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目录
       一九二八年成都的二·一六惨案……廖友陶（1）
       忆国立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
       李保春、苏庚农、张星石、廖友陶、（26）
       何正明、蒋梦鸿、陈凤梧
       一九二八年长帆帮工人罢工运动纪实……李保春（40）
       关于“三军联合办事处”和“四川省会军事团联合办事处”
       黄维德、万金松（44）
       回忆一九三〇年的西浦大学……陈茂昭（62）
       回忆一九三五年华大反逮捕斗争
       ……艾西由 李泽 徐庆坚（73）
       一九三六年“成都大川饭店事件”内幕
       熊伟云口述 郭基记著整理（87）
       “成都大川饭店事件”纪实
       ……成都科技大中共党史教研组肖志康、陈励冰（93）
       一九四四——一九四六年成都的学生运动
      ……贾唯英 王宇光（106）
      我所知道张澜先生在成都的革命活动……沈自强（133）
      一九四六年成都“李闻追悼大会”纪实……张松涛（151）
      我参与策划破坏“李闻追悼大会”，所知内幕……邵平（181）
      我参与破坏“李闻追悼大会”暴行事件的经过
      ……廖俊义（194）
      我对徐中齐一伙密谋策划破坏“李闻追悼大会”的见闻
      ……易云谷（187）
      王干青 李俊亭 周列三同志在双流和成都
      ……周锋铭 周本纯（197）
      一九四六年西川邮务工会事件真象……李英（214）
      读者·作者·编者……（218）
      第六辑勘误表……（224）
      第八辑主要自录预告……（222）
      征稿启事……（225）
      
一九二八年成都的“二·一六”惨案

       廖友陶
       一九二七年，军阀反动派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后，蒋介石又在上海搞了“四·一二”大屠杀，接着汪精卫于“七·一五”在武汉叛变，第一次大革命，完全陷于失败，革命暂时走向低潮。但是，共产党和真正的革命者没有被吓倒，不断进行着壮烈反击。
       在四川，成都的反动派跟着蒋介石镇压革命的脚步，制造了“二·一六”惨案，但革命的力量在党领导下转入地下，继续战
       形势
       当时产生成都“二·一六”惨案的政治背景和形势是怎样的呢？
       在“蒋汪合流”的前后，四川军阀一方面演出扯起国民革命军旗帜的“易帜”闹剧。一方面，刘文辉早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就派出第二师师长向育仁代装军们到南昌去投靠蒋介石，蒋派向为“四川整理党务特派员”。三月十六日，向回到重庆，同王陵基、石青阳、杨引之、蓝文彬、曹燮阳、申文英等，抢在“四·一二”之前，制造了“三·三一”惨案，残杀共产党员、工人、学生和市民五百多人，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打先锋。
       四月八日，国民党左派的成都市党部和各革命团体，为援助惨案受害者群众，推举刘愿安等同志到二十八军军部请愿，时刘文辉在场。代表提出恳办凶手王陵基、曹燮阳等，取给向育仁反动
       活动和维持治安，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要求时，刘文辉说：“各位请惩办王、曹等，究竟有何证据，证明彼等系此案祸首？向肖仁总办系二十八军、二十九军及本军代表，又得蒋总司令委彼回川主持全川党务。蒋总司令之军权，系中央党部所给予行使。如反对向肖仁，不如直接反对中央党部”！邓锡侯也说：“近日省会忽发现农民自卫军总司令朱玺布告，同时发现三民自卫军总司令李廷布告，此两种主义不同的自卫军，随时都有发生冲突，扰害治安的可能。所以维持治安责任，要大家共同负责。明白点说，在青天白日旗帜下的成都，只有三民主义活动的领域”。第二天，刘邓共同任命向肖仁为成都城防司令，此项命令叫嚣：“救国当循正轨……，狡黠者流往往窃窃美名，唱为高调。一夫攘臂，群众盲从……，暴乱之象，迭有见端……，省会地居首善……，难保无假借名号之徒，潜滋蛮长，乘间窃发……，倘遇上烦情事发生，不服制止，准予便宜从事，用资镇概”。就是说，他们要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便宜从事”了！
       但是，当时的革命主流并没有退却。“三·二一”惨案以后，成都的许多工人、学生和中小学教师义愤填膺，要求参加革命组织。革命的党。以成都为中心的革命运动，反而出现了高潮。如像在北伐战争胜利前进时，党领导的“劳工联合会”，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改组为“成都市工会”，由钟善辅、刘亚雄主持工作，原来仅辖有长机、生约、牛角等四十多个工会，通过罢工斗争的一九二七年，逐步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个工会，会员达四万多人。在“四·一二”前夕，党提出“真正的革命政府应当保护工人利益”、“工人有权参加一切政治活动”、“工人阶级应参加革命政权”等战斗口号，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他们在市工会领导下，同两个黄色工会的斗争越来越尖锐。
       当时，由老板和工贼组建的“四川省工会”在政客马云蔼、律师李渊谟等操纵下，专门破坏工人斗争。如他们在长机工人取得“反朱尺”斗争的胜利后，即纠集工贼、流氓对长机工人召开
       的增加工资的集会进行捣毁，并行内打人。又如由傅双元、刘辅之等人（从“马克思思主义读书会”分裂出去的）所领导的“职工会”，自称中立，蒙骗群众，以前勒索革命力量。刘愿安同志说过：“他们是我们面前的考决雄。对于公开敌人撕杀，好办，拼就是；对笑用藏刀的朋友，要提防他们暗算”。“三·三一”惨案后，“职工会”分裂市工会领导的人工，一度拉走建筑工会部分工人，经过宣传教育，受骗者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工会。
       在“三·三一”惨案后，党领导工人和学生，联合各界组成“三·三一惨案成都后援会”时，市工会建立了纠察队，提出“打倒军阀，惩办凶手”的口号。到七、八月，反动派出动军警工贼，捣毁封闭市工会，边搜查，边追问工人领袖孟本斋、钟筹辅、刘亚雄的踪迹。还在街上殴打、拘捕工人、学生和革命群众。党也领导工人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封闭了“省工会”。不幸孟本斋同志在斗争中被捕，被害于“军警团联合办事处”，这是巨大的损失！
       二七年冬，反动派禁止在公路上推独轮车，党派张子瑜、李宗林、李保鲁等同志领导二万多独轮车工人大罢工，坚持到二八年春节，迫使反动派在公路两旁修建独轮车小道，罢工才胜利结束。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长机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党派郭翼棠、李保鲁同志组织领导八千多工人罢工游行，把作恶多端，态度恶劣的“日月新”老板胡书尧和南府街街正的老板李祥兴押入队伍，到春熙路孙中山先生铜像前驾跪认罪，并在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之后，即迅速散队，胜利结束。
       同时，教育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也正猛烈开展着。一九二七年，全川只有成都大学，师范大学和四川国专、法政、二专、农专、外专等七所国立省立大专学校。其经费来源，除成都大学靠“盐余”款外，其余大专学校和省立中学、师范学校、金靠“肉税”维持。但各地军阀都把他防区以内的“屠宰税”，挪
       作军费，拒绝调拨成只拨少数，以致教育经费十分困难，还教员工的薪资搞成七折八扣，还不能按时发给，成发低值“杂板”银元，甚至发“欠薪证”，一不兑现，即成废纸，以致教职员工不能养家糊口，教育事业濒临破产，迫使师生奔走寻呼；但军阀们置之不理。同年底，中共川西特委发动、领导全市大中小学罢教罢课，并组建了“成都学生联合会”，统一指挥。学联机构，由各校学生会代表二人组成，计有成大学正恩、钱芳祥，师大荀永芳、周国昌，法专龚堪慎、志诚法专郭翼棠，省一中汪恕中、程思进，省一师葛人高（葛离开由石邦架替补）等；共推李正恩、龚堪慎、郭翼棠领导学联工作。出版了“学生时报”，由成大陈凤梧和省师陈平三负责编辑。会址设四川高等工业学校。
       同年十二月五日，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军阀被迫召开“教育经费独立会议”。教育厅厅长万克明和各校校长，“教职员联合会”代表和学联的李正恩、龚堪慎、郭翼棠、苟永芳、汪恕中、陈平三等六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万克明主持。在会上，教职员代表历述苦况，要求迅速解决教经问题。学联代表谴责军阀摧残教育事业，指明教经被劫，各校无法维持。并表示支持教师，一致行动。刘文辉说：我的防区宽，支持教经独立。邓锡侯也说：同意交出教经。至此，万克明说：“大家已一致表示维护教经独立，各校必须马上复课”。学联代表表示：“刘湘、杨森两军长态度不明，不能立即复课”！另外，为杜绝贪污教经，主张废除教经收支机构，或由学联代表参加监督。万克明说：“不能废除，学生亦无须干涉”。只许学联举监察委员二人参加。并且，万克明和刘文辉还说：学生目的已达，应立即回校上课。学联代表说：“教经独立，现在只是空话。目的远未达到，不能上课”。万克明不让学联代表再发言。学联代表愤而退会。
       学联代表退会后，立即在高工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群众找万克明等说理。当群众进入“教育经费收支处”找万（他原是二十八军的秘书）时，他态度极恶劣，同学们就押他到街上游
       行。由学道街，经走马街、春熙路到中山公园，勒令他跪在八角亭白供牲状。他说：“政府无能，自己惭愧，对不起四川人民”。但当游行经过华兴街二十八军军部，他突然往内逃跑，群众跟踪涌进，被警卫逮捕了女一师张良壁、孙馨兰，法专徐启贵，女实校李玉春，工专邓俊、饶丰等六位同学，转送“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当晚，学联集合二千多同学前往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第二天即由有关学校保释。到了寒假，学生纷纷回家，把省城要求教经独立斗争的精神和要求带回各县，于是就扩大成全省规模要求教经独立的运动。
       接着就是震动全川的反分币运动。一九二五年，邓锡侯控制“四川造币厂”，铸造半元银辅币，每个只含银二钱五分，大大低于含银三钱二分的规定。于是大小军阀纷纷设厂仿铸含银量越来越低的劣币，以谋暴利；市民称“杂板”，充斥市面，金融混乱。在商学各界的接连抗议下，邓、田、刘为了敷衍舆论，命令“禁用劣币”，“严禁私铸”，然而铸者不理睬，照铸不误。到一九二七年秋冬调查，仅成都和灌县就有私厂十三处之多，银币贬值，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军阀们却无动于衷。当时流传一件形象而生动的对联说：“一块银元破哑假，三个死人邓田刘”！到一九二八年初，劣币多达三千万元，祸及全川！经济呈现破产危机，人民愤激，商界罢市，舆论指责，邓、田、刘才被迫逼令禁止非厂造半元行使。
       在人民水深火热时刻，中共川西特委组织反对劣币的斗争，由学联所属各校社团出面，联合各界团体百多个，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于省一师举行成都“反抗劣币大同盟”第一次代表会议。组建了“四川各界民众反抗劣币的大同盟”，举行了诸三军长“捣毁私厂，由造币厂挣换劣币，禁止大元出境”的示威大游行。
       反劣币运动日益发展，斗争锋芒直指军阀反动派。他们妄图把斗争控制在经济范围，进行武力镇压或多方欺骗。如国民党右
       派的“成都币党部筹备处”，打出“成都市民众团体联合会”招牌，在旧省议会召开“维持银行讨论会”，公推向育仁为清帝币的总指挥等，来扰乱“反务币大同盟”的工作。但在各校革命社团支持下，“反务币大同盟”深得民心，纷纷要求“停止制造劣币”！“官价收回劣币”！声势越来越大。这个国民党“币党部筹备处”却唆使成大“健行社”发表“告民众书”，主张“遵从布告规定之各价与行使……”大唱反调。
       “反劣币大同盟”进行斗争还没有十天，向育仁就出动军警在“少城公园”附近逮捕了散发传单的师大导社成员何家吉、刘茂，省一师赤锋社成员陈平三等。一月十七日，导社发表“为反劣币被捕学生宣言”，掀起了广泛的抗议。
       邓、田、刘在“反劣币大同盟”坚决斗争压力下，派出王惠安为代表，接受三项严正要求，采取三项措施，表示让步。
       这些党所领导，由李正恩、窦堪慎、郭翼棠等同志出面组织，站在前列的罢工，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反劣币斗争等革命运动的胜利，震动丁反动统治，使反动派找到口实，就动刀枪，制造震惊全川的“二·一六”惨案。而他们武装进攻革命运动的重点，又选择了国立成都大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个主战场呢？革命力量在成长着。一九二四年秋成大开始招收预科学生，党员何志远、李正恩、苏光翰在同学中很活跃。不幸何志远同志病逝，一九二五年贾铨入了党、党和团的组织继续在发展。到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成大的共青团组织，除原有团员李正恩、钱芳祥、贾铨（子群）、苏光翰、廖云亮、张星石、梁逢今、周家念等外，又新发展了陈际卿、何煦、周蜀西、罗世贞、王向忠、韩钟敏、苏友农等，由李正恩任团支部书记，领导学习，听政治报告，还自学理论书籍，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就要求对外侵略的本性，也就必然扶植军阀作代理人，因而反军阀就要求反帝。当时，成都的“赤心评论”已转化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同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在成大同学声援五卅惨案革命运动中，
       由党领导共青团发起，组建了“社会科学研究社”（简称社科社），很快先感到有四十多位社员，七、八人编一个小组，每周学习一次政治，认识新三民主义，贯彻三大政策，也要认识国家主义派倡导“教育救国”，不提反帝反军阀，是模糊斗争对象的搞乱。正在这时，投机分子易光谦看到北伐战争胜利，请求参加共青团为核心的国民党左派南十六区分部，受到拒绝。他就勾结“赤心评论”分子陈紫典等把持的国民党市党部，批准他们在大成建立了“南四十一区分部”，还建立了个外围组织“健行社”。在这年改选学生会的大会上，“健行社”勾结国家主义派的“惕社”，突然袭击的夺去了学生会领导权。从此，社科社就有个尖锐的对立面“健行社”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出现了大较量的公开学术讲演的斗争。经过是这样的：成大开学不久，正在国家主义派曾经为军阀和帝国主义辩护过的“三·一八”惨案快到周年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快要来临的日子，“惕社”为欢迎头目李璜来成大任教，向学校借用礼堂，以扩大政治影响。社科社听说后，向学校建议：“既要在学校公开讲话，大家都讲”。于是张澜校长决定：三派学生组织都请专家主讲，开成学术讲演会，以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还表示校长要亲临听讲。社会团体和各校师生听到消息，都热心支持这次行动，以纪念“三·一八”的斗争和庆祝“五一”。终于在致公堂举行了这充满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学术讲演会。张澜校长，不少教授、社会团体、社会人士和外校师生约一千几百人到会，盛况空前。
       学术讲演会开始，李璜先讲，说：国家风雨飘摇，说什么民权、民生？修言而已！至于共产主义，更是黄粱美梦，脱离国情，害国、害民，害己！
       “健行社”请的是杨吉甫教授，主要讲：国家主义太狭隘，共产主义太遥远，路子走不通。只有民主又合国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能实行。
       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
       不久，向育仁在重庆勾结王陵墓等制造“三·三一”惨案后，来到成都，就打出国民党“整理党务特派员”的招牌，组建了个“成都市党员登记委员会”，又由“健行社”的易光谦担任委员。成都的政治形势开始逆转了。
       在这斗争转折过程中，四月十三日午后，中共成都市委书记
       刘愿鉴同志在据府街铁路公司，付集成大全体团员，报告说：“第一队‘三·三一’惨案，是军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序章。今后，革命斗争是艰巨的、长期的，党领导革命的任务更重大了。经上级研究决定，成大全体共青团员都升转入党，设立党文部，由李正恩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从此，社科社就在党组织内领导下进行战斗了。
       四月二十四日，在向育仁策划指挥下，易光谦伙同反动工会的工读刘辅之和刘嘉惠等，举行了反革命的一“成都农工商学兵清党示威大会”，贴标语，呼口号，反对国民党右派，捣毁成都总工会，还要提拿共产党人刘愿安、钟善辅，强迫使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转入地下。对这些反革命行动，社科社的同志们非常反感，在成大校内进行着反击：一面张贴郭沫若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还张贴武汉国民党中央讨伐蒋介石的文告等；一面又张贴墙报，揭露“健行社”分子投靠军阀向育仁，到各县担任国民党党务登记委员（如健行社骨干周宪谦到崇庆县担任这样的委员），搜罗地主官僚土豪劣绅，组织反革命集团，破坏革命的罪恶。这使易光谦等辈对社科社的领导干部加深了仇恨。首先，由易光谦以国民党党务登记委员会名义检举成大学生钱芳祥、李正恩、王向忠、钟铁云、苏光弼、韩钟钦（后叛变，改名伯勋，成了大特务，解放后，镇压了）等六人为共产党员，请伪教育教育厅转递三军联合办事处，通缉法办。到七月，终于由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派便衣警察员在皇城门口，把李正恩同志非法逮捕。幸好有同志看见，报告学校。（同时，在通俗教育馆工作的少年俱乐部成员严俊受也碰见了，当时他到刘愿安同志家中汇报，党就迅速采取了营救措施。）学校派熊晓岩作代表，向伪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提出质问：一、李正恩是成大在校学生，即使应逮捕，也应事先通知学校，由学校交人；二、如说李正恩是共产党员，应提出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证明和所作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事实证据；三、此种无犯罪证据的非
       法拉人行动，使成大学生人人自危，身体自由无保障，不能安心读书，影响学校教育正常进行。希望立即释放，否则将事实真象公诸社会舆论评议。结果，关押了三个多月，才由学校把李正恩同志保释回校了。
       这年九月，成大招收了两年级的预科学生，其中转来党员王宜昌、刘力生、钟汝勤，从陆续发展新党员吴子哲、杨田文、王道文、周绍尧等。支部就行党员二十三人了，经上级决定，扩大为特支，书记钱芳祥（李正恩同志被抽后改选的），增设副书记一人，联系组长，保管文件，选苏友农担任，王向忠任宣传干事，廖云亮任组织干事，分设三个小组。共青团也转来团员程自鹏、吴启慕、张荣笏、杨尚棣、何加惠、廖季文（友陶）、王定鹏、苏灿涵、唐宗甫、彭文伯等；又陆续发展团员陈先河、任志俊、姜炳兴等。团支部也有了二十多人，组成了团的特支，由程自鹏任特支书记，廖季文任组织干事，吴启慕任宣传干事。也分编三个小组，每月举行团员大会一次，由党特支副书记苏友农出席指导。这样，党团员在社科社的领导骨干力量更加坚强了。
       社科社的社员也发展到了二百多人。党、团、革命群众组织这样的发展，是由于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浪潮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觉醒和热情，并未受“三·三一”惨案和蒋汪背叛革命的影响，反而不顾生命积极投身革命组织，社科社也因而大发展了。党、团领导社科社加强革命理论学习，以巩固组织。首先修改了社章的宗旨，明确提出以唯物史观为理论的指导原则，研究社会革命的实践方法。还规定了学习书籍，分编社员小组，每周进行学习，报告和讨论读书心得，大大促进了思想觉悟。
       秋季的成大学生会改选，社科社又同“健行社”和“惕社”展开了墙报形式的激烈斗争，王道文、王向忠、胡景瑗、韩钟琛等辛辣的语言，沉重的打击了那伙反动派，使他们愤恨极了。加上军阀反动派正千方百计伺机镇压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组织，“健行社”的反动分子吴人初（子刚）、周伯村在一九二八
       年初送给肖育仁的黑名单，正投合军阀们所急需，成了杀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者的罪恶史。这样，成大一次就牺牲了李正恩、钱芳祥、王向忠、王道文、胡景璞等五位共产党员和社科社员韩钟霖。于是成大师生在中共领导和影响下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形成了当时成都革命对反革命决战的主要战场。
       总之，在成都，当时所有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都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指挥下的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他们急于伺机反攻，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使当时成都的形势十分紧急险恶。
       口 实
       一九二七年底到一九二八年初，军阀反动派为了镇压成都的革命力量，抓住了一个口实——所谓“杨案”，就急举刀枪杀向人民。这“杨案”是怎么回事呢？
       一九二七年底，成都市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省一中学生是骨干力量之一，军阀反动派很嫉恨，撤换了校长唐效实，刘文辉就委派他的秘书杨廷奎去接任，其目的是控制省一中和整个教育界，压制学潮。杨廷奎，是国民党整理委员会主任黄季陆介绍给刘文辉、肖育仁的。他本在成都大学作省监，同健行社和锡社勾结很紧，对学生刻薄，作风下流，是教育界鄙视的反动分子，遭到省一中学生反对，拒绝其进校。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他竟找到文辉派武装护送入校，夺取校印。又关闭校门，大肆搜查，住士兵用枪托打人，就连亲伤两位同学。还强迫学生会代表团的主席们立刻离校，开除学生会代表程洪恩等的学籍。并驻兵学校，严禁同学出入。这就激起公愤，发展成为择师运动。
       杨廷铨夺校印后，又强迫学生签名欢迎他，不签名或反对的就驱逐出校。离校同学组成了“离校团”和留校同学一起发言，说明拒杨理由：……杨是北大流徒，……杨是摧残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的刽子手；三、杨是剥夺学生自由的专横恶霸。
       接着同学们又组成省一中“拒杨大同盟”，发行刊物“拒杨钟声”。一月十六日，大同盟发表宣言，揭露杨廷玺丑恶行径。一月三十日，离校园在成都国民公报刊登启事：“散校此次拒杨（廷铨）运动，‘目的在求教育经费之彻底独立及为学校本身谋利益，……殊杨廷铨竟于十四日率领军队……，冲入校舍……，现学校已驻扎重兵，禁止学生出入……，同人绝不回此而怯退……”。
       一月底，我（笔者）参加了共青团成都市委召开的支部书记会议，周尚明同志传达了党的指示：“形势不管怎样发展，运动限于揭露反动派统治的黑暗，以扩大革命影响，不能让反动派挑衅动武，牺牲同志”。讨论结果，同志们都赞成这策略，决定尽快传达到同志中去。
       二月上旬，由于省一中准备开学和招考新生，杨廷铨激起驻校军队。到十四日，招考新生，清晨八时前后，校外集合百多位同学，入校质问杨廷铨，为什么武力霸占学校？要求恢复被开除同学的学籍。他不允许，反转破口乱骂，以致群情激，同声喊“打”。他逃到校长室，群众赶入，他仍乱骂不休，还出手打人，双方扭打起来。同学们人多手重，误将他打死，并于慌乱中拖尸体投入校长室后枯井中，爬散了。
       当同学们集合在省一中校外的行动，被中共川西特委知道后，立刻派学委龚堪慎同志去查看，进行领导。可惜堪慎同志还没有走到省一中，事情已经恶化。刘文辉和肖仁听到杨廷铨被打死了，立刻派军警包围省一中，逮捕了十多人。其中六人是留校同学，两人是被逐离校的，两人是投考新生。真正参加争论斗殴的，并没被抓到。
       事件发生后，周尚明同志到党的川西特委汇报，刘披云等同志进行了严厉批评，责问：“原说不能动武，因为这是社会制度问题。怎么竟自打死了杨廷铨？”尚明同志说：“群众会那样行动，我们没有料到，事情发生后才知道的”。大家分析情况，认
       定刘文辉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进行血腥镇压。当即决定：历次社会运动中出头露面的教师学生，都要离开学校和他住，隐蔽起来。
       本来军阀反动派在“拒杨”运动发生后，早已垂曲事实，诬蔑“是共产党造成”，预伏杀机。如今“杨案”一发生，正是他们公开镇压革命运动的口实了。
       突袭
       军阀反动派抓到上述口实后，就于二月十六日早晨突袭各校。
       在这恐怖的早晨前一两天，党的川西特委就分头紧急通知师大附中的袁诗菴，成都大学的李正恩、钱芳祥，师范大学的张溥诗、苟永芳，法专的龚堪慎，省一师的周尚明等同志立刻撤退隐蔽。据送通知的同志向特委汇报说：袁诗菴同志不走，他说自己是教师，不是学生，又说他没有过问过一中学潮，没有撤退的必要。李正恩、龚堪慎同志也不走，说他们是大学生，不是省一中学学生，与打死杨廷铨无关系。结果，这些同志和革命组织都遭受了惨重的突袭和不幸：
       成大道突袭：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拂晓，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突派军队一团之众包围成大，驱赶教职员学生窜立操场，搜册点名，把社科社的李正恩等三十多人逮捕走了。当时的情景是，凌晨六点钟，发现各寝室门外，有士兵持枪把守。有同学对李正恩同志说：“不要出去，看来军警要抓人”。正恩同志坚定的说：“不！社科社的都出去！”胡景瑗同志还学着张校长有些口吃的南充腔：“这个叫川没道理，没没关系，走就走，走那那块都可以”。到七点钟天亮，学校会监叫开门，叫同学到图书馆前草坝集合。走到草坝，看见紫禁城城墙上坐着士兵，面向草坝。草坝周围还有很多岗哨。命监叫同学按宿舍编号依次站队，按寒假留校同学名册点名。站队时，钱芳祥同志向大家说：“没得什
       么了不起，不要怕”！命监点完名，一军官拿过名册，同他带的名单核对后，专点钱芳祥、李正恩、王向忠、王道文、胡景璞、韩钟霖等六人姓名，并叫他们出列。又问：“那些是社会科学研究究社的？站出来”！随即又站出来二十几人。反动军官叫钱芳祥等六人站成双行，排在队前，由七兵监押离校。在途中，钱笑诺如常的说：“砍头流血，铁窗风味，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
       住在校外宿舍的同学看到：十六日早上六时，学校小福建营宿舍的一个校工说：“军阀军队围了皇城，看又是啥乱子”！早饭时，消息已传遍全宿舍。饭后，同学去学校，走到附小操场路口，远望几人荷枪固守。大家折到垮城墙，看到一派作战阵地图，城墙布着散兵线，有少数居民探望。士兵恶叫：“只准进，不准出！不准站在这里，滚！”大家回到宿舍，周遭笼罩一层恐怖的白雾。听说学校解围了，同学们又往学校走。路过火堆，余烬还燃。传事告诉同学：“社科社有三十多人被抓，六个同学按名单抓去，外校也抓了大”。还有校工说：“有名字的六位先生，确实有革命修养，勇敢精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是很有训练的校工会代表说的。“我们校工会靠他们指导。我们在平民夜校受他们不少教导，工友们没有不感激他们的。总望不要出危险，早点放出来。我们要开欢迎会慰问他们”。同学们离开传事房，向校内走。里面冷清沉寂，没有同学身影。学校后门被打毁，校警在修理。
       当时，我正担任着共青团成大支部书记，正做着工运工作。以“红桥亭”街为基地，组成一个百多人的人力车工会，秘密筹备了一个多月，决定二月十六日早晨六点半钟以前在皇城内的“煤山”开成立会。由于形势紧张，布置了八、九人的双重防卫哨。准备一个钟点内开完会，好让同志们能在七点过钟出车。当我刚走到皇城城门润边，从不同方向走来五、六位人力车工人同志，拉住我往东急走，急促的低声说：“军阀派兵围了皇城，我们进不去，你们学校出事了。你快走！会，改天开”。他们拥着
       我走过红桥亭街，才由另两位同志送我走过“玉带桥”街，就转身忽回。
       师大遭突袭：当天，据师大姓吴的同学说：“刚五点钟，我听到有急促的跑步声，推窗一看，迎面一个提枪的丘八就高叫：开门！开门！出来！出来！后来我们师生员工一齐被关在合班教室。张博诗和苟永芳同志，在十五日夜，本已迁往校外，但由于张要给病了的爱人送药，便于今天早晨从皇城壕城墙缺口进校。当站岗的士兵阻挡说：只准进，不准出！张说：我只进不出！当他进校时，同学已被集中。一位导社同情者急忙向他说：国文部的白定运昨夜未归，反动军官若点名，你就应他的名。张说：不要紧。反动军官点到张博诗，他却答应“有”。反动军官说：没关系，你站这边来。反动军官按照名单继续点，一共站出来十多人，全被带走了”。
       省师遭突袭：周尚明同志为省一中事件向中共川西特委汇报时，特委要他离校隐蔽。学校中的同志、朋友也纷纷建议他多加小心，有所准备。尚明同志却轻视反动派，说：“他们敢！”有同志和朋友们十五日遇到他，他还邀约大家第二天去吃他亲自栽种的油菜。他本已撤离学校，但他维恐所保管的党和团的文件遗失，又于二月十六日晨冒险回校去检查，终于被捕。
       师大附中遭突袭：在附中被围前不久，有高师同学提醒袁诗莞同志，说：“目前情况对你不利，很危险，要注意”。还有人直接通知他说：反动派要对你采取恐怖手段，你要采取紧急措施。但是他却蔑视反动派，不以为意。（注：当年附中“新青年革命团”成员吴德让同志，一九七八年秋曾对我转述一位李老的话。李老还说：这是诗莞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很英勇。但有些麻痹，对保存革命实力注意不够，是血的教训。）最遗憾的是二月十五日，从午后到夜晚十一点过钟，有个人去附中找袁，一直在传事房坐等了好几点钟，才叹气说：“他怕不回来了，我不等了”。他连利很不放心，刚走不久，约半夜十二点过钟，袁突然
       回校。又不久，学校的传事被不寻常的呼声惊醒，走出来一看，被军队押着走在前面的就是袁诗尧同志，他看了传事一眼，这传事赶出校门，看见城墙上站满兵，心里豁着急。（注：这是师大附中当年的传事鲁文同志1978年秋对我回忆说的情况。）
       这个恐怖的早晨，军阀反动派突袭了旧皇城内的成都大学、师范大学、师大附中和五世同堂街的四川法政、脚板街的志诚法政专科学校以及盐道街的省立第一师范。他们按照各校国民党和青年党反动派平时告密的黑名单，逮捕教师和学生一百几十人。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成都市。
       重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午后三点多钟，军阀反动派就把当天早晨逮捕的袁诗尧、周尚明、龚堪慎、李正恩、钱芳祥、王向忠、王道文、胡景璞、张博诗、郭冀棠、石邦渠、陈选、韩钟霖、白贞瑞等十四位同志杀害于下莲池，造成了震惊全市、全省和全国的“二·一六”惨案。
       袁诗尧同志在押赴刑场前，满腔怒恨，大声质问，执法官低头无语。再叫他的名字时，他被口骂道：“你们叫二娃（向育仁小名）出来跟我说！”随即转头对周尚明以次的同志们大呼：“不要害怕！”反动派虽把他们一个个绑赴刑场了。但“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之声不绝于耳。（注：杨思举曾亲见当时状况，沙汀同志写“我所知道的二·一六惨案”一文也有这样的记述）。
       在烈士们从容走向刑场途中，目击的同志说：“第一个高呼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封建军阀’口号的是钱芳祥同志。接着，烈士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还不断高唱国际歌。”有人回忆烈士们在下莲池就义前后的壮烈情景说：当被押的革命队伍从学校走到督院街祈木庙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后，钱芳祥等同志被临
       时关进拘留所，社科社的二十八人被关在附近一间空屋。到午后两点过半，洗听到铁锤叮铛声，听到下向忠的怒骂声，听到王道文愤怒质问“我们犯什么罪？”接着就是格斗声。第二天中午，学校派人来领我们回校，一路进致公堂，就看到八位烈士尸体，有六位是成大同学；另两位是袁诗荃和张博诗。
       血案的噩耗传到各校：
       噩耗到了省一师 周尚明、石邦渠、陈选、白贞瑞等同志牺牲后，张子周教务长组织人力把他们的尸体运回学校，还照像留念。开学后，曾把这纪念照片挂在办公室外，让师生员工参观、瞻仰、凭吊。（注：刘尔钰同志对我这样说）
       噩耗到了师大附中 老传事鲁文同志很伤感的说：“袁教务长被反动军阀杀害的当天下午，他一位姓王的同乡买了白绸子去裹尸，并买了付棺材装殓。我们工友把他抬回学校，放在致公堂，还照了张像。看着他的尸体和像片，真叫人伤心。多好的人罗！我们工友永远不会忘记他。”
       噩耗到了成都大学 在成大校外宿舍，同学们震惊、悲痛，愤激的议论，有的说：谁料得到他们会被杀？谁能认为他们该杀？有的说：怕是谣传。沉默匪正中表情种种，或长叹、或冷嘲。晚饭后，有工友见人就说：听说已经杀在下莲池，妈的！问都没有问，杀得好快！杀了十几个！一个工友从外边跑来声泪俱下的说：“张校长派工友抬六位先生回校罗！用门板钉在致公堂……”有人一听就措泪往学校急走，去看望已经牺牲了的烈士们。第二天，张校长接受同学们请求，拍摄了一张烈士尸身并胸躺卧的照片，后来放大为尺二寸的大幅照片，让师生加印留念。后来，张校长又派人购买六付坚实浑厚的上等大号黑漆的棺材，装殓了烈士们，还在棺材头上用珠红油漆写明烈士英名，寄殡到外东的庙宇中，两月后，才埋葬到武侯祠后的竹林下，挖好宽大的靠穴后，送葬的同学中有人说：“不要埋成一排，好像是有人在陈尸示众。要把六付棺材对称摆成正圆，让死者头对
       头，好像他们正围坐开会，直到他们等待的日子，让人们来听取他们会议的结果”。真就那样形式的埋葬了。半个多世纪后，一九八三年党和政府决定在磨盘山修建“二·一六”惨案烈士墓园。要在成都体育学院游泳池东北角挖掘近葬烈士之墓之前，通知李保鲁同志和我去辨认，一挖开墓穴，我们看见六烈士的棺木完好，只是圆心上又摆了一付棺木，经过了解，那就是张修诗同志五十年代由他的爱人卢松案同志和要使用土地的水行学院迁葬到那里的。看着墓场景象，我含泪向七位烈士深深鞠了一躬，映念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的遗愿初步实现了，安息吧”。
       反击
       军阀反动派制造了“二·一六”惨案后，还酝酿着更大规模逮捕和屠杀的阴谋。为此，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根据各方面的条件，也选择成大作为反击的主战场。主要斗争是揭露“二·一六惨案”的真象，保卫成大的办学方向，积极恢复共青团及其所组织领导战斗力量。
       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继在重庆组织了反击“三·三一”惨案的群众斗争后，又为成都“二·一六”惨案发出了战斗宣言，成都“国民公报”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一日报导说：“渝城外各街道贴有‘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执行委员会为成都惨案宣言’，大略谓：社会科学研究社等等，是他们的革命团体，袁诗芜等十四人，是他们最努力的领导者。要武装暴动，鼓吹杀尽国民党，建设苏维埃云云。”这就是中共四川省委宣告十四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以鲜血凝铸了革命史篇，他们的英名将流芳百代，永垂不朽！
       裴诗美：盐亭县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附中教务主任，中共党员，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部长。
       周尚明：成都人，四川省第一师范学院校学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共青团川西特委书记兼成都市委书记，省一师赤锋社领
       导成员。
       李正恩：宣汉县人，成都大学学生，中共党员，中共成大特支书记，共青团成大特支书记，中共成都市委领导成员。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领导成员。
       龚湛慎：宣汉县人，四川公立政法专门学校学生，中共党员，中共川西特委学委委员，中共成都市委领导成员，法专共进社领导成员。
       王向忠：高县人，成都大学学生，中共党员，中共成大支部宣教委员，中共成都市委领导成员，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宣传部长。
       郭骥荣：万源县人，私立忠诚政法专门学校学生，中共党员，中共成都市委青委委员，忠诚法专锐社领导成员。
       张博诗：白贡市人，成都师范大学学生，中共党员，中共成都市委农委委员，师大专社领导成员。
       钱芳祥：巴县人，成都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李正恩同志第一次被捕后，续任中共成大特支书记，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领导成员。
       王道文：渠县人，成都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领导成员。
       胡景绥：南充市人，成都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成员。
       石邦绿：西阳县人，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共青团员，共青团省一师支部书记，省一师赤锋社领导成员。
       陈选：秀山县人，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共青团员，省一师赤锋社成员。
       白贞瑞：黔江县人，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省一师赤锋社成员。
       韩钟霖：宜宾市人，成都大学学生，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成员。
       在全省，在成都，党有重点组织力量对反动派进行了猛烈的反击。这次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四川广大人民的愤怒和谴责，认为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教育事业备受摧残，纷纷提出抗议。五月初，成都各界人民在少城公园举行了“二·一六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反对军阀屠杀学生、教员，要求保障人权。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国民党反动军阀惨杀烈士们的根本原因，是袁诗尧、周尚明等烈士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团结教育学生，要求教育经费独立，团结人民反对劣币，反对资本家上贼剥削压迫工人、反对军阀摊残人民政治权利的斗争。反动派借口“杨案”制造“二·一六”惨案，以镇压全省兴起的这场革命运动。他们诬蔑烈士们，包藏更大祸心的编了一篇所谓“罪状”，叫嚣：“……中国国民党四川成都市党部函开：转据成都省一中函称，这次校长杨廷铨被殴身毙，系石屏社纠集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师大导社、附中新青年革命团、法专共进社、省师赤锋社一切共产党反动分子袁诗尧等所为……。既经拿获讯明，仰将各该社团著名首要袁诗尧、张博诗、郭襄棠、龚堪慎、白贞瑞、周尚明、陈选、钱芳祥、王道义、王向忠、韩钟霖、李正恩、胡景璞、石邦琴等，立即正法，以肃党纪。其余讯明情况，分别拟办……。遵即将该首要等逐一提案，验明正身，押赴刑场，一律正法，以肃党纪……。处长向傅义、副处长兰世钜、金宪栋。”反动派公布告，杀害了十四位革命者，还点了六个革命社团的名，预示着还将进行更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由于在各个学校，反复查讯搜索，均毫无所获才算了事。如像我当时担任着共青团成大支部书记，就曾被他们反复追查，由于我未住在校里，才没有被抓住。（注：由于我在成大文预科甲组的同班同学吴子刚（后改名人初）和我在各种场合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自然不会放过我。成大的黑名单，就是由他送交肖育仁的。后来，他更加罪恶累累，解放后，在重庆被镇压。）
       反动派还在这时发出通缉令，狂叫：“……共产党徒等潜伏
       各处，阴谋扰乱破坏……，苦不拿惩办，断绝根株，将以肃法纪而靖地方……，勿任一勾漏网……。”（注：“三军部通令各县查辑‘杨案’在逃学生”。载“国民公报”1928年三月一日第五版。）这是他们为即将进行更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在作舆论准备。对此，党又领导革命人民进行了种种反击。
       首先，由省一中教职员于二月十七日，对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发出质问信，声明省一中从来没有同市党部有过“函件往还”。又对刊登所谓“罪状”的“新四川日报”发出更正函。并在报上刊登启事，严正声明。这就打掉了所谓“罪状”的唯一法律的依据，暴露了反动派不合法，不合理的丑恶面目。
       接着，中共川西特委分析了成都地区党可能发挥领导力量的依托，进行战斗的群众基础，四川军人间的矛盾关系等条件，选择成都大学作为反击反动派的主阵地。自烈士们被捕后，特委立即托人告诉成都大学校长张澜，请他设法营救。张先生兼来瞿重袁诗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兼之成大也被抓去一批他特别爱护的学生，便满口答应，立即打电话给重庆的刘湘（注：张澜在民国初年任川北宣慰使时，刘湘曾往他的护卫营营长）请他向刘文辉说情，希望对袁诗苑等从宽处理，又亲自去找刘文辉，由于刘托词不见，而且急忙在十六日把烈士们杀害了。张遂愤而辞职。张校长于二月十七日给刘文辉、邓锡侯的辞职书中严正指明：“……成大学生之被捕为嫌疑者，乃枪决于逮捕之日……，大学事前未接当局之公函，事后不闻当局之通告……，在澜既不能豫救于前，以出学生于政党之狂澜，在学府丧失其尊严，以堕落教育事业之神圣。此澜所以引咎辞职，以谢邦人……惟有将国立成都大学就近函请地方政府二十四军、二十八军两军部接收维持。”这份辞职书有力地指出杀害嫌疑，众心难服，破坏学府尊严，迫人引咎，交出大学，彰其阴谋。义正辞严，掷地有声。
       紧接着，党又通过各种渠道，把成大的教职员和学生动员起来，围绕张澜校长辞职问题对军阀反动派进行全面反击。二月二
       十日，成大临时学生会呈文廿四、廿八两军部，请求切实保障教育，并请代为挽留张校长复职。这天午后，成大教职员开会，决议：派代表挽留张校长，致函当局，请允许枪毙学生证据，持护学校尊严，保障教育界生命。三月九日，成大临时学生会再致函挽留张校长，教职员也再函并派人挽留张校长。
       由于社会政治关系的复杂，军阀们也真真假假的表示挽留张校长。二月二十三日，刘文辉、邓锡侯致函张先生说：“处理此案，原系肃清乱党，维持治安……，与此案无关之教职员学生，尽可安心从事，不必惊疑。”他们这封信是先施以威胁，然后才敷衍几句，以示“挽留”。当时，军阀们的意见是不大一致的。二月下旬，四川省长赖心辉挽留张校长的电文，就很少提到“杨案”二字。刘湘挽留的急电，则有“教育顿失保障，学生惨遭锋镊；军警仓猝，干渎尊严”等语，以责难刘、邓，并以“西南需要”等词慰留张校长。总之，军阀间意见分歧，终于迫使刘、邓二人不能不连心的挽留张校长。
       张校长之所以能这样进行战斗，是由于党组织动员成大同学及时而迅速的形成一个战斗集体。首先争取全校教职员紧急行动起来，二月二十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决议用公函问三军质问惨案真相，要求保障人权和学校，斥责捕杀师生的不合理，不合法。三军的答复一再说什么处置“杨案”，恐“万不得已，力求审慎”。然后才提出“乱离国应防止，学府尤必尊崇”。但三军中的田颂尧却单独复信称：“得省讯及闻报并接在省教育界请君函”，才知道“省方愈怖情形”。就是声明他没有参预其事。还说：“并以清党不可不严，行法不可不慎为咎献”。对刘邓行法不慎，有所谴责。两封政治倾向不一致的复函，又暴露了军阀间的矛盾。这对我们的反击战斗有一定好处。
       三月初，成大临时学生会发出“为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捕杀学生宣言”，抗议不加审讯，不凭传闻，就借案枉杀西南最高学府之学生，指明这是蹊骗人权，破坏学校，宣告“誓死反对！”要
       求明白表示“将来教者学者生命之如何保障，教育之如何维持”。宣告“同人持此二义，本以周旋，苟一息之尚存，决无毫毛之反顾。”斗志昂扬，态度鲜明。
       二月三日，全体教职员再次召集会议，议决致函三军部，否认其复函中的所谓“学生犯法，一涉及特殊关系暨紧急情形及军事秘密，而不由法定机关依法办理一节，”坚决主张应“依法办理。”著名教授林山聪等，也认为“二·一六”惨案“杀的都是些娃娃，大不应该。”
       这就是党通过张校长，并动员成大同学和教职员，正确地利用军阀们以及社会势力的矛盾，揭露反动派制造“二·一六”惨案的真相，肯定烈士们的伟大革命精神，打退反动派阴谋篡更大规模逮捕和屠杀行动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反击战斗。
       胜利
       “二·一六”惨案后的第二年，成大举办成立五周年纪念会时，郑鸿启在特刊上发表“纪念成大生日并告同学”一文中说得很明确：“去岁成都惨案发生后，牺牲的都是各校学生。但是，各校的当局与同学于此时，都是悄然无声，没得片言丈字的表示，以主张正义公理。独有成大于此孤独无援中，还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彼周旋，置利害于不顾。惨案不致连续发生，未始非此影响”是的，成大战斗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作为这次战斗的中心人物张校长复职了。三月九日，他对学生会代表谈到“勉允复职”。十二日，成大临时学生会欢迎校长复职、教职员复课时，张校长训词说：“前之辞职，因学府失去尊严、教育无所保障。今因我校教职员学生本奋斗精神，出而主张正义……，社会上明此是非，作恶者知所警惕……，彼蔡子民近来主张政教分离，今已早见于四川，此尤为可喜者。我见死气沉沉的四川教育界，北校还有此两种精神，不忍使它停顿下去。又经各位挽留和责备，故又来重负责任”。吴君毅训词说：“此
       次事件，我们是为公理正义而争，为谋教育人权之保障而争。……“沈懋德训话说：“一、大学生要学术化，人格化……，不要作书呆子；二、成大这次事件，已为川省主张点点正义，我们要使正义的萌芽继续下去。”
       成大临时学生会也发出了复课宣言，坚定自豪的声明：“敝校已定于本月十五日开课！”还愤怒的揭露：“此次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公布枪杀学生之罪状，系根据成都币党部转据省一申函称，而省一中学于次日即登报声明，与市党部无函件往还。又该罪状仅言验明正身，押赴刑场，并未一字提及审讯情形。而邓田刘三军长亲自通电中，据该处报称，又有当据获犯等亲笔供称，及反复讯供，众口一致等语。其前后参差，自相矛盾，总求弥缝之处，明眼人不难立时发现。且其披露各报，所谓亲笔口供，又系被拘学生之亲笔口供，纯编号以代替各生姓名，个中真相，局外人无由揣知。至被枪杀之十四师生中，并无一人具有供词。夫决狱执法，应以受法者之口供为证，若既不加审讯，草草杀人于前，而乃胁诱生囚之口供；以罗成死者之罪状，借图掩盖社会耳目，则请问于囚，随手上下，何求不得？又况其所调亲笔口供，悉乃支离恍惚，捕风疑似之辞乎？”
       宣言最后说：“本校已定期开课。同人此后，一面努力的学业，以期有所贡献于社会。一面对此军警团联合办事处之犯法，仍督本良心主张，奉公理正义以周旋，以期获得大白之一日，……而消灭之正义可申矣。”
       成都大学的校长、学生和教职员在“二·一六”惨案后，在党的教导和推动下及时挺身而出，对军阀反动派制造此次惨案的反革命罪行真相和借故摊更大规模逮捕和屠杀阴谋，进行反击，揭露、抗议、驳斥、质问、责难、毫不退让的彻底斗争，终于粉碎了军阀反动派妄图挤走张校长、改变成大民主自由和学术进步的办学方针和革命文化方向的阴谋，制止了他们妄想搞更大规模的暴行。最后达到了成大校长复职，重新开学行课，让这民主与
       科学的文化教育革命堡垒仍旧屹立于祖国大西南，惨案真相大白，反动派险恶阴谋破产，人民赢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样，在革命走向低潮的年代，革命对反革命在成都的决战，终以光辉的胜利载入史册，这就是当时的战斗结果。
       笔者撰写和整理本文时，承蒙刘披云、贾铨（子群）、李保咨、苏友农、张代耕、何正明、高思伯、杨达纲、张孟才、刘尔钰、冯棣等老同志，口头或书面提供和核实不少资料；又参证了刘披云同志的谈话和程子健、陈平三、高思伯等同志的文章（并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在此一并敬致谢忱。
       一九七九年六月 初稿
       一九八二年一二月 第一次整理
       一九八四年八月 再次整理
      
