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目录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之一】
       余明同志谈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
       ——一九八四年六月在杭州访问的录音
       罗宗明整理（1）
       忆抗战初期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洪沛然（9）
       记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出川抗日救国
       活动……葛诗维（14）
       抗日期间成都地区进步刊物简介
       抗战时期四川的进步刊物编辑组（29）
       呼吁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的：
       《大声周刊》的前前后后……肖志康（39）
       《大学月刊》的产生和发展……王迪先（51）
       《抗日先锋》简介……张迪明（65）
       《力文半月刊》的始末……廖友陶（67）
       对《力文半月刊》的始末》的一点补充……徐庆坚（77）
       抗日战争时期的祠堂街……潘清雍 安德才（82）
       抗战期间成都的图书发行情况……张毓黎（94）
       抗战期中冯月樵对成都文化事业的贡献……黄稚荃（107）
       “七七”事变前后川大的抗日民主运动
       ……王宗力 张明 蓝明春（112）
       抗战时期的华西协合大学……王光媛（137）
       抗战期间迁善的燕京大学……燕大成都校友会整理（164）
       抗战时期迁客的中大医学院……罗建仲 何光侃（180）
       抗战期间迁客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肖鼎瑛（184）
       抗日时期的成都“抗大”——朝阳学院
       ……黄飞声 傅桢（191）
       抗战期间的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孙燕（200）
       我所知协进中学在抗战初期的救亡活动……李永白（211）
       忆抗战末期轰动西南的成都学生大游行
       ——记成都市立中学事件……汪克永（216）
       抗战期中战斗在成渝等地的中华剧艺社……张逸生（225）
       忆成都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活动……车 韬（243）
       记在郸县的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抗日救亡活动 ……郏县党史办公室（251） 忆反动派破坏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罪行……李英（255） 忆成都抗日救护班的活动及其遭受破坏的经过 ……张元佑（269） 作者·读者·编者……（279） 小资料 九一八事变……（8） 一二八事变……（13） 塘沽协定……（190） 何梅协定……（76） 八一宣言……（81） 一二九运动……（93） 瓦窑堡会议……（163） 西安事变……（199、242） 七七事变……（254）
      
余明同志谈“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

       (一九八四年六月在杭州访问的录音)
       罗宗明整理
       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四川青救）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建立的。“七·七”抗战爆发前后，黎锴力（张黎群）、肖泽宽、董仲平三同志从上海经西安到延安。董留在安吴堡青训班学习，黎、肖二人带着“西北青救”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先回到成都。董仲平于一九三八年三月才回成都。当时中共中央青委在延安，它与各地联系不方便，主要是通过设在西安的“西北青救”与各地青年救亡组织发生联系和指导工作。黎、肖二人与“西北青救”的组织联系人是谢华，通讯联系人是西安师范的蒲智文。西安《救亡》周刊与成都《救亡》周刊互相交换学习参考。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出狱后，到处找党组织，找过成都业余读书会、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海燕社、成都民先队等，但都不是党组织。黎锴力、肖泽宽到成都后即来约我（当时我在成属联中读书），我看了他们带来的文件，虽然当时思想上没有“青救”这个概念，但发现这个组织更接近于党的组织，就把他们看作C.Y，并认为这是新时期C.Y的组织形式，于是我就积极支持这个组织的建立，叫他们多约一些人，只要赞成抗日，不管在团体不在团体都可邀约。我们邀约的大都是从上海回来的大、中学生以及海燕社、民先和学联的成员。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在一个同志家的二楼大厅里（记不清姓名和地点了），召开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会。参加成立会的有黎锴力、肖泽宽、胡道南（由上海转学川大）、杨汇川（同
       上）、杨真贤（搞音乐的，后去万县）、徐天宇（川大）、张文澄、沈荫家（华大）、许承信、刘承惠（林翔）、周平、王德琼（李白蕾）、吴德让（川大）、洪润芳（现名洪泽钧）、王世焕（川大）、徐坚（川大）、杨毓同（成公中学）、贺遐令、邱淑云，和我等三十多人（熊复是否参加，记不清了）。会上成立了七、八个部，并进行分工，以便分头开展活动。
       青年部 止世焕 后沈荫家
       学生部 余 明
       联络部 黎储力 （张黎群）
       宣传部 胡道南 后张文澄（？）
       出版部 肖泽宽 后王世焕
       总务部 洪润芳
       聘请顾问 刘中莹（某中学教员），以后是廖文彬。
       “四川青救”下面建立了两个群众团体：
       一个是“大众读书会”。由杨汇川负责，参加的大部分是女同志。如王德群、周平、陶慕苏（贵州人）、崔××（职业学校教书）、杨毓同（杨静）、王涛、邱淑云、吴××（我介绍去延安的）、刘承惠（林珈）等。男同志有薛舟明、高××、何郑炬（一九三七年冬去延安）等，还有两个职业学校的教员。以后又吸收了成都生活书店的诸度凝、张文星等五个人（我曾领导该支部）。这个读书会的成员总共约二、三十人，其中少数是失学、失业的社会青年。“大众读书会”每周开一次会，我则每会必去，实际上是领导这个读书会。它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都是在同志们的家中。
       稍后，各救亡团体在抗日战争的高潮中，都纷纷改名为抗敌宣传团，“大众读书会”也改为“大众抗敌宣传团”，设在杨汇川家的客厅里，由张成仁任团长。这时，大众抗敌宣传团就可以公开上街和下乡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了。记得有一次在西玉龙街（？）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把群众团拢来以后，杨汇川便绘
       声绘色地讲述了“法帝国王义侵占越南后，法国人竞把越南人当马蹬，踏上马之后又一脚把越南人踢开的当奴隶的悲惨命运。”接着就大声怨评地说：“中国人民必须起来抗日，决不能当亡国奴！”在场的群众无不为之感动。我和张黎辉先后介绍了七、八个“大众”的会员去延安。
       “四川青救”领导的另一个群众团体是“救亡周刊社”。“四川青救”成立后不久，便仿照“西北青救”的作法在成都创办了《救亡周刊》，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出刊。《周刊》的前三期由熊复主编，后因熊复转移工作并准备去延安，改由王世焕主编，我也参加审稿和编辑。但我的重点是搞组织工作，张黎辉搞联络工作。为了有一个固定的阵地，便于组织联络、发展社员和培养救亡骨干，特成立“救亡周刊社”。社址先设在祠堂街靠公园河边一间房子楼上，后迁至街对面的一家店铺楼上，我和张黎辉常在那里。
       楼下设货书部，由“救亡周刊社”的社员搜集、募集和购买的进步书刊出货。以这个货书部做抗敌宣传和联系群众的工作，效果很好。货书部开始由谁负责已记不清了，后来是江启明同志负责。以后扩大为“战时学生旬刊社”，由刘培铸同志负责，还有廖萍（女）也协助过。
       开会和接待外地的同志都在楼上进行，如宋徽胥、肖章銮等都是在那里与我接头的。曾发现有一对姓王的夫妇，经常坐在“救亡周刊社”的店门口，我们下乡宣传、演出他们也跟着去，后来发觉是特务，就把他们甩掉了。不久，“救亡周刊社”也和“大众读书会”一样改为“救亡抗敌宣传团”。
       为适应抗日战争发展的新形势，我们抽出力量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以及建党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救亡周刊”与“星芒报”合并为“星芒救亡联合周刊”，同时，大量吸收新党员。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救亡周刊”与“星芒报”又分开各自继续编辑出版。“救亡周刊”开始只有一、二
       十人，完全是自己出钱办刊物，发行量从八百份增至一千二百份左右，发行范围包括隆昌、万县、新津、灌县、邛崃、贵州遵义（仅此一地即有15份左右）等省内外各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联络点。
       “四川青救”与“西北青救”只有通讯联络，并无政治性文件往来，更不是领导关系，但介绍革命青年去延安却是由他们转送的。我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要是从吴玉章同志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学得的。这个报刊先由上海转寄，后由香港转寄。
       “青救”是秘密组织，它与“民先队”也没有组织上的关系，但“民先队”骨干如张文澄、沈荫家、许承信、林珈、洪润芳和我等，都是“四川青救”的成员。“民先队”也知道有“四川青救”这个组织，那时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是存在的。有一次张文澄同志拿着成都文艺界救亡协会筹备组的名单来，要求“四川青救”按照暗线显示的名字投票选举。“四川青救”认为应参加两、三个同志进领导班子。可是选举结果没有“青救”的同志。于是，曾对张文澄等产生了误解。我与王世焕、张黎群商量之后，召开了“四川青救”各部负责人会议，我们提出“现在的形势既然有民先队这样一个大组织，我们可以不必另立旗帜，四川青救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反正有些同志是民先队员，解散后各自参加民先队的活动。”于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就宣布解散“四川青救”。事隔两三天后，又避开了张文澄、沈荫家、许承信三同志，重新召开“四川青救”会议，并进行了新的分工，因而“四川青救”照样活动，依然存在，这是“民先总队”不知道的情况。当时，我还担任“民先”第二区队队长，洪润芳为区队委员，另一委员是川大的尹志祁。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央派邹风平、廖志高等同志回四川建党，并统一领导四川抗日救亡运动。十一月，邹、廖二同志抵成都，廖先住在西御街一个旅馆，找到张黎群和我（张与廖见面后
       约一周左右，便离开成都去延安），半个月后，搬至春熙路青年会所属的旅馆。我去廖志高处，竟意外地见到了邹凤平（我们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富顺牛佛渡开川南中心县委联席会时认识的），一周后恢复了我和廖文彬（刘光弟）、江启明的党籍，我们三人建立了临时支部，廖文彬任支书。邹凤平直接领导我们，首先给我们讲政治须知即党的新路线和新政策，以及党员须知、支部工作、党的纪律和秘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等。一个多月后，我把“四川青救”中的骨干分子分别吸收入党，成立了“四川青救”支部，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一月，我改任“青救”支部书记，撤销了临时支部。“青救”支部直属省工委领导，每次开会廖志高同志都来参加。
       中共四川省工委建立后，邹凤平任书记，廖志高任副书记。当时，省工委又下设工委、学委、妇委、文委。学委于一九三八年二月成立，由韩天石（书记）、康乃尔（组织）、余明、王世焕（宣传）和徐坚（委员）五人组成。我和王世焕、徐坚参加省工委学委工作后，“四川青救”党支部便撤销了，洪润芳任成公中学党支书，我兼任成属联中党支书。不久，徐坚调离，由张文澄为学委委员。五月，韩天石调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康乃尔任学委书记，张文澄任组织部部长，我仍担任宣传部长。学委领导成都各学校党支部和学生运动。这期间，川大的文法两院、协进中学、天府中学、中华女中、省师、成公中学、成属联中的学生党支部最为活跃。
       省工委学委成立后，抓了三件大事：
       1. 川大国民党CC、复兴社等反动势力捏造“稻草案”，企图打击我党在川大的组织及所领导的救亡运动，集中火力攻击康乃尔、王怀安（川大救亡团体的领导人，但尚未入党）。学委召开会议，认真讨论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阴谋陷害活动，并配合法律手段，终于获胜。
       2. 一九三八年三月（韩天石尚未调任成都市委书记之前），
       省工委决定派张文澄等赴武汉参加全国学联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在一九三八年党中央三月政治会议之后）。会后，他们回到成都，进行了广泛的传达，进一步鼓舞和掀起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记得当时韩天石曾对我说，本应派我去参加全国学代会，因为我是学委宣传部部长，考虑到不能离开学校太久，所以才改派张文澄去参加。
       3、一九三八年六月，组织领导全市学生救亡团体欢迎国际学联代表柯乐满等五人的活动，省工委学委决定由我和张文澄负责，当时华大的周曼如，协合中学的陈××出力最多，工作做得很出色。当时国民政府还派某大学校长到飞机场欢迎国际学联代表并致欢迎辞，以后又允许公开活动等。国际学联代表访问和公开讲演等活动，对成都的学运影响很大。
       省工委学委成立后约四个月，为宣传和推动全省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展舆论阵地，“四川青救”就着手筹备将《救亡周刊》扩大改组为《战时学生旬刊》（简称“战学”）并于五月二十日在祠堂街九十六号正式出版。学委书记康乃尔出主意，通过上层关系聘请戴传贤、陈炳光、向传义等六人（以后又增加何其芳、曹葆华等）为名誉理事作掩护，使敌人和中间分子摸不清我们的政治背景。“战学”成立时，本来决定由王大明（即陶然）任社长，但实际是由康乃尔负责全面行政工作，我领导“战学”的党支部。《战学》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很受读者欢迎。它既有宣传抗日救亡的内容，也有知识性的内容。常异同志撰写国际论文、时事论文。最后两页是清华大学文幼章教授和××（通过华大周楠找的一女同志，已记不得姓名）编撰英语知识（抗日救亡的内容）。蒋汇泽（明明）、王世焕（林青）、李亚群（小亚）和我（非我）等经常为它撰写文章和诗作。李亚群同志就曾以小亚为笔名写了《战时情书》，摘写以前艰苦斗争中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情操，十分生动，鼓舞人心。蒋汇泽的文章也较多，大部分是谈青年思想及救亡理论方面的。另外还有以诗
       歌、剧本、快板等形式出现。一九三八年六月，李亚群同志调泸县建党，刘炎接着任主编。一九三九年调走刘炎后，由王元担任主编，直到一九四〇年。《战争》的发行量达两千至三千份，在当时来说是相当高的。
       由“教亡周刊社”改组扩大为“战时学生旬刊社”，除以原来的“教亡周刊社”及其货币部为基础外，新增加了川大、中华女中、协进中学、建国中学等三百多同志参加了该社。“战学社”内有党的支部，由我分工领导，吴德让作支部书记，刘炎、董仲平作支委。九月，我去武汉大学学习后，刘炎任书记，洪润芳、董仲平作支委。杨静（杨瑜同）入党后，也参加支部工作。一九三八年七月撤销学委后，“战时学生旬刊社”的党支部改属成都市委南区区委领导，区委书记是余中。
       “战学社”也成立过“战学抗敌宣传团”，经常组织社员上街下乡（主要是星期天）搞歌咏、话剧、街头剧等教亡宣传活动。在社内组织教亡理论、大众哲学、抗战形势等学习。还成立了木刻组，由王大化负责（原天津人美出版社社长郭钧即是当时开始学的，已死）。由王大化教唱歌曲，并成立了歌咏组。还有戏剧组，我与王大化就共同演了一出话剧，主演是谢持，剧名大概是《铁捧捧》。
       “战学社”在当时学生教亡组织中是影响最大、最有声势的一个团体。有一次，贴出海报，公开欢迎军训同学归来的欢迎会，国民党政府派员来制止。当时是康乃尔和我负责，便与派来的人员做工作，争取了他的同情，但他又不敢违背上面指令。康乃尔趁他处于矛盾之际，便请他到隔壁房间招待烟茶并进行谈判。我便马上将会场改为圈形的联欢会形式，我主持会议，还讲了十几分钟的话，并用唱歌的声音作掩饰（王大化还唱了苏联的歌曲）。在会议间歇中由同学们自由发言。整个会场十分活跃，但不像开会的样子，国民党的派来的人员也无可奈何而去，我们则胜利结束了。
       “四川青救”联系的群众（包括青救成员）有七、八十人，其中有十几个骨干分子。一九三八年二月省工委学委成立后，“四川青救”、“民先”等原领导的群众团体，均划归学委、文委直接领导。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事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当时蒋介石集中力量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卖国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并撤至山海关内。日军在十九日侵占沈阳，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等省，至一九三二年一月东北全境沦陷。
      
忆抗战初期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

       洪沛然
       一九三六年底，我们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由邓初民、张志和、张秀熟等分头联系，在成都成立了一个“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有马哲民、黄松龄（朝阳大学）、熊予骏（川大），还有董长安的兄弟，是在德国学过经济的留学生，那时在川大作教授。继后川大的黄宪章和牛耀先、帅昌书、刘披云都参加了“座谈会”。到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邓初民收到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一张传单，他便在“座谈会”上提出来，说我们应该响应上海市文化界的号召，在成都也发起这么一个组织，把文化界团结起来。大家都很同意。在开始向各个方面联系、酝酿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过程中，张秀熟同志起了主导作用，他的主意也出得最多，大家都尊重他的意见。
       既然要搞这么一个组织，那么应当怎样搞呢？我们拿起本子，到处去征求发起人。由于我们的工作，参加“座谈会”的人逐渐扩大。我们征求发起人，就由参加“座谈会”的人分工。以后，我们把“座谈会”的地址从张志和的公馆迁到了“努力餐”，以便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每到礼拜，我们以“聚餐”为名，在那里座谈。牛耀先把“努力餐”那个“红烧仔景”改名为“统一大菜”。（胡景祥同志说，牛耀先还在《大声周刊》上大登他这个“统一大菜”的广告。）
       筹备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签名运动的分工，记得是：由邓初民负责与朝阳大学的教授联系，熊予骏负责川大的教授，张老（秀熟）负责与他认识的一些成都中学的教师、校长联系。我那个时候课程不多，又会骑自行车，在课毕之后，就跑到各个中
       学找校长、教师签名。那时一共才三百多人签名，包括川大校长张真如，还有当时的名教授如谢文炳、李相符，还有从上海回成都的名作家，如沙汀、周文等。中学校长签名的就多了，除了教会学校（如华美女中）和比较反动的省成中校长胡宇光、以及较为保守的树德中学兼成都县中的校长吴照华没有签名之外，其它的中学校长基本上都签了名。签名的时间是在暑假。当我们正准备开成立大会时，七七事变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一发生，成都的救亡情绪更高涨了。我们计划开学后再开成立大会，到那时学生就比较多。
       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发起人当中，教育界的人比较多，但也有文化界的。如前面所说的，著名的沙汀、周文等，还有从事新闻工作的绝大多数人都参加了。
       那时，张宣是很得力的，他是一个闯将。我们和救亡团体联系，主要是靠张宣。
       在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之前，国民党是什么态度呢？复兴社是既不参加，也不公开反对。这主要是因为七七事变已经发生了，它怎么好公开反对？省党部口头表示支持，但采取消极态度（陈子舆那时在省党部）。CC开始是消极的，但到了我们签名运动之后，成立大会即将召开时，CC突然积极了起来。这个时候的CC是在孟寿椿的领导下（孟寿椿那时是川大秘书长），孟虽然签了名，但开始时一点也不积极。后来看见我们签了三百多人的名，他一下子就积极起来了。他的目的是想夺取救亡协会的领导权，以便由CC来控制这个团体。临到开成立大会的前两天，他突然开了一张两百多人的名单，这两百多人都是川大学生，是CC的。由于邓初民那时已是老头子了，干实际工作的还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孟寿椿突然积极起来以后，我和张老（秀熟）、车耀先、张宣就研究怎么办，因为我们不能让CC控制救亡协会的领导权。那时有一个好条件，就是成都的抗日救亡团体很多，我们很有基础，于是就动员所有的革命团体在开成立大会那天都参
       加。我想，既然是我在负责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组织工作，就要很好利用这一点——凡是我们的人，都要发票。另外，在选举执行委员的选票上，我们把研究好的所有执行委员名单都按梯子形排好以后，就通知各个进步团体按这个梯子形划圆圈。开成立大会时，有八百多人参加，大会在纯化街国民党省党部礼堂举行，我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选票由我发，不时我还要去向我们的人交待一点事情。孟寿椿心中有他的算盘，想把我卡在主席台上，对我说：“你坐下来呀！不要老是跑！”我说：“有些情况他们不了解，我必须去。”孟寿椿却通过川大一个姓陈的CC分子和他联系。这个姓陈的在会上也很活跃。但选举结果，完全是按我们安排的名单产生了四十几个执行委员。这当中，我们的人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中间分子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而孟寿椿等右派人物只有很少几个。为了照顾统一战线，川大的校长张真如被选上了，川大和朝阳大学的几个进步教授，都被选上了。李嘉坤、熊子骏、帅昌书、车耀先、张宣和我都是执行委员，而且占绝对多数。在执行委员会选举常委之前，我们也进行了研究。最后，一共选出九个常委，有张真如、张秀熟、邓初民、孟寿椿、熊子骏、黄宪章、甘典夔和我。甘典夔是刘湘的财政厅长，为什么他也参加了呢？他是作为“武德学友会”的代表参加的。执委会的一切议案，都是由我们提。我们立的议案首先是扩大宣传，组织宣传队，包括学校宣传、农村宣传。当时我们是想借用宣传队的组织冲破国民党的统治，把成都的救亡运动推向高潮。这一段时间，我们主要依靠当时比较有基础的救亡团体，比如“群力社”、“星社”等等，而CC份子则采取消极态度，不参加任何救亡活动。
       当一九三七年八、九月份成都的救亡运动在各宣传队积极推动下，很快推向高潮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看到群众起来就怕了。到十月份，国民党省党部先是借口文化界救亡协会“不合法，没有登记”进行限制。同时，当川大以及一些救亡团体的青
       年，为了扩大宣传，到飞机场去慰问民工，国民党CC分子就制造“贪污稻草”案，陷害川大救亡团体的负责人，要抓康乃尔，他跑掉了，把黄宪章抓去了，还抓了几个学生，从这时起情况就变恶劣了，这就是“飞机场稻草事件”。（张宜同志说，那时已经是十一月底、接近隆冬了，好几万民工，只有单衣和稻草，而且稻草也很少，民工冷得简直不行，有的民工已经冻坏了。我们去慰问时，发现了这个情况，于是向救亡团体募捐，《大声周刊》大声疾呼了一下，号召募捐稻草，让民工起码晚上能睡得暖和一点。我们这样一搞，就把民心得到了。当权者说我们是“煽动民工停工，破坏国防建设。”他们就用这个罪名把黄宪章抓了，还要抓康乃尔。康乃尔那时有一个朋友，是王惠安的女儿，给康送了消息，康就跑了。那次川大闹得特别厉害，反动文人还写了一篇《康乃尔吃草》的大学报，攻击康“破坏”川大学生会的选举，说他如何“贪污”，“贪污”了多少斤稻草。黄宪章被抓了以后，是通过上层统一战线的邓汉祥把他保出来的。
       飞机场事件以后，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活动就逐渐转入低潮。开始是常委会开不起来，张真如不愿意召集，不少中学校长纷纷宣布退出，如建国中学的姚勤如，继之，执委会也不容易召集起来，剩下的不多，就是我和车耀先、帅昌书、张宣这些少数人。我们邀集了一批青年，跑到国民党省党部去闹，要求他们允许救亡协会活动，因为我们抗日没有错，当然是合法的。开始，省党部还接待，后来他们就干脆不理我们了，哪怕我们在那里坐了很久。
       到了十二月份，眼看以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义公开活动愈来愈困难，我们就请示当时中共临时省工委要求暂停活动，工委同意了。为了向社会陈述成都市救亡协会几个月来的工作情况，并说明被迫停止活动的经过，藉以暴露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本来面目，我曾写了个宣言，是铅印的（可惜现在找不到那个铅印的宣言了）。这个宣言放弃了，报纸没有刊登，主要是那时国民党政
       府控制新闻很严格，再则由于那时许多校长都在报纸上声明退出文化界救亡协会，说“文化界救亡协会是共产党操纵的”，报纸刊载也就有顾忌了
       《吴启权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注：本文选自《四川党史研究资料》总第33期，本刊发表时，略有删改。
       一 二 八 事 变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犯上海的事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间，日本侵略军由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日本工厂工人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各界人民组织反日救国会，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积极支援前线。淞沪抗战在上海军民的英勇斗争下坚持了一个多月，使日本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死伤万余人，四度更换司令。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破坏淞沪抗战，三月初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双方于三月三日宣布停战，二十四日开始进行谈判，至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美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记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
出川抗日救国活动
       葛诗雄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实现独吞中国的野心，乘英、美帝国主义自顾不暇及蒋介石忙于“剿共”内战时机，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日军得寸进尺，又于一九三二年·月进攻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行径，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发出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党领导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勃的发展了起来，东北爱国军民，组织抗日义勇军、救国军，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上海十九路军也奋起抗战，各省人民为爱国心所驱使，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旨，纷纷发起组织援东北义勇军，援沪义勇军，组织抗日敢死队、救护队，各学校的军事训练也迅速开展。
       成都各界人民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参加运动的人十分广泛，有军政界、工商界、妇女界及各校学生和中共地下党员以及广大市民。从“九·一八”至“一·二八”以后，先后在成都成立了“成都市民反日会”、“四川抗日救国大会”、“抗日义勇军省总监部”、“四川省国难救济会”、“国民救国会四川各界民众促成会”，组织了义勇军敢死队、大刀队，以及各种“反日会”、“反日团”、“抗亡队”、“国难乐输会”、“对日经
       济绝交大会”、“经济绝交厉行团”、“肃清仇贤委员会”等等各行各业的抗日救亡组织及活动，各界群众寄托救国的热情，大有杀绝东洋鬼子、踏平日本三岛之势。
       然而蒋介石政府倒行逆施，竟三令五申要取缔义勇军及抗日群众组织，镇压、破坏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满，人民绝不屈服于蒋介石和日寇的淫威，抗日群众运动仍然彼此起伏的不断发展，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推动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终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我司领土，获得了伟大胜利。
       今仅就一九三二年春成都抗日义勇军取死队第一队出川抗日情况及其影响看四川人民抗日救亡的爱国热忱。
       （一）成都敢死一队的建立
       “抗日义勇军取死队成都第一队”是“四川抗日救国大会”和“义勇军省总监部”成立后，在成都组织的义勇军取死队的先头部队。
       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日，成都民众各反日团体合并组成“四川抗日救国大会”，以后多以“四川抗日大会”、“抗日会”的名义组织抗日活动。“抗日会”的主要成员有李璧泉①、徐获权②、郑元瑞③、胡寄窗④、周荣光⑤、罗觐光⑥、周儒海、冷曜东等。“抗日会”成立后，即积极组织抗日义勇军，不久又成立了“四川义勇军总监部”⑦，罗觐光任总监，胡寄窗任总监事主任秘书、总监事委员有李璧泉、罗瑞麟、郑元瑞、孙壶东⑧、陈紫舆⑨、吕寒潭⑩等。总监部下设政训会和军委会，周荣光为政训会常务委员，陈紫舆、段少丰、义从周、郑元瑞、罗瑞麟、陈潜溪、李璧泉七人为军委会委员。
       “四川义勇军总监部”成立后，推举罗觐光代表义勇军赴宁、沪与有关方面联系义勇军事宜，罗在返川途中，经汉口时被反共大将肖毅甫唆使人暗杀了，罗的死，对四川组织义勇军受到
       很大影响。罗死后，“义勇军总监部”又积极筹建“义勇军败死队”，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通告各县招募义勇军败死队。通告一出，各方积极响应，仅成都市报名参加者，在短短二十天，即逾两百人之多。总监部一方面组建败死队成都第一队，作为败死队的先头部队迅速出川抗日，另一方面，报名者多未受过军事训练，干部不够，又积极组织义勇军干部训练班培训干部，由甘德民、①周儒海任训练班正副主任，并召集已登记的败死队员训话，准备进行军事训练。
       成都败死队第一队筹备就绪后，“抗日救国大会”、“义勇军总监部”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一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专门讨论败死队有关事项：
       一、修改败死队成都第一队公约及章则；
       二、由总监部资助败死队每人旅费二十元、赠短服两套（以十五元为标准）；
       三、败死队宣传费暂定为二百元，由政训会制定宣传大纲；
       四、电四川中委请接洽照拂；
       五、电沿途军致长官照拂；
       六、电国防及张、蔡、蒋三军长及上海抗日会等知照，并分赴前线工作。
       义勇军败死队成都第一队组成人员，须经“抗日大会”认许、及“义勇军总监部”负责人保证，必须有军事专长、或有政治工作技能、忠诚为败死队服务，并能自备旅费至少二十元的。编成九人一组，两组十八人为一队，以示不忘九·一八。全队连同职员共二十七人，其中有女同志三人（两人任看护，一人武装），有军事专长的十六人，有政治工作技能的六人，曾在党政军机关服务或从事教育；有工人二人。队长陈潜夫，队副刘宇春②，政治指导员兼文书徐获权，财务向竹修，宣传章楚桥③、龙泉，交际曾少杰、冯衡。
       败死队成都第一队于二月十八日发出激昂悲壮的第一次宣
       言，宜言称：“日本帝国主义者，持其暴力于上年九月十八日乘我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之际，无故侵占我东三省，据我疆土，夺我主权，并尽其所能以淫劫烧杀我无辜同胞，犹以为未足，复于本年一月三十日，大举炸毁我东南沪，近更封锁长江破坏各地，恶耗传来，同人等莫不悲愤填膺，誓拼生死。”宣言进而分析了倭奴敢于窥视公理，绝灭人道，显其誓行的原因，从而揭露日寇侵略我国的野心，“十年来倭奴加于我国的种种暴行及此次凶残的举动，固不仅图占我局部疆土，剥夺我部分主权，其用心实欲覆亡我国家，消灭我民族，以遂并吞东亚，雄霸世界的企图”，并大声疾呼：“欲申人类的正义，谋世界和平与保国家安全及国民族的生存计，凡属国民，若非丧心病狂，均应一致奋起与倭奴作殊死战”。指出“所谓国际联盟非战公约毫不可靠，一人舍死，万夫难当，欲免灭亡，计唯自救，须知覆巢之下必无完卵，亡国之痛甚于亡家”。表示“同仁等抱誓死救国之决心，集合同志遍赴前方，直接与倭奴肉搏，国难不纾，决不生还，深望我全川爱国同胞一致团结，‘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大家准备以鲜红的热血，去洗涤中华民族的耻辱，以无敌的头颅去换取我中华民族的独立”。“最后我们的口号是：一、全国人民武装起来，二、誓死与日断绝国交，三、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四、誓死收复东三省，五、誓死反对上海设中立区，六、誓死与倭奴奋斗到底，七、中华民国独立万岁，八、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宣言表明了敢死队的宗旨和誓死抗日的决心。
       敢死队发表宣言的当天午后一钟，在省农会地址举行隆重的授旗典礼，参加典礼的有陈书农市长及市党政军和各界代表与敢死队共约二百余人，李则民 \( ^{①} \) 主席，报告开会理由后，即由陈书农市长授旗授印，敢死队队长陈潜夫受旗、印后，即领头宣读誓词，誓词如下：
       “予谨以至诚，接受本军一切主张，绝对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誓死救国，歼灭倭奴，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极刑，此誓”。
       誓毕由陈队长读守则公约，原文如下：
       “四川省抗日救国义勇军敌死队公约。一、本队队员应本亲爱精诚之精神，完成誓死救国之使命，二、本队根据革命军组织原则，队员均应绝对遵守军风纪，三、队员之言论行动，应以本队之宗旨为言论行动之准则，四、队员如有重病，除经大会认许外，均不得途中离队他去，五、队员应服从本队之一切决议案，六、队员应服从队长、队副之指挥，队长、队副应对队员大会负责，七、本队战时，应用革命军连坐法，八、如有违反本队二、三、四、五条之规定者，由队员大会决议处分之，九、本公约经队员大会通过后发生效力”。
       宣誓毕，先后由党联处代表胡寄窗、抗日救国大会代表周儒海、陈书农市长、罗嗣麟、饶毓群、范英士等训词及来宾自行车工会代表、国术义勇军代表、医专校校长周金云相继演说，周金云并将自己的著书《毒瓦斯与军医》各赠一本与敌死队队员。
       敌死队陈潜夫队长致答词，各队员复推徐获权答词，词极悲愤激昂，声泪俱下，观者莫不大恸。
       答词毕，全体起立高呼口号，声震屋瓦，其口号如下：一、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二、踏着抗日死难烈士血迹前进，三、与倭奴作殊死斗争，四、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五、敌死队牺牲精神万岁，六、中华民族万岁、七、中华民国万岁！
       从敌死队的组成人员及其宗旨、军则公约看，充分反映敌死队是一支精干的、具有抱负的、有纪律的、充满爱国激情的爱国队伍。
       （二）成都敌死一队出发受到各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送
       义勇军敌死队成都第一队定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起经东下抗日。出发路线由成都经简阳、遂宁、合川、重庆、万县出川，再经汉口、南京赴上海前线加入作战。
       敌死队出发前，成都各界及市民于二十日午后一时在少城公园公共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敌死队向市民行诀别礼。参
       加欢送会的有工、农、商、学各界团体一百余个及成都市民，全场约一万人以上，悲壮激昂，气氛热烈。
       午后一钟，敢死队队员身着灰色军装，横挎黄色挎包，上载“勿忘九一八”五字，领系红、兰、白三色绸带，臂章“誓死救国”四字，黑色裹腿，精神焕发，带队而入，掌声雷动，军乐大作，欢送者簇拥前进，路途为之堵塞，至台前，排队整齐后，队长陈潜夫向主席台举手敬礼，报告敢死队组成人员。
       大会开始，行礼如仪，主席李则民报告开会理由，后由总监部代表周儒海训词，内容约三点：一、希望敢死队各同志奋勇杀敌勿灰心，二、迅速促成全川出兵，三、请政府速定对外政策。
       继由各代表致欢送词，讲话的有二十四军代表李副官，二十八军代表何参谋，二十九军代表黄莘牧及饶毓楷师长，均有量切沉痛之讲词，继由朝鲜人韩国良讲演作成应注意之三点：一、防毒瓦斯，二、御坦克车，三、破电网。
       后由敢死队答词，先由队长陈潜夫致词，续由政治指导员徐获权、宣传董楚桥、龙泉、交际冯衡以及队员、看护等均次第答词，义愤填膺，语极悲壮，全场莫不为之唏嘘泪下，最动情者，尤以陈潜夫队长咬破手指，在一块白布上写血书，书写了“倭寇不灭，誓不回川”八个大字悬挂于台前，以示决心。
       答词毕，各方赠送收死队礼物，计有刘军长（文辉）赠水瓶二十五个、旅费五百元，二十八军赠旗一面，成都市长陈鼎勋（即陈市长）赠旗一对、金质纪念章二十五个，二十八军十六混成旅赠旗一对，培英中学赠旗一面，成都市自行车职工会赠铜元七千六百文。爱华社赠复写纸四打，国术馆义勇军赠洋二十元，韩国良赠洋二元，大成中学各赠毛巾一张，各界、市民并有临时捐赠路费者不及备载。由队长陈潜夫鸣谢。
       鸣谢毕，敢死队因受各界欢送乃步行而出，国术义勇军在次，培英中学殿后，民众尾随由会场出发，军乐大作，高呼口号，经祠堂街、西御街、东御街、东大街出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
       游行，是成都各界市民的爱国激情的一次大检阅，敢死队在群众的欢呼簇拥下在牛市口乘车东下。
       敢死队出发时再次发出宣言，严正指出：“势态危急，倭贼倾其全国之师作扩大侵略，而我政府，受此强大压迫，已迁都洛阳，此其势迫已危过于庚子之役”，回顾“我军之能挺身而斗，捍卫国家者，东北仅有黑省之马占山及锦西之义勇军，在上海则仅有蒋蔡之军而已”，指责“其余诸军皆藉口待命中央，而实存袖手傍骖之心，中央政府则亦扬言作长期之奋斗，以饰闻人耳目，暗则依然抱妥协之谋，以图敷衍，而自固其势。”进而声称“国脉危亟，若不急起奋斗，势将亡国无日”，因而只有自己组织起来挽救危亡，宣言表明“本军以救国作战为矢的，不图自树势力”，并期望“各军阀能整旗出川，至若零星赴援，亦所不计，特此敬告同胞，希踊跃参加，共赴国难”。
       敢死队在成都出发时受到各界人士和市民的热烈欢送，深受感动，于二月二十二日在遂宁旅途中致省总监部转成都各同志同胞书，感谢民众对敢死队的热烈欢送和赠送用物珍品，表达当时感情情景，“恨不即生双翼飞渡巫山，与倭奴肉搏于黄浦滩头，拼死于黑龙江上，必求得其肉而食，刳其皮而寝”。同时把旅途工作情况作了简要汇报。
       成都敢死一队在出川途中，沿途受到各县民众的热情欢送。在简阳二月二十日晚，敢死队住宿简阳城内，整顿内务后即讨论次日工作，准备扩大宣传。二十一日早晨，简阳县群众指导委员会同县政府在公园内召集市民大会，敢死队赴会时，分两组进行宣传，一组六人沿街分头遍贴标语，一组十二人专任宣传，整队游行高呼口号至会场，由于时间限制，会上只由队长陈潜夫和宣传主任章楚桥演讲，说明敢死队出发的目的与使命，宣传国家危急，日寇侵略罪恶深重，希望简阳县各民众组织起来，准备流血，与倭奴作最有价值之奋斗。民众深受感动。尤其武装军士，愤欲起舞，一时革命空气异常高涨，大有愿共赴国难，喝尽倭奴
       血肉之概。会毕已十一钟，赝即上车，过乐至赴遂宁。
       二十一日下午，敌死队过乐至时，采自由宣传，令车穿城至衙门口停车，敌死队员下车到各重要街道讲演，在讲演中，该地反日最热烈的邓同志借当地驻军杨总札旅长路过相见，竭力欢迎敌死队留住半日作扩大宣传，该队路过惟时不许，谨以至诚答谢盛意，二同志则飞速召集该县反日大会同志约百人以上，沿车高呼口号，热烈送别，还有几个热血青年，请求同行，经敌死队说明确难同行的苦衷劝阻了。
       敌死队到遂宁后，该地机关法团召集市民大会热烈欢迎，敌死队除讲演宣传外，还发表了告遂宁同胞书，历数日寇九一八以来的侵略暴行，并赞扬马占山和十九路军英勇抗敌精神，呼吁：“同胞们，寇深国危，舍奋斗没有生存，舍团结没有力量，我们现在要求生存，要有力量，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奋斗，以鲜红的热血来洗涤中华民族的耻辱，以大好的头颅来换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全场高呼口号，气氛热烈。该地抗日会在抗日救国储备项下，提取一百元资助敌死队路费，临行时燃放鞭炮，远远至二、三里之遥，敌死队员激动得热泪如雨。
       二十二日敌死队车抵潼南，县政府特为敌死队洗尘，并约同县群众指导委员会及各机关法团召开欢送会，又赠路资六十元，在潼南因雨，未开成市民大会，敌死队分组在各街演讲，听众坠泪。
       敌死队二十三日至大河坝，由当地团局鸣锣召集全场民众听敌死队讲演。
       敌死队二十四日赴合川，在合川被当地指委会、反日会、教育局等邀请停留一日，左公共体育场开市民大会，热烈欢迎。
       二十五日敌死队经北碚时，北碚峡防局留宿一夜，参加该局所召集之欢迎会。
       敌死队二十六日抵渝，亦受到重庆市民的热烈欢迎。二十九日，重庆反日会召开五十八次常会，专门讨论对敌敌死队的慰
       勉办法，推沈式金委员及朱用诚秘书前往该队驻地进行慰勉，并送“努力杀敌”级旗一面。川汇航务管理处，积极见定蜀平公司之福顾轮，免费送败死队出川东下抗日，并嘱该轮妥为招待，以兹鼓励。
       败死队三月三日离渝，民众饯行，悲壮激昂，重庆市储材学校全体学生集队欢送败死队起程，发表宣言，高吸口号：败死队是革命的光锋！败死队是打倒帝国主义健儿！败死队精神不死！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华民族万岁！
       （三）成都败死一队出川抗日，在四川产生了很大反响
       义勇军队败死成都一队，在出川途中，沿途广为宣传，遍贴标语，高呼口号，到处讲演，发表告各界同胞书，控诉日寇侵略我国的罪行和野心，揭露了蒋介石政府的妥协退让、软弱无能及军阀袖手旁观，自固势力的危急局势，呼吁各界同胞团结一致奋勇抗日，对唤醒同胞，推动抗日起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报名参加败死队的人迅猛增多，败死队二十日出发后，截至二十九日登记参加败死队的已达五百余人，不到十天时间猛增三百多人，到三月一日义勇军总监部军事委员会开会时，王亚斋报告败死队检定结果，成都登记参加败死队人数已有六百多人，有一部分人员是受过军事教育的军界人士，大部分是未受过军事教育的青年学生和工人。还有不少青年正积极要求参加败死队，如自行车工人苏子建，平时在少城公园体育场货车为生，家有父母，成都败死队第一队出发后，即愿牺牲一切，报效国家，决意向败死队报名，以便第二次出发，与俊奴拼一死命。长机帮工人也要求参加败死队。又某校学生娜永清，家甚贫寒，立志苦攻，学校考试，累列前茅，鉴于国事日非，危亡眉睫，欲加入败死队，惟因加入败死队，照率须缴大洋二十元，由于无法筹措，乃具呈义勇军总监部，声明决心赴难之意志与无力缴费之苦衷，知免费加入败死队，总监部批示“仍遵照手续办理，至经费一层，爱莫
       能助”，未能如愿。又四圣祠医院看护张兴汉，志愿加入敢死队，由二十八军林翼如旅慨助川资大洋二十元，以全其爱国之志。连小学生也要奔赴前线杀敌，如外南弟维小学学生杨某等三人，年龄均在十一、二岁上下，鉴于国事日非，见校长邱奇才已投入敢死队，激于义愤，于三月八日私窃家中大洋一百元，拟赴上海前线杀敌。
       甚至监狱囚犯，也要求参加敢死队。三月十二日第一模范监狱和陆军监狱囚犯三十八名，通电请缨，呈请三军部、法院、抗日会、义勇军总监部，要求“带罪从军，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深知覆巢之下，绝无完卵，自愿参加敢死队，战死沙场，以身杀贼，藉贼前愆，报效国家”。又二十四军军事犯张天全、刘钧等也具呈省府，请予释赴前敌，戴罪立功。
       成都之外，敢死队经过之地，不仅乐至县有志青年要求加入敢死队，后有合川县“各界反日救国会”致函重庆川江航务管理处，谓“有李功模、殷锡之、吴滋宣、李炳章等人愿以身许国，赴沪从戎”，要求随成都敢死队免费搭轮东下。
       其次，群众抗日组织纷纷建立，各尽其能，为救国效力。
       二月中旬，成都民众成立“国难乐输会”，凡输款者为会员，并发表国难乐输劝告书，号召“有勇者贾勇，有财者输财”，各界踊跃乐输争先恐后，发起之初仅十七人，五日之内已达二百余人，收入金额一千三百多元，连日往捐者，仍络绎不绝，决议将款汇往上海，请沪商会分发给抗日军队。三月六日，四川大学成立“救亡请愿团”，请政府出兵救亡。三月九日，华西大学教授职员发起筹捐会，慰劳前敌将士和赈救沪难民。
       三月初，银行钱业公会集资三千八百余元汇沪慰劳十九路军将士。二十四军的士兵组织“学友互助社”亦自动捐款一千九百元汇沪并致电慰劳十九路军将士。
       成都市人力车分会亦捐助抗日经费铜元于串。成都市各影剧院还抽缴爱国捐支援抗日活动，并上演抗日剧目。如春熙大舞
       台，三月初排演抗日爱国新剧“铁血将军马占山”。新剧、智育等影院，一再放映沪战影片，教育、鼓励群众积极抗日。
       二月二十三日，“四川省国难救济会”成立，发表宣言和简章，律以兴亡有责之义，宗旨在于“互相团结策励，共图匡救，以拯危亡”，号召全川民众“无论少长男女，奋起参加，群谋救济，抑制强盗，还我河山”。并于三月九日，致电和汇款五千元去上海，慰劳十九路军各将士。
       三月三日，国民组织“坚一社”发出通告“暂缓回族解放运动，组织救国团，不分回汉，协商工作，并就各地参加义勇军，共赴国难”。
       三月六日，抗日会组织“请愿出兵代表团”和“请愿指挥团”。四川大学成立“救亡请愿团”，催促川军出川抗日。
       没有建立抗日组织的单位，纷纷筹建抗日分会或反日团体。
       高中以上学校学生，练习实弹射击，积极操练杀敌本领。外东牛市口离山小学组织“救国童子军”积极训练，期谋自卫助战。
       更动人者，成都白发老翁组织“白发赴难团”，出川杀敌。以简少卿为首的七十三个年过花甲的白发老人，见国难日亟，愤慨异常，特组织“中华白发赴难团”，向义勇军总监部呈请登记，呈文称：“窃卿等壮年习武四十余年，历遍名山大川，友交燕赵豪杰，义勇士奇，人均愿处林岩之间，或为工农，或为贩夫，耻与军阀政客为伍”。“卿等虽年过花甲，但精习国技，力神壮健，值此国难紧急之时，不敢偷生畏死，特商得老友七十三人，组织一白发赴难团，所需枪械用品，概由团员等毁家纾难捐助，决不仰求团外之人，轮、车、邮、宣传等费，亦由本团统筹统支，决不受任何机关、法团、私人分文津贴，本团决议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战，只求救国赴难”。此等赤胆忠心的爱国老翁之壮举，大大激励了成都各界民众的爱国热情，进一步推动了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
       再者，各界催促川军出川抗日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
       “抗日会”二月二十六日致函全川各将领，要求各军出师抗日，并致函府各委员电，请下决心，当机立断，严令各军，克日动员，一面增兵援沪，挽救危局，一面整队出关，收复失地。
       成都学术界人士组织的“中华建设学会”，二月二十三日电促川军将领出师，“克日兴师冠船东下，激扬士气，与敌周旋”。
       “四川省国难救济会”于二月二十三日成立时即通电中央，请速出兵讨日，又于二十七日，电促川军各将领出兵共赴国难，三月三日，在百花潭康庄宴请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及向育仁等，而促川军早日出川赴难，同日电谕、绥定、广安促刘湘、刘存厚、杨森等克日出兵东下救亡。
       三月五日，“抗日会”开紧急代表大会，决议力促川军将领实行出兵，倘不出兵，则实行抗捐抗税，并决定七日为上海失守游行示威。随即成立“抗日请愿指挥团”，三月六日“指挥团”连续两次开会研究指导请愿和示威游行的组织宣传纠察等事项。
       六日，四川大学“救亡请愿团”贴出启事，号召同学踊跃参加请愿团，敦促政府克日出兵。华西大学也于六日印发“告同胞书”，要求川军出师。
       四川省农会，亦于三月五日及三月九日，一再电促川军将领出兵御寇。
       三月七日，成都各界群众举行盛大的请愿游行示威，是成都催促川军出兵抗日群众运动的高潮。是日，农、商、学界实行三罢，全市罢工强烈要求川军出川抗日。年前八时，各机关、各学校、各界团体百余个，在少城公园体育场开万人大会，全市鸣钟，向政府请愿出兵，除通电川中各将领早日出兵外，并将“请愿出兵代表团”分成三组，分赴二十四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军部及政府请愿，要求各军负责人明确答复出兵日期，并由“请愿指挥团”指挥游行。游行队伍由少城公园体育场出发，沿祠堂街、西御街、东御街、东大街、春熙路、总府街等各繁盛街道，
       沿街散发传单，各街张贴标语，高呼口号，群情激愤，声势浩大，游行群众达五万人之久，逼着三军负责人答应克日出兵抗日。与此同时，“成都营社”发出救国宣言，要求三军长早日出兵。
       “请愿代表团”又于三月十日在市商会内召集代表大会，议决前往各军，欢送出兵抗日。以后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一日多次开会并呈文、发告民众书，号召民众起来力促川将领早日出兵。“请愿出兵代表团”还于二十一日派代表到渝、广、绥等处催促刘湘、杨森、刘存厚迅速出兵。
       “成都新闻采访协会”亦于三月十日开会议决，组织随军记者团，实行阵地调查战事情形。
       “四川省国难救济会”三月十二日亦派周奉池、陈益廷、裴铁侠、胡俊泉等主要负责人到重庆请愿，面促刘湘出兵，并商讨给出省抗日军队予以方便和协作。
       三月十五日，西药公会组织“救护队”，准备随军出发。
       成都及四川各地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轰轰烈烈，说明当国家处于危亡的严重关头，全川人民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诚，奋不顾身，誓死抗日的爱国热忱势不可挡。然而蒋介石政府则不准抗日，对日妥协退让，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从而加紧剿共，下令取缔义勇军，阻止训练义勇军，停止组织义勇军敢死队出发，解散义勇军总监部，查禁共产党的机关报——《四川晚报》及其他进步报刊《平报》、《新思想月刊》等。
       成都敢死队第一队到达上海时，沪战已停，敢死队被解散，一片誓死抗敌赤诚未能如愿以偿。敢死队员除陈潜夫等少数人在南京另找工作外，绝大部分队员由徐秩枚率领返回成都。
       三十年代初，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被反动政府镇压了下去。当时我党在玉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虽然发出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工作重点仍着眼于搞武装暴动，反对国民党，搞飞行集会，在党内反右倾，反“富民路线”，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未能有效的领
       导当时的抗日群众运动，使革命遭到了损失。成都的抗日运动，由于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反日斗争也受到了挫折。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抗日战争取得了很大胜利。
       今天，我国各族人民立志振兴中华为四化献身，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继承发扬当时的爱国精神定能迅速的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注：
       ①李继泉，四川江安人，老国民党员，曾参加肇和兵舰起义，反对袁世凯，代表成都“经济绝交大会”参加“抗日救国大会”。
       ②徐秩权，四川西昌人，曾是成都“赤心社”的成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国民党改组派，当时任改组派成都市委书记。四川改组派是反蒋抗日的。
       ③郑元瑞，代表“反日大会”参加“抗日救国大会”，亦是报界联合会和职员联合会的主要成员之一。
       ④胡寄窗（“反日大会”的代表），是党联处的主要成员，现任上海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
       ⑤周荣光（“反日大会”代表），成都中山专门学校学生，现退休在北京定居。
       ⑥罗魏光，国民党左派，在熊克武、汤子模部当过师长，大革命时期，一九二六年在万县和朱德同志有联系，后刘伯承同志在顺庆起义失败从南充到开江时，罗令他的旅长王仲澄掩护过刘伯承同志。
       ⑦四川义勇军总部，是四川义勇军的司令部和工作机关。由四川国民党改组派发起和领导。
       ⑧孙登东，四川黔江人，曾是北京YC团的主要成员，二十年代是北京政法大学学生会代表，先后与陈毅、朱德、杨闇公、肖华清、刘恩安等同志有联系。孙中山逝世时曾参加扶灵，一九二八年因是吴玉章的秘书被南京警察局逮捕，由何香凝等保释出狱，后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是四川改组派负责人之一。解放后曾任川西行署委员兼民政厅副厅长，现任四川省参事室参事。
       ③陈紫舆，四川巴县人，曾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是成都YC团的主要成员和赤心社的发起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是四川改组派负责人之一。
       ⑩吕寒潭，四川华阳人，北京YC团发起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是四川改组派负责人之一，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一年脱党，现退休在家。
       ①甘德明，进步军人，杨森部的师长，邝继勋的上司，后任江防军的副总司令。
       刘守春，北京YC团成员，后加入国民党，黄埔军校学生，素具爱国热忱，自一九二八年编遣回川以来，从事革命工作不遗余力，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加入成都抗日义勇军致死队第一队，临行前，拟具告别亲友书，词极悲壮。
       ⑫章楚桥，成都某专门学校学生，现任南川政协委员。
       ④李则民，成都大同中学校长，曾在二十四军任旅长，退役后加入国民党改组派。
       ⑮范英士，《成都日报》编辑，“民盟”成员，解放后曾任“民进”主任秘书。
       注：作者于一九八四年三月整理，本刊选用时又略有修改。
      
