心仍不动摇，认为只要对治疗认真负责，药到病除，能很快的恢复病儿的健康，就能在群众中树立信仰。同时在治疗中他耐心地向病家贯彻病理和卫生知识，使“西医”逐步为病家所理解。他以开展儿童医疗事业为重，以解脱病儿的痛苦为己任，不着眼于钱财，不追逐势利，不论有钱无钱，一样治疗，对病家一视同仁。同时他又约请志同道合有事业心的曾在汉口协和产科医院任助产士的吕玉仙来所协助，从生、养、病方面苦下功夫，开展产科接生工作。
由于他有这种苦干实干的精神，医疗效果显著，半年后，每天就诊的病儿就增至三十余人次。继又办起检验室、药房，既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使治疗及时，又方便了病家。对于收费方面，始终坚持低廉合理，对极贫困重危的病儿，则免费治疗。当时社会上贫富悬殊，广大群众生活贫困，尤其劳动人民无钱吃药，无钱看病，序宾医生对病儿这种朴实同情，负责认真的医疗态度和作风，逐步赢得了群众，特别是中下层群众的信任。
当时人力车工人生活最苦，劳累终日，不得一饱，他们的子女生病，只有听天安命，但到序宾诊所来治疗时，一律不收费，直到把病治好。这些人力车夫感激之余，就在外面广为宣传，遇有各州县的乘客向他们打听诊所时，便主动介绍宣传，将病儿
拉至“序费诊所”。
十月“空诊诊所”能够短期内靠群众中打下如此深厚的基础，诊所的各项工作都值得，急诊的病儿日益增多，第二组初每天就增加到五、六十人，有时多达一百人次，许多医生不仅有急特劳累，仍细心地把病儿诊给空母，才大体息。他这种累力，长期坚持，从不懈怠。
正当诊所业务日益发展之际，日寇侵略中国的苦难，便降临在它的头上。一九三九年日寇飞机首次空袭成都，当时国民党政府腐朽无能，没有积极的空防设施，所任敌机狂轰滥炸，陕西街就有多处中弹被炸，这所新成立的内儿科诊所就埋葬在一片瓦砾之中。所幸李贤医生在警报发出后，将重要的医药物资安于防空壕内，并督促所内人员全部到郊外避难，才得幸存下来，没有命没毁天。空袭之后，李贤医生一家大小和几个职工都无家可归了，只能临时借住友人家，然后陆续从瓦砾中挖出一些设备和家具。李贤医生四处奔走求援，商借得青龙街广益小学儿间教室（该校已荒败出城），并向友人借助部份资金，除维持生活外，积极准备因陋就简，重新开业。因为李贤诊所在社会上已留下好的印象，虽然迁到青龙街开业，很快就为群众所知悉，业务就恢复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需要，业务一天天发展，病儿激增，每天来所就诊的人，很快上升到一、二百人次。李贤医生感到自己精力实在不能支持，特延请几位助手并招收学生二人，推动工作。他感到借房开业终非长久之计，就在商业街购得旧房一院，准备筹资改建为适合医疗使用的门诊所。
一九四〇年日寇又派飞机来成都进行另一次大轰炸，刚费尽力气购得的旧房，又被炸成废墟，准备修建诊所的希望破灭了，这就使李贤医生遭受了非常沉重的打击！那时国民党政府对于医卫事业根本不予重视，何况一家小小的诊所，那里能得到它的扶持，并得李贤医生心急如焚，一筹莫展。正在困难之时，名作家沙汀送给他一幅郭老《沐若》亲笔题赠的品条，其题词碑文是：“近
代医术中，余虽醉心于小儿科，颇饶有文若风雅。小儿患病，非由自得，而又不沿择述其精意，必细细心体察，方能究其端绪。而医中知此意者殆鲜。”郭老曾发小儿科学的见解，对小儿科医者以极高的评价，也是对产后诸疾毕及其诊所同仁在困难时刻的一剂兴奋剂。疗宾医生当收到条幅时，极为振奋，他常说，这是他在困难中的最大鼓舞，才能使他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坚持前进。
三、群策群力，同心合作
疗宾医生鼓舞勇气，排除一切困难，节衣缩食，又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在商业街旧房的废墟上慢慢地把新房修建起来。
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在商业街新建的疗宾儿科诊所率庆落成，旋即正式开业。每天就诊的病儿多在二百人以上，有时高达四百人，由于就医者太多，每天天不见亮，病家就在门前排队，等候开门挂号。疗宾医生为了坚持一视同仁，取消了当时一般医院所设的特别号（收高费可提前看病），经常因诊病，饭也顾不上吃，饿着肚子看病，人也抱垮了。为了缓和诊所压力和满足病儿及时就诊，但一面增加医卫人员，增招学生，一面以他是华西大学校兼会董事的关系，欢迎在华大医科任教或在医院任职的医生，利用业余、休假的时间，来诊所作短期、定期或不定期的协助诊断。这样既缓和了病人拥挤的压力，又使成都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医疗力量，能够为社会上的病儿服务，同时也使一批生活困难的医卫界知识分子通过业余工作，增加了收入。
疗宾诊所由于有了这支高水平的医疗力量，群策群力，治病负责认真，治愈率越来越高，就诊者络绎不绝，在社会上的影响更大了，因而引起流长、地游的观感，常常借各种名义敲诈勒索，稍有应付不周，就会受到意外损害。记得一九四六年的一天晚上，突然许多持枪暴徒闯入诊所，翻箱倒匣，将所有的现金抢劫一空，然后扬长而去。之后，诊所职工在街上看见这帮歹徒，他
人们多势众，也不敢报告治安机关，有的是由此而遭受大的祸祸。在这种情况下，疗灾医生每天谈病情就呆在家里，尤其晚间不敢出街，精神极为苦闷。在国民党统治下，社会治安恶劣糟到这种程度，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本没有保障了。
一九四七年疗灾医生感到精力不济，难以胜任日益繁杂的事务，便邀约原绮竹门诊医院院长吴荣光医生（华西大学1934年毕业）来蓉协作合办诊所，当改名为“协光疗灾儿科诊所”。除坚持门诊外，还重视幼儿保健工作，每周两次去茶店子四川省实验幼儿园义务为儿童作保健检查和疾病治疗，得到了社会的好评。由于他们两人同心协力，才把这个诊所办到解放。
四、阳光普照，诊所发展成医院
成都解放后，涂荡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污泥浊水，给儿童医疗事业带来了蓬勃发展的前景。五〇年五月，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筹办小儿科，邀请疗灾医生前往参加工作，他满怀若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热爱，毅然放弃多年含辛茹苦创办起来的诊所，留下全部药品设备，欣然前往。他在二医院工作仍然坚持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朴实作风，虽耄耋之年，仍坚持上班，从不间断。由于他对儿童医疗事业的贡献和良好的医疗道德作风，党和政府多次给他较高的政治待遇，历任市人民政府委员、省市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省农工民主党委员等职，1983年6月逝世。
“协光疗灾诊所”自五〇年五月疗灾医生离去后，即由吴荣光主持。五一年改为“儿科联合诊所”。五二年迁到仁厚街，改名为“成都市第二区联合诊所”。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该所医疗业务有了较大的发展，职工发展到廿多人。后来由于病人不断增多，成都市卫生局拨款在将军街为我们修了一个门诊部，一九五八年迁至新址，更名为“西城区将军街联合儿童医院”。
在中共西城区委大力支持下，为我们医院增设了五·十张病床
