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目录
       抗日殉国的民族英雄王铭章将军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组整理（1）
      五四前后的社会活动家王光析……韩立文 毕兴（18）
      爱国知识分子税西恒教授……彭用仪 罗元晖（33）
      爱国工商业者彭助农
      ……民国四川省委员会 民国成都市委员会 民国史料组整理（45）
      反帝爱国女英雄廖观奋
      ……清末四川义和团运动人物之一……邹越涛（52）
      周孝怀自述往事记……乔绍馨（70）
      回忆川大民协与民盟（1944年秋—1946年秋）……赵锡骅（76）
      川大李实育案件的真象与斗争经过……李实育（100）
      成都市中学校教育界见闻杂记（1934—1949年）……屈永叔（118）
      回忆林山映先生……陶先生（132）
      成都慈悲堂的补遗……魏适尊（140）
      解放前成都市医药卫生事业的回顾……王季槐（144）
      成都中医情况……苏友农（152）
      成都名老中医李斯炽先生传略……陈懋婉（164）
       一九四六年川西春旱的平水工作亲历记……熊达成（177） 一九四七年成都地区的洪灾及善后工程述要……熊达成（182） 华胜鞋家……罗辉武口述 姜梦弼整理（185） 三江鞋店……王大光（201） 读者·作者·编者……（209） 第七编主要目录预告……（213） 征稿启事……（214）
      
抗日殉国的民族英雄王铭章将军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组整理
       编者按：本文原系王铭章将军之弟王少容及其表弟谢孝莲两同志供稿，而整理此稿的资料来源主要由胡临聪（前国民党二十二集团军中行奉课长）、张宣武（抗日初期山东省滕县城防司令，王铭章一二师七二七团长。与敌寇血战受伤之亲历者）、崔绍先（一二二师七二七团连长，滕县陷敌后，由北关突围之幸存者）、万培堂（一二二师部中尉军需，亲历战役）、徐诚（一二二师上校参谋）、邱达寿（一二二师军医处长）诸同志回忆提供。其中引用文献、联话、资词、悼词原文等，见当时武汉出版之《新华日报》。惟整理者限于水平，不免挂漏，甚至错讹。为了不失先烈之光辉形象，漏列先烈之名讳与史实，尚希识者不吝提出指正，以资补遗。
       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九三八年春，川军师长王铭章将军在保卫徐州的序幕战——滕县之役，指挥装备敌军的少数守城部队，与装备精锐、兵力强大的敌寇在滕县血战，城既破，又亲率残部与敌人英勇巷战，不幸身中数弹，与最后守城将士全部壮烈殉国，无一被俘。由于将军及所属将士坚守滕县达四天半之久，掩护了我国军队完成鲁南会战的充分准备，因而取得了歼敌板垣、矶谷两师团精兵数万人的台儿庄大捷。将军血战滕县、与城共存亡的丰功伟绩，令人钦佩，将永垂不朽！现特将王铭章将军的生平事迹和他在滕县同日寇血战经过简述如次：
       一、请缓抗战，预立遗瞩
       将军讳铭章，字之钟，生于一八九三年，四川新都县泰兴场人。其先世于清季由江西九江迁川，定居新都。父王文焕，母邱氏。家境清贫，经营小商业为生。双亲早年相继病逝，遗将军兄妹三人，生活艰苦，将军由叔祖父王心田资助，就学于新都县高等小学第一班，一九〇九年毕业，随即考入四川陆军小学第五期。辛亥革命，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各地组织保路同志军，将军激于义愤，参加了保路同志军的反清战斗。一九一二年，四川政府改组陆军小学为“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将军与陆小第四、五两期同学百余人反对改组，（当时北洋军政府执政，规定地方不准设立军官学校，只有保定军校是中央创办的合法军校，所以由陆小改组的“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是不合法的。——编者注），愤然离校赴南京，听清江苏都督程德全转请陆军部准入保定军官学校肄业。正待批复之际，值革命军兴，遂与留守同学赴沪参加上海的革命军，在陈英士总司令指挥下，奋勇进攻上海制造局。沪战失败，回南京参加当地革命军。沪战又失败，乃返回四川入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一九一四年毕业，分发川军第二师刘存厚部任排长。一九一六年护国讨袁军兴，第二师响应护国，参加讨袁，刘部与袁世凯派来四川的军队大战于川南泸（州）纳（溪）一带，在泸州棉花坡作战时，将军奋勇作战负伤，因功升任连长。是年回新都，与乡人周玉华女士结婚。不久，参加刘部与滇军罗佩金部在成都的巷战，追击滇军至仁寿土地坎，又负重伤，几濒于危。后，复转战资、内、渝、沪等地，积功升营长。一九二〇年川军整编时，升任第七师十三旅二十五团团长。一九二二年，川军三、七、二十一等师与熊克武系的一军（但懋辛）、三军（刘成勋）、边防军（赖心辉）作战，将军当时隶属于第七师陈国栋部，由渝率部西上，转战于梓潼、德阳、成都等地，以英勇善战闻名。一九二四年，升任川军第三师二十五旅旅长。一九
       二五年，驻防德阳，师长段荣琛病殁，将军晋升师长，隶属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田颂尧。一九二六年，川西北屯殖军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副军长孙震，将军改任该军第四师师长。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以田颂尧“剿共”不力，撤职查办，并将二十九军改编为四十一军，由副军长孙震升充军长，将军改任该军一二二师师长。
       将军自从军以来，虽多次被卷入四川军阀混战，但当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深入国境，全国救亡运动高涨之际，他的思想却有了根本转变，坚决拥护抗战救国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外”的革命主张。“七·七”事变以后，他率先请缨出川，要求到最前线杀敌报国。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日，他在德阳驻地慷慨誓师，表示一定要用热血报国的具体行动，来赎回他二十年来参与内战危害人民的罪愆。接着，他返回新都，辞别家乡父老，并对家属预立遗嘱。足见将军后来在滕县与敌血战，英勇殉国的壮举，绝非出于临时义愤，实为高度的爱国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意识所驱使。
       二、转战晋省，收复平遥
       将军率部出川参加抗日战争时，他所在的四十一军连同四十五军编为围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为邓锡侯，副总司令为孙震，孙仍兼四十一军军长。一九三七年九月，该集团军奉令开赴西安集中，转赴郑州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宫刘湘指挥。由于当时该两个军为“乙种军”编制，每师只有步兵两旅，每旅步兵两团，装备十分落后，仅有土造七九步枪和少量土造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手榴弹，部分部队还配有大刀。更无任何特种兵（如山炮、野炮、高射炮、战防炮、辎重兵、通信兵等）的编制。因之该军在奉令出发前，曾申请先行换发武器，充实装备，以利作战。蒋介石复电则云：“时机迫切，可先出发，途经西安，准予换发”。该集团军遂于九月五日徒步出川。十月上旬行抵西安后，
       该集团军奉令改隶第二战区阎锡山的战斗序列，归阎指挥，由于蒋介石、阎锡山、蒋炳文（西安行营主任）互相推诿，部队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武器装备的补充。彼时，正值雁门关失守，晋北吃紧，蒋介石又复改令该集团军不待换发武器，兼程驰援晋北。该部当即转赴风陵渡过黄河，向晋北挺进。军次太原，忽闻娘子关告急，又奉命转往晋东驰援娘子关，将军即率全师两旅向晋东急进。十月二十四日，在娘子关西南侧的东回村、西回村间，即与从湖鱼口、马山村西犯之敌第十四师团发生遭遇战，以装备颇劣之川军，对装备稍良之日寇，虽火力十分悬殊，但该师官兵，在将军指挥与优势之敌展开战斗，争夺制高点冲锋肉搏，奋勇异常，战况空前惨烈，敌我伤亡均重。川军不仅装备落后、编制不足，还缺乏野战医疗、救护、运输等后勤组织以致伤亡逾野，无法抢救和掩埋。全师官兵，激于爱国义愤，均能忍受一切痛苦，发扬了与强敌拼搏到底的高度爱国精神。嗣又奉令掩护子关友军侧背，将军率四十一军的一二二、一二四两师，改道向柏井驿急近。娘子关友军因日寇窜至马山村威胁其侧背，乃乘一二二师与敌酣战之际放弃娘子关，向阳泉、寿阳方面撤退。将军奉令率领由柏井驿、平定、上下龙泉等地节节阻击敌寇，始终在正太铁路南侧掩护友军战斗。直到十一月二日，友军放弃寿阳以后，该师又奉令北上增援太原。当先头部队甫抵太原南面之南盘村时，闻太原已经失守，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已向晋西撤退，将军乃率部转赴晋西整顿。
       迄至十二月上旬，该集团军在山西作战与敌周旋已达四十余天，损失惨重，伤亡过半，两个军已没有一个完整的师、团、营，残破不堪。为了继续作战，乃利用间隙时机，在耀石、赵城一带进行编并，每旅两个团并为一个团。至此，每个军实际只有一个师、两个旅，整个集团军此时实际兵力不过两万来人。十二月十二日该集团军行抵晋南洪洞附近，奉令就洪洞、沁阳之韩侯岭布防，并向同蒲路两侧侵袭前进，驱逐敌之少数骑兵部队，收
       复了平遥县城。
       三、徐州危急，驰援晋南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间，华东之敌攻陷我南京后，乘胜由浦口、无湖、杨州分三路渡长江，沿津浦线北上，华北之敌打通沧石公路以后，在沧州沿津浦线南下，企图从津浦线南北两面进攻会师徐州，迅速打通津浦路，贯通南北战场。十二月上旬，日酋矶谷廉介率领其第十师团，以主力由青城、济阳间渡河，以一部袭取胶济线之周村后，分兵北攻潍阳，南攻岘山。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兼复为保全个人实力，以腹背受敌为借口，遂不战而败济南，退守泰安。敌乘虚于二十五日渡过黄河，顺利地占领济南。其攻占佛山之敌，再自莱芜抄袭泰安，韩复锷仍然不战而放弃这个重要城市。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韩再放弃大汶口。一月五日敌军进占济宁。韩军节节后退，一直退到鲁豫接壤之曹县、城武、单县等地。于是鲁南山地，大部均陷敌手，使津浦北段门户洞开，徐州形势，十分危急。
       敌乘韩复渠一再撤退之机，以激进行军速度，顺利渡河南下，连陷名城，一时舆论沸腾，朝野震惊。蒋介石身为最高统帅，责无旁贷，不得不亲赴开封前线，召集一、三两战区团长以上军官讲话，他说：“目前我军在战略上，片面要确保津浦铁路，北面要确保道济铁路（在黄河北岸沿岸）来巩固武汉核心基础。津浦、道清两铁路，无论如何要抵死固守，决不容敌占领。我军要巩固这两条铁路，不能呆守，必须保持主动地位，以攻代守，攻守自如，藉津浦、道清两铁路以屏障武汉，则武汉核心才不致动摇。”等语。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蒋又在归德召集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会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韩复锷的第二集团军一再抗命，独自撤退，连失要地，致陷徐州于危境，请蒋从严惩处。蒋与韩本有矛盾，闻李宗仁的报告，勃然大怒，立
       即电令韩氏前来归德参加会议，本意要韩在会上自己认错，让他戴罪立功。不料韩不知悔罪，反而出言不逊，将于足下令将韩扣押，解送武汉，交军法执行总监部法办，改任广学忠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岩为副总司令。后经军事法庭判决，韩复渠以作战不力、放弃职守之罪，在武汉执行检决。此时，日寇之板垣征四郎率第五师团由青岛崂山湾登陆，沿胶济路西进，到潍县后，南渡黄河，从台潍公路经营县、费县直趋临沂，以策应津浦线南下敌军矶谷师团作战，因此，鲁南吃紧，徐州危急。蒋介石急调山西前线之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部驰赴邹县，阻击南下之敌，支援第三集团军作战，力挽鲁南之颓势。
       一月上旬，二十二集团军由陇海线经徐州转津浦线北调，抵达临城，始知邹县已为敌占领，乃在邹县以南布防，阻敌南犯。二十二集团军遂以四十五军为第一线部队，四十一军为第二线部队，总司令部位置于临城（今称薛城）。四十五军以滕县为据点，以界河东西之线为第一线阵地，与邹县至两下店之敌福荣少佐指挥的日寇相对峙。四十一军第一二七师三七二旅（旅长曾耀元），只有一个团（团长刘公台）则驻滕县；第一二四师之三七〇旅（旅长吕康）亦只有一个团（团长王麟），驻滕县西北之深井，该师部驻利国驿；第一二二师为集团军之总预备队，该师之三六四旅（旅长刘志远），也只有一个团（团长张宣武），位置于台儿庄直顿庄闸之线，该师另一旅为三六六旅（旅长董澄），也只有一个团（团长王文振），配置于顿庄闸直韩庄之线。一二二师师部位于台儿庄与韩庄之间的万年闸。该集团军到达这一地带不久，四川省主席兼川豫绥靖主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即在汉口病逝，邓锡侯奉调回川继任川豫绥靖主任，所遭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一职，由副总司令孙震升任。
       三月上旬以来，敌寇在邹县、兖州大量增兵，敌以小部队及飞机向四十五军阵地进行反复察侦，势将大举进犯。三月十日，孙震为调整部署，加强守备，将总预备队一二二师师部及三六四
       旅旅部调进滕县城内，第一、二四师师部也在该城，统一由王铭荪将军指挥。
       三月十四日拂晓，敌步、骑兵约万余，大炮二十多门，坦克二十多辆，飞机二、三十架，向一二五、一二七两师第一线展开攻击，我警戒阵地被敌攻占，但界河东西之线的正面阵地豁然未动。驻在临城的孙殿忠司令闻战斗开始，立即乘火车先到滕县视察，并指示王铭荪将军及各级部队长，要共抱有敌无我的决心，与敌拼搏到底！
       十五日，敌犯界河正面阵地，未能得手，除以其主力继续进攻外，其一部约三千人迂回于我左后方龙山、濮阳山一带，企图包围我军。同日，敌军另一股约三千人由济宁东南的右墙出动，向我深井的一、二四师二七〇旅进攻，该旅勉力支撑，死伤惨重。在滕县城的主铭荪将军为了巩固四十五军第一线正面阵地，防止敌人由深井向我左后方迂回包围，乃急调城内之一二四师三七二旅，全部驰赴深井以南之池头集，支援三七〇旅。经激烈战斗，三七〇旅阵地始得以稳定。
       十五日中午，为防止敌军钻隙渗入滕县左侧，王将军乃令白沙河之第七二七团抽出一营兵力，到滕县西北七、八里的洪町、高庙布防，阻击敌人。同日下午，敌军力增加更多，我界河正面阵地仍未被突破，敌乃以万余兵力延翼向滕县方向右旋迂回。下午五时许，其先头部队已分别到达滕县城东北十多里的冯河、龙阳店一带。敌之企图十分明显，是撇开我集团军正面阵地而直攻我倒背战略要点的滕县城，目的在迫使我主力放弃正面。
       此时滕县城内有一二三、一二四、一二七师三个师部和三六四旅旅部，每个师部只有一个特务连（即警卫连）、一个通信连和一个卫生队等直属连队。此外，别无其它国军战列部队。滕县县长周同率领的警察和保安队四、五百人，参加在王将军的守城序列中。守城兵力如此薄弱，当然难以抵御万余敌军的进攻。
       当时孙殿集团军的四十一、四十五两个军的大部分主力均胶着
       于第一线，只有在平邑前线的一二二师三六六旅（旅长童淦）之王文振团尚未与敌接触。将军乃以十万火急的电令，调该旅迅速回援滕县。但该旅在百里之外，缓不济急。再则中途难免不为敌人所阻，乃一面电话向临城总司令部求援。批复：蒋委员长已令汤恩伯军团（三个军，约十万人）北援，其先头之王仲廉军（第八十一军）已于当日到达临城，但该军必俟其汤军团司令部到达后始可北上，因而不能解滕城燃眉之急。只有孙燧总部尚余一个特务营可调。孙震乃令该营营长刘止茂率共步兵三连，驰援滕城，仅将该营之手枪连留守临城总部。
       王将军此时以电话向三六四旅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下达要旨命令如下：
       “（一）、本师决心固守滕县城。（二）、该七二七团除以一个营守备洪町、高庙一带原地不动，另以一个营归一二七师指挥，留防北沙河外，速率余部跑步回援滕县城，担任守备！”
       张宣武团长遵将军之令，即率从北沙河阵地抽出的一个营，跑步前往滕县城，在接近黄昏时赶抵县城。此时，王铭章将军已十分焦急地在城外守候，立即命张宣武团长担任城防司令，以当时仅有的十一个步兵连、一个追击炮连为基干，组织守城部队。他判断：敌军欲夺滕县城，势必先攻东关。于是积极加强东关土寨至东关城墙的防御工事。以刚由平邑调来增援之七三一团第一营（营长严翊）的三个连担任东关守备，总部调来之特务营（营长刘止戎）的三个连担任南北两面城防，以一个连为团之预备队。守城部队乃彻夜构筑防御工事，团预备队则乘夜搬运由列车卸下之粮秣弹药。其中以手榴弹较充足，战斗兵每人身边储备一箱（每箱手榴弹五十枚）。将军命令他的一二二师师部迁驻滕县西关的电灯厂内，便于指挥守城战斗。
       四、坚守滕县，血战殉国
       三月十六日黎明，万余敌兵向界河一带之四十五军主阵地全
       线进攻，并有一个联队向我滕县东关警戒部队进犯。八时，敌之山炮十余门在城东南地向东关城内、西关火车站一带猛轰。同时有敌机十余架飞临滕县上空投弹、扫射，旋又集中火力猛攻东关七寨东南角，该地被轰塌约十二米宽。接着又集中轻、瓦机枪数十挺向塌口疯狂射击，掩护其步兵攻击前进，我守兵伏伺塌口两侧，严阵以待。当敌火停顿，敌兵约五、六十人纷纷跳下塌口外的城壕，我守兵立即集中五，六十人，待连长一声令下，将两三百枚手榴弹投入敌群，敌兵应声倒毙，生还者寥寥无几。接着，敌军继续以猛烈炮火向我塌口疯狂轰击，我守军迅速隐伏塌口两侧。敌炮击之后，又组织五、六十人经外壕向我塌口冲锋，我守兵窥伺敌人爬上塌口的瞬间，仍以几百枚手榴弹投向敌群，敌又逃尸数十具而逃。敌军以同样方式多次冲锋，均以伤亡重大而溃逃，不得不暂时中止进攻。我守备东关之严营亦伤亡逾百，张宣武团长遂将团预备队一个连调归严营长指挥。在沉寂的两个半小时内，我军乘间调度战斗部署，修补亡事，搬运弹药，护送伤员。
       下午二时，敌又向我东关七寨东北角发起进攻，先以炮大猛烈轰击，发塌一段寨墙之后，继以密集机枪火力，掩护其步兵前进。我守兵在严明营长的亲自指挥下，同敌将由寨壕爬上塌口时，一齐抛掷大量手榴弹。如是者三次，敌进尸遍地，攻击又停顿下来。我军的伤亡亦复不少，营、团的预备队都增加到第一线。为了补充伤亡，张团长迫不得已，将城外守备部队和进城领取弹药的一个连（一二四师七四三团的某连）也留作严营的预备队，总共约二千五百人，加上滕县县长周同所属武装警察和保安队，约计三千人，但战斗兵则不足二千人。
       下午五时，敌军发起三次猛攻，各种火炮增加在三十余门，其中有不少野炮，还有每批十架以上的敌机枪垂到前线助战，其攻击目标转到以东关正中的东关门为重点，其攻击方式亦有改变，即炮兵火力不仅指向东关门，还延伸向我东关城内、西关火车站等处，意在发挥其最大的火力优势，使我到处受到炮击，以
       阻止我军支援第一线。炮击之后，敌军向我东关发起冲锋多次，均被守城部队倾挫，但终于突入东关四十余人。因时已入暮，敌以不惯夜战，双方相距数十米对峙。张宣武团长决心消灭该敌，乃抽调守城之吴营的张进如连驰赴东关，作最后拼搏。当张连长一声令下，向敌猛掷手榴弹之后，旋即举起大刀，冲入敌阵，猛劈猛砍，顷刻之间，即将敌全部消灭，收复东关。但张连亦死伤官兵七十余人，严砺营长大腹受重伤。迄至晚八时后，枪炮声已趋沉寂，只有敌方的照明弹、照明伞不时划破夜空，使滕县城内外照耀如同白昼。当天敌机每批十余架不断狂炸或扫射，我四十五军在界河一带的战况愈烈，纵深防御阵地遂次被敌突破。
       十六日入幕后，王铭章将军决心放弃滕县外围阵地，把四十一军所属部队撤回城内，集中守护兵力，共计只余两个多团。在重新调整部署之际，将军口头奖慰张宣武、严砺的奋战英勇，指挥得宜，能以寡少兵力支撑一整天时间。并命令全军深沟高垒，多拥防空洞，准备登城出击。城垣上除留置少数瞭望哨监视敌人外，其余都在城墙脚下防空洞隐蔽，待敌登城时给予以迎头痛击。全体官兵均遵令执行。
       当夜，敌军第十师团另增配各兵种部队和重炮兵部队共约三万人包围了滕县城东、南、北三面。十七日上午六时，敌以五、六十门山、野炮和重炮向城内猛轰，敌机二十余架低空扫射、投弹，城内外房倒屋塌，烟雾迷漫，全城顿成一片焦土。两小时后，敌开始向我东关进攻，从东寨墙轰塌的突破口以坦克十余辆掩护其步兵冲锋。防守东关之一二四师七四团（欠一营）置强烈炮火，誓死抵抗，在近距离内与敌反复肉搏，伤亡惨重，双方遭尸累累。敌更以一部兵力，从轰塌城垣之东南角一段，用坦克七、八辆掩护步兵百余人冲锋。我守兵二七团之第三连，以集束手榴弹击毁敌坦克二辆。由于敌我火力悬殊，加以死伤殆尽而无法补充，敌终于冲上城角达四、五十人。营长王承裕立命营预备队第一连向突入之敌反攻，该连在仅有两挺机枪掩护下，向敌
       猛扑，一阵手榴弹投掷之后，举起大刀，跃入敌群猛砍，将突入之敌全部消灭，而该连原有一百五十余人，仅余十四人生还。连长张荃馨、副连长贺吉仓以下全部为闯英勇捐躯，使滕县城东南角失而复得。
       同日下午二时，敌突以十五榴重炮十二门猛攻我南城墙之广正面，此时敌机二、三十架集中轰炸南关的七四三团的两个连，该两连因系昨夜赶到，匆忙布防，只构筑一些临时掩体，以致死伤甚多，被迫移至西关外火车站附近，而南城墙被敌重炮轰击达二小时，几被夷为平地。我守军七四团之杂驻营在受敌重炮轰击下，血肉与砖石齐飞，洒些惨爪。敌炮停止射击后，其步兵约五、六百，在十余辆坦克掩护下，猛扑南城，守兵死伤殆尽。下午三时半，敌军占领了南墙。在场督战的一二四师旅长吕康头部、副旅长汪朝廉胸部均受重伤。与此同时，敌对我东关再次发起炮击，寨墙多处倒塌，工事全被摧毁，而手榴弹又已用尽，敌兵五、六百人在十余辆坦克掩护下，从广正面突入，我军死伤惨重，一二四师七四一团团长王麟、团政训员胡清溪均在战斗中阵亡。
       当敌人突入东关之后，王铭章将军雄立滕县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督战。同时，西城南半部守兵死伤殆尽，占领西城门楼之敌继续向北压迫，将军准备移至西关火车站二四师之七三二旅继续与敌搏斗。至下午五时，西城南半部终陷敌手。占领西关城楼之敌，居高临下，向刚行至西关电灯厂附近之王铭章将军及赵渭滨参谋长，以密集火力射击。使王铭章将军身中数弹，立即倒地牺牲。随闯殉难者有参谋长赵渭滨及一二四师参谋长邹葆陶、副官长傅哲民、中校参谋罗毅威和谢世文、少校参谋张秉和谢大森、滕县县长周同等。诸位民族英雄的忠勇抗敌，为国捐躯，千秋万载，均将受到中华儿女的崇敬！在滕县战役中，受伤的高、中级军官，除四十五军师长陈离、四十一军旅长吕康和副旅长汪朝廉外，还有一二二师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副团长孔宪骥、少校营长严羽等。全体官兵伤亡总数达万余人（包括四十五军残部
       在内）之多！
       从三月十四日开始的守城战，迄至十八日过年止，共计四天半，计一〇八小时。王铭章将军于十七日傍晚殉国，但直至十八日晨尚有守城残余部队与敌遂行逐巷的零星战斗，坚持到当日中午过后，直到最后守城全员战死为止。
       王铭章将军率部坚守滕县四昼夜，大大阻滞了敌寇南犯徐州的诡计，使我鲁南的于学忠集团军、庞炳勋军团、张自忠之五十九军、二十二集团军残部、新增之孙连仲集团军、汤恩伯军团等（包含关麟微、王仲廉两军），赢得了鲁南会战充分准备的时间，对围歼台儿庄敌板垣、乱谷两个加强师团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保卫徐州、巩固武汉抗战核心基础，立下了不朽功勋。
       指挥鲁南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先生曾经指出：“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又说：“……滕县一战，川军以勇敢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之一页。”（见《李宗仁回忆录》728页）。
       日本随军记者住滕芳子当时曾报道：“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我军攻占济南后，组织撤谷混成支队，以步兵两联队配合相当数量的炮兵、坦克、飞机，继续南进，在泰安、兖州等处，均未遇到抵抗，但到滕县后，遇到四十一军之一二二师顽强抵抗三天，我军遭受很大损伤。”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各方舆论的评价，都足以说明王铭章将军及守城将士当年忠勇卫国的精神，实足以大振士气而寒敌胆，象征了中华民族坚韧不屈、不为强敌征服的崇高气质。
       五、寻找将军遗体，追随陆军上将，勤绩宣传史馆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黄昏后，王铭章将军在滕县城东南角指挥巷战。当行至西门口时，随侍在侧的只有侍从副官李少坤、
       特务连中士班长孙仲才和赵参谋长的卫士陈宏恩（已受伤）三人。因将军已身中数弹，贯穿腹部，血流如注。李以白药灌之，已不能下咽，旋即气绝。李乃将其随身证件、手表等取下收藏，移忠骸于沟中，用木板掩盖。至深夜，乃潜返徐州向孙震总司令报告，孙当即命李率八人潜赴滕县搬运将军遗体。无奈敌寇陷城后守备甚严，无法入境。李又将实情汇报孙总司令，孙再命令李等设法进入沦陷后之滕县城，一定要将将军遗体找到运回。李等四人化装成老百姓前往，在沛县遇一由滕县逃出的王姓泥工，从其谈话中得知系滕县西门外人，住家距将军殉难处不远。李等即利用青帮关系，于三月二十六日混入滕县城，并结识了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刘昭福，托其查找将军遗体。刘利用掩埋尸体机会，终于在西门外发现一具尸体的金质袖扣是成都天成亨金号铸造的，还有将军常用的水晶积雪一枚，遂确定为将军遗体，即行抬出，裹以高梁杆，作毕傣禾运走。二十八日到达沛县，经长官邵派刘星垣查验，王将军面目虽已不可辨认，但他身着灰布面的皮大衣、棉马裤、毛袜、布鞋仍如生前所穿，当属确实，即行装殓。初，王夫人闻将军遗体寻找，亦疑其非真，遂灵柩抵蓉，王夫人检视血衣，见将军所穿破毛袜是她亲手所补缀的，口内镶填的金牙也和生前一样，乃确信而不疑。（寻尸经过，系王将军的侍从副官李少坤提供）。
       将军在滕县血战中致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之最后三通电文
       ① “立到，临城，军长孙 \( ^{①} \) 密，黎明敌即以大炮向城猛攻，东南角城墙被冲破数处，王麟团长负伤，现正督师死力堵塞中。职王铭章印。”
       ② “立到，临城，军长孙 \( ^{①} \) 密，敌以炮火猛轰我城内及东南城墙，东门附近又被冲毁数段，故步兵登城，经我反击，毙敌无数，已将其击退，若友军深夜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职王铭章印。”
       ③ “立到，临城，将军孙 \( ^{①} \) 密，独坐山（滕县东南十余里，
       汤军团预定到达点）友军本日仍无枪声，想系为敌所阻，日前敌用重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多处，敌步兵屡次登城，屡被击退。职意委座成仁之训，及开封面谕嘉慰之词，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职王铭章印。”
       将军殉国后，李宗仁呈报蒋介石之原电
       “（前略）……普阳山、龙山两处各约一团之守兵全部殉国，阵地始陷。时北沙河守兵被压迫退入滕县，加入防御，苦战操持，迄至十七日下午五时，城垣遭敌摧毁，被敌突入，巷战结果，我军少数突围外，余皆酒尽最后一滴血以殉城。从十四日至十七日该部抗战之概略情况：计是役官兵不下万人，阵亡师长王铭章，负伤师长陈离，旅长吕康、王志运，副旅长汪朝廉等，其余团营长以下伤亡人数，尚在清查中。该集团军以劣势装备，与兵力占绝对优势之顽敌独能奋勇抗战，官兵浴血苦斗达三天半以上，挫败凶锋，阻敌锐进。使我援军得以适时赶到战役中，徐州得以转危为安，此其为国牺牲之精神，不可泯也。……伏乞示遵！职李宗仁叩马。”
       蒋介石三月三十日复李宗仁原电
       “李司令长官勋鉴：王敌师长铭章，力战殉国，达成任务，缅怀壮烈，悼惜殊深，准给特恤一万二千元，转请国府特予褒扬，追赠陆军上将，由军委会依上将例给恤，并将生平事绩宣付史馆，以资矜惜，而慰忠勇！”
       中正。三十日”
       前国民政府将军的褒扬令
       “陆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赋性刚毅，志行忠贞，此次于滕县之役，苦守要区逾三昼夜，以率部奋力巷战，竟尔殉职，缅怀壮烈，悼惜殊深，应予特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并将生平事绩，存备宣付史馆，用彰忠烈，以资矜式，此令。”
       新都铭章中学的创建
       将军之夫人周玉信（已故）、叶亚华（现和其子王道纲在台湾）遵照将军生前关怀桑梓教育毕业之遗愿，于一九四一年将其丧礼期间所收之觞金及其遗产献出，在新都西门外创建“铭章中学”一所。全校师生发扬忠烈之正气，建树淳厚之学风，学生质量，甚声省内，历届毕业生率往往名列前茅，建校以来为祖国作台了不少优秀人材，例如现在美国讲学的川师教授黄新渠就是新都“铭章中学”的毕业生之一。
       六、举国痛悼，备极哀荣
       一九三八年五月，将军灵枢将要运到武汉，武汉各界组织了“王铭章上将治丧委员会”。将军之弟王少容赴汉口市商会参加治丧（因将军之子女当时均幼小，道鸿十三岁、道义十一岁、道纲九岁、道智七岁、道忠不满一岁，不能到汉口），由少容代表将军家属主持公祭典礼的答谢仪式。当五月九日，将军之灵枢运抵武汉大智门车站时，武汉人民群众，万人空巷，前往迎灵，由当时湖北省主席及前国府中央各部院代表在车站举行隆重肃穆的迎灵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齐光等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迎灵公祭。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委员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等，联名撰赠挽联一副，文曰：
       “奋战守墓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纤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会场上，还悬挂了许多名人挽联，如：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叶剑英、贺龙、刘伯承、罗炳辉等同志都撰赠了挽联。新四军将领叶挺、项英挽以“民族之光”。全国各战区、各军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均致送了挽联和挽词等。郭沫若同志（当时任前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厅长）还专门发表了长篇追悼王将军的广播演说（见《新华日报》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九日）。《新华日报》
       派了代表吴克坚参加公祭并致悼词，悼词题目是：《向为国牺牲的模范军人致敬》，悼词略谓：
       “……王将军为国捐躯，和受到国人隆重而热烈之公祭，这是抗战中最大的哀荣……。”悼词中还追述了王将军生前训勉部属的一段爱国家、爱民族的遗言：“以川军薄弱之兵力，和顽劣之武器，担当保卫徐州第一线之重任，力量之不足，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身为军人，卫国保民而牺牲，原为天职，只有决心牺牲一切，才能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的罪恶。”悼词历述了“王将军在滕县西门督战饮弹倒地时，犹挣扎着不断地高呼：‘杀！’并对部属说：‘你们快同敌人拼去吧！不要管我，我死在这里很痛快！’最后他还高呼‘中华民族万岁’等。”悼词中还说：“读了这一字一血的悲壮语句，我们不禁为王师长为国家民族英勇牺牲的精神，而致以无限的崇敬！王师长等殉国烈士的鲜血，不仅洗涤了他们在川军二十年的罪恶，而且更加振奋了全国军民枪口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他们是对得起四川的父老、对得起国家的。”悼词最后说：“王师长是我们炎黄的优秀子孙，是保国卫民的英勇战士，是中国的模范军人，他的死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中国人民，他的助名将永垂史册，他的精神将永远不死！”（摘自1938年5月9日《新华日报》）
       王将军灵柩运回四川在沿途自发的群众路祭络绎不绝，英、法在长江的船艄，都鸣礼炮、下半旗崇敬志哀。抵达成都后，省会各界人士再度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以后，将军的忠骸即返返原籍新都县，奉安于国葬墓园，并建立了专祠。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赠了“壮节殊勋”四个大字墓园之门额，两旁竖了楹联一副，文曰：
       “执干戈以卫邦家，拆取忠诚垂宇宙；
       闻鼓声而思将帅，忍标遗像肃清高。”
       成都的学者林山腴、方鹤斋两老先生联名挽将军一跃曰：
       “早书遗命别家人，真所谓慷慨捐躯、从容就义，
       更有贤声光国史，更难得子遗葬礼、妻却聘金。”
       事后，除新都县各界人士为将军建立了专祠专祀之外，成都各界在少城公园铸竖了将军的骑姿铜像一座，成都青羊宫附近（今蜀锦厂邻近）葬有将军及同时殉国的二二师少将参谋长赵渭滨将军的衣冠墓各一座。从此，忠烈事迹，长留天地。
       (万金裕同志执笔。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完稿)
      
五四前后的社会活动家王光祈

       韩立文 毕兴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页。当时，有很大影响的最大社团之一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其发起和组建的七名成员中，除李大钊等三人外，尚有以王光祈为首的四位四川人。从此，王光祈的名字，就逐渐为中外人士所熟悉。
       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因脑溢血不治，在德国波恩逝世，他的骨灰辗转运回成都。1942年在作家李劼人主持下，埋葬于成都东郊沙河堡李劼人的住处“葵窠”对面，并立上墓碑。“十年动乱”浩劫中，墓地被平整，骨灰弃于地里。……现在四川省文联音协已请准有关部门拨款，将王光祈坟墓迁葬于四川音乐学院校园内，并建立了碑亭。
       最近我们从王光祈先生的中学同学魏时珍教授处得知，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趁陈毅同志赴川之便，曾先后两次托他探询王光祈及其家属的下落。毛泽东同志在日理万机的公务中，还惦记着早在五四时期结识的朋友，表现了他对故人的怀念以及对待历史人物的一贯态度。有鉴于此，我们搜集整理介绍王光祈先生的生平事略，以供有关方面和青年一代研究、学习。
       （一）少年时代的坎坷生活
       王光祈，字润琦，笔名若愚，四川温江县人。1892年8月15日出生于县城西门外五华里的鱼凫镇小河村。其父王梦生在他出生前数月便去世了。光祈自幼家道衰落，生活清苦，很小时曾帮人放牛割草，全仗母亲罗氏做手工和出租锅厂的微薄收入以及伯
       我们的接济来维持家用。他的母亲有文化，能背诵许多古诗，也能作诗。光祈自幼由母亲教读，九岁才入私塾读书，他的旧诗旧在朋辈中功力过人，是同其母亲的影响分不开的。
       光祈祖父王再成，字泽山，清咸丰壬子科举人，能诗善文，尤精于诗。中举后，两次会试未第，滞留北京教馆，寄人篱下，曾作过后来相继出征四川总督处署、赵尔丰两兄弟的受业老师。五十二岁举于北京，家产全无，唯有诗集一部传世。
       1907年光祈十五岁时，因祖父与赵氏兄弟有师生的情谊得到赵尔翼的关怀，才从温江来到成都，就读于胡雨岚创办的第一小学堂高年级。小学毕业后，即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内班。当时，光祈家境日窘，赵尔翼知道后便从成都当商贾款中，捐拨纹银一千两，交给两个商号存息，年支息银四十余两，供光祈学费及母子生活，自此生活才稍有保障。
       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是成都的一所师资力量较强而又富于革命精神的学校，光祈入校后受到宣传民主、科学以及民族革命的思想的影响。同时，两班同学中，有周无（太玄）、李劼人、魏嗣霆（时珍）、曾璜（幕韩）、郭沫若、蒙文通等人，彼此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政治，大大开阔了他的心胸和眼界。这段时间，四川的踩路风潮，辛亥革命洪流，冲击着清王朝统治下的成都府。有志青年都在开始探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出路，寻找什么是救国救民的良方？
       光祈在分设中学，接受许多良师的董陶和培养。学校监督（即校长）刘士志先生，英文教员杨沧白先生（都是些同盟会会员），修身教员王铭新先生（四川保路运动的倡导者），卢鉴池先生以及国文教员刘威荣先生，都是思想开明而博学的人。例如，辛亥革命前被赵尔翼逼迫离校去京的刘士志先生，他出身举人，却具有新思想，积极从事民族革命，秘密进行排满兴汉的活动，倡导学生阅读推翻满清，鼓吹改革的《新民丛刊》、《民报》、《神州日报》、《民呼报》以及“危言深论，振聋发聩”
       “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的严译《天演论》等批注。光祈思想上接受川人革命前驱者如戊戌六君子的刘光第、杨锐和邹容、彭家珍、徐锡麟、秋瑾等革命事迹和影响，从而鼓舞了他的斗志。
       光祈在课程学习上，求知欲很旺，极为刻苦用功。如英语，当时教学水平不高，学习难度较大，但他认真学习，进步很快，深受老师卢鉴池的称赞。由于他重视全面的知识学习，各科成绩平均分数多在九十分以上。
       王光祈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不仅会作诗，还会弄箫吹笛拉胡琴，喜欢打圆鼓，看川戏，他虽有多种兴趣，却风流而不野，博高而不僻，从不轻易与人交往，更不愿与纨绔子弟为伍，喜交博学有志之士，如周、李、魏、曾、郭几位同学，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郭沫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指出，这些同学在当时都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1911年夏秋之间，爆发了四川保路运动。王光祈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罢课，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去听过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罗纶的激动人心的讲演，高唱《保路歌》。九月七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蒲、罗、颜、张等人，制造了“成都血案”。王光祈虽然痛恨清朝丧权辱国，但因平日受赵氏兄弟挟制甚严，没有能够站在群众运动的最前列参加反对赵氏兄弟的斗争。
       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后，王光祈和同学们一起，不等到独立的宣布，便迫不及待地剪去自己头上的辫子。
       1912年春王光祈毕业于成都府中（革命后，分设中学丙丁两班并入成都府中）。同学们相约出省读书深造，可是由于成都兵变，当铺、商号被抢劫一空，他一家赖以生活的唯一收入断绝了，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来的钱出省求学呢？只好找到一家报馆（据说是《晨钟报》）做主笔，混一碗饭吃。半年后，他不愿随波逐流的鬼混，径直回到他的家乡温江。
       光祈失业归家后，母亲得了重病，全靠其妻子绣花和出租锅
       厂的微博收入维持最低生活。他的妻子姓罗，名次琦，其父原水县一小地主，因看中王家母子得到总督赵尔巽的特殊资助，故于宣统二年（1910）遭媒说亲，这样，由双方父母包办下结了婚。婚后，先后得二子，但不幸在土光祈出川前相继夭折。后来，王光祈在回忆这段艰苦生活时这样写道：“当时受了‘孔方兄’的压迫，真是实行不用仆役乏，我自己做饭炒菜，做了好几个月。”
       王光祈生活虽然很苦，仍抓紧一切时间读书，不到一年，攻读完了诗人陶渊明、谢灵运、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名家的专集，深入研究了的格律和各家的艺术特色。仅管他可以从陶渊明等人的田园山水诗里求得暂时的慰藉，仍无法掩盖对现实不满的苦闷情绪，他终于对共幼时的挚友崔干臣说：“温江再也住不下去了，我必须走！”重新鼓起勇气，跨巴山，越夔门，朝着理想奋斗！
       （二）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
       1914年王光祈准备出川，曾到泸县小住筹措赴京旅费。因这时李舫人在泸县依靠当泸县知事的舅舅，当上了县府的文教科长兼秘书。他也主张“彻底打破现状，创造新路子。”资助光祈，买舟东下。当飞渡夔门触景生情，光祈写了《夔州杂诗》，咏志抒怀。诗中赞美了“两崖如竖立，一线漏青天”、“雷声才着壁，风已过夔门”的壮丽景色，袭了“千载忧难已，深宵剑自鸣，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的勇气和决心。
       当时王光祈出川留学，经济是很困难的。所以当其突然出现在吴淞车站时，他的好友周太玄、魏嗣銮喜出望外，几乎不敢相信。魏嗣銮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一身破旧衣裳，一个脸盆，一部杜诗，是他仅有的行当。长途跋涉，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而对风尘仆仆的老同学，魏嗣銮内心感叹：“光祈兄何以一贫至此啊！”
       其后，他到过青岛，曾由上海至北京。在赵尔巽（时任清史馆馆长）的帮助下，到清史馆担任书记员。同年秋，考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并悉心研究《国际公法》和《中西外交史》。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腐朽的封建礼教、封建制度，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其后，李大钊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年”，一个蓬勃的新启蒙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王光祈眼界开阔了，思想充实了。1915年中秋，他登陆燕亭，感而赋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西台痛哭谢罪羽，东观淹留定远侯。投笔声威传万里，临风涕泪亦千秋。”表现了他的宏图大志和爱国精神。
       1916年秋，周太玄到北京任《京华日报》编辑，相约王光祈在一起工作。周太玄回忆，有一次他得到二十元的收入，按理应该寄给妻子，但是为了学习和研究国际问题，他“经过一夜的窃德寻思，最后，毅然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的外文月报全份。”
       就在读书这段时间，他除了在清史馆工作外，经李劼人推荐，兼作《四川群报》驻京通讯记者，每天向成都寄剪报、发新闻，积极从事反袁护国斗争和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李劼人回忆说，当时在偏僻的成都，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1918年7月王光祈以优异成绩（第二名）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是年冬，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创办《每周评论》，这是一个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和《新青年》互为补充，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刊物。王光祈是这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并执笔为创刊号写了《国际社会之改造》的社论。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寄予莫大期望，王光祈则在社论中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热情地欢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说“这回战争的结果，有两件整强人意的事情，第一就是俄国革命，社会党骤然跃起。”这认为是“大战的价值”，是符合人类社会“进化轨道”的，他
       表示不相信“巴黎和会”。指出：“每次国际战争，都是几个野心政府惹出来的，就是那些政治家、资本家、军阀、贵族在那里怂恿”。……这些观点十分有力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唤起了人们的觉悟。在文章最后，他说：“……须知我们大多数平民的生活，是我们大多数平民自己可以改造的，并不是天生就的，亦不是贵族给我们的，千万莫相信贵族所造的命运谣言。”在五四运动的前夜，这些话的确起了激励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在《每周评论》上，他前后还发表了若干篇文章，痛斥日本占领我国山东的侵略行为，指出日本将是东方德意志第二。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强权的口号等等。这些思想在当时产生的客观效果，也是不容忽视。
       1918年《四川群报》被军阀封闭，昌福公司的樊孔周又约请李劼人与刘觉奴创办《川报》。李劼人任总编辑兼发行人，依然聘请王光祈为驻京通讯记者，他除写剪报、拍专电外，每周还抄写通讯一至二篇。他的文章见解透辟、敏锐而富有煽动性。
       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在北京大学旁听，直接参加运动。当天即将大烧赵家楼情况，发回成都。5月16日光祈在五四夜晚写的长篇通讯到达成都，李劼人满怀激情写了富有鼓动性的按语：“并在通讯前后做了很多含有刺激性的标题，把五四运动更加哀惨得有声有色，这样，王光祈关于‘五四’运动的通讯，在成都知识分子的圈子中，真无异是投下一颗大的炸弹！”17日晨，成都高师学生们正在早膳，装讨尧登上饭桌，高声朗读王光祈的北京通讯。“登时似乎火山爆发了，群众喊成一片，食堂变了会场”，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自此就在成都展开了。
       李劼人在回忆中说：“北京五四运动之所以及时传到成都，使成都青年得以及时看到这线光明，就不能不归功于王光祈了。”
       （三）“少年中国”学会的创立
       五四运动后，各种进步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各种进步团
       体，也纷纷成立，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当时，“少年中国学会”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社团。它编辑出版的《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在思想界，文化界有相当分量。蔡元培先生曾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的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
       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最主要的发起人和最早的组织者，也是五四时期学会的实际负责人。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前，王光祈和周太玄同在北京《京华时报》作编辑。他们深感“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决心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那时，李大钊正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主编《晨钟报》的副刊，王光祈和周太玄与李大钊经常往还。李大钊虽然工作很忙，但对周、正等人的接待十分热情，多次深谈，有时至午夜二三时，都毫无倦意。周太玄回忆：“守常（李大钊字）先生比我们年长七八岁，见到小兄弟奋发向上，他是很高兴的，由于他这种感召力，又由于他对这种结合的认真和虚心，很快地便使我们把他当成一个知心的老大师，是相见恨晚。”在李大钊的帮助和鼓舞下，王光祈、周太玄等积极投入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建活动。
       其时，陈清、雷宝善、张尚龄、曾琦等先后由日本东京返国，陆续到达北京。王光祈、周太玄和他们经常在南海子陈清的住宅和中央公园等处聚会。他们有些看法一拍即合。有些问题，各有观点，争执不一。比如在中学时期以腐朽顽固等称的“曾补人”（曾琦），在讨论学会的宗旨时，坚持要以“少年意大利党”为模式，要大家为中国实现旧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王光祈当时态度比较激进，他认为“十九世纪之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所造之‘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
      “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廿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也。”他主张坚决与旧的一切划清界线，决不与任何旧势力妥协，要以一个完全崭新的姿态和作法，刻苦奋
       发，为中华民族找一条出路。由于他与曾琦私交很好，虽有争执，还是求得一致。最后由王光祈起草一个《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
       1918年6月30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顺治门外岳云别墅召开第一次发起会，列名发起者为：陈湄、张尚龄、曾琦、周太玄、雷宗涛、王光祈等七人。会议推选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兼会计，周太玄为文牍，李大钊为临时编辑部主任，并委托王光祈起草学会规约，与李大钊商榷一切。筹备期间，预定为一年。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通过了王光祈起草的学会规约七十条。规定学会的宗旨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学会的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王光祈解释说：“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木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
       筹备会后，王光祈全部精力都倾注于会务，大小事情，都由他悉心筹划。这段时间，他谈话不离会事，精神专注，对未来事业充满了信心。周太玄说，这是“光祈一生兴致最高，天才得以发展最充分的时代。”由于他的努力，在筹备一年中，编译图书数种，发行会务报告四期，发展会员四十二人。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都是由他介绍入会的。光祈比毛泽东年长一岁，常以“小弟弟待之，每与谈话，更多笑容。”
       1919年7月1月，在北京回国营陈愚生宅，举行了“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成立大会。王光祈任大会主席。首先由他报告了筹备经过，接着讨论选举职员及会后进行方法。会议还根据李大钊、王光祈等六人的提议，将规约中学会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王光祈被选为执行部主任，主持学会的工作。
       “少年中国学会”一直存在了六年多的时间。先后加入学会的有一百二十余人。除北京总会外，南京和成都设立了分会。会员
       分布于全国十二个省市。国外在巴黎设立了分会。法国、美国、日本、南洋等处，也有它的会员。
       学会对会员的要求，十分严格。入会时需会员五人介绍。会员必须具备三项条件。一纯洁、二奋斗、三对本会表示充分同情。凡思想龌龊，行为卑鄙的人，对内贼外奸诈麻木不仁之人，对学会缺乏热诚之人，一律不准入会。
       学会从一开始，就兼容了三部份人。一是以李大钊和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希望通过学会，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进行革命活动。一是以曾琦、左舜生为首的一批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轻视参加政治活动，企图把学会作为实现他们政治目的的基础。再就是以王光祈为首的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满现状，企图通过它寻求出路，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不能正视现实和把握现实，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之中。在以后的发展中，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公开分裂。
       王光祈在发起创立“少年中国学会”时，还没有成熟的政治主张，在学会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1919年1月23日，他在吴松筹备会上讲：“本会为青年组织，青年思想与世界潮流是共向一个方向进行的。战后世界潮流是变迁最烈的，因之青年思想亦是一种变迁锐进的。故本会会员有偏重国家主义的，有偏重世界主义的，亦有偏重安那其主义的，是不能一致的，亦不能强同的。”
       (四)“工读互助团”的失败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国思想界象开了闸的洪流，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各种流派社会主义，一拥而进。王光祈这时贪婪地学习，良莠不分，兼收并蓄。他表示厌恶美国式的民主。他说美国人用拜金主义，造成一批世界无敌的财阀，一般平民生活在这批财阀之下，与我们生活于军阀之下，同是一样痛苦。”他响往社会主义。但他又认为，“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拿
       国家权力来干涉个人生活，是一件不合民情的主张。”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摸摸糊糊，还没个准。不过，当时他的主张其概要是：“（1）现在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推翻不可。（2）现在社会上一切虚伪和束缚，非根本铲除不可。（3）将来的组织，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
       1918年8月，他在与左舜生的通信中，披露了他理想社会的兰图。这就是在离城不远不远的地方，租一个不大不小的菜园，中间修十余间中国式的两层建筑，楼上为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游戏室，楼下是卧室、饭厅。西南角上是厨房，东北角上是厕所，房子后面砌球场，周围挖小溪，溪边种杨柳，柳边置竹篱。会员每日种菜两小时，读书三小时，译书三小时。其余时间游戏或阅报。种菜解决物资生活的需要，读书寻求精神的快慰，译书“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还出版翻译书发，附设平民学校，免费教育附近农家子弟，“常常到那些农家，与他们诚诚恳恳的周旋”。星期日聚集他们开演说会，演幻灯，放留声机，“使他们大家快活”。
       王光祈把他幻想的这种乡村乐园，作为他理想社会的雏型，改革中国的起点。宣称：“新生活园里的花儿、草儿、鸟儿、蝶儿正在那里盼望我们，我们莫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
       是年12月4日他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提议组织一种“男女生活互助组”，帮助青年脱离家庭压迫，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养成互助劳动的习惯，创造读书的机会。“为苦学生开一个生活途径，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文章发表后，他四处奔走，终于在当时名流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支持下，联合募捐，筹措了一笔经费，不到半月工夫，“汇支互助团”首先在北京问世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的消息刚一传出，就有数百工人报
       名参加。有些外地青年也不远千里跑来，要求投入这一新生活的试验。由于条件限制，只吸收了卅余人，成立了一个组。他们一面从事办食堂、洗衣、装订、印刷、制造小工艺品和贩卖新书报等体力劳动，一面在各校听课。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幻想实行“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崇高理想。为了改造社会，几十名青年甚至狂热地宣布，脱离家庭关系，脱离婚姻关系，脱离学校关系，集体生活实行共产。一个时期“曾经把团员的衣服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就可以拣来穿”。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在青年知识界曾轰动一时引起社会上广泛关注，对国外勤工俭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光祈于1920年1月，在《少年中国》一卷七期撰文，对工读互助团的性质、前景以及在改造社会中的地位和特点，从理论进行了阐述。
       由于王光祈的鼓吹，武昌、南京、天津、湖南、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工读互助团”。1920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参观了女子“工读互助团”，“觉得很有趣味”。3月，他曾与陈独秀、王光祈等廿六人联名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同时致函周世钊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是具有五四时代特点的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名噪一时，影响颇广，但其生命极其短暂。1920年3月，由于薄弱的经济基础与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矛盾，团员的人人主义、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矛盾，无法克服。第一组只好宣布解散，到了6、7月份，其它各组也助继失败。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光祈感到十分痛苦。他曾说：“若是此次试验成功，吾人理想社会便不难实现，若是失败，至少可以阻滞进化半世纪，我们都是大罪人！”于是他决心暂时告别亲爱的祖国，远涉重洋，到法国学习考查。他表示：“这是最末一次之
       洪炉”，如果学无所成，感到“太平洋与鱼虾作伴”，永远不再与国人见面了。
       其后，中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后，党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发生了剧烈的斗争。王光祈远离祖国，脱离实际，坚持保持“兼容并包”的指导思想，坚持创造“少年中国”和确定学会的主义，非有长时间之讨论和“预备工夫”不可。他“抱定宗旨，从事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他提出：“先办一半一半读之小学校，并租田十余亩为自耕之计，收入不敷，则以译书或任他校教员为补助，小学三年之后，即扩充为中学，又四年之后，即扩充为大学。同时筹办工厂。大学生仍是半工半读。农业要有进步，即扩充为新农村。‘少年中国’月刊即在此地编辑，此地即作为学会永久通信之地点，亦即本会之一大本营。”大本营既立，然后多多物色本地同志，进而为改造全省计划。“只要把一省办好，便可以立国……一年之内，改造省城空气，三年之内改造全省空气，十年之内，基础已立，再进而改造中国。”这一套设想，依然是“工读互助团”的扩大版。
       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起点，全国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少年中国学会”内部斗争，势如水火，王光祈这时表示：“不相信国家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但认为在前进的中国，国家及共产两种运动皆各有其用处，只求不要过火，我都赞成。”他表示相信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系以争求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为宗旨。”
       这一时期，他实际走上不受协改良的道路。
       （五）后期在德国的音乐生涯
       王光祈是在“工读互助团”失败后，怀着失意的心情去德国留学的，直到他逝世，在德国只生活了十六年。
       1920年6月，他作为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及北京《晨报》的特约驻德通讯记者抵达德国法兰克福后，即加紧学习德文和攻读政治经济学，并利用晚上时间与魏嗣霆一起写通讯稿寄回国内，靠稿费收入过活。1922年他利用工读之余，跟德国音乐教师学习小提琴。1923年他决意放弃经济学的研究，在柏林一所音乐专科学校改学音乐理论。以后，即从事音乐的研究和著述。他先后在国内出版了《德国人之音乐生活》（通讯篇），《欧洲音乐进化论》、《东西乐制之研究》等二十种有关音乐的著述，显露出他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的才华，引起国内音乐界的注目。
       王光祈从一个热衷于创造“少年中国”的社会活动家突然转变为研究音乐学理论的专家，是和“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少年中国团”出现分裂分不开的。他在重重矛盾面前，没有找到改造中国的真正出路，在斗争面前失望了，开始对政治社会活动产生了厌倦情绪。此外，他在组织工读互助期间，与家庭断绝了一切关系。以后，曾同川人吴××（北京协和女子大学毕业）建立感情，并相约赴欧留学。王到巴黎与吴相见，始知吴已背弃自己，另有新好。他受此意外打击，郁郁不快，变得孤僻起来，也是促使致力于音乐事业的原因之一。加之，他诗文素养很深，对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川戏、昆曲）颇为爱好，这也促使他萌发用音乐去实现“拯救中国”的抱负。
       1927年春，王光祈入柏林大学深造，并以音乐学作为主课攻读七个学期之久。1929年写成《翻译琴谱之研究》主张“音乐作品是含有民族性的，非如其他学术可以尽量采自西洋，必须吾人自行创造”。1931年他完成一部《中国音乐史》，自序中认为，音乐艺术决不可以象引进其它科学技术那样照搬西洋一套，决不能
       “以西乐代庖”。这些著作都是从强烈的民族感情出发，在身处异国，中国音乐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整理、研究和总结祖国传统音乐文化，其目的乃是为了使伟大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能屹立于世界之林。
       从1927年起，王光祈开始注重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介绍于西方。1934年，他以《中国古典歌剧》的论文获得法国波恩大学音乐系博士学位，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在欧洲为祖国争得荣誉的第一个音乐学家。
       1934年2月15日，波恩大学有一日本教授，拟作侵华讲演《满洲国与日本》，并携带有声影片，于讲演后公开放映。王光祈与留法同学愤起阻止这次讲演，未成，又组织同学写出抗议书在会前大声宣读，后即全体退出会场以示抗议。王光祈担心其他地方会有同样的反华活动，旋即给留德同学魏嗣霆写信说：“将来离庭报方面，恐不免同样事件之发生，当希预防为荷”。他身在异国，处处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与祖国命运休戚相关。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已向中国伸出了魔掌，而蒋介石却加紧反共剿共。此时经左舜生推荐，蒋介石致电柏林大使馆转询王光祈有无归国之意。原电有“闻王君续学苦行，不胜钦佩，如愿归国，当图借重”等等。王光祈不愿跟蒋介石从政，便以已应波恩大学讲师续聘为由，留在法国。
       王光祈一生勤奋刻苦，初到德国法兰克福学习德文阶段，每月只用六万马克（相当币币二十元），住店郊外，数月中不进城游览一次。在柏林时，总是在工人会常用食，每食一菜。他在德国勤工俭学多年，完全以卖文为生。由于过度勤奋刻苦，从事研究著述，不上四十九，身体就开始衰弱了。他患有头痛症，病发时，仍“左手抚头，右手作字，至痛楚无力时，工作始废。”就这样坚持他的学术生涯，竟至数次昏倒于波恩图书馆中。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36年12月12日骤然逝世于德国莱茵河畔波恩医院，终年四十四岁。
       王光祈短暂的一生，是坚持民主爱国主义的一生。他在“五四”前后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旅德国期间，是著名的音乐学家，是现代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第一使者，是我国在欧洲获得音乐博士学位的第一人。我们对他的历史功绩和贡献，应当充分肯定。当然，任何历史人物都不可避免地由于历史或阶级的局限而有其缺点和弱点，我们不应该苛求于前人，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予以分析，恰如其分地予以公正的评价。比如，他虽与国家主义干将曾琦、李璜、左舜生之流交往较多，但始终拒绝参加曾、李在柏林成立的国家主义组织，政治上未与他们同流合污。至于，由于他远离祖国，身居异帮，对国民党报纸的反动宣传，有时信以为真，说了一些错话，我们也不能因此夸大其错误而在政治上根本否定他。对于那些曾经为祖国和民族作出过这种那种贡献的人，都应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王光祈在历史上的贡献和功绩是卓著的，永远值得我们尊重和纪念！
       附：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四川大学魏嗣銮（时珍）教授、四川师范学院崔宗复教授的热情帮助，提供了不少资料。也参考了近年来有关研究王光祈的文章，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特表示感谢。
       (1983年6月完稿)
       编者注：本文选自原中共成都市委党史征集组和现代革命史编审组内部刊物《成都现代革命史资料》总第二十三期。并对原稿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删节修改。
      