抗战期间成都地区进步刊物简介

       抗战时期四川的进步刊物编辑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中共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成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运动的高潮中，广大的知识阶层怒吼起来了。“在这民族生死攸关的伟大时代，应该站起来，要说话，要呐喊，要笑”。（《火炬》）“在民族解放中，各人都站上了各自的岗位，文化人唯一的岗位就是笔”。这支笔，要“蘸着难民的眼泪，蘸着战士的赤血，蘸着文化工作者的脑汁，描述我同胞遭倭寇残杀的图画，描绘我战士的英姿，也写出敌军禽兽的行为”，同时要“攻击潜在社会层面的封建余孽，汉奸的丑恶，逃离在人间的黑暗，死缠在人民身上的苦素”。《给笔阵》据不完全统计，成都地区进步知识分子共先后创办了进步刊物二十一种（不包括进步报纸）。
       这些刊物，动员群众“把四万万奴隶的呻吟，聚成反抗的咆哮”。这些刊物，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宣传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这些刊物提醒人们，“坚定提防汉奸、亲日分子，以及对抗战消极动摇的人，乘机散布失败情绪”；要防备他们，“企图动摇前方的军心，扰乱后方的秩序”。这些刊物宣扬八路军军的胜利，介绍陕北根据地和社会主义的苏联，把它们的赞美为“人间的太阳”。（《文艺创作》：“人间的太阳”）这些刊物，对推动四川的团结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而构成为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大后方进步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下面是一些进步刊物的简要情况：
       《大声周刊》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以在成都祠堂街开设“努力餐”饭馆为掩护的车耀先，积极支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的韩天石、王路宾、胡绩伟，周海文等，创办了抗日救亡刊物——《活路旬刊》。可是只出了三期，即因未准立案而被追停刊。车耀先悍然决定自己出版一个刊物，经过他和彭文龙、薛特恩等的筹备，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大声周刊》创刊号就和读者见面了。由车耀先任社长兼编辑，薛特恩任发行人，社地就设在“努力餐”楼上。
       《大声周刊》创刊后，一直在惊涛骇浪中搏击。总计在一年零七个月内，曾三易其名，四次被查封，经历了极为艰苦的斗争。
       《大声周刊》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三七年初创刊到更名为《大生周刊》后于同年六月被查封。这一阶段主要是大声疾呼“对内和平，对外抗战。”报导了“西安事变”真相，揭露了秦日派的汪精卫之流，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全会电》、《宋庆龄先生等向三中全会提议讨论恢复总理三大政策案》等。第二阶段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从再次更名为《图存周刊》出刊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大声周刊》复刊后，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又被查封。这一阶段，是主要根据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和八月洛川会议精神以及党的一些重要文件，积极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为争取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利而斗争。
       《大声周刊》不仅大声疾呼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而且以“大声周刊社”名义联络各界人士，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各项救亡活动。（另有专文详见如后）
       《星芒》、《教亡》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组建了由江牧孟负责的“星芒通讯社”九月十八日出版了《星芒周报》由胡绩伟任主编，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的工作。与此同时，张黎群、肖泽宽联络进步青年余明等二、三十人，于九月成立了“四川青年救国会。”为了广泛深入地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又成立了“救亡周刊社”，于十九日出版了《救亡周刊》。最初由熊复主编，后由王世焕、余明继主编。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成都民先”和“四川青救”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本着共同的宗旨，联合起来，出版《星芒救亡联合周报》。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原《教亡周刊》复刊，四月五日，原《星芒周报》改为《星芒报》三日刊重新出刊。《教亡周刊》复刊后，又于五月二十日由“教亡周刊社”改组扩充为“战时学生旬刊社”，出版《战时学生旬刊》，直至一九四〇年秋停刊。《星芒报》于八月十八日被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查封，但于十一月四日顶替业已停刊的《蜀语报》重新出刊。不久，又被查封。接着改出《新民报》三日增刊，也被查封。后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名义出版《通俗文艺》，至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停刊。
       《星芒报》、《教亡》是由胡绩伟、蒋幕岳、冯诗云、谭吐、刘延年、江农、车福等一些年轻的党员和受党影响的进步青年主办的。这批热血青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发出了坚定的吼声：“现在我们没有一滴眼泪，有的只有一滴滴鲜血，我们没有活着的奴隶，有的只是不愿做亡国奴的鬼魂！我们爱生，要光荣的独立的生；要死，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才死！”（《星芒周报》、《在民族抗战中纪念九一八的意义》）这股革命激情洋溢在整个刊物之中，它像擂响的战鼓，催人奋发、催人战斗。深受
       到广大群众的需要，最高发行量到一万余份。
       《抗日先锋》
       《抗日先锋》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编印的刊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出过第二期、第三期，何时创刊不详，共出多少期，尚待查考。它的主要内容是动员广大青年投身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批判“左”倾关门主义，宣传巩固建立不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指出新的历史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另有专稿详见如后）
       《新时代》
       《新时代》旬刊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一五日创刊，后更名为《新时代》革新号。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共出版十八期。该刊的发行人为共产党员王文鼎，编辑是郭祖劼，发行设在成都市梓榈街第三十一号。
       该刊《发刊词》阐明了这个刊物的宗旨：“本刊诞生任务，第一是唤醒大众，使之认识这新时代的来临，与大众在新时代中所应负的任务；第二是介绍关于救亡运动的各种理论，使大众能深切了解救亡工作的意义与重要；第三是研究各种工作的实际问题，与探讨各种工作的应用技术；第四是介绍各种救亡情报，使四川的救亡工作与全国工作联系密切，而收互相观摩之效”。遵循这一宗旨，该刊高举抗战的旗帜，发表了许多观点正确的政论性文章，以多方面的内容和形式，大声疾呼实现国内和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竭力宣传对日作战，激励各阶层人民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该刊登载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献，介绍了延安边区的许多情况，并说在那里“见着一个新中国的轮廓。”虽然该刊也发表了某些中间立场文章，但这并不能掩盖它的总的进步倾向。
       进步文艺刊物
       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七年八月《金箭》的创刊，到一九四四年五月《金沙》的问世，成都地区以反映抗日为中心的进步文艺刊物，除《金箭》、《金沙》外，还有《抗敌周刊》，《战旗旬刊》、《戏剧战线》、《文艺创作》、《文艺后防》、《火炬》、《笔阵》，等等。它们在团结和锻炼广大文艺工作者，激励大后方人民投身抗战，择击内部错误思想，揭露敌人丑恶嘴脸，以及介绍国际情况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敌周刊》创刊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每逢星期六印发，共出印五期，由天池、黎民等人主办。它发表了《为什么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为什么要长期抗战》等文章。
       《战旗旬刊》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由葛乔、沙汀和周文主编，为之撰稿的多是文艺界教育界的知名进步人士，如李劼人、黄宪章、胡绳等。第一期上刊登了宋庆龄的《两个十月》，她写道：“俄国的人民——那最质朴的农民和最谦逊的工人——就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苏联本是帝国主义阴谋的大海中一根飘荡的草，现在已成为安全而有目标的‘方舟’，给数千万的人民，给世界各地幻灭和失望的人们，高擎着希望的火炬。”她号召大家“学习我们伟大邻人的榜样”，“只要我们自有自信的决心，苏联在短短二十年历史中所做到的，我们也能同样的做到。”
       《金箭》创刊于一九三七年八月，由川大学生陈思龄主编，共发行五期，历时近半年，后被四川省警备司令部强令停刊。《金箭》的文章，胜似冲锋的号角，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芦沟桥》以简短有力的诗句，发出了“把四万万奴隶的呻吟，聚成反抗的咆哮”的号召，《煤矿》叙述在党的领导下，矿工们纷纷组织起来，投入了“用武装的力量酬答敌人”的抗日行列。《去路》表达了围绕区青年不堪苦闷和压抑，终于下定决心走上抗日战场
       的决心；《兰星》描写了上海抗战时的伪军，在战场上挥转枪口，与我军并肩抗击日寇的爱国行为。这些作品的发表，体现了刊物的指导思想，即是要“把描写‘自己的园地’的笔尖，变成前线战场的血旗，及发动后方民众的警号”。（第二期《编后》）
       《笔阵》原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一个会刊，由叶圣陶和牧野两人担任主编，主要发表会员的一些短小作品，每期只有八页的版面。自第十二期后，篇幅增加一倍，共十六页，在作品的内容和体裁上都逐渐扩大。
       它创刊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停刊于一九四三年四月，整整坚持了四年多。它之所以没有像当时许多杂志那样很快夭折，反而越办越好，影响日益扩大，一方面是由于它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是文艺界众多进步作家支持的结果，像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王朔闻等都相继投稿，叶圣陶、李劼人、肖军等又坚持办刊。
       该刊以大量篇幅反映抗战斗争，如《全民抗战》的长诗，喊出了人民英勇斗争的最强音：“四万万人的仇恨，海一样深，大海淹不了四万万颗跳跃的心，血热到沸腾，四万万双眼睛闪出火，死盯着当前那唯一的敌人”。小说《回来》写出了离川抗战的壮士，从前线负伤返家后，受到邻里欢迎和母亲慈爱的情景，用以鼓舞更多的民众走上对敌斗争的战场。除此而外，它还广泛地介绍有关的文艺知识，报告各地的文艺动态，评论中外文艺作品，如茅盾的《读书杂记》等。
       《文艺创作》创刊于一九四三年八月，时间较后，且问世很短，但仍不失为一个有特点的进步文艺刊物。它应时的目的，在《歌颂及其它》一文中讲的很清楚：“她要歌颂一切参加抗战的战士及其工作，同时还要暴露那些阻碍抗战的现象，洗去一切抗战中的污点。”
       《文艺后防》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的文艺刊物，创刊于一九三八年七月，终刊于九月，为时仅有两个月多一点，共出
       九期，由刘盛亚、周文、王白野主办。该刊发表了赖拉那些有悖于抗战大局的不良现象的大量作品；另一些作品则着力表现下层民众落后、贫穷和在抗日斗争中觉醒，而对于一切有利于抗日的事情，它总是给以热烈赞扬。它还刊载了《江油关》、《宁武关》等传统川剧剧本，号召人们发扬民族传统，共同抵御外敌的入侵。
       该刊在被追停刊后，还竭尽全力在同年十月出了《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专辑》，高度赞扬鲁迅战斗的一生和伟大精神。
       在爱国青年创办的文艺刊物中，《火炬》是其代表。这是一个半月刊，以刊登“学校通讯、救亡情报、富于抗战性质的文艺作品，漫画木刻之类”为主要内容，同时刊载一些政治评论文章。
       虽然《火炬》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创刊到一九三八年二月份刊，当时只有两个月，但由于它富于战斗性和鼓动性，文章短小精悍、文字生动活泼，很有青年学生所喜爱。
       在专门性的戏剧刊物方面，当推颇有影响的《戏剧战线》。它创刊于一九三九年九月，由董每截、侯桐、李瑛丝和田寅等四人自费积资兴办。在此过程中，先后克服了稿源不足，印刷费用昂贵等困难，坚持了近三年（至一九四二年五月）之久。
       《戏剧战线》以川剧为武器，以鼓励人民投身抗日洪流为己任，在《我们集中在戏剧战线上》这篇类似发刊词的文章中宣布：“我们的武器是戏剧、戏剧是我们的武器，我们要紧握这个武器，对敌人抗战到底！”在它发表的近五十个剧本中，在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抗战这个主题。
       翻译外国的进步文艺作品，对于生活在烽火连天的抗战环境下的中国人民，是有现实意义的。在当时的成都，不少刊物都发表过翻译作品，但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杂志，当推《金沙》和《顾平》。
       《金沙》创刊了一九四一年十月，结束在次年十月，为时一
       年。由杨向平、胡乃凤等一批文艺工作者主办。它以翻译外国的小说、诗歌为主，广泛介绍国际上的一些进步作家和他们作品，其中包括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现实主义大师L·托尔斯泰、G·莫泊桑等。在刊登的作品中，有的宣传劳动人民参加革命的意义，有的介绍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有的鼓吹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有的暴露资本主义的黑暗，有的抒发美好的爱情。这些作品传播的思想感情，对苦难的中国人民为民族的解放而浴血奋战，对唤起群众为美好的明天而忘我斗争，起着鼓舞作用。
       《颐平》是继《笔阵》之后的革新一号，只出了一期，共发表了七篇作品。主编是王冰祥和吕洪钟、李劼人，陈翔鹤也参加了编辑工作。
       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文艺刊物，如抗战初期的《青年文艺》、停办而又复刊的《四川风景》、《群众》周刊、《惊蛰》半月刊，继之而起的《工作》半月刊、《战潮》半月刊、《五月》月刊、《学生文艺》、《雷雨》周刊、《蜂》周刊、《流火》、《半月文艺》、《通俗文艺》、《朔风》月刊、《野风》月刊、《文艺堡垒》和《西部文艺》等等。
       《大学》
       《大学》月刊是一个进步学术性刊物。一九四二年一月份刊于成都，一九四七年八月由成都迁上海继续出版发行。创刊时的编辑委员陈中凡、黄宪章、李相符、杨显东、马潜、陈家芷，特约撰稿人有王守礼、李安宅、李晓舫、施复亮、彭迪先等。它正确地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和应坚持的立场，并且提出了许多抗战建国的正确主张，大力支持爱国民主运动，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策，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另有专稿详见如后）
       《统一抗战》
       《统一抗战》半月刊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创刊，编辑人是张子权、赵有诗。《本社献词》中指出：“本刊志在加强统一力量，贯彻抵抗的信心。”现在抗日战争中有所谓“不调和”或甚至“摩擦”的现象存在，“办此刊物的目的是“企望藉着这个地盘的协商，使各方的意见更调和，使统一的前途更臻巩固。”“我们愿意作撮合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媒人’。”该刊发表的车祸先写的《从大同小异谈到笔尖对外》中指出：“万事万物，有同有异”，“有大同小异，小同大异。…….”当前的统一抗战便是我们四万五千万同胞最重要的“大同”，各种对立就降为“小异”事件了。师如先好的《争取胜利与精诚团结》指出：“应该巩固各党各派的团结，建立互信。”并明确的指出：“有人主张只许一党存在，那是动摇团结的，削弱抗战力量的。”
       《抗战星期刊》
       《抗战星期刊》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创刊。编辑人：张表方张秀燕、毛一波、金满城、王宜昌、苏乔、邓以淳、王集丛、王特夫、丁逢白、邝抱齐、刘佩元、李立中、沙汀等。
       该刊第二期《启事》中指出：“本刊是一切爱国青年的公开园地。”因此，它在积极宣传民族团结、全面抗战，坚持持久战方针的同时，发表了许多有关大后方青年学生运动的文章，如《再来一个五四运动》、《读书与救国》、《学生对于抗战应有的认识与责任》、《日本杀敌留学生》、《快燃起抗战的热焰》等。主张“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认为“抗战中青年学生的责任，一是肃清汉奸；二是组织慰问队到前线去慰劳抗战战士；三是到农村去作农民的宣传工作，组织和发动农民，四是到前方去直接参加抗战；五是在后方认真搞好军事训练，作抗战
       的预备军”等等。
       《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成立大会特刊》
       这个特刊出版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它刊载了《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成立大会宣言》和董仲翔的《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成立讲演词》。《宣言》指出成都分会实行总会的宗旨：“宣扬两国文化，救瞎国反贫”，“以促进两大民族之团结，并且能增进两大民族之幸福，邦人君子，幸共图之！”
       《特刊》还刊登了《中山全集中关于苏联》、《中苏文化之沟通》、《苏联青年妇女参加航空事业之热烈》、《介绍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怎样促进中苏的交流》等等，宣传中苏友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注：此稿在乔毅民、张迪明、肖志康、安德才、黄荣、王迪先、阔孔堃、王玉斌、朱建凌等同志分别执笔写的成都进步刊物介绍初稿的基础上，由张迪明同志综合整理而成。
       一九八五年五月
      
呼吁抗日救亡
和爱国民主运动的：
      
《大声周刊》的前前后后

       肖志康
       一、《大声》的诞生及其进行的斗争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我党《八一宣言》的号召下，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般地开展起来了。
       四川党的组织虽遭严重破坏，但一些失去党组织联系的党员却仍在活动。一九三六年十月，以开设“努力餐”饭馆为掩护的车耀先发起组织“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并积极支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的韩天石、王路宾、胡绩伟、周海文等于十一月初创办了抗日救亡刊物——《活路旬刊》。但是，这一切均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极端仇恨，“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被取缔，《活路旬刊》也被追停刊。在四川的抗日救亡活动受到挫折的情况下，车耀先愤然决定自己出版一份刊物，以唤起民众，团结御侮。十二月五日，车耀先向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和省政府上报了创办《大声周刊》的呈文。
       当车耀先、彭文龙、薛特恩等刚刚开始筹备出版抗日救亡刊物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发生后，四川人民对时局的发展至为关心。但是国民党却竭力封锁真
       实消息，歪曲事实真象。为了澄清“西安事变”的真象，及时宣传我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车耀先决定提前出版刊物。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大声周刊》创刊号终于在抗日救亡的高潮声中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大声周刊》的社址设在成都市祠堂街一七二号“努力餐”楼上车耀先的家里，社长兼编辑由车耀先自任，发行人悬辞特恩。《大声》的宗旨正如《声请……登记呈文》所述的那样：“介绍现代知识，讨论时事问题。站在国民党立场，暂请政府团结御侮，强化民族意志，拥护中央抗日救亡。大声疾呼，唤起民众，辅助教育，服务国家。” \( ^{①} \) 但是，《大声周刊》从创刊到终刊，一直在惊涛骇浪中搏击。
       《大声》的出版，冲破了四川沉闷死寂的政治空气，使广大群众的耳目为之一新。它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和爱戴，但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和迫害。一方面，国民党省党部派遣特务对车耀先进行监视，另一方面，他们散布谣言，对车耀先进行威胁和恫吓。他们说《大声》是“反动刊物”，是“共产党的喉舌”，“是某公的喇叭”，并扬言要砸烂“努力餐”饭馆，罢查抄车耀先住家，甚至要暗杀车耀先。对此，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车耀先泰然处之，不予理睬。在这种种卑劣手段行之无效之后，国民党中央终于以“消息言论多不正确” \( ^{②} \) 的罪名。于四月十五日下令查封了《大声周刊》。车耀先连夜为《大声》赶写了简单的《停刊辞》。并在《大声》第十三号上抽掉了“社声”，以《停刊辞》代替。
       《大声》第十三号在国民党当局发出停刊令后仍按期出版了，这就激怒了当权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立即派警察冲到“努力餐”楼上，翻箱倒柜地查抄了《大声》编辑部。掠走了尚未发出的刊物数百份。而已发出的《大声》第十三号及所附的通知书，也均被“西川邮务管理局”扣发 \( ^{③} \) 。
       《大声》被查封后，车耀先不畏强暴，在成都暑袜街租赁了
       一间房子作编辑部，以余路由作编辑兼发行人，于五月八日更名《大生周刊》重新出版。更名后，“面目虽然不同，声音却是一样” \( ^{①} \) ，继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努力促进民族解放伟业的优先完成”，以“奋力推进抗日战斗的早日爆发” \( ^{②} \) 。
       国民党当局很快发觉了《大生》是《大声》的“变种”和“伪装”，因此在《大生》第五期出版的六月五日晚上，即以“更名出版，言论更为荒谬” \( ^{③} \) 为由，又一次下令查封。
       《大生》被查封后，车耀先等仍不服，再接再厉，在成都东御街又租了一间房子为编辑部，以余鸣为编辑，庄又严为发行人，又一次更名《图存周刊》，于七月九日出版。《图存》以“团结御侮，救亡图存” \( ^{④} \) 为己任。《图存》出版的时候，虽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但此时蒋介石仍幻想着求得“光荣的和平”，全国性的抗战尚未开始。因此，《图存》关于实现“武装总动员全国民众对日抗战” \( ^{⑤} \) 的呼声自然要遭到国民党中央的取缔了。在七月二十四日《图存》出到第三期后，国民党又以“未经批准，违法出版” \( ^{⑥} \) 为借口，进行了突然查封。
       《图存》被查封后，车耀先等力争《大声》复刊。此时，“八·一三”上海抗战已经爆发，蒋介石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于是，车耀先等边立案，边筹备，终于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出版了《大声》复刊号。《大声》复刊了，但“面目虽然一样，态度却有不同” \( ^{①} \) ，从前是大声疾呼：“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现在是唤起民众：“巩固团结，抗战到底” \( ^{①} \) 。到十一月二十二日，车耀先始得四川省政府指令“站准复刊”。在接到四川省政府批准指令的当晚，车耀先以异常兴奋的心情，兴高彩烈地写了《〈大声〉当真复活了！》一文，刊登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复旦号上。
       但是，复活后的《大声》，仍不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刁难和迫害。一九三八年元旦，《大声》复九号即“新年特大号”出
       版后，由“国民党成都市人民团体临时指导委员会”出面，向四川省会警察局呈文，要求查封《大声》。呈文说：该社“前此并未依法登记，即擅自发行，已属不合，且查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之‘复九号’、‘新年特大号’、所载文字，仍有诋毁本党，远近反动嫌疑”，故声称“未便听其出版” \( ^{①2} \) 。车耀先等在此高压下，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发表了《本刊呈请收回成命文》，揭露事实真象，使国民党当局不敢立即对之查封。
       一九三八年七月，由于国民党在对日作战中的惨败和对人民抗日力量增长的仇恨，因而在全国各地取缔抗日团体，查封救亡报刊。八月，《大声》还是被无理查封了。车耀先、胡景祥（冯列斯）为《大声》撰写了《停刊辞》。至此，一份有力地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刊物。被最终地扼杀了。《大声》未用完的稿件，以后由杜稼生主办的《四川日报》的副刊分八期登完。
       总计《大声》先后共出版六十一期，其中：《大声周刊》十三期，《大生周刊》五期，《图存周刊》三期，《大声》复刊四十期，另从《大声》复三十四号即“革新号”起每期出增刊一期共出增刊七期。其间，三易其名，四次被查封，经历了极为艰苦复杂的斗争。
       二、《大声》的内容
       《大声》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一九三七年初《大声》创刊到六月《大生》被查封，第二阶段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图存》出刊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大声》复刊被查封。
       在第一阶段中，《大声》根据党的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和一九三六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宣传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促进国内和平的早日实现，以便集中国力，对敌抗战。
       一九三七年初《大声》创刊时，正值“西安事变”爆发后不
       久。当时，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更是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大量发布歪曲事实的新闻。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组织所谓“讨逆军”，气势汹汹地叫嚣进军西安，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则匆匆返回南京，妄图另组亲日派政府。于是，“平叛”、“讨逆”鼓噪一时，“共产党阴谋”，“张、杨叛乱”，甚嚣尘上。这一切，使广大群众对时局发展十分忧虑。为此，车耀先用自己的一台收音机收听和记录了西安电台的广播，并收集和摘录了外电报导，在《大声》创刊号上以“签盟”的笔名发表了《宣传和谣言》一文，把“西安事变”的经过如实地告诉了群众，并陆续刊载了《双十二前张学良之请缨抗敌书》、《双十二张、杨对时局主张之通电》、《苏维埃中央政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西安事件提议召开和平会议通电》等文，发表了《和平解决陕事》、《陕局好转与一二八抗战》等文章。这些报导和文章，有力地揭破了国民党的谣言，对教育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在此前后，《大声》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敦促三中全会通过“和平统一，抗敌救亡”的决议。特别是转载了《宋庆龄先生等向三中全会提议讨论恢复总理三大政策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重要文件，使广大群众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全过程。
       对于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之流，《大声》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十种汉奸》为汉奸的种种表演画像，《撕破汉奸的假面具》揭开了汉奸的伪装；《“不抵抗理论”的理论》批判了亲日派散布的“亡国论”，《谁是人类和平的叛徒》驳斥了汉奸诬蔑抗日是破坏和平的谬论。《我们希望于汪先生者》、《汪先生“还跳火坑”吗？》、《感谢汪先生的“救亡图存”之整个计划》以及《希望汪先生继续主张抗战》等文，驳斥了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的种种谎言，撕开了他的所谓“救亡图存”、“主张抗
       战”等等面纱，还他汉奸卖国贼的本来面目，提高了广大群众对亲日派的认识。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不断散布所谓“和平”空气，提出所谓“中日亲善”、“经济提携”，成立什么“中日贸易协会”，进行什么“和平外交谈判”。对此，《大声》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侵略。《这就是中日亲善》、《“与虎谋皮”是可能的么？》、《日本会改变对华传统政略吗？》、《换汤不换药的日本外交》、《中日还要谈判么？》、《中日外交谈判的预测》、《杀人不见血的经济提携》、《显微镜下的中日贸易协会》等文，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阴谋，号召人民丢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幻想，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向人民指明了只有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才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
       《大声》从第四号起，长期连载了胡绩伟以“一丁九”的笔名撰写的《谁胜谁负》一文，从中日两国的军备、资源、财力、人力以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对比，有力地驳斥了亲日派的“亡国论”，得出了“最后胜利绝对是中国的”结论，鼓舞了广大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念。彭文龙用“里奇”的笔名编写了《常识讲话》，这是篇长期连载的通俗哲学读物，对青年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启蒙教育。《大声》和《大生》还发表了不少有关抗日救亡的小说、散文、诗歌、漫画，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备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在第二阶段中，《大声》根据一九三七年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八月党的洛川会议精神，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为争取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利而斗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当“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时，原定七月九日出版的《图存》第一期已装订完毕，胡绩伟立即以“图存社”名义撰写了《以血肉的抗战答覆敌人底侵略！》一文，印成单页，在全城散发。接着，《图存》第二期以《抗战！
       抗战！抗战！》的醒目标题发表社评，并刊载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全国团结抵抗到底》等文章，要求实现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十一月《大声》复刊后，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的立场，大力宣传我党关于全面抗战路线，全文转载了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的重要文章，刊登了凯丰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以及其他同志的《论全民抗战》、《只有坚持全面抗战到底才是我们的出路》等文章，全面地论述了我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
       《大声》把争取人民抗日民主权利作为自己的任务。《复刊词》明确指出：“我们为着：‘民族独立’，自然要展开抵抗侵略的解放战争；但同时，不进行‘民权自由’和‘民生改善’，这一战争是没有胜利把握的。”接着，《大声》从复四号到复六号，用三期全文连载了《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复强调了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他说：“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因此，现在中国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争”。
       《大声》用较大的篇幅转载了党中央公布的文件和我党领袖的重要讲话和文章。除上面已经提到的毛泽东的两篇文章外，尚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八路军出师抗日晋洞》、《毛泽东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论著，以及周恩来、朱德、洛甫（张闻天）、林祖涵（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李富春、邓颖超、黄克诚、王首道、凯丰、罗瑞卿、傅钟、钱俊瑞、邢式平等同志的文章和讲话十多篇。此外，还发表了宋庆龄、胡愈之、艾思奇、胡绳、邹韬奋、胡子婴、侯外庐、潘梓年、高士其等著名人士和学者的文章十余篇。
       在武汉出版的《扫荡报》，曾一度狂妄叫嚣要实行所谓国民党“一党专政”。为此，《大声》及时地组织各界人士进行座谈
       和研讨，并从复十七号起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之进行严厉地驳斥。车耀先在《不要中敌人的毒汁——挑拨》、《谨防离间与妥协》、《党争不停、武汉不保》等社声中指出：“我们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的唯一条件，就是把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我们唯一的敌人。我们的抗战所特者在此，敌人的侵略所惯者亦在此。因此，意使我们团结的意好，意使我们分裂的意不好”。而“一党专政问题的提出，其来源是否出自敌人不得而知，可是在客观上很有被敌人利用而施展它一贯的毒汁的危险。”同时，《大声》针对叛徒、托派分子叶青之流的造谣诬蔑，又组织了一批文革批判托派分子，指出托派分子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瞎探”，是“全中国人民的公敌”。
       《大声》复刊经常登载来自“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的通讯报道，并组织和输送了一批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特别是《陕北学校有什么神秘》、《大家注意的陕北公学》、《从陕北归来——献给欲到陕北去的朋友》、《漫谈陕北》、《延安近况》等文，对广大的青年有较大的吸引力。
       《大声》还不断报道全国各地、特别是四川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研讨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办法，交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经验，推动四川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它每期都辟有文艺专栏，诗歌、曲艺、漫画、杂文、通信、问答，形式多样地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对推动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大声》的活动及其遭受的困难
       《大声周刊》不仅大声疾呼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而且奔走呼号，开展实际的抗日救亡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一九三六年十月车耀先等发起组织的“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在褫禄中被国民党当局扼杀后，车耀先愤然创办了《大声周
       刊》。但是他认为，光有一份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切实的抗日救亡活动。因此，车耀先以“大声周刊社”的名义，联络各界人士，筹备组织抗日救亡团体。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由“大声周刊社”等三十六个社会团体联合发起的“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终十在斗争中诞生了，周海文作为“大声周刊社”和车耀先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大声周刊社”和“救国联合会”的积极推动下，成都市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相继建立，有力地摧毁了国民党设置的道道堤防，使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
       一九三八年初，“大声周刊社”设立文化服务部，组织时事座谈会，专题讨论一些群众密切关心的问题，如《如何开展成都的救亡运动？》、《如何保卫山西和武汉？》以及关于“一党专政”等问题，并将讨论的情况及时在《大声》上发表。这样，在《大声周刊》周围团结了一批致力于抗日救亡的各界人士，他们经常出入于“努力餐”，云集在“大声周刊社”，研讨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的各种问题。后来，有人把这种座谈会誉之为“统战会”，而把“大声周刊社”誉之为“统战部”。
       一九三七年底，车耀先经中央批准恢复了组织关系；不久，胡景祥也恢复了组织关系。之后，车耀先把《大声周刊》交给胡景祥主办。胡景祥接办《大声》后，着手在“大声周刊社”中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了由胡景祥为书记的“中共大声支部”。
       一九三八年三月底，由车耀先、胡景祥发起筹备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但是，成立大会却遭到国民党复兴社分子的百般阻挠，他们纠集反动学生百余人扰乱会场。为此，车耀先愤怒地写了《如是风波》 \( ^{①} \) 一文，以铁的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破坏。
       一九三八年七月，“大声周刊社”又由车耀先领衔发起，成立了“成都大声抗敌宣传社”，在成都、泸州、绵阳等地发展社员近千人。这些人由阅读《大声周刊》成为“大声社”社员，其
       中还有不少人进而信仰马列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战士。
       此外，“大声周刊社”还进行了两项很有意义的抗日救亡活动：其一是发起募捐以购置“杀敌光荣”铜牌，组织慰问抗日将士及其家属。其二是组织“援助防毒”运动，发动广大群众募捐以购买防毒面具，支援八路军抗敌。这两项活动的背景以及募捐的数字，均在《大声》上分别公布。
       《大声》的这些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成为整个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声周刊》只存在了一年半时间，却遭受极大的磨难。她不仅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刁难和迫害。而且也经受丁来自其他各方面的巨大困难。
       《大声》初创时，首先遇到的是消息来源的困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垄断了国内的新闻发布权。但它发布的都是些肆意歪曲消息。而《大声》却是以“假话宁可不说。真话总要说点”为宗旨的，若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消息来评论国事。无疑是帮助国民党去欺骗、蒙蔽群众。但是，在四川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车耀先本人脱离了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又到哪里去得到真实可靠的消息呢？车耀先等一方面凭着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和高度的政治觉悟，从国民党发布的新闻中摄取某些有用的材料加以评论；另一方面他们利用三个渠道得到一些较为可靠、翔实的消息：一是用车耀先·台半旧的老式收音机收听西安等方面的广播；二是从外地报导中获取一些可信的材料；三是通过车耀先在四川地方实力派中的老关系得到一些消息。这个消息来源的困难，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有所解决。
       其次是经费来源的极端困难，《大声》创办时，是靠黄光辉先生预交的四十元订刊费开办。但只出刊两期，这四十五元钱就刊空了。“大声”的号稿人，无稿费可得；《大声》的工作人员，无津贴可领。在困难的时候，《大声》的同仁们还要自己掏腰包
       来维持刊。《大声》复刊后，在纸张急剧上涨。印刷费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前三期就赔本百余元，但《大声》为了不增加读者负担，“未敢加价” \( ^{⑩} \) 。所以《大声》暂停了社会上“大慈大悲无条件帮助我们的善人”，能伸出援助之手，给以“捐款” \( ^{⑪} \) 。
       《大声》还存在发行工作的困难。《大声》的发行，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由报贩沿街叫卖，二是外地订户由邮局寄送。但这两条途径都遭到国民党的阻挠。在成都叫卖的报贩，一般只能在四川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区域内活动；如到国民党顽固势力控制的北门一带叫卖，轻则刊物被抢、人挨打，重则报贩无故遭抓。寄往外地的《大声》，也多次被“西川邮务管理局”无故扣出，致使外地订户因经常收不到刊物而来信询问，迫使《大声》不得不发动一些跑长途的汽车司机把刊物带到外县去邮寄。
       《大声》经常收到一些署名的或不署名的来信，有善意劝告的，也有恶意毁谤、谩骂的。有的说《大声》是：“共产党的喉舌”，有的说《大声》“得到毛泽东的津贴”，有的则直接了当地问车耀先是不是共产党员。有的更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威胁和恫吓。根据党的地下工作的原则，车耀先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在《大声》夏三十号上发表了《公开答友人书》，对上述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并且为了掩护自己，《大声》在转载我党领袖一些讲话、论著的同时，也不得不刊登国民党的一些头面人物的文章，如陈诚、孙科、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白崇禧、胡宗南、曾扩情、张西曼等人的讲话、通电和文章。
       然而，《大声》以其“消息可靠，言论正确”而博得了广大群众的赞誉。她不断地收到一些热心的爱国青年的热情洋溢的来信，有的称誉《大声》是“代表大众意志的大声”，有的说《大声》，震醒了四川青年的耳目”，有的认为：《大声》“指导我们团结起来，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有的则表示：“我们拥护《大声》，并愿参加《大声》举办时事座谈会”。确实，《大声》之所以能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苦挨了一
       年半的时间，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爱戴、支持和拥护分不开的。
       《大声》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大声》的内容和“大声周刊社”的活动，却在四川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立下了汗马功劳。
       注：
       ①《大声周刊》创刊号，《本刊声请竞部省府登记呈文》
       ②④⑨《大声》复12号：《大声一年》
       ③《大生周刊》第一卷第五期，《本刊致邮局函》
       ⑤《大生周刊》第一卷第一期，《五月之花——编者献辞》
       ⑦《图存周刊》第一期：《发刊词》
       ⑧“图存社”，《以血肉的抗战答覆敌人底侵略！》
       ⑩《大声》复刊号，《复刊词——鲜明我们底态度》
       ⑪《大声》复40号，《停刊辞》
       ②《大声》复12号，《本刊呈请收回成命文》
       ⑫载《大声》复22号
       ⑬《大声周刊》创刊号，《自我介绍——代发刊词》
       ⑮《大声》复4号：《本刊启事之二》
       ⑯《大声》复4号：《编后》
       （一九八五年六月供稿）
      
