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目录

       民国时期成都金融实况概述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成都市民主、工商联史料委员会（1） 四川省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我所知道的黄饮冰与商业银行成都分行……陈祖湘（66）
       成都德永益银号的片断记述……邓康宁（81）
       简华实业公司兴衰纪略……杨乾九（88）
       郫县豆瓣——川菜调料佳品
       ……郫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102）
       第一个川戏艺人剧团“三庆会”……廖友列（107）
       忆“新义新”大舞台……戴文鼎（150）
       成都话剧发展的点滴……周芷颖（159）
       忆三十年代成都的话剧运动……万淑贞（159）
       熊克武十年军政工作回忆录……熊达成整理（177）
       川军将领潘文华一生……赵星洲（195）
       我参加川滇黔军阀成都巷战见闻……黄爵高（215）
       补充·质疑·订正
      刘湘、邓汉祥关系浅谈……陈雁举（225）
      别具一格的“新世界茶厅”……白景纯（229）
      读者来信……（231）
      第七辑勘误表……（232）
      征稿启事……（236）
      第九辑预告……（238）
      
民国时期成都金融实况概述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成都市民建，工商联史料委员会 四川省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前言
       成都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又是四川省会和西南军政文化中心，工商百业的发达繁荣，也久享盛誉。汉代，成都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列为全国五大名都，盛唐时代，成都与洛阳、长安、扬州同为国内最繁华的城市。明清以来，国内经济中心转移到东南各省。鸦片战争以后，中外贸易发展，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大量侵入，沿海沿江城市日趋繁盛。成都地处内陆，交通不便，经济地位大大下降，较之本省重庆，尤远远不如。但是，由于它是四川省会，成都平原物产丰富，人口密集，全省的财政收支，大部分在此汇聚；众多军政文教机关团体和它们的人品消费，以及附近省几十个富庶县区人民的许多生活用品，都仰赖成都的市场供应；四川大半个省区土特产的聚散，外国商品的输入和分销，也都集中于本市；同时，成都特有的手工艺产品，也比较丰盛。因之，成都在省内经济地位，除重庆外仍居前列，它的工商各业仍具有不小规模和发展潜力。可惜由于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长期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又横征暴敛，竭泽而渔，致使民生凋敝，工商萎缩。兼之，外国商品大量侵入，使成都原有手工业生产处于奄奄待毙的境地，而新兴生产事业，又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无法成长起来。1935年以后，用政统一，市场稳定，稍见繁荣。但抗战后期，通
       货膨胀，物价飞腾；抗战胜利以后，内战复起，国民党政府滥发通货，市场紊乱，又复达千极点，工商百业，到解军前夕，大多倒闭破产，回顾成都过去这一段不幸经历，真令人感喟不已！
       不过，非常奇怪的是从辛亥革命到解放这段时间，成都的金融事业，虽也备受摧残，却有过几次既伏又起的畸形发展阶段：在军阀刘、邓、田三军统治时代，市制紊乱已极，而银行银号却曾多达七十余家；抗战胜利以后，通货贬值，几种货币都变废纸，百业凋敝，而银行、银号、钱庄却大量开设起来；解放前夕，金融机构竟有近百家之多，大大超过许多经济地位远胜成都的商埠，而最后又大都倒闭停业。以一个仅有四、五十万人口的不发达城市，金融事业竟如此膨胀起落，这又是令人十分惊异的现象！
       我们知道，金融业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兴盛起来的，它的职能是为工商业融通资本，为活泼市场服务，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处于神经中枢的地位。成都的资本主义经济既然没有发展起来，市制长期紊乱，生产长期萎缩，工商业长期不振，为什么金融事业独能充分膨胀，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业务活动是什么？它为什么几伏几起？最后又是一片倒闭？为了探索和说明这一特异情况的真象，回溯自清末民初到解放前夕成都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我们特约集解放前在本市金融业工作过的老年人士共同回忆，并参证有关文献和报刊记载，编写成这篇金融史资料，供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研究参考。内容计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记述清末民初（直到1925年军阀杨森的统治结束），成都新旧货币和金融机构交替，以及四川统治者利用官办银行滥发纸币，摧取人民钱财的情况；
       第二部分，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阀共管成都时期，大小军政人员利用开办银行，滥发执照和滥造劣币，扰乱市场，坑害人民，金融机构大量增多的情况；
       第三部分，记述抗战初期，成都金融稳定发展，和抗战后期，通货膨胀，物价飞腾，金融业趋向投机的情况；
       第四部分，记述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继续反共打内战，导致几种货币先后贬值成为废纸，金融乱达三极点，金融机构由大量发展到最后纷纷倒闭的情况。
       通过这些记述，读者可以对整个民国时期成都金融的发展变化概况，得到一个大致近似的轮廓，了解它为什么畸形发展的原因，从而加深对旧成都社会经济面貌的认识。当然，我们只是根据已掌握的一十分有限的材料，记叙事实概况，不作理论性的分析和是非论断，也不认为这些记述就完全准确和全面。我们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一点努力，作为撰写研究相关我市金融史志的同志参阅佐证而已，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加以指正。
       这篇资料是在几年以前根据原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几位负责同志的倡议，在现行本市副市长、市民建委、市工商联副主席祖湘同志和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同志的共同主持领导下，由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和市民建、工商联工商史料委员会共同组织编写力量，并由四川省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大力协助、提供资料撰写而成。分别参加各部分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撰写工作的有原成都金融界的美梦翔、杨乾九、赵星洲、陈志苏、徐开富、朱君昌等同志，负责修改编纂的是杨文生、米庆云二同志。全稿经陈祖湘同志审阅后，又由市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邀集有关部门同志和撰稿人员最后集体审定。特此说明。
       一 清末民初成都金融的变化发展情况
       成都金融业，从清末开始逐步脱离旧式的封建体制，改革了货币，建立了新的金融机构；辛亥革命以来，四川省地方政府利用金融手段，筹集军费费用，继续开设官办银行，发行纸币，私营钱业也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开始建立起来。但这段时期，由于政治紊乱，成都金融总的来说，都处在变革和紊乱的状态，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情况分述如下：
       甲、清末的封建金融体制逐步瓦解，新的金融机构开始出现。
       1、银两制钱的没落和银元、铜元的推行
       鸦片战争前，四川通行的货币主要是银两和制钱，但一般流通还是制钱，银两只使用于田赋征收和其他巨额支付。铸造制钱是清政府的专利，银两则听任民间自由铸造。四川藩司所属的江川局是设在川省的制钱铸造机关，后来由于铜贵钱荒，铸造要亏本，同治元年（1862）基本停铸。
       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外国银币大量流入我国，英观轻便，人民乐于使用。清廷有见于此，始于光绪十八年（1851），决定在四川、广东等十二省仿造银元。政府虽规定质量、重量、花色，但各省以铸造银币为筹款渔利的捷径，多不符合规定，流弊丛生，贻害人民。光绪二十七年（1901）川督龚俊奏请川广除铸一元外，并添铸瓦角、二角、一角、半角、等五种银辅币。此后，主币地位逐渐为银币所享有，但银元与制钱比价悬殊甚大，诸感不便。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铸造铜元，分当五、当十、当二十的三种。当十铜元每枚铸本为制钱六文，获利甚大。其后铸数日多，币值逐渐跌落。光绪二十七年，白银一两换钱一千二百文，宣统三年（1911），可换一千六百二十文。物价日益上涨，人民受害不浅。
       2、票号与钱庄
       鸦片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国家逼迫清政府相继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侵略日益深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占领市场，民族工业随着国内商品交换范围和货币流通范围的扩大，得到一些发展，需要有一种机构担负异地汇兑业务，于是票号就应运而生。后来，又由于清政府无论筹集京协各饷，还是赔款还债，四川都摊派苛重，而解运大量货币极感困难，遂委托票号承汇公款，从此票号开始与官府往来。汇兑是票号的主要业务，不但从巨额的公私款项承汇中收取汇水，而且收款票号还得现金周转营运。又以各地银两平色不一，通过减平压色获取厚利。（同时，有相当部分
       的汇兑，是服务于鸦片买卖的。）
       清政府规定，凡属公款，在京存户部，在省存藩库。存入聚号，完全是地方官吏与聚号老板往来之私情，并不计息。除公款外，官吏的私款（实际是赃款）也多交聚号存汇，既保密，又保险。四川将军崇实所寄的款项汇京，聚号所得汇水达十三万两。安徽芜湖道童瑞闻即往返川，将搜刮的十万两赃款交“蔚丰厚”汇回重庆，仍存该号，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取完，不计利息。存放款虽不是聚号的主要业务，存放利率也不很高，但由于公款存入不计息，官吏私入存款也取息很低，聚号以之转放，所得利润率还是高的。更重要的是，大宗存款有力地支持了聚号的汇兑业务。聚号的兴盛与他们勾结高级官吏作掩护也有很大关系。如光绪十年（1884），清政府明令应解部库地丁盐课各项银两，筹足派员装销亲贵到部交纳，勿得再行汇兑。川督丁宝桢则提出川省情况与它省不同，川省银号只有西南（即山西聚号），家道殷实，皆连环互保，公款不虑无着，并强调川省拨款繁多，转运为难，既多忧虑，更延时日，极力主张由聚号承汇解部款项，为聚号争取生意。光绪二十一年（1895），户部派四川指拔甘肃饷银九十八万两，即由“天成亨号聚”承汇。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川承摊庚子赔款，第一次付银二百二十万两，也是聚号“协同庆”承汇的。
       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为增加饷源，饬令聚号承领部帖（类似营业执照），每年纳帖课银六百两。丁宝桢又以川省聚号均系顿本贸易，并非自捐厚资，代为解脱。甚至聚号资金周转不灵时，地方大吏还以库款接济，私为通融。光绪二十二年（1896），川督鹿传霖还特别批准以库款暂行拨借银十二万两，发交聚商，不取利息。可见一斑！
       此外聚号还从事一项特殊的业务，就是“择垫”和“代捐”。所谓“择垫”，即选择对象，预先垫款，加以帮助支持。例如被他们省中的举人、贡生，赴京应试所需的路费，或考中之后，在
       京活动外放官职所需的费用，以及被授外官所需的赴任川资（当时不发起任路费），这些票号都可予以借垫，以后计息收回。所谓“代捐”，就是代清政府“卖官鬻爵”，凡是要捐助名的人，只须将应缴银两交与票号，票号可代办一切手续。这些特殊业务更是票号利市百倍的生意。
       由于以上原因，直到辛亥革命前，成都的票号，都是宣赫一时的行业。
       据宣统二年（1910）出版的《成都通览》记载，当时成都的票号就有“日昇昌”、“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亭”、“蔚盛长”、“天顺祥”、“蔚丰厚”、“百川通”、“协同庆”“存义公”、“裕川银”、“恒裕银”、“金盛元”、“忠丰银”、“宝丰隆”、“宝丰厚”、“蔚长厚”等三十四家，每家都拥有白银十万两至三十万两的资本，总号均设在成都。他们在广州、长沙、汉口、贵阳、南昌、北京、沙市、上海、天津、云南、芜湖等地都分没有汇兑代办处，是以异地汇兑为主要业务的封建性金融组织，也具有垄断汇兑业务的能力。道光年间（1821年后）开办的第一家票号“日昇昌”，是由颜料号转化而来。当时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在天津经理“日昇昌”颜料铺，因为要到四川采购铜绿，运送现银支付，极感不便，便在四川设立分号，吸收现款，以抵购买铜绿之资，于是就开始了天津与四川的拨兑业务。道光四年（1824），该号改为专营汇兑的票号。此后不少商店转化为票号。光绪二十年（1894），山西票号在四川共有二十七家。光绪三十七年（1904），又有荞英甫、赵尔巽、许涵度合股开设的“宝丰隆”票号创立，该号规模庞大，仅在四川境内设立的分号，就有成都、重庆、自流井、雅安、打箭炉、巴塘、理塘等处。这时还出现了一家由川人所办的“天顺祥”票号。陕西人在成都经营酿酒厂的如“全兴烧房”等，也兼办存放及汇兑的业务。票号行业真是盛极一时。但是，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清王朝的覆灭，票号失去了政治靠山，国家银行和各省银行的设立，
       又使票号失去了存汇官款的财源，再加以票号习惯于结交官府的经营作风，也不能适应金融发展的形势，所以进入民国以后，四川的票号多数宣告垮台。
       钱庄的产生，起初是为了解决商业发达地区不同种类货币的兑换。随着帝国主义以贸易方式对我国进行掠夺和省内外贸易的发展，市场逐步扩大，四川的钱庄业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钱庄一般是由换钱铺和倾销店逐渐演变而成。换钱铺主要是兑换银钱，有的是油米杂货店兼营，在成都每个十字路口几乎都有一家。与钱庄同时出现的还有“倾销店”，它的业务，主要是代客改铸银锭，鉴别真伪，收取加工资（叫火耗）。由于业务关系，无论换钱铺或倾销店都与当地的中小工商业有着密切联系。有些需要大批制钱的商家，为了到时用钱有保证，往往先交银子与换钱铺，陆续取用制钱，换钱铺就可将银子暂借与米粮杂货等店，收取短期利息。倾销店在代客倾销银两的过程中，同样可以挪借浮存，贷放商家，赚取利息，兼营高利贷。同时利用银贵钱贱、银紧钱荒、而高低市价、操纵金融、抬高利率、赚取厚利。这样，他们既积累了资本，也提高了信誉，因而向他们借款周转的商家日渐增多。与此同时，他们还以低利向亲友和往来商家吸收存款，再贷放出去，使存放业务逐渐开展起来。商家为了扩大业务，便于营运，往往缺乏周转的资金，一般都靠借贷补充，于是钱庄存放业务越加发达。钱庄又因常应商家请求，代为交付别号款项，于是出现了钱庄之间互相过帐所用的信用凭证，以避免接受和店运现金交割的笨重不便，也减少了鉴别和清点银两的麻烦。钱庄逐渐推广这种书面凭证代替现金流转，为往来商家代办收支，大大节约了现金的使用，这种信用凭证，以后就演变为银钱业使用的“划条”。在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影响下，市场上，舶来品畅销，而土特产品外运价值不大，进出货物货款差额较大，向上海贩卖入川的商人都需要上海的汇票（称申票），于是钱铺就先放款给入口商，取得他们卖货后的申票，再卖给入口商，
       这样钱铺又增加了代办汇兑的业务。四川的第一家钱庄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重庆成立的“同昇福”钱庄。成都的票号，有些也是钱庄，象“金盛元”票号，资本雄厚，存放业务发达，它也是成都最老的钱庄之一。
       3、高利贷金融组织
       典当业是封建性的高利贷金融组织，清代以前，成都就有典当铺的设立，多是本地官僚地主和大商人所开设，陕西带有相当势力。典当铺开业前须领取官厅营业执照，它的业务是对贫困人民以实物抵押进行贷款，由于利率很高，典当期限很短，实际是残酷的高利贷剥削。典当铺也兼营存放业务，清代后期，各级地方政府多以官款存当，“发商生息”，利息八厘至一分二，以补所谓行政费用的不足。由于官商勾结，对需款者严酷盘剥，典当月息一般在三分以上。质物均系值十当五，所谓“当羊”。其后降至十元之衣物，仅能当二、三元左右。当期以十个月为限，若到期限无款赎取，可付全年总金，另换新票，另订期限，名曰销利。若期满仍不能赎，即算“死当”。死当之物，由质店公开拍卖，收回本利。当时帝国主义侵略深入内地，破坏了自然经济，打击了城市手工业，人民贫苦，生计艰难，求当者甚多，当铺营业兴旺，于是开设当铺的人很多。清末成都当铺有三十一家，其中较大者有济昌、新生、谦益、惠远、协茂等。清政府为增加收入，解决财政困难，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每家当铺每年课税由五两增至五十两，而当商于完纳当课外，每逢三节，对于官署还另纳当规费，以为保护之酬劳，多者五、六十金，少者二、三十金。所以当铺是在反动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由于典当的许多东西大当铺看不起，不当，于是大街小巷就有不少“小押当”的开设，家数比正式当铺还多。它们不经常记批准，只须向街坊执事人打招呼，经袍哥大爷的准许就开业，没有正当招牌，只有一间铺面，写上“押当”二字，有的还不写，原样当东西。小押当的利息较大当铺还要高，其赎取期限定为三个月，时
       间短，很快就会死当。有的当了东西，无力赎回原物，就忘却票出售，在会府（即忠烈祠）就有买卖当票的生意。辛亥革命后，各大当铺突遭兵灾，焚劫一空，均告停歇。民国元年，四川军政府在成都西门开汉公质店，东门在东大街，南门在前卫子，西门在羊市街，北门在鼓楼街。其后官僚地主大商人相继开设，极盛时期，达六十余家。一九三四年，市区内的质店共计二十一家，即支砚石的同福、南大街极义、皇城坝协通、草市街有庆、羊市街同利、砖牌坊济川、北大街充源、前卫街协康、沟头巷元亨、西御街同兴、鼓楼街极庆、铁箍井街有益、东糠市街复兴、七家巷裕丰、小北街永丰裕、娘娘庙街同乐、东昇街裕祥、走马街荧镜、乾槐树街崇信、东厂字街民信、东门街裕民等。解放前夕成都典当业还有十余家。
       清朝末年的四川地方政府也直接从事前利贷剥削。光绪二十九年（1903），岑春萱督川时，曾以救济城乡民为名，在成都创设“利民局”（也叫便民局或因利局），规定每借钱一千，按日还钱十文一，限百日全还，所得利息备充地方行政公费。光绪三十四年（1908），赵尔巽督川时，更大肆鼓吹倡导，在其制定的《吏治三十条》中，就饬令劝“绅富为之，官为补助，繁庶之处，可以设局，若乡间则随时可办”，以“救济穷民”、“扶助小贸”。但设立利民局的真正意图，是惧怕穷苦群众“流为盗匪”，“不独周急济贫，且可保富”。至宣统元年（1909），四川地方政府更明令公布通章，对利民局加以保护支持，大力推广。这种官办和官助绅办的利民局分为三类：月息不过一分的叫“惠济局”，一分以上至二分的叫“因利局”，二分以上至三分的叫“借货局”。但不论那一类局，只要从劝业局领取了执照，并照章缴纳劝业费，就得到官府的保护，且不受地方其他摊派。推行的结果，往往给其名而停其实，弊端丛生，民怨沸腾，利了绅富，害了小民，实际上构成了从通商都市“至穷乡僻壤，买办和商业高利贷剥削网的一个组成部分。
       4、民间运输汇兑行麻乡约
       麻乡约是由蔡江县号坊乡陈家坝出生的陈洪义（又名陈鸿仁）个人艰苦奋斗创立的运输汇兑行。相传清初湖北麻城孝感乡大批移民来川定居，因怀念乡里，每年推选人员回原籍探望乡亲，往返带送土产信件，由于担任送信送物的人办事负责，遵守信义，人民称之为“麻乡约”。麻，表示麻城；乡约，是当时农村中负责调解纠纷的人员。陈幼时家贫，二十岁左右在蔡江、重庆间下苦力，以抬轿谋生，后在川黔道上当伙子。因他肯卖力，常与人义务挑东西，在同伙中又爱排难解纷，办事公正，装钱装米，亦所不惜，犹如乡约一般，他的面部恰有麻子，群众遂称他为“麻乡约”。陈后来声望日高逐渐成为封建把头，大约在咸丰二年（1852）组织起以“麻乡约”为名的运输行（当时又叫“脚店”），其初为大帮轿行（当时旅行大都坐轿），同时兜揽运输业务，往返于四川、云贵、两湖及长江上下游间，各重要口岸都设有分店。由于该行运送人货，稳定可靠，业务日益扩展。为该行担运货物的脚伏，既是筋强力壮的健汉，又多会武术，具有一定自卫能力，对于途间失误也少。由成都运上海多是药材、肠衣、毛皮、猪鬃及银耳、麝香等贵重轻便货品，由上海运回的则是布匹百货。沿途接力运送，一站转一站，数十年来，有“麻乡约”标记的挑担，络绎不绝于途。他的一个运力，可以背运八百到一千银元，而设店各口岸收取运费又有巨额现金。成渝及各处商人携带大量现金前往外地购货甚感不便，各票号又忙于为官方汇兑公款，难于接受商家托汇。“麻乡约”凭在各地分店收取运费及能背运银元，于是除接运货品外，同时代办汇兑业务。由于收取的汇费较票号低，因此麻乡约的汇兑业务也大大发展了。“麻乡约”运输和汇兑的业务，由巩固到发展，一直经营到民国三十年（1941）才逐渐收缩而结束，所以称它为民间汇兑的金融组织。
       5、官银行的出现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恃其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对我国
       加紧进行经济侵略。英、德、法、日、美、意、俄、荷、葡等国，打起“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旗帜，纷纷深入我国内地，倾销商品，收购原料，进行大量的经济掠夺。当时在重庆设洋行的，有英国的立德、隆茂、白理，法国的东方、利吕、吉利，德国的瑞记、宝丰、德昌，日本新利、日森、三井、森村等，这些洋行在成都也有设办事处。随着帝国主义商业资本在我国的扩大，以及我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内地资金日益集中到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和大城市，为商业资本服务的帝国主义银行也随之而来。英国的东西方银行、有利银行、汇丰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等二十余家，在京、津、沪、汉等地设行，并分别在重庆设办事处，这些银行，一方面为该帝国主义公司洋行的汇拨贷借款项服务；另一方面大量吸收我国官僚、地主的巨额存款，转贷与帝国主义在我国开设的公司、工厂，对我国经济辗转压榨，循回掠夺。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起而效尤，先后设立官钱局及国家与地方的官银行。现简要分述于后：
       （甲）四川官钱局
       这是清代四川最早设立的官办地方金融机构，于咸丰四年（1854）成立。当时清政府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军需急迫，为筹措军费起见，于咸丰三年（1853）发行纸币两种，一为“户部官票”，是以银两为单位的银票，一为“大清宝钞”，是以制钱为单位的钱票，二者都是不兑现的纸币。并规定官票、宝钞与现银按五成搭放、搭收，官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宝钞二千抵银一两，强制通用。四川定为镇压太平军的“协济省”，是刽子手曾国藩所率湘军的主要饷源之一。为了筹饷，四川预征四年田赋（继改预征为“津贴”，每亩赋一两，加派津贴银一两，随粮配征成为常赋）。同时成立四川官钱局，大力推行官票、宝钞。当时清政府向各省配发官票、宝钞的比率是：大省十二万两，中省八万两，小省六万两。四川属大省。后因发行既滥，更加官吏营
       私舞弊、任意折收，地丁课税按银八票二搭收，再以银易钞，搭成上解。结果币值低落，人民拒用，官钱局终于停闭。
       （乙）蜀道官银钱局
       甲午战争后，四川银紧钱荒，川督鹿传霖虽已奏准在川开铸银元和铜元，但因造银元压铜元、需要开铜矿，购机器，非旦夕所能收效，便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成都匆忙办起蜀道官银钱局，借拨藩库银五万两，宝川局钱五万串，以作成本，强力推行石印官票，仅成都一地，即发行四十一万余张，换钱五十四万多串。官银钱局将成本及官票换取的现款一并存商生息，全省数月间榨取民财三万六千余两。当年因鹿调职乃告停办。
       （丙）中国通商银行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财政已处于无法维持的境地。为了聚举国之财，以国债代洋债，也为了同帝国主义在我国重要口岸开设的银行分享金融市场的利益，便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开设中国通商银行，这是我国最早的新式银行。这家银行是由盛宣怀奏准，在买办官僚严信厚开设的私人银号的基础上改组而成，在四川重庆设有分行。由于经营与管理均欠完善，光绪二十八年（1902）便告停歇。
       （丁）户部银行
       这是最早开设的国家银行。清政府为了便利全国财税的收拨汇兑，由当时主管财政的户部于光绪三十年（1904）成立“户部银行”，各省省的省会所在地及重要商埠均设立分支行。组织规模均较完善。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名“大清银行”，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有发行通用全国纸币之权，该行四川分行设在成都署林北二街，辛亥革命后改名为“中国银行”。在户部银行成立后三年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主管交通之邮传部，又奏准设立“交通银行”，在重要城市设分支行，为全国邮电交通部门收支储蓄汇兑款项。
       （戊）四川地方银行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疯狂镇压后，清政府向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其中规定对帝国主义赔偿所谓损失，这就是有名的“庚子赔款”，四川每年摊付二百二十万两。另一方面，清政府又以举办新政为名饬令各省编练新军，光绪二十九年（1903），川督锡良奏准筹编新军六营，并向帝国主义国家订购军械，先后耗银八十万两，加上扩建兵工厂，共耗银一百二十万两。当时的四川地方政府，除了支付巨额京协各饷和偿还赔款、借款外，常年军务费就达五、六百万两，进一步加剧了四川的银紧钱荒，影响了商贾税收，以致常年出入不敢达二百万两。川督锡良在这样的背景下，呈请开办四川地方银行，其奏折中说：“兹际银紧钱荒，本省出入款项，亦复周转不灵，官商咸以为咎。银行为货币总汇之所，自应亟筹兴办，以浚财源”。在其呈报银行章程中，更明确提出：“设立银行牌名浚川源，取开通川省利源之义，……系为维持四川财政而设，应由藩司主政。”并“拟行用千两、五百两、二百两、一百两、五十两、二十两、十两、四两、三两、一两十种银票。”也就是以开银行发票子作生财之道，以解决银紧钱荒，并适应商贸发展之需要。这项奏报得到清廷批准后，“浚川源银行”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成立，只设成都、重庆两行，外面挂牌是“浚川源银行”内部关防则为“四川官银行”转属于省藩司，并委藩司为督办，另派山西候补知府周克昌为总办。内部组织基本仿照票号。资本总额共五十万两，其中藩库拨银三十万两，招募商股二十万两，官商股本均于当年八月起息，年息五厘。主要业务是承汇公私款项，兼办私人存放业务。光绪三十四年（1908），因商股提用资金者多，乃改订规则，将商股一律退还，专用官本。其结帐期也照山西票号规矩，由原来的每年结帐一次，改为四年总结一次。
       “浚川源银行”成立后，营业不断发展，辛亥革命前已在北京、上海、汉口、宜昌、涪陵等地相继建立分行。除存汇官款
       外，还有藩库为后盾，资金可随时流用，有力地支持了存放业务，已不同于以往的官钱局，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银行。原拟发行的十种银两票，因大量鼓铸银元铜元，财政危机有所缓和，截至辛亥革命前夕并未发行。辛亥革命时，成都发生兵变，藩库存银二百余万两被劫一空，浚川源银行成都总行库存银二十三万余两亦被全部抢光，该行乃告歇业。
       二、从辛亥革命到杨森统治时期，成都金融在紊乱中演变
       1、军政府成立，四川银行发行军用票及收兑经过
       辛亥革命时，同盟会员张培爵、夏之时、扬庶堪等在重庆成立蜀军政府，立宪派的蒲殿俊等和原十镇统朱庆澜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这年十月十八日，成都兵变时，藩库、浚川源银行、盐库和成都重要商号都被乱兵抢劫，省城秩序紊乱。尹昌衡率兵平乱后，出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罗纶为副都督。劫后的成都工商业一时恢复不起来，军政府财政非常困难。尹昌衡与军政府财政部长董修武商量决定，于民国元年（1912）元月在原浚川源银行旧址成立“四川银行”，发行“四川军用票”，作为军政开支之用。军用票原定发行三百万元，票面概系一元整张，别无五元、十元者，银票正面写明“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字样，后面印有“军用银票通行章程” \( ^{①} \) 。
       “第一条：此项军用银票由军政府所属四川银行发行，并负完全责任。
       第二条：此项军用银票第一次发行以三百万元为总额，自宣布发行之日起，一年以内不得兑换现银，但经过一年后，即作为兑换票，在四川银行兑换现银。
       第三条：此项军用银票，凡在四川境内，无论丁粮厘税及人民交易，均一律通用，不得稍有留难折扣等。其有不收用者，得呈请军政府或地方官查明处罚。
       第四条：此项军用银票，通用时不得签字盖印，任意涂污。
       第五条：私造军用银票，一经查出，即处以死刑。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二月造”
       四川银行既无资金，更无发行准备，开了无准备发行的先例。同时，该行代理省金库，由成都造币厂每天将铸造的相当于制钱一万串的铜元交给省库，以供流用。由于铜元筹码不足，军用票流通时找补困难，又成立“利用钱庄”发行五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三种铜元票，“每军用票一元换铜元票一千文”。 \( ^{②} \) 所以民国建立之初，成都市面即出现银元、铜元两种纸币。
       民国元年（1912）四月廿七日，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川军由三个师扩编为五个师，军费支出庞大，只有仰赖于军用票无限制的印刷发行，以致到年底发行达一千万元以上。军政府怕影响军用票信用，不敢公布发行数字。而当年夏天，尹昌衡为平定西藏叛乱，在率兵离川赴藏时，将四川银行军用票兑进的现银几百万元全部提走，致使预定“一年兑现”的诺言不能实现，失信于民，军用票价格无形跌落，票银比价即发生差距。如安乐寺银钱市场，开始是银元一伙（十四元）抵军用票十四元，随即降到抵军用票十六、七元，再降至低二十元乃至二十多元。因此军用票受人民轻视，渐至不能兑换铜元，虽由利用钱庄在东、南、西、北四门及市中心设立兑换所，仍难解决问题，于是黑市暗盘，硬银元一元换铜元一千六、七百文，军用票只值银元五折左右。人民都很珍视银元，只收进不用出，市面全是军用票飞舞。此时代理川督胡景俨为维持市信，稳定金融，对歧视拒用军用票者，不惜杀人以资振服（蜀商陈少卿即以拒用军用票罪名被杀），仍然无济于事，“四川银行也随军用票的贬值于民国元年撤销”。 \( ^{③} \)
       前清浚川源银行，成都兵变后停歇。川督胡景俨在撤废四川银行的同时，搞了一个招牌换记，民国二年（1913）初，他恢复了浚川源银行，总行设立成都，代理省库。但因各军提银七十五万余两，而存款又少，使该行贷款业务停顿，仅办汇兑业务。民国三年（1914），该行总经理黄云鹏鉴于官办不能有成，想借商
       力，改为官商合办，资本一百万元，官四商六，呈报北京财政部备案。民国四年（1915）陈寅入川，取代胡景伊，“又将该行改为官办，退还商股④。此时，军用票已跌至每元值银元四角左右，民怨沸腾，陈寅决定分批收兑。收兑情况略述于下：
       第一次收缴：先商准自贡盐务稽核所，由盐税项下按税款十成，指收军用票三成，共收存军用票三百余万元。“经稽核总所会办斯泰老来川，在重庆商会会同各界民众，将此三百余万元军用票全行焚毁。” \( ^{⑤} \)
       第二次收回：陈寅钧财政厅长黄国瑄，一面向重庆中国银行总借中行兑换券（简称川中券）四百万元，订立合同，分十年还清；一面开征“收回军用票粮税附加”每粮一两附加一元八角，又在肉厘项下每猪一只加税一角。以上两项收入均拨交汶川源银行作为基金，发行兑换卷二百万元（一说三百万）。以上两种兑换卷均作为回收军用票的基金，并设“回收军票局”于成都福建馆内开始收兑 \( ^{⑥} \) 。
       当时估计以借中行的四百万，汶川源银行发钞二百万，用以按五折收兑军用票，有盈无细。但在回收军用票时，发现重号甚多，竞达数十万元，然又确系真卷，并非伪造，究竟正号重号发行多少，实数难稽。陈寅本是袁世凯的心腹，对反袁的同盟会革命党人恨之入骨，于是借口追究滥发军用票之责，“将四川军政府经手发行此票之前财政部长董修武（同盟会员）拘留审查，追死于狱中，案遂中辍” \( ^{⑦} \) 。
       军用票收兑以来，进行颇速，对于正号重号采取不同价格回收，“正号五折，重号四折” \( ^{⑧} \) 。当回收到八百余万元时，洪宪帝制发生，护国军兴，川中兵乱愈炽，“回收军票局停撤，” \( ^{⑨} \) 收兑停止，已收者业经截角销毁，尚未收兑的还有多少，无法考查，只有让其在市面上自行议价流通。
       2、护国讨袁，成都发生金融风潮
       护国军兴，全国政局鼎沸，滇黔护国军入川。四川按察使陈
       宦先是拥袁抵抗护国军，继则宣布独立，脱离袁世凯。川军第一师长周骏在陈寅独立后，由袁任命为四川军政首脑，悍然接受伪命，挥师入侵成都，抢夺政权，于是四川大部分地区成了战场。由于战争影响，各种纸币停止兑换现银，酿成金融风潮。情况略述于下：
       民国四年（1915），中国银行先后在重庆、成都设立分支机构，始有兑换券之发行。成都支行设在署祥街原大清银行旧址，虽未发行兑换券，但有兑换重庆分行所发兑换券之责任。按照财政部章规定，中行代理国库，办理一切公款收支。因此所发行的兑换券有充分准备，保证兑换现银，发行以来，信用坚固。但是当护国军入川时，陈寅、周骏和袁世凯派来的北洋军队联成一气，抗击护国军，军需乱急，竞向中行强迫提借库存现银及部份兑换券达一百八十余万元 \( ^{①} \) \( ^{②} \) 消息传出，成渝两地爆发了用兑换券挤兑现银的风潮。成都分行因联行调拨不灵，“曾请当局变卖仓谷作为兑现资金” \( ^{①} \) ，并由政府指定成都造币厂每日按交中行铜元一万串，以应付挤兑的危急局面，但以拨足一百万串为限。不意尚未拨足，“五月中行奉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电，饬令中国、交通两行所发的兑换卷一律停兑” \( ^{②} \) 。此时中行既遭本省军阀压迫提款，复受阁令斥责，不得已乃宣告停止兑现。于是中行兑换卷在民间之绝好信用开始丧失，币价即告下跌（交通银行在成都未设分支机构）。
       浚川源银行曾因回收军用票发行了兑换券（简称浚川券）二百万元，因战争影响，“其增加购厘之基金被当局（陈寅、周骏）拔作军饷” \( ^{③} \) ，库存空虚，也继中行之后宣布停止兑现。一时成都就有国家银行与地方银行的两种纸币不能兑现，人心惶惶，扩大了金融风潮。停兑次日，券与现银的比价，即贬损百分之十、尔后，川中券、浚川券价格不断下跌，人民因此蒙受损失甚大。
       当护国军入川时，曾携带有云南中国银行兑换券二百万元，以济军需，所到之处，随地行使，人民称之为“滇中券”。后罗佩金代蔡钧任四川督军，戴娥（黔军总司令）任四川省长。民国
       五年（1918）八月，他们在成都成立护国军中国银行，为护军需要，“大肆发行滇中券，达一百八十余万元” \( ^{①} \) 。滇中券发行时，既有“护国”作护符，又有截留的川省粮赋、税收作为保证，故币值甚高，一元兑券要抵硬银一元，护国军中国银行，俨然成为四川的地方银行。
       民国六年（1917），成都市面粉票流通情况，颇为紊乱。据四川省府财政厅长黄大通于是年三月呈戴戴省长的文中说：“……川省钞票发行计有军用票、涿川券、中国券（川中券）、交通券四种。军用票因军兴后（停止收兑一编者注），该票价格已跌至二至三折，凌、交、中券跌至七八折……因钞价低落，收入之数略受亏损，……大通酌拟整顿各钞，分别收回销毁，及维持兑现办法，另呈钧核。” \( ^{②} \) 云云。可见军用票在陈寅恪停止收兑后，尚有部份流散在民间，比之凌、交、中券下跌甚巨。
       罗佩金、戴戴都秉承云南唐继尧“国川”的意旨，让滇黔军长住四川，就向北京政府要求拨五六百万元，整顿币制，收买人心。不料黄大通所拟的收兑办法，还来不及公布时，就爆发了刘（存厚）罗（佩金）巷战，紧接着刘、戴（戢）巷战，滇黔军先后退出成都。他们所发滇中券，不能兑现，价格惨跌，一时成都市面上尽是各种不能兑现打折扣的钞票，弄得民不堪命，但军阀们都忙于打仗，那管老百姓的死活。
       3、熊克武主川，整顿币制安定金融
       民国七年（1918）靖国之役，靖国军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击溃刘存厚进入成都，接管军民两政，任命靖国军川北总指挥肖德明接任财政厅长。当时成都迭遭兵祸，疮痍满目，金融货币，除银元、铜元等硬币外，其他纸钞，价格异常紊乱，尤其军用票价格十分低落，接近于废纸。据闻此时成都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俞凤岗（后来任成都总商会会长）曾以二分至三分的价格（即当时的当十铜元二至三枚），收买军用票一元，共存了十余万元，可见军用票已跌到何种程度了。至于涿川券、川中券、滇中券，价规都
       已跌到三折左右。
       熊克武对币制紊乱，颇为关切，认为凌川源银行是四川地方银行，其发行的钞票，必须维持，才能取信于民。当由财政厅长管肖德明出示维持凌川券价规，晓渝市民。六月财政厅公布了维持凌川券的办法，规定标券官公产时，“凡购置官产房屋者搭券十分之八，购田地搭券十分之二”。 \( ^{①} \) 用这种办法回收凌券，表明政府维持凌券的决心。为了防止某些强有力者私自偷印（伪造）凌川券，又应“四川官印刷局”局长刘永年的请求，将印刷凌川券的石版（石印）运到成都商务总会监督销毁。” \( ^{②} \) 同年七月，又将利用钱庄印刷铜元券的石版销毁。以示今后不再印发纸钞，安定民心。同时饬令凌川源银行按照前军用票的发行及回收情况，以便研究整顿币制办法。据报“军用票发行总数为一千五百万零一百元，除已收回一千三百六十万元（包括重庆）及前后损失若干外，现时流行民间不过三十万元，亏损尚在其内”。 \( ^{③} \) 财政厅根据凌川源银行的报告，认为军用票未回收的数字很微，且市价已低落到接近废纸，比价悬殊过大，就不再收兑，听其自生自灭了。实际上流散在民间的军用票，正号有一百六十余万元未收回，副号尚无法统计，以后当然均已成为废纸。
       当时熊克武决定对于利用钱庄铜元券、凌川券、川中券、滇中券等都分期收回。至于凌川券除采用标卖公产搭收外，并以铜元抽签收兑。是年八月由财政厅布告，“凌川券实行抽签兑现，每券一元兑铜元一千文（银元市价二千文），从九月二日实行”。并由财政厅明令成立“销毁凌券储蓄票经理处”，对收回之券、票，分三期在成都公开当众销毁。收兑各券工作展开后，市场上各种纸钞价格回升，据刘光烈回忆：“千万之纸币，跌至二成，能使之涨至八九折，以至于今未落价。” \( ^{②} \) 说明收兑各券是有益于人民的事。
       与此同时，却有清国军授陕第四路司令丁泽煦，在中坝平武驻地设厂伪造凌川券，破坏金融，并设立关卡勒收鸦片烟税，骚
       扰人民。经人告发，熊克武下令将“丁泽熙逮捕抢决于绵阳。” \( ^{②} \)
       民国八年（1919），除利用钱庄发行的铜元票已悉数收回外，其它各券仍按原定整理办法继续收兑。自一月份起，对于税收悉按银五券五搭收，对于官吏俸饷，则按现洋七成发给，余三成纸币腾出销毁。嗣后又因券价太低，将“税收款每十元改按七洋六券折收（即六元纸币等于银元二元，每元折银五角）纳税人以八元八角现银即完十元之税”。 \( ^{②} \) 此法不加重人民负担，不损领销饰者之利益，便可将千万纸币坐收完赎，实为尽善。其时“川省各项税收年可收一千四百万元，盐税可收一千万元，” \( ^{③} \) 如按银七卷六的最低比例计算，亦可收回各券一千四百万元，年余即可将各券收销净尽。
       自民国八年一月实行上述办法后，到民国九年（1920）熊督军下野前，各券基本收销无余，计浚川券收回二百九十八万三千零四十八元，滇中券收回一百六十二万余元，两券随收随即焚毁。川中券收回后，则送中行截毁，一方号码存财厅备案，一方号码由中行径寄总行，共收销五百万元之谱，除全部抵偿川政府以前的借款后，“尚余七十万元，由中行自行以七年公债票撑收。至此，以往历届四川政府所发纸币业已收销一清。” \( ^{②} \) 浚川源银行并未撤销，仍经营汇兑及代理省金库业务，只是不得再发纸币了。从此四川成为无纸币之省份，无论公私皆以现金（硬币）交易。熊克武主川为时仅两年，竟将各种不能兑现之纸币一扫而清，对安定金融和社会秩序，颇有贡献。
       4、成都官银号的兴废及官银票的实祸
       民国九年（1920），在云南督军唐继尧的策划下发生了川滇黔联合倒熊之疫，熊克武被迫退出成都。因战事影响，“浚川源银行总分支行一律宣告停止营业”。 \( ^{②} \) 自此成都即无地方银行，一切公款收支，完全由中国银行办理。
       民国九年冬，熊克武联合刘存厚、刘湘向反熊的川滇黔军反攻得手，复返成都。接着又发生驱逐刘存厚之战，一、二军之
       战，熊克武系背得胜利，但熊已辞去督军，退居幕后，由他的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以川军总司令名义主持川政，1923年，以邓锡侯为首的联军攻占成都，由熊克武一系的省军向联军反攻，夺回成都，熊克武再起，出任讨贼军总司令后，因财政枯窘，军用浩繁，是年九月，刘成勋、熊克武会衔饬令“成立成都官银号，作为发行纸币的机构。该号设在蓉袜街原渡川源银行旧址”②，成都从此又有了地方银行。
       官银号成立，决定印发由省长刘成勋签署的官银票二百万元，规定六个月后兑还现银，凡公私交易，完粮纳税一律通用。发行之初，深恐人民不肯收受，特饬令税收机关，凡缴纳官银票一元，作一元零五分抵缴，借以提高市信。由于军费支出庞大，截至是年11月，“官银票已发行二百九十五万五千元，超发九十五万五千元”。②
       当收兑开始时，刘成勋曾令造币厂每月提拨值银元十五万元的铜元，按日摊交成都商务总会保管，安定人心。继又令造币厂按日加拨铜元四千串交官银号于每旬末日，在商会抽出十字号共一万元，以铜元兑现。总商会亦复以拨到的铜元成立钱庄，办理兑现事宜。十二月一日，令各税收机关将收入银票截角缴销一成，不再行用。嗣后仿照民国八年收回渡川券成例，税款收入易为银七票三，仍以票二元抵银一元（即五折收回）。综计上述各项收回办法，计收回随市兑换的银票一十万元，抽签兑换的银票十二万八千三百六十元，各种税款收销的银票三万二千三百一十五元，总共收销银二十-六万另六百元。民国十三年（1924）初，刘、熊军事先利退出成都，“官银票停止收兑，流散在民间的官银票有二百六十九万余元”②。
       是年三月，杨森进入成都，任四川军务督理，掌握军民两政，撤废成都官银号，限三个月内凡人民持有官银票者，报由所管团保，转各县商会或总商会汇总呈报，结果并未得到分文清偿。当刘、熊败退之初，一般商民以为政局若有反复，官银票或可恢复价格，犹存侥幸之心。足时官银票千元，尚可借银二元元
       或一元数角，甘心折损者遂趁此佳脱。其怀希望之心者仍留存以待时。不意为时稍久，竟至分厘不值。各银行钱庄以及伸民握有此银票者，不知凡几，因而行斤倒附停歇者甚多，官银票造成的灾祸，对成都人民影响颇大。杨森统治成都期间，未设官方银行，也未发行过纸币，成都地区又成为一无地方银行二无纸币的现象了。
       综上所述，自辛亥革命以来，历届政府和官银行所发行的军用票、浚川券，川中券、滇中券、官银票，及利用钱庄发行的铜元票等，共计约达二千八百万元以上，其中按五折收回销毁的约二千六百万元，全部变成废纸一文不值的约二百余万元，人民因折扣或未及兑换而作废等可以计算的损失，共达一千五百余万元。由于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所受的损失更无法计算。再加以军阀连年内战，兵祸不绝，强行预征借垫，任意派粮派款，人民负担之重，苦难之深，更非文字可以形容了。
       5、成都私家银行钱庄的发展变化
       辛亥革命前夕，成都私营的银钱业，有票号十三家、张庄二十一家，两帮曾组织“票帐帮联议分会”以资联络。民国建立，票帐帮失去清朝官府的屏障和存汇官款的财源，业务一落千丈。其中如宝丰隆、宝丰银、蔚丰厚等票号帐庄，因与清朝地方大员有深厚渊源，他们失去靠山，统统垮台。至于纯系商营或与清廷官员关系不深者，仍然勉强维持营业，现将自民国元年（1912）到民国十四年（1925），成都私家银钱业的发展变化，分为成都与重庆两帮简述之：
       (1) 成都私营银钱业的变化
       成都在清代时，陕西和山西的票帐帮在银钱业中就居于重要地位，辛亥革命后，虽然有的垮台，但金盛元、天成亨、公顺同、新新老、全兴号、百川通、日昇昌、天顺祥、马裕隆、刘万和等仍然继续经营银钱业务。有的是由于另外兼营有其他业务，如天成亨、公顺同兼营金铺；刘万和、马裕隆兼营匹头及洋广杂货；新新老兼营皮货，全兴号兼营烧坊。有的仍然以经营银钱汇
       兑为专业，如金盛元、天顺祥皆是。至于新兴的金融组织，采用近代银行管理办法的，成般仅有一家信立钱业公司。它是由四川通省商务总理周祖佑发起筹组的，宣统二年（1910）开业，以后曾因周转不灵，资金短缺，周祖佑将南府街房产一院，向殖业银行抵借公款一万两渡过难关，并推选樊孔周担任副董共襄其事。这个公司一直营业到民国八年（1919），据该年九月十六日《国民公报》载：“亏欠公款商家有天成亭、信立钱业公司及成属四十七家当铺。”信立公司以后何时停歇，缺乏资料考证，它算是成都第一家不同于票帐帮的金融组织。
       民国二年（1913），成都一些士绅热心银行事业，四川省议会副议长朱大镛拟筹办“殖边银行”号召开发边区实业，富国富民。错其过于浮夸，不求实际，竞号召集资二千万，每股一一百元，公开招股。尚在筹组中，内部就闹分裂，该行副董袁蜀臣等退出殖边，于民国三年（1914）筹组“劝业银行”，同样号称资本二千万，每股一百元，登报招股。这两个银行，都是虚张声势，闹了许久，究竟招股若干，何时开业，未见下文。
       民国六年（1917），成都北打金街有一彩票铺，招牌名“中万利”，含意是“得中头奖，一木万利。”老板胡兴之拉拢安乐寺银钱市场一批钱帮、货帮，做汇兑存放生意，很是顺手，于是将“中万利”改为银号，加入银钱业。本钱虽少，做得稳当，信用良好，一直开到“三军”统治时期，营业未衰。民国六年（1917），新开业的还有和记银号、元吉利银号、裕商公银号等几家，它们经营的时间都比较短暂。
       民国七年（1918），成都外南簇桥丝帮帮董李邑山（原是乐山“利贞元”派住成都的庄客），依靠云南生丝帮、遂宁棉纱帮、嘉定丝帮，凑集股本一万两，在成都上中东大街六十号开设“信成钱庄”。当时成都银钱业老的是票帐帮，新的是银行、银号和公司（信立钱业公司），还没有一家命名“钱庄”的，它要算第一家了。
       “信成”一开始营业，便草除银行、银号在服务方面的傲慢
       态度和恶习，不准摆出商人-等的样子。在办理汇兑款项、存储短拨、代办收支等方面都给雇主以方便。对汇兑款项，不但汇水收得很低，还开办其他银行、银号所不愿做的“对期汇款”。一般汇款是先收后交，行庄可将所收汇款用来周转，获取利息；“对期汇款”，则是汇款人与收款人同一天收交，除支付汇水外，款项不会被行方周转而吃暗亏，所以信成的“对期汇款”很受货帮欢迎。其次，该钱庄还缩小存款和放款利息上差距，消除银行低存商放的恶习。尤其是它的代办收支，不但不取于续费，还远现银的力资都不要商号分担，更使商家满意。因此不仅云南丝帮、遂宁棉纱帮、嘉定丝帮的汇款和存放款，都被“信成”包揽，就是其他商家也都乐与“信成”往来，从此信誉日著，声誉鹊起。因业务发展，乃倡议增资。由于时局不清，内战频仍，股东多不愿加股，唯独新都庄法三挺身而出，变卖田地，投入大量资金，他取得多数股权之后，就安置私人，企图控制钱庄，民国十二年（1923），由庄提议改为银号，大权就落于庄法三之手，李邑山亦无可如何了。这段时间信成钱庄在成都银钱业中起了较大的作用。
       当官银票灾祸发生时，成都银钱帮没有一家不握存有官银票，瞬间变成废纸，各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因之1925年以前开设的银钱帮，幸存的不多，成都金融业一度呈现不景气象，直到“三军”统治时期，才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2）重庆银钱业在成都设立的分支行庄：
       辛亥革命后，重庆的银行、银号曾先后在成都设立支行号，对本市的商业繁荣起到一定的作用，根据已有的资料，分述于后：
       ①聚兴诚银行成都分行
       “聚兴诚银行”是四川第一家民族资本的银行。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和剥削，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形势下诞生的。当时重庆进出口贸易发展，市场交易频繁，客观上对收支、汇兑、存放等金融业务需要迫切。拥有百万资财的富商杨文
       光，因其次子杨希仲在海外学成回国，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经营管理深有研究，说服全家，要建立起以银行为核心，包括金融、贸易、航运、工矿等多部门的庞大的杨氏“托拉斯”组织。于是在民国四年（1915）四月一日在重庆成立“聚兴诚银行”，资本总额为一百万元，并先后在省外上海、宜昌、沙市等商埠及省内成都、自贡、内江等城市，一共设立二十九个分支机构。
       “聚兴诚银行成都分行”是民国六年（1917）由重庆总行派杨子芬为经理来筹募办的，当时在华兴街购地自建西式楼房两幢（现总府街东风饭店后面）。民国八年（1919），房屋落成扩大营业。因它在重庆享有盛名，资金雄厚，分支机构，遍布全国主要城市，到处可以通汇，深受货帮欢迎，故本市商家的汇出汇入款项，多由其承办，业务蒸蒸日上。但民国十年（1921）后，总行的业务因商业内务，几头糊纱商号贩运停顿，航运部亏损，汇兑业务减少，官方借垫太多（北洋政府借垫一百二、三十万，四川军阀一百四、五十万），发生危机，陷入困境。成都分行受其影响，兼以局动荡，军阀混战不休，成都迭遭兵变，因之业务萎缩。总行为了挽救危机，派洪范民为成都分行经理。他首先在成都发行执照（无息定额存单）数十万元（以后陆续发行到近百万），分五元、十元两种。当民国十二年（1923）成都官银号撤废，官银票的灾难发生时，聚行虽也受有损失，但却竭尽全力，准备大批现银，保证所发的执照兑现。这一行动赢得全市商民的信任，它的执照身价极高，超过以往官方银行所发的钞票，一直盛行到“三军”统治成都的时期。
       聚行成都分行通过发行执照，扭转了业务萎缩不振的状况，就先后在祠堂街、王泉街设立办事处，在外东、外南设立仓库，增办各种定期储蓄存款，吸收游资，其长期储蓄竟有十年以上的，到期可以得到一笔整千整万的巨款，迎合市民“人怕老来穷”的心理，很受储户欢迎。由于它不断改进，经营灵活，业务呈现一派生机。
       ②重庆其他衍生的分支机构
       民国八年（1919），重庆汪云松、孙仲山集资《导私》百万，在渝开设大中银行（汪任重庆经理，孙任北京经理），他们通过北洋政府要人的关系，向市制局请准发行纸币四百万元，先后在成都、上海、天津、汉口开设分行。民九、民十等年，四川政局变化，官欠逐渐增多，以致周转发生困难。该行印就的钞票，除在北京、重庆各发行数十万元外，分送各个分行。成都分行正准备发行时，值民国十一年（1922）奉直开战，奉军从北京撤退，所欠该行北京总行的借款无法收回，京行突起风潮，风声所及，重庆分行发生挤兑，波及申、津、汉、蓉，成都分行因此搁浅，商民损失颇巨。
       民国十一年（1922），重庆官商合组的“中和银行”成立，所有第二军（刘湘）军需出入款项，皆归该行经收经支，得此官款周转，营业颇占优势。该行先后在成都、叙府、万县等地设立分行。但其后由于军款收不敷支，总分行均不免为军方借贷所累，呆滞过巨，渐难支持。民国十二年（1923），成都官银亏损废，官银聚变成废纸，市面金融紊乱，该行成都分行受其影响，遂告停撤。另外，重庆还有同裕利银号、同义利钱庄，也在民国九、十年间（1920—1921）相继在成都设立分号、分庄，都由于官银累的灾难，遭受损失而停业。
       综上所述，从辛亥革命以来，重庆的银行、银号、钱庄虽在成都先后开设了几家分支机构，但是到民国十四年（1925）时，一直能够屹立在成都银钱业中的只有聚兴诚银行一家，其它都是昙花一现，瞬即破灭了。
       6. 银币铜币的铸造流通情况
       辛亥革命后，军政府接管了前清开办的成都造币厂，因辛亥革命十月十八日兵变时，造币厂卒未遭受洗劫，机器设备完整，得以迅速恢复生产银元和铜元，流通市面。但市面经济秩序遭受破坏，百业萧条，购进银、铜原料颇感困难。尹昌衡都督曾饬令各
       州县设法购济，以免影响铸币。当时有毗居山古庙金顶寺住持僧慧源，将该寺原大殿上所盖之铜瓦（因火灾卸下）及其它废铜共计四万余斤，星夜运来成都，亲自呈缴军政府，作为铸造银元、铜元的原料。并声称该庙所存古铜器甚多，深恐遭受劫掠，请求军政府保护。尹昌衡善甚，对该寺住持奖赉有加，准予出示严加保护。这批铜瓦和废铜如按当时造币厂铸造的当五十铜元（重五钱）计算，至少可铸造一百数十万枚，既解了造币厂需铜铸币的燃眉之急，也为军政府提供了大笔军政费用。
       民国元年以来，历届政府铸造发行的银元、铜元简述如下：
       (1) 银币
       清末银元皆系龙根，民国成立后废除龙模，由四川军政府自创模型。“一面中书四川纸币四字，中心作海棠花一小朵，上边加军政府造四字，下边加壹圆二字，另一面用十八小圈绕一大圈，圈内书篆文汉字，以直线纹为底。上边加中华民国某年字样，其银字的金字旁系连书四画。此项模型即为四川银元定型，一直未变” \( ^{②} \) 。
       民国元年（1912），造币厂开铸四种银币，一元币重七钱二分，五角币重三钱六分，二角币重一钱四分四厘，一角币重七分二厘（均按九七平计算）。当年铸造各种银币数量不多，共铸造了二百九十余万元。其中各种角币约计十一-万余元，为一元币的二十六分之一。以后“一角、二角的银币完全停销，只铸五角银币” \( ^{③} \) 。故一、二角的银币流通在币面的很少，受到珍视。
       民国二年（1913），川督胡景伊为镇压国民党人熊克武在川领导发动的二次讨袁革命，军需乱急，大肆鼓铸汉字川板银元，到民国四年五月陈寅入川时为止，胡景伊共鼓铸了约一千三百万元，其中仅有五万余元的五角币，余均为一元的大洋。民国六年（1917），罗佩金、戴越主持军民两政时，造币厂停铸五角银币，全铸一元的川板银元，至此，五角银币日渐稀少，基本上形成只有一元银元与铜元的兑换比价了。
       这段时期，成都虽发生过各种纸币挤兑风潮，而银元价值不但稳定，且日益增高，民初每元兑换铜元一千二、三百文，民国十年（1921）就要兑换铜元二千三、四百文。
       民国十一年（1922），刘成勋主川时，为攫取铸造余利，“当年敲铸一元银约二百八十万左右，而敲铸的五角银币达八十三万余元”，⑩几乎为一元银元铸造数的三分之一，开始违反了《国币条例》对主辅币铸造比例的规定。民国十三年（1924），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为了扩军筹饷，掠取财源，竟饬令造币厂完全铸造五角银币，停铸一元大银元，完全破坏了《国币条例》，废掉主币，全铸辅币，这就是厂板取代大银元的滥觞，为四川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
       (2) 铜币
       清末造币厂所铸铜元，仅有当十文、当廿文两种，系用紫铜铸造，成分铜九五、铅四锡一。它一面龙纹，一面年号与当若干等字样，铜质纯洁，铸工精细。
       民国以后，政府度支日细，又因钱价降低，铸造时即多加铅锡，改作白铜，成分降为铜七铅三。当时开铸的“当十文重二钱，当廿文重三钱，加铸一种当五十文重五钱，其模型改为一面嘉禾，一面为铸造年份及当若干字样”。 \( ^{③} \)
       民国二年（1913），川督胡景伊加大板面额，添铸重五钱八分的当一百和重七钱的当二百大铜元。其铸造数额，当一百铜元九百六十余万枚，当二百铜元一百九十五万余枚，如将全年铸造各种铜元总额折算为钱文，竞达三十二亿多文，这就相当惊人了。
       民国六年（1917），罗佩金、戴戡主持四川军民两政时，为了掠夺余利，停铸当十、当廿两种小额铜元，只铸造当五十和当一百、当二百的大铜元，当一百的铸造数量突破千万枚的大关，当二百的也比胡景伊的铸倍数增加了一倍有余。
       民国八年（1919），熊克武主川时，停铸了当一百和当二百
       的大铜元，只铸当二十、当五十两种，并铸有当五铜元五万九千余枚（民国七年成厂造有当五铜元四十一万一千九百一十四枚）。此后的三年中，当二百铜元虽有两年来再铸造，时当一百铜元却有两年的铸造数都在一亿枚以上，数字之大，十分惊人。可见当时四川军政首脑们掌握了铸币特权，需要多少，就铸造多少，没有限额，可以肆意滥铸。
       民国十三年（1924），杨森统治成都，其造币厂厂长是由四川造尹玉崴生调任，他将重五钱八分的大一百改为重二钱七分的新一百，用减轻重量的手段攫取余利，甚至把当二百铜元铸造了一亿四千多万枚。从此当二百铜元，每年的铸造数都在一亿几千万枚左右，当二百铜元就开始充斥市面了。
       铸造铜元，面额愈大，获利愈多，如当二百铜元一枚，可换当十铜元二十枚，也就是以铜七钱之值，换换铜四十钱之值，即是每铸造当二百铜元一枚，就可掠去当十铜元十六枚半。所以罕询问们都大肆鼓铸大面额的铜元，而不铸造小面额的铜元。由于铜币面额逐步加大，不仅前清制钱多被私熔图利，渐归消失，即小额铜币，亦逐渐流出省外。如当五十铜币出现市面，当二十即流至湖北；新一百出现市面，老一百即流至宣、汉；同时新的较大面额出现，旧的较小面额即被熔化出售，或搜罗改铸新币，因此小额者日渐稀少，故民国十二年、四年（1924—1925）时，“有以竹筹纸码记帐，或将制钱一文当作五至三十文行使。③
       当时劳动人民收入均是以钱计算，其收入上涨率，远不及银元上涨之速。如清末民初，银元一元换钱一千二百文，到民国十四年（1925）就要换三千七百到四千六百文，银元上涨了三倍，劳动人民的收入未能比例上涨，可见其为害人民生计者至大。
       在成都安乐寺银钱市场上交易流通的银元，不限于成都造币厂铸造的各种银币，其他一元银元还有大清龙阵（包括湖北、云南、北洋板等）、袁世凯头像银元、墨西哥鹰洋、西班牙木洋等。五角银币也有龙纹、袁头、磨头（唐继尧头像）和云南铜
       附四川大洋折合铜币表： \( ^{43} \)
      