爱国知识分子税西恒授教

       彭用仪 罗元晖
       税西恒教授是我国早期著名的水电工程专家，是杰出的科学技术学者和爱国民主教授。他为祖国的实业建设和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发起组织九二学社，以发展革命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都具有卓越的贡献。
       参与谋刺摄政王
       税西恒（1889—1980）又名税绍亲，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七日出生于四川泸县白云场团山堡一个没落的书香家庭。父亲九章，长兄东渠，都是秀才。他八岁到十六岁，在私塾读书。一九〇六年从其二哥南承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读书，这个学校是同盟会的重要据点，他在民主革命（党的熏陶下，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一九〇九年进入青岛高等学堂。一九一一年初，由李石曾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接着，加入津京同盟暗杀组，并投入刺杀摄政王的实际行动，事发以后，部分同志被捕壮烈牺牲，他因装扮得土里土气，宛似农民一样，躲入茶馆混杂人群，将炸弹塞在茶叶桶内，幸乃得免。
       留学德国
       一九一二年，他获得政府留学公费，考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高涨，生活艰苦。他忍饥耐寒，勤奋攻读，不仅学完本专业机械系的全部课程，而且还选修了水利、建筑、采矿等学科，意在多学本领为祖国改变贫穷落
       后面貌而贡献力量。一九一七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德国国家工程师称号，进入德国西门子电力公司任设计工程师。不久回国，担任成都兵工厂总工程师和四川专门学校教授。
       专心建设事业
       ·九二一年，川军第1军第九师师长兼川南道尹杨森聘请税西恒为道尹公署建设科长。税积极建议向德商定购机床钢材和水轮发电机组及输配电设备等，作为开办工厂、电厂之用。不久，他同其表兄彭玉富（曾在日本学习电机）共同设计，利用洞窝瀑布（在泸县里仁乡龙溪下游的洞窝），建成了济和水力发电厂。又同骆敬瞻（留学德国的骆成壤状元之子）等修建“惠工机械厂”于荒草坝。
       济和水力发电厂，是我省技术人员自己设计、施工，最早利用水力发电的一个电厂。一九二一年，在税西恒的倡议下，由地方筹款一万余银元，向德国西门子洋行订购二百千瓦水轮机一套。一九二二年，杨森战败离泸后，又由新任道尹张英集股十二万元，改为商办。一九二三年开始施工，一九二五年建成发电。
       建厂之初，是在国内基本上还不能或仅能自制少量的标准建设材料的情况下，克服不少困难，自信可以就地取材而搞起来的。从石屋中穿凿压力引水道，压力水管用铁管代替钢管，过河杆塔用木塔代替铁塔。而且在黔军与杨森之战中施工被迫中断，黔军离泸时，还搬迁了工厂的设备与钢材，几使建厂工程无法进行。他迫不得已，又找商会协商集资，但商会会长梁某、盐商曾某等，认为电厂难于办成，故意提出条件说，这要看你税西恒出股金多少，我们就出多少。税乃买掉部分老业，凑集两千五百大银团入股。他决定把这次所集的有股资金，尽可能地用在工程设备上，于是，他表示只吃伙食，不拿工资，而且呕心沥血地日夜奋战。从而感动了县中的士绅和电厂职工大家都不计报酬，协力建厂。没有钢材水泥，就用条石和石灰砂浆代替钢筋混凝土，建
       成条石支墩的摩连拱拦水坝。确定无压引水方案，通过对开敞式进水口，原压引水渠（明渠）、前池、垂直隧洞、压力水管等水功建筑物的规划与设计，正确选用水输发电机组，确定电气主结线方案，修建厂房。该厂电功率虽然很小（约二百五十马力），但对六十年前科技极为落后的四川来讲，却是难能可贵的。四年以后，业务逐步发展，原有机组已不能适应需要，遂向德国孔士洋行订购较大机组，改为新的立式高压发电机组，容量增加一倍。一九三六年，用仅略同德国机器孔士洋行公司的工程师参观，他称赞说：“祝工程师学识之渊博，经验之丰富，诚属罕见。”
       该厂于一九三九年并入原国民党第二十三兵工厂，解放后并入泸县化工厂，迄今已历五十八年，犹能继续供电。一九五三年，中央水利视察团到泸县视察了济和水力发电厂的工程，认为在当时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而能建造这样坚固耐久的工程是不容易的，特呈报中央给税西恒颁发了奖状。税西恒在川南道尹公署任职时，趁杨森外出期间，还曾说服该署秘书长同意，用川南公署名义去函合江县府筹集拨款大洋三百元，以资助李大章同志赴法国勤工俭学。这是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
       当年朱德同志住离军团长驻防泸县时，对税西恒的学识与埋头实业救国的爱国精神，颇为赞赏，因而过从甚密，了解较深。一九三三年，朱总司令从江西瑞金两次函邀税西恒去解放区设计建筑碉堡，税因故未能成行，常引为终身之恨。一九五一年税西恒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时，朱总司令亲到北京饭店话旧，称赞他为中国实业建设出力不少。一九五五年，修建长寿狮子滩水电厂，朱总司令来函要他担任总工程师，虽因心脏病发而去未，但他仍时常关心该厂的筹建工作。
       筹建重庆自来水公司
       一九二六年，官商筹办重庆自来水公司，设办事处于大梁
       子，设工程处于放牛巷，聘税西恒任总工程师，一九二九年开始建厂。当时四川没有水泥，要从外省运进，很不划算，就全用条石作为修建水池、水塔和房建的主要材料，以代替钢筋混凝土。在施工过程中，税西恒经常亲临现场指导和检查工程质量，即是寒冬黑夜，都要去现场察看一二次。一九二九年冬，从上海发来向德国订购的卧式、立式水泵及电机等机器设备，事前他同工程师陈文侯去朝天门码头检查准备情况，发现跳板不能承受机器重量。在采取补救措施时，他同陈文侯因跳板折断而摔落回船中，折断肋骨三根。在住院治疗期中，仍频频嘱咐有关工程技术人员高度注意工程质量。
       重庆是一座山城，由嘉陵江引水上升至打枪坝水池，工程虽然相当艰巨，但经税西恒的细心规划和全体工人及工程技术人员的辛勤缔造，终于在一九三二年建成供水。解决了过去用人力从嘉陵江、长江挑水不经济、不卫生的大问题，对改善市民的生活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解放后，又由税西恒指导规划扩建，增添了许多供水设施，效益更宏。现在重庆市有很多老年人凡提到税西恒名字，即人皆德之，表达出一种饮水思源、缅念不忘的思想感情。
       在五十多年前用石头砌起的水塔、蓄水池，依然完整可用，充分说明当年的设计是精确的，技术是完善的。
       税西恒在渝州自来水厂宿舍题有七绝两首，探志如下：
       渝州高耸白云边，提汲工艰欲上天。
       半世微劳避党春，故高容我卒余年。
       挂水全凭政治赏，老来何幸遇明师。
       寒窗夜雨伤迟暮，头白工人话故如。
       只教书不做官
       一九三五年秋，税西恒任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
       任。全院除电机系外，还有化卫、建筑、水利、铁道、公路、矿冶诸系。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教师不够，多亏祝先生从国内外多方延揽有名的学者担任各系的教授和讲师，同时，在他的提议设计下，修建了为教学所需的全属实验工厂，这为重庆大学工学院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是学校的图书特制是工具书极感缺乏，为此，他用自己的工资，印制数百巨册德文《许特：科技手册》，送给全院师生人手一册。以后，他还把北书定为奖学金之用，即期来成绩列前三名者，均各奖给一册。
       同年，重庆大学为适应发展形势的需要，决定兴建工学院大楼。税西恒自告奋勇，肩此重任，他按“原地取材，因地制宜”的原则来建筑。他考虑到重庆地处三叠系江岸，建筑地基条件优越，沙石坚固而丰富，主张就地开采石料，作为工学院教学大楼主体工程的重要建材，既可削平山头便利区规划，又能节省建筑经费。在施工过程中，他利用一切休息时间，亲临现场进行指导。到一九三七年，这幢金石料兴建的三层大楼即巍然屹立于嘉陵江右门对岸的江畔，成为国家培养工程人才优良基地。
       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系他留德时的同学，朱想拉拢他来充实自己的政治资本，特邀请他出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他谢绝道：“不会做官，只能教书。”
       普查水电基地
       一九三六年，他为了勘测乌江中游川黔边沿彭水寨滩等地的水电资源，他利用寒假，以自费约请习泰乾（留学法国，重庆教授）及董大学生熊光义、黄松霖、许剑锋等，由涪陵粗小船疏流而上。乌江滩多流急，惊险万状，而两岸悬崖绝壁，又只有羊肠小道，可是，他们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头顶青天，脚踏险地。攀登悬岩，跋涉急水，成功地完成了彭水寨滩历史上一第一次勘滩工作。他还勘测了四川境内的龙溪河、大渡河、岷江、铜梁、荣昌、万县、江津、白沙，以及贵州境内的二郎滩、长寿狮子滩、
       高滩岩等水利工程，还会同意勘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他对查勘过的大小水利基地都写出有建设方案及建设规划。为勘测灌县岷江水利，他在灌县二王庙整整住了九个月，几乎葬身鱼腹。
       发起九三学社 组织爱国活动
       一九三八年，重大抗敌后援会出版了《五月专刊》，秘西恒在专刊上写了《十个月抗战的收获》一文，他扼要地指出：“日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并吞中国，作东亚的主人翁，更把中国人作为工具去侵略他国他洲。”又指出：十个月抗战的收获是很大的，主要表现在“国家存亡的抢救、民族性的改造、政治的进步、国际地位的提高。”他对抗战的公正评价，深受爱国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所赞赏。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秘西恒和重大学生颜又新（颜敏，中共地下党员）、徐士亮三人就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版面开辟《积极评论周刊》栏，由他们自己撰文，自己编排。祝老每期都要写一篇针砭蒋党政权成为老百姓说话的文章。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痛恨，仅出了九期，就被重庆市社会局勒令停刊。
       抗日战争后期，吴玉章、熊克武、但懋辛等，常聚会于重庆两路口新村五号税西恒家，广泛交换革命、文化、科技、建设等方面的意见，由于日寇对我大西南发动猖狂进攻，蒋介石集团中投降空气浓厚，在渝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现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税西恒、褚辅成（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上海法学院院长）、潘荻（现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黎锦熙、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黄国璋等爱国知识分子，对时局急感焦虑，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郑重提出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召。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继续发扬“五四”精神，壮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伍，广泛团结进步的科教界人士。
       士，积极参与反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这个“民主科学座谈会”逐渐演进成为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原名“民主科学社”。许、祝、褚三人是成立“民主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而祝老又是该社经费的筹集者和支持者。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是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之日，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民主科学社”决定改名为“九三学社”，并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在重庆川康兴业公司举行成立大会，祝西恒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同年八月，又在祝老家成立九三学社重庆分社，他被选为主任理事。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日，祝西恒同重庆大学教授彭用仪、段调元、蒋导江、林宇修和学生杨绮灿、谢立琼、周其昌等以及重庆市各界人士四千余人，联名呼吁全面停战，实现和平，要求延长协商时限，协商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同年，他以九三学社名义约集重庆二十一个人民团体联合声明，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制止仿国大的召开。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他发表反对美军暴行宣言，呼吁重庆市各界与各民主团体发表援助爱国学生抗议美军联合会的通电。均获得各界人士的响应。
       规划川康经济建设
       一九四一年冬，祝西恒任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技术室主任，延揽李斌都、赵生信、唐云鸿、冯路先、熊光义等专家，收集川康两省各地工矿、农业、交通运输等经济建设资料，编辑川康五年和十年经济建设规划，报送经济部备用。他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七年，担任川康兴业公司技术室主任时，对川康两省已有企业如：民生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天府和南桐煤矿、中国植物油船公司、川康毛纺织厂等，以及把新接收的几眼桥兵工厂改为为四川机械公司和新办四川农业公司等，在投资和发展方面，提出
       许多建议，进行具体帮助。在矿业方面，张张先从解决燃煤供应问题着手，如当时拟议修建的成渝铁路、天成铁路沿线、以及五通桥附近、荣邑烧酒房、隆昌、威远、黄荆沟、彭县关口、绵竹天池、广元杨家岩等地，均长年派员勘查煤床、测绘矿区，报有关部门领取矿权待开发之用。到解放时，领到矿权的已有十余处。他对川康两省经济建设的国土规划，是考虑着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而进行的，是符合科学化要求的。
       创办蜀都中学
       蜀都中学是税西恒在周恩来、董必武两同志亲切关怀下，在中共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徐冰、何其芳、刘光同志具体帮助下，由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部分革命的和进步的师生于一九四四年创办起来的。他既任副董事长，又兼任校长，既筹划学校的兴建，又负担学校经费的筹集。当时，一些同志先后向徐冰、何其芳、刘光同志汇报说，如能自己办个学校，既可使地下党同志有个工作据点，又可利用教职员的公开身分进行群众工作，广泛团结文教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为民族解放事业更好地贡献力量。这个设想，受到了党的重视。一九四三年秋，徐冰同志向熊扬说，可叫我们的同志积极联络进步人士自己办个学校。并提出要按抗大精神办学，按民主和科学办学，要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加强民主统一战线；要把学校办成地下党的一个据点，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堡垒，把学生培养成具有革命理想和科学知识的有用人材。要广泛团结进步力量，大量争取中间力量，教育帮助落后力量，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政治斗争与教育斗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细致展开爱国民主运动，配合解放区战场，夺取抗战胜利。徐冰同志介绍熊扬专门走访育才学校校长陶行知，参观北碚草街子育才学校，确定了蜀都中学未来的“抬头开干”、“社会即学校”的人民教育方针。
       但考虑到创办蜀都中学的出面负责者，必须是国民党当局可
       以迅速过的人。经向力加的同志对上层知识界人物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有针对性地做了思想工作；又由熊扬、张兴富、周学胜、张仲明、陈爱逸等同志分别还师生关系进行联系。先后得到周均时（四川遂宁人，早年留德，专精物理数学，爱国斯坦的尚足，重庆大学教授，国民党立决委员，后为民革成员，解放前夕被敌特务杀害于重庆涪洞）、祝西恒、何青（字奎廷，四川广安人，著名数学家，留法里昂大学数学硕士，曾任安徽大学校长、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部聘教授）、段调元（重庆大学教务长）、彭用仪（重庆大学化学系主任）以及中央大学艾伟（原中央师范学院院长）、常道直（原中大教育系主任）等的支持，他们欣然愿意列名发起创办蜀都中学。叶由熊扬、张兴富等凑集了二百多亩田地的产业契纸，作为学校的固定资产。又由祝西恒等多方设法，筹措了一笔活动资金，用以租佃盘溪侯姓罗盘田三十亩地作为校址（每年交租谷十六老石）。然后呈报重庆教育局备案，得以顺利批准。一九四四年八月建成了教室、宿舍、饭堂等简易平房，当年秋季即招生开学。到一九四八年夏，伪币严重贬值，影响学校经费支出，连教职员二吃饭都成了问题，祝西恒又捐助五百多万元伪币，加以撑持。
       祝西恒在极端的白色恐怖逆境中，遵照党的意图，大力支持创办这所进步学校，随时都有身陷囹圄甚至丧失生命的危险，但他基于对党的坚定信念，不要任何报酬，不怕任何风险，一心为党建立据点、为革命培养人材而努力不懈。
       从一九四四年创办起，至一九四九年重庆解放后交与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为止，祝老忠实地遵循和实践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徐冰等同志的指示，即把它办成了地下党的工作据点，培养革命人才和民主活动中心之一。这所学校所培养的数以千计的革命青年，不少学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高举抗战、进步和民主革命的大旗，在配合解放战争、反对日寇、美蒋的学生运动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解放后，他们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税西恒担任重华学院院长和重庆中国公学大学部校长。重华学院的前身名叫文华学院，院址在重庆两浮支路中印学会。后改为“重华法商学院”，经教育部批准立案。下学期即迁至重庆南岸向家坡开学，并聘请名流学者陈豹隐、罗志如、梅远谋、张志超等担任教授。
       他在主持重华法商学院和中国公学大学部时，仍和从前在蜀都中学时一样，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掩护和资助地下党的革命活动。虽受国民党形形色色的威胁，但他无丝毫犹豫畏惧，勇往直前，必达目的而后已。
       税老在解放后
       一九五〇年初，西南军政委员会邓小平、刘伯承等领导同志宴请税西恒、何鲁、温少鹤、汪云松、段调元、彭用仪等，感谢他们支持党的地下工作，鼓励他们继续为新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党和政府对税西恒教授是很信任的，他生前一直担任九三学社重庆分社主任委员，七九年被选为九三学社六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重庆市人民代表、四川省人民代表、全国第二届和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曾列席全国第一届政协第三次会议（一九五一年），并任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赴北京开会时，陈毅元帅亲到会场晋见，自称是在四川甲种工业学校亲受教化的学生。一九五四年，他担任赴朝慰问团四川慰问团副团长，作有律诗多首，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精神。现摘录三首如下：
       渡鸭绿江
       万马投鞭地，秋高鸭绿边。
       赴援千里外，御敌九天前。
       唇齿金汤固，川原碧血鲜。 勾奴犹未灭，奏凯不言旋。
       入朝鲜境
       国在山河敞，人存社稷安。 愚公移地易，暴力服人难， 义烈哀兵胜，忠贞敢胆寒。 布衣兴卫日，剖目世相看。
       朝军夜宴
       军中一夜酒，儿女尽英雄。 热血成城固，丹心映日红。 纵横天地窄，歌哭性情中。 得道方多助，人民已大同。
       视西恒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实际行动和献身精神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不辞七十高龄，爬山涉水，为扩建重庆市自来水厂现场勘测，提供规划方案。一九五六年，他总结一生的规划施工经验，在全国建筑学会专刊上发表了有关石工结构论文若干篇，颇为建筑界所推崇。
       视西恒曾深有感触地说：“我生不逢时，青壮年时期，遇到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想建设国家而不可得。及至迎来解放，又已年逾花甲，我若晚生十年那就好了。”这些话说得多么坦率真诚！从他的言行看，的确是“苍龙日葬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他的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激励我们后来者更加努力奋发。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八日病逝时，重庆八十三岁的老医生陈原生与罗侃如（唐阳春老医生的爱人）送的挽联是：“围绕北辰，一片丹心爱祖国；星列南极，三下桃李仰高风。”这可作为他一
       生的总结。
       注：本文承祝西恒夫人方淑芬、女儿祝鸿先以及张兴富、万爱涛、孙方煊、熊光义、刘宗惠、黄鸣皋、冯路先、黄福成、屈义林等同志提供补充资料，并由吕振修同志帮助整理定稿，谨致谢意。如有遗误，敬请知情者教正。
       （一九八四年一月）
      
爱国工商业者彭劲农

       四川省民建、工商联 成都市民建、工商联 史料组整理
       彭劲农同志是和平国共产党长期密切合作，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精神的进步人士。解放后对我省、市工商联的组建，贡献不少，现搜集其生平事迹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彭劲农（1874—1968）四川省夹江县人，自幼随父学习四书五经，二十岁应清廷乡试考取秀才。当时，夹江县知事熊某、贪污腐化，欺压剥削人民，劫农对其恶行愤慨万分。有次成都派出督查巡视，他为了解除县人痛苦，仰张正义，不计个人安危，彻底揭发检举了熊某的罪行。事后，熊某得知其事，竟图报复残害，派出爪牙追踪，当发现他进入西街江家旅馆时，就在六门守候逮捕。劫农机警，由后门逃出，熊某又进行全城搜捕，他乘黑夜翻城逃避。不久，熊某被撤职，全县人民拍手称快。一九〇五年，劫农被夹江县选送去日本宏文师范学习，同去的有张澜等约三百人。
       当时旧中国在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对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政治腐败，经济衰颓，民不聊生；对外妥协投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致使我国沦为帝国主义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东京学习的时期，认识了秋瑾女士，在她的帮助和教育下参加了她和徐锡麟、蔡元培等组织的反对满清的革命团体“大同社”和“光复会”，积极从事反对满清的革命活动。
       一九〇七年，彭劲农回国，“大同社”给他的任务是联络哥老准备武装。他经上海、杭州辗转回到夹江，先后任夹江监学，
       威远、重庆等中学教师等职。他联络了彭金门、杨耿光，办理乐屏星务公社，组织电勇队，建立了三百多人的武装。一九一〇年，四川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各地爆发了武装起义斗争，彭勃农和乐屏星务公社负责人张孔修商议以电勇队为基础，在乐山举行了武装斗争，虽然不久遭受失败，但他仍奔走于乐山、夹江、成都、自流井、重庆各地，进行反对满清的活动，为辛亥革命尽了自己的力量。
       辛亥革命以后到北伐战争时期，彭勃农担任过四川省、重庆市议员，洪雅县征收局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反革命政权，任意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实行法西斯的血腥统治，彭勃农坚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不愿为之效力，辞去了一切职务，退出官场，回到成都，在走马街开了一个“三泰长”纸店（后迁至城守东大街），经营纸业和手工印刷制造业，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这时，他虽有爱国之心，恨无报国之门，精神异常苦闷。在大革命期间，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影响后，才懂得一些革命的道理，重新振奋精神，转向党的一边。以后他在政治上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四川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他不顾个人安危，与党长期密切合作，为党做了不少的工作，帮助党渡过了不少难关，很多共产党员都十分敬重这位有革命精神的进步人士。
       从一九二九年起，他先后结识了许多中共四川地下党的有名的党员和进步人士，如李云仙、王文鼎、邹凤平、李亚群、罗世文、廖志高、程子健、张曙时、张秀熟、车耀先、郑伯克、王达非、桂屈、孙文石等同志。他们是“三泰长”的常客，经常教育、帮助彭勃农同志，使他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启发他起来参加党领导的反帝反蒋的地下革命斗争，为党为人民贡献力量。他的夫人彭助君同志是他志同道合的
       忠实伴侣，这更促使其思想上进步，行动上积极与党靠拢。中共四川地下党通过他家传文件、转信件、接头、谈话、保存党的经费，进行着多种秘密的革命活动，他不怕抓、不怕杀，与地下党同甘共苦。“三泰长”成了四川地下党的联络站，他夫妇俩是四川地下党最可靠最亲密的战友。
       一九三一年，他任成都市商会会长期间，和李亚群同志等主办了《工商日报》，他任社长。利用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吸引了不少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参加该报编辑工作，宣传党的主张，号召人民起来参加反帝反蒋的斗争。彭劭农自己也经常为报纸写社论，以“老农”等笔名写文章，表达反帝反蒋的观点，号召人民起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李亚群同志在他的自传里曾有这样的记述：“市商会办的《工商日报》的编辑部，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包办了的”。白色报纸曾攻击说：“异哉，市商会竟被共产党把持。”
       不久，特务对市商会进行迫害，逮捕了柯介安等共产党员。个别人叛变了。李亚群等同志被迫疏散，彭劭农也借病住进平安桥法园医院，暂时躲避起来，《工商日报》停刊了。他出院后仍在市商会进行活动，做了不少团结工商界人士的工作。
       彭劭农的家，是当时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经常往来和活动地点。有些同志如李亚群、彭明先、桂屈和孙文石等与他一家朝夕相处，对他的子女影响也很大，使他们从小受到党的教育，看了不少革命书籍和党的秘密刊物，接受了马列主义真理，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的几个子女从小就参加了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为党送书、传文件、帮助接头、到狱中探望同志、作青年工作等等。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两个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彭劭农同志一家是革命的一家。
       彭劭农对党的感情深厚，党交办的事坚决去办，碰到任何困难都不叫苦。李亚群同志逝世前就亲口对李滌（彭劭农的大儿
       子，原名彭为果）讲了一段戏引，在门色恐怖时期，地下党的经费委托彭豹农保管，用他的名义存放在银行，随用随支。由于资本家大鱼吃小鱼，这家银行倒闭了，党的经费损失了，彭豹农同志没有把事情的真象报告党，他用他自己的资金，逐步归还了这笔钱，弄得手头很紧，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报告党？他说：“我倾家荡产也不能使党受到损失，影响党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彭豹农和苏爱吾、李伯平、柯仲生、廖友陶、张坚仲（当时列五中学职员，后改名肖重）等组织了个“集思社”每十天半月开会一次，讨论时事政治，经常就在东大街“三泰长”纸庙他的家里开会。六、七月间，张坚仲被反动派逮捕，有消息说，他表现不大好，大家讨论决定，暂时停止活动，“集思社”就在这年八、九月暂停活动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候方岳、韩天石等发起成立成都市各界救国会，彭豹农代表工商界参加了救国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三七年三月被增补为救国会常委，并组建了成都市工商界救国会。他感到救国有路，废寝忘餐地为国事奔忙。除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外，还继续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党，当时的进步刊物《国难三日刊》所用纸张，也是由他供应。党办的刊物《时事新刊》，遭受国民党的限制，不准成都任何一个印刷厂承印，不许供应纸张，企图以此扼杀它。《时事新刊》自己办了一个小型印刷厂，纸张就由彭豹农以赊销名义长期供应，打破了国民党的阴谋。一九四〇年抢米事件后，国民党封闭了《时事新刊》，彭豹农的纸张费全部损失，有人替他惋惜，他说“我赊销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过要收回，我支持《时事新刊》近两年，这钱用得正是地方，我很高兴。”
       彭豹农多年从事工商业，但从未考虑过为自己发财致富、积聚资本，也从未考虑买田造房，为子女添置遗产，那时，他一心想为党组织和党的革命事业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并用身教言传，引导自己的子女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他有子女六人，其中四个在抗日战争期间均远离身边，去到了革命圣地一延安，他对
       子女参加革命总是极力鼓励，从不阻拦。三女彭为和，中共党员，二十二岁即任成都《时事新刊》编辑，她用恒沙、锋禾等笔名发表了不少杂文，以讽刺的文字，有力地抨击和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是当时成都新闻界一员有名的女将。
       一九四〇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制造枪杀事件，影响中间共产党，先查封《时事新刊》枪杀共产党员朱亚凡同志，后又逮捕罗世文、车耀先同志，其他同志也被通缉。彭为和根据中共川康特委的指示，离开成都，奔赴延安。由于在白色恐怖下的艰苦工作和在敌人追捕下辗转颠沛，彭为和得了肺病，身体拖垮了，一九四一年病逝于延安白求恩医院。噩耗传来，彭勃农很悲伤，但也很坚强，他说：“荣誉命就要有牺牲，革命不怕死，自有后来人！”
       彭勃农的三儿子彭为工，中共党员。一九三七年去延安，在中央军委军事学校学习，一九三九年派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电台任队长。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大扫荡，对晋东南铁路合围，五月三日，左权同志率总部大队突围。被日寇一颗炮弹打中，左权同志和彭为工同志英勇牺牲。消息传来，彭勃农在悲伤之中，也同样很坚强。他说：“没有烈士们的牺牲，换不来中华民族的解放！”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四川人民不断掀起民主运动和反对美蒋的斗争。这时，彭勃农虽然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但仍然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在纸张同业公会和市商会中活动，团结了不少工商界人士，尽可能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由于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蒋管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大多数工商业者遭到衰败甚至破产的命运，彭勃农的家庭更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境地。“三泰长”顶给了别人，全家迁到九眼桥天台店（一所夹江纸帮人士长年久月租佃的纸栈）租了三间房子住下来。当时经济上已是一贫如洗，主要靠亲友接济勉强维持生活。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仍然尽力援助党。许多共产党员如张溪兮、苏爱吾、黄
       梦谷都在他家住，生活上得到他家关照。他的二儿彭塞因从事地下工作，非但不能拿钱回家，反而要家里供给他生活，他也毫无怨言。王宇光、贾唯英等共产党员被特务追捕，也留住在他家，受到掩护，后又在外地为他们找到可靠关系介绍前去，这样才使王、贾二人未遭特务的毒手，并有了暂时的安身之处。
       彭劭农同志对特务疾恶如仇，在敌人面前斗争十分坚决。如中共川康特委书记韩天石同志在成都工作时，常去彭劭农家，并由他转信，后被蒋帮特务发现。一九四〇年抢米事件后，特务到他家去抓韩天石，彭劭农说：“我不知道他在那里”。特务抓不到韩天石同志，就把彭劭农重打一顿，打成重伤。但他毫不示弱地说：“看你们这些坏蛋到那里去找，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一九四九年夏天，华大进步学生毛英才被捕，关在将军衙门监狱，特务叫毛英才的父亲毛春山去看他的女儿，毛春山从夹江到成都在住天台店，彭劭农把毛春山请到他的房里，谈了两个多钟头，指出特务一定有阴谋，并对毛春山说：“如果能用钱把毛英才赎得出来，可以答应；如果特务要你劝毛英才写什么悔过书，你千万不能答应，那样就上当了，结果只能害了毛英才”。又教毛春山去时如何应付特务的办法。毛春山从将军衙门回来，证实特务果然想利用父女之情软化毛英才，毛春山拒绝了，他说，“你们先生们都劝不动他，我一个笨嘴笨舌的人，又怎么劝得动她呢！”彭劭农曾多方设法营救过毛英才，但路子没有打通。直至成都解放前夕，毛英才终被特务们残杀在十二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成都刚解放，党即派川西区党委统战部部长李宗林同志到九眼桥天台店中找彭劭农同志，要他出来工作。由于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下和党长期密切合作，党很信任他，给了他很大的荣誉，先后叫他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工商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虽已七十多岁，仍以饱满的热情，旺盛的精力，积极为党为人民工
       作，他坚决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在工商界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工商界人士做了不少团结、教育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勃农同志虽然已是九十多岁的高龄，仍然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他的政治眼光十分敏锐，还在林彪当权时，就反对林彪一伙。一九六七年曾对他的儿子彭塞、彭丹说：“林彪不是好人，就是他们一伙把中国搞糟了。”一九六七年他被抄家，随即是“造反派进驻”等迫害。九十多岁的老人，当然经不住这样的摧残，不久，就含恨逝世了，终年九十四岁。临终时由于他的子女们也同样遭受迫害，失掉了自由，一个也不能来为他送葬。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协为他开了追悼会，恢复了名誉。得到了应有的历史评价。
       (一九八三年整理)
      