忆国立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

       李保善 苏友农 张星石 廖友陶
       何正明 蒋梦鸿 陈风梧
       一九二四年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傅子东电请北洋政府教育部，改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为国立成都大学，获准备案。随即招收大学预科学生二百多人。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四川军阀混战，杨森败退，撤离成都。继任省长赖心辉任俞紫松佛为成都高师代理校长，并由高师在校和离校师生职工组织护校团，要求继续办理成都高师。
       成大同学和教职员工三百多人在中共地下党刘愿安同志等指引下，通过各种渠道向当时军政要人赖心辉、邵从恩、罗纶、沈与白等推荐著名教育家张澜作成大校长，并由学生会选举贾铨、钱芳祥、陈古松、张远芳等四人为学生代表，赴南充欢迎张澜先生。张先生说：四川是个大省，应该办个像样的人学培植人材。但目前只有一块国立成都大学的校牌和三百多师生员工，既无经费，又无校地，寄居高师篾下，我当校长又有何办法？他又说，可以等一下，看将来“四川善后会议”有何动静。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四川善后会议”在成都召开，在张先生的积极建议下，成大的经费、校地等都得到较好的解决。即从“盐税余额”中每年拨款六十万元作办学经费，划拨前四川高等学堂校地和陆军医院旧址及附近地产二百亩作校地。“会议”还一致推举张澜先生任校长。（注：“四川善后会议”，是在一次军阀混战后，刘湘作“盟主”，主持召开的分散会议，盐款掌握在刘湘手中。张澜人
       品办和学成就兼学众望，为刘湘敬仰。参加会议的人都支持张澜）。一九二六年春，张澜先生到校就任。从此，成都大学逐步成长壮大，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高等学府，取得了比较出色的成就。
       成大的学生，从开始的二百多人，发展到后来达一千多人。校园里面，随着国家和世界形势的发展，不同阶级、不同思想觉悟的年轻人，逐步形成着自己的政治思想、人生观、世界观和选择着自己要走的路道。于是各种政治派别的学生组织出现了，矛盾斗争也逐步展开。
       成大学生组织有三派，除“国民党”“健行社”和“青年党”“锡社”外，组建最早、力量最强的是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简称社科社）。一九二五年，在声援“五州惨案”运动中，由共青团员李正思、钱芳祥、贾铨（子群）、苏光弼、张星石、廖云亮、梁造今、阎家念等邀约钟铁云、王道文、吴子哲、张代耕、王永和、罗映江、聂润、冯孝先等同学发起、建立组织后，由李正思、钱芳祥同志主持工作，直属国民党左派成都市南十六区分部领导。社科社的核心由党团员组成，计有党员二十多人，团员二十多人，社员发展到五、六百人。从校内发展到校外，农业专科学校有个分社就有社员二十多人，彭县也有个分社。社科社和成都各大中学的导社、共进社、锐社、石犀社、赤锋社、潮鸣社、嘤嘤社，被称为党所领导的八大赤色团体。社科社的发展壮大，主要是党的正确领导，但张澜校长从思想上、经费上的大力支持，也有很大关系。张澜校长在一九三三年出川考察途中，对杨达璋、杜象谷谈起过他的想法，他说：“社会科学研究社学生，多诚笃君子，有志之士，有为青年，予与扶助，乃为国育才。古云：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一乐也。”杜象谷还说：“表老每言及此，兴致特好。只是亦常有憾意。我体会其情意，是‘二·一六’惨案失其得意学生六人，伤痛其心过深，经久难忘。”
       社科社的同志们，满腔热情地追求真理，要求进步，争取党、团教育和领导，这不是偶然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川南有恽代英，川东有肖楚女，川北有王维舟，川西有吴玉章、杨闻公、刘愿安、袁诗笺等革命先辈播下了革命种子。这些种子，在成大的进步学生中壮了根，发了芽，因而能组成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
       时光流逝，这段历史转眼已过去近六十个年头，为了怀念“二、一六”惨案的革命烈士和敬爱的战友，我们共同回忆着烈士们的不朽英名和当年共同战斗过的战友：
       李正恩、钱芳祥、王向忠、王道文、胡景瑗、韩钟霖六位烈士；
       贾铨、苏光弼、张星石、李保鲁、廖云亮、梁造今、周家念、何志远、陈古松、苏友农、何煦、钟铁云、王宜昌、刘力生、傅汝勤、吴子哲、廖季文（友陶）、杨国文、聂无放、聂润、黄文涛、黄祖一、何正明、范亚人、兰光珩、钟奇、何迪之、冯孝先、张洪禹、严淑英、张仲祥、江衡、肖绥徕、陈鸣西、马德、马应榜、郑义宣、周绍章、周翔西、罗世贞、程白鹏、吴启馨、张荣笏、杨尚棣、何嘉惠、苏廷一、王定鹏、苏灿瑶、唐宗湘、彭文伯、陈先河、唐？辉、任光俊、姜炳兴、唐建业、杨琼芳、冯云先、张代耕、杨慧卿、陈国卿、詹法善、罗映江、何本泓、欧荣礼、黄若仙、钟仁辅、赵锡湘、周昌期、孔仲明、邹文渊、李仲唐、戴祥云、郑守述、李胤、胡元烈、赵一清、庞梦周、秦模、王燕生、王文彝、蒋梦鸿、任光俊、冯桐屏、陈汝夔、陈苑多、潘仲翔、梁柯、王德馨、江穗若、韩钟桐、吴白寿、何迪之、李仲卿、黄开华、严树瑛、侯俊卿、刘年富、李争稳、欧克信、喻续志、陈凤梧、谌德琦、徐嘉祥、柯伯坚、柯伯材、郑鸿启、王尔祺、刘文郁、许昌良、曹良翰、饶幼怀、王叙五、欧先哲、戴春碧、蒲继楷、寇华表、寇华瑛、张淑嘉、王元德、谭三育、于石生、曾善麟、阳楚卿、滕临江、吴隽灵等同学和战友。
       社会科学研究社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前进的。
       平静的校园生活，交织着矛盾和斗争。一九二六年下午，由
       于成大增加了学生，社科社的社员发展到四十多人，七、八人编成一个小组，加强政治学习，学习了《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释》、《资本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国青年》、《响导》和有关三大政策的文章等。每周学习一次，在小组会上谈读书心得，要求认识新三民主义，精神在于贯彻三大政策，也要认识国家主义派现在还倡导“教育救国”，不提反帝反军阀，是模糊斗争对象和目标的搞乱。经过讨论研究，社员们的思想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为巩固组织和增强战斗能力奠定着思想基础。又出版了对外宣传的《野火》半月刊，刊名出自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意。由张星石、梁造今任主编。其内容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反对唯心主义的谎言；揭露封建军阀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罪行；批判各种似是而非的谬论。这个刊物的出版得到张澜校长的支持，特别是经费上的支持。
       正在这时，投机分子易光谦看到北伐战争胜利，请求参加以共青团为核心的左派国民党南十六区分部。他在遭到拒绝以后，就勾结“赤心评论”分子陈紫英等把持的国民党市党部，破坏“在一个学校只建立一个区分部”的组织原则，批准他们在成大又建立一个“南四十一区分部”，还建立了个外围组织“健行社”。在这年秋季改选学生会的大会上，遭到“健行社”勾结国家主义派的“惕社”突然袭击，夺去了学生会的领导权。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成大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革命对反革命大较量的公开学术讲演的斗争。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开学不久，国家主义派的“惕社”要欢迎他们的头目李璜来成大任教，向学校借用礼堂开大会，以扩大政治影响。社科社向张澜校长建议：“既要在学校公开讲话，我们大家都讲。”于是，张校长决定：三派学生组织都请专家主讲，开成一个学术讲演会。还说他要亲临听讲。社会团体和各校同学都支持这次行动。终于在致公堂举行此次民主与科学精神洋溢的讲演会。张澜校长、不少教
       授、多数同学、社会人士和外校同学一千几百人到会，盛况空前。
       讲演会由李璜先讲。他主要讲什么：国家主义的发源地是法国，从前衰弱，由于提倡爱国精神，就强盛起来。因而劝青年要发扬爱国精神，拯救中国。还说：国家不能独立，什么都说不上。今天连国家都风雨飘摇，难保安全，还说民权、民生？侈谈耳！不救国，什么主义都办不到。至于共产主义，资桀骜，脱离国情，害国，害民，害己！
       国民党“健行社”请的是杨吉甫教授，又主要讲什么：国家主义太狭隘，共产主义路子走不通，那是遥远无期的事。只有三民主义合乎国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能实行。
       社科社请的是中共特支书记刘愿安同志，他最后讲话。他说：“我讲的题目叫‘乡坝徒进城看告示’——一句话激起了听众注意与兴趣，会场气氛十分活跃。接着说：‘我是老百姓，普通一民众。听讲学理，是乡坝徒进城看告示，只觉得‘凶！凶！凶！凶！！’我想讲个家族主义，盘算个刘家天下，又怕难办到，纵然办到，只是我一家一族好，一旦想到‘朱门酒肉臭’，也难心安理得过日子。又想讲国家主义，像刚才李先生讲的要国家独立富强，这很好！只是，怎么才办得到？对谁要独立？由谁争独立？又由谁来建设，怎样建设富强国家？我没有听明白李先生怎样说的，我糊涂，搞不清楚，觉得在我们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不讲反帝反封建的国家主义，真有点不好讲。我就想讲个人主义算了，只顾自己和一家人，天下事管他娘。只是历史又告诉我：‘覆巢之下无完卵。’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家中国人遇到洋鬼子不遭难？在被帝国主义卖食鲸吞的中国，只顾个人和一案子，看来也不行。刚才杨先生又告诉我们，‘只有三民主义合国情。’对！我想：这个三民主义，恐怕应该是三年前孙中山先生真拜过的新三民主义，是要同三大政策结合起来的三民主义，就是要联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要联合中国共产党，
       要依靠工农大众的三民主义。中山先生直到逝世，还用遗嘱叮咛人民：“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想去想来，只有中山先生的指教和政策，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争得国家独立；有了独立，又打倒了依赖帝国主义作恶的军阀，要建富强国家，也还要依靠工农大众。要真正发动和组织工农大众，还是只有联合中国共产党的。既然要联合中国共产党的，联合苏联，只好讲国际主义，同全世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共同奋斗，也才能够真正反帝建国；同全世界人民一起，建立一个和平、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世界。道理和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我这个乡坝佬最怕说空话，挖了锄头，就要说收成，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的话粗俗，请原谅！”刘愿安同志刚讲完，张澜校长立即起身，掀髯欢笑，带头鼓掌，连声赞赏，“讲得好！讲得好！”全场热烈鼓掌。经过这次学术讲演，社社社的社员们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如以社社社社员为主的教育学系，坚决拒绝李璜在系上开教育课程，还有的青年党同伙陈启天，被迫改名“修平”，讲“中国近代教育史”刚好一学期，就被赶下讲坛，真是灭尽威风。
       不久，反革命军阀向肖仁在重庆勾结王陵基、兰文彬、曹登阳、申文英等制造“三·三一”惨案后，到成都就打出国民党“整理党务特派员”的旗号，组织了“成都市党员登记委员会”，还由成大学生易光谦担任委员。成都的政治形势逆转了。
       就在这斗争转折关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午后，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刘愿安在岳府街铁路公司召集成大全体团员作报告，他说：“重庆‘三·三一’惨案，是新老军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信号。今后，革命斗争艰巨、长期，党的任务更重大了。上级决定，成大全体共青团员都开转入党，设党支部，由李正恩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从此，社社社在党直接领导下，更加强大了，也更加具有战斗力了。
       四月二十四日，向肖仁策划指挥易光谦伙同反动工会的刘辅
       之和刘嘉惠等，举行反革命的“成都农工商学兵清党示威大会”，贴标语，呼口号，反对国民革命，反对国民党左派，捣毁成都总工会，还要捉拿刘愿安、钟善辅，迫使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不得不转入地下。社科社对这些反革命行动，非常愤恨，并给以针锋相对的反击：张贴郭沫若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还张贴武汉国民党中央讨伐蒋介石的文告等；还张贴墙报，揭露“健行社”分子投靠军阀向育仁，到各县担任国民党党务登记委员，搜罗地主、官僚、土豪、劣绅，组织反革命集团，破坏革命的罪恶。这使易光谦等对社科社的领导骨干更加刻骨仇恨。首先，易光谦以国民党“成都市党务登记委员会”名义，检举成大学生钱芳祥、李正恩、王向忠、钟铁云、苏光弼、韩钟钦（后叛变，改名伯熹，成了大特务，解放后，镇压了）等六人为共产党员，请省教育厅转函三军联合办事处，通辑法办。到七月，三军联合办事处派便衣到皇城门口，非法逮捕了李正恩同志。幸好有同志看见，立即报告学校。学校派法学院长熊晓岩向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提出质问：一、李正恩是成大在校学生，即使应逮捕，也应事先通知学校，由学校交人，二、如说李正恩是共产党员，应提出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证明，和所作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事实证据；三、此种无犯罪证据的非法拉人行动，使大学生人人自危，身体自由无保障，不能安心读书，影响学校教育正常进行。希望立即释放，否则将事实真象公诸社会舆论评议。经过三个多月的斗争，交涉，终于让学校把李正恩同志保释回校。
       一九二七年九月，成大招收了两个年级的预科学生，其中转来党员四人，又发展新党员四人，支部有党员二十三人，经上级决定，扩大为特支，书记钱芳祥（李正恩同志被捕后改选的），增设副书记一人，选苏友农担任，王向忠任宣传干事，廖云亮任组织干事，分设三个小组。共青团也转来团员十多人，陆续发展团员七、八人，也有二十多人，也组成特支，程自鹏任书记，廖季文（友陶）任组织干事，吴启群任宣传干事，也分编三个小组，每
       月举行团员大会一次，由党特支副书记出席指导。这时社科社的骨干和领导力量更加坚强了。
       这时，社科社的社员已发展到二百多人。党、团领导社科社加强革命理论学习，以巩固组织，首先修改了社章的宗旨，明确提出以唯物史观为理论的指导原则，研究社会革命的实践方法。还规定了学习时间和书刊，分组进行学习，讨论读书心得或听有关政治性的报告，大大促进了社员的思想觉悟。这是社科社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同年秋，成大学生会改选，社科社同健行社、协社利用墙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王道文、王向忠、胡景琇、韩钟霖等辛辣的谣言沉重地打击了那伙反动派，特别是王向忠、王道文写的那一篇“新陋室铭”：“山不在高，有神明灵。人不在多，有旗则行。斯是运动，唯吾德盟。谈笑无工农，往来尽劳绅。油痕腥上滑，钞票手头清。无工作之聚已，有官职之荣身。南昌总司令，西蜀向宵仁。易某云：何惧之有！”这更叫他们如芒刺扎背，仇恨极了，必欲杀之以泄其愤。
       当时（二七年下半年），成都的革命气氛却出现着高潮。
       首先是工人运动的开展。国民党省工会捣毁真正工人组织的成都市总工会后，又捣毁了左派国民党成都市党部，逮捕孟本斋同志并加以杀害。革命的工人群众组织起来，针锋相对地捣毁了国民党省工会，把工贼马云衡，闵次元押到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跪倒，听工人代表进行控诉。革命工人罢工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棉织业工人和茶馆工人罢工，二万八千多的人力车工人大罢工，得到六万多工人的支援。一股强大的工人运动浪潮正在迅猛发展，反动派在惊慌之余，随时伺机镇压。
       其次是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斗争的焦点是要求教育经费独立，就是反对军阀扣留各地的肉税（肉税是教育经费的专款）而罢课、罢教，学生要求教育有经费，教师要求发薪水，天天到教育厅和教育经费收支管理处去责问。十二月五日，闹到非教育厅
       长出面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教育厅厅长万克明，是二十八军的秘书，不得已出来见面，态度很恶劣，几千学生就把他押到街上游行，沿途高呼革命口号。当游行到华兴街二十八军军部门口时，他突然跑了进去。几个学生追去，被军队扣留，但由于全市学生的强烈抗议并日夜游行示威，反动当局被迫于第二天全部释放了。到寒假，学生回乡后，把运动扩大到了全川。军阀反动派更急于伺机进行镇压了。
       全市掀起反劣币的群众运动，给反动统治又一严重打击。为了把成都市民、包括商人、资本家动员起来参加革命斗争，党及时提出“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劣币”的统一行动口号。当时四川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工农艰难，商人不满。大小军阀又都有造币厂，竞造假银元，市称铜板，一时劣币泛滥，强制人民通用，老百姓深受其害。上面两个口号一提出，就把社会各界各阶层都动员起来了，商人罢市，农民罢运粮食、蔬菜进城。军阀刘、邓、田吓慌了。到二七年七、八月间，这个运动扩大到其他县区，更引起军阀恐惧。
       当时，市民群众和工人、学生这么几股革命浪潮互相支援、配合，激荡得汹涌澎湃，使反动派念如星火的寻找口实来举起屠刀。各学校的反动派也纷纷向军阀统治者送去黑名单告密，成大的黑名单是由易光谦等商定，由“健行社”小头目吴子刚（人初）和周伯村于二八年春节去给向育仁拜年时，亲自交给刽子手的。这正是军阀反动派求之不得的。
       正在这时，成都省一中的择师运动发生了误伤校长致死的事件。寒假期中，刘文辉派秘书杨延铨任省一中校长，学生反对，拥护教育厅提名的熊永孚当校长。省一中是当时全川最大也是最有名的中学。“石辉社”，就是以该校团员程进思、陈初尧等为核心的进步组织，他们组织留校同学拒绝杨延铨到校，斗争激烈。刘文辉即派武装护卫杨入校，夺取校印，正式办起公来。首先就开除学生会主席团主席程进思的学籍，又禁止学生自由出入
       学校。这就迫使离校学生在校学生团结起来，发言言，贴标语，出版刊物——《拒杨钟声》，呼吁教育界和社会支援，把择师运动推向了高潮。
       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中共川西特委组织各校七、八百学生，在支矶石公园举行支援省一中间学择师运动大会，由李正恩同志简短讲话后，率领群众示威游行，经过省一中校门，高呼口号，到少城公园才宣布解散。
       杨廷铮自以为问题已解决，撤走了卫兵。二月十四日午前，学生约集近百同学入校质问，罢杨交出校印，立刻离校。杨不答应，反而大吵大骂，并先出手打人，学生一气之下，还手反击，人多手重，当场打死了他。学生见出了人命案，把杨尸体抛入井内后跑散了。军阀反动派就抓住这件所谓“杨案”，作为进攻革命运动，进行血腥镇压的日实。
       二月十六日黎明，军阀部队突然出动到各校逮捕了师大附中的袁诗尧同志，法政专门学校的龚堪慎同志，师大的张博诗同志，忠诚法专的郭翼荣同志，省一师的周尚明、石邦尧、陈选、白贞瑞同志，成大的李正恩、钱芳祥、王向忠、王道文、胡景瑗、韩钟霖同志。并于当天下午四时，急忙草菅人命地将这十六位革命同志残杀于下莲池。同日早晨还逮捕了李保鲁、周家念、何正明、范敏、兰光珩、秦模、吴涛、刘年富、陈尔康、李争稔、苏友农、陈鸣西、黄文涛、王定鹏、廖维国、罗映江、冯云先、寇华表、陈凤梧、谌德琦等二十多位社科社成员。这就是军阀反动派制造的震动全市和全川的“二·一六”惨案和大逮捕！而且，他们还在捏造杀害烈士们的所谓“罪状”中点了六个革命社团的名，预示他们还要搞更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这六个革命社团中就有着社科社。如二月十八日，军阀三军部下达各县“查缉‘杨案’在逃学生十二人”的通缉令就是明证。
       针对这次法西斯白色恐怖，党以成大为主战场，动员社科社、学生会和全体教职员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具体的战斗是张澜
       校长愤而辞职，学生会和教职员不断开会，派出代表，发出函电和宣言，责难、敦促军阀反动派，挽留校长，请求复职。同时质问、指示他们捕人杀害的残暴、非法。既全面的揭露了他们制造“二·一六”惨案的真相，也打退了他们搞更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的阴谋。斗争的结局，在主战场上取得了张澜校长复职，成大开学上课，使这个民主与科学的堡垒照旧屹立于西南的胜利。
       战果在扩大，一九二九年五月，在张澜校长领导下，成大以社科社为主力，举办了盛大的五周年校庆。实际上是在党的成大支部直接领导下，以社科社为核心，发动广大师生冲破一切白色恐怖而搞起来的。校庆纪念会的总主席是社科社成员梁逸今，最重要的出版部主任是社科社成员王永和。纪念会的特点：一是进一步揭露“二·一六”惨案真象，保卫学校和校长，取得打退更大规模逮捕和屠杀阴谋的胜利。除社科社郑鸿启在《国立成都大学五周年纪念会特刊》中发表了《纪念成大生日并告同学》的文章，内容十分鲜明透彻（廖友陶同志所写“成都二·一六惨案”一文已引述）外，还有载带《是社科社社员苏延一的笔名》在惨案发生三天后写下的散文《血钟响了》，艺术而形象地纪录成大遭突袭，同学被逮捕的恐怖早晨，纪录六烈士牺牲的噩耗传到学校和群众反映的情景；纪录了反动派还将进行更大规模逮捕和屠杀的传说。散文写得好，留下了生动的历史面貌。再配以庄严隆重的庆祝仪式，仪式前一天举行的三十九个项目的陆上运动会，接连三天共演出一百二十八个节目的庆祝游艺，四天内来宾几万人次，全校充满歌唱赞美、欢声笑语，真是对反动统治的无比蔑视和示威。二是鲜明的革命倾向性：大会宣言说：“我们要更进一步在革命上文化上完成所应负的使命。”“在此革命时代的中国”，“环境是革命的，教育便是革命的。成大当以培养革命人才为主要任务，……所有的科学与思想，离开革命而存在，就不合环境需要，时代的价值便迷失了……。”大会的标语意义也鲜明突出：“成大学生应具反抗恶势力的精神。”“成大学生应从实践中去求新理
       论：“成大学生应抱革命的精神去研究学术。”“大学教育学术思想，应该研究自由。”“成大学生应反对封建思想和复古思想。”“成大学生应建设西南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等等。这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越来越严厉，“二·一六”惨案刚过去一年，反动气焰高涨的日子里，真是冲破黑暗的触灭火炬！三是给中国学生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张瀚校长在《纪念会特刊》上发表的《中国学生底出路》一文指明：“今天中国发达生产，与反资本主义联成一起，也就是中国生产必须采取资本主义的形式，而后才有发达的可能。从此可知，用革命手段来对经济作制度的变更和数量的增进，是中国社会的出路，亦是中国学生的出路。”纪念会是对当时反革命统治的一次强有力的冲击，灭了反革命威风，长了革命群众的气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在这前后，张瀚校长得到党的成大支部和社社社的大力支持，领导成大师生建立了各种学会，深入探索、研究各种学科，总结出不少成果，出版7校有成就的各种学术刊物。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开进行探索、研究和传播的经济学会的《经济科学》杂志，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初刊号的第一篇，就是张瀚校长在经济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话，题名为《怎样研究经济学》。其中心是对比分析现在的两种经济学，肯定以“马克思为始祖”发展下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是真理，接着提出当时研究经济学应有的态度和应坚持的原则，还向经济学界提出三个方面的研究课题。最后，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家：“现在是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最显著而激烈的时代……，只有明白上面所说的那些问题，才能理解它们的曲直是非，而决定我们的态度和中国的前途，使将来能够在一个光明大道上走，不致误入歧途，或没有进步。”在那白色恐怖气氛笼罩的日子里，这真是空谷足音，黑夜火炬。这个在二十年代探索、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杂志，现在还保存有两册，略举几篇题目，即
       可窥其一斑。如无我的《唯物史观研究》、王宜昌的《论经济科学》、苏友农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概论》和《劳动概论》、肖铁锋的《实业革命之原因经过及其影响》、滕临都的《中国经济之危机》、吴隽灵的《韩非子底经济思想》。这些作者大多是社科社的社员。还有历史学会的《史学杂志》、教育学会的《现代教育》杂志、中国文学系系的《文学丛刊》等，都有不少著者是社科社的社员，他们对当年成大的学术成就，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军阀反动派对社科社和它的支持者张澜校长，时刻策划着妄图消灭和挤走的阴谋。就在成大校庆日（五月二十二日）的第二天，四川教育厅发出公文，声称奉大学院训令，“四川大学太多，应合并整顿，改办新四川大学。”还要组成“筹备国立四川大学讨论委员会，”讨论“三大合并的问题”。这就是要消灭成大和挤走张澜校长的信号。到九月五日，张校长向国民政府大学院提出辞呈，并推荐任鸿隽以自代，以争取反动派袭来时从容退走的主动地位。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第一届成大同学毕业，将举行毕业典礼，要选举筹办人员。倡社的刘玉昆（解放后被镇压）等，为竞选筹办人，竞把社科社员王岐周打成重伤。学校为防止事态扩大，停止学生参加筹备，改由学校领导直接主持。张澜校长在毕业典礼上作了一次感人至深的讲话。总的是希望大家不忘“中国学生的出路”，要无愧于前贤往哲，作堂堂正正的人，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成大第一届毕业同学离校不久，张澜校长也以接洽学校经费的名义去了重庆，从此，再也没有回校了。张澜校长离校时，曾经拨了一笔经费给社科社的同志，要求创办一所“成达中学”（注：取发扬天下之“达德”，“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意）“让成大毕业的同学发扬成大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为成都、四川、西南的教育创造出新面貌。”校址设小关庙。先由
       李保忠、梁逸今、张星石、马应榜、陈鸣西等筹备，继由贾铨主持办理。正在大兴土木，修建校舍和延聘教师时，就有熊晓岩、叶秉诚、伍非白、蒙文通、刘星垣等同情社社教的教授和讲师，都表示愿来成达中学教几点钟义务课。他们说：“西南文化精英荟萃成都，成大是最高学府，其精华集中在社会科学研究社，是成大人才集中所在，实为西南人才精华，兴国创业之所需。”因此，群众说：“这是‘成大附中’”。学校一贴出招生广告，仅十天左右就有五、六百学生报名投考，不到一月，报考学生竟达一千几百人，很快就成为成都的一所著名中学。可是就在此时，青年党“惕社”的刘裕常等，勾结川军将领李家钰派军队占据了小关庙校地作兵营。国民党“健行社”易光谦又请向育仁以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名义，查封了还在筹办中尚未开学的“成达中学”。
       一九三〇年四月，成大党的支部书记贾铨（子群）快要毕业离校了，支部及时进行改组，选举廖季文担任支部书记。当时还有六十几位社员，只是有的小组活动没有那么正常了。这年下半年，张澜校长离校后，社科社的部分社员情绪更波动，有的要离校离川，远走上海、北京等地了。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党支部为了照顾全校更方便一些，再一次进行改组，选派荣禄为支书。社科社的部分小组活动越来越不正常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国立成都大学终于被军阀反动派以宣告“新四川大学”成立的名义，把它合并了。成大这“民主与科学”的堡垒仅仅存在七年零五个月又十七天，终于被淹没了！
       此后，原成大的党团和社科社就进一步转入地下，很少以组织的面目公开接近群众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整理完毕（廖友陶执笔）
       一九二八年 长机帮工人罢工运动纪实
       李保音
       一九二八年，我刚参加独轮车工人罢工运动后一周左右即接到党组织通知，叫我和郭翼棠同志去领导长机帮工人罢工运动。
       长机帮工人即织锦工人，这是当时成都市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这是在党领导的成都市工会和国民党领导的伪省工会长期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队伍，这支队伍领袖人物是孟本斋同志，他常和伪省工会的马云衡、李渊谟等工贼及资本家作面对面的斗争，异常坚决勇敢，甚至被打得头破血流也毫不畏缩。我和他，是在盐道街省师附小工人夜课学校任教时认识的。
       长机帮工人罢工运动在省师附小工人夜校里进行组织发动起来的。这所工人夜校的学生，多数是长机帮工人，我在夜校里担任语文教员，我经常同孟本斋同志一道在南府街一带长机帮工人家里去串门，借以了解长机帮工人的生活思想情况。
       当时成都市纺织锦缎的是木机，机身又高又大，必须在室内挖个深坑才能安下去。因为成都的地下水位较高，机座下常常浸满一湖水。常年在潮湿环境中操作的织锦工人，遂致一般都患有湿气病。长机帮的老板只知赚钱，那管工人的死活。工人病了不能上班时，就叫你回家自己找医寻药，不给分文医药费。工人工资低，无钱吃药治病，天长日久，遂致残废失业，生活异常凄惨，引起工人极大不满！工人为了防治湿气病，每天需要吃黄豆芽，
       老板为了省油赚钱，在炒豆芽时，只把酿有少许清油的布在锅上舞一舞就下锅，工人对这碗捞肠刮肚的豆芽菜异常愤慨！因此提出反对“舞一舞”的口号。
       工人每天织锦收工时，老板要求验长短，以便计算工资。所有老板都是用一把红色尺子来丈量。这红色尺子比当时通用的营造市尺约长一寸，而卖货儿去时用的尺子却又比通用营造尺约短五分，老板们就这样加乘剥削工人，获取更多的利润。工人对此更加愤慨！曾提出“反朱尺”的口号。
       当我在省师附小夜校上课时，讲到资本家怎样残酷剥削工人，不顾工人的死活的罪恶时，工人无不咬牙切齿，跃跃欲试，要与资本家作坚决的斗争。因此，党组织就酝酿发动长机帮工人举行罢工，争取改善生活待遇。党组织派我和郭冀荣同志去组织领导这次罢工运动。
       一九二八年农历正月十四日，我在学校（成都大学）吃完早饭后，立即奔赴省师附小。这时长机帮工人纷纷来到省师附小门前的街道两旁，等候出发。我和郭冀荣同志商量好分工，他化装成工人，参加在工人游行队伍中，担任外部指挥，我留在附小一个工人同志的小室里任内部指挥，印制传单，书写标语。我们的传单和标语大意如后：
       ——“我们郑重宣告，我们长机帮工人今天正式罢工了！我们终岁勤劳，为老板们织锦，但老板们残酷剥削我们，所得工资，不足以维持我们的最低生活。病了，不给医疗；病重了，无力为他们卖命，就被开除。整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都是由于老板们只知赚钱，不顾我们工人的死活所造成的。他们把从我们身上剥削来的血汗，供他们全家人的挥霍。他们天天吃得好，穿得好，坐着享福。逼着我们为他们当牛当马，现在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被迫向他们提山增加工资，改善我们的生活福利，得不到结果，才起来罢工。我们这一行动，是正义的；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大密）
       1、我们要生活！我们要生存！
       2、我们找老板算帐去！
       3、反对老板的残酷剥削！
       4、要求增加工资！
       5、我们坚决要求保障我们的福利！
       6、坚决反对无理开除工人！
       7、我们的呼吁是正义的！
       8、我们呼吁各界同胞给予我们的正义声援！”
       我们印制书写好这传单和标语后，立即组织工人沿街散发·张贴。
       当工人到齐，队伍集合好，快出发时，有一位同志跑来对我说：省一中学生在择师运动中，把校长杨廷铨打死了。我听到这一消息后，一点也没有声张，只和郭翼棠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叫游行队伍马上出发。出发前，我对工人作了简短的富有煽动性的讲话：工友们，弟兄们，我们为什么终岁勤劳，不得一饱？我们病了，为什么没有钱给我们治病？反而要被开除回家？这都是由于老板只顾赚钱，不管我们工人的死活所造成的。今天，我们一起找老板算帐去，要他们保证我们的生活！如果他们不答应，我们就和他们干到底！我们要生活，我们要福利！不达到目的，誓不终止。这时工人们不约而同齐声高呼口号：“我们
       “我们要生活！”“我们要福利！”“我们找老板算帐去！”“我们要求增加工资！”“坚决反对无理开除工人！”“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在这之前，我们还研究决定，抓两个典型的，罪恶大的老板去游行。这两个老板，一个叫谢书尧，一个叫李祥兴。这天上午九点钟，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八千余人就出发了。一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获得广大群众同情和支持。
       由于当天省一中学生打死了校长杨廷铨，局势比较紧张，我和郭翼棠同志等临时决定，游行队伍只到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前，把抓来的两个老板罚跪认错后，立即解散，以免发生意外。因此，
       我们的游行队伍，到达春熙路后把两个罪大恶极的老板罚跪在孙中山铜像前承认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后就解散了。
       这一天，成都市既是罢工运动，又是择师运动，空气异常紧张。但由于我们的时间抓得紧，安排得好，从出发至解散，总计不过一小时就胜利结束了。这次胜利，完全是党的正确领导，即根据形势变化展开突击斗争。再由于工人群众纪律性强，警惕性高，做到了准时集合，准时出发，一点没有浪费时间。由于这次运动的胜利，工人的情绪异常高涨，推进了工运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此后，成都虽经历反动派在一九二八年的“二·一六”的血腥镇压，一九三〇年汉州兵变后的屠杀，但广大工人群众对资本家以及反动军政当局的坚决斗争仍持续不断。
       (1981年6月写)
      
关于“三军联合办事处”和“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

       黄维德 万金裕
       一九二五年，四川速成系军阀杨森发动的“统一之战”，被军阀刘湘勾结军阀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和贵州军阀袁祖铭等组成之“川黔联军”击溃而逐出成都。由三个保定系军阀刘、邓、田的部队占领四川富饶的首府。他们驱走杨森，不是为了解民倒悬，仍然为的是重新分配地盘，扩大压榨人民的区域，夺取在成都的兵工厂、造币厂等。三部进驻省垣后，在分权分赃问题上一直扰攘不休。同年冬初，身任“四川军务善后督办”的刘湘，为了作好仲裁、消除矛盾，专程由渝亲赴成都，召开了一次“四川省军务善后会议”，特为邀请素孚众望、曾任四川代省长的张澜出任议长，目的在协调各方意见。稽延时日，并未达成任何协议。刘湘返渝前，嘱托刘文辉以“四川军务善后帮办”的名义，继续调处。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刘文辉和邓锡侯（四川清乡督办）、田颂尧（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这三个军阀头子在承认各自占有的现状下，共同组成了一个“统率办事处”（一九二七年三月改称为“三军联合办事处”）来协调三军共驻省垣后不可避免的诸种矛盾。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立即勾结一切封建军阀，掀起所谓“清党”运动，进行反共大逮捕、大屠杀。驻成都的刘、邓、田三军阀则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在“三军联合办事处”之下，又拼凑一个以镇压革命为中心任务的“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这两个“办事处”同
       是危害人民的反动机构，前者是旨在调和三军省府分歧权的矛盾，从事压榨人民、扩充军队的统装，制造新的内乱为实质的联合机构；后者旨在勾结城乡军阀、团阀的武力，从事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士的反动联合机构。它们的出世，给全川人民尤其是成都人民加重了灾难，使多少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遭受迫害，祖国多少优秀儿女无辜的惨死在军阀屠刀之下。
       当年笔者黄维德正在成都盐道街四川省·师校求学，万念裕在刘文辉部任职、受军训。我们亲见、亲闻和了解到一些先烈殉难的英勇史实，至今仍铭刻在头脑之中。加之，近几年通过查阅有关资料，走访有关当事人，又获悉彼时六少实况。现就回忆所及，参证有关文献和口碑资料，合并整理如下。
       一、关于“三军联合办事处”
       一九二五年，军阀杨森（管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发动“统一之战”，被“川黔联军”击溃，军阀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部占领成都后，以李家钰为首的师旅长一级将领们倡议：刘、邓、田三部合作，结成联盟，将三部军政、民政、财政“切实组合”，成立一个“统率办事处”，此案被刘、邓、田所采纳，即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午后，在成都署株街浚川源银行，宣布正式成立“统率办事处”，刘文辉为处长，邓锡侯、田颂尧为副处长。当时三军阀宣誓就职，并由刘文辉宣读了《誓词》（注：全文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十六辑16页），其内容包括四点，内中第二点，鲜明表示要“同心戮力。贯彻本处军政、民政、财政之统一”。同日还发表了这个“办事处”以下三个部的部长：人事：
       1. 吴有邻（字景伯，保定军校出身，是刘文辉部的旅长，为刘所推荐）为军政部部长。
       2. 向楚（字伯樵，是田颂尧所推荐，民国初年曾任四川省
       政务厅厅长）为民政部部长。
       3. 李光含（邓锡侯所推荐，是邓的秘书）为财政部部长。
       一九二七年初，三军先后易帜为“国民革命军”，三部组成的“统率办事处”即于这年三月中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八、九军联合办事处”（以下简称“三军联合办事处”）。（按：刘文辉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元月一日在成都西较场宣誓就职，设军司令部于成都将军衙门。刘为了拉拢邓、田，巩固保定系的联盟起见，乃电请蒋介石授予邓锡侯、田颂尧等以“国民革命军”的军长头衔。经蒋批准，邓、田二人分别派其驻汉代表黄子谷、余志等赴南昌受领新命，带回了任职令。同年三月一日，邓在成都北较场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职，三月四日，田在三台县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职。邓锡侯在成都鱼华馆设立军司令部，田颂尧的军司令部驻节三台，在成都古中市街山西会馆设置该军行营司令部。）
       在改名为“三军联合办事处”之前，各军间权力争执的一些悬案，已基本上得到解决。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四川兵工厂（位置于成都九眼桥下游二公里），历来为军阀们觊觎争夺的最大目标。当时该厂为刘文辉的张清平旅、田颂尧的曾宪栋旅、邓锡侯的李家钰师、罗泽洲旅、谢德载团以及刘湘的下属部队，共六支部队占据，都不愿撤出。刘湘曾经以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名义，委派其督办署军法处长李子俊为四川兵工厂总办，接管该厂。但其它各部反对，拒不迁出。刘湘回渝后，刘、邓、田三部协议，另向刘湘推荐保定系军官王思忠为该厂总办，保持国防工厂的独立性，不由任何个人握为私有。于是刘湘乃以四川军务善后督办的名义正式任命王为总办。王氏先迟迟不愿就职。因该厂是西南最大的兵工地，创建于前清光绪三十一年。彼时，由于英帝国藏甚殷，常遭藏军为患边境，为了解决边防部队战时的供需，在成都设厂，邻近康藏，补给较便。其全部设备是从德国“蜀赫机器厂”
       购进，聘请德籍顾问来华指导兵工生产，以后，又考虑了四十名技术人员赴德国深造，回来后充实技术力量。但此厂被军阀杨森部队在溃败撤走前纵火烧坏，烧毁机器、设备，损失过半，仅残留十分之四，不能复工。当时，工人的生活，工厂的修复等，均需款项。加之各部驻军一再拖延不撤，妨碍厂内善后工作的进行。于是刘、邓（田常驻三台县）二人商定解决办法：由刘、邓两部保证每日拨付铜元四千串，作为临时性补助经费；令厂内驻军分别克日撤出。至此，王思忠乃同意就总办职。
       关于三军对省垣当时的重要权力分配，协议概如下述：
       （1）成都市政公所，由邓锡侯接管、派所属的第十一混成旅旅长罗泽洲为成都市市政督办（原任督办系杨森的第十六师师长王绩绪兼职，杨军败退，王离成都投降刘湘）。
       （2）成都县公署，由田颂尧接管，将成都县划入田军的防区，派所部曾宪栋旅驻防，并以该旅参谋长李景骅（字绍曦）为成都县知事。
       （3）华阳县公署，原属邓锡侯的防区，仍旧不变。
       （4）成都兵工厂，即兵工老厂，位置于成都城内拱背桥，它始建于清光绪二年（一七八七年），由当时四川总督丁宝桢奏清建置。原称“成都机器局”，规模仅次于兵工新厂（即“四川兵工厂”）。该厂为刘文辉独占，改名为“成都修械所”，一九二七年三月，又改称“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修械所”。刘汝意将名称缩小，作为该军修理枪械的场所，避免存在一个国防工厂的名称，以祛各军阀觊觎。其实该厂（所）的规模远远超出一般维修性工厂。仍能制造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自来得手枪等武器。刘派该军第三旅旅长唐英（字永晖）为总办，刘文成（刘文辉的四哥）为会办。总工程师是王仲槐，有耿、美各国留学归来的兵工工程师多人，继续进行研制、设计，还有上千名的技工。
       （5）成都造币厂，位置在成都东门内磨坊街，始建于清末，原来铸造正规面额为壹圆的银币（规定标准重量为库秤纯银
       滚钱贰分），兼铸“当十”、“当二十”的铜辅币。此厂初为邓锡侯所属师长李家铭部队进据以后，借以图利，改铸质量不够规格的半圆银辅币及“当二百”的铜辅币。继后交由邓锡侯的廿八军军部直接掌管铸造。因该军隶属各部队的防区所收合项赋税，拒不上缴，其军部及其直属部队经费甚感拮据。自该军部接管造币厂以后，其经费大部来源依靠此厂。仍承袭李家铭的故技，继续铸造质量不够规格的银币（社会上称为“劣币”）作为扩大收入的泉源。更进一步加大渗杂比例，使银质褪色益为下降。鉴别者往往蔽之，听其有无纯银质本来的清脆声音。后来，对于不发银质声音的杂板、哑板，甚至破烂板等废币，亦勉强搭配发行，使聋良的商民叫苦不已。市面流通纠纷迭出，持者被迫贴水，打折扣使用，到了省外，根本拒用。人民的损失，无法估计，遭受劣币之害，无异遭受军阀的抢劫。所铸铜币，则是采取回收低面额的铜币改铸为大面额的铜币。最后发行的“当贰佰”铜币一枚，重量尚不及原来一枚“当五十”铜币的重量，其获利可达数倍。甚至销毁珍贵文物。如铜神像、钟、鼎、法器等作为铸币原料，扩大了掠夺范围。邓部开此恶例，各部二层将领，如谢德勤、曾宪栋、习世杰、刘文成等在成都灌县私设地下工厂铸造劣币者达十三处之多，为祸之烈，三军统治省垣后，较杨森的暴政又扩大了若干倍，这是深深地存在于人们的痛苦回忆之中。
       以上所举，是刘、邓、田三军联合统治四川省楚之初，产生的分权、分赃争执出现军阀间的内部矛盾。由于他们采取加重田赋、苛捐、发行劣币等等手段压榨之下，从而暂时缓和了军阀内部矛盾。但因他们在防区制下，掌握财政特权可以肆意搜刮，掌握了兵工生产特权，连年不断扩大武装部队，在二十年代末期比之民国初年的川军数量膨胀了十倍以上，制造数百次的循环混战，使田地荒芜，饥民载道，激化了人民与军阀间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为了争取生存权利，人民被迫起而斗争。军阀们又采取残酷的血腥镇压，希图苟存。
       二、关于“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
       “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成立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处长是国民党极右分子、四川的二层军阀向传义。关于它组成的时代背景、向氏任处长的内幕经过及其组织系统和主要成员，概况如次：
       （一）当时国内和四川的政治形势
       一九二六年，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在一片“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歌声中胜利进军，所向无敌。革命军攻克武汉后，企图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四川敌军的军阀，原本是应铲除的对象，因善于观察气候，长于政治投机，乃通电拥护北伐，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祝捷、致敬，因而赢得了“国民革命军”部队的头衔，打出了青天白日的旗帜。但其本质未变，武装割据、实行封建统治如故，混战厮杀、蹂躏地方如故，硬把一个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摧残成为人间地狱。民间歌谣有云：
       “年赋十数征，祝指多如毛。兵祸加天灾，尸骨满沟濛。”这就是当年四川军阀统治下的旧社会对人民敲骨吸髓地压榨之后真实写照。在中共川西特委（地下）的组织领导下，城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择师、反劣币等斗争，蓬勃开展。农村的反夺佃运动，也此起彼伏。这些革命风暴的来临，说明广大被剥削、被压迫者在中国共产党指引下，思想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不辞赴汤蹈火，勇于自救解放。使得军阀们惊慌失措。当国共合作的北伐大军攻克南昌不久，蒋介石就成了背叛革命的新军阀。他突然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展“清党”运动，在全国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公开以屠刀加诸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四川各系军阀此时再也掩不住本来面目，积极投入反共反人民的大逮捕、大屠杀。驻成都的刘、邓、田三个旧军阀，接到新军阀蒋介石的反共“清党”命令，立即行动起来，疯狂
       狂镇压革命，企图阻止正在蓬勃兴起的工运、农运、学运、兵运的发展。
       （二）向传义出长“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的内幕经过
       向传义字育仁，四川仁寿人，早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结识了党内一些元老，辛亥前后从事党务活动。一九一二年，他在保定军校第一期尚未毕业，即奔走上海，参加“蜀军”的组建，筹备反清北伐。嗣因清帝退位、议和，重庆的蜀军军政府都督张培麟号召蜀军返川，作为四川第一支党军。蜀军总司令熊克武命向传义在宜昌建立蜀军第一营，他充任营长。熊返重庆，组成了蜀军第一师。是年夏，成渝两都督府合并，熊领导的蜀军被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统编为“四川陆军第五师”，向仍充营长。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罢免江西、安徽、广东等五省都督，搞五国大借款，残杀党人。孙中山号召二次革命，在“癸丑讨袁”之役，熊克武首先响应，受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袁总司令，向氏随军参加“癸丑讨袁”之役。熊军失败，许多党人惨遭杀戮，向乃逃奔上海。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公开卖国称帝，护国军兴，他同川籍党人卢师斋秘密从沪绕道香港经越南入滇，响应蔡锷组织的云南“重九起义”，参加“护国讨袁”之役。随熊由昆明回川后，向初任川南招讨使署总参谋，袁氏倒毙，护国战争结束。一九一七年熊在渝重建四川陆军第五师，向被任为该师第九旅但懋圣部的第十七团团长。一九一九年，熊被广东革命政府任为四川督军兼第一军军长，向即晋升为该军第三师师长。此时，在保定军校第一期中向的同学如：邓锡侯、田颂尧尚当旅、团长。因此，向传义在川军保定系军人中，资历较深。以后他又参与国民党中的小宗派“实业团”，适与熊克武为首的党内小宗派“九人团”成为政敌。一九二二年，滇军军阀唐维尧勾结四川军阀并收买“实业团”分子组织“川滇黔联军”，掀起“倒熊之战”，熊退出成都。从此，向传义离开了军职，暂时
       息影政坛，一九二五年，改任为“四川省团务总办”。因向参加国民党活动较早，与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川籍元老戴传贤、谢持等人相交甚深，紧密勾结。以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即已堕落成国民党极右分子，投入蒋介石怀抱，背叛革命，积极从事反共活动。如：
       1. 南昌谒蒋，领受“清党”反共任务
       刘文辉于一九二七年元月一日，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职后，立即物色适当人选为代表，赴赣谒见担任“国民革命军陆海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以答谢简命，向其致敬输诚。刘深知向传义与戴传贤有故旧交谊，戴又与蒋亲近，利用向通过戴的渠道而谒蒋是一条捷径。乃商请和委任向传义以二十四军参谋长的名义，作为该军赴南昌谒蒋的首席代表，并派张清平（二十四军第二旅旅长）、张希骞（二十四军部训练处处长）与之同行。向欣然从命，于同年元月上句出发前，先行电达广州的国民政府委员戴传贤，并要戴转知中委张静江约期到武汉相晤，会商川事。戴、张两人如约赴汉聚首，并同道转南昌。适蒋介石正在策划拉拢地方武装势力，以扩大反共阵营。由于戴、张的引见，蒋得知向在党内的早期活动历史，今又是川军保定系将领实力派的代表，自然十分高兴，给以热情接待。蒋示意在南昌的国民党右派中执委们于二月十六日召开第七十九次中常会，作出一项既定的决议案，授向以特殊任务（当时四川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正达炽热程度）。决议内容是：
       “四川党务纠纷已久，特派向传义回川调查，并负责指导全川党务，重新办理党员登记”。（即以后的“整理四川党务特派员”一职）
       向传义辞别南昌前，再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当面暗示他回川以后，向驻川各军传达，即将开展“清党”运动，须作好一切防范破坏的准备，向受宠若惊，奉命离赣。
       2. 点燃重庆“三·三一”惨案导火线
       向传义一行于一九二七年三月返川先到重庆，专程拜访驻渝军阀头子刘湘（二十一军军长），特别传达蒋介石有关“清党”的面示。刘湘听取传达后，乃邀集方到渝不久，由蒋党中央派来联络他的一些反动政客，如李仲公、卢师谛、黄明豪、杨引之、戴弁、罗云等要员，共同筹商“清党”对策。向传义等急忙赴渝，返回成都向上司刘文辉等汇报此行经过，重点转达蒋介石面试关于“清党”的密令。同年三月底重庆军阀们就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大惨案，这次残酷镇压爱国运动的反革命事件，预示着在全川的“清党”反共逆流已揭开序幕，它发生在“四·一三”政变之前，充分说明四川军阀的代表向传义由赣返川路过重庆，传达蒋介石“清党”密令时，即已点燃了惨案的导火线。
       3. 充当屠杀革命人士的刽子手
       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成都的革命人士十分愤怒，他们在中共川西特委（地下）领导下，积极组织“三·三一”惨案后援会，派代表刘愿安等十余人向刘文辉、邓锡侯请愿，要求转电中央惩办制造惨案的祸首军阀王陵炎（刘湘部队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兼江巴卫戍司令）、兰文彬（刘湘部队第七师师长）及江（北）、巴（县）两县团阎曹燮阳、申文英等，并要求取缔向传义的反动活动。刘、邓二人亲自接见请愿代表刘愿安等，作出了很狡滑和恫吓性的答复。
       刘文辉的答复原词是：
       “各位请求惩办王陵基、兰文彬、曹燮阳、申文英等四人，究竟有何证据证明他们是此案祸首？至于向育仁总办系二十八军、二十九军及本军代表，又奉蒋总司令委派回川，主持全川党务，蒋总司令之军权系中央党部授予行使，如反对向育仁总办，不如直接反对中央党部。”
       邓锡侯的答复原词是：
       “近日省会忽发现有“农民归里军”总司令朱玺的布告，同
       时又发现“三民主义自卫军”总司令李廷的布告，此两种主义不同之“自卫军”，随时都有发生冲突、扰害治安的可能。所以维持治安的责任浸大家担负起来。明白点说，在青天白日旗帜下的成都，只有三民主义活动之领域。”
       （注：刘、邓二人的答复分别摘引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十六辑17、20页）
       在向传义派寄传达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密令后，刘、邓、田“三军联合办事处”即于四月九日发表向传义为四川省会城防司令。同时拨交两个步兵团的部队作为镇压革命的武力。并下达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训令”，并示意向：对共产党人、革命人士授以“便宜从事”之权。训令原文是：
       “为令遵奉，照得救国当循正轨，再乱贵在从严，有顷改革之初，民志未定，狡黠者流，往往剽窃美名，唱为高调，一夫攘臂，群众盲从。驯至社会阨隘不安，人心因而浮动。暴乱之象，迭有见端。……省会地居首善，人物殷繁，潮流所趋，准保无假名号之徒，潜滋蛰长，乘间窃发，在在堪虞。应责成该司令严为防制，以杜乱萌，倘遇上烦情事发生，不服制止，准予便宜从事，用资镇慑。事关地方治安，至为重要！”（注：原文摘自《四川省文史资料选辑》十六辑十八页）
       向传义奉令后，甫经三日，上海即发生蒋介石亲自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各地军阀立刻遵从这一信号和已受“密令”行事，一场反共“清党”的运动和大屠杀在全国开展。军阀们对“清党”不只局限在城市一隅，而是城乡并举。重庆的“三·三一”惨案就是军阀刘湘亲信王陵基、兰文彬与江、巴两县团阎曹燮阳、申文英的多间民团（土劣武装）勾结一起制造的。当时成都地区（如外东龙泉驿）确有“农民自卫军”的布告出现，预示着已有农民暴动的可能。接着在刘、邓、田“三军联合办事处”的协议下，“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随即成立，以向传义任处长，各军各自派出旅长级军官一员为副处长。省
       会城防司令部、省会警察局、成、华三县市民团武装等，一律归其节制指挥。向民所遭“省会城防司令”一职，另由二十四军派向庭培接替。
       同年四月二十九日，向传义发出“艳电”，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务登记委员会”发动了全川性的“清党”运动。次日，向召集“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所属单位负责人会议，对成都地区的“清党”反共运动进行具体部署。不久，他呈请刘、邓、田查封解散了“中法大学”的成都分校。跟即向四川新闻界开刀，六月二十五日，又强迫《民力日报》停办十日，罪名是：“言论荒谬，为共党张目，勒令停刊十日，以示儆省，而誓效尤”等语。从此，白色恐怖气氛弥漫蓉城。
       （三）“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的组织系统和主要成员
       处长 向传义
       副处长 共三员，三军各委派一员，即：
       二十四军派出的副处长由该军所委的“省会城防司令”兼任之。先后计有：
       1. 向庭培 字岱昌、云阳人，原任四川陆军第九师少将炮兵团长。
       2. 兰世钰 字静之，资中人，武备学堂出身，曾任二十三军刘成勋部师长。
       3. 田济众 字伯施、秀山人，二十四军第七旅旅长。
       4. 徐庭秀 字光普，乐山人，原任二十四军宪兵司令（嗣调该军第二旅旅长，接替张清平职、因调驻江津而离蓉）。
       5. 张之鼎 字鹤龄、邛崃人、二十四军少将参谋长。
       二十八军先后派出的副处长，计有：
       1. 周世英 字绍芝，温江人，二十八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2. 牛锡光 字范九，成都人，二十八军金川江防军第三区司令。
       二十九年先后派出的副处长，计有：
       1. 曾宪栋 字南夫，内江人，二十九军旅长。
       2. 胡开莹 字玉笙、新津人，二十九年宪兵司令（以后改任该军旅长）。
       “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的参谋长是少将级的彭序东，四川丹棱人。
       处本部设有参谋处、副官处、秘书处、执法处、课查室等机构。但主要活动是镇压革命人士的执法处和课查室：
       执法处 设主任执法官（即处长）一员，由吴业精、江炳麟先后充任；执法官若干员，有戴梧岗、黄子杨等人充任。
       课查室 主任为刘嘉兴，四川中江人，由清末四川巡警道周善培创办的“警务学堂”毕业。历任四川省会警察厅（局）刑警队长；课查员若干人，当时著名的有：赵国栋、刘成武、邱俊一等。此外，尚有编外课查员若干人（无定额）充当课查员的助手，是成都旧社会所称“跑二排”的课查员，属下还有“跑三排”、“跑四排”的。他们经常佩带武器，出入于茶坊、酒肆、烟馆、妓院、娱乐场所，依恃其特种身份，估吃霸赊，敲诈勒索，欺压群众。与后来蒋帮的军统、中统特务性质相同，都是以追害进步人士为其主要勾当。
       受“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节制、指挥的单位有：
       1. 四川省会城防司令部
       2. 四川省会警察局（次年改称“成都市公安局”）
       3. 成都县（市）团练局
       4. 华阳县团练局
       5. 武装执勤部队（兵力由三军派遣）
       武装执勤部队的机构和任务大约区分为：（一）警卫队（处本部的警卫勤务）、（二）巡查队（执行宪兵勤务，以排为单位，纠查市区治安秩序、军人的军风纪等）、（三）弹压队（派驻各娱乐场所、临时集会地点，以防止肇事弹压部队）（四）守
       备队（担任各城门开关和守备与检查哨的设置）（五）行刑队（对死刑犯的押解与行刑时在刑场之警戒）（六）临时派遣队（突击任务、如戒严、搜查等临时勤务）等等。
       在“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成立前，执勤部队是以“四川省会城防司令部”名义派遣；成立以后，对外一律是以“省会军警团”名义派遣。但武装部队仍由省会城防部队担任之。原则上应由三军分别派遣兵力交“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分担执勤任务，实际上主要都是二十四军派出担任省会城防部队的该军直属步兵第三十团担任。（在徐庭秀任“省会城防司令”兼“省会军警团”副处长时，曾将其直属的宪兵大队邓明枢的六个宪兵连兵力协助执勤。）其执勤任务的辖区分配大概如下：
       成都市中区兼北区指挥部驻忠烈祠内
       指挥官：陈毓清、字拙修，二十四军直属步兵第三十团团长。
       成都市南区指挥部驻南文庙内
       指挥官：王安懋（以后为周定典），二十四军步兵三十团第三营营长。
       成都市西区指挥部驻兴禅寺内
       指挥官：覃光英（以后为葛森），二十四军步兵三十团第二营营长。
       成都市东区指挥部驻东较场城隍庙内
       指挥官：许映海（以后为王清泉），二十四军步兵三十团第一营营长。
       “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本部位于成都督院街沂水庙（今民政厅位置）。
       三、“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部署片段
       “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以下简称“省会军警团”）从一九二七年四月成立，到一九三二年十月，刘、田两军成都巷
       战，三军联合局而固而破裂，共四年半的岁月。在此期间，被军阀们残杀的爱国志士、进步青年为数不少，有待查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极端反动性为近代司法史上所罕见。如：（1）渺视人权，滥杀无辜；（2）提出什么“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掉一个”（指共产党人）；（3）不按司法程序，既不设检查庭，也不经调查、侦查，更不容被害入公开辩论，并剥夺受害人上诉之权利。因此，冤案如鳞。
       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反动军阀部队捕杀学校地下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的恐怖气氛，令人窒息。“清共”以来，多少家庭的父母不敢让自己的子女上学。一九二八年的“二·一六”惨案，已充分说明“省会军警团”的极端反动性，竟一次就突击逮捕、集体杀害革命师生达十四人之多，实属空前奇冤。据当时执勤部队的西区指挥官葛森提供，其实“杨案”的真正凶手是省一中的侍崇雁，搜捕前早已逃走。而尤孝殉难者，既非帮凶，又非省一中的师生，乃系军阀捏词陷害。
       笔者在那黑暗的岁月，虽在成都，毕竟为视野所限，仅能提供直接接触的一九三〇年以来大肆“清共”期间的片段情况。
       （一）杀害杨国杰烈士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一日，成都革命群众在中山公园（今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重庆“三·一·一”惨案三周年纪念大会。“省会军警团”调集军队包围公园，笔者（黄维德）当时也在现场，见武装士兵乘机乱抓乱捕而离开会场，避入书报阅览室，幸免于难。事后据闻，当天一共捕走十六人。同年九月即将其中担任“反帝大同盟”主席之成都师大附中爱国学生杨国杰（共产党员）同志，杀害于成都春熙路中山铜像前，横尸阶沿。
       （二）杀害梁伯龙、张尧若两烈士
       一九三〇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成都革命群众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纪念集会。“省会军警团”乘机抓捕进步人士。其中“西南大学”正副校长梁伯龙、张尧若两同志遭捕后，同
       年七月即被该处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后杀害(此案另有详尽史料)。
       （三）“广汉兵变”后成都的“清兵”大捕杀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五日，距成都四十三公里的广汉县驻军陈离（静瑞）部（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发生了武装起义的“兵变”。军阀们非常惊恐，立即在成都市及广汉、新都两县进行“清共”大逮捕、大屠杀：
       (1) 邓修齐、邓修华两烈士被害情况
       四川省师校在一九三〇年下期开学之初，就发生学生反对校长何叔钧灌输教师的择师学潮。由各班学生选出代表到省教育厅请求撤换何叔钧校长职务，但无结果。于是酝酿罢课。有十四班同学、富顺人邓修齐，本是该班选出的代表之一，他在教育厅发言激烈。在事后，全校学生集会讨论罢课的问题时，又大声疾呼，力主罢课，为特务分子所注意。在正式罢课后的当天中午，开来军队约一连进驻学校。旋将邓修齐等几位学生逮走。同学们在非常愤慨之下，马上自发地聚集起来，又向教育厅请愿，提出两点要求，立即释放邓修齐同学；立即撤换何叔钧校长。如此几次，教育厅均置之不理，该校的罢课也因此之延续下来。
       “广汉兵变”发生后，是年十一月的一天，“省会军警团”突将邓修齐同志提讯，令其转告邓修华前来，出具保结，以便释放。修华同志是修齐之兄，也是同年上期在省一师十三班毕业的学生。他毕业后，在新繁县所属靠近成都的一个乡办小学任教。翌日下午，修华得到通知，即专程来客将修齐同志保释出狱（狱址在督院街汴水庙内）。兄弟二人同道正朝着盐道街省师校方向行走，刚好行至督院街转弯的新、老半边街附近，即被预先准备好的武装部队突然钻出来抓住，并当即同时杀害于街头，每个尸体上各被贴上一张写有“共产党”三字的纸条，这又是涉视人权，滥杀无辜的典型事件。
       （2）李盛前、张兴奇、唐兆仙烈士遇害经过
       在邓氏弟兄被残杀的当天晚上“省会军警团”在全城戒严，
       分派武装部队包围许多学校。次晨，他们集中学生点名，凡黑名单上有的，就呼出站在一边。点名完后，立即押出学校，就近杀害。每个被害者的尸体上照样被贴上一张书有“共产党”三字的纸条。就这样惨遭屠杀者甚多，记得的有：四川省立蚕业专门学校学生、共青团员、富顺县人李盛前、张兴奇、陈永培；成都艺术学院女生、忠县人唐兆仙等。其它学校也陆续被抓捕和杀害了不少学生。
       当时，在恐怖状态下，成都各校已无形停课，学生们有的就近隐蔽，有的离蓉远避。“省会军警团”的执勤部队，一面与成、华三县市民团武装协同加强岗哨，盘诘行人，一面在市区继续搜捕。
       （3）单惠民烈士壮烈殉难情况
       单惠民是华阳县立外南小学校教师（校址在今老南门外黄门街坛神巷底金沙寺左侧），他思想进步、爱读革命书刊，一九三〇年肄业于二十四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七期（编入第十中队，中队长戴豪，字丕显，云南盐津人，原任滇军胡若愚部队营长）。他当时使用化名“任钧”，与笔者万金裕同队；他为人刚正不阿，见解精明，为同学们所钦佩。单毕业后，不愿到部队，由同队同学许远（又名许昌远，其胞兄许慕樵是华阳县立外南小学校长）介绍到外南小学任教的。“广汉兵变”后，一九三〇年冬，惠民烈士突被“省会军警团”部队逮捕，次年五月被杀害于成都下墓地。当时，年仅二十岁，表现非常英勇。当他被从狱中提出绑赴刑场前，正气凛然，高呼：“打倒祸国殃民的滥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惹得刽子手们的咆哮，以枪托猛击其头顶、身上。他仍大骂不止，又被两个刽子手按倒在地，以剪刀断其舌，鲜血淋漓。他壮烈殉难后，其父单香廷（成都南门外大桥附近一个从事刊刻的独立劳动者）。闻讯，痛不欲生，因怕受牵连，不敢前往认尸，乃由其校长许慕樵（现任九眼桥河心村）雇工装殓、掩埋。
       （四）龚纵门烈士遇害经过
       在“省会军警团”制造的白色恐怖中，影响一些工厂的反动分子都直接杀害革命者了。如原四川大学农学院（原院址即今四川大学内）学生龚级门，又名龚浪萍，在中学时，就已参加共青团，到成都升学后，对革命工作更为积极。当时，组织上分配他利用机会到望江楼下游二公里的原四川兵工厂（现今南光机械厂）搞工运，因警卫森严，难于着手。他终于了解到大多数工人居住在三官堂、宋公桥、九眼桥一带，便常和其他同志就在这些地方贴标语、散传单，有机会就直接散发给工厂工人。逐渐认识了多少教工人，久之，又交上一些朋友，初步建立了外围组织。渐次为厂方所注意。一九三〇年八月下旬的一天，当龚级门同志又在工厂附近张贴、散发传单、标语时，突破厂方任巡逻的便衣课查员抓进厂里，关在一间楼房上。反动分子对他，先一直采取“优遇”，目的是要骗取他供出厂内的革命同志，他则坚绝否认认识厂内任何人。一天晚上，厂里几个朋友设法营救他，一些人放哨，一些人用铁撬去势楼板时，为厂方警卫人员发觉。朋友们逃跑了，级门同志却遭受严刑审讯，残酷折磨，以致脚胫被撕断，乃坚贞不屈。厂方无法，乃将他转移关进碉堡，断绝食物和饮料，逼他招供，他始终拒不吐实。在重伤与缺食的摧残下，他坚持达六、七天之久，终于含愤牺牲。
       由于“省会军警团”存在的四年半中，疯狂残杀了大量革命人士和进步学生，激起很大民愤。促使了四川省议会副议长熊岫（字晓岩）联合成、华两县“五老七贤”及知名绅耆，一同出面，向执政的军阀们提出质问，“部队发生兵变，对无辜学生乱抓乱杀，弄得学生罢课，学校关门，长此下去，成何社会！……”。军阀们怯于公愤，婉词以应。在公众谴责面前，一时表象暂趋缓和，劝告各校复课。但其“清共”勾当仍暗地继续进行。如对杨伯恺等革命志士依然秘密行文各市县，加紧缉捕。
       结束语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新旧军阀相勾结，实行法西斯残暴统治，妄图消灭革命。但一切被压迫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并未因反动派的残忍恐怖而畏缩屈服。他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斗争艺术，直至最终取得彻底胜利。
       上述史实已历半个多世纪，我们以粗浅的了解和有限的水平，追记往事，错误必多，未能反映历史公论及先烈们的革命事迹千万一。聊作引玉之砖，以激广大知情者的共鸣，提供更翔实、更准确史料，以补正本文的错漏是幸！
       附记：本文有关“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处”的组织情况，多承葛森同志回忆提供补充，借此致谢。（葛森，字维翰，四川西阳人，现已年逾八旬。他是当年二十四军直属步兵三十团第二营营长，担任“省会军警团”执勤部队的西区指挥官）
       （一九八四年八月脱稿）
      