年	别	时	何	每元折合铜元数目
清光绪宣统年间				一千文（当十铜元百枚）
民国元年				一千二、三百文
民国四、五年				一千六、七百文
民国七、八年				二千文
民国九、十年				二千二、三百文
民国十一年	上	季	二千四百文
	下	季	二千七、八百文
民国十二年	上	季	二千六、七百文
	下	季	三千二百文
民国十三年	上	季	三千四百文
	下	季	二千六百文
民国十四年	上	季	三千七百文
	下	季	四千六百文

       板。双毫及一角银币有云南、广东、湘北省铸造的。这些银币，除大清龙洋、袁头大洋可通行全国外，成都造币厂所造的汉字川板只能通行省内。因之市场价格也有差异，前者略高于后者。不能通用的银币，可以在市场上成批交易，以其不能普遍为市民所接受之故。1925年以后，由于军阀私铸者增多，币制就愈形紊乱。
       (杨乾九、姜梦弼执笔)
       二、刘、邓、田三军联合控制时期成都金融的进一步紊乱和金融机构畸形发展
       民国十四年（1925）十一月，四川统一之战结束，扬森退出成都，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部军队入城，各控制成都市区的一个部份，从此成都成为三军共管区域，也是三军的军事政治中心。
       “三军”控制成都长达八年（1226—1933），他们在最初六年中，表面上保持和平共处的局面，成都地区政局比较安定，使成都市的工商业有一定发展，金融业也畸形扩张，但由于大小军阀攘夺财源利数，剥削民脂民膏的手段更为广泛残毒，私铸银元，利用金融机构滥发执照，使金融货币极度紊乱，币祸风潮，连绵不绝，人民所受的苦难，十分惨重。这段时期成都金融业的畸形发展，变化和市场剧烈动荡的情况，分段简述如下：
       1. 银行钱庄畸形发展
       民国十四年（1925）十一月，邓、田、刘三部（即后来的二十八、二十九、二十四这三个军）进入成都时，金融业只有成都中国银行、襄兴诚银行两家是依法设立的银行，其余一般商民经营的银号、钱庄、票号、字号、为数不多，组织规模也不大，业务范围都比较小。“三军”首脑为了扩军筹饷，开辟对源的背景，以活波金融为名，首先带头开设银行，占据摊平金融业。邓锡侯利用他兼任造币厂长，掌握铸造、发行银铜硬币的特权，用银元五千元的开办费，开设“康泰祥”银号，派他的财务处长李光含为总经理。银号的资金实际就是造币厂铸造的银元、铜元，邓把造币厂和康泰祥银号溶成一体，凡造币厂购进银铜材料，结付货款要通过银号，拨支军政费用也要通过银号，利用官方的权力，维持他私人办的银号，以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刘文辉在“三军”中实力最强，拥兵最多，防区最广。他的财务处长文和笙说：“支付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没有一个特立的金融机关，
       代引曲折，是不行的。” \( ^{③} \) 因此，刘文辉以二十万元的资本，在成都东御街开设“裕通银行总行”，派文和笙当总经理，并在防区的宜宾、泸县、自流井设立分行，积极扩展业务。田颂尧也不例外，他先在成都以十万元的资金开设“和丰银号”，以其财务处处长冯茂华任总经理（继由徐昌龄担任），又在川北防区开设川西北地方银行，统筹其军费开支。这些军阀所开的银行、银号，表面是商业性质，实际是服务于他们封建军事割据的政治需要，所以他们开设的银行、银号都委派掌管财政的兼信人员主持。显而易见，这种银行，实际是军阀扩军筹饷的机构，并不是什么调济金融，发展经济的企业。
       按照当时北京政府财政部的规定，对开设银行、钱庄的限制比较严格，尤其银行，更难于准备给照营业。但三军长不受这种约束，他们都是自我批准。由于这样，以后成都银号、钱庄申请开业，都只须由总商会呈报市政公所（市府）转呈三军部批准即可营业，一般都不报财政部备案了。至于检验资金是否属实，都是虚应故事，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这就为“三军”的部属和一些投机野心家大开方便之门。
       “三军”的其他将领聚敛财富的欲望，并不比他们的军长逊色，纷纷与投机商人勾结，开银行、设钱庄，一时成都金融业兴起的行庄，竞如雨后春笋。据核查，仅在民国十六年（1927）一年中，廿八军将领开设的有邓国璋的天府储蓄银行、陈书农的元吉银号、李其相的鑫记银号、谢德戡的志成永银号等九家；廿四军将领开设的有刘文成的成益银号、刘文彩的人和银号与利华银号、石肇武的鑫记银号等四家；廿九军将领开设的有孙德操的德顺长银号、董长安的德安银号、任昌鹏的崇实钱庄等三家。这一年，“三军”头目共计开设了十五家行庄。另外不属于“三军”的军政界人物或与军政当局有密切关系的各方面人士也开了一些行庄。如原川军第七师师长陈国栋，在重庆刘湘的照顾下，当了一任盐运使，搜刮到二十几万银元，饱载回到省城，也省中了这
       个热门，独资开设都川银号，原川军总司令刘成勋的财务处长刘学优，也开了一个东升银号（字号），法国驻成都领事馆秘书郑绍卿，在总府街开设戳记银号，还经销法国化装品和摩托车、脚踏车等高档商品；元记洋行代距人杨兰田，开设了杨兰记银号，并经销美国福特牌汽车，代办洋行业务，曾任成都总商会会长的俞凤岗，将其经营的凤详银楼加入银钱帮，也做起银钱业生意来了，总商会副会长梁均平也开了个均义字号，与俞凤岗联成一气，进行汇兑投机，原信成银号，因业务发展了，也开一个信义字号，与该号配合经营，就连前清遗老方鹤斋，也命其儿子出面开了一个鹤记字号，原浚川源银行自流井分庄经理马吟舫，算是银钱帮的前辈，他利用在银钱帮的纵横关系和中国银行的支持，也开了一个成半银号……，一时成都春熙路、东大街、南北新街，银钱业行庄字号密集如林。
       在军阀官僚热火朝天开办银钱行庄的同时，成都商帮人士也不放过机会，纷纷集资开设行庄。民国十六年（1927），他们新开设的行庄字号不过几家，而民国十七年（1928）正值市潮汹涌，金融劲盛之际，却新开设了十四家，其中以字号命名的有裕丰昌、隆泰等五家，以银号命名的有天佑生、鑫福积、和达、大同裕等九家，可见金融业的发展势头是相当猛烈的。
       这样多的银行、银号、钱庄、字号……轰而起，他们在业务上竞争自然非常激烈，各家都有它的经营门路。如惠川字号是廿四军师长林泽伯所开，就吸收了不少大小官员长期存款。据该号经理刘湘洲说：“廿八军旅长王学英同林泽伯私交甚好，一次就存入银元二十万的巨款，长期收取利息”。再如廿八军师长黄逸民所开的益敬恒银号，就吸收了旅长习文俊和旅兼参谋长陈谷生的长期存款银元廿多万。由此可见，军阀开的银钱行庄，是靠他们的政治力量打的基础。而经商人经营的银钱行庄，没有政治力量可作靠山，就主要依靠货帮。如信成银号是依靠乐山、云南、成都的丝帮发展起来的，鑫福积、合益、正大昌三家银号，是绸缎
       匹头帮的商人投资，自然和绸缎帮打交道，做汇兑生意。当时这些银号钱庄大多无力在上海、重庆设立分庄，基本是委托私人代庄，于是有一些住在申、渝两地的商人，往往一个人代理了好几家行庄，这样一般中小行庄就能够开展外地汇兑。另外有一些银号行庄向中行、聚行靠拢，分享一杯残羹，如咸丰银号的马吟舫，就是经常向中国银行分给一点汇款，赚取汇水，维持营业。
       在此期间，只有民国十七年底，以沈若仙为经理开办的“民信平民银行”（地址春熙路），要算别开生面了。他采用信用合作社的形式，宣扬互助精神，改良平民生活，实行公平经济制度为目的，约集基本社员二十人，认股二百股，每股银元十元，准备试办银行一年。民国十八年（1929）一月，经市政督办罗泽洲批示：“暂准试办，待有成绩，再行呈请正式注册立案可也。”市政公所还出示保护：“该行系谋平民福利，不得无故滋生事端”。以二千元的资本就开了银行，是成都绝无仅有的一家，它一直开到1935年，还在营业。
       “三军”统治时期，成都金融机构多到七十余家，当然是一种畸形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成都已成为“三军”的政治经济中心，各军的大小头目和官僚政客，都集中居住在此，人口增加，他们又把从各自的防区搜刮压榨得来的金钱汇聚到成都，从事买乐，过着腐化糜烂的生活，对消耗品的苛求，愈来愈多，市场上的奢侈品和日用必需品价的供销增大，从而促使一些工商行业得到发展，为工商业存贷汇兑资金服务的金融业，也有了较多的业务；兼之，军阀政客又利用金融业机构吸收资金，发行执照，从事商业投机活动，金融业不健康的发展势头，就这样形成了。
       (附表)
       “三军”统治时期成都金融业机构题名表
      

顺序	行 序	名 称	成立年月	资本金额	出资人负责人	敬业时间	备注
	廿八军系						(行址)
1	康泰祥银号	1926	5,000	邓锡侯	李光含		西东大街△
2	益敬恒银号	1926	10万	黄逸民	郝朴琴		提督街△
3	天府储蓄银行	1927	40万	邓国琼			提督街△
4	元吉银号	1927	5万	陈书农			春熙南段△
5	华庆银号	1927	5万	许达全	许楚三		春熙南段△
6	利丰银号	1927	5万	冯德斋			春熙南段△
7	恒裕银号	1927	10万	罗泽洲			北新街△
8	永达银号	1927	3万	扬荣向			春熙南段△
9	鑫记银号	1927	15万	李家钰			春熙南段△
10	丰泰银号	1927	20万	饶彻韬			春熙南段△
11	志成永银号	1927	6万	谢德戴			春熙南段△
12	惠生银号			黄逸民	郝朴琴		普敬仨改名
13	恒丰银号		10万	黄逸民			南新街△
14	西南储蓄银行	1929	40万	邓国章	李克壮		春熙北段△
15	德永益银号	1931	3万5千	彭诚平	彭子献		春熙南段△
16	蜀信商业银行		40万	邓锡侯	雷少成		春熙南段△
17	新川银行		40万	邓锡侯	李光含		原康泰祥改

      

顺序	行 庄 名 称	成立年月	资本金额	出资人负责人	敬业时间	备注
廿四军系
18	裕通银行	1926	20万	刘义辉	文和笙	东御街△
19	惠川字号	1926	2万	林泽伯	林泽叔	陕西街后南新街△后凌银行
20	成益钱庄	1926		刘文成	陈清极	西东大街后△改银号银行△
21	人和银号	1927		刘文彩		署株街△
22	利华银号	1927		刘文彩
23	肇记银号	1927		石肇武		鼓楼街△
24	新怡丰银号	1928	10万	刘文辉		提督街△
廿九军系
25	和丰银号	1926	20万	田颂尧	冯茂华徐昌龄	总府街△
26	崇德银号	1926		曾南夫	曾云从	走马街△
27	德顺长银号	1927		董长安孙震		走马街△
28	崇实钱庄	1927			任昌鹏	南新街△
29	德安银号	1927		董长安	徐昌龄
30	鼎丰贞银号	1928		罗酒琼		北新街△

      

顺序	行庄名称	成立年月	资本金额	出资人/负责人	歇业时间	备注
其他军系
31	福川银号	1927		陈国栋陈国栋		北新街第七师师长
32	东升银号	1927		刘学优		北新街刘成勋财务处长△
33	衡康银号	1927
民 营
1	金盛元银号	清代				暑袜街
2	马裕隆号	清末				西东大街
3	刘万和号	清末				商业场
4	中万利银号	1917		胡兴之胡兴之		原是换钱铺彩票铺、打金街
5	信成银号	1919	2万5千	李垠山庄法二	1932	原是钱庄后改银行南新街
6	和记银号	1917
7	天顺祥银号	1917		范炳之		南新街
8	协诚银号	1926
9	杨兰记银号	1927	12万	杨兰田杨兰田		东御街△
10	馥记字号	1927		郑少卿		总府街△
11	怡记银号	1927
12	鹤记字号	1927		方鹤斋

      

顺序	行序	名称	成立年月	资本金额	出资人	负责人	敬业时间	备注
13	钩义字号				梁均弘
14	风祥银楼				俞凤岗			春熙北段
15	同益字号
16	信义字号							信成的子号
17	成丰银号				马吟舫
18	裕丰昌字号
19	隆泰字号	1928
20	懋康字号	1928

      

顺序	行 庄 名 称	成立年月	资本金额	出资人负责人	歇业时间	备注
31	怡成银号	1928
32	裕丰银号	1929	6万	张希祉胡玉笙
33	心记银行				1930
34	元厚钱庄			胡俊臣成焕廷	1933.6.
35	民信平民银行	1928		段治平		春熙路合作社性质城守东大街
36	亨利银号	1931
37	利庆生字号				1933.6.
38	福记字号				1933.8.	查封
39	富裕钱庄				1933.7.
40	聚益字号				1933.6.	华兴街
41	裕成信钱庄	1932.3.			2933.5.	中新街
42	德和银号	1932				东安里

       注：有△符号者，载于《新西南》一卷三期
       2. 军洞滥铸劣币，酿成“杂版”风潮
       （1）军阀破坏币制，滥铸劣币
       成都通用的银币，有主币、辅币之分。主币是七钱二分重一枚的大银元，包括大清龙洋、袁头大洋（袁世凯头像）及成都造币厂铸造的汉字大银元（川版）三种主要银币。其他外省、外国各补版面的大银元，因来源有限，仅有少量在币面出现，并不普遍。银质辅币为成都造币厂铸造的二钱六分重一枚的半元银元
       （厂版）及少量一角、二角银币。成都造币厂在铸造汉字大银元和半元银元时，根据《国币条例》的规定，大银元的质量较为银九铜一，半元的质量为银七铜三，使主辅币的含银量有较大的差异。为了防止辅币过多，有损币信，《国币条例》限制辅币（半元）的铸造数量为主币（大银元）的百子之二十（或百子之十）。成都地方政府以此为依据，晓喻市民，在完纳赋税时，规定八成大银元，二成半元的比例，配搭缴纳，形成了“八搭二”的配搭制度，维护主币大银元的地位。
       民国十三年（1924），杨森督理四川军务，为了窃取余利，破坏了“条例”的规定，停止铸造汉字大银元，全铸含银量少的半元银元，把主币换成辅币，使成色由银九变为银七。单是银色差异上的余利，他就攫取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民国十四年（1925）十一月，邓锡侯接管造币厂，步杨后尘，全铸半元银元。从接管之日起到“民国十七年（1928）底，他共铸造半元银元二千三百九十一万余枚”，领取了二百多万元的余利，为杨森的三倍。因此，成都和邻近各县，半元银元充斥，大银元越来越少，一切交易和完纳赋税，几乎全是半元银元，所谓“八搭二”的规定，不废自废，半元银元就成为主币。人们为了把这厂造的半元区别于大银元，把它叫做“厂版”。
       邓、田、刘三军入成都之初，邓锡侯占据了造币厂，独享铸造特权。刘文辉颇有姑意，借口铸造藏在边区行使，收买辜牌所（制模具）技工，取走造币厂的半元铜模，在他控制的修械所和雅安防区，私铸低成色的半元银元，他的侄儿，旅长刘元璙也在会理设厂私铸银元，邓邵李家钰入城时占据过造币厂，趁机窃走半元铜模，交一部份与其弟李汪东，在忠烈祠街司令部和城隍庙驻地内私铸半元银元，又在遂宁防区设厂私铸，邓邵谢德巍旅长占据了外南倒桑树街四川机械厂，利用设备造枪弹和造银元同时进行。在其影响下，邓邵诸将领纷纷效尤，一时罗泽洲在顺庆、邓国璋在郫县、黄逸民在灌县、扬荣尚在会堂、魁兵指挥官
       王岫生在成都，陈书农在合川，以及田颂尧部下的何瞻如在安县、曾南夫在三桥南街，都先后设广私铸低成色的半元银元。邓锡侯对这些友军和自己属下的骄兵悍将一筹莫展，假作痴聋，听之任之。
       这些私铸的低成色半元，初期与厂版蒙混使用，人们不禁，视同厂版收受，私铸银元获利甚厚，因而设厂铸币的人愈来愈多，不仅成色有低至二、三成的，且工艺技术也很拙劣。据《川报》载：“仅灌县一地，就有私铸工厂十多家，雇用铸造工匠千人以上。”这个报导虽不甚确切可靠，却反映出当时私铸猖獗的程度。市民上当受骗，怨声载道，把私铸的半元不论成色高低，统统称为“杂版”，以区别于造币厂的“厂版”，自此厂版、杂版分道扬镳，各有市价了。
       成都市面除银元外，还通用造币厂的铜元，是历史上采用银钱并行制度形成的。最初大银元兑换铜元一千文左右，兑换价不固定，随市价浮动。由于历届军阀政府为夺取铸造余利，不断将铜元版面价值加大，重量减轻（从当十、当廿、当五十加大到当一百、当二百）。每加大一次铜元版面价值，其与银元的兑换比率，就大幅度下跌，成为规律。民国十四年（1925），大银元一元已经要兑换铜元二千七、八百文至四千文，这是任意加大铜元版面价值的恶果。邓锡侯接管造币厂后，因铜元市价低落，如继续铸造“当一百”、“当二百”的大铜元，没有余利，就利用《国币余件》上有逐步推行铜辅币，固定比价的规定，向省议会、商会提出，准备改铸一分、二分铜辅币，或者改变铜元版面大小式样。议会、商会认为固定比价，改为辅币，破坏了历史习惯，都不赞成，但没有指责改变式样和大小。邓锡侯即以此为依据，减轻重量，缩小版面，开铸“小一百”、小二百”的铜元。一时物价沸腾，重庆市商会反对最强烈，致使“小二百”铜元，局限于成都附近各县行使，简附以下直至川东，都拒绝使用。在“小二百”铜元发行困难时，“邓锡侯趁刘湘准备离蓉返渝，与
       黔军在重庆作战之机，赠送刘湘开拔费“小二百”铜元四十万串，刘湘沿东大路回重庆，沿途强迫行使，人不敢拒，于是四川善后督办竟作了“小二百”铜元大量推行的开路先锋”刘湘到重庆后也大量铸造“小二百”铜元，成都其它军阀则纷纷收购“大一百”、“大二百”铜元，改铸“小二百”铜元，尤其恶劣的是，收购“当廿文”、“当五十文”的旧铜元，压上“当二百文”的字样，强制人民行使。于是“当二百”铜元充斥市面。造币厂从民国十五年至十七年（1929——1928）三年中，铸造的“小二百”铜元，就有四亿多枚（私铸未计入），四川简直成了“当二百”的天下，引起物价上涨，最微小的东西，几乎都以二百文为起码单位，大银元一元，竟涨到换铜元七千多文，老百姓叫苦连天，都在喊叫“当二百苦死人”了。
       邓、田、刘三军入驻成都后，任意破坏币制，私造滥铸，致使币制紊乱，通货膨胀，在流通中增加了人们对货币质量优劣的鉴别和以质论价的计算，既要作出广宗版换大洋的比例，又要确定兑换铜元的价格，往往收交两方意见不一，发生争执纠纷，大大造成经济活动中的严重困难，加以各类投机分子趁混水摸鱼，诈骗伎俩，层出不穷，致使成都金融骚乱达于极点。
       （2）酿成“杂版”风潮
       民国十六年（1927）秋，军阀私铸的杂版，在各县已不能蒙混行使，多感脱手困难，出现了以八折抵用的现象。成都杂版则尚可使用，且价值变动不大。当时大清龙洋和袁头大洋一百枚，换杂版二百二十四枚，汉字川版百枚换杂版二百零六枚，厂版二百枚换杂版二百零二枚。不料十月中旬，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遂宁防区擅自规定，大银元一元作一元零四仙行使，厂版九折行使，杂版一律五折使用。消息传出，各县大批杂版，有如潮水般地涌向成都而来，市场顿时一片混乱，杂版无人接手，买卖无法进行，人心惶惶，有如大祸临头，爆发了巨大的杂版风潮。
       邓、田、刘三军长见事态严重，议决取缔劣币办法三条：
       “（1）检查供给私厂造币机械的学校及厂所；（2）封闭制造劣币的私厂，查拿工匠；（3）严禁行使劣币。至市而现有劣币的善后办法，则伤由商会召集各帮筹议。”③十月廿一日将上述办法揭出布告，并即派武装部队进行检查。三军长的用心，是要私造银元的部下将领暂时收敛，以平民愤，故只查封了春森机械厂、李金兴铁工厂等几家，抓了几名工匠，并未伤及有力军人一根毫毛。而杂版禁止行使，却使一般商民手中的杂版无法使用，危及人民生活，商民惊恐，交易停止，商店关门，形成罢市。
       廿二日，成都总商会召集全市八十几个商帮的帮董开紧急会议，决议：“（1）请三军长严禁私铸，清查来源，禁止在市面加价收买大洋（强有力者抢购大银元）；（2）市面流行劣币，请政府限期无折扣收回；（3）劣币在未收回前，暂准照旧行使；（4）劣币既暂准流通，此时即无鉴定之必要，待政府筹定办法，一经鉴定，随即收回”。④上项决议，除尚当局呼吁外，并用紧急通知，遍传各街，以安定人心。
       三军长见全城关门闭户，情势严重，不得不接受商会的请求，即以“私铸银元，本应禁止行使，惟忘市民既误收受，骤然禁绝，转滋恐慌，在善后办法未决定前，姑准所谓”为辞，布告全城。民众认为，三军长虽准杂版暂时通行，但无收回杂版，禁铸劣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诚意，非常不满，纷纷要求限期无折扣收回劣币（杂版），以免影响金融。邓田刘三巨头被迫于十一月十四日宣称：“三军长矜念民瘼，不忍吾民受无形之折耗，饬令一律行使，以维金融”，并说：“一俟度支稽裕，政府决以十足收回……。”所谓度支稽裕，渺渺无期，实际是想以一纸空文，平息舆论而已。
       随着杂版泛滥，厂版也日益贬值，大银元身价百倍。大银元一元要折合厂版一元六角左右，厂版兑换铜元之价，由每元八千余文跌至五、六千文，铜元也增值了，“小二百”反而变得香俏了。民国十七年（1928）一月一日《国民公报》报导：“昨日午
       后，全城饿死（兑换钱的）皆禁铜元“毕”牌，拒绝兑换银元。”可见此时，不但大洋绝迹，铜元也被收藏，市面上尽是厂、杂版，挤换、买卖、找补越发困难了，成都人民愤怒地咒骂道：
       “五介生洋破烂睡，
       三个死人又用划。”
       中共川西特委鉴于上述情况，发出号召，由成都学生联合会出面，成立“四川各界民众反抗劳市人同盟”，向三军长请愿，提出：“（1）请三军长捣毁私厂，若不执行，则由民众捣毁；（2）造币厂每日所出银铜元定期排换收回市面流行的劣币；（3）禁止大银元或良币出境”。④国民党成都市党部筹备处为了抵销“反抗劳市大同盟”的影响，笼络人心，也打出一个“成都市民众团体联合会”的招牌，在绝化街旧省议会开会，由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向育仁主持，三军部派寇慰祖（廿八军）、文和奎（廿四军）、任荣（廿九军）代表参加，工商各界参加的代表有龙亭三、赵凤阁、马云衡、闵次元等。该会议决：“（1）请三军长各派兵一团交向育仁指挥，捣毁私铸劣币之工厂；（2）组织军民联合肃清劣币办事团；（3）公推向育仁为民众团体肃清铸造劣币伪厂的总指挥；（4）举出若干代表协同向育仁工作”。②
       “反抗劳市大同盟”认为，国民党市党部筹备处发动和议决的这些办法，是军阀们耍的花招，因为造劣币的是军阀控制，由军方出面查禁，等于“贼喊捉贼”这是掩人耳目，欺骗民众。于是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其中有一张传单写道：“英（没）价值的银元一天一天多的，市面的物价一天一天的涨，好死了造劣币的军阀，苦极了求生活的平民！”⑧愤怒地把矛头指向军阀，把反劣币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三军长鉴于形势严重，不得不表示要收兑劣币，但却作出了如下的规定：厂版与大银元同价，每元兑换铜元八千文，杂版每元（两枚）兑换铜元五千六百文，杂版由政府用铜元收兑，每人
       每天限兑杂版一元。这个规定，表面上是维护法定价格，收兑杂版，实际是把自己低落的厂、杂版比市价提高百分之五、六十，仍是维护军方私铸的利益。从一月十一日起，由警察厅在东、南、西、北、外东五个区的警察官办理收兑，每天每个警察拨铜元一万出，兑换杂版。不料换兑人多，秩序混乱，无法维持。到“十三日情况尤为严重，许多持杂版来兑换的士兵，抢走银、铜元，毁伤警士，造成交通断绝，同时因挤兑被打伤毙命的民众亦复不少，收兑只得停止”。④民众对于三军长规定厂版、杂版的兑换价格，反对甚烈，坚持按质论价。收兑既停，各种币值仍然恢复到未规定前的市价了。
       三军长见收兑失败，舆论沸腾，不得不同意实行“捣毁私铸劣币上厂”，以应付当前局势。他们一面会衔布告，承认铸造劣币机关，不仅成都，附近各县皆有，准许各地民众搜查捣毁，一面饰由肖仁负责执行查抄。肖仁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召开民众大会，做出决心要肃清劣币的姿态，督师出发，检查捣毁私铸工厂。可是三军的师旅长并不卖帐，贵州馆习文俊的旅部，架起机枪，三桥南街曾南头的旅部戒备森严。肖仁见势不佳，不敢去撞，即带兵出城，往郸县、新繁、灌县走了一个游台，并未捣毁一家属于三军各部的私铸工厂。
       “反劣币大同盟”见军阀没有解决币潮的诚意，继续开展宣传活动，上街讲演的学生，与国民党部御用社团的人发生冲突，“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向肖仁出动军警，“逮捕反劣币大同盟散发传单的学生陈家吉，刘茂、文星哲、陈玉高（应为陈昌林即陈平三）等四名”，并贴出禁止鼓动反劣币风潮，擅发标语传单的布告。这就进一步暴露了反动军阀维护劣币和镇压人民的狰狞面孔，揭开了随即发生的震惊全川的屠死革命烈士的一九二八年“二·一六”惨案的序幕。
       “二·一六”惨案后，反抗劣币运动虽然暂时受到压抑，而杂版风潮并未结束。禁者自禁，铸者自铸，币制仍然非常紊乱。邓
       锡侯感到自己是造币厂厂长，造杂版又以他的部将最多，如不停转，后果不堪设想。最后他同参谋长朱汉卿商量，定下一计，他躲到灌县灵岩，行前拟定了一个下野的屯稿，表示他不当军长了。他是以此要挟刘文辉及其部下将领，逼使他们停造杂版。朱汉卿持邓的下野屯稿，召集邓部将领筹商，要求他们停铸劣币，才能挽邓复职。这些将领一因杂版市价已低，余利不多；一因自己羽毛未丰，怕邓下野，失去屏障，会被别人宰割，只好应允。而刘文辉则想联邓以自重，有利于吞并刘成勋，扩展实力。也愿停造杂版，不愿邓下野。这样，才解决了私造杂版的问题。“朱汉卿为了安抚部将，还手令造币厂代理厂长张明岩代邓部将领秘密铸造，‘官造杂版’三十万元，作为收检私厂的报酬。” \( ^{⑥} \)
       民国十七年（1928）底，杂版虽已停造，但充斥成都市面的数字非常庞大（有人估计约三千万元，有人估计是同期厂版数的百分之四十），政府的“善后办法”一直拿不出来。社会上因厂、杂版低落，引起债权、债务纠纷日益严重，有人组织“成都市民债务纠纷清愿团”向三军长一再请愿呼吁，三军长还是无法善后，只有拖下去。到民国十八年（1929），厂版一元只能换铜元四千二、三百文，杂版一元换铜元一千五、六百文，成渝汇兑，成都交厂版二千三百元，重庆收大银元一千元。这时厂版一元只值大洋四角，杂版一元只值大洋两角，都跌到原材料价值以下，收回熔化，提取原材料，反能赚钱。于是造币厂收购厂杂版改铸大银元，一些化银高炉，也收买厂杂版，提取白银，半元银元遂逐渐销毁，劣币风潮方告结束。杂版风潮先后历时一年零七个月之久，流毒影响，十分深远。
       3. 银行滥发执照“发生“执照”风潮
       “执照”这个东西，旧《票据法》载明，是为了便利收支或汇兑所订立的特种票据，不能视作通货，但在军阀防区制统制下，竟以筹码不足为由，把它作为一种变相的通货，流通使用，这是畸形现象。
       先是成都聚兴诚银行在一九二三年前后，曾发行几种定额执照票（无总存单），在市面流通，由于该行讲求信用，有足够的准备金保证兑现，市民反映良好。三军长控制成都后，认为发行执照票可以攫取民间的现银，是“点石成金”的最好手段，于是他们开的银行，大肆发行没有任何准备金的大批定额执照票。以邓锡侯的康泰祥银号为例，它的开办费不过五千元，却发行了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三种执照票达三十万元，继又增加五元、十元两种，发行总数为开办费的六十倍以上。据代理造币厂长张民岩说：“我们组织康泰祥是专为造币厂之收交服务的。凡造币厂购进原材料，一律由银号给付货款，一半期票，一半执照”。另外“应支拨的军费款，也委托银号代支，可以酌情搭配执照。” \( ^{①} \) ，这就是军阀利用银号发行的执照作为现金使用的手段。再以刘文辉的裕通银行而言，它的资本号称二十万，总分行就行发行了一百几十万元的执照票。他的防区辽阔，军费开支庞大，又控制了修械所，经常需要大批原材料价款，几乎都由裕通银行结付，故它发行的执照，遍及上下川南，近期、远期期票，为数亦复不少，其数量和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家军阀银行。至于田颂尧的和丰银号发行执照票的数字，虽远不及邓、刘两家，但他的西北银行，在川北防区竞公然发行钞票——兑换券，用二十九军军部命令强制使用，就比其他军阀更加跋扈了。他们为了欺骗人民群众，都不对外公布发行数字，需要多少印发多少。
       在三军长所开银行的影响下，其他大小军阀开的银号钱庄，也无一家不发行各种执照票，都利用手上权力，在各自防区内征粮征税，摊派捐款，准许搭配执照缴纳，以立执照信用，扩大发行的渠道。至于一般银号钱庄，没有枪杆子的特权支持，就利用成都金融货币市场（安乐寺）作为推行他们所发执照的渠道。他们常常在市场上有意抬高价格，收买本身发出的执照，制造信用好的假象，使他们发出的执照，商民乐于接受，以便打开局面。
       当杂贩泛滥时，却助长了各家银号钱庄发行执照的势头，这是由于厂、杂版难于识别，商民收受感到棘手，将厂版误收成杂版，不但损失差价，甚至还行交不出去的危险。而执照上注明厂洋就是厂洋，无须鉴别，不怕交不出去，只要出票行庄信用好，商民乐于接受。对有些信誉特别好的行庄发的执照，还愿意高价价钱，如一百元的执照，可出一百零几元之价收进。像聚兴诚、金盛元的执照，经常都非常香俏。由于这样的影响，不但银钱业发执照，就是一般商家店铺都在自我批准发行执照，有的换钱铺还发行铜元执照。这时成都的执照，有如恒河沙数，数之不清，风行一时。
       当执照风行时，成都著名的聚兴诚银行却发生了一次大的挤兑风潮。民国十六年（1927）五月，北伐军节节胜利，声势大振时，成都市面谣传，国民政府向武汉聚兴诚银行提去现金二、三十万元，揭毁了银行并予查封。以讹传讹，市民惊慌，认为成都聚兴诚也将不稳，于是持有该行执照票的群众，纷纷前往华兴街寨行兑换现银，人群愈来愈多，截至五月十三日止，聚行已兑出现洋三十万元，十四、五两天，又兑出二十万元，十六日晨即兑出八万余元，提存声势之大可谓空前。此时聚行库存已空，兑款者尚拥挤门前喧闹不已，情势十分严重。该行只得暂时停业，经理洪范民乃一面电请诸三军城防司令部派兵保护，一面邀请成都银钱帮共同维护，并电“重庆寨行速汇五十万元来省济急”。直到渝款汇到，才又快复营业。因聚行资金雄厚，平素作风稳健，不怕风吹浪打，所以它的执照和一切存款，都能保证完全付现，没有让存户受些微损失，从而坚定了市民对它的信念。
       这次寨行挤兑，只是一场虚惊，因此并不影响各银号钱庄执照的发行，只是发行的数量无人控制，愈来愈多，与杂版交织一起，泛滥充斥，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刺激物价上涨，危害了人民的生活。成都商民协会会长李献延、王剑鸣鉴于执照泛滥成灾，影响人民生活，于民国十七年（1928）一月，列举执照过多，助
       长国积，赈激物价之当实，向三军长痛陈利害，他们说：“银号钱庄以所发纸券（执照票）收买大洋及油米杂粮与各种日用品，囤积居奇，于是大洋价格一跃而超过广平元一倍以上，菜油每百斤由十五元涨至四十余元，来每石由十四、五元涨至四十元，成渝汇兑由平汇涨至二千三百余元。”（以上金额均系厂版），说明物价上涨之猛，人民生活之苦，“恳请三军长明令禁止各银行、银号、钱庄发行执照，划条及类似执照、划条之纸券，以期挽救于万一。”③三军长为了维持关心民疾的假面孔，不得不下令禁止“滥发执照”，饬令各行庄虚报发行执照、划条（期票）的数字，限当年四月收回。聚行接到指示，即造报了发行和收回数字，并声明有二十余万元尚未收回。三军部以财字第一百二十号指令，饬将未收回部分迅速收回，不准再在市面行使。其它行庄见对聚行都如此严格，就有和送银号、元吉钱庄、裕丰昌字号、惠州字号、协诚银号、钧义字号、凤祥银楼等纷纷登报申明：“……现因政府取缔执照，不日实行，凡持有散号无总存单者，统限四月来号兑换广洋。”这些启事，在各报连篇累牍地刊出，大有“执照票”即将禁绝之势。于是各银号、钱庄纷纷挤兑，仅民国十七年二月，因应付不及而倒闭者就有六、七处之多。市政督办罗泽洲奉三军军部命令，查封了滥发执照的中新街的鉴明号及鼓楼北一街的恒丰钱庄。
       三军长的上述作法是为了缓和舆论，实则停发执照影响军阀的利益，是行不通的。于是又由成都总商会出面，仍以筹码不足，活发金融为辞，向三军部请求准许银钱帮发行执照。民国十七年五月，三军军部又以经字第五三六号训令，准许发行执照，朝令夕改，真令人啼笑皆非！现摘录训令内容于下：
       “……此种执照本系一种暂时存单，并非纸币，不能多发；亦不能认为通货，洋遍收交，亟应取缔严禁。查中、聚两行，依法设立，信成、裕通、康泰祥、人和、天府、同益、钧义、火顺祥、信义、利川、惠州、华庆、隆泰、懋康、元吉、凤祥、仁
       记、中万利、崇实、庆和、义兴、和裕、兴成、和达、裕川厚、金盛元、真记、厚记、福定、利丰、协诚、裕丰昌、德顺长、聚星、凌华、鸿记、洪吉祥、颖川、崇德、恒裕、鑫记、多益、同人豫、协利享、怡记、诚记、孚记、忠诚永、华通、益通、扬兰记、刘万和、宏胜、马裕隆、公泰等五十四家各入银钱帮所发执照，始准暂时行使……。”
       不久又有恰成银号要求准发执照，也获许可，加三中豫两行就有五十七家，是准许发执照的。三军长这样作法，反而把银钱帮发执照合法化了。其中仅中国银行没有发过执照票，而是发行兑换卷。医中行于十七年十月改组后，经国民政府批准为国际汇兑银行，特许发行兑换卷，由总行颁发绿色五元兑换卷廿五万元，红色一元兑换卷十五万，共计（大洋）四十力，均经总行张总经理及成都分行经理×微祥遂券签字，以昭郑重。这样兑换券虽在成都发行，总行仍负最后兑现责任。由于它是有了可靠保证的，不同于那些无雄厚资金和尤发行准备金的银行所发的执照，所以发行以来，市民群众极为珍视。
       这时成都市面上，未加入银钱帮的商家，虽受到不准发行执照票的制约，但准许发行的行庄已建五、六十家之多，既没有保证准备金，发行额又无限制，执照票依旧充斥泛滥，因而挤兑倒闭的事件不断发生，构成成都金融史上又一丑剧和悲剧。
       4、发行薪大元，执照挤兑，行庄倒风扩大
       杂版风潮平息后，广版市价低落，不但丧失广原来窃取的主币地位，就连铺币的资格也保不住。民国十八年（1926），造币厂厂长陈离不得不停铸广版另谋出路，熔铸新汉字大元（新川版），恢复大银元的王币地位，使人民群众耳目一新。新大元发行，固然受到珍视和欢迎，但因白银原料收不进来，时停时续，铸造大银元的数目不多，不能满足需要。同时铜元也因价格的下跌不敢成本。造币厂于民国十九年（1930）只好将银铜两市一齐停铸了。但是新大元发行以来，却又给成都金融业掀起新的风
       浪。由于大元出现，厂脱淘汰，一切债权债务纠纷更形突出，银行、钱庄首当其冲。以往收受存款均系厂股，而今兑付大洋、价格较厂股高出甚多，银行钱庄赔票颇大，岌岌可危。还有一些行庄因放款不慎，难于收回，以及自身投机失利，更加无法支撑。于是在存户提存，执照取现的挤兑中，行庄停业、歇业乃至倒闭者接连发生。只有军阀们开的银行、钱庄，有政治力量掩护，才能渡过难关。如邓锡侯的康泰祥银号，在几次发生执照挤兑风潮时，该号从造币厂运来大批银元，神气活现地宣布通宵兑现。而民营的银号钱庄，就难以维持。素有声誉的天顺祥银号，因无法应付挤兑，只有宣布停业，连南新街的行址也保不住，以一万六千元卖给惠州银号（已由字号改为银号），清偿债务。和达银号正准备由正府街迁到春熙路新址时，突然执照挤兑，邓部旅长杨荣向闻讯，立即派兵将该行查封，不准其他债权人进入，以保住他个人的债权，不受损失，该号经理杨友和被追逃走。万国储蓄会倒闭、受损失的储户遍及川西各县，把天宝银楼也拖垮了。陕帮公顺同金号、祥儒元皮货庄亦于此时倒闭，它们每家的存款金额都在十万元以上。至于其它资力比较薄弱，经不起风浪袭击的中小型行庄，计有天佑生银号、协诚银号、合益字号、裕丰昌字号、聚星字号等多家，为在这次风潮动荡中淹没。
       在挤兑中发生的惨案也不少。如总府街戳记银号经理郑某（郑少卿之子），因执照挤兑，习文俊估提存款，被迫坠楼自杀，悦来场仁和字号因华兴街某部驻军兵士多人持执照前来挤兑，经理庄义生被迫自用剪刀戳喉而死。这些血淋淋的悲剧，归根结底，都是军阀野蛮统治导致金融紊乱造成的恶果。
       成都银行钱业公会主席李东垣，鉴于银钱业倒闭之风日炽，市面恐慌，于民国十九年四月向成都市政府市长黄隐请求设法补救，维持作主。他说：近来行庄接连倒闭，商家店铺受影响，私人储蓄受损失，有的行庄挤兑之时，即被强有力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骤予查封以作抵偿，而一般弱小之债权唯有次沉吞
       声”。⑤他建议仍照重庆组织“金融整理委员会”，取缔非法，保障正当经营，并由“官商合组”这个委员会，使能上下沟通，借收实效。黄隐市长对李东垣的建议认为可行，乃向三军军部请示，批准由财政厅长文和签负责统筹“成都市经济整理委员会”，制定章程几条，规定：“经济各军军部委员各一人，省府、财厅委员各一人，市府委员三人，市商会、银钱业公会委员各三人，共设委员十四名”。⑥三军的军需处长、财政厅银行货币股主任、市府社会局长为当然委员，文和签为委员长，其它商会和银钱业委员有陈国栋、张济舟、胡凌泉、洪范民、周仲卿、陈清极等人。
       当成立经济整委会时，以为可以效法重庆，稳定成都金融，殊不知重庆是刘湘一人统治，政令容易执行，成都一围二公，各军政势力利害冲突，互不相让，很难协调一致，所以它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只是明目张胆地派部队查封银行钱庄之事有所减少，而挤兑风潮仍然不断发生，行庄倒闭东陆续出现。其中有两家倒闭的举例，更具典型意义：
       （1）西南储蓄银行
       “西南储蓄银行”是邓锡侯部的师长陈书农、旅长邓国璋合资开办，资金号称四十万元，设在春熙路北段。民国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月开业，十九年四月“经济整理委员会”刚刚成立，它就倒闭了，为时不过一年，是短命的银行，因为已实收的资本只有十万元。而发出的执照就有五十多万元。并以代收学费为名骗到大批学款。银行倒闭的原因是这个两个军阀都亏拉了大量行款，致使执照挤兑时，银行无力付现。当银行快要倒闭时，邓部某旅陈谷生参谋长得到消息，抢先下手，派部占据该行，禁止别的债权人入内。当时目击者邓康宁回忆说，他当时在奉泰银号当学徒，马上派他持西南储蓄银行的执照三千元，前往该行兑换，见部队守门不得入内，就伙同一些取款人，跑到沟头巷该行经理李克壮家中，李已潜逃，他们就把他的家抄了，他分了些衣物箱笼，叫黄包车拖到内姜街××公馆里藏起，才回马向经理报告经过。事后，
       “委托西南银行代收学费的敬业学院、民新中学、成城中学、成都公学、法政学院、中国文学院、农科学院、师大附中、储才中学、中华女中、成都联中、西川高级中学等十二所学校，联名向成都地方法院控告该行吞骗学款数万元”。法院虽然受理，也不敢叫创办该行的军阀赔偿，只好成了悬案。至于西南银行所发的五十多万元执照，全部未曾兑现变成废纸，其中以乾菜山货业，损失最为惨重。
       (2) 信成银行
       “信成”原名钱庄，创办于民国七年（1918），由丝业商人李望山、庄法三集资一万元兴办。民国十二年（1923），增资二万五千元，改为银号，并在渝、申设立分庄。民国十六年（1927），增设子号一信义字号、发行执照票。民国十九年（1930），它的资产累积到二十五万元，始改组为银行，选庄法三、李崑山等五人为董事，张友三等二人为监察，庄仲平（法三之子）为总经理，李东垣（李崑山之子）为经理。
       民国二十年（1931），“信成银行”所发的执照票很昭信用，就有人伪造假票，破坏该行信用。成都市政府勒令该行限期收回。信成当即避免各报收回存单，但某些持票人仗恃军方势力，信兑大洋，不要厂贩。信成为厂顾全行营，蒙受了很大的贴水损失。当年四月将执照票全数收回，截角销毁，已不堪赔累了。五、六月之交，邓部某旅参谋长又持期票武装逼收大洋，致使该行周转不灵，股东马鹤琴见状，乃邀请律师钟简代表马姓一家申明退股，并愿承担部分损失，赔出一万九千余元。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该行于六月底宣布连间号“信义”同时停业。
       七月五日庄氏父子及李东垣邀请文和笙厅长、寇孟波处长、徐光普司令、刘××旅长、王伯常旅长及银行界的洪范民（聚行）、陈益廷（福川）等到银行开会。庄仲平宣布信成银行停业的原因，并声明不是倒帐，所以公开清算。因为应收放款尚有三十四万余元，加上本行资本和和马姓股东出伙赔出一万九千余元，共计六十二万元，而应付之款只有四十七万余元，资负两抵尚余十四
       万余元。但是贷出之款，几若呆帐，不能收归，以致周转不灵。庄仲平表示，“愿将自置值八万余元之房产缴出，作为担保，请求各方支援该行办理善后”。 \( ^{50} \)
       庄仲平虽未说明借出之款无法归收的原因，而到会人士无不了然于胸，对该行处境极表同情。王伯常旅长首先指出，向该行借款的人，都是现任军职的官员，借款当然困难，应请经济整委会以官方力量帮助收回。寇孟波处长也说明，该行对成都军政界在经济周转上，给了很多便利，功不可没，应该要维持它继续营业。洪范民、陈益廷等异口同声，要求经济整委会大力支持，催收借款。经济整委会委员长文和齐瞻此情况，当场毅然表示，不能让历史悠久、信用素著的信成歇业，他本人接受大家的意见，协助催收借款，一定援助到底。
       会终，文和笙宣布由成都经济整理委员会通知城防司令部派部队到行维持秩序；一面由整委会派洪范民、胡凌泉、张济舟，会同银行公会请算帐目，再行援助。信成虽在各方支持下复了业，放的溢帐收回了一些，但多数还是收不回来，整委会也起不到多大作用，于是又拖了一年，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月，将东大街行址、南新街铺房和两院住房全部变卖，摊帐结束。
       此外，代理国库的“中国银行成都支行”，也曾发生过两次挤兑风潮，率以资金雄厚，各方支援，得以免倒闭之危。其经过如下：
       第一次挤兑风潮发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七月，因商业场“广和参局”，准备汇五万元与北京（北平）总局，中国银行成都支行索取汇水太高，未能成交。“广和参”即电请总局径与北平“中行”做成这笔汇兑生意，“成都中行”对此很有意见。当“广和参”向蓉“中行”交汇款时，“中行”即以未收到总行电报为辞，拒收汇款。广和参局不满，向外散布“中行”有倒闭之说，并派人在安乐寺银钱市场以八折、九折出售“中行”发行的兑换券，动摇人心，于是很快就酿成挤兑风潮。为了应付突然的紧张
       局势，“中行”经理周仲卿电话通知“银行公会几家有实力的会员如福州、鑫记、赛行等出面照牌代兑，减轻挤兑压力，风潮才告平息”。 \( ^{55} \)
       第一次挤兑风潮发生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四月，情况比第一次严重。当时二刘之战正炽，刘文辉军费感到困难，“有人向他建议说，中国银行洋代理金库存年，尚有余额三、四百万，何不清出备用。刘氏即派文和举行长到“中行”查办”。尽管“中行”经理以代理同库帐目，须电请上海总行和重庆分行派员来客，才能清算为辞，拒绝文和查帐提款，而这项消息很快传开，市民惊恐万状，以为“中行”行款被刘文辉提走，“中行”即将倒闭，从四月十八日纷纷到“中行”提取存款和用该行兑换券兑取大洋。“中行”集中全部现金对挤兑者尽量付现，一亩电告沪渝两地“中行”调拨大批现款来筹济急，并委托全市著名的十家银行、钱庄代为分兑，就是星期天也照常兑现。刘文辉见事情闹大，又自知理屈，怕将来不好下台，乃叫文和笔以财厅名义登报辟谣，一面又由成都银行钱业公会公开声明，为“中行”辩解，直到四月二十四日整解同了七天，风潮才告平息。可见当时人民被行庄倒闭吓怕了，随时都耽心受到损失，倾家荡产，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连中国银行也信不过了。
       5、二刘战祸前后成都金融的变化
       民国二十二年（1933），二刘之战爆发，成都战云密布，社会秩序混乱，抢劫案件不断发生。东御街格兰记银号被动，抢走现金数千元，荣实钱庄被抢，损失现金二千余元、划条二万余元；聚益字号被劫损失一千余元；宝成银楼被劫，损失三千余元；乃至邓锡侯军长的康泰祥银号，也被土匪光顾，抢走现洋七千余元……当时军阀忙于调兵遣将打内战，对于治安无暇顾及，社会秩序一塌糊涂，银号钱庄家家自危。银行公会鉴于同业会员被抢劫者已达十余家之多，欲求军警民团保障，企不可靠。当商议决定组织一个“银钱业自卫大队”，推李少章任大队长。但一
       殷商民开设的行庄，力量薄弱，担负不了武器装备费用，就先由“中行、梁行、福州三家成立一个小队，招募队员几十名，每家分配三十多名，担任保护银行安全的工作” \( ^{⑤} \) 。
       是年五月，刘文辉战争失利，下川南防地大部被刘湘占领。原来这一带都使用“裕通银行”（刘文辉的银行）的执照票，因刘文辉败退就不能行使。不久，“成都裕通总行”亦随之搁浅。本市银钱同业受其波及者不少，被拖垮的行庄，就有福庆、钩义等九家。东昇字号亦因代甘四库唐永晖师长担保数万元期票，弄来周转不灵了。至于受到间接影响而倒闭的行庄，仅二三年七月份五天之内，就有全福永、中外商社、富裕钱庄等廿几家。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风浪，是因为裕通银行历来代办刘部的军款收交，在成都发行的执照票和期票，数字非常庞大，当时四军仓惶撤离成都时，该行散在民间的执照还多没有兑现。但是该行总经理文和笙在随军撤走前夕，却玩了一个手法，写了一封信给市商会，说是：“敝行所欠外债，如存款、借款、期票、抵押借款等项，均于停业之前分别交涉妥当，其余代修械所所出的械字号期票，已到期者均已设法付给，仅有十二万元，则因尚未到期，防区变更，故未收回。至于总分各行所发新旧执照票，经多方的筹划，并变卖和整私人财产，全数收兑完竣，毫无遗留。”好像该行对外一切有关债务，都已解决停当了。但最后他还是留了一个尾巴，说是“收回执照，因时间迫促，未遂销毁，诚恐一旦溃散，有害民间，务祈贵会略告周知，如有敢行执照在成都发现，概作无效。” \( ^{⑥} \)
       文总经理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想推脱责任，市商会当然不会替他们背黑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贵总经理系发行之裕通银行执照，其种类与数量，本会无案可稽，”发行执照的数字，规定要先呈报，但军阀银行从来不报所以“未便仅以照数收兑完竣，笼统了之。”最后要求列出发行和收回的种类、数目，并将收回的执照，全部送到商会，“照间检数”，才好恳赔公告。但
       是文和玺已随军撤离成都，此事又成了悬案。
       当刘文辉部队撤离成都前夕，卫戍司令曾达向刘建议用甘四军名义发行临时公债（又名房产公债）若干万元，刘即任命唐永晖师长兼发行公债的总办，卫戍司令雷达、公安局长文重心为会办。唐永晖比较审慎，对于此举不甚赞同，借故不到职，实际由雷达负责，他下令限三天缴清公债款，许多商民被迫得走投无路，怨声载道。结果，因军事形势逆转，刘部迅即撤出成都，公债款究竟勒索了多少，没有确数可查，只是事后民众要求查封雷达财产抵偿，可见民愤之大。
       刘文辉撤走后，成都的铜商、炭商等持有裕通银行代修城所出的期票，数字竟达三十余万元，“由民生昌、永记、义和祥、洪昌等四十余家组成债权团，要求刘湘查封文和玺的财产”。至于执照累的情况，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一月廿四日《川报》发表一篇报导说：“此间裕通银行所发钞券，流通市面者甚多，去岁廿四军退走时，尚有十余万钞券尚未收回。”目前“市商会已设立登记处，凡往登记者，每百元收手续费五角。”但登记以后，就没有下文。
       成都的银号、钱庄在三军统治时期，虽然一度畸形繁荣，但是在不断地挤兑风潮和战事影响下，“开得快”也“垮得快”，到民国二十二年底二刘大战结束时，除中聚两行无意外，其它行庄所剩无几。过去属于甘四军、廿儿军两军系统的行庄十一家，举存的只有忠川、成益等三家，属于廿八军系统的十七家，仅存鑫记、德永益等四家，此外还有福川、裕丰、金盛元等七、八家，银钱业呈现萧条景象。
       民国二十三年（1934）刘湘入成都后，驻庆银钱业陆续到成都设立分支行庄的，先有川康、川益、美丰、市民、四川地方五家，继有重庆、四川商业及和成钱庄三家，这些行庄和二十一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是刘湘的金库，它们的资金和业务压制了成都市千疮百孔的银钱业，而后才优势地位。
       当时“成都全年进口货物约值一千六、七百万元，出口货物约值一千二、三百万元，进出口总数约二千万元左右”。而渝帮赛兴诚、四川地方、川康、川盐、奉五家银行，民国二十三年全年汇出汇入款竞达二千二百余万元，为成都进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至于重庆银行、四川商业银行尚未计入，可见汇兑业务控制在渝帮之手。再以存放款而言，上述五家银行民国二十二年吸收各种存款总数达到四百四十三万余元，放款仅一百七十八万元，又可见它们把大批存款用于“翻码头”、“赚汇水”、“搞囤积”，掠取更大的利润，并没有将存款用来扶持和发展成都市的工商业。因此，当时成都工商业落后，仅有小型电灯厂三家、铁工厂一家、半机械的纺织工厂五家、肥皂、火柴、皮革工厂八家，规模设备都极简陋，没有一家象样的大型工厂，至于全市商业全部资金估计约五百万元，全年交易数字约计不过二千万元。
       重庆的银钱业，在成都设行的虽有七家，其中公开代表许一军官方的只有四川地方银行一家，它是刘湘特许发行兑换卷，仅仅数月，“地钞”就充斥成都市面，造成通货膨胀，最高达到每千元“地钞”挣换大银元要敷水一亩七、八十元，故民国二十年八月廿四日，成都又爆发了地钞挤兑风潮，与三年时代迭次的挤兑风潮相比，并无轩轾之分，因“地钞”发行的数量过于庞大受其波及的有中行、川盐、市民等几家银行，一直延续到八月才告平息。
       当“地钞”挤兑时，邓锡焕开设的“新川银号”虽然也代廿八军总金库发行过一种相当于钞票的“银契税券”，却没有发生挤兑，这是少有的事情。“新川银号”之成立，是民国二十二年邓锡侯把造币厂交与刘辉接管后，廿八军在财政统筹上面临很大困难时，才组织这个银号发行纸币，用以渡过难关的。“邓原准备组成银行，因手续繁多，就将原康泰祥银号来个招聘换记，省却重新立案的麻烦。它的资本定为四十万元，即以统筹第一月月摊之款划拨，无须另筹。总经理一职由廿八军财务处长李光含兼任”。
       “新川”共印制了廿八军“粮契税务”一百廿余万元，分一元、五元、一元三种。发行多少，秘而不宣。券面印明由廿八军总金库发行兑现，另由总金库委托新川银号代兑，并在新川银号门口挂上廿八军总金库的吊牌，表示财务处、总金库、新川银号是三位一体。在发行时，二十八年军部通令防区各县税收机关，一律收抵现金，不得截税；实则利用军方权力强制发行。不过它发行以来，信用良好，到结束时，未收回之券只有七元，收回的全部截角销毁。廿八军的“粮契税务”没有给成都及附近各县人民带来损失，“新川银号”算是军阀时代唯一的难能可贵的银号了。
       6、成都银钱业会和市场概况
       成都的银钱业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刘、邓、田三军长一九二七年响应易帜以前，没有同业公会的组织，而是帮会。它分成两帮，一是兑换银钱的换钱铺、换钱摊组成的钱帮，一是以经营汇兑存放的银号、钱庄、票号、字号组成的汇兑银钱帮。两帮各有交易市场，但又联系很紧，互通交易行情及市场动态，作为掌握货币兑换价格、存贷利息和汇兑汇率升降的依据。民国一十六年（1927）以后，这两个帮会分别改组成立了银行钱业公会和钱帮公会，适应新的形势，其经过情况简述如下：
       （1）银行钱业公会的成立和汇兑市场
       帮会组织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团体，成都银钱汇兑帮也不例外，这个帮会从清末民初一直沿袭到三军统治成都时期，没有变更。民国十六年，成都聚兴诚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后，邓锡侯为了稳定金融，命令成都总商会健全银钱汇兑帮组织，订立汇兑帮规。随即国民党政府明令整理民众团体组织，银钱汇兑帮即准备改组，成立银钱业公会。因当时成都只有“中行”、“聚行”两家是经财政部批准的合法银行，成立银行公会，不是法定人数，而原来汇兑帮的银号、钱庄又不符合银行的条件，便采取了权宜之计，将银行、银号、钱庄合并“成立银行钱业公会，设执委、监委十余人，首任主席为中行经理周仲卿”。②当时对会员的资
       格，限制不严，除银行、银号、钱庄、票号、字号外，一般商号只要兼营了汇兑存放业务都可入会。如冯裕隆、刘万和、凤祥银楼都加入了，会员人数因而众多。
       民国十七年，银钱公会会员凤祥银楼俞凤岗和钧义字号梁钧平，因大赌中渝、渝汇，有操纵金融之嫌，经成都商民协会提出控告，多数会员要求对他们这种行为进行制裁，但俞凤岗、梁钧平都有军阀支持，持势压迫同业，公会主席周仲卿又曲予偏担，引起众多会员强烈不满，激动公愤，会员纷纷退会，“公会的常委、执监委一律辞职，以示抗议，公会组织，即告解体”。 \( ^{⑧} \)
       民国十八年（1929）八月，因形势发展，会员需要恢复组织，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工商同业公会法进行改组，推举温良和为改组筹备处主席，向成都市政府和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申请改组。民国十九年得到批准，举行改选，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派刘星阶参加指导，重新成立“成都市银行钱业公会”，推选信诚银行经理李东垣任主席。因该会原有会员在币潮中倒岗、歇业、停业者甚多，人数大为减少，据《四川月报》载，会员有：中行、聚行、锦丰银号、福川、春华、东昇字号，益通字号、德盛隆、新怡丰、康泰祥、积庆公、鼎丰员、德顺长、志成永、金盛沁、合益、协华、璧昌、元厚、同益、和丰、福济、恒裕、隆太、恒丰、鑫记、阜昌、成丰、成益、惠川、裕丰、元吉、豫益、人大、信成、信义等三十七家（会员数字不甚准确，如裕通、蜀信、华庆等均未列入，且上面家数只有三十六，却注明三十七家。故此数仅供参考——编者注。）
       民国二十三年二刘之战结束，重庆银钱业陆续到蓉设分支机构，成都的银行增加五家，已足法定人数，当与银号钱庄分开，单独组成“成都银行公会”，“选中行陈树屏、川舫杨梦侯、市民余蜀芳、四川地方何兆青、许了馥、美丰胡凌泉、川康康心远、聚行张采芹为执委，陈树屏、胡凌泉、张采芹为常委，胡凌泉为主席，胡离省去渝期间，推陈树屏代理”。
       原银行钱庄业公会与银行分开后，余下的银号、钱庄也重新组建“成都市银钱业同业公会”，会址设新街，会员六十余人（有一家二人者），选出执委、常委十五人，常委兼主席是鑫记张焕廷（因事赴渝），常委代主席为成益的陈清极，其他常委为福川陈益廷、裕丰张希杜、协和肖翼元，执委为崇实任昌鹏、惠川刘湘洲、林泽权、衡康杨幼卿、民信段治平、中万和胡兴之、金盛元李子和、滋福岗仲康、华丰黄载之、德昌巫少陵。
       至于汇兑市场，最初各行庄的跑街先生，都是到中、聚两行及各大商家打听上海、重庆的汇兑行情，集中在东大街某匹头铺互相交换情况，后来因信成银号在重庆、上海设庄，有消息的来源，跑街先生就集中到信成来作汇兑生意，继因人数众多，改在打金街香圣居茶馆。每天汇价的起落，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以每日安乐寺市场的申钞、渝钞的行市为依据，中午即到香圣居茶馆议价买卖申票、渝票，分即期与远期两种，即期是实实在在的汇兑生意，远期就是买空卖空的赌博。
       当时渝汇每比成交约计六十万元，每年约一千五百万元，价格以蓉市为主；申票价格，以渝市申票及成渝汇价换算标准，例如“渝市申汇为一千二，成渝汇价为九百二十，则蓉市申汇价应开一千一百零四元”因比成都有些行庄接受的申汇，往往要经过重庆转汇才能赚更多的汇水，反之如情况变化，就不转汇了。
       民国二十三年，银行和钱业两个公会，共组一个交易所于南新街银钱业公会内，想取代香圣居茶馆的汇兑市场，结果收效不大。
       （2）钱帮公会和金融货币市场
       成都经营兑换银钱的换钱铺、换钱摊，非常之多，其团体组织名称，民国十五年前称为钱帮，汪文轩任帮董，因银钱交易以安乐寺市场为中心，又在安乐寺成立分会，达琢轩任安乐寺分会帮董。民国十六年改为钱业公会。因为换钱铺多兼油米、杂货、彩票、纸烟等业务，其中以兼营油米业最多，约占全市换钱铺总
       数五分之二。故民国十八年，国民党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改组公会时，将钱业与油米业合并为油米钱业公会，法场轩担任主席，继由干隆盛、郑治波先后担任主席。会员人数，缺乏确切统计资料。据民国二十三年，成都公安局工作年报统计，全市钱庄（换钱铺）总计五百四十六家，计东区一白四十八家，南区一百一十六家，西区九十八家，北区一百三十六家，外东三十八家。至于钱摊（又名高笼子）和经纪人（钱滚子），因流动性大的尚未计入。这样看来，单是换钱铺平均每一条街即有一家，是当时社会所必需的一个行业。
       本市顺城街安乐寺市场，一直是自发的银钱兑换市场。民国十四年前，就经政府批准为银钱总市（四门各有小市），专司银元与铜元的兑换和各种货币、有价证券的买卖，为川西最大的金融货币市场。各州县乡场的钱商、钱贩，都要到此进行银元、铜元的买卖，交易十分活跃。民国十三年至十七年间，厂贩、杂贩和执照泛滥充斥时，这里的生意买卖空前繁盛。因货币种类多，行情起伏大，各银号、钱庄、字号、票号都把它视作投机发财的场所，各种执照票和军阀私造的各种杂贩银元，大量涌入市场。有趁机将厂贩与杂贩混使，骗人上当者；有加价抢购各种大银元和白银（银锭），偷运出境者；有利用市场推销执照、杂股者；有倒卖“申钞”、“渝钞”赚取汇水者，更有甚者，则以伪造的银元、伪造的票据，诈骗钱财，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钱贩子、钱滚子及投机分子，在安乐寺异常活跃，每天赶市者竟达数万人，满街满巷尽是人群，从早到晚，叫买叫卖之声喧嚣不息。还有一些从事巨额暗盘交易的人，据《川报》载，“成都公安局调查，其中不无银号钱庄暗地支使操纵”，因而安乐寺市场非常混乱。
       民国十七年三月，市政公所派会计课长杨天一担任安乐寺市场协定市价委员，负责检查价格，整顿市场，并令饧警察厅维持秩序，原文如下：
       “为令饧遵照事，案查安乐寺地点为银钱交易总市，旧来习
       惯，均在庙内交易。乃近查交易人等，每多越川街面，喧嚣拥挤乃至断绝交通，素乱秩序，殊属不成事件，合亟令仰该厅，即便遵照，每日加派长警严为干涉，以维秩序，节关交通，毋稍疏忽是为至要。” \( ^{⑨} \)
       当时造成金融市场紊乱的原因，主要是厂杂版和执照，后台都是军阀，市政公所不敢去将虎须，空言“赖赖市场”、“维持交通秩序”，不过是隔靴搔痒，欺骗民众罢了。
       民国十四年前，兑换价格上升的幅度还不太猛，自造币厂的“小二百”铜元出笼后，铜元贬值，铜价低落，如十四年大清龙洋一元换铜元四千文，十七年就要换铜元七千二百文，不满三年的，铜元贬值接近百分之百。但是杂版初出现时，蒙混使用，两枚当大银元一元，因质量低劣，后来每两枚就只值二、三角。安乐寺市场上不是按银元版面计值，而是按质论价，以十七年三月安乐寺市场价格为例：大清龙洋、袁头大洋每元换铜元七千三百文，汉字川版七千文，老厂版（两枚）五千六百文，新厂版（两枚）四千七百六十文，杂版（两枚）二千二百文。
       至于各银号、钱庄所发的执照票，也因信誉关系，市价各有高低，如聚行的厂版执照每元值铜元五千二百文，大清祥的厂版执照值铜元五千文，恰和字号的厂版执照值铜元在四千八百文等。
       由于市场上货币复杂混乱，钱贩子、钱滚子在银元上又粘了不少的花样，如袁头银元，闲暇之价高于啥眼，川版银元，全字旁高于金字旁，双须高于无须，厂版要分尖花、园花，以及圆字开口，角字出脚是老厂版，反之是新厂版等等。还有光、哑、玉的区分，或拒用或压价，把一般市民弄得头昏眼花，叫苦连天！成都商民协会有鉴于此，曾屡次要求三军长出示严禁歧视银币，不分光、哑、玉，一律通用，以免动摇人心，扰乱金融。但是，市场上仍然如故，没有起什么作用。
       民国十八年，造币厂停造厂版，铸造川版银元，白银原料缺乏，乃呈准三军部批准在市场上收购厂、杂版，回炉熔化，作为
       川版银元的原材料，厂、杂版也就日渐稀少，市场上有行无市，交易零星。而各种大银元又纷纷出现，最多时达到十来种之多，货币还是很复杂的。这时的铜元，市场上几乎全是“小二百”，大银元的兑换价格，就不断上涨，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竟然破了二十四千文的大关，到二十三年银元要换铜元二十四千文左右了。
       民国二十三年，三军统治结束，刘湘进入成都，随之而来的有多种“渝钞”、“渝洋”在市场上出现。据当时中国银行的调查，安乐寺市场上“约有四十二种以上的通货”，除各种大银元、半元银币外，尚有六、七种纸币，它们是廿一军、廿八军粮契税券、地方兑换券、中行券、关丰券、川康券、市民券等，都在市场交易。但是除中行券外，其它纸币在市场上就不能与大洋同价，一元钞票只值大洋九角左右，因为市民吃过纸币不少苦来，对它没有信心了。至于大银元质量参差不一，只有民国三年的袁头大洋最受欢迎，其他劣币都不愿收受。为此，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发出严令，无论纸币、银元，一律等价通用，不得歧视，并晓谕银钱总市照办。商民虽不敢公开反对，暗中仍然是重银元而轻纸币，政府亦无可如何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中央银行发行法币，辅币改为铜镍两种辅币，银元不准流通，安乐寺的银钱生意大受影响。但发行法币时，铜镍辅币不多，不能满足需要，铜元兑换尚继续存在，当时“小二百”铜元的价值，只相当于法币一分左右。尔后，法币兑换辅币改由银行办理，安乐寺的银钱兑换生意，就衰落了。
       安乐寺银钱总市的极盛时期，虽成过去，毕竟它有多年银钱市场的历史，各种银元、毫洋、铜元、制钱、银锭等，都作为商品仍在市场上或明或暗地进行买卖。同时，城市中虽不准使用银元，而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却非银元、银锭不行，这就给安乐寺里钱贩子、钱滚子留下了一条出路，所以他们中有一部份人仍然恋栈，继续经营银元、银锭、铜元的买卖生意，维持现状。
      