反帝爱国女英雄廖观音

      
清末四川义和团运动人物之一

       邹 趣 涛
       （一）民族危亡 自发战斗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以后，随着中华民族灾难的加剧，帝国主义的侵略，无孔不入，无恶不作。九十年代末，在宗教外衣遮盖下的侵略，更是有增无已，掠夺无穷。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地出现了义和团运动，斗争矛头的指向，随着战斗经验教训的吸取日益发展、进步、深化，是符合人民革命起义的历史规律的。全国义和团运动和四川义和团运动的历程，都是如此。从而澄清了史学界有人提出：“四川到底有义和团”的问题。
       远在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就在成都，群众借东校场撒李子的习俗为掩护，齐奔教堂，捣毁四圣词，首先爆发了反洋务斗争。这比一八九六年六月，山东义和拳首领赵山多、阎书琴等在冠县梨园屯的“亮拳”三天，反抗天主教堂侵占玉皇庙事件，要早近一年时间。比一八九八年六月，山东义和拳领袖朱红灯，假托明朝后裔与“本明和尚”（本炀杨），聚集二三百人的武装队伍，活动于太原、长春一带，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影响及于明末士大夫阶级的遗臣，更要早三年多时间了。
       紧接着一八九八年的七月一日，在四川大足县的余栋臣发动了反洋教武装起义，提出“反清灭洋”口号。一九〇〇年，又在四川大邑唐场，以罗文榜为首，率众数千人，举行起义，继续余栋臣的义和团活动，同样打出“反清灭洋”大旗，捣毁教堂，惩
       处“洋杂水”。由于要巩固异族统治，仰赖外人鼻息，已成清朝统治者的本性，卖国的慈禧太后说得更露骨：“宁赠友邦，不给家奴。”当时在没有先进思想与先进阶级指导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些起义，既是旧发的，又是散漫的，采取“顺清”的纲领，意图取得合作合法的幸存，到头来都被四川总督秦俊镇压下去。
       这些爆发在四川政治中心城市，以及川东、川西的义和团反帝爱国活动，就斗争第一阶段序章，以民族宗教对外国洋教，以传统拳技练习武器使用的特点，探索前进，前赴后继，场面悲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血的启示。一九〇二年，四川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了新的高潮，战金堂，攻广汉，破华阳，围成都，就在这战斗的激流里，来自群众中，出现一个不寻常的领袖人物，一个背普通通的乡下人，一个有姓氏无名字的十七岁女青年，人民赠给她凝聚着老百姓愿望的象征性名字：“廖观音”。
       （二）三元里寨 祖上逃蜀
       廖观音（1886—1903）出生在原华阳县石板滩，兄妹众多，排列第九，邻里亲友叫她廖九妹，又叫九妹子，她的祖父在鸦片战争时，是参加过广东三元里的义勇，后为清朝抄捕，率家人远逃四川成都，好不容易寻访到远房竹根亲、成都东大街石柜台刀剪铺老板《廖广东》，联上客家族同宗同乡关系，受到接济，得以落脚在客家族聚居的石板滩，开设一间土布染房。到了她父亲年代，人丁逐渐增多成十多口，未招学徒，全家大小成了作坊工人。少年时代的廖观音，长得健壮秀丽，洗衣装裱，来得利索，挑花绣朵，一学就能。每逢她祖父兴致来时，一讲起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和三元里爱国群众抗英斗争的英勇事迹，无不慷慨激昂，滔滔不绝。这使廖观音纯洁心灵上感受的爱国仇洋思想影响，特别深沉。
       生活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里，廖观音十来岁时，不但遭受
       洋人的欺凌，也更遭受到封建礼节的束缚，特别是女子缠脚的痛苦，母亲是包就的小脚女人，但她却竭力反对。石板滩一带这时已经流传着几句谣谚：
       爹娘生我一双脚，
       用来走路与做活。
       为啥缠得那般小？
       痛了骨头又痛肉，
       纵死我不再缠足，
       路遥天涯与海角。
       据说几十年以前石板滩、龙潭寺的姑娘们都非常爱唱，直到今天，有些老太婆还能琅琅上口，那就是廖观音信口说出来的，传到后世，成了一首反封建反缠脚的民歌，也反映了廖观音自幼养成的性格和秉赋。从此，她在青年女子与少妇中享有威信。
       （三）红灯教起 学义和拳
       一九〇一年，正是王寅、癸卯大旱的岁月。南充等二十四州县，川东北一带，逼近成都的简州等好几个县，普遍都遭受到空前干旱，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多以吃芭蕉根、榆树叶、观音土为生，还有的结伙去吃大户、割米口袋为活。各级官府，只知收苛捐派重款，根本不顾大众生活。义和团、红幻会在四川就应时而生。成都青羊宫照壁上出现秘密揭帖，文昌帝君降坛文：“天下不太平，山东扫不平，湖广闹水患，四川起烟尘。”四川总督奎俊忧心忡忡，不住向京城告急说：“伏莽思逞。乞皇上屡缓四川考试，恐乡试聚众数万人，尤虑匪徒混迹滋事。”四川总督伯义和团怕到连御用的旧知识分子都不敢相信了。据《锡良遗稿》记载：“三月二日，泸定县民祝华山率众毁冷碛教堂，劫法国司铎牧守仁，将腿大足余瓮子放辙，肆其要挟。”四月，川中的资阳义和团首领，一马当先，首先起义。现在搜集到的光绪末年一段《资州》手抄本，文字通俗，概括性高，使全川大起义的
       悲壮图卷，跃然纸上。其调曰：
       杜鹃叫：“规规洋”（鸟鸣谐音），义和二李闹公堂。
       (即李冈中、李南山)
       胡县令（藏元），手脚忙，逃走三班与六房。
       温毛钱，昧天良，高利盘剥狼心肠。
       保正头，祭大旗，清水河边哭贤良。
       童武举，（顺南）小狮子（义和团首领之一），
       攻打头阵下贤阳。
       八勇士，丧沙场，核桃园上把名扬。
       据此，可以窥见中国义和团在北京发动后，继续在四川发展的规模之大，阶层之广，人数之多，战斗之烈。
       紧接着简阳李永洪，仁寿熊春秉，中江廖高亭，三台李青三，射洪税玉堂等相继起义，尽管积神、积佛、积天师、积元帅、积代王，名异实同，都是“灭清剿洋”为指南。这样一来，由顺清改进为灭清，虽一字之改，是总结中国北方和四川前一时期义和团运动的教训，立场鲜明，广大贫苦人民，吸引在义和团革命旗帜之下，纷纷投奔，信徒发展到数十万人。官家文书承认：“有武装组织达三万多人。”无怪清末义人王蜀琼的诗道：“蜀江水碧蜀山青，一点红灯万点迎。”足见四川义和团运动，已成普遍开花之势，而红灯教的联络，已成密如蛛网之局。
       廖观音在四川义和团运动新高潮影响下，使她爱国仇洋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正在跃跃欲试要变为实际行动的时候，她住家石板滩的近邻，有个义和团青年首领曾阿义回家了，他原是龙泉驿街上齐家铁铺《兴隆号》的学徒，这铁铺以两旁吊牌：“江浙龙泉老号”，“精制天下名剑”著称，以后成了四川义和团制造戈矛剑戟刀枪的秘密供应点。曾阿义在此当学徒时，就参加了红灯会，初学打铁只能打劳动强度很大的二火锤，练就了两膀臂力，为了强身卫国，义学会一手铁锤流星，义和团中人，称他是“神弹子”。常与外州府县的义和团保持密切联系，暗中还是华阳县东
       山五场一带的首领。由于他与魔观音自小就是同街头大成人的关系，彼此熟悉，素来对她富于男性的反抗精神，多有好感。这年春初，曾阿义又接到三台义和团的专函附揭帖，望他扩展组织，储备武器，计划在端午节，发动一次全川性的大起义，他就专程到石板滩找魔观音商量，娶她采月“打鸳鸯姊妹”的方法首先把青年女子发动起来。这在封建闭塞的农村是一个大难题。魔观音不怕难，乐意发挥这个特点。尤其是曾阿义给她看了四川义和团新的揭帖，其文曰，
       “今奉上帝令，灭清剿洋共汉。行事多人商议，定今端午日成时，天下各处共起征伐，临时忽然起火为准。凡致投者，在起火时，各执军器，将发剪短，只留寸长，勿包帕戴帽，以光头现短发为记。凡灭清之兵，概以现短发为记。征伐时见头现短发全留；不是短发者全除。各短发军，待天明时听点后，每人给钱乙千文……”
       魔观音听后，向曾阿义表白说：“这回揭帖中有两事新颖：一是由贤阳义和团灭清剿洋，加上‘兴汉’二字，可算吃一亏，长一智，又行前一步；二是头剪短发，正合吾心，义和团同人，在反清反洋兴汉时反长辫鬼，反小脚妖，团聚天下更多女界。吾愿为此奋斗终身。”
       大出曾阿义意料外，几年不见的廖九妹，谈吐如此有新意，顿起后继有人可托大事之念。
       （四）龙潭大战 一圆成都
       通过长时间义和团一系列活动观察，自称教主的曾阿义，更加信赖魔观音，特别是她入团后，忠心耿耿，勤学教义，勤练拳技，对于一般劳苦团众，关怀备至，济人之难，救人之急，团众衷心拥护，称赞她是：“白莲教主王聪儿脱胎的女英雄！”魔观音的名望，日益传播到四川内外，慕名前来听她讲道说法的人，
       络绎于途，她率性把门前干涸池塘，变为练武的操场。时人曾有诗歌颂：“夕阳西斜廖家庄，红灯照见习拳忙。”凡与她结识过的人，都夸她精明能干，武艺高强，经常看见她带着一个廖十弟，一个齐小妹，三双芒鞋，翻山越岭，活跃在华阳、简阳、仁寿交界俗称“三不管”的穷乡僻壤之间，宣扬反清灭洋、操拳兴汉的宗旨。
       铁匠出身的曾阿义，耳闻目睹此情此景，极为高兴，为了发挥义和团的优势，有利于扩展组织，甘居偏将参谋地位，当众宣布她是“观音化身”的领袖，以资号召。从此，这支义和团兴旺起来，投归日众，多达一万余人，有些小股义和团头目，都带武器入马前来合伙，就是川西各县义和团著名首领，也都纷纷派人与她取得联系，尤其是在石板滩至龙潭寺一线发展迅速，逐渐形成一支豪之能战的武装组织。
       一九二〇年春，华阳县令派团练搜捕廖观音领导的义和团，她率众将县衙门的公堂设备门窗建筑捣毁，打死练丁三名，打毁教堂一扇，县令脱逃，连夜都督府请兵，这就开始了以廖观音为首，曾阿义为副的川西义和团与清朝军队的武装对抗。
       龙潭寺，距成都仅二十里，是东部门户，发生了打走县令、打滥教堂、打死练丁事件，这使统治四川的成都将军卓哈布、四川总督奎俊、七座教堂主教，以及外国领事们惊惶失措，他们联合勾结的对策是：一面设岗布哨，盘查行人，作为省会的成都，实行宵禁，只准西北二门中午打开一二小时，进行买卖供应市区，一面调兵遣将，布置剿办。但是负责全省军事指挥提督军门丁鸿臣，已调到川北安岳鱼龙山堵截另一支义和团首领刘精忠部，抽不下来。迫不得已，只好以七十五岁的文官按察使陈露充帅，企图先拨掉这眼中钉的廖观音义和团武装队伍。其实陈露是不愿意去的，迫于长官奎俊的命令，又不能不去。看他临行前留给后人的一首诀别四言《亲督师》诗，是怎样的牢骚满腹。诗曰：
       举民近郭，声打教堂，人心喷喷，
       官心惟位，群聚皆著，强颜舞商，
       不问谋略，惟余恐惟。
       四川总督奎俊在督府为陈羁钱行，席间奎俊说：“以闲下之威，足可镇其拳乱，拳匪多如蚊虫，一掌虽可击毙数千，但系孤掌之任，预防蚊虫刺伤也！拳匪之多，拳匪之勇如是也，阁下慎之！”色厉内荏的叫醒而已。另一方面，奎俊也象他的主子慈禧一样，为了稳定本来空虚的成都，勉强维持后方治安，四礼八拜请来外国军队潜入成都给他保镖，那就是法国军官胡安率领洋军，进驻大慈寺。目睹的王增琪，曾赋诗有感：
       忽见西官人会垣，大慈古寺作行辕，
       华官拥卫民私语，当道无能失尊严。
       奎俊得到了洋枪洋炮洋大人的保护，对自己的安全稍为放心，仍然不放心陈羁的安危，把记名总兵孙烈全找出来，带领一营清兵到汉州（今广汉）增截廖观音，预防她与绵州（今绵阳）、三台、德阳、罗江一带义和团联结。可是这个赋闲在家的孙烈全，素与洋人勾搭很深，一有机会出山，就想夺取按察使乌纱，对陈羁并不存有倚角之势以合击廖观音的思想，倒想陈羁孤立于龙潭寺，以便火中取栗。他在起程之前，就密访法国主教杜昂于平安桥教堂，陈述自己进剿义和团的一套，杜昂甚喜，懋勉有加，并赠法制白郎林手枪一枝，鼓励乡亲仿一些义和团众。
       廖观音感觉敏锐，鉴于事变既已酿成官逼民反，必有恶斗。她的义和团就“向各村庄招募游民，一同入会，扩张组织，各以红袋悬腰，袋中贮存导记，编为一队若干人。”每人还发一块红帕子，包在头上，以资识别。每一棚人有一杆红布三角形小旗，上面绣有七个星，以为指挥战事的令旗。从此，“七星五虎团”这个主力驰骋在华阳、新都、金堂、广汉一带的川西平原上。
       与此同时，她又派人与连封州县义和团取得联系，以便互相支持。如仁寿的熊育禾，简阳的李永洪，金堂的唐顺之，新都的范石匠，资阳的凌天顺，德阳的王兴三，乐至的徐机匠，射洪
       的祝长常，温江的吴真二、吴庆熙弟兄，三台江文禄、江显道父子，三台卓绍初、卓侯氏夫妇等等，作为外援。其中以熊青禾、唐顺之、李永洪、吴直三作为监军，成侧击，成绕道，密切配合，分东西南三路包围成都，蔑观音的义和团，作为主力军，担负北路围攻成都的任务。
       六月十七日，膺观音的义和团在龙潭寺文昌宫学习拳操练，华阳新县令带领剪了前来拿办，哨官跌马，突入庙门，被义和团登时杀死，剪了全部败退，县令退守二台子。次日，奎俊急派候补知县唐致远率兵往剿，义和团迎头抗击，大挫清军，乘胜捣毁华阳县稻首堂一所，杀教上一名、教民四名。
       这年夏末，川西各路义和团已逐渐形成对成都的包围，东路简阳李永洪的义和团，已到柏台场，西路吴宜三等人的队伍，活动于温、郫、崇、灌一带，南路仁寿熊青禾与彭山义和团混合编队，直接威胁新津、双流，北路膺观音的“七星五虎团”就由石板滩节节向华阳龙潭寺推进，新都范石匠的义和团，也从木兰寺一带向省城方向靠拢了。
       按察使陈舜率领清军的看家部队一营及团练武装数百人，打开北门，向龙潭寺方面奔去。七月二十四日，清军到达龙潭寺，义和团布置了一个口袋阵，撤离龙潭寺，埋伏在附近山丘竹林里，准备深夜围攻。清军不解，如入无人之境，极尽掳掠残杀之能事，在场中拾到义和团丢下的“信义团”旗帜一面，清军把无辜群众首级二十多颗砍下请功，陈舜正准备报功请赏的时候，埋伏在场外的义和团，先将清军派出的几个探子击毙，除去耳目。夜晚，一声炮响，膺观音指挥的各路义和团万余人，铺天盖地向龙潭寺杀来，要消灭这支守卫成都的清军主力。当他们一鼓作气冲了过来，清军望而胆寒。据王寅年四期的《新世界学报》记载：“昔前者既倒，后来蹉进，午刀念咒，若病若迷，毫不畏死。”陈舜对此猛勇的进攻，毫无出击能力，只得凭借洋枪洋炮，死守场口，自夜至晨，义和团没有拿下龙潭寺，捣毁了附近
       天主堂一所而去。
       七月二十六日，廖观音向陈孺下战书，“约明日大战。”陈孺一激怒，杀了下书人，又向省城求援，四川总督奎俊得知，急调新都团练，星夜赶到龙潭寺各要隘助战，还调亲兵二哨兼程前进，清军的力量得到加强，即谋反扑。在此紧急关头，可憾的是廖观音派人给南路张青禾相约于二十二、三日会攻省城的密信，在龙泉山下被清军搜获截留，熊此时还在仁寿、乐山、眉山间等待消息，东路简阳李永洪的义和团队，也为清军阻于龙泉山上，无法增援。奎俊又将维州的清军调往北线增援，形成对廖观音的包围，使他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
       二十七日凌晨，廖观音亲自督战，左手执一面三角红旗，右手提了七星宝剑，包红帕，乘便桥，四个壮汉抬着她冲向龙潭寺场口，后面跟着打扮成寺陀、关圣、灵官、孙悟空四个民间崇拜的英雄，作为小头领，狂叫：“砍不进”“打不进”“活捉陈老狗”的口号，率领数千义和团群众猛杀过来。清军如泉，团练如鼠，将成奔渡之局，陈孺见势，手提大刀，死守场口，大叫：“谁敢放下，就砍谁头。”才稳住阵脚。这场大战，自晨至酉，双方伤亡都很大。一直打到黄昏来临，仍不见东南两路的义和团友军，廖观音意识到密函发生意外，仍从容勇敢冲杀在前，不给清军喘息机会。正在这时，威远中军炮兵刘统领，开来了新的炮兵接连发射开花炮弹，致使义和团伤亡极巨，久久不能冲破清军防线。廖观音、曾阿义决定撤出战斗，退回陇山寺。次日又退回石板滩。陈孺跟踪，大肆残杀陇山寺、石板滩人民，尸横遍野，惨绝人寰，廖观音不忍故乡父老继续遭受浩劫，又率队向金堂、广汉境内转移，敌人视线随之转移，就减轻了人民的伤亡。虽然没有攻下龙潭寺，实现围攻成都的原订计划，但这次川西义和团如此英勇在成都附近地区发动如此规模的攻击，弄得四川统治省惊惶失措、狗咬狗的矛盾重重出现。成都将军绰哈布色缩满城，不敢出城一步，只派点旗兵保护城内教堂了事。四川总督奎俊天天焚香
       诵经，随时准备逃离成都。以高枘领行的川籍京官，上书清庭，指责奎俊剿义和团无能，主张另派统督来川继任，掀起一个“倒奎”运动。由此可见，虎观音义和团的龙潭寺之战，对于四川民心的影响浮动，成都统治者的威胁都很大。
       五、大战金鳌 威震广汉
       魔观音部的义和团突围龙潭寺，转向金堂、广汉以后，遇到的战斗更加激烈，清军的损失更加巨大。特别是与淮口镇的义和团唐顺之队伍汇合，声势更大。人称魔观音、曾阿义、唐顺之为“川西三杰”。由于唐顺之家住淮口，系著名的书香人家子弟出身，熟读史籍，深知韬略，为人正派，爱济贫困，群众称之曰：“孝廉公”。约是同情支持义和团活动，常借后院松林给义和团练拳学剑，并给他们闲聊说：“你们乱闹不行，要学知识，学些战术。”淮口义和团就拥唐为首领，从此，“唐元帅”之名，远近咸知，邻近乡民，多来投奔，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唐破家输财，购置武器，成了川西义和团的劲旅。魔观音部于七月下旬撤到金堂肖家坪，与唐部会合后，即展开反洋教斗争，拆毁教堂，杀了借教作恶的教民多人，司铎潜逃，她率部直达清江城，以致金堂县令杨昱革职，代理县令丁良干也受到处分，此外的熊青禾、李永洪、廖高亭等义和团队，都到了清江城火盆山会师，分驻山上火盆寺、镇上火神庙，资州与绵州的交通，全被控制，金堂西部成了义和团天下。人民挂红放炮，赠送粮食，迎接义师。这大批义和团联军，接受了魔观音的建议，分别派出打富小队，收缴土藏劣绅的财粮武器，所有队伍，从而得到补充。魔（观音）、净（阿义）、唐（顺之）、熊（青禾）、李（永洪）、廖（高亭）六头领会商决定：采取先取道广汉，向西北进军，击绵剑，据平原，南下直取成都的大包抄战略。魔观音担任前锋的第一仗是在沱江边俗称“小三峡”地段的清江城，巧设埋伏，引诱清军进入伏击圈，打得同知衍固总傅岳龄、六品顶戴的陈吉之与魔松年及清军练丁数十名部将身鱼腹。打得历来镇压川西义和团劣
       一刳子手，自一儿○○年就在大邑任县令时居杀义和团领袖罗文榜而起家，提升为现任汉州知州的高维宾单骑逃回州属三水关。
       义和团于清江城大捷后，兵分三路，紧追高维宾，直抵三水关的东西关口，汉州告急，成都毙动。四川总督奎俊于接到“乞援羽书”后，急命陈弼分出姚家渡清军驰援三水关，企图威胁义和团后路，而山水关的地头蛇伙同八大会馆的商帮所组成的五犬团防，除一般枪外，又备置数门“冬瓜大炮”，帮凶清军，顽守关口东西两面，烧毁西面板板桥，解除后院起火的忧虑，疯狂发射开花炮弹，给义和团带来很大伤亡，使得义和团围攻关很久都不能破关，旷日持久，易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廖观音等乃决定撤退，在击毁了三水关的东关头后，仍折回清江城，驻营火盆山，与渝水南岸梵音寺一带的清军相持对垒。
       七月尾，四川总兵孙烈全率领水师炮船赶到赵家渡，欲仰攻火盆山，沿着渝水南岸，突围北上，刚抵彭家大院子时天还未亮，就进入了廖观音、唐顾之所率义和团布署的伏击圈，廖观音手执的三角红旗一展，义和大军，分头将清军官兵围困数重，短兵相接，枪炮失掉作用，立即展开肉搏，由清辰打到中午，来不及埋锅造膳打得清军兵成了饿鬼，总兵孙烈全成了身首异地的败将，全军覆没。廖观音割下他的首级，回到山上火盆寺，设奠祭祀川西平原上，历次义和团壮烈牺牲的战友亡灵。
       二品大员阵亡的消息传到成都，四川文武官儿万分震惊，总督奎俊向金堂境内调集清军，陈弼又带重兵赶来参战，火盆山三面受到包围，地主团防又趁火打劫，担任封锁山下道路岔口，清军主力使用火炮火球向山下轰射，古庙茂林都起火，遮山成了熊熊火海，扑灭很难，清军梁山上义和团分力救火之际，不断增兵猛攻，攻陷最后一道营塞火盆寺，义和团赴汤洒火，壮烈牺牲了九百余人。廖观音、唐顾之等首领见此战况，决定北撤，又遇暴涨的缩水作阻，人人奋勇，泗水抵达北岸的义和团众，仍有四五千人。
       这支义和团渡过绵水，斗志更加昂扬，又受到穷苦人民的慰
       芳支持，继续战斗在廖家湾、四方碑、赵家渡一带，击败清军，打垮团练，一直进展到淮口镇。在途中还摧毁了占地数十亩，俨如洋租界的苏家湾大教堂。搜获大批枪械、粮食，补充了义和团给养。但在翌日，陈孺领兵赶来的一场激战中，被捕牺牲了熊青禾等多名大小首领，在决定撤离之前，使用炸药将教堂主体建筑烧毁一空，回来怂恿教民作奸为恶的选司锋，仅以身免。义和团经过会商，分道活动，唐顺之率部东下，经过淮口高板场，与该处义和团会合，捣毁七堆瓦天主堂外，廖观音率队穿过清军封锁线，抢渡沱江，泰然回到老家石板滩。这次的成果如何？正如廖观音的谋士周俊高歌那样：“六路义师下金堂，三水关前摆战场，五大团防成灰烬，八座会馆变丧房。”
       六、走马街战 二围成都
       一九〇二年秋，正当四川按察使陈孺满手沾满义和团众和人民的鲜血，从金堂、广汉回到成都，得意洋洋，踌躇满志，提笔大做《胜了歌》，遍贴各州府县、乡村场镇，以示庆祝报功的时候。中江任观伦，邛州王登武，又“偕词仇教，惩治富豪”大闹义和团起来了！新都出现红旗义和团，广汉出现七星五虎团，仁寿义和团声言“要给熊青禾报仇”，唐顺之率众数千人，如约而来，向简阳、华阳靠拢。向若省城逼近。
       廖观音回到石板滩已一个多月，得到休养生息，调整充实，与曾阿义等筹商准备东山再起，围攻成都，只是在战术上改变得灵活些：“力能胜者硬拼之，力不能胜者软收拾之！”拿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新民丛报》中问近事栏里的话来说：“一遇官兵，则身扮农夫，泥迹民间，符官军稍寡，则勇往直前，往往官兵反为所败。”这就是他们转战川西，几经受挫后得出来的一条新对策。成了此后义和团普遍采用的作战方针。惊弓之鸟的陈孺，一探悉廖观音等回转原地，梦寐不安，时加监视，跟即将知廖观音不甘坐待，仍在闹鸡起午，劈剑练枪，不放弃任何机
       会，都在大讲反洋卫国兴汉灭清的道理。他就迫不及待地责令石板滩、龙潭寺一线常驻清军与团防，就近挑畔，武力制止。这在廖观音等看来，充斥着是老虎头上拔毛，是可忍孰不可忍，就从石板滩打起来了！远在三台的义和团首领丁文江闻知，即分兵来援，会合廖观音再度起义的义和团队伍，打得这一线的清军、团防抱头鼠窜。这给各路义和团很大鼓舞，揭开了成都包围战的第二幕，渐渐收缩拢来，互相扣起手来了。据我此时，包围成都的义和团已“多到三万人”，四川总督佟俊“燕处深衢，束手无策”（《汇报》四一七号）在誓勇大堂左右，安设格楞炮二尊，在内室赶筑夹墙，以图苟安。不久，白马寺、红牌楼多处，就出现义和团活动。面对这种大军压境的危局，全城大小官员，地方绅粮，奔走相告：“没有料到红灯教来得这样快！”“躲不及！跑不脱，在劫难逃。”
       九月十四日入夜，川西义和团一支队伍，由廖观音率领，紧随一批农村女青年装束的小分队，各执利器，跑步在前打冲锋，一直冲入青羊宫，一些披发道童与苦厨中苦力道士，有的同情，也有义和团内应，无不热忱地款待她们以滚茶热饭，唯有一个当家道士，闻知此情，于深夜辗转密向督署报警。殊不知川总督秦俊早已卧床熟睡，司衙门卫，不便通报，怕惊动这个部堂大人。第二天绝早，又是一场倾盆大雨，廖观音等就乘此雨淋淋雾蒙蒙的时刻，使用竹木长梯，翻越南门城墙而入，由南大街直奔府城中心，目的在袭击总督府。沿途仅遇着清军的靖川营兵丁流动巡逻，一击即溃，多缴械逃命。市民百姓听着义和团队伍的先头人员用两种语言大声怒吼：一种是广东话：“依不杀若，依寻官兵斗也！”一种是汉语的四句话说：“迎接义和团，全家得平安，灭清兴大汉，剿洋杀贪官。”这种高音喊叫，不但惊醒了文武官员，有一个武官左哨李某，自表忠君之心企图阻击义和团，却躲得来“上马三次背望。”而且市民的奔避声、呼声、关门闭户声，一时并起，有的吼着“义和团来了！”“红灯教进城了！”有的在门枋
       上忙贴：“迎接义和团，迎接红灯救”等纸条，用香烟供作。视若天降神兵，义和团如入无人之境，连扑走马街。在此，不妨引证汪海如所写《啸海成都笔记》一段，以见一斑。
       “玉实乡试第三场，余方在家检束考篮，忽闻门外呼曰：红灯救人城矣！急接夫出联，远见野民廿余，连奇亦脚，如颠狂。中一人拥三角小赤旗，若张若阖，口喃喃不知作何语，左右数人持长戈短刃，二人前平，挥长柄刀。城中都宁不虑‘贼’驱至，胥仓惶失措，时满督奎闻变欲遁，精护卫人伙，争荷枪械，环列东西转。‘贼’至走马街，距背院咫尺。”
       这时的总督衙门，就在今大的督院街，走马街在其右，是义和团南米必经之地。当这支轻骑先锋已攻打到皋台衙门（今春熙东路第一人民医院）附近，仅遇着一个不知利益的被裁汰绿营兵汪胜，“在署前奏瓜，瞬见之，大呼曰：贼入矣！”（见《金堂清代文献类编》）义和团众，听到这个小叔才的诬蔑，一时将他一刀两断。此情此景，清军大乱，不知有多少义和团杀进城来了！为了保命，四处乱奔，竟无一人出来指挥，混乱狼狈，迭于极点。如果义和团各路义军同时赶到，统治四川多年的罪恶枢纽督院街总督府，早已垂手可得了。
       正在紧急关头，镇压义和团的老倌子手陈确，“逗说总督出，猝与匪遇”（见周询《蹈海丛谈》）赶忙下轿换马，暂避其锋，潜回皋署提兵调将先命他的亲兵护卫队，抵挡一阵，那里是这支义和团小分队的对手，立被打退，当场打死亲兵数名，其余都向督院街方向激逃保命而去。龚俊得到这一消息，丧魂落魄，欲逃不能，急命紧闭辕门，契卫兵弹上槽，刀出鞘，环列东西，不滴左右，以持援兵到来。
       陈瑞回皋署布置策划后，又策马直奔鼓楼街，急上鼓楼中心哨所，命司鼓牙率擂鼓报警，城守清军于惊魂甫定之余，奔向乱马街奔来，枪林弹雨，密集发射，义和团有的持枪对敌，有的自
       刃拼刺，围绕在廖观音前后的女义和团众，以剑冲杀，更为猛烈，一时刀光剑影，血肉横飞。陈孺义亲率看家本钱的靖川营，从督院街冲杀过来，导致义和团腹背受敌，处境十分不利，出现战友阵亡五人的现象，敌强我弱，战局骤变，倘若这样硬拼厮杀下去，有全部牺牲的危险。廖观音当机立断，大吼一声：“撤！”边战边退边招呼，终于突破薄弱环节，顺利由南门撤出。沿途逢州过县，人民都把这支英雄战斗队迎接，送茶送饭，直过潼川府营界，还受到三台义和团领袖徐机匠、范石匠的热烈欢迎与留住，从此川西一派的廖家拳技，在此暗室中又生根发芽了，反清灭洋的革命种子，得到继续传播。
       （七）血贱魔池 殉节成都
       廖观音以一个不满二十周岁的女青年，率领着一支义和团队伍，出于反帝反清的爱国热忱，不怕洋枪洋炮武装到牙齿的四川总督，敢以少战多，包围成都，打进敌人心脏附近的消息一传开来，使得帝国主义者慌忙失措，调兵前往成都，增兵二千余人，以城被裹着大炮，连夜登程，借增援城防之名赤膊上阵，进行镇压，一面由丧权辱国的满清外务部，对殖民主义者，大献忠诚，“有保平安之资”，“劝说美英法兰二国人民都不要前往成都、潼川、资州等骚乱地区旅行。”（见《华西教会新闻》1902年11月号。）一面由奎俊在成都及其附郭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不是叫嚷“切责部下杀余匪自效”，就是布告“杀一人赏五十金，对于义和团首领廖观音、曾阿义二人，就递贴通缉文告“悬千金重赏”方提拿归案。于是，冤魂繁兴，“陪民冒功赏”者有之，“借此敲诈勒索”者有之。清人汪如海的笔记这样说：
       “都司王某于北郭外捕四人到，指为贼目，临刑鸣冤不直，犹背药致紧，腰插锤刀，盖农民也。东关外逢花池为历杀决因地，一夜连决十九人。”
       此外的典型例子还多，如成都东门外有一个炉妇，长得美
       朋，拒绝清军调戏，也逃不脱虞掌，就被指为女义和团杀厂，“长月九收举名”。陈满的比少爷陈大浩，历来是有名的花花公子，为非作歹，扎一个少女是钟氏提到，谁？是行观音，因而使得奎俊一时高兴，不久揭穿，又垂头丧气。汉州知州高维寅，扬言提到一个活观音，怕义和团劫狱，已秘密处死在狱里，督府怀疑，派出刑房“作伢子”前往验尸，才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脚女人，受到“梁蔽上峰，图谋功利”的斥资。简阳还传出“于金龙寺击毙魔观音”等等一厢情愿的谣言。清末出版的杂志《四川》“天讨篇”有一段记载：
       “红灯教入成都时，有女子坐车到总督署侧，忽闻战，车夫骇，弃而奔，女子倒撞下车，方在狼狐，兵开败归，即斩其首以招功。”
       由于这伙居夫都想捉到魔观音去邀功请偿、加官进爵，一时其观音、假观音、大观音、小观音，把四川闹得来乌烟瘴气，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小民深恐遭受连累，凡有女子的人家，不惜倾家荡产，不惜过早出京，不惜远离敌土，以免这场无枉之灾。尽管官府这样恶极，残民以逼，而奎俊始终没有办法拿获魔观音，引起四川内外舆论哗然，只得如丧家之犬，夹着尾巴，离开四川。
       事实土，魔观音率领义和团，自从两团成都失利，转移到另一个川北战场，汇合三台两河口义和团起义，闹潼川，破豺洪，攻蓬溪，占蓬案，犇赫战功，势力更加扩展，弄得各地清军被动挨打，甚至川东告警。九月五日，巴县知县在礼文中说：“现闻容属言欲余匪，窜于川北射洪一带滋扰，彼处一水可通合川，诚恐顺流下窜，为害地方。”这就由敌方的嘴里画供了“川西早已捉到魔观音”的漫天诬言。
       直到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以镇压白莲教在四川起家的老奸巨滑会子李春煊，二任四川总督，到达成都后，就采取剿抚兼施，愿咸并用的两面手段，以整顿团练保甲为主，以略施小
       惠振济为辅，分化群众与义和团的关系，瓦解人民义保家园的壮志。即使这样，十月月中旬，双流义和团，照样“附郭愈张”，在钓岩子等战略要地，打他一个下马威。十一月，温江吴二代王（直三）率领的义和团，活跃于温、郭、崇、新、潼五县，搞得这个自命不凡的总督“闭城严守，旦夕可危”。当他知道鹰观音还在人间的时侯，外有许人的压力，上有清庭的催旨，内有同僚的施议，日子更不好过。一面派暗探密查，一面磨磨族、诛满门、严保甲、悬重偿，费尽心机，残杀无辜。有次使得岑春煊首出望外，闻报鹰观音提拿到案，急忙三堂会审，自作主审大员，皋台问道陪审，满城官员肃立两旁，新军荷枪实弹，全套刑具，耀武扬威。最后由词狱推出一个满头黄发的女子，口称冤枉，控诉说：“我是一个乡下人，童养媳，婆婆收了官家二十两银子，就把我牵来抵这件皇犯大案，那我是啥子鹰观音嘛！”岑春煊又耐着性子，马上传来廖氏亲族当场认识对证：“消此实非是，安忍丧本心。”（见王增琪《审视观音》诗中语。）晓得是一场闹剧，岑春煊大怒，严责差役收场。但他继章鹰观音的阴谋没有放松，百计千方，心狠手毒。终因鹰观音接到吴宣三密信，先回到简阳义和团聚居处，共商南北两路义和团主力，怎样布署第三次围攻成都时，不幸于镇子场被岑春煊重伤收买的内奸，在一九〇二年一个深夜，鬼鬼祟祟，派出威远前军帮带段方成，率领着一批快捕，前往拿获，清庭如获至宝，岑春煊获以邀功。就在总督公堂会审那天，轰动成都，四门警戒，由皋台衙门大监将鹰观音率领囚笼，送下囚车，押过走马街、督院街，群众看见他身披缩衣，凛然昂首，视死如归，无比愤怒地骂不绝口：“大奴才慈禧，小奴才岑老四，都是丧权辱国的坏东西！是英雄，战场上来取你姑娘的头……。”岑春煊一面以奴颜婢膝的口吻，急上奏折称：“该大臣名震一时，若获而不诛，恐朱靖之人心，复因而蠢动，且恐外人藉口，当场正法。”（见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档案批奏折》）就这样，一九〇二年一月十五日，鹰观音英勇就义
       丁成都下蓬池，幼弟廖十弟同时死掉。消息一传出，一时代表侵略者喉舌的《世界时报》不得不承认：“真是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勇敢的人了！”当时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民，默默怀念她，野祭她；当时具有民族灵性的诗人，则以“但恐众生沦弃域”的爱国英雄欲颂她，赞美她；近代史学者称她为：“完全不以富贵利禄为念，完全自觉地把生命献给中华民族，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我们周总理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次讲话中，更作了全面的概括，高度地评价说：“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英雄基石之一。”年仅十九岁的女青年廖观音，为了打救灭洋，反帝反清，战斗数十次，驰骋数百里，在巴山蜀水间，扬溢着可歌可泣的动人战绩，流传着神话般的感人胜事。虽败犹荣，虽死犹生，特别是她那神青年时代就有理想、有抱负、有见解、有作为的反帝爱国伟大精神，永远令人崇敬景仰，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一九八四年二月完稿)
      
周孝怀自述往事记

       乔绍蓉
       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在上海为周孝怀及其家属治病 时间较长，周喜谈往事，现经回忆将他所谈的一些事情记述如下：
       周孝怀，名善培，号香草，原籍浙江诸暨县。其父周位东在清代同治年间入川作幕僚（俗称绍兴师爷）周孝怀于一八七五年生于蜀。一八九〇年周位东署营山知县，闻四川荣县赵熙之名，特聘请来营山，做孝怀专馆老师。周天资聪颖但倔强不羁，以前的老师均不能教终而去，赵熙性刚正，教督学生甚严，孝怀对赵却十分敬重，老师弟子之间，情谊良好异常。其日常功课，午前学经史，午后习文赋，以继承绍兴师爷的传统。时该县有一副榜（举人最后一名称副榜）荣归还乡，周位东携孝怀出迎，向他讽：“汝若得此功名，余愿足矣！”不久，周父在任病故，其幕僚耿周年幼，声称，其父欠库银八百两，娶周赏付。周予以拒绝，因此，交代案悬而未决。周同家人归寓成都，家境贫乏，官债屡催，无法支应，自写诉呈一纸，递呈藩台衙门陈情。数日未见批复，内心忡忡不安，乃于某日凌晨到藩台衙内等候。当时官场习惯，早晨接待客人，当客人告辞时，主人必须送到一定地点。周熟知官场礼节，当这位藩台大人送客出来转身欲回室之际，即自报姓名上前参见。藩台问道：“小子到此何干？”周答：“晚生有一诉呈请问大人已否过目？”藩台问道：“你这诉呈是谁家讼棍代你作的？”周称：“晚生为父中雪，亲手所作。”藩台不信说：“那你复诵一遍。”周即背诵全文。藩台听后，见其年幼，犹有疑惑。乃命一题，令其在签押房内写好呈阅。周即入室，一挥而
       就。藩台阅片，甚为嘉赏。即改口说道：“世兄，你这次侦，咱为你结清。以后若有困难，可来见我。”从此就结束了这笔订债。周讲究此事经过，谈谐地说道：“我这份诉呈共写了三百多字，了却八百两官债，一字值千金，我还差得远哩。”
       光绪甲午年各省乡试，孝怀在成都应考，被录取为副榜，年仅十九。宗光绪丁酉年，周同盛光柱、盛光伟（搜书法，别名亚道人）同寓北京。是年又逢科考，三人均赴试。本意想得中正额举人，取得参加会试资格，殊又被取为副榜，蒙氏兄弟则名落孙山，一气之下，卧床不起。周风趣地说道：“我是双料副榜，送你们一个，不要意气伤身！”
       以后，周经人介绍，以每月二十五两纹银的束修任教于北京。数月后，有友人劝说：“你是搞文案的世家，不如到衙门混事，更有前途。”周采纳其意，由其师赵熙（时官翰林院编修）介绍，到两广总督岑春煊幕府，任红笔师爷（红笔师爷的工作，只是分发各州、府、县的文件和填写告片门，未混用红笔向上一勾）。月薪仅纹银五两。周说：“这种轻松工作，五两纹银也算不少了。”后来督署有一次颁布两广有关教育经费告示，交周填写，分发各州、府、县。周按数分发尚余一张，即用红笔在其上写了“该打屁股”四字，操成纸团，丢入字纸筐内，殊被岑春煊发现，取出腰间，生气地问道：“你这小子有何才干，敢于乱写？”周答：“这文秘实在作得不好。”岑说，“你既能说它不好，那你照此原意，另行草拟一份，呈我审阅，如若不佳，定予处分。”周即另拟一份，岑阅后极为嘉赏。从此，周由红笔师爷一跃升为相似于副秘书长之职的副总文案。周说：“俗称‘联升三级’我还不仅如此呢。”
       清末，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建议，欲改组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在京开办经纬学堂。岑保送周孝怀到京入堂（当时录选入学的要翰林以上资格，南通状元张骞亦在此期，周系破格入学）。毕业后，周仍被岑邀回两广总督府任幕僚长。
       慈禧续办二期经纬学堂，以周孝怀青年有才，复召回京，再入二期学习，继续深造。毕业后邀他赴日本学警政。归国后，吏部问周愿在何地工作，周想到四川是旧居之地，物产丰富，民性纯朴，交通阻塞，到蜀工作易见成效，乃请分派四川，获准。他抵达成都，正值满人锡良任四川总督，先后派他任警察局总办、巡警道和劝业道等职。他任巡警道时，向锡良建议说：“成都为四川首府，人口密集，应予调查登记户口。但推行颇有困难，请求大人出示伶巡警道，遵守办理，按期完成。”锡良称善，即布告市民，限期登记。于是周即派警察先到总督以下第一大员家中登记户口，该大员声称，“咱家既未窝烟，又未聚赌。”拒不登记。周将此事回禀锡良，锡良即召见该大员面谕：“巡警到你家登记，你还拒绝，政令怎能推行，你明日自到警察局登记。”这事传出，成都户口登记极为顺利。周办此事乃成都户口登记的创始。
       周在劝业道任内，为使工商繁荣，于东门大田坎开办纱纱厂，于城内开创劝业场（后改商业场），在老郎庙兴办剧场（即现锦江剧场之前身）。又将成都娟妓集中在天涯石街居住，并召集娟妓开会，说：“你们愿做娼者，集居此地，不许外迁，不愿做娼者，可到大田坎纱厂做工。”后又在每家娟妓门口钉一“监视户”牌子，在天涯石街口建造一楼，派警察看守。该楼建成后，有事之徒，欲为难周，请其为楼题词。周即大书“觉我良民”四字，制一横匾，钉在楼口，两边四项措施，当时被人称为娼、厂、唱、场。
       为管教在川官宦人家子弟，成都创办了寄籍学校，礼聘周为监督（校长），由于周对学生管教甚严，使当时官宦的子弟（高干子弟）不敢嚣张滋事，人人一心向学。
       四川保路事起，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由于清廷强迫接收民办川汉铁路股款，又被清廷吞没，人民极为愤慨，群起反抗。于是掀起了广泛而强大的保路运动。赵尔丰在督署枪杀请愿平民，
       激起川民武装反抗，由此引起武昌起义之事，鉴于清廷大势已去，惶惶不安。周劝赵退位求谅川民，以图自免，得赵许诺。周即邀请省城绅上邵明叔、周紫庭、开仰锡、曾镛、徐子休等集会。说道：“我已向赵大人说明，你们今晚八时，前往总督府请求赵俯顺民情，交出省政，退居雅安，条件是赵带兵四营，四川每年供应军饷纹银一百二十万两。你们说便肯的。”邵等闻听此言，骇得发抖不敢前去，周见此情况乃说：“书生，书生，如此无用也”遂散。晚九时，赵打电话问周“我等待的时间已过，为啥人还未来？”周答：“我想与其由士绅恳请，不如大人愚出自上。”随后，赵果然约集四川头而人上，制订协议，交出政权，由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出任都督，组织军政府脱岗清朝。
       周还说，赵尔丰对他在历任内所作之事，实际多有不满，他二人关系甚好，他说的事例有以下：一此：
       赵任川渡边务大臣时，时来成都，他的大班（即轿夫）仗主人之势，惹事生非，殴打他人。被周侦缉后，处以“枷号二日街头示众”。赵获悉后，写信请周从宽，周才释放。
       二、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其哨官二人酒后，在三圣街警察所大闹公堂，将笺筒、桌布摧毁于地。正遇周孝怀便衣出巡到所，即令将二哨官重责四十大板，“执号三日”。赵获悉后，又即写信叫周释放，周不允，回禀称：“以前大人叫我释放大班之事，因大人系边地客官。今大人主持四川大政，不能不以身作则。期满后才能放。”
       三、周在青羊宫开办劝业会（即二、二月的花会）。各省各县之特产及工艺品均来此展销。周在上海买回两辆马车，从老南门驶往青羊宫，供游人搭乘，但在该处贴一条告：“娟妓禁止乘坐。”当时成都名妓“海龙”，与赵尔丰次子有宠，不惜巨金，派人到上海购回华丽衣服，装饰这个妓女，同来乘车，被警察拦下。赵子气愤，竟在其父面前挑拨是非。故赵对周，心怀不
       满。
       辛亥革命后，周寓开四川，从泸州、重庆经水道回上海当时，有一次黄河泛滥，全国募捐，救济灾民。末代皇帝溥仪已迁住天津，周即前往见面，请求捐助。浦仪拿出一箱珍贵古董文物，变卖约十万元，交给救灾委员会。后来，长江又发生水灾，周又去请求溥仪再次捐助。溥仪说道：“我现在所存之文物已匮乏，待我同他们洽商后，再作回答。”次日周再去见他，溥仪说：“已与宫廷内人商妥，把德租界内的一院房屋，交出变卖，作救灾之用。”（解放后，周曾将此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过）。
       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之前，爱国人士纷纷起来反对蒋介石。一日，李济深到周孝怀家（李系周之门生）请教，说道：“国民党已被蒋介石捐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要挽救中国，振兴中华，只有实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才能实现。我已约友人在香港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共同反对蒋介石。孝老有何高见？请指教，”周以风趣的比喻答道：“任潮（李的字），你说公婆好，丈夫又贤惠。但你连印花铺盖都没有带一束，有何面目去见翁姑。”李领会同意是娶他有立功表现，即在上海发动一艘兵舰，起义北上，归附人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济深任国家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周孝怀任法制委员会委员，又兼任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
       一九五四年，为周钧一次中“副榜”六十周年，周曾作诗寄怀，诗的全文如次：
       纪念光绪甲午
       数奇何止一李广，两副甲午丁酉榜，士也谈宋国有常，一字未敢淡成党（举人始得以珠卷试养解礼部，副榜亦以珠养姑人，系愤谨非法）。丁酉同考官独贤，爱惜为存文四篇（丁酉出开州李仁宇先生房，为刻四书文三篇，易经文一篇于同门录），至今检
       点祝一款，有命何复论螳蚜！朱明居士如奴虏，明文字字出肺腑，明亡士死岂报德，以为不死负八股。孤穷未敢谈高蹈，妄稽场屋谈道要（宁香宋先生朴实说理之教），再赋知非时所爱，幡然改途从吾好。朝官闻笼免遇狗，妻孥纷向天津走（九月初十放榜，人情汹汹，谓日寇且至，军机眷属逃津，余遂以初九出家）。罢巷沉疴士心，论甲午祸此其首。
       一九五七年丁酉为周第二次叶：“副榜”六十周年纪念，他又作诗志怀：
       念光绪丁酉
       八股祸国甲午验，丁酉胡复持以战，庚子悔祸废己迟，空策宁御平家变（庚子后科举废八股，改策论）。鹿鸣币帛筐陋陈，不赴自审惭嘉实（副榜得预鹿鸣宴），六十年多庆重宴，庆其告亦贤其人。如我铁耗百石粟，作史无屋商无谷，独抱书编四十年，革鼎频繁看已足。革必去故鼎取断，登诸往史疑欺人，汤武以来百易姓，故悉如故断无闻。天倪吾年得七四，又八年看百兴替，左手刮骨右生肉，三千年史无其似。寰平瓜分若记否，一生十九蒙国垢，不死孰令殊九天，九湖勿忘前丁酉。（瓜分之说，丁酉实现）。
       周这两首诗，虽是追求往事感叹身世，然痛斥八股文祸国，提醒人们勿忘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安图瓜分中国的史实，表现了他深切的爱国思想感情，故并录之。
      