《大学月刊》的产生和发展

       王迪先
       《大学月刊》系一个学术性刊物，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创刊于成都。抗日战争时期出版一卷一期至四卷四期，解放战争前期出版四卷五期至六卷三期。一九四七年八月由成都迁上海继续出版发行。抗日战争时期，《大学月刊》的建立和发展有个过程，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一九四三年是创刊阶段。
       创刊时的编辑委员有陈中凡、黄宪章、李相符、杨显东、马濬、陈家莅。特约撰稿人有王守礼、李安宅、李晓舫、施复尧、彭迪先等。
       该刊创办时就受到我党的影响和支持，编委李相符就是共产党员。
       他们办大学月刊的宗旨和目的，如该刊第一卷一期刊登的发刊词指出：“发行本刊”，“所希求努力之目标”：
       第一，我们既不欲“盲目复古”，更不欲“舍已私人”。
       第二、“我们要承继祖先的精神遗产”，“但我们亦要把握历史发展的命运”。
       第八、“一切为了抗战建国”的大时代，我们当然要认清现实，随时研讨抗建本身及有关抗建之一切问题，尽一得之愚以贡献国家。
       该刊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努力的方向。陈觉玄撰写之《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三大目的》一文阐明了这一方向的真意，文中指出：“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
       是从民族主义做起，先集中全民族的力量，造成完全自由平等的中国，再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共同奋斗，共同达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大同世界，仍不失我国古代大学教育的一贯精神。办《大学》之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以后，该刊又将《大学月刊》的任务概括为“科学中国化”与“中国科学化”。“中国科学化”就是要创造一个国际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的新中国，这一阶段该刊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阐明了实现“科学中国化与中国科学化”的指导思想 和原则。
       一卷二期记者写《理论与实际》阐明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一卷五期编者所写《批判与创造》一文提出必须发扬批判和创造的精神要比对盲目复古和盲目崇外两种错误。
       该刊编者在一卷三期所写《人生与世界及宇宙》一文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从一九四二年创刊起该刊刊登了大量关于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法律、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科学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如一卷七期集中刊登了《论中国学术科学化》的专论六篇文章。一卷八期刊登了《论科学中国化》等五篇专论文章，一卷九期刊登了《论中国更学科学化问题》的专论六篇文章。一卷十期二卷九期刊登了《论中国艺术科学化》专论十一篇文章。一卷十一期刊登了黄宪章主编《经济科学中国化问题》专论七篇文章。二卷八期刊登了《我国少数民族之研究》的专论，五篇文章。
       第二、阐明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宣传为祖国而战。该刊发表了大量关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章，如一卷六期刊登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专论，发表了马哲民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本质》，黄宪章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之背景》，林中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之发展过程》，陈家芷写的《由中日战争到太平洋大战》，一隅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途的展望》、《纳粹与德国的反动传统》、编者写的《最近之苏德战争形势》等文。二卷一期发表了杨文写的《世界大战现势一瞥》。二卷二期发表了一欧写的《世界大战前途之展望》，二卷三期杨文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纵横谈》，冯铸写的《论苏德战争》，一欧写的《关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之种种问题》等文章。一卷六期编者写的《论战争》一文阐明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立场。文章指出：“资本家为提高利润而扩充市场，掠夺殖民地，争取独占的利益等等，益与战争结不解缘，而发展到其最后的帝国主义，特别是法西斯主义，更视侵略战争为其唯一的出路”。战争“有非正义战、正义战，或反动战与革命战之不同，如当时今日一切受法西斯主义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不但不能放下武器，必须努力抵抗，作战到底，以免为其所奴役，并且这种战争，是为摧毁黑暗，创造光明之必须的过程，其意义至为神圣。”二卷二期刊登的陈觉玄翻译的《抵抗》一文，生动地叙述了普法战争时期法国人民坚持包裹英勇抵抗德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这是一篇血与泪的作品，是爱自由、爱和平、爱祖国、反抗暴力摧残的记事诗。此文明确指出：“我们反纳粹及其伙伴的人民，皆能效此抵抗精神，以与敌人周旋”。我们中国人“亦正在继续扮演这种可泣可歌的故事，直到把敌人驱出领土”。
       第三、阐明了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前途和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一卷五期刊登了编委马清写的《中国文化之前途》，同期刊登了编委黄宪章写的《中国经济的前途》，一卷五期刊登了杨文写的《中国政治之前途》一文，指出：中国是“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全国民众乃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两种庄稼之下”。“一切国民，对外对内之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是丝毫没有享受过的”。抗建不但需要民主独立与民权平等之实现，并须
       要民生主义经济建设之相当完成”。
       特别应指出的，在一九四二年至四三年，当国民党加强了蒋介石个人集权的专治统治时，该刊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政治的文章。二卷一期卷头语《人治与法治》一文说：“近代之法治，首领将立法大权，付之国民大众，且其国家之一切政治措施，无不以此国民共同制定之法律为依据。其从政者不仅为国民之公仆，且须根据法律以选任之，更须根据法律以行为之。故其从政者，绝不能依自己的思想，去作成作福。”“此种法治一立，……从政者只能守法以为善，不能违法以为恶。”二卷二期卷头语《专治与统一》一文中说：“因专制政治，乃以一人宰割天下的政治，不仅抱拥着君主和广大人民之对立，且其大小官吏与君王，亦不免有矛盾；因而如不经过民主政治和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以形成其统一集权，则必为无基础之空中楼阁，如此谋统一，徒是助长分裂，如此图治平，适是滋祸乱。”
       该刊二卷五期刊登了四川研究的专辑，畅文写的《四川之过去与现在》一文中指出四川要完成抗建之策源地的使命，必须实行“三民主义化”的建设。
       第四、探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二卷六期畅文写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一文指出：中国“要循着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发展，以达到社会问题之消弭的社会主义”。二卷四期唯公写的《试论青年应往那里走？》一文指出，“资本主义性的社会”，“发展到目前，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将快有一个顺应历史发展和适合人类需要的新社会出现”。“这一个更高发展阶段的人类新社会，又似已为一般人所公认为是所谓社会主义的社会。”我们中国……被称为半封建性的社会，虽还没有发达到高度的资本主义阶段，但资本主义所带给我们一般人类社会的种种弊害、流毒、痛苦、灾难，也大都出现于中国社会。同时，我们知道现在的人类世界，……各部
       分部脉脉相通，息息相关，互为影响，互为制约”。社会主义是“我们现实社会所应走向的目标，所应达成的理想”。
       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秋，是《大学月刊》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时，抗战的形势开始好转，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该刊作出扩大组织和加强各项工作的决定，同时，进一步阐明今后的工作宗旨和任务。二卷一期刊登了《大学月刊》扩大组织征求社友》启事。”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卷一期发表了《本刊向何处去？》一文，进一步阐明了该刊今后的工作任务。该文指出，我们所原定的宗旨，仍然是正确的。“此后应本预定的宗旨，努力做去，求其精、求其纯、求其实在、求其具体，这是理所当然的”。此外还应特别注意左列各点”。“一、中国化学之系统的建立”，“二、民主主义之理论的阐扬”；“三、宪政问题之缜密的研讨”；“四、研究资料之系统提供”；“五、大学讲座之专书的编印”。
       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该刊这一阶段的内容同前一阶段有所不同，不是全面论述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实现，而是，针对国民党政府加强法西斯统治，着重于“民主主义理论的阐扬”。该刊二卷十期发表了编者写的卷头语《今日谈民主问题应注意的事》，同期，还刊登了民主问题专论五篇文章。三卷一期发表了编者写的卷头语《民主与民生》，同期，发表的《一九四四年中国往何处去》专论的五篇文章。三卷二期发表的专论六篇文章集中地论述了人民自由权的问题。三券五、六期合刊发表的卷头语和专论六篇文章着重地论述了学术思想自由问题。三卷七、八期又刊登了民主问题专论四篇文章，以上一系列文章较集中地阐述的民主主义理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论述了中国必须实行民主政治的道理。该刊二卷十期刊登冯铸写的《建立民主政治之演进及我国民主政治之前途》一文，批评了反对实行民主政治种种错误思想，指出认为中国人民程度低，没有实现民主政治的条件，以及民主政治不易有效的
       发挥国家权力的作用都是错误的。这是未能深刻了解专制政治之弊害，不知抗战建国大业必须以民主政治为保障之道理”。三卷七、八期合刊一鸿写的《我国为何需要民主政治》一文，从十三个方面阐明我国为什么需要民主政治的道理。一是民主与动员国力说，二是民主与国家之统一说，三是民主与提高政府权能说，四是民主与完成法治说，五是民主与加强行政效率说，六是民主与澄清吏治说，七是民主与地方自治说，八是民主与宪政说，九是民主与增进生产说，十是民主与提高文化水准说，十一是民主与安定秩序说，十二是民主与社会风气说，十三是民主与国际关系说。
       三是阐明了中国要什么样的民主问题。该刊二卷十期编者写《今日谈民主问题所注意的事》。三卷二期刊登的白闇写的《人民自由权的发展》皆论述了这一问题。二卷十期刊登冯铸写的《近世民主政治之演进及我国民主政治之前途》一文，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什么民主政治？”“值此全民抗战时代，当然说不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但是，“绝不能实行资本主义的虚伪民主，且在事实上中国根本没有资本主义的出路”，“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前途，势必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之两种型以外，另成一种，即是说，它必须是一种非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而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道路的东西”。三卷二期刊登张健吾写的《人民自由权与中国的宪政》一文指出：“中国的民主”“是民权主义的民主，系‘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必须具有大众性”。“因为是贯彻三民主义以进于大同世界的民主”，“他不受最狭隘、最自私的阶级性质所限制，并且其发展是朝向‘大同世界’而不是朝向少数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以是前途无量”。
       三是阐述了民主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该刊二卷十一、十二期合刊编者写的《民主与民生》一文指出：“现阶段之中国民主，必须与民生主义相结合方有其具体内容，方有其真正意义和作
       用，方能打通目前的关口，开拓建国的途径，及奠定其基础”。二卷十期刊登锡文写的《民主政治与土地问题》一文提出：近来谈民主，“每偏重于注重民主的政治方面”，“实行民主政治，决不仅为一政治制度的问题，最重要的乃是当作其所反映之经济问题的总解决之关键或保证”。“而这种经济问题之中，最与有密切关系，当然就是土地问题。本来要求土地问题之解决，是近代民主运动所以发生之基本原因之一。……如不解决土地问题，其民主运动，亦若空中楼阁，没有实际的内容。”“我们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为一主要任务，才能赋予我们民主政治以新生命”。
       四是指出实现民主是当时抗日严重关头的需要。一九四四年上半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将再一次对中国进攻之时，该刊三卷三、四期刊合编者写的《严重的关头与最大希望》一文，明确指出：值此日本帝国主义大进攻的严重关头，最大希望：“必须要上下一心，统一集中，与敌人作一次最大的决斗。我们决不是没有力量，只因为政治问题未解决，民主政治未完成，所以我们 的力量，不但未能尽量发挥，且制造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以自相对立”。现在“直接或间接的逼迫我们，使我们不能拖延下去！我们当然只有转换政治形势，开展抗战的新局面，方能渡过这一紧急关头”。
       在这阶段中，该刊除着重地阐扬民主主义理论外，还进一步阐明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路线的基本观点。三卷七、八期刊登锡文写的《中国民主主义文化论》一文指出：“所谓资产阶级，担任领导革命的任务，固不可能；但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革命，亦为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之限制，难于允许。因之，中国革命，乃表现为：其革命的对象，系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构成的对中国勤劳大众压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特殊关系，必须粉碎和肃清，以解决整个中国；而担任这个革命的任务的，则为农工小市民等这些‘大贫小贫’的分子”。“其革命的任务，亦系以反帝与反封建之特权，解放全国民众，使他们立于自
       由平等之做人的地位为中心，而革命民众之大部分，亦系要求脱却“超利润”与“趣经济”的压榨的纽带，完成独立自由的经济地位而参加斗争”。这种民主革命“必须为较所谓资产阶级更进步，较能接近社会主义的东西”。
       总之，从一九四三年底至一九四四年秋，《大学月刊》的内容着重地宣传了民主政治理论问题，对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应实行什么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与民生问题的关系何在？实行民主政治对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的意义何在？等等问题进行了较系统地论述，同时，进一步阐明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路线的基本观点。虽然，他们的这些论述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还不完全相同，但是，民主革命的纲领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当时蒋介石国民党加强个人集权和法西斯专政的情况下，能积极地，集中地阐扬民主主义理论，对于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国民党统治区即将到来的爱国民主运动作了舆论准备。这一阶段的《大学月刊》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也遭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仇恨和压制。如该刊二卷十期就有三篇阐述民主政治的文章，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刊登。与这三篇文章相同观点的两篇文章，也因此没有送审和刊出。这从反面说明该刊这一阶段宣传民主主义理论的进步意义。
       一九四四年秋到抗日战争胜利是《大学月刊》在抗战时期发展的第三阶段。当时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可是国民党战场在日本帝国主义新的进攻面前，遭受到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一九四四年秋，该刊进行了革新。
       为了加强革新的领导，该刊调整了编委会，由陈中凡、黄宪章、马哲民、杨伯恺、李相符、薛愚、邓初民、陈家芷、沈志远组成，沈志远任主编。同时扩大了特约撰稿人，于家驹、王亚南、周谷城、胡绳、胡风、茅盾、屈武、张友渔、侯外庐、郭沫若
       若、勒伯赞等名流学者都参加了该刊的撰稿工作。
       该刊三卷九、十期社论《今后的大学》指出“今后大学要对当前时代的动向，历史法则以及我们所面对着的种种重大的现实问题，作深入而有系统的理论剖析，以便实现我们的‘理实合一’的口号，此其一”，“民主主义是当前历史的主流”。“阐扬新时代的民主主义理论，也是本刊底重要课题之一”。“马哲民在该刊四卷一、二期发表的《本刊创刊三周年的回顾》一文中说：‘天明以前，尚有黑暗’，所以‘实行革新，毅然革新’”，“我们不仅希望它能反映实际，还要抓住实际，推进实际，指示实践”，不仅“作为我们的喉舌，且要成为国民大众的呼声，推动时代的力量，方能配合当前的局势，缩短痛苦的过程”。
       革新后的中心内容是进一步从各方面阐明新时代的民主主义理论，其特点是：
       一是宣传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三卷九、十期合刊，该刊主编沈志远写的《战后世界新民主体制之面面观》一文中指出：“和旧型的资产阶级民主相反，新型的民主政治施特点在于它是人民大众（或全民的），而非少数财势分子的，此文在该刊中第一次明确指出：“这种新型的民主政治，必须以勤劳大众为主体，而对那些垄断产业、操纵金融、破坏社会秩序阻挠历史进步的少数贪婪分子，必须采取反对态度，直到他们放弃那些危害勾当为止”。同期刊登邓初民写的《人民的世纪》一文指出：“社会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就是物质财富生产者本身的历更”。现在“人民的世纪到来”，这是多么波澜壮阔的江河巨流，这是多么强大而不可抗拒的人民力量。“任何暴君独夫，任何反动政府都将要现出它的原形，露出它的狐巫尾巴，世界虽然是很大的，他们最后避难所是无处可以寻觅了”。
       二是把宣传人民民主紧密同当时的形势结合起来，同抨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独裁政策结合起来，四四年豫湘桂战役国民党战场大溃败后，有人产生悲观思想。该刊三卷十一、十二期本社
       写的《炭德曼悲观》一文指出：其实“兵源果真已枯竭，人力果真是不足吗？当然不！”“我们要人民自愿地去当兵，乐于为国出力，必须使人民知道最起码的基本权利得保障”。“必须实行全民民主，用民主的方式来动员人民”，“实行民主政治”。
       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南京访问战后国际和平安全宪章会议的前夕，该刊四卷一、二期合刊上刊登了本社写的社论《旧金山会议前我们应有的努力》，该文抨击了国民党政府搞专制独裁，阐明了人民民主政治的主张。指出“近来人们常在高呼统一，说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统一的国家。这是对的。但是统一不是无条件的；过去有过满满的专制统一，也有过凿壁、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但是那些统一梦都因人民的革命反抗而失败了。其所以失败的原因，就在他们把统一的基础或是建立在专制上，或是建立在武力上，而偏偏没有建立在人民的意愿上，没有建立在民主的原则上。把背向着人民，不以民意为依归，甚至反以奴役人民压榨人民为能事的统一梦者，其害己祸国，必遭惨败，是历史注定了的。所以现代国家之急需统一，决不是要以个人为中心的专制统一、武力统一，乃至各式各样的独裁统一，而是需要以人民为主宰，以民意为依归，真正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民主的统一”。这才是“今天中国特别需要的统一”。接着指出：“为准备完整民主政治之实现”，“应以民主团结为绝对不移的中心原则”。“应迅立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地方实力派之领袖，举行非常国政会议，产生举国一致的临时政府，重新决定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之大政方针”。
       四卷四期社论《努力献身民主才是出路》，明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民主运动。文章说，目前大后方民主运动力量，确实还嫌不够，还落在客观要求之后，特别是落在华北、华中等解放地区之后”，又指出：“拿全中国的情形来看，今天中国人民的民主势力之强大，及其对反民主势力之优势，就更显著了”，接着奉告国民党政府中反民主的人说：“我们应当这样告
       诉他们，只有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民主运动的伟大事业，个人才有出路，民族国家才有出路”。
       为了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该刊四卷一、二期合刊还登了史达写的《欧洲各国联合政府的理论和实际》等文。
       三是表彰民主战士的光辉事迹。三卷九、十期合刊该刊主编沈志远写的《悼稽奋先生》一文，称赞稽奋先生是“模范的民主战士”、“优良的青年教师”、文化界“杰出的忠勇将才”。特别是赞扬他敢于同反民主势力作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文章说：“作为一个民主战士的稽奋先生在一切阻挠民主反动势力面前，始终没有表现过丝毫的懦怯和动摇”。“当反动势力的爪牙——武装巡警暗探深夜闯入他的住宅去拘捕他的时候，当他站在被告席上受法官审判的时候，乃至后来他不时被恶势力威迫利诱的时候，他总是侃侃而谈，光明坦白地表示他的救国主张”。
       四是阐明农村经济改革是经济民主的中心问题。三卷九、十期合刊上陈仲道写的《经济民主与农村改革》一文，明确指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经济民主的中心”。因为“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家，直到今天农业依旧是国家主要的经济基础。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除少数富农外，最大多数农民（中农、贫农、佃农、雇农）几千年来一直过着黑暗、愚昧、贫困和被压迫的悲惨生活”，“在中国，则关键在于改革全国农村现存关系，解除农村经济底桎梏”。
       “农村经济关系工业化的劳动力，国内市场、资金，和人民的丰衣足食问题。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主是使社会财富（主要是工商金融企业和矿山农场）成为社会大众幸福源泉，而中国底情形则大不同”。该文肯定了解放区的减租减息政策。文中说：“局部地说，在某些地区一一特别是在前线和我后的广大战区内，战争确已大大改变了中国农村底经济面貌。”那里的农村已经在向着经济民主底大踏步走！”“西南西北整个大后方
       来说则反之，“根本原因就是土地问题”。并指出农村经济改革的途径就是“从减租减息起，到农业合作化和实现耕者有其田”。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刊主编沈志远在四卷四期发表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底划时代阶段》，初步地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文章指出：“五四”运动是划时代性的，“它不仅和欧美十七……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不仅和一九○五年的俄国民主革命不一样，而且也和它以前的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大异其趣。因为，“五四”以前……一概都是旧范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造成了资产实质上的专政，‘五四’以后的情形就不同了。这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属于新型的民主主义革命底范畴……成为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世界革命同盟军了。造成这种重大转变的历史条件，就如前面所指出的，第一是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第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鼓起了全世界被压迫劳动大众底革命觉醒”，“软弱无能的民族资产阶级，就没有能力积极领导这一民主革命”。“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那就干脆成为民主革命底敌对物了”。“五四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的主导力量，就不能不是以劳动大众为骨干”和“各社会阶层底人民大众了”。而这一革命底归趋则必然是所谓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即新型民主主义本质的革命三民主主义的前途”。该文接着指出，“为了抗战胜利，为了团结统一，为了建设独立自由繁荣的国家，我们必须高举民主主义的旗帜”，这篇文章虽然还存在着重要的缺点，如说：“中国劳工阶级并未成为积极的主导力量”，但从整篇文章的精神来看，是接近于我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这一段的《大学月刊》充分地宣传了人民民主理论，宣传了我党的政治主张，宣传了民主运动，有力的配合和推动了当时我党领导下的爱国运动和争取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它教育和影响
       了广大青年群众，为一些先进的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如成都市的“民协”）的诞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它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专制统治。因而，遭到了他们的仇视和压制。如该刊革新后第一期曾计划以战后世界民主问题为中心，出一个民主问题特辑。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害怕，借审查为名不准《战后世界政治展望的座谈记录》等五篇论文的发表。该刊四卷一期，原计划刊登《挽救当前危机保卫西南大后方》之笔谈会，共有九篇文章，后因张申府、李林冲、张志禾三先生之文章，国民党反动派不准发表，以致整个笔谈会的内容都未刊出。再如该刊四卷四期社论《努力献身民主才是出路》一文，其中一段，即“我们应当这样告诉他们”之后一大段，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审查时删去。这从反面说明该刊阐扬的人民民主理论的威力和革命意义。
       这一阶段，该刊还刊登了介绍苏联的文章。四卷一、二期合刊登了刘唯写的《要认识苏联朋友的热切——兼读中苏邦交促进》，宣传中苏友好，提出办列宁大学。同期，任重写的《论人民的新波兰》，指出“新波兰人民的道路，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道路”。
       这阶段还刊登了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三卷九、十期合刊登了张友渔写的《小矶内阁往何处去？》三卷十一、十二期合刊登了滑夫泽《论日本物力与人力的展望》，四卷一、二期合刊登了张友渔写的《树立日本人民的政权》，四卷三期登了董兼琦写的《战后日本问题》等文。
       总之，抗战时期《大学月刊》，是在我们党直接影响和支持下的一个革命的舆论阵地。它积极开中国学术科学化的工作，正确地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和应坚持的正确立场，并且提出了许多中国抗战建国的正确主张。特别是在抗战中坚持了民主主义立场，积极广泛地宣传民主政治，宣传我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宣传新民主主义理论，大力支持爱国民主运动，坚
       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策，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和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教育了群众，特别是教育了青年，对于不断地壮大民主势力和革命力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不仅有利抗战，而且为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斗争和以后的人民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
       解放战争时期，《大学月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初继续在成都出版发行。在这阶段，它在党的影响和支持下，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卖国反动政策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它赞扬重庆谈判的成果，积极宣传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宣传先国家民主化，然后实行军队国家化；积极捍卫政治协商会议修改宪法的原则，坚决反对国民党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和维护“五五宪章”，召开仿国大的决定和行径等等。对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性和教育人民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四七年夏，《大学月刊》由成都迁到上海出版发行，继续在党的影响和支持下进行各项工作，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繁荣中国的学术科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六月供稿）
      
《抗日先锋》简介

       张 迪 明
       《抗日先锋》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编印的铅印刊物。八开、两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第二期，十二月十二日出第三期。何时创刊不详，仅据第二期和第三期出刊日期相距一周来推测创刊时间可能在十一月下旬。共出多少期，亦不详。
       《抗日先锋》是全国抗战开始后出刊的，它的首要内容便是教育和动员广大青年起来进行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它通过专栏“一周谈”向青年宣传国际国内形势，通过《起来，继承着“一二·九”的精神前进》等论文，动员青年继承革命的传统，投身抗战洪流，通过连续刊载的《游击战术参考》，向青年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教育，它还通过象日记这一类文艺形式，对青年进行抗日爱国教育。第二期刊载的《护理伤兵日记》，是一位在南京红十字会首都医院护理伤兵的四川姑娘写的，日记写道：“由四川要来南京服务于伤兵医院，只有我父亲最赞成，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大不以为然，认为我是送死。的确，为了工作的轻闲，为了报酬的丰优，为了躲避战时国民应尽的责任，我还是远远的藏在四川的一个机关里好些。我感谢那些亲友，他们很关心我的苦乐。但是，我尤其感谢我年迈的父亲，他能教他的爱女远离膝下，为抗战而服务！”
       为了抗战的胜利，必须巩固建立不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先锋》为此而积极宣传党的策略。第二期刊载的《反对左倾空谈》指出：“我们要抗日，要由抗日的胜利中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所以我们要形成一个坚固的不动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只有这个统一战线才能尽这个伟大任务。‘中国是否能由
       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一个统一战线将起着决定的作用的“毛泽东”。
       在肩负着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形势下，作为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应当怎样进行自己的工作呢？第三期刊载了《总队部关于目前形势及我们任务的决议（十一月十八日于山西）》，决议指出：“当目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一刻那，我们民族的解放先锋队是负着一个很伟大的任务的，因为我们站在救亡斗争的最前线，一切言行就马上会影响到抗日阵容的，因此我们每个队员，都应当时时注意我们的斗争的目的，工作的原则和加强我们抗战的力量。下面的四条纲要，就是每一个队员对救亡工作的基本认识。”这四条纲要是：第一，站在最前线参加一切救亡斗争；第二，与各种救亡团体，取得密切联系，并采取一致行动；第三，把握现实，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并研讨民族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第四，学习军事的技术与理论，并促进民众武装自卫运动。
       当然，这个青年刊物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在正确地批判“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对已经开始出现的右倾情绪注意不够，并且在自己登载的文章中有所反映。
       （一九八五年五月供稿）
      