的住院部，全体职工，满怀热情地亲自参加建设住院部的劳动，一九五九年开始收容病儿住院。门诊同时设立中医内科、中药房、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疗，职工也增加到七十多人。医院还承办东西城区业余护士学校，以后还作了一些教学单位的儿科实习基地。
一九六四年医院更名为“西城区儿童医院”。一九七二年实行划区医疗制度，我院在以小儿内科为主的基础上，又设立了放射科、外科、五官科、口腔科、针灸科和中医外科，职工已达一百一十余人，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小型医院。每天门诊量最低五、六百人，最高达到一千一百余人次。至于医疗效果，据一九七九年的统计，住院病人治愈率达到9.8.6%，对减轻省、市两级医院的压力，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上述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解放后医疗事业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同解放前对比，真有天渊之别。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不是社会主义阳光的哺育，“序宾诊所”恐怕早已不存在了，哪还有我院的今天！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定稿）
击唱双绝的扬琴圣手李德才
文：修师
四川曲艺界扬琴演唱家李德才（艺名德娃子），世居广汉县城鸡市街。清代末年，祖父在县长年教私塾。父炳福，母冯氏。炳福生来失明，稍长，由德才五叔携赴成都，向扬琴艺人谢兆松学艺唱老生，与同门李连生并列为谢兆松的两足，在曲艺界颇负盛名。德才于一九〇三年生于成都东华门街，在成都安乐市小学读了两年以后，以家境清贫无法继续，遂跟随父亲学扬琴，唱生角。子随父学的行话叫“川内师”，“门内师”还是要拜师学三年才满师（毕业），满师时仍须请一次满师宴，向同行“打响”，才能登台演唱。
德才只读了两年书，识字不多，从八岁起就跟随父亲登台演唱。炳福对德才管教极严，在学习中稍不如意即加斥责，有一次还用正扬琴弦的铜锤将德才头部打破流血，引起了母亲与炳福争吵，以致不同意德才再学扬琴了。华德才意志坚定，还是继续努力学习下去。可是到十四岁时倒下了，无法再唱生角，亏他千辛万苦，每日清晨到河边水底，多方洞察，终于明出一付唱厌音的绝妙歌喉。因而改唱旦角，戏名一唱，优逸典雅，一唱惊人。广大扬琴爱好者赞不绝口，从此声名日隆。名流刘家波曾赠以“清雅应在京川上，德才分乎绝响前”的对联。他在成都沟头去协记茶馆、正带桥陆封茶楼献艺颇久，办宫应派庆之邀，在山城的章华舞台演唱。
在抗日战争前，德才即已成为曲艺界。一九三五年，应上海胜利公司之邀到沪，灌制唱片。十八张。他负盛名之《醉酒》、《抢伞》、《祭词》、《祭辞》、《活捉三郎》、《秋江》及曲牌《将军令》等，均在这时灌成唱片，行销全国及东南亚一带国
家。他在上海住了三个月，并在上海“小广寒”唱演博得听众，的高度赞扬。灌片自制成都，连签名议日，遇京剧名艺人程演秋，想对他曼妙的演唱，大加称赞；梅兰芳亦致贺赞。
扬琴的演唱，不象其他剧种，在通白唱腔之外，还可借助于化妆和手法、步骤等身段来表情。扬琴则仅靠唱腔艺术以感人，即演唱扬琴是“坐地传情”，曲中人物的喜怒爱憎，一颦一笑，都全以声音来表达，难度是比较大的。其次扬琴演唱者，必须自奏乐器一钟，没有单独坐唱的。李德才善于击扬琴，自击自唱，唱击谱美，韵味无穷。其高亢处，美妙的歌声，仿佛要随风入云；低回宛转之际，一缕袅娜余音似欲徐徐而入地。其音色之美，表情之真，以及打击之熟练，堪称击唱双绝的一代扬琴高手。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德才曾参加赴朝慰问团，身临前线，为抗敌战士演唱。后来在中央及西南广播电台播音。一九五八年到北京参加全国曲艺会演时，在长安剧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一九五九年秋天，刘伯承元帅来成都，想听乡音，他曾同刘松柏、易德全为刘帅演唱《船会》、《三击掌》，并单独为刘帅演奏一曲雄壮激越的《将军令》。一九七九年新春，曾一度在总府街棋园演唱，玉润珠圆，歌声甜润，仍不减当年。
几年前，德才被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曲协四川分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政协委员和四川省聋哑人协会委员。德才晚年在成都东城根街寓所静养，右目白内障失明，身体衰弱，极少外出。居室简陋，壁间悬名人书画数幅，一张与他终身为侣的扬琴置于西窗案上。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六，德才以心脏病突发，救治不及，离开人间，享年七十八。他的弟子刘时燕、徐述君等，正锲而不舍地继承师业。在党的培养下，四川扬琴这株奇葩，必将郁郁葱葱，开得更美。
(一九八二年九月写)
金堂巨匪赖金廷
金堂县政协文史资料组整理
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四川尤甚，兵祸连绵二十余年，大小战役竟达四百余次。因而各地匪患日益严重，以金堂县最为猖獗。先后有赖金廷、赖合山、蒋炳南、解伯衡、黄子昭、苏传文等，都是拖棚伸队，称霸一方的股匪。其中以赖金廷势力最大，不唯打家劫舍，剪径绑票，甚至截击溃军，洗劫场镇。搞得金堂及邻县一带暗无天日，民不聊生，商旅裹脚，各受道通遭变得路断人稀。致使金堂县也被污蔑为匪县，把金堂人叫做“金堂帮”（意即匪徒）。在那些日子里，金堂人外出打店，旅馆不敢留宿，路途与人交往，别人也要尽快回避，惟恐招来祸事。足见赖金廷一伙作恶之多，为祸之烈，造成何等恶劣影响。现就已收集有关这批匪徒的罪恶材料，整理出来，以供参考。
一、赖金廷是怎样成为绿林巨匪的
赖金廷字国英，一八七七年出生于金堂红瓦店四方碑双融子赖家老院子（现清白江上新公社四方大队二队）。父赖开模（人称赖驼子）养有赖金廷、赖合山等子女共八人。赖金廷小时候读过两年书。父死后，随母、弟迁居康家渡（现祥福公社）长坟地佃田为生。但赖好逃恶污，不安心务农，跟随三哥赖熙（土匪）操袍哥。后来又跟他的叔父赖开太（匪首）放这作，暗中参加枪劫。不久，又投靠叔伯姐大志洪（匪首），从此公开行劫。由于赖胆大妄为，为缉捕所诬，与郑所谊，被捉为管押。
拔枪十多枚给赖，成为分棚舵把子。此后，赖金廷抢劫拉肥，愈益射狂，很快发展为拥有人枪近二百的大股匪。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为了互争雄长，抢夺地盘，都采用招匪成军的手段，扩充武人。一九二二年，川军刘斌师长派人招安彭执其，彭讨价过高未达成协议。同年军阀杨森部第六混成旅旅长乔仲权对彭招安成功，委彭当了第一团团长，赖金廷、赵华山、康绍文等分别当了营长。赖背中小匪首何锡珍、何子丰、赖昆等分别任连长，部队住扎广汉。赖金廷被招安后，怕把自己的太钱卖掉，背地将好的枪支悉数埋藏在康家渡老巢，拿赖的话说叫留条后路。赖上任七、八个月，匪性难改，认为受部队纪律约束，钱不够花，眷恋抢劫生涯，乃是请将营长职务交侄儿赖绍尧继任，保住人枪，自己回老家拖棚子，重操旧业。在抢劫裹肋中，逐步扩展实力，抢劫范围也遍及毗河、中河、北河南北地区。
当时，赖匪的各分粮经常剪径之处有：左成都的倒牌坊，去唐家寺的蔡家庙，去新都的桂登铺，去中江的风洞子、老牛坡，去德阳的龙爪溪，去广汉的花牌坊，去简阳的云秀、新观音，去淮口的三王庙、滴水岩等地。拦路抢劫时，起初仅限于银子及行商货物，后来不分对象，只要身上有几吊钱的过路行人都要遭殃，甚至连读书的学生也不能幸免。