我所知道的龚饮冰与建业银行成都分行

       陈祖湘
       一、建业银行创办的缘起和光荣归宿（注）
       建业银行总行于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开始筹备，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正式成立。它既有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工业企业的投资，又有中共党员龚再僧（又名龚饮冰）受党组织委托投入的股本，是一个人民资本与民族工业资本合作而由地下党领导的特殊性质的银行。
       建业银行的创办人范旭东，是湖南湘阴人，于一九一四年创办久大盐业公司，一九一七年又创办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继又由久大、永利创设黄海化学研究所，是一位主张“实业救国”的爱国人士。抗战以后，他愤恨当时国家金融命脉操在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之手，而社会游资又无出路，一时投机弥漫，民族工业不但得不到扶持，反受宰割，就想自办银行，吸收游资，调济工业资金周转，促进生产发展。他的老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支持他的想法，并代为奔走，邀约重庆实业界人士共襄其事。因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限制新银行的设立，规定要有两个以上已注册的银号钱庄合并始能组成一个新的银行，重庆汪代绶、刘航琛表示愿与他合作，将他们在重庆的“和济”钱庄及成都的“振华”银号合并组合为新的建业银行。
       在建业银行开业前，范旭东对建行同事说明了开办银行的目的及服务宗旨，他说：“国家强盛，必须振兴实业，而实业的发展有赖于金融界的扶持；同时金融业又必须以工商业为基础，始
       能发扬光大。”他主张“建业银行要以扶持正当工商业，发展生产为宗旨。”他的这些见解，对以后建行的经营方向是有影响的。
       建行另一重要创办人龚再僧，是湖南长沙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以“亚陆通讯社”记者及“湖南省新闻记者联合会”主席的公升身份，从事争取民主自由的革命活动，并与谢觉哉等同志合办过“湖南民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沙“马日事变”后，他以劫后余生，转入地下活动，曾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受党中央直接领导，又曾在党中央主管过会计工作，并负责白区交通通讯及机要财务等职，是一位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坚强战士。（全国解放以后，他历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轻工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抗战时期，龚再僧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与范旭东、何廉相识，对“永久”团体要以民族工业资本投资自办银行，反对官僚资本对金融的控制，深为赞同。同时考虑到翻身银行，利用银行作掩护，有利于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坚持地下斗争。乃与当时在重庆的地下党同志刘少文、卢绪章、王一知、许严飞等商量决定，为了革命的需要，以党的营运资金投资到建业银行。但是为了党的利益，他极力隐瞒自己的党员身份，在某些场合，见知道他往事的人时，常用“现在我不革命了，只是开银行赚点钱，让人家去革命吧……”，给人以脱离政治，退隐市井的假象，掩盖其开银行的真正目的。由此可见，建业银行既是中国民族资本受官僚资本压迫下的产物，又是人民革命斗争需要的产物。
       建业银行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廿八日经财政部批准成立，资本总额币一千万元。首届董事长九人：汪代玺、范鸿畴（代范旭东）、龚再僧、李维城、蒋廷甲、周秋藻、肖豹文、王拂禅、瞿温桥。监察三人：袁承斌、乐美龙、顾树立。董事长汪代玺、总经理范鸿畴。龚再僧为常务董事，教请何廉为总顾问，聘胡沪彝为业务部经理、黄肇兴为成都分行经理。
       一九四五年一月因总行业务部经营不善，半年来发生亏损和严重的周转不灵，董事会决定调整人事和增资改组。汪代玺董事长、范鸿鹏总经理辞职，改为李维城代董事长，龚再僧代总经理，业务部经理一职，改由成都分行经理黄肇兴兼代。同年五月举行股东大会，通过“增加资本，以固行基”的提案，决定增资为法币五千万元。龚再僧首先以美金现钞一万二千元存入建行，一则以稳定工作人员的思想，再则作为预备填补某些不愿增资的准备金。由于龚再僧带头增资并存有后备力量，增资进行非常顺利，一个月即收足资金五千万元。
       经过这次增资，股权发生变化。开业之初，民族工业资本“永久”团体投资占股本总额百分之二十三，中共投资占股本总额百分之十七，其余则为工商界小团体及个人的投资。增资后，中共投资上升到股本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四，而民族工业资本“永久”的投资，仅占股本总额百分之二十三。不难看出，中共的投资已远远超过“永久”团体而成为建业银行第一大股东了。增资以后，建行在人事方面也进行了调整，范鸿鹏改任董事长，龚再僧任总经理，并决定将总行制改为总管理处制，原总行的业务部改为重庆分行，调任黄肇兴为重庆分行经理。
       龚再僧出任总经理后，锐意整顿，扩展业务，特别同民族工业资本的朋友和知识分子保持亲密团结的关系，与董事长范鸿鹏相互配合，步调一致。同时以身作则，公正无私，用人唯才，奖惩严明，他的品德和才能深受全行同仁的拥戴，于是形成了以他为当的领导中心。
       不久，抗战胜利，龚再僧为了进一步资助和掩护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斗争工作，决定将未及开业的柳州分行迁沪，改为上海分行并调任黄肇兴为经理。其后配合革命需要，陆续增设天津、南京、武汉、长沙四个分行。将总管理处由重庆迁往上海。龚再僧任总经理不过仟余，竟能把建业银行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七个分行的银行，在我国金融业中是有少的。同时他善于团
       结兄弟单位，得到“永久”团体和广大华行、上海中心药厂、晨南公司等实业界著名企业的积极支持，业务蒸蒸日上，信誉日益增高。抗战胜利前夕，“永久”团体制订的复兴化工计划，因四大家族习难受阻，范旭东忧愤成疾逝世，“永久”团伙和建行联合举办追悼会，龚总经理亲率本行同人参加；在追悼会上我们见到毛主席送的挽联，周恩来副主席并亲临吊唁，这充分说明，建行创办人范旭东是党的好朋友，建业银行和人民革命事业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九四八年初，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龚再僧夫妇接受党的任务，秘密赴香港，准备黄肇兴继任建行总经理。黄接任后，龚离港北上，回到河北省西北坡党中央所在地，随即进入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是年三月天津解放后，龚饮冰（公开用党内名）来到天津，将天津分行经理蔡宝儒等介绍给天津人民银行行长何松亭、尚明等同志，于是津行首先与人行建立了联系。四月龚饮冰陪同刘少奇副主席又到天津，顺道视察了津行。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龚饮冰来到上海，对上海分行和总管理处多所指示。
       全国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即于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日下达总管字第一二八号文指示，宣布建业银行公开为公私合营银行，全文如下：
       “筹建业银行原由龚饮水同志等用一部份公股经营，现公股已占50%以上，决定将该行公开为公私合营银行。
       今后对建业的态度，应照全国金融会议决定的方针，在我行政策指导下，认真执行政府金融法令，经营一切银行业务，为国家银行吸收并组织私人资金，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团结正当的私营银钱业，向投机者进行斗争的外国银行之一，把它和新华、中国实业同样看待。
       在公开之后，应改组董事会，调整内部组织，加强对其领导，以发挥其应有效能，希将处理情形，详报总行。”
       建行接奉人行文本抄件后，津、宁、汉、渝、蓉、沪六个分
       行即各与所在地人行联系，将本行公开宣布为公私合营银行，全行职工二百余人欢欣鼓舞，于是公开在党的领导下，健全整顿内部组织，将公股资金划作中央财政的投资。公私合营后，在上海举行第一次行务会议上，公股董事许广飞，对本行过去的经营工作，作了总的评价，他说：“本行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创立的，当时规模很小，由于先后主持人作风稳健，经营得法，更辅以工作人员的努力，得到今日局面——公私合营，这成绩是不可忽视的。”
       继建业银行公开合营之后，原投资本行的民族工业和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久大盐业公司，也于五二年经中央财经委员会核定合并改组为公私合营企业，成为人民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都先后获得光荣的归宿。
       二、成都分行的成立经过概况
       建行成都分行于一九四四年五月筹备，十月三日正式开业，行址先在成都湖广馆街，后来迁移至走马街。经理黄肇兴，副经理彭绪昌，我担任襄理兼营业股长，全行职员一共只有九人，总行拨来营运资金法币五十万元。当时是抗战后期，法币贬值，物价高涨，区区五十万元要打开一个银行的局面，实有不少困难。同时，建行在成都开设分行是因为建业银行系在重庆“和济”钱庄与成都“振华”银号合并的基础上成立的。“振华”停业已久，同社会上早失联系，没有基本客户，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这时适逢“久大盐业公司”来成都筹设分公司。“久大”是我行投资人之一，我们遂在行内辟一部份房屋作为它的营业室，并挂出“久大分公司”的牌子。当时四川各家银行都有副业，社会上就误认为“久大”是我建行的副业。因“久大”在企图久享盛名，这样就无形抬高了我分行的地位。
       在黄肇兴经理领导下，全行人员团结奋斗，自立规章，自创行风，经营正当的银行业务，制定正确的经营方针，发展我行有民族工业资本的优势，吸收了卫生系统五百万元、教育系统四百万
       万元的基金存款，克服了营运资金不足的困难。开业之初，首先认真节约，把开支控制在每月三十几万元以内，防止浪费，这在当时成都银行界也是少有的。同时发动全体同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发展往来客户，当时决定三个主攻方向：（1）联系邻近街道的门市店铺，使银行有日常往来的基本客户；（2）重点联系大、小工厂；（3）联系机关学校及自由职业者。我分行采用这些办法先扩大业务面，然后从中选择主要客户，重点发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往来客户由开业时的二、三、一户，很快增加到一百多户，营业状况，大大改善，已不再是清闲的局面。
       不久，业务逐步上升，我行吸收的定期存款已达一千多万元，振东染整厂、裕华纱厂、大星面粉厂等大型厂商也与我行建立往来，活期存款不断增加。为了避免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勒索，我行也设有明暗两套帐，但是我们慎守行风，只搞银行本职业务，不搞投机。开业第一个年头，行中头寸，经常保持有余，没有一天缺过头寸，在银钱业中信誉日升。
       分行开业头一年年底略有盈余，到次年上期结算，明、暗两本帐的利润达到法币三百四十万余元，为开业营运资金的七倍。但我分行的开支仍本节约原则，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至于客户存款余额则经常保持在四、五千万元，高峰时，曾一度达到一亿元，这就为我分行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分行开业才一年，就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是由于黄肇兴经理有一整套经营方法和全体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黄深得赛总经理的信任，一九四五年五月把他调去总行主管全行业务，分行经理一职，先由副经理彭绪昌代理，继由陶继侃、苏先勤先后担任，此时我也升任副经理仍兼营业股长。一九四七年冬苏先勤辞职，我升任经理，会计股长张显惠（中共党员）升任襄理、副经理。一九四八年赛总经理电召张显惠去香港，另调陶承亮任副经理，升任周正远为会计股长，吕明焕为出纳股长。尽管这几年分行人事多次变动，但我们的经营方针，始终坚持按正规计划办
       事，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故业务一直稳步发展，年年上升。就是在一九四九年蒋家王朝最后复兴的前夕，成都兵荒马乱，百业萧条，银钱业关门应变，我们分行仍坚持营业，没有停止一天，严守岗位，迎接解放，这种毅力和精神是成都其他行庄所不能想像的。建业银行同仁能够在工作中一贯保持旺盛的精力认真负责的精神，都是由于总行龚总经理独特的人事制度和深入的思想工作所形成，现扼要列举如下：
       （1）重视知识分子：建业银行的经、副、襄理基本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还是外国留学生。以成都分行为例，黄肇兴原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硕士，又曾留学英国；陶继侃、苏先勤也都是原南开经济研究所硕士，彭绪昌原是暨南大学商学士；我原是中央大学法学士。其它分行，类多如此。这些知识分子都受到龚总经理的公正对待和信任、重用。
       （2）关注政治思想倾向：龚总经理对全行同仁的政治思想倾向特别关注，尤其是对各部门负责人，他尽量争取个人接触，倾听意见，了解思想情况和政治倾向，并规定全行职员不论职位高低，都要详填“行员调查表”，要求密封，径送他本人亲收，可见他重视的程度。
       （3）派地下党员到各分行发挥监督和保证作用：总经理为了对党的投资负责，各分行都安排有党员工作，一方面实现对银行的监督；一方面保证掩护地下同志进行革命工作。当时派到成都分行的地下党员先有会计股长孙克钦，继后是张显惠和华永福几位同志，张显惠（党内名李应劭）在党内职位较高，是川康特委领导人之一，（解放后历任外贸部局长、外经部副部长等职）。华永福也是川康特委委员（党内名华健，因蒲华辅叛变被捕，解放前夕牺牲于重庆渣滓洞）。
       三、成都分行的经营方式
       (1) 服务周到，信誉第一
       “努力开拓，稳步前进，服务周到，信誉第一”是建业银行制定的经营方针，在成都分行得到切实贯彻执行。我们在开拓业务方面，依靠基本户，巩固主要往来户，发展一般户。广大华行分行、民康染整厂是建业银行的股东，还有裕华纱厂、大星面粉厂等都是我行依靠的基本户，我行较多地为他们服务。在一般户中，我们着重于工业，因其投机性小，存款稳定，放款风险也小。至于商业，因投机性大，发展审慎，步子比较稳。由于我们为基本户服务取得信誉，就扩大了影响，正如大星面粉厂经理张再生所说：“建业银行业务搞得既稳妥，又灵活，逐步取得了我们精沙、面粉两业的信赖。”所以裕华、大华、印新、宝星等纱厂，建成、大星、兆丰等面粉厂，五州、华洋、生化等药房，新汇海、耀信等食品厂，民康、振东等染厂，宝元蓉、中国国货公司等都和我行建立了密切的往来，成为主要往来客户。
       (2) 摸清情况，区别对待
       往来客户多了，如不将每家客户情况摸清，就容易出漏洞。我们对客户资金多寡，生产和销售情况及资金调拨运用的规律，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根据需要与可能，给予贷款。不致造成呆帐损失。几年中，我们基本上没有收不回的呆帐。
       我们对基本户和主要往来户特别优待，放款利息从低，对其他一般户则按市息，对投机性大的客户，不予信贷，或偶一为之，照顾情面而已。
       定期存款的吸收，我们采取对中小额存款给予适当的照顾，用以扩大影响，使存款面越来越宽，对大户存款则保证到期提款，绝不误期，取得信至。如华西坝客户的美金换汇存款，我行都事前作好安排，到期保证全部付现。
       (3) 坚持本业，加速周转
       银行资金的运用，以周转愈快愈能获利。解放前，通货贬值快，物价涨得快，许多银行为了保持币值，获取暴利，不能坚持本业，从事投机活动。我行则坚持做存、放、汇兑的本业，采取以
       存、放款利息的差额收入和汇兑中的汇水，作为正常而又稳妥的利润来源。但为了保持市值，在已实现的利润中，也的提几成存置黄金，而绝不用存款进行投机。因为我行的基本户和主要往来户中，大型厂商不少。如棉纱、面粉两业，每届棉花、小麦上市，就得到中、交两行的巨额贷款，他们时常将贷款转存我行，陆续交出，收购棉、麦，所以我行活期存款余额甚多，从来不缺头寸。我行将这些富余头寸，折放同业，或三几天，或一、二日，既活跃同业往来，避免资金闲置，当时利率较高，按利滚利的复利计算，在某种情况下，有时还可能超过物价上涨的幅度。记得当时在成都的七、八十家行庄中，只有上海银行一家，没有向我行拨借过头寸，其它行庄，基本上都向我行折借过，而我行却没有向任何一家银行折借过一次头寸。
       (4) 重视信息，营运合理
       当时局势动荡、市场变化很大，要作好资金营运工作，减少风险，获得较多收益，不掌握市场信息是不行的。我们采取抓四条线，一条是每天抓各地分行电话电报联系，二条是抓基本客户的信息交换，三条是抓金融市场利息和汇水升降的变化，四是抓棉纱、匹头、黄金、纸烟、山货药材等大宗交易市场行情的变化。再就是看两个方面，一是看市场成交额大小和价格升降的变化；二是通过《工商导报》与我行的特殊关系，得到有关战局变化情况。这样，就比较能了解市场现状，对市场趋势可进行分析和预测，而这些工作绝大部分都由经测算塑躬亲其事，收到较好的效果。
       上述的经营方式和方法，受到广大客户欢迎。他们说：“我们要建业银行的支票，他们从不退票。”由于我行信誉日著，于是行中往来户由第一年的一百多户，后来增加到近千户，存款数字猛增，年年都有赢余上缴总行。我分行由一个不被重视的中小银行最后成为成都市仅有的从不差头寸的两个银行（本行和上海）之一，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屹立于成都金融业之林。这也是来之
       不易的。
       四、艰难应变，迎接解放
       一九四八年八月日民党政权发行的金元券，开始是两元折合银元一元，不到半年，金元券贬值到几万元合银元一元，以后更是江河日下，形同废纸。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国民党政权又发行银元券，规定纸币一元就是银元一元，依然受到人民的唾弃，因之银元券发行以后，成都金融更加紊乱，人民自动使用银元。和纸币打交道的银行，门可罗雀，艰难万状，多数行庄无法维持，有倒闭的，有瘫痪的，有停业的，只有少数行庄还在勉强危局。
       在这样严峻的时刻，我分行遵照兼总经理四八年初离蓉去港时对我们的指示：“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要和全行职工一道，克服困难，迎接解放。”因此全行职工共同商议，继续贯彻银行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利用几年来在成都社会上赢得的稳健信誉，开办了银元存款和银元抵押放款，用存放之间的微小利息差额，维持全行职工的基本生活，没有停过一天业，一直坚持到成都解放，全行职工没有一个人离开过工作岗位。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六日成都和平解放后，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对全市七十余家银行钱庄进行了清理审查，只批准五家银行复业，而我们建业银行成都分行是被批准的第一家。复业后，全行职工精神焕发，信心百倍，为恢复社会经济秩序，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国家决定各大中城市的银行在当地人民银行领导下，成立公私合营银行地方分行。成都市金融业由人民银行川西分行和成都市支行领导，责成建业银行成都分行牵头把在蓉的建业、上海、四明、赛兴诚、和成等五家银行合并为公私合营银行成都分行。宣布分行经理由人行成都中心支行行长陈国熙兼任，并任命我为第一副经理。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银行完成历史任务并入人民银行，正式成为人民银行成都市支行的储蓄
       五、我在黄饮冰同志领导下走向光明
       饮冰同志对我的关怀很多，教育很大，回顾起来，记忆犹新。
       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应青民社负责人胡克林同志之约赴渝商讨在成都开展青民社活动的办法。我去看蔡总经理时，他倾听了我对行务的汇报，在单独约谈时，他问了我对时局的看法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情况，亲切地同我说：“你过去参加学生运动的情况我有所了解，你是爱国的、有进步要求的青年知识分子，但你在银行工作责任重，一切活动要看环境条件，不宜太露锋芒，行动要谨慎，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给工作造成损失……”。这些含蓄而深刻的讲话，对我教育启发很大。
       一九四六年十月我到总行汇报工作后，重庆大川公司经理刘雨三请我吃饭，同座有一个重庆伪警察局的专员，他突然问我：“你们龚总理还有一个什么名字？”我回答说：“不知道”，他又说：“他原不叫龚再僧，过去是共产党，现在为什么开起银行来了”。我回答说：“怎么说他是共产党，是共产党就不会来开银行了”。主人刘雨三听到这种很不自然的谈话，立刻把话岔开，请他干杯。我回行后，立刻向龚总经理作了汇报。他沉思了一下对我说：“你回答得对，以后遇到有人问，你就这样说，并将情况告诉我”，又说：“今后听到看到类似的事，直接告诉我，不要对第二个人讲。”我又向他汇报：由于战争关系，成都时局不稳，国民党当局和各种恶势力勒索越来越多，我们建行在成都既与国民党当局无关系，又与地方势力无关系，银行的目标又比较突出，没有一点社会关系作庇护，要维持场面是困难的。又汇报了我们主要往来户中的裕华纱厂厂长黄鱼门与成都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黄调元系湖北同乡，又同属青红帮。我们想通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与伪警备司令严啸虎和九十五军军长黄逸民等取得联
       系，求得庇护，龚总经理表示赞同。
       回成都后，我和副理张显惠（中共党员）经黄金门介绍，认识了警备部参谋长黄诩元和原川军将领邓锡侯的军需处长贾定洲。这样，我们才知道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系川军潘文华部的将领，黄诩元是将介石派来监视严的行动和控制成都警备司令部的，与严有矛盾。而黄诩元是陆军大学早期学员，当时的官阶还只是个少将，未被蒋重用，心怀不满，与蒋也有矛盾。我与张显惠都认为可以利用这种矛盾，从中了解两方面的情况，遇到麻烦时还可以找他们疏通。但是与他们交往加深了，就需要花点钱，如果总行不同意报销就难办了。张叫我去重庆向龚总经理请示。龚回答说：“在这种复杂的环境里，成都分行要生存下去，同这样的人拉上关系有此必要，但要注意两点：‘要出污泥而不染’。”要善于利用矛盾，为我行办事，遇到特殊的情况，必要的钱可以花一点，要“保人保行”嘛”。我回分行后，和张显惠一道与黄诩元等进一步密切了往来关系。不但经常请他们吃饭，他们要做点生意借点钱时，我们也给予低利贷款，对他们的存款则给以较高的利息，使他们感到与建业往来好处很多，促使他们及其家属亲友都愿将存款存到我行，这样，使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建业银行的安全结合在一起了。以后他们每帮一次忙，我们还给他们一点小惠，采取这种策略，收效很大。
       一九四七年夏我去上海建业银行总管理处开会，又向龚总经理和黄协理请示对工商导报投资的问题。工商导报是三达非（中共党员）、张西洛等人在成都办的一家进步报纸。报导时局发展，间接介绍一些进步的经济方针，为工商、金融界提供了不少信息，该报除经常向我行借款以外，还邀请我行同永利等几家银行和裕华，申新、启明、大星、建成等几家大工厂向报馆各投资若干万元，我问龚、黄是否可行？龚回答说：“搞银行最重要的是掌握往来户的情况和市场信息，还要注意社会动态，这个报纸，可以提供市场信息，对办报人的情况你又了解，我看投点资是可
       以的。”黄协理也同意。我回成都就照办了，因此我们建业银行与工商导报，我与王达非、张西洛等的个人关系就比一般工商界深了，我也被聘为工商导报的主笔之一。我们从该报得到不少情况，对我行开拓业务，很有裨益。
       一九四八年中，龚再惜总经理去香港后又秘密来成都，住在银行里，嘱我对外严加保密，平日深居简出，在多次的接触中，与我谈行务，并与我谈时局……，对我多所启发。他住了近两个月后返香港，当时购去香港的飞机票已很困难，检查也严，我托黄调元买到了飞机票，并送他去机场。行前他面嘱我：“困难即将过去，曙光已在前头，望与职工一道坚守岗位，以待来日，如果遇到极大困难，撑持不下去了，可到香港广大华行找我，出路是广阔的”。这就使我进一步看到了前途和出路，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一九四八年十月风声益紧，龚总经理急电荐行召张显惠前去广州，意在让他转赴香港，我多方奔走设法，又通过黄调元的关系，买到了去广州的飞机票。张行前很激动地对我说：“我们在建业银行共同工作了几年，合作得很好，你做了很多工作，做得对，你设法送走了龚总经理夫妇，又送走了我全家，在这样困难的时刻，全行的担子都落在你的头上了，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你要坚持住，我们将来很快又会见面的”。在张显惠离开成都的第二天，特务就抄了他的家，声称他是共产党，并扬言建业银行窝藏共产党，要查抄我行，还要抓人。当天下午，黄调元打电话给我，要我当晚到贾定州家里去，他当着黄鱼门、贾定州的面对我说：“张显惠是共产党，我现在才知道，你找我买飞机票让他跑了，现在要追查，你和建业银行面临很大危险，我也难以交代，看在你我的交情上，我只好把好人做到底，你赶紧准备些钱，让我去疏通或可保平安无事，以后不要忘了我”。最后我以黄金二十五两了结此案。这就使我清楚地意识到龚与张都是共产党了。
       解放前夕，黄调元宣布起义，因他年事已高，自愿回湖北老家，临行前，我行付清了他的全部存款，并送了他一笔路费，以示酬谢。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我客行与总行及其他几个沿海的兄弟行的联系都中断了，到底如何办，有去香港请示总经理的必要，当时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响应党的“五一”号召，民建的黄炎培、施复亮同志等早已去香港，以后胡子昂同志也去了香港，胡的大儿子胡克林（他是青民社的负责人，与我既是同志又是重庆联立高中的同学）由重庆来到成都我家里隐蔽，并参加策反运动。同时民建总会的负责人之一黄墨涵同志也来成都，找我商量筹建成都地下民建组织和积极开展工作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需要向龚饮冰同志请示建业银行的工作，另一方面黄墨涵、胡克林也想与黄炎培、胡子昂同志等取得联系，以便与上级直接挂上钩，由于他们两人都不能公开露面，遂积极支持我去香港，加以我爱人的二哥杨佳骥夫妇在晋港经商，于是八月十四日我就赴广州转乘飞机到了香港，去广大华行找到张平，他说龚总经理已离港北上了。我又到和成银行香港分行找到经理吴子铁（他是民建会的发起人之一），又到冀兴诚银行香港分行会到副经理田嘉谷。他们知道我的来意以后，告诉我，黄、龚、胡同志都已北上了，对我热情接待，向我介绍了他们听到解放区和新政协的情况，又从民建港九分会，给我带来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等重要文献，使我知道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也知道了民建上海分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和建业上海总行已由黄肇兴继任总经理。我于九月十六日飞返成都，把这些情况向胡克林和黄墨涵、张再生作了介绍，同时向全行同人讲了形势和党的政策。会计股长周正远，出纳股长吕明焕思想进步，十分振奋，出纳股长王晨曦、营业股长王子英也感到兴奋鼓舞，与我行住在一起的久大盐业公司的地下党员张仁约（解放后曾任宾宾地区财办副主任）
       等，还组织了建行和久大的一批中青年，请伪军校的一位思想进步的教师教授俄语，都在作好迎接解放的准备。
       全国解放以后，一九五〇年七月，人民银行总行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会议，我代表成都市金融界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全国金融学会理事。黄经理对我作了“建业银行现在已公开公私合营，在恢复国民经济中要发挥带头作用”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民建总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总会扩大会议，我代表鉴会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期中，龚饮冰同志请黄肇兴和我到中国银行总行宿舍他家里吃饭，他说：“在建业银行担任经理的知识分子中，以黄肇兴同志的成绩最为显著，你和津行的蔡宝儒同志表现也很好，现在建业银行使命已经完成，……”。在此以后，我每次到北京开会去看赛时，都受到他的热情接待，关心我的工作和思想情况，对我继续进行帮助，使我受益良多。
       注：参见黄肇兴所写《我所知道的龚饮冰与建业银行》一文，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八期。
       (一九八四年二月供稿)
      
成都德永益银号的片断忆述

       邓康宁
       德永益银号是在邓、田、刘三军统治成都的后期才成立的。当时成都钱业虽有五六十家行庄，由于经营作风不正，倒风正炽，金融呈现不景气象。而德永益因有几个军阀作后台，敢于开业。这个银号还是靠搞投机赚钱，才维持了几年。后随着军阀防区制瓦解，加之投机失利而结束。康宁在该号任职数年，现就亲见亲闻的片断，如实记述如下：
       一、银号的产生和组成
       民国二十年，唐永晖是二十四军的师长，陈书农是二十八军的师长，彭诚孚是二十四军十五旅中将旅长，他们三人集资组织银号，并邀约重庆洋行买办恒昌字号经理左德范合作，资本总额银元三万五千元。其中唐认股一万元，陈认股一万元，彭诚孚以彭三益堂（即彭子献、彭尧甫、彭诚孚弟兄三人）名义认股壹万元，左德范认股五千元。这个新开的银号叫“德永益”，就是取左德范的“德”字，唐永晖的“永”字，彭三益堂的“益”字而命名的。
       此银号虽是个军阀集资，实际大权却掌握在彭氏三弟兄手中。当时彭尧甫、彭子献分别任二十四军十五旅驻重庆、成都办事处处长，所以银号总经理一席就由彭子献担任。唐永晖和陈书农因与彭诚孚系保定军官学校同学，又先后共过事，颇有私交，入股是为了拉关系，联络感情，对于银号事务很少过问。左德范又在重庆经商，故银号中一切事务，都由彭子献作主。
       彭子献约请原丰泰银号（已停业）经理李有生为营业主任
       （后升任经理），又以欧若愚为装经，负内部责任。以后，李有生邀约丰泰银行的人员来号工作，欧若愚又拉他的一批朋友来号工作，小小银号，形成李欧两派。我是由裕通银行总经理文和笙介绍去“参师”（在他处当学徒未满，继续再当学徒）的，不属他们两派中人。
       德永益银号，只有成都一处，没有分支机构，同业中称为“寡母子银号”。为了办汇兑少展业务，重庆由左德范代办收支，上海由住法租界的郭孟庭代办收兑，这样申汇、渝汇都可以做“”。
       二、买空卖空“赌汇水”
       成都金融市场上，虽然有申汇、渝汇的汇兑生意，大多数都被当时的中国银行、聚兴诚银行做了，它们牌子老，本钱大，信用又好，本地的银号钱庄是无法竞争的就去搞买空卖空“赌汇水”的投机生意。由于市场上申汇少、渝汇多，故以赌渝汇为主。
       成都银钱业办收交的习惯，都是以川半和月底各为一·个结算比期，做汇兑生意也是一样，每逢比期，才有收交。所谓“赌汇水”，就是这个比期赌下个比期汇水的起落，如果对渝汇的汇水要看上涨，就买渝票，要看下跌，就卖渝票，到了比期，汇水涨了，买渝票的赚钱，汇水跌了，卖渝票就赚钱。这种交易市场上仅凭口头定约，下市后补换一纸定单，就算成交，到期抵是办抵转，互补汇水差价，一张定单的输赢从几十、几百到几千都有，并不需要本钱，也不必真正收交汇款。因此“赌汇水”就成为银钱业投机致富的热门，而趋之若鹜了。
       负责银号业务的李有生非常热中于赌渝汇，每个比期结算总有几十笔，每笔成交金额不大，输赢也不大，但几十笔合拢来，就很可观了。现举我经手的两个小例，说明赌汇水是怎样赌法。
       某次德永益银号与华庆银号在二月分做了一笔三月半、三月
       底两期各三千元的渝汇生意，德永益占收方，汇水是成都收一千零一十元，康庆交一千元，后来汇水跌至平过，华庆就与德永益作为抵转，每千元补汇水十元，不再办收交，德永益就赚了六十元。还有一次与惠川银号做了一笔渝汇是四月半、四月底和五月半共二期，每期两万元，当时汇水是成都交一千零二元，重庆收一千元，德永益占交方，后来汇水跌至成都交九百九十八元，重庆收一千元，德永益就与惠川作价抵转，每千元补汇水四元，惠川银号就赚了二百四十元。不过当时因为汇水比较平稳，涨跌不大，如果政局变化，汇水变化也大。记得“九·一八”事变，申汇就暴涨，输赢特别大，重庆赌博汇的大玉石建屏，那时大卖申汇，一手生意，输了几十万元，弄得倾家荡产。成都虽没有这样的大户，每个比期输赢几千元的却大有人在。由于李有生每个比期都要做二三十笔购汇水的生意，他输得少，赢得多，很讨彭子献的欢喜，后来便升为经理。但是真正与货帮做实实在在的汇兑生意，银号是不会赔本的。一般货帮要汇款到重庆或上海，都是先来讲要时间和金额，银号才在市场与同业做妥，不论每千元的汇水多少，银号都要向货帮外加二元汇水，也就是手续费，以后不寄涨跌，这外加的二元是要收的。
       三、酬利息、摘厘积
       彭子献与重庆的左德范经常密切的信电联系，他们看到成都利息低，重庆利息高，就把成都的钱兑到重庆去放高利息，反之就把重庆的钱调到成都放高利息，这种作法如果是为银号做生意，是无可厚非的。不过他们却是假公营私，例如民国廿一（1932）年，他们看到刘湘在重庆大肆发行廿一军的粮契税券，重庆中和银行的钞票泛滥，渝市金融不大稳定，他们怕金融市场混乱，左德范就抽兑十万元到成都交彭子献，不通过银号帐上，拿出去放高利。
       彭子献的外号叫“罐子火”，是说他这个入利害非常，算盘
       打得精，但是有次却上了一个大当。成都亚细亚煤油行经理袁瑞生是有名的洋行买办，因太德范关系带来德永益银号与彭子歆打得火热。装手上蓝有很多煤油，价钱一时涨不起来，他又差钱用，就来编彭子歆买煤油，说得火花乱坠。彭听进去了，就向袁买了一万银元的煤油。过了许久，煤油价钱一尺没有上涨，不免心焦。因为彭每天都在盘算利钱，手上拿的一串佛珠，不是咚阿弥陀佛，而是隐的利钱往上升，煤油不涨价，就要赔利息，怎不着急。恰在此时，袁瑞生得到消息，煤油要涨价了，差款的难关也渡过了。他见彭子歆着急，就趁机向彭说，煤油久不涨价，就算这一万元是借给我的，我认利息，反正不使你吃亏。彭退当然划算，便与袁办了借款手续。殊不知手续办了，煤油骤然涨价，把彭气得捶胸顿脚，着实忧闷了好久。这也是旧社会勾心斗角，人吃人的具体表现。
       四、裕通银行的期票贴现困难
       当时的银号钱庄都在出期票，有一个月、两个月乃至三、四个月的。商家拿到期票，又去找银号钱庄贴现（倒扣利息，付给现金）。贴现利息都是大利剥削、最高可达到月息二、三分，商家需要现钱，也只得忍受。因此贴现是银钱业很有油水的业务。但是一定要选择出票的下家，不然到期时该银号兑不出钱，转至停业，贴现的行庄，会蒙受损失。刘文辉办的裕通银行招牌是硬的，但它出的三个月兑现的期票，德永益银号和一些同业都不愿贴现，即使以最高月息三分也不行。月息三分即一千元每月扣息三十元，三个月要扣九十元，只付九白一十元，利息相当大。为什么不愿贴现呢？因为裕通银行的期票都是注期贷年后二时才付款，等把现款取到手清点清楚已是午后四点，各家同业营业时间已过，收回的款要等比期过后，遇有需款者才借得出去，利息又比比期借出的要低，就是不能及时抵用。所以裕通银行的利息再大，一般都不愿扣它的期票。（“扣”是指预扣利息，凡期票未到
       期贴现要预扣利息。)
       五、勾结投机，唯利是图
       彭子献最贪财，不管什么生意，只要能赚钱他都要伸手。当时二十八军旅长龚渭清驻防灌县，在灌县、崇庆一带都有劳力。彭龚二人有交情，利用这个关系，由龚出面派人在崇庆县元通场一带，压价收买农民一大批川芎，运到重庆去卖，狠狠赚了一大笔钱，他们私下分了，赚了多少，外人不得而知。由于款项的收交汇兑，都是德永益银号办的，为了塞住马上职工的嘴，彭子献拿了一百元大洋酬劳全银号的同事，我分得银元十元。
       廿四军旅长李预舒和彭诚孚弟兄是同乡，当时李驻防内江，常来成都作客，就要到德永益银号打牌、吃酒、烧鸦片烟。彭子献就编李合伙用其姓名中的“像”字，彭三益堂的“益”字，在内江开了个豫益和银号，彭派他最相信的李有生去当经理。从业务上说，有点像德永益的联号实际上起彭子的私房。这时廿八军师长邓国璋也常到德永益来打牌、吃酒、烧鸦片烟，和李预舒也有往来了。后来邓国璋倒到二十四军刘文辉那里当独立旅长，曾到内江去会李预舒时，还倒了一个笑话。因为邓没有文化，认不到几个字，他把豫益和，认成象益和，找遍内江也找不到这个银号。此银号开业从几个月，随着二刘大战，刘文辉失败而结束。
       民国廿一（1932）年，叶汇暴涨到壹千五六百元，运银元到上海获利最厚。彭子献岂能放过这个机会，就通过德永益的襄理欧若愚去打逼柴兴诚银行襄理袁尹村，做十万元现洋运去上海的生意，由襄行全权主持。襄行出资银元九万元，德永益出资银元一万元，在成都全部造成民国三年造的袁大头银元，费了不少力才选足十万，由襄行运往上海后，成都收申汇来填补。由于运输时间拖久了，申汇汇水下跌，待收回时，除了运费和利息外，据襄行算帐没有赚钱，彭子献劳神费力，空欢喜一场。
       六、军阀的嘴脸、银号的收场
       德永益银号为了接待联络各方人士，布置有精致的客堂，准备有各种赌具，还有漂亮的鸦片烟具，烟盘子随时都摆在烟榻上，随来随烧，都有人侍候，极其方便，每天专门有厨师备办酒席，招待周到。因此，廿八军、廿四军的一些师长、旅长都常到这里来鬼混。彭子献是彭诚孚的大哥，来要的客人，都尊称他为大哥，他也善于应酬，不是陪打牌吃酒，便陪着烧烟，有时也彩在一起去嫖妓女。所以德永益银号天天宾客盈门，极为闲热。
       记得昆河战争（1933年）爆发的头一天，敌对的是刘文辉和邓锡侯，但是二十四军的旅长李预舒、彭诚孚和廿八军的旅长邓国璋、龚渭清等人，都还在德永益银号里吃酒、打牌、烧鸦片烟，有说有笑，兴高采烈。第二天就各自奉命回到防区阵地面对面的开枪开炮打起来了。
       又一次是皖江战争（1932年底、33年春）时期，廿四军败退，彭诚孚随部队退过岷江对面，战局比较紧张。彭子献叫银号职工连夜赶装几箱子大银元（大约五六千元）说是彭诚孚的部队要发军饷，派人设法通过廿八军某旅长的防线，送到岷江对面彭的防地去。大家忙了一夜，把银元装好，箱子钉牢后，彭又说接到通知前方有钱发饷，不再发运了。当时我们感到前方部队败退那来的钱发饷，有些莫明其妙。不久彭诚孚突然宣布脱离廿四军，变为廿一军暂编第二师师长，除了官，我们才有点明白其中的奥妙。因为彭子献以往谈到彭诚孚由廿八军宪兵司令先变为廿四军永（川）荣（县）潜乡司令，后升十五旅中将旅长这件事时，曾经说过：“廿八军邓军长不是坐轿子的，廿四军刘军长才是坐轿子的。”现在彭由廿四军变到廿一军，他又说：“二十四军刘军长不是坐轿子的，刘督办才是坐轿子的。”可见那时的军阀，今天反甲，明天倒乙，都是为了官的政治投机，随时都在进行肮脏交易。
       军阀们开银号钱庄，基本上没有做正当生意，总是投机。民国廿四（1935）年前后，成都又出现赌“仓飞”的热潮，德永益银号也挤进去兴风作浪。所谓“仓飞”，是银行仓库收存粮食（大米、菜籽、麦子）的“仓单”，凭此单在银行仓库提取粮食。但是奸商们把这些仓单，拿到市场上赌买空卖空。当时新都县市场最大，有地头蛇吴少章、廖继之等人把持粮食仓飞的交易，操纵行情，要涨就涨，要跌就跌。德永益银号虽然有资本，但是不懂行情，不仅没有赚钱，反而赔本。加以蒋介石中央参谋团入川，别动队也来了，对这种交易清查很严，军阀防区制瓦解了，彭子猷虽有钱而胆小，遂宣告德永益银号结束。
       《一九八二年二月来稿市政协文史室编辑组整理》
      