《力文半月刊》的始末

       廖友陶
       《力文半月刊》创始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她的创始与战斗历程都和于渊同志分不开。于渊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在绵竹观音寨子利用前线指挥官的权力给红军让了路，被刘湘撤了职，派他东渡日本考察。他于次年春到成都，和车耀先等同志秘密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创办《力文半月刊》，吹响了成都地区救亡运动的第一声号角。
       现在，我把《力文半月刊》主要创办人之一的甘树人生前对我谈过的，以及近年来同当时《力文》成员的林蒙（甘道生）和徐庆坚等同志谈论、通讯、查证的情况整理出来，以反映抗日战争前夕成都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
       创办《力文》的政治背景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重，但蒋介石却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压制了一九三二年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到三月，日本就策划在东北成立的伪满洲国，一九三三年占山海关，三五年在通县成立冀东殷汝耕汉奸政府，十一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侵略日寇。到签订《淞沪协定》、《塘沽协定》后，又签《何梅协定》，蒋介石政府接连把国土奉送日寇，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在民族危急关头，中共在抗击蒋军“围剿”的同时，在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由江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号召人民武装驱逐日寇的《告全国同胞书》，一九三二年又发出《对日宣战》的通电；三五年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
       日”，到十二月，陕北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促进着中国全屈形势的转变。
       另一方面，当时的四川党组织，已完全被破坏，“全川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中”，①对创办爱国的进步刊物非常困难。正当这个困难的时刻，党中关于一九三六年春派来了张曙时同志，并确定当时的斗争方针为“推动上层好转，促进刘湘反蒋抗日”，以推动群众运动。张就通过民本体专的渠道，影响和推动了湘同志联系爱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甘树人等，创办起《力文半月刊》，②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她同后来的《大声周刊》成为当日成都以至西南民族解放、救亡图存的两大号角。
       响应“团结御侮”的号召
       《力文半月刊》的社址，设在成都湖广馆街一三九号附三号于渊住宅。当时，甘树人失业，也就住在于家。半月刊的编辑和发行都在于家进行。印刷、校对和装订，是蒋桂锐（江牧岳）负责，正副经理由何乃仁、伍觉天担任并负责联系“新新印刷社”代印工作，由赵恕安担任。③每期所需的印刷费贰拾元，则由于渊同志筹措。由于出售刊物有点收入，人员不支报酬，又不给稿费，④在经费上还算过得去。
       《力文》在第四期上转载了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等四位爱国领袖的“团结御侮”的声明，旗帜鲜明地鼓吹抗日救亡。同期刊登了何求（即林蒙同志）的《九·五事变的追述》，以我军战胜英帝国主义的光荣史实，证明敌人不可怕，中华民族不可侮。现节录其要点于后：
       “英国商轮万流，在荣阳县境浪沉木船多支，弱死我同胞不下五六十人。当时于渊任万县宪兵司令，即下令扣留该轮。殊该轮于事先闻风逃避，仅将英轮万县号、万通号扣住。我方原与之交涉，要求赔偿。殊该轮船长暗中打电与停泊宜昌之嘉乐兵舰并电调陆战队来万，
       先以机枪向我扫射，我亦还击，双方鏖战多时，彼不得逞。乃以巨炮装硫磺弹，向万县南洋街轰击，我万市之精华区域完全被毁，死亡亦众。彼向我声称：只须我方以白旗招展，彼即停止轰击，当时宪兵司令于渊振俯高呼，向其士兵作壮烈之演说。略谓：今日各位弟兄是为国争光，绝对不能屈服。我们应以少数人之牺牲，换得多数人之光荣。言词壮烈，士气因之大振。于是再接再厉，奋勇还击。于司令身带三伤，仍身先士卒，最后，敌兵舰不支，遂鸣哨一声，顽江败而去矣！”
       文章最后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急，蒋介石政府坚持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慷慨激昂地高呼：
       “新的局面的变化，使我们迫切需要民族抗战。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目前已经采取用政治经济的直接军事压迫了。倘我们能发动伟大抗战，‘九·五’事件的经验告诉我们，定能得到胜利前进！”
       接着，十月十八日，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发起人筹备委员会在春熙路青年会开成立会时，车耀先同志在报告中极力推崇《力文半月刊》能够站在时代前列，能够及时提出抗日反帝的救亡联合战线的口号。”当天，于渊同志也在会上作了非常激昂的讲话：
       “今天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已经产生，无疑的成都市的核心运动已树立了初步的基础，个人表示非常高兴。但个人有几点意见要贡献给大家的筹备委员会们：第一，我们要有苦干的精神。我们要做到唤醒民众，必须深入民间，与民众打成一片，要过得他们的苦生活；第二，我们要有牺牲的精神。救亡的工作是伟大而艰巨，阻碍确是不少。我们救亡的健儿要具备含生流血的牺牲精神，要坚持不屈不挠的忠勇气节；第三，我们要有持久的精神。所谓持久，就是要有计划有
       组织的前仆后继的去作，要流尽我们最后的一滴血，吐掉我们最后一口气。能若干，能牺牲，能持久，我们的救亡联合战线必能很快的达到胜利。”
       徐庆坚以“记者”名义，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题，报导了这次会议。刊载于《力文半月刊》第六期。
       由于于渊和甘树人等同志积极努力，《力文半月刊》的读者越来越多，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抗日救亡
       《力文半月刊》的政治态度有个发展过程。甘树人说过：“《力文》第二期以前较灰色。”林蒙同志说过“三期出版前（三六年八月），我由重庆到成都，建议转载上海进步刊物中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人的一个《爱国声明》，我认为这是三六年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文献。”从三期以后，《力文》不断刊载了不少救亡运动的文章，政治态度鲜明。和后来车耀先的《大声周刊》先后辉映，影响很大。⑤《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第二期刊载林蒙同志的文章《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和四川党的重建》，对这个问题说得更具体：“《力文半月刊》在宣传抗日救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其第四期上转载了四位全国救亡领袖的《时局声明》，声明公开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正确主张。这样惊雷一般震惊和唤醒了成都群众。《力文半月刊》是当时四川唯一转载了这篇声明的刊物。声明一经转载，受到各阶层群众的广泛重视。广大青年更是争相阅读。从而在成都民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号召抗日救亡的作用”。《力文半月刊》政治态度这样的发展，集中反映在第四期刊载的《编辑室的话》里，它说：“《力文》的总结是：以研究学术、启发社会文化，站在救亡图存的立场上，促进反帝抗日斗争，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为最大目标。”具体反映在编辑之一甘树人同志的笔下，他以记者名义，从第二期起，每期撰写一篇《时事讲
       话》。如第三期的《讲话》指明：“华北危机在扩大，日本扬言，新华北政权以殷汝耕（汉奸）主政，宋哲元主军”；“日本要求独占华北；‘创设航空兵团，准备战争’。”第四期的《讲话》指明：“日本要求我们放弃反日运动，只好做忠顺奴才”，“军人工农和学生建立起了华北血肉长城。”第五期的《讲话》指明：“九月二十八日日本有国宣言说，中国政府不接受日本条件，日本将发动战争。但‘攘外必先安内’、‘和平未到绝望’，这是中央政府一贯国策。这还不是和平的最后关头是什么？凡属中国人，无不担心政府态度！……不抗战便是汉奸！我们的政府统治一切消息，箱副言论，使人民对自己生死关头毫不明白。我们对当局提出开放民众反日运动的要求！”第六期的《讲话》指明：“不愿做奴隶，只有对日抗战。现在中央政府既不公布外交内容，又不开放反日运动，除了妥协，无路可走！”第七期的《讲话》指明：“红军最近放弃了土地革命，着重于对付日本帝国主义，适应全民族的抗日要求，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这与全中国人民希望并无二致……只要能抗日，就是好国民！”这些讲话，实际上确定着半月刊每期言论的基础。此外，还转载了不少抗日救亡的重要文件或文章，如第四期转载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第五期转载了《我们并不孤立》，第六期转载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在被迫终刊的第七期上还转载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和《四川各界救国联合会纲领草案》。至于颇受读者欢迎的有政治指导性的论文，亦复不少。如第六期夏芷（徐庆坚的笔名）写的《我们怎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文章分析国家必须救亡图存的总形势，并提出了救亡图存的措施。指出“中国已达最后关头”。 \( ^{①} \) 因为日本政府已“完成战时准备”，“仁缓蒙西犯”，“与中国守军激战”。人民疑虑中国政府的态度：一是不公开外交态度；二是不开放反日运动；三是酝酿着除甘攻击红军的内战。认为章乃器等四人提出的“团结御侮的最低限度要求”，是“救亡图存的原
       则和真理”。提出了“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的“五点意见”，一、开放民众反日运动；二、（略）；三、团结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四、确定平等待我之与国；五、成立全川救亡同盟。第四期九天（甘道生的笔名）写的《对日抗战胜利前途的估计》，驳斥唯武器论，阐明抗战的战略战术正确就有胜利前途的理论。指明在“日本直接军事侵略，企图短时间灭亡中国的现局下，唯一出路及早发动抗战。”不能象一向来的“退让”。有些反对意见说：“武器不如人，要准备。”这是忽视军事上起作用，有许多因素的唯武器论。中国抗日的政治意义是弱小民族求生存，对方是侵略行为。群众支持的是我们，游击战与持久战，能把敌人推向崩溃。所以战术上的游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这才是民族的出路。基本原则是：一、军事与政治配合好；二、地理与交通不利敌人；三、日本大陆政策要征服全世界，在亚洲大敌是苏联；四、战斗心理不同；五、日军不能作持久战。这些情况决定，我国若发动抗战，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
       又如夏正在第七期终刊号上写的《成都救亡运动》，分析了“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筹委这样的反帝后备军的发展条件虽较好，但存在主张不鲜明，发动群众不普遍，没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弱点。因而需要确定纲领，扩大宣传，加强组织工作，特别要明确自己的组织是全国总会的组成部分，应建立组织关系，发挥应有作用。”
       所有这些都说明，“力文”半月刊的基础和主体、宣扬和召唤的是抗日救亡、抗议、驳斥，抨击的是退让、妥协、投降，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传达着民族的呼声，的确是抗战前夕成都爱国主义的第一声救亡号角。美国的汉奸和淮汉奸们却厌恶和痛恨它像眼中钉，肉中刺，必要下毒手，绞杀之而后快。
       爱国有罪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四川省政府发出了“查禁”《力文
       半月刊》的训令，云：
       “案准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宣义字第三〇九号公函开：案据本党党员张治君等呈称：查成都出版之《力文半月刊》，系由甘孟材（即甘树人）、夏芷（即徐庆坚）主编，言论极为反动。最近出版之第六期，所载文字，更主张另建政权，并反对党治。似此公然倡乱，实应将该项刊物从严查禁，主力人员亦应依法处置，为此特具呈检举，并检呈《力文半月刊》第一期至第六期各一册，悬赠校办，等情。附呈刊物六册。据此，本部复查检举各节，尚属实情，相应条文函请贵府颇为查照，依法办理，并盼将办理情况见复为荷，等由到府，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局（按指当时省会警察局），即便查照处理，严禁该社之发行贩卖。此令。”
       这样，《力文半月刊》不得不被迫停刊了。
       同一天，四川省会警察局一分局有一份调查《力文半月刊》发行所地址呈文说：“……本日午前职奉钧科条令，查办《力文半月刊》发行所是否在湖广馆街？谨即派户籍警士前往该街调查。兹据回报：该《力文半月刊》如（确）系在湖广馆街三十九号内副三号当中。主办人鱼（与）洲，又系该副三号户主……”可见反动派是牢牢盯着于洞同志的。
       但是，《力文半月刊》不是在合默中而悬鼓的，而是在高声抗议的怒吼中停下来的。徐庆坚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终刊号上，撰写了一篇《最后的吼声》，对反动派进行了全面的反击：
       一、抗议卖国贼剥夺救亡自由 文章说：“‘九·一八’事件以来，我们从抗日苦斗中深刻认识，除了对日抗战是生路，其余条条都是死路……这种爱国心，汉奸及淮汉奸嫉视，要阴谋破坏。他们借口‘准备不充分’‘先内后外’‘唯武器论’‘尚未绝望’……等待主义的论调，来实现统一卖国的阴谋、儿皇帝的企图。”
       二、揭穿救亡言论不易生长的真象 文章说：“汉奸集团施
       用一切手段来抑制……甘作奴隶的人，不容别人不作奴隶……我们不能不终刊！”“《力文半月刊》被人们认为是成都鲜明鼓吹亡言论的刊物……从第三期起，我们从报纸上、从言论中，看的，听的都是救亡的消息和言论，我们《力文半月刊》为什么不说呢？”“有些人看了救亡言论不顺眼，有批评汉奸理论，指责汉奸错误的时候，总疑惑是在说他！”
       三、要郑重声明《力文半月刊》的所谓“罪名”文章说：
       1、“主张救亡就是反动吗？……如果认为救亡运动是反动，什么运动才是正动呢？”
       2、“我们主张另建政权吗？《力文半月刊》的文章中，只知有抗日作战，救亡图存的主张。不主张拥护那一位，也不主张打倒那一位……我们只拥护抗日作战的政府……南京政府不妥协，不默认敌人的卖国条件，领导对日作战，我们无条件的拥护……”
       3、“公然倡乱吗？《力文半月刊》的同人，个别做救亡运动是有的，并没有有团体的有计划活动，‘公然倡乱’，敬谢不敏。”
       四、要坚持《力文》精神《力文半月刊》深信，有种种神永远与读者结合着。请爱护《力文》的友人，不要以为屈服于敌人而过虑。”
       这是爱国者永远激动人心的严正呼声。
       坚持战斗
       《力文半月刊》停刊后，主要成员转入《建设晚报》。《建设晚报》是在张曙时同志支持下，由蔡羽公（党员）等凑款创办的，是顶用以涵文华为背景所办的《建设晚报》的招牌出版发行的（当时单独创办、立案困难）；王伯杰任社长，钟汝为任总编辑，甘树人任总主编，游元亮、甘道生任编辑。这些主要成员，都是由《力文》转过来的。
       《力文》的成员，不只是抗日救亡的宣传者、号召者，而且是抗日救亡的实践者。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发愿人在春熙路青年会开筹备会，由于车耀先同志在报告中极力推崇《力文半月刊》，能够及时提出抗日反帝联合战线的主张，因而《力文半月刊》被大会推举为筹委之一。十一月二十六日，由车耀先和川大同学、《力文半月刊》等各方面救亡积极分子组织的，成都各界申讨国民党镇压救亡运动和申援全国救国联合会七领袖的群众大会，在春熙路青年会小礼堂举行，大会虽被复兴社反动学生冲垮，但各界救亡骨干分子有了接头串连的机会，川大的韩天石、康乃尔、周海文、四川省政府职员蒋桂锐、原《力文半月刊》的甘道生等相互认识了，结成了救亡工作的战友，筹备着组成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终于正式成立，选举了韩天石、康乃尔、周源江（女）、周海文、蒋桂锐、甘道生、侯泰阶、张宣、叶雨苍等九人为常委。一切救亡的联合行动都由九人常委决定。总之，《力文半月刊》的主要成员是在抗日运动中战斗不息的。
       至于《力文》成员子的渊同志，林蒙同志今年五月九日给我的信中说：“《力文》停刊后，于渊和车耀先搞了个退伍军人会”，继续进行战斗。
       而且，《力文》成员中的甘树人、甘道生、赵忍安等同志都在战斗的考验中先后入党了。
       这就是《力文半月刊》在抗日战争前夕的成都，所写下的一页光荣战史。
       ——为纪念于渊同志死难三十五周年、甘树人同志逝世二十八周年而写。（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注：
       ①见“四川现代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8页。
       ②参阅张曜时同志“我在四川是怎样进行统战工作的”。见“四川现代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12期。
       ③见赵忍安同志“我们想在那里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载“乐山地区党史资料”1984年第1期。
       ④林蒙同志1984年5月9日给我的信中所说。
       ⑤林蒙同志未发表的文章“关于于湖烈士是否党员问题的说明”中所说。
       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对日政策说明，决定国策……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易牺牲……”所以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救亡歌曲叫“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何梅协定
       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指为破坏《塘沽协定》，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于五月二十九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并由东北调遣日本军队入关，进行武力威胁。六月九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宫梅津美治部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宽书”，限三日答复。经何与日方秘密会谈后，于七月六日复函梅津，全部承诺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出卖了华北的大部主权，通称《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对《力文半月刊》的始末》的一点补充

       徐庆坚
       友陶同志与我有关同的感情——悼念于渊（邦齐）烈士、纪念甘树人同志。我参加过《力文》的活动，知道一些具体情况，长期以来想写而未写，幸从友陶同志所写《力文半月刊》一文的启发，唤起不少往事的回忆，虽属末节，也可以补足一些友陶同志录集未及者，又获林羲同志参证（五十年后健在者只我俩了），杂叙如后：
       一、《力文社》的组成
       我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底返成都，街上碰到刘孟痴，谈已组织《力文社》，并等我参加《力文半月刊》的筹备。组成的人中，于邦齐烈士是我参加一九三一年江津兵变时认识的，甘树人在一九三一年编《川报周刊》时早已认识并常往还。由于彼此都了解，无系条件地到邦齐同志家中畅谈。
       《力文社》有成员而无组织，具体说无组织形式。事事都是大家协商，谁对大家都照对的办。同人中、甘树人同志年高望重，隐然是负责人。成员有《为读者方便计，略为介绍简况》：
       于渊（邦齐）曾参加反击炮轰万县的英水军，即“九·五惨案”。共产党员，此时未接上组织关系。
       甘树人，老共青团员，见《杨阁公日记》。长期从事新闻工作。
       郭祖劼、四川S·Y成员，《杨阁公日记》中书信来往所记的“祖劼”即是。
       刘孟痴，伪省府科员，当时隐瞒了他自首历史，跑书店找代
       销。
       蒋柱锐（江牧岳），伪省府科员，跑印刷厂，当校对。
       林蒙（甘道生），甘树人之弟，八月后由重庆来。
       王蕴清，伪新闻检查所职员，由刘孟痴介绍来的，是打入的特务。
       赵行言（忍安），林蒙介绍，管发行。
       《力文社》的成立，与张曙时同志的活动分不开，先是以“同路人”一一党的同情者姿态出现的，所以态度比较灰色。八月，林蒙同志由重庆来，带来一些书籍杂志，大家争先传阅，一致同意完全接受，并主张转载，态度才鲜明起来。张曙时同志很清楚力文情况，说在党领导下（不是党员，党支部）也不算过分夸大。
       顺便提到一些琐事。
       《力文社》社址，在干邦齐佃住的寓所内东厢房——所谓长三间的厢房，实际是两大间，一间是甘树人住房兼作编辑室，另一间大客厅作对外活动场所。
       《力文半月刊》，刊头是甘树人的朋友李雅羁用孩儿体写的。号称半月刊，实际并不按期发行。每期发行在八百至一千份之间，各书店、书报社都代售。
       二、参加救亡活动
       《力文》从第三期起，政治态度鲜明了，同时与进步人士、与赞同我们主张的团体负责人联系。
       1、最先筹备成立《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
       由谁提出的我记不起，大家都同意，分头进行。第一次筹备会在《力文社》举行，大家叫我以尔道主代表主持。参加的有几个学生组织和民众团体。第二次会议在《力行社》，谁去的记不清了。这是十月十八日大会的雏形，《力文社》起了发动作用的。
       2、接待范长江同志
       通过郭祖协介绍，由于洲作东道主，在少城公园对面一个咖啡店欢迎范长江同志，他作了有关西北的报告。这时他的《中国的西北角》。还没有白版，据他的材料，我们进行传播。
       3、欢迎“一·二·九”回来的战士
       周源江、肖玲来《力文社》报告“一二·九”经过。
       4、借地方与同志开会
       如华大党支部的张文澄、甘佩笠等同志开支部会时，常借《力文社》客厅。
       这些事（以上只是其中部分），是从另一角度说明《力文社》的活动。
       《力文半月刊》被查封以后，由《建设晚报》继续使用其地址，直到于渊随刘湘出川抗日为止。
       三、同反动思想的斗争
       《力文》发刊后，即投入当时成都舆论界的思想斗争，针锋除指向反动报纸以外，主要目标针对《青年人》。
       《青年人周刊》，由复兴社分子任觉五主持，厨义林编辑。听说任觉五曾对被他蛊惑的群众说过：“人民阵线（当时对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称呼）有《力文》，我们有《青年人》。”《力文》从四期以后，有些反驳种种谬论的短文，即针对《青年人》某期主要文章而作的。（日久记忆模糊，只能记得这个轮廓），《青年人》的言论不断遭到抨击，销售只及于少数特务学生，不久即无疾而终。
       还有一个《民间意识》不定期刊。主办人傅双无，是吴玉章任师大校长时，领导原成都S·Y成员之一，吴玉章同志主张S·Y与重庆杨闇公司志领导的党、共青团合并时，S·Y成员个别加入，而傅双无因要求集体加入未遂，分裂出去，另搞一套，不为社会重视。《民间意识》不仅文字艰涩，而且用不少术语名词堆
       砌。它说救亡运动的怪话，如“救亡运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等等。我用“无字天书”为颠倒了它一下，大意是：这些无字天书，凡人不懂，末江不懂，九天玄女也不懂，只有傅无双先生说梦话时才懂。
       对封建腐朽势力的抨击，没作为重点，只登过刘孟痴的《公务员读本》，讽刺一下而已。
       四、续刊号为什么能印出
       资料来源少，是编“力文半月刊”的困难之一，很难通过国民党邮电检查所这一关得到国内资料，只好用日文报纸、英文《中国呼声》等。
       刘孟痴介绍邮检所一个检查员王蕴胥的一篇谈西班牙内战的文章，大家决定刊登，以后，又送来几篇，大家同意约王来社谈谈。从此，他便有时来《力文社》。他在一次闲谈中提出：“我们总要找一个归宿才好”。甘道生（林蒙）警惕性高，意识到是探问有无党的线索，立即回答：“抗日救国就是我们的归宿”。
       这个打入《力文社》的特务，基本摸清了情况，就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CC结合，发出查封《力文半月刊》致四川省政府的公函。同日由中央社发消息遂成都各报，通四川省政府不得不办。
       也是同一天，成都省会警察局长范崇实来会于渊（于在一九三三年任过这职），于约我同时会见。范首先表示同情我们的主张，又说他拳令不得不办，请原谅，他在职权范围内尽量照顾。范是政客，说话圆滑，又懂得他们“甫公”的态度，所以才这样地说。我见有空子可钻，反驳省党部谬论之后，提出要办一个续刊号。于渊接着说：“崇实兄，这点忙都不帮吗？”范装出一付富有正义感的样子说：“可以出一期，但只能出刊，不能有其他活动，我执行命令止于停刊。”（意思是不办省党部提出的“主办人员应依法处理”）这一部分。
       范走后，我们立即编终刊号，马上付印，迅速印出，范围行了他的诺言。
       报纸、杂志被查封，还能出终刊号，不仅空前，可能绝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一句话：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写）
       八 一 宣 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大举进攻华北，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最后号召全民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抗日战争时期的祠堂街

       潘清雍 安德才
       祠堂街，据说是因清代乃此修建年奠尧的生祠而得名。它东连西御街，西接金河街，南傍纵横全城的金河，与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一河相隔，水榭、亭台，遥相叠映。
       这条街，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逐步成了我市的一条文化街，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是我党地下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在这里先后建立了七个支部，设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交通站，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广泛联系群众，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党不少重要会议和聚会，都曾在这里举行。这里曾经是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进行生死搏斗的地方。党的地下组织和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在这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公开的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革命，派出大批特务在这里捣乱破坏，无数群众遭毒打，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这里被绑架，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最后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条街，曾经是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大声社》《群力社》《星芒社》《战时学生旬刊社》等十多个社团和报刊发行部所在地，这里有著名的“努力餐”饭馆和“生活书店”“三联书店”等二十多家书店。祠堂街不仅是一条文化街，而且是永远值得人们纪念的革命街。在八年抗日战争艰苦岁月里，祠堂街给成都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尤其是当年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老同志一到成都，免不了都要去祠堂街作一番历史的
       回顾。
       《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建立始末
       《新华日报》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农团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创办的，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唯一一党报。在此以前即出版了党刊《群众》。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新华日报》馆迁重庆，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继续出版，直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查封。
       在罗世文同志的领导下，一九三八年四月，在祠堂街八十八号建立《新华日报》成都推销组。八月，扩大为推销处，除担负《新华日报》在成都的发行外，并开展了川西北各县的发行业务。一九三九年四月建立《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川西北总经销处），发行量增至一万二千多份。为使读者能早看到《新华日报》，曾每天由飞机从重庆送纸型到成都，在《华西日报》社翻印。成都的读者当天即可看到报纸。
       祠堂街八十八号是《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的营业部，每天除分发报纸、办理订报手续外，还经售由延安运来的马列著作、《解放日报》、《群众》以及“生活书店”、“战时出版社”发行的进步书刊。营业部从早到晚挤满了人，工作人员应接不暇，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罗世文、邹凤平等同志经常到分馆工作，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上层民主人士和读者，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每天的报纸，除通过邮局和各种渠道发送外具外，大部分是由报童分送到订户手里。在国民党对《新华日报》封锁很严的时候，报童一走出营业部即被特务盯梢，经常被阻拦、挨打。他们与营业部的同志一样，不计个人安危，在艰苦的斗争中工作。
       《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一有机会就企图拔掉。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国民党军统局的特务在成
       都制造了“枪来事件”，封闭了分馆，罗世文、洪希宗等同志亦相继被捕。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赶来成都做营救工作。国民党当局只承认分馆启封营业，坚不放入，工作人员也相应减少了。从此《新华日报》即不再在成都翻印，直接由重庆送来。“皖南事变”发生后，成都分馆将《新华日报》迅速送到读者手中，并将中共中央揭露国民党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和重整新四军，任命刘少奇同志为政委，陈毅同志代军长的电文张贴在分馆营业部门口，各界人士、青年学生围着、抄写的人很多。国民党藉口扰乱社会治安，派警察将电文撕掉，并捣毁营业部和搜查分馆人员。
       一九四二年，“分馆”联合“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搞了一次书刊大减价。特务借口出售“反动书刊”，又查封了“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和“分馆”。经周恩来同志亲笔写信向国民党政府交涉后才启封。每当斗争出现反复的时候，分馆遭到特务捣乱破坏的次数是很多的。
       《新华日报》成都分馆除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开展报纸发行业务外，还在南方局的领导下为秘密传送文件，转移干部和党员做了很多工作。
       分馆的同志，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建立推销组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离开祠堂街八十八号撤到重庆止，共坚持八年之久。他们能在国民党特务统治极严的成都进行艰苦工作的原因何在呢？最主要的是有南方局的直接领导和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及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分馆内建立了坚强有力的党支部。先后在党支部负责的有洪希宗、杨继干、李荞、罗石生等同志。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月《新华日报》重庆总馆被国民党查封，并限期总馆和分馆的工作人员一律撤回延安。成都分馆的同志坚持把最后运到成都的《新华日报》送到了读者手中，分馆的大门才关闭。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实行专制独裁的罪行，为了感谢各方面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一张停止营业的启事紧
       紧贴在大门上。它告诉读者：《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被查封了，分馆的同志们撤回延安了。但《新华日报》的声音却永远留在成都，留在川西北人民心中。
       党领导下的进步社团和刊物
       “力文社”和《力文》半月刊。
       一九三六年春，在张曙时同志的支持下，由甘树人、甘道生、郭祖劼、胡廷俊、徐庆坚等组织进步团体“力文社”，同年七月五日创办《力文》半月刊。总代售处是祠堂街“现代书局”，分售处有“开明书店”、“北新书店”等，主编甘树人（甘孟材）、夏芷（徐庆坚），编辑郭祖劼、刘遥，出版江牧岳、刘孟痴，发行于邦齐（于渊）。《力文》半月刊在编排上取法于上海救亡刊物，内容选自日本《朝日新闻》、上海英文版《中国呼声》等刊物，第四期转载了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声明，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以后连续刊载抗日救亡文章，发行至第七期，被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强迫停刊。《力文》半月刊在抗日救亡运动初期起了启蒙作用。
       《大声》周刊和“大声社”
       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在共产党党员钱世俊（孟文）的支持下，侯方岳、张显仪、蒋桂绕、陈伯林、戴碧湘、叶兆琪等青年学生和职业青年组织秘密进步团体“海燕社”。十月初，共产党员、北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员韩天石、王广义（王路宾）约集四川大学、省立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十六人，在四川大学秘密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简称“民先队”。“民先”和“海燕”两个组织的建立，在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积极的骨干作用。为了扩大抗日救亡宣传，经韩天石、王广义、张希钦、胡绩伟、彭为果、周海文、涂万鹏等商定，由胡绩伟、
       周海文负责，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创办出版了《语路旬刊》。该刊因大量刊登抗日战争文章，主张团结抗日，反抗妥协投降，仅出版三期，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被迫停刊。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高潮。成都青年学生对时局的发展非常关切，深感有再次出版刊物的必要。“民先”队员周海文以车耀先女儿家庭教师的关系，得到车的支持，在“努力餐”的楼上腾出一间房子办公。“民先”的同志与车耀先同志商量，决定以大声疾呼抗日之意，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在祠堂街一百二十二号创办《大声》周刊，车耀先任社长兼编辑，薛特思任发行，周海文、彭文龙任编辑。《大声》周刊出版后，因大量刊登我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不容于国民党当局，曾几次被迫停刊，凡易刊名。由《大声》更名《图存》、《大生》，后恢复原名《大声》。一九三七年底，罗世文同志接上车耀先的党组织关系，要他主要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大声》周刊交给党员胡景祥（冯刘斯）主办。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大声》周刊的基础上，一九三八年初，发起成立了“大声抗敌宣传社”。（简称“大声社”），发展社员近千人，分布在泸州、绵阳等十多个县。“大声社”建立党支部，书记胡景祥，以后，《大声》周刊及“大声社”都在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在“大声社”工作的杨华林、唐介舟、苏西林、胡吉泉、刘晖等先后入党。
       《大声》周刊虽曾几次停刊，几次更名，但始终坚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胜利，为实现我党全面抗日，宣传我党的政策和主张，同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海文（牧人）、彭文龙（李奇）、胡绩伟（小丁）、张文澄（路人）、胡景祥（刘斯）、彭为果（岳士）等用笔名撰写了大量文章，并大量转载了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以及《解放日报》、《群众》等报刊的社论、评论和通讯。《大声》周刊发行量高达七千份左右。一九三八年
       八月被国民党当局强迫停刊。
       “星芒社”和通俗易懂的《星芒报》
       “星芒社”是党领导下于一九三七年九月成立的一个比较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地点在祠堂街四十四号“战时出版社”营业部的楼上。总负责人是江牧岳，下面办有“星芒通讯社”、“星芒报”、“星芒读书会”、“星芒图书馆”和“星芒宣传团”，参加活动的成都和外县进步群众达万人。一九三八年一月，“星芒社”即建立了党支部，书记江牧岳，组织胡绩伟。以后党员人数增多了，又分为群团支部，书记江牧岳，新闻支部，书记胡绩伟。
       “星芒通讯社”先由方伯非负责，后为肖稚林，主要是向各报社，如《四川日报》、《华西晚报》、《新民报》等发布通讯稿。
       《星芒周报》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创办，胡绩伟任主编，冯诗云协助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以“青救”成员熊复为主编，吴德让、董仲平为编辑，肖泽宽为发行，《救亡周刊》合并为《星芒救亡联合周报》。一九三八年四月，《救亡周刊》复刊，《星芒周报》改为三日刊于四月二日继续单独出版。它以形式多样、短小精干、通俗易懂的独特风格宣传抗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高达四、五千份。除编辑部撰写的《千百万人的呼声》、《从九一八到现在》《论政府抗战到全民抗战》、《所谓民主是要人民自己作主》、《解除成都学生的镣铐》等旗帜鲜明的文章外，知名的爱国人士史良、沙千里、李公朴等曾为该报写文章。特别是它的短评《到陕北去》、《主和就是汉奸》及小故事、诗歌、小说连载、评书、花鼓词、木刻、绘画等更吸引人，《星芒报》的另一突出特点是以辛辣的笔触，针砭时弊为国民党反动派所疾恨。一九三八年五月，《星芒报》刊登了天府中学教师张克林讲课批驳了“三日亡国论”受到学校当局打击的消息。该校校长肖寿眉唆使二百多学生于当晚（五月九
       日）七时去祠堂街捣毁“星芒社”，结果砸烂了楼下的“战时出版社”。第二天“星芒社”同“战时出版社”在祠堂街图书业公会礼堂，邀请成都文化界、新闻界说明暴行经过，到会的有沈天泽、陈樾山、黄亮章和有关单位代表百余人，纷纷谴责反动分子肖寿眉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丑恶行为，各报报纸都对此次事件著文抨击。
       “星芒宣传团”和“星芒图书馆”主要组织救亡歌曲演唱、读书会、报告会。
       “星芒社”通过下属组织，有力地推动了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党培养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
       在祠堂街的进步社团还有“战时出版社”及《战潮》总经修部，“战时学生旬刊社”，“群力社”和《笔阵》、《金箭》等。
       “战时出版社”的社长是杨道生，这个出版社是他自筹经费租赁房子，购买书籍、报刊，在党的领导下办起来的。他组织图书业店员参加“星芒社”为《星芒周报》写稿，去苏码头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后来同吴与之开的益明书店（曾是党的联络点）合并，杨道生任经理。
       “战时学生旬刊社”的服务部在祠堂街九十六号。社长康乃尔，有社员三百余人，党支部建立后，吴德让任党支部书记。它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由熊复、吴德让、董仲平、张黎群、肖泽宽等人创办的《救亡周刊》的基础上，吸收川大、中华女中、协进中学等校的进步学生参加组成的。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出版《战时学生旬刊》。它是成都学联的机关刊物，总负责人先后有吴德让、魏永祥，编辑有张黎群、刘炎，副总编蒋汇泽，发行人白肖等，社址在祠堂街七十二号。旬刊的读者主要是中学生。一九三九年，川大迁峨眉，旬刊移交给朝阳学院党支部负责编辑继续出版，一九三九年底，第一次反共学潮后被追停刊。
       《群力社》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共产党员饶孟文（世俊）、
       犹凤歧等组建的抗日团体，成员主要是川大、协进中学的学生，约七八十人，其中贵州籍学生二十余人。总务主任熊唯知，组织部长犹凤歧，宣传部长黄其敏。社址在祠堂街一百五十六号。“群力社”建立了党支部，犹凤歧、何仁仲先后担任支部书记。其宗旨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发动群众，坚持抗战到底。下分歌咏队、宣传队、“群力宣传团”，以黄爽英为主在《四川日报》办有《群力副刊》，除在市区内进行宣传活动外，还到邻县去宣传和演出。一九三八年四月，由黄爽英、熊梦、楠林、周辉、吕雪熙等八九人到邻县宣传，被无理扣押，引起成都各界救亡团体的抗议和声援，迫使省政府申斥邻县县长，立即释放宣传队全体人员并登报道歉。一九三九年，因“群力社”骨干先后分别转移和一部分同志去延安，活动即告结束。
       《笔阵》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机关刊物，创刊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总经售处及通讯处设在祠堂街九十六号。编委主要成员有叶圣陶、沙汀、碧野等知名作家，周文任主编。是宣传抗日的文艺刊物。
       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创办的《金箭》，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社址和发行所在祠堂街一百五十六号。陈思等任主编，成员有张文澄、张宣、戴碧湘、王永清、方伯非等，王引之（隐之）任发行。主要是通过文艺宣传抗日，一九三八年起由月刊改为半月刊。
       还要提到的就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在祠堂街的“莽原出版社”，经理是姚雪岩，主编黄碧野，编辑周鼎文等。出版莽原丛书和顾恢丁编的《许星》和《雨丝》。“莽原出版社”的营业部曾与“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互相交换进步书籍经售和秘密运往外县。后因人员暴露被迫转移，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停闭。
       进步书刊的流通处——书店
       祠堂街有十多家进步书店。特别在少城公园大门两侧和对
       面，几乎是店挨店，门对门，当时称为“文化街”或“书店街”。无论平时或星期天，祠堂街总是学生云集，不是买书，就是看书，有的站在书架或书摊前面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的同志回忆自己走向进步就是从读进步书刊开始的。成都书店多，但出版书少，大量书刊靠从外地运来，特别是进步书刊，经过万水千山辗转运来成都，一到书店即抢购一空。
       抗日战争时期在祠堂街兴办起来的书店也是我党同国民党进行公开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的市场。党在图书业的店员中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开明书店”、“北新书店”和“儿童书店”都有共产党员。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建立了党支部，“战时出版社”的社长杨道生任书记。随后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店”等也发展了党员。“生活书店”与“三联书店”在抗战初期公开经售由延安运来的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著作，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群众》和《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国民党警察曾多次借故搜查“禁书”把门市部捣毁以后查封，甚至连买书和看书的读者也受到监视。书店的经理和店员，随时都得警惕敌人的魔拳伸进书店。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查，经常要把可能被列为“禁书”的书刊与一般书刊“混装”打包转移或者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及时送到读者手中。尽管这样，仍有一部分书刊遭到厄运。
       在党支部领导下，组织了“祠堂街店员业余歌咏队”，参加的店员达百余人，早晨练唱歌亡歌曲（“晨呼队”），晚上去街头宣传、讲演，曾多次与其他抗日宣传团体联合演出，有较大影响。一九四二年杨道生同志被捕，英勇不屈，牺牲于外东沙河堡，党的活动受到挫折。此后，祠堂街的书店只有采取更加荫蔽的形式，继续把进步书刊准确无误送到读者手中。
       党团结各界人士的聚会点——努力餐
       “努力餐”饭馆是车耀先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开办的。最初在红照壁街，（一说在三桥南街），为了有利于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三三年迁至祠堂街一百三十七号。
       车耀先早年当兵，曾在川军部队任团长等职。以后，“解甲归田”，在成都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任教于省立成都师范，在教学中给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创办《大声》周刊。他是中苏文化协会等主要抗日救亡团体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他广泛联系上层人士，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
       “努力餐”较之一般饭馆并没有什么区别和特殊的地方。但是，它在经营服务上却与其他饭馆和餐厅迥然不同。这个饭馆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卖“大众菜”，物美价廉，就连从事苦力劳动的黄包车工人也可花很少的钱，舒适地吃一餐饭；二是为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界人士，提供了条件。“努力餐”的楼堂雅座曾以大设宴席来掩护革命活动，党的多次重要会议和聚会都在这里举行。成都每年春季都要在青羊宫举办“花会”。每年花会期间，车耀先照例在南门城墙上打出醒目的广告，招来顾客，词为：“花会场，二仙庵；正中路，树林边；机器面，味道鲜；革命饭，努力餐。”最后两句，隐约地说出了开设这个饭馆的目的。
       一九三六年底，由张秀熟和车耀先出面联系举办的文化界抗敌救亡座谈会，开始在张志和公馆举行，后迁至“努力餐”。参加座谈会的有黄松龄、刘拔云、邓初民、马哲民、熊子俊、黄宪章、洪沛然、张志和、钟汝为等，有时罗世文、张曙时也参加。形式上是每周举行的“聚餐会”，实际上是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和做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筹备工作。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选出张秀熟、车耀先、张宣、杜梓生、李劼
       人、黄宪章、李嘉仲、洪沛然、王达菲等为执委，沙汀等为监委，对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有力的配合和推动作用。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车耀先当选为理事，赵世兰、刘拔云等被选为候补理事。“努力餐”是该会的主要活动地点。
       一九三九年九月，在我党和一些民主党派倡议下，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通过了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保障各抗日民主党派合法权益权利，集中人才，改革行政机构的决议。“新华社”发表了《促进宪政运动的努力方向》等重要文章，给国统区人民开展民主运动以极大的支持。车耀先在成都主持了“宪政座谈会”，多次在“努力餐”邀请张澜、邓初民、马哲民等参加座谈。
       特别要提到的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代表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路过成都，成都文化教育界人士在“努力餐”举行招待会。由刘拔云主持，次迎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他们在会上讲了话，并同在成都的党员干部见面。
       “努力餐”每天接待着各种顾客，在公开的营业中掩护了不少秘密的革命活动。但国民党特务也在暗中探视着各种迹象和车耀先的行踪，伺机进行破坏。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抢米事件”后的一天晚上，车耀先同志在“努力餐”被敌特逮捕。现因成都市扩建西干道，“努力餐”已从旧址迁至小南街口左侧，它将作为重要革命遗址（文物）长期保存下来。
       祠堂街在成都不过是一条短小的街道，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能成为传播革命火种的重要阵地呢？主要是有地下党的领导。党组织仅管在这里多次遭受国民党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有二十多个党员被逮捕，其中包括罗世文、车耀先等烈士，但党及时增派党员和发展大批党员，在这里始终保持着比较强的力量，党组织还不断输送了一批又一批
       党员和骨干去延安和解放区以及四川各地。在党中央“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政策指引下，留下来的党员改变斗争形式和策略，转入地下。到一九四四年“市中事件”前后，他们适时地参加到群众组织中去，把革命斗争推向高潮。洞常街仍然继续发挥它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六月)
       一二九运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接着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于八月一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十二月九日，北平（今北京）学生六千余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很多学生。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形成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抗战间期成都的图书发行情况