赖金廷利用四川军阀连年内战，无暇顾及各自防区的治安时，大肆购买枪械，收罗走卒，特别是他先后在新都桂登铺、倒碑坊、高塘桥等处多次寻找机会，截击各军阀的溃散官兵，收缴了各种枪支四百多，尝到了甜头，于是贪得无厌，遇上败军，就想吃掉。一次，他和匪众在广汉连山附近，见某部军队从前方溃退下来，他即率领匪徒拦腰截断，想吃掉这支部队的枪支。岂知这部队还有一定的战斗力，一接上火，军队就摆开阵势应战，打了一个上午，赖匪非但没有得逞，且陷于重围。他以为自己无生还希望，抱枪也丢了，绝望的叹道：“我死了算了！”他的贴心运作赖淑芬正将枪检起来给他打气说，“哪有这样就算了？拼死也
要打下去！”这样，赖金廷才勉强坚持到下午，侯各路来援救他的雁徒赶到，才将这支军队击溃，赖匪还分得许多支枪。至此赖金廷已有千枪三百余支，步枪上千支，分得十几个了。
往后，他又与新都、新场的围厂兵军、打德洲，金堂大小寺的土匪余解山，镇子场道围的袍哥大爷刘惠安等连成“三”，又和金堂龙王场、红瓦店、云绣乡的匪首罗春山认作老康，还结为干豪家，继而又与川西、川北、川南三十余县大小匪首联盟结拜、互通声息，互相支援。从此，赖匪的声势越来越大，就连金堂驻防的旅长杨秀春也怕三分，不得不对他笼络。当时，杨秀春旅的团长许达权就与赖金廷结拜为兄弟，真是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因此，赖金廷一伙，在几年内终于成了啸聚金堂地区，滋扰川西一带的巨大匪帮。
二、赖匪帮残害人民的暴行
赖金廷一伙匪徒抢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手段极其残忍歹毒，现略举一些事实：
1. 拉肥绑票，劫案银钱。袍哥的木话，绑架大人叫“拉肥猪”，绑架小人叫“抱瓮子”。一次在廖家场（现太平公社）红梁子将李景堂、李翠陵等四人绑走，家中细软抢光，关了四十二天，勒索大洋一千四百元。至于“抱瓮子”，往往索价更高。付不起钱的人家，就只有忍痛不去赎取。如赖金廷的养子赖登成，人称“肥猪儿”，就是无人赎取的童子，赖见其聪明，留下收养的。
关押肥猪的地方，设在康家渡附近的黄家院子、瓦庙子、下河心等处，有专人管理，戒备森严。被诱人家若不如数付款，决不放回，直至关押到死，死了领户也要赒钱。往后，因赖卖力的扩大，拉肥范围竟达到川西、川北、川南一带，主要由外地土匪搭线，对这些远方“肥猪”一般都要几千元大洋的赎买价。
2、洗劫场镇。赖匪一伙对拦路抢劫，打家劫舍仍不满意，
还先后在云绣、三水关、尉家寺、新店子、石板滩、龙潭寺、赵家渡等场镇以及成都牛市口等处洗劫。甚至还在图洗劫广汉、新都等县城。一九二二年二月，县里，赖在赵镇洗劫了张家铜缎铺。当晚十点左右，店主陈云山出门不久，店员钟庭三朝关上门，首先赶到的几个匪徒一足踢开大门，乘势在钟头上砍了一刀，钟立即昏厥倒地，被两个匪徒拖出门外，扔在坝子里（后经陈言三医好，不久病死）。其他数十名匪徒蜂拥而入，把所有店内财物抢劫一空，店家铺子就此关闭多年。另一次，赖匪洗劫云绣场时，正值逢场天，匪徒乔装卒队，企图武装，张党正正开进场内，公然在茶馆内插上军旗。等到登场时，一声令下，宣布戒严，于是众匪徒逢人便搜，见货就抢，连红灯烟馆内烟斗中挖出的烟灰都抢走了。
3. 杀人放火。赖匪常在抢劫中，只要遇到阻击，他为了报复泄愤，动辄杀人放火，但倒棚的往往是当地百姓。一次，赖匪在西河场绑票与团防遭遇，受到阻击，赖就一连烧了几个院子。一九二五年，赖匪手下的头目徐宗顺（绰号徐瓜娃）杀人洗劫赵镇。入夜前，先派人到城隍庙杨家茶铺放火，制造混乱，以便趁机抢劫。因被“门户练”发觉未逞，心怀不满。半夜，徐又率匪徒前往，路经冯家相子园，正遇“门户练”一班队丁围梁打牌，乃乘其不备，将队丁全部击毙，只一人装死逃脱。不料，徐匪等刚从清平街进场时又碰上“门户练”未能进入。盛怒之下，大喊：“拿红来”！立即放火烧了寇、范两家民房。后又转到篦子市，把谭家院子和篦子市民房点燃。顿时，烟雾弥漫，火光冲天，篦子市一带房屋一窝变为灰烬，损失惨重。第二天，驻军派兵去老牛坡追剿，匪徒尚未离去，打死了一些，才被驱散。同时，赵镇团防和姚渡保安团又合击了云绣场赖匪部的一股匪徒。赖因此大发雷霆，立即派人去烧了赵镇所辖的菜坝。一过麻石桥，就“放大营”，见房子就烧，一个好端端的场镇，就此成了一堆堆瓦砾。
新都县团总夏德山，在赖田六境抢劫时，几次进行阻击。赖为了大报仇，竟到象熊公打点“冬天命打档”的旗号，浩浩荡荡来到新都复德山老家操牛岩，还杀了复德山兄弟俩，烧了夏家所有的房舍，并把夏家附近群众抢劫一空，连鸡、鸭、鹅、兔等家禽家畜一并抢走。甚至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胁迫康家渡农民用鸡公车把抢来的粮食、财物运回匪巢。车队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其猖狂程度，竟至于此。
三、“清乡”军残民、“招安”匪当官
一九二五年，杨秀春旅驻防金堂时，为显示自己的力量，扫除防区障碍，就准备对赖金廷的老巢进行清剿。清剿前，为制造舆论，还编出歌谣：“三岁孩童，七岁匪，八十老翁坐地分肥。”把整个康家渡说得没有一个人好。不久，便打起了清乡保民的招牌，沿着康家渡的大路，分兵进剿。狡猾的赖金廷则利用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避实击虚，与之周旋。在混战中，赖金廷有时还吃掉部份队伍的枪支，然后又分散逃跑。军队吃了亏，无处泄愤，也同赖匪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凡有可疑的人就躲。有一次在清乡时，把二个被他们怀疑的对象（实系农民）抓去戴高帽子，吊鸣几浮水，脚上挂石头。乡里群众出面说情都不行，结果三个人眼睛吊瞎。又一次，王营长带队清乡，借口扫清视界，竟下令砍光竹笼树林，更有甚者，竟过门借口不让土匪进斗脚，丧心病狂地实行残酷的“三完四光政资”（即：树子砍完，竹子砍完，缸缸罐罐打完；大小猪杀完，鸡、鸭、鹅、兔吃光，蔬菜拉光，院子烧光）。遭殃受害的个是康家渡一带的群众，所以，老百姓一听说部队要清乡，就吓得背井离乡，逃进一空。“清乡”的办法，非但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反而产生有利。
杨秀春的清剿政策失败后，乃决定招安、收编土匪和以照治匪的方针。一九二六年，杨秀春奉命他的团长许“权做金堂县县长。在许上任后，遂派营长陈洪宾与赖金廷、李山商谈成立“联合
团”维持治安，条件是不在辖区内抢劫。“联合团”的给养，由地方附加田赋来负担。赖、罗一伙，认为有利可图，于是积极筹备，协助划分防区。最后决定：城街、绣水、姚渡、玉虹、清江等平坝地区划为一个辖区，山联合团团长张执中（未负实责）、副团长赖金廷直接管辖。龙王、日新、云绣、福洪等乡丘陵地区，由罗春山管辖，罗任大队长，归赖指挥。两辖区赋税，各收各用。许为了进一步施展笼络手段，又与赖结拜弟兄。一伙打家劫舍、茶毒生灵的匪徒，一跃而为官府的座上客、“保卫桑梓”的民团了。这是赖金廷势力的极盛时期，他能调动的人枪约七千多，经常在身边的地有二千多人，马十多匹。赖金廷有了权势后，在其管辖区内，封官设职委派胞弟赖合山为手枪大队长。亲信赖昆山、赖淑芬各为大队长、马检队长，而且堂而皇之地办起了兵工厂，设定了监狱，修建了阅兵台，“俨然象一个割据一地的军阀。赖还委官收税，税名税额随心所欲。除田赋附加税外，尚有什么保商税、耕牛过境税、商船税等名目繁多。有的税预征到一九七三年，真是骇人听闻。为了整饬“联合团”部队军容，匪徒也仿照部队装备，头戴白边军帽，身穿绿色军服，腰系弹袋，左腕右盔。赖金廷踌躇满志，择吉于八月初一到“联合团”走马上任。以赖国英名义发布公告：禁止在辖区内抢劫，违背格杀勿论！竞也杀了几个闯进他辖区抢劫的小匪。们赖合山等仍暗地在外抢劫拉肥，他就睁只眼，闭只眼，座地分赃。加上在辖区内横行暴敛得来的钱财，买田置地，开油房，造新屋。落成之日，杨秀春、许达权等官员以及各路码头袍哥土匪头目等均亲临贺喜，敬送匾额。赖还趁机做大办，大摆筵宴，开流水席，叫自己的班子唱戏，一连闹好几天。