蜀华实业公司兴衰纪略

       扬乾九 薛忠和
       蜀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解放前成都规模较大的建筑承包企业，对成都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因为它不仅拥有一批建筑工程技术人员，自身承包建筑了成都和四川各地不少大型建筑物，使城市陆续涌现出许多新型房屋，而且还联合发起参加领导了蜀华砖瓦厂、川康毛织公司、西南矿业公司、新华皮革公司等规模较大的新型工矿建设企业，在成都实业界具有很高的声誉。但是，在那个时代，该公司既遭受到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货币不稳定、物价随时变动的打击，又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支助，社会人士则热心投机商业的多，对建设事业感兴趣的少，所以蜀华实业公司及其有关企业，虽然都是社会极其需要的有益事业，也只能逐步萎缩垮台，到解放时只有残存的几个企业。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领导下，才扩大发展，欣欣向荣，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抚今追昔，真令人感慨万端！
       笔者是蜀华实业公司所属企业的后期主持者，特本所知将其始末概况作一简述，如有错误，请读者指正。
       （一）蜀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缘起
       一九三二年刘湘打败刘文辉之后进驻成都，由于他的军事力量大大超过四川各军，防地也已超过四川之半，并受到全川各军的拥护，已形成由他来统一全川、领导全川军政的形势，于是他开始注意四川的建设事业，派员邀请中国工程师学会组织考察团来川从事实业考察。由胡庶华为团长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率
       领省内外团员盛绍章、罗冠英、罗竟中、刘静之、税西恒等数十位工程师入川，分组分区，对四川的工业、交通、矿山、农业、药材等，分别进行了详细考察之后，就数月考察所得的资料，撰拟了报告书一册，送交刘湘审阅，同时交商务印书馆印行。这份“报告书”一厚册，分门别类，提出了开发四川的建议。经刘湘审阅并与胡庶华等面谈商讨后，认为应积极着手组织企业实施，从事开发建设。通过有关方面的反复研讨，决定成立蜀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是四川开发公司），由刘湘亲任董事长组织董事会，聘任胡庶华为总经理，股金总额定为一百万元，每股一百元，公开向军政商学及地方人士招收股本。刘湘当交四万元作股金，邓锡侯、扬森、孙震、唐式遵等军人以及刘、邓、孙等的部属甘典燮、唐棣之，张民岩、谢秉钧等，也各投集数千元，一些银行商户、地方绅士亦各有投资。一九三三年底，收足十万元后，即于一九三四年初正式成立公司，开展业务活动。这个公司设在成都华兴街（重庆设分公司），盛绍章、康纪鸿两人任协理（盛、康均系留美、英学工程的，盛曾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学士木工程，回国后曾在沈阳兵工厂主持工程建筑设计，并曾担任东北铁路四平街段的段长等职），李伯骊任襄理工程师（李曾留学日本学习土木工程，当时任成都市政府工务科科长），刘连波任总务主任（刘现任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长），袁绍荣任材料主任，延纳了不少有名的建筑工程技术人员为工程师。成都之有正式承包建筑工程的企业，自此开始，改变了过去自己雇请人工建房及私人承包建筑物的形式，成都从此逐渐涌现出许多新型房屋。
       蜀华实业公司，因拥有以盛绍章为首的很多知名工程技术人员，加之当时四川统一，政局安定，各方面亦在开始着手搞建设，承包建筑工程业务逐渐增多。在重庆由该公司承包修建的大型工程，有大渡口钢厂（即现在的重庆钢铁公司）的厂房和磁器口兵工厂（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迁都重庆加以扩大制造武器基地）。一九三四年，刘湘建立的重庆大学，初期仅有高中部及
       几个大学科系，校址先在菜园坝，以后迁沙坪坝改为国立。一九三三年聘任胡庶华为重大校长，于是胡离开蜀华公司，去重大专任校长后，该校舍工程亦多由蜀华公司承包。在成都方面由该公司承包的工程有中央电影院（地址西御街，解放后改为新声剧场），军阀王治易之子王泽藩左金河街的住宅，以及其他私人大小住宅若干处。四川大学原设在旧皇城（即现在省展览馆地址），地区狭小，不能适应扩建需要。一九三五年该校呈准于当时之省府，勘查望江楼侧一带新建校舍，并成立了迁校委员会，由四川省府委派盛绍章为主任委员。因此川大新建校舍工程，亦多由蜀华公司承包。次年成渝铁路开始勘建，蜀华公司又承包永川段双石桥桥梁工程及附近一段路面工程。随后成昆铁路勘建开始，蜀华又承包宜宾一段路面工程。在此时期该公司承揽工程甚多，业务繁忙，需要工程技术人员不断增加，难于招雇，于是开始招收高中毕业生数十人，加以培训后，分发各工区工作。这批人中涌现出人材不少，如解放后任西南建筑公司二处主任的冯克强、四川省建国公司总工程师李保民、成都市建工局处长宋伟儒，成都市建国公司杨德政、钟国霖等人，都是比较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蜀华实业公司正是依赖这些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不断承包了很多大型建筑工程，遍及川内及成渝市区，于是声誉日隆，在四川建筑业界成为首屈一指的企业。
       （二）蜀华砖瓦厂
       蜀华公司承揽建筑工程的业务不断增加，但建筑材料却不能适应需要，尤其是基本材料的砖瓦更为短缺。因过去成都的修建既少又小，生产砖瓦的厂商均只有数人或十余人从事小量生产，而且式样陈旧，规格又不划一。川军将领邓锡侯长子邓华民由德国留学归来之后，热心于经济事业，因其父亲蜀华股东，他本人又与胡庶华是留德的先后同学，遂参加了蜀华的生产计划工作。他针对建材的需窣，将砖瓦加以改良，自己筹拨部份资金，并由
       蜀华投资一部份，一方面在本市外东五桂桥购地百数十亩，建起一个比较大型的蜀华砖瓦厂，一方面派人到汉口购买平瓦机二部、砖机二部，并在汉口招聘技工余任元、王正顺等三人来到成都参加建厂生产。同时将蜀华包建房屋的余剩木材，制作平瓦瓦托数万个，晾瓦坯瓦架数十栋，并招工一百数十人。于一九三五年正式开工生产平瓦、机砖与原斗砖，统一规格。除供应本公司承包工程的需要外，还向外销售部份。成都之有平瓦盖房从此开始。由于产量不断扩大，泥土逐渐缺乏，又于一九三七年购买外东观音桥永兴寺庙产高地二百数十亩（现成都火柴厂及机械修配厂地址），扩建五座大窑，职工增加到三百余人，规模之大，在成都首屈一指，因不断增添设备，扩大生产，适应建设需要，泥土又逐渐取尽，在市区另觅高士地区甚为困难，曾勘测沙河堡附近董家山地带，打算迁往，但以该地另有规划，未能如愿。解放后参加公私合营，始于一九五八年七月，并入成都市第二机制砖瓦厂，机器与平瓦托瓦架及职工均随同转厂。蜀华砖瓦厂经营二十余年，对成都市的基本建材砖瓦的改革与供应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三）成都新村
       自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战区不断扩大，不久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抗日前线和沦陷区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等纷纷迁入四川，避难人民不断涌进，成都人口增加数量甚大，居住发生困难，兼之日机又随时空袭轰炸，警报频传，避难人民进出市区甚为拥挤，当时四川省政府伤令成都市政府建立新村，成立筹备委员会，划定华西大学（现四川医学院）起到四川大学中间一带地区为新村区域，由省政府委员兼成都市长稽祖佑兼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两校校长，成都、华阳两县县长等为委员，下设事务处，盛绍章以四川建设厅第二科科长主管工程之故，兼任筹委会总干事，又下设总务、工程、会计三股，办公地方设在建设厅内。为了新村交通便利，就丝棉街南口开辟
       城门，溯河建桥，分别定名为复兴门、复兴桥（即现在的新南门与新南门大桥）。因盛是蜀华公司总经理，又有承包工程的业务，于是开辟城门及建桥的工程均由蜀华承揽修建。新村区域多家会馆坟地及少数地主土地，必须付款起迁坟墓，收购地主土地，而政府并不投资，于是由筹委会工程股技术人员，测绘地段，划分街道与住宅地亩，以及办公场所公安局，派出所，小学校、菜市场、杂货商店等地段。将主要街道定名为西北路、滨江路、龙江路、致民路、华大路、川大路，分支总道定名为一街到十四街等，住宅地段就地形划成一亩五到四亩。就地区标价，公开出售。再将所得价款作为购地迁坟及建筑公共机构和筹委会开支之用。一时间银行商号、各界人士纷纷定购，价款交由聚兴诚银行收存。由此陆续动工，统一修建派出所、小学校、菜市场等公用设施。自买地皮的商户与个人，也同时四起兴建房屋。这一些工程多由蜀华公司承包，先后修建完工，路街四通八达。今日新南门一带繁荣景象，皆系荒地坟园改造而来，而起奠基作用的，则为蜀华实业公司。
       （四）川康毛织公司
       一九三七年，原山西毛纺织厂厂长达甫避难来川，了解到四川松潘与西康地区盛产羊毛，均未能充分利用。他凭其知识经验，拟具设立毛纺织厂的计划，利用丰富的羊毛资源，织造衣料供应大后方人民的需要。计划书送交当时省政府建设厅后，由第二科主管人盛绍章审核，虽认为计划完善可行，但政府却无意投资创办。盛绍章是个有事业心的人，认为蜀华实业公司以开发四川资源为目的，对这项大有前途的事业，甚可着手筹办，但蜀华公司单独出资，财力不足。乃由盛与王达甫再三商讨，拟定详细设厂计划，又与当时任聚兴诚银行成都分行经理的黄墨涵会商（黄曾在二十年代任四川财政厅长），黄认为事属可为，乃转商聚兴诚银行董事长杨灿三，请其采纳投资。经杨熟思考虑后，又转与大华、裕华两纱厂资方负责人黄师让、苏汰余等反复研讨，
       决定共同投资兴办川康毛织公司，股本初步定为二十万元（当时伪法币尚未贬值），由蒙行出资五万元，大华纱厂五万元，翔华公司五万元，由蜀华股东及其他有关人士习文俊、谢秉钧、邓华民等投资五万元。于一九三八年初正式成立川康毛织公司，推杨灿三为董事长、盛绍章为总经理、王达甫任川康毛织厂的厂长。跟即由王赴上海向美商订购毛织机械，王买就机械后，随机经香港、海防、分别由滇越铁路、滇缅公路转运到昆明。厂址原拟设在成都，但因昆明电灯公司电力负荷早已超过，不能供应电力，乃就皖江电厂电力所及的五通桥附近磨子场建修厂址，并由蜀华公司承包修建厂房工程。
       在川康毛织公司筹建的数年之内，由于日本扩大侵华，蒋介石消极抵抗，节节撤退，蒋政权大量发行法币，物价飞涨，货币不断贬值，金融混乱达于极点。而毛织机械运到海防仓库后，因仓库失火，又烧损部份机械，致使残缺不全，运毁及厂房修建的开支又无形加大，股本二十万元，早已用尽，聚兴诚垫付之款甚巨。但毛织机械已运至途中，厂房也大部建成，不能中途废弃。此时聚行的黄墨涵已他调，由陈梓材继任成都行经理、代行杨灿三的川康毛织公司董事长职权。陈鉴于当时情况，认为不再扩大增股，就不足以偿付聚行垫款及机械内运和厂房完建所需，于是商定把股本总额增为五十万元，照原认股额比例增加。但新增股本收齐之后，市值再贬，物价又涨，聚行垫付之款愈加巨大。于是又提议将股本总额再增至一百万元，仍照原股比例增加。但此时蜀华公司对应负担增股之数已无力缴纳，大华纱厂方面也感到当时战争形势及毛织厂开工期渺茫，表示不为增股。聚行扬灿三感到垫如甚多，款该毛织公司不能开工生产，垫款即收还无期，于是决议股金总额增至一百万元之后，大华、蜀华两方不能照比例增加的弃股部份即由聚行填补，将聚行原垫款拨作股金。至于配制机械、完建厂房、进购羊毛等原料所需款项，另由聚行垫拨记帐。
       由是聚行在川康毛织公司股本额超过半数以上，为了具体掌握其业务，即将毛织公司由蜀华公司迁至华兴街聚行内办公，继续完成五通桥磨子场厂房的工程，机械也陆续由木船沿河上运到厂，添配机械也告完成，羊毛、颜料等原料亦接连运到，技师技工亦已招聘足数，于一九四二年正式开工生产。当时因机械不甚完整，仅能生产粗制毛毯与粗制毛呢，但在当时因战争封锁而市场缺乏外来毛呢产品的情况下，川康粗制之品，也有一定销路。同时该公司除采购川康两省羊毛之外，还派员到西北新疆、甘肃等地进购羊毛，并进购了部份澳洲羊毛，产品不断改进，销路也逐渐扩大。
       聚兴诚银行在川康毛织公司付出资金既甚庞大，对公司的控制也就加强加深，陈梓材的亲信在该公司与厂内安置甚多。盛绍章在此势孤力弱的情势之下，遂于一九四五年向董事会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董事会虽未正式批准，盛也不前往办公，川康毛织公司的一切行政业务，即由陈及其子女等包揽。厂长王达清是河北人，对毛织生产有一定专长，抗战胜利后，各地纷纷邀请他去任职，他亦思乡心切，于一九四六年辞去川康毛织厂厂长职后去天津，闻解放后王仍任天津毛织厂厂长。解放后不久，川康毛织厂即公私合营，随后又改国营，在其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机械逐渐完备和充实，产品不断改良和扩大，销路遍及国内外，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其创业史与惨淡经营，蜀华实业公司与盛绍章个人是起过决定性作用的。
       （五）西南矿业公司
       四川矿产资源丰富，煤质比较良好，但以往很少大量开采。抗战期间，各省避难人民和工商业企业不断涌入四川，所需燃料日益增大。盛绍章老友、留学比利时专习矿业的刘宗涛及清末民初在北京大学（前身系京师大学）学习矿业的专家黄志煊先后回川，盛与刘、黄二人晤商，从当时各方需燃料的情况出发，认为
       组织企业开采煤藏，大有可为。他们商得当时四川省政府主席王治易的女婿、四川省银行成都分行经理熊悦梦的赞同，决定由蜀华实业公司与省银行各出资十万元，组成西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于一九三八年着手筹备，由省银行负责人任董事长，盛绍章任总经理，黄志煌任协理，刘宗涛任总工程师。该公司设蜀华公司内，派人四出勘探矿源，因盛绍章在建设厅任科长之便，有现成档案资料可循，先后在川北的广元、旺苍、川西的灌县、川南的高县、珙县、犍为等地，查实了供开采的煤藏，向四川省政府申请取得采矿权若干处，包括无烟煤及有烟煤矿藏。领到政府开采执照之后，先在交通比较便利的犍为县石板溪罗泥湾建立煤矿，招工数十人从事开采。为了供应转运便利，在石板桥成立了办事处，以孙济世为主任（孙在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系民建会成员）。同时在五通桥设立华记炭庄，办理由罗泥湾采掘之煤运至石板溪上运到竹根滩的转运工作。因炭庄本身有木船三只，再顺河上运成都极为方便。当时任成都启明电灯公司总经理的文谦青与盛绍章是清末华阳中学的老同学，因此运到成都之煤，即全部售与启明电灯公司，资金周转颇为灵活。于是领到开采执照的各矿，相继派员勘测设计，拟定次第大量开采。
       但因抗日战争局势日趋紧张，货币愈加贬值，而工矿生产并非吹糠见米，立足成效，万难应付金融混乱、物价飞涨的市场角逐。省银行与蜀华公司也处在百般艰难的境地，已无余资余力来进行煤矿的扩大开采，只好让西南矿业公司暂时维持已开采的业务，不能扩大。因之，该公司自1940年到1945年长期忙于应付经济危机，没有扩大开展。随着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继续从事内战，四川的生产建设更是停步不前。经西南矿业公司的资方四川省银行提出意见，并通过董事会讨论决定，于一九四六年结束公司全部业务。
       （六）新华皮革公司
       四川大学教授张克刚是化学专家，他研究发明了一种刷光浆，用以刷上皮浆，永不再擦鞋油，仍然保持光泽。经人介绍张与盛绍章反复商讨结果，决定成立新华皮革公司，制作新的皮革制品。因绸华实业公司砖瓦厂原在五桂桥取泥后的旧址，久已弃置未用，地皮宽大又有水源，并有厂房多间，可利用为皮革厂址，于是就地修建泡皮坑数个，购置应用工具，于一九四五年招聘技师技工十余人生产皮革，同时招收制鞋技工十余人，自产皮张制造皮鞋。皮面均经过数擦光浆，试制皮革和皮鞋之后，果然色泽鲜艳，历久不变。该公司股金总额初步定为二十万元，绸华公司除拨出地皮厂房外，再拨部份资金凑足十万元，其余十万元则在绸华公司股东中，兼集当时任成都市长的陈静珊、川康绥清公署参谋长牛范九与谢秉钧、张民岩、万克仁等，各入股若干凑足。推盛绍章为总经理，聘留学美国回来原在上海经营印染厂而避难来川的陈沧来任协理，张克刚任总工程师兼厂长。股金陆续收进后，一面进购原材料制造刷光浆，采买牛、羊皮生产面皮底皮，制造皮鞋。为了自行销售，约请本市皮革业公会主任委员刘自农，寻觅地址开设营业部，最后租定顺城街现人民电影院对门铺面，由刘派其店员嗣中华等人前来充任营业人员。
       但因当时市制混乱不堪，物价不断上涨，一般人都争逐投机买卖，极少注意生产实业，进购制造刷光浆原材料亦难入手，牛皮羊皮也难成批买进，因此公司业务未有较大发展。日本投降以后，避难来川的工商界人士忙于回原地复业。张克刚系省外人，也因感于公司短时内无发展可能，又思乡心切，辞去川大教课，离川回乡任教。在此情势之下，经董事会商讨，结束新华皮革公司，将生产器材与职工全部拨归绸华实业公司经营。陈沧来也于一九四五年底回上海，接收其原设之厂。自此绸华实业公司除建筑工程部外，又有砖瓦厂、皮革厂与皮件营业三部份业务了。
       (七) 人事与资金调整
       蜀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自筹办之日起，即由刘湘担任董事长，一九三八年刘湘在汉口病故后，邓锡侯回川接任川康绥靖主任，邓在蜀华的股本多，其于邓华明又热心于实业发展，因此众股东推选邓锡侯继公司董事长，其部属黄慈、马德斋、午范九、谢荣钧、张民芬、邓华民及刘湘旧部甘典夔、游棣之等人为董事会或监察。公司总经理一职，胡庶华专任重庆大学校长后，又由董事会推选绍章继任。盛既担任总经理，又着手筹办川康毛织股份有限公司与西南矿业价有限公司，并在重庆承包有不少建筑工程，随时来往于成渝两地，于是辞去四川省政府建设厅第三科科长及成都新村筹备委员会事务处总干事等职，专任蜀华实业公司、川康毛织公司和西南矿业公司总经理职务。蜀华公司协理是周郁如（唐山交大土木系毕业生）、李伯蟠二人，川康毛织公司协理是大华纱厂黄师让推荐的左伯明，西南矿业公司协理是黄志煊。盛绍章原是四川工业协会选出的伪国大代表，一九四六年赴南京出席会议，并去上海视察蜀华实业公司上海分公司业务（抗战胜利后，蜀华公司为了争取对外贸易，在上海设了分公司，以陈沧来就近负责），不意于一九四七年一月突患脑溢血在沪逝世。盛鸿荃之前，托协理周郁如代理蜀华公司总经理，他既去世，董事会即正式推周担任总经理。一九四七年底周郁如被委都江堰务管理处处长，在灌县时间较多，为推进公司业务，聘任黄光辉为建设部经理，杨乾儿为业务部经理。砖瓦、皮草两厂，各设主任一人，办理生产业务。
       至于蜀华实业公司股本，在创办时定额为一百万元，收足十万元后，即开始营业。当时以承包建筑工程为主要业务，可以预先收取业主部份价款，故不需较多资金周转，即能充分运用。继后创立砖瓦厂及投资川康毛织公司与西南矿业公司，抽走不少资金。同时币制几次变更，物价不断上涨，援煤见时之势就随时出现，与公司往来的华孚、信华两银行，透支了不少借款。虽先后两次
       增资，但经过法币贬值和金元卷、银元卷、银元的陆续变化，股额总数虽大，实质仍少，且前后货币不同，股额亦无法确定。解放之后主办清理资料的交通银行派员到蜀华公司清理，尚未完成，又开始全市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该公司财产重估结果，定额为一十三万元。公私合营时，清产估价结果，定为六万元。
       (八) 抗战胜利后的残局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蜀华公司除对砖瓦、皮革两厂继续维持以外，建筑工程业务也照常承揽，除承包不少私人住房外，承包的较大工程有成都自来水厂、青羊宫水池、水塔及中山公园（现文化宫）的水塔，还承包了灌县都江电厂厂房建筑和机器安装工程。砖瓦厂生产的砖瓦除自用外，尚余甚多，于是对外推销，个人修建及一般营造厂商承包小型房屋，亦纷纷前来采购，因之勉能维持现状。为了争取国外厂商物品代销业务，便利摆设样品，就利用历年承包工程剩余材料及自产砖瓦，于一九四六年在青年路动工修建办公用的三楼一底的蜀华大楼。这在当时是成都较为富丽堂皇的一大建筑物，除自留门面一间作为皮鞋营业部外，其余楼上下分租别人使用。自盛绍章死后，因外商无意来川推销产品，蜀华上海分公司也在一九四七年结束。因修建大楼与历年业务不振的亏损，负债不少，每年每月付出利息甚大。为了挽救危机，乃将蜀华大楼作价三万元，抵偿与债权人信华、华孚两银行及其他个人，蜀华仍在原地办公，但已由业主转变为佃户。邓锡侯以身兼川康绥靖主任及四川省政府主席，无暇过问蜀华公司的经营，其长子邓华民，虽系蜀华常务董事，但其主要精力又放在他的通惠实业银行上的，其后他又充任立法委员，政治活动较多，也不能顾及蜀华的业务经营。于是董事会于一九四八年推选曾任邓锡侯部师长及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职的马德斋为副董事长代董事长职权。是时公司业务也仅是产销砖瓦、皮革和承包小型建筑，以维持现状而已。
       （九）解放后的改组继并
       一九四九年底成都解放，总经理周郁如正担任都江堰务管理处长职，忙于堰渠的培修，已不能带回成都照着蜀华公司，于是兹事会推举常务董事张民岩代总经理。次年夏，川西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事代表李青令（后任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副代表杨桂田与工作人员四人到公司领导工作，同时清理整顿两厂及公司的资财，谋求恢复生产。经董事会会议，将蜀华大楼以六百石米价，售与川西土产公司，即以所得价款作为两厂恢复生产的活动资金。因原购买蜀华大楼的业主，都是蜀华公司的股东，为了生产，这次价款收入，划作原业主毕孚银行、信华银行、马德斋、牛范九、谢秉均、张民岩等十户的投资，由公司掌握使用，不再付给他们的房价。蜀华公司临时迁至署袜街赛渭清家客厅办公，随后迁至金城银行成都分行，一年以后又迁嘉岐巷。两厂既有订活动资金购买原材料，便扩大招工生产。当时成都百废俱兴，各业并举，砖瓦需要量大，于是砖瓦厂陆续招进工人高达三百数十人，尽量挖掘潜力，扩大生产，供应需要。皮革厂亦及时收购牛皮羊皮生产皮鞋的底皮、面皮。“三反”“五反”时期，蜀华公司负责人员在检查交待，仍由工会主席领导，照常生产。“三、五反”结束后，蜀华公司核定为基本守法户，应补偷税漏税二千八百元，退财三万元。检查组大组长、市劳动局局长王永和鼓励公司迅速扩大生产，除代向人民银行贷款一万元外，并号召资方增加股本，同时代为联系转业商户停业将股本转入蜀华公司。代总经理张民岩将其现在白丝街的西式住宅一所售出，价款三千二百元全部投入蜀华。同时张自行与汽车运输业工会李仲书及照像材料业联系，希望他们能转资投入蜀华，以便增加设备，扩大生产。工商行政管理局最后核实将汽车运输业的资金成立力生砖瓦厂，照像材料业的资金则建修和平电影院，改将邓锡侯经营之松泰伐木公司结束后的资金，由其子邓亚民出名，投入蜀华六千元。木
       工会停业户的部份资金现款投入蜀华的计算：该会主任委员会薛忠和及姚可南、姚钧弼、李华楷、蒋伯先、韩树卿、邹朴臣等七户，共投资现金一·万二千元。新投资金除增加设备外，作为活动资金。一时间蜀华公司热气腾腾，业务蒸蒸日上、董事会同时改组，选派民营任董事长，谢秉钧、邓亚民、甘绩镛、黄丕武任董事。解放后交通银行清理股金时，将军阀孙震、杨森、唐式遵以及解放前夕逃亡国外的刘湘股金继承人其子刘世哲户的股本没收作为公股，由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委派该局副局长赵丕休为公股董事，选庄范孙为监察，推邓亚民为经理，杨乾九、薛忠和二人为副经理，但邓亚民未能就任，由杨乾九暂代经理，又推派刘瑞琬为砖瓦厂厂务主任，卢子钊为皮革厂厂务主任（卢在一九五三年时任皮革业公会主任委员，申请将其停业的皮箱商号资金转入），原正则会计学校副校长伍朝聘被任为公司会计顾问。经此一番人事调整，阵容一新，厂的工会组织也日益健全，职工劳保福利越加完善，劳资双方不时协商，共同研究推进生产、发展生产。一九五五年成都市的建筑面积进一步扩大，需要平瓦甚多，而产量较大的只有蜀华厂。市二砖厂虽亦产平瓦，但是新建厂，设备与技工都不甚充实。而蜀华厂如扩大平瓦生产，又一时难以把平瓦托增制齐备敷用。当时重庆勉记砖瓦厂已因当地平瓦需要不多而停产，数万平瓦托闲置未用，经往返函商，愿作价转让，乃由杨乾九去洽洽售价及装运事宜。结果，勉记以最低价转让成交，即火车运回成都。蜀华厂得以轮转运用，使产量增大两倍以上。原推经理邓亚民既未到职，又被任命为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更不能兼顾，坚辞不就。经董监联席会议讨论，由公股董事赵丕休提议以代经理杨乾九正式任经理之职。杨积极组织生产，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公私合营。伍朝聘受任会计顾问后住在公司，领导建立会计制度，健全账目，经税局核准查帐计征。蜀华公司对“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核定应补税款二千八百元，由杨乾九在望江区工商界代表大会上当场一次缴清；应行退财三万元，也在一九五四年
       年完全缴清，是本市工商界的带头户之一，受到人民政府的表扬。对政府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亦拥联认购，前后计达八千元。转月、每季、每年应交税款，均如数交清，应交工商联及同业工会的会费也无欠缺。一九五六年，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号召下，蜀华公司即进入公私合营。所属皮革厂加入皮革业合营工作委员会，并入新生皮革厂，再并入国营成都皮革厂。砖瓦厂单独成立合营工作委员会，由陈本钰任厂长，杨乾儿、薛忠和任副厂长，迈开步伐，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最后经成都市第二工业局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决定，结束蜀华砖瓦厂生产，将部份职工调入成都水泥厂和耐火材料厂，造砖工人调转第三砖瓦厂，生产平瓦技工与部份职员调转第二砖瓦厂。至此整个蜀华公司的历史即告结束。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来稿，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编辑组整理）
      
“郫县豆办”

      
——川菜调料佳品

       郫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
       “郫县豆瓣”，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食品工业特产。驰名中外。既可直接用于佐餐，又是川菜食谱中必备的调味佳品。它以味辣、香醇、瓣脆、粘稠续实、色泽油亮鲜红等特点著称。用于炒菜、烧肉，分外增色、堪味，特别是烹调“回锅肉”、“豆瓣鲜鱼”、“麻婆豆腐”、“红烧鲢鱼”……等四川名菜，更加别具风味。过去，许多途经四川郫县的旅客，或回乡探亲者，都很高兴购买“郫县豆瓣”，馈赠亲友。而今，侨居国外的四川籍同胞来信要求邮购的，也日益增多。一九七一年，国际友人（外籍华人）韩素音女士来郫县参观访问时，也曾购买二十多斤“郫县豆瓣”带往国外。自一九五八年以来，“郫县豆瓣”开始批量畅销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西安、昆明、广州、兰州、济南等各大城市，还远渡重洋，调往泰国、日本、美国以及南斯拉夫等国川味饭馆使用，并在香港市场展销，深受顾客好评。
       “郫县豆瓣”创始于清朝嘉庆九年（1804），至今已有一百八十年的历史。先是陈家专卖酱油、麸醋为业，后因经营得法，生意兴隆，即自开店铺。清代咸丰年间，由陈守信经营，资本增多，遂在南街开设酱园，取号“益丰和”，常年酿造酱油、麸醋。按季节制作各种泡菜、酱菜等。每到夏季鲜红海椒登市之际，“益丰和”便大批收购，宰细后加入盐巴、面粉与葫芦罐子等，经日晒夜露，制成辣豆瓣，这就是最早生产的“郫县豆瓣”。当时只有工匠十多人，年产豆瓣数千斤，主要销售城关饮食店和
       部分居民食用。
       光绪年间，陈守信死后“益丰和”由其第六子陈竹安经营，豆瓣生产工艺，趋于完善，豆瓣年产量上升到三、四万斤，生产有了较大发展。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彭县马鹿宾迁来郫县，在东街开设“元丰源”酱园，县人称为新酱园。新酱园的开设，打破了陈家独家经营的局面，对陈竹安是一个威胁。精明能干，善做生意的陈竹安重视产品质量的研究和改进。他在起居室内摆满小缸、小碟，采取各种豆油、豆瓣样品，经常亲尝品味；产品稍不介意，立即叫工匠改进等级货号，或昼夜返工另造，豆瓣制作工艺日益完善，产品也保住了市场，销售到城乡各地。“益丰和”的商标印戳，华长日久，字迹模糊，已成黑巴，还深得顾主信任。
       “元丰源”是“陕帮”老板投资，先后由经理曾宝卿刘乃清主持业务。曾、刘都是擅长竞争、有所作为的商场人物。在他们的主持经营下，豆瓣产量与“益丰和”不相上下，但在色香味上却较为逊色。曾宝卿在茶余酒后，经常向陈竹安试探工艺“诀窍”，陈竹安不是笑而不言，就是环顾左右而言它。“益丰和”、“元丰源”对工艺技术互相保密，连工匠也不准互相往来。尤有趣者，“益丰和”多年使用的配料秤秤，竟是一根粗长的青杠锄把，上面没有秤星，使用时全凭老板心中暗记为准，连工匠也不得要领。就这样，两家酱园在经营中竞争发展。
       民国时期，“益丰和”发展到晒场近十亩，晒缸近五千口，年利润相当于六百亩的地租收入。“元丰源”的利润也不相上下。两家酱园各拥有工匠四十人左右，年产豆瓣各约二十万斤，成为郫县工商界的实力大户，
       “郫县豆瓣”的外销，开始是和郫县大烟紧张联在一起的。民国初年，郫县农村盛产大烟（烟叶，系丝烟的原料），驰誉西南。东路经成都、重庆沿江而下，销至湖北宜昌，南路经宜宾转销云、贵；西路经雅安转销西康全省，直至察木乡，北路经昭
       化、广义转销陕西、甘肃，外地来鄂的大烟庄客，络绎不绝。他们从实践中对“郫县豆瓣”发生了极大兴趣，争相购买，互相推荐。有的将豆瓣等细，炼以熟油，作便于携带的长途下饭菜；有的带回家乡，馈赠亲友。同时，还有贩运豆瓣，借以牟利。因此，大烟销到哪里，“郫县豆瓣”就传播到哪里，凡路经郫县的商贩旅客，大多要购买“益丰和”豆瓣。“郫县豆瓣”竞超越大烟销区，驰誉遐迩。
       民国四年（1915年），四川军政府去西藏犍军，到郫县两家酱园，各订购豆瓣三、四万斤。这是当时在销售历史上最大一笔生意，也是“郫县豆瓣”大批运往省外的第一次。两家酱园比质量，如期交货。包装仍用荷叶、油纸内封，外用竹篓加以保护，经三个多月的长途转运，豆瓣到达驻军营地时，仍保持原有的色香味，深得赞赏，官兵欢迎。军政府传令嘉奖，赠送奖牌。三十年代时，四川省劝业会把“郫县豆瓣”评为“优等品”，名声远传。
       但是在四十年代时，两家酱园生产逐渐衰落，“益丰和”管理不善，漏洞百出，陈家子弟随意拉用、窃取号上资金，挥霍浪费，豆瓣生产数量相应下降，生意萧条。“元丰源”虽制度甚严，经营得法，但县府、警察、袍哥、及地方恶势力，时常光顾，酱园每年不得不付出上百石米的“应酬费”，始得平安无事，故“元丰源”人称“接官厅”。两家酱园更大的危机，则是酱园的真正的主人——工人日夜辛勤劳动，生活却得不到温饱。解放前夕，两家酱园的八十九名工人中，半数以上年过半百者，还是“光棍”，无法供家养口，加之，国民党经济崩溃，物价飞涨，人心惶恐，社会混乱，离园生意，奄奄一息。一九四九年，两家酱园豆瓣生产总量，不过二十多万斤，不到最高年产量的一半。
       解放以后，因得党和政府的重视，实行加工订货、收购包销，并给予资金上的扶持和帮助。“郫县豆瓣”的生产，才得到
       了恢复和真正的发展。一九五五年，两家咨询以“益丰和”为主，首先实行公私合营，由陈文伯任经理，在工人代表的配合下，分管生产和经营业务。进而合并为“国营郫县豆瓣厂”，上人当家作主，生产蒸蒸日上。七十年代，全厂有晒缸一万二千余口，年产量上升到二百多万斤，相当于合营前年产量的四倍以上。一九七几年，豆瓣翻晒机试制成功，进入机械化生产时代。一九八〇年，建豆瓣条型泡百余个，以便储藏。八三年产品高达四百万斤。
       “郫县豆瓣”之所以驰名中外，销路广阔，根本原因在于制作细致、特浓，具有独特传统技艺及水质和气候的优越条件。它先将去壳的人日萌豆瓣子，用沸水捞煮，进缸拌合面筋，肖曲发酵，再翻入盐水缸内搅匀，经日晒夜露成熟片，按一定比例加入宰细的鲜红海椒和食盐等，继续翻晒、夜筛一年左右时间，豆瓣即趋成熟。如继续长期腌制，则色素逐渐加深，成为“黑豆瓣”，只供佐餐，别有风味。
       在操作过程中，它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和质量管理制度。晒场划片管理，包干到组，负责划人，常年坚持晴天晒、雨天盖、白天翻、晚间晒，勤翻、勤查、勤管理，直至豆瓣呈红褐色，鲜艳油润发亮，否（浓郁（酱香和酱香味）味香耐醇厚，瓣酥而味辣，咸淡适宜，单食可口。
       “郫县豆瓣”可以长期存放（放入玻璃器皿或陶瓷罐均可），不发霉、不生膜、无异物、无异味，理化和卫生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一九八〇年香港展销会上，有的海外侨胞拿到馈赠的“郫县豆瓣”，激动地说：“有几十年没有尝到‘郫县豆瓣’了”！他们对“郫县豆瓣”真是一往情深，衷心赞赏。
       “郫县豆瓣”，是建厂以来，多次得到省、地、县有关领导部门的表扬，一九八〇年，“郫县豆瓣”荣获“四川省优质产品”的称号。一九八三年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计、经委颁发的“省优质产品奖”。
       “郧县豆瓣”的“鹏城牌”商标注册证（第147739号），于一九八一年三月三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颁发。
       （一九八四年八月供稿）
      