       张毓黎
       成都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抗战前，春熙路和祠堂街等处，开设了不少新书店。抗战开始后，上海著名的出版社和书店大部分内迁，集中于重庆和桂林等地，成都的新书业也相应有了新的发展，祠堂街书店林立，有文化街的称号。
       当时成都的新书店，按其性质，大体上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宣传革命、进步的书店。它们都集中在祠堂街和陕西街一带，其中有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战时文化出版社、莽原书店、跋涉书店、明华书店、联营书店等。它们是我们党直接领导下，以出版发行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文化阵地，有的是党公开办的，有的是地下党办的。此外还有大学书店、友谊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五十年代出版社及上海杂志公司等，则是进步人士办的。其中有的只是设立办事处在成都造货，专搞批发业务，设有门市部。
       第二类是中间性的民营书店。这一类书店在成都家数最多，其中有大书店及一般书店。所谓大书店是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及开明书店等，它们规模大，历史悠久，大量发行的是教科书，也出版一般图书，有的还兼营文具业务。一般书店有两种，一种是经销上海或重庆等地著名书店的出版物，一种是在上海或重庆的书店在成都设立的分店。这两种书店也经销本地大书店的教科书及一般图书，或兼营文具。比较知名的有普益协社（原为开明书店的特约经销店，自己也翻印及出版一些书）、北新书店（后改
       为复兴书局，经销上海北新书店的出版物，也曾经销正中书局教科书）、自力书店（主要经销立信会计教科书及一些进步书刊）、儿童书局（上海儿童书局的分店，后由复兴书局接办）、东方书社（主要经销杂志，自己也出过一些书刊）及新亚书店（上海新亚书店的分店，主要经营教育挂图）等。抗战前一般谈到图书发行，总是以大书店为主，因为它们图书发行数量很大，品种繁多，几乎各类都有。及至抗战发生，出版力量有所削弱，一般大部头书及杂志等多停止出版。同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文网甚密，禁忌很多，因而它们的出版物内容也日趋保守，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店堂上陈列的图书品种和数量，表面上看来似乎还很可观，但实际上只有教学上的参考用书，学术研究的专门著作、碑贴画册及工具书等，还有一定的销路，其余多已无人问津。大书店中，开明书店出版物以中学生为主要对象，质量较好，在当时读者中评价较高。
       第三类是国民党办的书店。其中有大型的正中书局，它是一个发行教科书和一般图书的书店。此外，还有中型书店，如中国文化服务社、拔提书店、铁风出版社及青年书店等，都是由国民党的军统、军校或航委会所办。它们出版发行或经营的出版物，主要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因此极不受读者欢迎。这些书店也设在祠堂街，门市部经常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与革命书店的顾客盈门恰成鲜明的对比。
       以上是抗战时期成都图书发行事业的基本情况，那时，我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年群众所最关心的，是有关祖国的命运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问题。他们迫切追求进步，追求真理，渴望阅读进步的书刊。新华日报办事处在成都出现时，读者读到党报及革命书刊，都好像黑暗中见到了明灯，认清了前进的道路。当然，这个办事处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发行党报，扩大政治影响。大量发行进步书刊的任务，则由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来承担。因而在抗战时期，生活书店、
       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及联营书店在成都设有分店或者办事处，拥有广大的读者，其影响之深，贡献之大，为成都人民所共见。一九四九年建国时，中共中央曾在一个文件中明确指出：“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该书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已故）等，作了很宝贵的工作。”这里，我们专就这几个书店的出版发行工作作一些实事求是的回顾，可能会帮助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当时成都图书发行的实际。
       1、生活书店：这个书店是由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民主战士邹韬奋同志所创办，成立于一九三二年。它的前身是《生活》周刊。韬奋同志主编刊物的最大特点是：经常地、密切地联系读者。他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为人民讲话，以无比的忠诚为人民服务。他对读者的无限热情，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敬爱和信任。许多读者把他当作“知心朋友”和“导师”。因此，生活书店从一开始，它的服务精神和精湛内容即驰名全国，并远及国外南洋各地。
       《生活》周刊原是中华职教社的机关刊物，由韬奋同志接办后，内容完全改变，逐渐成为人民大众的喉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刊物内容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发行数量高达十五万份以上，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该刊曾发起为东北抗日军队募捐，登高一呼，万心响应，收到捐款十五万余元，竟超过上海的全国总商会同时发起组织的募捐数。它是生活书店的传统刊物，当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后，生活书店又很快另出一个刊物接替上去，这样先后出过《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及《抗战》等。一九三八年刊行《抗战》与沈钧儒、李公朴、柳湄所编的《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由韬奋同志和柳湄主编，同时，还另出过“战地版”、
       “通俗版”，增强了宣传抗日的力量，成为当时抗日救亡宣传中的一面旗帜。
       一九三三年，生活书店由胡愈之帮助筹备创刊大型文艺杂志《文学》月刊。次年又出版发行《世界知识》半月刊（由胡愈之主持，华云程任主编）、《太白》半月刊（陈望道主编）及《译文》月刊（头三期由鲁迅编辑，后由黄源接编），号称生活书店的四大期刊。以后又出有《世界文库》、《妇女生活》、《光明》、《生活教育》、《生活知识》、《读书与出版》等。上述刊物中《世界知识》、《妇女生活》、《读书与出版》等在抗战期中仍继续出版。抗战时新出版的刊物也有好几种，其中有《文艺阵地》（茅盾、楼适夷主编）、《国民公论》（张仲实编）、《文艺战线》（周扬主编）、《理论与实践》（沈志远编）及《读书月报》（艾寒松、史放编）等，均深受群众的欢迎。
       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疯狂地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摧残迫害进步文化事业。原由“左联”编辑出版的《北斗》、《前瞻》等刊物，都被先后扼杀了。生活书店在这个时候出版《文学》等大型进步刊物，对粉碎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显然起了巨大的反围剿作用，而生活书店本身也在这次斗争中，锻炼成为一个革命出版事业的战斗堡垒。
       由于上述各种大型刊物的出版，生活书店更加广泛地扩大了与进步作家的联系。同时，编辑方面又有金仲华、张仲实等参加工作，因此生活书店除刊物之外，还出版了许多进步图书。其中各种丛书就出了二十多种。最受欢迎的是：（一）“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大部分是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二）“世界文库”，原为期刊，选刊了中外文学名著，在期刊选载后，另出单行本，如傅东华译的《唐·吉诃德先生》、周扬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三）“创作文库”主要是国内文艺作品，如巴金的《旅途随笔》、艾芜《漂流杂记》等。（四）“青年自学丛书”是针对当时青年自学的需
       要，提供各种学科的基本知识，如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汉大的《政治常识讲话》及孙赵孟的《写作方法论》等等。这些丛书被誉为“大众知识的渊源，青年自学的指针”，出版之后，立刻售完，短时间内，便一版再版，一共三十种，发行量总数在一百万册以上。
       韬奋同志参加宋庆龄、蔡元培所倡导的民权保障同盟，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对他下毒手。一九三三年七月，被迫流亡国外，实地考察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全面情况，途间仍不断写稿寄回刊登。一九三五年，《新生活》周刊因《闲话皇帝》一文，被勒令停刊，主编杜重远被判刑，韬奋同志从美国赶回，出版了《大众生活》。次年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不得已又流亡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每日发行二万多份，达到香港当时的报纸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为了使《生活日报》能面向全国，出到第五十五号便自动停刊，迁回上海，准备扩大资金，继续出版，终因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未能实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韬奋同志和救国会另外六位领袖沈钧儒、李公朴等因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被捕入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爱国入狱案——七君子事件。直到翌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抗日爱国人士的坚决斗争下，韬奋等七人才胜利出狱。韬奋同志通过出国考察学习，经过斗争实践，加强了他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思想不断提高，终于选定了共产主义作为终生奋斗目标。他深信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提出的号召是能够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他和党的纲领、路线心心相印，并且全力以赴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他指出：“进步文化事业，是指有益于大众的、有益于革命的文化事业”。他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拥护团结、抗战和民主的文化是进步的文化，反对或破坏团结、抗战和民主的文化是倒退文化”。抗战时期生活书店提出了三句口号：第一是促进大众文化；第二是供应抗战需要；第三是发展服务精神。关于大众读物及《战时读本》，就是根据这
       些原则刊行的。据统计，在抗战初期，这些刊物的出版发行数量，就在五百万册以上。
       抗战初期，生活书店为了宣传抗日、宣传革命真理，在大后方各地设立发行网点五十多处。但自一九四三九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到一九四一年初，这许多分店和友店都先后被封闭，书店的许多工作人员被逮捕，仅剩下重庆一处。韬奋同志忍无可忍，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又一次流亡到了香港，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韬奋同志在党的帮助下，到达东江游击区，以后到了苏北解放区。一九四三年，因思耳慈秘密到上海就医，不幸于一九四四年与世长辞。他流亡去香港时，生活书店的总管理处也迁到香港，重庆仅留少数骨干力量坚持斗争，并担负原来总处的编辑出版工作。后来生活书店成立了内地区管理处，由沈钧儒同志担任区管理处的主席。
       当时生活书店管理处主要负责人是徐伯昕，在香港沦陷以后即撤到桂林，并到过重庆向党汇报请示，以后又到上海，也到过苏北解放区。生活书店自一九四〇年到抗战胜利，处境虽然非常困难，但由于有党的正确领导，并认真贯彻了党的荫蔽精干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不仅把革命出版事业坚持下去，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例如：一九四〇年与读书生活出版社及新知书店联合派出干部去延安和敌后解放区开设书店，一九四一年同各方面合作或建立二、三线出版发行机构并经营文具、纸张及百货等副业，一九四三年在重庆组织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及一九四四年设立联营书店等。
       生活书店同各方面合作以及经营副业等，对在闽区坚持斗争有很大帮助。如在重庆同职教社合办国讯书店，同潘序伦合办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化名自营文林出版社和峨眉出版社，同冯玉祥合办设在桂林的三声图书社和三声印刷厂，又在桂林与人合作设立光华行，经营纸张等，都比较有成效。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生活书店用峨眉、文林、学艺等出版社及三声图书社名义在重庆及桂林出版或重版过许多书，如《苏联抗战文艺丛书》、
       《苏联文艺丛书》、《鲁迅全集》的单行本、郭沫若的《屈原》、智野的《肥沃的土地》、茅盾的《劫后拾遗》及《冯玉祥先生抗战诗歌集》等。一九四五年，党组织派张友渔到生活书店主持编辑工作，并代表党领导书店，对外用总编辑名义从事各项活动。生活书店在这个时期，为配合民主反蒋运动出版了《抗战建国丛刊》，如张申府的《民主与宪政》、张志让的《国际与外交》及沈志远的《中国经济现状与对策》等，均起了一定作用。
       生活书店从一九三二年创业起到一九四八年成立三联书店止，出版杂志有三十种，图书一千多种，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多彩，无不积极进步，引人向上。它始终坚持进步，坚持革命的出版方向，从不刊行迎合低级趣味的图书，也没有出过神怪武侠、惊险探案之类的消闲书籍。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抗战时期，生活书店更加注意贯彻为最大多数的群众服务的原则，大力加强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全力以赴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对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来改名读书出版社以下简称“读社”）：是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和共产党人艾思奇、柳湜等所创办。一九四三年，李公朴任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馆长时，为辅导职业青年自学，设有“读书指导部”，艾思奇和柳湜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参加了指导部工作。他们在《申报》辟了一个“读者问答专栏”为读者解答读书和生活中的疑难问题，甚受读者欢迎。由于当时全国职业界、文化教育界广泛组织读书班、读书会，开展自学社会科学的运动风起云涌，“读书问答专栏”已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于是他们针对需要创刊了《读书生活半月刊》，由李公朴主编，具体编务由柳湜和艾思奇负责。一九三六年，他们用“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名义把《读书生活上》发表的文章出版单行本。第一本书即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发行不久便被查禁，经过一些修改，改名《大众哲学》继续出版。这一本书是当时进步青年最喜爱的通俗读物，几乎成了他们人手一册的必读书，影响
       极大，曾经引导千千万万的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继此以后，读社扩大出版范围，对外组织稿件，重点仍在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的书籍上。可是也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发生了“七君子”事件，李公朴和救国会其他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同时被捕，《读书生活》半月刊也被查禁。
       读社本来没有什么资金，这时又因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出版事业的肆意摧残，进步书刊多不能公开发行，读社资金周转不灵，主要依靠经常为读社撰稿的郑易里出资三千元，才得维持继续出版。一九三七年黄洛峰应艾思奇和郑易里的邀约出任经理。他于一九二七年入党，曾在云南从事党的工作，留学日本及回国后在上海工作时且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因此一度被捕入狱。参加读社后，一直是读社的主要负责人。黄到读社后，读社经过在杂志上登出“征殷启事”向广大读者呼请支援等办法，筹措有四千多元的资金。以此为基础，他们准备分期逐步出版马恩全集，并毅然和郭大力、王亚南订立约稿合同出版《资本论》合译本。这一本经典巨著于一九三八年秋在上海出版。它是在中国第一次出版的合译本，意义非常重大。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读社内迁武汉。它曾受党的委托，担任我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个刊物——《群众》周刊的发行任务。同时出版了二十多种宣传抗日战争的书籍，其中有《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是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论著。这一年冬天，读社搬到重庆。在重庆，读社创刊了《学习生活》半月刊由陈楚云、赵冬垠主编，内容和形式与《读书生活》基本相同，继又出版了《文学月报》（罗荪主编）和《新音乐》（李凌、赵讽等主编）两个杂志。李凌由延安还带一批鲁迅艺术学院的稿子，艾思奇也在延安组织了一批稿件如艾思奇编的《哲学选集》，艾思奇、吴黎平著的《科学历史观教程》吴黎平著的《论民主革命》等交“八办”转给读社，这些书多转移到桂林或上海排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读社的出版物，多
       在上海造货，出版工作由郑易里主持，除出版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外，还出有《卡尔——马克思》、《列宁传》、《斯大林传》及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等。
       3、新知书店：新知书店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钱俊瑞、薛暮桥、孙晓村、孙志芳、徐雪寒等所创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过《中国农村》周刊。一九三五年，他们按照合作社组织形式，集资创立了新知书店。社员大会选举钱俊瑞为理事长。徐雪寒与华应申负责业务，姜君辰主持编辑工作。钱俊瑞是党的中央“文委”领导下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宣传委员。徐雪寒等于一九三六也先后解决了党的组织关系问题，因此，新知书店从创刊起，就完全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新知书店在抗日战争前的出版物，大部分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书籍，如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狄超白著的《通俗经济学讲话》，菜昂节夫著、吴大琨译的《大众政治经济学》及列宁著、吴清友译的《帝国主义论》（增订本）等。刊物方面除出版《中国农村》月刊外，还出版《语文》和《新世纪》，后者是姜君辰主编的理论刊物，出了两期就被迫停刊。《语文》也只出到八期，就停刊了。
       抗战爆发后，“新知”根据党的决定于一九三七年年底搬到武汉。当时的长江局已建立中国出版社，作为党在国统区以民间企业面貌出现的出版机构以区别于党的公开宣传机关。《新华日报》及其附设的出版部。新知书店到汉口后，一度离开新知到华北战地工作的徐雪寒，也完成党的临时任务从华北回到武汉。组织上即决定徐雪寒回新知书店工作，并决定中国出版社不另立机构，完全委托新知书店办理。这样，新知书店在出版与发行方面都有新的发展。用中国出版社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吴玉章抗战言论选集》、《陈绍焉救国言论选集》《陈绍焉即王明》，并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主要翻印中国出版社的书籍，特别是延安的《解放》杂志等党的书刊。利用新知书店名义出版的有
       胡绳著《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及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等。
       一九三八年九月，新知总店迁往桂林，由华应申主持。徐雪寒常驻重庆，往来于重庆桂林之间。在重庆出版了中国出版社的书，有《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列主义》、《斯大林言论选集》、《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共产国际纲领》、《中国共产党党章》及《支部工作纲要》等。这一类出版物，特别是《支部工作纲要》与《中国共产党党章》都只能秘密发行。在桂林时出版薛椿桥在新四军抗大教学用的《经济学》，并开始出版一些文艺书籍。
       皖南事变后，徐雪寒与华应申先后秘密到上海以后，又到苏北解放区，在华中局工作，大后方新知书店的领导工作由沈静芷担任。从此时起到抗战胜利，新知书店仍继续再版的一部分政治、经济类读物外，为了应付当时的环境，着重出版以介绍苏联文学名著为主的《世界文学译丛》如梅益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楼适夷译的《彼得大帝》等。
       上面我们简单介绍了三家书店的出版发行情况，可以说明它们出版物正是成都广大读者特别是进步人士、革命青年所迫切需要的精神食粮。因此，生活和读社于一九三九年先后在成都成立门市部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成都生活书店经理先后有诸祖荣（诸度凝）、胡之刚与贺尚华，读社经理先后有刘少卿、赵子诚、陆良才、欧阳章等。胡之刚、赵子诚近年都写有文章叙述当年两店在成都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情况，一般都是每天有些读者提前到书店等候着开门，开门后整天挤得水泄不通。而其它好些书店，由于出版的方向问题，常感营业不振，无人问津。
       生活与读社受到读者欢迎，首先是它们的出版物适合进步读者的需要。但与他们对读者竭诚服务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关系。进步书店一般都注意服务态度及服务质量问题，而生活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对门市工作尤其做得生气勃勃。两店工作人员接待读
       者都要求做到“诚恳、热情、周到、敏捷、有礼貌”。他们熟悉业务，能帮助读者选购适合读者需要的书刊，并根据读者的需要情况及时进货。有新书刊到达，亦常为急需的读者留书，门市部采取开架方式分类陈列，读者可以任意选择翻阅。当时有不少勤俭好学的青年，一整天站着看书或作摘录、接受革命思想。书店同店员对这样的读者都很钦佩尊重，尽力设法予以方便。总之，他们对革命出版事业的任务有深切的认识，以读者为友，处处为读者着想，使书店成为读者之家。因此，在门市部经常有许多读者围着书架或书台看书，他们之中也多数成为在书店工作繁忙时，自动出来协助工作的义务服务员。
       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制造了所谓“抢米事件”大肆逮捕革命同志。生活书店成都分店经理胡之纲和一个青年职工被捕入狱，不久，读书分社也被查抄，强行把《大众哲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过伪审查机关批准发行的书硬指为禁书，一捆一捆地席卷而去。为了隐蔽精干，读社经理赵子诚调回底庆，是年八月，他和重庆生活书店的李济安、新知书店的陈在德爱三家总店的委派到太行山八路军野战部所在地开设华北书店。生活书店成都分店经理胡之纲于一九四一年底才取保释放。时皖南事变已发生，一九四一年四月，生活分店终被查封。读书分社也被迫停业。
       在“抢米事件”后，成都的白色恐怖日趋严重，读书分社随时准备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那时，读书分社的经理是陆良材，会计是吴海如，都是共产党员，由总社调来。他们接替赵子诚在成都坚持斗争。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们用很巧妙的突击发行办法，胜利地完成了在成都发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光荣任务。《新民主主义论》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在延安《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后，这年秋天，重庆新华日报社将此文印成单行本，十月初由“八办”秘密送到成都读社一干本。读社同志们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一开门即挂上广
       告牌公告发售，一面把邮购读者要的书送邮局寄出，开门不到半小时，包括邮购部分在内一干本书全部售完，立即将广告牌改写成其他新书。这个光荣的发行任务刚完成，几个特务就跑来到处乱翻，书店同志沉着应付，特务们声音要上楼检查，也就带他们上楼，因为书店早作准备，一本书都没有留，特务终一无所获，悻悻而去。特务自称是行辕的，地下党组织估计到国民党反动派不会就此罢休，就决定将负责这次发行工作的吴海如和皮孝怀二位同志疏散到外地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成都联营书店成立于一九四四年，它实际上是生活、读社、新知三家书店的分店。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重庆三家书店在黄洛峰领导下，按照党的指示，在重庆新出版业中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地运动。当时重庆的出版业比较多，除了商务、中华等几家大分店及国民党官办书店外，还有数十家出版新书的出版社和分店，它们的出版发行工作也都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限制与压抑，有改变现状的要求。经过努力争取，在当年年底，成立了出版业的统一战线组织——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由黄洛峰任董事长，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任经理，读社的万国钧任协理。次年五月在联合总处之下成立重庆联营书店，由生活书店的仲秋元任经理。不久，张静庐和万国钧到成都，成立了成都联营书店，由读社的倪子明任经理。这样，既增加了一个重要发行阵地，又可团结倾向进步的同业同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开展合法的斗争。成都联营书店的工作人员多从重庆三家分店调来。倪子明任成都联营书店经理之前，就已经在成都活动过。他在陕西街开过一个小书店叫明华书店，用较为隐蔽的方式发行三家书店的出版物。成都联营书店地址也在祠堂街，在人民公园右侧与四川电影院相对，而生活和读社是在人民公园左边一条街上，和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相隔不远。
       成都联营书店在成都坚持斗争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因该店负责人邓潜告及工作人员张之光等被捕才被迫的停业。倪子明于一九四七年二月，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被迫撤退后，因为反动
       派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地下党组织通知他赶快离开书店，他先去温江中学暂避。以后，他按照读社总店的通知到上海工作。七月间组织上又派他去香港设立香港分社。
       买学书局是新知书店在桂林所设立的第二线书店。一九四四年九月，日寇向湘桂全线进犯之前，新知书店总店开始疏散，经三个月才搬到重庆，为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突然袭击，疏散了一大批存书，来成都建立发行据点，用买学书局成都办事处名义，开展业务，由石立程负责。这个办事处只搞批发，没有门市部，地点在祠堂街牌坊巷，到抗战胜利即结束。
       上述情况说明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及联营书店在成都活动的时间都比较长。生活和读社在成都的活动，实际上比门市部时间要早得多，据我们了解，他们在一九三八年就在成都设立办事处，一方面筹备设立门市部，一方面经营批发。当时成都已经有其他进步书店经销。生活与读社停业后，在那白色恐布最严重的时期，也有不少书店在秘密发行。战时文化出版社社长杨道先烈士，曾经代表地下党领导过读社，生活和读社工作的同志有不少就是他介绍参加工作的。三家书店在国统区历经险阻艰难，能够坚持下来首先是党的正确领导，特别是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导。当时，三家书店被称为进步书店，抗日书店或共产党的书店，是名符其实的。它们为抗日救国为革命事业做出很大贡献。事实很多，未能详述。现在，它们竭诚为人民服务精神，已成为我们人民出版事业革命传统的组成部分，我们深信它将永远鼓舞我们不断前进。
       (一九八五年五月写)
      
抗战期中冯月樵对成都文化事业的贡献

       黄稚荃
       冯月樵的爱人是我的同学，我在抗日战争以前即认识冯月樵，抗日战争开展以后，我回到成都，经常到他所经营的书店找书，因此，更加熟悉。冯月樵的爱国热情和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成都文化事业的贡献，是值得记述的。
       冯月樵(一九〇〇——一九七一)原籍南充，幼随其父在外游幕，年十三，父卒，家贫无所依，依其父执黄树滋为生者六年。黄亦幕馀，家中藏书甚富，冯朝夕阅览，手不释卷，养成读书爱书习惯。稍长，考入案兴诚银行为见习生，遂在汉口、上海襄兴诚银行工作。又在上海隆泰钱庄及北碚三峡布厂工作。一九三五年，回成都，集中精力办他的书店。
       先是，冯月樵受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看了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和有关社会问题的新书刊，他认为中国备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积弱，由于民智低落，所以任人鱼肉，只有宣传文化，唤醒民众，使人人觉悟起来，反侵略、反压迫，才是救国之道。他想雇启民智，早在二十年代中，他即同好友甘焕明、伍玉章等集资，在祠堂街人民公园对面的牌坊巷口，办了一个阅报室，订有省内外十几种报纸，设了几把长椅，供读者坐下从容浏览，定名为普益阅报室。来看报者，并不收阅览费。每天看报的人，座为之满，大家都感到方便。
       一九二六年，冯月樵同伍、甘等商量，将普益阅报室改名为普益协社，由阅报室发展为书店，出售上海左翼作家作品（时人
       谓之毛边书）。这时正是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国革命高潮蓬勃发展，因之普益协社每到一批新书，就立即销售一空。
       普益协社仍保持普益阅报室的作用，新到的书籍都摆在摊上，让买者任意选择，不买的人，也可以坐下来阅读。因此不管是买书的人，或者看书的人，都感到方便。有的还赞叹说：真是普益文化。普益协社招收女店员，为女青年开阔出路，为成都各书店的创举。
       冯月樵在上海工作时，因读书受书的关系，常与开明书店打交道，与它的编辑们亦多相熟。一九二八——二九年间，白色恐怖严重，祠堂街书店有几家被查封。冯月樵为了保全他的书店，于是与上海开明书店洽商，订立条约，由普益协社经销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教本及其他书籍，普益协社改名为成都开明书店，一九三五年，冯月樵摆脱他金融界的工作，回到成都，专办其文化事业——开明书店。他又邀集一些亲友入股，扩大资金，于是书店业务蒸蒸日上。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炮弹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心，在平津沦陷，京沪危急的情况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展开了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是年冬，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次年武汉沦陷，冯月樵豫于国家民族的存亡，同黄启明合作，编印了一种三十二开刊物，刊名《救亡文选》。黄启明经常到书店组织店员开会，如读书会、生活会、晨呼队等。（解放后，我才听冯月樵说黄启明是共产党员，还在他店中发展了好几个党员）。解放后，黄启明回成都，与冯月樵都经常交往，直到他病逝。
       抗日战争中，成都成了后方，没有外面的支援，各中学校需用的教本非常缺乏，于是冯月樵便想出自力更生的办法，就在成都开明书店编印教材。当时冯在：上海所认识的开明编辑叶圣陶、胡墨林夫妇已避难来成都，离居通惠门外，与冯时相往还。冯遂
       请叶夫妇编写语文教本，又请开明避难来成都的编辑程祥云……等编化学、物理和数学等教本，又请成都生物教师郑实夫等编写生物教本。
       有了教材内容，急需付印，当时机制纸缺乏，冯月樵乃与印刷界朋友李雨初等合作，用夹江土纸大量印刷所有教本，在当时极困难的情况下，各中学需要的教本，因此得到基本保证。
       在编印教本之外，冯月樵更想了一种辅助办法，即选印活页文选。征求一些优良的国文教师和英文教师意见，将应选读的文章，印成国文活页文选和英语活页文选，用铅字排版，用夹江土纸印出，售价极廉，两张售当时伪法币一分。这种活页文选既方便了教师，又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各校都乐于采用。不仅成都本市的学校选用，外县有些学校也来购买，于是活页文选风行一时。有时某篇文章选用得多，容易售缺，铅字版未保留，不能很快重印，势必影响教学的进行，冯月樵又想出一个办法，把常用易销的文章刻成木版，如有需要可以很快刷出。这样急救学之所急，学校和教师都感到满意。为了工作方便，特别添制活页文选架子，编号陈列，派人专管。这种工作，极为繁琐，售款不多，耗人力特大，专管人员有时不耐烦，冯月樵便耐心细致地亲自整理。
       为了保存书籍的安全，避免日机的炸毁，先后在外东和外西租赁并新建房屋，用来储存大量的各科教本，又隐藏一些革命书刊，如为数较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就保存了一千五百余册。
       冯月樵生活简朴，自工作以来，所有积蓄都用来购买新旧书籍，字画，凡是有关历史文物的，那怕是只字片纸都留意收存。因此，他收存庞杂，不仅新旧图书字画，还有历代钱币、证章、图章乃至化石等件都兼收并蓄。
       抗战初期，他想把他的个人所藏公诸同好、办个小图书馆，作为书店的一个附庸。于是右：人民公园内左侧，租得一间房屋，
       取名普益图书馆，请一位吴姓老先生负责管理。后来因日机轰炸厉害，吴老先生辞去，这个图书馆暂告结束，他盼望抗战胜利后，再来恢复。
       冯月樵在上海时所认识的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抗战后在成都重逢，朱对冯的小图书馆很感兴趣，便主动写了一篇普益图书馆记述冯月樵。今附录于此：
       普益图书馆记
       古今藏书者众矣，或集精聚，或收秘籍。大抵有所得则什袭而纳诸箧笥，不轻以示人。间有其雅量者，亦只辑印书目，传刊善本，所以为人者，如是而已。若范氏天一阁之略具图书馆规模者，盖绝无仅有。
       图书馆之盛，肇自近代。所以纲罗群籍，供应群览。其启迪民智促进学术之功，远在藏书家上。然必群策群力，始克观成，公家为之，其势顺而易，一二人为之，其势逆而难。其有以一二人之力集事者，则必位尊而多金者也。
       而冯君月樵则不然。君，今之有心人也，其开办明书店垂二十年。沪上新书目出，君毕力致之，以饷学子。其经营也，不摹举为利。而惟启迪民智促进学术是务。故人争趋之。
       君有意于图书馆久矣。身本布衣，又非素封之家，虑无以成其志。则就所得书择其尤精者，各储副本，日往月来，所积遂多。此普益图书馆之始基也。设馆之义，甫定于抗战前年。历经世变，荏苒至今。君念兹在兹，锲而不舍，卒底于成。自始至终以迄于乐成，皆君一人力也。其发愿之宏，立意之坚，盖所谓难能而贵者。岂彼沾沾自喜之藏书家所可同日而语哉！
       成都固有图书馆而所藏者多旧籍。往来新书者辄入宝山，空手而返，君今没此馆，足以弥此缺憾。所谓独具只眼者非耶？普益之称，诚哉名副其实矣。国中不乏有心之士，有闻冯君之风而兴起者乎？余日谓之矣。
       二十九年十二月朱自清记
       抗战后期，上海开明书店在成都直接成立开明书店，结束了与普益协社的特约经销。原“成都开明书店”复改用原名“普益协社”。
       全国解放后，冯月樵被选为成都市第一届人民的代表大会代表，有人在代表大会诬告冯月樵是青年党，川西行署秘书长杜桦生说：“冯月樵决不是青年党，我可作证”。并说：“当抗战胜利之后，解放战争期间，新华书店被迫停业关门，店内存书或拍卖、或丢弃，而在这个时间里，冯月樵还去买了大批新书，又在弃书堆中运去一批书刊，冯月樵是同情、支持革命的”。
       一九五〇年，冯月樵响应政府号召，走联营的道路，与北新书店……等五家联合成立新川图书公司，由新闻出版处领导。一九六五年合营为成都书店，最后合并入成都市新华书店。冯月樵勤勤恳恳地作国营书店的营业员，为国家文化事业服务。直至一九六五年退休。
       四害横行时，冯月樵受到很大的冲击、折磨，一九七一年病卒。打倒四人帮后，新华书店党组织召开大会，给他平反昭雪。
       （一九八五年四月写）
      