回忆一九三〇年的西南大学

       陈茂昭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我在西南大学读书。这份回忆录由当时的几个老师和同学提供了不少资料，但笔者限于水平，整理不善，难于反映西南大学的实质与全貌，深以为歉。
       一、西南大学的创办
       西南大学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创办于成都，同年六月底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
       它的招生简章说：“《大学将办文理两科，现因理科筹备不及，先办文科。文科分为两部，一为大学部，七年毕业（预科三年，本科四年）；一为专修科，三年毕业。”又说：“投考本大学，须在高中毕业或具有高中毕业同等学力者。”实际是，只要有进步思想的，由进步人士介绍的都收，并不强调学历。
       简章之所以要这样明文记载，是为了符合教育部立案之规定，因为只有一个文科，不成其为大学，所以说将办文理两科，报考者的文化程度自不能低于一般大学的收生标准。
       校址分三处：一是奎星楼街第三号，称第一部，这是创办时的办公处，后来作女生宿舍，也有部分教师住在这里；二是仁厚街十五号，称第二部，是专修科的教室；三是楞伽庵街二十四号，称第三部，是大学部的教室，其中有一个是专修科的教室，后来校本部设在这里。三个地方，都是租用私人的公馆，因而师生中常戏称为“公馆大学”。由于校地分散，学生住宿也很分
       散，女生住在奎星楼街女生宿舍，男生住在紧靠楞伽庵街校本部两侧的铺面。反动派对这分散的校址诬蔑说，西南大学的校址很神秘，究竟在那里？校外是弄不清楚的。
       大学部设文学和社会学两系，专修科设文学和社会学两科。全校共有八个班，大学部两个班（文学和社会学各一），专修科六个班（文学四个，社会学两个）。学生可以任意选修课程，选听非本班教师的课。
       二 学 生
       全校共有学生约四百人，其中在成都招收的约三百五十人，已被查封的原重庆西南学院学生约五十人（有少数是被查封的重庆高中的学生）。
       1 学习活动
       学生中有部分是共青团员和具有一定民主思想、爱国思想基础的进步青年，学习的自觉性都很高。全校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特别是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对课程内容感到新鲜，对什么叫唯物史观，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普罗列塔利亚特文学的特点是什么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如饥似渴地进行探讨追求，常常在课堂内展开讨论，或由教师提示，或由学生质疑，各抒己见，共同讨论，没有谁包括教师都不摆权威的架子。记得文学专修科讨论过：“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对这样一个古老（指题目）而又新鲜（指进步性内容）的问题，发言的人很多，还讨论过古典文学里的《花间集》（系我国最早的一部词编，语多浓艳）问题，而发言的却很少，并有同学提出，今后要少讨论点这类问题。
       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启发学生自觉学习，介绍课外读物，提高学习情绪。因而学生一进教室，大都是专心致志的听讲，作笔记。考勤制度不严，但缺课的不多。
       课堂上轻松活泼随和，没有严肃板滞枯燥之感。有一次，专
       修科有两个班正在合班听课，教务长杨村人忽然来到教室，说需要很快在每班选出一名学生代表前往某地开会。他把话说完了，教师继续上课。这时有个学生站了起来，要求老师准许就在课堂上把两个班的学生代表选出来。教师表示许可，他就站在一旁，等大家选好后，才又继续讲他的课。
       大概每两周有一次作文。命题作文的次数不多，多是由学生各定各的，文体不拘，不管论文、杂文、小说、诗歌，悉由尊便。教师的批改，多是从观点、内容、结构、逻辑性等方面提出意见，不作逐句逐字的修改。一个同学回忆道：我曾经自拟一个作文题目叫《读书》，作文的内容，大概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有个七、八岁的女儿，她想上小学读书，但没有钱缴书费，爸爸妈妈叫她养一只小鸡，等到小鸡生长大了，把它的蛋拿去卖，把卖蛋的钱拿去缴费，就可以读书了。她听从了爸爸妈妈的话，非常小心地饲养小鸡，好容易把鸡养大生蛋，可是卖了蛋的钱始终存不住，都挪作家用 \(\frac{1}{2}\) 。而且家境越来越困难，连母鸡都卖了。卖鸡的那天，她非常伤心地大哭一场，因为读书的希望成为泡影了。老师对这篇作文的批语是：“只写一个侧面，是很不够的”。还口头补充说：“小姑娘养鸡部分，写得太多。要从各方面写，你对贫苦农民家庭的贫苦情况就没有写。一般说，农村的孩子，无论男孩女孩，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帮助家里干活路，是没有时间读书的。小姑娘和她爸爸妈妈的心情和许多有矛盾的思想，都没有写。这只能是一篇很简单的实事记录。所以叫很不够。”
       学校从开学起，就受到反动派一天凶恶一天的攻击，师生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学校的环境一天比一天的险恶，但是，尽管狗在叫，骆驼仍然照常前进。可以说，西南大学虽处在反动派包围之中，但“弦歌之声不绝”。
       2 社会活动
       师生参加革命实践，也同学习一样，在险恶的环境中照常进行，没有后退。“五四”讲演会，在成都少诚公园（今人民公
       国）内的民众教育馆举行，西南大学师生们都参加了。在会上发表讲演的第十一个人，是成都大学校长张澜，依次是民力大学校长孙倬章，西南大学杨村人和梁伯龙。杨村人讲的题目是《新文学问题》，梁伯龙讲的题目是《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在那时，凡是进步力量组织的公开、半公开的群众性集会、西南大学的师生，或整体参加，或部分人参加，无役不从。据一个同学的回忆说：我多次举着校旗走在队伍前面开进少城公园，我已经取得经验，就是：每次集会，在大会临时主席（有一次是西南大学的学生担任，不知他姓什么）登上保路纪念碑台阶宣布开会后，群众中就有人上去讲话，往往是第一个人的话还没有讲完，军警就来驱赶或抓人了。在这时，我看到周围的人在奔散，我就慢慢地把校旗放在地下，迅速离开原地，以利脱险。我们的校旗是用墨笔在一张大白纸上书写“西南大学”四个字，旗杆是穿帐子用的细竹杆。
       纪念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三周年，是在中山公园（今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到会的总人数虽不多，但西南大学的学生却不少。当临时主席才宣布今天是纪念“三·三一”惨案三周年大会时，军警就来了，人们四下奔散，从正门、后门随着公园里的游人一起跑出去了。据一个参加会的同学回忆，他是从沧浪散浴室侧，通向太平街的一条窄巷子跑出来的。隔了两天，他听说有一个很熟的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被抓了，他还到督院街祈水庙稽押所去探望和慰问。据在押的学生说，一共抓捕了十八个人。学生组织中有“伊里奇社”，该社男女社员于四月三十日晚上冒雨上街，张贴纪念“五一”节的标语，第二天在少城公园纪念“五一”节，西南大学有部分学生参加。这是一次突击性的集会，与会的人先陆续到射德会茶馆（在纪念碑西面）附近，有的还坐在茶桌旁作喝茶的茶客状，时间到了，主持人即宣布开会，简短地讲了几句，就呼口号，散会。这是仅有的没有被军警干扰的一次集会。
       是年六月，党组织领导成都西路的鸡公车工人罢工，西南大学部分学生和其它大中学生都参加了。这次罢工的时间坚持得较久。
       为了避免军警特的追捕，同学们对贴标语、敬传单、突击讲演等革命活动，多在傍晚或夜间进行。其方式是多样的：往往对迎面而来的人，给他一张传单，他开始愕然，等到有点醒悟时已不见人了；有时把传单揉成一团，从街上甩进商店里，特别是甩进纸烟店，打着营业员背后悬挂着的彩票，哗然有声。张贴标语，以快为主。突击讲演，以简明为主。去茶馆酒店宣传，必须先审度对象，进去以后只作三、五分钟的讲演，同行的人既不能站得太远，也不能靠得太近。前者是准备发生危急情况时，便于机动对付，后者是装扮听众，便于及时鼓掌支持，以扩大影响。由于机警敏捷，还没有听说在西南大学的这类活动中被抓了人。但也有濒于危险的情况，一个同学回忆说：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贴标语，忽然来了两个人问：你们贴的什么？你们是共产党。我们几个人同声回答：是学生，是爱国的。你们看，这些标语都是爱国的标语。趁这两个人看标语时，我们就蹦走了。女生宿舍有一条规定：晚上不准上街。有一个女同学回忆说：她晚上出来是和看门的人说通了的，有时回去晚了，已经灭灯，寝室又在楼上，她只好脱下鞋子，光穿袜子在楼上走，避免发出脚步声，引起管理员的查问。还有一个女同学回忆说：有一次回去晚了，被管理员发现了，就责问：“干什么去了来”？答：“上街革命去了”。“革命还是不应该这么晚才回来”。答：“我在馆子里吃了一碗面才回来的。”管理员也就没有再说话了。
       三 教 师
       1 教师情况
       校务委员会委员五人，分工如下： 梁伯龙 管校务
       杨村人 教务长 曾绍鲁 总务长 张竟若 协助教务 王映秋 协助总务 教师及其主讲的学科如下： 梁伯龙 政治学（主要方式是集中全校学生作报告） 杨村人 现代文学 张 磐 （张泽厚） 艺术概论 张竟若 社会进化史（社会发展史） 冯开中 （冯楚天） 文学概论 郑哲生 中国文学史 詹云钦 哲学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张晓非 社会学（校外教师） 曾继鲁 经济学 黄玉及 历史 曹建平 （曹狄秋） 地理（校外教师） 谭 舜 理论学 曾泽炳 英语 赵×× 英语 崔 铁 （崔彦平） 日语 程×× 三民主义（校外教师）
       教师的年龄，除杨村外人，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有的才二十三、四岁。教师们既认真备课教课，又经常参加校内外有关活动，终日奔忙，继之以夜，而待遇却是微薄的，月薪一般是四十元左右（即成都的厂板五十元左右，厂板合大洋打八折），这和当时成都的南城、西城、北城、中城等几个小学的教师，或一般中学教师的月薪差不多，甚至还要低一点。有些教师不够用，
       还在家里拿钱来贴补。校外教师每授课一小时付给一元，比校内教师稍为优厚。
       2 教材
       学校要求教师在编写讲义和上堂口授，都必须以灌输新的、进步的学术思想为主。
       文学系的教材，是根据马克思列斯的著作，参考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高尔基的有关论著，由教师编写的讲义，教文学概论的要加讲古文，主要选用开明书店的古典文活叶文选。
       社会系别的教材，主要是根据李达的《社会科学概论》，瞿秋白的《社会科学讲义》，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等编写讲义，经济学的讲义，还参考了当时出版的《金融资本论》。
       其余历史、地理、论理学等课，也都由教师自选教材或自编讲义。
       当时，成都的反动派曾经把语法书《马民文通》作为马克思主义文献而加以没收，并追查书的持有者的政治立场。白色恐怖，使学校在形成文字上的东西时很审慎，我们回忆所及，“阶级”、“阶级斗争”这类的词，在讲义上是很少出现的。但审慎不等于畏怯，教师们往讲课时，就正面讲阶级、阶级矛盾。
       教师们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个会的成员，不仅有校内教师，而且有校外人士参加。成立会是在楞伽庵街校本部开的。
       师生们还共同成立了一个新兴剧社，并在楞伽庵街演出过《黑暗里的红光》。此剧的作者是向培良，曾发表在当时的小说月报》上。
       同学中还组织了若干文艺团体，如“三零社”，取一九二〇年之义，是郭秋痕等组织的。还有“小喇叭社”……等等。各个文艺团体都是利用学校的油印机、自行缮印。
       同学们还创办了一所夜校，吸收楞伽庵街及其附近街道的儿童三、四十人入校读书，一点办到学期之末才结束。
       3 总务工作
       西南大学的总务工作，也作得很出色。当时一般私立大学的征募标准都比公立的高，但西南大学的征募却与公立大学差不多，而且对于缴费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得到免费入学的待遇。
       当时，成渝公路还没有修起，千里迢迢，金紫步行。由重庆到成都的原西南学院的师生，亦皆徒步而上，教师们还对路费不足的学生进行帮助。领队的教师是梁伯龙、张竟若，同行的教师有曾继鲁、王映秋、崔铁、曾泽炳等人。
       师生们的物质生活是简朴的。梁伯龙在一次学生大会上说：我们的学校很穷，不像其它大学有较好的教室，我们不但没有象样的教室，甚至没有教室。我们就只有这个办法：那里有空地方，就在那里上课、讲话。我们没有钱办设备，甚至没有钱购置必要的图书。在我们这里教书的老师，薪资都很低，有的只送一点点生活费，但大家却愿意来任教，这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把学校办好的共同愿望。我虽然是一个穷光蛋，生活也过得不好，但有信心团结一批教师和同学们把西南大学办好。在重庆时，有人说我梁伯龙偷过人家的被窝。这是可笑的。难道穿得不好，吃得不好，就会偷人家的被窝吗？他们攻击我，是别有用意的。我不和他们辩论这类问题。
       学校没有办伙食，住校的学生都是在馆子里包饭，由饭馆把菜饭送到学校来。教师的伙食是自己开的。比学生包饭稍微好一点。
       学校既无保温瓶，也无保温桶，只用木桶装开水，要喝水的用木桶边的竹筒把水舀起，倒在自已的杯子里。
       职工用得最少。记得仁厚街专修科，只用了一个职员，他既担任收发，又管理报刊，既掌握上下课时间，又打扫几个教室内外的清洁和看守房子，既是职员，又是工人，一身而二任。还记得，在校刊上曾登载过两条很醒目的文字，一条说：女生宿舍，加雇一名六十到七十岁的男看门；一条说：校部专设一名收发，
       收发人员要“机械化，或浪漫”。言简意赅，使人至今未忘。
       四 护校运动
       成都的反动派报纸，在西南大学还未开学时，就说西南大学是“三变化身”，即由重庆高中而重庆西南学院而成都西南大学，其目的是给投考西南大学的学生一个暗示：这个学校危险，使学校难于招生。另一个目的是：促使成都的反动派照样查封西南大学。出乎他们的意料，西南大学竟在成都招到三百五十名学生，连重庆来的五十名，以四百个学生的规模庄严开学。于是，他们更进一步地多方攻击：把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说成是不读书，光闹事；把学校内享有民主权利的工人提意见，说成是工人被压制的反应；他们把男女学生的正常恋爱与接触说成是“公妻”现象；他们还用“稀滥大学”来谐西南大学之音。他们的吵吵闹闹，与学校存在的时间共始终，学校办了好久，他们就叫嚣了好久。
       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十日，国民党反动派趁学校已经准备放暑假，学生归心切，抢先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梁伯龙。梁被捕后，许多男女同学前往政府请求释放，政府又把学生代表扣留了几个。反动派以为学校的领导和学生中的骨干都抓了，查封便可顺利进行了。但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护校运动开始了。准备回家度假的学生不走了，楞伽庵街宿舍的男生，把被盗卷背到奎星楼街第三号，把女生让进后院住宿，男生在楼上摆地铺。召开大会时，有些学生发言，声泪俱下，说读书不可能，求学不可得，这是什么世道？说梁伯龙是无罪的，一致要求释放梁和被扣学生，要求下学期照样开学，关监杀头都不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学生们克制着愤怒的情绪，决定一面派出代表，请求收回查封学校的成命和释放梁伯龙等人，一面编成几十个小组到街上讲演，争取社会上公正人士的支持。学生的讲演宣传，揭露了反动派的黑暗专横，他们恼羞成怒，竟用武装强迫歇和逮捕讲演的
       学生。于是，学生更加愤怒，更加慷慨激昂。有的小组在军警来时，屹立不动，继续讲演，不予理睬。军警前来抢了他们宣传品和队旗时，他们奋不顾身地又从军警手里夺回来，迅速转到另一条街去活动。有的小组则在这些斗争中遭到驱散或逮捕。在这以后，反动派更加疯狂，一见到街、上宣传的学生就抓，甚至连听众也抓。最后，则对住在宿舍内和家里的学生，也进行逮捕，只要侦查到你是西南大学学生就抓，不管二个、两个、一个都抓。
       在这疯狂的逮捕中，并没有把未被抓的学生吓退，他们转移往地，继续活动。例如焦家巷有个据点，设在一个同学的亲戚家里，她们虽仅有十来个人，但把反抗活动，一直延续到联络中断乃止。许多师生都千方百计为难友们购买或筹集被盗、衣服、食物、水果、药品等，委托家属、亲戚、朋友乃至寄宿舍的房主人等送进监牢。还有少数师生，装扮成送东西的家属、亲戚，以慰同情友。
       反动派抓人，象土匪一样地抢劫。他们在瓮星楼第三号宿舍抓捕的男女生，都只穿了件单衣进监，其余衣物被盖全被那帮国民党官兵抢得一干一净。他们在没有住人的仁厚街十五号校址，连桌椅板凳都全部拿走了。他们还说，在黑板上写得有攻击国民党的话，要抢回去作为物证，实际上是拿去拍卖了。
       这次疯狂镇压，被抓八十人以上。教师中有梁伯龙、张竟若、詹云钦、谭璿等，学生中有唐召光（女）和有名的“铜梁八大金刚”（女）等。
       五 梁伯龙等的牺牲
       反动派迫于舆论，除梁伯龙、张竟若等少数师生外，不得不在两个月之后陆续释放。
       据放出来的学生讲：梁伯龙坚信国民党必垮，共产党必胜，所以身在监牢，仍然非常乐观。他在监管人员不在时，常与张竟
       若交谈。他对学生讲革命，开玩笑，亲热异常，一反平时在较虽然不太严肃，但毕竟还有一点拘束的师生关系。
       “一九三〇年九月某日”——一个同学回忆说，“我在东大街走音，忽然听到有人讲：下莲池枪毙一个共产党，有……名字。我怦然心动，急向下莲池走去，还没有走拢，就看到一群人围观布告。我挤上前去看，布告写着：查黄兴志即梁兴志，又名梁伯龙。下面所说，都是梁伯龙对革命建功立业的纪录，其中有在重庆创办西南学院，在成都创办西南大学等事情。有人说：这个共产党死的时候，还发表了演说，他说：你们叫民党可以杀我，但我相信你们的日子也不会长久了。”
       梁伯龙是上海大学学生。一九〇四年生于江安，一九二〇年牺牲于成都。
       继梁伯龙之后而牺牲的还有教师张竞若，但远不得其详，只知道他是南川或紫江人。
       学生中牺牲的有唐召光（女），年约十八岁。她上半年读西南大学，下半年读艺术学院。一九三〇年十月的某一天，她从校外回来，在离开校门不远的地方被抓，未经审讯就被杀害于小天竺街艺术学院侧的乱坟野草间，在她的尸身上贴了一张写有“共产党”三个字的纸条。生前被在肩上的一条红毛线长围巾，也被杀人的野兽们劫掠去了。
       郭秋痕，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来读西南大学，下半年读艺术学院，一九三一年回岳池原籍任小学教师，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在岳池被捕，被军阀杨森杀害于广安。
       西南大学为时很短，校址又分散，互不相识者多，加以时间五十多年，遗漏之处必多，故谓师友及知情人士，予以补充纠正。
       (一九八二年五月写)
      
回忆一九三五年华大反逮捕斗争

       艾西由 李 宋 徐庆坚
       一九三五年夏，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简称华大）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七位进步学生的事件。这是一场反法西斯迫害的自发斗争。为什么称为自发斗争？因为，从一九三三年夏初起，华大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没有党团领导而自发产生的。斗争的内容是“团结、抗日、救亡”，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针锋相对，是校内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一次搏斗。所谓“七君子”，是同学们在我们出狱时赠予的雅称，我们则愧不敢当，事隔半个世纪，我们辗转订正，虽都年逾七十，却愿补此于万一。
       事件不是突然发生的，必须追本溯源，才能弄清史实。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红四方面军翻过大巴山进入川垸。三三年二月，建立川陕苏维埃政府，苏区日益扩大，红军日益壮大，这是一方画。国民党中央蒋介石，趁机侵入四川，既与地方军阀割据势力合流剿共，又滋长为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斗争，这是另一方面。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的矛盾趋于激化。
       蒋介石侵入四川的先锋是参谋团和别动队。别动队队长康泽是复兴社的头子，他们一来就从各种渠道发展其反动势力，破坏革命运动，“两个政权对立的矛盾日趋尖锐”（指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这句话是当时党内习惯用语）。复兴社的魔手积极
       伸向全省各个方面，号称死水一潭的华士也不禁倒外，“非”正是从这个角落里反映了当时的复杂形势。
       二
       华大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控制下的一潭死水。它在中西部是一个特殊机构，无租界之名而有租界之实。它设立于十九世纪末，地名华西坝，即今四川医学院地址。它是旧中国有名的教会大学之一。
       教会有不少派别，各派有各派的名称，如浸礼会、圣公会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有教堂、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医院等。
       华大是由五个教会联合成立的，国籍有：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除有一个统一的一学校行政领导机构外，各个教会各有自己的范围，仿照英国牛津大学制度，有独立的学舍。英美会的华英学舍，美以美会（后改为卫理会）的华美学舍，浸礼会的明德，圣公会的育德，公谊会的广益，女生院为共同组成的。每个学舍有外籍舍监，其权力超过校长。华英、华美两学舍的学生较多，规模较大。
       学校最高权力为校务长，一直为创办人美籍毕启（以后外人姓名都用中国译名），校长是次要的角色。外籍教职员约一百人，其中有帝国主义分子、职业学者、虔诚基督教徒、“加共”党员。华籍教职员只有四五十人，但中文系全为成都名士。分设文、理、医（医科、牙科）三院，当时学生三百余人。
       华西坝成为事实上的租界，军阀势力不敢侵入。一九三二年，军阀刘文辉、田颂尧在成都巷战，城内不少“上绅”逃往华西坝避难。两军军队调动，守宵绕道也不敢通过华西坝的捷径。教育制度上更是自搞一套，不用国民党的党义而用基督伦理，拒绝成立国民党党部。我们在华大读书几年，没有哪里挂过“党国旗”。
       华大虽是一潭死水，可是，在两个政权矛盾的形势下，死水不等于真空，时代的影啊也忽泛起涟漪、旋涡。从一九三二年起，外来的影响引起内部的变化，搅动了死水，有三种势力在华大发展、矛盾、斗争。
       三
       这三种势力分为保守、反动、进步。他们在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上，各有不同表现。
       保守势力的基础足货赀生，占华大学生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他们由各县教会保送，在校期间的学费、食费、书籍费等，由保送教会贷给；学生毕业后必须在本教会所办医院、学校服务，按月扣除贷款。代表教会的合监对贷费生行绝对权威。循规蹈矩、谨小慎微是这批学生的共同特点。可是又是最不稳定的，他们随时都向左、右分化。
       反动势力。一九三二年，社会学系里，已有几个国家主义分子。三五年，又伸进了国民党法西斯魔手。别动队头子康泽，向来以“三同”即同乡、同学、同事作为拉拢、使用干部的手段。康泽来成都后，便利用同乡（安岳县）和小学同班关系拉拢医科学生莫正锡、王永泉，环科学生邹海帆，通过他们拼凑了一个爆炸学会，作为复兴社的外围组织，有会员十余人。他又以资助清贫学生为借口，给每一会员补助费六元五角（当时学生上等伙食每月不到四元）。这些人有的认识模糊，有的碍于情面，有的兼而有之，真正铁杆只有莫正锡，莫于三四至三五年停学，任康泽的秘书，另由邹海帆接充。接着，把周肇梧（荣县人）、也拉进去了。他们大多是贷费生。
       进步势力。为什么称进步势力？因为暂时没有党、团领导。早在一九三一年，徐庆坚进入华大文预科三年级（后社会学系）、没法清理到脱了组织关系的饶世俊（后嗣药系），恢复了他的共青团籍（即饶孟文）。连同暂编入师大附高中的朱世诚，建立起
       华大共青团支部，徐任书记。一九三三年，党派党员彭蜀岭来，政学校支部为领导成都文化运动的中心支部，连属省委，由方明（即岑永芳）具体领导。主要活动在校外，由于校内在王明路线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唯我独率的严重倾向，致使发展的“赤色群众”很少，仅有：张文杰（制药系）、许锡诚、林文聪、杨真贤（协中学生）几个人。每周某一个晚上，在华大附近的东巷子一带，用木炭或土红号标语。在“九·一八”以后，华大不少学生，自动带上白粉写的“誓雪同胞”的黑纱。由于当时党的省委不能及时领导而且又有一些错误看法，自然影响到团员。例如徐庆坚与蒙思明（解放后任四川大学教授务长）友谊好，当蒙戴上这样的袖章时，徐讥笑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两人几乎打起来。徐在中心支部反对省委的指示，被认为是反王明路线，中心支部被解散，以致徐、饶失去组织联系。以后，徐、饶等在政治上虽主张团结抗日，反对法西斯，但仍存在左倾作风，动不动讲硬拼，甚至“赤膊上阵”。这批人都是自费生，在经济上不受教会的压力。在政治上的认识和目标又基本一致，因而形成一股进步势力。但这只是思想认识加友谊的结合，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
       当时，三种势力都围绕袭中担任何处去这个问题在变化，而当时形势的中心问题是抗不抗日，因而他们都围绕着这个轴心在转动着。
       四
       华大学生习惯于晚饭后三五成群在校内散步，边散步边漫谈。住华英学会的艾西由（社会学系）、李宋、李景扬（医科）、程毓才（制药系）常在一起，往北经华美学会到锦江边。其中周肇椿（牙科）与艾西由同初中、高中毕业，经常在漫谈中互相讥讽。在“爆炸学会”成立后，艾、周间的漫谈便发展到各自发挥自己的主张，艾主张联合抗日，周叫嚣“摊外必先安内”，双方
       谁也说服不了谁，互相攻击。艾瑞恩将今年的走狗，周讯艾是“卢布虫”（艾子一九三三年以“共嫉”被捕过）。
       饶、徐斌先任华英学会。华大没有全校的学生会，只有学会的自治会，自治会中有七席、伙食委办（洋人的用语，即现在伙食团长），还有一个领本学会学生在小礼堂做礼拜的学生牧师。徐当选为自治会主席。“煌烨学会”在华英学会的小礼拜堂开成立会时，礼貌上不能不请徐作来宾，会由邹海帆主持。徐一听这个从来不谈国事的牙科学生党谈起“攘外必先安内”的话，感到不对头，便借故中途退席，并把情况及时对饶世俊谈了。不久，饶打听到“煌烨学会”有个会员得了六元五角的“津贴”，便给他们取名为“六块半”。每当我们同“六块半”对面走过时，饶总爱说：“徐庆坚，我给你‘六块半’，你给我当走狗”。邹海帆为了搞报复，向会监饶和关告密说，伙食团买奖有贪污。买奖是徐同伙食委办赠××（数学系学生）一道去的。饶和关信以为真，叫我们公布帐目。不料我们在饭堂公布出来的帐目是一清二楚。
       徐感到任华英学会麻烦多，一九三四年秋搬到华英学会，饶世俊也同时搬去。我们的散步人中，除饶、徐外，还有胡延瑞、李鸿、何宗文、伍玉和（社会学系）等，并常约请青年教师何文俊（解放后第一任西南农学院院长）、图书馆馆员邓光禄等一同散步。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校内幕、国家前途乃至世界形势，无所不谈，久而久之，大家的思想认识，基本趋于一致，因而徐在华英学会又被选为自治会主席，同时选为社会学系系会主席。
       华美学会有亚克门、贾会督两个宿舍。亚克门大师傅的菜做得很会学生口味，贾会督的伙食委办向徐借用一月，徐没答应。这位大师傅忽然请长假，挽留无效。不久，知道被华英挖去了。华美同学都很气急。周肇椿继徐为华英的主席，我们散步路过华英门口时，徐大声叫出周，问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大师傅。周本来是口舌伶俐的，这时却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李鸿挽起衬衫袖
       子说：“周某，说不出我就娶打你！”周身高不过一米六，而李、胡、何都是一米八以上的大汉，吓得周更说不出话来。华英的同学不少站在门口看热闹，谁也不来解围。李景锡也大声说：“周某，话你的‘保爷’后台来嘛！”李鸿被劝住了。一伙人就走了。这个无政治意义的争吵，竟促成邹海帆向“剿总”告密的导火线。
       邹海帆、周肇梧他们过高估计我们，结果扑一场空。我们呢，没有党的领导，失去了头脑，失去了眼睛，没有恰当、正确的斗争策略，缺乏应有的警惕，遭到了一次突然袭击。
       五
       这年夏初一个清晨，华英学舍的艾西由、李宋、程毓才、李景扬被特务逮捕了。因为宿舍、教室很分散，徐庆坚还不知道。九时左右，张文杰跑来告诉这个消息说，他悄悄跟着看到送进将军衙门的。我们凑了一块钱，由张文杰买卤菜给他们送去。午饭时，徐转告饶世俊，一致认为没有什么证据，用不着怕，照常上课。就是这样麻痹大意，认不清事。
       第二天清晨，有人敲徐的寝室门，徐被衣下床开门，一个穿长衫的特务闯进来，取出手枪说：“检查！”抄了一阵，拿走徐刚发表了一篇文章的武汉出版的《经济评论》说：“跟我走！”徐走出门，隔壁的饶世俊也被押出，伍玉和从楼上被押下来。这次逮捕没有扰动学舍的宁静，同学们都不知觉。当被押到校外的东巷子街上，早已有一些武装士兵等着（因为武装人员不敢侵入这个“租界”，怕洋人发怒呀！），他们持枪排成两行，驱走过路行人车辆，把我们三人夹在中间走。押进将军衙门内一个小院时，惊动了被囚的人，李宋、艾西由从栅门口望见说：“你们也来了！”押我们的人（后来认识叫李仁弗），高声喝道“不许交谈”，把我们关进了另一间狱室。
       一连几天，没有提问。徐庆坚偶然看见墙壁上有铅笔写的
       “赵忍安来此一游。”徐知道赵曾被捕，不料竟有“同（铁）密之雅，”出狱后曾和赵笑谈过。
       六
       狱外却不平静，营救活动展开了。实际上赵反对法西斯迫害进步学生的一场斗争。与监内联系的饶世俊的姐姐、华美女中校长饶世文。张文杰在我们被捕的当天就通知了她，她凭自己的社会地位，马上就来探望。又满撒酒钱，管狱的、看守的对她都表示友善，不禁让她天天同我们交谈。在华大校内，为了营救我们被捕者，教育系主任刘云介、教学系主任张孝礼、中文系主任程芝轩，青年教师何文俊、罗忠恕等，都向校长张凌高施加压力，外籍的华英省长饶和美、华美省长佛丙门、“加共”的云从龙等，也向校务长毕启施加压力；还有职员中的社务部主任孟体廉、协中校长吴先忱等，也积极进行活动。活动最积极的是制药系的张世英同学（现三军医大教授、重庆市政协委员），她不仅发动可能发动的营救力量，而且善于斗争，集中力量向毕启施加压力。毕启虽反对共产党，但他认为中国人竟在华大来逮捕学生，又侵犯了帝国主义的权力，他主持的大学竟出了七个“共产党”，联心外国主子责备其办学无方。张世英同学正是利用毕启的矛盾心情，逼使他这位校务长不得不承认由学校出面营救。
       堂堂国民党的“剿总”，在华大逮捕了七个人，没有丝毫证据，如何下台？何况事涉教会学校和“外国人”，更不好下台。这样，才演出一场审讯的喜剧。
       七
       我们被提出审讯。审讯桌上只有几个笔记本和有徐的文章那本杂志。审讯官（后来知道他姓周）照例问了姓名、年龄、籍贯……等以后，才拿起较厚的一本笔记问李宋：“这是你的吗？”李宋回答：“是”。
       又问：“上面划些奇怪番号是什么意思？”
       李宋答：“那是解剖学的笔记，肌肉的形状，不是习旧的吗？”
       原来里面写的英文，审讯官不认识，他只好不问了，才说一番：你们是大学生，国家的人才，应当深造。现在证明你们无罪。李宋则说：“既然无罪，就该马上放我们！”审讯官尴尬地说：“我放牛娃不能把牛卖了，要有办事的手续。退堂，带下去！”
       饶世文焦急地等待着，探监时对我们说，所谓手续就是华大具体，毕启已命令张凌高用校长名义，盖中文大印（而不是用华大名义盖他的中英合璧大印），呈请具体。同室难友向我们祝贺，我们向饶世文要了几块钱，叫看守兵买荤菜，办了小招待。饶世俊又向她姐姐要了几块钱，送给同室唯一戴镣铐、衣服破滥、农民模样的难友。他们都不说自己姓名和案情，都很镇静、乐观，有人还教学世界语呢！
       八
       我们七八人分别被囚八天（四人）、七天（三人）后，终于获释出狱了。华大社务部主任唐波激在“剿总”的将军衙门大门外来接。唐对徐说，请保释呈文内容有：“该生等平日尚能勤奋的学习，唯言论不免有过激之处，并无不轨行为。”这本是官场的套话，徐年轻气盛，很不满意，拒绝收学校给的一元车费。
       被释放的消息先就传开了，我们刚回到校门，早有华大、协中师生二十几人在等候，张文澄（现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文俊老师迎上前来，双手拉着徐庆坚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摄影部的曹希天给我们在家务所（校长办公大楼）门前照了像。校长张凌高立即接见，打了几句官腔。艾西由等回到华英学舍，邹海帆、周彝楷也假意来“慰问”。第二天，徐庆坚去上课，刚到教室门口，同学们拍手欢迎。
       “邀烨学会”邹海帆告密终于泄露了，（“文革”中邹为此事交代不清而自杀）有几个会员退会，这个会无疾而终。周肇楷与会员钟万培（医科）等，索性撕下假面具搞三青团。
       暑假前，同徐庆坚感情好的中文系主任程芝轩对徐说，学校要求你转学，可以帮助费用。徐意识到是默退学籍，立即答应转学，到日本去，拒绝学校资助。第二天，程先生便给徐一个特大公函，致中华留日学生监督的。艾西由也有同样遭遇，但华英舍监饶和美坚决不同意而仍留校学习。
       （一九八四年四月于重庆市）
      