四、亲家杀亲家，“联盟”变冤家
金堂县巨岭乡春山，成立“联防团”时，有赖手下的大队长，独霸云绣、红瓦店等丘陵地区。此人性情残暴，二十岁时就
伙同土匪休驻天杀死曾瓜瓜（七匪）得枪两支。好在惯匪林二兴、林三兴等支下到新店子抢场，又得枪十多名，实力渐大。一九二二年伪军团长刘利生在混战中阵亡，他趁机截部部队，抢枪数十支，并裹胁一批收兵入伙。稍后，川军齐仰权旅的招安连连长严茂生又率队加入，云绣土匪头子庄子才也投靠了他。从此，罗的声势更大，成了仅次于赖金廷的第号匪首。
过去，赖金廷与罗春山因争一散兵的新式手枪，被罗抢先夺到手，赖对罗颇有怨气。后经赖的叔祖父赖得斋及叔父赖开太疏通和好。一九二七年，两人合伙去成都抢劫大面铺后，加深了感情，结成了生死与共的老庚。继后，赖金廷侄儿（赖台山之子）又拜罗为干爹，进而结为干亲家。但不久，赖金廷的二水舵把子何锡珍的兄弟伙罗老九在罗春山管辖区抢劫，被罗所杀，何由此怀恨在心，经常在赖面前挑拨罗是非，赖开始对罗有些不满。一九二八年，严茂生（罗春山的亲信）率匪徒冒充军队去成都外东抢劫时，慌乱中遗失物证，经查明系金堂赖金廷的“联合团”的东西。成都有关方面疑为赖匪部所为，乃将罪证交驻军杨秀春查处，杨嘱咐送权转告，并有意对赖说：“上峰原打算委你当清乡司令，看来这个局面，你也难维持了！”赖听后，怒不可遏，认为是罗春山有意陷害他，又使他失去升官机会，乃决计除掉罗。
一九二九年三月，赖金廷掌握罗春山信仰的特点，设计在康家渡悬幢挂榜打“罗天大旗”，请罗申文上表，表示对罗的尊敬。罗很高兴，乃亲率庄子才、严茂生等心腹匪伴十五人前往赴会。罗春山骑马，行至河边上船时，马嘶叫不已，严茂生认为是凶兆，劝罗不去，罗不听，执意要去，庄、严二人则返。遂由林二兴带领其余匪伴行。到达康家渡后，赖金廷假意掩饰接待，赖的二水舵把子何锡珍，与罗素来很熟，暗罗烧大船，罗的返伴也各有赖的兄弟伙陪伴，实则监视。当晚二更后，何锡珍与罗开玩笑，乘其不备，连发三枪，未击中要害，又抢三天非里，把余下七发子弹全部倾泻在罗身上，结果了他的性命。
罗春山的遇任在外吃紧，忽听炉声，知道有变，忙叫：“何事？啥事？”赖手下的司了手立刻站起来握住堂子吼声：“不准动，把枪缴了！枪是罗大爷的，缴了还是要退给罗大爷的。”罗的还作在头将下无法反抗，只好把枪缴了。当时这两个岁的遇任在奇戏，一见情况不对头，就气急败坏地溜跑了。
严茂生、庄子才折返后，回到了红瓦店，一听到选问的匪徒报告，知道凶多吉少，怕赖金廷前往袭击，连夜将兄弟伏撤往龙王庙暂避。
罗春山死后，何子丰等把他的尸体从后门拖放在市场坝。这时，赖金廷走来，潸然泪下，亲手给罗烧了一堆“倒头纸”，并分咐兄弟伙用被子裹尸，派人看守。赖对众人宣称说，这是军队的计划，自己也迫不得已。第二天他又派赖合山、赖昆山等十余人，随带抬盒二个，装潢金银斗壳、香蜡钱纸、猪头三牲等祭品，护送罗的尸体回到罗家。
赖金廷狡诈多端，这种假意标榜袍哥义气的作法，果然收到一时的效验。罗春山的老婆非但没有计较，且以礼相待，请赖合山等进屋入坐。庄子才暗中怂恿罗大娘把人扣起来，也遭拒绝。她说：罗大爷不死已经死了，今天是拜把兄弟前来烧纸，不能捐一点粗皮，否则你们罢负责。要报仇，等罗大爷安葬之后，由你们去做。”庄子才只好顺从。
赖金廷打死罗春山的消息传开后，康家渡街上人心惶惶，异常惊恐，米贺拜“罗天大熊”的袍哥土匪头目怕事态扩大，一个个相继溜走了，一场热闹非常的“盛会”，就此倒稽收坛。
罗春山死后，手下兄弟伙虽然有老贼气，但离亡将在，力量未损。庄、严二匪旋扶植罗的幼弟罗绍光继兄稳舵，他二人掌握实权，发誓要为罗报仇。赖金廷作贼心虚也感到这一着，自恃实力比庄、严两人强大，加之受许达权的怂恿，决定一不做，二不休，遂与许相约互相配合，以武力吃掉庄、严的实力。是年四月下旬，赖集中个部力旺，外调集一区民团，兵分几路头龙王场攻打庄、
严、三郎部。许是松部也属名存实为，名流、河清河、秦山岛、海龙是陆海流。民有的战斗力量，曾在外面扎堆了。这天，正是安部罗春山的生日，刚一“发引”（引：把棺材抬出大门之意），同匪徒报警，住了才跪在罗棺材前求保命说：“罗大爷，你要有灵，应悬案啊！不然我们就糟了！”说完，立即集合兄弟伙去了。罗家还早只剩下厨师及罗的舅舅邓银山两人。这时，赖金廷手下将军刘华春带领一部分人迁延到罗家门门，气势汹汹地问道：人到那里去了？邓银山答：不知道。刘为了显示威风，指守罗棺材打了三枪。这事传到庄、严二匪的兄弟伙耳里，更激起了满腔仇恨。庄子才穿着罗的灵牌子，头上顶着钱纸，其余的人也脱光上身，一心与赖决一死战。于是兵分两路，向已到达车塔寺的赖合山部拼死命进攻。袁兵必胜，以一当十，锐不可当，一战作气把赖打破。赖金廷也稳不住阵足，节节溃退。许达权部队本来悬停装支持，见赖败逃，就一枪不放，从泰山庙撤向姚渡，于是赖氏见总的阵卒，即全线崩溃。
这次战斗失利，赖金廷一伙认为关键是谁达权有意不予配合支持所造成，是上了诈的当，又意识到许所以见死不救，是有意坐山观虎斗，使他们互相残杀，借以削弱两方的力量，于是赖对许怀恨在心。
庄、严二匪虽然取得胜利，但自暴实力不如赖金廷大，最终斗不过他，不如回避一时。于是，庄子才避往新繁，严茂生逃走大邑，这场两大土匪势力的拼搏，才暂告停息。
这段时间，赖金廷不仅杀了罗春山，还杀了与他结过盟的英军，从此“山坝”分裂，家家成了冤家。
五、偿民意缓靖防区，邓军长四旅围剿
一九一四年，四川等省刘湘主张在自贡召开了一次军阀的分胜会议，分李益称，重新划分防区，混战局面，暂时停止。各处军阀又把注意力转到扩充自己的实力、整训部队和绥靖防区上。
邓锡侯、杨秀春对各地段旧原有调种打算：一、种是招安，可以扩充军队；二、这是利用炮将来维护地方秩序。赖金廷当然也懂得这一套。当时杨秀春旅和二十几岁的真正京师都打算招安赖，但赖自恃实力雄厚，待价而沽，犹豫观望。杨廷防城相与赖接近，接触多，磨擦也多。赖对杨旅、许国颇有戒心，不愿接受他们的招安。而黄正贵又驻防德阳，相去太远，赖又舍不得离开老窝。杨对赖招安不成，乃援用第二种打算，以袍哥维持治安，利用赖的声势，将金堂长寿山、万年山、飞龙山的袍哥拉拢，成立“三山”总社，名为“忠义公”，由该部团长许达权坐堂，赖金廷稳舵。
一次，赖金廷传堂“忠义公”通山大会，城厢遍街都是赖的兄弟伙，到处鸣枪，飞扬跋扈，肆无忌惮。杨秀春叫赖制止，赖不仅不听，反而冲箭杨说：“袍哥不须枪炮，难道要剪刀？”杨听后极为不满，认为赖气焰嚣张，非但不能利用，也无法控制。时川西几县士绅正以不堪匪患滋扰，联名向邓军长请愿，呼吁对赖采取措施。并指出成立“联合团”的作法，实为“戕林养虎”，邓考虑到“不能用则杀之”的条件已经成熟，乃决定“顺应民情”，以四旗兵力对赖匪进行彻底清剿。当时，四个旅的兵力部署情况如下：
第五混成旅谢德基部扼守镇子场，第十七混成旅李树驿部控制新繁班竹园一带；第一混成旅杨秀春部及第二混成旅陈静珊部担任主攻，将赖金廷包围于毗河地区。这时赖察觉自己已被围困，打算藏枪外逃，但赖合山力主应战。最后，赖金廷也下定决心，说：“球啊！就打打”。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杨秀春旅所属许达权团率师出城附南门，经绣川桥到达姚渡，杨秀春率主力经陈家巷、瘟祖庙到达青龙桥一带，布下包围圈。杨旅的叶政营早驻龙王庙；陈静珊旅所属陈煜生团到达新都新场张家庵一带；陶凯团由广汉经二水到达狮子桥，完成第二道包围部署。但赖金廷一伙也相应安排了一、个内线作战方案，经川军部队尚志完成部署，提前主动进攻突围。当夜，赖合山率领赖淑芬、刘春