“七七”事变前后川大的抗日民主运动

       王宗力 张明 蓝明春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经过十年内战的白色恐怖，在党领导下的四川大学进步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校内到校外，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对四川民众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就这一时期川大进步力量的活动作一简略叙述，反映我党领导青年知识分子反帝爱国斗争的一个侧面，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一、救亡活动的兴起和发展
       救亡活动兴起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对外继续推行富民族危亡于不顾的不抵抗政策，对内实行旨在消灭共产党，消灭工农红军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以致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数千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从而，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四川地处西南一隅，长期为地方军阀所盘踞。自大革命以来，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军阀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对进步革命活动控制甚严。到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共四川地方组织被破坏殆尽。而这时，蒋介石却借追剿红军之机，把自己的势力一步步推
       进四川，这就大大加深了四川军阀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矛盾。
       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各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张曙时等人来川，他们利用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和推动刘湘加入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
       向以有革命传统而著称的四川大学，在一九二八年进步力量遭到地方军阀血腥屠杀以后，政治气氛暂时转入低潮。“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青年学生压抑已久的抗日激情，立即迸发而出。他们慷慨激昂地大声疾呼，喊出了“誓雪国耻”“誓为国死”的时代强音。一些分散隐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纷纷联络校内外进步力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救亡的烈火开始在川大，在成都燃起。一九三六年八月，成都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大川饭店”事件。成千上万的爱国市民、学生自发地包围了大川饭店，将强行来成都非法设立日本领事馆的日方先遣人员打死伤各二人，并捣毁了大川饭店和长期贩卖日货的八家商号，川大的进步学生参加了捣毁“大川饭店”，痛打日本人的爱国行动。
       这时，一批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从北平、上海及省内各地陆续考入或转学川大。十月初被北平大学和山东大学开除的韩天石、王广义等也考进了川大，他们根据中共北平市委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总部的指示精神，发起组织以川大进步学生为主体的“民先成都地方队部”。川大学生韩天石、周海文胡绩伟、涂万鹏、王广义五人组成了领导机构。民先的成员很快发展到上百人，她与稍早由共产党员饶世俊支持，进步青年侯太阶、张显仪发起组织的“海燕社”，成为成都地区民众抗日救亡
       运动的骨干力量。
       从成都“民先”建立开始，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尤其是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四川省工委建立之后，川大的救亡活动，达到了高潮，自大革命以来，四川大学再一次成为党领导的进步力量集中和进步活动极为活跃的一个重要据点。
       如雨后春笋的救亡刊物
       为了广泛宣传我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揭露日寇暴行和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川大进步学生在校内外先后创办或参加创办了许多救亡刊物，其中影响较大的，当推以下几种：
       《民先汇报》、《MS周报》和《抗日先锋》等。一九三六年十月，成都民先一成立即着手创办《民先汇报》、《MS周报》和《抗日先锋》等油印刊物，在民先队队员中传阅。这些刊物由队部指派王广义、胡绩伟等负责编印，主要介绍民先队的纲领、性质、任务，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等。
       《活路旬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车耀先同志支持下，由胡绩伟、周海文等在法学院立案请准，创办了《活路旬刊》，铅印发行。在连续发行的三期中，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剖析》、《日本侵略中国会适可而止吗》、《不需唤起民众？》、《关于中国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对绥东抗战应有的认识》、《为绥东抗战告同胞书》等文章，还转载了冯玉祥将军的《我们如何才能自立》及《余耿华侨抗日救国会代电》等。由于《活路》宣传了全民团结，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刺痛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抵抗主义和压制人民抗日活动反动措施，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多方阻挠和迫害，只出了三期即被迫停刊。
       《大声周刊》。《活路旬刊》停办后，由车耀先请准创办《大声周刊》，有民先成员川大学生周海文、胡绩伟、彭文龙、涂万鹏、熊复等参加编辑工作，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创刊。
       《大声》内容新颖，文字通俗，形式多样，除社论、述评等理论性文章外，还有散文、小说、诗歌、杂文等文艺作品。为了更好地阐述某种理论或说明某个问题，《大声》特辟有“救亡情报”，“时事述评”、“读者之声”、“谁胜谁负”等专栏。《大声》发行后，成为成都影响大、声望高、效果好的一个救亡刊物，深受广大民众欢迎。因而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遭到无理查封。以后，又以《大生》、《图存》之名继续出刊。经过斗争，《大声》又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再次复刊。一年之内，《大声》几经查封，几度更名，为宣传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而顽强斗争。
       《金箭月刊》。是陈明黎、陈思等等在川大立案后，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创刊的。该刊的发行刊写道：“本来一个文艺刊物是不便直接对时局发表意见的，不过民族的生命已达到最后的关头，全国民众谁都要说他们应说的话，我们当然不能例外的。”“我们认定了集中抗日力量及增强抗日胜利的原因，是应该采取真正的民主政治，各党派联合成巩固抗日阵线。最后请求政府接受民众意见，即刻发动全民对日抗战。”《金箭》刊登的文章中，有流矢的《郭沫若访问回忆记》，羊角的《反抗》，白仑的《文化的流亡》，吴延的《到前线去》，冯雪峰的《关于鲁迅》、恩苓的《民族的警词》等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新文化思想的文章。《金箭》出至五期，从一九三八年起改为半月刊。
       《星芒周报》。一九三七年九月出版，是成都民先队领导的“星芒通讯社”主办的。由川大学生胡绩伟为主编的这个刊物，在救亡立场上，侧重于唤醒民众的教育。它所刊载的主要是：分析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展望我国抗战前景，反映广大军民抗日热情，记述抗敌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反对国民党政府分裂投降，主张团结抗战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于唤起民族意识，增强民族抵御日寇的信念，有着很好的教育作用。《星芒》还针对当时一些学生关门读书的现象，撰文要求政府当
       局以救国与读书并重的工作竞赛制度代替新科举考试会考制度，以增强学生为救国而读书的决心与努力。号召学生将求得的学问在社会上作灵活地运用，首先抢救国家危亡的实践行动上，去实践。”（柳湜《怎样发挥成都学生的力量》》《星芒》的销售范围很快发展到全川。
       《救亡周刊》。同年十月我党领导的四川青年救国会刊《救亡周刊》创刊了。这个由中文系的熊复同学主编，吴琪（吴德让）为编辑的刊物，在创刊号登载有宋庆龄的《国共合作感言》，杜重远的《太原通信》等文章。十一月，《星芒周报》与《救亡周刊》联合出刊，定名为《星芒救亡联合周报》。第一期发表的《集中笔力》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合刊，是为了集中精力，集中笔力”，“用千万支笔杆射中到一个靶子上去”，一、二期连续登载了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进问题》，第二期载有江奋的通讯《神秘的陕北》，第三期载有《见面话：广泛地展开学生救亡活动》和记述川大学生救亡活动的《凤凰山下的所见及其救济办法》、《从德阳归来》，并辟有实施困难教育特辑，专门报导川大等校要求实施困难教育及成立“成都学生困难教育促进会”的活动情况。
       《战时学生旬刊》。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党的领导下，创办了成都学联的机关刊物《战时学生旬刊》。由中共成都市委学委康乃尔任《旬刊》社长，刘炎任总编辑，黄天杰，王玉珠（王怀安）谢庆等任编辑，《旬刊》以大中学生为宣传对象，所载文章不仅宣传抗日救亡，还宣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以及讨论青年的学习、修养和人生观等问题。《旬刊》发行量最大时曾达到一万余份。
       各种各样的救亡团体
       为了更加广泛地动员和推动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许多同学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在校内外建立或参加了多种多样的救亡团体，同学中的一些党员和活跃分子还成为地方一些有影响的救亡
       团体的骨干和组织者。这些抗日救亡团体，为培养教育进步青年，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月“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在春熙路青年会礼堂召开发起人大会，会上成立了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筹备组，四川大学为筹备委员。十一月，绥远军民在全国援绥热潮的鼓舞下，再次奋起打退了日军进攻，收复了百灵庙，全国救国联合会号召援助绥远抗战。康乃尔、王玉珠等在学校发起召开了全校学生声援绥远抗战大会，并成立了“川大学生援助绥远抗战会”（简称援绥会）。十二月，为了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广大爱国学生参加救亡运动，民先队与海燕社共同筹组了“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以团结全市大中学进步学生，并吸收学联中的积极分子加入“民先”。川大的彭文龙、涂万鹏（后来还有邓照明）等被推选进入学联领导机构。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成都三十多个救亡团体联合组成“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教会”）。“各教会”的成员中进步力量很强，领导机构的成员中不少都是党员或进步人士。韩天石、康乃尔、周海文、张汽、彭文龙（后增选）等均为“各教会”执委会常委。
       一九三七年六月，民先队和海燕社为统一工作步调，集中抗日力量，实现了合并。（合并后仍叫民先队）合并后的民先队员达二百余人，不但全市大中学校有民先队员或组织，而且一部分书店店员，工人和小学教师也参加了民先。川大的韩天石等六人被选进新的民先队领导机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当天下午，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天明歌咏团”在西丁字街正式成立，川大的汤幼言（丁洪）、郭先泽（郭琦）、邓照明、曾明、胡述英、卢济英、张启钰等参加了歌咏团。以后，在“天明歌咏团”的影响和其成员的组织领导下，又成立了“海燕歌咏团”“叱咤风云歌咏团”、“晨呼队”等歌咏团体，它们的歌声响遍了成都大街小巷。
       “七·七”事变次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了“援助平津抗战将士的市民大会”。为适应抗战新形势的需要，会上决定以“各教会”为基础，立即成立“华北抗战后援会”（简称“华北抗”）。这时，国民党省党部为了控制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抗日民主运动，派人与“华北抗”谈判，要求结束“华北抗”，另组在国民党省党部指导下的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为了团结一切抗战力量，争取以合法地位更主动、更广泛地开展救亡工作，“华北抗”结束了工作。“省抗”成立后，其工作基本上仍靠救亡进步分子负担，川大学生康乃尔被推为“省抗”常委。
       八月十四日，四川大学数百名师生在文学院礼堂召开大会，以“四川大学学生抗战后援会”为基础，成立包括教职员在内的“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由于进步力量在师生中的威信日增，黄宪章、熊子俊、康乃尔、王玉琳、张越武、邓照明等进步师生被选为执委、康乃尔被选为三个主任委员之一，因此，“川大抗敌后援会”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救亡积极分子手中。
       九月初，从中共中央青干班学习后返回的张黎群、肖泽宽回到成都，在青年学生中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筹备建立“四川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川大学生王世焕、杨汇川、洪芳、吴琪、熊复等相继参加了“青救”。不久，为了工作需要，“青救”也并入了民先。
       随着战事的扩大，省外一些学校的学生在川大借读的日益增多。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在蔡天心、方敬、徐中玉、袁圣时（袁丙生、袁诃）张宣等人的联络下，发起组织“文艺研究会”（简称“文研”）。“文研”成立后，开展了墙（壁）报，座谈会、讲座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对团结进步力量起了较大作用。“文研”的活动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后期，是川大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进步学生团体。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张宣等的积极鼓动和联络下，成立了“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张宣、黄宪章教授被选为执
       委。
       十一月，川大进步学生、民先队员喻厚高、郭治澄、孙孝实、赖昌昌等，在民先队的指导下，联络了二十多个同学成立了“四川省抗敌后援会宣传队第二大队”。
       一九三七年冬，全国大中学生由各地政府施行军事训练，至次年一月结束。川大的陈毅乔（李冰洁、民先骨干）、胡朝芝和金女大的周曼如（民先队员）等，团结一批大中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组成了“四川省动员委员会战时训练女生总队毕业同学会”（简称“战训女同学会”）。“战训女同学会”利用演剧、歌咏、讲演等，在成都附近一些乡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经过斗争的锻炼，提高思想觉悟，有的还在“战训女同学会”中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三月、川大CC和复兴社分子采取卑鄙的手段袭击了“川大抗战后援会”的领导。于是，进步学生纷纷退出“后援会”。为了将学校中的进步力量团结起来，继续发展抗日救亡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宣传团”。以文法学院学生组成第一团、理农学院学生组成第二团。不久，外南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协进中学、华西大学学生相继组成了第二、三、四、五“学生抗敌宣传团”。后来一直发展到八个团。为了统一行动，便于领导，故定名为“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
       一九三九年五月，通过各派代表参加的“双周座谈会”协商，决定利用迁校到峨眉的机会，组成“川大学生暑期农村服务团”，沿途开展宣传和服务工作。“服务团”共七十余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同学。学校党组织指定王大民（陶然）、喻厚高和郭治澄三人负责服务团中的党团工作。由王大民任书记，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和对国民党、青年党的统战工作。服务团通过街头讲演、歌咏、话剧、开办夜校和举办展览等活动，进行宣传。服务团途经彭山、青神、乐山、峨眉等地，历时两个多月。该团虽属全校性的组织，但因领导权掌握在进步力量手中，所以它的活动
       实际上是抗宣一、二团活动的继续。
       连连勃勃的救亡活动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消息传来，青年学生无不悲痛。在川大进步教授、中文系主任刘大杰的支持下，张宣、陈思苓等联络发起在川大致公堂召开了“成都各界鲁迅追悼大会”。
       十一月，在民先队发动青年学生开展的援助绥东抗战活动热潮中，康乃尔等在召开了“川大学生援助绥远抗战会”后，发动同学上街进行形式多样的宣传募捐活动。就在这时，传来了上海“七君子”被捕的消息。二十三日，康乃尔等参加了以学生为主的成都各界救亡团体声援“七君子”，抗议国民党政府迫害抗日志士，镇压救亡运动的集会。在这次集会的筹备和进行过程中，民先队的领导成员韩天石、康尔乃等，同海燕社等救亡团体中的骨干，加强了联系和合作，从而促进了成都学生救亡运动同社会各方面救亡民主运动的大联合。
       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川大进步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拍手称快，奔走相告。民先队以“成都学联”的名义发表了支持张、杨爱国行动，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统一，一致对外的《宣言》。川大学生在校内张贴、散发《宣言》后，又三五成群地到公园、茶馆讲演、宣传。针对当时学生中就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各种观点，民先队发动进步学生与学校内的顽固势力进行辩论；并请黄亮章教授在课堂上讲述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看法。他说：“国民党打共产党打了十年，杀了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今天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避免内战，不念旧恶，却劝说张杨把蒋放了，这真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令人敬仰！”通过这些宣传，顽固分子想混淆是非的企图破产了，而广大中间同学对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的了解加深了，进步同学的威信提高了，进步力量随之而发展壮大。“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随着全国形势的好转，四川的政治形势也开始向着有
       利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方向转变。以刘湘为代表的地方势力进一步开放了民众救亡运动。川大校园里由进步学生发起组织的读书会、歌咏队、墙报社纷纷出现。一些进步同学组织的读书会还走出校门，进行社会调查，加强对进步学生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培养。
       在此期间，在成都地区的很多救亡刊物上，川大的周海文、彭文龙、胡绩伟、张宣、熊复、陈思苓、吴琪等积极为这些报刊撰文，宣传抗日救亡。
       一九三七年五月，成都各界救国会在中山公园召开纪念“五卅”十二周年大会。大会筹备过程中，川大的彭文龙、张宣、邓照明等负担了主要工作，彭文龙主持了大会。为了使大会能够顺利进行，为了扩大大会的影响，还通过关系，邀请了一些有声望、有影响的社会上层人士参加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号召广大学生和市民继承“五卅”死难烈士精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挽救祖国危亡。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天明歌咏团”于“七·七”事变的当天正式成立后，为了声援芦沟桥守军奋起抗敌的壮举，全体团员打着“天明歌咏团”的横幅，手执标语，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枪口对外”、“五月的鲜花”、“毕业歌”等救亡歌曲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歌咏团体所到之处，广大市民群众鼓掌欢呼，不少人在团员的带动指挥下同声高唱，气氛悲壮激昂。在“天明”的影响下，涌现出了另外一些歌咏团体。川大抗战后援会下属的歌咏团也活跃在校园、街头。进步青年学生用自己雄壮的歌声，去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励民众的抗日情绪。
       广大师生在现实的教育下，即使酷热的暑假，也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救亡热潮。八月十四日成立的“四川大学抗战后援会”，实际上成了进步师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阵地。进步师生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机构组织了乡村宣传团，分别赴温江、郫县、新都、新繁等地宣传。九月五日，在少城公园举行“四川省各界民
       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川大师生向出征将士赠旗十六面，为出征将士及其家属鼓舞斗志。九月十八日，“省抗”在群众抗日热潮高涨的形势下，发动了以学生为主的各界民众十余万人，在少城公园举行“九·一八”六周年纪念大会，川大师生员工以数千人的队伍前往参加。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川大抗敌后援会发动全校女同学在六天时间里，缝制了一千多件棉衣送往抗战前线，同时在师生中为战区难民捐赠棉衣数百件。
       由川大学生于十一月初组成的“省抗”宣传第二大队，利用星期天到街头进行讲演宣传。为了扩大宣传范围和影响，党发动组织川大和成都各校的进步学生，前往凤凰山慰问修建军用飞机场的数万民工。在康乃尔、王玉琳等带领下，川大二百多人和其它学校的学生三百余人，到机场工地以讲演、唱歌、演活报剧等形式向民工宣传抗日救亡，激励他们为抗战出力。应进步学生邀请随队前往指导宣传活动的黄宪章教授也作了激昂慷慨的演说。
       一九三八年一月，为了深入广大乡村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充实和加强了“四川旅外抗敌演剧队”（简称“旅外剧队”）。并派了川大等校部分进步学生参加该队。三月初，“旅外剧队”和“天明歌咏团”组织部分队员赴新都、广汉一带乡村进行宣传。四月，全国学联在汉口召开第二次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川大“学生抗宣一团”给大会发去了热情洋溢的贺电。川大学生胡朝芝作为成都学生代表出席了大会。差不多与此同时，传来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聚歼日军两万余人的消息，全市民众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当在山乐县抗日战役中殉国的川军将领王铭章的灵柩运回成都时，康乃尔等抬着王铭章将军的棺材上街游行，以悼念抗战英烈。十月，中国共产党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信表团成员陈绍禹（王明）、林伯渠和吴玉章等，从重庆经成都返延安。成都进步力量发起报告会请他们讲演。川大抗宣一、二团组织了一批同学前往参加。当时，绝大多数青年学生没有见过公开的共产党人，更没有听过共产党人的公开讲演。这次讲演博
       得了广大与会者的热烈欢迎，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推动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了巩固四川这个抗战大后方，川大进步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从课堂到社会，从城市到乡村，积极活动，广为宣传，为抗战救国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川大党组织在斗争中重建和发展
       西安事变尤其是“七·七”事变之后，成都市的抗日救国运动在原有基础上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逐渐深入人心。在救亡运动中，党组织也重建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四川大学党的组织，在一九二八年，“二·一六”惨案发生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到一九三六年，只有一些零散的党员活动。韩天石和王广义考入了四川大学后，根据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建了民先成都队部开展工作，并与成都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饶孟文、车耀先等联系，从而开始了党直接或间接地对川大乃至成都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通过发展进步抗日团体和创办救亡刊物，很快地团结了一大批拥护我党抗日主张的进步分子，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发展党的力量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七月，韩天石和王广义去上海找组织转关系。韩在太原找到了组织，同年九月，他带着山西省委书记彭真等同志的指示返回四川，当时全国学联的黄诚和谢云辉带来了转学川大的两个党员陈毅乔和刘仲渊的组织关系。于是韩天石、王广义、陈毅乔、刘仲渊四个党员，在民先队内建立了一个特别党小组，领导民先队的工作。这是抗战时期党在川大最早的一个组织。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上海局派到四川作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在川大学生中也发展了一批党员，如熊复、张乃尔等，其余失掉关系的零散党员与饶孟文的“成华特支”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央派邹凤平、廖志高来川，建立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省工委经过整理和审查后，把
       川大党的原有三个系统都统一起来，并加强了刘川大救亡活动的领导。于一九三七年底，成立了正式的大党小组，党员有徐坚、陈毅乔、刘仲渊、刘国瑞、邓照明等十多人，指定徐坚为党小组长。不久徐坚被上级组织调走，由陈毅乔继任组长。这个小组不包括川大当时的全部党员。大多数党员与各自系统的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如韩天石、康乃尔、胡绩伟等就不属于这个党小组。
       一九三八年二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成立了中共四川大学支部，由王彦立任书记，蒋汇泽、徐天语、刘国瑞任支委，上级党组织先后与川大党支部联系的有康乃尔、张文澄、余明等同志。支部下设几个小组，小组无横的关系。支委与小组长也是单线联系。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川大党员陈毅乔、胡朝芝和金陵女大的周曼如为骨干的“战训女同学会”成立，其内部设立了党支部，由陈毅乔任书记。
       一九三八年三月，CC派和复兴社分子趁“稻草案”真相未明之机夺取了学校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权。为了使川大的抗日救亡活动不因抗敌后援会领导权的丧失而低落下去，在党的领导下，进步学生发起组织了学生抗战宣传团（即“抗宣一、二团”）由党员和进步学生分别担任了一、二团的领导职务，直接领导抗宣团进行救亡活动。抗宣团联系群众多，开展活动范围广，许多同学从中受到锻炼，提高了思想觉悟，成为川大党组织发展的基础。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由于党员人数激增，有加强组织与领导之必要。于是成都市委张文澄同志召集党员在少城公园侧的一间民房开会，改支部为总支，到会三十多人，选出了王玉琳、喻厚高、尹智琪三人任总支委员。继因暑假的军事集训，使这一届总支未能正式开展工作。九月，在市郊洋坟坝进行了第二次选举，成立了新的总支。经上级批准，总支书记由王玉琳担任，邓照明任总支副书记，赖志昌任总支委员，王太民任宣传委员，喻厚高
       任群工委员，总支下面设了五个支部，即文学院支部、法学院支部、理学院支部、农学院支部、女生院支部。为了统一和协调川大的青年学生运动，总支下又建立了一个负责青年工作的小组，由总支直接领导，郭治澄担任小组长。各支部下面又成立了若干党小组，每个小组三至四人。党小组既是一个学习小组，也是一个战斗小组，每星期召开小组会三次。小组会多由支委或支书出席指导。川大党员的流动性很大，但经常有七八十人，最多达一百二十多人（后据冯文彬在“七大”会上给四川代表邓照明讲，川大总支是当时国统区最大的基层党组织）。当时总支曾要求每个党员要发展一个党员，团结三个群众，因此在一千多学生中，进步力量就有三百人之多，占学生总数三分之一，党员又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党员如此之多进步力量如此之大。因此，川大党组织作为成都地区救亡活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而发挥了较大作用。
       川大党组织还为地方党组织输送了不少领导干部。一九三八年五月，韩天石出任成都市委书记（六月，任省工委青委），张宣负责市委青年宣传工作，康乃尔负责青年运动工作。同年八月调韩天石主持宜宾中心县委，张宣接任成都市委书记。同年十一月，省工委扩大会议决定调整全川党组织，撤销省工委，建立川康、川东两个特委，同时撤销成都市委，韩天石、康乃尔先后任川康特委青委。此后，川大党组织由川康特委领导。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一八月，在川大学生暑假农村服务团中的党员陶然、喻厚高、郭治澄三人组成一个党团，负责整个团体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对国民党、青年党的统战工作，党团由陶然任书记。九月学校迁到峨眉山之后，川大党组织同乐山中心县委接上了关系，于是同时接受川康特委和乐山中心县委的双重领导。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在前线同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制造摩擦；在后方大肆迫害限制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而川大迁到峨眉山，远离大城市，进步势力处于相对孤立的境地。加之校长程天放对进步势力采取压制和打击
       的态度，他公开说：“政治是力量，现在川大是我掌权，你们就要听我的，如果不听的话，就要驱走或者遭捕”。特务学生乘势不断制造事件，嫁祸于人，迫害进步学生。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革命力量的突然袭击，在川康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川大党组织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撤退。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阎锡山在山西开办的民族大学在成都招生。韩天石向川康特委汇报，认为这正是疏散革命力量的好机会，于是组织和动员了一百人去“民大”，内有党员七十余人。川大去了六人，计有王玉琳、喻厚高、刘志皋、刘炎、汤幼言、郑云风，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集体行动，特成立了大队的领导机构，王玉琳任大队指导员和总支书记，喻厚高和刘炎分别担任支部书记和中队指导员。不料行至途中即发生了晋西事变，阎锡山公开发兵，于是中央指示他们步行到西安，然后脱离阎部，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到达延安。此后，川大总支由邓照明任书记，支委有赖自昌、尹智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邓照明同郭先泽、卢霁英、夏淑惠、王有余等同志奔赴延安。由尹智琪继往川大总支书记。同年暑假，尹智琪离校，川大主要负责人是蒲继翼，支委有邵松乔、赖自昌。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发生“二何事件”后，蒲继翼和新生院支书彭塞等离开川大，总支由邵松乔负责。邵松乔于一九四一年暑假也离开了川大，于是，川大党组织暂时中断活动，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也转入低潮。
       从这一时期川大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党领导下川大进步力量适应了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的蓬蓬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不断发展壮大，并不失时机地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
       三、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
       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但国民党内部的冥顽不化分子却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运动视为洪水猛兽，施以种种压制。因此，党在积极推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必须领导进步势力与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争取抗战后援会领导权
       四川大学的进步力量向来是站在革命运动前列的。当日宿侵占东北，逐渐蚕食华北，蹂躏我国上，残杀我同胞的暴行，更加激起了广大爱国师生的义愤。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组织开展了救亡活动。“七·七”事变爆发后由王林、康乃尔等倡议发起成立了“川大学生抗敌后援会”。川大秘书长，CC分子孟寿椿，是个十分反动的家伙。学生抗敌救援会成立以后，他苦于对这个“民办”的组织无法控制，于是便以这个组织是暑假成立的，不能代表全校师生的意志，学生有抗日热情，教师也有抗日愿望为借口，要求重新改造。同时，暗中把他在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力量动员起来。成立包括师生在内的“官办”的“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借以取消“川大学生抗敌后援会”。然而，绝大多数师生是具有爱国心正义感的。他们决不会对顽固派们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法学院经济系教授黄宪章向来支持进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他得知孟寿椿的意图后，及时转告王玉琳、康乃尔等。很明显，这次选举，关系着这个组织的性质、作用，关系着整个四川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涨，王、康等即刻进行了研究，决定吸收进步同学骨干，组织秘密的竞选领导机构，积极发动群众参加竞选，以保证新选出的机构内进步力量仍占优势。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由校方主持，在文学院礼堂召开大会，选举“川大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结果，选出的执委会委员为二十七人中。除校长张颐，秘书长孟寿椿，训导主任钟行素和和文法理农各学院院长朱光潜、曾天守、魏嗣銮、曾省等七人为当然委员，还选出教职员黄宪章、傅养恬、张雨耕、谭其泰、熊子俊、李炳炎、龚曼华七人，而在学生中，选出
       了卢良弼、郭伯钧、张伯鳌、康乃尔、王玉琳、张越武、杨昭伦、黄昌运、邓照明、顾葆良、刘成璧、陈天鉴、罗耀武等十三人。继由执委推选出张颐、汤寿椿、李炳英、熊子俊、黄宪章、康乃尔、王玉琳、顾葆良、刘成璧九人为常委。在常委中推选出张颐、孟寿椿、康乃尔三人为主任委员。这样在当选的常委委员中，进步教授（如熊、黄等），学生（如康、王等）加上无明确政治倾向，却是正直的师生占绝对多数。结果这个组织虽属“官办”，但诸如宣传、筹捐等工作多以学生为主体。校长、秘书长等无非挂名而已。而在三个主任委员中，学生代表是进步势力与否，就直接关系着这个团体的实际性质和作用，康乃尔的当选，表明广大师生是拥护和支持抗日救亡的。常委下属三个组中的两个关键组都为进步势力所控制，组织组由彭文龙作组长，宣传组由接近进步势力的江序丰作组长，只有总务组长是出于统一战线方面的考虑而让给CC分子、校方校总务的职员龚燮华的。这次选举，恰恰与孟寿椿等顽固派的愿望相反，他们不但没能把进步力量排挤出去，反而使进步学生的救亡活动更加合法化了。
       拘捕黄宪章事件
       川大抗敌后援会是以合法的地位在全校、全市公开开展壁报、讲演、话剧、筹捐等救亡活动的。在这些救亡活动中，锻炼提高了抗敌会的领导艺术，还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从而壮大了进步力量的阵容。对此，顽固派当然不甘心，但他们又不敢公开出来反对。于是便策划了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们成立了一个“抗敌锄奸铁血团”，以监视和破坏进步势力及其活动（当时顽固派把共产党称为“奸匪”），同月下旬，CC和复兴社分子偷偷地印制了一个《抗战锄奸特刊》。他们作贼心虚，文章不敢公开署名，刊物也没行出版者姓名，出版地点是重庆，日期却是当天，他们不敢公开兜售，而是趁黑夜偷偷塞入学生寝室。特刊对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人身攻击，下流荒唐无以复加。他们满以为进行一番人身攻击便能如愿
       以偿，可正因为“特罚”表演十分拙劣荒唐而离奇，反而使自己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
       谩骂攻击不行，他们又捏造罪名拘捕了黄宪章。一九三七年冬，川大抗敌后援会联合各校组成了“成都市各大中学抗敌后援会救济某项工程工人委员会”，并于十一月下旬到凤凰山机场工地慰问民工。他们向民工宣传。黄宪章、康乃尔、王玉琳等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特别是黄教授的演说，有对祖国的爱，有对日寇的恨，也有对日本不屈服、夜不彻夜的民工们的深切同情和对国民党虐待民工的不满，因而深受民工的欢迎；同时也引起了顽固派的嫉恨。于是他们联系省党部，以“四川大学教授黄宪章学生康乃尔等率领学生七十人到成都凤凰山飞机场向工人宣传，悉含挑拨性质，民工无识，被其煽动逃去数千人”为由，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将黄宪章抓进了监狱。（康乃尔事先得到了消息而幸免于难）。这种颠倒黑白的造谣中伤，不仅激起了四川大学师生的愤慨——校长张真如以及教授朱光潜、魏嗣銮、曾天守、曾省、叶摩等十七人联名保释，而且激发了成都文化界、新闻界对顽固派的一致愤慨。由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地方势力与国民党顽固派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黄宪章终于在同月二十二日被无罪释放。黄教授回校时，川大学生鸣放鞭炮，在文学院礼堂召开欢迎慰问大会。全校进步师生都受到很大鼓舞。
       川大档案
       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权没能抓到，借迫害进步教授以打击进步势力的企图又告失败，顽固派当然不会死心，他们随时都在挖空心思伺机再下手。
       川大抗敌后援会负责人，康乃尔、王玉琳在凤凰山飞机场慰问民工时，发现民工辛苦劳动一天后，晚上却睡在四壁通风而又潮湿的工棚泥地上过夜，感到太不人道了。于是，根据大家提议，康、王经手，用抗敌后援会募得的捐款，在市郊一家姓彭的小商人那里购买了三万斤稻草，捐赠给民工作铺垫。以孟寿椿为
       首，有 CC 和复兴社分子参加的一伙顽固派，却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一手炮制了一个“川大稻草案”。他们首先将草商的儿子骗到川大，胁迫他在事先准备好的诬陷康乃尔、王长贵贪污一万斤稻草款八十五元字据上划押盖章后，即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通知康、王到校长室谈话。名曰谈话，实际上是一次“集体审讯”。校长张颐和文法两院院长被邀在座，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钟行素和秘书长孟寿椿握着架子，问康、王施加压力。他们谎称经过所谓“清帐委员会”清理，查出康、王在经手稻草价款中舞弊，要康、王认罪。康、王据理力争，坚决把他们顶了回去。“审讯”毫无结果，只好草草收场，但就在“集体审讯”的同时，顽固派的所谓“清帐委员会”却将早已准备好的宣布康、王在抗敌后援会中舞弊的大布告贴了出来，弄得满校风雨。一些不明真象的同学也对康、王产生了怀疑。顽固派还向成都地区法院控告康、王侵吞后援会公款。同时利用他们舆论工具，向社会广为宣传，如《复兴日报》三月二十七日以《川大抗敌后援会竟有人舞弊——康乃尔难逃法网》为题撰文，竭尽诬蔑诽谤之能事。为了反击顽固派的进一步挑战，康、王找卖草商秦笃写了一张收足稻草价款的字据，并同意出庭作证。这次斗争的胜利与否，事关重大。中共四川省工委对此十分重视，动员成都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的进步力量和救亡团体声援这场斗争。省工委领导人张曙时还通过上层统战关系给成都地方法院（属地势力）打了“事关抗日、舆论关注，须秉公处理”的招呼。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成都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顽固派指定出面充任原告的川大学生陈开远（复兴社分子）向法庭提出控告后，康、王即陈述购买稻草经过，并出示了稻草商的收据，稻草商父子当庭出证，当场揭露了川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威胁利诱手段骗取假证据的真象，在此情况下，法庭无从判决，只好以“商须调查、改日审理”为由，宣布休庭。第二天的《成都快报》、《四川日报》、《新民报》、《汉中报》等，纷纷揭碎“稻草案”审理
       经过。虽然结果尚未确定，但基本事实已白于天下。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四川成都地方法院裁定书》正式宣告康、王买稻草三万斤属实，并未以少报多，“无犯罪嫌疑”，不予起诉。有些报纸要求依据当时的法律条文，对诬陷爱国者的原告实行反坐。但党组织认为，这场斗争的目的在于从政治上打击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同时，考察到大敌当前，当以宽大为怀，统战为本，不能因小失大，给顽固派攻击进步势力的口实。所以康、王于五月二十七日联名在教亡刊物《大卢周刊》上发表了《川大稻草案水落石出》一文后，就结束了这场历时两个月的诉讼案。
       拒程驱孟运动
       孟孝椿等顽固派不仅未能从他们每次策划的阴谋中得到什么好处，也未能使川大乃至成都市的抗日救亡活动沉寂低落，反而使自己身败名裂，难于自保了。当时的四川基本上为地方军阀所控制，蒋介石在日寇步步进逼之下，急欲将四川建成自己的基地，但苦于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一时难于办到。于是提出“地方中央化”口号，乃派遣张群、上官云相、朱子文等政府要员经常来川，渐渐从政治上施加影响，以瓦解地方势力。但他们深深知道，只是从军事、政治上看手是不够的，还必须对文化教育也加以控制。川大乃西南最高学府，对四川的文化教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川大校长是教授张顾代理。张顾是研究黑格尔的著名学者，又与四川地方势力有一定联系，当然绝非蒋介石“地方中央化”的理想人物。因此，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派遣程天放来长川大。程天放是CC骨干分子，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任国民政府江西省省长，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等。按常理，他是有条件、有资格进入川大的。但他来长校，将对在学校教职员中拥有相当势力的国家主义派（青年党）构成很大威胁；同时，许多教授都具有一定的自由主义思想，他们对党程主持校政、实行党化教育都极为反感。因
       此，在国家主义派的暗中策动下，文济理农各学院院长率先抵制。接着，七十八位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宣布罢教，以示反对。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明确的宗旨和统一的行动，内部又不巩固，因而他们的反对是无力的。接着，文学院长朱光潜愤而去了武大（乐山），农学院长董时进也离川他往，法学院长曾天宇一变反对为默许，理学院长魏时珍虽然坚决地反程，但却处于孤掌难鸣的困境。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教育部部长在派程天放之初，曾经同吴玉章同志打过招呼，希望共方不要为难。况且，反对国民党派程长川大，确实没有多少理由，也不容易反掉，从另一方面讲，进步势力也没有必要拼全力去反他，同时也推不出国民党可以接受而又适合自己要求的人选。因此，川大进步力量对程入长川大暂时未采取任何行动。教授继续罢教，国民政府又不愿收回成命，双方相持不下，情势陷入僵局，就在这个时候，孟寿椿却利令智昏地导演了一场“夺印”丑剧。一天，他指使几个CC分子强制性地从张顾身上抢走了存放校印的铁柜钥匙，夺得了校印。堂堂高等学府，竟然发生这等丑事，一时群情大哗，无不切齿。对此，川康特委分析了当时形势，估计了进步势力出面干预的利害得失后，给予了及时而正确的指导。特委认为，进步势力到了应当挺身而出的时候了，代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提出适宜的口号，采取恰当的措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达到教育骨干，争取群众，提高进步势力声望并使之在今后的抗日救国工作中处于较有利地位的目的。为此，康乃尔串连了前成大校长张澜先生的儿子张堪（张晓岩），由他出面揭发孟寿椿夺印的莫象，并动员大家罢课抗议。由于师生早已憋满了一肚子气，一时群情沸腾，纷纷响应。文法两院学生首先罢课，部分教师罢教，先后持续了近两个月。川康特委认为，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把校内各种力量团结起来，长期罢教罢课不是良策，很可能因一些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分化。其结果，程天放未反走，校内的进步力量也会受影响。
       响。在当时的情况下，多保存一些进步的甚至自由主义的教授，多争取一些恪守中立的学生，对进步势力只有好处的。否则，川大的顽固势力就会更加猖獗。因此，川康特委派青委韩天石回校作了布置。指出，这次斗争中，既要有利于国共合作，又不能得罪教授；既要给程天放以下台的阶梯，又不能让孟寿桥继续在校胡作非为。据此，提出了五大口号：一、拥护程天放，建设新川大；二、欢迎八十二位罢教教授（包括四个院长）全部返校；三、改组秘书处，驱逐孟寿桥；四、实施战时教育；五、效济平津失学、失业同学。进步学生在群众中宣传解释了这些口号的意义，以征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嗣后利用四川军阀邓锡侯、王缵绪在沙利文饭店设宴调停程天放和罢教教授间的矛盾的机会，组织了请愿队伍前往请愿。经过一番针锋相对，辱枪舌剑之后，邓、王、程不得不当场答应五个口号中包含的具体要求。于是，教授返校，学生复课，程天放在被冷落了一段时间后，终于羞羞答答地进入了川大；而孟寿桥却被赶出了川大，不光彩地结束了他在大川的丑史。
       围绕一些公开的群众团体的改造展开斗争
       川大进步势力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当然并不是与孟寿椿一个人的斗争，孟寿椿的离开川大也并不意味着与顽固派斗争的结果。程天放长校之初，对各方面都较注意，他知道，他终于能够入长川大，是进步势力为他开了绿灯。加之他初来乍到，势单力薄，不能不允许进步学生搞一些救亡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川大成立了一个由各党派各社团参加的组织——双周座谈会，这是一个很有权威性，类似政治协商会的机构。彼此心照不宣的各派代表在会上畅所欲言，自由交换意见。校内有什么大事，须开展什么活动，均须首先提交该会商议。因此，这一时期的川大的抗日活动发展得比较好。
       一九三九年，由于国民党蓄意反共的趋势日益明显。程天放
       也渐渐露出了党棍子的真面目。为了隔断川大进步同学与成都市进步救亡团体及其活动的联系，杜绝双方的相互影响和推动，遏止进步力量的发展，当学校当局为了躲避敌机日益疯狂的轰炸，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将南较场的文法学院和皇城内的理学院迁到了峨眉山下后。程天放也加紧了反共，迫害进步势力的行动。此时，他在川大经营了将近一年，地位已经巩固，羽翼渐趋丰满。除了原有的CC分子外，他又采取增聘教授，接受转学寄读及招收新生等方式，收罗了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党徒，将其安排到各院系，进行特务活动。如教育学系有名的“四大金刚”即属此类。同时，他又以封官许意等手段，改善了与复兴社的关系，赢得了始建不久的三青团的青睐。他们三位一体，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和进步势力，许多进步的师生受到特务跟踪监视，诬陷、毁祸进步师生的事件时有发生（如“纵火事件”、“袁丙生事件”等），抗日民主活动受到严厉限制。对于进步势力来说，形势是十分险恶的。为了保存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损失，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川康特委按照党员和进步骨干分子暴露的不同程度，继一九三九年底将王承琳、喻厚高等撤离四川后，又于一九四〇年春将一些较暴露的党员撤退到了延安抗日根据地，并将一部分人送到地方上开辟工作。
       “七·七”前后，川大学生成立了许多抗日团体，以讨论学术、研究问题的名义开展救亡活动。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学校未予严格控制。但这些团体群众面广，政治色彩较复杂，大多数中间分子都参加进去了。川大党组织领导进步力量与顽固派围绕着这些团体的领导权展开了斗争。学校还在成都时，许多党员和抗宣团的骨干分子就先后参加和掌握了一些公开的团体。一九三九年九月抗宣团停止活动后，川大的救亡活动主要就在这些名目学术团体的组织中进行。这些团体改造领导机构之前，进步力量尽可能作出计划和布置。他们掌握的原则是，在不破坏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坚持“独立自主”，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对于国民党会
       全力争夺，而我们又争不过，即使争到手也因对方设阻而起不了作用的团体，就干脆放弃；对于自己有把握控制而群众基础又好的团体，则全力相争，绝不放弃，使之成为开展进步活动的阵地。首先是“文艺研究会”的改选。该会原来五个理事都是进步分子，其中还有樵仲明、刘利蒙和倪受禧组成的党小组领导，基本条件很好。针对这个特点，进步力量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吸收了一个和国民党比较接近而又有一定文艺修养的人进入理事会，顺利地进行了改组，改选后的“文研”执委由袁圣时（袁丙生），卓耕、菲于、理木、旗开、倪明等六人组成，这样领导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进步势力手中。在“音乐问题研究会”里，能歌善舞、会教、能指挥者，绝大多数是有一定音乐素养，搞过歌咏活动的救亡骨干分子，进步力量颇为雄厚。而国民党方面却只有两三个爱好音乐的人参加。过去的活动中双方没有明显对立。因此，经过协商，达成了“和平协议”。只有“妇女问题研究会”的改选，算是失败。该会的主要成员是女生，其中的骨干和负责人都还是进步分子，中间同学也大都左向，按正常情况，进步方面是必操胜算的。但国民党方面却大受无赖，纠合一大批男生，以低级下流，卑鄙无耻的言行扰乱改选会场。而进步同学（多为女生）准备不足，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斗争，愤而退出了会场。
       到一九四〇年夏秋时节，时局更趋于紧张，形势更加严峻了。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在国统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在川康特委的直接领导下，暑期前后，川大大批党员和少数比较暴露的进步骨干分子都撤离了川大，另外有二十多个为学校当局看不顺眼，却又抓不到真凭实据的学生，则被默退或开除了。但是，川大的党组织并未就此中断，进步学生的抗日民主活动并未就此结束。在大批同志撤退的同时，仍有一部分隐蔽下来的同志在坚持活动。他们虽然身处逆境。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但他们对革命的信念没有变，抗日爱国热情没有减，他们以各种巧妙的方式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周旋，利用各
       种机会进行抗日和革命的宣传活动。
       因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此稿定有不翔实、不准确之处，望读者不吝赐教。
       （一九八五年四月供稿）
       注：此文主要参考材料
       一、郭沫若《我所知道的成都学生抗敌救亡宣传团第一团》
       二、王怀安《关于“川大稻草案”的回忆》
       三、邓熙明、韩天石、康乃尔、陶然关于川大三十年代学运的回忆
       四、成都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民主革命时期成都革命斗争史大事年表》
       五、成都市第一档案馆《“七·七事变”前后成都抗日救亡运动档案史料选编》
       六、邵松乔《抗日战争时期川大的党组织》
      
抗战时期的华西协合大学

       华西医科大学校史编辑室 王光媛
       华西协合大学是一九一〇年由当时四川省基督教的五个教联合会创办的。它位于成都锦江南岸，设有文、理、医牙三个学院，是四川省著名的、具有悠久历史的高等学府之一。
       抗战时期，地处前线的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金女大”），济南的齐鲁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的部分师生和它的护士专科校等，都先后迁来成都，借用华西大学的校园、校舍、实验室、教学医院和图书设备等与华大合作办学。联合办学促进各校的恢复发展，同时也促进华西大学不断扩大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和医疗水平，带来了华西大学的大发展和四川高等教育事业的繁荣。这个时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华大和其它各大学的党组织得到重建和发展，由几所大学党的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蓬勃勃勃地开展起来。抗战后期，几所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又发展成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新高潮，与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日子里，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人民的团结和觉醒，振奋了人民的革命精神。八年抗战中，这几所大学的师生们，就是在上下一心，共赴国难的精神激励下，渡过重重困难，不仅没有中断高等教育事业，而且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把教育事业推向前进，为四川的高等教育事业，为全国的学术文化繁荣，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一、一批大学内迁与华西协合大学联合办学
       1、挖潜扩建，迎接远方“客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大批原来在战区或接近战区上大学的学生纷纷要求到华大借读或转学，教育部指令要尽力接待这些学生，华大在一个学期里便接收了州多所大学的一百○五名借读生和十多名转学生。加以战事的影响，大批省内外未能接受入学考试的学生要求学校第二次招生，经请示教育部同意，华大又续招新生四十名。这一年度华大的学生骤增至六百一十八名。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以后，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齐鲁大学医学院、东吴大学生物系等几所教会办的大学纷纷来电来函要求迁来成都，借用华大校舍和教学设备继续开课。南京的中央大学医学院派蔡翘、郑集两位教授来校面商，希望把他们的医学院迁来成都与华大医学院合作。华大虽然感到要在短时间内解决五、六百人的食宿问题并非容易的事，但认为在此非常时期有责任为兄弟学校解决困难，使广大青年学生不致因此辍学。经校务会议决定，竭尽一切努力来接待各校的到来。措施是一方面紧缩学校师生的用房，腾出女生院部分宿舍和一幢男生宿舍（贾会督宿舍）供内迁学校的学生住宿；把明德中学宿舍全部让给中大教职工住宿；把体育馆暂时作为金大的学生食堂；把附属医院新建的洗衣房隔为几间教室。另一方面又在华大校园附近，租用小天竺街东方补习学校校舍作宿舍；在浆洗街附近购地新建简易房舍，供友校使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调整，总算把几百人的吃住安排下来了。
       至于各校所需的教室、实验室、小公室等，除以原有设备尽量提供或合用外，还充分挖掘潜力，比如把地下室经过维修、阁楼装上老虎窗即可作为实验室，有的教学楼的过道两头，装上隔板，即成了窗明几洁的办公室，加上精心排课，最大限度地使
       用教室和实验室，基本上满足了各校的暂时需要。
       一九三九年春，由金大、金女大、齐大、华大四所教会大学合资，并得到美国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简称UBCCC）的资助，联合新建化学楼。当时议定，新楼建成后由四校合用，战后即归华大所有。此楼于一九四一年春建成，四校的化学系及金大的化工系均搬入共用。一九四二年春，华大生物系对生物楼的使用情况，作了统计，当时的记载说：“抗战以来，各校生物系移此，则分配应用之。虽偏小，来客不以拥挤觅食。本楼所有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及储藏室计约四十间，除六教室公用外，计金陵大学用20%，金女大用15%，齐鲁大学用15%，本校及生物材料所用30%左右”。 \( ^{①} \) 从这里可以窥见各校精诚团结、共度难关的一斑。
       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北平日寇占领区的燕京大学被封闭。燕大于翌年二月，鉴于成都已有金大、金女大、齐大、华大等四所教会大学，便于合作，决定迁到成都。但华大校园已经“饱和”，无法接纳燕大师生，造成都因日机轰炸，多数中小学已疏散乡下，燕大才在陕西街觅得陕西街华美女中校址作校部及女生宿舍，另由省政府把文庙一所拨给男生住宿，所需实验室、仪器、图书等仍由华大支援，燕大才得于一九四二年十月正式复校开学。这期间北平和医学院的几个大天率领十多个学生也来到成都、大去参加华大的教学活动，学生则与华大学生合班上课，其护专校则借华大医学院护校继续开学。
       华大在抗战中，共接纳了处于战争威胁之下濒于关闭的六、七所学校和数千名师生。当时的华西校园真是济济多士，充满了民族复兴的勃勃生气。群众自发地把这块地方，以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名命名为“华西坝”，与省内另外两处大学聚居的沙坪坝、夏坝三坝齐名。华西坝与抗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给人们留下
       注 \( ^{①} \) 华西大学校刊，1942年4月15日出刊。
       注②夏坝在重庆附近，是抗战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内迁校址。
       了多么难忘的记忆。
       2、合作办学、各抒所长
       华西坝各校，出于合作的要求，调协一致，各校校长和各系处，都有定期的联席会议。一九四二年，华西大学校董的年会报告中对金大、金女大、齐大、华大四校合作情况说：“每周至少四校长例会一次，协商关于行政、财政、教职员待遇及有关公共事宜，以故虽分四校，实合作为一，迄无冲突摩擦之虞；每月有四校教务协会，由四校教务长、注册主任会商关于授课时间规律招生考试各问题，同样亦有训导长协会，磋商关于学校训导事宜。”当时华西坝各大学共设有文、理、法、医、农等五个学院，六、七十个学系，还有一些专修科，各类学科比较齐备。各校院系设置如下表：
       由于各校大都设有文理学院，“下设各系科亦相同，根据师资各有专长的特点，统一分工分别开课，允许各校学生自由选听，学校承认听读学分，这是联合办学的必然要求。这里把一九四三年各校合作开设课程和学生选读情况作些介绍。
       一般情况是各校各系一年级的新生较多，班次较大，课程即由各校自行负责开出。二年级有的普通基本课程，为数学课中的微分方程，选读人数也不少，亦由各校自行开设。但一二年级课程中也有合作，如各校中文系一年级开的国文课，均采取同一标准，统一使用华中大中文系所编教材。一九四三年秋，成立了“五大学中国国文学系常务委员会”③，共商开设课目，便于各校分工，避免重复。华大吕叔湘、闻在育教授开设的“语言学”、“声韵学”课，各校学生选读者甚多。五大学外文系的合作尤为密切，基本上是合作办系。各校外文系学生必修和选修的基础课
      

学校名称	齐鲁大学	金陵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文学系政治经济系	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学系政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国文专修科文科研究所	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系教育学系音乐学系体育系家政系
理学院	药学系化学系生物系物理系天算系	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化学工程系电机工程系电话教育专修科汽车专修科理科研究所	生物学系化学学系数理学系
医学院	医科
农学院		农业经济系农艺学系园艺学系森林学系农林生物学系农业教育学系农业职业师资科农业专修科农科研究所
法学院