回忆川大民协与民盟

       《1944秋——1946秋》
       赵锡骅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日，原中共地下党成都市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在市委召开的党史座谈会上讲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成都开展革命斗争的几个问题》（原文载成都市要现代革命史组编印的《成都现代革命史资料》1982年第3期）。读后令人感到十分亲切。倍受鼓舞和鞭策。其中对“民协组织”作出了适当的评价。并提出了要求。他说：“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不同凡响的组织。”它“相当于共青团。”“我们对民协成员同候补充党员一样看待，一样可以信任。”“这个组织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历史，应该写出专门的材料。到底民协发展了多少大的组织？有多少人马？有些什么活动？我们都应该把材料凑一凑。”原川大民协第一届校干事会成员留在成都的，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我有责任响应马识途同志的号召，把我最熟悉的一九四四年秋——一九四六年秋这段时间的情况谈出来：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特务头子、警察局长方超亲率大批警察围殴成都市中学校学生。
       十一月五日，成都各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学生十九人在城北古刹文殊院集会，决定将“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改为领导全市学生运动的地下革命组织“民协”。川大同学黄寿金（中共党员失掉组织关系后和南方局荣高荣同志保持联系。一九四八年从新入党）。吴祖型（失掉关系的党员）参加了这次集会。
       十一月十日晚，在华大英籍教授韩博能家中召开民协代表
       会。决定发动全市大、中学生于十一日集会游行示威请愿，支援市中同学。川大代表黄寿金、老共产党员李相符（和南方局荣高荣保持联系）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指导。
       “市中事件”取得斗争的胜利以后，各校开始发展民协会，建立民协组织。
       一九四五年春，民协各代表在燕京大学开会，决定参加校院代表会的各校代表二人为本校民协负责人。川大民协代表是达风德（昭）、何富华。
       一、川大民协成立时期
       一九四四年秋，李相符先生约集了十多位同学到望江楼河对面一位先生（和李先生同时留学日本的刘洪康先生）的住宅里聚会。李先生和主人先用日语交谈片刻，再开始和同学们讲当时的情形和进步青年的任务。大意说，日寇向河南进攻，国民党汤恩伯二十万大军一触即溃，蒋管区人心激愤，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反共加内战的反民主宪政运动在大后方积极开展起来。中国学生素有爱国的光荣传统，应该组织起来，参加斗争的行列。接着和大家商量了成立进步学生组织“民协”的问题。
       参加这次集会的黄寿金、吴祖型、林梦奇（地下党员）、刘淑文（女）、胡忠植、聂尚仁、陈震环、黄光表、杨秉玺（以凡）、李景春（策）等人。我是这次会后，由外文系同班同学林梦奇介绍参加的。先后参加的还有达风德、何富华、胡季生、汪寿康、黄立群（徐舟、女）、王琴舫（放、女）、陈碧云（英、女）、刘承俊、郝思义、朱启卓、曹利芳（女）、李慧明（女、渣滓洞烈士）、鲁在旋、商韬等。
       这时的民协组织虽尚未正式建立校干事会，但已开始领导组织进步学术团体作为公开的战斗单位，争取控制学生自治会的竞选活动，领导和发动了声援“市中事件”的游行示威，领导和发动了声援“《华西晚报》的‘华晚事件’”，等等。
       二、民协川大第一届校干事会
       民协川大校干事会是一九四五年春在“铮园”四号李相符教授家里的角楼上，开会成立的。到会的有达凤德，何富华、黄立群、王琴舫、刘承俊、郝思义和我等七、八个人。由达凤德主持。他说：他和何富华在燕大参加了民协的校际代表会，会上通过民协的章程，确定每校推两名代表参加民协的校际代表会，同时在本校负责民协的工作。川大代表是他和何富华。会上还学习讨论了民协的章程，它的全称是：《中国青年民主救亡协会章程》。只有几条。
       第一条：名称：中国青年民主救亡协会。简称“民协”。英文字母代号MS。
       第二条：宗旨：团结学校青年，争取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实现。
       第三条：性质：秘密的、干部的、核心的、独立的。
       主要是这三条，还有两条记不起了。
       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因此在名称上还有抗日战争前后激动中华民族心魄的“抗日救亡”口号中的救亡二字。抗战胜利后，达凤德传达说，鉴于救亡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校际代表会决定删掉救亡二字，民协定名为“中国青年民主协会”。
       民协是秘密组织，要求吸收会员一定要先培养成熟，在确有把握发展对象能自觉接受章程时，才介绍他参加民协，否则，便会暴露组织。所谓“干部的”，达凤德解释说，是精干的意思，不是群众性的。老达接着说，参加会的，都是校干事会干事。干事会设组织股、宣传股。叫我作组织股股长，刘承俊作宣传股股长。对小组的划分是以学术团体为单位，并分别指定了小组长。女生院是黄立群，文学笔会是我，时事研学社是郝思义，自然科学研究会是刘承俊，五月文艺社是何富华。干事会中的黄立群和王琴舫是党员（黄是黄宪章教授的女儿、徐特立同志的外孙女，因
       病从延交转移到后方就医，后考入川大的），比较成熟，为了更好的总蔽，没有给她们分配具体负责的工作。
       三、党的领导
       一九四六年秋以前，中共成都市委和川大基层组织尚未恢复，由民协组织发动和领导的川大学生运动，是在李相符先生的领导下进行的。李先生的家铮园四号。在我的印象中，就是成都民协和学生运动的地下司令部。成都民协的领导成员王煜（王宇光，金陵大学）、李中、陈鼎文（燕京大学）等同学都常到锦园四号来找李先生。川大民协的领导成员吴祖翌、黄立群、达凤德（昭）、王琴舫等去找李先生的时候就更多了。我们这些民协骨干的秘密组织活动，也常在李先生家里的角楼上进行。
       李先生在武汉，是直接和董必武同志联系的。他在成都以后，董老和陶铸、华岗、张友渔等同志都先后代表南方局来替他联系工作。可见李先生之于民协，完全是代表了党的领导。争取去解放区的民协成员，大都是请李先生介绍到重庆接头而安排路线的。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先生因被川大解聘，转移到南京民盟总部工作。在我转移回家乡隐蔽两个月再回学校的九月初，卢占邦同学通知我说，组织安排我到解放区，也是叫我先到南京。再请李先生介绍去解放区，（我旋因肺结核病猝发，咯血较多，未去成。详情见我《怀念李相符教授》一文，载《中央盟讯》1982年12期。）
       民协会员中的党员，除吴祖翌、林梦奇、黄立群、王琴舫外，还有江志伟。她就是烈士江姐。她于一九四四年借用“江志伟”的中学凭照（毕业证书）考进川大。原是重庆的党员，根据“隐蔽稍干”“转地不转党”的方针来成都，组织关系仍在川东。她虽只参加民协和女声社及文学笔会作一般成员，但她对学运骨干的启发帮助是很多的。（我写过《江姐在四川大学》一文，载中国青年光荣传统丛书《青春的脚步》）。自重庆转地到
       JI大的党员。还有教育系的周小培，他是一九四二年考入的，只参加了“文艺研究会”。在教师中的党员，还有外文系讲师倪寿熹、化学系助教张万禄。这些党员同志，虽然没有发生横的关系，但他们却利用各种方式，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
       一九四六年秋，马识途同志奉南方局派遣到成都（马识途到成都之前，南方局曾安排已到重庆的李先生向马介绍成都的情况。）联系建立中共成都币工委以后，川大才恢复党的基层组织，直接受马识途领导，并设专门的党支部负责领导民协。从此，民协的组织，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有较大的发展。
       四、组织情况
       民协根据章程规定“秘密的，干部的”的精神，吸收会员比较严格，对要求进步和政治态度比较鲜明的同学，一般先参加进步学术团体，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锻炼和考验，才吸收入民协。例如冯玉钦，他表现好、很积极，但因他是河南人，一时难了解，更不知道他在中学时就已经参加过党，还是让他先参加民盟，以后再吸收他入民协的。又如有一个勤学马恩等经典著作的同学，他迫切要求加入组织，还天真地向一些进步同学打听党组织，达风德告诉我，他是一个国民党师长的儿子，不忙让他参加民协。后来经过相当时间的考验，才让他加入，他表现确实不错，不久，做了民协的领导骨干，入党也较早。
       对会员的要求，除了政治觉悟，还要为人正直、纯洁、历史清白。吸收的手续，一般都是利用晚饭后或夜间二人散步的机会，或不为其他人注意的时间和地点，向他背诵章程，讲民协的性质、任务以及与党的关系，不举行仪式，不填登记表，不写自传，连名册都没有。民协各小组之间，也不拉通横的关系。由于严格选择会员，认真坚持秘密的原则，反动派虽然估计我校除了“民盟”而外，可能还有更秘密的组织，但究竟是什么组织，他们始终没有弄清，只笼统估计或主观判断为共产党。
       一九四五年暑假，为了欢送戴尚仁、胡忠植、贺天照等去中原解放区，我们留校的部分会员在城内永清街达风德家中聚会了一次，李先生也参加了。老达是回族，由他安排中午送吃了一顿牛肉饭。记得参加这次聚会的除戴尚仁、胡忠植、贺天照外还有达风德、黄立群、王翠屏、何富华、陈碧云、郝思义、陈晓环、商韬、孙跃冬、汪寿康、刘承俊、刘恒心，朱慎修、李世德、赵锡骅等近二十人。这是成立十中全会分编小组后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刘恒心向达风德指出：这件事出现了而不好。要是有个被捕后乘不住，岂不都暴露了？以后少搞为好。老达解释说，来的人，都是原来因为工作联系较多，实际已经互相知道了的。还有一次人数较多的集会，是在李先生家里，听一位从延安来的兰卜岁左右的杨惠明（女）同志介绍延安整风的情况。
       从成立校干事会到四六年暑假，约会有从六、七十人，现特记得清楚的，按小组分别如后：
       时事研导社小组：吴祖程、郝思义、智在庭、陈震环、余梓、党玉田、郑多恒、冯心一、孙明华、冯玉钦、朱启卓、李世德、安超等。
       文学笔会小组：赵锡骅、黄立群、江志伟（联华、女）孙跃冬、邓文质、熊章宽、张思学、安琪（旗、女）、商韬、谷翠月（女）、杨俊等。
       女声社小组：黄立群、李慧明、江志伟、曹利芳、谷翠月（女）、力伯英（女）、张胤聪（女）等。
       自由读书会小组：王琴舫、陈碧云、冉正芬（女）、陈为珍（女）、李孝碧（女）、马秀英（女、流萍洞烈士）、蒋智坤（女）、范莲芬（女）等。
       文艺研究会小组：贺天照、万琴轩、吕启光、魏凌冰、李江景、李明棣等。
       五月文艺社小组：何富华、达风德、朱慎修、向定和、胡文燕等。
       有些学术团体民协会员少的，则联合编组，如卢占邦（杰）、罗承云等。
       此外，还有前面提到的一些早期会员，已于一九四五年暑假毕业离校了。其中有些未参加学术团体和编组。另有在中学同学会和同乡会里活动的陈世林等，没有参加学术团体，也未编入小组，也还有记不起的少数会员。
       五、民盟
       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决定去掉“政团”二字，并开始吸收个人入盟以后不久，李先生为了增加进步知识分子在盟内的比重，曾经介绍黄寿金、吴祖型、李景春（李策）汪寿康等入盟。一九四五年春，为了抵制青年党徒在盟内争夺领导权的活动，李先生又介绍一些民协会员和进步同学参加。达凤德和我也是这时参加的。老达告诉我：李先生说，我们二人已经暴露，反动派肯定要来摸我们的政治背景，由他俩给我们参加见盟，以掩护民协的秘密。李实育和安琪，是在邮政总局入盟的。（二人是半工半读）。早期的川大盟员分别编入城内的二十四区分部（支部）和三十四区分部。都是到慈惠堂过组织生活。后来川大盟员增多了，才单独成立川大区分部。由刘光书任区分部主任委员（支部书记。刘后任民盟成都市分部青年委员会副主任）。（注：此稿因限于篇幅，未详述民盟的组织情况）
       达凤德、何富华和我参加民盟以后，既负责民协的工作，也做民盟的工作。在李实育事件期间，更以盟员身份，全力在校内外参加声援和营救李实育同志的工作。老李出狱那天，是我和他的哥哥一起去监狱门口接他的。
       李先生是民盟中央委员，四川省支部（省委员会）委员，川大民盟的工作，也是李先生直接领导。一九四六年暑假，李先生被迫离校，川大的民盟工作由张万禄同志领导，他是民盟成都市分部（市委员会）委员兼青年委员会主任。中共川大党总支成立
       以后，在民盟区分部成立了党小组。先后由李江泉、向定和等同志负责。
       民盟虽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政党，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迫害，它的基层组织仍不公开。民盟和民协都是党的助手，但民盟是一个联盟性质的民主党派，联系的范围较宽，它的组织不及民协的严密。“当时为了保证民协的秘密，除兼有民盟和民协双重身份的同志外，都不知道民协的存在。
       民盟和民协在党的领导下，亲密合作，步调一致，他们都是利用各种进步学术团体，进行革命活动，这些学术团体，多数都是民协组织建立起来的，并由民盟小组或盟员负责领导的。在民协小组领导的学术团体中，有些团体的负责人是盟员；在民盟小组领导的学术团体中，也有成员是民协会员，不是截然划分的。在民协暂时代替党的作用的阶段，所有学术团体都是民协在领导，但这不是民协的性质任务所规定的，而是由于民协暂时代替了党的作用的原故。
       盟员中功课好、活动能力强、在中间同学中有影响和号召力的比较多。在学运中公开活动的骨干，如学术团体的负责人，当选学生自治会理事或理事长的进步同学，以及历次主持学生集会的进步同学中，盟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化学系的高材生蒋国基，在中间同学中，很有影响和威信。他参加民盟的时候，民协的领导骨干包括江姐都很欢迎和高兴。东北籍的徐自爱国同学是一位没有暴露的盟员，她会俄语，曾以学生身份在外文系讲过俄语课，她又会演话剧，参加了得到学校支持的“川大话剧团”，帮助我们了解不少敌情。
       为了更好地隐蔽精干，麻痹敌人，争取更多的中间同学，我们决定尽量另推新人主持学生会集。如召开声援昆明惨案反对内战大会时，使推盟员罗承云作主席。一九四七年五月召开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会时，推盟员蒋国基、陈光明（女）和文笔会负责人李安澜主持大会。这些盟员和未参加党派组织的进步
       同学在群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有些是我们起不到的。
       进步教师对学运的支持，关系也很大。我们在每次事件中，都很重视争取教师的支持。民协是学生组织，在教师中没有会员。民盟是政党，在教师中建立有区分部（支部），王道容、彭迪先、谢文炳等教授是盟员，陶大镛教授和民盟有密切的联系。（以后也入了盟）。我们都是在李相符先生的领导下，通过民盟组织去争取教师的支持和配合。（教师开展斗争，我们也积极支持和配合行动）。教授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言论主张，在学校里，在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如一九四八年八月，反动派企图挽救其经济崩溃，宣布发行大钞“金元券”纸币。次日，经济学教授、盟员彭迪先老师即向《工商导报》和《新民报》记者发表谈话，从理论到实际，预言金元券不出半年，就要崩溃（后来事实果然如此）。两报报导了他的谈话，这对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就是一个很有力的支持和配合。
       解放初，中共川西区党委组织部付部长马识途同志在川大讲话时曾说：“在解放以前，盟员和党员（还有民协会员）的血是流在一起的。”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民盟对革命的贡献，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民盟盟员在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员、民协会员一起并肩战斗的情景。史实确是如此。如川大同学在重庆渣滓洞壮烈牺牲的七位烈士中，李慧明、张国维二人是盟员（张国维是盟员入党，李慧明是党员入盟）。在成都十二桥英勇就义的五位烈士中，张大成、方智炯二人是盟员。（张大成离校后入党）。但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民盟被否定过多，以致有些同志在写学运回忆录时（包括川大），也不谈或少谈民盟的活动和作用，这是不实事求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态度。
       六、民协组织领导的进步学术团体
       由民协组织推动进步学术团体经常开展进步学术活动以争取团结广大同学并积极投入学生运动，这是民协组织领导学运斗争
       的主要措施。
       民协前期组织领导的进步学术团体：
       “时论剪贴社”。一九四四年初夏，国民党汤恩伯部二十万大军，在河南·触即溃，日冠铁蹄践踏中原，后方人民群情激愤。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亦发表了《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加以谴责。华西坝上有人将这篇社论剪贴出来，围观者甚众，纷纷议论责骂国民党当局。接着，华大成立了第一个进步学术团体，“时事研究会”，经常出时事剪贴壁报。川大也出现了一个“时论剪贴社”。
       这个进步团体是这样搞起来的：一九四四年秋季刚开学后的一天下午，教育系四年级同学吴祖型约我到校园边上一家露天茶馆喝茶。他带了几份《大公报》和一个名叫《英美之声》的小册子，我们轮流看着。当时中、英、美是同盟国，英美对蒋介石是支持的，但他们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和腐败无能亦有所评责。这个小册子就是专门选载这方面的言论的，所以取名叫《英美之声》。是一个没有注明出版处所的秘密刊物。吴祖型说：“老赵，我们用这些材料来搞个剪贴壁报，你来负责，行不行？”我们当面商量好，由他找材料，我剪贴，我们两个人成立一个“时论剪贴社”。我去学校注册组办登记手续时。我只登记了社团的名称和负责人的姓名，注册组奖我填社员姓名，我托词拒绝了。
       我们的剪贴壁报出版后，冲破了皖南事变以来白色恐怖下的郁闷气氛，很受欢迎。因此，我和李景春、达凤德、何富华等三位同学顺利地当选为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理事。我们有的是《新华日报》，但没有剪贴。只剪贴当局允许的报刊和来自英美的舆论，所以能够生存。但不久也引起学校当局对我们这个壁报的特别注意。校长黄季陆介入通知“时论剪贴社”的负责人去谈话。吴祖型说：“我是毕业班了，不怕影响学业，你还早，我去应付。”黄季陆问吴有什么政治背景，警告他不要受利用，被吴一
       一应付过去了。
       “诗是地社”。青年诗人邹秋帆在成都美国新闻处工作，他选择了一些适合大学展出的盟军反攻日本的图片，通过川大同学、平原社诗人孙跃冬借给我们展出，进一步扩大了剪贴社的影响。
       “时事研导社”随着活动的开展，我们感到剪贴社的名称已需要改变，吴祖型主张改为“时事研导社”，取“研究报导”之意。所谓研究，指开展时事讲演会、讨论会等学术活动；所谓“报导”，指我们原来搞的剪贴、展览等活动。我们接连组织了几次时事讲演会。邀请本市进步教授和知名人士文幼章、杨伯恺、黄药眠等到川大讲演。
       文幼章博士是华西大学加拿大籍教授，满口流利的成都话，讲演生动活泼，很受同学欢迎。我们请他来讲过两次。第一次的讲演题是“剖析美帝国主义。”他在剖析它的所谓门户政策时，曾用英语说，美国的“Open door police”，实际上是“me too police。”以后，国民党诱骗学生参加青年军时，曾找一今会讲中国话的洋人特务毕范宇在华西坝讲演，题为“This is your war”（这是你们的战争）。我们便和他们唱对台戏，再请文先生到川大来讲青年军问题，他明确地揭穿了国民党搞青年军是抗日其名反共其实的阴谋。杨伯凯是一位背着长长白发的儒雅学者，《华西晚报》主笔，讲问题有理有据，层层深入，很能服人。黄药眠是位文艺理论批评家，他早年曾在上海做过团中央宣传部长。
       在社员中，还搞一些不公开的小型时事学习讨论会。学习《新华日报》和一些没有署名出版处所的进步小册子，还学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及七大文献；《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
       随着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成员也有较大的增加。以后，民协决定我主要搞“文学笔会”的工作，时研改由鲁在璇接替我负责。再以后的负责人是：陈震环、李江景、刘光书等。成员有郝思义、
       余粹、黄立群、党玉田、郑多恒、冯心一、刘成俊、冉正芬（女）、孙明华、李慧明、冯玉钦、朱启卓、李世德、韦其聪等。这是最先建立的第一个进步学术团体，成员虽较多，都经过严格选择的，其中多数都先后调整出去做新进的学术团体的骨干去了。
       “文艺研究会”。它是最老的进步学术团体，成立于三十年代，当时会员有倪寿禧、袁圣时（袁珂）、柴让（女）等。到我们那个时候，负责人是四年级的韩光煜。成员有商韬、孙跃冬、赵锡骅、黄光表、余光远、周应培、朱采花（朱自清的女儿）、宴君平、樊维寅（女）等。由于是一个传统的团体，组织松散，已不大关心时事，虽亦参加联名发起的学生运动，但具体活动少。负责人韩光煜亦只是夸夸其谈，工作不踏实。以后，黄立群、陈碧云、贺天熙、王琴舫、冉正芬、力伯英、万琴轩、吕启光、魏凌冰、李江景、丁荣隆、李明德等先后参加，加强文研工作，积极开展活动。接着又有李远山（李劼人之女）、王筱舫、王怒安、曾启珉、李远岑（李劼人之子）等参加，其中，万琴轩、吕启光、魏凌冰、李明楼等，在文研成立了民协小组；王怒安、李远山、曾启珉（青江）等成立了民盟小组，于是才把文研搞得有声有色。（一九四六年秋以后，有饶用虞（女）等许多同学参加。）
       “文学笔会”。青年诗人杜谷、跃冬（孙跃冬）准备成立一个新的文学团体，取名“文学笔会”，约我参加发起。以后，我又介绍黄立群、汪志伟、张思学、安琪等民协会员参加，并吸收孙跃冬、邓文质、熊章密等文笔会员参加民协，在文笔建立了民协小组。文笔出版了《旗》（诗歌）、《山水·阳光》（小说散文）、《野花与剑》（论文）等三种壁报，内容充实，版面精美，很受同学欢迎。它还经常举行文艺座谈会、报告会、纪念会和演出活动。壁报中时有在蒋进步作家的稿子，还邀请容城进步作家参加我们的集会。成都市第一台秧歌舞《兄妹开荒》，就是我们一九四七年春排演的。它是一个学术和文艺活动多、在群众中影响较大的团体。它在历次学生运动和斗争中都积极带头参
       加，经常负责起草宣言等文件，是学运的基本骨干队伍之一。负责人杜谷、孙跃冬，称对内代表、对外代表。以后是我和邓文质先后接替杜、孙二人负责。改称内务书记、外务书记。成员有尹正宇、魏凌冰、刘德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黄立群、张思学、商韬、江志伟、熊章宪（黄植）、余光远、沈国芬（女）、谷翠月、李文述、柴泳（女）、李淑钧（女）、宋元谊（女）、严开明（金大）、徐季华（许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周玫（女、职业青年）、袁珂（丙生）、胡瑞吟（女）、杨俊、杨祚蕙（女）、力伯英、钟碧霞（女）、罗明先（武大）、夏嘉玉（女）、尹鸿慧（女）、刘昌琳（女）、刘诗白（川大经济研究所）、程淑秀（女）、范煜明、穷发（刘以蕊、《民众时报》资料员，平原诗社青年诗人）、刘蕴辉（女）、曾璐（女）、姚象志（女）、徐瑞礼（女）、罗绣章（女）等。（一九四六年秋以后，又有尹大成（女）、袁邦民、陈万堂、张洪全（女）、李安澜、冯江、华文江、何盛明等许多同学参加）。
       “女声社”。这是女生院的第一个进步学术团体，出版的壁报叫《女声》，是黄立群组织起来的，先后由黄和李慧明负责，中坚人物是江志伟，成员有曹利芳、陈光明（女）等。《女声》在女同学中很有影响。女特务周娴为了争夺群众，也办了一个《女权》壁报。周娴虽被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吹捧为“校花”，但却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庸女子。连壁报的稿子都是请男同学中的反动党团分子帮她写的。其人其报，在同学中都有人理睬。
       “自由读书会”。为了在女生院扩大联系面，保持压倒《女权》的优势，由王琴舫负责另外组成了一个“自由读书会”。它是“女声社”的姊妹团体，也出了壁报。会员有陈碧云、冉正芬、陈为珍、李孝碧、马秀英、蒋智坤、范连芬等。
       “自然科学研究会”。为了团结理科同学，由蒋承俊等发起成立。由蒋国基（盟员）负责。会员有蒋智坤、陈碧云、杨祚惠、张大成、黎中明（助教）、罗梦芹、代书成等。
       为了团结家在成都的同学，由何富华、达凤德发起成立“五月文艺社”，何富华负责。社员有朱慎修、向定和、胡文襄等。
       为了和“川人合唱团”唱对台戏，一九四六年初夏成立了“黎明歌唱团”，由胡文蒸、何懋全（渣滓洞烈士）任团长，胡兼指挥。团员多是其它学术团体的成员，跨团体参加，其中，何懋念、李慧明、马秀英三同志以后在重庆渣滓洞光荣牺牲。
       以上是为了团结进步同学，开展学生运动，有计划地发动组织起来的第一批进步学术团体。以学术团体为开展学运的公开战斗单位，是行之有效的好形式。华西坝上的几所大学也同时发动组织了这类学术团体。
       在民协有计划地组织发展下第一批进步学术团体以后，随着斗争形式的发晨进步势力的影响逐渐扩大，有觉悟的同学不断增多，又有民盟同志组织建立的几个进步学术团体和在群众中涌现出的一些自发组织起来的进步学术团体。如盟员李实育、周尚先、管同双、唐拓育等组织成立了“义锋社”，刘光书等建立了“国乐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动报社”，是罗承云（根基）、刘先照、张鸿抒、吴昌棣等几位同寝室的同学组织起来的。文研中最爱写诗的王怒安、王筱麒、曾昌琨、李远岑等另外成立了一个诗刊社，出版诗刊壁报《最强音》。此外，还有进步同学成立了《离离草》壁报社，《三人行》壁报社等团体。进步学术团体一时如雨后春笋，纷纷茁壮成长。这些进步学术团体在党的领导和民协、民盟的组织推动下携手合作，步调一致地积极开展进步学术活动和革命学生运动，结成了坚强的进步营垒。
       为了加强对各学术团体的领导，民协曾在李先生的领导下，研究决定调整各团体的领导骨干。起先，为了多发展建立学术团体，民协会员和民盟盟员跨团体的现象比较普遍，如我就跨了时研、文研、文笔三个团体。后来，不仅团体日多，而且都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了，跨团体已没有必要，既分散骨干分子的时间和精力，又可能给人以专门搞活动的印象。因此，民协决定一人只参
       加一个团体。如让我只搞文笔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学术团体又有较大增加，于是，成立了学术团体联合会，向学校登记，取得合法地位，以代替我们还不能完全掌握的学生自治会，力争在政治上代表川大同学。
       大敌当前，我们以学术团体为公开组织形式的进步营垒，精诚团结，从没有发生过闹不团结扯皮的事。李相符老师及时指示我们，只是进步同学的坚强团结还不够，要扩大生活圈子，多和中间同学接触，系级和同学会、同乡会的活动都应积极参加，以孤立极少数的反动党团分子。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以后，随着形式的发展，中共成都市工委要求我们在系级中进一步开展活动，更加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
       七 历次学生运动
       川大民协一成立，即在李相符教授的领导下，组织推动了川大的历次学生运动。
       “市中事件”。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发生的“市中事件”，是成都学生冲破三次反共高潮的阴霾的一声春雷。周恩来同志在延安纪念“一二·九”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曾说：“‘市中事件’，正是新的‘一二·九’运动的暴发”。（见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解放日报》第一版）。我们请了成都市中两位受害女同学到川大阶梯教室报告事件真象。他们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反动警察用纤藤、皮鞭、枪托殴打市中同学的罪行，呼吁哥哥姐姐们声援和支持他们的斗争，激起了全体到会同学的无比愤怒，贺天熙对达凤德说：“你去讲！”达随即上台高声呼吁：“我们川大三千同学，要作市中同学的后盾！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支援成都市中的弟弟妹妹们！”同学们鼓掌赞同。法提出“申张正义，保障人权”“支援市中血案”的口号，群众中又有人呼喊“枪毙余中英（伪市长）！”“枪毙万超（伪警察局长）！”在群情激愤中有同学提议成立“声援市中血案后援会”，当即选出达凤德等为委
       员，并到列武馆教室开会研究如何开展声援市中同学的斗争。十一月十一日李先生和黄寿金、吴烈型参加了在华外籍教授韩博能家中举行的民协校际代表会。会上作出了发动全市大中学生，游行清愿的决定。李先生在会上指出：这次斗争的策略是重点打击方超（方是军统特务）。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全市数千名大中学生在华西坝召开“市中心突击声援大会”，会后整队进城游行示威，并到督院街省政府请愿。川大有一千多同学参加了这次集会和游行请愿，达风德是请愿代表之一。
       在这次斗争中，由于李相符、杨伯恺、田一平等同志在地方实力派和文化界中做了有力的统战工作，使我们的正义行动获得了地方爱国将领和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进步报纸《华西晚报》（发行人地方爱国将领罗忠信，经理田一平）、《华西日报》（主笔杨伯恺，总编辑吴汉家）详细报导了警察的暴行和学生正义行动。地方实力派不但不伙同反动派镇压我们，李相符还通过民盟关系联络爱国将领彭光汉（焕章）派兵保护我们。（以上几人都是盟员，有的是党员交叉盟员）。李先生事前曾对胡忠植（铁华）说：“华西坝周围有武装岗哨，你们不要怕，那是地方军派来保护的。”回家后又对李师母说：“今天不简单，地方军人还派兵保护。”在学生正义行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省政府主席张群不得不让警察局长方超和市长余中英以“引咎辞职”的方式滚蛋。
       “华晚事件”。一九四五年春，反动派企图取缔封闭进步报纸《华西晚报》，唆使川大先修班中几个军阀子弟纠集一伙人，借口华晚报导了先修班中的什么问题，砸了华晚的营业处。
       次日，又企图再砸编辑部，华晚经理田一平同志迅即联系彭焕章师长（地方军人、盟员）派部队以维持治安为名进行保护，他们才未得逞。
       为了打垮他们的嚣张气焰，揭露出反动派的阴谋，在李相符老师的领导下，民协组织推动川大和华大两校进步同学，以学术团
       体联名的名义，公开声援华晚。我和达风德、何富华是学生自治会理事，我兼任壁报股股长，我由我出面与达风德、何富华、余光远、黄光表等联合十七学术团体发表声明谴责暴行，声援华晚。我们的声明除在学校张贴外，还由我和另一同学做代表，将声明亲自送到华晚编辑部（华大也送去了声援华晚的声明），并表示慰问。总编辑黎澍和记者黄是云等亲切接待我们，感谢同学们的支持。次日，华晚用《真理在我们一边》的标题刊载了两校学术团体的声明。
       反动势力组织所谓“护校团”以“维护校誉”为名诬蔑我们的联合声明。当时民协组织的进步学术团体只有几个。我们在发动学术团体联署声明时，将一些例行性的系级学会和中学同学会也约来联署了。反动党团就策动部份学会中的少数人出来反对。说他们的学会并未开会讨论、负责人不能自行盖章签署。特务学生马云声、段兴典（均已被捕庄）等在翌江楼茶馆里指着手中的黑名单说，“所谓十七学术团体”其实就是赵锡骧、达风德等七、八个人！我们针对他们的反扑积极做补救工作。达风德等约集“墨池学会”（成都县中同学会）的同学到茶馆开会，说明声援华晚的理由，得到了同学们的同意和支持，余光远等在史地系找那两三位不同意“史地学会”署名的同学解释疏通，也使他们不再坚持反对。同时，我们请何富华的父亲（开明的工商界人士）出面约集几位川大学生家长在春熙路二泉茶楼举行学生家长记者招待会，向社会作宣传，以争取中间同学家长和社会的情和支持。因此，我们在华晚发表的声明上，署名的学术团体还是有十五个之多（只取消了两个），粉碎了反动势力的进攻。
       通过这一次斗争，我们教育争取了一些同学走向进步。在争取同学的工作中有一项突出的成绩，就是达风德、何富华等几位城内有家的同学，将部份受蒙蔽出面打华晚的同学争取过来了。他们中有些人以后的表现还比较好。由他们在学运中出头露面时，特务对他们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杨孟德同学是师长的儿子，
       在“李实育事件”时，组织上曾安排达风德、熊章亮和我隐蔽在他的家里。
       控制“学生自治会”。一九四三年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在蒋介石统治区开展了民主宪政运动。川大校长黄季陆也想用民主的口号来装点门面。于一九四四年秋，让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并倡导仿效美国自由竞选。民协决定支持有条件的进步同学参加竞选，以争取利用这个合法机构。竞选结果，李景春、达风德、何富华和我当选理事。理事会分工时，李兼任学艺股股长，我兼任盟报股股长。理事会设理事长一人，常务理事二人，由选票多者担任。理事长李在发，是一个股实富户家庭子弟，用同乡关系和油大招待拉来了最多的选票。掌实权的是常务理事会克明，他是反动党团支持出来的国民党员。我们四人是一般理事，只有点发言权，起不到多大作用。
       在改选第二届理事会时，民协决定集中进步同学的选票，争取选出理事长。结果，刘光书、刘先照两位进步同学当选常务理事，理事长仍被反动分子夺去了。这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和理事长之间连事争执，互不相让，不管是谁步的或反动的政治性活动都搞不成。
       在改选第三届理事会时，民协进一步总结经验，研究对策，决定把选票集中到一个最有希望当选的人身上，全力夺取理事长。我们考虑到盟员陈光明同学在省女中同学会中较有威信，在女生院办伙食有成绩，得到女同学的好评，在这次竞选中，呼声较高，准备集中选票支持她。决定在选举那天上午，我们的人不忙去投票，并派出黄芳等年龄较小的女同学到大礼堂选票箱附近围观。她们在荷包里放着胡豆和豌豆，随时做统计，若谁的选票最多。根据统计情况，下午再通知我们的人去投陈光明的票，陈光明因此当选了理事长。但这次选出的两个常务理事却不好。好在陈光明比我们年龄长，老成干练，没辣莽斗，牢牢掌握着自治会的图章，拒绝签署一切不利于革命的政治文书，并尽力争取办了
       一些较好的事情。根据这次的成功经验，以后历届自治会的理事长都是进步同学当选。随着进步阵营的不断壮大，进步同学当选理事的名额也有增加，从而控制了学生自治会。
       “援昆事件”。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异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四处制造摩擦，武装进攻解放区。蒋管区各大城市的爱国学生纷纷开展了反对蒋介石制造内战的斗争。同年十二同一日，昆明四位爱国师生在斗争中惨遭屠杀，消息传来，举国愤慨！
       十二月六日下午，川大师生在书库三楼召开“声援昆明惨案、反对内战大会。”国民党特务和党、团骨干分子企图破坏大会，他们在当天上午就四处贴出标语，叫嚣这是党派斗争，希望同学们不要参加，借以恐吓中间同学，甚至连谣谣蔑说什么下午共产党要在书库三楼丢掉弹。在大会进行中，他们又在会场所在的图书馆大楼门前用白纸贴了一件哭落我们的对联，横额是什么“死得好惨”，妄图制造恐怖气氛以吓唬人。临到开会之前，学校命人领了会场大门。黄季陆校长叫我去谈话说：“这个会不要开了！”“不听话我就告诉你家长。”我回答说：“大家同学一定要开。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同学，谁不愤慨！”就在我和校长磨蹭的时候，罗承云等同学直接去说服管钥匙的工友把大门打开了，我们的人先把座位坐满，防止特务混在同学中搞破坏。李相符先生和陶大铺先生也凛然参加了大会。
       在西南联大校长报告四烈士死难经过之后，陶大铺先生发表了简短而慷慨激昂的演说。接着，无比悲愤的噙着泪水的李先生走上讲台，他稍停片刻，控制住了自己的激动，才开始讲话。他说“胜利了，我们不能笑，难道连哭的自由都没有吗？！”这句话本来已有千钧之力，但仍未表尽先生满腔愤激之情，他用愤怒之手在讲桌上猛拍了一掌，茶杯都震倒了，泪水也从双眼夺眶而出。两位先生讲出了我们的心声，除后排的几层特务外，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随之痛哭起来。
       为了表明我们是正义的集会，是代表川大三千同学声援昆明受迫害师生的正义的大会，我们还将训导长“作韶也拉来参加。在群情激愤的时候，我们又推他上台表态。他不知所谓地说：“同学们今天的会，是合法的。”站在后面的李实育同学对他这个回避正题，不伦不类的讲话义正辞严地指出：“请了训导长拿出良心来讲话！”意即不要在这里胡扯谈。
       这个大会给同学们很大的教育。这是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而斗争的动员大会和誓师大会。大家肃穆地离开会场，准备迎接新的风浪。
       第三天，我们组织上了千的同学，冲破反动分子们的拦路阻扰，去到华西坝参加全市大、中学生声援昆明惨案、反对内战大会，并到市内示威游行。李、陶两位老师也参加了大会和游行。陶师母是附中教师，也赶来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反动派纠合力量、伺机破坏。李先生叫达风德通知，要我们暂取守势，不要个人突出。但李实育反责这是“曲线救国”，坚持要到特务集中的宿舍去贴标语传单，结果受到特务的围殴。当时“民协”负责人不在学校，我去向李先生报告。先生闻讯，十分气愤，站起来激愤地大声对我说：“把你们的人团结起来给他们干嘛！”这就是李先生给我们的战斗号令！
       在我们的要求下，学校才把李实育送到医院检查诊治。反动派却炮制了什么“危害民国”罪，从医院将李逮捕下狱。
       为了营救李实育，李先生和曾庶凡、范朴斋等三位民盟中委约盟员唐渐递律师在范家研究为盟员李实育辩护的问题，决定由唐渐递以受李实育的姐姐委托的名义公开做李实育的辩护律师，再利用这个合法身份去法院阅览有关卷宗，抄录询问记录来进行分析和研究，以决定对策。唐还和李先生商量了辩驳的重点和辩词的写法。反动派诬蔑李实育在十二月九日的游行示威中，呼过所谓“拥护东北独立，内蒙古治”的口号。经李先生和几位参加过游行的进步教授研究后，由他们出具书面声明，否定我们呼过
       那类口叫，李先生：带头在声明上签了名，然后叫我拿去请陶火编、沈体兰、吴耀宗，文幼章（加拿大人）、韩博能（英国人）等六位教授签名，并牵去登了报，再交律师作辩护之用。
       反动派迫害李实育，是企图诬蔑当时遍及全国的反对独裁、内战、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歪曲其爱国进步的立场，阻碍运动的发展。但是，李实育在党和民盟的领导帮助以及各大学民盟、民协组织发动进步师生支持声援下，顶住了他们的压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李实育在伪法庭辩护的那天，民协和民盟组织发动了许多人去法院旁听、围观。树枝上都坐了不少人。当李实育据理驳斥时，大家就鼓掌助威。后来，由民盟主席张澜亲自出面给蒋介石政府提抗议，加上舆论的压力，终于恢复了李实育的自由和名誉，反动派的如意算盘完全落了空。
       “三教设事件”。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图书馆前突然出现一幅大型壁报，字大、文俗，刊头题为《新民主》，发行为人“张蓝”，主编为“程像狐”、“逃达客”、“益地现”，并参照杀人告示的格式，在几个名字之旁用红笔写一“戒”字，以示枪决之意。显示用谐音影射民盟主席张澜和李相符、陶大铺、彭迪先三位教授。其内容完全是对三位先生的诬蔑、漫骂和攻击。三位先生闻讯后，强烈要求代理校长叶馨查究。当日傍晚，叶代校长即将壁报揭下带走。次日，图书馆四周又出现许多标语，叫嚣“《新民主》壁报昨晚竟被匪徒劫掠。”署张凶横，达于极点。
       十四日上午，在图书馆前又贴出一张“李相符启事”，内容是一些不利于我国东北主权的错误言论，并在启事旁贴了一张驳斥的大字报，诬蔑李先生“卖国”。三青团头目、特务马云声、段兴典、王用栋等在那里自买自卖，叫嚣吵嚷，取出手相机拍照，引来了一些同学围观。
       孙跃冬（民协会员盟员）、和蒋鼎（盟员）见状后，忙去向李先生报告。李先生立即找叶馨一同前来查究。叶代校长叫人将
       伪造启事撕下时，特务们竟飞掷泥石打人，秩序紊乱。叫气极，和李先生一起走上图书馆门前的台阶。叶向围绕来的同学们讲明事实真象，告诫肇事者不得伪造文书，混淆视听，诬辱师长。他还说：“我是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对于此种卑劣行为，甚为愤怒！”李先生接着说：“同学们，大家都看见了，一张所谓李相符启事的墨迹未干，批驳这张启事的声明就几乎同时贴出来了，难道我自买自卖，自己批驳自己吗？若是我的启事，应有我的签名和盖章，听过我的课的同学们，你们对照一下我笔迹不就完全可以证明这张所谓启事是冒名捏造的吗？！……”他还说：“我对同学们学民主、反内战的爱国行动是要求持到底的，这是任何造谣中伤、诬蔑陷害都动摇不了的。”李先生最后表示：“他还要将此种伪造启事的阴谋，揭露在二千同学面前。”
       这时，图书馆前聚拢来的同学越来越多，连二楼左右两边大阅览室的窗口都快满了人。先生的讲话，既充分说理，又充满了热爱祖国、热爱同学的激情，感人至深，从而帮助了许多中间同学认清了哪些人反动卖国，哪些人进步爱国，促进他们考虑自己的态度。就在这时，教育系四年级的周应培同学从窗口上振臂高呼：“打倒特务！”“特务退出学校！”这些口号强烈地震动了同学们的心弦，大家不约而同地跟着高呼起来！在口号和谴责声中，那些特务分子都悻悻地溜走了。
       事后，三位教授强烈要求开除几个特务学生。在全校多数师生的支持下，学校当局不得不宣布将为首的马云声、段兴典、王用栋、高兴怀四人各记大过两次、小过两次、停学一年的处分。暑假以后，主谋其事的训导长丁作韶和三青团干事长王文元立不住脚，也只好溜之大吉。
       “三教授事件”，是川大学运的转折点。一九四四年秋“市中事件”到“三教授事件”算是川大学运的前期，进步同学居于比较少数的地位，一有活动，特务们就挑动起一些人来诬蔑攻击和破坏。在“李实育事件”中，我们受了一些挫折，以后暂取守势，
       许多中间同学不敢靠近我们，特务们气焰嚣张，发动了对三教授的攻击，企图淹没民主运动的浪潮。但是三教授在民协、民盟组织的配合斗争和进步师生的同情和支持下，顶住了这股迎面扑来的恶浪，揭穿了反动派的阴谋，使不少中间同学，通过事实的教育，认识了谁代表真理、正义，毅然向进步阵营靠拢，壮大了我们的力量。后来，在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推动下，进步阵营更加不断发展壮大，直到取得了压倒的优势。
       初夏，黄季陆去找李先生说：“你是共产党，离开川大了吧。”李先生说：“我的条件还不够。”黄说：“我们有材料。”李先生将黄季陆应付走了以后，考虑到川大还有个教授是东京时候的同学，知道李先生在其中东京特支时的情况，这位教授的表现不好，怕从他那里坏了事，加以黄季陆亦不再下第二学年的聘书，便于七月间离开成都，转移到南京民盟总部工作。
       黄季陆又去找陶大辅先生，声称教育部已来文同意十多位教授的控告，（反动派纠合一些人诬告陶先生不够教授资格）威胁要解聘，当即受到陶先生的严辞痛斥。陶先生拒绝上课以示抗议，经济系同学也罢课支持陶先生，黄季陆才被迫收回成命。后来，科学家李约瑟负责的英国驻中国的文化学术联系机构“文化委员会”邀请陶先生等六位教授作为“访问学者”到英国进修，陶先生才于暑假离开川大去英国。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成华大学陈和玉（女、党员）让我的表姐兰季芬（民协会员）来通知我说，六月三十日蒋介石的停战令满期后，内战可能大打，反动派将在成都逮捕一批青年，据说，其中川大有何富华和我二人，叫我转回家乡隐蔽。我于九月初回校时，民协负责人卢昌帮告诉我，准备让我和李师母（李先生的大夫人）一起去南京，再请李先生介绍我到解放区，遗憾的是我的肺结核病加剧，严重咯血，致未成行。以后，我只做文学笔会的工作，未再做民协干事会的工作，但民协吸收代书城时，民协负责人李江景（林宗华）还是叫我和代谈。吸收尹鸿慧、曾骊时，
       也是女生院民办小组委员和尹、曾谈的。
       一九四八年初秋，为特种刑庭传询革命学生，川大党总支负责人严楷全（开民）通知我，说我们在校时间久，伪法庭可能要想从我们身上追查线索，去了走不脱，可以拒绝出庭，马上转移，随他开除学籍（伪法庭传询不到者，开除学籍）。让关系不多的出庭，好争取回来坚持工作。我随即回到崇经，利用社会关系，开展民盟工作。
       此稿第一至第六章，今春达风德同志在成都养病时，请他看过并作过一些修补。第七章的内容和写法也和老达商量过。十一月，黄寿金同志和王喆鑫同志（燕大）来成都开会时，又请他们两位看过，对开头部份作了一些修订。此稿还征求过孙跃冬、刘光书、吕启光等同志的意见。
       关于“民协”的全称，各个时期的说法不一致。这是因为我们早期所定的章程，只是开头复写过几份，以后未再翻印。吸收会员时，都是口头背书章程，对民协的全称，口传渐有出入。中期修订过章程，对全称有改动。但简称“民协”是始终统一的，与其他组织的简称也不重复或混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于成都
      