华、谢大冲等，言余国征，由姚不存客发了兵上等官即改营驻地。首先点绩营房，然是集中火力猛冲猛打。叶管军兵从迎晖中惊起，仓惶应战，措手不及，损失惨惨。汤宏，营长叶政、连长张桂林二人相继阵亡，仓惶溃退。次日上午九时，大部队始向赖厢全线进攻。赖军主力首先向杨芳春部反击，杨不能抵抗，节节败退。从官归坝、五间房、盘祖庙一直后撤，午时退至城厢郊外陈家庵。在退却时，旅长杨秀帮险被击毙，逃入县城不敢出来。赖匪不失时机地将主力转向新场陈姓生团进攻，其双府子、战，陈团一触即溃，直退至新部城郊福禄寺才稳住阵脚。这时，陈静珊旅的陶凯团从狮子山推进到登山头，听说杨、陈两线失利，亦不敢前进，撤回广汉。包围歼灭赖金廷匪部于毗河地区的原计划遂告失败。
赖金廷匪部击败邓锡侯部的围剿后，乘胜于当夜突围，倾巢投奔德阳、罗江一带驻防的黄正贵师。路经高培桥、关帝庙到大小寺，然后与余跃山匪部汇合，再经登山头，穿过清江，过北河板桥，拂晓抵达官仓。在官仓遭到驻军及团防阻击，激战两小时后，继续向德阳方向逃窜。
杨秀春的许达权部，于三月二十七日会同陈煜生团，进驻康家渡赖匪老巢，搜索残匪，把赖金廷的油房、碾子、院子（还有其他的院子）放火一烧而光。杨、陈二旅主力仍向赖匪跟踪追击，新繁李树骅旅亦挥戈向北袭击。
就在赖匪逃窜时，邓锡侯下令所属川西各路驻军阻截，并通报各友军，特别是二十九军协助围剿。二十九军第五师长黄正贵虽过去与赖金廷交往甚密，众所周知。但此时，不敢冒此风险，去收容掩护，也只好反险不认。下令宣布戒严，并作阻击姿态，于是赖匪就走投无路了。
六、燃龟滩赖匪毙命，杨秀春刀刺良民
赖金廷抵达连山八角井时，获悉德阳方面黄正贵师情况，知该
大势已失，欲攻遂残吴，又听说该地驻军也由汤阳击。疏决定经由丝瓜架、大瓜坪、红门场前往北川。邓、杨分析敌情后，也料定赖匪必往北川一带落草，遂通令沿线驻军阻截，并在必经之道红片场部署兵力，严阵以待。赖阻抵达红白场前，派手下人曾晓山前往办交涉。曾骑马力随带一人刚过铁索桥即被守军击毙。随之各地埋伏的部队枪声齐鸣，向赖匪射击。由于军队据守险要，火力又猛，赖匪一伙伤亡甚大，慌忙后撤，拟绕道距红白场约十里的桥头通过。殊知杨秀春早派钱笑喜连先期赶到，进行封锁。当赖的匪众进入射程，立即遭到火力阻击，无法通过，再次受挫。此时，赖匪前无进路，后有追兵，左濒高山陡壁，右临深涧急水。匪众大乱，妄图涉水越涧逃命者淹死不少，意欲翻山越岭躲藏的，又遭击毙。赖匪亲信欧中兴亦中弹负伤，匪众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四处逃窜，赖经营多年的土匪部队就此土崩瓦解。赖本人穿越山林逃奔与赖合山失散，待战斗结束，身边只有七八个人，躲在荆棘丛中不敢露面，几天后，才从山沟偷偷跑出来，拂晓时，行至绵竹县北三十里拱星乡、烧龟滩处，饥饿难忍，几个匪徒正挤在一起吃汤元，突闻碉堡内团丁呼问：“干啥的？”匪徒吊儿郎当地回答：“做人的。”言毕，只听一声枪响，子弹正击中赖匪太阳穴，这个恶贯满盈危害人民几十年的巨匪立即毙命。
邓锡侯、杨秀春获悉赖匪被击毙后，立即电令所属部队将赖尸体拍照，并抬回金堂示众。金堂和邻县人民笑不拍手称快。红白场逃散的溃匪，纷纷向德阳黄正贵师投奔。黄开始有顾虑，不敢收留。赖合山一再向黄求情，才决定收容骨干数十人，其余统统缴械作为俘虏，换上军装，集中待命。邓、杨知情况后，移文索人，黄不得已，乃变换手法，宣布：愿回金堂者报名，不愿回家的留下当兵。当即有八十九人自愿回家，内中只有四名是康家遗愿匪。其他的多是在赖匪逃窜时被裹胁前往的团丁或强拉去当脚夫的贫苦农民。当杨秀春派兵来时，黄便将这批人交出，押回金堂后，杨不问青红皂白，于农历四月二十八、九两天，分批在金堂（城厢镇）
西门外、南门外大跨处决，这让人在押赴刑场途中，半天间地，喊冤枉，他苦父母痛不欲生。一场劫劫化为几心绝望了。等、杨犹未已，仍残匪沿同康家渡何机东山再起，旋令团长陈相楷督办辞后。陈为“教育”乡民，制定“教令”六十多条，强令背诵，不会者责手掌三个。同时，又训练所谓挨门丁，实行联防。陈以十措施外，一九三一年，杨秀春还悍然下令折毁百年历史的康家渡场镇，将材料运往城厢外北八华里处，修建新镇大同村，以图绝灭祸根，可怜康家渡居民只得扶老携幼，到处投亲靠友，无依靠的只有在附近搭棚子居住。老百姓编有一首歌谣，描述了这场浩劫：“照如梳，团如瓮，官兵犹如刀子刺”，流传许久。直到四年后的一九三五年，才又重建康家渡，更名为祥福乡。
七、庄、严两重在葫芦溪、大邑覆灭
在新繁、大邑避祸的庄子才，严茂生得知赖金廷倾巢逃离康家渡后，于农历五月间收罗残匪返回老巢龙王场，一时间党扩展到五、六百人。加上赖中海、陈海如、何昆等分棚合伙共约千人左右，继赖之后，在金堂及毗邻县区为害。杨秀春以过去清朝无多大收获，沿用老法招安，委庄匪为保卫大队长，允共收税作为纷杂。一九三三年，四川军阀毗河之战，杨又委庄为游击大队长率部袭扰刘文辉驻姚渡的部队。在杨、庄合击下，逼刘部节节败退，撤出金堂，退守成都。当庄子才到达成都北门襄箕时，杨秀春不让庄进城，令其返回金堂，庄没有挽到油水，认为两次委任绝受利用，决心另找靠山。遂于当年八月初，通过田泽孚与二十九军归顺完部的旅长兼警备司令陈宗进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招安，陈派一营兵力来兴隆场老牛坡接收。庄子才于八月十日率其匪部经中江、射洪到南充，整编为警司护卫连，庄被委任为司令部中校副官。其约庄高禄被委任连长。
一九三二年，双流县巨匪李安邦的一伙，在东路抢劫汽车后，乘龙王场避祸。庄子才看上述伙人携带的新式罗汉平枪很眼红，
半夜，背着严茂生将这伙人全部捆绑，枪戈收缴。次日，将人送赵镇驻军黄石英团，被悉数大劈。李安邦在双流闻讯，极为忿怒，大骂庄是吃茶米饭的野种，“打坐笼”（庄子才过去在双流跑滩时受过李的接待。现对李匪的兄弟伙不以礼待，反加杀害，袍哥术语叫“打坐笼”）。于是四处“拿上时”、“走字学”。听说庄子才已去南充，打算要回金堂阿罗残匪，即通知当地袍哥和驻三台的三路司令何瞻如部袁继先营长（新都人），趁庄正月路过时加以诛灭。袁与李关系密切，答应相助。送派连长王楷率队伍在庄必经之路的葫芦溪等待，终将庄子才等几人全部打死在葫芦溪的江边。
严茂生因庄子才背着他吞噬李安邦爪牙的枪支，又将这批人送驻军处死一事，深为不满。认为“打坐笼”乃不仁不义之举，不愿再与共事。但客居中又不好离开，待庄被招安去南充时，正好分道扬镳，于是率自己的人去大邑落草。岂料行至大邑山区，遭当地驻军阻击，伤亡极大，严本人亦中弹身亡，余则四处逃窜，严匪一帮就此散伙。留在金堂的罗绍光，继续为匪抢劫，在杨秀春的进剿中，负伤逃往新都班竹园治疗，闭庄才子的死讯，乃一气而亡。至此，罗春山一伙的各路匪徒全部复灭。至于赖金廷外逃被歼后，金堂附近先后又有祥福的邓昌辉，洪渡的陈茂文、钟焕章，云秀的钟次祯等股匪为害，其规模不及赖金廷、罗春山，直至解放方才平息。所以金堂人民，从辛亥革命后直至川西解放为止，卅余年都是在军阀混战与匪患中过日子。
八、杀许达权弟报兄仇，镇压赖合山群众称快
自赖金廷在烧色滩毙命之后，其弟赖合山念念不忘为其兄报仇，扬言要将烧色滩割地三尺。待先后两次率领匪徒残酷洗劫烧色滩场镇，逼得商店关门，居民逃散。不得已由当地袍哥拜托什邡县舵把子马伯华居间调停，答应由红白场每年祭祀，事情才算平息下来。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逼使群众为十匪头子修建祠堂，真
乃回赠将军。此词在：一九五一年我具民工大风文使解放军平叛路过年时，才毁障砸砸。（该词房舍已改为推拉机站）