一九三六年成都“大川饭店事件”内幕

       熊倅云口述 邹楚记录整理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四川省会成都，爆发了一场反对日常设领事馆、打死日本人的“大川饭店事件”。一时古城鼎沸，民气大伸。近五十年来，成都人民对这一反常爱国史实，传颂不绝，引为光荣。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三省沦入敌手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对我国咄咄进逼，不断借口、制造事端。在上海、北平、华北一带，日本浪人大肆贩卖白面、红丸等毒品横行霸道，在南京炮制“藏本事件”，企图借故进兵，必欲蚕食鲸吞，满足其“征服满蒙——征服支那——征服世界”的野心（见田中义一奏折）。蒋政权媚敌求和，不惜勾结敌寇出卖主权，借外力以弱除异己。一九三五年，国民党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洽签订了秘密的《何梅协定》，规定中国撤退华北驻军，在全国范围取缔一切抗日活动，这就是成都设领的前奏。
       三十年代，四川头号军阀刘湘（字甫澄，大邑人。历任川军总司令、二十一军军长、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川康绥署主任、四川省主席），蓄谋坐大巴蜀，称霸西南，问鼎中原，与蒋介石的意图水火不相容！却鉴于广东陈济棠反蒋的失败，派遣付真吾、张斯可为密使，求助于冯玉祥先生，经冯介绍商兴亚、郭秉毅、汪导子、李鸿章等一批进步人士，与罗世文、王干青、车跃先等取得联系，并得张澜先生的协助，用以壮大自己，为抗拒蒋介石积蓄力量。这时，全国人民、广大爱国青年，经历“九·一八”国土沦丧的
       胜辱，复有《何梅协定》挟权辱同的新恨，暗腔怒火，将一触即发；更为马占山组织东北义勇军崛起抗日所启迪，成抱以身许国之志，喊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悲壮激烈的心声！
       在这民族危难，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大川饭店事件”实系日、蒋、介石次波化的焦点，是蒋日勾结被粉碎的具体事例，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可悔的一次民情大检阅。笔者从一个侧面，亲历这场反帝、反蒋斗争，兹将其前因后果如实提供，作史学研究者参考。
       二
       一九三三年我二十一岁，在老家渠县当上团总（即镇长），掌握近千条枪，由于反对军阀杨森，被通缉拿办，避祸于成都。国民党恨，集于一身，奋而广结有志之士，筹谋武装起义。迄至一九三四年，在成、渝等地结识杨荣火、罗君侠、罗治平、葛惠民、杨引翔等人，志同道合，以锄奸报国为己任。后又通过罗君侠介绍，认识其亲戚张澜先生。当时，张是四川军务兼总督督办署所属“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其政治活动主张为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支持“攘外自然安内”“安内必先攘外”的论点，针对蒋介石派参谋团、别动队，中央军入川的行动，提出“川人治川”的主张，反对蒋介石图谋撤换刘湘，进一步控制四川企图。经过张先生的教导，我懂得反帝必须反蒋，反蒋必须保刘（湘），一个统一的四川，一个强大的刘湘，才能拒蒋介石于袭门之外，阻止其控制西南，借统一之名，行勾结日寇、出卖民族，以换取和巩固蒋家王朝统治之实。因此，我们的行动和目标，除抗日锄奸，保家卫国，还应反蒋保刘。张先生的见解正与冯玉祥先生要求刘湘赞助民主、主张抗战、拒抗蒋介石、结交共产党的主张如出一辙。使我加深了认识，自此以后，接受了张先生安排。先是到合川、南充、遂宁边境一带，收集暗通蒋介石的杨森劣迹。后来，杨森被排出四川主政贵州，除去刘湘攀鞍之患，刘更利用蒋介石“整军”逼使撤走薛岳、吴奇伟、周晖元等十余万中央嫡系军
       队，得免陷贵州被蒋介石以“剿赤”为名一举偷袭的覆辑。
       这时的刘湘成了蒋统一闽南的陪衬，蒋则利用知名督老徐于休“异哉所谓川人治川”的谬字，配合派进的参谋团，别动队，无孔不入地对四川进行了分化瓦解，鳞吞未遂，蚕食继续！
       刘湘在冯玉祥先生派过的进步力量帮助下，以高兴亚、郭深毅等主持的“武德学友会”为基础，整军经武，抵制蒋介石入川势力，揭露蒋日勾结，支持抗日救亡活动，制造蒋日矛盾，促进抗战，使蒋不能专注西南，以便保住四川。刘湘的目的，在于拒蒋渗入，保存自己的实力，从而接受进步思想，顺应民情。此后，刘湘在四川的许多军政措施，一直与蒋中夹分庭抗礼。
       同时，刘向南京、上海派出情报人员，侦察蒋、日活动。又以重庆为中心组织具体行动力量，用以抵销蒋介石所派“参谋团”、“别动队”在川秘密活动，这就诞生了带有传奇色彩的“核探队”。这支负有特殊使命的队伍，直属刘湘“武德学友会”的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领导，《大川饭店事件》即是“密探队”秘密执行的暴力行动之一。
       当时，正值范崇宾任重庆警察局长，张澜先生以“安抚会”结束后，急待安排宣传、救济组织人以为词，把我们十几个人介绍给范，范以我和罗君侠领导组成“重庆市警察局密探队”，公开任务是考察警察勤疆和一般治安责任，直接向范负责。实则与“武德励进会”情报室负责人杨特树（杨景凡兄）直接联系，针对“参谋团”、“别动队”和汉奸的活动，广泛了解社会动态，必要求取各种手段对付。这种秘密安排，连范崇宾也不清楚。
       三
       “密探队”通过社会调查，发现重庆储存门立福街百子巷的《芷江日报》，专肆攻击四川派系“以神乱军，以军乱政，以政扰民”。原来这家小报，是康泽（别动队头目，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利用叛徒熊三文主持，宣传“攘外必先安内”论点。
       矛头直接指向刘湘。与此同时，又发现通远门五牌院另一小报《重庆朝报》，专门转载《公报》、《京报》、《安富报》等鼓吹华北自治的汉奸言论，为汉奸贩欲耕土张豫东自治，窃取东十六县脱离中央张目；并扯起“发扬旧故，开发边陲”幌子，为蒋介石挥戈入川找借口，复高喊“民族自决”以迷惑视听。该报社长刘训煦系满裔，他此时此刻所喊的“民族自决”另具用心，实则是仰日人员总，出卖中华民族，搞满清王朝复辟活动。
       “武德助进会”对“密探队”这一发现，特别重视，经过进一步摸底，得知《重庆朝报》经费来源是接受《永享洋行》津贴。《永享洋行》则是归营山货、猪鬃，暗搞政治情报的日本商行，经理就是日本驻重庆领事馆武官所谓“川国通”木村德一。《重庆朝报》之名，则是取日本《朝日新闻》含义演化的汉奸报刊，它既在我西南重镇重庆大肆传播汉奸论调，为日本侵华政策服务；又配合复兴社喉舌《芷江日报》倒刘拥蒋，二者实为一丘之貉。上述情况，经“武德助进会”及张澜先生研究结果，决定授命“密探队”予以拔除，并对刘训煦与日人勾结作进一步掌握。
       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我化名熊为民，率领“密探队”，借故携毁《芷江日报》，构成“破坏社会治安”现行罪，被重庆市警备司令部扣捕，关进左营监狱。同月底，“密探队”由其他人员率领，化装到《重庆朝报》借故生事，造成和刘训煦互相斗殴，双方仍然在现场被扣押，关进警备司令部监狱。这先后两次纠纷和捕人行动，都是“武德助进会”指导，“密探队”导演，治安机关执行。被扣捕的“密探队”人员从前门抓进后门释出，只留下我和刘训煦二人在狱中，促使们结成“同窗（铁窗）难友”，以便打进内线，深入侦察。
       我和刘入狱，一关就是半年；监狱的管理人员对待刘，严密控制其对外联系，使他不明情况，焦燥不安。而我，则表现阔绰，经常有人送菜送饭，对刘大讲“江湖义气”，让铺位，分饭食，诱使他主动接近，竞向我宣传“中日提携”、“华北自治”等汉奸言论。
       一次，刘甚至向我说：“今后，我如果当上委员长，一定要你当我的副官长”。并泄露德国领事陶汉斯和日本领事谷森康二之间订有君子协定，即德国人收集的情报，向当地人提供，日本人的行动，德国人不予过问（当时蒋介石依靠德国人训练军队，德国人收集中国情报较日人有利）。我们在狱中相处愈久，刘则照对我也就更表现得推心置腹，认为狱中结识了我，是他一大收获。我则极力表现只讲交情，不关心政治的态度，这就更博得刘的放心。不断托我替他秘密送信，从未失误。一段时间后，刘开始利用信函向《永亭洋行》联系，这样的信不下十封。一次，党召来日本武官木村德一化装入狱探监，二人密语甚久，再次证实刘的重要性质。
       其实，刘的每一信件，都为“密探队”所抄录，刘和木村的会见，也被偷拍制成照片。长期为我送菜、送饭、送信的西南大学学生吴南屏和勤务兵李炳钩，都是“密探队”预为安排，刘在狱中情况，无不及时汇报。上级决定：对于这样一个证据确凿的重要汉奸，应该铲除以绝隐患。
       这时，重庆警察局督察案南阶，国民党市党部委员龚一伟等亲日派人物，正通过各种渠道制造舆论，施加压力，进行营救刘训照出狱活动。由于日本当时尚不是敌国，汉奸当诛，却不能公开。何况这正戴着蒋日合谋的痛处，对蒋更难于应付。闻贼当道，敌焰嚣张，未亡国先无主权，杀汉奸也难于下手！
       这时，在重庆发生了另一事件：警察局长范崇实反对日本海军陆战队上岸军事演习，谈判破裂，挟日本驻重庆领事谷森康二一记耳光。“密探队”立即组织江北袍哥土匪头子陈夔阳，连夜率众向定远碑日领事馆投掷炸弹，对日商洋行、货栈甩大粪罐子，事毕之后，驾小舟悄然离去。“密探队”还在市区散发反对日本人演习的传单，使山城轰动，日人震惊。但蒋介石重庆行营却对刘湘施加压力，刘不得不把范崇实调任成都公安局局长（注），用以缓和形势，同时由“密探队”将刘训照秘密送成都租机处理。
       “密探队”押送刘训照，未用舟车，采取步行，打算通过二
       十余日长途跋涉，将刘拖死途中，可是刘却未被拖死。刘的不死，使我们改变了计划，由我以“难友”关系保刘出狱，并安排他住进包家巷陆军医院对门寄宿舍（住：私人经营外地学生的廉价旅店）继续掌握，为尔后日本企图在成都设领，导致《大川饭店》被捣毁提供了更多的有利线索。
       四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我从重庆警备部“结案”释放出狱。一九三六年春，“密探队”由我和罗君侠任正副队长，随范崇实转移成都。为了对刘训熙继续控制，在成都发展了本地人郑少文，派郑提前住进包家巷寄宿舍，然后保刘出狱，安排和郑一处住宿，使二人的统计十分自然。郑按计划写好向我求援经济支持的信件压置桌上，故意让刘发现，加速刘、郑之间的结合。至此，刘的活动情况，又通过郑为“密探队”所了解，直到刘在《大同影片公司》当上宣传股长。
       我到成都半年后，“武德励进会”情报室得到南京情报，蒋中央外交部正式批准日本在成都设领。消息传来，成渝各界群情愤慨，纷纷通电反对，指出成都既无日侨，又非通商口岸，实无设领之必要。蒋中央未予置理，竟悍然同意日本大使馆任命其中国情报部部长岩井英一为成都领事，并于一九三六年八月，率领日特、军官十一人，在沪乘日轮《云阳丸》溯长江西上，准备设领成都。此时，我奉命重返川东，积极组织如陈夔阳辈虽属土匪却有机族气节的“亡命之徒”配合我们的工作。先是计划侯岩井一行抵重庆水码头时，派出“鱼毛子”多人，将他们挤入长江，殊《云阳丸》到渝后停泊江心，驾小船将十一人接上岸来，直送领馆，此计未成。又估计日人在渝将会到小什字、七星岗一带高级赌场、舞厅、茶楼、妓院活动，遂布置打手侯机行动，又扑了空。如此几天，对日人的动态不明。于是由四川省政府（刘湘任主席）密令全川各地舟车、旅店不许接待日人，以增加日人活动的困难。
       八月二十一日，重庆日领馆突然开出《利川车行》客车一辆，向成都方向急驶。“密探队”得此讯息，匆忙搭上《通用贸易公司》班车，混迹跟踪。但上车后，发现《通用》车上又有数人头戴“考克帽”、西装革履，同日人打扮一样，扑朔迷离，使我们难以辨清哪一车中才真正是到成都设领事的日人。此次任务，系经范崇实转达奉刘湘密令，对赴蓉日人格杀勿论。本来我们准备到内江下手，却因两车中谁是日人难于分辨，不敢贸然行动，只有紧盯不放，于二十三日抵成都外东牛市口。《利川》车直开骡马市街《大川饭店》，《通用》车停于祠堂街《太孚洋饭店》。至此，我们才搞清楚《通用》车上那几人，系南京派川直税局工作人员，下江人装束和日本人少有区别，由《利川》车载去《大川饭店》者，则确系日人无疑。
       当时高级旅店住宿紧张，又有省府不准接待日人密令，而乔装商人、记者潜来成都的日人深川经二、渡达忧三郎、濑户尚、田中武夫四人，却能顺利登记住进《大川饭店》，这是谁在接应？
       原来，刘训煦任宣传股长的《大同影片公司》，在成都招收的两名女演员叶佩贞、宋白华，摇身一变成了“高级妓女”，在《大川饭店》包用了两个房间，刘训煦公开充当“嫖客”进出那里。当四个人到达后，两个“妓女”立即吐白一室，供深川四人使用，这是连二房间，有小门可通！
       成都警备司令蒋尚朴奉行轻令，命警察局长范崇实按外交惯例，派警察保护“旅游”日侨。“密探队”却派杨引翔等设置暗哨，秘密监视。经过对人物活动偷拍，发现刘训煦与“妓女”接触，“妓女”又与日人接触的交叉场面，情况十分明显。
       二十三日，四名日人住进《大川》，已是黄昏时候。警察局立即通过区、保、甲系统，将日本设领先遣人员已经到达成都的消息迅速传播出去，静溢的锦官城，顿时沸腾起来，一场急风骤雨，即将来临。
       二十四日晨，成都全城陆续贴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成都
       设领事馆”、“严惩汉奸”、“驱逐日寇”、“迁我东北”和“安内必先攘外”等标语。东大街、红照壁、河堂街、总府街、旭城坝这些繁华闹市，人群聚集，倾听青年学生、激情满怀义正辞严的讲演。特别是东北流亡青年，声泪俱下，控诉日寇蹂躏国土，使三千万同胞家破人亡的罪行。民族仇恨，鼓舞了听众，凡属中华儿女，莫不敌忾同仇，在场军警深为动容，一时商店闭户，参加示威游行，万臂齐挥，高呼口号，气壮山河，声撼古城，滚滚洪流，直向《大川饭店》涌云。
       中午，各路游行大军，已齐集骡马市街，将《大川饭店》层层包围。范荣实换上便服，荫蔽在羊市街口指挥。这时，人群中出现大批剃光头、穿白衬衫、无标志的成都军分校学员，又掘进步人士颜信宗告诉我，从来不参加外界活动的复兴社分子，梅德中学童子军教官刘公若，也化装前来，从刘口中得知：由复兴社掌握的童子军教官训练班，也奉命参加。这两支队伍，意图不明，好在“密探队”利用警察局关系早已插入内部。范遂命令“密探队”其余人员避开正面，相机行动。
       这时，刘训照一付日人打扮，站在楼口大声喊叫“打不得呀！打出国际问题来，那个来负责呀！”群众怒不可遏，高喊“先打汉奸！”当群众逼见“日本人”跳脚咆哮，遂齐声怒吼：“打疯丧！”“打东洋鬼子！”蜂涌冲进《大川饭店》。化了装的范荣实在人群中高喊：“你们赤手空拳打不得呀！”经这一提醒，青杠木做的童子军棍，立刻一条条传到前面。担任“保护”日人执枪无弹的警察，半推半就让路。“密探队”挡引群众奔向北楼套间日人住房。刚才还在制止群众用武的汉奸刘训照，这时却突然拉下窗格子喊替“要打大家打”，直向田中武夫劈去！接着一场混乱，当场将田中武夫、濑户尚打倒在地。经杨引翔的指点，军校学员又将逃入内室的刘训照抓出狠打。这时，范荣实示意“密探队”协助警察。昔“保护”为名，将田中、濑户尚、连同刘训照拖出《大川饭店》，把二日人塞进范荣实的小汽车，送警察军医院抢救。
       深川经二和渡边忧三郎两个日人，在混乱中由叶佩贞、朱白华领路，狼狈逃出后门，早已守在后门的“密探队员”指点群众一路追打。这两个日人，一度避入正府街一香烟店，交出值钱物品要求店主掩护，被拒绝，并将其打出店外，爱国群众穷追不舍。最后，一个逃入正府街裁缝店，一个逃入《陈兴泰豆花饭店》，又遭里外夹攻，分别被拖出打死于华阳县政府门前。
       在《大川饭店》混战中，警察虽伴作保护，群众不明其象，故警察也有伤亡，“密探队”杨引翔也被误杀一刀。《大川饭店》被搞得玻璃破碎，门户歪斜，遍地狼藉。直到深夜十二时，群众尚络绎不绝，前往围观，小学生稚气的脸上，都泛起了扬眉吐气的喜悦。
       就在《大川饭店》被砸将两个日本人打死之后，愤怒人群又浩浩荡荡奔向春熙路、商业场、东大街等处，横扫经营日货的交通公司、宝元蓉、益泰恒等商店，将日货搬到街心，点火焚烧，映红蓉城半边天！《利川车行》为日人提供交通便利，也被群众捣毁得一塌糊涂。
       五
       二十四日深夜，蒋介石重庆行营派出调查组，专车飞驰成都。
       与此同时，范崇实电话向省府秘书长邓鸣阶报告此次秘密行动无暴露及其经过详情。并指出成都军分校、童子军教官训练班和暑假学生集训队的出现，实系“别动队”所安排，利用青年爱国热情，使事故发生在地方，却捏造系中共活动，嫁祸刘湘治理不力，为加强中央的武力控制找借口。
       二十五日，成都各报纸文字未提这一事件。上海亲日报纸，却以两版篇幅报导“蓉案”。当晚，刘湘的发言人任重庆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抢先制造舆论，称：“此系异党分子破坏中日调整之行动，已责令军警当局彻查缉凶”，轻轻拨开了蒋日指向他的矛头。
       二十七日，南京中央社发表“蒋介石、孔祥熙已责令刘湘查明‘答案’真象电告”的消息。同日，日本政府对我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国内报纸更以“不惜进行圣战以恤国体”相威胁。日本官方一面派出调查组从上海飞西安转达成都调查，一方面鼓动国际声援，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惟死者仅系“商人”和“记者”（登记如此），而为范崇实“营救”的田中武夫，又在日本调查组到达前，发表了“奉赖范崇实局长救助，方免罹难”的声明，列强本来尔虞我诈，对日本要求声援无所反应，《何梅协定》又不能公开，幸存的濑户尚已神智不清、语言颠倒、哭笑不得而不能作证。由于这种原因，尽管广田弘毅外相气势汹汹，然借此出兵，却非其时，虽用词强硬，却未行动。
       蒋中央剑拔弩张，满望可嫁祸共党，并计算刘湘。但成都军分校和童子军教官训练班等系“奉命行事”的秘密，又为刘湘所掌握引而未发，此事既不容公开，就不能穷根究底。刘湘这一关键活口，又下落不明，是否为刘湘掌握？更不得而知。一场微妙的蒋日合谋倒刘，终未实现。
       在绯凶、恶凶声中，成都警备司令部从监狱里提出两名烟毒死囚当成“凶手”枪毙。《陈兴泰》老板陈子儒系当地保长，日人死者又系从他的饭店抓出，因而被扣捕押解南京，准备作为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要求时判刑抵命，后以抗战暴发，陈始花了一笔钱买放回家。蒋尚朴被撤了司令职，范崇实则以“营救”有功撤职留任。成都军分校教育处长却悄悄地丢了官。
       为了安抚日本，蒋中央派何应钦给死者送花圈，亲临致祭，还赔了款，并将死者骨灰派员送回日本。据后来得知：来成都的四个日本人，都是日本特务组织“黑龙会”的人员。
       刘训煦在《大川饭店》未被打死，经“营救”出来，“由我支援”医药费用，经《大同影片公司》黄治（负责人黄后之弟）用担架抬送平安桥法国医院治疗。在刘尚未入院前，“密探队”已先安排郑少文住进医院，老相识同住一间病房，实则是加以控
       制，不让刘与蒋日双方接触。后来由刘湘情报处长冷开泰出面将此人抓捕，押送双流县黄水河秘密处死，杀一个汉奸为何不能公开执行？刘湘有两方面考虑，一怕引起日本人的干涉，二因刘训熊与别动队和国民党亲日派的关系，会引起蒋的干扰。所以，用“混乱中央踪”来不了了之，实则制造了留下活口的假象，还可以使蒋中央有所顾虑。这一切措施，都是出自“武德助进会”及张澜先生的决策，也即是郭秉毅等共产党人所指导。
       《大同影片公司》，既有勾结汉奸嫌疑，成都警备司令部即借“有伤风化”的罪名，予以查封。属于该公司的演员，又是“妓女”的叶佩贞和宋白华二人，却真是下落不明，一直成了一个谜！
       “大川饭店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它既暴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也揭开了蒋日勾结的实质，更说明刘湘与蒋中央针锋相对巧妙斗争，这和我地下党人深入细致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它是中华儿女谱写的又一章反帝爱国的壮丽诗篇！
       一九八四·七·脱稿
       （注）：以后，刘湘始将全省公安局统一改为警察局。
      
成都“大川饭店事件”纪实

       成都科技大中共党史教研组
       肖康志陈励冰
       一九三六年八月，成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反日爱国运动，这就是成都广大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设立领事馆而围攻骡马市街大川饭店，史称“大川饭店事件”。对于“大川饭店事件”，我们作了一些初步调查，记述如下。
       (一)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抗日浪潮风起云涌。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亲自主持了与日本首相广田的中日外交谈判。谈判中，广田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对华三原则。 \( ^{①} \) 其目的是要使蒋介石政权“满州化”。谈判旷日持久，拖延了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谈判中给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不断在我国各地寻衅，挑起事端。由日本帝国主义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而引起的“大川饭店事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一九一六年，日本外务省曾在成都派有出张员（即特派员）。一九一八年，日本帝国主义未经当时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同意，擅日在成都金河街四十四号开设过领事馆。 \( ^{②} \) “九·一八”事变后，因成都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在成都的所谓“领事馆”，自动收摊，销声匿迹。
       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复又向南京政府提出在成都设领一事，并任命原日本驻华大使馆中国情报部部长岩井英一为驻蓉领事。八月，岩井派出其部属，遂往成都筹备开馆。日本帝国主义要在既少日侨、又非通商口岸的成都设领，纯属违反国际公法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要遭到四川人民以至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当局也充分地估计到这一情况，因而作了两手准备：如设领成功，则可派遣大批特务潜入我国腹地，进行间谍情报活动；如设领不成，则乘机挑起事端，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借口。
       由此可见，日本在成都强行设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整个铁链中的一环。
       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即将深入四川之时，正值四川地方政府处于“联日”和“反日”的矛盾之际。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借“追剿”长征红军之名，进驻四川后，用高价收买了孙震、杨森等军阀；同时，对刘湘也多次进行利诱，委以“四川省政府”主席及“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之要职。蒋介石对四川的方针是：“分化川军，消灭南部（指刘清澄部）”。从截获的蒋介石“参谋团”第二处处长柏良的秘密文件中看到，蒋介石对刘湘部队中的王陵基、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等人的收买拉拢，均有详细计划与具体措施。 \( ^{③} \) 嗣后，蒋介石又提出了统一财政、统一税收、统一货币和整编川军等项方案，以达其控制四川，巩固西南，统一全国的目的。
       蒋介石对四川的步步进逼，严重地威胁着刘湘在四川的统治。刘湘为保其“四川王”的地位，一方面接纳张澜（表方）提出的“川人治川”的口号，与蒋介石相对抗，另一方面也派人四出与各地反蒋力量联络，竭力搞力量均衡。与此同时，刘湘还妄图效法东北，借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以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巩固其在四川的统治。刘湘曾密令其亲信张梓芳（必果）一手操办与日本联系事宜。张梓芳暗派李子模（外号“李神仙”）
       以游历为名，绕道越南等地，潜入东北，觊见伪“满洲国”国务大臣郑孝胥，并通过郑孝胥与日本汉得联系。李子模的东北之行，不仅使刘湘得到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敕封为“蜀王”，而且也得到日本帝国主义对刘湘的支持。张梓芳因办事有功，刘湘以重庆市市长之胆缺酬之。（“大川饭店事件”后，刘湘怕事情暴露而赐张梓芳以死，不久，张梓芳暴死于成都半边街） \( ^{④} \)
       然而，由于受一定的爱国进步势力的影响，刘湘在“联日”和“反日”之间，举棋不定。
       在联络各地反蒋力量的时候，刘湘曾派张斯可赴泰山进见过冯玉祥，冯派高兴亚与之联系。高兴亚多次来川与刘湘交谈，并给刘湘指明了针对蒋介石“独裁、卖国”的政策，必须实行“民主、抗日”的方针，才能取信于民，立足四川。刘湘欣然同意。之后，由高兴亚建议，冯玉祥又派郭秉毅（以后由张曙时发展入党）、汪导予、李荫枫等人到四川工作。郭、汪、李等入川后，协同刘湘高参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等人，制定了“接受原则，商量办法，实行拖延”的十二字方针，与蒋介石的方案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提出了“攘外自然安内”的口号，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相对抗。
       但是，刘湘采取的两面派的滑头手法：一面同意实行“民主、抗日”的方针，提出“攘外自然安内”的口号，一面却又与日本秘密勾结。对于南京政府同意日本在成都设领事一事，刘湘不但不表示反对，而且自己也派乔毅夫到天津与日本密谈。足反日，还是联日？我们党对刘湘的态度存有疑虑。为了割断刘湘与日本的关系，把刘湘推上抗日的道路，我们党对刘湘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工作，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 ^{⑤} \)
       我们党在四川的地方组织，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全川没有一个完整的党的组织保存下来。一九三五年初，上海的党中央执行局情报处派张
       曙时来川进行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张曙时入川后，通过傅真吾、黄慕颜等人，对刘湘进行了耐心而艰巨的工作，使刘湘有所醒悟，放弃反共立场，开始接受我们党提出的“抗日反蒋”11号。
       当日本帝国主义在成都设领事件发生后，张曙时通过黄慕颜与刘湘交谈，说明南京政府允许日本在成都设领是使日本侵略势力伸入四川，以此来打击地方势力。为此，张曙时建议刘湘致电南京，力持异议，反对日本在蓉设领。同时，张曙时要黄慕颜与刘湘部下的黄秋侠、魏君藩、张再、稽祖佑等商定，举行一个反对日本在蓉设领的群众示威大运动，把日本人打跑，以显示四川人民的爱国热情，并威逼南京政府，进一步坚定刘湘的抗日反蒋主张 \( ^{①} \) 。
       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日爱国运动——“大川饭店事件”，就在共产党人张曙时的策动下，爆发起来了。
       (二)
       被任命为驻蓉领事的岩井英一及其部属一行十一人，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中旬，乘日轮云阳丸，由上海出发，经由宜昌、万县，到达重庆，然后赴成都筹备开设领事馆事宜。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漠视我国主权的无理行为，激起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极大恐慌。
       十五日午后，日轮云阳丸驶抵万县。当岩井英一等人在万县稍憩，参观市容、游览西山公园时，万县各界人民、工商团体即日召开全市民众代表大会，坚决抗议岩井等人赴蓉设领。③十七日，岩井等人抵达重庆，重庆人民群情激愤，坚决制止岩井等人赴蓉。十八日正午，江（北）巴（县）二县各人民团体三百余人，集结在国民党巴县县党部大礼堂，召开“反对日本非法在蓉设领大会”。大会作出了以下决定：
       一、十九日上午分组向川康外交特派员吴泽湘、蒋介石重庆行营贺参谋长、督办行署景副官长、重庆市政府赵子英秘书长及
       重庆市警备司令部、公安局等军、政机关请愿，要求当局与日方交涉，撤销在蓉设领；
       二、以重庆市报界协会和江北县民众团体名义，分别通电全国，坚决谴责日本非法在蓉设领，并要求全国同胞，团结一致，督促政府拒绝设领，
       三、致函各交通机关（如中航公司、航务处、民生公司、公路局、车业公司……等），拒绝岩井等人购票，否则以汉奸论处，严加制裁。同时，要求各界人士，与日本人采取“不合作主义”，即在官方，不予接待，不收受其公文，在民间，不与服役，不供给其宿食，使其食息不便，无所作为，以此来阻止岩井等人西上。
       大会决定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不达目的，决不休止。二十日，涪陵、江津、永川、合川等县各民众团体先后致电大会，坚决支持大会的一切正义主张，并愿领导本县民众暂作后盾。
       在川东人民的强烈反对下，重庆市公安局拒绝给岩井等人进入成都的护照签证。岩井英一决定改派满洲铁路株式会社驻沪事务员田中武夫、新闻记者深川经二、渡边洗三郎和日商濑户尚等四人以游历为名，作为设领先遣队，赴蓉试探虚实。田中等四人得游历签证后，赴中航公司购买机票。但因中航公司借口机票售完，田中等人未购得机票，只得改乘利川公司汽车，于八月二十三日到达成都。
       此时，刘湘经张曙时的工作，对日本在蓉设领一事，也持反对态度，因而对四川人民反对日本在蓉设领的爱国行动纵容默许。但刘湘又怕事情闹大，不可收拾，因而又采取了适当的保护措施。当闻日人克日赴蓉，刘湘急令尚在渠县探亲的熊伸云（重庆市公安局密探队长）提前回渝，带领杨引翔等人驱车尾随，进行跟踪。当田中等人到达成都后，刘湘又令四川省公安局局长范崇实和成都警备司令蒋尚朴等派出暗探十余人，进行保护。
       田中等人到达成都后，由先期来成都的汉奸刘训熙安排，在骡马市街大川饭店下榻。
       刘训熙原在重庆得日本驻渝领事馆武官木村德一每月一千元的津贴，出版汉奸报纸《朝报》。（意即《朝日新闻》的报纸）。《朝报》被封后，刘训熙即来成都，在大同影片公司工作，并经常出入于大川饭店，与妓女宋伯华、叶佩珍等鬼混。八月二十三日，刘训熙令宋、叶两妓女挤住一间房子，腾出三号房间供田中等四人居住。
       田中等日本设领先遣队不顾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西上，必然激起成都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慨。一场反对日本在蓉非法设领的群众反日爱国运动，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
       (三)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们党在四川的地方组织虽未恢复和重建，但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逐渐深入人心。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也正冲击着四川各地。同时，一些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也从未停止过活动。他们在广大群众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团结爱国青年，进行一些小型的抗日救亡活动。因此，在四川人民中早已蕴藏着一股炽热的抗日救国的热流。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在成都设领一事，就成为当时爆发反日爱国运动的导火线。
       八月二十二日，田中等日本设领先遣队要来成都的消息传出后，成都各界民群团体二百余人自动集会，在中山公园（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反对日本在蓉非法设领筹备会”，决定集中力量，统一意志，坚决制止日本在蓉设领。会后，成都市新闻学会直接致电岩井，痛斥日本在蓉设领的非法行为，指出：中国人民“酷爱和平，但颠颠操切行动，则必誓死反对，盖为伸正义彰显公理也”。电文警告岩井切勿“一意孤行”，即日“束装东去”。华西大学学生自治会也通电全国，并致电全国学联，誓以
       最后一滴血，捍卫祖国主权。二十三日上午，成都数千群众自动集会于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发表演讲，高呼口号，群情沸腾，慷慨激昂。会后发表了反对日本在蓉设领的《宣言》，并黔队游行，秩序井然，至中山公园始行解散。
       日本该领先遣队到达成都后，成都市广大工人和爱国学生四出奔走联络，积极酝酿一场反日爱国运动，坚决制止日本在蓉设领。受党的影响而积极要求进步的天府中学学生侯方岳，串联进步学生张显仪、刘明哲等人，分头发动群众，积极参加运动。共产党员饶孟文，始终在群众中活动，并对群众的爱国行动表示赞赏。广大工人也在市工商联领导下，积极筹备反日活动。全市人民同仇敌忾，士气高昂，一场规模巨大的反日群众运动，日趋成熟。
       但是，由于我们党当时在群众中的基础尚差，很多人是出于爱国热情而自发参加了运动的。因此，运动中缺乏严密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指挥。加之运动中还有刘湘部下的军警参加，也有蒋介石的复兴社分子混在其中，因而步调极不一致，造成了混乱的局面。
       刘湘部下的进步分子，接受了张曙时关于举行一个反对日本在蓉设领的群众运动的意见后，积极号召军警参加运动。由情报处冷开泰、胡尚武等去大川饭店执行这项任务。胡尚武是这部分军警的具体指挥者。当时，他们令刘功勋率领机关枪团的两连士兵，换上便衣（当时便衣不够，在忠烈祠街的估衣铺买了一部分），开赴大川饭店。其中徒手的一连，由刘功勋亲自带领冲进现场，另一连手持扁担、木棒。分散在附近民房内潜伏，以防意外。
       蒋介石在四川的势力，也想利用广大群众的反日运动，来打击刘湘。当时，复兴社控制的“国民军事训练团”，暑假期间正抽调各县中学的军训教官、童军教官、体育教师和部分大、中学生集训。“军训处”处长杨达（演存）利用这部分人的爱国热
       惜，煽动他们去大川饭店闹事罪。“军训处”的教官，全部换成便衣，带领集训的群众，摘掉“军训处”符号，上街游行，分区进行宣传，然后奔赴大川饭店，混水摸鱼，进行骚扰。
       “大川饭店事件”尽管有刘湘的军警和蒋介石的复兴社分子插手，但决不能因此而否认它是一场广泛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这一运动，充分显示了四川人民高度的爱国热忱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多年来对四川的高压，打破了过去沉闷的政治空气，提高了四川人民的政治觉悟，揭开了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正是在爱国群众的坚决反对下，才摧毁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阴谋。通过这次运动，四川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爱国青年纷纷活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出版抗日救亡刊物，推动了四川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
       (四)
       “大川饭店事件”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八月二十三日，田中等四人到达成都。当日和次日上午，日人外出浏览市容，购买物品，均较平静。二十四日午后，几名学生装束的人来大川饭店询问是否有岩井英一等人居住。公安局督察员说明这里未住岩井，只有田中等四人，这部份人随即离去。六时左右，天色阴暗，突有数百群众围聚大川饭店，质问是否有日人留宿。公安局督察长刘端明说这些日人只是来蓉游历，并非设领。但群众却越聚越多，众声斥责。饭店经理曹相侯出面答复，态度生硬，引起群众不满。而汉奸刘训煦在楼上沿街窗口高喊：“不要闹了，闹出事来不好办……”以挑动群众。公安局第四分局局长康振见势不妙，飞奔到省会公安局报告。局长范崇实亲率全局四十余人前往劝阻，但因群众拥挤，街衢堵塞，不能成行。范崇实率部分警察奋力挤入，登高急呼，多方劝说，群众逐渐平静，散去三分之一。该边等人随即涌入饭店，店门紧闭。移时，未敢去的群众复用棍棒、石头砸门，并找来长梯，搭上楼
       窗，越窗而入。终于大门洞开，群众一拥而入，涌上楼梯。汉奸刘训胆敢恣肆事，首先出手打人，以激怒群众。群众抓住刘训照痛打。此时，突然有人纵火，秩序大乱。范崇实一面令康振率警察救火，一面冲入饭店先后将田中武夫和濑户尚教出。因两日人均已负伤，遂送至督办署军医处医治。范崇实面部也受轻伤。深川经二和渡边洗三郎两人不知去向。饭店全部捣毁，帐本、图记损失无遗。
       在捣毁大川饭店后，群众疑日人躲进公安局第四分局，遂又砸烂了分局。忽有群众在正府街裁缝铺和陈兴泰饭馆发现深川、渡边，愤怒的群众将他二人揪出，乱拳打死。一部分群众又涌到东大街、暑袜街、春熙路等处，捣毁了贩卖日货的宝元窖、益晋恒、交通公司（出售日本黄包车零配件）等八家商号。一时间商品、货物遍地狼藉，帐簿、单据尽遭焚毁，真是痛快淋漓，大快人心。人民群众长期压抑在心头的民族仇恨，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感到杨眉吐气，群情欢腾，持久不衰。午夜，省政府和督办署调来军队，宣布戒严，驱散群众，群众才纷纷离去。 \( ^{⑧} \)
       当晚深夜，军警奉命寻觅失踪日人，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在正府街发现三具尸体，一具是公安局警察，另两具因衣履全无，面目不清，难以辨认。当局伶仃收殓，暂停于正府街养正学校内。二十七日，来蓉调查事件真相的川康外交特派员吴泽湘、日本驻渝领事馆特派员志波嘉六和日本军医等前往辨认，确定系失踪的日人深川、渡边 \( ^{⑨} \) 。三十一日，深川经二和渡边洗三郎两具尸体，在成都北门文殊院火化。九月一日晨七时，由大阪《每日新闻》沪支局记者田知花信量护送骨灰飞沪。受伤日人田中武夫和濑户尚同机离蓉。濑户于汉口下机，田中直飞上海 \( ^{⑩} \) 。
       在这次事件中，我国军警、群众也有多人受伤。汉奸刘训照受伤后进平安桥街法国医院（即现在的铁路医院）治疗，后由刘湘的情报处处长冷开泰秘密处决 \( ^{①} \) 。
       “大川饭店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致电刘湘，责备说，“
       引起外交，增加政府困难”。并谓此事件，必有共党煽动，而治安当局，事前防范未周，保护日人不力，应于依法惩办，特令缉拿凶手……云云。刘湘对此事的处理也颇感棘手，因而要黄慕颜找张曙时商量对策。张曙时说：此事是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责任应完全由日本人来负。把打死的日本人埋葬，打伤的日本人送出国境了事。于是，刘湘回电蒋介石，表示参与事件的人数过多，无法追查。但以防范不严为名，撤销了成都警备司令蒋尚朴的职务，调离了省会公安局局长范崇实（范崇实调任乐山专区专员，但范弃政从商，创办“兴记贸易公司”，经营生丝）。并从华阳县监狱中抓出死囚犯刘成光、苏得胜枪毙，以此搪塞，故未造成大规模逮捕群众的局面。从刘湘处理“大川饭店事件”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对他的统战工作的一定效果。
       (五)
       “大川饭店事件”，成为当时正在进行的中日外交谈判中的一个内容。
       事件发生后，川康外交特派员吴泽湘、日驻渝领事馆特派员志波嘉六及日本军医数人，立即由渝转咨，调查事件真相。二十八日，当验明日人深川经二、渡边洗三郎尸体后，吴泽湘即致电日驻渝领事召谷廉二表示歉意，并对死者家属表示慰问。二十八日下午五时，日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松村、日驻渝领事召谷廉二、大阪《朝日新闻》沪支局记者中村正五、大阪《每日新闻》沪支局记者田知花信量、同盟社汉支局书记冈本房男、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汉支局新田高博一行六人，分别由沪、汉、渝等地飞咨调查。南京政府外交部电派专员杨开甲、科长邵毓麟等飞咨协助。二十九日，调查团在省会公安局局长范崇实陪同下，查勘了被毁商店及大川饭店，摄制照片多帧，搜集破纸碎片，颇为详尽。九月九日，松村、召谷发表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谓“答案”
       《调查报告》。于是，上海日文报纸连日刊登“蓉案”“真相”，“伪造痕迹，显然可辨”，给正在进行中日外交谈判的南京政府施加压力。
       日本帝国主义借“大川饭店事件”大造舆论，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反华声浪甚嚣尘上。二十几日，日首相广田敏例晋见裕仁天皇，报告“蓉案”。日报称天皇对“蓉案”深切关注。九月四日，日内阁召开会议，商讨对华策略，并赶制训令八条（后改成二条），令驻华大使川越与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张群谈判。日三相（外、陆、海）连日召开会议，叫嚣决不放弃在蓉设领，并扬言为保护成都设领，必须在成都进驻军队等等。东京空气十分紧张。
       正在这时，又连续发生几起事件。九月三日，日本走私鼠中野顺三在广东北海被我群众打死；九月十日，上海人民痛打胡作非为的日本海军士兵，打死中山秀雄一人，打死两人之后，在汕头、汉口等地又发生类似事件。于是，日本舰队从青岛纷纷南下，日海军陆战队在北海、上海等地登陆，日军在上海秘密布防。形势异常紧张，中日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九月八日，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原藤中原竭见张群，说明日方对“蓉案”的意见。十五日，川越大使和张群外长谈判。日方态度强硬。下旬，日本帝国主义鉴于武装侵华条件尚未成熟，遂改变态度。日外稍有田发表声明，略谓近十个月来，连续发生成都、北海、汕头、上海等反日事件，“不下十二件”，使“在华日侨之生命财产，遭到严重威胁，深切不安之情绪，流露于日侨间”。但他又把这些事件说成是“共产党图谋离间中日关系”，是共产党煽动造成的；并指责国民政府“虽有剿灭共党之决心，但此种决心尚嫌不坚”。因此，有田外相重申广田首相对华三原则，要求国民党政府排除共产党威胁，根除正在全国蔓延的反日运动 \( ^{①} \) 。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其全面侵华作充分准备，决定增
       派大批特工人员来华，进行间谍活动，搜集情报。九月二十八日，日本外、陆、海三省联席会议决定：扩大沪、汉、京、津、容、粤、张（家口）等地领事馆及情报网，增设绥远领事馆，包头使馆办事处，大同、包头总领事办事处，增派特工人员赴蒙、新、甘、青、藏等各地考察……等等。 \( ^{②} \)
       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成都设立领事馆一事，终未实现。而成都“大川饭店事件”（“蓉案”），中日双方虽经多次谈判，也无结果。中日外交谈判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结束，“大川饭店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注：
       ①广田对华三原则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满”共同防共。
       ②冰：《成都之日本领事》（载《戊午周报》一九一八年第九期）
       ③见高兴亚：《我所知道的关系于刘湘的事》，马镇夷、姜荫梧：《四川军阀——刘湘之兴起及其死亡》（载《成都文史资料选》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④付渊希：《关于“成都大川饭店事件”的一点资料》。
       ⑤高兴亚：《我所知道的关系于刘湘的事》。
       ⑥⑦⑧张曙时：《四川统战工作的经过》（原作存四川省档案馆）。
       ⑧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华西日报》。
       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二十三日《华西日报》。
       ⑩⑫⑬熊倖云的回忆。
       ①《四川省会公安局局长范崇实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日就“大川饭店事件”给四川省政府刘（湘）主席的报告》——以上简称《公安局报告》（原作存成都市龙泉驿档案馆）。
       ⑬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华西日报》。
       《访侯方岳同志》。
       《汤续云：《“大川饭店事件”的点滴回忆》。
       《追悼你》感的自记。
       4. 何雅迪、李维滨：《我们所谓的“大川饭店事件”的背后原因》。
       根据《公安局报告》，《访问侯方岳同志》稿作云：《轰动成都的大川饭店事件》（载成都市文史资料选》一九八一年二十期）等综合。
       ①②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华西日报》。
       ②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新新新闻》。
       ②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华西日报》。
       ②②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新新新闻》。
       ②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九月十四日《华西日报》。
       ②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华西日报》。
       ②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十一日《新新新闻》。
       ③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新新新闻》
       ③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新新新闻》。
       后记：我们在调查“大川饭店事件”的过程中，得到赖西懿、朱成吾及“文史馆”周源江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关怀，也得到成都市总工会的热情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选自《成都现代革命史料》总第七期，不辑
       刊用时，作者又作了修改
      