川大“李实育案件”的真相与斗争经过

       李实育
       一九四五年，在昆明“一二·一”事件以后，大后方的民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进一步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内战运动”。国民党反动派慌了手脚，急急忙忙地制造种种借口，进行镇压。他们在成都制造了一个所谓“川大阴谋案”，说是从川大学生李实育寝室中搜出了所谓“制造学潮、攻击政府”等等秘密文件，别有用心地说：“发现此项文件，可对昆明学潮获一详尽的秘识！”（见伪中央日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三版）采取所谓法律手段，向四川省高等法院刑庭以“颠覆政府、危害民国”等罪名起诉、审判，大量制造舆论，妄图把轰轰烈烈的“反内战运动”镇压下去。对于他们这一阴谋，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进步力量的反击。在地下党领导下，在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动员了各阶层的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新华日报为此连续转载了五篇消息报导。真理在人民手中，人民动员了起来。而那时又正值“双十协定”到“旧政协”这个阶段，全国人民“要和平、要民主、反内战”的高涨的斗争形势，迫使国民党反动派处于尴尬的境地；各反动报纸不得不偃旗息鼓，仿法庭被迫敷衍下台，致使他们一手制造的“川大阴谋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我是这次事件被打击的主要对象，亲历其境，身受其苦，虽已事隔多年，追忆起来，犹觉历历在目。
       （一）针对内战阴谋掀起“反内战”运动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抗战刚刚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即调兵遣
       将，酝酿发动大规模的反复反人民的内战。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反对进行内战，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深入人心的主张，就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运动的动力。在大后方先后成立了包括民主党派和社会人士在内的“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学生运动中，“反内战”、“反独裁”的浪潮，一个接一个。这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恼火，为了打消他们发动内战的后顾之忧，便无耻地施展阴谋手段，妄图镇压学潮。昆明、成都等地的事件，就是由此产生的。
       为了反对内战，昆明的同学进行了英勇斗争。国民党为了镇压学生，制造了有名的“一二·一”血案。接着，我们四川大学同学，于十二月六日组织了“反对内战暨悼昆明死难烈士大会”。大会设在川大书房三楼，会场庄严肃穆，群情慷慨激昂。会前国民党及其爪牙鼓售企图破坏，但都无由得逞。及至大会将开始时，训导员丁作韶突然跳上台来讲话，说什么“民主就要守法”。但愤怒的群众没等他说上两句，就把他轰了下去。西南联大旅蓉同学佩带纸花，抬着“未死之人”的横幅进场，同学们感情难抑，热泪夺眶。紧接着李相符同志（川大教授、中共党员、民盟中委）上台讲话，他激动地说：“昆明同学英勇牺牲，我们要开个追悼会也不让，我们没有笑的自由，连哭的自由也没有么？……”同学们愤慨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愤怒的口号声：“继承烈士遗志”、“反对进行内战”、一再打断了相符同志的讲话。在这群情愤怒的情况下，反动分子只有灰溜溜地悄悄逃了出去，大会在庄严和愤激中结束。十二月九日，我们又与成都区各大专院校同学在华西坝广场举行了纪念“一二·九”声援昆明和反对内战的大会。会后进行了示威游行，群众夹道欢迎，“反对内战”的口号声，一直震荡着市区的主要街道。这次示威游行，是在不断粉碎国民党的破坏阴谋而胜利完成的。
       当然，对我们的胜利，国民党是不甘心的。在我们分散返校的途中，就遭到了特务的殴打。第二天，特务们又在校内聚众殴打
       了丁贵荣同学，并散贴各种标语传单，谩蔑那犬大会是“别有用心”、“参加大会的是受了共产党的利用”、“是共产党的爪牙”，等等。
       对待反动分子的反抗，我们决定和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那时，我是一个半工半读的苦学生（白天在川大读书，晚上去邮局上夜班），又是民主同盟的战士，在生活的实践中，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使我身上充满着活力。因而和同学们一道，立即组织了反击，十日下午，在二宿舍贴出了我们的标语传单，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同学们争相围着，效果很好，大大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反动气焰。第二天早晨，我和十来个同学又到第一宿舍去张贴标语，殊知刚刚开始，国民党预伏的一批打手蜂踊而来，撕毁标语，寻衅殴打，我们被迫进行自卫。但由于反动分子早有布置，我们寡不敌众。由于我是校学生自治会的理事，出头露面较多，在书库三楼的大会上，又是我带头把了作韶褒走的，因而他们对我国攻得更厉害，使身受重伤。幸而有熊章宪和一个连于的（北方人）等三、四个同学奋力打开包围圈，掩护我撤回了第二宿舍。
       我刚回寝室不久，这些反动分子如高兴怀、扬幕村、黄光耀、王冠道、郑捷、李瑞樽以及其他相识和不相识的反动爪牙三、四十人，又涌进我的寝室，有的拔出匕首，插在桌上，气势汹汹，声音是奉命搜查，要我交出箱柜钥匙。那时我则躺在床上，愤怒地答道：“钥匙没有，爱搜就搜，看得起什么拿什么！”那时，在我床边一个特务，恶狠狠地骂：“他妈的我，你还叫硬”，接着又是一阵暴打直打得我晕厥过去，打断我肋骨三匹，斑斑伤痕，至今犹在。
       过了不知多少时候我才醒来，看见屋内翻得乱七八糟。一个同寝室的同学告诉我：“他们翻箱倒柜，不知翻去些什么？”他并告诉我，他们在寝室外面还贴了些奇怪的标语，如像什么“拥护东北独立、内蒙自治”之类。这显然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不
       久，另一个同学来寝室告诉我：李相符和校内其他几个教授一道，向川大校长黄季陆提出抗议，抗议校内特务横行，连最低限度的人权也不能保障，并要学校立即送我到医院治疗。这些关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温暖。
       （二）在圣修医院
       不久，生活指导室的严某到我宿舍，他说，学校叫我送你去医院治疗。几经转折，住入平安桥圣修医院。
       入院当夜，伤势转进，整晚昏沉。第二日（十二日）醒来，只觉胸肋作痛，肢指麻木，漫漶无力。护士见我已醒，找来了两个医生，详细地检查了各个部位，又询问当时情节，我努力追忆，似觉梦后模糊，片片断断。医生询问之后，用针用药，又叮嘱护士注意护理。
       十三日，校里开始有同学来（据悉是辗转打听才知道是住这个医院），先是朱实（现在新华社）、赵锡骅（现在四川省民盟），接着何富华（即何静修，现在中组部）、达风德（即达昭，现在贵州省科委）、罗承云（即罗根基，现在四川省财经学院）……等同学也都来了。严某守候在旁，名为照护，实为监视。但是火热斗争中的同学们、同志们一点也不怕，从十三日开始，连续几天来探望慰问的络绎不绝。除川大同学外，还有西川邮政管理局的同事，有进步报纸的记者（新华日报还专载了我一篇访问记），有省、市民盟的负责人（马哲民代表省盟、范朴斋代表市盟），民盟妇女区分部的游平同志，代表盟的同志们送来鲜花，表示慰问。此外，还有燕大、金大、华大、齐鲁等进步同学、进步学术团体以及团契的代表（这几个学校进步同学多以教会的团契面目出现，如“启明团契”、“未名团契”等）。这些同学，多数虽不相识，却络绎不断地给我送来一束束的鲜花，一封封的慰问信。有的女同学手里抱着腊梅梅步走来，看见我躺在床上，话不多，泪在眼眶转。右：敌人统治下共同的思想感情，分
       外亲切温暖。有的同志看见严某在场，故意指亲驾槐，骂特务、骂走狗，骂他们为了几个臭钱干这些卑鄙龌龊的勾当，骂得严某坐立不安，直说别误会，别误会，只有灰溜溜地溜了出去。
       十八日醒来较晚，对床的严某昨夜未回，思想无干扰，一夜好睡。醒来日头已升，正好将透过窗户的阳光照在床边，瓶里插的腊梅俏展抖香，馥郁着同志们的温暖友情。今晨，分外觉得窗明几净，沉浸着安详。心情愉快，伤痛也觉得好了许多。
       但是，昨夜严某突未归来，又把我的思绪带入了另一境界中，反动派松了口气显然不能。那么又在酝酿什么阴谋勾当呢？这使我只能将这周来的斗争形势，逐一检核分析：
       从同学们带来的报纸，知道反动报纸大造谣言，其中尤以《中央日报》、《党军日报》、《新新新闻》等为最。制造了什么“川大发现阴谋案”、什么“川大学生李实首，阴谋叛国有据”等骇人听闻的标题，透露出其阴险的用心。还有所谓“川大护校园”（川大反动分子组成）招待记者的声明、报导，诸如此类等等。这些恶毒诬蔑，显然都是利用他们掌握的宣传机器，企图造成舆论声势，无非是打算拿我开刀，借此打击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洪流。骑虎是不能下背的，他们绝不会松手。
       在我们这方面的《华西晚报》、《自由画报》等（重庆新华日报到达较晚）进步报纸，则以“爱国有罪”、“反内战有罪”“堂堂学府特务横行”为题的报导，揭穿了反动派的无耻阴谋。川大“自由评论报”、“一九四五社”、“义锋社”等十几个学术团体发表了《告各界人士书》，呼吁全体同学和社会人士主持正义、卫护公理。并于十三日组织了学生家长举行记者招待会，由罗承云、何富华等同学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揭穿了反动派的无耻行径；家长们义正词严的要求：维护学生安全、反对非法搜查、制止特务横行！其他各大专院校的进步同学和进步学术团体，都在地下党的领导和组织下，有计划地予敌人以严重反击。我认为是敌人在难于招架、义不愿浮嚣壮体的情况下，才把严某
       撤走。这可能是敌人在酝酿另外的更大的阴谋，我必须作好充分的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正在这时，川大相符老师派同志来看我，他们从外面带来的情况、意见和我的分析认识基本一致。他们说，事情既已公开，在这“双十协定”以后大后方民主运动空前高涨的大好形势下，敌人是无法秘密处决的了，但从已知迹象上看，很有可能通过伪造法院等公开机关继续硬着头皮下下去。为此，必须有所准备。还说，相符同志和省、市里的负责同志们已经确定了律师（注一），作好合法斗争的充分准备。这些情况，使我对未来的发展就更加明确了。
       （三）被捕入狱
       果然不出所料，十九日晚上，武装伪刑警四人，凶神恶煞到我病房，声言我被逮捕，立时逼我走。医生、护士都对伪刑警说：“他伤还未愈合，怎么行？”我说：“对他们说管什么用？”接过逮捕证看看，才告诉医院里的人说：“是省高院特刑庭逮捕的，请记住，并请转告来看我的朋友们，使他们知道我的下落。”这样，我就被前呼后拥押上了车，关押在伪高法院的看守所。
       入所后，管狱员给我登记，我见他登记我的“罪名”栏内，写的是“危害民国”。“享受”单独看押。我俏皮地向他说：“你错了，‘民’字应写成‘翼’字，因为只有陶翼地府，才能认为我有若危害呢！”弄得那位先生哭笑不得，他看了看我说：“你还叫硬着呢，等一等你就晓得了。”
       第二天，那里的所员（后来听说姓刘）特别来关照我说：“听说你是共产党，话得先讲清楚，我手里关过的共产党不少，莫冒失，在我手中休想能跑得出去！”他这个警告，我听到很厌恶，也就对他说：“谢谢你的关心，我自已知道怎么办。”
       小尾川，又潮又冷，亏得我被拘留穿了一件邓文质同学的大
       衣，盖着稍微好点。屋子里长五尺多点，宽还不到四尺，除硬板铺外，干脆不能履步，仅铁窗口透点阳光。禁止我放风，禁止我会客，除三餐送饭和看守者的脚步声外，了不见人。伤口未愈，整日躺在床上，午饭又是夹嘴夹沙的，身体日渐不支，特别是长期在群众火热斗争中生活惯了的人，骤然割断了和群众的关系，思想上闷得慌。但想到相符同志坚定的面貌，想到盟内许多负责同志的关怀安排，在这样的人民斗争的洪流中，有党的领导，盟的支持，人民是必胜的。想到这里，心里格外开阔、安详。
       当然，狱中的无聊生活还是得想法安排的，我想起“七君子事件”的沈钧儒先生在狱中练习书法的事情，几日来送饭者的态度还不太恶，于是我便托他买些纸笔练起大字来。当我写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时，觉得胸襟异常开阔，在写到“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时候，只觉心中磊落，无挂无碍！自此即习以为常，心境坦然宽舒。看守者见我大字写得不错，便拿起纸来，请为他写字，并逐渐地介绍其他人来求字。从而打开了隔绝状态，偶尔还可以借到一些书（当然是旧书），特别是意外的借到了一部伪“六法”，这对我的帮助不少。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于“六法”，没有看过。这时，为了与敌人作斗争，不得不仔细钻研起六法来。它帮助我了解到旧法中的有关规定，找到了依法斗争的武器。正因为这样，在进行法庭斗争中才使他们感到难以对付。
       (四) 三次提审
       起诉前，我被提审了三次。第一次提审是在刚关押不久，那位检察官在问我姓名住址以后，劈头就问：“你知道犯了什么罪吗？”我答：“我就是不知道，正要请问呢”。那人哼了一声又问：“你在十二月九日的游行中，带头喊了些什么口号？”我答：“口号已经记不详细了，其主要内容是‘反对内战’。”要
       求和平！”八年了，好不容易获得胜利，这中间多少辛酸！多少血泪！现创伤未复，内战危机又起，作为正直的中国人应当怎么想？检察官先生说：难道你不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么？”这时，他有点沉不住气，吼了起来：“你不用在这里宣传，我且问你，你喊过“拥护东北独立、内蒙自治的1号没有？”我惊异地望问他一句：“你说的什么？”他大声说：“拥护东北独立、内蒙自治，你喊过没有？”我答：“奇怪，我才第一次听说呢。谁说那天喊过这样的口号？”他并不回答，又在卷宗里翻出一叠叠的标语纸张，抖了一抖问：“这些是在你寝室搜出的吧！”说罢，法警递过来，我瞄了一眼，其中行真有假。真的是反内战游行后剩下来的标语，假的是他们伪造出来、夹在里面的什么“拥护东北独立……”之类。我还未翻查完，他得意地说：“这有什么说的呢？辨不了吧？搜查时你还蛮有私辛呢！”这时我也火了，愤怒地说：“你怎么证明是从我家寝室搜出的呢？当天那几个家伙聚众行凶，涌到我寝室，摆枪弄刀，轰走了洞寝室的同学，我受伤后，又被暴打，人事昏迷”，我敞开胸部，愤极地说：“伤残统在，我辩什么？我不用辩，这叫什么搜查？在这类情况下，自买自卖，栽赃陷害，什么干不出来，私章算什么，私章已被搜去，衣物银钱也都损失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都可以盖上私章，这叫什么证明？实在，那天如果再带一些枪枝弹药来，不是可以照样炮制么？”这时，气得他脸红筋胀，怀恨地说：“不怕你狡辩，下次叫你看见证明。”这次提审就这样草草收场。
       大约是四、五天后，进行了第二次提审。传来了所谓的证人：高兴怀、杨楚村、黄××、文××等四人（他们都是在当时一道搞非法搜查的打手），还传来了二宿舍的舍务主任耿道宏。
       照样的问题姓名之后，那位检察官又把那些所谓的证据抖了一下，问那几个打手：“这些东西是你们亲眼看见李实育箱子里搜出的吗？”这几个家伙几乎同声回答：“是的”。其中一个还讨好地说：“在他寝室外面还贴有这些承诺呢？”伪检察官满意
       地笑了一笑，又问那个务主任耿道宏：“你也看见搜查出这些东西吗？”那位务主任有点心虚地说：“他们搜查出这些东西，找我去看时是有的。”检察官看了我一眼，问道：“这下你怎么说呢”我说：“莫忙，让我问问证人。”我对着那几个打手问：“你几位先生与我不住在一个寝室，而且还不是一个宿舍，平时没有来往过，请问那天是来搜查的，还是请来作证的？”（这时他们面面相视，未作答）。我继续说：“如果是来搜查的，那么自己搜查，自己证明，未免笑话！如果是请来作证，按照搜查的有关规定：证明人在民间应是当地保甲和左右邻居，按照我们学校情况，最好的证明应是同寝室五同学。那天我同寝室的同学被你们轰了出去，你们不找同寝室的，甚至也不找邻近寝室的同学，却天远地远地专门从一宿舍把你们请过来作证，骗的为什么！说穿了，你们是早有预谋，所谓搜查、证明都是一回事？”我回头对检察官说：“在川人，他们这一伙少说也有几十人，四个证人算得了什么！”
       还未等他答话，我转头来又问那务务主任耿道宏：“按你刚才所说，是他们搜查这些东西，才找你去的，这样就应当是：搜查开始你并未在场，搜查过了才找你去的，是不是！”他喃喃地回答：“是……是的。”我又问：“你是务务主任，要搜查你省的同学，你问过为什么没有？见没见到搜查证？查问过谁准许的没有？”他回答：“没见到，他们来找我去就走了。”我又问：“如果实施搜查，要找证明人，为什么我们同寝室的、七八个同学都不找，甚至我们本宿舍一百多个寝室、一两千个同学都不找，要远到一宿舍请这几个证人来呢？”这把他问急了，说道：“这……这我不知道，是他们一块来的。”他这一说，就揭穿了这些证明人的老底，也揭穿了他们搜查的非法。这幕剧也就这样精彩地告终。（注：这次二宿舍务务主任耿道宏说了实话，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解放后知悉：他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与我们这方面的曾庶凡同志相识，为人比较公道。）
       又过了几天，进行了第三次提审。到庭的检察官已另换了一人（不是上两次的那个了），庭下只有杨寨村在。原交这家伙又另告我一个“伪害”罪。他在伪庭中说：在十一日那天我们有十多个人到一宿舍去贴反对政府的标语，他出来干涉，就被我们殴打一顿，把他打得受伤不轻，请法院保障人权等等。这家伙真是无聊，信口蹿黄，还要反咬一口。等他说完，我反问：“你在何处受伤？”他说：“在一宿舍。”我又问：“伤不见得重吧？”他答：“当然很重，被打得头破血流，昏迷不省，亏得同学们扶着才回了寝室。”这家伙如此混蛋，仓卒中竟忘记了他在前一庭对搜查作证的悄节。我立即向伪检察官说：“按此人所说，他受伤在一宿舍，伤后昏迷被扶回寝室，怎么我在寝室被搜查的时候，他还跑来观石，并在前一庭出庭作证？他所说的受伤与我寝室被搜查时间是紧接着的，我们不同寝室而且还不同宿舍，相隔很远，并且是在他受伤以后，您得来亲见？如果不是本庭巡告，便是前庭伪证，二者必居其一，是也不是？”问得检察官瞠目结舌，书记们咬着笔杆记不下去。我马上对书记官说：“书记官先生，这些情节都很重要，请你按实记录。”这次提审结果比以上两次都更差，弄得他们三人都回不了神。检察官只得说：“本案以后再查。”宣布退庭。
       这个“伤害罪”似乎太荒唐，不几天，伪检察员只得作了不起诉处分。解放后，杨寨村归白交待：“就是因为他这次角色演得不好，受到申斥。本来国民党给他许过赴美深造的愿，也被取消了呢！”（见五〇年华北某大印发的坦白交待材料）。
       （五）以所谓“危害民国”罪起诉
       反动派是不甘心失败的，虽然前三次提审都已砸了他们自己的脚，却仍不肯认输。他们竟穿起那些虚伪的证明在四六年一月二十日前后以所谓“危害民国”的罪名，对我进行了起诉。证人仍是高兴怀、杨寨村等四人。
       起诉书说我触犯了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的第二款和第九款。记得第一条的主文是：“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以下则通列了九款，其中第二款是“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者，”其第九款是：“以文字、图画或演说，有利于敌国或叛徒之宣传者”。按照伪法，触犯这九款中任何一款都是死刑。可谓毒辣之至。
       他们就是根据自己捏造的所谓我在四五年“一二·九”游行中亲自带头喊了所谓“拥护东北独立、内蒙自治”等的口号，另外则是说在寝室搜到了上述的标语以及号召罢工罢课等文件，意图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等等进行起诉的。我努力压抑着心头的怒火，我深知反动派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要揭露它必须冷静地与他们作合法斗争。于是，我援引了伪法中的有关规定：对于已经起诉的案件应当撤销单独羁押，并应当允许接见亲友。因此，我向伪法庭提出来，要求保障诉讼权利。经这样提出后，尽管对接见问题还是拖延不管，但是，对我单独羁押终于撤消了。
       另换的牢房，住四个人。其他三人虽非政治犯，但对我案早有所闻，所以还算未被欺负，或者还存在些同情。这几人中，有一个是未决犯的老资格，五年还未定案，对监所、法院的事知道较多，久病成太医，打官司颇有经验。还有个刘仲宣，当过律师，作过伪金堂县长，据说是因当地土绅告他被抓进来的（不知什么原因，此人在临解放前牺牲于十二桥）。他们打官司都很内行，使我增长了些见闻。看守人员对他们也比较客气，衣物、报纸可以随时设法带进来，我也大沾其光。见到报纸虽已较晚，但却获得了正在重庆召开政协（即旧政协）的消息，我心里更为高兴。我知道这是党和人民的力量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意这样作的，这对我案的合法斗争非常有利。我归纳研究了已经掌握的情况，准备着即将到来的法庭斗争。
       （六）审判——伪法庭收不了场
       在四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伪四川省高法院特刑庭对我进行正式审判。由四个持枪法警护送，带我从后门进入法院，法院警戒森严，如临大敌。通过走廊，穿过法院，入侵审室。这时，法庭内外已挤满了人群。入侵审室，隔着木栅栏，啊！好多的同志们，朋友们都来了！川大的、邮局的、民协的、民盟的，以及其他大中学校的都有。接着，卢经钅、余时钦、柳述之、朱慎修、达凤德、赵锡骅、屈尚先、游大姐、赵镇常、钟伯纯，还有小安……都朝这边走来，有的手里还拿着鲜花。隔着栅栏，这个问：“他们打你没有？”那个说：“我们几次来看你都不让见。”我不知回答哪个，面对着同志们的热情，我也不知道什么好。那些法警看见这么多的人挤拢来，害怕出事，赶来赶去，想把他们赶离木栅。这时律师王郢，赶在开庭前的时间与他们交涉好后，隔着木栅栏告诉我，外面与我找了三个律师，是他和唐渐逵、秦良模。同时告诉我，六个中外籍教授，已向社会人士发表公开声明，声明他们都亲自参加了十二月九日的游行，驳斥了所谓在游行中喊过“拥护东北独立、内蒙古自治区”之类的口号。并嘱我等一会出庭时要沉着冷静。他的话虽不多，却阐明了胜利在握的大好形势，使我更加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宣布开庭以后，伪法警用劲吼传，一些婆罗忙了一大阵，才在人群中排出一个通道。两旁黑压压地站着我们的人们，无数张口向我呼喊，无数双手向我挥动，我走过人群中的通道，也一直挥手致意，而那些伪法警和特务们，此时却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办好。
       入庭，我起眼一看，又是一番景象，庭上伪法官法衣道袍坐在当中，检察官和书记官分坐两侧，法庭上除了证人还有荷枪实弹的法警。只有律师席上坐的才是我们的人，旁听席坐的则全是特务分子和反动记者，外面的同学要求进来旁听，被伪法警持枪
       阻止。因此，法庭以内，则是人气不多，鬼气不少。
       虽然如此，对他们说来这场戏却是不好演的，庭外人声喧喧，好几百同学拥在院内要求进庭旁听（注二），荷枪的法警也弹压不住，那些泥塑木雕的法官们，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恐，只有派人说好说歹，劝说里面挤不下，外面一样听得着等等，好容易才暂时平息，宣告开始。
       伪法庭开始以后，由检察官宣读了起来书，法庭装模做样地询问了那几个所谓证人。他们虽然都力图证明我的所谓罪行，但是内心惶恐、语言滞涩，听到外面的嘘嘘声，甚至伪法庭也顾不得威严，要向窗外张望。
       轮到律师发言，王郅律师首先宣读了六个中外籍教授（有外籍教授文幼章、韩博伦，本籍教授沈体兰、吴跃宗、李相符、陶大铺）向社会人士的公开声明，声明他们亲自参加了“一二·九”游行，在游行中并未听到喊过什么“拥护东北独立、内蒙自治”的口号。这个声明，严正地驳斥了特务分子的诬蔑，窗外听众，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律师唐渐逵发言，他根据证人的证词，特别是耿道宏的证词和我的答词指出：搜查的非法和证言的矛盾，揭露了我对控告的腐朽。他的发言，又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轮到我发言，伪庭长问我：“你有什么说的吗？我霍地站起来，说了一声“当然是有（马上又是一阵鼓掌）。在愤怒的心情下被压抑的怒火一齐都迸发了出来。我义正词严的说道：‘法庭以所谓证人的证词及所谓的证据对我进行了起诉，援引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说我触犯了该法的第一条第二款和第九款，作为起诉的依据。
       就所提出的条款论，明明指的是通谋敌国或叛徒的行为，也就是说通谋敌国或叛徒，是罪行存在与否的前提。姑且不论其所依据的是真是假，这里我首先要问：我所通谋的“敌国”是谁？“叛徒”是谁？（群众热烈鼓掌）
       “故国”指的是日本么？不对！我不是汉奸，而且连边也挨不着；不是日本是苏联么？也不对！申苏还订有友好条约；而且刚刚共同打过日本帝国主义呢！苏联又挨不上边，那么是英国？是美国？是法国？这就更会成为笑话！（群众轰轰、鼓掌）
       既然与通谋“故国”找不到干系，那么是不是通谋了“叛徒”呢？这里也首先要问：“叛徒”指的是谁？指的是“中共”么？但是“双十协定”刚刚签订，岂有堂堂的国民政府还与“叛徒”坐下来谈判，并且还签订着“协定”呢？（一再热烈鼓掌）不是中共，是民盟么？也不对！政府与中共、民盟不是就在月前要开政治协商会议么？（那时旧政协正已召开，仿法庭简直无法回神）不是中共、民盟，那么又是指的那些党派或者是那些莫明其妙的“叛徒”呢？（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我继续说：“全案所称我通谋的‘敌国’或‘叛徒’竟是一个‘莫须有’，而竟然作了起诉，是不懂法律么？当然不是。这只能说明检察官、搜查人、伪证人都是串通一气，逼问作弊”（这时仍座长正待发作，却为热烈的掌声压下去了）。我继续说：“这里应当指出：搜查原本非法，所谓的证据也就不能为证，我在检察庭早已指出，检察官却置若罔闻。证人杨慕村已经证明是明显的伪证，而我数次提出的接见律师、接见亲友等诉讼权利，竟长期不予置理，这不正说明法庭人员（后来知道仿法庭审判长王玉湖，确是特务，解放后被镇压）与他们那一伙（我指着那些伪证人）是串通一气，共同进行着阴谋迫害的勾当么！”（群众热烈鼓掌）。这时仿法庭人员脸上又红又紫，几次要打断我的话，我却不理他，继续补上一句：“要不是这样，你们敢不敢摸摸良心，当众赌咒！”说得外面又是轰轰，又是鼓掌，掌声竟有节奏地持续起来，（事后知道：当晚有个小报《新民晚报》在报导这个消息时竟冠上了一个俏皮的字眼：“公审李实育——李实育要法官当众赌咒！”）这时仿法庭人员实在受不了，仿庭长也顾不得虚伪的面貌，（得连连拍桌子，仿法堂也向轰轰鼓掌的群众，拉着
       枪栓进行呼喊，但群众却不理他们，看着看着就要下不了台。伪法庭只得宣布“今日秩序不好，改期再审。”连忙吩咐那几个法警，仍将我从后门带了下去。（前门人太多，他们怕出事）。这样，国民党反动派这场整脚的丑剧，却以其自食恶果而告终。面对着群众愤怒的洪流，这些貌似强大的反动派原本作过预防措施公布公审日期以后，临时却提前一日开审，既要装璜门面，又想逃脱群众的压力。殊不知进步群众消息这样灵通，动作又如此迅速（仅管当时已是寒假，同学多不在校），使他们这些反动派仍旧逃脱不了尴尬的境地。
       （七）反动派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改期再审”，却再也没有审成。不久，从报纸获悉：旧政协业已闭幕，国民党被迫接受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及废除《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几项反动法律。虽然我们得知这些消息较晚，但毕竟是知道了。几个同驶向我道贺，特别是后面一项，他们根据起诉适用的法律《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失败以后，必须作撤销起诉的规定，断定必然释放无疑（注三）。我也想到：在全国人民这样的斗争形势面前，对我这个业已公开的案件，敌人是确实不好办了，果然不两天从接见中获悉（后来敌人被迫允许了我的接见权利）：张澜先生已回成都，并宣布了我即将释放的消息（事后知悉：此事是经过了一系列斗争的，除了旧政协中民盟代表正式提出了此事外，并由老表专电成都，又由省、市盟的负责人几经交涉，并由老表回成都督催后才告解决，老表并于二月九日在华西坝五大学邀请五个政协代表的报告会宣布了此事，看来这事件是即将胜利结束了。
       果然，二月十四日伪高法院被迫对我宣布释放。（事后知悉：伪法院不敢透露释放日期，以免引起麻烦。）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这一事件，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出狱以后，我虽离开成都，投入新的斗争中去了，但对党、对盟的关怀、营救，对广大
       的同志们、朋友们的热情支持，则是久久不能忘记的。很清楚：如果不是在“双十协定”和旧政协这样的历史时期，没有当时那样高涨的民主运动的洪流，这案的进程和其结果都会绝对两样。在具体进程中，党通过景作了极为重要的营救工作。比如通过盟的关系聘了三个律师，现还健在的律师唐渐逢匡忆：“李实育事件发生后，盟内很重视，由范朴斋找找到他家里去会谈，去时李相符、曾庶凡也在座，共商营救办法”。而李相符、曾庶凡当时既是民盟的中委，又是老地下党人。在范朴斋的日记中（范系民盟中委，当时张表老的秘书，已去世。）记载这类事情更多。比如：“十二月二十一日九时，同盟省支部开会，余报告慰问李实育经过，李实育被法院抓去，特务人员将欲回避政治而以司法部门陷害之。决议：派马哲民质问黄季陆，派余为李请律师。归即访唐渐逢，此君亦盟友也，约其晚间到家，允义务为之申诉。”十二月二十四日……表老来电（注：表老当时在渝）为李实育事嘱咐尚军主席说明，请平反以免激动社会公愤。余即赶行辕，往暗刘寿朋，嘱转达。归后写李实育事件报告甚长。”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约唐渐逢及李实育家属来研讨对策，朱蕴山、田一平、杨伯恺、曾庶凡均参加，示以表老来电，均极感动。谈二小时始散。”此外日记中类似的不少，如“真吾、熊子骏早来谈甚久，子骏系为李实育事将欲发动各校声援，难得具此热心也。”“早，相符来谈李实育事。”“吴汉豪、曾卫波早来谈李实育事。”“……连日均有关切李实育事件来，关心者多，亦甚慰也。”以上系记载的当时盟的营救活动的一部份，但其中所提到的有关人的名字中，后来知悉，相当大一部分就是地下党人。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党通过盟的组织，作了许多重要的营救工作，也体现出党和盟之间长期存在的战斗友谊。
       不能忘记的还有许多年轻的同学们、同志们的热情奔走，他们除了前述的在校内校外发动群众，组织声援以外，还做了许多具体的营救工作，其中一些情节还异常动人。比如当我被逮捕以
       后，消息被隔绝，为了搞清楚而情况，组织营救工作，他们费了许多心思。当律师还没有得到接见，那个伪检察官的起诉书以及起诉前的提审记录，就被我们外面的同志们抬了出来，他们怎么搞出来的呢？原来是杨茂德、李国跃、牛更生等同学从法院书记官的女儿手里弄出来的，这个女郎喜欢跳舞，喜欢交朋友，为此，同学们在杨茂德家专门组织家庭舞会，结识了这个女郎，并通过了一些复杂关系，把这些材料搞了出来。这对于外面及时掌握情况，进行合法斗争（聘请律师和律师在法庭中的辩护）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由于有这样的许许多多的同志们的努力，才迫使国民党反动派一切手段都难以施展，最后不得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附注：
       （附一）在我被捕以前（在圣修医院期间，即开始着手延聘律师，初拟延聘叶青冬和袁子吕未果即被捕。后来才另聘唐渐逵、秦良模和王鄂等三位律师。
       （注二）根据重庆《民主报》四六年二月一日对开庭时的报导：“川大学生李实育被特务诬告为‘危害民国罪’后，四川高等法院于一月廿八日上午开庭初审，旁听学生达六百余人，当李上法庭时，学生代表即上前献花慰问，全体报以掌声……”。当时这六百多同学实际没有进入庭内，被法警阻止，因此拥在法庭外，人声喧喧。
       （注三）关于在旧政协中废除《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我的获释，实与当时盟组织积极活动有关。在范朴斋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载：“一月十一日早，哲民来，谓明日将赴渝，问对协商会意见，余为李实育事件写报告，请总盟向政协会提案。文甚长，以致和及余名义出之。请由政府急电法院释放，并请通令全国不得有类似事件发生，否则以学校当局是咎。《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更有废止之必要，庶几保障自由、实现民主，不托空谈。”但旧政协通过废除《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释放政治犯
       以后，也一直等到表老回成都又经具体交涉，这事才告解决。这从以下记载可以看到：“二月十二日……十曰访表老，谈二小时，甚畅……归后代表老拟致张岳军主席函，请即释放李实育……”（同上范朴斋日记）。又我被释放之次日（二月十五日），《华西晚报》登载了这个消息。《自强社讯》四川高等法院已奉到释放政治犯命令，无论已判未判，政治犯均一律释放。川大学生李实育因政治问题被捕后，已于昨日获得自由。”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到前后经过。
       （一九八二年七月写）
      
成都市中学教育界见闻杂记

       (1934—1949)
       压永叔
       一、学校知多少
       一九三四年，成都市有中等学校二十八所(注一)。其中属于省立的六所，他们是：省立石室中学（校址在文庙前街），省立成都中学（五世同堂街），省立成都女子中学（东马棚街）[注二]，省立成都师范学校（盐道街），省立成都女子师范学校（文庙后街）和省立工科高级职业学校（包家巷）；属于县立的二所，他们是：华阳县立中学（梨花街）和成都县立中学（青龙街），属于私立的二十所，他们是：树德中学（宁夏街），建国中学（东胜街），协进中学（西胜街），天府中学（正府街），蜀华中学（锦江街），济川中学（小天竺街），成公中学（南较场），民新中学（北巷子），南黛中学（花牌坊），成城中学（三官堂街），大成中学（藩库街），大同中学（学道街），敬业中学（包家巷），培英中学（三桂街），华西协合高中（华西坝），华英女中（方正街），华美女中（陕西街），益州女中（文圣街），志城商业高职校（脚板街）和尚志学院（玉皇观街），之后，省立的又增添了列五中学（马镇街），成都市亦创办了男女中学各一所（均在北门外簸箕街）；成、华两县也各添办了女中一所（成都县女中在铁箍井街，华阳县女中在骆公祠街）；私立方面则增加了甬澄（武侯祠），西北（皇城坝），浙蓉（小天竺街），高琦（华西坝），清华（簸箕街），荫唐（苦竹林街），文
       典（吉祥街），立达（花牌坊），大中（中兴镇刘家巷），中华女中（牛市口）和南虹艺专（南门游泳池）等十六所。
       以一个人口不及六十万(注三)的成都市，而公私立中等学校竟达四十二所之多，真可谓学校如林，“凤同齐鲁”(注四)了。
       （注一）在此以前成都市上旧有的部分中学如宾萌、储才、资属联中、叙属联中、四川公学等，都已停办或另易校名，如宾萌改办尚志学院，四川公学易名为天府中学等。
       （注二）省立成都中学系由四川大学男附中接办，女中则是由川大女附中接办。他们实际易名的时间虽系１９３５年，但在这里仍将他们列入前一年的数字内。
       【注三】解放前成都市人口的统计数字。
       【注四】汉文翁为蜀郡太守，始教民读书法令。继派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乡党乃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微、扬雄等六人皆以文辞显于世，一时蜀学大盛，文化比于齐鲁。
       二、林立的私立中学
       四川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老百姓却极端穷苦。几乎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原因是：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军阀们紧闭着东边的夔门北边的剑阁这两扇大门来打内战。各据防区，搜刮人民，收税及于大粪，田赋有预征至六、七十年的。
       这些军阀们在脑满肠肥之后，为了沽名钓誉，附庸风雅，有时也拿出一点钱来，在“首善之区”的成都市设立一所中学。如树德、建国、荫唐、南赝等（注一）。有的私立学校本与军阀没啥关系，但为了扩大影响，也要假借军阀的牌子以广招徕。如蜀华中学不仅以马旗智为董事长，以向传义为校长，而且以周子龙为代理校长，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其他则或属帮派体系（如济川属川大帮，成城、民新属成都高师帮），或属党教集团（如敬业属青年党，大成属孔教会，西北属伊斯兰，华西协高属基督教），也有
       借用名牌以为惊世骇俗之资本（如清华、大中），更有给公经费，强变集体经营而为独家经营的（如立达中学）【注二】。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注一〕树德的后台是孙德操（孙震），天府的后台是杨子惠（杨森），建国的后台是刘文辉（刘自乾），荫唐的后台是叶介人，南蕉的后台是曾南夫。
       〔注二〕姚勤如创办立达中学，开始约集了若干教育界的闻人为董事，每人出股金二百元。一年过后，这些股金便被一一退还了。这样，立达中学也就变为他一个人的私有物了。
       三、省中校长的滩分
       一九三四年四川的最大军阀刘湘统治全川后，任命杨全宇为教育厅长。次年三月明令公布：从本年秋季起，全川所有中、小学教师的聘用，一律实行专任制度。与此同时又公布了高、初中教师的任课时数及待遇标准。
       省立学校是教育厅的直辖单位，摊子大，油水多，因此，在成都市区凡所省立中学校长职位，就成了群雄角逐之鹿了。
       参加搏斗的主力部队是北大和北师大的两帮人马。当时赤膊上阵的勇士，据教育厅内部传出的数字共有三十七人。由于粥少僧多，而每一个人都有军阀或“风云人物”后台。教厅对此，深感棘手。据云最后还是由刘湘开口：把石室和男中两所学校交给北大帮的胡宇光和杜致远，男师和女师两所学校交给北师大的陈行可和周子高。工科高中系职业学校，自应由省府另派“贤”员充任。所余女中校长一席，就落在素无派系而又一贯从事于教育工作的吴照华的头上。这个席位之给吴照华，并不是因为吴本人德高望重，办学有方，也不是政府有心擢用其才，整顿教育，而是由于吴的背后站着在二十九年里举足轻重、同时在四川军阀中又是名誉较好的孙震。孙与吴系中学时的同班同学，交谊亦深。这点，下面的两桩事实可作证：过去吴作成都县中校长，是孙震一
       力保存的；现在孙办树德中学（另有四所小学），所有用人、行政的全权又一概委诸吴照华，孙从不过问……。刘湘为了把各方力量搁平，停不至将来因小失大，吴照华省女中校长的委状自然也就抛弃而得了。
       这场搏斗的经过情况，我虽不能道其详，但从下面这一事实中，当可知其梗概：杨钧正华附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后又留学日本，曾从政多年，又任过华阳县立中学校长。他和杨全字是同学，也是知交，并且还是杨的现任第二科科长。因有这样一些缘会，所以他也信心十足地出来参加这场搏斗。经过三、五回合之后，便也丢盔卸甲，落荒而逃到省立江安中学去了。这场搏斗之激烈，于此可以想见一斑。
       四、私中校长的贪婪
       在成都市的三十多所私立学校中，除树德外，没有一个固定的财产和常年经费。他们的一切开支，全部取请学生。因此，私立中学学生的经济负担相当沉重。当时的蜀华、建润等校，至多不过二十四、五个班，但在校学生的人数，则经常都保持在一千七、八百人左右，平均每班不下六、七十人。学生每期进校，都先要在指定银行交清各费[注一]。这笔数目虽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就不止此数了。可是，这些收入的数目究竟有多大，银行利息若干，以及这些收入如何开支……则从来不同教师和学生公布。有的学校竟连事务主任也不知道。（李文俊在蜀华中学就是这样情形）。银行存款的利息纯属校长的“外快”，这是当时公开的秘密。在局外人看来，仅此一端已足使这些学校的头头们心满意足了。那知他们还经常派人在安东寺为他们代购黄金、白银、美钞、西药……来做投机生意，或在西南两门的油米市场（私立中学当时大半集中在西南两门）大捞买空卖空的赌博行为呢！
       为了“填满”他们的无限欲壑，这些学校的头头们还采用了
       许多卑鄙无耻的做法。现就回忆所及，略举几点如下：
       1、大量录取新生，每次录取的新生，总是尽量能够做到开双班或三班。这样，就为将来学生人数流动减少后，进行合班铺平道路。
       2、无限收容转学生。不论什么时候凡有转学来校的学生（不问是他校退学的抑或是外地新来成都的），只要有教师或学生引见，即照收不误。这样，他们既获得了实惠，也做了“人情”。
       3、随时张贴（续）招生广告。他们的（续）招生广告也是经过精心考虑，深具广告艺术。比如，在“报名时间”一栏内，只填上“自贴广告之日起”几个字。这样，他们的广告就能够随时张贴，当然也就可以随时收得学生了。
       4、染指尊师费。抗战末期，物价不断上涨，教师生活日趋困难，各校也于是时开始向学生征收尊师费。从一九四五年起，又改为尊师米。他们全按上熟米的价收进，却全以中熟米的价发出。这样一转手间，他们便可坐得极大好处。教师如不愿折价，他们就发给无法直接兑现的平价米条，而使教师蒙受七折八扣的损失。
       5、教师伙食供给全部转嫁学生。教师伙食向由学校供给，且有专厨办理。一九四〇年学校开始疏散后，一些学校的头头们便借口地点窄狭而与学生伙食整同办理。开始尚以“搭火”的名义出现，交纳部分费金。到一九四五年以后，就全部由学生承担了。（这样，学生不仅要交尊师米，还得要供尊师饭了。）
       6、学生离校不退费。学生因故在中途停、退学的，除火食费外，其他各费一律不退。期末放假，其退费办法，也是这样。
       7、合班上大课。学生接近毕业时，往往因教师平时缺课过多，致未学完规定课程而有怨言，学校头头们只好卑躬屈膝地要求教师上合班大课 \( ^{[注二]} \) 。既平了学生的气，又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类似的做法，当然远不止此。这只不过是那时许多事实中的
       少数几个例证罢了。一句话，这些私立学校的头头们，真说得上是生财“有”道。他们只知借校敛财，至于教学质量，学校秩序，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品德修养，乃至外间对学校本身的舆论与批评，则一概不在他们的心目中。
       〔注一〕这里面包括学费、杂费和火食费。这三项中除火食费为学生的代管费外，其余两项则几乎全部都是学校的应收款。杂费一项名目之多，总共不下十余种。如住宿、茶水、电灯、讲义、图书、报章杂志、尊师、体育、学生会、公物修缮、公物损坏赔偿预备费……
       〔注二〕一九四四年我在蜀华任教时，一百三十五人的合班课我就上过大半个学期。学校尚无扬声器，教室又是四面通风的疏散棚。两节课下来，真叫人疲惫欲死。
       五、“六膳战争”
       成都市中学教师的待遇，不论公立或私立，一向都是以实际授课时数（指聘约上定时数，不是课堂上的上课时数）来计送薪金的。以故寒、暑两假到来之日，就是他们手边最感拮据之时。家有恒产者尚可依靠老本而勉维现状，家境贫寒的，就只好八方张罗以暂救燃眉了。际此时刻，不仅新进寒士有“此关难过”之感，就是声望较高的老教师，也时有“前途难卜”之叹。
       为了稳住个人饭碗，并能进一步做到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寻找一个适中地点，定时碰头以“互通情报”，实在有其必要。
       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地方。特别是其中的绿天、鹤鸣和浓荫三所茶社，历来就是富商贵介求田问舍，都入仕女探亲访友，以及某些有闲阶层品茗聊天的场所。遇上星期天，政、学两界人士，于公余之暇，也多喜去那里凑趣添兴。时间既久，相识增多，因而也就自然形成为一个拉帮结派，夺利夺名的拔量场所。寒、暑两假（特别是暑假）尤为热闹。由于时间适在农历的六、腊两月，而这场战斗的参加者又多
       半是教育工作者，以故一般人均以教育界的“六腊战争”呼之云。
       这段时间里，在这三所茶社内，真正说得上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了。从清晨至傍晚，常是熙来攘往，座无虚席。携三聚五，接头交耳，以故作神秘之态者有之，百结愁思，见于颜面，仍示镇静之容有之，自认背景不大，把握不多寄希望于相信，以决心中狐疑者亦有之；自己饭碗，本已决定，而尤盘桓市中〔注一〕，思欲择肥而食者，也莫不有之。真是百态千姿，色色皆备。
       这场战斗大约需要二十天左右的时间才能显露端倪，决定胜负（因为校长任、免的名单多在七月中旬揭晓）。到了那时，将见胜利者无不踌躇满志，喜溢眉梢，失败者垂头丧气，喏然若丧其偶。至于愿执教鞭以终老的先生们，则或回原队，或另觅新枝，大半都各就各位，再不考虑下期有失业之虞。而三所茶社则因战斗日趋沉寂，亦渐呈萧条景象了。
       这场战斗的场面是伟大精彩的，实质是乐诈我虞的，影响是遍及全川各地的，结果则是：只要能够在“不得已而又思其次”的思想指导下，再加强信心和努力，也是可以做到来期啖饭有所。免于本人之饥寒。〔注二〕
       〔注一〕当时人们称这三所茶社为“教师贩卖所”。
       〔注二〕一九四〇年以后，一个专任教师的月薪收入就只足维持一个人的生活了。
       六、教师的阵容
       成都市中学教师的队伍，基本上可以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1、名牌教员。教国文的如罗孔昭、陶亮生、文百川等（后两人都是林山映的学生，当时人称他们为林派的黑白二将），教英文的如何光玖、张翁洲、宋诚之、王叔驹等，教数学的如王伯宜、谭少文、高咏涛、饶德滋等。这些人不论在业务专长或教学效果上，的确都是各有千秋，名实相符的。
       2、后起之秀。教国文的周虚白、赖高翔、白教仁等，教英文的如谭明智、李修德、朱寄尧等，教数学的如何轩、易朝焜、钱智儒等，这些人都是新秀中的佼佼者。
       3、教育战线上的愚公。上述的两类人员，在整个教师队伍中，毕竟只是少数。还有更大的一部分人，他们深深懂得：教书就很难成名，要致富更是永远没有希望。他们的唯一意愿就是能把“三更灯火五更鸡”所得来的一点知识再拿到实际中去应用应用，只要能以此来换得一碗饭吃，便也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他们一天到晚，总是那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埋头苦干。到了抗战末期，生活日趋艰难。为了仰事俯畜，他们只好尽量增加劳动时间。于是有的人晚上还得去教私馆，有的人虽星期日也得把休息时间全部放弃。他们每天的工作量至少也在十三、四小时以上。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有血有肉有思想，甚至有时也会闹上一点情绪，但他们却始终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并很想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千出一点成绩来。这部分人真正够得上称为教育战线上的愚公。
       4、意不在酒的醉翁。属于这一类型的教师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年老力衰，但后退道路一时还未铺平，不得不暂借校栖的。如钟自牧原是成都市上的老牌英文教师，只因为年老体弱，家累太重，遂于一九四〇年趁学校疏散机会，挂出“华阳中学特约校医”的招牌，开业行医。另一种是，借屋躲雨，以居永伴。在他们“运转鸿钧”之前，最好就是能在教学岗位上当一名教师或行政人员，以便将来在他们攀龙附凤、升官发财的履历表上增添一重“光彩悦目”的的资格。黄致中之由县参议员而省参议员，而国大代表，不也是以济川中学为根据地而开始政治活动的吗？
       七、教师的待遇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川省教育厅所公布的有关中等学校教师任务和待遇标准，主要有如下几点：（1）高中专任教师每周任
       课十六至十八小时，月支薪金一百五十元，初中二十至二十二小时，月支薪金一百二十元。（2）专任教师全年一律以十二月支薪。（3）任课不到专任钟点的兼任教师的薪金则按实际上课时数，折合计算。（4）专任教师一律不得在校内、外兼课。（5）批改学生作文，不另计薪，唯上课时数可以酌量减少。最后又加上这样的“但书”，本规定只实用于全川省立中等及性质与之相同或相近的各级学校。至于县、私立中学，可按本规定精神，结合各该县、校的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这一规定公布后，省立学校当然不成问题。成、华两所县立中学则因为都有固定校产，威胁也不太大。可在私中（树德是例外）头头们的脑子里便不免紧张起来。于是，他们约集在成公中学校夏斧私的家里开会讨论，其结果主要有两点：（1）为了便于大家随时碰头商量，先成立“成都市私立中学校长座谈会”，并向四川省教育厅备案存查。（2）拟定私立中学学生的收费数目和教师的任课时数与待遇标准。
       关于教师的待遇，他们拟定了如下几点：
       1、不论高、初中，一律以二十小时算作一个专任。
       2、原则上，高中每教课一小时致酬一元五角（原为八角至一元），初中一元二角五分（原为五至八角）。
       3、薪金支付；一律按实际上课时数计算。
       根据如下标准，高中每一专任教师的月薪为一百二十元，初中为一百元。他们又考虑到，如果没有几个名牌教师点缀门面，势必会影响学生的来源。因此，他们又补充了如下两点：
       1、专任教师在校外兼课，不受限制。
       2、学生的作文（包括国文和英文）批改，一律按实际批改本数计算，每本以不超过二角五分为原则。
       八、暂时的安处
       知识分子本即有其自身的特殊弱点，而教师尤甚。其中最主要
       的，约有三个：
       1、爱面子。教师最喜欢听的一句恭维话是：“您真是桃李满天下啊！”因此，他们认为教课越多，就越能表现自己的能力强；教的学校越多，也就越感到自己的本领大。
       2、愿感情。“士为知己者用”是知识分子的一个信条。因此，在送聘约时，学校头头如能亲自出马，打上一个“恭喜发财”二注一，再把大堆“因人而施”的恭维话游话一番，纵是“名牌”老教师也会如痴似迷地把那张红纸聘书接过手来的。
       3、喜“自由”。由于工作性质与一般人不尽相同，教师们大都不愿别人干涉他们的生活习惯，更不喜欢被人“绳捆索绑”二注二，所有私立学校的待遇虽然低些，他们对之还是颇为欣赏，愿意降格以从。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私中任教，比较自由。比如，他们可以自由地在他校兼任课程，可以不批改学生作文，可以不管学生的课外辅导……。这样，无形中就减少了他们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大量负担。
       由于教师有上述弱点，更迫于生计，所以学校头头们虽然残酷贪婪，也能够共同安处一时了。
       〔注一〕这里就是“作一个揖”之意，犹如现在的“行一个鞠躬礼”。
       〔注二〕指课外的事务，如坐办公室、开会等。
       九、教课的“艺术”
       中学教师的待遇，本来就十分微薄。再加上学校头头们千方百计地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而一日数变的物价更在他们生活上增添无穷的压力。为了活命，为了供家养口，他们只好“预支生命”多教钟点来“维持现状”，以故每星期上课时数竟高达五十小时以上的。生物教师叶仲翔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高中每周授课的总时数不得超过三十四个小时，初中不得超过三十二个小时。多出的这些钟点又将如何
       处理安排呢？须知这一部分教师大半都是“名牌”，且多系学生点名指聘的，学校头头们只好在规定时间之外而另给他们作“精心”的安排了。因此，上午的七至八时，午后的三至五时，星期六的整个午后（注一），乃至星期天的整个上午，通通划作这部分教师指挥使用的时间。
       人毕竟不同于机器，精力总是有限的。在“想活命就非多教课不可”的原则支配下，他们便只好在教课上采取一些消极的方法来代替积极的反抗了。据回忆所及，大约有以下几种：
       1、迟到早退法。即迟到校（上课），早离校（下课）。
       2、空中悬拿法。即课表上尽管写上某某教师的姓名，但他长期不到班上课，或全期只去一、二次。
       3、声东击西法。即同时在甲、乙两校排上课，临时通知甲（乙）校请假；而本人却往乙（甲）校上课去了。
       4、轮流缺席法。即在同一时间排上两个或三个学校的课，但到时只去一所学校，如此周而复始轮流请假缺席。
       5、一枪下马法。即采取一气上足一百二十分钟作为三个课时计算的办法 \( ^{[注二]} \) 。
       6、斩头去尾法。比如，上午至十时在甲校有课，十至十二时又在乙校有课，为了挪出在路上奔驰的时间，就只好采用这个办法了。
       7、移花接木法（一名金蝉蜕壳法）。即甲想要推荐乙去某个班或学校教课，但又怕学生反对，便先由乙以暂时代理的名义出现。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无问题，乙便从此可以继续下去了。
       8、一箭双鹢法（一名一石二鸟法）。即在同一个课时内上两种不同性质的课。 \( ^{[注三]} \)
       [注一]星期六午后，按规定不能排课，留作学生自由支配时间。
       [注二]当时每一课时的实际教课时间，一般都不超过四十分钟。
       〔注三〕曾孝谷在大成中学同时教国文和图画两门课程，每期都采用这个办法来获得双薪。
       十、白墨生涯
       “教师”原是受人尊敬的美称，但在旧中国却成了一个为人轻视的名词。名曰“教书匠”、“穷迁酸”，有时又被呼为“教姑姑” \( ^{[注一]} \) ，甚或直斥之为“白墨虫”。教师的社会地位如是，其生活之凄苦与其心情之悲痛，那就不言而喻了。的确，在那段时间里，成都市教育界中所出现过的许多反常现象和悲惨事件，至今思之，犹不免令人心有余悸。如王伯宜去兼粮食仓库主任，谭少闻要在家里开办补习学校，周叔卓在教课之余，还得在家开门应诊……。这些人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在职老教师，收入也不算少，而且都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他们却还如此自苦，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一言以蔽之曰：不这样，就无法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记得我的一个姓邹的同学，曾经在所住寝室墙上贴过这样一付对联：
       “再教只有讨口，不死难以出头”。〔注二〕
       这虽属一时悲愤之言，确实分表这出了当时多数教师的苦痛心情。其最令人发指的，要算天府中学数学教师夏××的悲惨下场了。夏是成都人，原成都高等师范毕业的优等生。家境穷苦，长期患病，为了活命，不得不抱病上课。一天，他正聚精会神地讲解《几何》“圆”中的某一定理时，突然晕倒了，学生一面将其扶起，一面派人去报告学校校长，但所得到的竟是“我们知道”这样一句毫没人性的回答。结果还是班上学生各凑大洋（注三）一元将夏送入医院治疗。至于工作，从此也就没有下文了。
       类此之事，实在举不胜举。下面这首打油诗，就是当时教师沉痛心情和凄苦生活的写照，也是旧教育界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诗的全文是：
       前世作下恶，今生来教学。
       事情做得多，薪水支得薄。
       白天吃不饱，晚上睡不着。
       学生背后议，校长当面说。
       口吐莲花观，白沫满嘴角。
       五斗两折腰 \( ^{[注四]} \) ，滴水 \( ^{[注五]} \) 怎解渴？
       每逢“六腊”战，还得把情说。
       聘书奉到手，半年又挣脱。
       真个是：不教不得了，教也难养活。
       阿君何苦来？当路无瓜葛。
       怎不学陶潜 \( ^{[注六？]} \) 葬骨怕人戳 \( ^{[注七]} \) 。
       吓嗟乎！早知读书这下场，
       不该十年 \( ^{[注八]} \) 苦用功。
       三乐 \( ^{[注九]} \) 子今成画饼，
       继往开来 \( ^{[注十]} \) 一场空。
       昔日抱负今何在？
       不堪回首月明中。
       〔注一〕本作“叫姑姑”，是当时一般人用来讽刺教师的名词。这里写作“教姑姑”，是因为当时的女生都是些“小姐”。“叫”“教”和“姑”，“姑”都同音。
       〔注二〕这是改写过了的联文。原联是：再穷无非讨口，不死总要出头。
       〔注三〕当时市面通用的货币仍以银元为主。
       〔注四〕陶潜字渊明，他不为五斗之俸而折腰。当时教师为了五斗尊师米，每上一节课必须折腰两次。
       〔注五〕这里指一九四二年以后，政府偶尔发下的一点补助费。
       〔注六〕陶潜曾赋《归去来辞》。这句的大意是：你为啥又不
       学习陶潜也一样回到自己的老家呢？
       [注七二载，这里读如“夺”。在人背后讥笑或咒骂叫做“殴人家的背脊骨。”
       [注八]指中学六年、大学四年，共十年。
       [注九]《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乐也。”
       [注十]韩愈《师说》，“师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故教师工作是继往开来的事业。
       (1982年2月写)
       注：此文选自市属崇庆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并略有删改。
       林山腆先生
       陶亮生
       先生名思进，初字山癯（本黄山谷诗意），翰林院编修华阳胡雨岚先生弟裔之，曰：人已癯，字何取乎癯？因更作山腆。以华阳国志有林生清寂之语，晚又号清寂翁。
       八闽林氏入蜀，占籍华阳，累世单传。父涛如，不应官试，著有《澹秋诗集》。先生则为童子时即历应县府试，皆困颐。大兴名进士胡薇元官华阳，得先生卷，拟取第一，嗣复阅一卷，语幕客云：此卷晦涩，然非用苦功者不办，如不取案首，则不能保证其入泮，虑终身遭白眼矣（旧制，试童子生，县考终场列第一名者，谓之县长案，府考终场列第一名者，谓之府长案，学使院试时，是照例要取为附学生员的，其余则皆无担保），于是届先生为第二。及试成都府，适列第三，蜀中谚语云：“县二府三，枉费盘缠”，盖认此两名为考案之厄。先生屡列县二府三，年逾三十，尚未入学，然才名难掩。候补道桐城方旭开办学务公所，已罗置所内，编纂教科书了。
       癸卯，为有清三百年乡试最末一科，旭及胡编修为纳捐，竟以国子监生中式。科举停，游习日本，归，应枢廷考，授内阁中书。回蜀，开办成都府中学堂，复到阙入值，以胡雨岚、赵尧生两先生为作曹邱生（延君誉于四方，见史记），因得以文学结交天下第一流人物，而衣服舆徒，饮食器玩，湘帘柴椅之精，瓶花砚滴之末，事事俊整，似陈眉公辈（陈继儒，明代以山人著称者），而笔札之大雅，远突过之。然京官实贫，卒以母老求去。归未数月，清社遂屋（亡国之社，以屋覆之，使其气上绝于天
       也）。
       辛亥反正，四川所推出的都督为浦伯英，即蒲殿俊，癸卯乡试解元，于先生不仅为同年，平日平时即以文字相引垂者，欲奉先生入局，逊谢；又故人营山进士、户部主事蔡尔侯先生近在成都，群推掌财政，知先生贫，拟以省垣东门统捐局属先生主其事，先生笑谢云：我林思进三字岂可任薪油辈耶？盖尚殿盛货，多用油篓，投税取凭，由主官签署，旧例如是，实则此局于清代乃道员回翔之地，他人求之不得者。
       在位交好问先生所欲，先生言：闻有图书馆一职，倘尚清人，我愿承乏。闻者皆笑先生“辞十万而受万（孟子语）。竟然会作四川省图书馆长。自视事之日起，便闭门，不开放者逾年，大小报纸，便冷讥热讽起来。有一则甚俊俏，说：“不是图书馆，乃潇湘馆；不是林山腴，乃林黛玉；不然，何门掩重关，孤芳自赏乃尔？”先生仍不动。达二岁，始开馆，群见琳琅满目，充栋汗牛。书目已编就印出，核其数，古书有三十万余册之多，善本、孤本、钞本、与天津图书馆目录相较，尤出其上。而洋文书报，亦颇不陋。先生亲为我言，清末，便有图书馆之设，仅储一部学部所颁的“图书集成”，我请当正名为“图书集成馆”，非图书馆。民国肇造，大家争权夺利，图书馆一席，等诸鸡肋，人弃我取。我闻此馆编制，分几种、几室，员门杂述，徒靡糜粟。差幸无人觊觎，而疏节闱目，大好办事。我进去便一切放撤，仅约祝彦和（四川大学史学教授祝呢怀之父）、韩德滋（老清华学生）二人，一主中文部，一主西文部。所有经费，挪来买书，外省官场欲返其乡，斥卖藏书，价廉物美，我阅讯即选购尤遗，以充实皮藏。至分类编目，必深悉内容，我和祝先生自朝至暮，几无暇刻，亦籍此饱读两载书，端绪乃得。韩于西文，亦复如是。规模似此宏敞，政府尚不知我这些钱从何处来，就从化无用为有用来。于是我训练些补书工人，不仅补旧如新，还要补旧如旧。又训练些装订工人包角浆糊如何储，等书当用什么线，我都详尽加
       指寻，严于要求。最难是训练写书根的工人，不仅要宋字写得好，还要能繙检书目、或大书，或细书，当详则详，可略便略。要做到一字不错，错如何挖，也有技巧。西书还得随时修补，才能久用。先生这番话，可谓大涵细入，悉得其当。然当时政府，对所属机关，不事事管死，反得人尽其才，是还值得研究者。馆事就绪，复多所营建，种松八十株，私号“八十松馆”。
       民国七年，先生接办华阳中学，经费流用，岁有所储，将校舍一律新修，图书仪器，大事购置。教师，则青钱万选；学生，更严格招收。校誉日隆，人才倍出。杨森督蜀，先生谨辞，学子苦留，至于罢课请愿，先生有去华阳中学诗慰之云：“七年横舍愧人师，临去情如倚席时。岂有碑铭传翟辅（见后汉书），漫劳歌吹送翁思（见汉书）。举幡莫浪矜风气（李膺事见后汉书），慎染无忘鉴色丝（墨子语）。留取平生相见地，执经来访读书帷”。盖旧时办学讲学诸人，皆能以师道自处，断不济流俗。
       杨森淫昏狂暴，大类收荒，一席青毡，率通内线。当时浮薄小人，往往西装革履，持手棍，侮面脂，初步钻营得一不支薪水的督署秘书，乘机便可摆校长，放知事。男女杂遝，包围杨森左右，民间号为“香水屏风”（我时还在当学生，曾戏作“香水屏风歌”一篇，学初唐体，逾五百字，（今不能全记了）。先生最小的一个儿子名祖年，字季丰（解放后在北京作工程师，出差，病死上海），新从上海同济医工大学毕业回家，自然是西装革履少年，先生命他立刻改装，不要沾染“屏风气”，还有一首律诗说此事，后二句为“直欲呼归守门户，蓬头见客又何妨”（蓬头事见后汉书王霸传）。可见先生是何等自爱。
       再写我能全记的先生一首诗，题为“提灯行”，写杨森监川时庆祝双十节。晚上提灯游行，杨森及其姬妾一二十人，各骑骏马，前面导以军乐、部队，后则一群秘书，无数校长，还杂有几个滥洋人，再后，才是各校男女学生，招摇过市，闹至深宵，始乌兽散。诗云：“喧底鼓吹双十节，万盏提灯闹星月，酱酱一笑
       横马来，十姨五姨骑如厕，博士汗流随马尾，革履囊囊走折齿。蒋席交枕不为荒，难色何曾到到端将（用汉郑通事见史记）：初疑观佛鲁乡风（古代鲁国逸民的乡俗），又惊遂依汉服中（汉代宫中遂依子的迷信举动），呼号摇摇至逾乡，师前弟后归学宫。淫淫藿藿一万众，孰是犬羊孰麟凤？弱者赖颛顼行列，强者肆目作嘲弄。男毒女姑百不知（毒、姑、男女之荒淫无耻者），釜底游鱼偷岁时，倾城狂似中风走，如梦钧天闻鼓鼙。父老死尽儿童起，耳目闻见止如此，蔡州沦陷五十年，贼气沉酣入骨髓（唐杜牧禁言云：官军不到蔡州城下五十年矣，小子后生，所见所闻，无非乱者，沉酣入骨髓，莫以为非）。姚龙衔火照通街，竽轨渐逾八达开，提灯夜过孤鬓泣，破屋门前瓦砾堆（当时创修马路，佑拆民房，不似今日之议价给值也）。此诗活画出一个杨霖的行为及其政教建设，也充分表达了先生对杨的憎恶情绪。
       人皆知先生纳交海内通人明德，既久兄，方面颇广，以故翰墨往来，无尘俗气。实则先生文笔之雅洁，得诸庭训。尊人既以布衣有著述流传，文不借作八段，诗不曾学试贴，乃自然之势。先生未就外傅，先入为主，考小试，困场屋，以此。通籍后有高雅的文学资格，配得上和海内通人明德上下其议论，亦以此。嗣后，主大学文坛数十年，不仅蜀士受其熏陶，成就者众，即南北大库之肆习国故者，至今对蜀才犹刮目相待，水深回澜，功不可没！其所取经，并不神秘，一、能读大书。正经正史外，如《唐文粹》、《宋文鉴》、《全上古三代文》等，都过过笔，有批识；二、不逐风气。篇章之业，矩用尚曾，批判论文，从不发表。而且时时给我们说：多读书，少发表；先读书，后发表。一辈子读书，终身不发表，无碍；最怕老来不读书，当欢发表。不是发表，乃是发疯！廖季平、宋芸子诸先生，少作反多可观，晚岁撰述，直谮语耳！相约不疯之说，大可玩珠（如毛西河《古文尚书宛词》及攻击朱子四书集注诸作，皆老年发疯，蜀士此习尤重）。
       我肄业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时，先生即在我校上课，但不曾教过我。教我的老师，为长宁优贡熊玉阶先生。时、先生《清寂堂诗录》初刻成，以一集送熊先生，我因是获读。先读其序，已在为文言诗文张目，溢民国七年，新旧文学之争早已起了。及我考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越二年，吴玉章先生来主校事，始延聘先生教国文系，同系才十一人，无异私塾。我仿陆士衡“吊魏武帝文”作“吊李斯文”一篇，呈正先生，先生大赏，约至其斋，备问家事，赐以扬州刻本汪中《述学》一部，曰：“熟诵此，再读赛定菴诸大篇。”由是才知同属文言，有雅俗之分，同是古书，有正伪之别。久则后堂丝竹，马融不避彭宣，前席鬼神，吴公先亲贾谊。先君即世，先生为撰墓表，卒柏规梓湖为况，予感愧之余，有诗奉谢云：“绘出葳蕤态，如闻繁歌声，文章烦老笔，风雨护佳城，下马寻来易，惟牛不逮生，南阳与京兆，阡号付乡评。”
       生平师弟关系，先生已刻之诗词集中，时或齿及。最后未刻之稿，尚有长篇，幸能记忆，附带录之。一九四八年，我将于役西康，拟约学友叙永郑君容若佐幕，先生作诗赠行云：“人生会合能有几，一别苍茫便千里！贫贱衣食固所资，富贵峥嵘亦其理。陶公蓝楼自营，杜陵契稷或吞声（用陶诗中字句），未知两贤孰高下，并见举搴诗纷横（言陶自处甚卑，社自许甚高，卒之，所传者仍属诗名，可见富贵贫贱，都是小事，不朽之业，在文学也）。我生卅六逢丧乱，虎斗龙争天地变，半生埋首蓬华中，弥缝谁信区区贱（‘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醉’陶诗）。寒暑推迁成四时，余生掉梗鬓毛丝，筑避三韩孔浮海，籍问人间何所之（避世无所之意）？忆昔汉武通身毒（天竺、印度、皆一声之转），持节相如曾谕蜀，二千年来郡县开，答马耗牛皆内属（箬郡，今汉源一带地，产马，耗牛国，今康定一带地），迩来开府带宁笺（开府，言建西康省，宁滨校尉，详时即有此官，如明清之扰夷府也），刘境直过诸葛山（今称大小相岭，张南皮诗，以
       为恐属李赞鼎，无据，不足信），旋盖幡幢汉相，果车铁犁非灵关（见史记司马相如传，今犹号灵关也）。节楼高峙西川外（指西康省政府），江绕乌龙作都会（指康定），故应幕府萃群才，要使声威备远奏。陶生长拙初入官，郑子懒抵冠为坤，两生才地济时用，行见刻石摩峨。书生自面俗云尔，每想此旨思一洗，河汾房杜世岂无，但须莫辩文中子。”遗老伤乱，渴望祖安，托末契于后生，忘却言之惨楚，今日天地开泰之局，惜先生不及见了！
       先生京官七十足，盛风和易实甫、罗懋公辈菊苑听歌，诸馆旅食，春游戏习，笃老不厌。蜀都艺人求诗索书，先生却不轻予，而特赏黄佩莲，嫌其名俗，学日听录，题其高曰“佩声阁”，榜其门曰“花溪小筑”。常谓子公：“吾于黄生，资其简傲，非赏其妩媚。”尹仲老则云：“山公这些要法，乃倚南窗以寄傲耳（陶渊明先生文）！”可谓知言。
       先生有宅一廛，园池俱具，曲径回槛，箱箱闲及双窥蘖馆错落其间，令节佳辰，辄冒客饮，厨传精好，冠绝蜀都。人皆知先生居京师时，主盟文坛，林晴南曾为画“河南治修楼图”，不知回籍后之嘉会燕乐，如人日匪九，介端午君彩芸若诸老续为绘亭。“缁书图”，则曾孝谷中年为作者（先生诗，有“儿钞琴谱娄缁书”句），先生笑云：“不作此无益之举，则古董商绝矣！”先搜藏古书画，以真、精、新三字为准，一时推服，称鉴赏家。
       先生貌似豪侈，然除修脯熟文卖宇外，实无他入。慧文还有抉择，刘航琛欲荣其祖父，请先生撰寿序，先生私语我云：“此辈驱俗（俗所谓钱滚子），是浮言美耶？然其市重（润笔丰），吾谓其使：方鹤苍名大，文比我好，吾以专函为汝介绍，何如？其人欢然就，鹤老因是得数百金。”先生慨念同契之举多类此。而王铭章抗倭守滕县死，先生撰墓志，则尽心力而为，其见利思义不苟如此！
       王陵基圭蜀政，任陈廷杰为通志局长，聘先生为总鉴，我
       康定，先生曾以书致我，有所商榷。今之省志编辑委员会想必有先生遗墨也。
       先生：夫人早丧，侧室陈氏，无出，摄嫡二十年，子孙敬爱，先生七十之庆，始扶作继室，宾姻毕集，行交拜礼。先期，先生命我作诗，今仅能记数句，破题云：“成风占获巽，声子继承乾，伴得林逋老，才宁络秀专”，下忘，后亦只能记四句：“那可无宗妇，后兹合祀先，频凡交辞肃，星月一齐圆”。末更一字不记。先生面笑云：“以经传入诗，易致腐俚，此却庄雅得体，吾悬诸堂壁，稿不可轻弃也。”又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生本有祖田六十亩，特免退压金，净为老宿，不忍再以讲堂相累，改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一九五二年旧俗端午节日，先生步至我家，畅谈至二小时之久，我留先生饮，先生言，习惯两餐，中午不思食，还将进少城看看吴君毅、李培甫，乃归，于雇车送先生去。半月未见面，忽传先生病笃，夜奔往视，见被一群中医包围，虽先生家人，皆无从置喙，我则主张送西医院。越三日，特往川医院省视，曹中梁院长以图相示，言尿道阻塞，乃老人常有之症，宜动手术削去“掐约筋”少许，使其通利，尚可涩活。群中医又自告奋勇，阻格其议。又三日，我率妻及妻兄周子高夫妇偕往医院问疾，先生还甚清楚，亟语其家人：“有女宾来，好好款洽”。不意越一夕，即逝世，殆中原毒也。年八十，舆尸返家。出殡之日，文史馆贤齐来会葬，巷陌惊讶，不知一群老汉适从何来。女孝中闻二人哀号至成，问，始知一为接脚之女，一为遗嫁之婢，先生全家平昔待人，可以想见。
       先生辞世后十余年，文化大革命中家被查抄，图书缘帛，板片印章，及写定未刻之散文，一并遭毁。最可惜者，凡先生用过功的大部分头书，朱墨细批，字迹之精妙，虽赵松雪、王梦楼，亦不过如是。以艺术观点论，都属国家民族的至宝，况其中义理、考证、校勘为后生供参酌、省精力的地方，一概铲削，岂非文献
       大厄吗！幸先生刻书毕，请同集及清教文乙本，华阳县志，单行的华阳人物志，联语，蜀中和海内各大图书馆或尚有存者。最近，又有人搜得先生日记十余本（先生孙女亲为我言，日记乃四十多本），附已送交市图书馆，以为修志者助，我最老，犹想遍览，多得些见闻。
       我哭先生诗，成排律近十韵，记得两句，为“牛心端啖我，犀角视闰儿”（出普书三畿之传及苏诗），虽劣，实血性语。此外还为先生作有传一篇，述其为诗的经过，比较有系统。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三日
      