一九三三年，王明军刘文辉、邓锡侯等军阀叫之故地开，赖合山认为有机可乘，纠集即征百余名，席卷声势，号称千人，返回金堂。途经冯家寺，故杨秀春所居有黄团第七道粮店，赖奋力迎战，使黄部受创，伤亡三十余人。赖旋返陈家渡老巢后，第二天即封存粮仓，并四处抢劫，有军城边，虽军不敢应战，闭城自守。杨秀春在成都闻讯，赶赴金堂开军紧急军会议，决定以五个连兵力进剿。赖合山惧施救伐，派符刘华春率匪徒夜袭杨部的高楼寺驻地未迟，刘被击毙。赖见势不好，遂于当夜经红风店再次逃往德阳。痛定思痛，他检讨过去失败原因，认为是上了诈达权之当。因诈先与赖金廷结为兄弟，然后从中离间请匪联盟，怂恿杀害黄家、诱谋罗春山，和结怨斥、严二倔等。最后，遭到邓、田两军的四旅兵力倒弱，乃至红门场全部覆灭，连系起来都是出于诈来的划谋。故发辈与诈不共戴天，决心杀诈以报仇。不久，赖合山手下匪徒探得诈达权已去成都赋闲，即派其亲信李选清密去成都，会同惯匪略开太，四方跟踪。一天，终于在鼓楼洞葛园茶社发现诈在里面喝茶，二匪见茶馆人多不便下手，乃候诈离开茶园，遂尾随至灶村庙街附近偏僻处，同时开枪将诈杀害。李匪于回德阳覆命途中，赖合山早已派人在广汉等候，沿途鞭炮不断，抵德阳后还给李摆宴庆功，并传堂封李为大爷。
毗河之战后，刘文辉军夜退西康，邓锡侯重新整训部队，绥靖防区，杨秀春部重返金堂坐镇。赖合山眼看无东山再起之望，乃托成都警备司令部谋查主任张绍泉（巨匪出身，后任川军团长，驻防德阳、罗江、带，与赖匪颇有交情。一九二五年曾任金堂驻军营长，一九四一年被当时的金堂县长严光熙诱杀）为之活动，当上了善后督办公署情报处北区谋查主任。赖任职后，仍暗中通匪坐地分肥。
一九四〇年，赣合山牌经一厂倒闭，指使兄妈伙抢劫成都警察街金城银行。先是，通过该行中市街西十一军军守军部额重营长李铮金的同乡关系（金家人。经常穿工假衣去赖公馆烧大烟，过往甚密），帮得军装数份，车一箱（该军系四川一军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杨光明派来这军分品的）。上顾养装成军，携带武器乘车开往金城银行。一厂军立即将银行的行警缴械加以禁闭，两个匪徒守在门外，不准任何人进出，威逼全体行员聚在一起，强令管仓库的职员拿出钥匙，打开库门。就这样一枪未发，库内的金条、金元、珠宝等全部被赖匪抢走。
抢劫案发生后，当时任川康绥特公署主任的邓锡侯极为震惊，他深知金城银行的后台，是政学系显要人物。因此，不敢怠慢，饬令警备司令严晓虎必须速退破案！严立派使骑四出，三天后，就在成都附近将这伙匪徒逮捕归案。第四天，就弹劾刑场枪决。赖合山一听到他的兄弟伏被捕，恐怕供出自已，也躲避了好几天。由于结案匆忙，或云兄弟伙讲义气才未将赖牵扯进去，使其得以侥幸漏网了。其亲信爪牙何锡珍、李选清、彭敬亭、段义成、彭盛林、彭仲卿等也先后离开福建阳清四堂从事零星抢劫，未再聚合。
赖合山先在幕后督办公署情报处，后在警备部都担任北区谋查主任。以其本人就是巨匪，关系纵横，虽机关几经变易，仍能保住职位，直至解放。
一九四八年，赖合山派人回金堡串通“三山”袍哥，拥他当上了“忠义公”总舵把子，利用这个资本，他又“炮选”为县参议员。解放前夕，他伙同淮海战役败将、返回金堂的原国民党党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一九四九年任“成都防守副司令”），组织“反共救国军”，自任十九纵队挺进军司令，妄图继续顽抗。但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川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先后起义，成都和平解放，这支“反共救国军”也就土崩瓦解了。残匪虽然先后组织过几次暴乱，都被镇压下去，赖走头无路，余锦
源也被逮捕归案，镇反中分别将二人在场，将水镇用，绵延枝上的匪患，始告绝迹。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供稿）
解放前成都的“人市”
吴剑洲
“人市”这个名词，是万恶的旧社会产物。解放后的青年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当然不知道是回啥事。人，不是商品，怎么会有币呢？
在旧社会里，有买奴仆、买婢妾的事，但最先没有专门的市场。一般达官贵人、豪绅富贵要买卖买婢，都是托一些没有职业的三姑六婆，八方打听，专找家境贫苦而子女较多的人家，乱说瞎编，总把买方说得如何富贵，待人如何厚道，好象只要一进侯门，就能过幸福天堂的生活。有的贫苦人家，儿女众多，实在养活不起，又加上多年来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只要把女儿弄出去，就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使自己的女儿由饥寒得到温饱。作父母的，也明知把女儿卖给别人，为奴作婢，挨打受辱，是所难免，但为了要活下去，也只好忍痛让骨肉分离。同时他们也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女儿会遇着好主人，遇着慈祥的主妇，对下人不刻薄，不打骂。而人贩子为了要使买卖成交，就极力美化、夸耀买主，说得样样都好，只要把卖的人交出去，得到介绍费就行了事，管你死活，与他无关。
一九三〇年前后，成都买卖人口之风，日趋活跃，由分散的东编西编活动，逐步发展为在茶馆里交易。起初是在大红土地庙街的漫街茶社活动，很快就发展到后子门、御河边街的茶馆，继续蔓延到盐垣庙街和岳府街等处。以后再由茶馆而聚集在街上，形成集市。初期很少是买卖人的，只是雇雇工，男女都有，每天待雇的劳动者和来请工的人，都聚集在这几条街的集市上，人
们都把这种集市称呼为“人市”。
有了人市，“人贩子”是有资质且能面。三兄弟家的铺面也成了了一张老粮票。供货人的和经营的人相得益彰的体息。随便长统一根，谁大是大两百又小线。以后这些铺面上还设这床铺，专供待雇者寄宿，侯后又添客租楼饮食。床位和饮食都是为来自外地农村的劳动力人面而设，受雇后由主方付食宿费，以后在汇资内扣除。凡是身体健壮，五官端正的人，因为容易受雇，就受到开铺之家的欢迎。至于身体羸弱，面貌丑恶的人，店家根本不准寄住。
“人市”交易，有以下几种：
1. 蝴蝶，一般是临时雇用。春天早晨，一些劳动妇女、堆一堆地聚集在一团，看见雇主来了，都站拢去。主方看中了谁，问一下年龄籍贯，家庭情况，是否指过人等等，被雇的人也要问雇主是做啥子的，家里有几个人大，几个小孩，有些啥活路，房子多大。然后双方再议定工资。
一九三〇年有刘氏少妇，因天灾欠收，父母双亡，寄住后子门人家待雇。虽她五官端好，而衣服破烂，以致久未受雇，食宿欠费很多。还有伪军二十三师军医处长韩朝羽，在成都开办一所私营花柳病医院，满街张贴宣传广告：“韩朝羽、九一四”、“韩朝宗专医花柳、白函”，大内广告与妓馆齐高，小的布满全市厕所。一天韩本人来到后子门人市，要雇用六、七名女佣。他爱选身体健壮，五官端好的人，讲训工资比一般高一倍，但须作九一四针药试验，不得拒绝。韩见刘氏少妇秀丽娇娜，又欠食宿费太多，遂叫人赋予从中帮助，不作雇用，直接奖励。带回医院后，稍加修饰，就显示出她的容态好，韩甚爱之，以其原名太俗，给她改了个比较风雅的台字叫刘晓容，并把地收为爱服。不久有×参谋长经常在该医院出入，有上了刘晓逸风韵秀丽，知道韩由人市买来，要求韩转计给他。韩正欲以此作政治投资，俄然相赠，次腿即写好一份贺联，连同刘晓逸本人，一起送到×参谋长公
馆。契联的上联是：不合则不守，女人何忍惜。
下联是：相爱则相离，归一死所余。
上联是：××等兵 经济志等
下联是： 海海东市市家敬
韩朝宗用金钱把刘晓莲买来糊墙之后，又以她作为礼物转赠权贵，并引“妈居鹊巢”之意，摆为联语，借牙玩笑，与某参谋长拉拽关系，真是无耻已极！“入市”的罪恶也就无须细说了！
2、使女（又叫丫头）。一般是一次买断。卖完使女的人，大多来自农村，都是穷苦的劳动人民。抗战期间，大红土地庙街转拐处，有×部副官沈××的太太绰号沈小脚，是入市上堂为活跃的有名人物，著名的“人贩子”。当时有个王老陕托沈买个“丫头”，她就以二百元大洋买了一个农村少女，缝了几件新衣把这个女子装饰出来后，又出高价请了一架黄色车，先后拉来几个美国兵到她家，将该女蹂躏后，得了美钞几万元，然后再以原价卖给王老陕。后子门一带都知道这个沈小脚会做“生意”，说她确实“能干”。