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六年
成都的学生运动
       王宇光 贾唯英
       （一）撤退、隐蔽
       抗战初期，党曾领导成都人民开展过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紧接着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又一手制造了所谓“成都抢米事件”，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成都地下党由此遭到了严重破坏。党为了保存党的有生力量，撤退了许多地下党员。一九四一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政治形势更加险恶，又有一批地下党员撤离。南方局从外地调来几位同志重新组成川康特委，由王致中负责。党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相应采取了新的战略部署，这就是一九四〇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中所阐述的方针：“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政策”，“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一九四〇年六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了：《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勤学、勤业、勤交友”七个字的“三勤”指示。新的川康特委成立以后成都地下党按照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及时转入隐蔽，撤退了许多暴露了的
       地下党员。就是留在成都的地下党员，除了极少数外，大都不接纳组织关系以便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但是火种并未熄灭，留在成都的或由外地转到成都的地下党员，尽管有：与地方党没有直接联系有的甚至一时中断了组织联系，但是绝大部分党员仍然发扬了共产党员独立作战的精神，按照“三勤”指示，了解社会、广交朋友、学好功课、学习马列著作和时事，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和群众情绪的变化，使自己扎根于群众之中，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些进步群众，虽然一时看不见党的活动，找不到党的组织，但仍然心向共产党，自觉地把《新华日报》的号召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二)时机到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开始，抗日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河南汤恩伯部队不战而退，失地千里，致使日寇直逼潼关。不久日寇又席卷湖南、广西，向西南推进。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到处在议论战局，许多人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大家看到国民党在经济上加紧剥削，弄得民不聊生，在政治上推行法西斯专政，人民没有一点民主自由。而他们的达官贵人却在重庆过着歌舞升平的糜烂生活。这就更加激起了对国民党的不满。重庆、成都的各民主党派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公开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
       一九四四年四月在川大及华西坝一些交通要道处出现了张贴的《大公报》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社论中有几段把重庆和中原作了对比（张贴者在上面加了红线），颇能激起人们的愤怒，一时引来不少群众围观，大家边看、边议、边骂国民党。川大食堂，还有群众起来宣传鼓动，号召大家捐一餐之费，以救济中原灾区人民。这是以往几年没有过的现象，这是一个信号。一些地下党员敏锐地觉察到：群众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孕育着斗争的要求，党产党员再也不能
       继续隐蔽下去了，应该坚持前进，和群众交流一起进行斗争。许多进步分子都有同样的认识。三是由地下党员胡文新（方铭）倡议，地下党员贾唯英、彭鉴、刘盛典等共同发起组成四〇年以后华西大学第一个公开的进步群众组织——“时事研究会”。当时群众最关心战局和时局的发展，“时事研究会”便采用剪报加按语的方式，向群众报导时事，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为了迷惑反动派，他们只剪中间偏左和中间报纸，只要能达到揭露国民党目的，甚至外国报纸、国民党不同派系的报纸都加以利用。这个剪报在当时起了点火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群众情绪，不久又以“时事研究会”的名义公开举行了一次时事报告会。题目是“当前的抗战形势”，报告人是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先生，张在报告中公开谴责汤恩伯丢失国土的过失，听众情绪热烈，效果很好。实际上，早在华大时事研究会成立之前，各大学的进步份子就已经建立了一些进步社团。如1942年燕京李肇基、崔巍等人发起建立的“燕京文摘社”，金大谢道祥、朱声发起组织的“现实文学社”，稍后又有川大由吴祖型、赵锡华发起了“时荐导研社”，黄立群发起了“女声社”等，他们用各种形式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只是互相没有联系而已。一九四四年暑期金大进步分子谢道祥（谢韬）出面，在望江楼召开了一次各大学进步分子座谈会，有六所大学二十多人出席。会议的目的是想研究各大学的鉴报如何联合，经过大家讨论，一致认为：现在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日益不满，要求斗争，当务之急不是鉴报的联合，而是如何更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每一个进步分子都应回到学校，用各种形式去组织群众，这就是积蓄力量来迎接今后的斗争。这次会开得好，使大家了解情况，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从而增强了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一九四四年秋季开学前后各校又有一批以进步分子为核心的社团组织起来了。
       （三）“国是座谈会”
       一九四四年十月国民参政会结束，在参政会上中共代表林伯渠同志向国民党提出了十二条主张。其中主要之点是要求改革政治，改组整个国民政府，承认一切抗日民主政权，号召召开国是会议，结束一党专政。这些主张引起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反响，成都各大学学生对此十分关注，各校进步分子感到应抓紧时机宣传党提出的主张。由秘密组织“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发起与各校进步社团协商决定召开一个座谈会，请回答参政员出席作报告，既宣传党的主张，又合理合法。这个座谈会由五大学七个学术团体联合召开，定名为“同盟座谈会”，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四日下午在华西坝体育馆举行。事先提出各种问题，突出民主问题请出席代表回答。参政员不管左、中、右都请，但主要是请民盟主席张澜先生讲话。会前出了许多海报，号召群众参加，并把搜集到的问题用白纸大字写出，贴在主席台后墙，使大家都看得见。那是一个周末，来参加的群众出乎意料的多，不单是学生，还有各界人士，把可容二千多人的华大体体育馆挤得水泄不通。出席的参政员，有民盟主席张澜，有无党派人士邵从愚、吴贻芳，有青年党的常燕生、李璜，还有国民党人士黄健中。大会由燕大刘克林主持，会上张澜老先生的讲话最受欢迎。张老声音宏亮，语言犀利而生动，吸引了全场听众。他一开头就说：“大家提了不少问题，其实就是一问题：民主问题。蒋委员长、国民党也在喊民主，他们那‘块’民主（南充话‘块’即‘个’），不是我们这‘块’民主（会场响声雷动），最后张老振臂高呼‘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这次会议影响很大，远及国民党统治的西南地区。因为这是一九四〇年以来成都第一次公开举行的二千人的集会。第一次公开提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一九四五年三月周恩来同志在西北公学作报告时，也提到这次座谈会的意义。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陈列了这次座谈的剪报。
       标题是：“成都召开二千人的国是座谈会，主张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
       （四）“民协”的来源和文殊院会议
       一九四二年秋由三个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赵一鹤（金大）、刘克林（燕大）、刘盛典（华大）以及进步分子王晶尧、崔冕（燕大）、钟宗（社会青年）等组织了一个进步的秘密小组，名“客社”，由赵一鹤负责。不久，钟宗离开，又吸收了卞仲耘和严开全兄弟三人成为八人小组，其中王晶尧同志与南方局青委有联系。一九四三年春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小组”，由王晶尧负责，发展到十四人，增加了燕大王文星、岳克（李原）、王守义、刘铭昌和川大黄寿金、华大彭塞。这个秘密小组从开始成立之时起就坚持学习理论和时事政治，（先是每周一次在赵一鹤家）并开展一些群众工作。一九四三年冬又改名为“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仍由王晶尧负责，王并向南方局青委汇报了组织和工作情况。一九四四年春至夏由于国民党搞红旗政策，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宣布解散，停止活动。但王文星、王晶尧、崔冕、黄寿金四人仍未拆散，形成四人秘密小组。他们一方面与地下党员、民盟中委、川大教授李相符同志联系，同时向社会各方面进行活动。一九四四年秋整个局势发生变化，以四人小组为核心又恢复了“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活动。十月并与其他进步社团一起发起召开“国是座谈会”。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由这个秘密小组发起，邀请各大学进步分子在成都北门文殊院召开座谈会（一说：是十一月五日召开的）。会上决定成立各校进步分子的统一组织“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并决定当天出席者为当然会员（大部分是原“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会员），会后回到各校建立民协小组或支部，发展会员，开展活动。出席会议的有燕大：王文星、王晶尧、王守义、崔冕，金大：赵一鹤、郭维、谢道禄，华大：彭
       塞、刘盛舆、贾唯英，川大：黄寿金、吴祖型、齐大：田汉文，同时推选燕大、川大为召集学校，王晶尧为总负责人，各校在出席人中推举二人为联络员，川大黄寿金、吴祖型，燕大王晶尧、王文星，金大：郭维、赵一鹤，华大：刘盛舆、贾唯英，齐大：田汉文，这就是“民协”的第一次会议。
       在此之前，一九四四年暑期燕大进步同学卫永清、张富培（张定），尤怀民（吴展），成立了一个秘密的进步社团称为Saturday（简称“S”），这个组织后来加入了“民协”。另外还应当提到的是燕大还有一个名叫“创造社”的秘密进步社团，（Creative-Team简称C.T），是由进步同学钱淑诚、彭启新、马健行、梁畏三、陶增启、吴惟正等组织的。这个社团一九四四年八月与南方局青委建立了通讯联系，它联系了一批群众。燕大“民协”曾派民协会员参加进去帮助工作发动群众。
       “民协”成立之初，尽管还没有与成都地下党建立正式组织上的关系，但是由于它的大部分领导成员是地下党员（尽管这些地下党员的绝大部分与当时成都地下党也还没有直接关系），他们执行的是当时党的方针政策，非党进步分子也从《新华日报》以及其他渠道如南方局青委接受党的政治影响和领导，所以“民协”在政治上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行事，在组织上也按照党的外围秘密社团的组织原则来建立。如在各校建立“民协”干事会（或支部），按一定手续发展会员建立小组；分配会员工作任务；要求会员在群众组织中、学生运动中发挥骨干作用；要求会员保密；组织会员学习时事政治等等。所以“民协”一开始建立就具备了党的外围组织的雏形。1944年底，中共川康特委指定王宇光同志领导“民协”工作。从此，“民协”便成为成都地下党直接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了。在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大部分党员停止接关系，党的组织极为弱小，又不发展新党员，另一方面参加“民协”的条件很严，为防止反动派破坏，处于秘密状态，这样就使“民协”不可能成为
       广泛的群众性组织。所以“民协”不仅是党的外围组织，而且成了党的后备学校，实际上起了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核心作用。在1946年四大学未迁搬之前，民协会员曾发展到二百多人，领导社团六十余个，团结有组织群众二千余人。
       （五）双十一运动（又称市中事件）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发生了国民党警察镇压市中学生的流血事件。
       伪警察局长方超应市立中学校长之请，亲率警察数百（有说千人）包围了市中，用枪托、纤索（拉船用的）毒打学生，受伤者不计其数，尤以站在最前面的女生为多，其中谭源清（女）、耀元芳、谭静涵（女）、王周琼（女）、刘文亮等受伤最重，还逮捕了四十二名同学。事后，警察封锁市中，不许出入，一日消息传出，立即引起了成都市各大学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士的无比愤怒，市中学生冲破重重阻碍，四出呼吁求援，到处张贴“市中血案真相”，好些中学自动进行募捐、慰问，个别中学还举行了罢课抗议，在大学中金陵大学首先对市中学生表示声援。燕大、华大、川大的“民协”了解情况后立即在民协内部进行讨论，研究对策。“民协”召开了各校民协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决定全力以赴，领导声援市中事件的斗争。
       十一月民办协执委会连日在华西坝开会，研究市中事件发生后的形势、群众情绪、反动派动向、斗争策略、斗争方式等问题。决定：（1）全力支援市中学生的斗争，尽量争取用各大学学生自治会或系级学生会等名义出面进行公开合法活动；（2）成立各大学中学生声援市中学生后援会，由各校各级各类学生组织派代表参加组成；（3）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并与受伤学生家长取得密切联系，行动上互相配合；（4）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伪市长余中英和伪警察局长方超；（5）根据群众的发动情况力争举行一次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
       在几天之前，各大学“民协”和其他进步群众进行了紧张的发动群众工作，一批批同学去医院慰问受伤学生，一批批市中学到各校报告事件经过，到处在议论市中事件，到处在抗议警察暴行，这一活动产生了如下的效果，揭露敌人教育群众，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为了统一各校的行动，十一月六日由金大学生自治会出面召开了大中学各类学生组织的代表会议，成立了由“民协”成员占大多数的“成都市大中学学生声援市中事件后援会”。参加“后援会”的代表采用多种名义，有用全校学生自治会名义参加的，如燕大、金大，有用各类各级学生组织名义参加的，如华大就是以级会（三十二级）系会（哲史系）宿舍自治会（新生院、女生院）参加的，参加的中学有协合、协进、华阳、志诚等校，“后援会”由金大学生袁铭担任主席，燕大学生自治会代表李中（李慎之）、胡光晔（若木）担任副主席，“后援会”成立之后，立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并请有关家长参加，向各界说明成立“后援会”的目的和工作内容。以后又在金大召开了几次会，决定用“后援会”名义慰问市中受伤同学，起草告全市市民书（由金大肖昆涛起草）进一步发动全市大中学同学声援市中学生。
       “后援会”的工作实际上是由“民协”领导的。“民协”决议由参加“后援会”的“民协”成员带到“后援会”去，力求通过“后援会”加以实现。
       十一月八、九两日“民协”校际执委会在华西坝，召开各校进步秘密小组代表会议，分析形势，一致认为群众确实发动起来了，召开大会和游行示威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对国民党反运派会不会镇压群众的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现在情况不同于前几年，国民党军事失利，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批评谴责，人民怨声载道，各民主党派开始活动，而地方势力又与国民党有矛盾，成都是地方势力的据点。张群本人很狡猾，不能不有所顾忌，何况他与国民党其他派系也有矛盾，可能不会直接出面镇压群众，最后决定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由“后援会”出面在华西坝广场
       召开声援市中学生的群众大会，会后游行并到伪省政府请愿。会议还提出了统一的斗争口号和要求：（1）严惩凶手方超，撤消余中英职务；（2）医治受伤学生，赔偿一切损失，向学生及家长道歉；（3）保障学生的人身自由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4）严禁军警干涉学校行政。为了保证大会顺利进行，设立秘密的游行指挥部，又称行动委员会，选出王晶尧、王文星、黄寿金三人负责。联络地点设在华西坝育德宿舍23号刘燕奥寝室内（他一人住一间）。
       “后援会”一方面派人去各中学联系，动员中学生参加大会；另一方面连夜赶制标语、传单、宣言、印制告全市市民书，组织大会纠察队。
       为了试探张群的态度，各大中学代表十三人于十一月九日下午七时去伪省政府向张群递交请愿书。张群接见了代表，但对请愿书中所提四项要求，支支吾吾，不作具体答复，还训斥了中学代表。代表们十分不满。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在华西大学广场举行了有近七千多人（有说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中学生几乎占一半）。会议由金大主持，由各大学代表及部份中学代表组成大会主席团，会上由市中考状控诉，各校代表发言，情绪十分热烈。但大学生迟迟未来，据来川大反动校长黄季陆要花招造谣恶吓学生，三青团分子又拖住群众要进行辩论，影响了群众情绪，一时间在饭堂出不来。川大派人前来告急，大会主席团派金大学生赵一麟同一批纠察队员一同前往川大，赵一麟在饭堂对群众进行了静动宣传，说明市中学事件的真相以及各校声援情况，川大“民协”负责人吴祖型又站出来揭穿黄季陆的诡计然后大声号召：“申张正义，人人有责，愿游行的站过来！”绝大部分群众一下子站了过来，整队前往华西坝，当川大队伍到广场时，全场鼓掌高呼：“欢迎川大同学参加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进老南门经成都市主要街道；南大街，盐市口，提督街，春熙路督院街，向伪省政府进发，沿途
       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打倒万超、余中英的口号，市民涌向街头，向游行队伍致意，到达伪省府已是下午三点多钟。
       游行队伍要张群出来答话，张群不见，相持了一阵，后来主席团决定由各大学推选代表一人进去谈判。群众席地而坐，唱歌呼口号。代表进入伪省府时，里面警卫持枪相向，空气很紧张。金大代表袁铭不知去向，临时由熊大代表李中（李慎之）与伪省府秘书长李伯申进行谈判（因为张群溜走了）。李中递交了请愿书，申述了四项要求。李伯申表示不能作主，要请示张群，最后李伯申进去一会儿，出来说，他已请示张群，张表示“接受大家提出的四项要求”。代表出来后主席团决定由李中向群众宣布。李说：“张群表示接受我们的四项要求，市中事件的斗争已取得初步胜利，要看张群下一步如何行动，如不履行诺言，我们再进行斗争，今天的请愿到此结束，现在宣布解散”。少数同学出于对反动派的仇恨，对张群的答复不满，要求到春熙路游行，主席团一致认为天色已晚，群众又暴又饿，既然张群答应接受四项要求，应当适可而止，如他不履行诺言，再进行斗争不迟，为了防止意外事故，为了保护群众积极性，请愿应当结束为好，并由参加游行的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分别到各校群众中进行解释。最后又由主席团再一次说明后宣布解散，那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十一月十三日余中英、方超引符辞职。这是群众斗争的成果。十一月十五日“后援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后援会”结束，至此市中事件的斗争宣告结束。
       “民协”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1. 抓住警察分子的暴行和群众的不满，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是有理的斗争。因此不仅发动了各大中学学生，还取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2. 组织了四〇年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公开提出严惩伪警察局长方超和伪市长余中英的口号。这次游行宛如划破长空的一声春雷，突破了司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打开了斗争的局面，其意义和
       影响都是很大的；3. 张群在群众跟头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群众提出的四项要求，而中校长撤职，会后清、方超在思想上这一次，最后不得不下台。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使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信心，增强了斗志。因而这次斗争是成功的。4. 在斗争取得初步胜利之后说服少数人的过去要求，及时结束游行做法是对的，既做到了有利有节又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
       大家还认为斗争之所以比较顺利并取得胜利，是由于多种原因和条件：第一，主要是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化有利于运动；第二，党的方针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第三，利用了地方势力和蒋介石势力之间的矛盾，牵制了国民党，使之不敢贸然进行镇压；第四，从四○年以后我党转入隐蔽，但绝大部分党员又认真执行了周恩来同志的“三勤”指示，交了朋友，联系了群众，积蓄了力量。从反动派方面来看他们误以为四○年后共产党打垮了，群众害怕了，运动突然爆发，反动派多少有点无所措手足；第五，建立了进步分子的统一组织“民协”，集中力量，统一行动。尽管当时党的力量很小，但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了领导的核心力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六，运用合法的学生组织进行斗争，既可广泛发动群众，又使反动派找不到借口。
       市中等件的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第一、在市中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与川康特委有直接联系的金大学生王煜（王宇光）及时将情况向川康特委负责人王致中作了汇报，并共同研究了斗争的策略，提出打倒方超、撤换余中英的口号。同时又研究如何发动群众，支持积极分子以及各大学联合行动等问题。由于当时大学中的党员大部分没有组织关系，即使有关系也是单线联系，没有建立组织，而王煜本人又来参加“民协”，这些意见只好通过大学生袁铭和“民协”会员郭维希到“后援会”和“民协”校际执委会去。
       第二、与南方局有直接联系的地下党员川大李相行，华大胡
       文新、贾唯英，燕大胡光晔等同志以及一时还未接上组织关系的许多地下党员如华大的彭塞、刘盛舆，金大的赵一鹤，燕大的王显文、拓克、刘克林，川大的吴祖型、林梦奇、李江锦等同志都极积极投入斗争，用自己的行动来带动群众，用正确的建议来影响“民协”和“后援会”的领导。
       特别是李相符同志在市中事件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当时斗争中的骨干分子王晶尧、黄寿金、卫永清、张富培同志虽是非党进步分子，但他们与南方局青委有联系，完全接受党的政治领导。
       由于当时党员分散地进行独立活动，大部分与川康特委无组织联系，从川康特委角度来看党的组织领导则是薄弱的，是通过“民协”来实现的。
       市中事件的斗争正在进行之际，南方战线大败退，日寇打到贵州的门户——独山。蒋介石借抗日之名，拼凑反共新军——青年军。“民协”在青年中进行了宣传，揭穿蒋介石的阴谋，号召青年不要上当，这一工作在齐鲁大学取得显著效果。齐大“民协”与进步分子陈玉环、邱心康等共同领导群众反对齐大校长汤吉和（三青团头子）强迫学生参军的斗争，经过两个月的罢课，同时得到各校进步力量的支持，最终取得了胜利，汤吉和下台。
       （六）改变党在隐蔽时期的组织形势，加强党对“民协”的领导
       通过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份市中事件的斗争，党在隐蔽时期的组织形势和工作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新的斗争，迫切需要迅速把党的力量组织起来。即把停止关系的党员接上关系，把关系在南方局的党员关系转到成都来，才能形成党的有组织的战斗力强，不仅地下党员有这种要求，而且进步分子也在到处找党的组织，市中事件后燕大“民协”负责人之一张富培就曾
       到南方局青委联系，要求党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一九四四年冬，川康特委负责人王致中去南方局汇报市中事件经过并向南方局提出上述两个意见，得到南方局批准。从一九四四年底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首先在各大学校复了一批党员的关系，如华大彭塞、刘盛舆、赵适，川大吴祖烈、林梦奇等，同时把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从南方局转到成都来，如熊大陈宝静，华大贾唯英，在各大学分别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或建立了单线联系。当时党的成员虽然能量不小，但党的组织仍然很小，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对“民协”的领导，作为党的依靠力量。
       经过市中事件的斗争，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各校“民协”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重新选举了校际民协执委会。由王文星任主席，黄寿金、谢道禄、彭塞、张国均分别担任组织、宣传教育、调研等职。还出过一个刊物“青年园地”，十二月朱语今同志（南方局青委）来成都，建议取消执委会，只设主席和文书各一人，负责联络，把职业界小组划出去。王文星、卫永清、张国均先后担任过主席。一九四四年冬成都地下党正式派王煜（王宇光）领导“民协”和大学工作。为了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一九四五年春，在川康特委下设立了青年工作领导小组，由王宇光、贾唯英组成，王宇光任组长。一九四五年夏，又建立了由川康特委和南方局青委双重领导的青年工作小组。由王宇光任组长，组员有王晶尧、刘文德、刘铭。一九四五年春王想根据党的指示提出起草一个“民协”正式章程的建议，经过有关同志和部分“民协”会员的讨论，最后草拟了“民协”的第一个章程，明确规定“民协”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其要点大致如下：1. 名称：由原来的“民主青年协会”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协会”，以便更加切合它的性质和行为。2. 性质：是共产党领导下进步青年的组织。3. 任务和宗旨：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广大青年学生，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为争取抗战胜利和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4. 会员：凡拥护共产党领导，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愿为实现
       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青年学生，经过两个会员的介绍均可入会，5. 组织：以学校为单位成立“民协”干事会，由会员选举产生，校际之间不存在领导关系，各校独立开展活动，必要时互相配合行动；6. 保密：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民协”是一个进步群众的秘密组织，每个会员均应严守秘密。当时曾把这个章程草案提交各校“民协”进行讨论，并据此进行组织整顿。这样，党从组织上、政治上都加强了对“民协”的领导。
       本来在市中事件中，不少中学参加了斗争，也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可惜当时党没有力量顾及，也未曾把中学生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以致未及时把这批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象大学的“民协”一样作为党在中学开展工作的依靠力量，这不能不学生工作的一个缺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才在贾唯英的支持和指导下，由协合中学学生李国辉（李致）、陈先泽发起组织起中学生的“个校际进步组织“破晓社”。以后这个组织在各中学发展会员，开展活动，成为团结教育中学生的一个很有影响的进步组织。一九四六年中共成都工委成立后，委员贾唯英分管中学生工作。便以“破晓社”为依托开展中学工作。这时“破晓社”便是成都工委直接领导的一个进步社团了。
       还应该提到的是，最先在中学生中开展工作的是南方局青委直接联系的刘文范同志，他在成都办了个《学生报》宣传党的主张，开展团结教育中学生的工作，团结了一批群众。
       （七）用多种形式组织群众，争取教师和教授
       市中事件以后，各校“民协”号召“民协”会员深入群众，广泛联系群众，根据群众不同的觉悟程度和不同的爱好，采用群众乐意接受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因此一九四四年冬和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川大有三千多学生，各种社团二十来个，成员达四百人左右。成立了各社团的联合会，统一行动。燕大只有三百多学生各种社团竟有二十多个几乎
       每个学生都参加了一个社团。金大有著名的六人社团建立了六社团负责人碰头会。实际上起了公开领导金大学生运动的作用。华大共有十多个社团。这些社团都是以“民协”会员或其他进步分子为核心团结一批中间群众组织起来的。平时开展各种活动，团结、教育群众，如遇斗争，便依靠这些社团来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甚至公开出面组织联合行动。各校社团大体上有这么几大类：（一）时事新闻、政治、理论；这方面的社团有熊京文摘社，华大时事研究会，川大时事导研社，金大活力社，缸狮社，时声社。他们剪报，出壁报，写文章，评论国家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宣传党的主张，参加这些社团的群众一般多是对政治感兴趣而且觉悟较高。（二）文学艺术：这类社团最多，群众也多。川大有文学笔会、文艺研究会，燕大有文艺研究会，华大金大都有诗社，燕大、川大都有合唱团，燕大有海燕剧团。这些社团组织群众阅读进步文艺作品，开诗歌朗诵会、唱革命歌曲、演进步话剧。如海燕剧团就演过进步戏剧《芳草天涯》、华大有个天竺剧社，本来是三青团组织的，但地下党员赵逗打进去后，演过陈白尘的剧本《结婚进行曲》。还有一个专搞摄影的非孔社，为历次学生运动拍下了珍贵的照片（可惜这些照片遗失了）。（三）综合性的社团。（四）同学会、同乡会。（五）团契。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进步社团之中出现了一新的带有宗教气味的“团契”。什么是团契，为什么“民协”要运用这种形式？有必要加说明，因为在十年浩劫中凡是参加过团契的同志都受到审查甚至遭到迫害。“团契”的英文原名是“EellowShip”或“club”，原意是成员之间团结契合友爱之意。它本是一种宗教性的群众组织，五个教会大学早已有之，不过内容多为宗教活动。后来燕京大学进步同学有意识地运用这种组织形式，注以新的政治内容，作为组织教会大学中间群众的一种好形式，可说是一件创举。燕大第一个有进步倾向的团契要算一九四三年成立的“新蕾”。但真正有意识地运用“团契”这种形式来组织中间群
       众的是后来成立“叫犁”和“米名”（未名为燕大、华大联合组织），以后华大、金女大相继成立类似的团契。而且在一九四四年开始的半学生运动中发挥了作用。一九四五年华大地下党员贾唯英到南方局汇报工作时提到团契一事，得到当时南方局组织部长于江霞同志的充分肯定。甚至国民党后来也组织了一个“野玫瑰”团契来相对抗。团契具有以下特点和好处：1. 组织形式很灵活，只要有三个进步分子为核心，互相邀约一批中间分子，找到一个教师作顾问，便可组织起来，在学校取得合法地位，进行公开的活动。2. 它的活动内容可以多种多样，生动活泼，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或读进步书籍，或唱歌，或讨论时事，者郊游，或谈心，或复习功课，视觉悟程度，要求不同而定，由浅入深，逐步引导。3. 这种组织比较松散，参加退出极为自由，作风民主，契友之间提倡真诚相见，有兄弟姐妹的亲切之感。所以容易被教会大中学的中间群众所接受。4. 它原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组织，故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
       过去进步分子是不大愿意参加同学会、同乡会的，后来川大“民协”有意识动员进步分子参加进去，联系群众，争取群众，发挥了作用。
       当时党的力量很小，“民协”也还是学生中的少数，为什么能够领导群众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主要就是紧紧依靠群众，具体说就是依靠有组织的群众“社团”，带动了广大的群众。
       当时各大学“民协”和进步分子都很注意争取教师的工作，特别是争取中间教师的工作。左派教师如燕大沈体兰，川大彭迪先、陶大镛，华大吴跃宗、文劲章等，他们是党和“民协”的亲密战友。对于这些教师，进步分子很难靠他们，许多事向他们商量请教，同时又考虑到他们的地位，不使他们为难，并保护他们，支持他们。如川大发生的特务攻击三教授事件，川大“民协”就发动群众和特务进行斗争而且取胜。对于中间教授则做耐
       心细致的解释、宣传工作，燕大教授魏永清、蒋荫恩、陈寅恪就是经过争取转向了同情学生运动的。蒋荫恩领导的《燕京新闻》还逐步由进步学生所掌握，成为进步学生有力的舆论工具。如华大的李安宅、蒋昌昂、罗忠恕教授，和外籍教授云从龙、费尔朴、女生院的鲁益裘教士，金女大陈中凡、金大陈恭禄、孙文郁等经过争取都或多或少地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特别是一些外籍教授在斗争中发挥了一股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如借他们的住宅开会，既方便，又安全，请他们出面讲话，揭穿国民党的阴谋，影响很大（如李实育事件三外籍教授发表声明）。有时还通过他们把学生运动的真象传到外地甚至国外。川大教授、地下党员李相符同志为成都的学生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民盟中委兼省盟青委负责人的身份公开活动，通过川大“民协”对“民协”以及四四～四六年的历次学生运动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八）“五四”营火晚会
       一九四五年为纪念“五四”而召开的营火晚会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活动，它既有鲜明、严肃的政治内容，形式又生动、活泼。五四之前，党就发动“民协”讨论如何纪念“五四”，大家提出要打破传统开大会的刻板纪念方式，开营火晚会，不但要有政治性讲话，还要有文艺节目。最后决定由各校学生团体发起（后来有一百零八个社团联合发起）。“五四”晚上在华西坝草坪举行营火晚会，各校准备节目请民主人士参加。五月四日下午群众即开始向华西坝集中，到会群众数千人，是一次盛大集会。草坪中央燃起了熊熊营火，大家席地而坐，当天传说特务要来冲击会场，更激起群众对特务的仇恨。大家手挽手筑起一道道人墙，最外围是身强力壮的男同学，中间是女同学，主席宣布开会说：“请大家注意，我们的外面有许多狗，大家盯着他，他要动，就抓住他，我们不怕他。”群众齐声喊道：“我们不怕，哪个狗敢闯进来，就抓住他，扔到火星烧死他！”那些奉命而来捧乱的
       特务在群众的威力面前不敢动弹。会议顺利进行，会上有时圣陶先生、吴跃宗、文幼章、陈中凡教授讲话。他们一致谴责国民党特务制度违反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叶圣陶还朗诵了他的一首讽刺蒋介石独裁的近代新诗。燕大同张学琨（苏子）代表学生讲话，号召大家发扬五四精神，争取民主，反对特务统治学校。会上还表演了文艺节目《放下你的鞭子》。会后在新南门附近举行了火炬游行。最后在“发扬五四精神、反对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特务滚出学校去”的口号声中结束。
       一九四五年暑假前后党通过“民协”动员了一批进步同学，去中原解放区。燕佩有岳克（李原）、崔冕、吴凤珍，川大有贺天熙、孙明华、胡宗质、聂尚仁、金大有林筱卿、朱有介，约二十人左右。一九四四年底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南方局张友渔同志曾在成都工作过一段时期，他的主要任务是做地方势力和民主党派统战工作，但同时也兼做青年统战工作。张友渔同志除直接领导川大地下党员李相符同志外，还同成都美新处图片部负责人汪行远（地下党员）以及燕大地下党员陈宝静（陈浩）、进步同学卫永清、李中等人联系，共同研究青年工作。张友渔同志通过川康特委负责人王致中等当时负责青年工作的金大学生王煜联系过。王煜还请张友渔同志与部份民协会员座谈过形势问题。张友渔同志在成都的活动，对成都的学生运动起过推动作用。
       （九）争取学生自治会领导权
       一九四五年暑假前后，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八月毛泽东同志来重庆同国民党举行谈判，二是九月三日日本投降。国民党利用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理，举行盛大的庆祝抗战胜利的活动，捞取政治资本，致使一些中间群众滋长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同时国民党下山拼命搞桃子又孕育着内战危机。根据这种情况变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政治上除了继续反独裁拿民主之外，提出警惕国民党挑起内战，关心学生生活，保护学生的切身利
       益，进步分子要进入各级各类学生组织，特别要同反动党团争夺全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根据这一指示，一九四五年秋季开学后各校开展了紧张的竞选工作。要求进步力量较强的学校争取完全控制学生自治会，差一点也要做到由同情分子做学生自治会主席，即使力量最弱的学校也要力争学生自治会主席一职不要落到反动党团手中。选举结果，燕大学生自治会仍为进步分子控制（燕大学生自治会从一九四四年以来都是掌握在进步分子手里。）金大双方力量差不多，选举了一个中间分子担任主席。川大争取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的工作做得较好。一九四五年选举学生自治会时，经过努力，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理事长被三青团占据。即使这样，也起到了牵制三青团的作用。此后川大“民协”改变工作作风，深入广泛地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进步分子进入同乡会、同学会、伙食团，热心为群众服务，得到群众的拥护，一九四六年奉选举时推举一个中间偏左同学进行竞选，结果击败了三青团所支持的人，取得了理事长席位，但理事席位不多，以后又进一步总结经验，在四六年夏的选举中取得大胜，进步分子在学生自治会中占据优势。经验证明，掌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十分重要，便于进行合法斗争，便于争取群众，可以放手工作，可以抵制反动党团的反动活动。燕大学生自治会一直掌握在进步分子手中，使燕大成为成都大学中民主堡垒，许多运动都可通过燕大学生自治会公开发起，号召群众参加。燕大学生自治会还抵制了反苏游行。在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十）反对内战，追悼昆明死难烈士
       一九四五年双十协定签字不久，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进攻，内战实际已经开始。人民渴望和平，要求和平，根据这一情况，党指示要把反内战作为斗争的中心。“民协”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十月金大六社团在华西坝召开反内战座谈会，十一月成都市一百五十余个学术团体联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宣言（由李中
       起草），这是国民党统治区最早的一份反内战宣言，全文在延安《解放日报》一版头条刊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发生了国民党军警特务屠杀四名反内战爱国学生的惨案，消息传来，群众十分悲愤，党通过“民协”发动群众声援。金大五社团首先发出了致昆明学生的慰问信，各大学学术团体继其后。《燕京新闻》为此连续发了几篇反内战的社论，十二月六日川大组织了反对内战暨追悼昆明死难烈士大会，在十二月七日晚燕大海燕剧团为招待各大学学生团体演出《芳草天涯》的会上，华大、川大提议成立“成都市各大中学学生援助昆明学生反内战惨案后援会”，并定于“一二·九”十周年纪念日在华西坝广场举行追悼大会，当天请联大校友参加，由燕大席振常同志赶写祭文。由于宣传动员工作做得比较充分，有五千群众参加大会。西南联大驻蓉校友也举着“未死之人”的白幛，抬着花圈，参加了大会，并报告了惨案真相。主席宣布为死难烈士致哀后，由燕大女同学陶惠华朗读祭文，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台上读祭文的同志声泪俱下，台下的听群热泪盈眶。当读到：“安息吧！四烈士，你们的死换来了全中国的斗争勇气。你们的血为我们引了路，我们不再哭泣，我们有的是愤怒，我们有的是战斗的力量。我们宣誓：我们一定要用毕生的精力，向黑暗宣战。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在一片寂静中只听见女同学的骚泣声。悲愤的气氛达到极点，会后群众怀着极大的愤怒参加了游行，沿途高呼：“严惩祸首李宗黄、关耀征！”“打倒特务！”“保障人身自由！”“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行至美国新闻处，群众高喊：“美国人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军退出华北去！”最后在少城公园结束。这次游行有许多大学教师参加，如燕大沈体兰、华大吴跃宗、外籍教授文幼章、徐维强、哈德兰、江希德、夏仁德等，大会发表了宣言，提出了三项要求：（1）调查昆明军政当局杀害学生事件，严惩肇事祸首；（2）抚恤死伤学生，并保证以后不再有同类事件发生；（3）
       确保人身及言论、集会自由，并对驻蓉参议员提出的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要求盟军退出中国的主张表示同意。这次追悼会和游行，对群众的教育很大，打破了许多中间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如果说一年前的市中事件，斗争矛头只对准国民党的两个头面人物，现在，群众觉悟大大提高了，矛头对准整个国民党了。
       (十一) 反 逆 谣 的 斗 争
       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的昆明学生惨案起，国民党完全撕下了和平的假面具，一边内战，一边镇压人民，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成都是四川地方势力的据点，地方势力的头面人物邓锡侯又是伪四川省主席，所以一时还没有开始大骚镇压进步力量。但是形势已经急剧恶化，反动党团分子、特务分子气焰嚣张，因而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群众十分气愤，要求反击。党通过“民协”发动群众反对反动的进攻，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给予反击，一九四五年冬，华西坝小天竺街出现了一个以《冬烘》为名的整股，对进步学生和吴联宗、文幼章两教授进行谩骂攻击。紧接着川大发生了三教授事件，特务开始攻击彭迪先、陶大镛、李相符三教授，后来集中攻击李相符，甚至假冒李相符之名贴出启事，混淆是非。川大“民协”发动同学和李相符一起对反动分子进行反击，据理驳斥，取得了学校同学和教师的广泛同情，争取了代校长叶鹏的支持。最后终于迫使学校当局对为首的三个特务学生给予停学一年的处分，撤换了特务头子的训导主任，这一胜利长大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十二月一日昆明事件后，在成都又发生川大李实育事件。当时成都反对内战和声援昆明事件的毕生运动蓬勃开展，国民党要镇压这次毕生运动，特务分子便从川大进步学生李实育开刀，他们毒打李实育。在李实育处于昏迷状态之际，把他们事先印好的什么“拥护东北独立、内蒙古自治”的传单标语塞进李的床下，然后截逐李“阴谋叛国”，加以逮捕、审讯。事件发生后，地下党
       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对进步力量的进攻，必须反击。李实首建盟员，四川省和成都市民盟以及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老先生也极为关切，他们向有关反动当局提出抗议，向社会舆论呼吁。川大“民协”全力以赴，各大学进步力量一齐声援，运用各种方式进行斗争。如清律师辩护，《新华日报》和《华西晚报》发表文章对国民党进行驳斥，发动各大学社团对李实首进行慰问、声援等，最后伤法院不得不释放李实首。
       一九四六年二月政协会胜利闭幕，在中共代表团和各民主党派的中共同努力下，迫使国民党同意通过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决议。为了扩大宣传这些决议，民协通过五大学二十三个社团联合在华西坝举行了一次时事报告会，由参议员张澜老先生等五人出席，报告会议的成果，有三千多人参加。
       本来政协会闭幕后，在一些中间分子，甚至个别进步分子都以为局势会好转了，有麻痹心里，二月十日重庆各界万余群众在校场口集会庆祝政协会成功，国民党特务聚集流氓打手捣毁会场，打伤了大会主席团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人士，消息传到成都，群众感到非常气愤，同时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党提出要组织群众对较场口血案进行声援，以事实来揭露国民党破坏政协协定的真相。后来由各大中学学生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召开了有五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二月十六），大会通电全国，抗议特务暴行，要求严惩的。并致电慰问受伤的郭、李、施诸先生。
       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国民党借口所谓张李大事件，威逼蒙蔽一批学生，一手制造了反共反苏游行，并捣毁成渝两地的《新华日报》门市部和民主同盟的报纸，当时党指示：进步分子不参加，劝告中间群众也不参加，但不要与群众正面冲突，由于不了解事实真相，解释工作很难进行，一些中间群众受蒙蔽参加了，一时进步分子陷于被动，只有燕大顶住了这股反苏逆流，燕大“民协”通过学生会自治会抢先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经过五小时的激烈辩论，终于以压倒多数通过不参加反苏游行的决议（赞
       成参加的只有八翼），并通过要求外交部军队撤离中国的决议。燕大因此受到塞徒的捣毁。燕大同学界混一天，表示抗议。
       一九四六年四月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四川公开成立了以吴玉章为书记、王维舟为副书记的新省委。仓岩党的工作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四大学忙于复员搬迁，这些情况对主观力量有所削弱，反动党团更加猖獗。六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六月七日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为国民党杀害。在成都市民盟和各界联合召开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上张澜老先生竟受到特务的公开侮辱。这是一个信号，反动派又要下毒手了。
       一九四六年四月王致中调离成都，党派来了马识途同志（马姓八月才到的成都），由蒲华辅、马识途、华健、王煜、贾难英组成新的地下党成都工委，蒲和马分任书记和副书记，华健负责联二工作，王和贾分管大学和中学工作以及妇女工作。成都工委根据新的情况对学校工作作了新的布置：（一）时局在恶化，政治上重点是反对内战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真相，但条件不成熟时不要轻易举行政治性的游行示威，要保护群众；（二）强调要尽量利用各种学生的合法组织进行活动；（三）强调要切实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困难。根据这个精神川大和华大的党组织和“民协”转向深入的具体工作，特别是川大在争取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和关心群众生活方面，工作做得有成绩，争取了更多的群众。燕大在复员搬迁中，复员领导小组由一个地下党员、一个“民协”成员、一个教师组成。党和“民协”通过复员领导小组和学生自治会做了许多细致工作，吃苦在前，热心为同学服务，受到同学的拥护。
       (十二) 抗 暴 游 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发生了北平女学生沈崇受到美军侮辱的事件，而国民党当局为了讨好其美国主子，竟不敢依法处
       理。这一消息传到成都时，引起了大中学生的愤怒，特别是女同学的情绪尤为激昂。党组织决定，（一）在广大学生中揭露驻华美军的罪恶；（二）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卖国险阻；（三）要求维护民族尊严，严惩肇事美军；（四）要争取教授参加。各校党组织和“民协”首先从发动女同学入手，当时华大女生院自治会和川大女生自治会都掌握在进步分子手中，两校的党组织和“民协”便充分运用这一合法组织，公开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宣传。当华大女同学在校内外贴出了一批反对美军暴行的标语时，竟遭到三青团分子的撕毁，甚至连左标语上加了侮辱洗染的下流批语。同时还贴出了一批公开为美军暴行辩护的标语。三青团分子的无耻行径，使华大女同学怒不可遏。女生自治会在共产党党员协会员徐良民、董登科、陈可（陈思可）、方信瑜等同志领导下当即召开全体人会议讨论这一事件。女同学一个个争先发言要求针锋相对地与三青团分子进行斗争。于是女生自治会决定连夜赴万大批标语重新贴出去，并在校内举行火炬游行，以示抗议，整个女生院沸腾了，全体女同学高举火炬（也有不少男同学参加）在校内游行一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整个华西坝。好些过去不过同政治的虔诚的基督徒也举着火炬参加了游行。在这个基础上党组织决定一九四七年元旦举行全市性示威游行。元旦早上九时，二千多大中学生在华西大学广场集会。然后出发游行。经新南门进城，沿途高呼“抗议美军暴行！”“惩办犯罪美军！”“英帝滚出中国去！”等口号，行至春熙路即停下来举行集会，而群众宣传讲演，贴标语，撤传单，然后返回学校。
       川大女生院在洪产党员、民协会员再正芳、游训天、马向英、李惠民等人领导下，决定由全校学生自治会女理事陈为珍出面召开女生院室长会议，进行发动。以寝室为单位，征求女同学意见，很快把女同学都发动起来了，然后以女生院名义发表抗暴声明，并组织宣传队分别到男生宿舍进行宣传，发动男同学签名争取全校男同学的支持。最后以女生院名义组织全体女同学在校
       内举行抗暴游行。一月五日上午十时以川大、华大女同学为基础有省艺专等二十七个单位学生代表于多人在川大礼堂举行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并请川大教授谢文炳、罗念生，刘盛亚、朱剑农等人讲话。他们声讨美军暴行，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中国。会议还通过决议致电美国政府，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致书沈崇表示慰问，致书蒋介石和杜鲁门要求废除中美商约。会后进入市区游行。一路有许多群众参加了游行的行列。群众沿途高呼：“打倒美帝帝国主义！”“美军滚出去！”“要求美国政府公开道歉！”“严惩肇事美兵！”并分组在街头讲演，这是各大学复员后成都最大的一次群众运动。
       以上就是这两年成都学生运动概况。
       (十三) 结 案 语
       一九四四年六月成都学生运动，虽然已过去三十几年了。但是它的一些基本经验对今天的青年工作仍有启发作用。这些经验也可以说是从“五四”以来青年运动的好传统的继续和发展。
       在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一火权、二无势、三无钱，而且人数很少。为什么能够动员千千万万青年起来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主要原因是共产党掌握了真理，并善于宣传真理，使青年信服，尤其是因为共产党员、地下党员、进步分子始终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具体地说有下面几条主要经验：
       （1）青年运动不管采用什么形式始终要把引导青年关心政治、关心人民、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培养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青年的革命热情和正义感放在首要地位。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的。但又不能是说教式的，要在善于引导上下功夫。在从市中学件开始的一系列运动、活动中无不贯穿着这个原则。
       （2）根据青年不同的觉悟程度、爱好、兴趣和习惯采用不
       同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活动内容、来组织、团结教育青年，当时采用的组织形式真是多种多样，从政治性的时事研究、到文艺性的文艺研究、话剧、歌咏，到带有封建味的同乡会、同学会，到带有洋味的、宗教味的团契；有传统的组织形式，也有新创立的形态，青年的爱好多种多样，各有不同，青年的觉悟程度有高有低，因此在组织青年上切忌一刀切、单一化，一定要适合青年的特点，谁不尊重这样一个客观实际，谁想运动青年谁就会脱离青年，而不会有真正的青年运动。
       （3）要善于用具体事实教育青年，要循循善诱，要由浅入深，逐步提高，不要说教，不要硬灌，除了政治运动之外，在经常活动中，要寓政治思想教育于文艺、文娱活动中，使之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要把青年引向进步。从市申事件到抗暴游行，每一行动都是从具体事实入手，达到揭露国民党反动实质的目的的。
       （4）当年周恩来同志指示要广交友，绝大部分共产党员，“民协”会员都是认真执行了的。当时党组织就是要求共产党员、“民协”会员密切联系群众，特别要和中间群众做朋友，而且做知心朋友。绝不能嫌弃落后青年，要做艰苦的争取工作，有时要一个人一个人的争取，不能强迫。有时还要等待，不能急躁。如反苏游行时，有些平时参加过进步活动的群众都上了当，但事后还是要继续争取他们。“民协”甚至不允许“民协”会员终日只同少数进步分子混在一起高谈阔论，而不到中间群众中去做艰苦工作。凡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学校，进步分子就会成为孤家寡人，工作打不开局面，群众发动不起来。所以，一方面要求进步分子在群众中，在斗争中起核心和骨干作用；另一方面要求进步分子成为群众的朋友，不允许高傲自大、脱离群众。
       （5）要在生活上关心群众，尽力帮助群众解决切身问题。一九四四～四六年由于形势的要求，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关心群众生活方面有些忽略。有的学校做得很不够。哪个学校做得
       好（如熊大），什么时候做得好（如川大和华大在四五年后），就能争取更多的群众，群众基础就好。在国民党统治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做到关心群众呢？那就是充分运用学生中的各种合法组织，如学生自治会、宿舍自治会等，尽力多为同学办好事，为同学服务。如熊大的复员工作，川大进步分子办食堂等。还可以尽量利用各种救会组织，如“学生公社”为战区学生和家境困难的学生提供各种帮助。
       （6）群言崇作风。当时处在地下环境，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是极少数，随时有遭受迫害的可能，所以大家亲如兄弟姐妹。尽管是在秘密环境下，每次运动，每次斗争，都尽可能发动大家讨论，充分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党不是命令群众、运动群众，而是根据群众的情绪、要求，引导群众，以党员和“民协”会议的行动和正确意见来影响群众、争取群众。地下党的普通党员和领导之间，只有上下级之分，而无等级之别。大家亲密无间，皆同手足。
       在一九四四年到六年的学生运动中曾进行过英勇斗争的学生党员刘克林、卞仲耘，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被四人帮追得致死。共产党员江志炜（江姐）、“民协”会员何懋金、马秀英、李惠民、张国维，一九四九年牺牲于中美合作所。“民协”会员李肇基一九五五年随周总理出国参加万隆会议，在香港遇难。进步群众毛茨才一九四九年在成都十一二桥被国民党杀害。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
       注：本文选自《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总第七期。本稿刊用时，作者又作了修改。
      