成都慈悲堂的补遗

       魏道尊
       编者按：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所载陶先生先生写的《尹仲锡与慈悲堂》一文，受到社会上的重视。现东城区政协魏道尊同志，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写了一篇补充资料，侧重介绍慈悲堂办义学，内容翔实，与陶老原作各有详略，互为补充。
       慈悲堂设立学校，招收孤穷子弟加以教育，并供给膳宿。其所属学校计有北门丞相祠义学、外东大田坎培根分校等均设有甲班、乙班、丙班，方正东街丁公祠文诚义学、培根义学除设甲、乙、丙三班外，还设有文学专修班。新生初来读丙班、乙班，后升甲班。各校甲班的优等生则升入文学专修班。
       丙班课程有孝经、论语、梁惠王、公孙丑等。乙班课程有历史、地理、天时、离娄、万章、告子、尽心、论语指南、声律启蒙等。甲班课程有历史、地理、左传、诗经、古文读本、古文观止、公民、常识等。文学专修班除复习四书、五经外，并选读经、史、子、集，加授中医内经、伤寒、金匮、温热经纬、温病条辨、本草备要、处方学、诊断学等。讲授医学的教师有王补诚、谢铨熔、谢勤君、吴介诚、周养田等。文学专修班的后期加授英语、数学。
       慈悲堂总理尹仲锡除经常在慈悲堂办公外，并于每周星期五到方正东街丁公祠文学专修班讲授《通鉴节钞》，内容有资治通鉴摘要，历代史家评论以及他本人的按语等。
       文学专修班有藏书室，内藏万有文库、四部备要，经、史、子、集古今中外图书若干卷，专供该班学生选阅。
       还有荣华寺的幼童教养所，书院街的女婴教养所、孤老院，育婴堂街的育婴堂，天涯石北街的民生工厂，九眼桥的培根火柴厂均属慈善堂管辖范围，各单位均有专人负总，尹仲锡总其成。
       丁公祠文成义学文治专修班每月初一、十五祀孔，由校长主祭，教职员陪祭，学生与祭。行三跪九叩礼。每年春秋二季必用企猪祭祀丁宝祯和骆秉章。据说丁宝祯和骆秉章的祭田都交与慈惠堂接收。
       每年八月二十七日祀孔典礼相当隆重。祀孔时，要摆设七星罐，金牛、全羊供奉先师。各校学生均着青布制服整队前往布后街大成中学祀孔后，又到文庙祀孔。成都五老徐子休、刘豫波、尹仲锡、方旭、曾焕如等均穿长袍马褂肃然致敬。恭读徐子休所撰祀孔祝文。文曰：
       “呜呼！六父无不返之阳，千秋有必还之光。刚极必复，阴晦弥光，理之常也。恭维我先师孔子，德冠五洲，道高千圣。金声玉振，展也大成。生荣死哀，无思不服。是以西欧北美，亦俱备至尊亲，况我赤县神州，敢不倍加恪敬。纵有赢政，未逾官墙，纵有叔孙，何伤日月。千戈初载，纽豆斯陈。万邦尽逐乎祥和，两楹仍瞻其旷节。沦肌沫髓，同遵此五伦五常，纬天经地，伦外三千三百。简答并举，麟凤来仪，兵气消而仁义集，海宇清而风云现。若非尊圣，几道莫由。呜呼！今兹诚举乎庙中，他年风动乎海外。尚矣美矣，是日配天，鼓之舞之，是曰矜式。筵豆楚楚，圣模洋洋。见奚见赡，有严有翼。伏维尚飨。”
       一九三三年刘文辉、田颂尧在成都巷战，平息后，第二年祀孔时，徐子休将“干支初股”改为“干支再股”。
       丁公祠文诚义学、文学专修班师生每月初一、十五祀孔时，还要吹唱《中庸》书里赞颂孔子的一段：“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有时，又
       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每年二、三月间，青宰官办花会时，慈惠堂及所属各校的学生都要身着青色制服整队前往参观，尹仲锡也要同去。二仙庵的方丈住持作东道主，以稀饭、酥锅巴招待学生，学生则盘坐于晒席，大吃大嚼。尹仲锡则回避以布匹鞋袜等。
       天涯石北街民生工厂有石印、木工、织布、做布鞋等工种。慈惠堂则将所属各校年龄较大，成绩又差的学生调入该厂学艺，还在昌福馆设有各科工业售货处，售卖成品。同时，又设有苏装铺，装璜字画。
       外东九眼桥培根火柴厂生产儿童及扇牌火柴，供应群众生活的需要。儿童牌图案画的是一个儿童端着碗吃饭。扇牌画的是折扇，扇面印有四言六句。其词曰：“厂中余利，专恤孤穷，敢有私弊，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扬仁风”。末署“约堪”。“约堪”者，尹仲锡的外号也。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避免鬼机轰炸，尹仲锡及其家属疏散居住厂内，直到病逝。
       慈惠堂以及所属各校口粮、费用的来源，传闻是满浦四川总督骆秉章及丁宝祯的祭田，没收罪犯的财产，地主、军阀、官僚的捐赠以及火柴厂、民生工厂的赢余等。
       慈惠堂成立监察委员会，如刘豫波、蔡銮阶、费平如、张第春、郭仲权、刘培芝等都系监察委员，监察财政及教学事项。有一段时间，监察委员曾到丁公祠文诚义学文学专修班督课，对学生抽讲、抽背，每周一次。
       慈惠堂及所属各校每年上半年举行一次小考，由校长主考。考试历史、地理、四书、五经、打算盘、写字等，品行一项对成绩的关系也很大，对不教品的学生，是有处分的。年终大考，各校学生集中于慈惠堂，丙班、乙班学生则抽背抽讲，甲班及文学专修班学生则由尹仲锡命题考试，学生即席作文，当日交卷。有一年尹仲锡对文学专修班试题为“礼与理分合之辨”。甲班学生试题为“子张书诸绅”。
       慈惠堂及所属各校教职员的月薪规定为：内班八元；乙班十元，甲班十二元，文学专修班十四元。职员一律为八元。后来因为监察委员刘培芝介绍他的女婿吴六应到文学专修班任教，因兼教数学的关系，月薪定为每月大洋五十元。可见尹仲锡也讲人事关系，对有人事关系的教师，待遇特别优厚。丁公祠文诚义学校长李昶的月薪本来规定为十四元。由于李昶系总府街桂林轩香铺老板，家庭殷实，遂未接受报酬，余尽义务。尹仲锡对他十分客气。后来桂林轩香铺歇业，李昶经济拮据，才略受报酬。学校教职员每年年终由校长亲授聘书，教职员接聘后，次年继续任职，否则自动离校。
       解放前，成都一般学校的教育比较落后，而慈惠堂所属的学校，尤为守旧。学生读的是四书、五经，有一部份学生学医，可惜为时不长，培养出来的人不多。该校又授数学、英语，自然是进步的表现，但为时甚短，收效不人。由于尹仲锡系前清翰林出身，教育学生都以读经作文为主。文学专修班学生如郑光耀、江玉龙等均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孙至诚、范文麟等对中文、英语，并皆擅长，后在中学任教，不过都身体羸弱，寿皆不永，只因，慈惠堂没有提倡体育，未重视学生身体健康所致。
       （一九八三年六月写）
      
解放前成都市医药卫生事业的回顾

       王季槐
       前言
       医药卫生事业与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是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者，从不重视。反而认为医非“正业”，甚至“医卜星相”并提，比拟为低贱的“下九流”。及至民国创建，政治仍极腐败，四川连年战祸，民不聊生，军阀官僚，只知争权夺利，剥削敛财，遣言人民的健康福利，故医卫事业，一直没有发展。
       解放前，我曾在成都市卫生事务所及市政府卫生科工作，对于成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略知梗概，现就所知，分为私办、教会办、公办三大类，略述于后。
       一、私办的医药事业
       1. 中医中药方面：中医中药是祖国医学的宝贵财富。虽然中医中药对于机理，机制、性能、脉理、疗效等方面，还有待系统地总结提高，但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治疗经验，深得群众信任。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几千年来一脉相承，都是个体开业。解放前的一些较大的中药铺几乎都有个人医生坐堂应诊，而更多的中医是个人在家挂牌开业。解放前成都市个人挂牌行医的中医，即有一千多人，其中著名的中医如沈绍九、陆景廷、骆相廷、李斯炽、蒲辅周、王文鼎、黄柱臣、卓雨农、曾彦适、高敏舆、王朴臣、杜子明、廖宾甫、黄绪香等人，每天门庭若市，病员络绎不绝，既无时间限制，随到随看，还可应请出诊，为病家
       提供方便。中药铺多是独资经营昼夜营业，药材齐全，炮制认真，又有坐堂医生诊断处方，故病家诊病、取药均极便利。所以中医中药在病人心目中都有一定的亲切感。但是中医中药一贯是父子相传或师徒相承，难以成批地培养后继人才。后来著名中医学斯炽和何龙峰等人分别在兴禅寺街及外东锦官驿开办了“国医学院”和“中医专门学校”，为培育中医药人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只能说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和人民需要的必然结果，决非反动统治者重视祖国医学遗产的表现。恰恰相反，他们用各种借口，对中医大加反对，竭尽刁难、摧残、取缔之能事，企图从根本上消灭祖国医学。
       2. 西医西药方面，西医西药乃是近百年来在本市出现的。其来源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以教会为掩护，先后在各省市兴办了一些医药学校，培训了一批医药人才；另一方面从国内外深造归来了一批医生、药师。他们分别在市区自行开设诊所或西药房，为市民治病。由于设备条件简陋，只能作到一般疾病的简易治疗。加以开业人数有限（从本市看当时合格医师估计不过数十百人），而西药房为数既少规模又不大，史无完备的制药厂，所以发挥的作用有限。关于培训方面，解放前除刘云波、陈周绪等举办了一所“私立宏慈助产学校”，及陈礼辉自办一所“陈礼辉助产学校”而外，其它无一不正规的培训组织，尽管毕业人数不多，然而确也难能可贵了。
       3. 非中非西的江湖医生方面：尽管这些人不学无术，可是交际甚广，能言善骗，广告满天飞，尤其是政府根本不加管理，以致开业人数愈来愈多，人民受害也就愈为严重，例如春熙路臭名招著的“袁四能诊所”、东华门的“韩朝宗诊所”等，自我标榜：“专治五淋白浊”、“包打梅毒针药”、“包医怪病怪胎”等等，四处张贴广告，就连墙壁上也都贴满。他们不但自造假药，售卖假药，骗人钱财，甚至借着病为幌子诱奸妇女，穿针引线，开设变相公基，城内城外，布满徒子徒孙，而当时政府竟然视无睹，不
       加取缔（裘四能由于罪恶太大，解放后人民政府镇压）。类似这样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非法医生，当时不下数百人。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旧社会医药事业非常落后，城市中仍然缺医少药，这些坏人，才能应运而生，加以政府不管，于是更肆无忌惮，形成恶性膨胀，他们不是为民造福，而是为民造祸，引起人民的极端不满。
       二、外国教会兴办的医药事业
       教会医院及医学院校的开办，是帝国主义者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产物。从成都地区来看，法国天主教会在平安桥开设有一所综合医院，（即现在的成都铁路局中心医院）约有病床几十张，美国、加拿大、英国以浸礼会、美以美会等教会名义在四圣祠街设有一所四圣祠综合医院（即现在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先后由加拿大人胡祖贻及华大毕业生曹钟梁、杨嘉良任院长，约有病床百余张；在庆云南街设有一所仁济女医院由韩洋人任院长，约有病床50张，在陕西街设有一所专看五官科的存仁医院，先后由毕德生（Petee Son）及华大毕业生彭吉人等担任院长，约有病床数十张，在南门外没有一所神学院及牙科医院，由洋人戴天放任院长。同时还联合各个教会组织兴办了一所华西协合大学，它是一所包括文科、理科、医科的综合性大学，重点为医学、口腔及药学等系，（即现四川医学院的前身）；在大学里还附设有一所仁济护士学校，专门培养护理人员，此外在小天竺街又由私人开办一所“进益助产学校”由洋人满秀实和李焕如任校长。抗战期中，1938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及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先后迁来成都，与华大共同成立“三大学联合医院”，同时将四圣祠男女医院也改为“三大学联合医院”，并扩充病床为二百余张，作为学生实习基地。延至1939年秋由于华西大学洋人争钱、争权，中大医学院遂分出在正府街天府中学归址单独组成公立医院，1943年又由正府街迁至青龙街原南董中学校内，1945年抗
       战胜利，中大医学院迁回南京，乃将“公立医院”更名为“四川省立医院”（即现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不管各个教会在成都兴办医院和医科大学的动机怎样，在客观上都起到以下几点作用：①方便了我市伤病员求医；②为我们培养了一批医药卫生人才；③刺激了部分有事业心的爱国人士，迫切要求发展我们自己的卫生事业。④在抗日时期国民党政府规定所有公私立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均要由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征调，服役半年后，才颁发毕业证书，这就给当时的军队和地方在医人员不足的情况下，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三、政府倡办的医卫事业
       1. 政府主办的西医学院及西医医院。据了解满清末年，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思想影响下，清政府在做包家巷创办了一所“四川陆军军医学院”，同时附设一个陆军医院。这个学校主要是培养军队需要的医务人员，顾名思义，陆军医院是不可能直接为人民群众治病造福的。不过当时尽管只有这样一所设备简陋的学校，却为西方医药在成都的传播和发展，打下了一点基础。
       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特别是四川地处边陲，连年内战不休。这唯一的一所军医学院校，也由于政治动荡和没有固定资金来源，只办了八期，先后毕业四万余人，便于1925年夭折了。
       后来四川军阀为了装填门面，特别是军医学院校毕业同学会为了保存传统势力，又利用原军医学院旧址，于1926年办了一所“四川医学专门学校”。实际上只是另换招牌，重新开张，除学制改为七年（预科两年，本科五年）外，并无任何发展，更没有认真解决“医学专门学校”的性质、师资、设备和经费来源等重大问题，因此学校也只办了七期，先后毕业学生三百余人，于1936年被当时政府下令停办，由四川咨后停办公署接管，改为四川咨后
       督办公署军医研究班。及至1938年军阀刘湘病殁省外，其部属又将该校址更名为“甫澄纪念医院”（刘湘字辅澄），由赵伯钧、肖绍乾医生先后担任院长，并成立董事会为医院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由十三名董事组成，郭勋扶任董事长，其它董事如张昕可、严师虎、甘积镛、甘绩丕、乔毅夫等都为刘湘的二十一军军政人员，以致这所医院既不属于省、市卫生部门的领导，又非完全私立性质，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并且控制董事会的主要成员，完全不恤业务，自然不可能真正关心医院的发展。因此，这所曾经大肆吹嘘的甫澄纪念医院，实际上办得有气无力，奄奄一息，收效甚微。
       2. 四川省立医院。前面已经提到它是在抗战期从中“三大学联合医院”退出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来组成的公立医院。至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中大医学院迁回南京，乃将公立医院移交给四川省卫生处接管。当时中央大学及华西大学教授陈志潜担任卫生处长，陈原想借政府的力量推行其在河北定县搞的那一套农村卫生实验，由于当时四川省主席张群告诉他：“现在不是搞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要搞，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因陈经常给张群一家看病，建立了友谊），就张坡给他一万七千美元，兴建医院，陈即用此款把接收过来的“公立医院”扩充改建为“四川省立医院”，由中大教授黄克绍担任院长，设有病床100张左右，这是包括各科的综合性医院，为四川医疗事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3. 四川省传染病医院。在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立不久，陈志潜即用省主席张群前拨之款的一部在实业街成立四川传染病院，由新自美国归来的杜顺德医生担任院长，设有病50张，专门收治法定传染病的病人。
       4. 四川省第一、二、三保婴事务所。为了妇产婴儿的健康，省卫生实验处先后在本市设立三个保婴事务所，一所由陈美玉医生任所长，二所由相云书、蒋良玉两医生相继任所长，三所由叶世钦医生任所长。三个所各有工作人员20余人，病床15张，开
       展了住所接生、家庭接生及儿科门诊等业务。
       5. 四川省妇婴保健院。由妇产科老专家杨崇瑞赴美募来捐款，于1945年在汪家拐成立四川省妇婴保健院，有工作人员六十余人，病床40张。由周筹芳担任第一任院长，1946年1月由杨云书继任院长直到解放。
       6. 四川省卫生试验所。为了提高人民群众免疫力，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在三官堂街成立了“四川卫生试验所”，由周绪德医生任所长，专门生产牛痘苗、霍乱、伤寒、副伤寒等生物制品，由于规模不大，产量有限，远不能达到防疫要求。
       7. 四川省高级票事职业学校。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立以后，首先在盐道街借用省立师范学校（该校疏散）校址开办一所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陈志潜兼任所长，齐鲁大学医学院公卫系主任毕天民教授任付所长，先后办了公卫医师班五期，公卫护士班若干期，卫生厨师班若干期，卫生员班若干期，以后即并入天仙桥街高级医士职业学校，由陈志潜兼任校长，具体由沈其稀医生负责。内设助产士班、护士班、药剂班、检验班、卫生工程员班等，继后又将校址迁至汪家拐街，由刘云波医生担任校长，直至解放，为全省各级卫生单位输送了一定数量的医卫专业人才。
       8. 四川省公务人员诊疗所。当时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完全没有一个医疗机构，卫生处成立后乃在伪四川省政府内设立一所“公务人员诊疗所”，由沈祖实医生担任所长，大大解决了公务人员有病就医的问题，同时也减少了其他医院的负担。
       9. 四川省环境卫生队。由卫生工程专家过祖源工程师任队长，开始雄心勃勃，对成都市下水道进行勘测、设计、绘制图形，终以政府不出一钱，不了了之。甚至只要涉及经费的有关卫生工程建设，无不话明气散，因而过祖源也就被其它省市邀请去了，此后即由袁荣书医生继任队长，仍然无所作为，仅挂一招牌以至解放。
       10. 四川省医疗防疫队。开始由王琪及陈历荣两医生先后担
       任队长，长驻理县工作，嗣因经费、人员、生活及工作等困难，撤回成都，由李琛医生继任队长，终以经费困难，人员太少，根本没有起到防疫队应有的作用。
       11. 成都市立医院。1943年成都市利用小南街第一小学的校舍创设一所市立医院，由彭道尊医生担任院长，为一级合性医院，设有病床50张左右，但由于经费太少，设备简陋，工作人员也少，内、外、妇、儿、五官等科主任医生，虽均系邀请当时开业名医如董襄奇、刘云波等兼任，所起作用，仍不很大，继后市政府又将医院搬到新南门外致民路，该院虽先后由殷勤、喻季冕、张志游、张光鑫等医生担任院长，但由于政府的漠视，加以交通不便，业务更差，只保留一块招牌而已。
       12. 成都市精神病院。为了适应社会需要，1942年在何公巷成立一所精神病院，由刘昌永医生担任院长，在精神病专家中大教授程玉塞的指导下，收到了一定效果。前后仍因经费限制，奄奄一息，无法开展活动。
       13. 成都市中医诊疗所。本市多年来无官办的中医机构，迄至1942年为了适应环境，装点门面，才开办了一所“成都市中医诊疗所”，由徐遵道医生担任所长，后由钟立嵩医生继任，但均以经费少，待遇薄，编制小，而无法工作。
       14. 成都市卫生事务所。其建立经过及其工作情况，另作专题描写，兹不多赘。
       15. 成都市政府卫生科。1945年才告成立。三要因为：①当时政府漠视人民身体健康，②设立专门行政机构，既花钱，又卷烟，③认为已有一个卫生股应付应付公文就足够了，无再设科的必要。由于1945年本市洪水成灾，霍乱病大流行，不可能以“等因奉此”的公文来解决问题，在情势的胁迫和市卫生处的催促下，市长陈离才把民政科下的卫生股扩大为卫生科，并同省卫生处陈志潜处长协商决定调我去担任科长，另调温江中心卫生院长贾志钦来本市继任卫生事务所所长，以适应当时霍乱病大流行
       防治工作的需要，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卫生事业根本不被重视，结果卫生科有名无实，仍无所作为，只欠过多一块招牌，去装填一下门面而已。
       最后再补充一点，抗战期中因日寇空袭轰炸频繁，市民常有伤亡发生，因此，成都市红十字会、防空指挥部及省卫生处会同在西、北门外，临时设立了两所“收治所”专门收治空袭受伤的人民。与此同时，四川省卫生处为了更好的估计，作好准备，特别派我负责在外东簧门铺搭盖草屋数间，设200个床位，购置棉絮及一些治疗伤病员的必需用品，为适应大轰炸而作好准备，这一从未完全公开过的“东郊重伤医院”，后来形势好转，遂从不为人所知晚了。
       (1982年6月写)
       成都中医情况
       苏友农
       成都中医事业，颇为发达，历来名医辈出荟萃医林。但对于中医成长、行医方法、医林人物、医学著作，还缺乏较详之介绍。本人从医多年，仅就见闻所及记之于后，以供参考。
       一、成都中医的成长
       祖国医学，源远流长，清末民初以来，成都虽先后办过中医学堂、国医专门学校和四川国医学院，培植中医人材，借为时短智，或规模太小，作育人材不多，故三、四十年代前后在市面开业的中医主要是世传、私授和自学成长起来的。大约可分五类：
       1. 公余自学，以度晚境者：在清末民初这段时期，有些做官和教书的人，因有阅读古书的能力，为谋养生防病，常喜阅读祖国医籍，如《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本草经》、《竹林文科》及《幼幼集成》等，或仅止于读陈修园医学十六种。初则为家人治病，摸索经验，逐渐推及于亲友。至经验丰富，树有声誉，始正式挂牌行医，此所谓半路出家者是也。
       2. 读书不成，追而学医者：前清时代，一般科举不第的书生，或民国时代，仅读过中、小学薄具文化知识的学生，他们既知仕途无希望，既无资本经商而又不齿以劳力谋生者，则只学医。为谋短期速成，就读一些《笔花医镜》、《医方捷径》、《汤头歌诀》、《药性赋》等，粗具医药知识，即行开业者。
       3. 家传师授，幼而学，壮而行者：此项家传和授师传授
       看，虽有内科、儿科、妇科，但以骨伤、疮疡外科为多，因为得外科之手术操作，一般学术理论，很难尽其详，主要在于临床实际观察，所谓“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如升制丹药取火候之老嫩，疮疡初起、中期、尾后各种症状之演变和用药之先后程序，病者体质之强弱，与乎用药轻重多少等等，均须有实际经验。故此科医术，多自幼年开始，初则观察，继则操作，增长医疗技能。最后才代老师独立操作，经过一番历练，技艺成熟，才开业行医。
       4. 先学抓药，逐渐知医而广医者：中药铺中检药的药，称为“抓抓将”，他们经过工作上的锻炼，逐渐熟悉药性紧急温热凉，消导补泻，并能识别普通病症，使用简单方剂，至中旬以后，经验丰富，亦多改业行医者，知其长期检药，与病家熟，更易于开展业务。
       5. 在善堂送医成名者：当白学中医有一定基础时，即需有接触病人练习施治的机会。当时成都市内，有善堂、善团约一百余所，每年自端午节起，至中秋节止，均相率对穷苦病人施医送药，需要延请附近中医到善堂义务或半义务看病送诊，他们即争取应聘，籍以积累临床施治经验，并结识病人，逐步树立信誉。当时很多中医，都是靠在善堂看病而成名者。
       二、成都中医行业的种类
       中医行业的一个特点，就是诊病地点，必须固定不移，方为病人所熟知。否则即便是技术高明的医生，只要连续擦过几次，病人就会减少，所以开业地点必须固定。根据各个中医的具体情况，大约可分以下几种：
       1. 住公馆行医的。此种中医，家境比较宽裕，不靠行医糊口，或则名望甚大，不愁没有病人，因为一般公馆院落，都在僻静街道，房屋深邃，不易为病人知悉，除了慕名专程来就诊的病人外，一般不会太多，改同行都称他们为家养艺的医生。
       2. 开铺面行医的：这类中医受策行该糊口，多粗俚铺洼，开设诊所，让候诊病人都坐在铺面上，使过街行人看到病人拥挤，认为医生技术高明，以广招徕。
       3. 就药铺行医的：这类中医，因名望稍差，又几力自开诊所，乃就药铺挂牌行医，称为坐堂医生。药铺想多卖药，发展业务，也欢迎他们在店堂诊病处方，彼此就共同合作。也有少数有财力的自己开药铺而行医者，如北大街之王惠安堂，上西顺城街之王云丰堂。
       4. 摆摊设点流动行医的：这种中医，以骨伤、疮疡之外科为主，所用药物都是自备或自制。亦有治内科的，同样是自备膏丹丸散，都不需要病家在别家药铺配制。他们流动性较大，有在本市东、北门城隍庙和皇城坝摆药摊子的，有轮流到附近场镇，按集日赶场行医的。这一行业，俗称为四平摊子，或称流医，是卖药不卖方的。
       5. 专以草药治病的：中医药物多数是采用植物草木之花叶、根茎、果实等。古神农本草经的药物仅三百多种，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增至二千余种。中药品种能够如此丰富，实归功于历代草药医之发现，经过实践，确定其疗效后，才逐渐引入官药的。草药医的特点是看病兼卖药，取费低廉，配药及时，方便病人。他们医治对象多为贫穷劳动人民，故草药医多是自己挑药担，走街串巷，也有在固定地址开铺摆摊者，但为数不多。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为人治病或卖药。
       三、中医行业的不良作风
       开业行医，应当是以治病救人为目的，所以古有医乃仁术之誉，但是由于旧社会的腐朽自私，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相习成风，部份中医为了生存，也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恶劣手法，以沽名敛财。现就所知分述于后：
       1. 持益保泰法：有些中医，病人既多，名望已高，为怕跌
       酸，对于治病处方，多采用此法。其要旨是专治新感病，如春秋风热感冒，则用杏苏散或参苏饮。初感用此药，固不可厚非。但对于风寒病用麻黄、细辛、桂枝、附片、干姜者，与温热病之应用生石膏、芒硝、大黄者，则始终不下单子，听任其病情演变，用药始终不变。如四一年在新中医疗养病院中，曾收治一篇华中学女生，宜宾人，患春温将近二十门，到医院已神志昏迷，四肢厥逆，舌苔焦黑，十余日大便未解，很明显他已由阳明传入厥阴。当时副院长李斯炽诊治此病，查阅曾服某名医之处方，由初感至进医院前，其每次处方均为银翘散不变，大家相视而笑曰，某公如此治病，未免谨慎过份，经院方用增液承气汤抬治，便未得下而毙。但此公却素以谨慎出名，反为世人所称道。
       另一某名医，专治小儿病，亦常以用银翘散见称，其处方治病，绝未见用石膏，大黄、芒硝、牛黄丸、紫雪丹、元宝丹诸药。人亦称道其看小儿用药和平稳当。余有时至谢铨熔处看其治病，候列小儿很多，都属胆眼不开，神志昏沉，面红息粗，甚或抽溜切齿。谢铨熔问小儿家属：那个介绍你来的？都同声谓某老师说：“小孩转症了，他不如谢老师高明，赶快去找谢老师”。铨熔说：“你怕他是好心，他是叫我速毙，病儿医不好死了，就该我倒霉。”看谢处方用药，其对麻疹闭而不出、热涌肺腑、高热喘息者，用辛凉重剂，麻杏石甘汤，温热病热聚上焦者，则用凉膈散、三黄石膏汤，热结中焦者，则用宣白承气汤，邪陷心包者则用紫雪丹、牛黄丸、至宝丹诸药。凡转给谢医生的病儿，一般都能起死回生，但病家却谓谢铨熔喜苦寒清凉之药，很霸道！
       练此二者比较，知病已转变增剧，自己又不下深水，能荐资以代，尚属对病家负责者。至若某名医者，听任病人病情转变，自己既不下深水用药以治病，又不荐资以自代，贻误病人至死，虽获谨慎之美名，实为误人之庸医。
       2. 养病留人法：某友很有学识，亦系业医为生。有一年寒冬，见余为一病家治咽喉泡沫痰湿，处小青龙汤方，后谓余
       曰：“用此经方治病，理、法、方、药，均属中药，然终非行业之道，盖以一剂药而即治愈病者之疾，世间那有如此多之病人来医？故宗伤寒论而治病者，虽立竿见影，而病人还是很少，其原因即在于此。”他又说：“故善行业者，多采用时方，如你所治小青龙汤之病例，一般开始都先用杏苏散、参苏饮，使病人恶寒鼻塞头痛已减，病人即觉见效，必来复诊，然后加用淡豆豉、二陈汤，宣肺化痰，以治病人之喘息痰多，应乎见效，则病人又必再来复诊，如泡沫稀痰多，始加干姜、白术真武汤健脾以坐镇寒水上犯，最后告诉病人，需再服调补脾胃之药，终以六君子汤加味而告毕。这样，一病而获诊四次，病人反称道治疗用药，平稳有序。对用小青龙汤一剂而愈者，反斥其麻、辛、桂、姜之霸道”。这种养病留人法，还常为人所称道而见重于世。
       3. 诈骗取财法：医虽为仁术，然而借医以骗钱者还是大有人在，兹举述于后。
       （1）代做丸药法：中医内科医生中，对于所治老年体弱病人，常在疾病将愈时，属其应服丸药，以巩固和增强体质。于是，为病人开出丸药方，叫病人拿到大药铺去打价并回话，然后对病人说，你把处方和药钱给我，以便同药铺联系，并监督其下碾的药物是否道地正路货，炮制合法与否，以保证疗效。事实上则另开处方，将参、茸、桂等价昂上色药，换为次品，从中取利。
       （2）向机取钱法：在各地流动赶场摆摊行医的，其中大部以专治凝、跌、闪、腿或伤寒湿邪之关节疼痛为业。他们对于病家先宣传以按摩舒通经脉手术不取钱，待病人四肢背部经其麻痹通气感觉疼痛稍轻后，随即宣传所售膏药，止痛神效，能彻底除病，劝病人购买贴用。病者感到按摩后确有所减轻，已立信心，即购贴膏药。其膏药上放有“一支蒿”粉末，有立即麻醉止痛之效，使病人更为信服。于是，再进一步向病者说，病痛既久，气血衰弱，其中又有瘀血阻滞，必须内服补气和血通瘀去滞之药，
       方能根除疥病，永不再发。一般病者都乐意购其药物。这种医生，虽也效材，但确能治好一些病，至少可以暂时减轻疼痛，而见信于劳动人民。这种方法，江湖术语谓之“翻门坎”。如舒通麻筋不取钱以广招徕，此为第一道门坎，见有能取钱者，则宣传贴卖膏药，为第二道门坎，最后卖给药末，为第三道门坎。此类业医者，称为江湖医生。
       （3）包收医药费法：包收医药费，盛行于一般骨伤科和疮疡科医生，其包收取费高低多寡，视伤病之轻重和家资之贫富而定。取费重者，名曰爪爪深。但家资富厚之病人特别是骨伤、疮疡严重而有危险者，只求能治愈他的病痛，明知爪爪深，亦愿出钱包医。
       （4）中途停药法：中医内科中，有单行某科专业者，范围不广，而采用卖药不卖方的形式。具体是凡病来求治疗，经诊断后，即向病者说明，需服其所制之成品粉末，因其中有祖方秘传之草药在其中，是专治此病的特效药。先给服一周之药量，暂不收费。当病人服用果然有效，继续来诊取药时，即向其收取适当的药费，借以考察病人的经济能力，对富裕者即发药继续治疗，对贫困者，即另开处方，谓已不当服其特效药，可照方购服，无需再诊，就是表示送客。这种免费服药的方法，江湖术语叫“搬网”，起到推广宣传的作用。如遇经济充裕而又吝惜药费的病者，在病已见效的转折时期，突然停药，叫等他把药品办好后，再通知取药。倘病人断药后，感到饮食、睡眠、精神均不见佳时，经从旁探询，才知道需送一笔相当可观的药费，始能继续给药。江湖上称为“抽字法”，所谓“干家人吃药、一家人还钱”是也。此为勒索之一类。
       诗人谓：医可学，不可行。何谓不可行？因为行医只为本人糊口养家，或追求名利，不循理法治病用药，乃至养病贻患而误人，甚至籍医而敛财，更失仁术宗旨，为人所不齿矣。解放后，中医在党的教育改造下，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正确观点。以往的不
       良作风，才彻底根除了。
       四、成都医林选录
       李斯炽 成都高等师范理化部毕业，曾任中学理化教师，成都大学理化仪器室管理员。他在业余时间学祖国医学典籍及现代生理学，问成为人开方治病。
       一九三一年秋，在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师范大学、省立四川大学三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后，李斯炽认为新任校长王宏实对他不礼貌而辞职，开业行医。当国民政府公布废止中医之令，李斯炽即联合有识之士，组织四川医药改进社，编印《医学改进半月刊》，继创办四川国医学院，成为四川中医学术发扬革新之创始者。其治学，本陆渊雷《金匮今释》，编述有《内科讲义》，其临床治病，宗叶桂《临证指南医案》有关调肝之法，以治疗妇女疾病最为独到。
       邓绍先 成都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生，自修中医，深研陆渊雷之《伤寒今释》，编有《伤寒讲义》，曾在四川国医学院任教务有年。据李斯炽谈，邓治病长于对阴虚伏热之清理余邪，习性用药淡而轻，有耐心，对体弱者相宜，不适于粗壮实邪病者。他对中医，亦主张发扬革新，褒赞李斯炽创办四川国医学院，出力尤多。
       沈绍九 精研叶桂《临症指南》，其论证精确，用药轻简灵巧，有深入浅出之妙。他善治少年虚劳之疾，为三十年代名医，其医术之高明，在成都医林中，少有能及之者。
       张子初 为巡清遗宦，宗寿世保元之学，其治病喜从虚衰著眼，所治病人，多为富贵家年老虚衰之疾，在三十年代负有盛名。
       陆景庭 精于南方温热之学，善治湿热病。他在三十年代中独树一帜。沈绍九善治内伤，陆景庭则擅长外感，同为当时名医。有子陆仲鹤，继其学业。
       刘明叔 善治阴虚湿热病，青年学生之致此疾者，多往来治，后为三十年代之名医，后至上海行医。
       谢铭铭 中级师范学校毕业，在家设立私塾，课训蒙童，暇余自修祖国医学，每年暑天，即受鸡至箸箸看病，至四、五十岁时，即享有谢小儿之名，业务旺盛。其接治之病儿，均为他人失治转剧之险症。其采用药方，常为麻杏石甘汤、凉膈散、三黄石膏汤，愈则安宫牛黄丸、至元丹、紫雪丹等品，虽至昏迷动风之症，亦不应手而愈。富有经验且有胆识，敢于对病家负责。
       何伯勋 四川法政学校毕业，中年改业中医，对研究吴鞠通《温病条辨》，深有所得。在四川国医学院任教时，常结合临床经验，对于每一病症，必阐述用药后所经各种过程，以作治疗第二步之准备。他长于湿热温邪中焦部份之湿热蕴结及伏气晚发，尤其能辨湿热之孰轻孰重，及其用药后互为消长之变化。
       童辉之 清治妇科病之崩带，与调经胎疾诸病。
       徐梓柏 擅长儿科，对险症亦能负责用药。对沉疴痼疾，每能诊断。
       蒲辅周 梓橦县人，清末秀才，其治学，专研古籍医典，深识天人之理，穷气化之变，对于四诊八纲，胸有成竹。其行业，以妇儿科病为多，用药灵活轻妙，有四两拨千斤之巧。学术俱长，可同沈绍九相抗衡。惟沈之病人，多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蒲之病人，则为城市平民。蒲对病人持身端正谨严，无市井之态，无江湖作风，可称为当时之良医矣。
       王文治 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毕业，攻读《伤寒论》，亦研究吴鞠通、王孟英辈之《温热病学》。人品敦厚，木讷而不合于世，洁身自好，惟认其治病，勉能糊口，为当时中医业中之君子也。
       王朴臣 自己开设王荣丰堂，系由抓药而历练出来的。其治小儿疾患，善用银翘散以清风热，三仙以消导食积，用药和平稳慎，深合一般市民之旨。
       杜子昂 以习武术而善治癥、跌、闪、螫。用药而兼按摩经穴之术，能即时解除病者痛苦，以骨伤科而著称。
       朱海若 曾为检验吏，对人体骨骼知识有一定基础。后拜师学接骨术，行骨伤科医业，以善治旧伤之凝筋灌骨著名。其治疗之初，必先询明受伤失治之时间，然后告知病者治疗所需之时日，说服病者耐心坚持，以免半途而废。受治者必须购买其泡制之药酒一瓶（一瓶相当于三十斤大米之价）。根据医生的指点，以药酒按擦伤处，调敷药末，并定时定量饮用。如一瓶未能治愈，必须续购一、二瓶或三、五瓶，以治愈为止。
       朱海若说，所谓凝筋者，筋腕血管中之血瘀积而硬化也，必须靠按擦药酒之势，外敷药末，内服药酒，以清除其瘀血；然长期累积之瘀血，非短期所能消除，病者必须耐心坚持，方能逐渐消净；消净之后，还需用药治准，以消除骨骼之清脓；到此，方能进行手术，以使骨伤复位，或另为接逗，始为彻底治愈。朱氏又说，经别人治疗，而仍有瘀血凝筋者，以其药中有生地，致血凉不能消净之后遗症也。
       抗战空袭期间，朱海若任外北伤民收容所主任，治愈伤员，著有成效，为中医界增光不少。
       张海清 以升制大丹，专治阴虚症痼而著名。只流清水而不能成脓者，经其丹药治疗，能使脓稠生肌。
       蔡玉龙 以万病一火好见称。他专用艾火灼灸，治沉寒冷积，贫苦劳动者深信仰之，以其价廉而见效迅速也。
       黄济川 为痔漏专科之名医。其治法，系用拴药线以粘姜痔核坠落，或用药线拴破肛门直肠上之漏管，使其化腐生肌。
       廖永中、陆权镔 时称廖火神。二人均师承郑西山火神之学术，不仅对于阴突阳虚之症，善用小青龙汤、理中汤、四逆、真武等重剂治病，即内阴寒而外大热之阳越症，仍善重用理中、四逆等甘温除大热。在一般中医久治无功者，多求二火治之。
       杨敏生 述清留日上官学生，辛亥革命时代，曾作军人，后
       至北京，以专治肺结核病为业。抗日战争起，迁回成都，在家行业，不挂招牌。他不处方，随病情变化，配给药末，药随病人的经济情况而自送，不计多少，其治疗效果，亦颇显著。
       孙贵麟 江安古家河人，曾经营药铺，投师学习，先后在江安女中、江安省三中学任校医。抗战时来成都，以经营花炭业为生，兼行中医。颇有独到之处。
       一九四零年，国民党中委王法勤患喉疾，经重庆中西医治疗无效，专程来成都。经内科专家戚寿南诊断为喉结核，介绍他往陕西街眼耳喉科医院，一西人医师主张用手术割治，家属不愿，特托四川省国医馆馆长曾叔实代觅良医。余曾遍延本市著名之中医为他诊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主张，然均不见效。
       一九四一年三月，王法勤之子来新中医院说，他父亲现在喘气不息，已很危险，请求抢救！余借同孙贵麟前往，见病者背倚棉被而坐，张口喘息，颊现红子，汗出如珠，舌如熟猪肝，无津液，六脉洪大无根，浮而鼓指，生命垂危，孙以如杯大灸条，直灸脐下气海、丹田二穴。院方西人出面阻止说：“这是我们的医院，你们来乱搞，人死了谁负责？”孙笑答曰：“这里是我们的国土，病人是我们的同胞，你们已经宣告不能治疗了，让其坐以待毙。我们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来抢救我们的同胞，错在哪里？再说，没有本领，就不敢来。”西人眼见在灸中，额上的红点隐了，汗珠收了，舌转红润津回，喘息出而气平，并能说话了，使西人口塞而心服。病者说，胸中常有痰物阻塞，跟即回医院，熬三子养亲汤方给病者服食，旋即吐出绿色稠痰甚多，神气顿感舒朗。随即央请孙贵麟闻乘车至金牛坝寓中守治。后阅孙所记治疗纪录，初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以开散少阴之陈寒，继用苓桂术甘汤，或给理中加二陈汤，温中以化痰湿，不数剂而患者喉中阻塞之感顿失。
       一九四七年四月，我爱人在产院生产后恶寒发烧，院方认为是疟疾，给服奎宁丸一周，出现精神恍惚，于是，接她回家，当
       晚七钟小解时，出现神智错乱，有下陷欲脱之虞，急邀孙贵麟诊治，孙诊脉后，即以麻火烧肉子百合、天淀、人中三穴，人即清醒，随给补中益气汤方药重剂煎服，以固疗效。孙说，阳散将脱，药来不及，若不用麻火以收回其浮散之阳，即无救也。
       孙行医治病，随身带有灸治同阳救急之具，故遇危而能立即抢救，显功效于顷刻。用药亦甚精当，常为一般人所不敢用，对沉疴痼疾，有应手而愈的奇效，是真良医矣。
       解放前，成都中医，因师承各异，形成派系墨守成规，各执一端，互相排斥，互不交流，虽然出过一些比较杰出的医林人物，但为数不多，使祖国的医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加以政府不予重视，没有培植中医人材的教育机构，行见后继乏人，已有衰敝末落的危险。
       解放后，共产党和毛主席保存困粹，重视中医，号召中西医结合，打破门户界限，扬长避短，各抒所长，建立科研机构，开办各级中医院校，培育训练各种中医人材，祖国医学的发展，一日千里，名医不断涌现，形势喜人。我作为旧社会来的中医，饱经忧患，今昔对比，能不感奋，夕阳虽晚，也愿为祖国医药事业贡献余年。
       五、四川中医著述和医刊
       《弃丸心法》，为明朝新都杨升庵所撰。医理、诊断、治法，均甚完备，着眼高超。
       《齐民医案》，为戎州（现宜宾市）齐跃堂著。祖述舒驰通之伤寒论同法，而参证齐本人临床效验之医案，以资实证。本书要旨，完全在于从阴阳辨证立论，为治病之根本，为学伤寒论行家之书，四十年代，旧书铺偶有木刻板本售卖。
       《医理原通》、《医法真传》为前清末年成都名医郑西山所著。其立论以人病发热，本元气旺也。凡气之发热者，热于阳也。外伤之寒，使其由汗而解也。人之元阳，发于肾也，由脾转
       输外泄，若有寒邪内摄于脾胃，则有龙火飞越之大热，非用引火归元之法，不足以退大热。至肌肉大热，不外汗解，愈辛散愈大热，则为甘温除大热之法，温健脾土法。对沉疴久治不愈之疾，皆由寒湿伤阳，亦非大壮阳气不能治愈痰病，是以常用桂附地黄汤、四逆、理中、真武等法。四十年代，书肆中曾有木刻板本出售。宗此学派者，有廖永忠、卢权镔等。
       《中医汇通》五种。为清末彭县唐容川所著。其内容包括《医金精义》、《伤寒论注释》、《金匮论注解》、《本草问答》、《血证论》五种，三十年代上海市曾有石印板流行。其特点在于以一些西医学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所解释的内容，虽落后于以后医学发展的内容，然其精神可贵，敢于破除墨守陈规、俊郎自大的传统思想，而学他人之所长，为后来中医之欲谋改进者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圣愈医案》，近人崇庆州李子俊所著。内容系以所治愈的沉疴痼疾，用内经经义论证辨病、认症、立法用药之理，为学习内经理论联系实际的一部好参考书。在四十年代曾有铅印本流行。
       《症症治要》，为近人新凡邵××所著。其论以痰闭、血瘀、立法，而以诊断、辨证，立方用药，并引证治愈病案，内容言简意赅，条目清晰，通俗易懂。在四十年代，曾有石印本流行，为农村治暑天常见病多发病不可少之书。
       《中医改进月刊》，初由李斯炽等所组织医药改进社所出版，为四开大单页半月刊。在四川国医学院成立后，由学院接办，由徐先彬、余仲祥二人先后担任编辑，发表了不少很有水平的研究中医理论论文及国医教师对沉疴重病治愈病案等。
       《中国医学杂志》，为不定期刊物，在四十年代后期由四川国医学院毕业生凌一撰任总编辑。由于伪法币价格急剧贬值极不稳定，无法确定印价和售价间之稳定平衡，只出了四期就被迫停刊。
       (一九八二年十月写)
      