3、奶妈。这是短期席请，没有买卖，身价较高。但主方选择较严，工资较高，条件极苛。一婴奶妈姿色好，二要体质健壮，三婴没有皮肤病，四婴好清洁，五要性格温柔，六要乳房肥大奶量多。每天“入市”上都有奶妈在街沿上一排排的坐着，主方来了（一般是衣服华丽的少奶奶），先吞一下每个人的长像。寺雇的人各自把上衣解开，亮出乳房，给雇主细看，再把汗衣扯开，让她看皮肤是否清洁，有无疮痍。雇主还要把乳房一捏，油出奶汁，用手掌接着，搓几下，看浓度，然后让奶汁慢慢滴流。如果奶汁太清，滴速不快，就知道此女人正哺乳着自己才丝满周岁的孩子，是属于残奶，就不大中意。如是十几岁的健壮少妇，虽然残奶，只要雇回家来，给点海产炖肉，立刻可使奶量丰盈，也有人雇。如是面黄肌瘦，年近四十左右的妇女，长像又不好，求雇就十分困难。据说奶妈的六个条件和孩子有关，缺
一不可。这些待雇的穷苦女人，大部份是住在：“人贩子”家，拥挤做家务。行姿色而健壮的，易于受雇，“人贩子”留吃留宿，对待也和离婚般，待受雇后，主方代付食宿费。至于介绍发，雇主和奶奶双方都要出钱。受雇后先到主家试用两三月，再定工资。如果孩子已离不开这个奶妈了，奶妈对工资可以争论，主方往往要迁就让步，以免这个奶妈不干走了，孩子啼哭。“人贩子”对质量好的奶妈，总不愿她帮长，随时刁唆她解雇，甚至暗放回奶药物，使奶量锐减，被主方解雇后仍回住原处，以便随时介绍，多得介绍费。一九三九年有×团长太太，满懂“人贩子”这一套，在后子门雇来王奶妈后，严密监视着，不准与人贩接近，到公馆几个月，奶量很旺，但代哺的孩子没有显著的肥胖，有时还发现孩子欠食而啼哭，遂暗中派人跟踪，才发现王奶妈经常在邻居哺乳另一个孩子。经团长太太严加究诘，始知另哺的孩子，是王奶妈才生下来四个月的亲生子，因生活困难，她以饱奶在人市上求雇，让自己的孩子饿着，并付出部分工资掩护在邻居处，每天再偷分一点奶去悄悄哺乳自己的亲生子。此事被团长太太发觉，王奶妈挨了一顿马鞭子，仍然暂时留用。待团长太太又请来另一奶妈，才开除了王奶妈，不付给所欠工资，还说是什么用以赔偿偷勺的奶。王奶妈帮别人喂奶七个月，而自己的孩子主要是由丈夫喂稀饭，已饿成狼形，被解雇回家来，仍赤手空空，分文俱无！
4、买卖。“卖”是解放前阔人的小老婆和姨太太，是在一夫多妻的社会制度下，妇女所处的一种屈辱地位。一般妇女是不愿与人作姿的，因此有些人就在“人市”上来购买女子作姿。一九三八年，川军旅长刘元琮曾派其经理处长朱栋材，率同女佣杨嫂到后子门曾大娘（也是著名的人贩子）家，托其买一名少女。由曾介绍，看中一名姓桂的女子。她同其母由日本军队占据的沦陷区逃难来成者后，生活无着，桂母又染有烟癖，住在人贩子家，办了不少食宿费。于是，桂母遂将其女以二百元代价，卖与
刘家。当时约定终身交约，规定崔女头与头方之后，即与其母断绝关系，不再往来。女到头家，为奴为妾，卖方不得过问。母女分别时，抱头痛哭，十分凄惨！朱标材将崔女带到刘公馆后，刘元琛叫人买了一些衣服将她装饰一下，就派人送到大邑县磨场，交其父作妾。当时崔女年仅十七岁，而刘元琛的父亲则是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头子！
另外还有一些更令人厌恶和痛心的事情，下面略举一例：
一九四四年，有姓余的两母女，遂守县人，因天旱生活无着，听说成都好找活路做，就凑了一点盘费，来到成都，住在三桂街鸡毛店里。两三天后，把少数的盘费吃光了，由主人指引，到大红土地庙街人市上，找沈太太（沈小脚）介绍，要求当佣工。沈见余母体质结实，其女余满香，年仅十六岁，含苞未放，面貌娟好。立即打定了坏主意，满口欢迎这母女在她家住宿，并殷勤接待。
第三天沈小脚就把余母介绍出去帮人。余母临行时，再三感谢沈太太的关怀，并托沈照顾满香。沈拍拍胸膛，负责要使满香能够去当姨太太，并向余母预言，幸福在望。把余母支走后，沈缝了几件新衣服，把满香装饰起来，果然妖冶艳俏，并摄了几张服饰变幻的华贵照片。然后把预约好的天成亭银号许经理请来，与满香见面。许一见就同意娶满香当姨太太，当晚就在沈家成亲，并说侯把家里的话说好，即接满香回家。殊不知抱了几个月，仍说家里大老婆不同意，醋海生波，不敢接满香回去，只继续在沈家鬼混。过了一段时间，许因大老婆监视很严，已不敢来沈家了。先是满香已在许口中知道许为她花钱不少，即向沈太太索取卖身钱。沈说：“钱，全部交你妈了”。满香要求要见妈妈，沈一推再推，最后则说：“人市上请人帮人一天几十桩，我也分不清请人的是啥师长啥公馆，就像米贩了一样，每天都在买米卖米，谁记得买主是谁”。余母本来也曾多次来找过满香，沈把满香站在洋房子两面的华贵照片给沈母一看，硬说是许太太给她留念的。余
母相信女儿果真华贵了，也就放心不回来找。
湖香在说，天天盼望着她妈妈来，又期待许给明志家庭摘伞，接她进门，殊细与无容言。但沈家要向她取食宿费，她拿不出钱。最后沈太太说，许是理由了，怕满香是，劝她算了吧！隔了几天，沈又把满香以一百元大洋卖给梨花街送院长（送风阁）。送的几个老婆听说送买了美姿余满香，就找了一些流氓放话说，娶杀死满香。满香更不敢进公馆，达不时偷来沈太太家附会。
一九四八年，忽然满香的头发在几天内全部脱成秃头，满头是疮，从此红消香断，这也不来了。沉见满香的疮医不好，就把她驱逐出家，她也一直没有找着母亲，最后沦为乞丐。有人说，她头发脱落生疮是这太太找人放一种什么药在食物中，使满香吃了所造成，目的在于断绝这对他的贫恋，有的人又说是这太太买通理发师，在给满香洗头时，放了脱发药的。两说是？难于臆断。
编者注：最后这段事例是齐荫馨同志提供的。
(1983年5月)
| 页数 | 行数 | 误 | 正 | 页数 | 行数 | 误 | 正 |
| 目录 | 7 | 刘湘之兴刘湘兴起和死亡已红略 | 43 | 8 | 大连 | 迁山 | |
| 目录 | 8 | 参议会会议点滴摘 | 44 | 7 | 事情 | 的事情 | |
| 2 | 倒8 | 轰炸体 | 轰炸机 | 46 | 4 | （原熊办四川讲武堂的学生） | （原熊办四川讲武堂的学生） |
| 11 | 16、18 | 方向军 | 方面军 | 49 | 9 | 谔 | 谔 |
| 14 | 附表二 | 田中之一 | 田中久一 | 49 | 9 | 谔 | 谔 |
| 15 | 附表二 | 归绥 | 归绥 | 55 | 4 | 刘湘，参加 | 刘湘参加 |
| 26 | 例一行 | 日冠 | 日残 | 55 | 8 | “二、二” | “三、三” |
| 27 | 一行 | 宜部 | 宜布 | ||||
| 28 | 五行 | 卷土重来 | 卷土重来 | 58 | 19 | 其所谓 | 其所谓 |
| 28 | 九行 | 日冠 | 日寇 | 58 | 未 | 未 | 未 |
| 21 | 十二行 | 移交将集移交，将集 | 行 | 67 | 撰稿人 | 米庆云 | 马振夷 |
| 21 | 十六行 | 日军的责任仍应任仍应继续承担继续承担责任 | 75 | 13 | 来找刘湘 | 来见刘湘 | |
| 21 | 十七行 | 伪军的集中级集中级集中级集中级集中级集中级集中级集中级集中级集中级集中 |
| 页数 | 行数 | 误 | 正 | 页数 | 行数 | 误 | 正 |
| 107 | 15 | 人到外国 | 派人到 | 159 | 7 | 第三小学堂 | 第三小学堂 |
| 113 | 16 | 能独白 | 能独立 | 160 | 11 | 折 | 折 |
| 113 | 20 | 拣肥 | 挑肥 | 160 | 20 | 卅卅 | 卅卅 |
| 115 | 倒7 | 督川 | 督川 | 163 | 1 | 二三 | 二三 |
| 125 | 倒5 | 从而厉之 | 又从而 | 164 | 标题 | 川味正宗 | 川菜正宗 |