我所知道张澜先生在成都的革命活动

       沈自强
       张澜先生字表方（一般尊称表老），四川南充人。我年青时虽然与他不相识，但他早在日本东京文书宛留学时，因病恨清廷腐败，倡议慈慈退朝，被满清政府驻日公使押送回国；在保路斗争中，四川总督赵尔丰将他钢刀架颈，洋枪抵胸，他神色自若而不屈服；当袁世凯称帝时，他与钟体道在南充宣布独立，响应蔡锷护国讨袁；在国民党参政会上他仗义执言，谴责国民党蒋介石独裁专政，以及主张全面抗战，实行民主，取缔特务组织等正义行为，早已传闻于四川各阶层，激励着我，使我对表老有敬仰的感情。一九四〇年，家兄沈伯常在南充因受匪获罪，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经表老极力营救，才被释放。此后，家兄和我在表老身边作过一些有益于民主运动的工作，有机会直接了解表老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些片断事迹。
       (一)
       一九四一年，在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影响下，在周恩来副主席的指导和帮助下，川中民主同盟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国民党消极抗战、酝酿投降的严重关头，于三月十九日在重庆诞生了。这个“政团同盟”是由党三派组成，表老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由于他公正无私，斗争性强，不畏强暴，威望很高，具有顽强的民主精神，被执行委员会推举为主席。表老自从担任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后，在渝活动时间较多。周恩来副主席、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的勉励和帮助，
       使他领导民盟与中共密切合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同国民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其中包括拒绝出席国民党参政会议会，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达两年之久，以表示他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抗议。袁老在渝活动地点，主要在“特园”。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经常来此与民盟领导人共商国事，使“特园”成为当时陪都民主活动的重镇场所，被董老誉为“民主之家”。在成都先是借住在南外“怀远山庄”（系他的学生、南充同乡黄瑾怀的别墅）。由于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主张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以主要力量从事民主党政运动，结束国民党“训政”，成立联合政府，继续坚持在国民参政会内外的斗争，它的活动和政治影响，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却非常恐惧，从各方面进行干扰和破坏。
       同盟在未公开以前，各种秘密会议，常在袁老的住所“怀远山庄”举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曾函通省府去函阻止，袁老用私人名义回函说：“此事由阁个人负其全责，政府无庸过问”。这时，家兄沈伯常住袁老秘书，我常去联系，由于袁老关系，先后认识袁观、杨伯恺同志，并在他们的启发帮助下，开始作些同盟的工作。袁老曾在闲时写下《四勉一戒》，强调“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文中还强调：“白强必须紧其志，有毅力，不为事物所掊夺，不为艰险所沮丧，死而后已，即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我因当时颇为欣赏自强精神，袁老遂建议我将原名“大义”改为“自强”。我感到这是他对我的期望和鼓励，即表示同意。
       袁老在借居“怀远山庄”期间，因常忧国事，谴责国民党当局独裁专政，鄙视国民党官吏的腐化生活，曾于一九四二年与诗以抒感怀。兹摘录四首如下：
       物产奇踪冠五都，游人不见覆车无，北平上海南京路，一朝“繁华”沦陷图。
       民主政兴帝制终，当年尽力请人间，为何党治成私利，不见造贤天不公。
       诏书褒痛亲明称，自青得民在得心，纵使国中呼万岁，安知寒雨悲容深。
       朱门深掩日高时，窦宠荣娇睡起迟，密贵自疑成底事，只将华服作行尸。
       二
       一九四三年，袁老被举为成都著名的慈善团体“慈惠堂”名誉理事长后，便以“慈惠堂”作掩护，进行民主活动。抗战时期的“慈惠堂”，遂成为民盟在成都进行秘密活动的中心地址。中共党员、民盟盟员和各方面进步人士，常来此秘密联系工作。
       袁老早就足“慈惠堂”的理事，这是考虑成都需要有个民主活动的地方，他便以名誉理事长身份，充分利用“慈惠堂”下设的许多单位，如“孤儿团”、“养老院”、“女童教养所”、“畜牧教养所”“培根火柴厂”、“培根工厂（织布做鞋，生产自救）”，还有个“育婴堂”等，改由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如“育婴堂”堂长肖华清、“养老院”院长李筱亭、“女童教养所”所长吴恩灼（原和成银行董事长吴晋航的女儿）、“培根火柴厂”厂长王干青副厂长周烈三、事务长袁观等都迁早期共产党员，也是民盟盟员（解放前夕王干青同志牺牲在成都十二桥，其余的解放后都在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在慈惠堂及其所属单位中展开了成都民盟及地下党的活动。如袁老在“培根火柴厂”内，袁观、岳小平及王干青的儿子（均是地下党员兼盟员）借他的掩护，在厂内办夜校，组织工人学习，讲时事，讲革命道理，还经常到民盟和民盟有关的报社以及民盟基层组织进行活动，受到盟内外群众的好评。袁观之弟袁钊在“慈惠堂”担任收租员，经常利用此身份到温江、郫县、新繁一代进行地下工作，袁老的大女儿张茂廷（共产党员兼盟员）在川大念书，袁老的家遂成了川大党
       小组及学生中民盟盟员秘密开会的场所，袁老夫人担任义务招待员。袁老回到成都，在“慈惠堂”与各方而人士交往，协助决定各方面展开统战工作，如刘文辉、潘文华就是一九四四年在“慈惠堂”秘密填表加入民盟组织的，这就大为增强了西南的反蒋实力，基本解决了民盟的经费问题。西南地区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实业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受到袁老的感响，大力支持民盟的活动，乃至加入民盟组织。这些进步力量在成都的许多活动，有不少就是在“慈惠堂”和所属单位内进行的。
       三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伯常已应聚致和同志邀请返回南充后，经袁观、杨伯恺同志推荐，由我在袁老身边代行秘书工作，并代表老私人保管（靠朋友帮助的）有限生活费用。袁老常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励励人。在生活方面总是严格要求自己，简朴成习，并以勤俭持家教育子女。在“慈惠堂”担任理事长期间，他从不要“慈惠堂”一分钱的工资，当时住在成都外东九眼桥“慈惠堂”的“培根火柴厂”后院几间又矮又小的旧房里，一贯粗茶淡饭，穿的是补丁又补的旧衣和布鞋。袁老平时在家用只有两件麻灰色布衣（直到解放后还穿这布衣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有一次他的夫人给他做了件兰色哗叽衣裳，他舍不得穿，只是有时出街会客穿一穿。由于时间久了，后来衣服上破了个洞，他女儿找到一块阴丹色布块补补，发现颜色不合，准备上街去配同色布。袁老见了，马上阻止说：“这有什么不好看，就用这个补起就行了，老百姓是笑破不笑补的。受人尊重的不在衣服，因为这是表面的，只有在道德品质上才值得人尊敬。”这些话使我也深受教育。
       四
       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成都华西坝五所大学的十二个学生团
       体主义哲学座谈会，在华人本行馆举行，参加学生选同千余人。会场热闹的旧民党的标语，如“中国失败原因何在？”“失败将如何处理？”“中央当局屡次声称提前结束训政实施策政，何以今天不具体表现？”“是否即将开放政权组织各党派之联合政府？”“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场所，为什么政府加以种种干涉和限制？用枪代威民，用特务代训导？”等等，当老老老老讲演台口，首先指着那些标语大声讲话。（全场热烈鼓掌）他说：“你们不是受着种种干涉和限制，不让你们谈旧事吗？你们提出这样许许多多很中肯的问题出来。其实，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反面就是不民主。我们要问：何以政府腐败到这种程度？何以时局危险到如此境地？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因此，就出现种种困难并使时局成为如此危险。参议员只是政府指定或圈定，民意不能表现，舆论不能伸张，所以官吏贪污，法令繁多而扰民，民不聊生，财归私人，军队里没有不吃空额的，前方如此，后方也如此，兵到那里去了？军官把它吃了。”全场掌声不绝。接着，他引用了冯玉祥“壮丁变成瘦子、病丫、死了”的话，说：“中国危险到如此地步，是政治不民主所造成的，为抗战救亡计，实行民主才能全团结，人才才能集中，政治才能革新，才能一定专制腐化的政治，才能够挽救国家的危局。”最后他坚决地说：“现在想放弃一党专制的统治，国家的事，要以真正大多数的民意为依归，民主政府的开步走，就是联合政府，至于联合政府的内容、性质，你们知识分子就起来喊！喊！喊！那末，它的内容就自然有了”，会场上掌声不断，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由于民盟活动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张相呼应，裘苍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先后三次在华西坝五所大学集中的地方进行讲演，号召大学生们关心国事，要求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贪污腐化，实现联合政府等，深得学生和进步教师的拥护，大学生和教师参加民盟的日甚一日。成渝的各种学生运动在党领导下，都有民盟的同志参加，他们与党以配合行动，成为党的有力助手。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在全国人民要求民主的高潮中，为接纳更多的进步人士参加民主运动，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表老继续被选为民国主席。我本人经表老、袁观同志介绍，于同年十一月在成都陕西街七十二号民盟四川省支部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我仍留在表老身边作秘书，并担任印发文件、发展组织工作和民盟成都二十四区分部副主任委员（袁观同志任主任委员）。这时因我所在商号经理严作群已被吸收入盟，我就进一步以店员名义为掩护主要作盟务工作，并将三十四区分部设在上海东大街十八号内院，后来因形势变化而迁至城中巷奚致和同志一个德康祥商号内，张志和、杨伯恺、张松涛、刘堃南、袁观等同志先后来过。当时民盟的活动地点主要以慈惠堂为中心，中共党员兼盟员王千奇、周烈二、袁观等同志与表老同住在慈惠堂的培根火柴厂内，一切大小书籍商盘办理，张友渔、杨伯恺、张志和等同志也经常到表老家里协助工作，商量处理重大问题。地下党员游萍同志亦常到“慈惠堂”与张茂延同志联系盟务工作，并与川大取得联系。当时川大发展盟员人数较多，其他学校和单位亦先后发展了组织。
       民盟成立后，由于在党的指导和帮助下，扩大了阵营，团结了各阶层民主人士，一面坚持抗日，一面要求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配合中共展开工作。创办刊物，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发展盟员，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从此民盟的活动，在许多地方同群众性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是民盟历史上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发展，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增加。在旧政协期间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结在一起，互相配合，并在旧政协决裂后反对伪同大，否认伪宪法，始终坚持了民盟的政治立场。民盟的工作体现了党的路线和政策，有了民盟是党的统战政策的巨大成功。
       自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战结束后，民盟的主要活动着重点是配合共产党促进重庆谈判和政协的召开。裘老赴渝前夕，到他家去看望和送别的人很多，其中有王宁、江子能、袁观、袁剑等同志，王于青同志在裘老屋里走来走去地大骂国民党党的独裁专政。裘老说：“毛泽东主席主张成立联合政府，我非常拥护。这次赴渝是为了加强盟务，促进民主团结，促使国民党拿出诚意来进行谈判，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并取缔特务组织，释放爱国政治犯，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而努力。”第二天裘老到“慈惠堂”稍事停留，我们送行的人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希望他提声警惕，以防谈不好蒋介石会干毒手。裘老坚决地说：“我有这样大的年岁，死得着了，看他把我怎样？”（裘老赴渝期间年已七十四岁）特别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毛主席在延安发表“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的指示后，为实现政协决议，促进国内和平，联络各方人士，裘老作了最大努力。因为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裘老是民盟的首席代表，会前他与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副主席商定：中共和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采取一致步调，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使政协会议终于取得五项决议案的胜利。其后，又与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要求在拟议中的国府委员会中，保证中共、民盟共同保有三分之一强的否决权，在未来的国民大会中，中共、民盟共同保有四分之一强的否决权。这是中共、民盟在政治上互相信任，互相配合的一项十分重大的行动。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他自渝返蓉时，民盟省支部，各界人士及袁观同志和我均到机场欢迎。裘老下机时频频含笑点头，一一握手，边走边谈。大家首先问到的是内战问题。裘老说：“大打小打是存在的，会不会扩大内战呢？依国际国内形势看，是不容许的。不过，有些人太自信，不较量几下，总是不肯心折地合理解决问题。”他又说“鸡渝时，邵力子邀请我登上去南京，我回答
       说：“既然要打内战，我早就啥子？”当天晚上我们到家里去召配他时，他还说：“毛泽东主席顺应民意，不顾个人安危，到重庆谈判，我赞同机场迎接。毛主席到特园回访，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与特园工人亦一一握手，这一情景使我很受感动。毛主席还邀请我去延安，我以后如有机会一定要争取去延安一行。”
       由于表老多次声明坚持政协立场，决不参与一党召开的分裂国大，并在此以前还两次去华西坝五所大学集中地方讲演，大骂国民党贪污腐化，独裁专政，要求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因而国民党把表老恨之入骨。在报刊上大肆污蔑他是“共产党的应声虫”，诬蔑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特务张贴“打死张澜”的标语，狂叫“法办张澜”的口号，举行诬蔑和恐吓张澜的游行。表老对于特务的诬蔑和恐吓，置之泰然，自然不动，仍旧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常往学校、团体组织基层以及“慈惠堂”所属单位发表演说，谴责国民党贪污腐化，独裁专政，号召盟员团结一致，为和平、民主事业而努力奋斗。同年上半年，民盟二十四区分部举行盟群座谈会，欢迎表老讲时事，杨伯恺、奚致和、袁观同等同志和我均参加了这次会议。表老在会上再次强调了民盟坚持政协立场，决不参加一党的分裂国大。会上有盟员谈到国民党特务污蔑张澜主席贪污川汉铁路股款的调查，感到愤慨。表老笑着说：“国民党靠造谣过日子，无中生有，这无损于我一根毫毛，根本不算一驳。我一身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白励，对于银钱非常洁白的。第一，我本人根本没有经营过这笔款项，第二，经营的人和帐目都在，第三，我如果有一点所谓什么‘贪污’的话，我还敢于在国民党参政会上和其他会议，大骂国民党贪污腐化吗？”当时在座的同志都对表老这种坚持政协立场而正义凛然的讲话，深受感动，纷纷表示要继续为和平、民主事业而努力奋斗。
       一九四六年在党的关怀和扶持下，民盟在成都创办了《民众时报》，发行人张澜，经理方伯恺，总编辑马哲民，副总编辑赵铭辉，采访主任孙文行，副刊编辑耿振华，资料室主任章澜，商业部主任袁观。并在各大街小巷十八号设立经销处，由我负责。经费来源主要是通过那石痴找刘文辉负责，编辑部地址在成都金汇街，营业地址在普院街九下五号，发行量一般达六千份以上。周恩来、沈钧儒、邓初民、史良、李济深等同志均在发刊号上题词祝贺。该报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于是年七月十六日被迫停刊。
       还有《华西晚报》，也是民盟掌握的进步报纸，社长罗忠信，总编辑李次平，经理田一平。《民众时报》停刊后，部份同志转入该报社工作，如：赵铭辉、章润瑞等，地址在成都梓潼正街二十二号。一九四五年元旦表老曾题词曰“革除官僚政治，实行民主集权，团结全国贤能，争取最后胜利。”杨佐恺同志发表元旦感言说：“今年元旦，恐怕就是陪伴大后方的人们也决不会有兴致庆祝新年；可能有的，只能提心吊胆，焦虑着战局的未来，焦虑着国家民族的生存所关心的一切问题，至于久已成新近沦陷敢于过着悲惨奴隶生活的人们，在血泪交流中握过年复一年的日子，其心境如何也就用不着说了。”杨恺伯同志这些感言，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日保卫祖国，同仇敌忾的心声。日政协决裂后，特务曾去《华西晚报》捣乱。两报先后被迫停刊后，解放前夕杨恺、于渊同志等在成都十二桥被特务杀害，壮烈牺牲。
       民盟在重庆还创办了《民主报》，发行人张澜，经理最初是罗子为，以后是冯克熙和鲜特生，最后是吴春逸。从张澜主席开始，沈衡老、邓初老、梁漱溟、鲜特生、潘大逵、冯克熙、胡克林等同志，都为报纸的开创、筹划和坚持，费了许多心血，尽了很多力量。赵一明、汤邀安、杨复全等同志都直接间接参加了《民主报》
       不少活动，作了不少工作。《民主报》与《新华日报》紧密配合，成为有力助手，起到了战斗的作用，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因此，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随着《新华日报》的被查封，《民主报》也被撤毁。
       (八)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袁老非常关心盟员的安危，凡是听到盟员被捕的消息，他总是从各方面尽力设法营救。一九四五年底，川大李笑育同志被捕入狱后，袁老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最后在党和盟的营救下，终于获释。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梁致和同志被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反动派还在报纸上造谣说：“民主同盟财务委员梁致和贪污被捕”。为了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民盟四川支部于七月五日在《民众时报》、《华西晚报》上发表声明：“查本盟总部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沈钧儒，副主任委员为张志和，目前本市报纸载有梁致和为本盟财务委员之讯，曾由本支部发言人予以驳斥。乃目来本市报纸又有刊布上项者，显然恶毒造谣，别有用心，兹再郑重申明，免清视听。”梁致和同志在七月五日在“民众”、“华晚”两报发表紧急声明，对国民党当局捏造事实，非法逮捕迫害，提出严重抗议。袁老听到梁致和同志被捕的消息时，除立即致函有关方面和指派张志和、沈伯常等同志进行联系营救工作外，非常愤慨地说：“看他们横行到几时！我敢断言，他们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袁老一向对盟员遭际如同身受。
       同年八月三十日，袁老收到张东荪关于民盟北平市委孙中原被绑架事件，谈到孙如被绑架到蓉，其生命安全必然危险。袁老立即致函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候：“要求保护其安全，恢复其自由，以免发生不幸事件，引起重大后果。”并派自己的女儿张茂延、张继延代表他前往看望，表示慰问。
       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深夜特务在成都逮捕了大批盟员，重
       庆盟员同时被捕的也不少。裘老在上海闻讯，非常气愤，立即致函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要求制止特务的暴行说：“杀尽了民盟的人，也没有办法。”促使邓警惕。
       (九)
       为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分化民盟，谴责无耻造谣与威胁利诱等对民盟的破坏活动，裘老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在等著文指出：“民盟自始即主张中国需要民主，需要和平统一，不愿国共两党发生内战，既主张民主，当然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因为主张和平统一，当然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双方停止军事冲突，以政治协商来解决争执的问题。恰恰共产党的要求与民盟主张一样，也反对一党专政，要求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并要求长期停战，用协商来解决军事、政治各方面问题。这本来是极正当的。国民党人不自觉悟其非，反恨民盟是共产党尾巴。国民党当权派既坚持一党专政为他们不可损失的权利，主战派坚持获得美国军事援助，企图于短期内以武力消灭共产党，于是反民主，反和平，恨共产党，并总想破坏民盟，打击民盟。从去年九月以来，对于民盟，不是用利诱来分化，便是用威胁来打击。例如政府某要人告黄任之《黄炎培》先生称：政府帮助某党经费数千万元，任共扩大党员，以资鼓励黄任之先生，而黄不为动。这是用利诱以图分化民盟的事证。又如在政协会议期中，陪都军警特务去搜查任之先生的卧室，较场口开庆祝政协成功会，特务流氓又去打李公朴等先生。至前月底，此间张志和先生住宅又被特务监视，并称一候讨伐令下，即借口清除异党子民盟以重大打击。尤其是目前两月，特务在西安杀害了本盟同志主任、李徽仁，本月昆明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亦相继被特务暗杀，这都是用威协打击民盟的事证。我们站在民盟的立场，对国共两党的行动，则必须明辨是非，任何如何利诱，如何威协，我们为了中国的民主团结和平统一之终能实现，只望坚守八个字：“再接再厉，
       不屑不挠”。
       (十)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和十五日民盟中央学术分社、闻一多同志在昆明先后被蒋特务杀害，民盟总部为李闻惨案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调查惨案的真相，严惩凶手，立即撤销特务组织。八月十八日，成都各界人士两千余人，在崇光电影院追悼李闻烈士。特务早已预谋破坏会议的召开，开会前张群借故离开成都，不能担任大会主席职务，邓锡侯也突然称病不参加会议。特务亦张贴反动标语进行造谣，叫嚣获得什么“可靠情报”；民盟要在大会中举行“暴动”。在这种情况下，袁老明知会上要出问题，但他仍毫无畏惧地出席了会议。袁老代表民主同盟及李闻烈士家属含泪致谢词指出：“李闻两烈士之死，系民主运动的最大损失。假使政府还要一个政府，那就应该严惩凶手及幕后主使人，假使政府要顾全自己的威信，也应该保障民主人士的安全。李闻两同志为民主而死，我们要前仆后继，力争民主之实现。本人决步两同志之后坐，为中国民主和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散会时，特务破坏会场，乱呼反动口号，围辱、袭击张澜主席，使他头部受伤。吕光光同志和我保护袁老安全亦险遭不测。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副主席立即去电慰问，各界人士至为关怀。大会即函省府及治安机关提出严重抗议。民盟政协代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书。各界人士前往袁老住宅慰问者络绎不绝，袁老表示：“此种计划之恶劣行动，只能暴露当前政治黑暗，手段之恶劣，决不能阻碍民主运动的发展。”并着重声明：“为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以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四亿同胞方陷水火，望勿以澜个人为念。”从这些话当中，表现了他顽强的民主精神。
       (十一)
       国民党特务始终没有放松对老者的监视，除平时在他的住宅进行暗地监视外，川大训育长韩伯勋（表老任成大校长时，韩是他的学生，解放后被镇压）伪装进步，常到张家假意宣称他营救释放了进步学生，妄图骗取老者的信任，并以谈论国家大事为名，想得到民盟的情况，均未得逞，表老的小儿子和小女儿报考川大附小名列前茅，韩伯勋一面不许附小录取，一面假意代为说情，企图取得表老的好感，遭到表老的拒绝，表老一怒之下把他的小儿子送到慈善堂所属孤儿院与孤儿们一道念书，小女儿送到九眼桥附近一家私立学校念书，大女张茂延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要听说是张澜的女儿就没人敢录用。表老在重庆的时候多，他离开成都时，韩伯勋仍不时来他家中窥测动静。一九四八年还派特务去强租他家楼顶上三间又小又矮的房子，后来是王干青同志出面，坚决不同意，方始罢休。总之，那时候，表老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是处于被压迫的境地。然而他并不在意，那时党的组织对表老非常关怀的。在表老被国民党毁伤时，叶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均来慰问。表老离蓉还派地下共产党员王干青、袁观、袁钊等同志对表老的家庭生活给予关切和帮助，盟内外群众对表老的处境亦寄予同情和支持。张夫人的生活主要靠聚款和照料，大女儿张茂延由肖华清同志邀请到协进中学代课，后来去上海。小儿子生病在董秉奇医院住院，付不出药费，董医生主动给予免费治疗。表老一生为民主革命事业公而无私，公而忘私，令人十分感动。
       (十二)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由于国民党蒋介石一再破坏政协决议，蓄意扩大内战，国内形势极为严重，周副主席特电吴玉章同志，收促表老东下，主持民主运动。表老这时年已七十多岁，加
       之体弱多病，但却扶病出川，经渝赴沪。行前他对记者表示：“民盟在当前艰难形势中，尤须加倍于和平民主之努力。”临行那晚，嘱托我照料其家属，并留下一点生活费用委托我代为保存。他对我说：“在政治协议未实现之前，民盟极不不考虑参加政府。此行将不惜一切牺牲，继续为和平、民主、统一而努力。目前形势非常严重，国民党背信弃义蓄意扩大内战，可能对民主人士进一步采取迫害手段，我们要作好思想准备。如果我不能回川，希望你们继续坚持工作，必要时可以返回南充转入地下。”不期表老等常前对我的谈话，竟成了最后的嘱托。表老于十月十一日抵渝时，即对记者发表谈话，声明反对国民党一党单独召开分裂的国大，并希望美军退出中国。十一月十二日重庆打长途电话到民盟南京总部，坚嘱不可交出国大名单。并再三强调说：“我们民盟必须依法协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二月二十三日病稍好后，他即起程赴沪，船到上海立即发表书面谈话，再次强调民盟不参加国大，并在十一个民主团体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讲话指出：“一党国大的召开，政协精神已被完全消灭。民盟既参加政协，当有拥护政协的义务，没有参加这个分裂的国大的理由，谁要致国家于分裂和独裁专政，应当坚决反对。谁反对民主即是反叛人民的罪人。民盟曾受到利诱、威胁、迫害与分裂，但屹然未为所动。”表老这番讲话，受到到会同志热烈赞扬和欢迎。
       一九四九年元旦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都面临崩溃情况下，蒋介石想喘一口气，发出假和谈要求，他及时发表讲话抨击说：“国民党政府利用和平谈判保存现状，不仅共产党不同意，人民也不赞成。”表老后被武装特务监禁在沪虹桥疗养院，幸经中共地下党营救，方得脱险。
       一九四九年表老在民盟四中会讲话中，着重就民盟解放前成立目的、任务和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并肩战斗的历史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
       “追溯本盟的发生，远在一九四〇年那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政权，不抵抗日寇而发动内战，大家知道所谓‘新四军事件’就是在那时发生的。当时各党派爱国分子，为了团结抗日力量，为了反对蒋匪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于是组成了民主政团同盟，提出十项主张，其后由民主政团同盟，发展为民主同盟，仍始终一贯向蒋介石争民主，尤其主要的是号召国人作正义的主张，以打击蒋介石凭恃武力，排除异己的阴谋，即是妄想消灭共产党的阴谋。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参加了旧政协，但自从民主政团同盟的时候起，我们一贯就是与中共密切配合，时时协商，尤其是在关节处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比如一九四六年，在重庆旧政协闭幕后，蒋要组织联合政府，所有闲府委员四十名，我们同中共主张，必须全占四十名，保有否决权。国民党反动政权，想孤立中共，对我们极尽利诱威胁，而我们始终保持立场，不为所动摇。又如同年，蒋介石召开伪国大，要制定伪宪法，选举伪总统，意在盗窃民意，使反动政权合法化，我们坚决拒绝参加伪国大，并严正声明不承认他的伪宪法。这是我们与中共紧密配合的两件具体事实。我们盟内曾先后有违反我们主张投向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团体和个人，我们已一律予以清洗。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反抗的精神，是始终坚持着的。因之，在一九四七年，本盟就受到了反动政权的最大迫害。许多同志被捕，一部分领导同志在本盟被迫公布解散之后，都到了香港，并且在香港召开了三中全会，重新建立了领导中枢。三中全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是随时代进展，又向进步方向发展了一步。从这时起，本盟的任务更明确了。而斗争的方法，由和平合法的斗争变为革命的斗争了。今后，本盟又随时代的进展而有着新的任务了。我们怎样在革命新形势下，在统一联合战线中，来实现共同纲领，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正是我们的时代任务。要使这一任务能够彻底完成，于是本盟在组织工作上都及时检讨改进的必要，这次四中全会扩大会议的召开，主要意义使在此。”
       同年（1949）民监参加了新政协，参与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正式召开的政协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是代表民盟在会议上发言，民盟决心在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领导下，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奋斗！从此民盟工作跨入了新的阶段。
       解放前夕，裘老身脏质灾，经关心思员的安会，曾电张群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致使其在遭酷刑前二十几位盟员同志得以释放。解放以后仍不断关心盟员的进步，一九五四年他在病案时犹亲笔来信说：“作为一个革命志士，应该及早地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的组织，才能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是他对我临终嘱咐。
       (十三)
       从裘老一生事绩来说，他的贡献是很大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从张章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介绍张湖主席五十余年来为中国民主及广大人民利益斗争经过分述三个时期：（1）清末（民国前六七年），张先生同罗纶等在北京讲学，当时所讲的是中国国家危亡的情形，所剪的是腐败的官僚，极得学生的爱戴，张先生把中国传统下来的（节表现出来。（2）在辛亥革命时期，张先生领导保路同志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铁路谁其民有，庶政归诸舆论”。他登高一呼，全川人民响应，这是张先生对辛亥革命功绩。（三）抗战时期，张先生深察国家不民主，不畏强暴，在参政会中力争民主。以后又领导民主同盟，从斗争中民主和平的奋斗。时代不断进步，许多人落伍了！腐化了！可是张先生始终为中国的民主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奋斗到底。
       陈毅同志一九五五年三月，对裘老的为人举出两个特性：“第一，是诚实无欺，不论言论和行动都没有一点虚伪，因此立场始终坚定，敢说、敢为、不畏强暴、不怕生死、敢于同反动政权作斗争。第二，有远见，善于明辨是非、因此才能坚持正义，
       永远与想人心智在一起，与共产党紧密合作。”陈毅同志又说：“张澜出席始终坚持正义，领导中国人民的利益，以后就一总以这种精神从事革命活动。”
       胡耀邦同志一九八〇年在民盟北京市委迎春茶话会上讲话，谈到民盟领导人张澜时说：“我感到这位先生有两条是值得佩服的：第一条，他有很高的尚精神，这就是他的顽强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条，他有一个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一条顽强的民主精神，一条强烈的民主感。我觉得在他身上这两条，这两大优点对许多人，对我自己，印象是很深的，勉励是很大的”。
       乌兰夫同志在纪念张澜先生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大会上讲话说：“张澜先生是我国民主革命家，可靠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近百年来，我们无数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和爱国志士，为了救国救民，勇敢地站起来战斗，在人民民主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壮丽的篇章。张澜先生就是他们的光荣代表之一。张澜先生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就参加了领导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保路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他在四川提督民主办学，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抗战期间，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主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旧政协会议期间，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协同行动。一九四六年他指示民盟总部发表声明，断然拒绝参加伪国大，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了中国民主同盟的正确立场，坚持了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他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监视，仍坚信‘在中国，民主将最后的战胜’。他为新中国的创立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建国后，他参加了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工作，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张澜先生的一生，是随着中国革命历史发
       展不断前进的，战斗的一生。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终于实现了他推翻旧社会，创建新中国的夙愿。他是一位与日俱进的，受到人们尊敬的、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爱国老人”。
       袁老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顽强的民主精神，强烈的正义感和高尚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并激励着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
       （一九八四年八月改定）
      
一九四六年成都“李闻追悼大会”纪实

       张松涛
       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民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昆明，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之后，在党的反蒋统战政策指引下，各地开会追悼李、闻，展开了激烈斗争。八月十八日成都“追悼李、闻大会”后，民盟主席张澜被国民党特务击伤，又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件。从“追悼李、闻大会”筹备开始，到徐中齐被撤掉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的激烈斗争，我都参与其事。现将斗争经过记录于后：
       一、李、闻被暗杀前，国内和成都的形势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国民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公开撕毁政协决议，破坏停战协定。这是蒋介石坚持内战，反苏和平，坚持独裁，反对民主这一反动方针的实际行动。这时，在东北，国民党军已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和中共武装力量的强大，蒋介石才被迫于六月六日发出在东北休战十五天的命令。
       全国人民为了争和平、争民主，于六月二十二日在上海发动十余万人，举行反内战的游行示威，并推马叙伦等十人为代表，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刚到南京下关车站，就发生了“下关惨案”，马叙伦、阎立航、雷洁琼等同去欢迎代表的民盟中委叶笃义和《新民报》记者、盟员湘熙修同志，都被打伤，震动了全国人民。于是反内战、争民主、争和平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由民盟发动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群众签名运动，也正风
       起云涌。旧成都民盟发起的著名运动，很快就有了几千几百三十人签名，上交同类两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七月一日，据张志和同志谈：“前日张振军、邓晋康曾挂明刘文辉商谈，若时局破裂，张志和、范朴斋、杨伯恺、田一平将捕禁青岛，并推动文辉向老表（即张澜）陈述此事”。这天下午六时，张岳军约范朴斋晤谈。张说：“初恐时局骤变，为了你们安全，拟集中居住，以便保护。时局已好转，现已无事”。张志和、范朴斋即将所知紧急情况向张澜主席汇报，表老极为愤慨。同时，成都有的报纸于七月一日报导罢致和是民盟财务委员，诬陷犯贪污罪被拘捕。民盟四川省支部立即登报声明，予以驳斥。
       就在这天，成都报纸上转载了上海《字林西报》、《大美晚报》两刊的消息：“政府存在三十日发下讨伐令，即指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故例，对一切非法团体及个人，予以袭击之决心”。足见国民党反动政府已作出“大屠杀”的决定。
       这时，在川大“三教授事件”后，校长黄季陆已不暇乎相待再作教授；相待同志被迫去南京。民盟四川省支部同人在七月九日为绝饯行。
       在昆明，民盟云南省支部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更为突出。李、闻两公大声疾呼，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更加导致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七月十一日、十五日李公朴、闻一多二同志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两次昆明血案发生后，企图震惊，各地人士纷纷发出响应慰问死者家属，吊唁烈士。中共政协代表周恩来于七月十七日下午在沪招待中外记者，发表声明：“中国目前局势之造成如此紧张严重，是有两个症结：第一是内战的问题；第二是政治暗杀问题。……昆明在李公朴被杀之后才不过三天，又发生了闻一多的被杀。再加上以前北平、南通、重庆、上海，甚至南京等地的特务行凶事件，暴露了国民党是用法西斯恐怖手段屠杀人民代表。这种作法如不改变，特务机关如不取消，政协决议如不实现，则
       全国和平将成空想”。
       民盟张澜主席于七月十六日发生由潘大通同志转致李公朴夫人张曼绮女士慰问函：
       李公朴先生夫人张曼绮女士青鉴：公朴被害消息传来，为之惊惜不已！即飞函南京总部，扩大向中外控诉，并向政府严重抗议，总部当已负责进行。……公朴先生早为抗日救国而入狱，更为庆祝政协成功而遭殴击，今更为民主运动而遭枪杀。好恶待于人心，言行合乎正义。热情勇气，足以廉顽立懦，其死也非一家之私物！惟望夫人善自保重，有以继公朴先生未竟之志，斯有以同同仁及全国同胞关切期望之忧！……
       张澜拜启 七月十六日
       张澜主席于七月十一日又发出由潘大通同志转致闻一多先生夫人尚孝贞女士慰问函：
       ……一多先生被害，且波及长公子情形，愈愧万端，……尊劳残酷，至于此极。尚复为人世耶！渊除飞函总部切实向政府抗议外，并已函函蒋主席切致肯问，同人等对此事件发生，已万难再事容忍矣。所望夫人勉抑哀思，尽其未死之责，俾世兄辈能承先人遗志，因家有光明之一日，一多先生当含笑地下矣……
       张澜拜启 七月十一日
       张澜主席致蒋介石代电于七月十八日发出，原文如下：
       南京民盟总部建转国民政府蒋主席勤鉴：同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两君，祖籍城容，举国痛悼，舆论殊然！莫不口此颂闻分子反民主反和平有计划之阴谋。而此阴谋之待发动者实遍游中，民主同盟自抗战胜利之后，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之主张，始终只为此而努力。政协决议，实将斯旨、企图之入方引之以为庆幸，不行较场口事件以后，情势日非人心特趋忧虑。主席你降人拟之四项谣言，不独未实现，今且变本加厉，相反而行。即举以民主同盟而言，西安李教仁、王
       仁之被诬杀不及百日，昆明李、澜两君又遭暗害，偏寻民主，主张和平有何罪戾？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心，不将使天下人以为政府之志，必在不良主、不和乎，此岂为国人所望于政府者耶？近来一切镇压威协之措施，已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人心愈丧，隐患潜滋。遥至一夫独呼，乱者四应之时，国家之事尚可问耶？此不特为民主同盟所寒心，全国同胞所危惧，亦岂为政府及主席所利？见报如主席对昆明之事表示关怀，且已于今辞凶。惟凶暴特务敢于横行无忌如此，发狠指示必有背景，主席于事先似不应完全不知，知之而不早为纠正防范，而奉令缉凶意又仅于事后巧事推卸敷衍，必不得已则执一二不相干之人以塞责，则天下对主席保障人权之诺言谁能相信。如谓此类暴行并无背后指使，则听其行动自由，所谓纪律者又安在？是则星星之火，不特可以燎原，势亦可以焚身。则天下人对政府及主席之统制力谁能信赖？夫谋国在诚，驭众在信，使天下人对政府信赖之念已启怀疑，即在专制之时，人心动摇，且难施其统制，民主国家之政府能如是耶？澜甚为政府及主席虞矣。窃思所以致此之由，澜以为其过不在人在而制度，特务机构之于民主武制，实如水火之不相容，既为全国人民所深恶，亦且百不利于政府及主席，其应废除何待考也，保障人权为民主同盟唯一之使命，亦主席亲口之诺言，用是敢以三事相请：（一）请断然决定对全国特务机构及制度，立于彻底废除，民主前途庶几有望，（二）请对昆明李、澜两君之事及西安李、王两君之事，务严令负责机关必获主凶，依法惩治，保障人权、庶非空言。（三）请明令全国各地方治安机关，今后必保证不再有类此之事发生，否则无论何人，认真从严惩，已丧人心，庶可挽回。凡此三事，务给立于施行，以慰群情，以正视听。慰直陈言，惟祈克鉴！张澜答5。
       民盟四川省支部也在七月十五日和十九日先后为李公朴、闻
       一多两同志被暗害，函请南京民盟总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请求严缉凶手，追究法律；并分屯昆明李、闻家属，予以慰问。
       二、成都李闻追悼大会筹备经过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民盟四川省支部开会，商讨“李、闻追悼大会”筹备事项。初步决定，务必把这次大会开成、开好，揭晓国民党特务血腥罪恶，扩大政治影响，把成都的民主运动向前推进一步。发动所有盟员同志及其参加的各种学术团体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李、闻追悼大会”，送花圈、挽联、祭帐和写文章悼念。筹备处人员有张志和、马哲民、杨伯恺、范朴斋、罗忠信、曾庶凡、于邦齐、田一平、张松涛、肖华清、周列三、刘望南、韩汉睦等十三人，由张志和担任筹备处主任。另在成都慈惠堂设筹备处办公室，由张松涛负责。
       八月二日，民盟省支部再次筹商“李、闻追悼大会”事。由于重庆已于七月二十八日开“李、闻追悼大会”，报纸上登载了筹备会发起人和发起社团的名单，报导了开会详情。揭露了国民党特务暴行，痛悼了死者。成都也决定仿照此种做法，争取各界知名人士和社团作大会发起人，以扩大影响。分工：大中学文教界知识分子，由马哲民、杨伯恺、王道容、肖华清、崔宗复等同志去联系，军政界高级官吏，由张志和、范朴斋、罗忠信、于邦齐等同志联系，民盟省市组织发动盟员同志，由张松涛同志联系，各大学青年学生，由刘光书同志联系，成都市新闻界，由“华西晚报”李次平、黄是云同志联系，其他社会各界，由于邓齐、张松涛等同志联系，妇女方面，由熊梦碧同志联系。
       八月三日，“李、闻追悼大会”筹备会开会，决定筹备会发函邀请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副议长唐昭明、成都市市长陈炳光、成都市参议会议长刘莅冰以及在蓉的几位参政员周道刚、黄肃方、邵明叔和国民党元老但懋辛等作大会发起人。张群的函，由范朴斋亲
       自送交李伯申先生转，另由范朴斋附上私函。邓锡侯的画、由范朴斋亲自面交。周、黄、邵三位参政员和但懋辛的画、电范朴斋分别送去。傅常由罗忠信和范朴斋联系。向传义、唐昭明、陈炳光、刘莅冰，由张志和与范朴斋联系。
       八月五、六日，张群、邓锡侯都回信，允作大会筹备会发起人。青年党政员李璜往访范朴斋，表示愿作发起人，并愿意在大会上讲话。
       经过筹委努力工作，积极争取，陆续有不少知名人士团体假作发起人。参加发起的知名人士：张致和联系的有参政员周道刚、黄肃方、邵明叔、但怒刚、傅常，银行家兰尧衢、袁玉麟，前任成都市长陈离、前任师长、蔡光电影院董事长陈谷生，还有省、市参议会和市政府的向有仁、陈炳光、刘莅冰等，特别是朱自清教授。马哲民、杨伯恺、王道容等联系的有教授罗忠恕、谢文炳、朱剑农、张先辰、邵祖平、罗念生、黄宪章等。范朴斋联系的有李韵人、吴先忱、杨立之等。黄宪章联系的有省参议员张平江。张松涛联系的有作家方然、刘盛亚、陈翔鹤，联营书店经理倪子明，川大教师和朝明学社朱懋庸，还有雷肇唐、余屏翰。筹委联系的有牙科医生、乐以勋、东城区“码头”主持人张荣芳、川军团长彭友三、《华西晚报》总编辑李次平和记者陈而寰，还有杜重石、黄笃生。
       参加发起的社团：陈翔鹤联系的有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成都分会，朱自清联系的有西南联大校友会成都分会，范朴斋联系的有民主参政促进会成都分会，倪子明联系的有成都职业青年联谊会，熊梦碧联系的有成都妇女联谊会，陈中平联系的有成都市交通工人联谊会，许寿真联系的有成都世界语协会，张松涛联系的有《新华日报》成都分社，吴汉森联系的有“川康社”和“送导报”，游赣联系的有海星合唱团，刘光书联系的有川大女声社、文艺研究会、时事研究社和华大时学研究社、冯鸣社、女型社、朝鸣学术研究社，刘明章联系的有大学月刊社、青年
       因地制宜，于渊联系的有射洪族蓉学会和旅省同乡会，盟组织联系的《旅利报》等。这些社团都同民盟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民盟参加发起的有张澜、张致和、马骅民、范朴斋、杨伯恺、曾庶凡、罗忠信、田一平、刘烈南、张松涛、韩文胜等，都是盟中央、省、市的负责人。
       八月九日，筹备会在慈惠堂召开二次大会，有各社团代表参加。当时决定分组进行工作，总务、布置，由张松涛负责；典礼组由范朴斋负责；对外上层联络由张志和、范朴斋负责；盟内联络由张松涛、刘堃南负责，财务由刘堃南负责；宣传由《华西晚报》李次平负责；文书由慈惠堂民盟区分部负责人杜象谷负责并兼办总务事项；招待由张志和、范朴斋负责。
       八月十日，“筹备会”开会，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重点是租借大会会场问题。这时，国民党特务已发出嘱吓，扬言那个电影院借作大会会场，就要砸烂它。我们当时决定借用下西顺城街容光电影院作会场，因为这个电影院陈离作院长，他的弟弟陈谷生作董事长。张志和又是该院的股东，先由张志和与陈离、陈谷生接洽好，再由我直接与该院经理罗元璋先生联系，罗先生大力支持。他家的社会关系，在当时很有地位。罗本人是当时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万里的侄女婿，罗家与张志和家经常有往还，而且他们还与地下党有联系；这时乘着正义，不怕特务砸烂电影院而承担风险，很值得赞扬。
       八月十二日“筹备会”开会。决定从十三日起到十七日止，在《华西晚报》上发出“李、闻追悼大会”筹备会启事，并检查发起人和社团签名情况，准备下午送到报馆。启事原文：
       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追悼大会筹备会启事
       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领导民主运动，举国同钦！不幸于七月十一日及十五日，先后在昆明被害，噩耗传来，中外哀深。同人等，兹订于八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假西顺城街蓉
       光电影院举行追悼大会，以慰先烈之英灵，稍申民主之正气！
       发起人：张群、邓锡侯、向传义、陈炳光、刘在泳、邵从恩、周道刚、但懋平、黄希方、李瑛、傅常、唐昭明、朱自清、谢文炳、罗念生、朱剑农、李劼人、袁玉麟、罗忠恕、兰尧衡、陈禹、陈谷生、吴光忱、乐以勋、刘蕴亚、陈翔鹤、刘楚南、张联芳、杜重石、倪子明、张先辰、方然、朱懋庸、雷肇唐、刘得天、韩文哇、邵祖平、黄笃生、彭友三、黄宪章、余屏翰、张松涛、陈雨寰、张平江、杨立之、章雪舟、张澜、张念和、范朴斋、马哲民、杨伯范、曾庶凡、罗志信、田一平、李次平。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成都分会、西南联大校友会成都分会、民主党派促进会成都分会、中国民主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会成都分会、成都市各大学教授联谊会、民主党派社成都分社、成都职业青年联谊会、成都妇女联谊会、成都文化界联谊会、成都世界语协会、成都中学联谊会、成都市交通工人联谊会、朝明学术研究社、川江女声社、川大文艺研究会、川大时事研导社、川大文学笔会、华大时事研究会、华大鸿鹄社、女型社、绿星合唱团、时代电影、全民教育月刊社、社会教育出版社、大学出版社、青年园池社、时代文化社、星花社、笔戈文艺社、科学世纪社、海星合唱团、华西晚报社、胜利报、川康社、新华日报成都分社、遥蓉导报、益报、星期新闻、生活与学习社、星期俱乐部、文化导报社、射洪旅馨学会、射洪旅省同乡会、业余时事研究社、合义商行、仁和字号、友联商号、华大SHARE会、大学药房、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成都市分部。
       发起人共有五十五人，社团五十一。筹备会开会，即分别同他们进行联络。
       八月十三日，大会“启事”在报上登了出来。
       十四日，我们邀请但忽刚为追悼大会主祭人，已得同意。十五日，张岳军尚未回省，筹备会决定推范朴斋去请邓锡侯届时为主席团主席。当时邓有推托之意。但忽刚亦忽然辞作主祭人。经商定再由张志和去请牛范九先生向邓锡侯详谈大会筹备情形，解除邓的疑虑，其中包括外间谣传说并追悼大会时，民盟罢暴动，要打击特务，要去抢救孙中山原以及大会上有特殊刺激语等等。还准备万一邓坚不作主席，就由范朴斋去向李伯申先生谈，务请届时出席，临时请李作主席，再请但忽刚作主祭，都由范朴斋去商请。这天还决定出“李、闻追悼大会”特刊，由《华西晚报》李次平同志负责。
       十六日，为了大会安全，一方面由大会筹备处函请成都警备司令部和四川省会警察局于八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大会开会时，派员临场与大会会场负责人张松涛联系，保证会场秩序与安全；另一方面，由范朴斋同志往访李伯申先生，请他务必先向徐中齐关照，在开会时，不要打扮一些“下关难民”之流来会场肇事，如果出了事故，责任全由他负。
       十七日，“筹备会”开会，讨论安排追悼程序、布置会场与保卫会场的问题。追悼大会程序，由典礼组范朴斋同志负责；会场布置与会场保卫工作，由张松涛负责。为了解除邓锡侯的顾虑，商定大会不发宣言，会上不发表刺激语言，祭文可吃可不吃。由张澜主席代表民盟和李、闻两烈士家属致谢词。
       下午三时，布置会场与保卫会场的工作人员开会。商定：全市民盟基层组织四十个区分部。各推选两位年轻力壮的同志于晚间十一时，分别在慈惠堂、《华晚》营业部、《胜利报》三处领取各项祭品后，到蓉光电影院门前赛齐。
       关于会场的布置，分四个小组进行。一组布置主席台上的祭坛，将李公朴、闻一多两烈士遗像悬挂于黑幕布正中，上面横幅：“以身殉难”，两边对联：“是民主先进”、“为和平之冲”。台上两侧，摆张群、邓锡侯、李伯申、严啸虎等送的花
       圈，其中《新华日报》成都分社花圈特别大。灵桌上摆巨大蜡烛，开会时点燃。二、三两组布置灵堂下面，两侧悬挂祭幛、挽联。四组布置大门外，墙壁上贴李、闻两烈士死难照片和一幅剪报，说明两次惨案发生经过和李、闻两烈士生平事迹，又在蓉光电影院大门正前面，以竹竿、松枝、柏叶扎了个牌坊，题了一联：“为民主而牺牲精神不死”；“是国家之损失举世同悲”。晚上，等最后一场电影完了，我们才开始布置。虽然任务大、时间短，好在影院管理人员大力支持，借用梯子家俱等。但长梯只有一架，搬动不易。二组在等不到长梯用时，就人搭人踩在肩上去钉钉子，牵上麻绳挂上祭幛、挽联。四组在影院大门口，把扎好的牌坊横在街上，深夜搭架牵绳，铺户人家还端凳相助真是人心所向。
       当晚，海星合唱团同志们出了大力，一边工作，一边唱歌，使大家忘了疲倦。由于大家搞了一个通宵，我说：“天明了，大家换班休息一下。”在这种悲愤的气氛中，谁都不肯休息，会场布置好后还要严密守护，怕特务破坏。这样直到开会时保卫会场的年轻同志来了，布置会场的同志又要参加大会了。
       这次追悼大会原本是一场战斗，对会场保卫工作，我们作了如下安排：
       （一）会场以“蓉光”二字作为联络信号。各社团、盟员和联系的群众来参加大会的，都要说来参加“蓉光”，才能签名发纸花，然后进入会场。一般特邀来的由盟员同志专门陪同。
       （二）保卫张澜主席的安全，头晚上杨伯恺和袁观同志专门传达了会议的决定，由衷恳治、沈自强动员三十四区分部的同志们负责，并再三嘱咐沈和吕光光两位同志严加注意。
       （三）各区分部推定强壮青年在当天八时先到会场维持秩序。
       （四）签名桌两张，摆在大门左右。每桌有六个盟员同志接待来宾，签佩纸花，防止不是邀请来的人混入会场。
       （五）蓉光电影院进门口左右，各有十位青年同志站列，迎接来宾。
       （六）灵台下边的前几排和中间过道，以及两侧的座位，安置青壮年同志，作为保卫会场秩序的主力。
       （七）于渊同志、彭友三、张联芳他们的一些有关熟人，尽量坐在后面。他们三位和我，还有区分部主要负责人坐在紧靠后边，如发生事故便于联络处理。
       （八）两个同志守在电影院电话机，便于发生事故同外同联系，主要是与《华西晚报》和慧蕙堂联系，传达紧急消息。
       在大会筹备期间，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孙中山原同志于七月十八日在北平被特务绑架，曾受电刑拷打。八月七日送来成都，管制在其爱人王德伟同志家中。八日民盟四川省支部会议上，田一平同志报告了情况，九日追悼会筹备处开会后，全体同志前往王宅慰问，特务百般阻止见面。十日张澜主席致函重庆行营主任兼四川省主席张群、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说明孙中山原同志近况，认为生命安全可感，请注意保护，使其速获自由，以免发生不幸事件而引起重大后果。《华西晚报》也于八月七日写出社论，呼吁保障孙的安全，早日获得真正自由。重庆《新华日报》亦在十三日以“成都通讯”报导孙氏被绑架及送来成都的真实情况。十七日，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一方面函复张澜主席称：“对孙氏绝对负责保障安全”，并嘱孙氏勿轻易离家。至于恢复自由，须候张岳军返蓉后共同商讨。另一方面给范朴斋电话说：“据报告，明日（十八日）追悼大会，将对孙中山原事有所举动”。经范朴斋极力说明大会筹备会进行情况，坚决否认谣言。认为这是有人故意借口来破坏追悼大会的舆论，清邓不要相信，邓才唯唯。
       三 “李、闻追悼大会”开会情况
       八月十八日早上下雨。本定九时开会，雨却越下越大，但参
       加速悼大会的人仍然冒雨而来。签名和会场的保卫工作，按原定计划安排，致使特务混进大会会场极为困难。当时省警察局的廖俊义所写回忆录《已刊于本辑中》，亦说混进一些从侧面窥测大会开会情况的特务，而无法在会场捣乱。但在提督街一带活动的特务，却故意贴出了“追悼李闻两先生要打击特务”，“不惜流血牺牲来追悼李闻两先生”的标语，企图制造借口，破坏会场。
       原已约定邓锡侯作主席团主席，临到要开会时，邓打电话称病不来，致使大会稍有推迟。好在事先与李伯申先生商量过，临时请李作主席团主席，国民参政员，省、市正副议长、市长和民盟中央委员等作为主席团成员。延到九点半钟才正式开会，由典礼组负责人范朴斋宣布“成都市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开始。当时没有乐队奏哀乐，就由海星合唱团歌唱新编的挽歌代替。歌毕，李伯申先生简短致辞，他说：“李、闻二先生为国家社会而牺牲，我们应为和平民主的精神奋斗到底。不管与他们二公的意见同与不同，我们都敬爱他们。李先生在战前组织救国会，完全基于爱国立场。战后，他们主张团结，并为团结奔走。今天，任何人也不能反对民主，任何人也不能反对和平……”接着，张致和报告李公朴同志生平事迹。朱自清教授报告闻一多同志生平事迹。最后，朱教授说：“想不到他遭受到这样卑鄙恶劣的手段而牺牲”！
       来宾李璜先生讲话：“……李公朴先生在我国遭受日本帝国侵略时，奋不顾身，发起组织救国会，挽救中国危亡，曾以‘七君子入狱’，受到人民尊敬。今天为了民主，牺牲了生命。闻一多先生在抗战胜利后，欢喜得把胡子都剃了，这是诗人热烈的情绪。那时，他对中国的前途希望很大。待到昆明‘一二·一’学生血案后，他失望了，把学生请到家中劝说。他多么热爱青年！闻先生是民主阵营中不可多得的人，他的牺牲损失太大了。法西斯已倒下去了，还有人妄想希特勒与英索里尼从坟墓里出来么！”（当时李璜讲话，泪随声下，会场中亦有哭声）。
       民盟主席张澜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及李、闻家属致答词：“李、闻先生之死，是政治暗杀。这一事件为民主可惜！损失了两位斗士，为政府可惜！是居然发生了这一类不好举动。使人民与政府更加隔离了。希望政府采纳舆情，能够把这一件事予办个水落石出，不要抓一两个不相干的人去抵命。认真办理这件案子，对今后的人民身体自由才有保障，人民对政府也减少怀疑与批评。民主同盟对国家民族只有一个‘爱’字，所以就要民主与自由。我们原来就是本着‘爱’，决非憎恨谁，政府果能认真实行三民主义，谁不爱他？李闻两先生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不幸而死，可谓在‘爱’中而死。我们民主同盟一定要把争取和平与民主贯彻到底。”
       祭文是范朴斋写的。大会上没有哀唁，只在大会特刊上登了出来。大会结束时同是中午十二时。灵坛上刚刚宣布散会，人们开始起身出场时，会场大门口就有几个特务混杂在群众中喊：“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尾巴——民主同盟！”“打倒张澜”等口号。
       张澜主席刚走出会场下梯坎时，一个身穿兰布衫的特务，啪的一声，将豆鼓一包打来。张澜主席很安祥地没有理采，当他刚要踏上张致和事先为他人家准备的私包车时，啪的一声，又一包豆鼓打他身上。这时，张致和、杨伯恺、范朴斋等同志高声招呼：“不要乱打！”“不要乱打”！张澜主席一踏上私包车，一个穿黄色衣服的特务冲了上来，把吐满红色毒药水的玻璃瓶向他猛掷过去，打在车蓬架上，玻璃瓶碎片击伤了他的头额，红色药水洒了他老人家一身。此时，秩序大乱，军警在场，凶手居然扬长而去。张澜主席由三十四区分部的沈自强、吕光光等同志护送回到九眼桥培根火柴厂家中。恰好这时范矩明同志赶到，由他清洗了张澜主席的伤口，取出玻璃碎片，包扎好后，卧床休息。不久《华西晚报》记者跑来慰问，了解张澜主席受伤情况。老人家向记者谈话，指着桌上玻璃片说：“此即凶物是也！该等鼠辈行
       为，殊觉可怜。希告诸公众，余仿不甚“重”。还说：“此种有计划之幼稚行动，只暴露当前政治的黑暗，手段的卑劣。为了反对发动内战，反对独裁专政，决不能阻碍民主运动的发展。”随后还说：“为争取国内民主团结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这是当时在侧的沈自强同志记下的。
       自盟员同志把张澜主席护送走后，我就和布置会场的同志们积极投入清理会场的幕后，主要是拆除灵堂，取下挽联、祭幛，收拾花圈和门外的图片等。经过不到两小时的战斗，全部清理完毕。
       当时我满以为斗争告一段落了，就麻痹大意起来。一个人雇了两架黄包车，打算将花圈、挽联、祭仗和黑布送回慈惠堂。将近午后两点，天已放晴。当黄包车经过太平街口时，就有六个彪形大汉迎面走近车旁，不由分说把我从车上强拖下关，拳打脚踢。特务人多，我三两步走进一家做镬框铺子去躲避，一面喊“特务打人啊！”特务也紧跟若进了铺子，抓着做镬框子的方木料，向我头部和全身乱打。我急得用双手去挡，就把我手上虎口打破，鲜血直流。接着头部左右又挨了两下，打破成两个一寸多长的口子，鲜血涌出，浑身流满。店老板娘害怕打烂她的玻璃，大声喊：“你们打架到街上去打，不要把我的东西打烂了”。这一下，特务才吹着口哨把撒在街上的祭品捡起走了。我带的一支罗马表，裤包里的三十多元仿法币，全被特务抢走了。（我穿的是山东棒蚕丝的材料，完全被血染红了，一直保存着。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被九中“红卫兵”抄家，连同各地慰问电信一起抄走了。）当我努力挣扎，忍痛走出店铺时，店老板娘还问了一句：“你啥子事惹到他们，把你打得这么凶？”我当时痛得很，只说了一句“特务打人”，就往东拐，雇了一架黄包车，穿到西东大街，转到盐市口，再回到陕西街七十二号张致和同志家里。这时，张志和刚去看了看表老回来，见到我被打得浑身是血，忙叫他
       的女儿毓英帮我擦洗血迹，用云南白药敷我头部和双手虎口上，包扎好纱布，让我上床休息。毓英又送来一支夜光手表给我暂时用着，她们才打电话通知《华西晚报》说我在太平街被特务打伤的情况。大约半个小时，《华晚》黄是方同志来看我，我操起精神，将挨打受伤经过情况告诉了也。由于精疲力竭，也就躺下休息了。
       当晚，《华西晚报》就报导了张澜主席和我被特务打伤的消息，同时，又与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通了电话。第二天，两报都将成都“李闻追悼大会”和我们被特务打伤的详情登出来。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
       张澜主席受伤后，仍住培根火柴厂。我受伤后，《华晚》报导说我进了医院，其实我仍住在张志和同志家里。第二天，张请来当时成都著名外科大夫董秉奇。他先去对张澜主席进行治疗（本来，特务要董下烂药，企图毒害张澜主席。董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而且是义务诊治。董大夫这种正义感是值得称颂的。）然后又来看我。当时我敷上云南白药后，血止痛减，同时还口服了一些，效果很好，也就没有另外用药，伤势逐渐好转。仅头部左、右侧面，至今还留下约六公重的伤痕。
       在开追悼会的当天，《华西晚报》还出了《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追悼大会特刊》：
       甲、刊载了李、闻两先生生平事略（未记）和大会慰问他们家属的电文。
       乙、祭文：
       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八日，成都各界，谨以鲜花慰酒，心香热泪致祭于李公朴、闻一多两烈士之灵。主祭暨全体陪祭与祭人士等悲愤之情，涕泣而为之词曰：呜呼两公！幼怀壮志，献身国家，均始五四。同涉重洋，勤奋自励。学成归来，乃心国事。崇尚民主，冀染自由。孜孜不倦，人权是求。造神桃李，领袖清流。爱国爱人，先忧而忧。念余年
       来，政象累变。但闻党军，孰摇民患？国势益艰，逆流澜漫。逞招外侮，强邻乘便。人心不死，抗战军兴。两公志士，义不后人。奔走流离，历尽艰辛。八年灾难，“死水”沸腾。三十万人，流血、汗、泪。乃挫敌锋，维国不坐。内争不息，军事败废。全民之功，儿亏一赏。维时政治，官贪吏庸。以言经济，财尽民穷。自由受制，民主无除。生民疾苦，到处腥风。两公慷慨，鸡鸣起舞。侨组同盟，力争民主。更新和平，愿为樽姐。阻之者谁？曰“戒百伍”。抗战结束，俟尔经年。内战火光，乃更凶残。凡有血气，抢地呼天。两公志士，谁能默然。爱国爱人，有何罪戾？民主和平，亦遭人忌。五日之间，恐我两士。天地暗然，疑非人世。两公之生，生为斯民。两公之死，无上光荣。刚强诚勇，气不可凌。情彼凶顽，是无人心。两公虽死，神灵长在。自由之花，鲜血灌溉。民主之果，必贻后代。忆斯万年，永为人爱。鸣呼噫嘻！今何时时？人民世纪，安容竭鸡。民不畏死，誓起继之。除彼凶暴，盛以“鸡夷”。哀哉尚繁！
       丙、哀辞：
       张澜主席哀词：“惨案可惩，人才当惜”！
       邓锡侯主任哀词：“痛切来琴”！
       黄季陆（四川大学校长）婉词：“哲人其萎”。
       丁、挽联：
       1. 是谁赋式元衡？为侠不藏，实得国旨；
       乃今丧墨裂子，非攻何处，只益人愁。
       傅常、但懋辛同挽
       2. 死了宋教仁，也死了袁世凯，历史不重演；可以不重演？
       何论转场口，更何论昆明城，自由应该争；再流血应该争。
       中华全诗词文艺协会成都分会 挽
       3. 优踪何来？竞尔中伤若此； 死者已矣。且看代价矣如！
       成都市商会敬挽
       4. 才望并知名，万众同悲，变生顷刻； 精神原不死，两贤齐逝，各有千秋。 成都市银行公会理事长袁玉麟敬挽
       5. 昆池为热泪流积，所思国家人才，连遭毒手； 历史是鲜血造成，要争政治民主，岂惮杀身。 张澜挽
       6. 靠睹杀支撑独裁，足见独裁快到末日； 挤出竞争取民主，保证民主就要实现。 罗忠信、范朴斋、曾庶凡、杨伯恺
       7. 来献祸瞬急飞来，忆频年学讲滇池，经纶正义垂千古； 伸连志始终不改，叹此日哀传蜀地，河岳精灵吊两公。
       张致和敬挽
       8. 满天阴霾，民主难求，挤两个大好头颅，保存一丝正气； 遍地风烟，和平无望，留半眶酸辛热泪，更哭四忆苍生。
       范朴斋敬挽
       9. 为民主牺牲，光争日月； 与苍生敌对，色睹山河。 伟烈誉国魂，想当时，血溅滇池，元凶胆丧千夫指； 光芒争日月，看此日，灵张锦水，民主花开万代香。 曾庶凡敬挽
       10. 使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 为国家事，前者仆，后者追。
       罗忠信 彪
       11. 不自由以生，生何异死； 求民主而死，死亦如生。
       马哲民敬挽
       12. 为独裁专制以杀，纵杀可忍？ 为民主自由而死，虽死犹生。 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哀挽
       13. 民生尚待追求，行义成仁，誓承两公遗志； 人权无有保障，前仆后继，端赖万众齐心。 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成都分部挽
       14. 行宪政果有诚心，那容得“成北伍”制度； 争民主而溅热血，誓挽回“法西斯”逆流、 民主宪政促进会成都分会
       15. 要革命何惜牺牲，死者不无遗憾； 争民主还须奋斗，活的只有加油。 中国民主实践社成都分社敬挽
       16. 无声之枪，无党之国； 不冷之血，不死之魂。
       成都职业青年联谊会
       17. 为民主牺牲，留将姓字传千古； 与恶魔奋斗，争取和平贵一心。 业余时事研究社同人敬挽
       18. 以生命换取民主； 用血肉奠定和平。
       青年洞地社
       19. 五日告双贤，四项诺言成谁语； 万人同一哭，三民主义定空谈。
       毕西晚报社敬挽
       20. 奋斗以求自由，光争日月；
       牺牲而为民主，气壮山河。
       大学月刊社恭挽
       戊、悼诗：
       哭李闻两先生：方然
       无山无雨可潇洒，千古浮沉万念摇，
       春色还将秋色染，人魂今共鬼魂招。
       怀沙有石生明月，凿炭成心听血潮，
       尘世求生为易死，光明想已到鸡殇。
       已、悼词：
       沁园春
       钟伯纯
       苦矣中华，战火燎原，悲云乱飘。嗟曙光隐处，迷雾重重，腥风吹起，血浪滔滔。枪杀两贤，忘摧众志，竟恃凶徒手段高。听愁吼，看群魔乱舞，敢逞妖娆。
       人民力量堪骄，岂为了成协便折腰。笑秦皇商纣，终归自毁，希魔老相，枉卖风骚，陈关揭竿，群雄并起，万世留芳青史廊，当继起，踵李闻步武，争取明朝。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
       原、悼念文题名：
       1. 杨伯恺《暗杀阻不住民主洪流》
       2. 洪钟《成仁取义与大奸大伪对比》
       3. 罗忠信《悼公孙一多同志》
       4. 范朴斋《逸啸》《死是不可怕的，人不是杀得完》
       5. 罗念生《忆一多》
       6. 马哲民《悼李闻两先生》
       7. 陈翔鹤《为李闻二先生纪念》《血祭》
       8. 张志和《敬悼李公朴闻一多同志》
       9. S、Y、《为自由而战与为自由而死》辛、街上贴的标语：
       1. 李闻两先生是为国家、人民而死的！
       2. 李闻两先生是为和平、民主而死的！
       3. 李闻两先生之死是中国无可弥补的损失！
       4. 李闻两先生精神不死！
       5. 请政府彻查血案，严惩凶手！
       6. 请政府抚恤李闻两先生遗族！
       7. 实行蒋主席四项诺言！保障人民基本自由！
       8. 完成李闻两先生未完事业！
       9. 跟着李闻两先生所走的路走！
       10. 站着李闻两先生血迹，高举民主、和平的旗帜前进！
       11. 力争民主和平以纪念死者！
       12. 要求和平民主的人该杀吗？！
       13. 为民主和平奋斗的人是杀不完的！
       14. 和平！民主！团结！
       四、成都“李闻追悼大会”后的慰问和抗争
       （一）慰问
       1. 各方函电慰问张澜主席
       八月十八日《华西晚报》和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的报导，使全国人民很快就知道国民党特务在成都“李闻追悼大会”后的暴行，极为愤怒。各方面慰问函电如雪片飞来。
       八月十九日中共四川省委会和吴玉章同志由重庆发来慰问电：
       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转表方先生登松涛先生鉴：项闻先生等在签主持“李闻追悼会”党遗特务基础毁辱，无任情
       说！当前全国人民安求独立、和平与民主之际，反动派既杀害李闻二烈士，又毁辱表方先生与殴伤松涛先生，实暴恐共欲坚持卖国内战与独裁之丑恶而已，必然引起全国人民坚决反对。谨电慰问，尚希珍重！中共四川省委员会略印
       成都慈惠堂张表方先生鉴：项闻先生在管主持“李闻进悼会”后遭特务暴露集团辱，不胜愤慨！先生领导民盟为争取和平民主事业奋斗，已深受全国人民之爱戴，特务暴徒党敌加辱，虽示反动派反民主之有计划行为，自必引起全国人民之公愤，齐为先先后盾。谨此电慰，尚祈珍重。吴玉章略印二十日民盟重庆市支部来电慰问：
       张主席表方钧鉴：惊悉主席于“李闻进悼大会”后被暴徒侮辱，张松涛同志亦同时身受重伤。消息传来渝市震动，此间盟员更痛愤莫名！此种辛劳幼稚之暴行，徒足显示政治之黑暗，民主运动更需继续奋斗。受辱非主席个人，实系全体盟员，亦即全国民主运动。本盟主张正大光明，决非任何威胁打击所能动摇。本支部全体盟员今后誓当竭诚在主席英明领导之下，继续为中国和平民主实现而作不屈不挠之努力。谨电致慰，尚乞为国珍重！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即八月二十日
       顺庆生活教育社慰问信：
       成都民主同盟省支部张澜、张松涛二先生助鉴：公等主张民主和平、团结建国，为今日建国之良策，为四人所尊崇，竟因追悼李闻二先生遭到暴徒毁辱，令人痛恨暴徒之无法无天，治安当局之懦弱失职。敬社同人愿为公等后盾，追究主凶，以伸法纪！谨此慰问，并致民主常高慰礼！生活教育社还有斯庆市“争取和平促运会”、中国文协顺庆分会、中国音乐者协会，以及方与清、龙圣夫、齐增悦、马侣贤、陈严、陆静霞等分别函电慰问。
       政协代表邵明叔老人，亲到张澜主席寓所慰问。两天来前往
       装老处，进行慰问的各方面人士，络绎不绝。
       重庆《新华日报》还发表了“李闻惨案与成都暴行”的社论：
       “……本月十八日成都各界举行李闻追悼会后，特务分子竟殴辱民盟主席张澜，并殴伤追悼大会筹备人张松涛先生，这是又一个到底是谁杀死李闻两先生的证明。同时，这也是又一个国民党当局毫无悔祸的表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务分子还散布谣言，说民盟要在成都暴动。而且在全国各大城市，特务头子也公然下令造谣说，中共要在各大城市暴动，这样来准备实行他们的黑暗的血腥的政治压迫。我们要严正的劝告反动派，你们少作些为自己挖掘坟墓的工作吧！历史是最无情的。它已经多次证明你们根据主观愚出望发的倒行逆施是走不远的。你们还不悔改的话，它还将继续证明”。
       二十一日，中共政协代表团来电慰问：
       成都患患堂张表方先生遗鉴：报载十八日李闻追悼会上特务捣乱，先生受惊，谨致慰问！成都暴行，更证明昆明暗杀，为特务系统之所为。不粉碎特务系统，中国人民不能安全，民主政治无法建立。为民主必须反特务，愿与先生共勉之！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叩
       南京民盟总部李志超同志来函慰问：
       表老赐鉴：敬启者，顷阅八月十九日《新华日报》载，公于八月十八日出席李闻追悼大会，归途竞遭暴徒沿途冒犯。闻悉之余，至深愤慨！我盟同志闻讯，均拟以我公健康为念。除已由总部全体同志奉电致慰外，故致慰问！并祈致意松涛先生。
       李志超 叩 八月二十一日
       紧接着，民盟南京总部、民盟东北总支部韩鹄桐、高崇民等，民盟华北总支部张东荪、民盟西北总支部、民盟南方总支
       部、民盟北平市支部、民盟河北省支部、民盟南京市支部均分别先后发表新信慰问。
       接着，北平文化界：吴师、光未然、马彦祥、江绍原、许蕴、孙承创、陈北筠、韩涛、门杨、侯莹。沈一帆等均分别电函慰问。
       二十八日，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来电慰问。
       二十九日、章汉夫、许涤新、乔木、潘梓年、陈家康、龚澎等来电慰问。
       三十日，四川大学时事研究社、文学笔会、文艺研究会、女声社等社团来信慰问。
       九月二日，上海文化界人士周建人、洪深、叶圣陶、许广平、郭沫若、茅盾、郑振铎、蔡纪明、田汉、胡风、冯乃超、黄济峰、臧克家、宦乡、叶群、李凌、刘白羽、丁聪、阳翰笙、冯雪峰、骆宾基、赵谠、史东山、董麟、沈同衡、熊佛西、孙慎、傅彬然、沙梅、葛一虹、勾适生、黎澍、秦椰方、刘尊棋、杨晦、杜国庠等来函慰问。
       2. 张澜主席函电致谢各方慰问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公鉴：李闻适悼会中，渊被特务殴伤，远承忠慰，感荷莫名。此次之事，固非打击私人，故渊伤虽不重，而意义则甚重，然亦无损于民主之进行，徒使人对法西斯特务益增厌恶耳。张润蓉俭”。
       又“思来、必式、颖超、维汉、承志诸先生约鉴：李闻两先生追悼会中，渊为特务击伤，伤虽不重，而意义则甚重，然亦无伤于民主，徒使人为执政者惋惜耳！远承慰问，感荷莫名。创伤渐愈，祈释屡系。嘉复致谢！敬颂台祺！张润拜启八月二十七日。”
       盟内只举函谢云南省支部一例：
       “昆明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八月二十日大函具悉。远承慰问，感荷莫名。特务丑行，并不足打击民主之进展。
       犹自增罪证而已，于澜何伤。现在，澜与松涛创伤均已渐告平复，请释底系！不有真正之民主政治，则人权永无保障，四亿同胞且永陷水火，吾人惟有益加奋勉，以贯彻吾人之主张，此悬与诸同志共勉之。李闻两烈士家属，尤望我在昆明同志多于照扶，后死者应有之责，勿但以澜为念也。高复志谢！张澜鉴支”。
       3. 对我个人的慰问
       八月十九日，张致和同志去裘老家开完会回来对我说：“会后，裘老嘱我代他慰问你，要你安心休息，早日养好创伤，为民主事业继续作斗争。”使我感激莫名。他老人家还在养伤，就这样关心我的伤情，而加慰问，只有遗嘱把伤养好，继续战斗。
       另外，民盟省、市负责同志，都分别先后到陕西街来慰问我。现在回忆记下两位烈士的话。杨伯恺同志来看我，先就说：“伤好些了吧！”接着说说：“杀也好，打也好，都挽救不了独裁者的命运。我看国民党特务横行霸道的日子不长了，民主革命一定要胜利的。松涛，把创伤养好，继续战斗！”我说：“感谢你的鼓励，一定继续干下去，请你放心！”还有于邦齐同志来看我时说：“老弟，这回换病没有？不怕，你看我身上的弹痕，帝国主义我都不怕，还怕国民党特务才怪啊！”我说：“洋人欺负我们，那时你有枪还击，把鬼子赶跑了。今天我是白挨，有点气人”！于又说：“会报应的。到时候有人会收拾他们的。伤养好了，努力干吧！只有干的一条路，干到国民党垮台日子才好过，今天流点血算不了什么”。这两位同志对我鼓舞很大，可惜刚在国民党垮台之时，他们就在十二桥牺牲！
       十来天以后，我的伤已基本好了，我就到培根火柴厂去看望裘老，只见裘老头上包的纱布已去掉，略显小伤痕。他老人家还是那样精神矍铄，谈话爽朗。首先问：“松涛，你的伤完全好没有？”我说，“基本上好了”。我问“裘老，你外表的伤好了，内部还好吗”？裘老说，“还好。伤到没有啥子要紧，蒋介石说
       话不算话，可恶！我们就是要民主争和平，还要号召更多的人起来争。没有民主、和平，老百姓就更活不下去了”。我说：“你老人家伤好了，身体健康，掌稳要民主、争和平的舵，和平、民主一定会实现的”。老袁又说，“你伤好了，更加努力干吧”！我说：“一定要干到底，请表老珍重”！
       此外民盟中央和各地对我个人的慰问电话亦有不少，记得最清楚的有史良大姐和周新民同志的慰问电，“文革”中被抄走，谨将退回两件记下：
       民盟中委李相符同志慰问信：
       “松涛同志，闻报惊悉我于八日成都李闻追悼会后，被特务分子围击重伤，单极为悲愤！一月来民盟同志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绑架、拷打，层出不穷，但此举无取暴行，不仅不能削弱同盟之毫毛；只有更加深吾人之团结；不仅不能挽救独裁者之末日，只有更加深民主之发展，一笔笔的血帐，吾人总有清算的一日，而且这个日子是不会太远了。我兄伤情，不知近日已渐减轻否？唯望你好好自己调处，把身体养得好更忙赶来，把意志锻炼得更坚强起来，和反动派搏斗到底！尚此，致最亲切之慰问！李相符八月二十一日义、民盟中央二中全会慰勉函：
       “松涛同志：概自政协闭幕以来，国民党不特未实践四项诺言，而对本盟之摧残反变本加厉，言论机关之迭被捣毁封闭，盟员之惨遭捕杀殴伤者所在皆是，在此暴力压迫之下，不仅本盟本有所屈，盟务且日发展，深得广大人民之热烈拥护，此皆我坚贞不拔之同志艰苦奋斗之结果。同志前在成都曾遭国民党特务之暴行，深为本盟全体盟员所愤激。此次本盟二中全会一致决议，谨向同志及贵家属致其无上之敬意，并驰函慰勉！促成民主之早日实现。谨布赤忱，谨祈鉴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十六年一月十二日”这些慰问和致谢的过程，实质就是揭露和控诉蒋介石致府反
       动罪恶行径的过程。
       (二) 抗争
       1. 云南省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协会发表揭露军阀秦恶凶骗局，以枪决匪徒代替凶犯死刑的文告，值得记录：
       “……将于渴需许阶民盟与全国民主人士坚持抗争，不达真正坦荡，誓不停止，否则尚不知有成千万民主人士再步李公朴、闻一多之后止。凶手于不得已时，有土匪帮刑，而暗杀集团，不得损其老毛，则国家民族前途何堪设想。……”
       2. 民盟向政府交涉、抗议情况
       八月十九日，民盟四川省支部和成都市分部负责同志齐集培根火柴厂麦老家中，先向麦老慰问，然后会议商定，一面向南新民盟总部报告“成都李闻追悼大会情况和张澜主席及张淞涛被特务击伤详情”，一面发出“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为特务击伤民盟张澜主席事件，致川康绥靖公署和四川省政府之备忘录”，由范朴斋同志起草，二十日开会讨论通过发出。“备忘录”全文刊载于八月二十日《新华日报》和《华西晚报》。
       二十日，潘大逵同志由重庆来到成都，即到培根火柴厂向麦老慰问，然后又到陕西街七十二号向我慰问，并与张志和同志晤谈。
       二十一日，民盟省支部继续开会。
       二十二日，继续在麦老家开会，由潘大逵同志报告昆明李闻事件，重庆追悼李闻情况，以及昆、渝两地盟务活动。
       同日，成都各界追悼李闻大会及民盟主席张澜和张淞涛受伤的消息传到上海后，民盟总部负责人极为愤慨。在接受记者时，沈钧儒同志谈话，认为此事政府应立即彻查，决不能再行推诿嫁祸，罗隆基同志表示此次民盟领袖被殴之举，实足表示此中有人对民盟作有系统的迫害。待成都事件调查清楚后，民盟即向政府提出抗议。
       接着，民盟出席政协代表张申府等口头向政府政协代表提出
       抗议：
       一、要求最高当局向民盟总部道歉；
       二、取消特务组织。
       三十一日，民盟政协代表致函政府政协代表袁哲生、铁城、力子、厉生、雪艇、岳军、布雷、立夫诸先生，请转陈：
       “蒋主席钧鉴：本月十八日，本同盟主席张表方先生暨盟员张松涛君，在成都各界追悼李闻二先生大会后，被暴徒殴打，事前经中府等面向政府代表提出抗议在案。据本同盟四川省支部报告，得知事前同盟特加谨慎，例如一，是日大会不发宣言；二，是日大会不呼口号；三，将预先拟定之节目“提案”一须取消；四，避免提及孙中厚事件（孙本人其时遂被特务押到成都）；五，只对来宾致答词，无何激烈讲演。乃当日竟在如此避免刺激和平情况下，而仍出如彼之事端，其为特务机关有意推成合法政策甚明。同人等今不能不请求政府明白答复。在此步入宪政之阶段，对于本同盟是否承认其合法存在，而为负责之保护？若然，则请以左列事实为证验。一、立即将成都警察局长徐中齐革职，永不叙用；二、严缉行凶暴徒，限期破案，依法办理。在以上两点未见办到时，同盟保留其对于政治之一切参预。特此郑重声明，尚希政府注意，并裁夺见解为幸。专布，敬请政安。沈钧儒、张君励、黄炎培、张东荪、李伯钧、罗隆基、张中府、梁漱溟同启”
       九月一日，民盟南京总部为张澜主席被特务击伤事，又致电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与四川省政府主席张岳军，要求把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徐中齐撤职查办，以伸法纪。
       3. 各方面舆论谴责，民盟总部抗议后，蒋介石政府对此案的态度。
       八月二十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在渝闻讯后，当日电令省府秘书长李伯申，亲赴张澜主席私邸，代表张群进行慰问，并引
       答道歉！同时表示决将此事向蒋主席报告，请对于负责安责任者予以严厉的处分。同天，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亦亲赴张澜主席私邸慰问。
       据闻八月十七日邓锡侯接到大会筹备处维持会场秩序的消息，张志和与范朴斋又数度面洽，邓主任曾召集成都督署司令严啸虎，省会警察局长徐中齐，而嘱：务要维持当日会场秩序。十八日上午八时，张群主席从重庆打电话，严嘱严啸虎、徐中齐把会场秩序维持好。当天开会前，严啸虎问今还亲到会场签了名，并在场内看了一遍才走。
       省会警察局长徐中齐，却在会前命特务制造种种谣言，妄想破坏大会。经大会筹备处向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和四川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揭穿以后，他还在开会前一天以兼省党政军特种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名义，召开秘密会议，布置破坏会场的任务。
       十七日晚饭时，我去老半边街找了当时省会警察局搞侦讯工作的刘道生（他与民盟十一分区部盟员曾宝辉同志是资阳同乡、小学同学。我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制造军秘密管理处当副主任时，通过曾与刘有接触。我搞民主运动，他在暗中支持。当六月底局势紧张时，刘曾劝我暂避一下。这次要开李闻追悼大会，特务谣言多，我怕出事，特去向他了解一下情况。）刘对我说：“正想来找你一下”。他就把徐中齐当天开秘密会议，企图破坏会场消息告诉了我，要我特别小心。我说：“事已至此，非开不可，怕也怕不了那么多”，谢了他的好意。回转身来，我就向张致和、范朴斋报告，并立即找来于邦齐、罗忠信等同志商量对策。我提出只有加强会场保卫、严防特务混入。同时，由范朴斋同志马上与邓锡侯、李伯申分别打电话，说徐中齐有意要捣乱，请他们再度严防徐中齐维持会场秩序，并请他们务必到场主持大会，以防破坏。当时大家认为，要沉着应付，不能惊慌失措，也不要使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当时也分析了情况，认为张培军在重庆保证
       了大会并完，没有出事。成裕有民盟张澜主席在场，尽管张群不在成都，邓锡侯、李伯申都答应要来出席，也可以压住党了。还有，邓也怕出事。张不在也要牵连他，也许不会出大乱子？
       我为什么只找张、范、沪、罗几位商量？因为张是省主委、范是市主委、于、罗都是军人。于还任过四川省会警察局长。他们有战斗经验，见过的惊险场面不少，能沉着应付。因此，在大会开会时，我座位离于不远，便于出事好联系，处理紧急问题。范在筹备期间曾与邓锡侯、李伯申联系，他这次的勇气也特别大，当李闻被暗杀后，他就写了遗嘱，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下了不怕牺牲的决心。结果，大会在庄严气氛中开完。我还向于邦齐同志说了一句：“今天还好，平安并完”。哪知刚散会就发生了这次事件。
       几月三日，范朴斋同志又亲自去访问省府秘书长李伯申先生，谈查办徐中齐事。认为省府应主动对徐撤惩，免得越来越被动。
       省府主席张群由渝园省之后，知道了当时情形，非常震惊！面谕李伯申负责处理此案，并派出人员向有关方面查访。这时已是九月几号了。四川省政府与川康绥署分别派员进行调查了解。九月四日，范朴斋接到李伯申电话通知，说省府、绥署要派人来查访，马上约《华西晚报》李次平同志和我去他家商谈。范要我们思想上先作准备，对来访人提供详细情况。
       九月五日，川康绥署派出熊倬云同志为首的三人小组，先去《华西晚报》访问李次平同志，了解当时特务肇事情况。然后又来陕西街七十二号代表绥署向我慰问，并具体了解张澜主席和我受伤经过详情。熊回去后如实汇报。
       就在民盟总部正向川康绥靖公署和四川省政府去公函，请求对徐中齐撤职查办时，徐跑到南京去多方活动，企图推翻罪责。由于中共和民盟的抗议，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各方舆论的谴责，加以张群认为他事前已对徐打了招呼，徐竟敢不听话，反而破坏会场
       秩序，把张澜主席击伤，有损他的威信。国民党政府迫不得已才在十月十六日把徐中齐的四川省会警察局长撤掉。这场严峻的斗争，才算基本上告一段落；而且斗争的总结果，也是以革命力量的最终胜利载入史册。
       (成都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编辑组整理)
      