       注：①东吴大学生物系，师生先在华大，合作办学，后在东吴大学被迫迁于日冠领占的上海后，这部分师生遂要求与华大完全合并。
      

华西协合大学	燕京大学	中央大学
中国文学系	中国文学系
外国文学系	英国文学系
哲学历史系	历史学系
社会学系	新闻学系
经济学系	哲学系
乡村建设系	教育系
教育系
生物学系	数学系
数理学系	物理学系
化学学系	化学学系
家政学系	生理学系
药学系	家政系
农艺学系
农业专修科
医科	医科
牙科	牙科
	畜牧兽医系
	政治学系
	经济学系
	社会学系

       ②协医学院部分师生与华大合作办学采独立建院，在护专校独立开设
       和专业课、完全由几所教会大学分工开出。还统一规定外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在第一学年学习结束时，必须参加五大学联合举行的统一考试。不及格者令其转系，以保证质量。此外各系高年级的课程，一般都按教师的专长分工开设。比如经济系由熊大开设工商管理与组织合作、国际投资、保险学，金大开设政府会计；华大开设高级经济学、经济学原理、政治学、经济地理、经济思想史、西洋经济史等。又如生物系由金大开设动物胚胎学、比较解剖学、遗传细胞学、进化论；金女大与华大合作开设植物生态学；华大开设动物组织学、动物器官学、高等动物分类学、生物技术学等八门。教学上的合作大体如此。至于实验所用仪器、药品、显微镜等均由华大提供；各校按选读学生人数付给一定经费。
       3、从合作教学到建立联合医院
       中大医学院是一九三四年新建立的，培养六年制的医科学生，在他们迁蓉时还没有高年级的学生。他们带来一批教学仪器和图书，分别安置在华大实验和医科图书室里。中大和华大不仅互相借用设备、图书，教学上也有合作，如中大著名神经科教授程玉廉及其他教授为华大学生讲授神经解剖学、神经病理学、神经病学以及皮肤病学等等。华大教师又为中大学生讲授有机化学、寄生虫学、普通英文及专业英文等。齐鲁大学医学院初来时，只有学生和教师、没带教学设备、图书和行政管理人员。他们的学生便在华大注册，与华大学生一起上课，后来齐鲁迁来文理学院，独立建校以后，他们的医学院还一直和华大密切合作，直到一九四六年复员。
       一九三八年，中大医学院的学生需要进行临床教学，齐大学生也需要教学和进入病房实习。当时教会在成都办有医院三所，即英美会于一·九二二年在成都东城四圣祠街建立的仁济医院，一·九四四年在惜字宫街建立的仁济妇幼医院，美以英会于一·九三年在南城陕西街建立的一所普通医院，一九二二年改为存仁眼耳
       鼻喉专科医院。这几所医院属教会管理，只提供给华大医科学生临床教学和实习。现在有更多的医科学生需要利用这几所医院，就必须得到教会同意，并加以调整和进行统一财经和行政管理等。经过协商筹建，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中火、齐火、华大三大学联合医院”诞生了。由中大医院院长威齐南任总院长，三所医院各设院长。三所医院共设病床三百八十张。
       三大学联合医院的建立，对提高教学水平和医疗水平都起了较大作用，因为它集中了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和教授，如中大医学院有戚寿南、黄克维（内科）、董秉奇（外科）、程玉馨（神经科）、张查礼（解剖学）、蔡勉、吴襄（生理学）、董弟周（胚胎学）、林飞卿（细菌学）、余光元（药理学）、康锡荣（病理学）、樊培禄（儿科学）、阴毓章（耳鼻喉科）黄天启（牙科）等。齐大医院有陈耀真（眼科）、张汇泉（组胚）、叶鹿鸣（解剖学）、侯宝璋（病理）、邱健寰（耳鼻喉科）、李赞文（生化）、刘荣耀（外科）等，华大医学院有莫尔思（解剖学）、启真道（生理学）毕德生（五官科）林则、吉士道、曹钟禄（内科）、杜顺德（寄生虫、儿科）、兰天鹤（生化）、乐以成（妇产科）等。刘延龄、邹海帆（牙科）等。
       大学联合医院还建立了一整套医院管理制度，为医生从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到科主任，护理人员从助理护士、护士、护士长到总护士长，都建立了各自的岗位责任制。医院各科室有定期的各种业务会议，以及门诊病历制度等，这些制度多仿照北平协和医院的制度而制定的，这对于提高医院管理水平，确是一个大的跃进。
       一九三八年，华大图书馆总馆还专门为医疗科的同学和教师们设立三个图书分馆。眼耳鼻喉方山的书籍存放在陕西省街医院图书馆，部分临床、临床前期及牙科的有关书籍放置在医疗科教学大楼的图书分馆，临床及有关期刊杂志存设于四圣祠联合医院的分馆。中大医学院带来的图书分置于联合医院及医疗科大楼的分馆。
       馆。中大还有一个专职图书管理员在联合医院分馆，负责管理和借阅事宜。在抗战时期，从教育部和教会中国文化基金会委员会，都得到过一些对图书的捐助，因而使图书得到一些增加。齐大没有搬来图书，仍然欢迎他们和中大、华大师生共同使用。
       实践证明，三大学联合医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医院对学生、实习生和医院的工作人员的教育是有成效的；医疗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被诊治的病人人数大大增加；医院在财务收支上基本平衡。这些成绩鼓舞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要把医院进一步办好。
       一九四一年，中大医学院在政府街建立成都公立医院（即现在省人民医院前身）。只有齐鲁和华西两个医学院仍继续实行合作，三大学联合医院改名为“齐鲁、华西大学联合医院”，由杨春普任院长。一九四二年华西大学在校园建成新的大学医院，齐鲁、华西两校的医科学生便在更为方便的条件下进行临床教学和实习。
       4、联合办学促进各大学的发展
       在抗战时期的华西坝，几所大学汇集一起，在教室、实验室、图书仪器都不足的情况下办学，条件是很差的，然而各校师生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克服困难，开拓前进，同时全国学术界的许多专家学者荟萃于一地，群星灿烂，极一时之盛，这对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确又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这段时期的华西坝各大学，在办学规模、教学、科研等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发展。
       首先是各校学生人数普遍增加。据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初统计，来客各大学学生人数是：中大医学院约六十多人，齐鲁医学院约八十多人，金大约二百二十多人，金女大约五十多人。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统计，中大医学院为一百五十一人，齐大（包括文、理、医三个学院）为三百〇四人，金大为六百〇一人，金女大为二百〇六人。一九四四年底至一九四五年春，中
       大为二百多人，齐大为四百多人，金大为一千一百多人，金女大为三百四十多人，燕大为三百六十二人。其次，是各校都增设了不少科系。中大医学院初来，他除医科外，还有四年制的牙科，因学制不同无法与华西大学牙科合作开课，后来华大牙科在设备和师资等方面都给以支援，以后中大牙科改学制为六年，中大还新增了畜牧兽医系。齐大早在二十年代设立药学专修科，初仅限于培养附属医院及地方药房的药剂人员。一九三一年改收寄中毕业生正式成立药学专修班，但在抗战开始时停办。金大于一九四一年在理学院内成立药学系，学制四年，由华大在师资及设备上支持帮助，如一九四三年，华大启真道教授专为齐大药学系二十二名学生开生理学课程。据一九四四年统计，齐大药学系学生选习华大药学系所开课程七十三种、五十多人。金装大学在抗战时期的发展是很突出的，它从一九三八年秋与教育部合办电化专修科开始，到一九四三年成立植物病虫害系为止，五年时间，增设一个病虫害系，五个专修科，即电化、汽车（设重庆）、图书馆学、园艺、英语（五大学合办）等。还设置社会服务部、社会福利行政特别研究部、园艺部。还单办电焊职业训练班、农贷人员训练班、建设人员训练班等。“八年左川，虽在艰难困苦之中，所设科系与学生人数，仍岁有增，是为本大学播迁时期。”《《金陵大学六十年校庆纪念册》）这就是金大在蓉八年的结语。
       5、联合办学促进各校学术交流
       抗战时期的华西坝，大型、小型的学术讲演会、讨论会、座谈会，经常举行，名目繁多。主办单位有时是一个学校，有时是各校联合，有时又是由学校的某个系级举办，一般都是自由参加，不受学校或系级的限制，整个华西坝，呈现出一派学术繁荣的景象。这些讲演和座谈讨论的内容也很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很多领域。比如由华大文学院主办的“文化讲座”，从一九四一年秋开始，每周一次，讲演者都是校内外甚至国内外的知名人士。它
       的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第一讲由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主讲，题目是《文化与大学教育》，以后史学家吴宓、钱穆、蒙文通，哲学家贺麟、张尔荪，医学家程玉磨、郑集、侯宝璋，农学家章之汶等都应邀主讲，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修中诚，剑桥大学学者李约瑟，澳洲驻华大使艾格士顿等人，都应邀作过讲演。这个讲座一直坚持四、五年，先后举办讲演约五十次，听众踊跃，影响很大。其他如学生的系级社团主办的学术讲演，往往请校内外老师、学者讲述某些专门问题，如文物章讲《旧金山会议与世界建设》、沈志远讲《从经济上观察世界和平问题》、陈白尘讲《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等等。
       抗战时期各种学术活动在华西坝举行的也多。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陈耀真、邱健赛等教授发起成立的眼耳鼻喉学会，除暑假休会外，每月都举行学术例会，一直坚持到一九五〇年，前后举行了一五次例会。一九四一年眼科学会也在成都成立，也是按月举行例会，共举行八十余次。这些例会的内容为延请各大学专家或会员作专题学术讲演，或专业专题的讨论，或病例讨论。甚至这些例会在空袭严重，敌机轰炸下，都未间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两个全国性的杂志在成都的出版发行。一个是英文版的《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在重庆出版），一九四二年由陈耀真、邱焕扬等创办。杂志主编杜儒德（齐大）、副主编邱焕扬（中大）、秘书陈耀真（华大）④、潘铭紫（叶大），编委启真道（华大）、侯宝璋（齐大）。一九四三年四月编委又增加重庆的戴天佑、贵阳的李宗愚。这个杂志每年出刊四期，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共发行十三期。它的出版，推动了当时医学界的科学研究，并使得因战争而中断的医学文献得以延续。又一个全国性的杂志是由华大汤腾汉教授等主编的《中国药学会会志》在成都出版，刊载抗战时
       注 \( ^{④} \) 陈耀真教授先在川大医学院任教，后受聘于华西大学、任专职教席。
       期药学界的专著和论文，对推动药学研究，交流经验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华西坝各校的学术交流活动开展得热火腾腾，然而教职员和学生们的生活则是很清苦的，由于物价暴涨，货币贬值，多数人生活无保障。如金大教授黄万刚（黄炎培之子），美国留学生，妻子是美国人。夫妇二人都在大学任教，而孩子没钱上学读书，后来黄教授患了败血症，因无钱购买新药而死亡。他死后妻子仍在大学执教，但收入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好炸起油条给孩子上街去卖。像这样的事，在当时的大学教师中并不是个别的。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始终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忠诚教育事业，使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工作得到不断发展，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
       二、华西大学在抗战时期的大发展
       华西大学以自己的校园接待了内迁各大学，这是华大对全国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而这批大学的到来，也给了华大不少的支持和帮助，促进了华大在抗战时期的大发展。这段时期，学校办学规模扩大了，师资增加了，一批有名专家教授来到学校，提高了教学、医疗的质量、活跃了学校的学术空气，使华大在全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提高了。
       1、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首先是学生人数的增加。一九三六年全校有学生三百三十五人，抗战前夕有学生五百六十人，一九四〇年增加到六百四十人，一九四二年增至九百七十〇人，一九四五年春约有一千三百人。近十年中，全校学生增加三倍。
       其次是系科的增设。抗战前，文学院下设的哲学教育系和历史社会系，抗战时期进行了调整。原历史社会系实际包括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四个组。经调整改组，政治组停办。经济、社
       会两组扩大独立建系。历史组与哲教系中的哲学组合并成立哲学历史系。又因教育部规定私立大学不得设教育系，便在原有教育组的基础上增聘教师，成立乡村教育系，一九四五年改乡教系为乡村建设系。至此，文学院共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史系、社会系、经济系、乡村建设系、美术组，共六系一组。
       理学院于一九三三年立案时设有生物、化学、物理、数学、制药等五个系。因数学、物理两系人数较少，一九三五年，按教育部规定，把数学、物理两系合并成数学物理系。一九三六年，生物系的农业组试办农业专修班，“学制一年。一九四一年三月，经教育部批准，改农业专修班为大学程度的农业专修科，学制二年。一九四一年秋，留学美国专修农业的何文俊教授返校，积极创建农业研究所，便在这个基础上于一九四五年创设农艺系，次年招生。一九四一年秋，增设家政系。这样，到一九四六年，理学院共设置生物系、化学系、数理系、制药系、家政系、农艺系、农业专修科、共六个系和一个专修科。
       医学院仍设医科、牙科。学制均为七年。
       2、增聘一批专家教授充实教学力量
       华大在正式立案之前，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师，都以外籍人士居多。立案后，逐渐增聘中国籍教师。但因地处西南边隅，延聘教师困难。抗战以来，各大学迁蓉，专家教授荟萃，华大才得以与各校合作，或请有名教授来校兼课，或聘请为专任教授，抗战期中又得教育部以英庚款补助五席教授的薪金，这样使各系师资得到充实和加强。现分叙如下：
       文学院的院长过去是费尔朴（美籍）。自一九三四年罗忠恕任文学院院长后，三年间，为文学院各系聘请了朱少滨、黄方刚、沈嗣庄、郑德坤等中籍教授。抗战以来，又先后聘请了杨佑之、程英祺、谢霖甫、陈寅恪、蒙文通、何鲁之、顾颉刚、钱穆、徐中舒、肖公权、常燕生、伍非百、许寿裳、闻在宥、吕叔湘、刘朝阳、韩儒林、缪钺、傅葆琛、李安宅、冯汉骥、蒋曾昂
       等人，这对提高文学院各系的教学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理学院的教职员人数在抗战时期也有较大的增加，一九四五年比一九三七年增加三倍，其中也增聘了一批有名的教授，如李晓肪、刘承钊、周如松、张铨、张明俊、汤腾汉、薛忠、陈之霖、周太玄、魏时珍、吴国璋、何文俊、李明良、彭荣华、何伟发、乔启明、汪启愚、胡昌炽、于景让、陈志平等人，他们大都在教学之余还进行科学研究，重视学科的实际运用，取得很大成绩。
       医学院在抗战时期和中大、齐鲁两校的医学院密切配合，相互合作，不仅在临床方面联合办医院，在医疗上也有一系列的业务活动，如定期举行读书会、杂志报告会、专题报告、讨论会、死亡讨论会、临床病理讨论会等，这对于交流经验，提高医学水平都起到重要作用。中大、齐大两校教授在抗战中及复员后，还有一批专家教授被华大聘请，如陈耀真、侯宝璋、陆振山等人、大大充实了华大教学力量。
       抗战时期，华大还先后派出一批教师出国留学深造，他们是：谢锡臻、乐以成、曹钟梁、白英才、杜顺德、杨嘉良、蓝天鹤、何文俊、彭荣华、李明良、张孝礼等，他们回国以后，担任院系各级的负责人，在教学及科研、医疗等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
       3、建立研究机构
       华大在抗战时期先后建立起一批研究所，开展广泛课题的研究，有的系虽没有成立研究所，但为数不少的师生在科研上也取得好成绩。
       （1）中国文化研究所，一九三几年成立，所长闻在宥。该所因有哈佛燕京社在经费上的资助，所里聘请了一批国内知名的教授和学者，如刘咸、吕叔湘、韩儒林、缪毓等。该所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进行较高深的研究。研究所出版刊物有《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华西大学文化研究所集刊》，所载闻在宥之《论民家语之系
       属》、《民家语中同义字研究》，吕叔湘之《释偈咱附论们字》、《汉语第三身代词说》，韩儒林之《吐蕃之王族与汉族》，刘咸之《亚洲狗祖传说考》、李方桂之《沙佛，藏汉语的元音》等，皆一时之佳作。该所刊物发行国内外，颇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2）华西边疆研究所，一九四二年成立，由校长张凌高任所长，李安宅教授主持实际研究工作。这个所的前身为一九二二年成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主要研究中国西部边疆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出版有《华西边疆研究会杂志》，到一九四二年共出了十余卷，内容包括自然环境、风俗民情、医药卫生、中医、针灸、牙医等。该杂志向国内外销售或交换。对美、英、加拿大、瑞典、印度、苏联等廿多国进行销售、交换。为深入其工作、特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一九四四年秋曾组织考查团赴西康、分南北两路进行考查，收获颇多。
       （3）经济研究所，成立于一九四二年，由程英琪主持。出版有华西《经济半月刊》、《经济科学专刊》等。
       （4）教育研究所，成立于一九四三年，由傅葆琛主持。出版有《教育与建设》、《华西教育导报》、《华西教育月刊》、《华西教育通讯》等。
       （5）历史研究部，成立于一九四二年，由钱穆主持。先后招收研究生十多人。
       （6）中国社会史研究室，成立于一九四四年春，由姜蕴刚主持。一九四五年顾颉刚主持编辑《文史杂志》特请托该室为他们的杂志编辑中国社会史专号。
       （7）石羊场社会实习研习站，成立于一九四三年春与乡建学会合办。该站为社会系学生对社会进行实地调查的基地。学生的毕业论文多取材于对该地的调查研究。这个研习站还为学生实验和推广各种服务工作提供阵地。服务的学生们常从美国新闻处借到一些有关战局的图片在此开办展览、设立书报杂志阅读处，设医疗站为市民治疗小伤小病，创设乡村托儿所等。
       （8）农业研究所，成立于一九四一年十月，由何文俊主持。该所注重于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改良作物品种，特别重视稻麦、蔬菜、果树品种的改良、进行作物遗传育种试验推广；二、果类加工、如制成果酱、果酒、果汁、果冻等，还制作过肉松、罐头、香醋等出售；三、改良家畜品种，如引进荷兰公牛与土产母牛交配，购进纯种公羊与土产母羊交配，首创人工机械输精以及家禽家畜防疫治病工作。
       （9）皮革和天然染料的研究。化学系的教师们在教学之余，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的有制革组在张铨教授指导下从事丹宁鞣革原理的研究，设计制造鞣革机、磨里起绒机加以使用；还研制出制造皮革需用的油脂三种，以代替舶来品。一九三九年，化学系与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在我校合办皮革科，在我校培训技艺专科校学生。一九四〇年，本校制革组与省政府建设厅、教育厅合办实验制革工厂，该厂除供省立制革专科校的学生实习外，还从事各种制革技术的研究和实验，如试验用水牛皮制造底革等。
       化学系英籍教授徐维理，长于染料的研究。抗战中，需染制二百多万床军毯，但染制灰色军毯的染料问题不能解决。在徐维理教授指导下，由染色班毕业学员傅子贤、李全安进行天然染料研究，费时数月，经百余次实验获得成功，呈报政府有关部门验收合格选用。得到经济部的奖状表扬。
       （10）药学之研究与实习药厂。华大于一九三二年创办制药学系。是国内设置药学系的较早单位之一。一九四四年教育部指令增开双班，加快培育人才。一九三九年，药学专家汤腾汉来校任药学系主任，除重视教学工作外，极力提倡对于国药的研究，并成立国药研究室。该室工作注重药材调查、土产药材的分析与国药有效成份的鉴定、提炼及分析。一九四一年药学系出版研究目录（中英文各一册），经过三年工作，共有论文五十六篇，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二篇，即《国药威灵仙之化学研究和煤中之女性刺激素的研究》。发表于中国化学会志者两篇，即《益母草之化
       学研究和治骨草之化学研究》，发表于中国化学工程会志的有《中国虫草之化学成份》等篇。这些论文对推广中医药都起了很大作用。
       （11）生物系教师开展的研究工作成绩卓著。由刘承钊教授领导的华西两栖爬行类的研究，发表论文多篇、内容多为生态研究及新种的发现。《华西两栖类图谱》一书已在美国发行。另外，生物系一九三八年设立的生物材料处，还向各大中学校供给标本及器材，也很受欢迎。
       4、增建附属医院，开展医疗科学的研究
       抗战前由教会举办的几所医院，主要是为了发展社会福利，同时提供华大医科学生进行临床教学及实习。一九三八年，中大、齐大、华西三大学联合医院成立后，主要作教学医院。此外，华大在抗战时期还增建了几所医院。
       （1）大学医院的建立
       华西大学早有计划在校区建筑一所医院，供医科学生教学和实习之用，战前已由教会募集一部分基金，建成洗衣房、工作房等医院的附属建筑。抗战期中，得到洛克菲洛基金会、医科毕业同学会、美国庚子赔款基金会、中国基金会以及某些个人的捐款，继续施工兴建。一九四二年，大学医院落成，交付使用，院长李建安。
       (2) 结核病医院的建立
       一九三八年华大在教学医院南面购置一所私人菜园，占地约十四亩，利用它原有的一幢四合院建筑，改建为结核病疗养院，有病床四十张，院长罗光娜。
       (3) 麻疯病医院的建立
       四川部分地区有麻痹病流行，华西大学公共卫生系的高文明医生曾进行过调查。抗战期中，得到上海中国麻痹病协会的捐助，在大学医院主楼的正南面建立麻痹医院，一九三九年建成，免费收治麻痹病人，院长高文明医生。
       （4）牙科病除早在一九二八年即已建立，一九四三年，新建的牙科病院落成，分诊断、牙周病、口腔外科、牙体外科、修复、防治、小儿等组，并设有治疗和制作两室。一九四五年秋季起，开办预防牙医学及口腔病理两种进修班，同时为中央卫生实验院训练牙医护士。
       （5）医学及口腔学的研究工作。
       结合医学教学和临床工作，医、牙科的教师们进行了一些科研工作。其论文多发表于上述《华西边疆学报》。抗战时期医学期刊杂志出版很少，特别一般医生的文章，难于发表。一九四二年，华大毕业留校的冉瑞图医生为加强华西毕业校友的联系，以至自编自刻办了个油印刊物，报导学校情况、介绍医学书刊中的科技信息等，每二至三月出一期，后得到校友及教师资助，到一九四四年，吴德诚医生参加合作，并正式出版铅印《华西医讯》除报导学校情况和校友动态外，还发表教师们的著作、临床报告等，受到医学界的重视和欢迎。医学教师还对民族地区的疾病进行调查和防治工作。
       口腔学的教师结合临床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一九四五年，牙科统计共有论文或报告一百五十余种。诸如《龋齿与钙、磷、丁种维他命的关系》、《氟对龋齿的防治》、《乳酸与龋齿的关系》、《内分泌与齿质及牙周组织之影响》、《口腔病与全身疾病之关系》、《牙釉质与象牙质之生物观》、《中国儿童牙病死亡率》等。还编写《口腔外科学》、《牙周病理学》、《预防牙医学》等教科书。邹海帆教授经八年努力，于一九四五年编成《牙医学辞汇》一书，共搜集到牙医辞汇六千余条，是我国第一部英汉牙科辞汇，对统一我国牙医学名词、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起了一定作用。
       三、华西坝师生的爱国活动
       早在抗战爆发之前，华西大学师生就进行了种种的抗日爱国
       活动，抗战发生以后，一批大学迁来成都，华西坝上聚集着各大学师生数千人，大大加强了抗日救亡活动的力量。抗战初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华西坝各校的爱国师生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斗争的高潮。一九三九年以后，蒋介石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制造反共高潮，限制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〇年春，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后，成都地区的白色恐怖更趋严重，党员和进步群众被迫隐蔽和撤离，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一度处于低潮。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又不断加深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党中央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发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伟大号召，一个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群众运动，又活跃起来，成都华西坝的爱国民主运动也和全国一样，逐渐形成新的高潮。
       1、华西坝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抗战开始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实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崭新局面。全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更是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华西坝师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便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华西坝的抗日救亡活动的组织领导，在一九三八年冬以前，经历了由华大抗敌后援分会——华西学生救亡剧团——华西坝五大学学生抗敌宣传第三团等三种公开组织形式。这些组织活动实际上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
       “七·七事变”以后，四川地方实力派、省主席刘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成立了四川省抗敌后援会，并规定省以下成立分会或支会。华西大学于一九三七年十月，成立校的抗敌后援分会，由教职员学生十七人组成。在此之前，华大学生中已有民兵队员沈蔚家、艾尔达、金女大在华大借读学生
       周曼如等，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秘密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华大建立公开的抗战后援会后，他们便成为后援会的骨干。一九三八年三月，华西大学学生组成“华西学生救亡剧团，秦志廉、王治赢任正、副团长，党员和民先队员参与组织领导，把它作为团结同学、开展救亡活动的阵地。四月中旬，全市学生统一成立抗敌宣传团，川大学生组成一团二团，华西坝五大学学生组成第三团。抗宣三团于四月廿一日召开全体团员大会，参加者达八十多人。抗宣三团团长沈苗家，副团长文宝瑛（华大）、张涤生（中大）。这时华西坝学生中已经建立党的支部，抗宣三团的活动，便直接在党组织领导之下进行，抗宣三团的活动继续到一九三八年冬。
       这段时间，华西坝师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主要的有：
       （1）组织宣传队进行宣传演出活动。在华大抗敌后援分会领导下，同学们组成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平时到街头、公园等公共场所向群众演出、报告形势、宣传抗战，有时歌咏队还应邀到电台播音。节假日到附近乡镇作宣传。一九三七年十月，华大校务会议记载：“本校抗敌后援会成立以来，积极工作，征募各种慰劳品外，更积极进行宣传工作，除在本校、安顺桥、浆洗街三处设抗敌壁报，尤重农村宣传，前次星期日去青羊宫，队员分头讲演，组织游艺，听者观者不下数千人。”一九三八年四月，华西学生救亡剧团利用春假，组织同学步行去新繁县城宣传、演出，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
       （2）前方将士募集寒衣。一九三七年冬，在师生中募集捐献、为前方将士制作寒衣。华大区预班还发起由同学们亲自动手剪裁和缝制棉衣，男同学也在女同学的带领下一针一线的缝起来，充分表达了广大青年学生热爱祖国、支前抗战的赤诚。歌咏队还组织了一次募捐演出音乐会，邀请上海音专钢琴系毕业的易开基演奏《中国组曲》，金女大音乐系教授喻宜萱、华大牙科教授刘延龄（加籍）、华大教授德乐尔（美籍）等参加了演唱和演
       奏。这些活动，得到社会上的好评。
       （3）派代表出席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三八年三月，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金女大学生周曼如、川大学生胡朝芝二人以“战训女同学会”代表身份与成都学联代表张文澄，三人代表成都市学生出席大会。他们返成都后的四月，在少城公园集会，向各校学生代表传达学联决议。当即发起筹备组织成都市学联。华西坝五大学抗宣三团也积极参加了筹备工作。这次活动对成都的学运起了推动作用。
       （4）欢迎世界学联代表来蓉。一九三八年六月廿日，世界学联代表一行四人到成都访问，全市学生组织欢迎、郊游联欢等活动。世界学联代表在蓉期间，住在华西坝的外籍人士家里，他们曾约集成都学运的领导人和部分骨干分子韩天石、邓凯明、张文澄、周曼如等七人在华大奥籍教师魏璐诗家里，通宵座谈了解成都学运情况。这次欢迎活动对成都市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和欧洲反法西斯的学生运动起了互相联系支持的作用。
       （5）救亡图书室。在华西学生救亡剧团成立时，由同学们自己出钱，在学校附近黄门街租用“一间一楼一底的民房作为团部地址（以后也是抗宣三团的团部）。楼下一间作团部活动室，楼上一间辟为“救亡图书室”，书籍由同学们捐献柴柴，有小说、诗歌、戏剧、期刊杂志等等，其中还有部分马列主义著作、如《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等，还有当时武汉出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等。这些书籍吸引了不少关心政治、嗜好读书的同学，对于促进他们转变思想，扩大视野，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这里还不时举行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报告会，成为华西坝救亡活动的中心，也是争取教育群众的一个阵地。
       抗宣三团的活动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为止。十月中旬五大学的男女同学分别参加国民党省政府在新都、南较场组织的大学生集训去了。
       这一段时期，几所教会大学的基础教学生组织暑假乡村服务团去温江服务，有医疗、宗教、宣传、演剧等组，还有教师参加。后来基督教学生还组织“弥赛亚”唱诗班去重庆演出，为前方将士募捐。这些活动体现了全民抗战的热烈气氛。
       2、华西坝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国民党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国统区的救亡活动受到限制和镇压。根据党的指示，抗宣三团的分开活动只得停止，前一段一些公开出面组织领导的学生干部也只能转入隐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以后，便由一批包括党员、积极分子在内的医科同学出面组织“华西坝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团长郭号（党员）副团长熊德邵（党员）
       以新的形式开展活动，
       （1）一九三九年元旦，战时服务团组织五大学学生，编成十个义卖小组，分赴城区设点义卖。用义卖所得收入购置毛巾、日用品、猪牛肉等于春节期间慰问入营壮丁。
       （2）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由战时服务团出面邀请冯玉祥副委员长来校讲演，他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坚持抗战到底》的演说后，又挥毫题写了“还我河山”几个大字留念，当场掀起为前方将士募捐的热潮。
       （3）一九三九年三月，五大学战时服务团以三天时间，在智育电影院，举行募捐公演大型话剧《再会吧！东京》。纯收入三千一百元，全数存入银行，准备购物赠送壮丁大队。
       （4）一九三九年五月初，日机狂炸重庆，市民死伤很多。战时服务团发起成立防护大队，华西坝各校师生热烈响应，报名参加者三百多人，编成三个中队，九个小队，中大教授张查礼任防护大队长。六月十一日，敌机廿七架轰炸成都、市民伤亡亦多，救护队赶往现场救护，队员黄孝谦（华大药学系二年级学生）于锦江河边执行任务时，被弹片击中后脑，当场死亡。教育
       部通令嘉奖，还拨款五百元为她立碑纪念。
       （5）日机轰炸后，各大学随即放假。无大学战时服务团组织乡村服务团于七月中旬出发到农村，为农民治病，在沿途还进行了宣传、演剧、慰问壮丁等活动。乡村服务团在自贡演出中，齐大同学把台词“到农村打游击”说成“跟着毛泽东去打游击”，当场遭到三青团分子找团长责问。以致把服务团副团长文宝瑛扣上“异党分子”帽子，被抓去关了五天。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三青团华西坝上猖狂活动，使救亡活动的进行更为困难。这时党组织指示停止公开活动，转入深入系级、宿舍，做团结群众的工作。
       华南坝各大学所开展的救亡活动都是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一九三八年四月，华西坝由三个民先队员入党而建立党的支部。以后开始逐步接收积极分子入党，到十一月以后，已在五大学学生中发展党员十多人，分别成立了华大、齐大党支部，中大党支部，金大、金女大党支部，直接受党的外南区委的领导。一九三九年九月，建立党的五大学总支委员会，直接领导华大、金大、中大、女生（包括金女大及金齐大女生）四个支部，这时党员已发展到二十多人。一九四〇年成都“抢米事件”发生后，已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遵照党的指示疏散去外县，有的去延安。六月二十四日，金大学生汤克湘（战时服务团后期的团长）、胡德姜等人被捕、华西坝的党员相继再次撤离。留下少数党员邢珊瑚、薛葆鼎等，规定和上级单线联系，至此，华西坝没有党的组织活动了。留下的党员约集部分从事于自然科学工作的同学、教师于一九四一年初成立“成都科学技术青年协会”，齐大教授薛思、川大教授李相符（党员）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以开展科技活动来团结、联系群众。到年底，川康特委决定把留在华西坝的党员转移到重庆去，个别留下来的党员与党组织也中断了联系。这以后，华西坝的救亡运动便暂时沉寂下来。
       3、抗战后期人民民主运动的兴起
       一九四四年春，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国民党的军队在日寇新的进攻面前再一次大溃败，因而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不满。在国事飘摇的严重时刻，党代表人民意愿于九月在重庆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
       在新形势下，华西坝的学生运动也开始由沉寂转向复苏。一九四四年春天以后，学生中开始出现关心国事和战局的 热烈气氛。五大学中一批党员和先进青年开始组织公开社团开展活动。华西大学的学生党员贾唯英、彭塞等人团结部分群众，组成第一个政治性社团“时事研究会”，公开讨论国事。十月七日，由华西坝五大学十二个学会发起在华西坝体育馆召开二千多人参加的“国事座谈会”，邀请出席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作报告。吴贻芳、常燕生等七人在讲话中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张澜的演说，他响亮地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迅速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广大听众的热烈支持。这次大会，是成都自从“抢米事件”以来的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打破了大后方沉寂局面，动员和鼓舞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这次大会的成功，使先进分子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推动他们组织起来去迎接革命的高潮。
       国事座谈会以后，一些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积极联络活动，于十月十五日，正式成立校际的秘密青年革命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民协”一经成立，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团结组织领导青年学生开展反对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而进行种种斗争。
       （1）领导全市大中学生开展反独裁、争民主的大规模集会。“民协”刚一成立，就成功地领导全市学生抗议成都市警察局长亲自率领武装警察，殴打市中学生的事件，十一月十一日发动了全市六、七千大中学生的示威游行和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惩办打
       人凶手和保障人身自由等，迫使成都市长和警察局长“引咎辞职”，斗争取得胜利。这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发动起来的群众，成为围绕区群众运动新高涨的一个信号，为以后成都民主运动做了有利的准备。一九四五年四月，正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联合国组织准备在旧金山开会，讨论战后和平问题，中国国内民主力量围绕旧金山会议，出现一场对时局的热烈讨论。昆明、重庆、成都文化界纷纷发表对时局的宣言，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公开发表主张民主、团结的宣言，这个宣言在五月廿二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在学生中产生较大影响。五月四日，为纪念“五四”廿六周年，“民协”通过各大学一道，五个社团，公开发起在华西坝的广场上，举行三千多大学生参加的营火晚会，会后举行火炬游行，游行的数千群众高举火炬庄严宣誓：“为民主自由奋斗到底！”八月十四日，当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华西坝上，正在夜幕假的同学们立即载歌载舞上街游行，当晚在坝上彻夜狂欢庆祝。然而抗战胜利后，内迁各大学正准备复员之际，美帝国主义支持帮助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的阴云又笼罩天空，华西坝各大学又纷纷组织反内战的座谈会、讨论会。十一月中旬，华西坝五大学和川大学生一起以二十一个社团联名发表《制止内战宣言》，宣言沉痛地说：“内战的严重事实使我们无心读书，一切国民将再卷入血的漩涡。”宣言号召“全国学生共同努力挽救时局的危机，建立自己的舆论和力量去制止内战。”十一月，昆明学生在开展制止内战的话动中遭到镇压，发生“一二·一”惨案，华西坝五大学及全市其他大中学又于十二月九日，在华西坝广场召开悼昆明死难烈士大会，四千多学生和教师出席，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些大规模的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活动，鼓舞群众的斗志，给予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沉重打击。
       （2）一九四五年春夏，党通过“民协”组织，动员组织在校学生利用暑假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号召把革命知识和文化知
       识带给农村。华西坝五大学“民协”组织，把下乡工作作为中心任务，在社团中组织学习和讨论下乡的意义。暑假一到就组织“民协”会员为骨干，团结部份进步同学、工人夜校的个别工人，分别组成几个“农村工作队”，分赴金堂姚家渡、龙泉驿、石羊场、华阳县的永安乡等地，他们送药下乡，为农民治病；举办农村夜校，教农民识字和学文化；举办展览和演出，对农民进行抗日宣传。参加农村工作的同学有的在农村进行租佃关系的调查，有的还组织学习党的“七大”文件《论联合政府》等，使同学们受到很大教育。
       （3）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党和“民协”按党的南方局指示、积极组织动员，输送一批党员、“民协”会员和积极分子去鄂豫皖根据地（即后来的中原解放区）工作。华西坝燕大、中太和川大等校都有一批同学前去。燕大学生黄辉蓉（女、“民协”会员、又名黄琪），去到中原解放区后，当国民党发动内战，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时，黄在突围中受伤被俘，英勇不屈，壮烈牺牲。这时期，华西坝的党员、“民协”会员、积极分子还有去重庆参加《新华日报》工作的，有的被组织送去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参加工作。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一九四四年冬，当西南战局吃紧时，国民党政府为了拼凑自己的实力下令组织十万知识青年从军。华西坝五大学学生，从关心国事出发，报名参加远征军、空军的人不少。医科、牙科、药学的毕业学生还按规定，应征在军队里去服务一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值得赞扬的。其中不少人发觉蒋介石要把枪口对着解放区人民，便离队回校复学，有的还积极参加反内战，迎接解放的运动。
       还应该提到的是，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艰难岁月中，华西坝还有一批外国籍的教师和朋友，他们以自己的言行、同情和帮助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帮助和支持了爱国学生的革命活动，他们借自己的家里，让学生开会，为学生保存革命书籍，参
       加学生革命活动等等，解难、义幼章、魏路诗、赖普吾、炭尔朴、陈梅洁……等，他们将永远被人们怀念和感激。
       抗战胜利至今已经四十周年。时代在前进，华西坝这块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地方，随着时代的车轮也在滚滚向前，不断改变着它的面貌，缅怀抗战时期，华西坝各校在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上留下的光辉篇章，有许多宝贵的经验，诸如发扬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共赴国难；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创造条件去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坚持教育和科研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联合办学，积极开展学术交流等，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是很值得我们继承、发扬和借鉴的。
       （一九八五年六月）
       瓦窑堡会议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决议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决议强调指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这次会议批评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抗日的关门主义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抗战期间迁蓉的燕京大学