| 125 | 倒2 | 可腾病也 | 可胜病也 | 167 | 18 | 红汤面、 | 红汤面、 |
| 126 | 8 | 弓痛尖 | 弓痛尖 | 172 | 22 | 交兰光鉴 | 交绘兰光鉴 |
| 127 | 9 | 近日张 | 近日张 | 174 | 4 | 爱。 | 爱。 |
| 129 | 倒5 | 尝送的 | “尝送” | 175 | 倒2 | 队目 | 队伍 |
| 130 | 8 | 食 | 的谷 | 179 | 9 | （桃园政的） | （桃园政的） |
| 131 | 14 | 厌兵， | 天兵阅农 | 181 | 10 | 益智 | 益智 |
| 131 | 倒5 | 入缙 | 入缙 | 190 | 6 | 紫梦蓝 | 紫梦兰 |
| 132 | 6 | 而后 | 而为 | 190 | 10 | 惠烈东街 | 惠烈东街 |
| 136 | 2 | 驿 | 骊 | 197 | 倒1 | 包厢 | 包厢 |
| 139 | 10 | 自由花” | “自由花” | 203 | 倒4 | 四十铺 | 四十铺 |
| 140 | 倒4 | 工阶 | 工阶 | 204 | 倒8 | 趁倾 | 趁倾 |
| 142 | 2 | 工价低 | 工价高低 | 209 | 倒3 | 表树江 | 表树江 |
| 142 | 3 | 要舌头 | 要舌头 | 210 | 倒5 | 尚未发送 | 尚未发送 |
| 143 | 17 | 自持 | 自持 | 214 | 倒9 | 竞完如何 | 竞完如何 |
| 144 | 7 | 笙炳麟先 | 正逢笙炳 | 215 | 11 | 朱伟勋 | 朱伟勋 |
| 146 | 11 | 生正逢 | 麟先生 | 215 | 19 | 陈功武（张和松） | 陈功武（张和松） |
| 158 | 末行 | 鼠 | 鼠 | 乡长、艳把（艳把子） | 乡长、艳把（艳把子） |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主要目录初选预告
一、记抗日列国的民族英雄川军将领王铭章 ……王少容 谢孝经
二、爱国工商业者赵勋农事略 ……民建四川省委、成都市委 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联 共稿
三、忆爱国知识分子税西恒教授……彭用仪 罗元晖 四、大革命时期的西南号角——《四川日报》……黄子谷 五、回忆川大民协与民盟……赵锡骅
六、忆震惊蓉城的川大“李实有案件”其相与斗争 经过……李实育
七、成都市中学教育界见闻杂记（1934年—1949年） ……屈永权
八、成都市医药卫生事业的回顾……王季槐
九、成都中医情况……苏友农
十、不断创新的华胜群家……罗辉武口述 娄梦弼整理
十一、抗日剧中成都经济检查大队的活动 ……熊倬云 姜梦弼
十二、我在四川省会疏散区警备司令部工作的回忆……奉伯常
十三、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成都救亡运动的回忆……李英
征稿启事
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同志就在全国政协发出倡议说：“戊戌以来是中国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从最落后到最先进都要记载下来。”“使后人知道老祖子。”他号召大家“要把自己所掌握的部分历史遗产贡献出来”，“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全国政协《章程》中也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据此，成都市政协自一九七八年起开展了文史资料工作，现已取得很大成绩，征集到大批具有不同史料价值和参考作用的文史资料，并开始陆续选编出版《成都文史资料选辑》，为研究、编写近现代史和地方史（志）提供素材，为教育群众与后代提供史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与参考资料。这是本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参事室、区县政协和各界人士以及有关单位紧密配合、共同努力和积极支持的结晶。借此，谨表衷心的谢意。
今年九月，全国政协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人民政协是个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文史资料工作在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它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总以后世的重要工作。其特点是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以撰写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史料为主。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在新的形势下，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为此，敬请各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继续大力支持和帮助，为开创我市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而共同奋斗。
我们征集史料的上下限时限范围是：戊戌以来至文化革命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重要史实，特别是成都地区的各项历史资料。希望统战系统所属单位和其它有关部门尽力协助广泛征集和重点抢救这些史料，希望各级政府教委和其他各界人士积极回忆、撰写、提供自己所需整理的史料。
在撰写、整理、编辑文史资料的过程中，都必须遵循周恩来同志生前指出的“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方针原则。作为史料，掺不得半点假。我们要求撰稿人可以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长短，但必须忠于历史，采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不溢实，不贬损。并欢迎广大读者对已经选编出版的史料，认真负责地提出补充、订正和质疑。
对于来稿，我们将根据情况，除去转请有关部门处理者外，凡有史料价值而留存待用或备考的，无论选编发表与否，均适当付酬致谢。编入选辑的稿件，将斟酌修改、删节、进行文字加工，切望谅解。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地址：西城东胜街12号 电话：27587
1983年12月
[ General Information ] 书名=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作者= 页数= 2 0 5 S S 号= 0
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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