战士为民主而死民主仗战士而生

       ——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悼歌
       (大众词·问津曲)
       沉默的大山河，长年呜咽的溪流啊！
       苦难的田家，田庄里的人民啊！
       民主负上创伤，自由躺在血里，
       和平成了屠手的外衣，
       这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只要战争，不要和平，只要屠杀，不要人民，
       杀手无寸铁的书生，
       杀忍饥耐寒的教授，
       杀人民的导师，
       杀人民的歌手。
       安眠吧！战士为民主而生，为民主而死，
       你们的路，就是我们的路，
       你们的担子，我们一定要接过来挑到目的地。
       安眠吧！战士一个倒下，起来的是千个、万个、千万个，
       千万个战士战火流，千万个战士战铁流。
       奔腾吧！铁流奔向和平、奔向民主、奔向自由！
      
我参与策划破坏“李闻追悼大会”所知内幕

       邵平
       一九四六年八月上旬，笔者刚接任国民党中统局四川省调查统计室（简称“川调查”）主任一个多月，就卷入了参与策划破坏“李闻追悼大会”的暴行事件。早在七月中旬我们就在报纸上看到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在昆明先后被刺遇害的报导，据说，凶手是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的特务人员，又说，昆明国民党当局正在查缉凶手等等。我就意识到李、闻两先生都是有名的民主人士，定是国民党上层派人谋害后为了推卸责任，掩人耳目，才下令缉凶，以欺骗人民群众。其实这种贼喊捉贼的伎俩，当时国民党内部和社会各界人士，都早已识破，但谁也不敢明讲。在李、闻两先生被害后七月下旬的一天，我到伪川康绥靖公署参加每周一次的“治安会报”时，有人谈到李、闻被害事件的一些经过情况，但谁也不敢说这是国民党自己干的事，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我在会上发言谈到这个问题时，曾对这种暗杀手段表示意见，认为并不可取，因为外间谣言是政府自己干的事，影响不好。不料会后我就受到伪绥署方面的暗中警告，说我在会上这样说话，无异公开承认这件凶杀案是国民党政府自己干的。我也只好承认失言。
       八月中旬，我看到民盟成都机关报《华西晚报》上，登载有成都各界举行“李闻追悼会筹备处”的启事，说订于八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在盐市口蓉光电影院举行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追悼大
       会。当时中统川调室特务何震川等就有情报送来，说这是民盟主席张澜等发起举行的，意在反对谋杀民主进步人士，并借以扩大宣传民主进步的影响。但我看到追悼会筹备处发起人中除张澜外，还有国民党的军政头目张玮、邓锡侯、向传义和许年亮的首要李璜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共数十人之多，我便以为是得到国民党当局允许了的，所以只把得到的情报向中统局作了汇报，并指使“川调室”外勤特务注意收集追悼会上有关民盟的活动情况。但紧接着四川省特委会秘书处就通知成都军警宪特等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在祠堂街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秘书处内举行秘密会议。我以中统川调室负责人兼省特委会情报组组长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省会警察局长兼省特委会主任秘书徐中齐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省警察局督察长许乾刚、成都稽查处长刘崇朴，宪兵第二团副团长常贡南和省特委会秘书李文孚、陶仲平、蒋述法以及情报、审讯、宣传、直属组和省守所等各组、所负责人和主任于举如杨浩、杨荫池、杜石公、李长亨、刘道生等共二十多人。徐中齐在会上首先说明这次会议，是商量如何打击破坏民盟负责人张澜等发起的要在赛光电影院举行李闻追悼大会的问题。他说：民盟要借追悼会来扩大进行反对政府的宣传活动，我们不能容许这样做，要进行破坏，不让他们得逞。但要注意绝对避免让别人知道这是我们政府干的事。他又指示了以下几点：
       （一）不许公开捕人或伤害，只能用各种方式破坏追悼会会场，主要给为首的张澜和其他民盟分子以打击，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张澜年纪大了，不能打他，出了事不好，只能用粪便污物侮辱他一下，给他一个警告。
       （二）各参加单位各自指派一批行动员参加追悼会，见机行事，进行扰乱，不让这次大会开成。
       （三）军警和宪兵团要派武装人员担任警戒，以维持治安的姿态出现，不要开枪或抓人。
       最后，徐中齐要大家商讨具体的办法。有人就提议买几个西
       孤挖空瓶子，装进大粪，打在张澜的头上，叫他吃粪，满身污臭。但有些人说，现在市面买不到西瓜了。于是又有人主张：如买不到西瓜，就改用红墨水装进鸡蛋壳以代替西瓜装大便的办法。徐中齐和大家一致表示同意这个办法，并决定由成都稽查处、省警察局和宪兵二团各派武装军警宪兵，在追悼会会场内外警戒守卫，由中统川滇军和省特委会直属组各派一批行动人员布置在会场内外，用正反两面参加追悼会群众的姿态进行扰乱，然后在素乱中倡导张澜主席。
       会后，各伪军警宪特机关，就分别进行布置准备。我派川调室督察、原蓉区区长刘国辉负责这一破坏行动。刘当即组织川调室一批外勤特务如陈国荣、傅王伦、齐仲静、王乐昌以及由刘领导的川调室外团团体“大中社”的特务、袍哥、打手二、三十人，配合其他军警宪特机关指派的车警特务人员，参加破坏追悼会的行动。
       八月十八日举行追悼大会那天，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特别多，有一、二千人，挤满了蓉光电影院，而特务打手也早就混在会场内外了，但是列名主要发起人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和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等却未到会，只有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一人来向大会说，是代表张群参加的。李被推为追悼会主席，并致了悼词。然后由几位民盟领导人员范朴斋、张志和、朱自清等先后讲了话，报告了李闻两烈士的生平事迹和被誉经过。当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讲话时，预伏在会场内的特务打手就开始起哄了。有特务先是故意高喊“打倒国民党！”“控诉特务杀害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罪行！”等口号，而另一些特务又大叫“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的尾巴民主同盟！”等口号。于是，会场开始紊乱，与会群众纷纷离去，大会也就宣布结束。当张澜主席在一些民主人士的护卫下走出会场大门时，省特委会的外勤特务刘道生，就用预先装满红墨水的鸡蛋壳和玻璃瓶等，向张澜的头上、身上打去，当场把他的头脸打伤，鲜血与红墨水混杂
       在一起，沾满了张澜的头部、脸部和胡须衣服。在场外戒备的军警宪兵立即故意扳弄枪机，表演一场要开枪抓人的样子。群众不明真相，就狂奔乱跑，秩序大乱，据说，还踩伤了不少人。在场军警即让那些破坏会场、毁辱张澜主席的特务打手达到目的后从容离去。接着，当省民盟秘书长张松涛将追悼会的大批花圈、挽联等装上黄包车从会场运走，经过中山公园附近的大平街口时，又被省警察局督察长许乾刚率领的一批特务警察拦截，将花圈挽联抢走，并把张松涛拉下车来，挥打一顿，致使张受了重伤。这些，都充分暴露了反动派蓄意制造事端破坏追悼会的凶残面目。
       据我所知，这次破坏“李闻追悼大会”的暴行事件，主要是左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非的指使下，由徐中齐负责出面发动起来的。徐中齐出身于黄埔军校五期，一向忠于蒋介石，为人残暴成性，是一个十足的法西斯反动分子。他表面上是以黄埔毕业的军人身份对外，实际上是一个军统特务。他各方拉拢，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野心，在工作与作风上也有他的一套作法。他在重庆、成都先后任警察局长职务，都是得到军统局和军统西南特区支持的。由于他反共积极，深受戴笠、徐远举等军统主要头目的依靠。当时的军统西南特区，就是受重庆“中美合作所”支配的军统局在西南的指挥机构，也就是徐中齐的直接后台。
       徐中齐于一九四五年继军统特务方超出任成都的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后，因他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委员之一，一九四六年一月又兼任了“四川省党军政联席会议”（又称“乙种会报”。即“四川省特委会”）秘书处主任秘书的职务（因按照国民党中央会报秘书处的规定，必须要由军统或中统的省党部委员才能充任此职）。虽然省特委会的主任委员按规定是由省政府主席兼任的，但除了特别重大问题如召开特委会全体会议、布置进行大逮捕等，须由主任委员亲自主持和批准决定外，其余特委的一般日常工作和尚活动，都由主任秘书负责决定处理。
       当民盟主席张澜等准备要在蓉光电影院举行“李闻追悼大
       会”的消息传开后，徐中齐即用省特委会这个特务会报 组织名义，召集成都各有关军警宪特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密商决定破坏追悼会的办法。我们参加会议的人，并初还不知内情，以为是得到国民党中央会报秘书处和省政府主席兼省特委会主任委员张群的命令或批准决定的。但事后才知道中央会报秘书处尚无指示下来，而是由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专程由重庆赶来成都 策动的。当徐中齐通过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打电话向张群请示，说省特委会准备要破坏“李闻追悼会”时，张群当即表示不同意，但又因系徐远举亲自跑来发动的，他又表示犹豫，最后还是指示李伯申转告徐中济说：“不要搞大了”。于是徐中齐就不顾一切，按照徐远举的当面指示，决定进行破坏。
       张群为什么本不同意破坏“李闻追悼会”而又不坚决禁止却暗示“不要搞大了”呢？据我了解，张群乃是蒋介石的心腹委员和蒋在西南的支柱，一贯坚决反共，但在表面上却要装做温和的样子，这是要的两面手法。他为了转蒋介石稳定西南政局，对于拥护共产党的民主同盟的活动，虽曾多次指示四川军警严加防范，但他对民盟主席张澜等有声望有地位的民主人士，表面上还是极力敷衍应付，不敢采取极端粗暴的手段。因此，张群对李公朴、闻一多二人被杀害事件，虽然明知是国民党特务干的，而决不会开赞同。当成都民盟领导人和其他进步人士发起举行“李闻追悼会”并邀请他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时，他不能不假狐狸地接受而不公开表示拒绝。但后来他知道军统要进行破坏，徐中齐也不完全听完他的话，为了彻底自己的责任，便有意在追悼会的当天，借故离开成都，跑到重庆躲避去了。
       在“李闻追悼会”的第二天，成都民盟机关报《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都如实报导揭露了特务破坏追悼会会场和民盟主席张澜、民盟四川省委秘书长张松涛被殴辱致伤等情况，各方舆论，纷纷指责反动当局制造这一卑鄙无耻的暴行，要求惩办特务凶手。在群情愤慨的压力下，张群为了缓和各方的责难，更为了保
       持自己的颜面，被迫采取了“保车弃卒”的办法，下令撤去徐许齐的省会警察局长和省特委会主任秘书两个职务。
       徐中齐被撤职后，先到南京去“闲居”了一段时间。据说他曾向蒋介石诉说因反共、打击民主派主席而被撤职等情况，蒋介石则对他勉勉强有加。一九四七年七月，他又回四川竞选仿立法委员，并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的身份，继续担任四川省特委会主任秘书的职务，继续与各方配合，积极开展反人民的追害、屠杀革命志士和抗拒解放的罪恶活动，直至成都解放前夕，才逃亡台湾。
       中统川调室在参加破坏“李闻追悼大会”的暴行后，国民党反动派受到各方舆论的抨击，为了掩盖真相、颠倒是非，又采取“以宣传对宣传”的反动政策。通过“川调室”御用的由袍哥特务分子刘国辉主办的反革命报刊——《大中周刊》以大量的篇幅，为特务暴行进行辩解，说什么“李闻追悼会是受中共策划指使的”，甚至把张澜主席被殴辱硬说成“是参加群众出于对张澜甘充中共尾巴的义愤”等等，并用“追悼李闻滴闹剧，张澜摇身变关公”作标题，把特务破坏追悼会描绘成是“闹剧”，把张澜被特务用红墨水玻璃瓶殴辱染身，，讥讽为红脸“关公”。但是，这些污蔑宣传的特务伎俩，徒然增加和暴露了他们的丑恶胆脸而已。反之，民主革命的洪流却更加奔腾前进，势不可挡！随着蒋家王朝的迅速崩溃，这些特务小丑，也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写)
      
我对徐中齐一伙密谋策划
破坏“李闯追悼大会”的见闻
       易云谷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和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先后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后，成都人民义愤填膺！成都民盟组织等数十个团体，筹备决定八月十八日在蓉光电影院举行追悼大会。
       当时我在四川省会警察局内任职，是局长徐中齐面前的“小亲信”，曾亲见亲闻徐中齐等人策划指挥破坏“李、闻追悼会”的罪行。现追忆如下：
       那年八月十五日午后五时许，华兴街四川省会警察局内空气有点紧张。警察长许乾刚急步穿过秘书室走进局长办公室。接着，保警大队附兼侦组大队副大队长、局长手下头号“红人”王介中，也匆忙来到局长办公室。谭副官则走出局长坐并随手将门带上。凭着经验和直观的感觉，他们一定是在商议什么重要事情。
       局长室内，徐中齐穿一件白衬衣，敞开领子，不停地扇着大芭蕉扇，手拿一张“星文”在观看。顿时，肝火上开，大发雷霆，将“星文”往办公桌上一丢，哼了一声“还要派警保护！”
       因为，按照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政府颁布的《群众集会管理办法》规定，“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筹备正式向省会警察局“星文”，呈请开会并请求派警保护。
       原来，当成都各界筹备李、闻追悼会的消息刚一传出，就震
       除了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他们还怕成都人民因追悼李、周二烈士而形成群众性的反追害、反独裁运动。一面由各敌特机关监视追悼会的筹备进展情况；一面由省特委会主持召开各特务机构的联席会议，商讨对策，企图阻挠破坏追悼会的召开。现在，收到了申请开会的正式“呈文”，“怎么办？”徐中齐焦急地望着站在办公桌前的许、王二人。
       “报告局长，蓉站（军统成都秘密机构。）的情况说，出头露面公开活动的虽是民盟的张松涛，但是后面有共产党份子在支持，已经发现参加筹备的‘海星合唱团’的人有问题。同时，民盟主席张表方（张澜）还要亲自去主持。”许乾刚向徐中齐作了报告。许是军统老牌特务，也是徐的老部下。抗战期间，徐当重庆市警察局长时，许当分局长徐调任成都警察局长后许又追随而来当了警察长，主管全局警察业务的考核、校训练调查、收集情报等、充任徐的“狗头军师”。
       许乾刚话音一落，徐中齐立即问道：“向南京报告了吗？”
       “已经报告，复电已到。”许一边答话一边掏出军统内部专用电稿纸交给徐看。许接着说道：张松涛这一向活动得很利害……
       站在一旁的王介中插嘴道：“我们已经派人把张松涛监视起来了。前两天调统室（即中统川调室）的人告诉我，他们已在注意张……”
       “开追悼会时，准备把调查股的人派去参加。至于全部行动如何布置，请局长指示。”许乾刚没有让王继续说下去，便将话题转到下一步如何“行动”上来。
       徐中齐沉吟一下说：“这件是在‘会报’（即前面所说的由省特委会主持召开的就席会议上。）已经作了原则研究。看来，阻止召开追悼会已不可能。遵照中央指示，要给他们一点教训，把追悼会弄个乱七八糟，无疾而终。所以……。”徐突然中断话音，紧缩眉头，站起身望着窗外，不言不语。
       许、王二人睁大眼睛望着这位一贯刚愎自用、飞扬跋扈的局
       座，今天怎么会如此吞吞吐吐？
       过了两三分钟，徐中齐把大蕉芭扇往桌上一拍，满脸凶相说：“张表方这老头子硬要去参加吗？哼！”不等许、王开口，继续说：“找个人从劣劣地不要去。他还以老卖老，自命有骨气，好嘛，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素以阿谀逢迎“打小报告”而得宠的王介中，装出满脸愤慨凶象说道：“报告局长，这老东西要去，就拿他开刀，狠狠疼他一顿，打个半死不活，给点教训。”
       徐中齐很赞许这个黑于将的反动气势。但又将脸一沉，说：“不！这事要谨慎，要考虑周到。”随即问许乾刚：“你的意见如何呢？”
       “局长高明，对张表方这样的人，是要谨慎从事。”阴险狡辩的许乾刚继续说道：“张表方在四川影响很大，从辛亥革命搞保路同志会起一直就是名人，不是李公朴、闻一多之辈。他在四川的学生、故旧很多，仅成都而言，关系就不少。万一事情闹大，这个摊子不好收拾。加上川康军队邓（邓锡侯）潘（潘文华）、刘（刘文辉）再在后面一扇风，事情就更麻烦。”说至此，许停了一下，察看徐的反映。
       徐中齐点头，表示赞同。
       许接着说下去，“我想派一些便衣人员去参加追悼会，相机扰乱一下，使会开不下去，这样比较稳妥。”
       “怎样扰乱？”徐中齐又问。
       “比如在追悼会上由我们的人，喊点口号，把会议的性质改变，引起骚动。参加的人可能就要散场，这个会就被搞乱了……”许乾刚的话尚未说完，徐中齐站起来，拍桌赞扬：“好，好主意。”
       王介中附和说：“这个办法对头。不过，对张澜这个老东西是不能放过。可以学外国人的办法，摔点臭鸡蛋，烂水果打他一下。局长，你看如何？”
       徐中齐沉思片刻之后，恢复了他的专横、残暴、极其自负的本相，斩钉断铁的布置：“一、‘呈文’予以批复，准予召开
       追悼会，并派警保护，维持秩序；二、会场内喊口号造成骚乱，由许警察长负责布置人员；三、王大队附把侦缉大队直属队的全体人员（便衣警察）派去参加追悼会，协助喊口号扰乱会场，要造成会议开不下去；四、对张澜要滕他的皮、丢他的脸。但不能打成重伤，还要保留他一下。这事由王大队附派可靠的人执行；五、保警大队派一分队去担任会场内外督察，出入蓉光电影院外面街上和盐市口、提督街口几个主要街口，一定要控制好。保警队要负责掩护我们的人撤出会场，安全离开，万一我们的人出了什么问题，要抢先一步将人押走”不能让警备司令部抓去。这事也由王大队附去布置；六、凡是去参加追悼会的人员，身上不许携带任何证件，以防万一。另外我要省特委会派一些人去参加，这样，力量就更大一些（按：徐中齐当时兼任省特委会秘书长）”。并说：“这次大家要好好地干一下，打击一下民盟和共产党的气焰，教训一下张表方这老东西“老头子”（指挥介石）知道了也会高兴的。嘿，嘿嘿。”徐中齐谈得眉飞色舞，以满脸笑容结束了他破坏“李、闻追悼会”的阴谋部署后。得意地问许、王二人，“你们看如何？”
       许、王二人连忙称好。王介中恭维道：“局长的布置真高明，而面俱道，既扰乱了会场，使追悼会中途流产，起不到什么作用；又教训了张澜，使他当场丢脸。而且，让社会上也知道，这个追悼会是共产党和民盟企图煽动人心的阴谋诡计。高！真可谓一箭三雕！”
       许乾刚老谋深算的问道：“局长，对付追悼会的详细办法，我们是先电报南京请示，还是事后再报告？”
       “我看，具体办法不必报告了。但必须向中央发个电报，内容可这样说：‘遵照中央会报指示，已对李、闻追悼会密切监视。根据确切情报，中共和民盟将利用追悼会煽动对政府不满，借此发动反对我党国的运动，扩大事态。民盟主席张澜将亲自主持开会。为维护政府尊严、保障社会安宁秩序，我们将有策略地对追悼会实行打击，务使中共和民盟的反政府阴谋不能得逞。”
       徐中齐当即口授电文大愈后，指示许去拟稿拍发。
       许乾刚趁机恭维说，“局长忠心为党为官，措施有力，行动得当，总裁知道后，一定要嘉奖的。”
       徐中齐最后特批示交行，注意保密，不准走漏半点消息，谁走漏了要按“军法从事”。
       当天，徐、许、王三人密谋策划午后六点半以后才撤离办公室，我一直在局长办公室窗外清楚地听见，记忆犹新。
       八月十八日一早，王介中在省会警察局保管大队部召集侦缉大队直属队的全体便衣特务，紧急布置了破坏“李、闻追悼会”的行动任务，把队员分成若干小组，派到蓉光电影院门口一带，混入群众行列进入会场。随即，王又指派保管分队长董少辉率领一队武装警：上担任追悼会的“警戒”。行前，王还向董和几名警长“面授机宜”。上午八点钟不到，会场的进出口和盐市口、青年路到提督街口一带，已布满了武装警察的岗哨。督察处调查腰的特务，罪由许乾刚布罢妥当，混进了会场。
       省特委会的一些特务们，也乘入口处拥挤的时候混进了会场。入口处还有省会警察局的两名女职员在那里“协助”签到。她们扮演着“两面人”的角色。
       追悼会是在十八日上午九时许开始的，最后，当民盟主席张澜先生代表追悼会筹备处及李、闻家属致谢词时，混在群众中的警察局调查股军统特务方雄飞，突然大呼“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打倒共产党”、“打倒民盟”、“打倒张澜”等口号，其他特务也随之猛唾乱叫，砸烂坐椅。然而追悼会仍照常进行着。当张澜先生致谢完绪，主席宣布散会后，由民盟一些成员护卫着他走散会场。刚上包车时，蔡先生便在附近的警察局侦缉大队直属队分队附汤凤鸣（又名汤豪、外粤汤三哥），即将准备好的一瓶红墨水，对准张先生头部掷去，打伤了他人家，血和红墨水流淌一脸，被民盟同志急忙护送回家。
       在会场内外，捣捣乱、破坏的特务分子们，眼见群情激愤、
       害怕被抓获，大都乘混乱中逃跑了。但由王介中派遣的查属队副队长杨永模、分队附王鸣、李静一等，仍继续监视着民警张松涛的行动。当天中午过后，当张松涛坐黄包车护送着惨唁李、闻的挽联，路经太平街时，在沧浪歌浴室附近，却被杨永模等一伙特务突然袭击，包围蒋打，抢走部分挽联。张的头部和手都被打破、血流如注。王介中将抢得的挽联亲自呈交给叶齐邀功，徐将其藏在自己办公室后面一间午休专用的小屋床下。
       事件发生后，社会舆论哗然。有不少新闻记者跑到警察局找徐中齐采访消息。徐伪称：“刚才接到电话，据报有共产党分子在追悼会上闹事，已经被派去的保警队弹压下去，肇事分子乘混乱中溜走，现在追查中。”真是一个弥天大谎！
       谁也不会相信，在省城的公共场所，竟有“共党分子”在武装警察警戒森严的会场内公开喊口号、闹事？而又没有被抓着。徐中齐的谎言，难以掩盖这一最简单的事实。省会警察局和徐个人都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唾骂和谴责。要求彻查此事和惩办肇事暴徒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在事件未发生前，省主席张群已离蓉去重庆。由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代理张参加了当天的追悼会。事发之后，各界群众直接向省政府提出控告，李伯申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就此事质问丁徐中齐。徐则以“中央指示”来搪塞并请李设法应付了事。李甚为不满，认为张群不在，由他们行其职，这样重大的破坏行动，徐事前既不向他请示，事后也不主动报告，闹出事情反而要他来收拾，于是，李就来一个“假戏真唱”，接受控告，由省政府派出一个调查组到华兴街省会警察局调查。调查组人员一到徐中齐办公室查问情况后，即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了当进入徐平时午休的小屋内，从床下取出特务们抢回的挽联并藉此质问徐“从何而来？”徐自睹搜出的挽联醒目结舌，狼狈不堪。但他又狡赖地假称是由派出所往街上拾得交来。调查组当然不会相信，带走了查获的挽联。
       调查组走后，徐中齐大发雷霆，立刻召来了督察长许乾卿、侦缉大队附王介中、秘书黄秀生等亲信，追查何人走漏了消息并研究对策。因为放挽联的地方只有很少几个“亲信”知道，绝不会泄露出去。经过一阵研究、分析后，最后怀疑到徐的亲戚，当时警察局会计室的女职员韦某身上。这是徐打不出喷嚏的事，只好隐忍。决定指使东区警察分局长谢中一正式写一报告，谎称是派出所警士在太平街碰见一群人打架滋事后丢弃的挽联，经检回呈文总局处理的。另外，徐又指示许、王等人共同草拟了一份给省政府的“呈文”以通篇的谎言，嫁祸于人地叙述什么“李、闻追悼会筹备处”申请开会起，省会警察局是如何派警保护，事后又如何追查、缉拿肇事暴徒……等等。这份“呈文”的主要目的，是妄想掩盖真像，为徐中齐开脱罪责，为国民党反动派撤脂抹粉。
       张群回到成都了解全部情况后，感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抗议强烈，压力很大。虽然明知徐中齐搞的这次破坏行动和欲盖弥彰的手法，是得到南京《最高当局》默认的，但感到对他这个政学系的头子在四川搞的一套“搁平、拉拢”以为蒋介石效劳的策略，是有现实矛盾的。特别是对“民盟”主席张澜先生的迫害，如处理不当，会给自己今后在四川执政产生不良后果，因此，不得不于当年十月份下令撤换了徐中齐的省会警察局长职务，借以暂时平息民愤，缓和局势，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一九八四年九月写)
      
我参与破坏

      
“追悼李闻大会”暴行事件的回忆

       廖俊义
       1946年7月，昆明的特务暗杀李、闻血案发生以后，成都的特务机关就密切注意着民盟和川大的动向。当侦知民盟准备开会追悼李、闻时，即将负责筹备的张松涛等同志进行恐吓和阻挠。但由于“叛都市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已报经伪四川省政府和伪川煤续清主任公署批准，同时伪省主席张群和伪绥署主任邓锡侯还同兼参加闻年8月18日的追悼大会。至此，特务们紧随阻止召开李、闻追悼会的阴谋已彻底失败。但是特务们的唯一职责，是故意挑露专制的蒋家王朝，对这样一介庸庸中外而又直接摇撼蒋家王朝的民主运动，岂肯善罢干休。因此，在追悼会的头一天，伪都省会警察局长兼伪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秘书长徐中齐，在上午九点过于伪警局要我随他一道窃伪特务委。徐中齐进入他的办公室后，我就在人事室同他的连襟李祥麟（又名曾英）闲谈，快到十一点他又叫我一道返回伪警局，回局后立即和伪保警大队的大队附王介中密谈。这天，徐中齐的面容显得非常紧张，这是他处理重要事件的一贯表情。
       接着，就在当天下午三、四点钟，王介中即通知直属队（这一特务组织系徐中齐在伪警局编制外搞的，并由他直接掌握，由王介中领导，我系队附，这些人员后来绝大部分都转到伪省特务会了。）特务分子紧急集合，其中有叛徒刘道生、王大富、王杰，还有成都市袍哥、地痞、流氓出身的曾绍华、上钦庭、魏天
       龙、胡文翰、杨永模、吴永昌、艾九如、杨泗海、谭玉龙、冯占东等册余人。宣布第二只破坏李、闻退掉大会的命令，并分派活动任务，同时宣布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绝对不准携带武器和任何证件，一律化装成老百姓，然后编为两个小组。第一组组长吴永昌负责拨打民盟主席张澜。五分钟后宣布吴永昌准备一只很薄的小酒瓶，内装红墨水。估计大会散会时，可能“安乐寺”也正好散布（安乐寺靠蓉光电影院很近，是成都市贡金、白银和纸烟、西药等突突突突的投机市场），看热闹的人必然很多，这是下于的好机会，即将红墨水瓶对准张澜的头部打去，不能打得太准，只要把瓶子碰破，把红墨水洒在他身上，即完成任务，但出于后一定要马上脱身。并派汤泗海、谭玉龙二人掩护吴永昌行动。其余的人编为第二组，组长杨永模，任务是混入会场捣乱，并查看送换联的姓名，在散会后也要协力掩护吴永昌。
       伪省会警察局长徐中齐于8月18日上午8时借故去内江以逃避罪责。徐中齐一走，王介中立即集合全队特务，下达行动命令，宣布纪律，收缴参加行动者的武器和证件，然后分成五批先后前往蓉光电影院会场潜伏。我同王介中都换穿了西服，去到会场对面一家咖啡店楼上靠窗口的一张桌子坐下，进行观察和指挥。蓉光电影院门前挂誉写谷“成都市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的横幅。特务分子们泥入人群走进会场，还在门前设置的签名册上签上假名，借以连着签名册和递换联、送花圈的人名，后来有许多民主人士遭到监视、逮捕和迫害，根源就在于此。
       在大会快要开始时，杨永模向王介中报告，今天由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代表省主席张群任追悼大会的主席，原定任务还执不执行？王介中毫不犹豫地说：按原定计划进行，但不要当着李伯申的面动手，同时更要加强对吴永昌的掩护，一定要造成他易于打中的机会和顺利脱身的条件。
       大会进行中，王介中和我一起站在咖啡店窗口前观察、指挥。大会开到午后两点钟才散会，王介中看到张澜老先生把李伯
       申送上汽车以后，就将事先约定的暗号一一取出白手甲假意擦咀，然后一抖。吴永昌一见暗号，急忙拨开人群，乘张澜老先生刚坐上私包车（人力车）时，便走上前去将红墨水瓶打在张的额上，瓶里的红墨水进洒张老一脸，连身上的白复布长衫都染红了，许多盟员和围观群众，出于义愤，都怒吼起来，将分子也乘机乱吼，负责掩护吴永昌的杨泗海、谭玉龙二人将两个大便纸包抛出，在旁的杨永模大喊一声“干溜弹”！围观的群众·听大惊，四下乱跑，街上的行人也跟着乱跑，秩序大乱，吴永昌乘机蹦掉。
       当我和王介中吃了午饭回伪警局时，杨永模、胡文翰等陆续向王介中报功。他们说：他们掩护吴永昌脱身后，就在蓉光电影院门口等张松涛，当张松涛将大令挽联雇车拉到太平街时，就一涌而上，将张松涛狠狠地殴打一顿，并将挽联撕毁一部分，抢匪一部分。王介中将抢回的挽联在当晚送到徐中齐寝室的下，向徐中齐报功。
       殴伤张澜老先生的暴行，震动了一全时，全国舆论纷纷指责，逼着伪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也不得不“严饬”伪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和伪省会警察局长徐中齐立即破案，缉拿凶手。事前阎到重庆去的伪四川省主席张群也假惺惺地来电慰问说：“闻张表方先生于昨日追悼会散会后，有捣乱分子对先生妄加非礼，尊体微伤，维护未周，至深负疚。兹嘱季秘书长伯申代表慰问，致敬歉忱、地方军政机关送次有令保护，乃再前疏于防范，临时又来能筹为保护，除查究惩处外，特电驰慰，敬祈昭答。”
       广大革命人民对张、邓这套只打雷、不下雨敷衍、忘事姿态，不予理采，要求惩办凶手呼吁越来越离，张群等反动头子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撤掉”徐中齐的警察局长。从此，我们这些特务虽然奉命对革命人士和群众运动更加加强了侦察、控制，但革命的群众运动却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1981年元月写)
      