成都名老中医李斯炽先生传略

       陈懋鲲
       解放后，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机会结识了成都不少名老中医，从他们的言论风采和精湛的医疗技术中，不仅受到了不少教益，而且也管窥了祖国医学的确是一座绚丽多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现在，这些医学前辈，绝大多数都已先后谢世，他们的一切，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我亲灸最久、印象最深，至今还怀念不置的，是原成都中医学院院长李斯炽先生。
       “不为良相 愿为良医”
       斯炽先生为四川省成都市人，生于一八九二年。早年曾就读于成都府中学堂（即今成都石室中学）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一九一五年在高师理化部毕业，以成绩优异留校担任助教并兼任一些中学的理化教师。当时我们国家内战不息，外患频仍，正处于一个风雨如晦、长夜难明的黑暗时代。多少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志士仁人，都渴望着国内政治早趋安定，国家早臻富强，科学文化，早日出现新的面貌，使自己能以所学为国家民族献计出力。先生也和其它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把希望和理想，寄托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上面，但是，在那苦难深重的岁月里，茫茫大地，哪里有科学和教育的地位，又哪里是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出路！不仅外国帝国主义者欺侮他们，摧残他们；国内的封建势力、北洋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也同样欺侮他们，摧残他们，随时都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和颠沛流离的苦痛。先生在工作和生活中，感到了无比的迷惘、苦
       问和彷徨，同时目击广大劳动人民呻吟辗转三座大山之下，衣食困难，疾病折磨，作为一个青年科学教育工作者，在思想上更激起了强烈的同情心和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他想：中国有句老话：“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现在科学和教育既都不能挽救危亡，改变现状，易如及时转向，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投入到祖国医学的钻研继承上去。如果能通过学习，积累和掌握一些祖国医学技术，结合自己所学的现代科学知识，多为那些贫苦无告、缺医少药的劳动人民服点务，做点事，对个人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出路，对人民也算多少作出了些贡献。他在中学时期，曾从成都名老中医董雅庵先生学习书法和古典文学，于是下定决心，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再从董老学习中医，刻苦自励，钻研不息，深入探索祖国医学这个宝库。
       暴力不屈 坚持抗争
       实践证明，先生选择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是有远识的，实践也同样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多么岖崎，多么曲折，多么艰险的道路！
       一九二七年，北洋军阀被打倒了。先生欣然色喜，以为历史翻新，祖国医学也和其它科学一样，从此有了光辉发展的前途，但是，现实竟是那样残酷无情，汉奸汪精卫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当了权，执了政，在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同时，也向祖国医学举起了屠刀。他根本扶养祖国医学几千年来保障劳动人民生命健康这个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和重大贡献，恶毒地诬蔑中医不科学、无根据，应和其它迷信行业一样加以取缔，从而利用手里掌握的反动统治权力，不顾人民的要求和反对，悍然通过“废止中医药”法案。这种反动措施，对全国广大中医药工作者，也对先生，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先生怀着满腔悲愤，万种酸辛，决意辞去教职，全力投入中医药事业，誓为此而终生奋斗。
       为了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医药对维护人民健康所起的巨大作
       用，他清楚地知道，少数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九三二年，联合四川省中医同道一起组成四川省医学会，以团结和扩大中医药工作者的力量和声势，用顽强的实际行动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无声的抗争。其时成都正值霍乱流行，反动政府对此熟视无睹，既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又不及时组织抢救工作，以致相互感染，死亡载途，造成全市谈“虎”色变的恐怖局面。先生愤然而起，约集中医同道蔡品三、罗春舫、谢子鹤、雷敬之、季懋勤、李德安等组成“壬申（是年岁次壬申）防疫队”，在一无经费二无后援的情况下，私人解囊捐献，采用民间验方，本着简、便、廉、验的原则，用苍术、细辛、牙皂、毕拨、公丁香、石菖蒲、枯矾、火硝、雄黄、冰片、麝香等药物制成“防疫避瘟丹”连同其它有效的中成药，每日深入旧皇城坝、御河边及城墙边等劳动人民居住区发病最多之处，免费救治病人。同时散发材料，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并发动群众打扫环境卫生，灭蝇灭鼠，经过四十余日的艰苦奋斗，不仅对于控制疫情的发展，减少患者的死亡，起了积极的作用，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和赞扬；同时也进一步用具体生动的事实向广大社会人士说明了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疗效卓著，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中医药的反动阴谋。
       消灭中医与反消灭中医的斗争是激烈的，持续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
       一九三六年，蒋介石亲自披挂上阵，步着汪精卫的后尘，又发起了对祖国医学的第二次围剿，公开下令取消中医，从政治上、经济上采取种种反动措施，施加种种压力，妄图把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所学辛勤积累创造又转而为劳动人民疾病服务的祖国医学加以扼杀。在这种越来越艰苦的斗争中，他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消灭中医的政策，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要取得斗争的胜利，一是加强中医药界的团结，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二是从培养青年中医入手，加强祖国医学后备力量的建设，因而一方面约集成都中医界同人，及时组成“四川医药改进会”，创办“医药改进
       月刊”，以提高中医开业人员业务技术能力，扩大中医药的社会影响，一方面积极筹办中医专业院校，从根本上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
       兴灭继绝 艰苦办学
       祖国医学由于历史悠久，学派多，在培养接班人间题上，有其长期的传统习惯。从成都来看，一般都是采取开业授徒的办法。比如成都当时名老医沈绍九先生，医名噪一时，求诊者门庭若市。沈老就是采用开业授徒的办法，以传其学。每日上午门诊，让从学者围坐左右，为其开方用药，由沈老具体加以指导，使从学人员从治疗实践中提高理论和辨证施治水平。他的门下后来虽名医辈出，但人数毕竟有限，远不足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要求。先生鉴于这种情况，认为祖国医学在政治上已濒临绝境，而新秀无多，非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培养，将无以完成兴灭继绝的艰难使命。于是不计一切，与同道赖华峰、邓绍先，何伯勋等合力筹建四川国医学院，推举曾舜泰为董事长，赖华峰为首任院长，先生任教务长，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领导班子，并特约部分西医西药同志参加教学，分期招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学生入院学习。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学习运用现代科学医学基础知识，以发掘探索祖国医学的奥秘。在课程安排上，除重点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外，还分内、外、妇、儿、针灸、法医等科，进行专业培训。由于采取正规办学，在中医史上尚属创举，因此教学工作一开始就面临着两个困难问题：一是教材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组织专门班子编写统一教材。各科讲义都由讲授老师自行选择和编写，而一旦中途易人，就会失去连续性。更由于老师学术见解的不同，往往在同一问题上互相矛盾，给教与学都会带来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先生与学院有关人员反复研究，采取了专科专人负责到底的办法，基本上保证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其次是实习问题，经过多方考虑，根据实际可
       能，除从一九三七年起，在学院设置免费门诊部，派出专人指导，有计划地安排学员实习外，还先后与赵源章医师及国医学院毕业学生王旭光、傅启初等在皮房街（今解放中路）、陕西街陕西会馆（今秦岭饭店）两处创办的中医医院和中医疗养院密切配合，由先生分别担任各该院医务长及名誉院长，加强联系，把教学工作与临床实习紧密结合起来，使学生既能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又能基本上掌握西医常规运用的清洁消毒、注射输液、量体温、测血压等科学手段，以提高学生业务能力，增强教学效果。当时成都名中医如邓绍先、何伯勋、熊宝珊、张先识、谢铨熔、承淡安、孔健民及川大教授肖仲伦、华大教授李兴隆（西药）、东北大学教授申子固、开业西医陈礼辉等，均先后在国医学院任教。此外由沦陷区来川的名老中医为浙江的潘国贤、河北的彭子益，也都延聘来院教学。为学员们学习省外经验，提供了极大方便。先生在院除担任讲授杂病学外，还先后兼任该院付院长、院长等职务，直至解放前夕为止，为全川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中医药人才。这些毕业的同志，解放后分别在各中医院校和医疗单位、科研部门担任医疗、教学和科研的重任，绝大多数成为各所在单位的技术骨干力量，为人民保健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创建办理国医学院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政治上的诬蔑歧视，经济上的阻绝来源，管理上的事事刁难，既无固定校址，又无任何设备，情况备极艰苦。建院之初，院址先设何公巷，立足未定，仍四川省府即以办理戒烟院为由，通令学院搬迁，企图将学院扼杀在摇篮之中，经过力争，始允于下学期开始时迁至新禅寺街。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敌机不断轰炸，再迁至外西郊区银桂桥，校舍简陋，条件极差，学生宿舍，更是纸窗茅屋，难避风雨。尽管如此，全院师生，仍然心情安静，精神饱满，对日机的狂轰乱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只有憎恶，毫无畏惧，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士气，专意学习，毫不动摇。在当时的情况下，学院最感困难的问题，是经费筹集。先生重任
       独启，除将个人行医收入绝大部分投入办学外，所有不应经费，不很不多方向外举债，以致索债者经常在门，致于应付。解放后，他回忆往事，十分风趣地说：“我那时真是天天在过二三十之夜！”十几年中，他面对困难，乐观如常，决心毅力，使人敬佩。
       在先生和全院师生共同坚持下，国医学院这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新苗，虽得幸存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中医的阴谋，并未丝毫有所改变。他们利用伪中央卫生署和四川省卫生处的所谓合法权力，坚不承认国医学院是一所合格的高等医学院校，说不准立案注册，对毕业学业，也不承认学历，拒发开业执照，妄图以此变相消灭中医，搞垮国医学院。先生为了保卫祖国医学的尊严，为了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健康，义愤填膺，大声呼吁：“为什么外国教会可以在我们国内办大学、开医院，而我们中医却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致力于钻研继承祖国医学的仁作？我们中医，是来自人民，要说承认开业资格，那号称医圣的张仲景，闻名中外的医学家李时珍，又是谁批准他们行医的！还不是于千万方需要中医、相信中医的老百姓。我们学院和学院毕业的学生，能够为人民健康解决问题，你政府不承认，老百姓要承认，你又能把我们怎样！”于是从事实上、法律上多次向法院提出控诉，指控国民党机关当局的反动措施。往来奔走，据理力争，不稍停止。他解放前的大半生，就是这样不计个人安危得失，为祖国医学的保存和发展，为中医事业的后继有人，坚韧不屈地进行着斗争。
       融会贯通 师古不泥
       先生治学谨严，力主实事求是，不尚一家之言。在从事中医工作六十余年漫长岁月中，无论治疗、教学和科研，均能独立思考，有其明确的本学见解。他经常对学生说：“祖国医学，典籍繁富，流派甚多，学习时读书当细，思考宜深，先明其意，再析
       其理，然后证诸实践，才能辨其真伪，得其要领。”他认为“《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是中医应当奉为圭臬的经典著作，是学好中医的必读之书。”他在解放前后，长期担任《内经》和《金匮要略》的讲授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指出《内经》一书，概括和总结了我国古代关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经过历代医疗实践的检验，证明了内经中的很多理论和医疗原则，是很精简的，行之有效的。后世的各种医学流派，如金元四大家等，都是在内经的基础上，结合群众中新的医疗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他认为“《内经》是中医基本理论最重要的文献，应当很好地进行整理研究。”
       先生虽然读医经，但又绝不盲目尊经崇古、阔步自封。他认为学习医经的目的，全在于临床应用，学习必须从实际需要出发，把古人总结出来的理论体系恰当地运用于临床实际，以达到古为今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目的。如他在给学生讲授《素问·痿论》“治痿者独取阳明”这一段经文时，除了讲清阳明为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阳明虚则宗筋脱，致成痿症的病机，以及治痿独取阳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之外，同时他也指出“独取阳明”，意在强调以阳明为重点，绝非舍此别无他法。实际在临床上还有由于“肺热叶焦，发为痿痿”者，则其治法当以清肺养阴为主，也还有由于“湿热不攘”，以致筋膜弛长痿软者，则其治法又当以清热除湿为主。此外如属于下焦虚损所形成的“筋痿”、“骨痿”，则其治法又当以补益肝肾为主。他认为这样可使学者较全面地了解有关痿证常见的几种证候及常用的几种治法，而不致为“治痿独取阳明”一语所拘泥。
       又为对《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病机十九条”，他认为对于中医六气病因学说具有深远的影响，后世以刘守真为代表的寒凉学派，其理论根据即导源于此。他根据刘氏所著《素问玄机
       原病式》，撰写了《素问玄机原病式探讨》，进一步阐明六气多从火化的实践意义。同时，他对刘氏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所补入的燥气为病一条，给予了高度评价，誉之为是对病机十九条的补充和发展，应当受到尊重和推广。
       先生除对《内经》有其独到见解外，对于《伤寒论》、《金匮要略》，也有较高的造诣。他认为《伤寒论》的特点是以六经病机来分析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识疾病的属性、病位和邪正消长，重视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的连贯性，对中医学术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认为《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在继承《素问·热论》六经辩证的基础上大有创新，成为融合了脏腑、经络、营卫、气血、八纲等病机在内的、较为全面的一种综合性的辨证方法。六经辨证不仅适用于外感热病，也可用于诊治内伤杂病。对于《金匮要略》，他评价为对中医内科学和妇科学的发展，有着重大深远的影响。各篇都包涵病名、证候、脉法、病因、病机、诊断、治法等项内容，强调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四诊应当合参，辨证与论治不能分离。其创作体例，为后世中医杂病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朱丹溪的《脉因证治》、秦景嗣的《证因脉杂治》等书，就都是参加《金匮要略》的体例而同写成并积极应用于临床的。
       先生本其所学，对治疗内科疾病，享有盛誉。他的观点是：内科疾病重在调畅气机，疏通气血，而人体肝主疏泄，又为藏血之脏，故欲气血流畅，首重调肝，使气机畅达，则瘀血不生，水温不停，气不郁则不化火，湿不蕴则不生痰，肝气条达则脾不受克而健运不息。主张对内伤病中常见之病理因素，如气滞、血瘀、湿聚、痰积、火郁、食停等，皆可运用调肝之法而使其消散。基于这种原则，他在治疗内科杂病时，常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基础上，加用疏肝之法。如治咳嗽，常用疏肝理脉法；治胃痛，常用疏肝和胃法；治痰病、瘀病，常用疏肝消痰法；治黄疸，常用清利湿热兼疏肝法；治水肿，常用运脾行水兼疏肝法；
       治症病机殊，常用疏肝软坚行血法；治气虚发热，常用补中益气兼疏肝法；治水肿胁痛，常用疏肝泄火法等，都能收到良好效果。这类的病例，在他的医案中很多。至于治疗心脏疾病，他主要着眼于人体的整体，而以心脏为主。认为心脏有病往往影响他脏，其它脏腑病变，亦可干犯心脏，特别是肝肾与脾胃病变对久病心痛患者，表现最为明显。因心为阳中之阳，肾为阴中之阴，心火须下交于肾，肾水宜上济于心，阴阳才能保持平衡状态。如心肾两脏受病，致成心肾不能相交，因而心病常可及肾，肾病亦可累心。且肝肾同源，肾病又多伴见肝病，故治疗心痛常常肝肾兼治，尤以兼治肾脏为主。又以胃络通心，故心病常伴有脾胃症状，应以治心为主，兼治脾胃。他认为心病虚多邪少，临床多见阴阳气血亏虚之证，故治疗本病，当以扶正为主。如兼有痰阻、血瘀者，可于扶正法中兼去瘀血、痰浊，但消瘀祛痰，应顾护正气，适可而止，切不可屡攻屡逐，以免邪未去而正愈虚，给后期治疗造成困难。因此他主张不用峻剂祛痰，只须瓜蒌薤白半夏汤或温胆汤之类即可。行瘀亦不宜使用猛剂，用丹参、当归、郁金、鸡血藤、琥珀之类即能奏效。扶正方而，根据阴阳互相的原理，他常采用补阴顾阳、补阳护阴的方法，处方中常选用阴阳兼顾的药物如山萸肉、枸杞、菟丝、五味、淫羊藿、当归、地黄、龙眼等，具有补阴血兼顾阳气之品组合成方，或再加龙骨、牡蛎等潜阳振精之药以平补阴阳。在此同时，他又认为补而不通则气壅，气壅不但滞邪，且使药力不能运达病所。而通利太过又恐耗损元气，故应补中兼通，通而勿耗。总的应以补为主，以通为辅。此外他在临床上，诊治泄泻，亦所擅长。其理论体系，基本上源于明代李中梓所概括的淡渗、升提、清涤、疏利、甘缓、酸收、燥脾、温肾、固涩等九法，认为既全面又扼要，适合临床实用。尤其对于慢性腹泻久治不愈患者，如能将燥脾、温肾、升提、固涩、甘缓、淡渗诸法综合运用，集于一方，更可提高疗效，缩短病程。凡此种种，均以见先生在治学及临床上，既师承古法，又融
       以新意，对祖国医学的继承和发展，无疑是有较大裨益的。
       尽摩医事 生荣死哀
       先生忠于中医事业，历尽万难，终生以之。解放后，在党的教育、关怀和照顾下，兴奋鼓午，感动万分。其时虽已接近晚年，且长期患有贫血及低血压病，仍然激情满怀地投入党所领导的市医教育事业和理论研究工作，先后担任成都市中医进修班一、二、三、四期班主任，成都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宣教部长、付主委，四川医学院中医教研组主任，中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顾问，中华医学会四川分会付理事长等职务，对于贯彻党的卫生四大方针和有关政策，无不全力以赴。特别是对中西医结合的政策，更是始终坚持，不稍动摇。他认为祖国医学历史悠久，自成体系，无论理、法、方、药，都有一定规律可寻，是符合科学原理的。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与西医相比，既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果祖国医学能对现代科学的理论基础，再加以消化和吸收，不仅对西医学习中医和中医本身提高，大有好处，而且对贯彻党的政策，实现中西结合的理想，更十分有利。他曾一次给学生讲授《史记、扁鹊仑公列传》时说：“现代医学中，常用X光来帮助确诊病情，提高疗效。我们的中医前辈，何尝又无此设想。列传中说：‘饮上池水，能照人肺腑’这当然就是古代医学家一种科学幻想，但即此也可以想见几千年前我们的中医前辈，是如何想借助一种工具来弄清内脏情况。今天我们有了X光这种现代医学科学手段，把先辈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我们中医，为什么不可学，不可用？其它关于西医的一套检查、化验常规，我们又为什么不可学，不可用？”解放前，他办国医学院时，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作的，解放后党提出贯彻中医政策，号召西医学习中医，进一步争取达到中西结合，他更着力思考如何沟通中西医学未思想的问题和寻求沟通的途径。他认为，中西医学未理论体系，虽各不相同，但其研究的对象，包括人体
       的生理病理，则是基本一致的。过去不能结合，是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影响，今天，我们有了党的领导，有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中医不泥于古，西医也不换成见，实事求是，互学互用，求同存异，通力合作，从两支队伍政治思想上的团结入手，进一步发展成临床与理论上的融会贯通，由量变到质变，必然可以产生出新的医药学理论体系。他坚信，这一点是一定能够实现而无可置疑的。至于如何作好这种沟通工作？他主张，先从一些中医基本概念和中医发展史的介绍入手。当一九五三年成都市卫生局组织本市各医疗单位高级西医学习中医理论时，先生担任中医讲座，及时运用自己原已掌握的现代科学基础理论，对中医的阴阳学说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对比。同时还根据学习需要，编写了《医学三字经简释》，共六万七千余字，把清代著名医学家陈修园所著《医学三字经》，以通俗的语言，加以诠释，使艰深的古籍及中医流变历史，易于为初学中医的西医师忘所接受。他的这些讲授和著述，深入浅出，取譬生动，不仅提高了西医学中医的兴趣和积极性，也逐步消除了西医同志原来认为中医学术玄虚而不可测的神秘感，为以后中西医结合的工作，扫清了一些学术思想上的障碍。
       当一九五六年，成都中医学院成立，先生以青年硕望，受命主持学院工作，党对他从工作到生活，事无巨细，无不照顾备至，院党委第一书记张华同志并亲至其门，拜师称弟子。他回顾往事，新旧对比，夜不能寐。由衷地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最尊重祖国医学，才最了解和相信知识分子；只有社会主义，中医药才能绝而复续，并取得广阔的发展前途。因而对党和党的中医政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增加了无比热爱。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堆集如山，除教学、治疗、科研而外，还得参加这里那里的会诊，这样那样的会议。他象一团旺盛的火焰，喷发着充沛的活力。虽然已是鬓如霜，发成雪，但他好象根本不知道有“疲倦”二字。记得一九六三年，他在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上作
       了一次发言，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他充满信心地说：“有人说我老了，都叫我李老、李老。不错，我年逾古稀，应该算是老了。但老，只老得头上的发，顶下的须，难道我手中的笔，桌上的纸，它也老了不成！”亦庄亦谐，畅述胸臆，赢得了全场不断的掌声。
       先生一贯态度雍和，平易近人，从不随意喊言人物。无论对待上级下级、中医西医、教师学生、都是如此。表现在会诊工作上，尤为突出。每当外出会诊时，总是先虚心倾听别人的判断和建议，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诊断设想，经过充分交换意见，才考虑处方用药，绝不以权威人士自居。因此几十年来在医卫界团结合作问题上，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十年动乱中，先生虽以耄耋之年，同样受到政治上的冲击。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已是八十五岁的高龄，精力虽日见衰颓！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坚瞩其哲嗣克光、克俭两同志积极整理其毕生所尽力从学的《李斯炳医案》一卷、二卷刊行问世。于不能书，授之以口。直至弥留前夕，未尝稍辍。先生论著甚多，已刊行的有：《中医内科杂病讲义》（四川省中医进修学校1955年教材）、《金匮要略新论》、《实用内经选》、《中医对水肿的认识及治疗方法》、《中医治疗肺脓肿的初步报告》、《中医对流行性感冒的认识》、《心悸辨证论治验案》、《治疗心包炎的点滴体会》、《略谈疏肝法》、《五脏辨证论治歌诀》、《杂病论治歌诀》等书。这些学术专著，多数都是针对民间常见病、多发病而发，结合临床，不尚空谈，不仅为中医工作者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贯彻了党的面向工农兵的卫生方针，也打破了中医界长期以来所坚持固守的宗派门户之见，对启迪后学，开辟新路，起了好的作用。
       先生毕生从事中医工作，由于积极努力，成绩卓著，党和人民在政治上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曾先后当选为成都市人民代表，四川省政协委员，第二、第三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光
       柴地选入大会主席团。十年动乱后，被安排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授以一级教授学衔，并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一九七七年以后，先生年益高，体益弱，经常假卧床榻，不能起行。当他因病住院亲眼看到中医学院新建的七层大楼落成，感动得热泪盈眶，频频点首，这种发自内心的思想感情，深深表达出一位饱经忧患的老中医对自己事业的热爱和对后来者的殷切期望。其后，终因心力衰竭，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病逝，终年八十八岁。党和政府为了表彰他为中医事业奋斗一生的贡献和努力，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吊者云集，备极荣哀。
       先生有子女六人，其哲嗣克光、克琛、克淦等同志均能以医世其家。
       (一九八四年三月完稿)
      
1946年川西春旱的平水工作亲历记

       熊达成
       一九四六年川西地区曾发生严重春旱，一时群情惶惶，形势相当紧张。川西地区从来依靠都江堰水灌溉，进行春耕，所谓“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岷江水量本来是很丰富的，多年平均年总水量为157.0亿立方米，通过宝瓶口进入内江灌区的约50亿立方米，而当时内江灌区面积为1,562,550市亩，外江灌溉面积为1,430,050亩。故就水量而言，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岷江的水量在时间上的分布，却是很不均匀。全年内：
       1～2月来水量，占全年总水量的5.1%；
       3～5月来水量，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6～8月来水量，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9～12月来水量，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因此，年内总水量虽甚丰富，但由于分布不均，春耕期间用水仍然紧张。岷江水源在春耕期间主要由上游融雪补给。某年温度较高，积雪融化得快，春水就来得多、来得早，反之，春水就来得少、来得迟，灌区就出现旱情。1946年春耕期间岷江来水情况，可概括如下（附表一）。为便于说明起见，并胪列了前后两个年份（即1945和1947年）的数字，以便对比。
       表一
       岷江流量统计表
      

分月年	流量	各月流量(立米/秒)
		3月	4月	5月	6月
外江河口	1945	123.0	159.0	222.0	443.0
	1946	122.0	129.0	248.0	425.0
	1947	155.0	183.0	341.0	458.0
内江河口	1945	0(岁修)	121.0	237.0	614.0
	1946	0(〃)	68.2	205.0	507.0
	1947	0(〃)	72.9	505.0	508.0

       自上表可以看出，在春耕期间，各月流量均以1946年的为最低。此时各县均要水泡田、犁田一次灌水量较大，故出现下游用水紧张现象。不过，如果气候适宜，及时普降春雨，则可稍减紧张程度。但1946年春川西地区降雨量亦较小，正如农谚所说：“立夏不下，犁头高挂”，意思是说如果到了立夏节（五月上旬）还不降雨，就没有足够的水量来犁田插秧了。
       兹将1946年川西有关各县雨量统计如下（附表二），
       表二
       1946年川西有关各县分月降雨量
      

县别	分月降雨量
	3月	4月	5月	6月
灌县	30.3	72.8	132.0	124.8
大邑	0.2	44.6	84.1	64.4
崇庆	6.0	47.9	93.0	71.5
郫县	11.0	19.7	72.3	86.4
成都	5.6	114.1	80.1	111.3
彭山	5.2	41.0	98.0	58.4

       上接所列数字亦说明1946年春耕期间各月降雨量，亦较前后各年相应月份的平均降雨量为小。故出现旱情亦势所必然。
       川西地区母论内江或外江的干渠，都是灌排兼用的天然河道，用水管理很不严密。上游来水，节节拦截入堰（指支渠进口），先来先用，随意漫灌。故越到下游，流量愈小，旱情愈严重。如成都北门昭觉寺一带，就闹水荒。内江灌区，以石堤堰下游毗河一带最紧张。外江灌区以尾水末端的通济堰最缺水。这些地区，历史上争水纠纷最多。在长期封建社会，由于土地私有制度的弊病，一切争水纠纷都是由地主豪绅为了争夺私利，串通当地县府官吏煽动和组织起来的，并往往聚众械斗，如临大敌。1946年春，毗河下游灌区的金堂区，就具文伪省府要求办理平水工作，否则就要自行“起供平水”，折毁石堤堰。按石堤堰位于郫县境内，系一竹笼卵石构造的拦河坝，为毗河与府河的分水枢纽。在正常情况下，堰顶溢过水流和堰身渗漏水流则归毗河使用；而大部分水流则引入府河灌成都、华阳等地。所谓“起供平水”，就是组织群众武装争水，在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械斗。是非曲直取决于那一县权势人物的关系。如明、清朝均赐过金堂县黄金御棍，作为争水特权，凡有抗拒，格打无论。
       1946年我在四川省政府建设厅技正职务，被派执行平水工作。平水工作在技术上称为“轮灌制”，即对于每一干渠内的各支渠中实行轮流灌溉。先把水从干渠输送到最末端的支渠中去进行灌溉，再依次倒退回来，先在启石（对两岸支渠而言）轮流供水。供水时间根据旧亩面积大小和进水口设备而定。这种工作尽管道理简单，方法也公平合理，但它改变了千百年来农民用水的习惯（即上游有用水优先权）。实行起来，阻力重重，何况在旱情发展期间，人心惶惶，更有地主、贪官从中鼓动，实行甚感困难。历史上，对平水都是派兵队以武力执行，往往酿成人命事端。1946年彭山县农民即聚众捣毁伪县政府，并将青龙场上一个水利会首的住房全部拆毁。
       我在平水工作中，首先选定重灾地区，从通济堰下干。通济堰（今称解放渠）位于新津的大码头附近，主要拦截西河（都江堰外江余水）和南河（来自浦江和邛崃等县）的水流，灌溉新津、彭山和眉山三县农田约20余万亩。平水过程中，由有关各县各派三名代表进行现场会勘，新津和彭山县因地处该堰的上游，见水流走不能使用，对轮灌很不理解，在查勘路线所经各乡镇，均有农民群聚路旁，用原水浇淋会勘工作人员，阻止平水工作，滋生事端。故单凭行政命令或武力强制，不能解决问题。我征询了广大老农意见，提出了下列技术措施：
       （1）取缔干渠内筒车——原有各干渠内设有多处筒车提水，每一筒车处均筑有拦水堰抬高水位，以冲动水车。破除筒车堰后，则干渠内输水通畅，就能够以最短的时间，将全部水量输到下游。这样，大量而迅速的输水对实行轮灌制特别有效。至于原筒车提水灌高田，为数不过自流灌面的2～3%，可以付给补偿费。对拆毁筒车工程，事后由堰管处统一修复。
       （2）在支渠口实行借田，集中育秧……原来私有土地，十分分散，各农户育秧亦是分散进行，故引用水源都要通过干、支、子、斗、农、毛各级渠道，才能送到田内。这样，输水损失很大，有时达到引用流量30%以上。采用在支渠口借田集中育秧的办法，则缩短了输水距离，从而减少了输水损失，简单易行，在早年起到了节省水量的作用。
       （3）减少拦河堰漏水——通济堰拦河堰原系竹笼工程，漏水很大。此时采用竹席铺在拦河堰上游，再抛粘土防漏，可多截引水量进入干渠来说，实属开源之法，效果显著。
       （4）禁止余水下河——每个支渠在轮灌过程中，虽然按所灌面积规定了放水时间，但由于各支渠上质等自然条件不同，许多支流尾部仍有余水通过退水渠返回大河中去。这种余水失去高程，就不能再引入灌区，形成废水，故应尽量设法避免。
       （5）在干流分流处木朽栏调节流量——川西各河流进口的
       分流处，一般都没有鱼嘴分水，将来水分为二支。每一支河口都有一定宽度，保持用水平衡。在干旱时期，应根据各支河的实际情况需要水量进行调节，以求补充。以前各河口均没有闸门操纵，故在鱼嘴前安放临时木码埂挑流，以进行水量调节，是非常灵活的。码埂工程易安也易拆除，不失为方便有效的手段。
       以上几种技术措施，公布以后，群众均乐于实行，见效很快。随即在川西地区普遍推广，使大旱之年，仍获得较好收成，没有酿成械斗伤害人命事故。成都市郊水利纠纷，亦迎刃而解。
       解放以后，都江堰灌区已由300万亩增加到900万亩，渠系工程和管理已大有改进。但挑水源条件难说，并未改变。春耕期间流量仍决定于上游融雪的旱迅和速度。在某种意义土说来，仍然是“靠天吃饭”。川西发生旱灾的威胁，仍然存在。上述平水经验和措施，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1980年4月15日写)
      
1947年成都地区的洪灾及善后工程述要

       能达成
       1947年夏秋季，成都地区雨量大而历时长。根据当时雨量、水位和流量记录，可归纳如下表。
       1947年有关成都地区洪灾水文资料
      

水文资料	6-296-30	7-1	7-2	7-3	7-4	7-5	7-6
雨量(毫米)	灌县29.2	218.4	141.3	102.8	57.1	57.0	-
水位(米)	望江楼	-	7.4	13.6	26.6	18.9	233.0
流量(立方米/秒)	南桥	400	400	537	573	503	487
	望江楼	75.9	66.5	111	184	358	658

       自上表记录数字的分析，可知成都望江楼站最大七日降雨量（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六日）为366.1毫米。其中最大五日降雨量（七月一日至五日）为358.7毫米，最大三日降雨量（七月三日至五日）为318.5毫米，最大一日降雨量为七月四日的233.0毫米。这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大雨，不仅使河道中水位持续高涨，且使川西平原广大地面趋于饱和，径流系数加大。故在七月四日发生特大暴雨233.0毫米时，立即产生一次特大洪水。当日望江楼水位达
       到最高点489.46米，岸上水深0.80米以上，市内东城区许多街道亦流水盈尺。川西地区沿河两岸一片汪洋，造成一次百年一遇的洪灾。
       这场成都洪灾的成因，主要是川西平原暴雨产生的地面径流与来自上游岷江的洪峰相重合的结果。当七月四日望江楼水位达到最高值489.46米时，当天平均流量为658立方米/秒，而宝瓶口水位是727.74米，日平均流量仅487立方米/秒。但宝瓶口水位的最高值是728.57米，出现在七月二日，当日平均流量为573立方米/秒。这就说明上游洪峰到达成都时恰好与川西地区暴雨产生的径流高峰值相适合的缘故。就岷江上游来水面论，进入宝瓶口的洪水经过满阳河、柏条河、走马河等的分流来到成都的不过40%，故当日成都洪水流量以暴雨径流为主，灌县来水为次。
       当时，国民党政权十分腐败，河道工程早已严重失修。在这场洪水冲击下，自郫县一直到彭山江口，各条河道上的堤岸、桥梁和灌溉取水的堰头都普遍受到巨大的损坏。
       水灾以后，群情惶惶，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洪水直接灾害外，还有很多后遗症急待解决。如成都猛追湾以南的东安桥和新西门石桥均被冲毁，其它各桥亦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影响城郊交通。至于沿河堤岸（如望江楼一带）和灌溉渠口（如石牛堰）等亦遭冲毁。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能在当年枯水季节进行修复，以便保证次年春耕用水。但反动政府无视人民疾苦，尽量拖延，毫无作为。
       后来省内外慈善团体发起募捐赈济川西水灾，先后获得赈款数百万元。由伪省参议会、市建设厅、会计处、社会处等组成寻河委员会，处理川西水灾善后工作。善后工作包括发放救济粮和发放无息小本贷款。为了顾及再度洪水威胁，又设立府、南两河导修工程处，以部分赈款修复沿河冲毁的桥梁、河堤与堰头，范围自成都至江口河段。
       我受聘担任府、南河导修工程处处长，借调建设厅、水利局
       和四川大学技术人员数人及省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学生30人，进行全部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这些人员除实支实报旅差费外，均属义务工作，不支薪酬。当时群情急迫，工程浩繁，但捐款虽有认筹数字，仍迟迟不能到手。故沿河四十六处工程，由工程处规划和指导施工，在少数赈款补助之下，依靠群众自行兴工。重点工程如望江楼河堤、宝云庵河堤、新东门大桥、石牛堰防洪闸和泄水堰以及下游古佛塔、青龙场等护岸工程，则由工程处主持办理，余下四十六处工程均于当年枯水季节完成。
       1948年秋，成都再次发生洪灾。当年九月九日至十五日共降雨319.2毫米。九月十五日望江楼水位曾高达488.04米高程，比上年仅低0.42米，洪水溢出河岸。但由于上年导修工程发挥了作用，故成都市桥梁、河堤和堰头均能安全渡汛，如望江楼一带河槽经过浚深、堤岸经过衬砌，下游玉桂桥俩修筑了泄水堰，对市区防洪和泄洪均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和效益。其他沿河各地如桂溪乡、中和场、黄龙溪、青龙场等地修筑了护岸工程，保障了那些城镇的安全。其余石牛池和古佛塔的防洪、泄水、护岸工程的效果尤为显著。
       对成都市造成洪灾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府河和沙河洪峰的重合问题。沙河源流短，来势凶猛，在五桂桥下游汇入府河。当两河洪峰相遇，必然发生壅水现象，使望江楼以上河段水位抬高，淹没市区。1947年水灾善后工作虽然作了一些治标工程，仅仅是消极防御。直到解放后，大规模整治沙河，将其出口改到下游，石牛堰进水口前（望江楼下）的羊圈临时挡水堰全部拆除，成都市区的防洪问题才得到较好的解决。1947年成都洪灾善后工程，本人躬亲其役，哭就其成因及善后工程始末，写为是文，籍供今后参考。
       (1979年10月写)
      