第一个川戏艺人剧团
三庆会
       廖友陶
       “三庆会”是川戏艺苑冲破封建班主制建立起来的第一个艺人剧团。她继承着川戏艺术的优良传统，经历了北洋军阀和蒋家王朝两个黑暗统治时代，直到解放。
       “三庆会”有四位著名艺术家担任过四届会长，她的战斗和发展也就出现了四个历史时期。
       一、杨素兰任会长时期
       (1912—1921)
       “三庆会”是第一个由川戏艺人自己组建，自己经营，民主管理的艺人剧团。
       “三庆会”继承了宋代“孔门弟子”、“酒色财气”、“教授答疑”等一类当着权贵的画演出抨击他们的现实主义讽刺剧的传统，明代杨慎（升庵）在泸州时，可能演出对现实不满的剧作，以及清季李鸿章元和魏长生对川戏革新的现实主义艺术，对“三庆会”则有更大的影响。
       成都市的川戏，在“三庆会”组建之前的民国初年已由无固定演出场地的流动情况，逐步发展到有比较固定演出场所的“茶园”形式。由于当时在剧场内摆茶桌，卖零食，还有打脸帕和“装水茶”等情况，所以把剧场叫做“茶园”。首创的一个茶园，名叫“可园”，是华阳县人吴弱臣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仿苏杭剧场修建的，地址在忠烈祠北街。第二个就是“悦来茶园”，是当时劝业道周孝怀在光绪二十一年（1905）集“悦来公司”股本修建的，地址就在现在的“锦江剧场”，长期租给“三庆会”使用。郭沫若在《反正前后》一书中曾经记述说：“成都最苦出的新式戏团，名叫‘悦来茶园’，是采取官商合办的有限公司的体制，那儿初是唱的川戏，所谓‘改良川戏’，自行召集了……批孩子来教练，……这算是戏剧的资本主义制度化。”（见《郭沫若选集》第一卷上册192页）
       冯家吉的《锦城竹枝词》说：“梨园全部隶属园，戏自天天列市垣。买座价钱分几等，女宾到处最销魂”。可见当时所有戏班都隶属于资本家（班主、本家）经营的茶园每天贴戏报以招徕观众，戏场座位分等级定票价，还专设女宾厢和女宾入口处。
       到了辛亥革命（1911）农历七月，民主革命运动高涨，在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保路运动”所引超的罢市风潮中，戏班也罢演。十月，成都宣布独立，成立临时军政府，但由于巡防军兵变，大“打起发”，市面混乱，当然更不能演戏。到年底，社会秩序逐渐恢复，艺人们为了维持生活，才在他们经常聚会的“状元楼”、“吉祥楼”（当时的福字街口，今东城区委斜对门）商量决定由庙产、康子林、肖楷成、唐德彝出面，联络长乐班的刘兰英、宴乐班的杨素兰、翠华班的谭芸仙和彩华、桂春、怡乐等八、九家戏班的艺人，联名向当时警察总厅申请复业，两次奔走都无结果。眼看年关逼迫光法为生，大家又才一面向警厅请愿，一面由同官场通声气的艺人张绍华（旦角）和李琴生等作个别活动，到壬子（1912）正月，才批准在“悦来茶园”联合演出。当时的局势日趋稳定，戏园一开，盛况空前。后来社会秩序虽已完全恢复，但艺人们都不愿散归原来戏班，有人说：“五族都要共和，我们吃戏饭的，还分什么这个班那个班啊！”大家倡议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叫“三庆会”。
       参加“三庆会”的戏班有：长乐、宴乐、怡乐、翠华、彩
       华、桂春、太洪等八家，共三百多人，汇集了昆、高胡、弹、灯等五种声腔，生、旦、净、末、丑等五个行当。他们请警察总监杨莘友（莘野）为剧团题词曰：“联合开平堂，协力三庆功”。
       “三庆会”成立时，他们推选杨素兰（旦）和康子林为正副会长，庐广体为管事。义演三天，以营业收入作为会务基金，经济自主，不再靠班主、本家作后台老板，免受变配剥削，从而成为川戏第一个艺人自己组建经营管理的剧团。
       “三庆会”一成立就有了个响亮的口号：“同辛亥革命同休咎。”他们之所以能提出这样有指导性的口号是和第一任会长杨素兰有密切关系的。杨素兰（1878—1926）字纫秋、一字清泉，四川遂宁县人，他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进步川戏艺术家，他曾经把多年背叛起来的旧产六十亩捐给四川保路同志会，在川戏艺术上，他曾拜清末名旦黄金凤为师，主攻青衣和正旦，兼演其他旦角。他的唱腔清细而饱含感情，表演落落大方，极善刻画人物。他的拿手好戏，民歌赞杨说“杨素兰游御园贵妃醉酒”，还有“花仙剑”、“洪江渡”、“金钗田”、“离燕哀”等。组建“三庆会”时，他已被称为“川戏旦角泰斗”，思叟说他：“门墙最盛，桃李成荫。他人为师，仰给衣食于弟子；素兰为师，门徒反求供于先生”（见诸伶小传）。特别由于他深刻体会到艺人蒙受的困苦和侮辱，对贫苦人特别是艺人无限同情，他挣的很多钱都用来施寒衣，施棺木。“三庆会”在他的高尚品格的影响下，都能团结在同辛亥革命同休咎的指导思想下携手前进。
       “三庆会”实力非常雄厚，荟萃了当时成都的川戏名演员，最著名的小生有康子林、李琴生（甲生）、李培生（腊狗子）、肖楷成；旦角有杨素兰、刘芷美、刘世照、谭芸仙、白牡丹（陈素卿）、雷泽洪、李琴香；净（花脸）有周辅臣（原为昆净）、刘锡侯、蒲兰亭、刘安、杨青云；末（须生）有周名超、尹轩华（红甘庶）、唐小田、徐德斋、游雨田、樊玉山；丑有唐广体、刘肖三、蒋润堂（八娃子）、肖子林、邹云亭等，展现出川戏班
       社前所未有的盛大局面。他们以各自的艺术特长，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如康子林的“八阵图”、“扫华堂”、“断桥”、“评雪獐踪”、“三难新郎”，康子林、肖楷成合演的“醉隶”、“酒楼睥衣”，康子林、杨素兰、刘芷美合演的“离燕哀”，康子林、刘世照合演的“情探”，肖楷成的“十美图”、“托国入吴”、“勾践回旧”、“佛堂升天”，刘世照、谭芸仙、刘芷美合演的“红楼梦”，刘安的“打龙袍”、“红梅阁”，刘徐候的全本“下陈州”、“三尽忠”，杨青云的太洪班路子的花脸戏，周名超的“审头”、“审蟹”，尹华轩的“上门问婿”、“二堂释放”，唐广体的“柴市节”、“情天侯”、意中缘”，蒋润堂的“拜新年”、“裁衣”，周辅臣的“醉打山门”、“栈道闻铃”等。还有技艺高超的戴师李锡生（卫生打鼓匠）和唐德彝。现在简要介绍其中三人，以见一斑：
       名丑唐广体。他在“情天侠”中饰店妈，把店妈那“见钱眼晴亮”的两付面孔刻画得维妙维肖。现在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企何的杰作“迎贤店”就是继承师爷唐广体的“情天侠”而加以革新发展的。还有他在“柴市节”中演留孟炎，把那厚颜无耻，利欲熏心，并有一套卖国求荣的汉奸理论的丑恶灵魂赤裸裸的摆到光天化日下，常能激起观众的切齿痛恨。周企何说：“我师爷在‘意中缘’中扮演三个性格不同的人物，那才叫绝！他演匪徒出身凶恶好色的世室和尚，又演促成名士陈眉公、董其昌好姻缘的有正义感的绅士江怀一，接着演能盲会道说媒骗人的风骚道姑，一个人在同一台戏接连换演三个性格那么不同的人物，而又演得那么成功，实在太不容易了。要是我，演尼姑可以，再演世室和尚就会吃力不讨好。再要演江怀一那样的角色，我就办不到！”
       名旦白牡丹，本名陈永福，又名素卿、今吾，四川灌县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卒于抗战前夕。少年时即入“聚庆班”，入“三庆会”后，参拜杨素兰为师。他戏路宽，能演各类旦角。武功超群，白蛇在“金山寺”钻椅圈逃走的绝技就是他首
       创的。他深感艺人受压迫无社会地位，多次向警察局呈请脱离伶籍，没被批准，被迫再度登台。刘师亮写的：《成都竹枝词》还说：“复职优伶通电来，省垣又见牡丹开。莫笑牡丹空作白，华屏两次又登台”。诗中的“华屏”，是彭县“西华科社”的名旦黄华屏，二十年代初在成都演出，曾“红极一时”，后停演行医，被迫再度出演，直到抗战后才专业行医。这就是川戏艺术家在旧社会所过的屈辱生活！
       名旦薛月秋，曾“红极一时”，他的拿手戏有“偷诗”、“百宝箱”、“刀笔误”等。成都名流曾经选过一次戏状元，选举结果，状元薛月秋、探花周慕莲、榜眼浣花仙。薛月秋兼长书画，刘师亮的《成都竹枝词》曾歌吟他：“美术人才说益州，而今美术胜前头。莫言伶界无清品，书画还添薛月秋”。他六名许质彬，祖籍浙江，生长成都。少读诗书，受过良好教育，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有一定修养。十五岁时（1912年）家业凋零，入“三庆会”学花旦及闺门旦，唱做俱佳。再樵子评他：“贵而不矜，娇而有礼……串演闺秀，实绝妙时伶……若能再取历代名门闺秀诗词读之，当能为我国数千年梨园子弟开一生面”。月秋曾学习于华阳中学，书画受著名画家张衡之亲传，后在演戏余暇，不断练习，造诣很深，当时农村受灾，曾买画助赈。他为钻研技艺，曾到北京、上海拜访名家。在北京看梅兰芳穿古装演出，觉得深合戏中人物身份，特别优美。一九二三年归来，他就以古装扮演，从此川戏装扮为之一变。可惜这个富有革新精神的青年演员因病早逝。再樵子同情的说他“甘向梨园裁玉树”，是由于生活所迫，“俗人”不知其故。
       由于汇集了众多戏班和演员，“三庆会”开创了演戏全能的新局面。从前受地区和戏剧内容以及紧邻区域和少数剧种的影响，形成流派的局限被突破了。如川北路子，从前受秦腔和汉二簧影响深，主要流行柳子杂胡琴，以演弹戏为主；川西坝子，以演高腔戏为主，也盛行胡琴戏；资阳河一带，也以演高腔戏为主；
       “下川东”，受汉戏影响深，以演丝线戏为主。各个流派，都以演出一、二种声腔戏为主，局限性十分显著。到“三庆会”成立之后，人才济济，昆、商、胡、弹、灯，各种声腔的川戏都能演出，百花齐放，发展成了多艺全能的川戏剧团。这是川戏艺苑的一大突破，也是“三庆会”对川戏发展史的一大贡献。
       “三庆会”成立初期，杨素兰、康子林、唐广体等，就尽心筹建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首先废除包银限制（工价），就是废除旧戏班里班主为了自己的利益，给名演员很高的包银，给下四角（杂角、彩女、龙套、马衣）只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坏制度。创立了分帐制，体现“有戏大家唱，有饭大家吃”的团结合作精神，就是以每天的净收入，从名演员到跑龙套的都按工作轻重、艺术水平，由大众公议给以应得分额。特别是在后场（台）给下四角也安了坐位，这是旧戏班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把康子林说的“顾大家”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老艺人唐光斗曾经说：“自然有时候营业不好，还是分不到钱。要是往常（在旧戏班里）的话，头天没领到钱，第二天就往别个班子跑了。现在（在三庆会里）大家舍不得走，即使拿不到钱，还是照样到园子里摸到活路做起来”。还有艺人说得更干脆：“三庆会钱少情长嘛！”这是“三庆会”在比较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公平合理的“顾大家”的分帐制，把艺人们团结起来的结果。
       但当时，三庆会还没有真正稳定，主要是部分名角不满意，刚过半年左右，就有原“顺乐班”名旦陈小燕、“彩华班”名旦文彩兰相继退出，并伙同反对“三庆会”的须生饶山（外号饶抓手），又找袍哥邓虎臣（酒商）出钱组建“永迁乐班”，大唱对台戏。还出高价拉走“三庆会”不少演员，连肖楷成都被拉过去了。他们以高价引诱康子林，被康拒绝。但康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特去“永迁乐”演了三天义务戏，因而感动了许多艺人，重新回到“三庆会”。一波刚平，二波又起。一九一五年，悦来公司负责人樊孔周向“三庆会”提出解约，逼迫退出“悦来茶园”，以动
       据“三庆会”的根本，激起了全体艺人的反抗，根据原约坚持不让，终于稳定了阵脚，取得了崇园的永久使用权。
       川戏本来有不少传统剧本，但多数都是靠老艺人口传身授，随人变化，大都没有定型。“三庆会”逐渐巩固稳定之后，即把川戏艺术的定型，作为努力改进的方向。清朝末年，四川劝业道周孝怀提倡改良川戏，同四川提学使、警察厅组建了“戏剧改良公会”，改良了一些剧本，掀起了改良的风气。“三庆会”最早定型的是“悟探”，是诗人赵熙改编本。以后，“三庆会”陆续得到爱旧川剧作家黄吉安的大量杰作。黄吉安（1836—1924）接近群众和艺人，走的通俗化的戏剧路子。清光绪庚子（1900）年，八国联军蹂躏北京，清王朝割地赔款屈辱求和，黄写了“汇油关”，斩了投降派马邀以反对投降。有人说：“三国志”、“三国演义”都没有斩马邀，你开黄腔”。他说：“他们不杀，我要杀！不然何以弹忠奸，明是非？”这是对西太后、荣禄、李莲英辈，有力的鞭打，处以极刑。袁世凯称帝时，黄写了“江亭战”，取材“三国演义”袁术称帝故事，扮作小丑，并在剧中直接点出“袁皇帝”。黄还写了提倡扫女放脚的“凌云步”，鼓吹女权的“女探母”、“木兰从军”、“梁红玉击鼓战金山”、“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剧，以及许多激昂慷慨的历史剧如：“匆匆落”、“渡芦”、“李陵线别”、“吹箫乞食”、“大闹齐庭”、“忠烈图”、“九里山”、“青囊恨”等。黄并写了“柴市节”、“朱仙镇”、“元庭劝”、“三尽忠”、“黄天荡”、“破潭州”、“元天金”、“宋天金”、“捍鼓战”、“小商桥”、“金赌金”、“假金牌”等剧以表彰民族英雄，歌颂民族气节。特别难得的是他一反封建文人的偏见，写出了颂扬张献忠的“浣花井”。黄写的一百零二种剧本，都无偿赠送给“三庆会”。所以“三庆会”能巩固兴盛，经久不衰，有这些现实主义优秀剧本作支柱，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一位冉樵子（1889—1927），他求学时曾受到康梁的继
       新思想、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和轰轰烈烈“五四”运动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民主进步思想。二十年代初，黄冈州改名演员康子林、肖椿成、刘荒美、薛月秋、周企何等来往，探讨艺术，成了“三庆会”的常客和义务编剧员。他改编的“刀笔误”、“风筝误”、“青梅配”、“意中缘”、“御河逼女”、“妙常拜月”、“琴挑”、“夜奔”、“金山寺”、“花仙剑”、“生子上路”、“绛窗楼”等都成为“三庆会”常演剧目。经过他改写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都按原作鲜明深刻，如“御河逼女”，从“杀桥”基础上加以提高，把顽固的封建卫道者柯直头污画出来；在“刀笔误”中借古讽今地说：“况且如今官僚派，大都是上下其手打伙弄财。几曾见覆盆升？谁管他沉冤埋！”这反映着作者对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种种弊病的不满和反抗。从他“赠康子林”诗中的“请君为我一登台，代写胸中不平处”（全诗是：“锦江波涛玉玺云，山川灵气钟优人。优孟仇厮不可见，近代风传康子林。子林百岁过半生，犹择白扇着青衿。圣文神武依然在，竟忘头上白发新。崔九堂前教王宅，一度见闻一叫绝，锦城丝管徒纷纷，谁能阳春和白雪？客中岁月谁与度，拈毫戏编‘刀笔误’。请君为我一登台，代写胸中不平处”）。这两句抒情懋之辞，表现得就更为集中。
       还有为“三庆会”写“柳林劝兄”、“破甲寨”等的游树田，修改别宫出征”、“红袍记”、“锦江楼”等的观众。而且，艺人们在社会力量帮助下，还创编了“梁面侠”、“黑奴光复记”、“刺愚铨”、“武昌光复”等，也还根据历史题材，新编了“西太后”、“戚阳梦”等，都深获观众的喜爱。上演这些新剧，还促进了戏剧音乐的革新，如“离燕哀”、“情天侠”等的锣鼓、曲牌，都经过当时名鼓师杨吉廷、李锦生等，用熟练技巧加以发展，以适应新剧本的需要，让人听来既熟悉，又新鲜。
       由于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三庆会”的戏剧在逐步定型的基础上还不断创新，使组织得以巩固发展。他们针对成员来自各个
       旧戏班还有不少旧习惯，提出端正艺人的生活作风，以提高社会地位。他们提倡“三德”；“口德”，说话不挖苦人，不刻薄，不说下流话和二话；“品德”，康子林说：“舞台上是演戏，下台耍脱掉旧戏班习气，街上不赊帐，不乱喝酒和倒街卧巷”。他们还对品德标准提出了些条款，如“不择角色大小，不争戏码先后，不准打人骂人”，“待人有理有法”等；“戏德”，这是他们最注重的一条，要求严肃舞台生活，纯洁表演艺术，首先要清除庸俗丑恶的表演。康子林说：“演戏要含蓄，不要庸俗。生旦戏里，调情的地方不少，表演不要过分。宁肯观众说我疯，不要让观众说我丑，不要丧了戏德。”如像一次康子林和刘世照合演“红袍记、夺棍打瓜”一折，有一段台词：“三娘撒手，我要去制服妖精”。李三娘：“若是妖精将你伤着，你妻靠何人？”刘商：“如不制服妖精，夫妻如何度用？”李三娘：“老子，老子！我不要你去，我不要你去！”戏完后，康子林说：“义生（刘世照别名）啦，好好一本‘红袍记’，被你两声‘老子’演坏了。李三娘是有才学，有见识的女人，你把她演成庸俗泼妇了”。又一次肖楷成和周慕莲合演“偷诗”，肖在台上脱靴睡到床上。康子林叫唐广体转告肖：“表演太过分了”。他们要求调情戏要演来不淫，淫词多的戏就不演。他们研究戏理戏情，对艺术要求一丝不苟，养成艺术真实的“三庆会”风格。
       “三庆会”成立的第二年（1913），康子林说：“我们几十岁了，没后辈怎得了？”他倡导办一个科社。经大家赞助，筹办了培养接班人的“开平堂”科社，规定入科学生，以会内子弟为限（也有少数会外的）。目的在于培养艺人后代成为川戏艺术继承者，也为艺人安排子弟，消除后顾之忧，使艺人能安心艺术事业。肖楷成任堂长，康子林、杨素兰、肖楷成、游泽芳、蒋润堂、李锡生等名演员和教苑充当教师，培养出了不少优秀演员，著名的有唐荫甫、晋明权、王飞琼、游泽鹤、筱灵芝、筱玉梅、白玉琼、黄开文等；后来，名旦周嘉莲也在“开平堂”进修过。
       这就是“三庆会”在杨素之担任会长时期的主要情况。在这个时期，“三庆会”确定了办会的指导思想，建立了民主性质分帐制度，接受了大量杰出的川戏剧本，完成着川戏定型化的历史要求，集中了大量的名演员，形成潜演出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的全能艺术集体，也就演出了不少高水平的川戏，形成了艺术点实的现实主义演出风格，创办了培养川戏接班人的科社机构，奠定了“三庆会”发展的基础。二十年代初，因杨素兰体势多病由康子林继任会长。
       康子林任会长时期
       (1921—1930)
       康子林（1870—1930），邛崃固驿镇人，十多岁时随兄大蜜康吉三入“老庆华班”，先拜旦角影子元为师，又从“宝乐班”小生何新田学小生，再后迁到名旦黄金凤、名生李荣生、名丑坛春、名生肖长春（瑕庭）等，都虚心求教，得到指点。他擅长文武小生，造诣很深，清光绪年间就名震蓉城。他生活态度严肃，为人正直，常说“君子以道（艺术）为朋，小人以利为友”。他学而不厌劝底深厚，对三教九流的人都虚心请教，力求扩大知识面。讲音乐，川戏场面，把抱椅子都能坐，论绘画，明清名家作品能鉴别，道出所以；武术在行，能说出“内外八法”、“三十六摔，七十二拳”，也深受地方曲艺，能唱杨琴、竹琴、他嗓音优美，行腔富变化，表演细致，紧扣理戏情，能戏极多，杰作的如“情探”、“评雪辩踪”、“三难新郎”、“离燕哀”、“八阵图”等等，演来都有独到之处。清光绪末年，周孝怀全面考核演员的技艺和戏德，康子林得第一名，获大银质奖章。一九二九年冬，重庆“悦合剧院”聘请“三庆会”全班到重庆演出，正值酷暑天气，康先带病演出杰作“八阵图”，第三天又演出“归正楼”，在演了绝技“三变化身”时，累倒在舞台上。（注：周企何同志谈，当时康子林演“归正楼”的功夫一场的武生背客，一个侠仗
       义的英雄好汉。同台演出的还有黄佩莲等）。从此他卧病不起，于一九三〇年六月死于重疾。当时蒲伯英送的转联说：“功盖‘三庆会’，名成‘八阵图’”。吴宝骧所挽的竹枝词说：“暇出心肝曲尽情，排优不遗亦先生。频年绝唱知多少？‘八阵’何清足圣名”。群众赞他为“戏圣”，或直称“康圣人”。现在，“辞海”和“中国戏曲曲艺辞典”都把他作为伟大艺术家和文化名人列入辞书，永垂不朽了。
       康子林常说：“要顾群，顾大家，顾团体”。他在分帐制的基础上，又制订一些补充措施，每年办“庙会”，演戏募捐，补贴有困难和伤、病、死的人；还对艺人的遗族进行救济，规定孤儿寡妇五天拿一次用费，像演员朱玉章的儿子还得到了抚育培养。他在每年六月、腊月“拖黄”时间，（注：川剧界行话，指卖票减少，收入不多时）还带动名演员自动减薪，照顾大家。他还建立了“死后供奉”的“百寿图”，就是剧团在后台所供“百寿图”，凡团里演职人员，不分名角和“下四角”，不分演员和职员，逝世以后，都列名于“百寿图”，一样得到供奉，长久纪念不忘。这样民主平等的尊重，在那个残酷剧人的年代，从精神上把成员团结得更紧密了。大家都说是“情长义厚”。
       一九二七年唐广体倡议设立“协同股”，每股十元，在剧团经济上遵还困难时，用以自救。如有盈余，还可每年分红。
       康子林还发起，组建“研精社”，这是专门研究艺术的机构，也是“三庆会”的学习制度。就是演完戏后，以老艺人为中心，同当天演出过的演员一起，讨论研究所演的戏，由老师傅讲授演出得失。有时还邀请社会上爱好川戏的知名人士讲解剧本，帮助演员认识剧情，体会人物。并邀请尹昌龄、林山映等名流学者担任“研精社”的参赞，这不仅提高了川戏艺术质量，也使社会人士认识川戏艺术的实质和价值，逐渐消除较视演员的陋习，给“三庆会”以更多的支持。
       康子林教学徒，要求懂得戏情戏理，要求严格练基本功。他
       要求周耀莲要像自己一样练功，说：艺术无止境，要多看、多闻、多问，“问则不虚，虚则不问”。又说“要死学活用，要使观众信得过，要留有余地，要哭出戏来”等等。死学，就是老老实实的学，学得规矩、扎实；活用，就是融会贯通，灵活应用。观众信得过。他针对周耀莲演“逼嫁刁窗”中钱玉莲拿花剪的动作说：“钱玉莲刁窗，是在黄昏时候，又怕被继母发觉，心是慌的；花剪并非事前放好，用花剪刁窗，也是她临时打的主意，她不能去拿，而只能去换。你表演时，是伸手去拿，而且是一拿就拿到了。我看了就信不过”。周后来雷出了道理：舞台上表演有真有假，但该假的不必求真，该真的不能故意做假，弄假成真，这是表演艺术的妙处，但该真的还是要求真。康说：要留余地，“演员在舞台上汗流夹背，观众在台下无动于衷，是最坏的表演。表演不在于演员在台上拼死拼活，而在于表演是否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就是留了余地”。后来周想通了戏理，就是戏出表演中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是一种写意手法。表演要讲究言有尽而意未尽，需留余地。留余地，让人回味，留点言外之意，让人想想，才能引人入胜。要哭出戏来，像演“离燕哀”，康饰徐君郎，周饰王琼奴。王见徐被毒打身死，伏尸痛哭。有一次，周演到了忘我境界，痛哭失声，哭得伤心，把褶子前襟打湿一大片，成了泪人儿。康说：“你哭得太凶了啊！把戏演过了。一个人遭到伤心事，比如少妇丧夫，她可以哭三天五天，甚至半个月，眼睛哭出血来，嗓子哭哑都可以，她越哭越凶，别人越同情她。在舞台上演戏，就不然了，演员不能就事演事，应就事演戏，是戏就要讲究戏情戏理。你在舞台上把嗓子哭哑了，眼睛哭模糊了，脂粉哭毁了，这个戏怎么演？观众是来看你的戏，还是看你的哭呢？你哭要哭在戏中嘛！别人哭出来的是泪，演员哭出来的是戏。”后来周悟出：演员在舞台上哭，要选择适当地方，要用准确又富感情的声音，在最短时间内哭够，不仅要哭出戏来，还要哭得美。由此周还得到一条经验，演员演戏要做到忘我，钻进
       去，钻到剧情中去，钻进角色去，又要做到有我，跳出来，表演角色。进进出出，真真假假，统一于一个人身上，这就是表演艺术。
       康子林还成功的应用了“同台带戏”的教学法，就是师傅带着学徒演出的方法。师傅演主角，做绘学徒者；师傅当配角，观察学徒表演。台下教，台上带，很实际，易见效。他带周，周带学徒佩莲、青莲等，都很见成效。一次康正有病，有力量的歪人点名要他的么徒弟刘西林演出“八阵图”，刘吓得直哭，他鼓励说：“教你唱，你就唱”！登台演出后，没被挑出大毛病。事后，他对刘说：“我平时教的基本功，凑起就是‘八阵图’”。其教徒有方，于此可见一斑。
       特别是康子林扶持艺术水平较差的同行艺人的义举，更为“三庆会”创立了以艺术事业为重，交流艺术经验毫不保守的优良传统。说一件小事以见精神。一次康去一乡镇访友，镇上庙会戏正要上演“八阵图”。他到来的消息传出，有力的会首亲自找他，说要看他的“看家戏”，乡班子的“土八阵”没看头！为顾全朋友和这乡班子，特别是那扮演陆逊的江湖艺人，康应承后，就给那位江湖艺人说戏传艺，鼓励其大胆演出；并自己扮演“鬼兵”，为那位艺人使胆。结果，陆逊和鬼兵都演出了新水平。戏完后，观众赞誉说：“康子林，康杀人！穿‘鬼兵’，留美名”！
       作为表演艺术家，康子林在戏剧文学创作方面也是才华出众，可惜旧社会把姐妹并别加以践视的黑暗年代，他这方面的才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从他完善“三难新郎”这个喜剧的文学创作来看，确实放射着才华照人的艺术光芒。这个喜剧的原创本，是根据“醒世恒言”中的小说“苏小妹三难新郎”编写的，主要是两个角色出场，而且梅香还是个“串戏”、“染戏”的“配角”，舞台上的主角算起来是秦少游，然而实际上未出场的苏小妹才是牵着秦少游“做戏”的“牵线”人物，真正的“三
       角”。原剧本这样的结构戏剧和塑造人物，真是“匠心独运”，新颖的艺术手法在戏剧领域里是不多见的。一般演出这个戏，都是牵少游突破一、二道难关，把他感到的“易”字推上高峰，衬托出过不了第三道难关的奢位作“难”。戏就在这“难”字上，艺术家的才华也就在这里尽情发挥。从前一般演出，也就在把这“难”字推到高峰的时刻，苏东坡上场，点醒秦少游，戏就急转直下的结束了。向来，大家认为剧情这样的发展和结束，合理、自然、完满，没有戏了。但是，康子林正好在这无戏之处看出了戏，发现了戏。就是秦少游应该也能够从室外转进花园，临池观月，推敲诗词，苦做文章，苏东坡也才可能一投石就把秦少游“点醒”，使这一场喜剧充满收场。康抓住这一关键环节，把它的发展过程精雕细刻的写成了一段生动活泼的戏文，而且又是原剧鲜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剧情自身完美的发展。这真是优美的戏剧文学创作，是康才的毕生的可贵显露。
       康子林不仅要求徒弟苦练基本功，自己也锲而不舍地天天琢磨锻炼。他不以金盘继承川戏演技的优良传统为满足，而是积极进行革新创造，给川戏留下不少宝贵财富，略举如下：
       （1）三变化身。这一演技，原来川戏“归正楼”才有，由扇中武生背（遮）容，然后一亮相，扯去事先准备的纸脸开唱。后来曹黑娃用涂上色彩的革纸蒙脸，演出时，撒把“粉火”（松香），用手一抹脸起唱，已有所改进。康子林则用画上色彩的纸剪成脸谱，在脸上贴三层，用绳结绣头。演出时，一个动作一张脸，生动别致，“三变化身”就成了川戏的绝技之一。后来，再加发展，三变增至九变，更加丰富多彩。
       （2）开慧眼。康子林演出《水漫金山寺》中的韦陀，刚出台时缺少一支慧眼。正当观众议论喧哗时，他随着密密麻麻走到法海面前叫一声“领法旨”后，转而向观众亮相，高声道：“睁开慧眼一观！”同时起脚飞腿，一个“尖子”在额头正中端端正正地出现了一支金光灿灿的“慧眼”。这又是川戏的一个绝技。
       （3）翎子功。康子林的翎子功，是得到“太洪班”名武生李培生的传授。李培生外号“腊狗子”，他对翎子的表演几乎是随心所欲。当年群众议论说：“康二蛮（于林艺名）的尖子，曹黑娃的旋子，当不得腊狗子的一对翎子”。康子林在继承传统翎子功的基础上有所丰富、提高和发展。周慕莲回忆说：“康师傅每演‘八陈图’，我总要在后台观看，真是‘百看不厌’。他演到陆逊困阵，查君地下有无埋伏时，紫金冠上的翎子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单挑双绕，划罔圈，分阴阳，成‘太极图’式，心到力到，运用自如。唱完‘擒不到刘备不回东吴’一句后，一个尖子，随着锣鼓节奏，把花枪丢向左边，翎子倒向右边，翩然而下，表现了儒将风度。他在抛冠时，翎子不乱，无须用手，罗帽即随紫金冠飞起，水发也同时直竖，大有怒发冲冠之势，打杂师不出场，陆逊的紫金冠会向后合直飞而来，成为表演绝技。再如他演‘铁龙山’，当吕后登场哭父王时，他每一抽噎，头上翎子即搅成一个太极图（表演时，颈右偏，翎子就向右倒，要左翎子，左偏时，要右翎子），以表示哭泣，不是为耍翎子。他曾经告诉我，耍翎子要靠颈骨的劲，切忌摇臂。”（见《周慕莲舞台艺术》中的“三庆会琐记”）
       康子林取得成就的基本原因：一是虚心。他演《评雪辩踪》，确有独到之处，深受观众欢迎。一天演出后，在回家途中，一位老者叫住他，说：“你演的那个吕蒙正，咋个那付着相？双手抱肩，颈项缩起，一付讨口子相。哪像个有学识，有抱负的秀才？日后怎能金榜题名？刘翠屏爱他那一门？寒窑还有啥尖子？”康受教后，认真推敲，在“大雪天跑到野外体验生活。再演出，有了很大改进。老者说，“这就有点像吕蒙正了”。
       二是刻苦。川剧界说，康子林“一肚皮金玉文章”。这是他从刻苦学习中得来的。拿“庆云宫”一出戏看，周慕莲说：康师傅为演好“庆云宫”，曾经广求当时名流学者指教，并刻苦研读“南齐书”、“梁书”、“资治通鉴”等，把南北朝的政治制
       度，，肖衍（梁武帝）的为人和他的家庭生活，郑氏的家族、身份、性格等，进行了多方面的钻研。杨素兰说过：“自流井刘三凤坐上马门的斜高台，太‘雄’了。有梁武帝在场，郑氏这样放肆，戏理上说不过去”。又说：“刘三凤扮演的郑氏，对金苟二妃高声吼喊，也感到太露骨。”康子林、肖楷成、周慕莲和杨素莲终于根据戏中主要人物郑氏的性格，把她确定为花旦、青衣、泼辣旦综合应工的角色，既要体现她的“醋”（内心），也要表露她的美（外形）；既要做到藏锋不露，又要体现出她表里矛盾的性格。康子林认为，她是宰相之女，皇帝正官，赫赫声威，堂堂国母，不宜丑化为无教养的市井泼妇。这是他从历史知识中概括出来的，也就需得具备必要的文化学习，才可能塑造得真正站得住脚的艺术形象。康子林创造出那么多舞台形象，是有他刻苦钻研的结果作基作和条件，不是侥幸得到的。
       “三庆会”全班人马下重庆演出，是康子林以身殉职的大事。那是一九二九年秋，四川军阀刘湘打败杨森，他进驻重庆的师旅长，尤其是潘文华、范海庭（后改名范绍曾）、陈兰亭等爱好川戏，一定要看康子林的拿手戏“八阵图”来“庆贺庆贺”。由潘文华部的处长冯石竹以重庆“悦合剧院”的名义，派人以每一个月一千元的重金到成都诱聘康子林。康说：“我是三庆会一会之长，三庆会在那里，我就在那里”。拒绝受聘。不久，冯石竹亲身来成都，他本是重庆“大回社”的社长，有名的袍哥大爷，找康子林洽商，聘“三庆会”全班到重庆演唱，这才签订了三个月演出的合同。这一次到重庆演出的演员，有康子林、肖楷成、贾培之、唐广体、周名超、白玉琼、筱群芳、杨云凤、黄佩莲、陈碧秀、芮炳章、高青山、唐荫甫、邳炳章、尤泽鹤、陈福廷、王忠发、黄开文、薛艳秋、尹占春等、鼓师唐德彝、带去的剧目有“情探”、“离燕哀”、“断桥”、“归正楼”、“八阵图”、“评雪解踪”、“三难新郎”、“会稽山”、“柳林劝兄”等。真是群星灿烂，百花盛开。
       一九三〇年农历正月初一，“三庆会”在重庆“鼎新模范舞台”正式演出（地址在当时机房街，约在今“五一路”），连续三月，场场客满。在观众的一再挽留下又续订了三个月合同。当时重庆还有“章华”、“又新”两家有名的舞台。“章华”有张德成、彭天喜、张勋培、赵晴子、陈翠屏等名角；“又新”有曹黑娃、魏香庭、吴晓雷、邱小邱、罗新明、筱牡丹、肖翠碧等名角川剧界说；这是川剧史上的一次“群英会”。当时的情况是，只要哪天“鼎新”的戏牌上没有廉子林，“章华”和“又新”就迅速挂出张德成、曹黑娃等名角的戏牌，立时客满，而“鼎新”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不得不追劝身带重病的六十高龄的廉子林，冒酷热演出“八阵图”、“归正楼”，终于累死于山城年台。
       “三庆会”在廉子林任会长的历史阶段，艺术水平高，出色的艺术家不少，群星灿烂，人才济济。像薛月秋，冉樵子曾赞杨廉子林“甘向梁园栽玉树”，表演艺术风格雅致，毫无俗气；扮演阎秀贵妇联而有礼贵而不矜，富于名门大家、深有教养的气度，风韵照人。他演出“情探”、“刀笔误”、“离燕哀”、“貂蝉”等等，同行称许“不火”、“不出格”，“令人有炉火纯青感”。当年成都名流就曾选他为“戏状元”。刘世麒，表演艺术有唱腔圆润的特点，行腔擒字，准确工稳。学习他的周慕莲曾经称赞说：刘扮演“情探”中的焦桂英刚上场时，唱得慢，把她心地善良、柔婉的性格基调一下就表现出来，表演得真细腻。他演“南楼记”、“柳荫记”，也都洋溢着这种风韵。周名超，人评“唱做俱佳”。他塑造人物的主要风貌是刚毅、苍劲、正派的气度。他扮演的鲍叔牙（战袁林）、薛仁贵（摩天岑）、狄仁杰（打昌宗）、文天祥（柴市节）等，演得十分老练，正气扑人。周慕莲，当年成都名流连薛月秋为“戏状元”时，就选他为“探花”，稍后又有人赞他是“表情种子”。周着重演花旦。他有思想，善于总结艺术经验，根据“三庆会”要求精研戏情戏理的艺术原则，他认定必须通情顺理，求表演能传达其形神的境界。说是“由通
       可以到化，化了会更通，艺术要通化之间精益求精”。由于他的艺术修养进向理论化高度，演出“打神”、“情探”、“别宫词征”、“刁窗”、“三难新郎”、“归舟”、“青梅赠钗”等剧，都各有特色，近于“化”境成了精品。而且，他看康子林、肖楷成合演“酒楼眠衣”，就用这种艺术观点进行观察，得出了“棋逢对手”的结论，确是有见识的鉴赏家恰如其分的艺术评价。无怪乎郭沫若同志赞美他：“前有青莲，后有慕莲。一为诗仙，一为剧仙”（见一九六二年郭题《周慕莲舞台艺术》）——这几位就是“三庆会”在康子林主持时期，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们的代表人物。
       “三庆会”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剧目如“情探”、“渡卢赠剑”、“八阵图”、“归正楼”、“评雪辩踪”、“会稽山”、“酒楼眠衣”、“荆钗记”、“三难新郎”、“柳荫记”、“浇燕哀”、“昭君出塞”、“别宫出征”、“白蛇传”等等，都是精品，当时川戏的代表作。先看看康子林、肖楷成合演的“酒楼眠衣”。这出戏表演的是珠宝商蒋兴在酒楼遇到米商陈商，陈竞把和蒋菱私通而得赠珍珠衫一串炫耀说出，由于蒋能强忍怒火，终未酿成凶殿的斗争。戏中角色，都是小生，靠讲唱刻划人物，不易演好。康、肖二人怎么能演到“棋逢对于”（周慕莲语），“几十年没有再看到过的好戏”（周企何语）的境界呢？要演好一个剧，首先要深入准确的分析掌握人物性格，这是制定演出设计的基础和出发点；因为人物性格靠演员舞台艺术体现，没有深入准确的分析掌握，舞台艺术就没有发挥作用的依据。康、肖对“酒楼眠衣”的人物性格是这样分析的：蒋、陈都是走南闯北的行商，都有丰富社会生活经验和随机应变的本领，这是二人相同的一面，但是，蒋兴自幼在老商人的舅舅教养下，长成后待人处事老练，感情不外露，陈商是暴发户，爱浮夸卖弄，这是不同的一面。蒋默卖珠宝，以少为贵，好坏真假关系大，养成细致、谨慎的习惯，陈经营米粮大路货，没那样仔细，职业习惯不同，影响
       性格差异。由于蒋能控制忽恣、陈才能讲出得珍珠衫经过，也才能产生整个戏剧情节。
       康、肖的演出设计及其实施过程是这样的：一是整理剧本。以蒋兴探察陈商怎样得到珍珠衫和他同王三巧的关系为主线，删除插科打诨的对话和琐细穿插。通过对话神气、语气、动作、刻画出狡黠相逢的冤家对头，暗斗明不斗，心斗口不斗的复杂心理状态。剧情在问答中层层深入、展开。二是确定个性化的化妆。他们确定个性化的穿戴。两个商人都穿朝元、白袜，扎脚彩裤，戴“兰梳”，拿官扇。衣服色彩则各具特色，蒋穿翠绿褶子，白领巾绣淡黄细花，靛青色彩裤，反映他老练、沉着性格；陈穿淡青褶子，白领巾压黑边绣红花彩裤和珍珠衫都是粉红色，显得漂亮又轻浮。确定个性化的动作。康饰蒋兴，出场规矩步子不大，多小动作（如摇扇、甩袖等），略带拘谨，然后唱述在外经商，正返乡，唱腔较沉郁。道白说明是去“望江楼”饮酒，进店，付酒保酒菜银子时，一件一件的给，深怕弄错，谨小慎微。肖饰陈商，步度较大，摇头晃脑，一件大商派头，又显几分轻浮，由于天早米价涨，赚了大钱，行腔流畅，得意洋洋，进店大模大样吩咐酒保，抛去银子要美酒佳肴。两人性格不同，一出场就比较明显的摆在观众面前。四是把整个剧情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来表演，第一阶段，蒋陈接触；第二阶段，曲折探问；第三阶段，暴露“艳迁”；第四阶段，下楼一战。每个阶段，他们又抓住突出人物性格的重点情节来稍雕细刻的表演。这样一来，原本一出小戏，经过两位大艺术家演出，不断革新，就处处有戏，生动活泼，十分精彩。
       再看看康子林、周慕莲演出“三庆会”“保留剧目”的“情探”。也是从分析掌握剧中人物性格开始的。旧本“阴阳告”，表演“探”字很不够，改演赵熙改编的“情探”。康、周研究后，认定掌握主角桂英的性格应联系到前几场戏。桂英是妓女出身，钟情玉魁后，受妈娘阻拦。决心从良，矢志不移，终达目
       的。她钟情的理由是：（1）王魁有才貌，困卧街心，桂英由怜生爱，寄托终身；（2）王魁虽落魄，读书勤奋，桂英尝以希望，更加钟爱。史袁演出真“惜”，后来才越演越假。总之，桂英善良，但又有性格坚强一面，敢爱，敢怒，敢死，敢复仇，在“情探”中形成个美、婉、刚的妇女形象。这出戏中的王魁，特别容易被简单化。康、周却不同一般，发现了王魁有负疚心情，有一颗能被柔情打动，情绪会波动，甚至能追悔的心。他有谅，有善，有爱，有悔，有惧，有顽，有狠，是个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的普通人。王魁的思想情感有个转变过程，那就是他还能感得焦桂英“千山万水一人来”，又还能爱她的“花容月貌依然在”。只是一想到“那韩丞相知道多妨碍”，他终于就“昧良心出于无奈”了。这是他变心的根源，也是这场悲剧的根源。总之，要把王魁演成个真实的普通人，不能演成人的影子，悲剧抨击的符号。康、周这样分析掌握和处理是典型品识。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王魁的性格能把焦桂英的性格反照或反衬得更鲜明和更完整。这就是他们越演出越深化，水平越高的艺术基础和生活在依据。
       根据分析掌握人物性格的条件，康、周制定的“情探”演出设计是：一、整理剧本。原来成都剧本的“活捉王魁”，后面还有一段戏，就是桂英把王魁带到阎罗殿，听候发落，夜叉把韩兴（王魁侍从，坏人）带到殿前，阎君宣布断词，鬼卒把他们押下，戏才结束。老本把这叫“阴告”。康、周认为这段戏没意义，从戏剧结构看，是“蛇足”，把它删掉。实际上，把“活捉”看成真事，就成了鬼拉走活人，原剧本就不能动，一割“尾巴”，艺术也不完整。但这“情探”情节是王魁定惊起，才发生的事。可能是幻梦。若是梦景，事就可长可短可多可少。所以康、周的处理得到公认，以后大家都这样演出了。二、改进化装。周慕莲扮演焦桂英，学的是谭芸仙、刘世照、蔡月秋等前辈艺人。先改变秦化妆的凶煞形象，施红敷粉，用惹眉，口涂紫红，用黄白二色缕条代替纸钱，使形象美观点，也显现桂英善良
       的素性。更重要的是“情探”的剧情才可能健康的发展，倘若桂英一来就是怨恨凶煞，那柔柔惜？怎么会一“探”再“探”？那里还有戏呢？所以改进化妆，其实是突出人物性格和支持剧情自然发展有必要，不改不行。三、康、周把“情探”划分成三段戏来表演。第一阶落，表演“为情来探”；第二段落，戏进入“情多于探”阶段；第三阶落，戏进入“探多于情”阶段，发展到只有活捉完事了。康、周又在每一个段落找准重点情节，精雕细刻的进行表演。
       为什么康、周演出的“情探”能够越来越精美，艺术水平越来越高呢？那是由于康、周不是制定演出设计后，就墨守成规。而是在不断演出实践中，整理修改戏情戏理，终于能越来越完美的把这实际是许多年的爱情悲剧凝聚到半夜之间，以“情”相“探”，回荡起伏，精密深化，终至绝“情”，决死，成就一出悲剧精品。最近周企何同志曾经对我说：“两位大艺术家的艺术虽已成熟，却不断进取。他们随时苦练，合作又久，默契自然。难得的是他们每演一场都要有·层新意，都要先合一次戏才上场，不断钻研，硬要做到一招一式都丝丝入扣。他们真把这个戏磨得好，磨得完”。以上就是康子林任“三庆会”会长时期的主要情况。康逝世后，又由肖楷成、贾培之继任正副会长。
       三、肖楷成任会长时期
       (1930—1946)
       肖楷成（1878—1950），原名金华，单名模，四川崇庆县人，出身川戏艺人穷苦家庭，兄金成是名净。他十一岁登台，演娃娃生。一八九四年拜名鼓师秦仙帆为师，学习场面。继得名师刘育三指点，改习小生，技艺精进，以擅长文武小生著名，人称“玉娃子”。唱腔吞吐有劲道，表情细致含蓄，尤专长讲口戏。弟兄同台，时誉为“肖家二杰”。先后搭“长乐”、“宴乐”、“瑞乐”、“玉泉”、“翠华”等班，都是台柱演员，很受欢迎。
       迎。
       一九一一年冬川剧艺人在辛亥革命影响下积极筹组。当时，肖、康齐名，精成好胜，不愿和康子林同班，他说：“一个老狗守个瘫，一笼不藏二虎”。后经艺人劝说，他才同康子林等组建“三庆班”，后改名“三庆会”。肖指成一度被“永迁乐”拉走但不久即返回。他确认康子林为人正直，艺术精湛，衷心钦佩。康也赞赏他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刻苦努力，不断创新，造诣深厚。他们合作越来越多，切磋艺术，相互促进。并从他们开始，改变名演员不演配角的陈规，根据剧情、人物的需要和演员的特长来安排。如演“醉隶”，肖演皂隶，康配小生，康主演“铁笼山”，肖配二王子等。这样，很多戏主配角做得恰如其分，珠联璧合。楷成的戏路很宽，小生戏代表作有“姑苏台”、“风筝误”、“刀笔误”、“玉蜻蜓”等，小丑戏有“醉隶”、“济公活佛”等。他在担任“三庆会”所办的科社“昇平堂”堂长时，培养出磨荫甫等名演员。他的为人，“三庆会”同人周企何、易征祥等称道：一、孝道继母，终其晚年，很有良心；二、“死守‘三庆会’”，不受拉扯，助难解困；三、钻研剧艺，刻苦练功，垂老不懈。不幸一九四六年瘫痪，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日逝世。
       肖楷成继承了康子林“顾群”的思想行为，死守“三庆会”同群众同甘共苦。像他演“托国入吴”、“济公活佛”的的收入多，对有困难的演员不断支援帮助。
       肖楷成坚持提高艺人文化和艺术的修养；平常每隔几天，他把全体演员集合起来，由他亲身“坐桶子”（打小鼓），指挥合唱一折戏，比如“绛臂楼”，各类角色，按照行当（生、旦、丑等）一人接唱一句，轮流唱完，在联欢的娱乐中互相观摩，不断提高大家的艺术水平；隔一段时间，他又组织艺人听评书，由善讲故事的王文明（文武老生）讲“三国”、“水浒”、“封神演义”，规定青少年一律要听，在畅快的娱乐中有效的增长知识和提高演出能力；他团结大众维护“三庆会”能经风雨的生命力。
       冯楷成坚持康子林戏德的传统。他努力使“三庆会”形成严肃午台生活，纯洁表演艺术，清除丑恶表演，力求真实的艺术风格。有一次他演“吊哭”，戏毕，康子林对他说，“生、且同场的戏很多，在演调情方面，只能点缀一下，不能装演过火，做尽道绝……虽然观众在发笑，不一定完全是笑你演得好，其实有时是笑你做得丑”。从此，他演这些戏，做了很大改进，掌握得很有分寸。坚持调情戏演来不淫，淫同多的戏不演的优良传统。
       肖、贾时期仍坚持杨、康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一九三六年由唐德彝倡议，他们举办了“长生会”，就是不分名演员或一般演员，也不分演职人员，彼此供生，大家说是“罗汉请观音”，联络感情，增强团结。后来，又搞“不老会”，大家集合力量，给寿星送纪念品。演职人员都感到“三庆会”是一个平等互利的温暖大家庭。
       一九三六年初，还有些“三庆会”成员在重庆没有回来，而经营“悦来茶园”的国主李大中表示“不做了”，唐德彝便找到周企何等，倡议说：“资本家不干，自己出钱干”，像“天地四方”组建个“弥六合”，顺着大众，好度过年关。于是，周企何、唐德彝、晋民权、徐伯曾、杨鹤鸣等各出一百元股金，建成“弥六合”，把园子维持下来了。
       康子林年一九三〇年逝世后，“三庆会”解了冯石竹等的聘约，转到重庆大梁子“一园”（今新华路“人民剧场”）演出。后又在重庆梅子坡（今棉花街口）“章华大午台”演出较长的时间。由于演出风格严谨，扶持同行，对重庆地区川戏艺术的发展起了良好影响。直到一九三六年回到成都，由于“三庆会”旧人走散一些，“悦来茶园”总微飘着凌楚衰颓气氛。一九四〇年是“三庆会”的三十周年纪念，肖楷成、贾培之和大众商量，大搞一次“三庆会”，重兴大光明”的活动。他们就出启事，向社会上知名人士征求诗词书画以作纪念，并扩大影响。张大千书赠“移风易俗”的条屏，芮敬余（“羁艺社”社长）、林昌墨、余
       中英等，趣送了诗词屏联共一百几十幅，挂满“悦来茶园”，义雅风流，气象兴盛。同时举行了三天的盛大演出，并把庆祝的第一天（一月二日）的戏牌和戏单加以巧妙设计，额面标名“悦来园，三庆会”，戏剧节目，用八出戏凑成“三庆会重兴大光明”等八个字。这八出戏是“三仙赐枣”、“庆贺乐台”、“会友谱援”、“重台分别”、“兴汉图”、“大闹齐庭”、“光武山”（大战神亭）、“明珠缘”。当天，“重台分别”的演员是白玉琼和易征祥，“大闹齐庭”的演员是肖楷成、贾培之、周企何等，“明珠缘”的演员是朱玉章、琼莲芳、小桂卿、玉婷婷、小灵芝、易征祥等，这是十点钟开演的早台剧目。从下午三点钟开演的剧目有谢国祥、晋明权、李艳秀等的“战宛城”，玉婷婷、易征祥的“蜂蛹成配”，小鹤卿、李开泉、周企何等的“石秀茶僧”，贾培之、白玉琼等的“霸王别姬”，肖楷成、琼莲芳等的“情探、活捉”。这次盛大演出，确实沸腾着“重兴大光明”的气氛，冲淡了从重庆带回的深沉悲愤，也冲淡了资本家压制“三庆会”的暗影，振奋了全体艺人的精神。
       “赵臣胤（宋太祖）喊冤”事件，显示了“三庆会”团结反暴力的民主传统以及它在成都市民中的威信。当时剧场买座票有个陋规，就是要先给“歪人们”（包括军、警、特务、袍江、流氓等）提些“牌子”起来，让他们看“招待戏”。那天，“悦来茶园”要上演叫座剧目“请医茶院”（群众听说戏里有姓女要唱“金嗓子”周旋唱过的歌，有点轰动），省会警察局长徐中齐就派人来提“牌子”，并要多拿些，管戏票的杨肇安只照旧规矩办事。开戏后，警察就来找背后台的，说是“戏里边有妓女唱歌，有伤风化，警察局长要拿剧本去审查”。管后台的易征祥接待说：“没有本子”。警察说：“没有本子，就不准演”。易被逼得没办法了，就走到前台口。当时剧中人的那位妓女（周企何的夫人鹤卿扮演）正唱着“西厢记”插曲“明月照人来……”。易征祥当即向观众说：“各位！对不住！警察长官不准演这个戏。”
       我们不能演了。请原谅！请海涵！”他正抱拳向观众致歉，警察跑过来，抓住就打，堂子大乱，骂的吼的，呼喊啼哭的，乱成一片。在剧场负责弹压的警备部队就巴双方的人都拉到警备部打了那些警官一顿，周企何跑去找徐中齐说好话，一走进警察局，就挨了耳光，没法。当时，“三庆会”的剧作者之一的何逢主张游行请愿，大家赞成，有些艺人已经化了妆，有些还没有下妆，就一轰跑出“悦来茶园”，高呼抗议口号。其中魏稚林的妆就还大部分没有下，不少熟悉川戏人物的群众一看就认出来他是扮演赵匡胤的！有人开玩笑的说：“这就叫赵匡胤喊冤罗”！跟着示威队伍跑的小孩子们立刻叫起来：“赵匡胤喊冤罗”！很快在成都形成了“赵匡胤喊冤”的谰闻，经过一些人加工，还越传越有声有色。这是对“三庆会”的同情，也是对反动派的笑骂。
       这个时期，“三庆会”还继承康子林交流艺术经验是毫不保守，扶持同行艺人竭力尽心的优良传统。贾培之和天籁互相学习帮助，就是艺林盛事。一九三四年，天籁受聘到重庆商业场西大街“民乐剧院”演出。这“民乐”是原由顺庆（现南充）到重庆的“新民讲演团”，以演现代川戏著名，拥有生角周元福、周海滨，旦角上林莺、罗小凤、王春桃，小生余文品，丑角鲜跃三等名演员。后卖座不住，剧场老板从成都把天籁接到“民乐”，登台时挂鼎“正生大王兼演文武小生”。他第一天的“打炮戏”是“恬探”，以后陆续上演他拿手的生角胡琴戏。当时的“三庆会”正飞重庆“章华大戏院”演出，贾培之也是著名生角胡琴戏演员。两位名演员的艺术水平高低，成了戏迷话题，争论不休。一次会演中，安排节目的人排了两出“马房放奎”，由两人分演戏中主角陈容，而且是同台先后演出。这次会演，轰动山城，大家评价两人艺术“各有千秋”。但是从此，天籁和贾培之接近，共同探讨生角胡琴唱腔和表演艺术，这对形成天籁流派很有关系。后来，天籁干脆到“章华大戏院”，和贾培之同台演戏。两人合作演出过“樊馆借头”，天籁偷樊于期，贾培之偷荆轲，“高关
       取头”，贾饰离鹞子，天赖饰赵匡胤，“伯牙琴”，虞锦剑翁，天籁饰易伯牙等名剧。真是珠联璧合，得到川剧界和爱好者很高赞誉。还有一九三五、六年间，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俞振飞等到重庆演出，川剧界联合组织一次次迎他们的大会演。肖楷成当天演的“堂会三拉”（“贩马记”的一折）中的赵龙，俞振飞看了非常赞赏，对肖的身段美妙自然，举手投足准确多变，大为赞叹。前是京剧界名小生程继先门人，擅长昆曲，早成了名家，他演“贩马记”素负盛名，当时主动要同肖楷成交流经验。肖很谦逊，表示“共同研究”，无保留的全盘托出了自己的的艺术，促进俞塑造的形象更加丰富完善。俞也谦逊诚恳，不止一次向人说他“得到了肖楷成的其经”，肖也说他自己得到了“俞振飞的绝招”。真是取长补短，都得到提高。艺林也以此盛传佳话。至于肖的“堂会三拉”技艺，乃受传于“舒顺班”老师，其师弟魏香廷又从他学得技艺，传给门生李文韵，李现在是重庆市川剧名小生，经常演出“堂会三拉”，观众评价：“颇有肖楷成、魏香廷神韵”。
       肖楷成在川戏艺术领域形成了一个流派，其主要特点就是他自己概括的“无我是他，传神感人”。用现代术语说，就是“进入角色，塑造人物”。这是他虚心好学，博采众家之长而努力创新的。肖楷成说：一、学人要神似。他学了不少康派戏，康死后，他给学徒取名“成康”，希望他们能成康了林那样的艺人，如现在内江川剧团的王成康就是一位。他教王的第一个戏就是康的杰作“八阵图”。但他演康派戏，有康派精神，也自有特点，风格还是不同。他重神似，非形似，终于成就了有特色的肖派艺术。
       二、唱腔要有特点。唱腔嗓音要为塑造人物性格和表现主题思想服务。好嗓子如不根据人物性格和剧情发展恰当运用，就难取得好成就，他的唱腔主要特点是音量足，音色美，能以情带声，以声入情。他讲究发声自然，咬字准，吐词清，纯用腔音，
       不用边音，句句字字都要送入观众两耳。由于他丹田气足，噪音出膛，放行腔自如，高低随意。他还强调根据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定唱腔。高唱激越，低回婉转，都变为塑造人物和表现主题服务，不许乱耍花腔。同一曲牌，不同戏里唱法各异，如“月儿高”，在“情探”里由高而低，音调较缓慢、沉滞，表现王魁做了亏心事，更闯入静独坐洞房的忧疑郁抑心情，特别是“夜色哀”的“哀”字唱得更低沉。而“夺棍”里刘智远的心情不同，新耍娇妻，又分得瓜田，很感高兴，唱“月儿高”的“盖世英雄无人比”，音调高昂又明快，表现剧中人喜悦和自命不凡。还有讲唱体的“红袖袄”曲牌，以唱为主，一般唱来平铺直叙，主要由于唱词和人物内心活动没溶为一体，唱得没有感情。嗓音虽然好，也不乏调，听来还是索然无味。他认为川剧很多唱段都是人物内心独白，描述内在思想感情，在特定环境各人物感受必不同。他强调登了台就要做到“无我是他”境界，认定自己心理、感情、精神都化为剧中人，直到“忘我”，这样唱做才能“传神感人”，引起共鸣。他的代表作“托国入吴”、“三难新郎”、“柳林劝兄”、“下游庵”等，主要唱段都是“红袖袄”，却唱来声情并茂，很有韵味。所以在平淡中显新奇，突出刻划人物，是肖派唱腔另一特点。通过舒徐自然、委婉跌宕的唱腔刻画“三难新郎”里的秦少游才华横溢，志得意满，“下游庵”里的徐元宰情真意切，风流倜傥，虽各不同，都恰到好处。肖派唱腔不雕琢，非常需要才修饰，如“刀笔误”唱词“晴天侵的日光大，落雨愁路滑。冬来霜雪下，冻得我四肢不仁手脚麻”。这“愁”字，他唱滑腔，特意渲染；而“脚”字唱得低回婉转，最后才轻落在“麻”字上。这样经修饰的唱腔，配合眉眼身段和指爪的动作，把张鸿渐冒风霜雨雪，独行道路，颠沛流亡的苦况活画出来。他讲究气纳丹田，发音自然，近似现代歌唱技巧，这是又一个特点。
       做功方面，肖楷成刻苦锻炼，基本功扎实，练就一身绝技，
       人称“三绝”：钻箱是一绝，表演钻高箱，箱高一米多，仅能容一人，他穿宽大飘荡的小生褶子飞身跃入，动作敏捷，干净利落。脸上肌肉颤动是二绝，肖派代表作“钱行回国”，他琢磨勾践当俘虏，受尽屈辱后回国的复杂感情，结合忍辱负重的坚强的性格，伴随鼓点，通过趟冯、要翎子等，表现悔恨和悲喜交集的心情，勾践在兴奋中突然遭到为敌马伏，甚至尝粪疗疾的耻辱，激愤到脸上肌肉颤抖，尽露勾践内心矛盾冲突的剧烈。二位一体的旋转是三绝，在“断桥”中，他演许仙被小背追杀得丧魂落魄，头甩水发，手持皂靴，单足独立，“三位一体”的不停旋转，表现了基本功的深厚。一次他同名旦琼莲芳合演，琼有资格当功夫，故意和小青多做过场，拖延时间，他却坚持旋转，深受赞誉，一时传为佳话。
       肖派艺术还有个“书卷气”特点：肖楷成出身贫苦，文化水平低，从前学艺是口授心记，登台演出后，坚持自学文化，向学者名流请教。担任“昇平堂”堂长时，常同赵熙、尹昌龄等接近，请帮助整理剧本，增加不少文史知识，并常与画家张大千、书法家杜柴卓等交往，学习书法，还到四圣祠医院向外籍医生学眼科智识，直到能做一般眼科手术。由于不断提高文化水平，所以他能纠正剧本错误，扬弃一些庸俗低级唱词和表演手法，净化舞台形象，逐步形成富有“书卷气”的文雅风格。
       肖楷成担任会长的时期，“三庆会”的艺术成就是稳步前进着的。
       当时，有成就的艺人和艺术水平增高的剧目不断涌现。肖楷成、贾培之以外，像唐荫甫是善于用嗓，行腔动听的小生，演“幽闺记”的蒋世隆，“双洞房”的周瑜，“太平仓”的花荣，以及“杀媳”的宋江（须生），都潇洒动人，王树山是名生，长于唱工，演“困云阳”、“尚书问婚”等韵味醇厚，白玉琼是名旦，能戏多，长胡琴戏，演“出北寨”、“盗红绢”、“银屏绑子”、“梳妆三祭”、“前后帐会”、“霸王别姬”等，风致幽
       婉，清歌飘逸；武生普明权，出自康子林门下，演“狮子楼”、“撺杨么”、“战宛城”等，郝炎俊利落，小生朱玉章，演“船舟收子”、“彩楼记”、“锦江楼”、“明珠缘”等，文雅隽逸，筱群芳，长团门旦，演“锦江楼”等，嗓声清秀，台风严谨；薛艳秋，长花旦，是陈碧秀高徒，演“南华堂”、“穆柯寨”、“白蛇传”、“金莲调叔”等，时人称为“艳丽亲王”；黄佩莲是庶幕莲的大徒弟，嗓音清亮，唱腔委婉，演“刁窗”、“访友”“出北塞”等形象端美，台风严谨；杨云风，长武旦，演“铁龙山”、“杀狗惊妻”、“打判”等，嗓音粗犷，气韵劲拔；坤旦李惠仙，嗓音清亮优美，演“昭君和番”、“拜寿闻惊”等，人赞“腔柔调美”。还有，这些各行当的“三庆会”骨干演员们，演出的“离燕哀”、“刀笔误”、“风筝误”、“意中缘”、“堂会三拉”、“花仙剑”、“绿牡丹”、“杜十娘”等等，也是一时名剧。
       肖楷成是川戏表演艺术家中的多面手，常演小生外，演丑、正生、红生等都有精湛的艺术成就。演丑，他和康子林演“薛柬”是绝妙好戏；演红生，像他三十年代在重庆演出昆曲的“单刀会”，连天淌崖，解放了“章华火舞台”的困窘，“大公报”的张季鸾称赏不值，演正生，他的“南阳关”、“刘锺黍家”等都是高水平的好戏。由于他曾经学过“场面”，还是川戏音乐的行家。
       特别是肖楷成的杰作“托国入吴”，这里较详忆述，以见一斑。他的演出过程是从分析人物性格入手的。他认定这个戏的“戏眼”在“托”字上。从范蠡评勾践“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是外宽内嫉的性格。看勾践去国入吴时的思想感情，会稽败北，蒙耻作质，有复国志，却无能为力，悲愤交织，不得不寄望臣下，有求于臣下；因此屈尊恳切陈词，委寄重任。这一“托”字包含着勾践恋故国、伤离别和委屈、悔恨、希望的复杂心情，同时也突出了个还是能屈能伸的刚柔并济的性格。
       根据人物这样的性格，肖整理丁剧本。“托国入吴”是从会
       稽山”（姑苏台、吴越仇、吴越春秋）摘出来的。原本“公符山”较冗长，歌词也不够雅驯。肖加以整理，删繁就简，去粗取精，填缺补漏，集中主线，效果很好。又经他不断改进，千锤百炼，终于成为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优秀剧目。
       肖楷成还研究了大物的穿戴。他饰勾践，头戴“二生巾”，身穿青褶子，腰系丝绦，脚着朝靴。这身打扮，只看表皮，很像个贫穷书生，细心观察，就能看出不同之处。那就是脚上不穿“朝元”，而是穿的“朝靴”，这就把勾践这位国君显著地同贫穷书生区别开了，就符合一位去作人质的，具有机智的国君身份了。且全身俘虏装束，只留一双“朝靴”，又穿在不显眼的脚上，这就把勾践复国之志，带去敌国，摆到征服者眼前，物虽小而包涵“天下”。肖的穿戴设计，实锦心慧眼，谋深虑全，在艺术创造上也出手不凡。
       最后是唱腔演出设计，核心也是为塑造人物服务。全剧用高腔“红衲袄”曲牌演唱，这曲牌是以唱为主的讲唱体，易唱来平铺直叙，枯燥无味，或露斧凿痕，失却自然。但肖楷或掌握了人物性格和感情变化，唱腔与人物内心活动溶为一体，处理唱词就能恰当，演唱中快慢高低，都随人物心情变幻而起伏，通过婉转腔调，适当垫字衬音，细致刻画出勾践忍辱负重的复杂心理状态。七十多句的“红衲袄”，大段坐唱，能不平板，真是荡人心胸，感人肺腑。一声“何日才得渡江还”催人泪下，几句“犹如”“圈内羊”、“囚犯一样”的唱腔引人同情。这显示肖对此剧表演所下苦功之深。
       在演出上肖楷成还有革新创造。如原剧有个情节：勾践念过“即景诗”后，让大臣就坐，但当众大臣刚刚落座，勾践就掩袖哭道：“唉！莲君臣大礼都不要了啊！”众大臣惶然起立，勾践却一再说“请坐”，才开始大段“托国”之唱。肖研究后，觉得不妥，一是把国君勾践贬低为反复无常的无能庸人；二是与戏眼“托”字抵触，基于这种认识，他删改了这一情节，在念完“即
       赞诗”后，勾践“打背弓”暗叹道：“唉！又不能不说几句好话呀！”然后转身带诚恳神色，向众大臣仰双手示意，迳说“请竺”，众大臣拘谨不坐，勾践再恳求：“坐下好叙话，清坐，请坐”。众大臣落座，勾践这才开始大段“托词”之唱。一一剧情要这样发展才合理。
       又如唱到“……方不愧君如父，臣如子，我们是有纲有常”时，勾践发觉说溜了嘴，自己仍旧是“君临臣下”的口吻，就有个微妙表情：双眼巡视左右，告众大臣反响，脸上原本“君君臣父”的神色，马上换作虔诚坦率表情，接着唱：“并非是非君如臣，臣如子样，我和你似乎足共同家娘。”但看到众大臣神态木然，就若急发警：“若不然孤脱抱便把位让，你为君，我为臣，义有何妨……从这里开始，唱段转为快板，到最快速度的快板。转快板，按常规，一般演员都是先“唉”的一声，给司鼓一个信号，才加快节奏。背楷改成变表演程式，唱到转快板时，作一停顿，头一点，手一擦衣襟，就咽下去了。这样处理，既展示勾践心情的复杂变化，又使唱腔变得委婉跌宕，异峰突起，给观众以美的感受。
       背楷成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由于有得天独厚的好嗓子，行腔随意，高低遂心。更重要的是使唱腔高昂激越或低回婉转，都为塑造人物形象和表现主题思想服务。因而经过他的千锤百炼，终于把“托国入吴”这出戏改造成为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优秀剧目，艺术精品。
       抗战时期，冯玉祥将军来成都宣传抗日，原华西协中校长吴先忧请他到校讲演，以激发学生爱国热忱。之后，邀请冯观看肖楷成特为他演出的全本“姑苏台”。冯将军大加赞赏，对当中“托国入吴”一场更感兴趣，认为“姑苏台”发扬民族气节，为国雪耻，能激发民众抗日精神，是留现实意义的好戏，是爱国的戏。特别是把勾践忍辱负重，以复国大计为主的胸襟展示无遗，给了高度评价。为此，冯还写信给吴先忧和肖楷成，表示感谢，
       并希望肖和“三庆会”多演出这类爱国戏。
       注：关于“托国入吴”的记述，主要参证肖楷臣先生之子肖子和同志未刊稿《浅谈肖楷成的“托国入吴”》，并多取其说。
       肖楷成对“三庆会”进行了不少团结巩固工作，在川戏艺术上也有丰富的革新，坚持着正宗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气派，特别是进行“重兴大光明”的盛大庆祝，把“三庆会”的组织和传统基本稳定并巩固了下来，而且还在稳步前进中取得了可喜的艺术成就。借乎光辉灿烂的川戏艺术正在发展的一九四六年，肖四体瘫痪，始改由贾培之担任会长了。
       四、贾培之任会长时期
       (1946—1949)
       著名表演艺术家贾培之，四川省温江县人，生于一八八二年。原是织锦工人，素来爱好川戏，曾参加成都名川戏“玩友”“进化社”，长于生净两行。一九一二年正式登台演出，一九二六年由“进化社”转入“三庆会”。他的艺术态度严肃，忠实于剧本，要求一字不错，唱做认真，丝毫不苟。他的“柴市节”、“淮河营”、“马房放奎”、“傲文诏”、“单刀会”、“江油关”等戏，都是观众异常爱好和热烈称道的剧目。作为“三庆会”的会长，他和成员同甘共苦；少开玩笑，特别是对女艺人，很像个自任的舞台监督，严格要求后台整齐，督促演员早化装、准时上场。在解放前川戏的剧团和艺人不受尊重，横遭摧残的日子里，为了维持“三庆会”和全体成员的生存，他坚持“照顾大家”的传统精神，不顾疲倦地日夜演出，过度辛劳损害了健康。解放后，得到了人民政府无比关怀，在毛泽东同志文艺方针指导下，他更加积极从事戏曲改革工作，如他和周慕连合作整理的“柴市节”，就极大地提高了这出戏的艺术水平。为便利发掘和整理戏曲遗产，他把收藏的川剧木全部献给国家。特别难得的是他虽年近七十，还焕发青春，精神饱满的于一九五〇年参加了新
       川戏“王贵与李香香”、“陈胜王”的演出；一九五二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又演出了“柴市节”，获得了荣誉奖状。由于他对川戏艺术的杰出贡献，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惜还不到三个月，就在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逝世了。
       贾培之担任“三庆会”会长时，实际上是由周企何、易征祥”、杨肇安、徐伯臻（筱玉梅）等四人协助他管理，他们说：“不能给老辈人丢脸”。分工是周企何管全面，易征祥管后台，徐伯臻管舞台关工，杨肇安管票务。他们对巩固组织，提高艺术水平，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
       加强团结，巩固组织：周企何倡导，易征祥大力赞助，他们组建一个“永固堂”，于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成立，参加的有四十八人，打破垄断分高低，彼此平等相待，紧密团结，希望能永远巩固下去。过了一段时间，还进行结拜，不管徒弟结孙，都结拜为弟兄，称赞培之为大哥。大家都说：“我们总要做到内部不动摇”。在“永固堂”成立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周企何、易征祥又倡议组建“青年自治会”，培养接班人。周企何说：“青年们长大了，要自己管自己”。成立时，选唐云峰担任主席，负责人还有曾志林、魏稚林、夏良平、唐剑青等。当时，以进步力量为核心有京戏活动的川大俱乐部和华大俱乐部，打破不与“下流社会”的“优伶”为伍的知识分子陋习，都礼送了锦旗。在特务、恶霸、兵痞、流氓横行的日子里，会内常说：“外界有人欺负，大家团结对付”。
       提高艺术水平：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又创办了继承“精研社”的“联席讲座”，研究川戏，以求不断提高艺术水平。从社会聘请爱好川戏的名流学者舒君实、吴先受、赖××（川大教授）等，不时到会讲课。内部，又由周企何讲剧本的台词，改进了不少不通顺的地方，如“朱洪武战南昌”有一句台词“谁人粗心胆大，回朝搬兵求救”，改成了“谁能胆大心细”，“三尽
       忠”有一句台词，张世杰：“我二人还不是风维卧龙”，改成了“弟难效庞风维，兄比卧龙”，“九龙山”妆扮再兴有一句台词“要做言而有信，岂作信而无言？”改成了“岂能失信于你”等等。由易征祥讲高腔曲牌，由杨肇安讲剧场管理，戏剧年台经验；由徐伯珠讲牛台美术布置技艺；由何逢讲文艺理论和现实形势。这确实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收到比较良好的效果。他们还组织了个“嘤友社”，请肖启大、李明清、郭敬之来教“扬琴”，对艺人们提高演出质量、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帮助。
       坚守“三庆会”的艺术风格。一九四六年刘西林从重庆、川北演出回到成都，在“悦来茶园”演出“抢伞”，当剧中的蒋世隆唱完“放下雨械，又来等你”一句时，他把雨伞往腋下一夹，向着王瑞兰点了两下头。戏演完后，周企何喊到他说：“哦！刘师兄，你离开‘三庆会’十多年，简直变了嘴，变丑了！你那个蒋世隆，那像个秀才！简直像照路上的巡飞机（那些年代对流氓的称呼）在说：‘喂！那个摩登儿（那个时间对时髦妇女的蔑称），纪念碑（指春照路的孙中山铜像）背后等你’，你演的是秀才，秀才要说秀才话，像个秀才的动作嘛！”这最具体最生动地反映着“三庆会”讲究戏德的艺术风格，确实已形成影响深远的优秀传统，也不愧社会上要称为“正宗”。
       继承交流艺术经验和扶持同行的优良传统。如像“三庆会”的艺人们虚心学习桂剧的“拾玉镯”，学习楚剧的“葛麻”等，都提高了自己的演出水平。周企何也向叶盛章（京剧武丑）和黄玉华毫无保留的交流了“秋江”舫翁的表演艺术经验等，都是促进戏剧艺术发展的盛事。
       他们做了这些有成效的工作后，离成都解放虽然只有短短三年左右时间，又处在蒋介石集团对外投靠美帝国主义，对内发动全面内战，强化法西斯特务统治，国民经济以恶性通货膨胀呈露急剧溃的危险局，“三庆会”却仍旧在前一时期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又涌现出一批优秀剧目和有成就的艺人，取得这些艺术的成
       就，更加不易。如像“柴市节”、“马房放奎”、“徽文诏”、“霸王别姬”、“单刀会”、“江油关”、“柳萌记”、“周仁献嫂”、“按户认妻”、“杀狗”、“石秀杀僧”、“明珠缘”“花田错”、“画梅花”、“下游庭”、“赏夏”、“情探”、“拷红”、“思凡”、风仪亭”等，都是观众喜爱欣赏的精彩剧目。至于有成就的艺人，像易征祥，青少年时就被称为是“小金童”，记戏颇多，同行叫他“易万本”，表演继承肖派文小生艺术，演出“周仁献嫂”、“按户认妻”、“红书剑”等，都有自己创新。杨绍安的“上关拜赤”、“杀媳”、“杀狗”等，也是观众称赞的止生戏。坤旦中，筱鹤卿长花旦、青衣，嗓音清秀，演“访友”、“石秀杀僧”、“明珠缘”等，都很动人。陈书舫，很年轻就到了“三庆会”，拜在磨广休门下，嗓音清秀，台风严谨，演“桂香亭”、“柳萌记”“情探”、“花田错”等，都幽雅无俗气。陈还得到肖楷成指点，反串“下游庵”的徐元宰、“赏夏”的蔡伯楷、“柳萌记”的梁山伯等，肖派艺术的韵味都很浓郁，为识者赞赏。竞华，工花旦，嗓音圆润清脆，婉转柔美，唱弹戏、高腔，韵味都足。她演“情探”、“拷红”、“风仪亭”、“乔子口”、“三祭江”、“思凡”等，不仅工稳，还多创新，艺术成就，花团锦簇。
       这时期“三庆会”著名艺人的主要代表是贾培之和周企何。
       贾培之原学花脸，到“三庆会”后，饰演正生，接受周名超影响，演唱正气洋溢，腔调刚直慷慨。他饰项羽（霸王别姬）。秦始皇（徽文诏）、姚期（上天台），都使人动容；演马房放奎、“阳河堂”、“渡芦赠剑”等正生戏，演“单刀会”等红生戏，人们皆称“声如洪钟”、“气韵浸人”。他演马遹（江油关），又把一个软骨头的投降派的灵魂当众剖析，尽情鞭达；偶尔演“打牌官”、“出天方”等小丑戏，也入其内心世界，使人物形象生动活泼，维妙维肖，不同凡响。
       至于贾的演唱艺术，由于嗓子好，音质刚，发音准确，唱腔
       斩钉切铁，劲道很足。他有种一气贯下的独特唱腔，是一般演员很难达到的艺术境界，人们说：“那些‘门坎我们翻不过’”？如他唱“姚期绋子”中“哎呀呀，我的姚刚儿呀！父儿们丧肠语，实难割舍！”他唱“白访黑”中的“三鞭打不死的程咬金，那老儿才算得一个能上能”。都不留间隙，一气呵成的唱下去，这确实是独特的艺术风格。但是他的唱腔有点沙，人们说他是沙喉呢。但是，沙而不涩，淡花脸戏，阔口中有沙音，自有劲道；演老生戏，有苍劲味。偶尔演丑角，如“江油关”、“出天方”等等，沙音又能表现滑脱峻峭。魏良辅在《曲律》一书中曾说：“但得沙喉响润，发于丹田者，自能耐久”。贾培之丹田足，气盛，如在“阳河堂”中唱：“叫宋廉和赵凯，呼钦差，唤旗牌，你把这阳河大令招、招、招、招转来，本帅还有巧安排”！在“马房放蚕”中唱：“倒叫我，杀他的好来呀，放他的嘎嘿妙呀……”。也都是一气呵成，势如长虹。而且声音“杀堂子”，连最后排观众也能听清楚。所以这点沙音没妨碍贾培之演唱艺术的优美和提高，反而转化成优点和特色。
       提起贾培之的演唱艺术，自然会想到他的杰作“柴市爷”。他对这出戏的人物性格和剧情体会深刻，能通过唱腔、念白、身段、表情的深厚功底，把文天祥的凛然正气，从容就义的伟大形象艺术再现人间。
       优美的唱腔：贾培之苍劲有力微带沙音的嗓子，很适合表现剧中人物，再现文天祥的刚毅气概。这出戏的唱腔，除文天祥对欧阳夫人谈往事一段“幺板”“一字”外，大都是“二流”。他唱“幺板”慷慨激昂，唱“一字”凝炼有力，体现促膝谈心的意味，也具无限怅惘声情。全剧“二流”唱腔更发挥了他丰富多变的长处。一出场，文天祥唱“擎天柱立地缠万世永赖”一句，“永赖”二字边走边唱，优美放腔，使人对文天祥视死如归的气节，很快就有深刻感受。此后对欧阳夫人和老人家文明的一些唱段，充分展示出他“慷慨赴事易，从容就死难。丈夫非无泪，
       不洒离别间”的内心世界，却也包含韵慈忍爱的抒情色彩。特别是留孟炎出场，文天祥面临一场舌战，贾培之唱出了文天祥坚贞忠诚的铁石心肠。唱“莫非寒垂丹青留芳百代”一句，“百代”二字暗用红净声腔，念“百”如“博”音，像警钟镇握着留孟炎。唱“读书人不要把这话儿坏（以手指心），自己涂了粉脸又拉人上台”两句，“搭”字用低音，“拉”字唱的高音，铿锵有节，显出文天祥报国之志忠贞不移，流露着鄙视留孟炎汉奸言论的气度。留孟炎下场后，文天祥的唱腔，饱含悲愤。此后，贾培之的沙喉越唱越亮，直到就义前唱“这一顶乌纱无差左，教他们从容些把香案排”两句，高亢激昂。那“香”字全用暗音，人皆叹服。再加上“某此生事毕矣向南再拜”一腔和“名教中有乐地我今朝才来”这个齐板，很有余音绕梁韵味。真是贾培之歌喉游刃有余，文天祥浩气宛然如在。
       出色的讲白：这出戏里贾培之的讲白，很出色。他讲究“噙字”，每个字的发声（声母部分）、收韵（韵母部分）都一丝不苟。不少大段讲白，尤其是一些念诗叫板，如“飞到江南春自哀”，“对此如何不怆（读去声）怀”等，都寓感情，节奏鲜明。最后对文明讲的几句道白：“老院哥！你倒毋庸啼哭，这是你相容的好时候到了！”用悲状语调叫起“三板”（起大锣鼓），剧场气氛一变。文天祥视死如归的气魄再现人间了。
       得体的身段和表情：贾培之演这出戏时，出场的镇静神态，就是忠贞之士从容就义的形象，俯仰顾盼，都使人能了解他囚禁三载，一朝得见天地和人民群众的欣慰心情。最后唱完“今朝才来”一句，旧来表演，是在锣鼓声中跺跺板抛头下场，而贾培之晚年演出，改成在阴阳鼓点中缓步入场，才起杀伐锣鼓声，百姓哭呼“丞相”，把“成仁取义”的伟大人物塑造得更加完美。他的面部表情严肃而无惧色，对欧阳夫人，对文明，对百姓，都显示出克制内心悲愤的可亲情态；对留孟炎就投以鄙夷眼色，而又有节制，不轻于戳手晃头，是很有修养的理学名臣的风貌。
       周慕莲说：“贾培之演文天祥，人人看了叫绝，绝在何处？就在于他把文忠贞不二、威武不屈，在敌人面前巍巍乎如泰山之尊的高贵品质演出来了”。徐无闻的《川剧名家杂吟之一贾培之》一诗吟道：“吾川自有麒麟窟，风骨铮然挺劲松。马房放奎”何可得？英雄“柴市”恨无穷”。一九五二年贾培之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会演时，特应邀在怀仁堂为中央领导演出“柴市节”，毛泽东同志观看后说：“作者就是文天祥”！后来，在北京举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贾培之再次演出“柴市节”后，毛泽东同志握住他的手说：“作者是文天祥，你也是文天祥”！其表演艺术感人之深于此可以概见。
       在这出戏中，和贾培之配演欧阳夫人的，前后有白玉琼、小漱芳、浣花仙、陈碧秀、周慕莲等，表演都很出色，既注意到状元妇、宰相妻的高贵身份，更把她对丈夫高尚品格的敬慕和忠贞不移，“脚跟脚来”的决心演来都十分贴切。
       给贾培之配演留孟炎的是周企何。他演这个主要的反面人物，是在师爷唐广体的基础上不断再创造的。周说过：“我是把留孟炎看成一个人”来表演的，他是那个“人”嘛，是那样的生活态度，会那样思想和对待事物，会那样说话和行动。他认为那样才对，才合道理，才聪明，才是识时务的俊杰。他是认认真真那么想，那么说，那么作的，有他那样一套思想感情。这是表演的依据，否则也就没有艺术。要有艺术，才能把人物烘托出来。不能表面化。我认为留孟炎坏到骨子里，不在表面上，但他总是个“人”。怎样表演这样一个人物呢？周企何还说过：“留孟炎是个文人，又是个武臣，思虑多，心里不实在，因此他去说降文天祥的行动就比较迟缓，显得老态龙钟，说话也不痛快，总是想一句说一句，一说话就来个冷笑‘哈哈’，笑都笑不痛快。所以说演员必须要体验生活，熟悉生活，演的人物才能深刻。为什么同一个戏演出来有优劣之分呢？关键就在体会人物的深浅。演今人要体验生活，从今人那里体会古人彼时彼地的生活
       和思想感情。古人也是人，只是在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今人有些不同，在思想感情上，还是有相同处”。周企何理解剧中人物这么深刻，也就能倒计精细的演出设计，终于弹造出留孟炎那么个“坏在侍子里的人”（王朝闻语）。
       周企何这位表演艺术家，在演“意中缘”中的悟空和尚与黄天鉴，演“刀笔误”、“归正楼”、“巴儿寨”、“大打飞龙寺”等剧，特别是“迎贤店”中的店妈、“秋江”中的舫翁，都勇于革新，塑造出众多的艺术形象。更可贵的是，他还把这些革新总结成理论性的艺术经验。最近周企何同志曾向我谈论他怎样演出“迎贤店”，颇能反映他总结成的理论性艺术经验。
       首先，周谈到自己严肃的艺术态度：“演丑角，不要一来就想到演坏人，存心惹人笑。演员不要批判戏中人，应该老老实实依照人物性格表演。评好评坏，觉得可笑，是观众的事。”
       其次，周谈到为什么改变戏名？：“‘迎贤店’是‘情天侠’的一折。我觉得这折戏艺术上特别丰富，可以改成‘迎贤店’单独演出。想到客店，总是讲宾至如归，来的都是贤人，开店的总是要奉承一点，而且又与迎钱店谐音，戏里说‘迎钱店’，原本中没有，是我加的，为的想突出旧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实质。”
       再其次，周谈到理解主角的性格：“‘迎贤店’的店婆是寡妇，开店几十年，很老练，也不易。在旧社会，一个寡妇做生意，要占住脚，要有待人接物的本事才行。她开店多年，见多识广，能说普通话。她认为做生意必定要说钱，这是本分，心安理得的。她爱钱，心并不坏。通过这样一个人物，‘一张脸皮两般用，就着有钱与无钱’，表现过去的世态炎凉很合适。”
       又次，周谈到怎样表演这个人物，也就是怎样进行演出的设计？他先说演出的总精神（指导思想）：“店婆子这个人物是个丑角，但是演丑要注意艺术上的美，要‘丑中见美’。我把过去演丑婆子常用的不美的动作去掉，注意从形象到动作都要给人以
       美感。既要生动，又要美。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设计。”他设计通过三件事来演活戏中人物：
       一、要骂不敢骂。“店婆子正在后面做什么，小生回来叫门叫得急，她出场时，袖口挽起，来给小生开门。开了门，喔，好冷，忙把袖子放下，把手缩起。等到说‘我要拆你的架子’时，挽袖子，准备动手。看到小生手里的银子了，没有钱哪，我要骂人家，这阵子有了银子，我去说两句好话，这个帐就收到了。”
       二、奉承有钱人。“她（店婆）要上前去和小生说话，一看袖子还挽着，觉得太不礼貌，赶快把袖子放下来，然后把领子牵一牵，把衣裳抻一抻，把鞋子掸一掸，非常认真的。一抬眼，又看见有两根头发翘起了，便用手沾点口水把它抿一抿。沾口水，这个手离嘴要有段距离，不能接触舌头，抓头发，也不能紧接着头发去抹。若是手按住舌头擦，按到头发抹，就露了，形象不好看。她这个人世故圆滑，又还俏式，利索得很。露了，就伤了人物。演戏不要说尽做绝，而要‘花香半开，酒饮微醉’。观众欣赏艺术，你做得那么足，那么满，没有回味的余地，反而没得意味。演戏做过了，伤害人物；做不到家，人物出不来；一定要做到恰如其分，戏才有光彩。”他又说：“演员对表演的每一个动作的设计，都要精心，一举手、一投足都要有依据。就说挽起袖子，抓头发，也不能随便，想啥时候挽就啥时候挽，想怎个抵就怎个抵，都有人物的心理活动，”动作要为表现心理活动服务。“动作不是孤立的，它要结合语言，结合人物的思想感情和人物的身分，结合当时当地的人物关系，是一整套”。
       三、对自己无知感到害羞：“每次演出，要有新的体会，新的理解，新的处理。有法又有新，新不离法，情中有神，法中有新。比如还有一段戏，小生说：‘等我世俗李观察’，店婆子不懂，以为是大家泡来吃的‘官茶’。小生告诉她‘观察’是官。她听了便说：‘是朝廷的官哪？哎呀！我当是泡来吃的官茶，人家还是个官哪！这个我不晓得，我乱说的哟！’这是她的心里的
       话，说出来了，知道自己弄错，觉得好笑，还怪不好意思。这段词刚说完，我把脚抬起前后一摔，以左脚为轴心，整个身子转个圈圈，同时做个掩口而笑的动作。我设计这个有点害羞的动作，虽夸张，符合人物当时心境。观众承认合理，效果就好。动作都从生活提炼来，但做来要有神，要神形一致，内外统一。演员进不了人物，学来了，照样做，干巴巴的没有神，就不好看”。
       最后，周总结出要形成形神统一的鲜活实体，才能塑造出艺术形象的结论。他说：“演戏必须有情理这个骨，又要选择、设计好艺术这件衣，才能创造出舞台上有久远生命力的艺术品来。再简化点，就是要‘情理为骨，艺术为衣’。道理可以说是‘学中求明，明中求通，通后求精，精后求化。’‘人中有情，情中有技，技中有美，美中有神’。技艺从学开始，要做到化。人物塑造要做神。到这地步，艺术创造才能达到出神入化。”
       我曾和早年学习表演艺术理论的施幼贻老同志议论过周企何同志演出的川戏，他说：“表演艺术的主要特点是要进入角色深，演那个人就是那个人，把人物的个性表演得充分，又清楚又鲜活，演准就是准，有独特的风彩、韵味。周企何一出舞台，扮演就是谁，再看不出是周企何了。不少演员总是脱离不开自己，不管扮演什么人物，观众都看到是他在演这个人物，跳不出他自己。周企何就没这个毛病，入了化境。这是表演艺术最主要之点”。
       “三庆会”从肖楷成，经周恭莲，到周企何，都不断在总结川戏艺术经验，逐步形成着川戏艺术理论。因而才能不断提高演出艺术的水平，并不断探索和开拓前进。虽然“三庆会”已完成历史使命，所创立的传统，所开辟的道路，会被继承和走下去的。
       “三庆会”这第一个川戏艺人剧团，和全市人民一道迎来成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在川西文联领导同志杜梓生帮助下，联合“永乐剧院”、“锦屏戏院”、“蜀生剧团”等，组建了“大
       众剧院”参加的艺人共二百八十多人，其中有贾培之、周仓何、黄佩莲、竞华、姜尚峰、易征祥、王成康、黄耀廷、薛绍林、田国忠等。
       “三庆会”的最后一届会长贾培之，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余的“三庆会”成员，在社会主义人民戏剧战线勤奋工作着的，且行有陈书舫、竞华、许倩云等，正生行有曾志林等，小生行有易征祥、王成康等，五行有周仓何唐云峰等。退休后还在辅导青年艺人的有黄佩莲、刘西林等。他们有的成了中共党员，有的成了民主党派成员，有的当选为全国、省、市各级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都在为振兴中华，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促进当前城市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为振兴川剧事业，积极努力地贡献力量。
       “三庆会”写下了一部灿烂的川戏艺术史。
       后记
       这篇《第一个川戏艺人剧团——三庆会》史料，总算初步写成了。自己虽然喜爱川戏，多年留心“三庆会”发展变化的的情况，但由于对川戏理解不够深，掌握有关资料也不够齐全，写出的文章必然有不少缺点和错误。鉴于现在还缺乏“三庆会”全面的历史著作，我这仅仅是抛个粗砖，以供参考。希望川剧界和文艺界的同志们多赐指正，以补正缺误。
       撰写这篇史料，是得到许多川剧界和文艺界的的同志对证情况，提供资料才完成的。其中，杨云凤同志核对并供给了证费资料后，可惜正要请他参加审稿时，他竟突然逝去。周企何同志年老体弱，强忍哮喘，长谈多次，说到高兴时，还唱上几句，以补语言之不足。易征祥同志又说又写，多次长谈，对证和提供了许多资料，费力不少。高龄的黄佩莲同志，不顾衰老，坚持参加两次审稿会，并多次专谈，提出订正意见。肖子和同志两次面谈后，还写出其先君表演艺术的精华，并畅叙了对同代艺术家的印
       象，供我参证。施幼贻同志从艺术理论方面给我以帮助。龙在天（已故）、吴剑洲等同志也提供了有关资料，吕振修同志帮助审稿、整理，并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整理完稿)
      