王干青、李筱亭、周列三同志
在双流和成都
       周锋镐 周本纯
       老一辈革命者王干青、李筱亭和周烈三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尤其是王干青同志解放前夕惨遭反动派杀害，血染了十二桥！他们的光辉形象，永远是我们青年后代学习的榜样。现就我们回忆和搜集的一些资料合并整理成文，作为对革命前辈的怀念。限于资料不全，水平不高，错讹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一)
       王干青、李筱亭和周烈三清末同在成都“四川通省师范”读书，他们胸怀救国大志，目击清廷政治腐败，对外奴颜婢膝，“丧权辱国，而极为愤慨不满，在爱国思想的基础上，结下了深厚诚挚的友谊。毕业后，虽然各奔前程，天各一方，但他们追求救国真理，向往革命的目标是相同的，只是各人的经历不同而已。
       王干青，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奔走革命。一九二八年“二·一六”惨案后，四、五月间王干青率领党组织指示，在家乡绵竹县带头发动反对军阀政府横征暴敛的斗争，被驻军团长拘捕，经组织营救脱险，翌年七月初，他又在绵竹继续领导发动农民暴动，率领农民武装围攻县城。由于谭尊五叛变，致暴动失败。他抵御隐蔽在绵竹，安县一带农村，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后因患重病，由农民护送成都就医。病虽治愈，因
       身份暴露，不能再回绵竹活动，滞留成都，同时个人安全也成问题。
       李筱亭，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一七年广州组织护法政府。他担任秘书工作，拥护孙先生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为蒋所痛恨。一九二七年在重庆“三·二一”惨案发生时，李筱亭也在重庆担任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左派）的负责人，成为反对军阀捕杀的主要对象，经组织掩护幸免于难，蒋介石就下令全国通缉。他辗转逃到成都，处境十分危险。
       周烈三，双流红石乡人，周姓是红石乡一个大族，颇有声望。他在通省师范毕业后，虽抱着改革社会，臻国家于富强的良好愿望，通过他先从政、后教学乃至到蒋王坝荒山丛林进行开发资源的调查，还写了一本《唐王坝山秘密之披露》的著作。实践证明，都无补于实际，他才明白“实业救国”当时也是行不通的。究竟要走什么样道路，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答。只好继续教书，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综上所述，汪干青。李筱亭由于白色恐怖，形势险恶，急需找一个信得过又稳妥又安全的地方隐蔽下来，而周烈三世居双流，有深厚的家族渊源，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同时周本人有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进步思想，这一点王、李是非常清楚的。从而促使他们三人在阔别多年之后，又重新结合在一起。
       一九三〇年，王干青接受党组织的指示，转移到双流隐蔽。他一去双流就立即到县第一小学找周烈三，经过一夜推心置腹的密谈，列三赞革命，慨然表示把王留住其家，甘冒风险进行掩护。同时，列三对王早已参加革命，大有“祖生先吾着鞭”之感，不胜钦羡。
       不久，王干青奉党组织之命，又把李筱亭接到双流，和他一起在周列三掩护下隐蔽。从此列二在王、李的帮助下，逐渐认识到只有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梦寐以求实现救国理想的正确
       道路。就在这年，他通过王干青向党组织申请入党。当时省委考虑到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在双流的社会关系，掩护党的地下同志，暂时留在党外为宜。
       王干青、李筱亭到双流后，周列三将他们安置在红石乡，以便利用本乡本土封建家族和社会人士的关系加以掩护；同时该乡濒临金马河与崇庆、新津两县接壤，万一有警，可渡河到邻县暂避，是保证王、李安全的有利条件。
       王干青化名王潜夫，先租农民王宗兴茅屋两间栖身，继迁歧阳小学旁周锡九家。李筱亭易姓改名易彭俊升，蓄长胡，人称“彭胡子”先后租赁周海楼、吴福斋两家房屋居住。至此，王、李才在红石乡定居下来，他们的家属经省委同意，接到双流共同生活。
       (二)
       王干青、李筱亭及其家属在红石乡定居后，周列三利用家族关系筹办一所私塾，让王、李“设帐”授徒，既可藉此掩护，又能维持生活。这所私塾别开生面，与旧式私塾迥然不同，它不让学生读《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之类封建书本，而是讲授的和公办小学一样的功课，如国文、历史、地理、音乐、图画等。因此吸引不少学生，有本地的也有外乡的，更有远道从新津负笈来求学的。由于王干青、李筱亭教学极其认真负责，讲课内容充实，批改作业也不草率，深受学生欢迎。周氏私塾，名噪全乡，前来就学的学生日益增多，最多时达五、六十人。
       一年以后，王干青、李筱亭已在红石乡站稳脚跟，就想以此作为基础，开展革命宣传，苦于私塾太小，无法掩护更多的革命同志进行工作。乃与周列三磋商研究，准备由周面出开办一个完全小学，扩大教育面，可以容纳一些革命同志；并利用讲台，对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向青年一代播下革命火种。于是决定办一所高、初两级的完小，取名“建平小学”。
       周列三当向族中长辈及地方有声望的人士力陈兴办学校之利，争取支持。大部份族人同意在周氏支祠开办，并拨清册会祀祖公田收入为学校基金。当由周书桥（列三伯兄）筹建茅屋教同作为教室，利用原祠宇房屋作办公室、宿舍及厨房。但办学校事又有部份族人阻挠反对，竞将列三控告到县府，指责他霸占宗祠办学，废弃蒸尝火迫不孝。列三据理力争，严加驳斥，经过多次反复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学校才如期开学行课。
       建平小学成立时，周列三任校长，王干青、李筱亭聘为教师，另外又聘请教师十余人。王、李通过课堂教学，批改作业和课外活动与学生接触的机会，经常对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如王教历史、地理课，常联系实际进行教学，当地理课中讲到东三省时，便痛斥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不抵抗政策，将东北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使东北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他慷慨激昂地勉励学生说：“我们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一定要收复失地，报仇雪耻！”他在讲历史课时，总是勉励学生学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等，这些爱国主义的教育，学生印象深刻。当年曾听过他讲课的吴德风（今退休教师）说：“我读建平小学时，王干青老师讲地理、历史课联系现实，宣传抗日，真讲得好，同学们无不感动，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年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当日王老师讲课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目前。”李筱亭所讲的国文（语）课尤为出色，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亦庄亦谐，形象生动，善于联系现实生活，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他上课的教材，除选用国语课本上部份教材外，又另选一些内容较好的短篇古文来讲授，有时也自编一些教材。如他讲《苛政猛如虎》一文时，他问学生：“这篇古文记叙的是两千多年前春秋时代的事，把苛政形象比喻如猛虎。古代有苛政，你们说现在有没有苛政呢？”不等学生回答，他接着大声说道：“同学们，我说现在也有苛政，而且它和古代的苛政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才二十年多点，可是我们四川老百姓上粮已上到民国
       六、七十年了！”略为停顿一下，他激愤地说：“你们说这是不是苛政？它是不是“猛于虎”？他在讲桌上猛击一拳，怒吼道：“这是什么政府！弄得民不聊生，怒占载道！”随即将放在讲桌上的书本，一把抓出来甩出窗外。这时课堂上一片寂静，学生们被李老师的激昂情绪吸引了。当年曾在建平小学读书，现已年逾六旬的老农民李德治说：“彭俊升（李俊沙）老师讲《苛政猛于虎》这课时的情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它给我的印象真是太深深了！”据周列三次子周铎镐（现任教于成都科技大学）回忆，当年他在建平小学读书时，李俊享教他们的国语课，还选讲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讲课时也是结合现实阐发文章内容，使学生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有所认识。另外还学过一篇古文，他记得其中有这样几句：“匍匐往，自拔虎牙，虎目‘善’恭顺可喜，或者求，或者脆，死后为侠莫我疑。”“吁，嗟夫！凶猛之虎谁敢仇，白骨委地无人收，古今天遣常悠悠，杀人多者皆封侯。”显然那篇文章是以物喻人，揭露反动统治者“吃人”的凶残本质。李俊享就是通过这类课文，给予学生深刻的思想教育，加深对国民党反动派丑恶本质的认识和憎恨。
       李俊享批改学生作文更是十分认真，每篇作文都精批细改。发作文本时，还要把每篇写作中的优缺点，向每个学生作口头说明。因此，学生受益不浅，长进很大。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经常通过学生作文，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据温江中学退休教师李九龄回忆说：“李俊享老师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记得我的一篇作文里，李老师给我加进了这样几句话：‘人之具有知识，亦如操持戈矛。如操持戈矛者为端人，则可以锄强扶弱，以致升平；如操持戈矛者为曲士，则可以贼正人而乱天下。’发作文本时，李老师当面给我讲解了这几句话的意思，还小声告诉我，蒋介石和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就是‘曲士’，他们拿着武器屠杀人民，红军就是‘端人’，他们手握武器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战斗。从此以后我就对红军有好感，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毫不
       相信。总之，浅的思想受李老师的影响很深，解放前我能加入民主同盟这个进步组织，是和李老师对我的教育分不开的。”
       王干青、李筱亭在课外“还时时刻刻找机会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如王干青的小儿子泽锦四岁时，被庸医误投药石，不幸夭亡，他把泽锦葬在寓所附近并立石碑纪念。一天下午，王承予给泽锦垒坟，这时有几个学生在一旁，他边垒坟，一边和学生闲谈。他说：“你们看，现在的军队哪些是救国的军队？”几个学生都作了回答。王摇摇头说道：“你们所说的都不是救国的军队，而是祸国殃民的军队。什么军队是救国军队呢？那要是红军。红军打仗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压迫人民的蒋介石及大大小小的军阀，这样的军队才是真正的救国军队。”使学生们受到教育。
       (三)
       由于王干青、李筱亭和房列三对青年一代十分重视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的教育，故建平小学能培育出许多爱国青年和革命战士。学生中思想进步较快的周续镐（列三长子），辛树荣、王泽成等人，他们长期在王、泰、周三位革命前辈熏陶下，痛恨反动统治向往革命，决心奔赴解放区干革命工作。王干青、李筱亭积极支持，将周续镐、辛树荣介绍给延安革命领导人林伯渠和罗瑞卿，将王泽成介绍到山西解放区，让他们参加革命工作，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
       王干青对青年的成长进步尤为关切，如周继丰（列三族侄）幼年辍学，打算学习医术，王力劝其打消学医念头，到建平小学继续读书，语重心长地说：“古人说，‘上医医国，其次医人’。继丰，我希望你作一个医国的上医，进学校读书就是学医国家的本领。”周继丰被说服了，丢掉学医的念头，到建平小学读书，后来一直读到大学，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事例，充分说明青年的进步和成长，关键在于正确的培育和引导。
       还有一位比较突出的学生杨思贤，他在建平小学受爱国主义
       的教育影响极深，以后投笔从戎，作国民党空军学校毕业，到空军轰炸机队伍职。抗战中投奔日寇，累立战功。继在解放战争中，他深明大义，不怕引火烧身，公开拒绝轰炸革命圣地延安的命令，被国民党开除军籍，判处徒刑，但他仍不改变反对内战的态度。这些都足以证明，王、李、周三老对学生的教育，有何等深远的影响。
       建平小学由于掌握在共产党人三十内、李筱华和原列三手中，不仅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培育革命青年的地方，也是共产党人秘密活动的据点。因此常有共产党人来此与王、李、周三人联系，如当时的代理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曾亲自来建平小学视察，部署工作，还有共产党人郝谦（现省图书馆顾问）也曾来此养过病。他们为了和成都党组织保持联系，巧妙地利用与协进中学修改学生作文本机会，常托小学附近一位忠实可靠的农民田正春（绰号田春官）往返成都、双流之间，借取送作文本传递消息。因此他们寄给党组织的信件和成都党组织给他们的指示，均能稳妥地及时收到，从未出过一次问题。
       周、王、李三人均工诗善文，每有感触，常常相互唱和，抒发革命激情。惜周、李二人之诗，收徒无存，惟王干青遗诗尚搜集到十余首，现谨录其中《去年冬间即事四绝》于后：
       大兵大族国人尽，桥槽桥埋正义亡。
       中原敌敌推硝始，三民经济三幸。
       入主出汉遂是非，十年余气尽轻原。
       紫金山呼啸归处，料得映狼鬼夜啼。
       桥将碧血染山河，茅命功勋斩俄多。
       杀尽同胞同志在，燕云一列战横原。
       自杀真成满沧红，更看白日起辽东。
       青天荡荡呼无路。相间人人说国穷。
       这四首绝句，字里行间洋溢着平声对声时黑暗现实的激愤之情，相视宛如归拼将碧血染山河的辛奋精神。
       建平小学在周列三、王平背和李筱亭的努力下，办得很好，但也遭到少数顽固分子的反对。一是少数周氏族中反对用祖先祠堂办学；二是教私塾的冬烘先生认为是断了他们的“财源”。两者结合一起，怂恿周氏族中长辈，利用封建族权，以周列二占用供奉祖先的祠堂办学，实属大逆不孝为借口，煽动部分族人，乘一九三三年清明祀祖聚会之期，哄闹一场，迫他辞职离校。列三被迫向校董会提出辞职，愤然离校。他在遭受如此严重的挫折下，既感到屈辱气馁，又耽心王、李二人今后的安全，忧心如焚。
       王平背、李筱亭面对建平小学这场风波，认为无论如何学校行政大权，不能落入周氏守旧派手中，经反复研究后，共同认定乡绅士少东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于是，由王平青出面向校董事会举荐王少东继任建平小学校长，王也欣然同意。顽固守旧的一小派人慑于王在地方上的威望，不敢反对。这样，一场轩然大波，始告平息。
       王少东平时对王平青、李筱亭的学识和品德甚为钦佩，他任校长后，继续聘请他们任教，十分尊重。一九一四年春，建平小学与濂溪小学合并，改名为歧阳小学。王、李仍继续在该校任教。周列三看到王、李两人平安无事，也就放心了。然后他寄居在牧马山双华场，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一年后写出《华族生命论》一书，宣传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刊行问世后，在三十年代双流知识青年中，起到很大的影响。
       (四)
       抗战前夕，“双十二事变”后，国民党接受共产党抗日主张，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国民党蒋介石撤销对李筱亭的通缉令。李才离开歧阳小学到成都。随即被党组织派进京、沪、穗等地，做居正、于右任等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由于革命的需要，王干青也离开双流歧阳小学到成都，党组织派他到川军四十一军孙德操部做统战工作，旋又转派刘浏湘部任高级参谋，做争取刘湘的工作。刘湘任命他兼任四川当政府保甲指导室主任。他利用这一
       “合法”机构，掩护一批党的地下工作同志和进步青年，搞各种进步活动。这时周列三负责掩护王干青，李筱亭两位共产党员的任务便告完成，当由张秀热、李筱亭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也从双流到成都，到省府保甲指导室工作。原建平小学学生李树荣、王泽成、周海文（现任云南省委统战部长）也随同周列三到保甲室协助开展地下斗争和民主运动。这一时期成都的革命浪潮高涨，革命斗争形势有了较大的发展。
       一九三七年刘湘指派王干青作为他的代表到延安联系，并在延安曾遇见毛泽东主席和林伯渠、刘伯承、贺龙、罗瑞卿等党中央领导人，并赋诗一首呈毛主席。内容是：
       三秦北户古延安，上将英名说范韩。
       自古贤豪不世出，如公英武信才难。
       十年叱咤雷霆斗，一鼓和平忆尤欢。
       沧海横流经此日，更看双手挽狂澜。
       当时志士磨着后，还给王写了一封回信，他视为珍宝，珍藏多年。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统治区内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王恶遭不测，便将此信交学生周继丰代为收藏，可惜在“文革”中不幸散失，继丰引为终身憾事。
       一九三八年刘湘出川抗战，病死汉口，四川政局起了变化，地下工作者受到影响。于是一九四〇年王干青奉党组织之命，回绮竹县筹办四川省第一儿童教养院，他任院长，学生周继丰为副院长，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先发动群众毁栈作恶多端的征收员张舜子事件；四一年三月十二日又发生震撼全县的红灯教事件，杀死了国民党绮竹县党部书记长高岳和县府秘书廖铁樵事件。这两桩事件都是由王干青组织领导的。成都行辕密令绮竹县府逮捕王干青和周继丰，他们获悉，遂即撤离绮竹回到成都。党为了掩护他们安排在成都慈惠堂工作，王任培根火柴厂厂长兼孤老院长，周作火柴厂保管股长。这时李筱亭早已在南京沦陷前就回成都了，出于革命的需要，王干青就将孤老院长交给李执掌。
       这几年刚列二的工作也有变化，一九三九年高灯保印，寻室，到乐山互通桥道村中学教书，开展地下工作。当时教职员中就有几个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是朱亚凡。一九四〇年朱在成都被国民党特务诬以制造“抢米”事件罪杀害。列三由于情况变化，回到成都，到周绍芝所办的《建国日报》任主笔作为掩护。继因报社并入《华西日报》，杨伯任主笔，列三乃到西北中学教书，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
       一九四三年成都愁惠堂理事长尹仲锡病故，众人推举汪同盟主席张澜任理事长，张老初不愿意担任，经不住理事会再三致请，他感到社会救济事业，本身就是一件大好事，何况借此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同志和盟员，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于是表示同意。
       慈惠堂规模很大，内设七个部门，有女婴教养所、养老院、盲童教养所、培根火柴厂等，养老育幼约二、三千人，「厂职工有数百人。其中工作人员，大都是共产党员和盟员，王平青、徐筱亭和周列三外，还有肖华清、杜象谷、袁思治、周继丰、陈元春（列三的得意门生）等。他们在慈惠堂除积弊、创新规，搞好火柴厂的生产，加强孤儿文化卫生教育，改善孤老伙食，治愈女婴疥疮，使该堂面貌焕然一新。
       就在此时，中共长江局派张友渔到成都，在双棚子对伯恒家，指示达杨和王干青、周列三、张万禄、周继丰等党员同志加入民主同盟。张友渔说，以盟员身份进行革命活动，不易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注意，并可积极发展盟员，壮大革命力量。于是他们五人都在此时加入了民盟。
       此后民盟便在慈惠堂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干部联谊会，约两周在女婴教养所开会一次，会上由杨伯恒、李相符等同志按照党组织指示布置工作，或座谈时事，或学习传达文件。周列二当时是民盟省委委员兼组织委员会副主任，也是“干联会”成员之一。他对民盟工作，除经常向张澜主席汇报请示外，还经常与杨伯恒、李相符、田一平、张志和、于邦齐、谷醒华、肖华清、王干青等
       盟的领导干部分别接触或研究盟务，进一步开展民主革命活动。
       与此同时，王干奇、周列三通过各种活动，还让袁思治、周继丰等在火柴厂展开工运，开办工人夜校等，参加学习的有数百工人。夜校教员由工、洞、袁、周等担任，教材是根据《新华日报》登载的有关政治军书、经济等消息和文章编写的。工人们学习的积极性很高，通过长时间的学习，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都迅速提高。
       王干奇、周列三当时就都已年届六旬，但精神矍铄，干劲十足，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他们在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仍不忘学习，每天必须挤出时间进步书报杂志。列三鼓励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学生陈元春说：“一个革命者要干好革命工作，要适应不断前进的时代的需要，必须坚持努力学习，不断增进革命知识，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革命导师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王干奇、李筱亭、周列三对党忠心耿耿，身在成都，心往延安，经常盼望着延安的消息。有一次，一位同志从延安带来一份资料，列三反复阅读后，异常兴奋，嘱咐元春立即熬夜赶抄写几句，又分送给几位领导同志备。“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七大胜利闭幕，《新华日报》登出消息，还选出毛主席在大会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王、李、周一人见到报纸，为之欢欣鼓舞，认为今后全国人民革命斗争，有明确方向，胜利大有希望，闹民党反动派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
       (五)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投降，抗战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执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积聚力量，妄图夺取胜利果实，消灭人民的军队，消灭共产党。因此，在国统区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将遭到更严峻的考验。
       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一天，国民党特务就借故捣毁进步的《传
       西晚报》，殴打报社编辑、记者和工人，抢走物资。时该报负责人之一的杨伯恺，立即纠葛惠堂久懋教养所与周列三商谈事情发生经过，并研究对策。列三对此事件愤慨万分，对该报同志表示慰问和支持外，还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不久该报果然胜利复刊。列三高兴地说：“只有和敌人坚决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一九四五年底，四川大学生发生民盟成员李实有被特务殴打，逮捕事件。周列三闻讯，极为愤慨，痛骂国民党特务蛮横凶残，卑鄙无耻。他与杨伯恺、李相符等共等研究如何组织各方面力量营救李实育，并将此事向张澜汇报请示。张老极为重视，立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释放李实育。在党和民盟积极斗争和社会上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释放了李实育。
       为了加强宣传民主，反对独裁，配合地下斗争，杨伯恺、王干青、周列三等发起创办《民众时报》，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创刊。该报发行人张澜，总经理杨伯恺，副总经理周列三，其他工作人员如刘铭章、张润瑞、李代彬、岳先祥，周继丰等都是共产党员；印刷部骨干是《新华日报》派来的。当时经常给该报写稿的有张凌兮、马哲民等知名人士。《民众时报》一问世，就旗帜鲜明地鼓吹民主与和平，反蒋反美，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重视，拥有最广大的读者，是当时成都有影响的进步报纸。
       国民党反动派把《民众时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对支援《民众时报》资金的刘文辉施加压力，迫使其断绝经费援助，妄图扼杀《民众时报》。但他们这一卑鄙打算落空了，便撕破民主的伪装，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悍然勒令《民众时报》停刊。为了继续占领舆论阵地，坚持革命斗争，杨伯恺、周列三等乃将“民众时报社”更名为“华昌印刷厂”由原地址迁往王家坝街，继续秘密印刷进步书刊和宣传品。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人民的全面内战，气焰十分嚣张，在其统治区内，更加强法西斯恐怖统治，镇压人民革命活动。
       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晚和二日晨，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杨伯恺、于邦齐、田一平等均不幸被捕。同时，华昌印刷厂亦被特务捣毁，工作人员刘鸣滨（共产党员）被捕。成都地区一时乌云密布，人心惶惶。
       “六·二”大逮捕，嗣列三能够幸免于难，是因为反动派报纸在几天前以滥语说共产党要搞暴动，他估计这是反动派行将捕人前的舆论准备，要提高警惕。六月一日夜，周列三离开女婴教养所回九眼桥畔白塔寺住宿。深夜，特务前往女婴教养所抓他扑了空。二日上午十点钟，他的次子锋锵（共产党员）在四川大学数学系念书，赶回家看父亲是否平安无事。刚好，列三在家，父子还未交谈时，突然有个陌生的中年妇人，携带一小女孩，神色慌张地跑来说：“今天早晨天还没亮，开来一辆汽车停在女婴教养所门口，跳下十来个八闯进所里。他们威逼大家起了床，追问你在哪里，我们都说不知道。他们又在所里搜寻你，看到天已亮，才匆匆忙忙地爬上汽车走了。列三对她表示感谢，并安慰说：“不要怕，不要紧的！”那妇人不敢久留，说完就带女孩匆匆地去了。这时列三才告诉锋锵说：“早晨，沛然（列三侄孙周沛然，华昌印刷厂排字工人，现为双流印刷一厂领导人）来报信，说华昌印刷厂在今天凌晨一、二点钟也被特务捣毁，还抓走了人。我很脱心杨伯恺的安全，便叫沛然立即到双栅子街去看看他家的情况如何。沛然去不多时回来告诉我说见了杨夫人危淑元，危说昨晚深夜，一群特务破门入室，将杨先生从床上抓起来，蒙上眼睛，五花大绑，推搡着出门，弄上汽车开走了。我安慰沛然一番，并鼓励他要坚持斗争，不能动摇、退却。”锋锵听完后感到形势危急，即催促父亲速速离开成都，回乡暂避。但列三却镇静地说：“别慌，要临危不乱！不要紧的，吃了午饭再说，我还要等一个人。”饭后，列三所等的人老是没来，锋锵又催促父亲说：“还是早走的好，你要等的人不会来了。”他很有把握地说：“白天敌人不会来这里安钉子的！”说毕，他就叫锋锵先回川大去，自己也随即离
       开。临别他还叮咛锋镝：“处在目前险恶环境之中，一要镇静，二要提高警惕，三要坚持斗争。”当天晚上，周列三宿于王干青家，这两位患疥与共的亲密战友，抵足而眠，密谈至东方既白。翌晨，列三离开成都，取道神仙树、石羊场小路回双流。
       “六·二”事件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周锋镝由川大回家看看情况。刚跨进大门，邻居袁婆婆就对他说：“幸好你父子那天走了，不然就糟了。当天晚上我正在堂屋念经，忽然有人打门，待我把门打开，闯进来一群凶神恶煞的士兵和穿便衣的人，走在前头那个龟儿子军官还打了我一掌，说我把门开退了，是在藏人。他们找不到你爸爸，硬说我藏起来了，就在我房间里反复搜寻，逼我娶人。我说你们好久没有回来过了。他们不信，用刺刀戳破窗纸。拿电筒从窗洞往屋里一照，看见方桌板凳积蓄厚厚的灰尘，一个穿便衣的才说：‘他是走好久了，桌上灰尘都这么厚。’这样，他们才骂着走了。唉呀，锋镝，你们俩爷子是好人，真是菩萨保佑！以后，千万在这里住不得了。”
       周列三回双流红石乡老家住了半年多后，在一九四八年上年又潜来成都，与党组织接上头。其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连遭惨败，在经济、外交方面也遭致命的挫折，蒋家王朝已面临崩溃的前夕。在此形势下，地下党组织给党员布置了新的战斗任务。年初，上级党委从中共杭州市委调来洪德铭（化名王牌子），任成都市委书记，加强领导力。五月初，洪德铭指示张万禄、周列三、周维丰三位党员，成立了“中共成都市郊区工作委员会”由张任组长。该组的任务是：一、团结广大工农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适当时候，组织革命武装；二、广泛联系中层知识分子，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扩大影响。另外，又指示党员苟青云等，成立另一郊区委员会，分区进行革命活动。
       张万禄、周列三、周维丰接受任务后，分头开展活动，张到新津搞“军运”，建立地下武装；列三回双流发展盟员，联系中
       下层知识分子，继丰赴简阳搞工运、农运、学运，也建立地下武装。
       周列三回乡后，积极发展盟员，次子锋锦也经常从川大返家协助工作。他们在双流的红石、彭镇，擦弄三乡发展了许多盟员，依靠主要骨干有周洛京、周化锋、吴泽励、陈开棉等，在其它乡镇和邻县一些地区也发展了不少盟员，依靠主要骨干有成都班竹园的陈世泽，新津县的蔡怀宾、蔡怀友和龚杰五等。负责登记盟员，保管、传抄文件和通讯联络的是周锋锦。在盟员中工作最出色的应数跋阳小学教师周洛京，他在教职工中发展盟员，教师生唱进步歌曲，担秧歌舞，使学校洋溢着进步分。其他盟员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反动派即将灭亡的大好形势，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壮大革命声势。周列三又命在伪双流县府任职的盟员傅怀玉负责了解伪县府的动态，经常向他汇报。
       周继丰在去简阳之前，清四双流与周列三在红石乡组织“周氏青年自治会”，团结教育族中青年。“自治会”定期开会，学习《新民主义论》和《新华日报》使青年们受革命教育，其中不少人加入了民盟。
       一九四八年农历冬月间，张万禄在新津花园场建立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于十五日晨离开该地，转移到周列三家暂避。张到周家时，列三因事外出。不多时，伪县自卫队中队长杨泽山（绰号叫杨杏官）率队前来逮捕列三次子弹镐。适逢锋镐是日早饭后外出未归，敌人扑了个空。一时紧张气氛，弥漫周家及其邻里。列三返家后，考虑到处境险恶，必须将张万禄和锋镐送到比较安全的地方隐蔽，最后决定把他们送去崇庆县江源乡张菜同学处避难。列三送走二人后，也深感自身安全大受威胁，便先后去几家亲友处避难。
       一个多月后“中共重庆市委被破坏，张万禄被党组织调去接替被捕同志的工作。此后，周锋镐则经常来往于双流、成都和江源之间，进行革命活动。一九四九年秋，驻双流簇桥的伪保安第五团
       逮捕了操耳乡盟员陈开楠、刘建文，盟员周隆威脱险逃走。这时，周列三亦不敢经常住在家里，他命铎镐通知红石、彭镇、操耳三乡盟员，百倍提高警惕，以防反动派抓人，就这样四处奔波直到解放。
       当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解放大军军戈南下，国民党反动派溃不成军，濒临灭亡的时候，还疯狂地作垂死挣扎，在重庆、成都两地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忠诚的革命战士王干青，不幸在成都被捕了。他在狱中视死如归，顽强不屈地英勇斗争！解放前夕，被特务残酷杀害于成都外西十二桥，同时殉难的革命烈士多人。王干青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牺牲正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所说的，人民的民主自由，民族独立解放，都只能靠斗争得来，只有具备牺牲奋斗的精神，不惜“断头流血以从之”，才能获得自由与解放。
       (六)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双流解放初，周列三同志在彭镇主持了欢迎解放军大会。他经常向县委、县政府军事代表提供有关情况，积极帮着安定社会秩序，开展工作。他动员红石、彭镇、操耳、柑梓等乡的许多民盟盟员参加了征粮工作。
       是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双流土匪暴乱，攻打、抢掠柑梓、彭镇等地；二十九日叛匪围攻县城。列三同志因不明了叛乱情况，于除夕那天从成都回到红石家中过年。当即被土匪侦查，傍晚匪首王小翠等纠集匪徒百余人，前往包围了他的住宅，要杀害他。匪徒们一边乱放枪，一边纵火点燃其住房周围的篱笆。在万分危急之时，列三更衣化装由径孙周沛然保护着迤逦至邻家逃出后，趁黑夜绕道到达县城才安全脱险。在此前后，参加征粮工作的部份盟员同志，不幸被匪徒残杀了。
       列三同志为了不让土匪暴乱扩大，糜烂和危害地方，立即
       写信给彭镇的祖哥总舵把子周次文，叫他英听信谣言，莫参加叛乱，要认清形势，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争取做个开明士绅。周次文接信后，听从告诫，没有参加叛乱。即首王小翠曾经登门劝请他出来作叛乱首领，终被他严词拒绝。为了避免叛匪纠缠，周次文也悄悄奉带家眷，避居到县城。叛匪得知后，认为他进城“投共”立即纵火焚烧其住房，以发泄仇恨。由于周次文接受了列三同志的忠告，使双流土匪叛乱没有再扩大，很快就被我解放大军一鼓荡平。
       解放后，周列三同志先后担任成都市第五区副区长、市民政局科长、市委参事室副主任等职。他虽年事已高，但革命精神不减当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热爱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勤勤恳恳，善于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但“文革”中，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左路线冲击下，共产党员周列三竟被横加上“地主分子”、“假党员”、“反革命分子”等等罪名，遭到揪斗、审查和精神肉体上的迫害摧残，而于一九七〇年六月一日含恨以殁，终年八十六岁。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九七九年六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他的光辉业绩，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双流县政协一九八四年七月供稿，姜梦弼整理）
      
一九四六年西川邮务工会事件真象

       李英
       一九四六年初，我在中流川调宁代理党派部及科科长。一天，室主任徐政在他办公室对我介绍说，刘剑秋（西川邮务局的邮务员，中统党纲，后任川调室科长、隆昌伪县长、中统川中办事处主任）有一个重要情报向我们汇报。接着，刘剑秋读了下面一桩事情：
       共产党在成都邮务局活动很频繁。大约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份，为分配平价布（比市价便宜一半，一年一人一支或一支五市尺）事，共产党借口分配不公，乘机闹事，鼓动邮务员叶志新等率领一批信差包围了局长郑义琛的办公室，邮务帮办史治堂出面调解，被叶志强等打得鼻青眼肿，事态正在进一步扩大。刘把话说完，要求中统川调室逮捕肇事人员并追查共产党组织。
       我听完后，要他补一个书面材料。回科后，我命本科书记李胡美鉴编成战报，电报南京中统局。中统局很快就回电，大意是：现值与共方签定停战协议，美同盟帮正在调处期间，吾人与中共之斗争方式，宜另辟新径。关于邮务工会问题，可组织忠于同志，号召运用细胞，揭露中共阴谋，以组织对组织，宣传对宣传之斗争手段，务期将事件引导于我有利之方向发展。至于出手打人和哄闹之份子，由该局通过行政方式处理。
       徐政在回电上的批语是：通知刘剑秋同志约该局局长来室一谈。我即据此通知了刘剑秋。我虽未参加他们的谈话，但事后知道，邮务局以行政方式呈请伪交通部邮务总局批准，将叶志新邮务员开除，永不录用。并调走了几个有肇事嫌疑的邮务员和邮务
       在。到此，我们认为这并非已告结束。
       中统川调室在成都邮局的特务人员有：西川邮务工会理事长苟清如（中统义务调工），右伏街邮政分局局长叶欣纲（中统党，邮务佐露治华，廖品柱（中统通讯员）等。我已记不清他们中的那一个给川调室一个情报，说成都广大邮务员工对叶志新等人的处理不服，正在酝酿全局大罢工。并准备派出代表与局方谈判，要求局方收回开除叶志新及调走员工的成命，要史治堂帮办向广大员工道歉，要局方向新闻界说明事件真相，以及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保证职工安全等等。
       我把这个情报送与徐致，徐政批了三条意见：一、迅速呈报中统局，抄转特委会密切注意；二、查明为首份子姓名及政治面览，平时言行，并开具名单呈报，三、由警区会同苟清如发动邮务工会会员，开展反罢工活动。
       我将徐政的批示交科报文呈报中统局本部，将情报抄转省特委会，又下令中统警区查报邮局职工酝酿罢工经过及为首者的名单，包括他们的政治面貌和言行活动。并通知中统警区主任胡美鉴与四川邮务工会理事长苟清如按徐政批示办理。后得到警区的报告说：罢工的为首者为邮务员李实育、安琪、达凤德，还有赵××、卢志远、高策波等十余人。
       接着，胡美鉴与苟清如，纠集了中统特务如雷治华，廖品柱和邮差彭延华，张思祥、刘汉卿等，以护局为名的一批打手，每天在市区海会寺云龙茶社聚会，用工会名义“号召勿为奸人利用，罢工是破坏和平秩序”等等，来阻止和破坏广大员工的罢工活动。
       这时，罢工运动的组织者李实育等人，一面领导罢工，一面揭穿反动派工会是中统特务的御用工具，号召打倒中统特务苟清如为首的公工会，改造能代表邮务员工利益的新工会，并成立了邮务工会改选促进会（当时称为新工会）。一般人把这场斗争称为新旧工会之争。
       为此，南京“中华全国邮务总工会”派出常委王宜声，水祥云，张光岱三人来成都，负责处理新旧工会问题。徐政探访这三个常委与CC（也就是中统）较为接近，而且有的还是上海杜月笙“场社”中的骨干人物，显然有利于旧工会。他们一到，徐就立码设宴接风，暗示他们支持旧工会，搞掉新工会。
       事出意料。他们到成都市邮政各支局，分局直接征求意见以后得出“旧工会已失去人心，邮务员工普遍要求改选”的结论。于是，他们代表邮务总工会同意立即改选，宣布以苟清如为首旧工会不再行使工会职权。这就给了中统沉重的一击。
       中统贼心不死。在蓉区主任胡美鉴策划下，决定由旧工会理事长苟清如以全体邮务员工的名义，向社会发出快邮代电，污蔑工会改选促进会是受奸人利用，破坏停战协定，扰乱后方等等。并派彭廷华、张思祥、刘汉卿等人在市区散发、张贴。当他们正在张贴时，被新工会的人员把他们扭送成都地方法院，控告苟清如盗用全体邮局职工名义，诬蔑新工会“受奸人利用”。伪地方法院也假装传讯了一下。胡美鉴把新工会的控告理由抄报徐政，徐召集我们去研究，认为新工会控告苟清如的理由无法公开辩驳，如苟清如出庭，不仅他本人要吃亏，还会使舆论进一步指向特务机关，置我们于不利的境地。因此，不要苟去出庭，请吴廉余律师代表他去应付。除此之外，徐还亲身去拜访地方法院院长宋尔僖，对他施加压力，结果就不了了之。
       经过新旧工会的斗争，中统幕后策划的所谓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的手段，并没有撩到什么便宜，反而弄得旧工会声名狼藉。于是，徐政又命苟清如与西川邮政总局局长郑义琛协商，用交通部邮政总局的行政命令，将新工会的骨干人物，借口工作需要，全部调离四川，如不服从，即予开除。调令一公布，被调者就不再算是西川邮政局的员工了，当然不能再参与改选工会的活动了，从而平息了这场风波。
       剩下的问题，是今后怎样对付搞新工会这几个人。由于上报
       的情报都说他们是共产党“派疑份子”，所以中统局本部很重视，特派王沧专员到成都，并带来一个命令：将邮局罢工的为首份子，共产党嫌疑李实育严加监视，搜集罪证，与警察联系捕送特种刑庭处理。徐政把命令交我，我转饬各区执行。但蓉区过去的情报，既无事实又无证明，仅是一些如“思想左倾，言论反动”之类的空帽子。徐政认为，现在正处于“停战调处时期”，没有根据的逮捕，恐怕“给共方以攻击我党之口实”。好在李实育、安琪、达凤德等都是川大学生，他们一边上学读书，一边在邮局工作。在邮局无法弄到李实育，就令川调学堂运组书记杨牧及学运组的外围组织“现代青年学会”在川大搞。
       这时，国民党为了在调处时期制造一种气氛，似乎解放军要把东北三省送给苏联，以取得苏联更大的军事支援。中统川调室在川大、华大、成大等大专院校，纠集了一批三青团份子和不明真相的学生，发起一次以反苏反共为中心内容的“护权爱国运动”。中共地下党立即领导组织各大专院校学生开会游行，进行针锋相对地揭露和抵制，李实育就是这次运动的活动分子。川调室学运组抓住这个良机，于一九四六年一月，派特务学生文庆炳跟踪李实育，并命他将川调室伪造的一套文件，悄悄藏在李实育的床下。一天晚上，中统蓉区派出行动特务，与川大附近的警察分驻所联系，由警察出面，通过川大生活指导主任韩伯墉，来到李实育宿舍搜查，搜出了那卷伪造的文件，即将李扣捕，转送成都市特种刑庭。这份文件有点像发表的时局主张那种性质的宣言，文中的重点是主张“东北独立”、“新疆内蒙古自治”等等。中统要求特务制度以“危害民国治罪”。但终因证据不足，又怕伪证败露，才不得不将李释放收场。
       (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写)
       读者·作者·编者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82页《1947年成都地区的洪灾及善后工程述要》一文即指善后工程是针对1947年洪灾冲毁工程进行的。据我所知：成都地区洪灾自1943年以来，已数见不鲜，1943年、1945年、1947年、1948年均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灾害，其中以1945年为最烈，安顺桥、十二桥、晋康桥以及望江楼一带沿河堤岸系被1945年洪水冲毁的。1947年举办的善后工程是对1945年洪水冲毁的桥、岸进行的。因1947年我在市建设科任技正科长，还承办过分担给市建设科的晋康桥、十二桥重建工程。为此提供。
       熊光义
       1984.6.
       读《周孝怀自述往事记》一文后，我有两点不同意见，提出与笔者商榷。
       原文既写得全面，又写得具体，对欲了解周孝怀其人者，读此一文帮助甚大。我觉得写得好！但其中有两点解说叙述还不很准确。
       一、文中的解释说：“举人最后一名称副榜。”其实副榜不是举人最后一名，也就是说，副榜根本不是举人。原文中不是说过周在“光绪甲午年……被取录为副榜。”“光绪丁酉年……又被取为副榜”吗？如果说说榜是举人的最后一名，它名次虽低，已经刚刚够格被取为举人了。如果已经是举人，那就无再参加乡试的必要，那就不会两次得副榜，副榜既非举人，那又是什么呢？副榜是考举人而落榜的人，但其试卷是落榜者中的较好者。
       所以将其名发在副榜上，副榜上有名的人，就称为副榜。有人说，副榜就象考学校的各取生一样。但这两个是形同而实不同，各取生可以补正取生，而副榜则永远不能补举人。
       二、文中又说：“周这四项措施，当时被人称为‘姑、一、唱、场’。”周孝怀当时办事的，主要还是警察。文中只说了‘姑、一、唱、场’四项，而把主要的警察说掉了。这四项又没有按平仄顺序叙述。那又当怎样概括和排列呢？当时的好事文人是这样有风趣地按好字的平（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把这五项事包罗进去的，就是“妇、场、厂、唱、察”。唱字的入音念察。近些年的字典上已发入声，所以很多人都不会念入声。
       读者李忠义
       1984年8月31日
       谈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解放前成都市医药卫生事业的回顾》一文，发现其中有两处错误：
       一、六辑146页倒数7行“进益助产学校由洋人满秀实和李汝如任校长”。据我所知：解放前满秀实首任校长，抗战期间即由华入王馨如任校长，以后改换李振家（齐鲁大学毕业，河北人）、彭志兰（华大医学院毕业）、崔秀兰（华大教育系毕业）等相继任校长直到解放。解放后，五〇年才由李汝如任校长。
       二、六辑148页倒数二行“……二所由杨云书、蒋良玉两医生相继任所长，……”蒋良玉在国外专攻幼稚教育，曾任协合女师校长、省成幼师校长及树英儿童学园园长（后兼华大家政系教授），并非医务工作者，故亦未任保婴事务所所长。根据所知，成都解放时三个保婴事务所是由杨云书、戴衡芳及付静常任所长。
       特此提供。
       读者：肖鼎瑛
       1984年7月
       回忆抗战前亲历，事隔半个世纪，难免没有记漏、记错地方。最近看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4～6辑，就我所知提出更正意见。
       一、四辑 高兴亚文的62页倒5行—6行：
       “要求民主的《国难三日刊》是由车耀先同志亲自领导”与事实完全不符。
       抗战前夕，张曙时同志来川，恢复党组织，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抗战爆发，由川康绥署、四川省政府、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合组四川省抗敌后援会，陈炳光（前第五区专员）代表绥（署）省（府）主持，实际由秘书钟汝为（地下党员，曾任教育厅中教科长，解放后任川西行署副秘书长）负责。
       同时，办《国难三日刊》由绥（署）省（府）出钱，社址在大有巷。利用省府行政系统，每个联保分发一至二份，每期发行量在一万份以上。社长陈炳光，副社长钟汝为。编辑王达非、苏爱吾（苏幼农）、游元亮、郭祖劼、徐庆坚（徐中造离开，张秀熟加入）。工作人员有郑永康。三日刊社又是抗敌活动中心，洪沛然、熊寿祺（唯知）、康乃尔都是经常来往的宾客。我在这里，从没有碰到车耀先同志。
       在重庆讨论省的党史大举年表一稿时我曾提出，讨论二稿时又对《国难三日刊》这点作了较详的补充。
       特将情况更正如上。
       二、第五辑黄子谷文的111页“学校被封”及倒11行“中法大学”：
       中法大学重庆分校，简称中法大学，办在重庆，是吴玉章同志主持的，学生中有任煜（白戈），从未在成都。1927年“3.31”后被封。
       六月十五日，党领导的成都西南大学被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查封，当场捕去教授十余人，学生六十余人，查封后陆续被捕者又数十人。岷江大学、民力大学（校长孙倖章）同时被封，未
       捕人。广汉兵变影响成都，十一月二十六日，邓锡侯、刘文辉下令大肆捕杀革命志士和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西南大学校长梁靖超（伯龙）、教授张竞若壮烈牺牲。
       李件的全貌便是这样。
       徐度坚 22/5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徐伯威撰写的《宾萌公学点滴》一文，关于“陈永立”和“杨廷铨”的记述，据我所知，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现在提供订正意见如下：
       一、“陈永立”转学到省一中后改名“程进恩”，一九三一年在万县牺牲时名陈静思。
       二、杨廷铨不是“青年党骨干”，是国民党右派省党部的候补委员，是个“西山会议”分子。
       三、“陈永立几拳把他（杨廷铨）打死”。这完全不是事实。我当年知道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四日，省一中招考新生。晨八时前后，有百多位同学在校外集合。入校时，有少数人在一些地方设了岗哨。同学们在办公室找到杨廷铨，质问他为什么倚仗军阀武装霸占学校？并要求他恢复被开除的同学的学籍。杨不仅不允许，反而破口大骂，还出手打了一位同学一耳光，以致群情激愤，同声喊打。他见势不好，急去校长室躲避，群众赶入，他仍漫骂不休。于是双方扭打起来。同学人多手重，误将他打死，于是慌乱中将他投入校长室后的枯井，纷纷跑散。
       简要的实际经过情况是这样的。较详的情况，请参阅我写的一篇文章《“二·一六”惨案前后的成都省一中》，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特此订正。
       廖友陶
       1984、7、8 于成都水碾河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勘误表
      

页数	行数	误	正
2	5	兄妹二人	兄妹二人
2	10	同学自余人	同学百余人
2	14	留守同学	留守同学
2	21	周玉华	周华玉
2	未行	第三师	第十三师
4	16	急近	急进
4	17	奉令率领	奉令率领
4	倒2	沁阳	沁源
4	倒5	沁石	沁石
5	9.11.16.26	韩复第	韩复第
5	2	驰援晋南	驰援鲁南
6	4	韩复渠	韩复渠
6	16	一二七师	一二四师
6	20	刘志远	王志远
7	24	一二三	一二三
9	16	炮大	炮火
11	23	（赵渭后添）	副官长罗甲辛
12	4	遂衍遂巷	遂衍遂巷
13	7	进入沧陷	进入沧陷
13	倒1	将军孙	军长孙
15	2	周玉华	周华玉
15	6	毕业生率	毕业升学率
15	7	川师教授	川师副教授
15	倒2	军委第三厅	军委政治部第二厅

      

页数	行数	误	注
16	例3	(以卫邦家后加)	壮士不还
16	例2	(面思将帅后加)	困穷同哭
16	例5	大字篆园	大家于篆园
17	2	吏难得	最难得
17	1	就义	殉义
19	28	宾陶	慕陶
23	例7	褒讨莞	褒诗莞
25	例1	响往	向往
26	例12	吴松	吴淞
27	2	摸摸糊糊	模模糊糊
28	例5	也助继失败	也相继失败
31	10	身居异蒂	身居异邦
31	14	当希预防	尚希预防
33	1	税两恒授教	税两恒教授
35	例3	六未	未去
28	例9	由于日冠	由于日寇
40	例2	抬头开干	抬头乐干
76	例2	从新入党	重新入党
77	未行	1983	1982
81	例11	江志伟(联华、女)	江志伟
81	例10	张思学	张思学(联华、女)
88	7	严开明	严开民
150	例5	1945	1943
215	未行	1984年9月	1983年12月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主要目录初选预告
       一、民国时代成都金融概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组 市民建、工商联工商史料委员会 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二、忆龚饮冰与建业银行 ——兼记成都分行的经营和发展 ……陈祖湘
      三、郫县豆瓣……郫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四、熊克武十年军政工作回忆录……熊达成 整理
      五、川军将领潘文华一生……赵星洲
      六、第一个川剧剧团《三庆会》……冯友陶
      七、三十年代成都的话剧运动……方淑贞
      八、国民党成都市新闻党团活动……李白英
      九、国民党特务捣毁成都新华日报办事处始末……李英
       征稿启事
       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同志就在全国政协发出倡议说：“戊戌以来是中国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从最落后到最先进都要记载下来，”“使后人知道老根子。”他号召大家“要把自己所掌握的这部分历史遗产贡献出来，”“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全国政协《章程》中也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据此，成都市政协自一九七八年起开展了文史资料工作，现已取得很大成绩，征集到大批具有不同史料价值和参考作用的文史资料，并开始陆续选编出版《成都文史资料选辑》，为研究、编写近现代史和地方史（志）提供素材，为教育群众与后代提供史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与参考资料。这是本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参事室、区县政协和各界人士及有关单位紧密配合、共同努力和积极支持的结集。借此，谨表衷心的谢意。
       今年九月，全国政协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又强调指出：人民政协是个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文史资料工作在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它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惠及后世的重要工作。其特点是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以撰写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史料为主。这次会议明确指出：在新的形势下，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为此，敬
       请各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继续大力支持和帮助，为开创我市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而共同奋斗。
       我们征集史料的上下班时限和范围是：戊戌以来至文化革命以前各个历史时期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重要史实，特别是成都地区的各项历史资料。希望统战系统所属单位和其它有关部门尽力协助广泛征集和重点抢救这些史料；希望各级政协委员和其它各界人士积极回忆、撰写、提供自己所掌握的资料。
       在撰写、整理、编辑文史资料的过程中，都必须遵循周恩来同志生前指出的“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方针原则。作为史料，掺不得半点假。我们要求撰稿人可以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长短，但必须忠于历史，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不溢美，不贬损，并欢迎广大读者对已经选编出版的史料，认真负责地提出补充、订正和质疑。
       对于来稿，我们将根据情况，除去转请有关部门处理者外，凡有史料价值而留存待用或备考的，无论选编发表与否，均适当付酬致谢。编入选辑的稿件，将斟酌修改、删节、进行文字加工，切望谅解。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地址：成都东胜街12号 电话：27587
       1984年12月
       [ General Information ] 书名=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作者= 页数= 2 2 6 S S 号= 0 出版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