华胜鞋家

       罗辉武 口述
       姜梦弼 整理
       回忆解放前成都的皮鞋业中因产品突出，质量优美而声誉卓著的，有大进步皮鞋店的纹皮男鞋、庆鑫皮件厂的军用皮鞋、前进鞋店的小脚皮鞋、华胜鞋家的高级女皮鞋，这四家鞋店的制鞋工艺，各有特色。至于“华胜鞋家”则是我一手经营，产品的特色是式样新，花色多，质量高，经久耐穿不变型。它的历史只有几年，和以上三家比起来，只能算是后起企业，由于不断的努力，终于能迎头赶上，自成一家。
       解放前我经营的“华胜鞋家”，是手工操作，工人三十余人，年产万把双皮鞋，解放后通过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二十多家同业合营、组成立新皮鞋厂，去年改为华胜皮鞋厂，工人扩展到千人以上，操作改为半自动化的生产线，今年的生产指标是：产量六十万双，利润六十万元，发展迅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现在民建、工商联两会领导，要我撰写经营华胜的经过，提供研究工商史的参考，我本着“仔真”、“求实”的态度，回忆追述，我是先做便鞋来改做皮鞋的，故先从学做便鞋说起。
       我是做便鞋的手艺人
       我原籍内江，家里穷，读不起书，我父亲出了远门，母亲去世，我成了孤儿，依赖祖母抚育，我才十二岁就送到简阳县一家鞋铺当学徒，师付思想保守，不肯教我学手艺，成天打杂于粗
       活，学了五年还做不来鞋子。一九二八年我已十七岁，才上成都托人介绍到纯阳观街（整条街都是鞋铺）办成通鞋铺参师学艺，师父陈少华见我年岁大，很同情我，才一年就把上案（鞋帮）、下案（鞋底）的全套手艺无保留地都教了我，才真正学到手艺。
       我满师后，在纯阳观“新生活鞋店”开始了帮人的生活，一月工资银元五元，每天要做两、三双鞋才够工口，必须连续工作十多个钟头。辛辛苦苦做了半年，不料某一次店里被盗，丢了几十双鞋，老板要我赔，把我逼得没法，幸亏鞋帮上的手艺人打抱不平，约老板到妙高楼茶馆讲理，老板见势不佳，不要我赔了。同行才把我介绍到东华门街“步武舟鞋铺“做点件”（计件），一双鞋挣工钱两角钱，比新生活鞋铺强多了。
       为了多挣钱，我起早摸黑做活路，从不休息，半年以后，因劳累过度，得了吐血病，倒床了，辛辛苦苦攒的钱都花在医药费上。病好钱完，步武舟生意也收了，我只得另谋出路。那些年辰，找工作很不容易，记得那时，身边只剩了仅有的十块银元，不能坐倒吃完，就作为本钱，买点原材料，自己做鞋来卖，维持生活，这就是我独立做生意的开始。
       当时成都便鞋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本钱短少的手艺人，做出的鞋子，找熟铺子代卖或者廉价卖给铺家，等于只挣工钱；一种是有本钱开铺设店，或雇工人做鞋，或买鞋来卖。我属于第一剂，收入就有限得很。我想如果再象过去一样拼死命做活路，把吐血病拖翻了个得了，必需要找利钱大、又省工、又好卖的鞋子来做，才可以多赚钱，这样，就不得不动脑筋想办法了。
       成都春秋两季，时兴穿软底便鞋，只有少数大铺子，用高级毛料织料在做，价钱贵，中小同业还没有人做。我就选了一种云绫锦做软底便鞋，云绫锦只卖一两角钱一尺，花样好看，价钱便宜。软底是翻皮底，不是布底，无须“拿鞋底”、又省工，成本低。这种软底鞋，外表好看，就是不经穿。春天赶花会的人，总爱讲究时髦，又因相因，耐不耐穿却不大考虑，所以货不愁销。
       成本每双五、六角，贤卖一元一角，利钱厚、生意又好，慢慢我就攒了一些钱，拼拼挨挨在尔勒市巷开了一间鞋铺，取个招牌叫“振新”。师父陈少华又来扶我一把，把他店里的鞋子，穿了几十双来交代我卖，算是给我“撑堂子”，我就变成一个小小的掌柜，还招了一个学徒。
       由“振新”而“又新”开了两家鞋铺
       事物的发展，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振新”鞋铺只有我师徒两人，生意好，我一双手做不赢。事有凑巧，有个没本钱的同行某某，专做“代货”。他是乡下人，城里无处落足安身，我照顾同行，叫他住在我铺子上，替我做点“代货”。那年腊月二十八日，他起了歹心，趁我睡熟，把铺子上一箱子的鞋子，卷起走了，弄得我店里没货，手边没钱，两师徒的饭钱都靠八方张罗，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饱一顿、饿一顿地过日子。摆到正月初四的半夜，突然有人叫门，原来是外县一个贩子来替人订货的，交了二十块钱元，货款定做便鞋，真是雪里送炭呀！我才有了生机，又开始做鞋。
       此后，我觉得卖贩子的批发生意，虽然比卖门市零售的利钱薄，但销得快，能预收订货款，无本也可以通商，对我来说，非常适合，就决心专做贩子的生意。
       为了拉贩子买主，生意不让别家做，我向他们提出保证，凡是我店的鞋子，不论放了多少，如发现鞋子受潮、鞋面子褪色和其它毛病，都可以随时包掉，每双只收整修费一、两角，旧的就可以变成新的。这样，他们买我的鞋很放心，不担心卖不脱，样品摸得再久，都不会造成损失。我说到做到，凡来掉换我都兑现，他们非常满意，一个介绍一个，越传越宽，不到两年，北路上几个县的买主都来了。
       从此我的招牌卖开了，生意走上坡路，我需要帮手，就结了婚，妻子也是学做鞋子出身，有手艺、又识字，能写写算算，真
       正成了我的一个硬帮手。我的店由一个单间发展成为三间一通的大铺子，工人六、七个，徒弟十二个，在便鞋业中，就小有名气了。
       一九三四年，师父陈少华病故，我全部负担他的丧葬费，披麻代孝，送他上山。师娘见我者对老师好，就把“协成通”的铺面口片，让给我做生意，不要顶打费，我就取个招牌叫“义新”，一个人就做了两个口片。纯阳观街道的“义新”，就做毛料鞋，门市代批发；荆市巷的贩子多，“振新”就做花色货，全卖批发，两个铺子都做软底鞋，不做硬底鞋。
       说到软底鞋，成都最出名的是“大江东”（三江）鞋店。它的软底完全用进口的澳洲皮，价钱比国产皮贵得多，货源少，不容易买到。“大江东”本钱大，原材料是不愁的。我要做软底鞋，既要用一部份澳洲皮，成本又要低于“大江东”，才卖得脱，挖空心思找窍门，创造出一种“三接底”，就是软底的最后两半截用澳洲皮，中间用本地的带子皮（做皮带用的）衔接，因为最后易磨损，必须用好皮子，中间我就抽了筋。为了使它结实经穿，软底上我用机器打成“正”字花纹。与众不同的是用皮子锁口，不用料子锁口，鞋子商标用丝织，色泽鲜明，特别显眼。这些都是我店软底鞋的特色，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虽然费工，但节省了三分之一的澳洲皮，在货源紧张的情况下，是划算的。在植型上我很注意，多采用扁瘦型，适合城市人穿用。
       我又在鞋面上想了一些办法来降低成本，别家做毛料鞋，多用毛页呢，我则多用马裤呢，这种呢子比毛页呢的颜色要多几种，可以任凭买主挑选，价钱又比毛页呢便宜，成本就低。这样我的鞋子和“大江东”不同，自成一派。当然，“大江东”有它的门市买主，我有我的贩子买主，营业还是可以的。
       “义新”开了一年后也和“振新”一样，由一间变成三间一通的门面，布置就更完善了，在纯阳观街也要数一数二了。最后，我把“振新”“义新”两号的作用合并到梓橦桥街时，工人
       学徒已达六十人左右。
       再接再厉开起“华胜”
       我在便鞋业的根基虽然已经扎稳，能经得住风吹浪打，但要和便鞋业的主牌“大江东”（三江）相比，还差一截，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门市口碑，才能跟它就争。一九三九年春熙北段华胜大药房出顶，顶打费很贵，我同做皮鞋的廖树云打彩把它顶了，房上不同意换招牌只能改业，因此仍用“华胜”，把药房改成鞋店。铺面一平，廖树云卖皮鞋，我卖便鞋，汗水不犯河水，生意各做各。
       过去成都的春熙路是全市唯一的繁华中心，一间门面单是口岸顶打费，都要值黄金百十两，是相当昂贵的，商店的销售对象，基本上是旧社会的中层人士，卖的货也是高级、精致、缺俏的第一、二流商品，却卖门市易售，不卖批发，这是当时的客观情况。我在这块地方开便鞋铺子，是下了大注的，我的雄心是想和“大江东”比个高下，所以门面布置也特别辉煌，鞋子也经过挑选，都是比“振新”和“又新”更好的，才拿到这里出售，自己拿出全部精力照管新开的“华胜”。殊不知几个月后，发现买主并不踊跃，因为招牌没有“大江东”出名，我每天只能卖二十多双鞋子，销售额比“大江东”差得远，硬是卖不赢它，我有些泄气了。
       这时廖树云的皮鞋，生意虽不很好，但是他不声不响地每天卖三十几双皮鞋，就把门面开销人工伙食都做出来了，而我呢？每天至少要卖近三十双便鞋，才够开销，对比之下，我对皮鞋就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但我们有的先在“各卖各的”，我就没得办法了。
       一九四〇年底华胜对门“大进步”皮鞋店，因负责人邓国清要回重庆料理“三越公”皮件公司，准备将“大进步”出顶，我听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赶快和廖树云商量，把“大进步”顶
       过来。“大进步”招牌硬，口片好，廖树云愿意去做，我就一人做华胜。原来的华胜两家打够，现在是我独自一家，取名“华胜鞋家”以示区别。
       我把自己经营的生意加以调整，“振新”和“又新”的便鞋，除批发外县贩子外，还批发给“宝元蓉”、“宝元通”两处，华胜鞋家全部卖皮鞋，便鞋卖不赢大江东就不卖了。做皮鞋我是外行，这是我第一次大胆尝试。
       华胜鞋家的初期发展
       做便鞋我是幼而学，铺子也开了几年，轻车熟路。做皮鞋就要从头学起，难度大得很。特别请一位老师父罗寿宜，我向他表示“请师父作主”，生产的安排提调完全由他负责，我不干预，至于对外采办原材料、门市照料，我就一把抓。罗寿宜师父有经验，又很尽心，给我提出要货做得过硬，就要出商工资并计件请工人，不要借钱，我满口答应。经他人介绍一位技师宰良生（上海人）负责做女皮鞋，另一位技师肖次全负责做男皮鞋，其它还有几位都是过挑选过的，这样华胜的班底都是些硬手。但为了不同老招牌“大进步”唱对台戏，主要是做女皮鞋。宰良生的技术在上海也是有名的，他负责做女皮鞋，质量就比同行的各家高一等，生意也就不错。
       这时我虽然还开着两家便鞋店，但大部份精力，都用在华胜，自己下苦工钻皮鞋业务。“皮鞋”是以外国引进来的，就必须向外国学习，我买了许多有关皮鞋的画报、书籍来看，使我懂得，皮鞋不能老是照老样子做，必须经常变新花样，才受人欢迎，于是我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久而久之，逐渐懂得顾主的心理，皮鞋式样的艺术，色调的配搭，花型的变换，在工人的协助下，自己就能设计一些新样子了。记得我当时设计出多种比较新奇的样子：
       1. 母女三用鞋：旧社会有些家庭，鞋子原一家人换倒穿，
       我针对这一特点，设计一种素雅大方的女高跟鞋，适合四十多岁的母亲穿，如果鞋子尖端加上一枚各种不同的花型（如蝶型），就变得俏丽，适合二十来岁的女儿穿，花型中央装一颗电珠，高跟鞋底装上电池，跳舞起步时，花型中就放出光来，很别致，适合跳舞穿，都可以自动取下和安上，非常方便，这种鞋在跳舞之风盛行时，颇为行销。
       2. 木板断底鞋：我从画报上看见外国有一种，前辈可以拆动的胶底女皮鞋，认为样式新颖。但胶底湿足，走路又无响声，我就改用木板，中用皮子连接，因为木质轻，行走起来，声音清脆悦耳，木板用皮子包裹，这样既不湿足，又达到了轻便、舒适、美观的要求。
       3. 梭跟女鞋：这是鞋跟与鞋底的变化。以往女皮鞋都是跟是跟，底是底，前辈与后跟不相连接，我把它改为前辈后跟成斜坡状，根据高跟鞋、中跟、平跟有不同的倾斜度而连在一起，分为高梭、中梭、平梭，适应青年、中年、老年人的需要，这个式样没有那家卖过，颇为新型，非常美观，这是鞋底和鞋跟部分，鞋帮的变化就更丰富多采了。这种女皮鞋，因变化多，行销的时间甚长。
       综上三项已可说明，其它不再举例。
       抗战期中，进口的原材料很成问题。我居然做高级皮鞋，进口各种纹皮是不可缺少的，记得有一段时间，进口的外国纹皮昂缺，影响生产，为了急需，我八方托人购买，西药业公会主席曾孟炎，曾给我介绍顺城街某西药房，它从海防运来一点英国“美殁时”牌的纹皮，要我去洽购，对方的美国纹皮一共五打（每打12张），亲价既昂，还提出了一个附带条件，要买纹皮就得连顺城街该药房的铺房一起买，否则不卖，就是买纹皮要搭房子。那时正是空袭严重，人口正在疏散，房子根本没人要，我为了不中断生产，接受了这个苛刻条件，可见经营一个生意，困难是不少的。
       旧社会的哥老帮会势力是不小的，在春熙路开铺子做生意，不去结识几个袍哥头头，就不清净，生意也做不成。所以我虽不是袍哥，但逢年过节都要给陈俊珊、刘嘉兴几个大舵把子送礼，红白喜事，更不消说得，虽然化了钱，但“蚀财免灾”，少招麻烦，也算值得。
       由于我千方百计地积极经营，不两年，也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在皮鞋业又闯出一条路来。作胜的皮鞋因格调、式样和别家迥然不同，受到社会人士的欢迎，生产也就逐步扩大，从几个工人，增加到三十人，每个月能生产于把双皮鞋。
       苦度难关 柳暗花明
       抗战后期，虽然我一个人开了三个铺子，皮鞋，便鞋两行的工人学徒将近百人，并不是我有好多本钱，一则是手工行道，不需什么设备，二则是成批的原材料都是向来货家赊来的，只要顾信用就“车得转”，赊了货，到期就要准时付钱，失了信用，赊不动了，等于“自杀”。
       当时成都有名的米大货家是福泰和公司和宝元蓉公司，两家和我经常有往来，我需用的原材料，基本上是向两家赊来的，到期付钱，从未失过信用。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市场上由于心理影响，各货狂跌，有跌至三、四成的，一万元的货顿时变成三、四千元，三元多一双的便鞋，垮到一元几，还没有买主，有些商家倒号了。在一片垮风笼罩成都时，市场极其肖条，各行各业，人人自危。我欠福泰和、宝元蓉的款，总计约合银元一万多元，他们怕我倒闭，一半出于好心关照，一半出于怕倒灶收不到钱，派人来同我商量，希望我撑持下去，主动愿意打六、七折分期收货款。我那时生意清淡，收入锐减，生产不能停，开销又不能减，已经感到很脑火，忧心如焚。打折扣分期还帐，是我求之不得的，但我一想自己十块大洋起来，全靠信用，才有今天这个门面。现在如果打折扣还帐，就是垮了台，信用就
       完了，今后生愿怎样做？反正我是志艺人，怕什么没有木钱，就决心把货卖光还帐，维持自己的信用要紧。我毅然谢绝两家债主的好意，不同忘打折扣，一定会数还清。福泰和、宝元蓉两家感到很吃惊，认为收帐人要收少，欠帐人不容应，要气还，是一件稀奇事。
       我把“振新”、“又新”两处所存的便结一两千双。华胜所存的皮牲五、六百双，仓部廉价卖掉，又添一些钱，把福泰和、宝元蓉的帐还清，不久分文，还把欠庆鑫厂、二明厂、西南厂的皮革钱也还清了。这个时候我就只剩了三个招牌三处门面的空架子，又附于东谋西售的困难局面。
       福泰和、宝元蓉两家把货款收清，见我这样迟疑，心里很佩服，特别向我表示好感，请我去吃饭，把仓库打开，让我尽量挑选，要什么料子，要什么缺俏花色都可以，尽我吃饱，货款随我什么时候付，都没关系，对我真是相信到了极点！于是我又赊一批约值银元三、四万元的货回来，加紧生产。不料，才一个多月物价回升，涨还原了，有的货物还超过了胜利前的价格，使我又一次绝处逢生，一下子就等于赚回来几千双鞋子，资本突然庞大大，变成大老板了。回想起来，要是当时贪图眼前便宜，打折扣分期还帐，他们还能这样豪爽地赊大批货给我么？所以我这次赚钱，看起来偶然，其实并不偶然。我才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华胜皮鞋是怎样出名的
       我店的皮鞋，在抗战胜利前，虽有些创新，其工艺水平比同业高得不多，只是式样设计，别出心裁，有一些过人之处而已，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名牌。一九四六年我初次出门到上海，看到上海的皮鞋，一般的产品和成都差不多了好多，但高级皮鞋，差距就大了。它的样式新颖，质量考究，工艺细致，品种繁多，令人感到惊讶。皮鞋的掠型、鞋底、鞋帮、配花、配色都有艺术性，比
       我店产品尚得多，相形之下，我店产品就显得土里土气了。
       我在上海经常到静安寺路一带（美高级皮鞋的）参观，大大的开了我的眼界，在制鞋工艺上给我很大的启发，才体会到单看画报、书本、电影，所见是有限的，必须要更多的接触实际才行。例如当时上海正风行一种“盒盒底”女皮鞋，成都就未曾见过，只知道做老一套的，“对上底”和“压上底”，要想改变鞋底的样式，心中无数，无从改起。看了上海的“盒盒底”，才知道它的优点是无法比拟的。如果我不来上海，就不会先发现它，等到成都别家都有了，我才有，一定会迟个半载的。所以这次上海之行，是华胜皮鞋工艺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盒盒底”是什么样的鞋底呢？它的特点是一层内底与一层外底，中间夹了一层软木底，就成了三层底。其所以中间要用软木，主要是能通气，不湿脚，这就不是海绵之类的东西能代替的。制鞋底鞋后，将鞋边软木掏一条槽口，嵌上鞋条，呈盒盒形，再缠上鞋带，这就叫做“盒盒底”，是非常细致费工的。它不仅美观，其最大优点还在于鞋底柔软而微有弹力，行走非常舒适，有脚疾（鸡眼）的人，行走起来不感疼痛。我店不怕费工增加成本，首先采用。
       皮鞋底子好还要帮手好，这方面我又下了工夫。成都西南制革厂出产的摩洛哥羊翻皮，是素质无光皮，一直销往越南。这种翻皮有弹性，以往我店使用它时，根本无法发挥它的弹性作用，这一次我到上海，就买了批松紧布，用松紧布做翻皮帮的甩布，使其里外都有弹性，摩洛哥翻皮的优点就突出来了。这种鞋帮好处多，就是肥脚穿起不紧（夹足），瘦脚穿起不松，都很“巴脚”。
       上海皮鞋的样式好，关键在它的构型美，光阔适度，肥瘦恰当，显得非常灵巧。成都的楦头，就是做得不好，显得蛮笨，就是拿上海的楦头样子照着做，都要走样。我就在上海特制一批杆头，更换我店原有的杆头，花的木钱虽大，却使我店的鞋型不同
       于成都其它各家，而自成一派。
       有了这些条件，还要有工人做，当时我府女鞋有邹良生，男鞋有肖次全，这两位技师，制鞋工艺是第一流的，因原材料和鞋型，限制了他们的技术的发挥，现在这些问题已解决，穿良生技师经过努力，首先将“盒盒鞋”试制成平板、中核的样式都非常成功。这样由于新颖的“盒盒底”的鞋底，配上肥瘦脚都相宜的摩洛哥羊脚皮松紧帮带帮，再加上上海的拉头，三者结合之下的各式各样的盒盒底鞋于一出现，备受顾客赞扬，声誉鹊起，华胜的皮鞋就出名了。以后我又将松紧布，用来锁各种皮鞋的鞋口，不用皮子锁口，这样使皮鞋的鞋口紧贴在脚面上，不会虚口，更显得美观，成为华胜皮鞋又一特色。
       上海市场上蛇皮甚多，供过于求，因蛇皮做乐器，用量小，销路不宽。它的幅面窄，呈条形不够下整料，没有人把它用做皮鞋。我发现之后，经过研究考虑，认为它的花纹、色调、皮质，完全可以做皮鞋，利用它的幅面窄，更容易下成条条块块，而不浪费材料。就决定做条条块块的女皮鞋，二、四、八月做配花、配边，三伏天就做凉皮鞋。当我买了·大批蛇皮回来时，还受到一些人的嘲笑，在宰良生，肖次全两位技师的积极配合下，“盒盒底”的蛇皮鞋又问世了。它一出现，把全城都轰动了，每天来看蛇皮鞋的人，川流不息，既有顾客，也有内行，把它当成了“西洋镜”。
       由于这两种新型的皮鞋出现，不但引起了本地各方面的人士的注意，就是华西坝的外国人，也把它看中了。因为外国人不大喜欢有光皮（纹皮之类），却很欣赏无光翻皮，加以“盒盒底”的式样跟他合拍，就特别喜欢，每次总是一、二十双的买来寄回国去。
       这时我店的皮鞋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我认为，皮鞋的变化多，稍不留意就跟不上，不能再兼顾便难了，同时做皮鞋利钱大，销场也大，比起做便鞋更有发展前途，就决心放弃便鞋，专
       做皮鞋，因而就把“振新”、“又新”两家便锥铺结束，资金全部转入华胜，一心一意地做皮鞋了。
       解放前后的华胜
       我店的女皮鞋成了名牌后，业务就大大发展了。而我店对素负盛名的“大进步”鞋店，自磨树云去接办以来，他仗持招牌硕，不愁买主不上门，就不大照管生意，产品式样老化，一点不改进，只会做“老一套”的产品，更重要的是业务上没有一个全面精通的硬手，（原大进步的詹仲贤已离去），生意逐渐冷落，这就给华胜一个好机会，我把男皮鞋也发展起来。当时陈震技师就设计出军用高统皮鞋（仿美军皮鞋），它的特点是把前半截鞋底足掌部份加一层鞋底，（行话叫过桥），用牛皮重革或橡胶胶板做成，特别耐穿，（现据了解有位退休同志，解放前一年买了一双，到现在三十多年，未穿坏，未变型）。相形之下，“大进步”就黯然失色了。
       记得磨树云去世后，其家属要我对他的企业帮忙，我答应在原材料上和其它方面都可以尽量帮忙，只有一样，就是华胜的枕头，不能借用，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争夺市场，我自私自利的一面。因此，“大进步”皮鞋的橙型始终改不了，保持几十年全市首屈一指高级男皮鞋的声誉，也只有让给华胜了，华胜从此进入极盛时期。
       一九四八年我两次到香港，发现港式皮鞋，真是丰富多采，美不胜收，对比之下，上海皮鞋又显得蹉足落后了。港式女皮鞋，虽仍流行“盒盒底”的样式，但它的造型更艺术，式样更灵巧精致，帮皮颜色更鲜艳夺目。它还是手工制造，其精细的程度就更高了。例如皮鞋的鞋帮皮本身就带有一种暗光，好像是蒙上一层粉状的油质，他们在制鞋时更要求鞋帮皮不能让手指触及，而损害本身油质光泽，成品后，帮皮上光泽宛然，找不出一点指纹，（上了鞋油擦拭后才发亮光）。如此精细的要求，是很难办
       到的，其它就可想而知了。
       港式女皮鞋的最大特点，是它鞋带飘背深，紧贴脚背，把脚型烘托得更美，制鞋的主要原材料和辅料都非常考究，如当时香港风行的凸花纹皮，单是颜色、花型、就有五、六十种之多，千姿百态，一种赛一种。这种花纹皮，来自世界各地，各行风格，做的皮鞋，也就各有风趣了。我为了扩大业务，不惜化了大笔资金，买了册多打各色凸花纹皮，作为制鞋原料，记得每打黄金一条（香港黄金七两一条），共用了二百多两黄金。
       通过香港之行，使我对皮鞋工艺的认识，大大提高一步，湾港时，带了一批港式男女皮鞋回来，一方面增加门市花色，一方面临精学艺，照样仿制。尽管有现成样品，我店一般技师工人，还是达不到那种工艺要求，依然只有宰良生、肖次全两位师付，能做得跟样，但他两人一月只能生产四、五十双，产量是很小的。所以从香港回来后，华胜皮鞋的样式又变成港式了，再一次给顾客一种新鲜的印象。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蒋帮灭亡前夕，兵荒马乱，应变声中，人心惶惶，谁还来买高级皮鞋。我店闹得来经常整天不开张，不卖一双鞋，加以物价一日数变，生意没做了，拖到解放前夕，已经奄奄一息。
       解放后，市场起了变化，人民大众要穿大众化的皮鞋，高级皮鞋不好卖了，我店只好改变经营作风，一面接受顾客订货，才做高级皮鞋，免得生产出来卖不脱，一面逐步转向大众化的皮鞋，通过三反、五反和一系别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店同原五一、万利东，新潮等等多家同业，在政府领导支持下，组成公私合营立新皮鞋厂，核定我的资本为人民币玖千多元，我和我的爱人黄玉如随同全店册几位工人同志一道，参加了厂的工作。以后更染党和政府给我作了政治安排，当了政协委员，使我万分感激。虽然我已年过七旬，今后仍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华胜的经营管理
       旧社会商场竞争激烈，于是“行药一张、各人熬炼不同”，各家都有一本“生意经”。我做华胜，为了生存竞争，也有一套经营管理办法，共大致如下：
       1. 不断出新产品。胜子既是人的必需品，也是艺术的装饰品，就不能永远是“老一套”。我做布鞋有条经验，就是要变样子，皮鞋比布鞋的要求就更高了。新样式的皮鞋总是时新一阵，又要翻新，要不停的变样子才受欢迎。
       华胜自开张以来、皮鞋的样式总是季季变、年年变，底子不变帮子变，帮底不变跟子变，色调变，花样变，二、四、八月间十冬腊月也要变，……。要使它变，新产品就要不断涌现，这样才使顾客受到吸引，每隔十天半月就要来店上看一看，又出了什么新样子？抓住顾客的好奇心，就多做生意。
       2. 先试销后生产。一种新样式的产品，虽然经过精心设计，能不能销，就要靠顾客鉴定。我总是先做一两双摆在门市试销，让顾客指出它的缺点，改了再试，试了再改，经过这样的反复，才定型生产。万一实在不合销，损失不大，只有双把两双。我店一直坚持先试销的制度，不论谁设计，都不盲目生产，故很少有积压和滞销。
       3. 花色品种多。门市买主来自各方，各人的爱好不同，审美观点也不同，要满足顾客多种多样的要求，品种就不能单调。我店门市上女皮鞋的花色，经常保持三、四十种，男皮鞋十多种，尺码、色调、花型都非常齐全，可以要啥有啥。别家买不出的我店里都有。
       4. 广告宣传。我在上海看见那里的商家特别讲究宣传介绍，很有成效。于是我特别以九担米一月的高工资，聘请广告设计师陈霞，为我店设计广告，每生产一种新产品都绘制成五彩的油画广告，悬挂店中，（随时更换），既为店堂增色，又高
       传介绍了产品。陈震技师还特为我店设计制出男女大皮鞋的模型各一只，每只长三尺多，高一尺多，用上等皮革精工制成，陈列在橱窗内，作为招徕顾客的一面招牌，一时蔚为奇观，颇引人注目，故春熙路的大皮鞋之名，就传开了。
       5. 选料用材认真。做高级皮鞋，一般要用进口高级原材料，我店不完全是这样，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工料各用其长。如进口的外国绞皮、漆皮（有光皮）则用来做花样简单、素雅大方的高级男女皮鞋，国产的各种浆质翻皮（无光皮），用来做特别费工、特别花俏的高级女皮鞋。一是皮革头钱，一是以手工卖钱，都要卖高级价钱。所以我店高级皮鞋，虽不一定都用进口皮革，却同样受人欢迎。但选用翻皮要讲色调，十冬腊月的皮鞋，要使它像厚呢，二、四、八月穿的要使它像薄呢，夏天就要用浅色有光皮才显得清爽，这方面要动脑筋。如蛇皮、摩洛哥翻羊皮，别家不用我敢用，就是从制造工作上下工夫，把它变成高级皮鞋。
       6. 精工细作。要使产品出名，不能靠吹牛，要质量过得硬，才有人买。我店皮鞋能够保穿，在于工作一丝不苟，非常扎实，保证鞋底不脱针桑线，鞋帮不裂口，水泡了也不变型，能做到这点，都是因为我店的制鞋工艺，有些独到之处：
       一、上底：一般同业上底用“几线”、我店则用黄腊松香勒过的丝线，水泡不湿，还会增加硬度、经久不断，这是丝线的优点。上鞋的锥子要比丝线细，两根丝线尖子上都搓了猪鬃，（便于穿过鞋眼），帮和底对缝，锥孔就把两根丝线夹牢，上好后，要抽线也抽不脱，即使断了一根，也不会脱针桑线裂口。
       二、二次烘烤定型：皮鞋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就是烘烤定型。一般同业都是一次烘烤定型。我店为了提高质量，把它分为三次，先把卡光皮、卡跟皮、单独排钉在鞋楦上烘烤，使其定型后，再和鞋面帮皮一起排钉在鞋楦上二次烘烤定型，既要使帮皮和卡尖、卡跟皮都能烘透，又要保持鞋面皮的柔软和皮革弹性不受
       影响，就需要有相当的技术水平。这种烘烤过的鞋帮不怕水泡、不会变型走样。
       至于其它按道、上线、填心、包边、配花等各道工序，无不精益求精，我店的皮鞋基本上没有出过次品，能保证质量，负责包穿。
       7. 高工资，高标准。成都皮鞋业一般的工资标准是，上架每双六升米，下架每双八升米。我店不按这个规定，另定了等级。上架每双只高两、三升米，而把重点摆在下架上。因鞋底最容易磨损，要做得扎实，才耐穿耐磨，所以下架每双起码八升米，最高三斗二升米。工艺要求也高，要做到够三斗二升米的标准，我店办多位工人，只有穿良生、肖次全两人每个月有两、三双，别的人连一双还做不出来。一般来说，合乎二斗四升米标准的最多。我店的要求，每一双鞋，两只的针线密度要一样，响声也要一样。俗话说：“若要皮鞋做得好，就要钉锤换得好”。两只要锤得一样紧扎，一锤也不偷懒，响声才会一样。
       8. 验收和包到底。生产的皮鞋每天验收，按每双质量核定工资，学徒、工人不分，够哪一级亲哪一级。那时一双鞋有许多道工序，道道工序验收，全部合格，没有一点毛病就是最高级，合乎三斗二升工资，若有一道工序稍差，降一级；依此类推。如果有五道工序不合格立刻把那个工人算帐开销出店。为了使大家心服口服，验收一定要他本人在场，指出毛病，他就没得话说。验毕，在鞋内盖上生产工人的工号，在二至三年包穿期内，发现问题，由其负责返工，不计工资。
       9. 销售和利润。我店皮鞋卖价很高，最高价每双食米两担，最低也一担多，看来太贵，但毛利率和其它同业还是一样。过去皮鞋业有“鞋率节”称，就是卖半节赚半节，毛利率都是百分之四十至六十。说到销售，我店只有一个门市，皮鞋是一双一双的卖，不是一批一批卖，销量小，变换花色品种就很灵活，也给我店创造了精益求精的条件。
       （市民建，工商联工商史料委员会供稿）一九八二年七月写
      
三江鞋店

       王大光
       成都“三江鞋店”的产品，由于工坚朴实，式样美观，受到广大群众欢迎，长期享有盛名，虽久不衰。
       根据它的历史情况，曾经几度改变招牌，初期名“大江东”，继改为“三江”、“真蒋美”，最后仍恢复“三江”直到解放。但创业的人始终是我父亲王绍泉，故同业中有“大王”。之称。
       解放之后，我父亲病逝，我只得脱离教学生涯继承父业，在“三江鞋店”工作，直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现市民建、工商联要我撰写它的发展经过和制作工艺特点，为研究成都工商史提供资料，但解放前我没有在企业工作，知道的有限，只得多方向老同业、老工人同志请教。鳞爪所得，勉成此篇，不足之处，希多加指正。
       一、历史情况的概述
       我父亲王绍泉，原系布鞋业学徒出身，满师后，帮工挣钱过活。后来积累了一点本钱，跑乡场卖布，经商又赚了一笔钱。于一九一九年（民国三年）在本市碧袜街开设一家小布鞋店，连招牌都没有。这个店雇有工人二、三名，每天生产布鞋十几双，营业收益仅能维持一家人基本生活和工人开销。一九一七年成都发生川军刘、滇军罗、黔军戴两次巷战，乱兵大打“启发”，人民损失伤亡都极惨重，我家小鞋店遭此浩劫也就倒了。
       以后，我父亲又向亲友多方筹措了一笔钱，在提督街开了一家
       布鞋店，招牌取名“大江东”，雇用工人十余人，经过苦心经营，业务稍有起色。不久，邓、田、刘三军统治成都，一时省城的军阀多，官僚多，地主多，商业比较繁盛了，因此我家开的“大江东”鞋店，生意很好，营业兴旺，经常应接不暇。我父亲就于一九二八年先后在春熙路、商业场两处开设“大江东”分店，业务蓬勃发展，跃居成都市鞋业的首位，名气就大了。
       “人怕出名猪怕肥”。因为“大江东”的名气太大，招惹一些军阀兵匪到店上滋事寻衅，随时都提心吊胆，怕出问题。例如一九三〇年成都有一个袁葆初司令，他家的太太、姨太太、小姐、少爷平日仗他的势力，常到“大江东”取鞋不付钱。年终时，我店派店员邱益新去袁府收取货款，袁府凶横赖帐，不但不付钱，反咬一口，还我店邱益新调戏袁姨太太，并唆使爪牙来店抓人，砸烂全部玻璃橱窗，捣毁货架，任意行凶，无法无天。
       再如土匪头子徐子昌，经常持枪来店敲诈，任意拿走鞋子，我店怎羞得起，谁敢提半句收钱的话。至于烂兵、流氓、袍哥上门滋事，勒索财货，更是常有的事。在这些恶势力重重压榨下，我店已经受不住了，加以开了三处门市，摊子铺得太大，乏人照料，管理不周，市场不稳的影响，我父亲不得不关闭了两个分店，只保存提督东街的老店，但还是避免不了恶势力的威胁，一九四三年乃改为“三江鞋店”，暂避其锋。
       大约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三年中我父同蔡彬云、邱益新、蔡叔于四人合股经营，招牌改为“真善美鞋店”，由蔡彬云任经理，我父亲不负实际责任，退居幕后，当时的资金大约银元壹万元。
       一九四八年“真善美”生意受时局及币值影响，生意不佳。我父将其收回独自经营，招牌仍改为“三江鞋店”，勉力维持。后来国民党的金元券、银元券泛滥成灾，物价一日数涨，弄得百业萧条，三江鞋店深受其害，奄奄一息。解放前夕，韩店盘存虽大，实际存货却已无几，全部资产约值银元二万元，仅有各种
       鞋子一千五百双，和一九三九年盘存的三千双相比，亏蚀了一半。
       解放后，我父王绍泉于一九五一年八月病逝，我无兄弟姊妹，只有一人，经有关领导通知，叫我回店主持鞋店业务，我乃辞去川大讲师职务到“三江鞋店”工作，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我“三江鞋店”光荣地批准参加了公私合营，走上了光明的道路。
       二、“三江”鞋子的工艺特色
       1. 心坚料实，经久耐穿：
       我店的鞋子无论单鞋或棉鞋，器具备不坐跟、不走样、经久耐穿的特点。并且穿起轻便、舒适，因此赢得“三江的鞋子，穿烂都不走样”的好名声，深入人心，经久不衰。这是因为我店在制作技术上有精细独特之处。
       能够不坐跟、不走样，是在鞋帮的后跟，加贴用两三层新布制成的“跟凹”，就能不坐跟，鞋帮内的衬布全用天马白布割袭后制成，在衬布上，还要另加新布口条，增加其拉力，这样固定起来，使整个鞋帮不易变形走样。
       布鞋底是用新天马白布打成新布壳制成。然后将一层层白布用上等浆糊粘贴积累起来，并一层层另加一道磨工，把若干层新布磨平、磨紧、磨板扎结实。
       再由刀工把新布壳切成鞋底，在每支鞋底的后跟中间另加一层薄薄的皮革革，然后用打过黄蜡的麻绳手工钉（上）底，用力要稳，松紧要一样。至于鞋底麻绳钉眼，纵横颗数和拼数均有规定。如用机器打底，针眼疏密排数、颗数，松紧，也都要符合规定。
       鞋帮和鞋底做成之后，要经帮底合拢的上鞋工序。上鞋的针数如过多，则针与针之间距离过密，影响耐穿，针数过少，则针与针之间距离过远，也影响牢实。上鞋的麻绳，同样要用黄蜡打
       过，才牢实经穿。要求上鞋工上鞋时，力量均匀，以防松紧不一，否则松的地方，将来穿起后容易“暴”线，影响质量。
       鞋帮的料子，一定要“下得饱”（用得多），上鞋时才能把鞋帮子上得多，就耐穿，否则鞋子上足不久，鞋帮和鞋底在笨些地方会“暴”开。
       上鞋工序完成，将鞋交“排鞋工”。排鞋工把鞋子装入木制楦头，用刀将鞋子的底子边边修理整齐，用钉锤将鞋子的各部分敲打匀称，使鞋子与鞋楦头完全一致，然后把鞋子全部用水打湿，纳入杠炭火的烘箱内烘烤，待烤到一定火候，取出下楦，鞋子就出品了。
       由于我店这些精细的制作方法，一直长期坚持，从不马虎，所以每双鞋子都是高标准、高质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2. 式样翻新快，花色品种多：
       “三江”鞋子的式样在保持造型灵巧、美观大方的原则下，经常翻新，不落老套，充分发挥企业的特长，使产品有竞争力。我店历来对产品式样的选择、造型，非常认真研究。店方负责人和技术人员随时、随地留心观察南来北往的各界人士的脚型、鞋样及流行的式样，都默记在心，然后吸取精华，博采各家长处，再经自己精心设计，加工修，做出样品，吸取顾客的意见和要求，反复修改试制才定型。
       因过去我店是前门开店，后设作坊，生产和销售联系得紧，产品不是闭门造车、盲目生产。容易采纳消费者的意见，及时修改，不消几天，新式样的新产品就陈列出来，赶上需要，只要顾客喜爱，马上成批生产。
       人的爱好，不尽相同，各有差异，因此产品的花色品种要多，才能满足众多顾客的要求。我店生产的男女单棉鞋经常保持一二十种花色品种，以供选购。有鞋底同鞋面不同的，有鞋面同鞋底又不同的，有底面相同而色泽不同的，还有各种造型式样不同的等等。如男鞋：有苏缎朝元鞋、毛宽呢布底元口鞋、各种花呢
       软底鞋、各色毡呢棉靴男棉鞋、各色驼绒里边三扣男棉鞋、雪花呢男棉鞋等。如女鞋：有各式油绣绣花白硝皮底女鞋、各色软底软底女鞋（女鞋不用布底）、各色毡呢女棉鞋……等等。随着季节的变化，我店年年都处提前有多种新产品问世，满足顾客的需要。
       在鞋面和口条的颜色上也是下了工夫的，什么颜色的鞋面，配什么颜色的里子和口条，都经过仔细琢磨和研究。尤其是女鞋，有时还要向著名的画师请教，如绣花鞋面，什么花配什么颜色的里子和口条，都是极其重视的。这样，我店的产品，才会畅销于省内、省外。
       三、三江鞋店的经营管理
       1. 认真选用上等的原材料，保证质量：
       原材料好坏和产品品质高低有很大的关系，我店对于原材料都经过精心选择才购置的，决不“将就”、“马虎”。我父亲王绍泉每年都要亲自到全国各地去城市走一趟，并不是去游山玩水，主要是有两个目的。一是广见闻、开眼界，到各地观察足型，搜集鞋样，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一是深入各地市场，调查研究，反复比较之后才采购各地最好的原材料。如生产需用的毛贡呢，就到上海特别订购黄丰牌毛贡呢，不买其它牌子的货。苏缎就到苏州选购，绣花软缎鞋面就到杭州选购，湘绣鞋面就到湖南选购，这样虽然增加了开支，原材料的质量就绝对可以保证。为了生产优质产品和冬季各式男女棉鞋需要的各种配件，也还专程去广州、香港进口德国毛底皮、软底皮、四合扣、蝉扣、拉绣、进口英国牛底革等原材料。这些原材料都是当时最好最考究的。成本虽然高，却能保证产品质量。
       2. 吸引先进技术，培训技术力量。
       布鞋虽是我国的传统产品，但是工艺水平要不断提高，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三江鞋店为了生产出精尖的产品，在生产技术
       上，力争开创新路子，决不依样画葫芦，跟群众屁股转。我父亲在上海看到一种“大翻鞋”的技术，认为需要很好学习，就决心自己先把它学到手，不远万里，数度到上海参观学习，还把产品购回，会同技术人员，亲自解剖，与大家共同细心研究其生产过程，操作方法，然后试制。为了保证产品的式样，特地在上海向著名的砍木制檀头技师“柴世昌号”，专门砍就男女各式大小尺码檀头带回，各式鞋子通过这批植头的烘烤，制成好产品，就能完全符合优美的先进的样子。
       同时，我父亲还用重金礼聘上海高等技师来店传授技艺，指导生产。由此我店学的工部能受到一定的技术培训，都有一套过硬的生产技术本领。以后，三江鞋店就成为我市首先引进传授做大翻鞋技术的第一家。
       3. 实行计件工资和奖金制：
       我店生产工人的工资都是计件不足月工资。这样工人完成得多，收入就多，完成少的，收入就少。质量好的有奖，质量差的，当返工的要返工，返工的和造成废品的那一概不计工资。
       为了要使工人心服口服，我店对产品的每道工序的质量都要严格检验，凡不符合要求的当面指出，立即返工。有时还到车间随时抽样检查，加强督促，避免出废品次品。
       我店鼓励职工努力生产的又一方法，是实行奖金制。每逢过年过节（指端午、中秋、春节），对全店职工要普遍发一次奖金，数目约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戴年大家搞生产的热情。对生产技术上，经营管理上起骨干作用的人员，格外加发一些奖金，数目约相当于一个半月的工资。成都人的习惯对旧历年（春节）特别重视，我店也不例外，如果当年的营业好，利润大，赚得多，除备办丰盛筵席酬谢职工并普发奖金外，对于担任经理、业务、会计、生产技术的人员，要另外发相当于一个多月至两个月工资的奖金。用这种方法笼络职工，使他们安心在店工作，不会被别家同业高价拉走。当然如果营业不佳，奖金也发得少，甚至
       根本没有。
       4. 门市的经营：
       我店对门市规定要严格遵守“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包掉回换”的信条，用极其醒目的正楷粉笔白字，将各式各样品种、价格，全部写在一张大黑纸上，悬挂店中，绝对不许任意变动价格，以示诚实无欺，取得雇主的充分信任。“货真”即产品的质量好，用料真实无假，过得硬。“价实”就是按薄利的的原则，定价公平合理，不欺骗雇主乱定高价。
       为了对雇客绝对负责，产品有了毛病，或质量不满意，大小不合适，绝对实行包掉回换使雇主满意为止。如店中没有适合雇客所需的尺码，或该产品已售完，无法掉换时，立即退还货款，并向顾客申明歉意。
       我店对营业人员的要求，首先要做到言不拿厌，百问不烦，以能把顾客的钱卖到手并使顾客感到满意为原则。因此训练他们掌握一些做生意的本领，如顾客进店马上起立笑脸相迎，打量顾客是什么身份，需穿什么质量的鞋，并端详顾客的脚型大小长短瘦，做到心中有数，一俟顾客开口时，拿出来的产品和尺码，就合顾客心意一穿就合鞋脚，既避免因尺码大小和脚型肥瘦试来试去的麻烦，又讨得顾客的欢喜。再如迁到身体活动不方便顾客（如孕妇、老年人、残废人……），营业员还要低下身子为顾客脱鞋、穿鞋，使顾客既买到称心如意鞋子，而他自己不累、不淘神。
       因为我店门市与作坊距离近，联系得紧，对于产品的改进和提高有很大的好处。规定每天晚上店上管理人员必须总结当天情况，将店上卖缺了的品种和尺码，开一个单子交与作坊管理人员，以便及时将卖缺的品种和尺码补充出来。否则因花色品种不齐，鞋子的尺码不齐，会使许多顾客买不到鞋子而失望，又影响了营业收入。
       我店的负责人或经理必须经常到门市部观察，看看缺什么花
       色品种，尺码齐不齐，尤其注意营业员对顾客的态度，如顾客进店，营业员态度冷落，或二言两语就把顾客打发走了，生意没有做成时，事后必然要询问该营业员，为何生意未做成，为何态度不好……。经过这样的追究，对于改善营业员的态度，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5. 精打细算，节约物力人力：
       我店对运用资金、耗用原料、使用设备等方面，处处精打细算，从无浪费现象。例如鞋子用料，都赴大小尺码配搭套装，原料用得尽，根本没有大抛小用、优材劣用的现象，减少了边角废料，杜绝浪费。至于另星工具、机电配件的购买，都按实际需要反复核实后才购买，不许盲目采购，造成物资积压。
       在劳动力使用上，根本没有人浮于事的现象，生产上做到不离工，各个工序配合紧凑，不浪费时间和人力。总之尽量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我店因为把人力物力节约得较好，降低了成本，经常保持白分之十五左右的利润，企业才能稳步发展。
       三江鞋店五十年来，一直坚持采用这些经营管理的方法，才能取得广大顾客的信任，提高了商店的声誉，所以生产的各种鞋子，不仅在本市畅销，还远销在省外，享有盛名。不过这种手工业的生产，效率低、产量小，远远不能适应解放后广大群众的需要，已经非常落后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脱稿，同年六月廿八日补充整理）
       市民建、工商联史料委员会供稿
       读者、作者、编者
       读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我所知道成都回族的片段》一文，发现其中有错误及不实之处：
       一、四辑153页7行“……上海回民马裕隆来成都，买了一座公馆作宿舍和堆栈，在东火街的青石桥街口开设洋广杂货店；”这一段有误。据我所知：《马裕隆》乃是商店的招名。马裕隆本人是南京人，世居南京，二十年代已去世，本人及其子女都不是上海人。来成都创设《马裕隆百货店》的是其第七子马晓珊和长子及第九子。成都《马裕隆》设有成都总店，在青石桥街口，第一分店设在春熙北段孙中山铜像侧，第二分店设在商业场口。成都各店又均属南京《马裕隆总店》领导，上海《马裕隆》也只是南京的分店。
       二、四辑153页10行“南京回民改善亭在东畅市巷清真十寺侧的《津津济》商栈后院开设××字号，批发舶来商品，并收购外销土产。由于他们资本雄厚，赚钱很多，回族同仁，不免见易思迁，……他们竞相抽出人力资金去走马裕、改善亭等赚大钱、发洋则的路子。”这一段也与事实不符。
       由于改善亭是我的姨父，与我父亲杨兰田同入川经商，故我知前后情况，兹分述如次。
       ①改善亭与我父亲杨兰田及我舅父马晋卿，在上海成立《晋昌厚字号》，资本确较雄厚。当时股金是：马晋卿占百分之五十，杨兰田、改善亭各占百分之二十五。《晋昌厚字号》总号设在上海，由马晋卿负责；重庆分号由杨兰田负责，成都分号则由改善亭负责。他们入川是民国七年（1918），不是三十年
       代。
       ②改革牵不善于经商，成都分号经营未久，因赊销不能按期收回货款，又吃到账，结果亏本，无法周转而停业。1920年我父亲杨兰田来蓉料理营店，重设《普昌厚字号》于成都署袜街。原文“赚钱很多”不符事实。
       ③改革牵在成都经营期中，并未收购外销土产。第一，他不善经商，第二，他根本不懂四川土产山货，第三，《晋昌厚字号》当时没有收购外销土产的计划。关于收购山货（羊皮、兔皮），已是后期我父亲杨兰田代办法商《元利洋行》业务时之事，确有盈利，但后来与人合营虫草外销，亏本很多。
       为求文史翔实，特此提供。
       读者：杨嘉生 1984.1.2
       地址：本市商业场小学校
       二、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关于天籁的两篇史料中，谈到我师天籁，有“死于城墙边”和“死于永乐剧院前边小院中”两种说法。前说不符事实，后者正确。请予澄清。
       读者：罗莹泽
       1984.4.27.
       三、
       据张元佑同志提供：《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刊载我写的《成都-一九四七年“六·二”大逮捕事件亲历记》一文中：
       ①83页倒7行龚芝英后，应补充“市民民兵团指导员沈李前”。
       ②83页倒11行、87页7行刘鸣章应改为刘明章。
       ③87页14行彭育民应改为彭玉明。
       作者：邵平 1984.2.29.
       四、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忆中医的存亡斗争和发展》一文中：
       ①153 页倒 7 行 “詹容川” 应为 “曹容川”，《中医汇通、医经经义》应为《中中汇通·医经经义》。
       ②153页倒5行“途径”后应加“。”
       ③154页9行“风痺”应为“风凌”，“除虚火旺”应为“阴虚火旺”。
       ④155页9行“（1929）起”应为“（1929）为止”。
       ⑤156页3行“大……·见一九二九年长沙《卫生报》”应为“大。”见民国2年1月1日四川《医药特刊》”。
       ⑥156页9行“蕨”应为“蕨”，15行“元则害、承乃制”应为“元则害，承乃制”。
       ⑦158页9行“赖少愚”应为“赖少魂”。
       ⑧159页1行：“又从中分裂出一个‘中医学会’应为‘又改名‘中医公会’”，6行“于是‘医民总上会’应为‘于是‘医师公会’”。
       ⑨160页5行“是年四月八日”应为“是年十月二十五日”。
       ⑩162页1行“幕”应为“察”。2行“教职员工共”应为“教职员共”，10行“如现四川中医学院”应为“如现成都中医学院”，倒4行“效”应为“较”。
       ⑪163页1行“chera”应为“cholera”，16行“美其名曰”应为“美其名曰”。
       ⑫166页倒7行“对中医的管用”应为“对中药的管用”。
       ⑬167页17行“二叁习试”应为“二叁力量”，末行“……研究室，”应为“……研究室。”
       作者：文琛之
       1984.5.
       五、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金堂巨丽赖金廷》一文引：
       ①178页倒7行“现清白江”应为“现青白江”。
       ②188页倒2行“燃龟滩”应为“烧龟滩”。
       ③192页11行“当役经剑风店”应为“当役经红瓦店”。
       ④186页6行“只剩下厨师及罗的舅舅邓银！两人”应为“只剩下罗的舅舅”。
       ⑤187页倒1行“刘祥华”应为“刘华春”。
       ⑥193页16行“鼓义成”应为“当学成”。
       金堂县政协办公室
       1984.5.23.
       六、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为十二桥记《烈士专辑。早已售罄，未能及时满足读者需要，特此致歉。
       为应省内外有关部门和读者纷纷来函索购，决定重印，并将作适当修改及大量史料补充，计划年内出版发行。欢迎来函预订，暂不收款。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电话：27587
       地址：成都市东胜街12号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要目初选预告
       一、一九二八年成都的“二··六”惨案……廖友陶 二、忆早期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李宝音 苏友农 张星石 三、一九二八年长机帮工人罢工运动纪实……李宝音 四、回忆一九三〇年西南大学……陈茂昭 五、关于广汉兵变与陈鸿的见闻……肖丽生 六、一九三〇年成都军阀大屠杀片段……黄维德 七、一九二八年成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 基督教的事争……王迪先 八、我亲历一九三六年成都“大川饭店事件”的内幕……熊倬云 九、抗战期间王干青、李筱亭、周列三同志 在双流和成都……双流县政协供稿 十、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罪行……李英 十一、抗战前后张澜先生在成都……沈自强 十二、成都“李闻追悼会”纪实……张松涛 十三、我参与策划破坏“李闻追悼会”的暴行纪实……邵平
       征稿启事
       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同志就在全国政协发出倡议说：“戊戌以来是中国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从最落后到最先进都要记载下来”，“使后人知道老根子”。他号召大家“要把自己所掌握的部分历史遗产贡献出来”，“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全国政协《章程》中也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据此，成都市政协自一九七八年起开展了文史资料工作，现已取得很大成绩，征集到大批具有不同史料价值和参考作用的文史资料，并开始陆续选编出版《成都文史资料选辑》，为研究、编写近现代史和地方史（志）提供素材，为教育群众与后代提供史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与参考资料。这是本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参事室、区县政协和各界人士以及有关单位紧密配合、共同努力和积极支持的结果。借此，谨表衷心的谢意。
       今年九月，全国政协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又强调指出：人民政协是个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文史资料工作在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它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惠及后世的重要工作。其特点是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以撰写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史料为主。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在新的形势下，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为此，故
       请各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继续大力支持和帮助，为开创我市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而共同奋斗。
       我们征集史料的上下时限和范围是：戊戌以来至文化革命以前各个历史时期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卫、体育、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重要史实，特别是成都地区的各项历史资料。希望统战系统所属单位和其它有关部门尽力协助广泛征集和重点抢救这些史料；希望各级政协委员和其它各界人士积极回忆、撰写、提供自己所掌握的史料。
       在撰写、整理、编辑文史资料的过程中，都必须遵循周恩来同志生前指出的“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方针原则。作为史料，掺不得半点假。我们要求撰稿人可以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长短，但必须忠于历史，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不溢美，不贬损，并欢迎广大读者对已经选编出版的史料，认真负责补充、订正和质疑。
       对于来稿，我们将根据情况，除去转请有关部门处理者外，凡有史料价值而留存待用或备考的，无论选编发表与否，均适当付酬致谢。编入选辑的稿件，将斟酌修改、删节、进行文字加工，切望谅解。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地址：西城东胜街12号 电话：27587
       1984年9月
       [ General Information ]
       书名=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作者= 页数= 2 1 5 S S 号= 0 出版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