忆“新又新”大舞台

       戴文鼎
       三十年代，成都祠堂街口（现四川影剧院处）有一部新型建筑的新又新大舞台。它不仅舞台宽敞，而且坐位舒适，是成都当时最早出现的梯形排座之一，即使你坐在最后一排，视线也不致受到阻挡。只要你步入戏园，即有招待员热情招呼，给你对号找座；如你还未买好票，他便给代买；要茶要水，一呼即到。但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演员行当齐整，演出认真，而又勇于革新，富有时代感！
       当时新又新的须生有扬子澄、周海滨，男旦有筱桐凤（即闸友鹤）、肖克琴，净角有吴晓雷、唐彬如，末角有刘小羊、龙云光，丑角有蒲松年、当头棒（即刘成基），小生有傅幼麟、金文昌，武小生有张鑫培，坤角有李筱钟、周金钟、蝴蝶（即胡素芳）、筱蕙芳、筱屏、元春等，武行有秦裕仁、任心田等，娃娃生有五龄童（即罗开新）。
       这些角色，在如今看来，也算是一流的，他们都身体绝技，整声剧坛，他们的拿手好戏，也是脍炙人口，深受川剧观众所喜爱。
       现在让我把一些主要演员的演出情况简介如后：
       （一）狮子潭。长于演孔明的剧，如他演出的“五丈原”，又称“孔明归天”，不仅扮像酷似武侠，而且在一段阴二簧唱腔中，把诸葛亮忠义之气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表演得颇为妥贴，真可谓寓情于声，声发于情。他演此戏，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挂头牌。其它如“驾王明”、“收姜维”、“火烧上方
       谷”等剧，皆有他的特色。又如他演出的“尚书问婚”，颇受欢迎，他吐字清楚，腔味韵浓，抑、扬、顿、挫、节制适度，几百板红雾袄唱腔，他演唱起来却毫不吃力的一气而下。他不仅以唱功见长，而且在做功上也是具有深厚功底。如他在“空城计”一剧中饰孔明当老卒向他报说“司马懿大兵袭撤了”！误听为进城了时，把头上戴的万卷书，不用手挨，就会自动歪斜。他的眼神特别好，真是“脸神气两眼灵，演啥像啥！
       （二）周海涛。戏路宽广，文武兼备。如他演出的“访白袍”、“杀狗”、“杀惜”、“古玉杯”，都是颇具特色的。我认为他演得最好的是“闹都堂”，周海涛在剧中饰一个不畏权势敢于为民请命的清官童文正，他讲口有劲道，寓意情，最能突出人物性格，尤其在化装上颇有考究，一完相就能博得台下掌声，他着重在“闹”字上下功夫，闹得有理、有利、有节，使这位袍科舞的都堂大人，处处陷于被动，成功地塑造了童文正公正不阿的形象。又如他在“金台将”一出戏中饰田单，也是比较成功的，他表现了田单的机智勇敢，其中如墙马、装痰火脚，以及下场用的几个片马尖子，都很利落，一招一式都给人以“美”的享受。
       在“访白袍”这出戏中，他饰薛仁贵，这是一场二簧的重头戏，二簧的板式几乎全用上了，如倒板，一字、三板、二回头、红豆齐，周海滨还特地揉进了“燕穿帘”等曲牌，充分表达了薛仁贵对月叹功，不满张士贵抑贤害能愤怒之情。当尉迟恭抱住薛仁贵时，仁贵听说是国公爷，心中惊惧，此时周海滨先用对眼缠用疑眼，然后说道：“国公爷消撒手，小人力大。”尉迟答道：“国公爷力也不小。”周海滨为了准确表达薛仁贵内心世界，眼球不住上下翻动，表示其在想如何脱身，当决定挣脱时，一声“哒”，当尉迟恭应声倒地。这时周海滨表了一个跛步，跪在尉迟近前请罪，充分表明了薛仁贵当时所处的地位。后来尉迟恭说明奉君之命来访他时，薛仁贵婉团顿释，同时活跃出内心的喜悦。尉迟恭也为访贤的成功而欢欣，因此在“英雄见了英雄爱，虎豹
       见了虎豹欢”的合唱声中，作为全剧的收场，周海滨在演比剧时，常常博得观众的喝采。
       （三）筱桐风（即阳友翰）。当时的名气还不怎么大，成都的玩友界，常常喜欢抬高周彝莲来压筱桐风。其实他两个各有千秋，筱桐风在成功方面我认为还要略高一筹。那时在“新又新”大舞台上演的新编白蛇传选台剧，筱桐风饰白蛇，肖克琴饰女声儿，任心田饰男背儿，傅幼麟饰许仙，张鑫培饰韦驮，唐彬如饰法海，蒲松年饰王道灵，从佛祖讲经起，推倒瞿峰塔止，加上机关布景，真是聚动了旧蓉城。还有他以男旦演时装戏，更是难能可贵。如当时新义新上演的“灵魂的安慰”、“哑妇与娇妻”、“农家女”等内容多是反对富豪豪门追穷人，鞭挞了旧社会的黑暗，揭示了人们追求幸福光明的渴望。筱桐风不仅在这些演出中担任主角，而且还参加编导工作，可以说在三十年代，即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川剧艺术家的优秀才华。
       （四）肖克琴。嗓音宽宏，善于用腔，长于演泼辣丑。如他演唱的“三巧挂画”，风靡一时，上海百代公司特地为他灌制了唱片，这是大家所熟知的。现在我要介绍的是他和筱桐风合作演出的“二美上路”，每次演出比剧，都极叫座，两个的嗓子都好，都会行腔，好像在比赛似的，常赢得观众的喝采。又如他在“杀狗惊妻”一出中饰焦氏，他把这个虐待婆母的恶媳妇刻划得入骨三分，肖克琴身躯肥胖，可是在剧中还得“倒硬桩”、“吊毛”，可他表演起来仍是不那么轻松，足见其功底扎实。
       （五）唐彬如。善演曹操剧，有“活曹操”之美誉。如他与张鑫培合作演出的“审吉平”，既表现了曹操的骄横和赫赫权势，又活画出曹操的阴险毒辣，他对反对派吉平滥施酷刑，使人恨其入骨。另外他武功底子深厚，演出“醉打山门”……剧，那一套醉拳表演，即使是行家里手，也为之赞叹不绝。
       （六）吴曜雪。长于演包公戏，有“活包公”之称。他演的“铡美案”、“打蛮”、“药毒包公”等，都是观众所喜爱的。
       他后来与陈淡然合作演出的“五台会见”，还搬上了银幕。他的唱腔是自己创新的，长于胡琴，他把汉腔、京腔、川腔融为一体，当时有人执偏见排斥他，说其是左道旁门，不是川戏正宗，其实这是因循守旧的顽固派论调。吴晓雷不管他人叫骂，坚持改革，终以“花面大王”独树一帜，自立于剧坛群英之林。
       当时吴晓雷还和唐彬如合作演出“双孝逵”一剧，唐彬如饰真李逵，吴晓雷饰假李逵，两个的扮相、登打、唱腔，都极相似，特别在一段唱腔中用“浪里钻”的曲牌，对唱形式一问一答，活画出真李逵的侠义肝胆及假李逵的蛇蝎之心，这段唱腔颇有京剧五音联弹之韵味，但又是川剧唱腔，颇能引人入胜，悦耳动听，这是经过改革的。除了他俩演出成功外，尔后数十年，再没有看过能与之媲美的了！
       （七）蒲松年。据说是名丑傅三乾的师弟，无论是袍带、襟襟，都有独到之处。如他演的“跪门吃草”、“打双相”都是杰出的。一般公认他演得最好的是“请长年”和“皮金滚灯”，但我认为他与当头棒合作演出的“进云南”堪称绝妙。现在我要介绍的是他在白蛇传中饰王道灵表演的绝技，在“扯符吊打”一场，青儿鞭打他时，他在一根丝绦上，一张椅子上做出各种挨打架势，难度却是很高的，如青儿抓他去捆时，他双脚离地，好象老鹰抓鸡儿似地，没有下尽苦功夫，是绝难办到的。
       （八）当头棒（即刘成基），当时他以禄口丑见长，如他演唱“陕裁衣”的裁缝，和“荣红玉”中鹤母，都是非常出色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与筱桐凤合作演出的“打判官”一出，他临判官，一举一动，一言一字，都令人捧腹不止。他演时装戏也是较早的，他塑造的顽狮子弟形象也是很生动的。他的艺术修养有相当水平，并且是新又新编导之一。
       （九）傅幼鹏。据说是康芷林的离足之一，虽没有嗓音，但以做功见长，文武兼备，扮像漂亮。如他在“禹门关”中饰杨八郎，当带镖时，他的高翻、扑碟子、抢背、卡子，都是高难度
       的，动作乾净利落。他演出的“情探”、“放装”都有很高的造诣。尤擅长演时装戏的小生，颇有话剧演员的风格。
       （十）张鑫培。有活赵云之称，他演出的“借赵云”、“盘河桥”、“长板坡”都令人称道。他不仅长靠短打都来，而且有一副好嗓音，他虽是个大舌头，可唱起戏来一点也不显大了。如他演出的“打虎收孝”、“射红袍”都是观众喜看的剧目。特别是他与李筱钟合演的“送京娘”，可称珠联璧合，大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叹。还有他与唐彬如合演的“审吉平”，他饰吉平，表情细致入微，把吉平在刑讯中受尽折磨，临死不屈的贞忠之志、正义之气活现在舞台上。
       （十一）李筱钟。是当时坤角中的佼佼者，文武全才，戏路又宽，能戏也多。如“红梅阁”、“荆钗记”、“彩楼记”，她都演女主角，在武戏中的“穆桂英”、“铁弓缘”也演得出色。惜于她正在成长时，被封建势力所摧毁，听说她爱上了张鑫培，可是某师长（据说是刘××）硬要纳她为妾，她为了忠于爱情，吞鸦片自杀了！李筱钟的自杀引起了成都川剧界的震动，广大观众亦为之伤感，吊唁她的举动、花圈、祭帐摆满了祠堂街一条街。出丧那天张鑫培头戴麻冠，身穿孝服，拄着出丧悼当孝子去送葬，以安慰死者在阴之灵。人们背地道责那位逼人致死的某师长，他既然爱她，为什么不像张鑫培那样去送葬呢？李筱钟在那个时代能够做到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敢于以死相抗的精神实是可敬可泣的。
       （十二）蝴蝶又名胡素芳。扮像和唱做都是杰出的，她演出的“情探”很有周慕莲的风格，她本身是女性，演起来格外缠绵动人，真有“丽盼莺声实可哀”之感。蝴蝶在当时演时装戏，也是颇负盛名的，她扮演大家闺秀，风度也不凡，举止文雅，如演失恋的女主人公，她悲苦的表情和凄婉婉转的唱腔，常常能下观众的热泪。她在“大闹满春园”的戏中，反串“下游庵”的小生，一大段红鸾袄数板，唱得堂子清风雅静，举止风流儒雅，颇
       为观众所称赞，她的反吊可与陈书舫并美，但蝴蝶却早陈书舫好几年即享有盛名了。
       （十三）筱蕙芳。一般都称她为幺姨妈，善演彩旦，如“逼嫁天涯”中的妈、“相中缘”中的妈、“衡河桥”中的二奶奶，她演唱起来都格外增辉。她常常一亮相，就能赢得观众叫“好”她嗓音圆润，吐字清楚，是观众最欢迎的一位女演员。
       （十四）聚裕仁。以武功见长，他在“新又新”大舞台演出“铁公鸡”真刀真枪，堪与京戏“铁公鸡”媲美。当时的京剧武生茹秀臣、筱虎辰、筱神童、王桂亭、吕惠春，都前往观摩，对秦裕仁的演出交相称赞。
       （十五）任心田。杜了稳当，胆功特别好。他在“金山寺”、“断桥”中饰男青儿，他与筱桐凤合作的托举、倒挂等，配合丝丝入扣，筱桐凤在他身上的各种亮姿，他能稳如泰山，毫不抖摆！
       （十六）五静堂。是“新又新”舞台娃娃生的主要演员，天姿聪慧，一登舞台，即头角崭露。从演“三孝记”中的安安，到演“裘盘盘宫”的陈琳，都是成功的。他眼神特别好，嗓子也高亢。当时大家都公认他是有造就前途的青少年演员，果然十余年后，“又新社科社”的主要生角罗开新（即五龄童）便闻名于蜀中川剧界了。他演唱的“鱼祥寺”、“访白袍”、“杀者”都是杰作。
       “新又新”大舞台，在三十年代的成都，可谓红极一时，惜乎不幸，连遭两次大火，老板蒙受损失太大，无法维持，演员不得不回下流散，各谋出路。如扬子澄到了自资，唐彬如、吴晓霜到了重庆，周海滨到了南充，刘成基仍留成都。主要班底在乐山住下，傅幼麟主持开办了“又新科社”，后来即成为现今之乐山地区川剧团。“又新科社”培养出来的谢文新、吴辉新、李勇新、刘震新、车佩新、林琴新、赵羞新、熊再新等，也都是四十一—五十年代名噪一时的红演员。
       “新义新”舞台虽然分散了，然而它在川剧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却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如当时的“二益公”大戏院，在“新义新”的带动下，也相继上演有名的时装新戏“血泪碑”等剧目，该院女主角静环、男主角李文德等，当时都一致认为必须学“新义新”，走它的道路，川剧事业才有前途！
       特别是“新义新”的老演员阴友鹤、刘成基，一直留在成都，他们在传统戏上的唱、做、念、打和时装戏的编导、演，均能大胆突破旧程式，作出过不少有益的贡献。四十年代的“锦屏大戏院”曾上演时装戏“天字第一号”，女主角是陈书舫，由于导演刘成基吸取了电影话剧的讲白之长和表演技巧，紧密配合川剧打击乐器，收到了良好的演出效果，深受戏剧界的好评和观众的欢迎。
       解放后，五十年代初，省市川剧团相继上演的“红杜鹃”、“丁佑君”、“水牢记”等现代戏，以及六十年代上演的“江姐”、“许云峰”等现代戏，更把川剧改革推向又一个新的高峰，这其间阴友鹤、刘成基都曾为之呕心沥血。如陈书舫塑造江姐英雄形象的成功，实有赖于阳友鹤老师之指点也。刘成基在青年川剧团导演的“闹春庭”及“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都是他的杰作，“乔”剧还搬上了银幕。
       “新义新”的风格，已在川剧界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流派，这支流派不仅影响成都，而且影响最大的是重庆，因为“新义新”的发源地是在渝州，成都分散后如蝴蝶、筱蕙芳、唐彬如、吴晓雷，都回到了重庆，后来都进入西南川剧院，他们培养了很多学生，像罗开新、车佩新，至今仍是重庆川剧界的符将，广大观众最喜爱的演员，而今罗开新，车佩新也是桃李满门了！
       在川剧界，对“新义新”的创新改革，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认为成都的“三庆会”是正宗，出了不少名演员，如康芷林、周鸣超、唐广体、刘华玉、肖椿臣、贾培芝、任子辉、周慕莲、白玉琼，继之又有周企何、杨肇庵、易徵祥、阳云凤、
       王成康、尧华、唐云峰等，可谓人才辈出，声誉于兰，对“新义新”的创新行动，视为不可取，斥斥之为“异端邪教”或“左道旁门”！
       第二种，对“新义新”的改革和进步是赞赏的，特别是打楷诘，他说：从“新义新”看到川剧的发展和技术，川剧必须跟上时代，才有前途。在“新义新”的影响下，肖重新发掘和整理“三庆会”家传秘本“离燕哀”，在悦来茶同上演，同时编导和主演“济公活佛”连台戏，使川剧旧貌换新颜，一时颇为叫座，盛况空前。
       周师傅（慕莲）常对同行们称赞“新义新”的筱桐凤，是真正的表情种子，最能进入角色，又是一个耐心授徒的好老师，每当筱桐凤演出时，周慕莲常台在下观摩，表现于周师傅的虚心好学。
       最后，让我来介绍一下“锦屏大戏院”和“新义新”的关系。很多人都认为“锦屏”是“新义新”的继续，其实不然，“新义新”是三十年代的产物，而锦屏则兴于四十年代，“新义新”的班主是刘树成，而锦屏则是黄相臣、周桂山、赵得云等合资经营的。
       “锦屏”的女主角是陈书舫、章萍，男主角是袁玉汝、王成康、张海州等。
       “锦屏大戏院”是在“新义新”火焚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要说“锦屏”与“新义新”有什么瓜葛的话，我看唯一的“是原“新义新”老演员刘成基当时在锦屏“常教”，那时小生演员王成康，系三庆会出身，他对刘成基的业务领导，常有顶撞，为此刘敬告王说：“我要不是看在肖二老师（肖楷臣的尊称）份上，早就对你不客气了！你吃了几年戏饭，知道‘戏’在那里坐吗？”王成康面红耳赤，不能作答。后来肖楷臣知道了，又教训王成康说：“艺术上不应有门户之见，对于老前辈应当尊重”。自后王谨遵师命，不敢违背，因此以后和刘成基的关系也就改善了。
       “新义新”大舞台，虽早已不存在了，可是它在川剧界播下了发展川剧的种子，造就了成批的川剧人才，至今不少名演员都出自“新义新”大舞台和“义新科社”，阳友鹤先生的戏剧生涯。在“新义新”大舞台是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新义新”所有演员的精彩表演，给蓉城观众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它对社会文艺所作出的贡献，并不亚于“三庆会”，在振兴川剧的时刻，把我的回忆和观感介绍出来，仅供研究川剧历史发展的参考。
       (一九八四年三月来稿)
      
成都话剧发展的点滴

       周芷颖
       话剧在成都，创始于民国初年，发展者为吾师曾孝谷先生。先生名延年，号存昊（一八七八一一九三七），四川成都人。曾孝谷清末留学日本，与重庆庸廉江及李叔同（李后出家。法名“弘一”，称“弘一上人”）、陆镜若、上海欧阳予倩先生等，因受日本新派剧的影响，于一九〇七年在东京组织“春柳社”，在日本演出《茶花女》、《热血》、《黑奴吁天录》等剧。茶花女一剧，是曾先生根据英国小说改编的，这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剧本，“春柳社”也是中国人最早成立的话剧团体。后来他们相继回国，曾孝谷回成都，唐廉江等返回家乡。欧阳予倩回上海，参加新剧同志会，组织“春柳剧场”指导话剧运动。
       曾孝谷先生回成都时，成都戏剧当时虽有点演改良，仍没有脱离旧的胚胎，没有形成·个新的剧种。以川剧来说，它是四川地方剧种，那时演出，还没有舞台，如要演出，多在各会馆的万年台上表演，群众呼为庙戏，其落后可知。曾孝谷对话剧有浓厚兴趣，极力想在成都创立这个新的剧种，民初才有开办“春柳剧社”的创举。在他的影响下，使成都话剧由学生课余组织，转变为职工业余剧社，进一步发展为民业剧团。到了抗战时期，受国热情高涨，宣传抗战，已成为人民大众的迫切要求。故此时成都话剧团体有如雨后春笋，出现十分繁茂的局面。现将成都话剧三十年来发展情况，就个人所知和所搜集的资料分别叙述于后，如有错误遗漏，希读者指正。
       (一)
       辛亥革命后，成都出现了一个戏剧组织——川剧教育会，这是由川剧艺人王治安为首，在同盟会员、同志军头领毋剑魂的鼓励支持下，并联系同盟会员王觉吾等，以辛亥革命和讨袁为题材排演的时装戏，剧本有王觉吾写的《洪宪官场》，刘怀×写的《光复图》、《广州风潮》、《川路血》以及《重庆独立》、《炮打尹昌衡》、《祭邻客》、《黄兴挂帅》、《阆广州》、《徐锡麟刺恩铭》等二十多个。这些戏的上演，反映了封建专横和人民的反抗斗争。主题是新的，但形式上是新事旧唱，仍然是上场引子下场诗的旧章法，旧瓶装新酒而已。但从时代的角度上看，它的出现，在戏剧的宣传内容上突破了旧框框，赋予了新生命。可惜这个新生命，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培植，才搞一年多，因为演员分化，便告烟消云散。不过时装戏的出现，却为成都话剧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以后，曾孝谷组织“养柳剧社”，算是成都话剧萌芽时期。因为话剧是用口语代替唱词，听众容易听懂，不比旧戏除道白外，重点在唱腔上表达剧情。有些演员虽然唱腔优美，但不吐词，有如嘴里衔上一枚青果，使观众对剧情无法了解，兴味索然，因此曾孝谷先生才提倡演说话剧的。不过成都虽为四川省会，是全省政治文化中心，但因地处西陲，风气闭塞，文化方面守旧落后。那时能够参加剧社组织的人不多，仅成都县中学生章尔后（戳初）、王子苑等人。一般学生尚不愿参加扮演，章、王诸君敢于冲破旧礼教的约束，登台演出，就遭到家庭的反对，尤以王子苑君演女角，更为家人不满，竞与他脱离家庭关系。继后风气稍为开化又有钟曼秋（女）、肖汪度、张文、巫木头等人，在华兴街悦来茶园（现锦江剧场）公开演出。他们都是由演出人员口头说明剧情，并不根据脚本，人们把它称为文明戏，又叫幕表戏。
       在此之前，吴先忱、沈若仙、小萨马，可能还有李甫甘（巴金）参加，组织过一个幕表剧的团体，因常在沈若仙家排戏，高思伯曾亲见之。
       约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前后，“……儿剧社”曾在湖广馆街的湖广会馆（现东风路二段）及中新街锦新舞台演过幕表戏，主演人是陈俊序、白超脱（满族）等人，上演的节目我记得有《徐锡麟刺愚铭》、《张文祥刺马》、《炸良弼》、《安重根刺伊藤博文》、《张梨魂》等剧，还把《威尼斯商人》改名为《一钩肉》陆续演一年多。其中白超脱演出时，为迎合低级趣味，搞了许多无聊的噱头，还因而得名。
       (二)
       约在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卢作孚主管成都通俗教育馆时，在馆内辟有露天舞台，由周晓帆、舒次章，关不住（本名欧阳致文）等组织“爱美剧社”（一名美化社）和姚自若（姚复初）、张文（尔友）、李智等美专学生组织的“艺术研究社”，轮流在馆内露天舞台演出，大都是独幕剧，说不上什么服装、道具、灯光的考究，只有简单的硬片布景，但演出者忠于台词，很认真，比较幕表戏又前进了一步。记得当时演出过作家田汉、熊佛西的一些剧本，如《咖啡店之夜》、《刀痕》、《一支马蜂》、《苏州夜话》等剧，还上演过《威尼斯》、《父归》、《小厂主》等译作，起到反封建的宣传作用。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四川戏剧协社”诞生，这是四川划时代戏运的开始。该社组织者为新自上海归来的申报名记者王怡菴，他原为上海剧协成员，在沪曾与洪深、应云卫、陈国韵、谷剑尘合作演出若干大型白话剧，为推进中国新文化运动，卓著成绩。返川后，即约集志同道合之人士及进步青年，如张拾遗、张望云兄弟、舒次章、周晓帆、关不住、吴季元、李仲宣、罗治卿、卢宗远等以及当时教育、新闻、医药、工商企业一些在职人
       员，组织成立戏剧协社。该社组织完善，阵容严整，经常举行不定期公演，每年三至四次。演出前，按剧目由分担脚色的人熟读脚本，再经王怡骞导演推练成熟，方对外公演。每次演出成绩很好，深受观众欢迎和社会人士的好评，起到推进文化改革的作用。演出的剧本，有洪深写的《少奶奶的扇子》、《梅萝香》、《傀儡家庭》、《血花》等大型多幕剧，以及《父归》、《压迫》、《梦醒了》等独幕剧。其中《少奶奶的扇子》一剧，演出次数较多，很能吸引群众。
       还有一事，也很特殊。是年秋，该社曾在成员吴季元家举行一次内部演出，选定剧目为日本作家菊池宽之名著《父归》，需采用日装演出，特请当时日本驻警察领事松山太一郎（成都木不应设领事，是杨森驻成都时答应日本设立的）亲临作化装指导，中外合璧，演出效果尤佳。剧中人由张拾遗饰宗太郎，舒次冠饰老母，李仲宜饰妹妹，吴季元饰贤一郎，李华宗饰新二郎，演出后，并由日本领事松山太一郎拍照留念，堪称风流余韵也。
       “四川戏剧协社”演出之“少扇”一剧，省门人士，行门碑，称赞不已。剧中主角少奶奶一角，曾先后由周晓帆、华宗、李仲宜诸君分别扮演过，技艺精湛，各具风格，彼时大饱蓉城人士眼福。
       (三)
       成都剧运经受美剧社（美化社）与剧协共同努力，话剧广为各方所重视。于是成都各大、中学校相继又以举办各种游艺会为名，组织话剧对外演出，数年间成都各大中学校的话剧活动，蓬勃发展起来，先后有成都艺专、外专、华西协中、储村中学、中华女中、四川美专、省师、川大、草堂图书馆等，均纷纷举办游艺会或成立剧社，对外公演。其中以成都艺专游艺会最为突击。记得那次是在民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秋，艺专校庆祝学校成立X周年的活动，组织公演，由该校师生万琼如、余跃远，罗文谟、
       李仲官、叶止昌、沈世法、叶仆、吴凤麟、王朔闻、周有国、卢宗远、邓新等，合力演出话剧《这是谁的错》和歌舞剧《葡萄仙子》、《可怜的秋香》等，这是破天荒的首创演出，故得名噪一时，经久不衰。
       其后，草堂图书馆组织一次话剧演出，主其事者为穆跃枢、李致刚诸君，参加演出者有侯宗成、李仲官、杨仲廉等，剧目为《春假》、《一支兰蜂》等，其演出的地点，仍在通俗教育馆之露天剧场。
       又四川美专举办之游艺庆祝，由该校师生联合演出有《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还有川剧也加入演出，其参加演出者有王贵昌、庞福及新闻记者等人。在《苏州夜话》中，美专校长李英（杨芬之夫）与庞福（美专学生）演出效果很好，谢幕时观众掌声不息。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省一师举办校庆，该校学生革命团体《赤锋社》的领导人周尚明及一些革命学生演出了三个幕表剧，一是根据蒋光慈小说《少年漂泊者》改编的话剧，以葛久高扮演注中，陈平三君扮演玉梅，周尚明君扮演张木匠。二是反封建礼教的《冒哑配》，周尚明扮演哑子。三是根据鲁迅《阿Q正传》摘编的《假洋鬼子》，周尚明扮演假洋鬼子。演出都很成功。
       郭沫若最早发表在诗集《女神》上的歌剧《装裱之花》，对三十年代成都大中学生有很大影响，学校集会经常上演。以后凡是郭沫若写的剧本，都很受欢迎，如抗战时期中的《虎符》、《屈原》、《孔雀胆》以及洪珠的《五奎桥》、《鸡鸣早看天》诸剧本，都是十分脍炙人口、非常叫座的。
       (四)
       民一九年（一九三〇年）王怡滢、李仲宜等联合陈明中、肖崇素、肖宗英诸人，在原有“四川戏剧协社”基础上，另组成都《摩登剧社》，向当时政府申请立案，但非职业剧团，而为业余组
       织，参加者为成都之公教人员、新闻界、企业界人士和大专学校学生，共有男女成员五六十人，实行男女合演，又开创了成都话剧的新局面，得到社会上各界人士的支持。该社首次公演，假春熙大舞台（现春熙南段东角市人民检察院支行地址）演出，剧目为《山河泪》，盖时值“九一八”事变后，藉以唤醒人民群众，认识到亡国之痛，勿作亡国奴也。以后陆续在陕西街教堂、卧龙桥川北会馆、暑袜街礼拜堂、少城公园通俗教育馆、春熙路青年会等地，举行多次公演，演员为王怡庵、李倩芸夫妇，张拾遗、吴学秀夫妇，李仲完、王曼珠夫妇，谢越生、戴华琪夫妇，马静沅、陈竹影夫妇，此外有吴先忱、蔡正东、张莺、李岳、闵震东、万淑贞、罗莉、曹晓吾、周虞初、肖崇素、肖宗英、陈明中等。
       “摩登剧社”先后演出的剧目有《夜来央》、《寄生草》、《住居二楼的人》、《强盗》、《压迫》、《乱钟》、《火的跳舞》、《第五号病室》、《湖上的悲剧》、《最先与最后》、《放下你的鞭子》等等。由于该社创始人都系上海南园剧社摩登社之归客，故演出的剧目，多为著名剧作家田汉的作品，都是国内戏剧舞台上风靡一时的名剧。
       该社除在本市演出外，还到外地演出。如民一九年（一九三〇年）普陀安县教育界之谐，赴该县演出。民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应新都县政府之请，到该县演出三天。又应华西协合中学之请，赴华西坝该校演出。历次演出，均受各方人士欢迎，载誉而归。此外还有翁耘阁、韦凤今（又名叫常繁轻）创组“沙漠剧社”，不过略具雏形，仅在通俗教育馆演出一次而已。
       成都的话剧虽有了新的变化、新的发展，但同时也遭受到旧的思想力的干扰和打击，新起的“摩登社”不得不被迫停止公演。该社同人不愿苦心经营的话剧事业遭到恶势力的扼杀，又继续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在一些关心和爱护话剧事业的朋友及主持正义的社会各界人士支持鼓励下，于第二年又以“现代剧社”的名义，重新活跃于成都剧场，同时增加了新的力量，注入了新的
       血液，阵容更扩大了。
       “现代剧社”在对外宣传方面，拥有两个宣传阵地，一曰“风标”，二曰“火花”。前者在《新四川月刊》，后者在《新川报》，两种刊物均对现代剧社所演剧目作了详尽而精辟的介绍，分析和评论，配合该社历次公演按时出版，扩大话剧的影响。至于参加演出的同志，除少数原摩登社的同人因故离去外，大部未变，新人方面有盛建群、杨琳、唐孟桓、唐娜诸位男女同志登上舞台。演出剧目除原摩登社早年所演者外，还增演了一些名剧，如《伪君子》、《名优之死》、《风雪夜归人》、《桃花江上》、《雷雨》等，都是思想性强，富有感染力，为观众乐于观赏的好戏。所可惜者，后以抗战关系，大部份成员由于自身工作需要，不能兼顾，纷纷离社，致使苦心排演之《茶花女》、《复活》几大名剧，未能上演与观众见面，深为遗憾！
       关于“现代剧社”与社外其它文艺单位合力公演的活动，附记于后：
       （1）与万籁天、黄侯所组之大同戏剧学校合作在该校干祥街剧场演出过《强盗》一剧，由万籁天与王怡菡合演，珠联璧合，票房价值达到登峰造极，自始自终，无一人抽签者（即戏未演完，观众即先后离座而去），继又演过《最先与最后》、《父归》等剧。
       （2）与本市“人间剧社”胡某夫妇合作演出《娜娜》于陕西街社交会堂。
       （3）与熊佛西主持的四川省实验戏剧学校合作演出于双流县立剧场，其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风雪夜归人》、《凤凰城》等，《风雪夜归人》曾由西北电影公司拍成电影，由唐孟桓主演）。《凤凰城》为抗日救亡之新作，获得当时群众一致好评，参加演出者，有安琪、肖锡荃、贺守文、巩书田等，均为剧校之师生。
       (五)
       抗战以后，成都的职业剧团和业余剧团都增加了不少，风气为之大开，活剧呈现一派新气象。
       1. 上海影人剧团：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上海影人剧团》由渝抵蓉，在智育电影院（现红旗剧场地址）演出《芦沟桥之夜》、《流民二千万》等剧，受到观众欢迎。后因他故，由“一九剧社”负责人陈攸序改组取名“成都剧团”，白杨、施超、谢添、沈浮等均参加，继续上演《日出》，由白杨主演，吴廉河十余天，天天客满。同时老牌电影明星马瘦红、王献斋、袁竹茹（王之夫人）、龚稼农、孙敏、王微信、周曼华等参加演出，后来四十年代剧社高材生吴玲子等加入，演出地点在少城东胜街沙利文饭店内的小型剧场（即现市政协），演出剧本有《原野》、《雷雨》、《夜光杯》等剧，场场客满。当时马瘦红邀请我担任该社的宣传工作。
       2. 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
       该队一九三八年春，由地下党领导在成都成立。发起人有吴雪、戴碧湘、韩涛、丁洪等，在彭山、峨眉等几十个大小城市和农村，演出宣传抗日的剧本，如《黄河》、《飞将军》、《民族万岁》、《塞上风雪》、《群魔乱舞》等名剧。
       同年四月，平教会抗敌剧团在成都上演熊佛西编的四场话剧《儿童世界》，还出版《儿童世界》的公演专辑。
       3. 星芒室伟团：
       这是革命先烈车跃先烈土领导组织的。它不仅在话剧中立专马列主义，还在街头巷尾化装演出街头剧，灌输革命思想，鼓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独裁。因当时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不能不提高警惕，演员大多用化名，避免暴露，尽管如此，仍为国民党所不容，不久即被迫解散。
       4. 四川省立戏剧学校：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上旬，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成都公演陈白尘编写的《太平天国》历史剧后，十月一日四川省立剧校在成都成立，熊佛西任校长，陈白尘、章珉、张季纯、杨村彬、贺益荦等在该校任教。十月十二日，剧校还在少城公园（即今人民公园）公演《抗战儿童》，这个剧是孩子剧团集体创作。此剧校于民国三十年被国民党政府勒令解散。
       5. 孩子剧团：
       民国二十八年·月，内江约“孩子剧团”一行八人，来到成都，团长温余波才十六岁，其余七位演员，平均年龄十三岁左右，他们身穿黄色军装，自背行李，由内江出发，沿途上演，徒步行程二千余里，演出二百余场。来到成都后，顾不上休息，白天下乡演出，晚上在成都街头进行抗战宣传。适值成都市商会举行游艺募捐，小朋友们竟不顾疲劳，演了一个整天，不仅受到观众欢迎，并获得新闻界的好评。其中有川康让、华西日报、新民报、成都快报、新新新闻、新中国日报、成都晚报、四川日报等八家报纸都给予高度赞扬。他们完全出于爱国热忱，不怕劳苦，不计报酬，不靠外界经费援助，夜以继日地在舞台上宣传抗日，小小儿童竟有此坚强抗日的精神，真可以说是惊天而泣神鬼了！
       6. 报界联合会：
       它是成都新闻界的组织，每年都假暂育电影院举行年会，演出文艺节目，除京川剧外，亦上演话剧，如记者张拾遗、陈竹影、马静沅、王怡菘、姚自若（姚复初）、谢越生等都参加过演出。记得成都快报编辑高思伯先生，曾与陈竹影、马静沅夫妇上演《上迎》一剧，竹影夫妇演房客，高思伯演房东太太。另外陈竹影与张望云演过《软体动物》。京剧有张拾遗演《南天关》，王怡菘与刘云霞（春熙舞台艺人）演《武家坡》，顾极一时之盛。
       7. 沙利文剧场：
       沙利文本系餐馆，但附设有剧场，供剧团租用。沈日中期，
       电影明星王献斋等人，辩护团该剧场演出《雷门》、《原野》和尤竞所编辑写汉好殿汝耕故事的《夜光杯》，由王微信饰殿汝耕之侍卫长，演得逗真，画止了汉好的丑恶嘴脸。
       8. 神魔剧团：
       这是国民党空军主办的剧团，团长万颖天，演出剧目有许炳烟（冒辟疆后裔）所编之《李香行》，由万颖天之夫人裴泽、阎金之夫人章曼萍及段凌等人演出，连演数十场亦座不衰。
       9. 中华剧艺社：
       这是由上海影人应云卫负责组织的，曾在春熙路三益公戏院公开演出，剧目为《桃花扇》，由电影明星秦怡主演。
       此外还有“兴华剧社”，旨在昌宜电影院演出王怡庵、周花颖合编的《温藻溪之夜》，“旅外剧社”由韩涛、李恩琪、王广良等组织演出；倪吟啸、周芷颖组织的“爱国剧团”为宣传抗日，拟演出由电影歌曲作者许如辉编写的《后羿》一剧，因欧几轰炸特甚，未能实现。伪军校由孙怒潮、黄侯等主持的“血花剧社”和太平街的“艺术剧社”等。也在开展演出活动。总之抗战后期，成都话剧团体急剧增加，显得十分活跃了。
       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于话剧事业，并不是赞助扶持其发展，相反而是以种种理由限制扼杀，因此，这些剧团，都在艰难中挣扎，溶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随着抗战胜利，成都话剧逐步走向萧条，解放前夕，幸存者已寥寥可数了。
       本稿承高思伯、李何宜两君供给丰富的素材，得以完成，特此致谢！
       （一九八一年八月来稿，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编辑组整理）
      
忆三十年代成都的话剧运动

       万淑贞
       三十年代，是我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最严重的时期，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就把我东三省视为它的“囊中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更明目张胆地确为己有。而反动当局却采取不抵抗主义，这就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在成都地区的广大青年和全国一样，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纷纷向当局请愿出兵东北，保卫我大好河山。一时各种形式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现将当时爱国主义运动之一的戏剧运动追述如下：
       一、成都“摩登剧社”创建与发展
       蓬勃发展的成都抗日文艺运动，最初在各个学校演出各种反帝反封建的小型话剧，如原成都大学一批学生听到上海戏剧运动的开展，激起了无比热情，相率筹仿和追赶，先后演出了田汉编写的《一致》、《南归》，翁池宽编写的《交归》，武者小路笃实的《一口里的一休和尚》等。
       当时中共对戏剧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戏剧艺术为革命服务，话剧面向工人和学生群众，坚持团结，反对关门主义，要求革命的戏剧工作者下决心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上海的南国社、摩登社等剧社在党的指导和影响下，政治态度即激进起来，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成立，参加的剧团有南国社、摩登社、辛酉社等。
       这时，成都已有“美化社”的剧团组织，是由“上海戏剧协社”的成员张拾遗、王怡庵、李仲谊、周晓帆等人组织起来的。他们曾在当时少城公园的通俗教育馆内，演出了《少奶奶的扇子》。李仲谊、周晓帆都扮演过少奶奶，演得很出色，受到好评。当然，在另外一方面也受到非议，因男扮女装，遂视为“女戏子”。这在封建势力浓厚的成都，也不足为奇。他们活动不久就被停止了。
       接着，陈明中《岳池人》从上海回来，他是上海南国剧社的成员、上海摩登剧社的创始人之一，又参加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他受托回成都组织摩登剧社，在陈明中的倡议下，一批成大学生及一些新闻界、文化界并一些业余剧社的人士积极参加，很快就创建起“成都摩登剧社”。其主要成员有：闵震东、王怡庵、李倩云（女）、苏次章、吴先忧、陈竹影（女）、马静沅、姜云丛、杨治非、张鹗、蔡震东、谢趣生、王曼琳（女）、万淑贞（女）、罗毅文（女）、张拾遗、张望云、陈仲年、吴学秀（女）、舒俊升、李仲谊、李岳、杨致文、肖宗英、肖崇素等三十余人。这个剧社由陈明中领导筹导演。其剧社同仁赞赏上海摩登社所提出的“青年戏剧工作者联合起来完成民众戏剧”的主张，并同意“民众是指大多数人，大多数当然包括广大受压迫的工农大众”的认识，所以剧社仍以“摩登”二字命名，也表示他和上海摩登社的联系和关系。
       一九三〇年夏秋，成都摩登剧社在本市青石桥街川北会馆举行第一次公演。所采用的剧目都是上海南国社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演过的田汉先生编写的《苏州夜话》、《南归》、《湖上悲剧》、《生之意志》、菊池宽的《父归》等。有时陈明中也参加演出，他在《父归》与《生之意志》中扮演父亲。
       《苏州夜话》以反对军阀内战为题材，通过画家刘叔康父女的偶遇，反映了军阀内战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提出要“复仇”就要诉之义战，即被压迫者阶级联合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战。《湖
       上悲剧》、《南归》是表现热爱光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探求真理路上不怕艰险，百折不挠的特点。
       特别要提到的，这次是男女大合演，对成都来说，还是破灭荒第一次，冲破了男扮女装的封建枷锁。开创了演剧的新风气。当时，男女界限很严。一般剧场、电影院的座位，都是男女有别，而这次不仅台上是男女合演，而且台下的观众也是男女混坐，这就轰动了整个蓉城，连演七、八天，场场客满，观众表示满意，舆论予以赞扬。接着到木市储才中学、华西大学、成都大学等轮流演出。又在陕西街礼拜堂演出了易卜生的《娜拉》及田汉先生编写的《第五号病室》、《火的跳舞》、《冥幽之死》、《梅落香》等剧，观众异常赞赏。其中《娜拉》一剧的主要内容是说妇女应冲破家庭束缚的牢笼，对成都妇女的解放运动，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
       在摩登剧社影响下，成都大学也组织了戏剧研究会，聘请了杜平艺专戏剧系毕业的匡直担任指导，并筹建了一个剧场，进行多次演出。演出上了上海“艺术剧社”的《炭坑夫》、《住居二楼的人》等剧目。邀请了摩登剧社的张骞等同志协助演出。但为时不久，即被当局查封了，还逮捕了一些演员投入监狱。在人民觉悟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压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强烈，在摩登剧社支持下，继续成立了“人间剧社”，此剧社是社会上的，上演过《娜拉》、《伪君子》等剧。
       一九二一年秋，摩登剧社应新都民众教育馆邀请，在桂湖露天广场公演了三天，每天昼夜两场。演出的剧目是《苏州夜话》、《南归》、《父归》等。在《苏州夜话》中的台词如“要不是战争，我一家人怎会被冲散？要不是贫穷，我妈怎么会嫁人？她又怎么会死……？以致女儿只能以卖花为生”。这些反常反封建反内战的思想内容，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影响很大。不久又到安县等地演出。由于《苏州夜话》、《湖上悲剧》、《强盗》等剧的思想内容是针对现实而进行斗争，颇受观众欢迎。当地的男
       女青年学生观看后，都表示要成立剧社进行演出，以促进群众的觉醒。
       “九·一八”事变以后，剧社又在春熙大舞台演出侯曜的《山河泊》，观众挤得水泄不通。整个剧场充满了爱国的热烈气氛，对被压迫阶级无比同情，对侵略者的日寇无比愤恨，很明显地表现在每个观众的脸上。《山河泊》写的是朝鲜被日寇灭亡后，日帝图残暴地追击、拆杀、抢劫、奸淫，尤所不为，目不忍睹的暴行，激起了朝鲜男女青年起来革命，对日寇进行反抗，是一出很好的爱国剧。上演的目的是通过剧情，唤起我中华儿女以朝鲜前车之覆，为我国后车之鉴，配合当时成都的救亡运动，以加强抗日斗争。这是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唱的对台戏，因而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
       正当上演时，城防司令部开来了七部车的武装士兵，在剧场大门口架设机关枪强迫停演。剧社社员们坚定地表示：我们演的是爱国剧，爱国无罪，如果要死就让他们杀吧！戏是无论如何要演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是我中华儿女从来就有的英雄气概，为国捐躯，死而无憾。问得他们理曲词穷，悄悄把汽车开走了。接着，反动当局采取了另一套镇压办法，利用成都当时的封建堡垒——“五老七贤”们提出控告：“兹有妄人陈明中等组织摩登剧社，提倡男女合演话剧，引诱哥儿舞女，不惜破坏善良风气，有伤风化，应予查封”。于是就强行把剧社查封了。被查封后，剧社同人又把名字改为“现代剧社”，坚持演出，并增加了杨琳、盛健琼、唐孟桓等同志，演员阵容还有所扩大。
       为了揭露和批判封建余孽，现代剧社还借成都报纸副刊，主编了几种戏剧周刊，一名“火花”，一名“风格”另外还自己印行了一种“现代戏剧月刊”。
       一九三二年，现代剧社又在陕西街礼拜堂演出田汉编写的《乱钟》、《第五号病室》等剧目，内容反映了人民对日寇及反动政府的愤恨。如《乱钟》的歌词有“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
       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歌词说明我东北物产丰富，枪弹充足，兵力不少，但由于不抵抗，恭恭敬敬地道出了北大营，使人民遭受蹂躏。还说明自东北沦陷后，人民自觉组织起来反抗日寇，鼓舞了无数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而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爱国志士。
       剧社同志体会到：之所以演出能感人，由于台词针对现实，说出人民想说的心里话，也由于演员深入角色，对人物性格、体会深刻，表演得形象、生动，所以感人很深。
       剧社的活动面愈来愈宽，影响越来越大。反动派当局怕得要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竟唆使土匪出身的小军阀石肇武将剧社领导人兼导演陈明中及演员马静沅非法逮捕，拖到支机石公园横加凌辱、毒打、几至丧命。这就迫使剧社社会陷于停顿。
       成都摩登剧社社交活动总计达三年之久，对成都的话剧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在演出风格上是继承南国社的活泼、富于激情的路子，纠正了当时“文明戏”的演剧风格。主要的实际经验是：在工作中，在演剧的内容上，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改革了社会上一些旧的不合理的习惯。真正做到了肖伯纳说的：“戏剧是宣传主义的地方”。因此，它在成都新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四川各地如新都、中坝、江油、安县等也有一定的影响，甚至在川东北也受到了“演新剧”的良好启发。追根溯源，它受到“左翼剧联”和上海“摩登剧社”领导的深远影响，至少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给四川话剧的启蒙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大同电影戏剧学校
       “大同电影戏剧学校”成立于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它附属于大同影片公司，在四川来说，称得上是诞生最早的电影公司与戏剧学校。它是民间自己筹办的，寿命虽短，但对成都以至全省新兴戏剧与电影艺术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
       这个学校一开办，就从上海特聘当时早已声影坛的著名导演和南国社的著名演员万籁天，来校作名誉董事兼导演。万籁天与陈明中同是南国社成员，万知道陈遭到封建军阀迫害后到安县教书去了，特去函邀陈回成都担任剧校的教务主任兼教员。万籁天既有能力，又勇于负责，他从影司到学校，从校长到教员，身兼数职，备极辛劳。他为了网罗人才，提高教学质量，还从大专院校中聘请了一些对戏剧有兴味有研究的知名人士，如成都大学的戏剧指导匡直、多次应邀上演话剧的华西高中教务主任吴先忱、在大专院校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并多次应邀上演话剧的刘震东等人。电影和戏剧共招收了学生数十名，他们多数都想当个演员，对认真钻研戏剧理论知识，不太感兴趣。因而学校把重点放在电影、戏剧的表演艺术与舞台实践，但也开了电影与戏剧艺术的概论及一般中外名著欣赏的课程。陈明中曾在成都民本体专任校董和教师。万籁天也为“民本”的戏剧爱好者们编写了一部剧本，即后来请田汉先生予以修改加工的《峨眉山下》，一时曾轰动上海，这是四川第一部土产电影，其中由田汉先生加工的场，还约了金焰参加助演。金焰为南国社著名演员，是当时的电影皇帝了，从而扩大了《峨眉山下》的影响。
       大同电影戏剧学校，有时也在校内小舞台演出独幕话剧，其剧目有南国社和上海摩登社常演的《最先与最后》等，左则牛的《到明天》和陈明中编的《星火》、《冷口前线》等。剧校学生吴雪（岳池人）曾担任《冷口前线》的主角副旅长，参加演出的还有他同班中的学生常定候（明真）、陈戈、郭衡秋（即高歌）、朱影樵等。他们离开大同电影戏剧学校以后，大都继续从事戏剧工作，对文化艺术有较大贡献。解放后，吴雪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文化部副部长，席明真曾任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郭衡秋曾任陕西省文化局局长，朱影樵曾在四川省川剧研究院工作。
       三、其它剧团
       抗战初期，自省外来演出的有“中国旅行剧团”、“西北电影公司”、“国立剧专剧团”、“中华剧艺社”等。其中以“中华剧艺社”的时间最久，它的阵容有：应云卫、陈白尘、贺孟斧、秦怡、苏慧、李琼、温席如、江明仪、路曦、洗群、方青（舞美）、刘沧浪、李天济、刘郁民等。曾演出剧目有：《草木皆兵》、《鸡乡草》、《桃花扇》、《戏剧春秋》、《结婚进行曲》、《大地回春》、《家》、《棠棣之花》、《岁寒图》、《孔雀胆》、《风雪夜归人》、《日出》、《雷雨》、《北京人》等。“国立剧专剧团”的阵容有：章派、杨村彬、许书田、刘露、耿震、沈扬、吕恩、龚叔平、施超、路曦等。演出的剧目：《清官外史》、《岳飞》、《文天祥》、《抄蜂山》等。
       一九三七年，“上海影人剧团”由渝来蓉。据陈白尘《影人入川记》说：该团系由蔡楚生在抗战期中建起的。其中主要成员有：陈白尘、沈浮、孟君谋、吴茵、白杨、杨露茜、燕琼、刘丽影等。
       继后，由著名剧作家、教授熊佛西（江西人）领导的“中国抗战剧团”，由长沙来成都。演出剧目有《后防》、《中华民族的子孙》、《一片爱国心》等。熊佛西于一九三八年在成都创办了“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培养了戏剧音乐人才约三百人。后改名“成都实验剧团”，租用东胜街沙利文礼堂（现市政协礼堂）作为对外演出场地。演出的剧目有：《国家至上》、《群魔乱舞》、《后防》、《一年间》（夏衍编剧）、《残雾》、《以身作则》、《日出》、《雷雨》、《原野》等。
       一九三八年春，陈白尘邀请“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入川。先到重庆公演，是年夏来成都和“成都剧社”合并，名称仍为“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员有：赵丹、顾而已、陶金、魏鹤龄、赵慧深、叶秀茜、章曼萍等。导演有：沈西龄、陈里庭、贺孟斧
       等。演出剧目有：章派作的《故乡》、阿翰笙作的《寒上风云》、《天国春秋》和《全民动员起来》（即黑字二十八）等。
       吴雪和朱影樵组织的“旅行剧团”从一九三八年旅行活动起直到解放以后，影响很大。
       （一九八四年九月来稿，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编辑组整理）
      
熊克武十年军政工作回忆录

       熊达成笔录整理
       一九七〇年五月，鲁迅熊克武住北京医院治病，我专程前往探望。他向我只述了他在四川军政工作中的主要经历和感想，要我整理成文。二哥深有感慨地说：“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一生经历谈不上个人荣辱得失，最关键的是识大局、顾大体，紧跟革命主流而不迷航向，就不容易了！我有幸追随孙中山先生和黄兴从事旧民主主义革命，剑及履及，百折不挠，出死入生，甘冒锋镝，卒能推翻封建王朝，缔造共和。而后又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启发教育，从事新民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我能够亲身得见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得到了彻底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欣慰和感奋的心情，是难以言语形容的！我的回忆录，主要是不忘革命的艰难和革命烈士的高风亮节，希望后来者得知这些情况以后，珍惜幸福的今天，努力创造光辉的明天，则固所愿也。”下面就是他的口述回忆。
       一九一一年十月我在上海筹集组军，作为协同各省革命军进攻南京、支援武昌革命政府作准备。十一月重庆蜀军政府成立，曾派张懋隆到上海购买枪械。其时四川同盟会党人云集上海，大家认为应当合起来搞，于是推任鸿隽为旅沪支部书记，黄金鳌为干事兼总务部长，陈一夔为财务部长，我为军务部长，积极筹备，组建蜀军。不久，南京攻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为陆军部长，为了支持我筹建蜀军作北伐部队的的一部分，黄兴拨给我十万元筹购军械，但为数太少。后由旅沪支部办
       李处直悉重庆驻沪商代表签字钧、贾应权二人保管有川汉铁路公司股款购买的兰格志股票一种，价值一江七十余万元（银元）。乃多方劝说童、贾二人将股票交出，由银行抵偿现款，购买军械。二人最初坚持不肯交出，后山党人黄祯祥手持枪到他们的家里，伪称他是黄兴大元帅的兄弟，强迫他们交出股票。其后即用这项股票作为抵押，向日本军火商购买了步枪、山炮及弹药一批，价值一十五万元，约定一年内以现款取回押品。日本军火商又提出要担保人才能成交。原江苏巡抚程德全（川籍）这时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长，我们找他出名担保，这笔军火买卖始行成交。
       军械问题解决后，跟即组织军队。旅沪支部根据黄兴推荐，选举我和彭家珍同为蜀军北阀军正副总司令，当前彭家珍同我商量，他认为北方在袁世凯统率下的军力很强，单靠我们组建的新军力量有限，不易取胜，想利用他在北军中的一些关系，秘密拉拢一批北军，以便届时响应，即使不能尽为我用，也可以瓦解敌人。我同意了他的意见，由他去北京活动，不忘他在刺杀良弼时牺牲，竟成永诀，使我失一臂助，至为痛心，当蜀军第一营在宜昌组建完成开到南京时，南北议和已有成功希望，北伐之议暂停。我向黄兴建议，将新组蜀军运回四川，作为蜀军政府基础，万一将来大局有变，可以四川作为我党战略基地，联络云、贵等西南各省，与袁世凯抗衡，黄兴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在上海将所购买的枪械和在南京的蜀军第一营官兵用轮船运到宜昌，该营士兵原是在宜昌吸收大批学生和建筑川汉铁路的青年工人，在驻宜候船期间，勘加操练，是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营长是向传义。蜀军乘木船入川，到万县时又将在已奉节、忠县一带招募的士兵组成第二营由邱延兼任营长，到重庆后组建第三营，由肖人龙任营长。这支队伍，除配备有新式枪械外，还自制了一批炸弹（相当于手榴弹）配发各连，兼之服装整肃，在当时算得是军容较盛的新军。在一九一二年三月底，全军到达重庆后，由蜀军政府编为蜀军第一师，我任师长，原军政府所属各部队也归我统
       率。
       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我得到黄兴的指示，他要我暂时在川平定各地匪祸，以后经营西藏。他说：南北议和的假统一局面维持不久，北方势大，目前难与抗衡，我们仍应以南方为基础。你在四川争取掌握一批武装力量，准备继续革命。四月二十五日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改称四川军政府，原重庆蜀军政府，改组为重庆镇抚府。重庆镇抚府原由夏之时任总长，后反辞职，由军阀长胡景伊继任总长，将我所辖蜀军第一所改编为川军第五师，我任师长兼重庆镇守使。胡景伊为巴县人，留日学军事，曾在广西任新军协统。广西起义后即奔职到上海，曾协助我筹组蜀军，我也想团结他，壮大我们的阵营，但他野心很大，想攫取领导权，为旅沪四川支部同志反对，故他又返回四川，与尹昌衡合作。
       我回川后，在军务方面有两件大事：一是西藏问题，一九一二年，正值达赖喇嘛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调动藏兵围攻驻藏汉军，叛乱日益扩大，川边告急，这是英帝国主义觊觎西藏、要西藏脱离我国的阴谋。在我由沪回川时，黄兴即嘱我回川后要准备平藏军事，其次是反正不久，四川各地土匪猖獗，要实行清剿，保持社会安定。这是我的职责所关，我均作了一定的规划，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最令我不安的是，四川政治情况，日趋复杂。成渝军政府虽已合并成立四川军政府，但成渝两地在政府组织和政见方面斗争激烈。这主要是北方政府在四川旧军人之间进行挑拨所致。我初回四川，重庆镇抚府推举我为第五镇镇长（即师长），别有用心的一批军官和政客就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拥兵自重，私蓄野心。因此我不愿就职，并于一九一二年五月十日致电四川军政府尹昌衡都督，请通电全川，杜绝谗谤，略云：“克武在外成军，发难于成渝两地尚未光复之日，百计经营，力排众议，初意原为保护桑梓，……。年来间关奔走，所为非私，此心闻于皎日。而恶耗频传，或谓克武树党纽兵，疑总一生，谤纷乱。当
       此满目疮痍之日，正苦民待亦乏秋，同心合作，犹恐不支，深心怀疑，势必两歧。外人得以乘虚，开择门之盛，分御外之力。一朝之祸偶成，千古之羞难洗？……望即通告全川，杜绝谗谤，庶免风鹤兴警，父老难安枕席，大局幸甚。”
       这时又有人说我与重庆镇抚府总长胡文澜（即胡景伊）有矛盾，有人说我结党营私，有了揭军北伐司令之名义，不肯屈就第五师师长之职，其实都不是事实。我在上海筹组蜀军时，胡文澜曾来协助工作，早有交情，他离开蜀军，并非与我有隙，乃旅沪支部党人不赞成他统军，我们才分手的。至于结党之论，这是我遵外、黄之瞩，要依靠原同盟会党员，对旧军官和旧官吏只能采取团结态度，旧军政人员对我有疑忌，自不待言。至于说我不肯屈就第五师长，则更不符合我当时平藏、剿匪的心愿。后来重庆各法团公举朱叔猷、梅也愚、董麟书等为代表来敦促我，董麟书对我说：“人有权利心、名誉心和责任心，对你来说，以总司令为骄傲镇长，实无权利和名誉可言，希望以善念桑梓的责任心为重勉就新职”。我想既然群众明白我的实情，也就同意了。这个期间，工作中最棘手的的问题就是清匪。因为光复之初，各地起义情况很复杂，由同盟会组织领导的起义，当然是主流方面，但有的地方，是由帮会首领和地方豪强领导的。起义的形式也不同，对于收缴清廷官吏大印，有的用说降方式，有的是官吏弃印逃走，有的是亲官夺印。当然推翻满清统治是主流，但也难免鱼龙混杂，有的夺取军械，占山为王，有的掠取库银，据为私有，有的帮会首领和土豪劣绅自恃有功，把持地方权利，以致匪绅勾结，糜烂地方。川东、川北匪患尤为突出。所以这时的军务就以清匪为主。如当时大竹、邻水、广安一带的土匪就很猖獗，我的第五师即曾派兵协同川北宣慰使张澜的部队进剿过大竹的李绍伊匪部，在大竹将李枪毙。刘伯承同志就是这个时候，分派到第五师来工作的，由于他文学基础好，又是蜀军政府弃目学堂高材生，一见面我就很器重他。
       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改组成为国民党，由孙中山任理事长。但四川国民党却出现了一些暗流，使共和党、进步党与四川旧军阀得以肆意逞志，为后来四川政局留下种种祸根。其中一股暗流就是所谓实业团（四川同盟会时遗留下来的一个小团体），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四川五次起义失败后，认为一切都要有经济力量才有办法，其指导思想遂由革命运动转到倾向于经济活动。实业团以谢持为首，还有朱之洪、卢锡卿、董庆伯、方琢章、徐堪……等。我对实业团的主张并不赞成，我认为满清虽然推翻，国事大局未定，如果以经济和功利为活动标准，自然的就不讲大是大非。事实说明，后来他们的许多做法，既造成了党内内订和分裂，也给旧军人勾结北洋军阀造成了可乘之机。不过他们中有些人也并不都是这样，如朱之洪，他虽是实业团成员，对同盟会的事业，始终是忠诚的，为人也是非常耿直的。至于有人说，四川国民党的内订是妥协、黄分裂的影响，这完全的是出于揣测和误会。孙、黄本人根本没有分裂。事实是陈英上在孙中山先生左右搞了一些小动作造成的误会。孙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时，要党员在入党志愿书上按手印，被一部分老同志（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时搞军事活动的老同志）所拒绝。因而也影响黄兴履行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入党手续。黄亲对我说，他虽未履行这项手续，但仍接受孙的领导，赴汤蹈火，闻命即赴。我当时就把黄的诚意向孙陈述，孙亦表示谅解。就我亲身经历所见，可以断言，孙、黄二人是始终无间的。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窃国跋法，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想要消灭国民党，实现以武力统一中国。孙中山、黄兴相继通电讨袁，八月四日，党人在重庆集会响应，成立四川讨袁军，推我为讨袁军总司令，杨庶堪为四川民政部长，分辖军、民两政。我军自重庆分两路进攻成都。而袁世凯调派川、滇、黔、秦四省的部队五万人迎击，我军当时不过三万人，虽在局部战役取得胜利，进逼
       泸州和资中，但因众寡悬殊，终遭失败。这次军事失败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胡文澜投靠了袁世凯，搞了里应外合。他的本性和野心，本来我们也是洞烛的，不过当时我们想利用他稳住北洋军，以赢得战略时间，不意适得其反耳。由于黔军黄毓成部入川围攻重庆，而我军留渝部队甚少，重庆很快就被他攻占，他们捕杀反袁党人，肆行株连抄没，我于军败后只好弃家离川去到日本。
       我到日本后先去神户，后到东京。因为当时中山先生在日本的行动受到日本政府的监视，他要我先去南洋活动，给了我一些没有公开暴露与我党关系的华侨接头秘信，故我去南洋活动，甚为顺利。一九一三年十月我和李烈钧、林虎、龚正鹏和川人余际唐等同志去南洋，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期间，我在新加坡活动，主要是用“中华水利促进社”的名义等募款项，准备继续革命。我得到国内消息，筹安会组织业已成立，袁世凯即将称帝，感到非常愤慨，一九一五年九月即携款回国。在香港遇到四川同志张午放，他说春中山先生命令回川康活动，我给了他三百元旅费。我在上海下船，与但懋辛和先期回国的余际唐会合。张冲同志来告我：“黄复生和张振英因伪钞案被上海巡捕房逮捕，据巡捕房中人透露，他们两个不可能同时保释，如果花一些钱打点，放一个人是可能的”。我当时拿出三千元，把黄复生保释出来，而后来张振英竟被处死。
       当时流落在上海的革命同志及家属人数颇多，生活困难（讨袁失败后，我的家属逃亡到云阳县山区中去，几乎遭到匪人的杀害），我找到一个巨商朋友贾隆德，托他照顾这些同志家属的生活，然后同但懋辛再返香港，和李根源、林虎、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会合，大家均主张分头活动；由林虎和钮永建到广西陆荣廷处活动，策动陆荣廷反袁，我们估计要陆荣廷发难是不可能的，只希望他到时候能通电表示响应，就算不错了。我同李根源、李烈钧、方声涛四人，则向云南富滇银行香港分行行行长张木欣借到大洋十万元作为活动费（由南洋筹得的款项归还）后，我和李
       烈钧等一行十余人即经由越南去云南活动，准备策动滇军起义。此时奉东京总部之命回川活动的同志纷纷抵港，除吕超及王维纲二人由长沙返川外，其余均随我赴滇，其中有卢师谛、彭远跃、杨必慎、唐燮光等十余人。一九一五年冬初我们到达昆明，见到了蔡松坡和唐继尧。他们已决定出兵讨袁，认为我回川策动川军响应，最为适当。蔡对我说：“你先分函四川同志，准备内应。你本人再在这里留下一，我们还要一齐商讨军事对策”。我就留在昆明与蔡筹划一切，但我的行踪仍未公开暴露（唐继尧亲自安排我在邓泰中的家里），三是要迷惑北方。在此期间我和蔡松坡、唐继尧商讨讨袁军事的时间很多，最后一次开会，是十二月十九日在五华山督军署。这次会议颇富有戏剧性。蔡松坡先把我请在会议室侧边一间书房里休息，不参加他们的会议。那个会议是由蔡主持的，到会的只有高级军官二三十人。开会时首先请大家即席签名，讨论和决定两件事：第一是出兵讨袁由蔡留守云南，由唐继尧带兵出征，或是唐留守、蔡出征的问题；第二是各路部队统率人选问题。会上有人提出说，不知四川熊克武已回国否？他们的打算又是什么？蔡松坡说：“孙中山先生已派熊克武回川活动，各方面联络已经成熟，熊本人已代表四川义军前来欢迎我们了！”便打开侧门，请我出来见面。到会将颇感到突然，起初忙了一下，后来就十分兴奋了。会上讨论的两个问题很快就通过。会议决定由蔡松坡统兵北伐，这就是云南起义的护国军。蔡请我作他的参谋长，我婉谢不就，但还是愿意随军参赞。因为当时云南军队中也有保守成分，这些人认为那时云南在西南各省举足轻重，在战与守、进与退、南与北、滇与川这些问题上，还想玩弄两面手法，他们认为把我拉进去，就势成一面倒，即倒向南方，倒向孙中山一边了，因而对我怀有戒心。我认为我参加到蔡的阵营，对川、滇联合不利，所以没有答应蔡的致请。
       我和但懋辛随护国军第一梯团（梯团长刘云峰）作为先头部队首先起行，进入川境后，使协同演军作战，同时向地方进行空
       传和联络，号召川省军民响应护国军的正义斗争。到达叙府后，我和吕超的部队会合，但是人马不多，只有刘华峰的一个营。这时我把精力全用在宣传、联络和参赞滇军工作上，而没有放手组织自己的军队，有来投奔我的，便向滇军推荐任职。
       滇军入川后，最初战事是比较顺利的，后来袁世凯派曹锟统筹了三个师来川抗拒滇军，沪纳战争，相继失利，战局成了僵持状态，所有部队都调到前线去了。我才向蔡松坡建议，由我出面组建军队，第一梯团最初认为没有必要，到此时也同意了。于是由蔡松坡向唐继尧电告，一九一六年一月委派我为四川招讨军司令，沿江各县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我很快就组建成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建军经过是这样：当我到达江安县时，原蜀军随营学校学员蔡时敏率该县警备队来归，我使在江安成立了护国军川军总司令部，于是原蜀军和第五师旧部如吕超、向育仁、俞培棣、王维纲等相继扩充部队，共约一师，协同滇军作战。其时刘伯承同志也在涪陵一带组成川东护国军，在反袁斗争中很好地配合了川南的战斗。直到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后，曹锟统率的北洋军和四川将军陈宦统帅的川军和北洋军冯玉祥、伍祥祯和李炳兰等都才被迫向护国军议和停战。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病亡后，护国战役结束。住在重庆的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在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后，曾由袁世凯委他为“重武将军”继陈宦督川，袁死后他仍以这个名义，派王陵基率领他的第一师部队，径自开赴成都，意欲接任川督。蔡松坡派左路军司令罗佩金率滇军自东路堵击，我军四川招讨军协助攻击隆昌一带，先后攻克内江、资中，最后在简阳一战，周骏、王陵基败走，蔡松坡才由泸州到成都，就住在黎元洪、段祺瑞主持下的北京政府委他的四川督军职务。蔡过简阳时，我和但懋辛出城欢迎，见面时十分亲切。他说：“这次我所经过的地方，民众都说你的部队军纪非常好！”接着说：“你的部队有一万人吗？你的任务很重，还要继续努力”。下午蔡来回访时说：“我已电请唐
       继尧委你为重庆镇守使，请早日到任。但为了便利工作，你还是兼统一师兵力，最好仍用第五师番号，你的旧部，散处川东的不少，召集比较容易”。我回答说：“现在军事结束了，我本拟面陈总司令解除职务，既然总司令认为我还可做一点事情，请派我到雷、马、屏、峨、川边地区搞点垦殖工作。重庆是一个商埠，对于练兵驻军均不合宜；镇守使这个职务是地方行政官长，对我来说，也不合适”。他说：“你的意见很好，但现在重庆这个烂摊子非你去收拾不可，想去的人很多，刘存厚就想到重庆，我是怕他去随便收容部队乱搞，反而不好。我想叫他到川边去，而让你到重庆收容旧部，维护地方治安。你的人员还太少，要有基干才行。现放处简阳一带第一师旧部，你能否出面收容，用以补充你的部队？”。我说：“不好，四川正式的陆军只有这一个师，这是原来的老川军，民国二年讨袁之役，我曾经和他们作过战，由我出面收容不便。最好另找一一个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去收容，比较好些。”蔡说：“谁较相宜呢？”我说：“我看周遭刚还可以”。在我极力推荐下，蔡也同意了。
       蔡到成都任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省长，因喉疾加剧，蒋离川就医。各军推我为代表，前往慰问，见面后，蔡颇感慨地说：“我以前不知四川这块土地如此富庶，自己多年奔波，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假如早来四川，还可以多做出点事情，可惜现在病疾严重，希望早日治愈四川和大家共事”。蔡又问我：“你的部队要多少时间才能整编起来？我看最快也要半年以上吧？”我说：“最多三个月可以整编出一个师来”。他拉着我的手，眼睛直视着我足足有一分多钟，连说：“好！好！好！”
       蔡松坡离川后，在成都的卢师缔和杨维两人都想任第四师师长，他们请托我向罗佩金进官推荐，所以我在成都就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九一六年八月才去重庆任职。刘存厚想去重庆没有达到目的，川边他又不肯去，心里很是不快，当中又受北方政府的挑拨，因此一九一七年四月就酿成刘、罗（暂署四川督军罗佩金）
       和七月刘、戴（署四川省长戴戡）在成都巷战，给成都市造成巨大的损失。北方政府派王人文为查办使，来川查办，四川人张佩年同行。王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虽然他对我成都战事内幕相当清楚，但却没有胆量和办法进行查办，坐困重庆。一九一七年端午节，我和川东道尹修翰青，中国银行特派员唐士行，商会会长温友松、汪云林等在王人文处宴会。谈到成都内战时，大家都要求王迅速解决。王人文说：“刘存厚不去，滇黔方面的气不会平。那么他走后谁来干呢？”大家还未来得及回答，他突然的面向我说：“镇守使，你来好不好？”我答：“不行，北京方面对我不放心，有顾虑；再说，旧川军对我也不是没有意见。此前在简阳时，蔡松坡要我收容第一师旧部，我也没有同意。当时我就推荐周道刚了。”王人文说：“周道刚拿到北方去，当然可以通过，但是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北方还是要考虑。好不好，推荐的也报上你出个名字。”我说：“不必了，你是查办使，职权所在，我们推荐周道刚，可以维持目前的川局，你根据这个意见发出的电报，在电文里也可以提到据了解熊某等也完全同意，你看这样行不行？”王表示可以这样办。这个情况当时周道刚是不知道的。
       我对当时的川滇黔军内讧，是不赞成的。我主张自行商盘解决，以免招引北军入川，所以我约同周道刚去内江与顾品珍洽谈，要顾和刘存厚的部队各自后撤，腾出一个缓冲地带。我们同日起行，等我到了距内江六十里的双凤驿时，得知周已折返承庆，因为北京已有电发表他为四川督军了。我只好折回重庆，未与顾商谈。我返重庆第二天，周就往督军，我因病来亲去道贺。有人竟以为我对周有意见，其实周的出任是由我推荐的。
       周就职后，采取的策略我是不同意的。他一方面拉拢旧的川军，对外又请北方政府彻底查办成都战祸。北京又派吴光新入川查办。吴是段祺瑞的红人，周虽表示欢迎，但听说他随带人员很多时，又不放心。他想联络旧川军，趁吴到来之前先和滇黔军打起战来，扩大事件，摆下一个烂摊子，使吴作难。周曾向我下一密
       令，要我调兵五营对滇黔军作战，我不赞成。他又要我和他一道去吴光新处娶吴出兵打滇黔军，吴说，运兵来不及，他手上只有两营人。结果滇黔军节节获胜逼近重庆，周、吴都溃退出走了，但要我维持地方治安。这件事局面通期的打算是失误的，他是想借查办为名，引北军入川，巩固自己的地位，我的想法是不给北军入川的借口，因此我与周的意见不合，周要求北京调我为川边镇守使，而把驻顺庆的第三师师长钟体道调来继任，因吴光新不同意，才又作罢。
       一九一七年段祺瑞、冯国璋倒行逆施，废除临时约法和原有国会。同年八月，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九月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云南省军唐继尧被选为副大元帅，宣告了护法军政府的成立和护法战争的开始。这个时期的时间更混乱了，既有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民主势力与北洋军阀反革命专制势力的斗争，又有各地方军阀之间与北洋军阀之间的斗争。在西南，唐继尧就想占领富庶的四川，独霸川、滇、黔，自作西南王的妄想。中山先生的派章太炎去云南，劝说唐继尧就任副大元帅职，并前来四川与我联系。我于八月以重庆镇守使的名义通电护法，并电广州军政府推荐唐继尧、刘显世为滇、黔、川靖国军正、副总司令，大敌当前，我不能不这样作，以利团结靖国。
       一九一八年一月九日我在重庆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职，次日，章太炎到重庆（辛亥革命时他被关在上海西牢，我代表同盟会营救他，并亲自接他出狱），面告孙大元帅的指示：“要争取唐继尧移往重庆，熊克武带兵东下武汉。”章太炎到重庆后，了解到四川的实际情况，电告孙大元帅说：“成都平定当不在远，川中人心多归熊镇守使，其军实也较前大有增加。川定后尚有余力东下。”十六日中山先生复电章太炎：“川中国人公推克武兄为川军总司令……则军政府应加委任。”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日，我军已超，喻培棣部在滇、黔军的配合下，由小川北攻占
       成都，刘存厚退出成都转入陕西汉中一带。一九一八年三月八日中山先生根据四川省参议会公推，发表我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四川省长。
       这个时期我最棘手的是对付唐继尧，虽经孙中山大元帅一再电促他就副大元帅之职，但他再三拖延不就，并一度以川滇黔清国联军总司令身份委派我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他的意思：第一是对广东军政府起分庭抗礼之势；第二是对四川待征服态度。他以我为督军，不过是暂时笼络川人的幌子，这一点大家都悬明白的，我当然只能是听孙中山大元帅的命令。但是当时滇黔军势大，川军又不够团结，我在策略上不能不从大局出发，同唐继尧虚与周旋。当时唐继尧就是要一意孤行独霸西南，至于北伐，参加护法战争，他根本没有那个决心。
       广州军政府成立不久，在岑春煊一人操纵下，于一九一八年四月，由非常国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的修正草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取销了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降为七总裁之一，于是孙中山愤而辞职，离开广州。唐继尧此时，竟通电拥戴黎元洪、冯国璋为正、副总统，主张以岑春煊为国务总理，唐继尧迟迟不就任广州军政府副大元帅的真面目，就完全暴露了，也就是说，他完全放弃了护法的立场，转向北方了。由于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广州军政府的实权掌握在岑春煊、陆荣廷等官僚派手中，从此护法运动，即归于夭折。
       我在四川督军任内主要的工作是：
       （一）结束了滇、黔、川军间的对立，初步完成了四川的统一局面。
       （二）组成了新的督军署，下设军需、军医、军法、军务四课和参谋、副官两处。此外新成立警卫团，由张冲（亚光）任团长，刘伯承任团副。
       （三）创办了四川讲武堂，培训军事人材，我自兼堂长。讲
       武堂设有：学员班——由部队保送现役军官学习，一年半毕业；学生班——招收中学毕业生入伍，学习两年；四川宪兵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入伍学习一年。
       （四）收回征收自贡盐税的权利。——自贡盐税收入是庚子赔款摊额的一个部份，盐税收入除拨作庚子赔款外，每年尚有一大笔余额，称为“盐余”，例须解缴中央财政部，但辛亥革命以后，即为四川截留，作为省的财政收入，护国之役，滇军入川，占据自流井，盐税余额，即为滇军独占，我任督军后，派曾宝森为代表向滇军顾品珍、赵又新交涉，将盐税余额由督军署提取，不再由滇军截扣，至于各军军费由督军署统一分发。
       （五）扩建了四川兵工厂，委原汉阳兵工厂老工人桑绪为厂长，自制步枪和迫击炮。
       （六）扩建了造币厂，制造银元，回收了以前各军滥发的军用银票和兑换券，整顿了混乱的币制，使广大人民减少丁损失。
       （七）在全川各地实行禁烟、禁赌和清乡，使社会秩序稳定下来。
       （八）田赋实行一年一征，不收苛捐杂税。
       以上一些措施，对川民的休养生息起了良好的作用。
       川军的编制增加为八个师：第一师但懋辛驻成都；第二师刘湘驻合川；第三师向传义驻德阳；第四师刘成勋驻新津；第五师吕超驻绵阳；第六师石青阳驻顺庆；第七师颜德基驻绥定；第八师陈洪范驻嘉定。此外余际唐的江防军驻重庆和下川东一带。滇军驻资、内、叙府，黔军驻涪陵一带。
       当我在四川督军任内初步经营得手时，新的矛盾出现了。一九一八年八月，唐继尧亲自到重庆召开川、滇、黔、豫、鄂五省联军会议，并提出要把四川各项税收（包括自贡盐税在内）和四川兵工厂纳入清国军总部掌握，以遂其大西南霸主的野心，此事为川人所拒绝，因此川、滇之间的矛盾又激化了。他们就开始搞“同盟倒船”；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这段时间，英帝国主义
       唆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再犯川边，他们先后攻占昌都及德格以西地区，直抵雅砻江，后来又攻占里塘。英帝国主义要挟北京反动政府，欲吞并我德格以西广大地区。我联合唐继尧、陈退龄（川边镇守使）和马骧（甘边宁海镇守使）等急电北京，表示反对，谓“全国人民反对出卖西藏和川边，不能继续交涉”，迫使中英谈判停顿下来。
       一九二〇年三月唐继尧发出电令，以靖国军总司令名义免去我靖国川军总司令职务，策动第五师师长吕超等叛变，唐继尧委吕超为靖国川军各军总司令，一时石膏阳、颜德基等也加入“倒熊”作战，会同唐继尧所派滇军，攻取成都。战争爆发初期，我军二混成旅刘伯承部在简阳、资阳一带击败滇军，迫其退到隆昌、泸州一带，后因黔军增援，重庆方面失利，吕超、石膏阳所部乘我攻打内江之际，进攻成都，使我部腹背受敌，被迫转移到潼川，后再转到阆中。这次战争，一般舆论都责备吕超背信弃义投靠唐继尧的“大西南”主义，实际上这是唐的割据思想在作祟，他认为我和吕超都是他棋盘上的“车、马”，可以由他摆布，不过我是在应付他，目的在阻止北军入川和培植革命力量，而吕超则是受蒙蔽而已。唐继尧为了牢牢控制四川，认为我对他不是真心拥护，只是虚假应付，所以当四川的军政逐渐走上正轨，川军内部团结逐渐加强的时候，他就不能容忍的了，他策动吕超倒我，也不过是想控制四川的一种手段罢了。
       我退到阆中时，一九一八年退出四川驻在汉中的刘存厚，也清醒过来了，派人来联络我，共同组织靖川军。当时川民对滇军的横行霸道，十分不满，“川人治川”的呼声很高，张澜先生主张最力，也可以说是当时的大势所趋吧！我军部队在与吕超等部和滇黔军作战中损失不大，势力还壮，加以民心所向，故我决定扩张军力，以图再举。我委但愚举为四川陆军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杨森为第九师师长，何光烈取代吕超为第五师师长；邓锡侯取代尚传义为第三师师长，并决定
       由刘湘任前敌总指挥，指挥各军，在刘存厚的配合下，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分三路向成都反攻，进击滇军。第二混成旅和第九师仰攻龙泉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靖川军占领成都，刘湘率领一、二军和江防军复攻下重庆，滇黔军被驱逐出川，吕超也随之下台。
       这次战争后，我心情很沉重，在川军方面我并不埋怨吕超倒我，而是埋怨他鲁莽行动，对革命犯了一次大错误。有了一个吕超将来还会有第二、第三个吕超！对滇军的胜利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胜利，只是挫败了他们的野心和骄气，对革命来说，还是内部对消了力量。故我打算不再任军政职务，离开了四川，去广州活动。因为那时中山先生出国，广州军政府也很混乱。我把此意电告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复信不同意，他认为我留川的作用比去广州为失。他说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地富民殷，既可稳住西南，牵制全局，还可以培植武装骨干力量，继续革命。所以我就遵嘱留下了，在成都设立“各军联合办事处”以协调各军，于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通电宣布辞去四川督军职务。
       一九二一年我率中山先生的指示，以“联省自治”为名，协调南方各省，对抗北洋政府。六月份我以考察湘南制宪的名义去长沙，与湖南督军赵恒惕洽商。其时正值鄂人反对北洋军阀王占元（湖北督军）之际，我乘机提出联军援鄂之议。我的意图是想在得手后，在武汉建立过渡性的联省自治政府，就可以占天时、地理、人和之利。赵恒惕最初是疑虑重重，经过多次说服，总算勉强同意了。八月川军以刘湘为四川援鄂军总指挥兼第一路总指挥，由长江北岸攻宜昌，以但懋辛为第二路总指挥，由长江南岸攻宜昌。这次战役中第二路的第一军以刘伯承指挥的第二混成旅为先头部队，在三峡三斗坪登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痛歼卢金山、赵荣华一个旅，直抵宜昌城对岸。后因吴佩孚增援，复受到英、美、日帝国主义的干涉，川军才不得不撤回。
       援鄂战争结束后，川军内部的矛盾又激化了。对北洋军阀来说，最方便的手法，就是收买对方内部的旧军官。因为当时推翻
       封建王朝为时不久，拉封建的同乡、同学、把兄弟关系的风气还十分浓厚。吴佩孚利用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勾结刘湘和杨森挑起战争，对但懋辛的第一军发起攻击，但很快被第一军击败了，一九二八年八月，杨森率残部退到川鄂边境。
       一九二三年三月，吴佩孚复指使杨森组织力量，以反熊、但为名，反攻四川，同时派北军王汝勤和刘荣华及黔军袁祖铭等部队支援。这时川中旧军人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也纷纷响应，吴佩孚协同北军和杨森、刘湘的军队向我一的、三两军进攻，他们先后攻占了成都和重庆。我集合第一军和川北边防军赖心辉部和第三军刘成勋部，于五月下旬再次夺回成都。
       一九二三年六月四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我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赖心辉为讨贼军前敌总指挥，故我军斗志很高，在隆昌一役，把杨森和袁祖铭的军队打得惨败，退守重庆。这时南北政府对峙局面比较明显。唐继尧看到形势对我有利，更重要的是，怡北军在四川立足，于他不利，于是他也于一九二三年八月派滇军第二军军长胡若愚率兵入川增援我军攻克重庆，杨森、袁祖铭退守万县。在这次战役中，贺龙的部队在川东战场上，抗拒杨（森）、卢（金山）也是立了功的。但是吴佩孚仍不甘心，转请曹锟委任刘湘为川康善后督办，任命袁祖铭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积极支持杨森，组织五路军队，再次反攻。计第一路邓锡侯，第二路刘湘，第三路卢金山，第四路陈国栋，第五路田颂尧。他们这次以第一军所驻的重点为进攻对象，而对赖心辉和刘成勋部队则采取秘密妥协办法，使我军内部失去协调。我亲到潼川督师，但未能挽回败局。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我电孙中山大元帅辞去讨贼军总司令职，在四川军事交赖心辉负负。
       我离开成都时，鼓励赖心辉要忍辱负重，保持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赖不无感慨地说：“我以前埋怨锦公任我不专，实则是我知公不深，现在我才真正了解你的鸿鹄之志啊！”我把第
       二混成旅的部份精锐部队交给了他，增强他的军力，为四川革命保留了一些势力。
       我率领一师喻培棣部、第六师余际唐部、第二混成旅余部、讨贼军第一师汤子模部、第八混成旅郑英部和后备军杨维部转入贵州，借遵义、湄潭两县督驻。
       一九二四年夏，孙中山大元帅又任命我为建国军川军总司令，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我即以借道北伐为名，派人与湖南督军赵怀谟谈判，借湖南常德一带驻军，并保证不干涉湘政，军费由湘政府筹垫。由于上次援鄂战争中我信守秘约，川军又作战英勇，纪律严明，故川、湘两军关系较好，同时赵恒惕很畏惧广西陆荣廷，也想拉我助势，故就同意了。一九二四年秋，我率部约三万人进驻湖南，总司令部设常德市。前四川讨贼军第三路旅长贺龙前来归队，我升委他为建国联军独立第一师师长；湘军蔡钰猷也率部来归，委他为建国联军湘军第七军军长，于是部队不断扩充。这时我就决意不再回川，在湖南整军经武，准备北伐了。
       自辛亥革命成功后，我在上海筹组蜀军，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回到重庆，担任川军第五师师长、重庆镇守使，直到一九二四年二月，辞去四川讨贼军总司令止，在四川军政界工作为时不过十年（其中一九一三年一一一九一五年第一次讨袁失败后，我在新加坡和昆明筹划讨袁工作，不在四川）。这个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非常混乱，表面看起来，是南方与北方的斗争，而实质是民主与封建的斗争，其中又夹杂着地方主义和派系斗争等等，情况就更复杂。我秉承孙中山和黄兴的旨意，始终把矛头对准北洋政府，不受他们威胁利诱，自信不负革命初衷，这是值得欣慰的。
       关于四川袍泽之间，我同他们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兵戎相见，这里没有个人恩怨可言。因为当时政局如此复杂，风云变化，朝夕莫测，在光复后短短十三年间，即连续出现袁世凯称
       帝，张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他们手法不同，其继承专制时代的思想则始终如一。此等反革命恶势力以北京为巢穴，而流毒于各省，四川受其影响，当然不能例外。有些人如吕超等囿于浅见，误中圈套；有的人如杨森则迷恋权势，误入歧途；甚至有些党人也法操不定，受其腐蚀，都是不足怪的。我同他们打交道，每因顾全大局，未免过于失之宽和，以致有些战端，未能防微杜渐于萌发阶段，终致酿成后来防区割据、长期混战，亦不无遗憾耳。
       我在四川十年，经历讨袁、护国、护法、清川、讨贼诸役，都是秉承中山先生直接命令，而一心以积蓄力量、准备北伐为鹄的，无独占四川、偷安一偶的打算，也无侵略邻省自肥的念头。然而时局动荡、兵事连延，盖大势所趋，诚非个人力所能左右者也。一九二四年我离川后，即少过问川事，盖亦有感于此耳。后中山先生去北京谈判南北统一，密函嘱我进军武昌待命，我即在湖南整军待发。不料中山先生竟在北京逝世，我力排众议，率兵去广州参加北伐，不意又受汪精卫、蒋介石的陷害，被囚禁虎门，从此即释去兵权，致力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工作，为反对将介石的独裁而进行斗争。
       (一九八二年八月来稿，
       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编辑组略加修改）
      
川军将领潘文华一生

       赵星洲
       潘文华是解放前四川重要军政人物之一，1949年12月参加彭县起义，解放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病殁。笔者曾在他部下任职多年，知道他的一生经历和重要事迹，特简述于后，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
       由学徒到将军
       潘文华号仲三，四川仁寿县人，生于一八八五年，父母务农，佃耕小量土地。潘幼时，曾就读私塾二、三年，因家里生活困难，乃到成都谋生，经人介绍到岳府街四和春中药铺当学徒。当时清朝派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全国拟共设新军三十六镇（每镇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师），四川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拟成立三个镇，但以军官、军上缺乏，川省除新办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培养军官外，又创办弁目队两个营，招收中学程度及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入队学习，为新建陆军培养上、中、下士。潘即放弃学徒一事，考入弁目队。毕业后由弁目队申送投考陆军军官速成学堂，亦被录取。当时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思潮和革命党人在各地起义，从事推翻清朝的一些壮烈行动，已传播到四川，对速成学生影响很大，甚至在校内出现了从事革命活动的秘密团体。炮兵科学生余成龙（内江人）与步兵科学生谢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后裔。太平天国失败后，其父避祸来川，依外家姓氏，改姓谢）约集了廿多个同学，用拜把形式作为掩护，暗中进行反满活动。参加结拜的弟兄有罗伟、李树勋、潘文华、潘泽举、范
       猛、傅常、陈竹溪、李挽澜、李卜、李雅村、杨栩、游泽浚、唐思润、向成杰、吴震、毛诗、杨建业、何天衢、周云伟、党侗、傅绍基、李尧云等。在兰渚序言中有“黄帘子孙，岂戴胡儿天子”等词句，这是明目张胆的反满行为。不幸序言底稿被人窃取，大家惊惶失措，喘喘不安。有人主张：同死无益，不如悄悄荡校，各自逃命去罢。潘文华坚持不跑，但又提不出救命的方法。正在紧张惊惧时刻，突然旗籍学生鹤龄持束帖，单独邀请他们弟兄甘会入宴餐。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有人说：如此情况，走亦不可能，不如前去，我想如鹤龄同学果有歹意，我等早已被捕，何待宴叙。大家于无可奈何中，只好硬着头皮，前往赴宴。鹤龄之父出面待客，并执出兰渚序言底稿向众说：“诸君皆有志之士，但此等重要文件关系着你们的身家性命，何儿戏如此？好在为小儿鹤龄拾得，不然，诸君贻矣！”言罢投诸于火。满天阴霾，一时散尽。众为之涕泪叫谢。鹤龄父当时任将军衙门协领，又系满人，能宽厚持平如此，宁非奇事？或以为，当时革命潮流弥漫全国，他以此示好，为子孙未来计耳。
       一九〇九年，川边巴塘发生变乱，清政府电派成都三十三协协统钟颖率军一协入藏戡乱，并进驻拉萨。入藏官伍多系四川陆军速成学校学生和教师，第一标第一营营长为陈庆。第二营营长为张葆初，第三营营长为陈修梅。潘文华随同入藏，任第二营张葆初部副排长。当时进藏的速成同学还有毛诗、唐式遵、马德洪、王贞杰、邓点云等二、三十人。潘在巴塘一带作战，卓著战功，生擒头人哈巴龙，以此得升任正排长，后又升任连长。辛亥革命成功，潘四川在第三师锤体道部任营长。一九一五年，潘升任团长，驻防巴中，广种雅片烟，抽烟税，收入甚丰。刘湘从陕南过境，钱粮两缺，潘以速成同学之雅，馈赠二万元，刘甚德之，后潘归刘，颇得刘的倚重信赖。一九二〇年，刘湘任四川陆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时，潘任该军第二旅旅长，一九二五年升任十一师师长，驻防宜宾。在四川军阀混战中，潘一直跟随刘湘，转战四
       川各地，几乎无役不与。刘、杨（杨森）下川东之战，刘湘继处重庆市、巴县、璧山，当时称刘湘为“爬壁虎”，而杨森除自己拥有几个师外，还联络李其相、罗泽洲、赖心辉等，一齐向“爬壁虎”进攻。刘湘处境极为困难。潘向刘说，击溃杨的主力，则李、罗不足惧矣。乃自请击长寿杨汉城（杨森侄子）部，苦战两昼夜，潘左臂负伤，也不下火线，仍奋身率部猛扑敌军，终于击溃杨汉城一师一旅，稳定军心，奠定了胜利基础。同时刘文辉令师长张清平驰援刘湘，并亲击赖心辉部。于是杨森部全面溃败之后，刘湘乃拥有川东二十余县。其后在二刘大战中，刘文辉以存亡关系，在荣、威投入大量主力部队，战火之猛烈，为川战历史上所仅有，刘湘已有招架不住之势，幸有潘文华坚守住老君台要地，从而稳定了全线阵脚，导致了二刘和谈。一九三四年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川、滇、黔边境一带，潘曾任刘湘部队的川南“剿共”总指挥，与红军几度接触，后在各山一战，被红军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一九二七年，刘湘投靠蒋介石，反对武汉政府，蒋任命刘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潘任该军第四师师长，旋改任教导师长，（在此以前，北京政府还曾给潘以植威将军的头衔）。
       任市长名利双收
       一九二八年起，潘文华又兼任重庆市长八年。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汇合处，是川、滇、黔门户，是这几省土特产品集散码头，是外省外国货物进入的总口子和转销站，交通便利，商贾辐辏，人口众多。我国在甲午战败以后，湘外人的请求，把重庆定为对外通商口岸，工商业务更趋活跃。但市区狭窄，房屋年久破溢，街区凌乱，市容不整，实不足以适应当时新形势的要求。潘有鉴及此，妥从事扩大市区的开辟工作，把通远门外及上清寺一带的乱坟荒地，积极开辟出来，作为新市区，开辟的新面积约等于旧市区一倍。并修建了七星岗、两路口、上清寺的大马路，重
       庆市容，始略具规模，为后来继续增建、扩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掘挖乱坟荒坡时，遭受市民激烈反对，漏并不以此气馁，一直坚持到底。但他个人也得了不少地皮，后来地价大涨，他的财富增加不少。他还倡导成立了重庆市商会，使商业行业有了组织，以乃弟潘昌献为商会会长。
       当时重庆市民的生活用水，全靠用人力挑运江水供应，坡陡路远，十分困难。如遇火灾，更苦无水施救。在历史上重庆曾遭几次大火，均损失惨重。因此市民对用水一事，伤透脑筋。潘文华乃倡议开办自来水厂，初采取官商合办形式，后官股退出，全归商办，成立重庆市自来水公司，以潘昌献任董事长，解决了市民生活用水及工业用水问题。但重庆市贫苦大众，靠挑水为生的，几及两万人，自来水公司成立，无异端了他们的饭碗，断绝了他们的生活，乃群起反对，集众向市府请愿。潘初则派秘书长石体元出来向群众解说，继则采取高压手段，由市府警卫队逮捕了十多人，并打伤二、三十人，群众改赴二十一军军部请愿。后经决定：自来水公司除在机关、工厂等设立专管供应处，市民用水在全市设立十多个放水站，由挑水工人在放水站自由挑传，离河岸较近地区，不设放水站，仍照旧习办理，始解决了这场风波。
       重庆市以工商业逐渐发达，需要电力较多，原有商办烛川电厂，规模不大，发电量极小，不仅工业无法用电，商业用电亦不能供应，更无法满足居民用电需要，潘乃令工务局局长傅友周（傅留学美国归来，学电气工程）改组烛川发电厂，成立重庆市电力公司，购置大型发电机，在大溪沟建厂发电，满足了重庆市工商及市民的需要，乃弟潘昌献则任电力公司常务董事。另外，潘还以二十一家武器增补的需要，在重庆建立较大的修械所和冶铁工业，这又为重庆的炼钢工业奠定了初步基础。
       甲午战后，日本提出把重庆开为商埠，并要求把重庆王家沱地区划为日租界。清政府腐败昏庸，无法抗拒，样样照办，因此
       几十年来王家沱成为重庆市的特殊区域。1928年，日本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全国风起云涌地展开了群众性的抗日运动，全国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抵制日货。重庆市除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外，群众还要求收回王家沱日租界，并到王家沱游行示威，情绪十分激昂。潘在群众请求下，乃派市府外事处负责人陶守诚多次向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并说现在群情愤怒，租界素为我政府军政力量所不逮，对安全方面，我政府恕不负责云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领事馆感到群众的压力，为保护日人生命财产，始允交还王家沱日租界，但须由市府作出保护日人生命财产的保证。这件事在当时来说，也可算收回了一点国家的权益，寄予了一点国耻。
       综上所述，潘在八午市长任内，或多或少替市民作了一点有益的事情。可是在这八当年中，潘利用政治上的权力，在公私不分的情况下，也奠定了他在重庆的经济基础，自来水公司资本二百万元，潘股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电力公司的股本潘也占到百分之三十几，这两大公司实际成为潘家的产业。他还把重庆市银行改为商办重庆银行，潘昌献任总经理，该行也逐渐变为潘氏独资经营的私家银行了，在抗战期中，蒋政权入川，潘氏兄弟更利用一些特殊政治关系，使他们经营的企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潘氏经济实力更为壮大，号称西南财阀，其资力已架于聚兴诚银行老板杨烂兰和金融巨头刘航琛之上了。
       出川抗战够勇归来
       一九三七年初，日本海陆空军大举入侵我国，全国人民愤慨填膺，一致主张奋起抗日，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全面抗战，决不妥协求和的主张，它的游击部队，早已在东北打击日寇，在全国舆论强烈要求之下，蒋政权不得不作出抗日的决定，四川各军将领，在中共和人民群众抗日爱国热情的推动下，亦纷纷请缨杀敌，出川抗战。蒋介石先是委任刘湘为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
       司令部设河南郑州，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第二纵队司令唐式遵，副司令潘文华。第一纵队由北路出川，第二纵队由夔巫东下。部队甫出动，旋奉蒋令，撤销第二路预备军栅号，改委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辖两个集团军：邓锡侯为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崧为副总司令兼四十一军军长，并辖四十五军，军长陈书农，四十一军，军长李家钰，统由邓锡侯率领仍取道北路出川。刘湘自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为唐式遵，下有两个军：二十一军，军长由唐式遵兼，辖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一四六师，师长刘兆黎，新编第七旅，旅长田钟毅。二十三军，军长为潘文华，辖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一四七师，师长杨启文，仍由夔巫东下。北路邓锡侯率领部队刚到西安，蒋介石即电令邓、孙二人将四十一军、四十五军调往山西省的奉阳、娘子关、介休一带，归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指挥，将四十七军调往长治等处，拨归卫立煌指挥。东路刘湘、潘文华部属郭勋祺师刚到河南新乡，又奉令改调江苏宜兴。其他后续部队到达武汉后，即奉令乘轮东下，开到宣城、广德、泗安，拨归第三战区顾祝同指挥。至此，刘湘第七战区所属部队，一在北，一在东南，一归阎锡山、卫立煌，一归顾祝同，刘则成为光杆司令长官，只好在南京“卧病”对抗作战壁上观了。潘文华所部一四四、一四七两师在广德、泗安遭遇日寇先头部队，经过奋力截击，将敌人全部击溃，获得初战胜利，缴获汽车二十多辆、机枪十多挺、追击炮十余门……。而唐式遵心存忌嫉，匿不报捷，后为国防部知道，特奖给两万元。日寇以先头部队遭到打击，乃集结重兵，用飞机掩护，装甲车前导，冲向泗安、广德，潘部奋勇堵击，战火激烈，师长饶国华殉国，郭勋祺负伤，杨启文失踪，官兵伤亡很大，部队受到严重损失。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政府西迁重庆，蒋介石在武汉设行营，指挥前线军书，当时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亦设武汉。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刘湘在武汉病逝后，蒋介石就裁
       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所辖部队亦大事调动，以广西之役归罪于潘文华，撤销他的二十三军军长职务。刘湘率领出川抗战的川军，至此已成支离破碎的局面，达到了蒋一贯企图消灭异己的目的。潘文华被撤职后，护送刘湘灵柩回川，结束了他出川抗战的一段历史。
       继续“南系”在川部队，重编军符
       刘湘刚死，蒋以为这是直接控制四川的机会，不能放过，迫不急待地发表他的亲信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消息传来，全川各方，群起反对，而反对最为激烈和有力的是刘湘的武德学友会。武德学友会是刘湘军队里的核心组织，控制着刘的军事实力，当时刘部将领如周成虎师长，系刘湘的妻舅，刘树成师长是刘的侄儿，还有师长彭光汉，五十六军军长郭昌明，师长陈兰亭，旅长严啸虎、李元宗、彭泽厚、宋时仙等，均系武德学友会重要骨干，统率着刘湘留在四川的七、八个师的部队。同时，四川省政府保安处所辖十六个保安团的团长、大队长，亦多系武德学友会成员。这支武装力量所处的位置，又是抗日的大后方，他们反对张群主川，在日寇当前，外患紧急的情势下，蒋介石不能用武力来压服，蒋不得不慎重对待这件事情。武德学友会过去由刘湘任会长。刘湘死后，领导无人，该会乃召集大会，推举继任会长，实际上就是要确定刘湘事业的继承人。当时王陵基、王绩绪均在成都，都想继承刘湘衣钵，争取当选为武德学友会会长。过去二王在峨山受训时，已与蒋有勾结，并已暗中加入了复兴社，蒋亦盼二王中任何人当选，便于控制四川。潘文华虽在成都，但在前线被蒋撤职处分，大伤颜面，情绪消沉，奉丧回川后，即杜门谢客，不问时事。二王私心窃喜，以为此次当选，有如坛子内捉鸟龟，手到擒拿。殊不知武德学友会召开大会时，首先由二十一家元老派倾体乾发言，大意说：雷公（指刘湘）死后，这个班子，需人领导，我个人意见，选一个平素甫公最相信者来继承他的事
       业，使他放心于地下，等语。话言甫毕，刘树成高呼：“推潘文华继续任本会会长”，全场鼓掌赞成。宋时仙继说：“潘作领导，是我们的愿望，如有人反对，定是川奸，我们当共去之”！在这种情况下，二王也只好面红耳赤地同他们的喽罗蔡君识等勉强附和，拍了几声巴巴掌，离开会场。
       蒋见刘部将领一致拥戴潘文华，不得不改变策略，对潘大事件笼络，当即发表潘为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由潘统辖的部队计有：五十六军，军长郭昌明，军司令部驻万县；一六四师，师长彭光汉，部队驻防成都，副师长严啸虎兼任成都布警各司令；一六三师，师长陈兰亭，驻防川东梁、开、达等县；新十七师，师长刘树成，驻防乐山、峨眉、邛崃、名山等县；新十八师，师长周成虎，驻防潼川、中江等县，独立旅，旅长朱果，驻防彭县、什邡、绵竹等县；潘清洲的警卫团，一部分守卫玉皇观二十八集团军总部，一部分驻东门外中和场、中兴场沿府河一带。蒋介石并调回在前线的邓锡侯任川康绥靖主任，以分割潘的权力。绥署班底全系刘湘旧部，如潘以副主任名义主持绥署事务，则邓可能作傀儡主任，造成邓潘的矛盾。但潘颇识大体，从不到绥署，仅将图章一方，交与绥署副主任办公室秘书刘艳清，照例会签而已。因此邓、潘相处无间，加强了地方力量的团结。此时对张群主川一事，武德学友会仍坚持反对，各县也纷纷响应，全川为之浮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收回成命，拟改任王绩绪为省主席，并示意潘给以支持。王亦亲自请潘在武德学友会面晤，进行疏通，并许潘的弟弟潘昌猷任四川省银行董事长，又允给三个专员及若干县长的名额，来安置刘湘旧部。潘在当时，已志得意满，不能得陇望蜀，再寄情于省政，况王义系刘湘旧部，乃为之各方疏通。蒋乃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发表王绩绪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死后争夺四川军政权力的场风波，至此始告平息。
       但是，蒋介石对四川仍有两种顾虑：一是怕邓、潘、刘（刘
       文辉）加强团结，壮大地方力量，使他难于控制；二是怕日寇沿袭过去共军徐向前入川故遣进入四川，动摇抗战后方，因此采用“一星管二”办法，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再发表潘文华为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绥署由国防部指定设于阆中，使潘与邓锡侯分驻两地，但仍兼川康绥靖副主任，以示优异；同时又以卸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为副主任，对潘起一些牵制监视作用。潘受命后，不得不离开成都，受将玉皇观街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改为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行署，留驻一部分人员，以便他随时回省与各方联系。潘到阆中后领到国防部发给的大巴山构筑防御工程费用二十万元，积极构筑防御工程，西起陇南的阳平关，经陇南地区到达湖北城口，派部队在各重要地区驻守，严防日寇侵入。当时还有巨匪王三春啸聚匪徒二、三千人，盘据川陕边境，抢劫行旅居民，经潘派五十六军一六三师梁国华，协同一五〇旅王家兴团及当地秦烈初保安团，联合兜剿；王匪不支，溃散陇南地区，已不足为患；潘以成区防务告一段落，乃称疾返蓉医院，即经常住在成都，与邓、刘往还仍密，蒋介石亦无可如何。
       围主川敌来威，蒋施小意笼络。
       王绩绪任省主席后，违背过去向潘作的保证，对肃系军政巨人，不仅不予照顾安排，还撤换了大批在职人员，尽量安插复兴社和CC份子。四川省银行董事长一职虽给了潘昌献，但以郭松年任省银行总经理，采行总经理制，董事长就形同虚设。同时王有蒋支持，气焰嚣张，在省府纪念周上，大骂地方军政领导，说他要抓大烟犯（指刘文辉），要抓登徒子（指潘文华），还要打击越在烟盘子上煽惑毛扇子的诸葛亮（指张斯可）……等。因此川中军政旧人对他愤恨万分，乃酿成了七师长灰电甄王事件。七师长中有潘部的彭光汉、陈兰亭、刘树成、周成甫，邓部的杨顺轩、陈静珊和刘部的刘元琮。七师长不过是在前台唱戏，后台导演当然是邓、潘、刘三人。他们已拟定王下台后拥潘出任省主
       席。当时抗战前方军事吃紧，需要后方有个安定局面，何况前线所需粮食供应，兵员补充，大半依靠四川。七师长皮王通电发出后，蒋介石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乃电召邓、潘、刘三巨头到渝，好言安抚，并说，王绩绪供职无状，定予撤换，但时局艰危，希望大家风雨同舟，共挽危局。并单独召见潘文华说：省主席一职，本拟借重你来担任，但以大巴山防务重要，关系国家安危，恐难兼顾。因此由我（蒋介石）暂兼省主席，一俟时局稍缓，此席仍留着给你，大巴山设防工程费，过去批准二十万元，为把工程搞好，今由国防部决定增拨十万元，回去后务将要隧道工程，从新予以检察。蒋介石一席话，使潘哭笑不得，只有唯唯称是而已。
       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设宴招待潘时，当面约为弟兄，送交兰谱，对潘加深笼络。从此，孔来成都必邀潘的弟弟吕献同来去，来时必住潘公馆，以示亲近。因此，潘昌献在渝，声价骤增，借此靠拢。孔宋财团，获得不少好处，也壮大了潘家的经济实力。例如潘的重庆自来水公司是公共事业，如须调整水价，必须呈报财政部同资源委员会核准，方能加价，公文往返，至快也要两三个月，当时法币已经大幅度贬值，如待核准后加价，已成明日黄花。而该公司呈请增加水价的呈文，由潘昌献亲自交孔祥熙后，孔即当面批交经办单位照办，时间至多不会超过一星期，重庆经常遭受轰炸，自来水公司必籍此诬报损失，请求政府补助，每有请求，孔必批给大量数字。又如因法币贬值，大宗交易多用支票，市面现钞缺乏，私家银行无法付现，营业额受影响，而潘的重庆银行则可向中央银行以每日交换余额，取得现钞。同时潘昌献又系四川省银行董事长，省行分支机构迭设四川各地，凡有重庆银行机构的地方，该地省行均大量给以同业浮存资金，使重庆银行营运赚钱。潘的崇德贸易公司跟在孔、宋财团后面，作了一些国际贸易，获利也很巨大。所有这些，都是蒋在经济上给潘的好处，显然，是故意用来笼络他的。其后在张岳军（张群）主川时期，蒋又以潘的部属石体元为财政厅长，陈怀先为省田粮管理处
       长，尹静夫为粮食部司长、次长，黄应乾任立法委员，潘昌献任立法委员后，仍保持省银行董事长达八年之久，潘的女婿史维也纳被任为四川矿业公司总经理……。所有这些，则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给潘文华的好处，蒋满以为在军、政、经济等方面都给了潘以极大利益，一定可以把潘收入藏中，听其驱使，以忠于刘湘者忠于他了。殊不知潘也看透了蒋对他实际并不信任，不能不对蒋保持警惕，转而与刘文辉、邓锡侯加强团结，以图自保，并与蒋暗中作对，使蒋对他最为顶心。
       团结刘、邓，与蒋作对。
       潘文华团结刘、邓，与蒋暗中作对的事，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1. 建筑康藏公路事件
       抗战以前，刘文辉曾几度参加反蒋活动，早为蒋介石所不满。抗战期中，国防部拟调刘军一师入出川，刘以防藏为辞，予以拒绝。同时又与进步人士接近，给蒋造成一些政治上的困难，并竭力拉拢邓、潘，联络滇龙（龙云）企图联合西南地方力量，与蒋政权对抗。在成都创办的“建设日报”系由邓、潘、刘三方出资，由邓派旅长周绍芝、刘派过去住南京代表邵石痴、潘派副官长夏奇峰同上校秘书赵星洲等共同组织，并以赵星洲任报社社长，统一言论，表示精诚合作。刘又拿出一笔钱组织俱乐部，一在前卫街谢秉钧公馆，一在宁夏街邵石痴公馆，借以加强三部中层人员的联系。而邓、潘、刘三人，则同邓鸣阶等随时聚会于桂王桥街魏敬叔处，以打“乱摆”为名，经常密聚。凡此种均为蒋所嫉视。一九三九年冬，刘文辉到重庆，蒋召见时说，日寇以全力西进，长沙可能有问题，我国国际交通线大受威胁，为未雨绸缪计，拟赶快建筑川藏公路，打通第二国际路线，经费一项，由中央负担。至于建筑工人，因川边和西康人口稀疏，不能雇用民工，拟用军工建筑，叫刘准备两个团，中央派三个团来，归刘
       指挥，共同建筑，在两年内完成。刘骧聆之下，无词反对，只好唯唯听命。第二日国防部派人与刘磋商细节，刘勉予应付，但对中央派兵来康，心存疑虑，因成都后商诸邓、潘，仓谓，此事决不能答应，就是蒋介石覆康咽川之计。因为川藏公路以康定为起点，修抵印度边境，长达四、五千里，高山峻岭，险滩恶水，何为胜数，工程浩大，难于川康公路十倍，岂两、三年可凑肤功，蒋宁不知之，知其难而敌为之，醉翁之意不在酒明矣。中央军以三团入康，挟其优势装备，再辅以政治力量，西康之势危矣。不仅危及西康，而四川亦陷于腹背受敌之势。现在必须设法拒止，方是上策。刘说：“蒋当面指示，我思想上毫无准备，以致无法推脱，现今之计应如何对付？”后经商定，由刘去电国防部，说西康全部军力加上保安部队，已有两万多人，筑路工程，已足胜任，勿劳中央军入康等语。同时顾虑蒋来硬的一手，不能不预作应付准备，刘乃返回西康布署，临去时，潘在夹江军火库提赠刘手提式机枪若干挺，追击炮若干门，冲锋枪若干支，子弹若干发，以充实刘的战斗力量。潘并密令宜宾、乐山的周晓岚师，邛崃、名山的刘树成师暗中警戒，支援西康。蒋介石的成都军校有官兵学生几千人，潘令彭光汉暗中监视。成都东北外围，由邓部杨骊轩师负责，与彭师内外策应。消息传出，谣言四起，一说中央军已过内江，一说军校学员全体武装，枕戈待旦。以致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蒋知道这些情况，对潘仇恨万分，但以前线烽火炽烈，不能让后院起火，只好勉为隐忍，于是电告刘文辉，说他对修筑康藏公路，能独任艰难，以分中央之劳，殊堪嘉誉。这段公案始告结束。
       2. 华西日报事件
       一九三五年一月刘湘统一四川后，蒋介石任命刘为川康绥靖主任，并兼任四川省主席，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刘不免志得意满。野心勃勃，企图进一步插手云贵，做个西南王，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为此他特别重视宣传工作，筹办了华西日报。以省政府
       秘书长邓汉祥为社长，省政府编译室主任王白为总编辑。这报纸的目的，要抬高刘的政治地位，同时要把四川地方利益，置于蒋所调的“全国利益”之上，这就不免与蒋中央发生一些矛盾，为蒋政权所不满。抗战军兴，刘湘病死汉口，蒋发表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后，遭到川人反对，而华西日报反张尤为激烈，使蒋大伤脑筋。王续绪继任四川省主席后，立即派他的亲信，成都警察局长唐毅兼任华西日报社长，但为刘湘的武德学友会所反对，彭光汉师长特派武装部队保护华西日报，使唐毅不能到职。当时武德学友会的负责人为潘文华，以此蒋对潘大为不满。同时，蒋在抗战期间，仍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政治，排除异己，打击民主力量。而华西日报，却站在民主立场，给蒋政权大唱反调，攻击独裁政治。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在重庆发刊后，人民极表欢迎，报纸运到成都，即抢购一空。蒋帮特务分子，见到这种情形，十分着急，乃在车站和邮局，实施严格检查，不让新华日报进入成都市，而华西日报则将自己所得新华日报（因报社被此有交换报）张贴在华兴街营业部及五世同堂街印刷厂门口，观者如堵，街道为之阻塞。特务分子对此莫可如何。由于华西日报在成都扛起民主大旗，在言论和消息报导中，竭力宣传民主，反对独裁，新华日报总编辑潘祥年来成都时，特别到华西日报拜访，给报社和同人以莫大鼓励。潘在这次访问中代表新华日报，与华西日报约为兄弟报纸，商定以后，华西日报所撰有关民主论文，重庆新华日报予以选登，而新华日报的言论消息，华西日报亦予以转载或改头换面予以刊出。凡此种种，都遭到蒋介石的忌恨。一九四五年三月，蒋介石电召潘文华到重庆接见他时，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朱家骅在座。蒋对潘说：“华西日报被异党利用，言论极其反动，影响人民思想，妨碍国家和平大计，你身为该报董事长，是有一定责任的。我们的意思把这个报停下来吧。”朱家骅也说：“这个报社内部，潜伏异党分子，从中捣乱，仲三兄（潘导）事忙，不暇深知，还是如委座所说，把他停下来好了，也免替人受过。”
       潘骧聆之下，几无词以对。乃说：“华西日报是刘甫澄创办的，我名为董事长，但实权操之武德学友会，俟我回去商请该会停刊或改组，再奉报中宣部。”蒋维说：“你是军人，何须负此闲名，你回去给他们讲清道理，最好是停下来，不然我给你派一个副社长来。”潘回到成都后，虽与报社有关人员几次商讨，未得结论，拖了两月，人们几已淡忘了，突然中宣部派魏绍增来任华西日报副社长，潘又向武德学友会实力派商谈，仍不得要领，潘只好称病婉拒，使魏绍增无法到职，悻悻返渝。事后张群愤怒地向财政厅长石体元（石系潘旧部）说：“潘仲三真糊涂！他到底要沙帽，还是要华西日报”？由此可见蒋以华西日报事对潘衔恨之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前夕，同盟国在旧金山召开成立联合国的首次大会，中国的代表团除国民党要员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参加。在会议进行中，美国有家报纸的言论说：“中国积极主张民主的潘文华将军，为什么没有代表参加呢？”由此，可见华西日报主张民主，不仅国内知道，国际间也很重视了。但这就更加遭到蒋之大忌。
       3. 蒋拟使杨森主席事件
       蒋对刘文辉始终不放心，总想把刘摆下来，但以邓、潘、刘拉得很紧，投鼠忌器，同时以修建康藏公路前车之鉴，不敢懈怠下手。他知杨森与潘文华是速成同学，又曾同棣刘湘部下，较有交谊，乃示意杨求潘支持，如得潘同意，中央即下令撤换刘文辉，以杨森为西康省主席。杨以此找潘昌献密谈说，此事如得令兄支持，中央对令兄当更信任，今后主持川政，舍令兄共谁？同时，事成之后，中央决开你任经济部次长等语。潘昌献即衔命到成都，告知乃兄。潘文华以事关重大，乃约集锺体乾、张斯可等商议。令谓杨柴做不驯，反复无常，如今其主席，则四川亦不能安抚矣。我们既支持刘于前（指修川藏公路事），何可撤台于后，现在邓、潘、刘一体，合作无间，蒋不能不有所顾虑，如从中打进楔子，则必遭各个击破。众议既定，乃由潘昌献返渝窥言
       谢杨。蒋以此虽更恨潘，但不得不打消去刘的想法，另发长杨为贵州省主席。
       支持民主，遭受打击。
       抗战期间，人民群众要求民主政治的愿望，与日俱增，而蒋介石则顽强抗拒，仍继续实行法西斯专政，排斥异己。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李公朴即因积极主张政治民主，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潘文华是站在支持民主这一边的，他与著名和平老人邵明叔、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十分接近。邵每到重庆开国民参政会和参加蒋介石开的政治协商会，必住在曾家岩潘公馆，四川省银行改选董事时，潘昌献并聘邵明叔为董事。邵、张二人在国民党参政会上发言，力争民主，享有很高声誉。但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嫉恨，暗中监视极严。张澜在成都主持闻一多、李公朴的追悼大会时，就遭受特务的殴打，并受到暗杀的威胁，情形极为险恶，蒋帮特务又在成渝两地，发动组织川汉铁路索债团，不头针对张澜，企图诬张以侵吞川汉铁路股款的罪名，将他公开逮捕。在此期间，潘对张极力保护，使特务不放下手。由于张澜的介绍，刘文辉、潘文华都秘密参加了民盟，成为民盟成员，但以刘、潘均系现役军人，恐影响他们的职位，在民盟组织内，未予公开（此事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所载刘文辉自述的文章）。华西日报内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潘亦力为掩护。潘先后到重庆，都曾与周恩来、王若飞见面，董必武来成都，潘亦两次与之接谈。这些行径说明他想靠拢共产党的心情是相当浓厚的。
       在川陕鄂边疆成立不久，蒋介石派潘的仁寿同乡、且与潘有瓜葛之亲的戴嵩翔来往参谋长，又派黄靖四期毕业、潘的仁寿同乡傅炳勋来往副参谋长，企图借他二人拉拢潘文华，并进一步在南素内部起些酵母作用，使之忠于蒋介石。戴、傅二人虽然用尽各种方法，为蒋工作，但效果很微，潘和一般市系旧人，都对他俩抱敌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以致七师长通电驱逐王缵绪这件重大事情，戴、傅二人事后始知，因之，他们感到处境极为尴尬，为
       时不久即相率离去。
       由于潘一贯反蒋的行径，使蒋怀恨在心，必欲去潘而后快。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未投降，蒋介石的势焰高涨，回到南京后，立即下令撤消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又下令裁撤潘清洲的巴山督齐司令部，对裁撤各单位人员，一律停发薪资予以追散。其来势之迅猛，可知其衔恨之深矣！至此潘仅保留五十六军军长及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头衔。同时，四川省银行改组，潘昌献的董事长也下台了。潘集团连遭打击，十分恐慌，乃使潘昌献找孔祥熙设法，并找湖南省主席程潜向蒋说话，希望给潘以合适的新职。程潜于清末曾在四川弃目队任教官，与潘有师生之谊，潘对于器械训练有独到之处，颇得程之青睐。潘在弃目队毕业后随钟颖入藏，亦系程的推荐。在抗战期中，程经常来重庆，潘氏兄弟对之均极礼遇，以此程竭力从中斡旋。兼之抗战胜利后陈诚来成都整编川康部队时，潘对整军方案极表赞助，陈以此亦对潘表示好感。于是蒋乃另下新令发表潘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令潘部队整编后，移驻西、秀、黔、彭及湘西边境。从此邓、潘、刘控制的川康形势，顿成土崩瓦解之势矣。
       “南系”、“潘系”、在驻内战中被害消灭
       川黔湘鄂边署设黔江，直辖部队有一六三师，师长陈兰亭，副师长李元宗；一六四师，师长彭焕章，副师长潘清洲；新十七师，师长刘树成；新二十五师，师长李根固，另还有特务团、汽车大队等组织。边署副主任何佛芳，系由国防部直接派来，傅原任沅陵剿匪总指挥，领军一部份人员并入边署。重庆行辕第二处处长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派范龙骥为边署少将政治部主任，他也带来一部份政工人员。因此边署的情况，趋于复杂化。同时潘系内部，也有新旧之分。在潘任川陕鄂边署主任时，其长子潘清洲，由陆大华业回来，初任特务团团长，后升巴山警备司令，在绥署独树一帜，团结一部份年龄较轻的军政人员，其中包括他的陆
       大毕业同学张诚义、张一为，曾任旅长的宋时仙，上校秘书赵星洲，中校秘书蒋式衍，曾在广西任过专员的郭载民，团长何蔼，电务处长宋子丰等，称为川陕鄂边疆军的少壮派。迫川黔湘鄂边署成立时，郭载民、杨续云、张诚文、潘清洲等又称为新少壮派，其他一些师旅团长，不属这一派的，均为旧派，新旧之间不免有些矛盾。
       川黔湘鄂边署设黔江，受国防部直接领导。后重庆行辕成立，以黔江属四川范围，故又受重庆行辕节制。边署所辖地区有四川酉阳专区，贵州铜仁专区，湖南芷江、沅陵、永顺三个专区，湖北恩施专区。边署任务，为安谌地方，清剿土匪。在川黔湘交界地区，匪徒滋聚，匪匪有彭金镛、瞿白垞两股，各拥有人枪千余，为患最烈。边署乃决意清剿，投入部队七、八千人，四面堵截，击毙匪首彭金镛，活捉瞿匪老婆和儿子，瞿匪率余众逃入湖南境内，被程潜收编。不久得国防部指令，说“共匪”李人林、王定烈、田子方股，有窜扰湘西趋势，要边署集中兵力，予以扑灭。电达后，潘集众商议，傅仲芳、薄骏昌、范龙骧等均主张出击，而潘以为共军行踪不明，主张严阵以待，以逸代劳，不需廉费劳师。后得情报李、王、田等已越江北去。但范龙骧等仍然有介事似地在辖区清查户口，阻拦行人，并以“共特”罪名逮捕寿山中学校长刘兆丰，龙潭中学女教师谢若英等十余人，闹得群众惊惧，各县骚然。潘以逮捕的所谓“共特”，均无确凿证据，经当地机关法团证明，均次第予以保释，颇为范等不满。
       一九四七年秋，国防部第二次整编军队，规定军编为师，师编为旅，一个师压缩一个团，只留两个团。潘奉令后考虑整编的人事安排，与郭载明、杨续云秘密研究，决定将所属五十六军编为五十六师，以潘清洲为师长，杨续云为副师长；一六四师师长彭光汉适返成都，拟将该师编为一六四旅，以郭载明为旅长，推荐彭光汉为芷江区警备司令；一六三师师长陈兰亭，拟推荐为边
       署副主任，将该师改编为一六三旅，以冉良臣任旅长，新十七师师长刘树成也在成都，该师改编为十七旅，以徐正刚为旅长。这个方案拟定后，由潘文华借同郭载民携去南京，从事活动，国防部如拟照准，并改调潘为川鄂边区绥靖主任，绥署设宜昌，限期移防，惟对请任彭光汉为芷江警备司令一职，则未照准，改调彭为重庆行辕少将附员。这样一来，就惹起了一场巨大风波。
       在未送这场大风波前，我得简单介绍潘清洲、郭载民同杨续云与甫系的历史关系。潘清洲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时，潘文华给以警卫营营长一职，后又保送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二十八集团军及川陕鄂边区绥署特务团团长，后又任巴山警备司令，均随潘文华左右，与所谓“甫系”关系十分淡漠。至于郭载民其人，据说曾在桂系工作，抗战期中以仁寿同乡关系，投奔潘文华，潘给以少将附员。此人诸于世故，深懂处世哲学，竭力靠拢潘清洲，不久即深得老潘的信任，但他对“甫系”更是毫无关系，“甫系”旧人认为郭不过是潘的私人而已。杨续云在“甫系”中的历史虽然较久，但他从陆大毕业后，多在军事学校任教，对于“甫系”上层将领，缺少联系，更无亲切关系。基于这些历史因素，这次整编的人事安排，在“甫系”旧人看来，等于“沣系”灭亡，潘系上台，于是就兴起了一场喧闹。
       “甫系”旧人多在成都，适刘树成、彭光汉也返蓉就区，人事变动的消息传来，群情汹然。彭光汉更是暴跳如雷，大叫潘文华忘恩负义，背叛甫公，并鼓动刘湘夫人刘周书同儿子刘性英出面，约集在蓉刘湘旧部百余人开会，对潘大张挞伐，并到南门外刘湘墓园哭墓。一时间骂声一片，哭声一片，刘周书哭得在坟前打滚，大演其“哭祖庙”的闹剧，闹得满城风雨，成都大街小巷，传为笑谈。事后，他们并推刘树成、彭光汉亲到黔江兴问罪之师，刘树成到渝即电约潘文华来渝会谈。彭光汉则绕道去黔江，发出“清君侧”的代电，攻击郭载民与杨续云，并打击他的一六四师及一部份旧有部队，摆成阵式，准备战斗，作为“兵
       谏”。国防部得到汇报，马上下令撤销五十六师番号（这等于撤销潘清洲、杨续云正副师长职务），所有一六四旅、一六三旅、新十七旅直接隶属边疆，旋又调一六四旅旅长郭载民为武汉行辕少将阶员。因此彭光汉的气焰更为嚣张，定要潘赶走杨续云和郭载明，潘文华处此情况，认为“新情虽厚、旧恩难忘”，只好请郭、杨两位离开边疆了。
       边疆移到宜昌时，国防部调潘清洲赴石家庄，任罗冈戎整编军少将副军长，杨续云调为孝陵卫将官总队少将队员。不久又调一六三旅冉良臣归河南张钧兵团指挥，一六四旅由刘仕钧率领赴襄樊归康泽指挥，新十七旅开赴武汉行辕由白崇禧指挥。至此，潘文华因所有部队，均被东调西调，支解无奈，已成为边疆光杆主任了。潘心中不快，兼又患病，遂返渝就医。蒋介石迎来一个斩草除根办法，调潘为重庆行辕副主任，以孙震继任宜昌绥署主任。到了此时，所谓“甫系”、“潘系”，均已被蒋消灭，连残痕也没有了。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将政权已成上崩瓦解之势，局势纷乱，各军头目各寻出路，潘清洲趁机到洪湖、宜昌搜集边疆旧部，凑成一个师，番号编为二三五师，潘自任师长，以何寄任副师长，由龚平开回四川。一九四九年冬，解放军向重庆进军，潘文华由渝返蓉，在中共和人民解放军的动员号召下，在党的地下组织的联络、策纷、帮助下，决心响应起义，走光明大道。他将旧部、四川省保安八团吴忠国和保安十一团张豫波，交给地下党指挥，并电嘱回川的潘清洲师在南京起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潘本人亦随同邓锡侯、刘文辉在彭县发出通电起义。一九五〇年一月潘文华被人民政府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十月病故于成都，享年六十五岁。
       笔者曾在潘部工作多年，并与潘有戚谊，但以年事已高，记忆力差，数十年往事的回忆，漏误之处，在所难免，盼读者予以补正。
       (一九八三年七月来稿，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编辑组略加修改)
      
我参加川滇黔军阀成都巷战见闻

       黄 爵 高
       一九一七年，我在川军第二师刘存厚部的骑兵团十连担任排长，部队驻防成都。是年四月，爆发川军刘存厚与滇军罗佩金的巷战，仅隔两个多月又爆发川军刘存厚与黔军戴载的巷战，两次战祸，给成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是高龄老人们所熟知的。现仅就我当时参加战斗的亲身经历和一些见闻回忆追述，以供参考。
       一、川滇黔军矛盾的发展
       四川反袁护国战役，是在护国军总司令蔡锷领导下，由右翼总司令戴戡（黔军）、左翼总司令罗佩金（滇军）、四川招讨军总司令熊克武（川军第五师），同四川护国军总司令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钟体道（川军第三师）及各地民军，共同战斗取得胜利的。护国胜利后，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戴戡为四川军务会办。蔡锷权委刘存厚以第一军长的名义。不久，蔡锷喉疾复发，离川赴日就医，遂电请北洋政府任命罗佩金兼代四川督军，戴戡为四川省长。
       护国战役既结束，而滇、黔军，并未撤回，全部留在四川。成都驻滇军顾品珍师、黔军熊其勋旅及川军二师刘存厚部。滇军部队一部住归皇城，其余分驻东较场及庆云街原官弁小学、小关庙等处，老东门、新东门守卫则由滇军接任；川军驻西、北较场，老南门、老西门及北门守卫任务由其担任；黔军独立旅长熊其勋率所部驻外东兵工厂及其附近，一小部驻旧督院衙门，未担
       负守卫城门的任务。此时罗佩金的督署在旧皇城，藏藏的省长公署在旧督院衙门，刘存厚的师部在北较场。成都军政首脑成了“一国三公”，势成鼎足，驻扎的军队也成川滇黔三军共处的局面。初期，滇黔军与川军尚能相容，稍久，罗佩金认为他是全川军事最高长官，以统治者自居，随之滇军的官兵也就狂妄骄横起来，视川人为被征服者，任意滋事扰民，情况就发生“变化。
       罗佩金任督军后，首先在成都设立卫戍司令部，委滇军师长顾品珍为卫戍司令，控制生杀的大权。卫戍部的官兵，愈益随尚气扬，每天派出巡查队在各条街巡查三次。我记得当时滇军巡查队神气得很，先头一兵双手捧一令箭前行，令箭约一尺多长，前头用油布罩着呈箭头形，油布上用朱红写个“令”字，后面跟两个字执短军棍的士兵，然后才是一队排成两行荷枪实弹的步兵，耀武扬威地簇拥着排令箭的兵士前进。凡川军官兵遇着巡查队，必须向令箭行最敬军礼。巡查队对站岗警察更加苛刻，常借行礼不禁，抓下岗警台责以军棍，有时还要拳打脚踢，无人敢于过问。以致值勤警上不敢上街执行任务，见巡查队来即远远溜去。川军官兵为了少招惹麻烦，出街闲游时多换便衣，凡穿军服者决不去滇军范围。巡查队对小商小贩及一般居民也不例外，如果撞道让得稍迟，动辄辱骂殴打，令人望而生畏。甚至滇军士兵，常在街面估吃霸煞，惹事生非，警察看不惯前往制止，也遭毒打，因而滇军与四川军民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
       罗佩金继则攫取警察权力，任用滇军老将雷飏（时若）接任成都警察厅长稽祖佑的职务，改警察厅长为军事警察总监（雷曾任滇军梯团长，故一般人不称总监，均称雷梯团长）。雷飏为扩充武装实力，在四川兵工厂领得厂造步枪千余支，成立军事警察总队，委任郑耀琼为总队长，余志维为副总队长，总队人员除由各警察局少数警士为基础外，另在成都招募闲散军官士兵来充实，只成立了一队，因局势变化停止招募。尽管警察总监是滇军
       将领，但是警官和警士都是川人，仍然免不掉遭受滇军的歧视。
       滇黔军的装备本来很差，滇军部队中有杂色枪，能有好射程的就是清末在外国购买的洋抬枪，且多已陈旧。罗佩金以督军的权力控制着兵工厂，将滇军武器全部换为四川兵工厂造的枪。黔军武器更差，到四川时，士兵中还有持刀矛者，入城以后，沾了罗督军的光，也换上四川兵工厂造的枪。这样，滇黔军的武器全部都由四川供给了，他们的粮饷还要叫川人民长期负担，更激起川中人士普遍的不满。
       滇黔军的服制和川军不同，其军幅图为红色，军官用红缎、士兵用红布镶成，成都人民不称滇黔军，却称为“红边边”。川军为一律灰色，人民称为“灰边边”。他们初到成都时，人民对“红边边”怀有崇敬和感谢之情，久而久之，滇军的作风，给成都人民印象太坏，“红边边”就再不受欢迎了。
       上述这些都是凡是使川滇黔军矛盾发展的一些因素，还不是爆发巷战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罗佩金假装军之名，达到强滇弱川的目的，川军为了自保而起来反抗，才点燃战火的。当时川军是五个师，一师周道刚、二师刘存厚、三师钟体道、四师陈泽藩、五师熊克武；滇军两个师，六师顾品珍、七师赵又新，黔军一个独立旅熊其勋。因为罗佩金把滇黔军列为国军，川军列为地方军，这已很不公允。罗又抛出裁军方案，将川军五个师缩编为三师一旅，而滇军表面上缩编为一师一旅，实则已先由两个梯团扩充为两个师再行缩编，这就叫明减暗增。因此川军五师长不服，联名通电以“强滇弱川，编避不公”为由，反对罗佩金不公正的裁军。一时成都上空乌云密布，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了。
       二、刘、罗巷战
       一九一七年春，罗佩金炮制的裁军会议后，因川军五师长联名通电，反对其强滇弱川的裁军方案。罗认为川军四师师长陈泽
       需（原是滇军旧部）背叛了他，决定先以武力解决四师，即令西四师驻松茂的一个团到成都。四月十三日罗突然召见陈泽常将其扣留，并发表该师旅长卢师涵为师长。四月十五日又令从松茂调回的全团官兵到东较场集合，听候罗督军训话，全团官兵到达后，就叫士兵架枪，官长入营房内休息。滇军早有准备，出其不意以武力收缴了全团枪弹，将官长扣留，士兵剥去上、下段遂用东较场。
       当时气温不高，被逐出川军士兵多无内衣，赤膊穿一条短裤，饥寒交迫，流窜街头，成群结队在总府街、提督街、盐市口、皇城坝一带，四处抓锅魁、抢饭吃，社会秩序顿时混乱，一部份商贩立即闭户关门。川军部队利用这个机会，派出人员接近这批赤膊士兵，向他们低声耳语，叫去穿衣吃饭，短时间内街头上一就不见他们的踪迹了。
       当天下午五时左右，从北较场东辕门（通文殊院街之门）出来两队似兵非兵装束的队伍，这些人完全赤膊，头部和身上裹着黄白纸钱（封建时代，人民有沉冤告官，官不受理，背起黄白纸钱向菩萨诉冤），手执短刀，如疯如狂，向东方开去，大有誓不生还之概。队伍中还有赤手空拳者，就沿街向屠案借屠刀，向居民借柴刀。他们一直向庆云东街原官奔小学所驻的滇军冲去，先砍死卫兵直冲入内。营内滇军措手不及，武器被夺走，官兵被砍死不少。接着这批裹纸钱的士兵，又向小关庙滇军驻地冲去，那里的滇军见状，慌忙翻墙逃走，被夺走的武器甚多。
       当时，滇军在白云寺街城墙上的警戒部队，立即开枪掩护小关庙逃出的部队，川军在东珠市巷城墙上的警戒部队也开枪还击。附近居民见是川军打“红边边”，一齐高声喊叫助威，冲杀声、呐喊声夹杂着枪声，甚是惊天动地。滇军见市民支持川军，对川人更加仇恨。在赤手兵后而还跟有一队川军，沿路向天鸣枪示威。成都东北城门一带完全处于战争状态，两军各在其区域内派出大批警戒部队，把街沿石条和街面石板用来筑成防御工事，完
       金融绝交通。
       川滇两军骤然发生冲突，行人多被阻隔，次日被阻于滇军区域内者要求归去，被阻于外者要求进入，滇军不分清红皂白均认为是可疑之人，一律挡入东较场内。由于滇军对川人支持川军攻打他们，积恨难消，以后竟将这些无辜行人分批带上城墙，强迫跪在城墙垛缺口上，用梭镖（长矛）从背心刺去扑倒于城墙下。滇军对警察也极仇恨，新东门（武城门）探访员（警官）二人及警卫十余人全被杀死，附近区域的警察，很少幸免，东较场城外猛追湾一带积尸累累，其残忍凶恶令人发指。事后据红十字会掩埋队报告，滇军在东较场一带刺杀川人达一千二百名以上。
       成都各界人士对滇军惨杀无辜川人的野蛮行为，无不切齿痛恨，即组成请愿团到北较场向川军二师长刘存厚申诉，坚决要求拯救省民，讨伐滇军。刘存厚本欲驱逐滇军，既得省民请求，迅即出有名义。于是四片十八日傍晚，川军与滇军在笆笆巷警戒线相互开枪射击，爆发了巷战。滇军不支，溃退皇城。黔军首脑戴戡以军务会办身份出面调停，调解无效，戴戡宣布中立，以东大街、总府街、督院街一带为中立区，双方不得在此区域内作战，他就坐山观虎斗，稳坐督院衙门。
       刘存厚决心大战，调集大量步兵入城，并调二师炮兵二团团长赖心辉率大炮三尊入城，位置于西较场城墙上，以大炮掩护部队进攻皇城滇军。
       滇军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督军罗佩金、参谋长韩凤樑在皇城内明远楼，召开会议商讨对策，适于此时川军发起进攻。第一炮打中明远楼，打断楼栅三根。罗立即把会议地点迁往至公堂，第二炮又打中至公堂（按当时火炮射击技能，不可能如此精确。笔者认为，明远楼、至公堂比一般房屋高，目标突出，不过侥幸射中。但赖大炮（心辉）因而扬名，声望全川）。在大炮威力下，罗佩金确已胆寒，更因戴戡袖手旁观，滇军势孤，决心撤出成都。仍由戴戡出面斡旋，滇军始于四月廿四日由新东门撤退，川
       军并未追击。这巷战共七昼夜，即告结束。
       三、刘、戴巷战
       滇军撤出成都后，戴敬受北洋政府任命代理四川督军。于是戴一人掌握了督军、省长、会办三顿大印，将黔军全部调入城内，委派旅长熊其勋为成都卫戍司令，接管滇军原驻老东门、新东门的守卫任务。刘存厚的川军拒不撤出成都，部队仍驻西北两较场，担负西北门的守卫任务。因此黔川两军又时有摩擦，逐步发展成为严重的对立局势。在各自区域内派出督成都队盘查行人，一条街的两头，川黔军各设警戒，由黔军一端去者，受川军检查，由川军一端去者，受黔军检查，人民不堪其扰。
       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勋拥薄仪复辟，发表刘存厚为四川巡抚。戴熊、熊其勋认为刘存厚附近有据，声讨有词，七月五日即发动进攻。当天下午五点左右，玉带桥口黔军部队向下罗锅巷的川军部队开枪进攻，东珠市巷的川军部队与白云寺街城墙上的警戒部队同时放枪，全城枪声大作，成都第二次巷战就爆发了。
       川黔军双方激战时，黔军不支，立即将东较场、官弁小学等处部队，撤入旧皇城，新、老东门的城防部队亦撤走，戴熊由督院衙门迁住皇城内。刘存厚认为戴戴据皇城固守，必然是等待滇军来援，如果滇黔军里应外合，战火扩大，难于收拾，决心在滇军未到前将黔军歼灭于旧皇城内。
       刘存厚除以一部兵力位置于龙泉山脉一线，阻止滇军来援外，集中主力部队围攻皇城，仍采用攻击滇军办法，将炮兵阵地位置于西较场城墙上，部队进攻开始，大炮连发廿余炮弹均落于皇城内。黔军非常沉着，视若无事，究竟有多少伤亡，无从查知。川军见大炮完全显示不出攻击滇军那样的威力，乃将炮兵阵地迁在皇城坝三桥桥面上，用三门大炮向皇城三道门射击，预计可将城门炸开，但因不是平射炮，炮弹全落在皇城内“为国求贤”牌坊附近。炮兵又向皇城城墙发射，又超过了旧皇城，有一炮弹
       落在东通顺街，死伤居民二十多人，甚至有的炮弹落丁北门外者。当时川军炮兵射击技能由此可知。
       川军见炮击无效，又采用敢死队趴城的办法，悬赏五十元募敢死队员二百人，选定在大、小红土地庙街一带趴城。当敢死队用长梯上趴时，后面继以步兵。殊黔军异常沉着，对趴城者既不阻止，也不放松，等敢死队趴至城垛缺口露头时，即向其头部一棱镞（黔军用的长矛）刺倒于城下，因之敢死队死亡过半，不能生效，才停止趴城。
       在川军围攻皇城几天后，黔军因援兵不到，粮食缺乏，不得已冒险突围，大部队伍从皇城三洞一齐冲击，其势甚猛。但川军早在东西御街及三桥以下至红照壁一带，均筑有坚固工事。黔军冲至，无法突出，在川军猛烈大力射击下，伤亡惨重，被迫退入皇城，撤退时将皇城坝一带回民食物抢光，并三处放火，因两军在战斗中无人施救，任其延烧，皇城坝变成了火墩坝。
       川军为了攻破皇城，拟用地雷爆破城墙。当即向民间征用一付最大的柏木棺材，将兵工厂的爆炸药装入棺材内，加上铁箍，预定用电线作导火线，地点选定在大红土地庙街大树拐，从御河底（已干枯）挖一隧道入皇城城墙脚内，由川军二师工兵营担任这一任务。骑兵团田颂尧团长所部第十连，担任大、小红土地庙两街警戒任务。笔者当时任第十连的排长，专负大树拐掩护工兵作业的责任。隧道限三日三夜完成，结果两夜就完成了。原拟从上翔街经虹桥亭将地雷运入御河，因棺材太大，运输的士兵又多，易为城墙上的黔军发现，为避免无谓牺牲，改从上西城街三义巷（今体育场前门）运入御河，并将三义巷民房折通（原系死巷不通）。又派步兵一营作敢死队，集结在山西馆街（今古中市街），准备于地雷爆炸时，立即从三义巷直冲入皇城内。一切布置就绪后，决定次日五点钟由启明屯灯公司工人用电线引火。我连于引火前撤至鼓楼洞街。不料电线引火不燃，才改由兵工厂工人用引线（旧法用棉纸裹火药）引火。到九时左右地雷才爆炸，震动万之
       巨大，为始料所不及，我在鼓楼洞街亦站立不稳，炸开皇城城墙约三丈多长，后闻震飞的砖石有落至外东兵工厂附近者，地雷之威力可想而知。
       爆破后，败死营立即冲上去，仅先头一个排冲入，全被黔军刺死，爆破口全被阻断，后队不能冲入。皆因黔军早发现有地雷，内面已有准备。地雷虽未成功，但威力已震惊了黔军全体官兵，更因粮食断绝，军心动摇。此时川军二师师部悉出赏格，用白布布作横幅，一幅以特大字写出，尘擒戴载者奖洋五万元，献头者奖洋贰万五千元，另一幅写生擒熊其助者奖洋拾万元，献头者奖洋五万元。这些横幅赏格，遍布于城内各大街街口上。
       次日。黔军在东御河边城墙上插起白旗，表示投降。川军按照军中惯例，即停止放枪。黔军二人身插白尖角旗，从城上用绳坠下，川军守兵将投降使者送往北较场师部。使者声称，不是来降，而是请求自动撤出成都。经刘师长考虑决定，允许他们的请求，但必须从南门撤走（当时无新南门）。使者称，南门是死门，东门才是生门，要求出东门。刘师长拒绝他们的要求，使者无法，只得承认从南门撤出，并定于当天下午五点钟开始撤退。
       川军认为是真心撤退，将南门守城部队撤至南较场及中莲池城墙上警戒，以防黔军撤退时扰乱，南门附近几条街口，未加戒备，殊黔军别具用心，先派一部分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撤出皇城，其余仍集结在皇城内，准备先头占领南门后，从皇城杀出。黔军先头部队到达南门，立即冲上城墙，分向南较场、中莲池两边城墙上之川军猛烈进攻。这次战斗是川黔军队殊死斗争的高峰，火力已完全失效，使用刀矛砍杀，血战一场，双方死伤惨重。川军不断增援，黔军饥饿，不能鏖战，被迫退回皇城，途中，从南门起到红照壁七处放火，烧毁民房颇多。川军将黔军逼进皇城，才开始救火。
       川军包围皇城达十二天，决心将黔军困死城内。黔军又在东御河沿街城墙上竖起白旗，川军停止射击后，黔军又从城头缝下
       使者三人，仍请求撤退。刘师长认为上次黔军诡诈，断然拒绝。使者再三恳求，准其邀请贵州旅省同乡会负责人及贵州旅眷的知名人士，向师长担保作证，并交出三印。经贵州这些人调停后，刘师长始允准黔军撤退，限十时撤退完毕，并提出三个条件：
       1、指定路线出南门，经倒桑树、石羊场、秦皇寺到仁寿，未过秦皇寺中途不能停留。
       2、沿途不准劫掠烧杀和向人民索取食物。
       3、限次日午前五时开始撤退，十时撤退完结。
       川军及时派出部队沿途择要戒备。黔军撤退时，戴殿同高级官员都夹杂在队伍中步行，全军辎重行李尽弃于皇城内，仅带有一部份硬银元和中国银行兑换券，以备途中使用。黔军饥疲太甚，行动迟缓，到达秦皇寺时已下午四点左右，无力再往前进。
       秦皇寺前面有一座小山，要向仁寿前进，必须经过此山。因条件规定黔军：“不超过秦皇寺不能停留”，戴殿当派一个营前往占领此山。朱川军早在此山预伏部队，将黔军先遣营全部解除武装。戴、熊急欲冲过此山，用重炎迭敢死队，正在组队发奖款时，未应募的上兵一拥上前抓现金，顿时秩序大乱，川军乘此机会从山上冲下，双方混战一场。戴殿在混战中被击毙，黔军官兵完全丧失战斗力，一部缴械投诚，一部弃械逃走，旅长熊其勋是死于混战中，或是乘间逃走，当时无从清查。
       继后站闯，在秦皇寺混战时，黔军逃走的官兵不少，川军在通往川东川南大小道路上，没检查哨盘查行人。川军二师五团某连在简阳贾家场，曾查获两名可疑盐贩子，因盐贩标记是挑盐的扁担比一般扁担长，扁担头上绑有缆条编成长约尺余的小竹篓，竹篓内装本钱、叶烟、火柴等物，独这两个盐贩的竹篓内，各有硬银元二百元，认为可能是黔军的军官，经送至团部（兵工厂）后，团长认出确是黔军旅长熊其勋和他的参谋长，当向刘师长请示，刘命令就地枪决。
       黔军撤出成都后，我排奉命担任皇城坝至三桥一段清理战场
       任务，清查黔军遗弃的枪弹辎重，发现皇城一带遍地尸体累累，臭气刺鼻，使人不敢呼吸，尤其是三桥的桥洞下和两岸边积尸更多，我认为这些尸体必是黔军第一次突围受伤死亡者，因伤重不能随队退入皇城，而死于路边桥下，其状至惨。
       半月后，川军二师刘存厚师长率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在北较场悬挂“四川督军署”横匾，就督军职。
       《一九七八年来稿，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编辑组整理》
      
补充·质疑·订正

       刘（湘）、邓（汉祥）关系浅谈
       陈雁肇
       二十年代以前，刘湘幕府中知名人物，有杜少棠、李公度、陈学池、张必果、甘绩镛、嵇祖佑及刘航琛等辈。但到后来刘湘统一四川兼任省主席时，却找出一个为人少知的邓汉祥来作省政府的秘书长，并把省府事务完全交托邓汉祥处理，这是一股人始料所不及的。他是什么来历，也是一股人猜测不透的。
       《成都市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上，载有《冯玉祥派我劝说刘湘参加抗战之经过》一文，文中（62、64页）提到邓汉祥，是这样写的：
       刘湘生前派了……约十人监视邓汉祥……我曾问刘……邓鸣阶（汉祥）是你的省府秘书长，你还在重用他，古人云用人不疑，你为什么要监视他？刘答：“我不是用人而疑，而是疑而用之。”……他本来是由张辉介绍给刘文辉的，他见我的力量比刘文辉大，表示愿意为我效力。他怕刘文辉不满，又把他的姨（？）侄女嫁给刘元厚（刘文辉之子）。……他自称能为我联系杨畅卿，可是必有相当身份。我认为有道理，所以用他作省府秘书长，托他送了一笔厚礼，也得到了杨的一些帮助。”……
       就此看来，邓汉祥原来是刘文辉那边的人，以后才倒向刘湘这边来的，恐刘文辉不满，邓又把他的姨侄女嫁作刘文辉的儿媳，刘湘用他，为的是联系杨永泰（畅卿）。话是听到刘湘亲口说的，谁还能再怀疑什么！不过个人与邓汉祥相处较久，回忆往昔见闻，觉与上面所叙颇有殊异，受本多蓄并存之义，略记其
       概，借供史家参考。
       邓汉祥是贵州盘县人。1915年初，隋随袁世凯死党陈宦（二庵）来到成都，任将军署中将副官长。后又随陈一道离川。1924至1926年间，任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1925年杨森欲以武力统一四川，刘湘一面与贵州军阀袁祖铭组成反杨联军，一面请托邓汉祥向段祺瑞进言，得被发表为四川军务督办（刘文辉为帮办）。事后刘湘拟对邓有酬报，邓婉词却谢，由是刘湘对邓颇有好感。段祺瑞不久垮台，邓汉祥暂栖天津。1928年夏邓回贵州，路经重庆，刘湘即欲挽邓相助。邓因此行别有使命，许以期满异日。此时贵州正值周西成当权，周见邓归来，聘之为高等顾问，言听计从，备加优礼。1929年暑季，龙云亲率滇军进攻贵州，周西成驰赴前线督师，邓汉祥代行省政。不意周西成竟告阵亡，滇军长驱直入，贵阳危在旦夕。邓汉祥看到局势已无可为，只得星夜逃奔重庆，从此便与刘湘结了解之缘。
       刘湘知邓汉祥仓卒就道，囊中空乏，首先便命人送去现款五千元。及至见面，刘湘第一句话就是“这下你该娶给我帮忙了”然后才说“我请你当参谋长”。邓汉祥心中衡量，自己与刘湘的军队素无历史渊源，担负此职实不相宜，又自事在国民党中央及南北各地尚不乏人事关系，因表示愿为刘湘出使四方，充折冲樽俎之任。于是刘湘遂以邓汉祥为驻京沪代表。
       自1929至1934的七年间，邓汉祥奔走在外，凭其过去与何应钦、张群、杨永泰的交情，一切关节都可通过，刘湘凡有付托，无不如意以偿，不用说刘湘对他的信任感是与日俱增的了。尤其是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及汪精卫在北平开府时，刘湘举棋策定。邓汉祥衔命去沈阳揽底，因邓前曾数赴东北，早与张学良熟识，故张对邓未深避讳，皆以已决心倾向蒋介石。蒋必胜，冯、阎必失败看来已成定局，邓即急电刘湘万勿轻动，并望速行转告刘文辉。刘湘初未露反蒋痕迹，至是便在文电上大做拥蒋文章。而刘文辉在冯、阎倾复前夕，反领衔发出三军长（刘文辉、邓锡
       侯、田颂尧）反蒋的急电，这可以说是太不识时务了。
       邓汉祥何以不将此一消息径电刘文辉而要刘湘转告，因为他不是刘文辉的代表。刘湘又何以不即通知刘文辉，因为他两叔侄已伤和气，有谗看刘文辉跳岩。那时刘湘的高级幕僚如钟体乾、杜少棠、嵇祖佑等，都主张二刘合作。邓汉祥亦常视二刘为一体，偶不免与刘文辉一通声气，不过是政客手法广拉关系而已。其于刘湘，则是耿耿忠诚，无间始终。在邓驻沪期中，一次刘文辉电嘱吴晋航（刘文辉的驻沪代表）馈邓金一万元，吴晋航如命送去，邓初未接受，并将此情报通知刘湘。旋接到刘湘复示，说是朋友所赠，受之又有何妨，邓始将此款收下。邓汉祥同刘湘是什么关系，同刘文辉又是什么关系，从上述两事中，亦足辨其端倪。
       尤令人难解的是，刘湘在1938年1月即已病逝（说前面那些话的时间，必然还要早些），而邓汉祥的内侄女嫁作刘文辉的儿媳，是1948年，亦即刘湘死了十年以后的事，刘湘生前何能预知！无庸讳言，刘湘死后十年里，在川康各个军阀中，邓汉祥和刘文辉往来最密，但结为姻雅，却是偶然的遇合。据闻有次刘文辉夫妇在邓汉祥家吃饭，刘文辉的夫人杨蕴光看到了邓汉祥的内侄女，心下十分喜欢，想到自己儿子刘元彦年已弱冠尚未成家，便打算说此女为媳。随即向邓家求亲，当然一拍即成。邓汉祥要依赖刘文辉，刘文辉要利用邓汉祥，这庄婚事说有政治作用，固相近似；若谓邓汉祥怕刘文辉不满而把内侄女嫁给刘元彦，那就是事实相去太远了。应当看到刘湘这个人确不简单，他要人摸不透他的底里，因人设言，胡乱应付，实不足为怪。不过这件事过于离奇，不知道究是从何说起的。
       至于刘湘重用邓汉祥是为了联络杨永泰（字畅卿）之说，如果属实，当1935年冬杨永泰已失宠信、调任湖北省主席时，邓汉祥被利用的价值即已消逝，即使刘湘留情不好马上掉脸，追至1936年杨永泰遇刺身死，也得舍弃之如敝屣，或谓刘湘气量恢宏，大胆能容，那么到了出川抗战之日，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省主席
       一职再交由邓汉祥代行了。然而实际情况是邓不仅始终代刘主持省政，当刘湘定大计决大疑时，邓汉祥无不参预，且还多所献替。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川康整军等等事件中，邓汉祥为刘湘谋划奔走，确是尽心竭力、为助实多。所幸托邓送杨永泰一笔厚礼，怎样送的，局外人当难得知，不过常听邓汉祥谈，为刘湘内外效劳八、九年，仅一次张群的大夫人在上海做六十大寿时，刘湘曾汇款参千元，嘱代购办礼品致送，对其他权要有无馈赠，既未经手，亦无所闻。还听邓谈到（大意）：刘湘亟谋响应两广事变，未及举兵，陈济棠便已垮台，当即下令停止行动。但刘湘暗中调兵遣将的情况，蒋介石早已完全侦知，刘恐蒋回过头来收拾他，心中甚为惶急，因叫邓汉祥去庐山见蒋介石摸底。邓知任务艰巨，便先去武汉找杨永泰。杨永泰对邓说，过去因你来找我，故我对刘湘常加维护，别人便散布谣言，说我杨某接受了刘湘的贿赂六十万元，真是天晓得！现在四川的事，我实受甚能助。邓汉祥所谈是否足信，未敢臆断，但视为侧面史料，似无不可。
       最后附带谈谈《冯玉祥派我劝说刘湘参加抗战之经过》文中（63页）的有关刘湘之死的几句记载，它是这样写的：
       “……我怀疑刘湘是蒋介石谋害死的。刘死的那天上午，我还去看过他，他的病很有起色，毫无死症。……”这恐怕是记忆有误吧。因为刘湘从南京转移到汉口万闾医院就医后，病况确有好转，但到了1938年1月14日左右，病势忽又加重，自此一日不如一日，以至水米不进，人渐昏迷，动脉萎缩，最后连输血都输不进去，可谓群医束手，终于1月21日离开人世。实与以上叙述出入太大了。至于谋害之说，社会！流言颇多，个人未得其情，故不复置词。
       (1984年10月21日来稿)
      
别具一格的“新世界茶厅”

       白 茶 洗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登载陈茂昭同志写的《成都的茶馆》一文，对成都市的茶馆沿革和各方面的情况记载颇详，只是漏列了别具一格的“新世界茶厅”，我以亲历其事，写成此文，作一小小的补充。
       “新世界茶厅”，座落在总府街智育电影院对面，即今红旗剧场对门。是我同徐健初（钟表业公会主席）、刘言如（眼镜业）、梅光阁（粮食业）、杨象离（陶瓷业）五人合资组成经营的。
       一九四二年，租得王绩绪的所谓老丈母“金蝴蝶”的地皮，自己设计，建成一大敞厅，作为卖闲茶和书场相结合的茶馆。由于家俱精良（茶碗是在江西景德镇定烧的“三件头”），坐位舒适（桌椅是木制矮型），服务周到（有孵麻子和年青的小陈当堂馆，态度和蔼，随叫随到，深得雇客赞扬），书场别致（汇集扬琴、竹琴、大鼓、双簧、相声各曲艺节目在市场中演出），那时，成都市的茶馆中，还没有这样形式的书场。有了水好、茶好、坐位好、地处闹市的优越条件，访来一些过茶瘾吃闲茶的雇客，如各餐馆老板每天在此聚会，以及春熙路总府街附近一批茶客每天必来。到了书场时间（每天午、晚两场）就停止卖闲茶，专卖书茶。在书场演出时间，除了全厅坐无虚席外，还挤满了“听战国”（不出钱买茶的、即站起听），尤其是晚上，大有水泄不通之势，生意十分兴隆。
       当时，成都市的曲艺书场，都是“单打一”，即唱扬琴的只有扬琴，唱竹琴的只有竹琴，如竹琴琴斗贾树三（贾瞎子）在
       东城根街“锦春茶社”叫专场，扬琴圣手李德才（德雄二）在沟头巷侧“协记茶社”唱专场，买一碗书茶，只能听到一种曲艺。而我们就把贾树三的竹琴、李德才、郭敬之（称挖，唱老生）的扬琴，孙大玉、八岁红的大鼓（李振德操琴），戴质斋、肖宝义的双簧，后来还添了曾炳昆的相声，集中在一场中演出。每场曲艺变换多样，每天节目不同，吃一碗好茶，又能听几种曲艺，使人不感觉单调，既欣赏了名角清唱的高超艺术，又在亦庄亦谐的双簧表演中发出愉快的笑声，真是深得艺术享受，达到心情舒畅，一天疲劳，顿觉消失。这种综合性的书场，是我们首创，所以在当时所有茶馆中是别具一格的。
       这样丰富多彩的书场，从营利方面来说，对各方都是有利的。曲艺演员的收入每场是固定的，不同老板卖茶多少，上座好坏，每场演完就拿包银。曲艺演员的收入有保证，他们是安心的，演唱起来更为鼓劲。茶客既吃好茶又欣赏各种曲艺，书价加在茶价内，茶客是满意的。全茶厅的卫女也满意，他们可卖白开水，给熟卖主预留坐位，收的小费多。当然，我们当老板的赚项也是可观的。后来还以赚项的积累，在隔壁开一“克食小餐”便饭馆，每天麻雀登门。但到了一九四七年，因地皮租金届满，业主见这里是个好口岸，必要收回。就这样，我们开了六年别具一格的茶厅分伙解散，借手没有保存到解放后。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来稿）
       读者来信
       编辑先生：
       读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五·四前后的社会活动家王光祈》一文后，发现文中23页第三段述及王光祈与樊孔周的关系时，有时间史实上的差错。
       原文说：“一九一八年《四川群报》被军阀封闭，昌福公司的樊孔周又约请李劼人与刘觉奴创办《川报》，李劼人任总编辑兼发行人，依然聘请王光祈为驻京通讯记者……”。
       按樊孔周和当时知名学者吴虞过从甚密，而已经出版的《吴虞日记》中，一九一七年六月十日载：“同少莉由总府街行，晤啸凤、培之，约至养园茗饮。述樊孔周行至简州、有着白衣者十余，以自来得手枪击之，登时殒命，银钱衣服并无损失，奇矣。”六月十五日载：“今日樊孔周死事登出。”六月二十五日载：“发啸凤函，示挽樊联语也。”云云。
       又《选辑》第五辑152页第二行之王权和应为王叔和，恐系排字之误。
       读者 李海金 成都四零信箱子弟校
       一九八五年元月十九日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勘误表
       页 行 误 正 5 倒 5 反抗劣币的 反抗劣币 15 倒 12 维恐 唯恐 18 9 安息吧”。 安息吧！” 20 倒 10 公布告 公开布告 20 倒 10 向傅义 向传义 22 4 末 持护学校 维护学校 22 18 问三军质问 向三军质问 23 6 而不由 即不由 23 倒 9 此影响 此影响。 24 倒 11 努力的学业 努力学业 24 倒 10 此军警社 此次军警团 24 倒 6 党的教导 党的领导 27 1 品办和 品和办 28 倒 3 同学和战友 同志和战友 30 倒 6 那家 哪家 31 倒 14 的青年 个青年 34 12 市称钢板 市称杂板 35 倒 12 十六 十四 45 倒 4 部长：人事： 部长： 47 19 奏清建置 奏请建置 60 16 拗楼板时 栈楼板时 65 倒 7 有伊里奇社 有个伊里奇社 68 2 稍为 稍微 79 17 大学竞出了 大学竞出了 83 5 次激化 一次激化
       页 行 误 正 83 17 别动队， 别动队、 84 20 壁 惰 85 倒 6 促使们 促使我们 86 7 博 搏 88 倒 3 溢 谨 91 倒 4 “由我支援” 乃由我“支援” 93 3 肖康志 肖志康 98 倒 7 民群团体 民众团体 99 倒 6 木棒。 木棒， 105 9、13 《华西日报》 《华西日报》 107 3 尽管有： 尽管有的 111 6 暑期 暑期 113 倒 7 反运派 反动派 114 19 但大学生 但川大学生 121 10 者郊游 或郊游 125 16 听群 听众 125 21 锻泣声 啜泣声 127 14 心田 心理 135 2 天不公 天下公 147 10 在关节处 在大关节处 152 13 “四、一二” “四、一二” 153 2 发生 发出 154 14 燎原、 燎原， 154 倒 6 保障人权、 保障人权， 156 6 青年党政员 青年党参议员 156 18 牙科医生、乐以励 牙科医生乐以励 156 倒 4 “遂导报” “遂蓉导报” 163 18 安祥 安详
       页 行 误 正 163 倒10 打他身上 打在他身上 168 1 而敢怒 而敢怒 168 10 民生 民丰 168 14 逆流、 逆流。 169 倒10 赝 赝 172 12 主观愿出理发 主观愿望出发 173 4 侯莹。 侯莹。 175 倒7 日发展 日益发展 179 2 在成都、 在成都， 179 3 怕出事。 怕出事， 179 5 范是市主委、 范是市主委， 179 5 都是军人。 都是军人， 179 5 警察局长。 警察局长， 183 倒7 高喊” 高喊 185 10 徐中济 徐中齐 186 倒6 暖辱染身， 暖辱染身， 187 倒5 桌上一丢、 桌上一丢， 187 倒3 规定、 规定， 187 倒3 筹备正式 筹备处正式 188 12 许当分局长徐 许当分局长，徐 188 13 校训练调查 校训练和调查 188 14 报等、 报等， 189 15 （邓锡侯）潘 （邓锡侯）、潘 190 14 老东西 老东西， 190 20 而且、 而且， 190 倒5 “遵照中央 “遵照中央 190 末 不能得逞。” 不能得逞。” 191 2 恭维说， 恭维说：
       页 行 误 正
      192 5 打破、 打破，
      192 例 9 由他们行其职 由他代行其职
      196 例 9 敬致歉意、 敬致歉意。
      198 4 主张的“联俄”、 主张的“联俄、
      198 17 王干青。李筱亭 王干青、李筱亭
      198 例 6 列三赞革命 列三赞成革命
      200 例 5 《苟政猛如虎》 《苟政猛于虎》
      208 8 打，逮捕 打、逮捕
      208 9 共等研究 共同研究
      208 16 岳先祥， 岳先祥、
      209 6 以造谣说 已造谣说
      209 例 5 速迅离开 迅速离开
      211 10 进步气分 进步气氛
      211 例 3 一个多月后 一个多月后，
      212 12 烈上所说的， 烈上所说的
      212 例 11 积极帮着 积极帮助
      213 5 举带家眷 挈带家眷
      215 3 《中统党》 《中统党网》，
      215 12 呈报， 呈报，
      215 20 雷治华， 雷治华、
      215 21 彭廷华， 彭廷华、
      216 例 10 吴赓余律师 吴赓康律师
      216 例 9 宋尔偕 徐尔偕
      221 5 徐度坚 徐庆坚
      225 4 戊戌 戊戌
      225 例 8 今年九月 去年九月
      84—92 《》
       证稿启事
       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同志就在全国政协发出倡议说：“戊戌以来是中国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从最落后到最先进的需要记载下来”，“使后人知道老根子”。他号召大家“要把自己所掌握的部分历史遗产贡献出来”，“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全国政协《章程》中也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据此，成都市政协自一九七八年起开展了文史资料工作，现已取得很大成绩，征集到大批具有不同史料价值和参考作用的文史资料，并于一九八一年开始陆续选编出版《成都文史资料选辑》，为研究、编写近现代史和地方史（志）提供素材，为教育群众与后代提供史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与参考资料。这是本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参事室、区县政协和各界人士以及有关单位紧密配合、共同努力和积极支持的结果。借此，谨表衷心的谢意。
       一九八三年九月，全国政协召开的第四次全同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又强调指出：人民政协是个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文史资料工作在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它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惠及后世的重要工作。其特点是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以撰写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史料为主。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在新的形势下，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
       为此，敬请各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继续大力支持和帮助，为开创我市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而共同奋斗。
       我们征集史料的上下时限和范围是：戊戌以来至文化革命以前各个历史时期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卫、体育、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重要史实，特别是成都地区的各项历史资料。希望统战系统所属单位和其它有关部门尽力协助广泛征集和重点抢救这些史料；希望各级政协委员和其它各界人士积极回忆、撰写、提供自己所掌握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或搜集整理的有关史料。
       在撰写、整理、编辑文史资料的过程中，都必须遵循周恩来同志生前指出的“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方针原则。作为史料，掺不得半点假。我们要求撰稿人可以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长短，但必须忠于历史，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不溢美，不贬损，并欢迎广大读者对已经选编出版的史料，认真负责地提出补充、订正和质疑。
       对于来稿，我们将根据情况，除去转请有关部门处理者外，凡有史料价值而留存待用或备考的，无论选编发表与否，均适当付酬致谢。编入选辑的稿件，将斟酌修改、删节、进行文字加工，切勿谅解。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地址：西城东胜街12号 电话：27587
       1985年2月
       预 告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专辑，内容丰富，正在选编，即将出版。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1985年4月
       [ General Information ]
       书名=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作者= 页数= 2 3 8 S S 号= 0 出版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