       燕大成都校友会整理
       北平燕大被迫解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很快以武力占领了华北，平、津两地大学多数迁往后方。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在昆明组成联大，因陋就简，坚持课业。
       燕京大学则以校产、经费来自美国作为对付日本侵略者之策略，继续在北平办学，为华北广大青年提供一片自由求学的净土。
       日军宪对这片“自由之土”，耿耿于怀，妄图满足。他们一再要求燕大聘请日本教授，分担教务，到校就职。燕大校方不能答允，便以语言困难等种种借口稽延婉拒。其间，各种交涉、摩擦、头绪纷杂。为了摆脱日伪方面的干扰，燕大校长办公室专门添聘秘书，与之周旋。在时局艰难的条件下，燕大在北平苦苦支撑了四年，培养了大批人材。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七点五十五分（夏威夷时间），在北平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二点二十五分，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几小时后，位于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即被日本军包围，强迫解散。中外教师、职员及在校学生三十多人被拘押，其中有陆志伟先生、张东荪先生、赵紫葆先生、邓之诚先生、赵承信先生、林嘉通先生、侯仁之先生、夏仁德先生、博爱理女士等，燕大美丽的校园，最后竟被用作日本军官疗养院。
       复校筹备处成立
       北平燕京大学被日本摧残、解散的消息，传到战时首都重
       庆，燕大校友群情愤激，校友们一致决议，立刻在后方复校。
       翌年（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即珍珠港事变刚两个月之后，就在重庆召开了临时校董会。一致决议：（一）燕京大学在后方复校；（二）成立复校筹备处；（三）推梅贻宝先生为复校筹备处主任。原来，梅贻宝先生医不耐沦陷区之生活，于一九三八年请假离开北平，辗转来到重庆。他原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教务长，各方关系都熟，由他筹备复校，自属顾理成章。
       临时董事会决议议之复校宗旨，有以下数端：一、燕京大学不容日敌摧毁，校统亟应延续；二、燕京大学师生陆续来到后方，需要接待安置；三、燕京大学旨在为国家培养人材；四、澄清燕京大学在日伪窃踞下维护校务之立场，并防止日伪在北平开办燕京大学。
       梅贻宝先生在危急中，担起了筹备复校之重任，邀请韩庆濂校友、熊德元校友共事。在复校筹备处诸先生的努力下，千头万绪的复校工作开始了。
       迎接前来后方的师生
       复校筹备处成立后之第一项任务，乃是迎接由北平前来后方的师生。当时复校筹备处一面利用种种传布工具，广为宣传。广播燕京大学在后方复校的消息；一面动员各地校友，组织沿途接待站，招待接济来客师生。务使师生们获得宾至如归，家人团聚之温暖。
       抗日时期，从沦陷区到大后方成都，有南路、北路及西路等线路。条条道路都要穿过日占区，经过阴阳界（两不管地区），才能到达。沿途日军凶狠，盗匪横行，充满危险，加以交通不便，千里迢迢，跋涉辛劳，可想而知。但是，北平燕大师生，从一九四二年春天起，得到燕大在成都复校的佳音后，就不避艰险，三五成群，络绎不绝，结伴而来。其间，亦不无趣闻轶事。有两位男生通过两不管他带后，便把旅费集中，孤注一掷，买了两辆自行
       车代步，省了不少力气。竟不愿意向前进，车价愈高，梦想不到地发了一笔小财。另有七名学生路过西安，在火车站抢得铺盖卷一件，送交青年会招领。同时尚燕大西安接待站又借了一千八百五十元，前来成都。等他们到成都办理报到手续时，经管人通知他们，西安的贷款已经滞帐，有人替他们还了债。一打听才知铺盖卷的失主是个商人，铺盖卷中藏有大量钱款，商人从青年会领回行李后，听说是燕京大学学生送来招领的，感激之余，拿出二千元替他们还了帐，并将余款捐赠给了西安青年会。
       但燕大学生并不是人人命大。在路上有人的鱼了粮，有的人被抢，有的人体力不支，一到成都就病倒了，在成都去世。为拒绝侵略者之统治，万里负笈而埋骨异乡，使人黯然伤神。
       棘手的校舍问题
       复校筹备处，一面迎接北平前来成都之师生；一面积极进行复校准备工作，力争要在一九四二年秋季开学上课。
       当时最大之困难为校址问题。抗战兴起已历第五个年头，后方各种机关、团体林立，房屋早已人满为患。
       燕大决定在成都复校，除了成都是四川之粮仓、西南之文化名城外，还有因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南京迁来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济南迁来的齐鲁大学等四所教会大学之联名欢迎。
       华西协合大学位于成都南郊，校园美丽广阔，校舍齐全可观。按理来说，接待燕京大学短期搭驻，应无问题。
       但是，抗战发生后，金大、金女大、齐鲁大学，早已分别在华大校园的边缘地带修建了若干临时建筑，用作宿舍，而共同伙用华大的课室、图书馆、实验室等设备。四校学生总数已达二千五百人，再难挤进第五所大学。何况，即使要挤用华大的教学设施，自己还总要修建一些宿舍和局部校舍，凡此种种，不但经费不易筹募，而且费日旷时，很难在半年之内限期完工。
       当时，日本侵略者之飞机，滥肆轰炸重庆、成都。国民党政府因此通令成都市的申小学一律疏散外县，减轻损失。位于成都陕西街的华美女子中学和毗连的启华小学正好空出。这一意外的机会，使燕京复校最棘手的校舍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燕京大学复校筹备处，当即以月租两千元租妥校舍。将华美女中辟为办公、教学用房。女生宿舍也挤在后院一座二层的楼房内。原来只能容纳六十名中学女生，改换了双层板床、可住一百二十名大学女生。
       启华小学规模有限，用作教员宿舍。七家教授包括校长，每家配给两间，以避风雨。至于男生宿舍，只好借用华阳县何公巷文庙。即现在邻近成都石室中学的地方。
       文庙西底各室，由单身男教员分住。东底各室摆满双层木床。每间房子沿墙八张双层木床，中间并排放四张。中间还要放办公桌。一室要住二十多个男生。走路都要侧着身子。这才将二百多名住校学生安排住定。文庙的大成殿用作餐厅，学生们在夫子脚下进餐，吃着配给的平价大米，其苦可知。
       然而，富有进取精神和组织能力的燕大师生，却能将种种困难一一妥贴解决，居然作到安居乐业潜心治学，学有所成。
       招收学生准备开学
       校址宿舍大致有了安排，已是一九四二年的晚春了。公开招生之举又迫在眉睫。
       这时参加招生工作的，除了筹备处的梅贻宝、韩庆濂、熊德元诸先生外，英籍数学系教师顾普吾先生、（Ralph vep wood）美籍英文系教师包贵思女士（Grace Boyn tor）也都积极参加了。
       赖普吾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生于一九一〇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一九三二年来燕大教学。他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民主学生运动，曾到过华北解放区，受到朱德、彭德怀、聂
       荣获“首长的接见。一九八四年四月二日，他应北京师范学院的道请，以《二十四岁的高龄，来华讲学。同年四月十一日以心肌梗塞在北京逝世。在弥留之际，赖普吾先生嘱咐他的夫人说：他的唯一希望是把骨灰撒在北京燕园未名湖畔的一个小小花坛里，那将对他是很大的幸福。
       成都燕大招生消息一经公布，学生报名之踊跃，远出意料之外。当时预定开学之第一年，以三百学生为目标。内中已有北平旧生一百五十名，因此只能招一年级新生一百名，转学生五十名。不料成、渝两地报名投考学生，竟超过三千，平均二十人中录取一人。
       在开学前夕，成都燕大董事会在重庆举行了会议。宣布复校工作顺利完成，对工作人员概予嘉奖，复校筹备处宣布结束。推举梅贻宝先生为代理校长及代理教务长，为便于维持燕京大学的种种国际关系，学校英文名称用“成都燕京大学”（yen ching um vmrly in cheng tu）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燕京大学在成都正式开学。莘莘学子，济济一堂。到第一学年结束时，学生共计达三百六十四人。
       成都燕大教职员工阵容
       由北平先后到达成都的教职员，总计约三十人。这就是成都燕大的班底。各院院长及各系系主任，大都由这些老师担任。
       现将成都燕京大学各部门负责人员表列于下：
       校长室 梅贻宝（代理校长）
       秘书 熊德元
       教务处 韩庆濂 （代理教务长）
       陈尚义（继任）
       图书馆 梁思庄（图书组主任）
       训导处 马镫（训导委员会主席）
       廖泰初（训导委员会干事）
       魏永清（继任）
       沈体兰（继任）
       女生部主任 陈芳芝
       体育组（男生）林卢武
       (女生)卢惠卿
       总务处 罗宾孙（Rec Horald w, Rol in son）（代理总务长）
       郝思齐（Albert c, Hassnke）（继任）
       文学院 马鉴
       国文系 马鉴（教授兼系主任）
       英文系 包贵思（Grace Bayrton）（教授兼系主任）
       历史系 郑德坤（代理系主任） 王锺翰（秘书）
       新闻系 蒋荫恩（讲师兼系主任）
       哲学 施友忠
       教育 廖泰初
       理学院 赖普吾（Ralph vap wood）
       数学系 赖普吾（教授兼系主任）
       物理系 陈尚义（教授兼系主任）
       化学系 张铨（教授兼系主任）
       生物系 刘承召（代理系主任）
       张宗炳（继任）
       家政系 梅倪逢吉（教授兼系主任）
       法学院 吴其玉（代理院长）（郑林庄继任）
       政治系 吴其玉（教授兼系主任）
       经济系 郑林庄（教授兼系主任）
       社会系 李安宅（代理系主任） 林耀华（继任）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这是一句不易之
       论。成都燕大非常重视师资。当时，成都燕大聘请了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的陈寅恪教授（历史）、肖公权教授（政治）、李方桂教授（语言）、吴宓教授（文学）、徐中舒教授（上古史）、赵人隽教授（经济）等来校讲课。使学校生辉，学生受益。
       燕大教授待遇，历来月薪以三百六十元为限。但对于陈寅恪等六位特约教授，特订为四百五十元。超过代理校长等学校行政负责人的月薪，即表荣誉。
       除了上述六位特约教授外，燕京文、理、法三学院的名称教授、名学者堪称济济一堂，人才荟聚。据不完全统计：文、法学院中荣获得博士头衔学位的教授有梅贻宝、吴其玉、李安宅、林耀华、郑德坤、戴乐仁（J. B. Taylor）、李炜林、陈芳芝、施友忠等先生。马鉴教授、郑林庄教授、周励秋教授、关瑞吾教授、廖泰初教授、张琴南副教授、曾宪楷副教授等，均为知名学者。理学院的八教授阵容同样严重。代理院长赖普吾教授（E. R. Vap wood）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是一位杰出的地球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著名的生物学博士刘承钊教授、化学博士张铨教授、生物遗传学博士张宗炳教授等均在生物系、化学系任教。一九四三年春夏之交，国际知名学者、治函数学权威、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曾远荣也应聘来成都燕大数学系担任客座教授，嘉惠青年学子，为燕大理学院增添了声誉。另如物理系吴国章教授、家政系梅悦逢吉教授等，当时也均在学术界具有一定名望。
       成都燕大的教学制度
       燕大在成都复校后，培养出了大批人材。一是由于接连聘请了不少大师和学者名流前来讲学任教，师资高于一般水准。二是学校严格地推行了以培育品学兼优、学有所成的人才为宗旨的教学管理制度。一九四二年制定的成都燕大本科教务通则第七条中首先明确规定：新生入校后，第一学年为试读期，如有成绩不及格者，本大学得随时令其退学。第八条又规定：凡请求入学或
       已经录取之学生，如经发现有伪造证明文件或入学试验时有舞弊情事，成其他不端之行为者，本大学得随时取消其入学资格。第三十七条还规定：学生如有身体羸弱，成绩欠佳或品质不良，难望成就者，本大学得斟酌情形，令其于指定限期内休学或命其退学。这几条规定说明：燕京新生入学后，必须力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品学兼优。学业成绩不佳，难望成就者固然要遭受淘汰，被取消入学资格，学业成绩虽佳但行为不端，品质不良者也同样会被取消入学资格。
       为了严格考核学科成绩，成都燕大继承优良教学传统，采用学分制。学分制分为十个等级。考核成绩在五十一分以下者得“○”；五十一分至五十五分得“一”；五十六分至六十分得“二”；六十一分至六十五分得“三”；六十六分至七十分得“四”；七十一分至七十五分得“五”；七十六分至八十分得“六”；八十一分至八十五分得“七”；八十六分至九十分得“八”；九十一分至九十五分得“九”；九十六分至一百分得“十”。凡学科考核成绩为“二”以下者均不能得学分，成绩为“三”或“三”以上者方可得学分。“三”或“四”即六十一至七十分被视为最低分数线。教务通则中明文规定：本大学学生至少须修毕一百三十六个学分（每学期每周上课一小时或实验调查三小时者为一学分），总平均须在五。①绩点以上，始得毕业。凡学生年成绩平均不足四·二绩点者或连续两学年成绩平均不足五绩点者，即认为学力拙劣，令其退学。唯全年各科总平均成绩为“五”方得及格。这就是说单科成绩为“三”或“四”虽可获得学分，但如各科学年总平均成绩不能超过“五”者（即七十五分以上）仍不能升级，不能毕业。
       燕大十分重视学分成绩等级，但优异成绩之获得全靠勤奋刻苦，善于打开智慧之宝库，学习消化学科之精华内容。如若囹圄吞枣，死记硬背教学要义，绝难获得优异成绩。各门学科的大师、学者讲学时满腹经纶，口若悬河、条条有理，滔滔不绝，常无
       教学讲稿。仅提供必要的参考书目，供学生自修阅读，中期或期末考试命题，也多半以启发诱导学生善于学习、思考的题目为主，很少出偏题、怪题或牵死记硬背讲课内容得分的题目。因此，单科成绩得“十”者，绝无仅有，得“九”者也如凤毛麟角，得“八”或“七”者常被视为优异成绩，得“五”至“六”者则为成绩优良。学年总平均成绩达六点四者，方能得奖学金。四年平均成绩须在五绩点以上，方能毕业。因而燕京学生，必以成绩优异或优良为学习奋斗目标，成绩中者想混个大学文凭，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燕京在教学中除了采用学分制外，还特别重视各门基础课的教育。一年级新生入学后，人人必修语文、英语、中国历史等基础课。文、法学院学生必修一定学分的理科基础课，理学院学生也必修一定学分的哲学和社会学科。大一语文课强调考核学生的中文写作表达能力。大一、大二英语课强调培育学生的英文阅读、写作和会话能力。凡入学新生英语成绩特优者，可免读大一、大二英语基础课。各科成绩均佳，唯独英语一科成绩较差者，则须编入英语补习班上课，经多次考试合格后，方能修读大一、大二英语课。如果英语课不能连续“过关”，获得规定的学分，就会被迫中途退学或转学其他学校。正因如此，燕京学生的英语阅读、写作水平普遍高于其他院校。各学院不少国际知名学者和外籍教师皆用英语讲授专业学科，参考书目多系英语专著，课堂问答，考试书写均用英语。英语听读、写作能力差，在燕京是“寸步难行”的。
       同时，文、理、法学院各系还规定进入大学二年级后，学生所选学科必须分为主修科系和副修科系两大类，主修科学分不够不能毕业，副修科学分不够同样不能毕业。例如：同是中文系学生，主修课目相同，副修科目则因志趣爱好而异，有的副修哲学系科目，有的副修历史学系，有的副修教育学系或心理学系科目。同样，新闻系学生有的副修外语学系，或是历史、经济、社
       会学系科目。经济系、社会系学生有的也可删修新闻系、中文系、外语系科目，另还有外语系学生副修医预系等科目的。有“主修”又有“副修”，就可启发诱导学生广开学术眼界、不偏废于某一专业，在重视通才教育的前提下，力求精研、深专，学有所成，学有所长，为国家培养育出多层次、多学科的高级专门人材。
       学校生活一警
       抗战时期物质条件的简陋，给成都燕大师生的衣食住行带来很多困难。但是，燕京大学原有的好传统、好作风却不仅丝毫未变，而且有所继承发展。
       燕大的好学风首先表现在勤奋好学上。抗战时期，教科书、参考书、工具书极缺。因此，学校图书馆虽然整天开放，仍常以人满为患，即连华西大学图书馆阅览室中的坐位，也有许多被燕大学生捷足先登，燕大理学院的不少课程都借用华大教学设备，在华西坝上课。华西大学校园内有一处钟楼荷池。风景幽丽，傍晚当一些学生们还在此处散步、谈笑时，不少燕大学生已进了图书馆，一直要等到闭馆时才走。
       燕京大学的学风提倡独立思考，自由探讨，注意实践效果。现以燕大新闻系为例，以见一般。
       燕大新闻系在国内享有盛誉。西行漫记的作者、世界著名的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在三十年代主持过燕大新闻系系政。我园名记者肖乾、杨刚皆出自燕京。抗战时期，大公报和国民党中央社在世界各大都会，如华盛顿、伦敦、巴黎、新德里、旧金山主持国际宣传的记者朱启平、黎秀石、卢祺新、沈剑虹、徐兆镞也一概出自燕京。
       燕京一九四二年迁校成都，延请了当时桂林《大公报》社编辑主任蒋荫恩先生担任系主任，讲授《新闻概论》、《采访写作》。聘请原《大公报》主笔张琴南教授讲授新闻社论和编辑学。聘请
       当时成都《中央日报》经理张明纬讲授《报业管理》。南洋新闻界著名人士冯列山等讲授时事课程。新闻系助教先后由陈嘉祥、韩说厚、张如彦担任。新闻系还聘请新界闻老前辈给学生演讲，如《大公报》王李文彬、《新民晚报》的张恨水等都作过报告。
       蒋荫恩先生当时风华正茂，亲自带领新闻系学生实地采访、写稿。例如燕京在成都复校之次年，即一九四三年，蒋先生就曾率领学生为成都花会办特刊。参加这项工作的学生，现在都已成为《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香港《大公报》及其它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或骨干了。
       新闻系为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在成都继续出刊《燕京新闻》周刊。中文版四开一张，英文版八开一张。周刊从总编辑、经理到编辑、记者、校对，全由学生担任，学生很快就掌握了新闻工作必要之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因此凡燕京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常为各报社优先录用，表现出各自的申、英文编辑译述能力，深受各报社之好评。
       在这里需要专门写一笔的是，燕大成都时期新闻系能够作出出色成绩是和蒋荫恩先生的民主思想以及他待人接物、平易谦和作风分不开的。
       蒋荫恩先生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思想和才能，他始终不渝地强调新闻要真实，要尊重事实，要客观公正，竭力培育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千方百计采写独家新闻的坚强活动能力。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后方学生民主运动高涨。《燕京新闻》在进步学生主持下，时时刊出一些其他报纸难于刊登的新闻和文章，受到各方面重视。国民党政府对此多有指责，蒋先生不为所动，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蒋先生竟不幸受迫害自杀，含冤去世。
       活跃的社团生活
       燕大校风另一特点，就是各种社团活动非常活跃。这是培养
       人材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文学研究会、北极星社、燕京生活社、燕京文摘社、星火社等等，都有自己的刊物和墙报。在话剧方面，有燕大海燕剧团，演出过《少年游》、《芳草天涯》等大型话剧。至于各种学会和同乡会就更多了。四川籍同学就组织了益友学会和诚正学会两个组织，藉以砥砺学行，联络感情。
       在燕京还有一种学生组织是其他学校少有的，燕京大学特有的。它的名字叫“团契”，（英文名称为Fellowship）原是一种带有基督教宗教色彩的学生组织。参加者互称契友，提倡团结友爱，助人为乐，同时也为青年男女学生提供交际、活动的场合和机会，增进个人品德修养，丰富学校生活的内容。
       燕京大学的团契，受三十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牛津团契运动（oxford Group）之影响甚大。它把基督教信仰生活化，不注意教义理论，更不墨守基督教仪式，把基督教义概括为几条生活准则和一些生活方式，主张身体力行，因此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
       燕大在成都复校后，团契活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各种志愿组合并聘有导师参加的团契名称增加到十个以上。多数团契的宗教色彩愈益淡薄，民主自由的政治气氛日渐浓厚，既有燕大同学又有华大同学，通过团契活动，传阅进步书刊，经常探讨国事和各种社会问题。启明团契的契友们也常利用星期日到成都郊区金牛坝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村生活。其它如甘霖、可犁、新蕾等团契的社交活动也十分活跃。燕京同学社交活动能力较强，富有进取精神，品德端庄、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这和各种团契活动的熏陶培育，是有密切关联的。
       民主学生运动之兴起
       燕大在成都复校后，不少北方学生辗转来到成都。他们饱经忧患、亲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日晒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思想趋向进步。
       其中有一些学生如刘适、史天钦、王博等在北平燕大时期，就号召组织一个名为Satu：day group（简称“S”）的秘密组织，每周六以教学小组活动的名义为掩护，聚会谈论时事政治，探讨国家之前途。到成都后，他们于一九四三年，又联络了具有相同进步思想的卫永清、张富培（张定）、李中（李慎之）、龙怀民（吴展）梁畏三（赫鲁）、王晶尧、刘克林、王文星等（其中有几个是以个人身份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恢复了“S”团契的秘密活动。
       一九四四年春，“S”团契宣布解散。一部份人如卫永清、张富培（张定）、龙怀民等成立了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另一部份人如刘适（石泉）、梁畏三（赫鲁）、马健行等成立了创造社（Createue Team）简称C.T。这两个组织，都在燕京大学各社团、团契中积极活动，并都取得了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从而组成了一支比较强大的民主力量。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成都市发生国民党军警殴打市中学生事件。同年十一月十一日，由燕京大学学生为基本队伍的五千多名大中学校学生冲上街头，高呼“要民主、争人权”的口号，列队于国民党四川省政府门前，派出代表提出惩办侵犯人身自由与践踏民主权利的无区……成都市市长余中英和警察局长方超。
       在强大民主学生运动的压力下，余中英、方超终于被撤去职务。从此，打破多年的沉寂，掀起了成都市民主学生运动之新浪潮。
       继后，又和昆明西南联大等校学生相互呼应，开展了“争民主、争自由、反内战、反追害”运动，并抵制了国民党当局掀起的反苏游行。燕大被称为当时成都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中的“民主堡垒”。
       复员和成都燕大之结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投降，抗战终于胜利。燕
       大在成都办学，原是临时性质。日本投降，即可结束、复员回到北平。
       但当时交通拥挤，立刻回北平，自有困难。因此决定在成都再延续一年，至一九四六年暑假再行复员回北平。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燕大也恢复开学。因此一九四六年这一年，北平、成都两处燕大同时进行科业。
       北平燕大校舍多有摧毁失修，因此只收了一班一年级新生。旧生亦有回校复学的。
       成都燕大师生，在最后的这个学年中，一面维持学业，一面准备长途旅行。当时成都到北平，仍为南北两路。南路由成都乘汽车到重庆，然后坐船到上海转天津，再坐火车去北平。全程约一万二千华里。需时一月，旅费较昂。
       北路由成都乘汽车去广元经宝鸡，坐火车去西安，然后坐汽车入山西，到太原，再坐火车去北平。全程约八千华里，需时二十天左右。虽然沿途大部路程要坐大运货车，沿途之辛苦，徒于南路，但是旅费较节省。成都燕大师生绝大部分都走的是北路。
       学校组织了复员旅行委员会，负责策划路线，租赁和购买车辆，组织旅行团体，分发旅费津贴等等。
       在这次复员中，曾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籍教师夏仁德先生（Randaphi Sailer）花了很大的心血和精力。夏仁德先生从燕京大学在北平盔甲厂创办时期起，就服务于燕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在北平燕大被日本侵略军拘押，以后长期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直到一九四四年才恢复自由。夏仁德先生不顾长期因禁体弱有病，于一九四五年春，即来到成都燕大任教。一九四六年春，担负起组织带领全校师生复员回北平之重任。
       当时旅行条件极差，大段路程，要坐大卡车，夏仁德先生沿路总是坐在大卡车之最后面，从不坐司机台。当时国内公路，路
       面拙劣，汽车开过，尘土若雾。每到一地打尖休息，夏仁德先生从车上下来，每每除了带着口罩的脸部，还算干净外，头上、身上，全是厚厚的黄土，此情此景，使同行的同学们深受感动。
       成都燕大师生四百多人，分成五批，从一九四六年夏初开始，陆续复员回到北平。不少四川籍学生初次出川，沿途目睹了陕西、山西以及河北的风俗民情，目睹了北平蓝天之蓝、白云之白，北平作为旧时帝王都城的非凡气概以及经过多年战乱后的衰败残破景象，感慨良多。
       满载着经过长途跋涉之苦的成都燕大师生的汽车，终于穿过北平城，出了西直门，过了海淀，来到北平西郊燕大之校园，两地的师生终于汇合了，汇合到一个更大的群体之中，为燕京校史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页。
       人才辈出、声誉满寰中
       随着抗日战争之战利，成都燕大完成了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短短四年内，在成都入学或在北京入学、成都毕业的燕京学子，前后总共有六百多人。岁月沧桑，物转星移，如今成都燕京学子，绝大多数均在国内外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科研学术机构或外事单位任职。其中，有不少校友已成为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作家、新闻记者、政治活动家。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和可贵的贡献。如校友曹天钦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校友谢家麟、关肇直同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校友刘适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赵靖为北大经济系教授，林燕为北大中文系教授，校友杨富生、费景汉等均获博士学位，在美国任大学教授。校友骆惠敏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任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教授。校友韩迪厚多年教学国外，现任新亚兰奥克兰大学东方语言系副教授。校友蒋寿生现任澳门东亚大学校长。……另如校友卫永清多年担任我国驻委内瑞拉等国大
       使，校友李慎之（李中）现任中国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均堪称是冒尖的人物。
       新闻出版界的成都燕京校友，同样人才辈出、声名远扬。校友彭启新（彭迪）、钱淑程（钱行）为新华社驻美国首席记者。校友谭文瑞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校友钱辛波为全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校友于明（张占元）任市场报总编辑，校友张学孔任香港商报总编辑，校友赵泽龙任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副总编辑，校友苏于（张珊）任北京《十月》文艺杂志主编，校友丁盘石（丁国藩）任社科院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还有不少新闻系校友现多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北京工人日报以及云南日报、重庆日报、成都晚报等报社的中坚骨干，脚迹遍及祖国各地。
       另有部分校友，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命运坎坷，长期受压，现经落实政策，受到各方器重，得以施展才华。如校友姚志坚现任四川大学数学教授，校友成恩元现为川大历史系副教授兼博物馆顾问。校友刘敦琬现为四川抗菌素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校友肖露露现任四川医学院副教授、肝胆胰外科专家。……
       本文列举校友中粗略知其姓名、职称者仅二十余人，力求说明，大学之大贵在多出人才，多出成果。成都燕大确实培育出了大批人才，大批成果，所列校友仅属众多人才中之少数，实有挂一漏万之嫌，尚望诸位校友恕谅。
       （一九八五年六月·姚志坚、陈
       思元、王源、范敬一执笔编写）
       笔者注：本文参考梅贻宝先生所著《燕京大学成都复校前后》一文，并根据成都部分校友回忆写成。
      
抗战时期迁蓉的中大医学院

       罗建仲 何光侃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爆发了抗日战争，国民党政府将四川重庆作为陪都，中央大学（下简称中大）的文、法、理、工、农、师范等学院随着迁往重庆。由于重庆缺乏医学教学基地，乃将医学院（包括牙科）和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迁至成都。
       一九一〇年，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教会联合在成都老南门外成立了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大），称其校地为华西坝。华大是全国有名的教会学校之一，校园宽敞，风景优美，建筑为中西合璧。医学院设有医科和牙科，中大医学院的六年制本科和牙科（原为四年制牙医专科，后改六年制牙医本科）与之协作，最为合适。因此，中大医学院于一九三七年十月迁至成都华西坝。当时中大医学院还只有三个学年的学生，第一学年新生留在重庆校本部读医前期课程（如生物学、无机化学等），第二、三学年的学生则借用华大教室和实验室，攻读基础医学课程，其中大部分由中大医学院单独开设，小部分与华大、齐鲁大学（下简称齐大）医学院合起来上课。学生宿舍设在小天竺街浙江会馆旧址内，内有三个大院，勉强住下，教员则住在华西坝明德宿舍之中，到一九三八年秋，中大与华大、齐大医学院签定三年协议，将四圣祠北街的仁济医院（男医院）和牙症医院，惜字官街的女医院（设妇产科，后火焚）与陕西街的存仁医（设眼、耳、鼻、喉科）合并成为三大学联合医院。第四、五学年分别在四圣祠医院和布后街听临床课程，五年级见习与六年级实习各在四个医院进行。并在城内增置学生宿舍，分别设在布后街志诚高级商业学校旧址，牙
       症医院以及布朗教师院内。
       一九四一年，三大学联合医院协议期满，学生增多，医院床位有限，见习和实习机会相对减少，中大医学院乃于同年七月与华大、齐大分道扬镳，自行成立附属医院，将正府街一二二号天府中学旧址改建，取名公立医院，内设门诊部及内、小儿、皮肤、眼、耳、鼻、喉、科等病房，傍侧还设有一个由小门通往的精神病房的院落，另在老西门外花牌坊南矗巷设立分院，有外科和妇产科病房，而基础课和牙症医院仍设在布后街。一九四五年七月，成都霍乱大流行，中大医学院临时在公立医院旁的国民党监狱里，成立了一个霍乱病房，医师、护士日夜奋战一月余，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结束。一九四六年二月，抗日战争胜利已半年，公立医院总院又由王府街迁至青龙街103号南藏中学旧址。
       一九四六年四月，中大医学院早于重庆校本部迁回南京。公立医院交国民党四川省政府11处实验处接收，六月成立四川省立医院，由原中大医学院教授黄克维担任院长，直到一九四八年十月。
       中大医学院远离校本部，条件有限，之所以还能正常进行教学、见习、实习工作，培养许多优秀学生，最重要的是拥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医学专家和教授。中大医学院院长戚寿南是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心脏内科专家，心电图创始人之一，为内科学领域内的权威人物，先后兼任三大学联合医学院和公立医院院长。尤其是基础医学课程和临床医学课程的教学阵容都较整齐而强大，他们治学严谨，教导有方，有的还兼任学生的导师。基础课程的专业、教授有：解剖学张查理、潘铭萦、陆振山，组织胚胎学童第周，生理学蔡翘、吴襄，生物化学郑集，细菌学飞卿、白施恩、林志靖，药理学于光元、周金黄，病理学康锡荣、李佩琳等。临床课程的专业、教授有：内科戚寿南、黄克维、吴洁、杨宣、郭绍周，外科董秉奇、陈恒义、吴公良，小儿科陈翠贞、樊培禄、项全申，神经精神科程玉摩、王慰曾，妇产科阴毓章，皮肤科翁之龙、于光元、李鸿迥，耳鼻喉科胡懋
       廉、姜泗长，牙科黄天启、陈华，公共卫生学陈志潜、李延安，放射科荣独山、邱焕扬等。他们理论基础扎实，教学和临床经验丰富，虽在极端艰苦的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生活艰难，仍然培养出一大批国内第一流、高水平的申大毕业生。
       早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华西坝就成立了华西学生救亡剧团，四月改为成都学生抗敌救亡宣传团，不少申大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其中张涤生还担任了抗宣第三团的副团长。同年十一月，华西坝的中大、华大、齐大、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进一步联合组成五大学战时服务团，成为中共地下党的抗日救亡外围组织，由中共党员韩天石、艾尔达（五大学党总支书记）、郭导等同志领导，郭导、徐伟英、汤克湘先后担任过团长。中大的地下党员李世坚（医学院支部书记）、熊德韶（畜牧兽医系学生、任副团长）、谢务平、邵清等与非党群众张涤生、吴孝感、章燕诒（已病逝）、罗建华、方定一（畜牧兽医系学生）等，是五大学战时服务团的积极分子。他们与壁报，去壮丁营慰劳，为壮丁诊病治病、义卖，在街头化装宣传，在智育电影院上演话剧，还接待过民主人士沈钧儒与冯玉祥。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严密限制中共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五大学战时服务团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在成都南门外簇桥举行最后一次抗日宣传活动后，被迫隐蔽下来。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成都遭日机大轰炸，华西坝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乘机成立了空袭救护队，队长为中大医学院解剖学老师张查理、陆振山，学生罗建华任会计。一九三九年夏，五大学组成暑期乡村服务团，申大学生吴孝感、章燕诒、罗建华、方定一等，随团从成都北门外三河场上船，在赵镇换船，沿沱江到简阳和内江，以后就日行三、四十里，步行到自井、贡井、荣县、五通桥、乐山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如街头抗日漫画、演救亡话剧、救亡歌曲等）和餐乱预防注射。我们在自贡之夜演出话剧《打城隍》，在闭幕前有个（学生）演员喊了
       一句“跟毛泽东打游击去”的口号，次日就被当地国民党党部驱逐出境。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后，五大学战时服务团的活动被迫停止，部分团员在读书会的名义下，进行读书、座谈、宣传等活动。一九四〇年夏，传出国民党反动派有一介抓人的黑名单，其中就有中大学生。果然在六月下旬，五大学的学生汤克湘、胡德姜、曾俊修、李志迅、王选俊等五人，被抓进了成都东郊狮子山集中营。中大的的熊德郧得知消息较快，素未被捕。但中大的地下党并未退出学校，学生党员裘嗣同、张国钧、熊大衡、康杰等，一直坚持到见习期将满，一九四五年春才离开成都，奔往抗日根据地。
       中大医学院在成都虽然只有八年半的时间，但对医学界的影响却很深远，连北京协和医院的学生都来借读和实习。首先，老一辈的医学家如戴寿南、董秉奇、樊培禄、黄克维等教授，以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在成都行医，以丰富的学识和教学经验，培植了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输送到四川省和全国各地，主要是成都、西安、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等大城市，其中不少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有的还蜚声国外。抗日战争期间在成都攻读而至今仍在成都工作的，有袁明昕、吴孝感、何光侃、富仁荞、罗建仲、李锡川、黄蜀丹、孙铁航、刘信强、马万文（已病逝）、张桂实、杨大中、向天瑚、周时锡、张健孚、潘慈康、黄桂芳、李锦蓉等，代表了大中医学院十个班（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〇年毕业）的学生。他们在各自的医疗、科研、教学、卫生、计划生育、行政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党的事业，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与此同时，三、四十年来还培养和带出了大批业务技术干部，为四川省、成都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兴旺发达，付出了辛勤劳动和代价，取得了可爱的成就。
       值此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之际，回首往事，使我们更加满怀信心，向着四个现代化建设发挥余热，继续前进。
       （一九八五年五月写）
      
抗战期间迁蓉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肖瑞瑛
       金陵女子大学，成立于民国建元后的第二年（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七年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略我国，日本飞机从八月十五日起每日轰炸南京，持续近四个月，沪宁、沪杭线上的学校都无法开学，校长吴贻芳与各方商议后，决定迁校。
       起初，在上海“租界”内借用几间房子设立一个教学中心，便于在上海和附近地区的学生入学。另一个教学中心设在武昌中华大学内，仅有学生三十五人，教师六、七人。不久，日军侵占南京，武昌已非安全之地了，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将武昌的师生迁来成都。接着又有五名学生随六位教师从上海前来。至于散居在各省的同学，往往以难民身份逃难来蓉，也有结伴而来的。从二年级到四年级，都有来自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山东等地的老同学。
       初来时，借住华西大学学生宿舍，教师借住外籍教师住宅，上课则借用华西大学教授室。
       临时宿舍建成后，从一九三八年秋季起招收新生，包括大学各系本科及体育专修科。
       当时华西坝校园，除原有的华西大学外，还有金陵女大、金陵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以后又迁来燕京大学的一部分。至此，华西坝共有六所大学。由于教授不足，允许各大学学生，在各校所开课程中互相选读。
       我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底，由苏北乘难民车船免费而来，校舍虽已建成，但无家俱，只好睡地板。当时的成都破烂不堪，确
       是：“灯无三日明（电灯不亮），地无三尺平（街道不平），人无三日宁（军警特枪横行）。”
       这时，由于战争的灾难，大部学生的生活都很困难。学校采取多种措施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让我们在课余或假期做些工作，如打字、管图书馆、收发信件、接电话、为体育课倒琴伴奏，为学校购置用品等，均给予一定报酬；向国家争取救济物品进行补助；降低学费并设立奖学金。我就是在学校的帮助下才读完大学的。
       为了节约开支，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特别用得少，但工作效率却很高。例如一九三八年的行政管理人员，只有十几个，计院长室两人，会计处两人，注册处一人，图书室一人，农村妇幼服务处开始只有三人，以后随着工作的开展增加至七人。许多教师都身兼数职。如教务主任兼化学系主任，训导主任兼教教育学，总务主任兼院长室中文秘书，全校伙食管理只有一人。
       过去的金女大，由于深受宗教教育，学校环境和家庭出身等影响，一般都存在着不同政治的倾向。但是自一九三七年迁入华西坝后，便敞开了大门，让学生与其它大学自由联系。当时各大学都有了进步的学生组织，因而金女大也有少数进步学生加入了抗日救亡活动的行列。一九三八年成立了五大学学生的战时服务团，组织和发动五大学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如：宣传、义卖、募捐、慰劳前去前方抗日的“壮丁”等。义卖所得都作抗日经费上缴。以后又由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倡议组织救护队，号召五大学学生报名参加救护因敌机轰炸而受伤的市民。金女大同学周曼如（中共地下党员），在这两个组织中，都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是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夜，敌机疯狂轰炸成都，有些居民区几乎夷为平地，学校墙外的一家茶馆也被炸，市民伤亡惨重。五大学的救护队员，在空袭警报还未解除就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将他们抬到华西大学的礼堂，帮助华西医学院的师生抢救、护理，还煮稀饭喂伤员。由于被炸地区有几处起火，深恐被烧
       火光再来空袭，吴贻芳校长和几位教师特守着不睡，到“夜以后，她们还步行看望伤员，逐一问候，给大家很大的安慰。
       金女士在成都时期，曾被追建立反动党团的筹备组织，但从未发展反动党团人员或进行其它活动。学校领导不为当时统治者卖命，未出卖进步师生，也不让特务学生混入，所以学生与领导之间没有对抗情绪。加以当时领导学生运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许多一向不问政治但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教师，终于在事实面前逐步觉醒过来，走上了中国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
       有一次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来金女大，向教职员宣传国民党。黄讲话后，吴校长接着说：“大家都听见了黄先生的讲话，你们谁愿参加国民党可以随便。至于我呢？我不参加，因为今后凡遇重大问题，就不便站在公正的立场讲话，否则人家就会误认我是带有党派色彩来发言的。”所以那时全校只有四个是国民党员，即训导长和训导员，中文秘书和伙食管理员，他们大多又是当时省政府规定必须是国民党员。
       金女大一向重视体育，一、二年级每周有四节体育课。三、四年级每周有两节，体育不及格者不能毕业。另外还设有体育系和体育专修科。在体专毕业的同学中，现在已有些成为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抗战时期外地来蓉的人很多，便将跳交际舞的风气传入成都，社会上都认为金女大的学生一定会跳和喜欢参加社会上的舞会，但这样的学生毕竟是个别的，而且为校长所极端反对。吴校长曾在全校大会上告诫师生，不许在外面跳交际舞。因为时间不许可，人的精力有限，晚间跳舞影响学习与健康。当时有一个驻在成都的美国军人写信给吴校长，责问她为什么不让学生跳交际舞？吴校长直言不讳地给他回了一信说：成都地处边区，不能与上海等地相比，风俗比较古板，他们认为跳交际舞的与上海的卖技舞女相同，有损大学生的名誉和地位。所以坚决不准她们出去跳交际舞。
       金女士特别强调为社会服务要见诸行动。抗战前，在南京学校对门设立邻里服务处及为失学儿童开办小学等。一九三九年春，在四川仁寿县设立乡村服务处，筹备时仅有三人，均是本校毕业生。仁寿距成都百余华里，还将翻过二峨山。当时既无火车又无汽车，乘黄包车在沿途小镇要宿两夜，县城仅有两条街，十分钟可以走完。街上既无医院，亦无挂牌的正式医生，连个家俱店也没有，所以在筹备期间，对订制家俱、访问居民、农民，了解群众的困难和需要等，费了较长的时间，直到同年秋季才开展工作，计设有：
       一、妇婴组：由成都进益产科医院支援医药器械，并借用有经验的助产士一名，在当地招收初中程度女青年一人为助手。每天上午开展门诊检查孕妇及婴幼儿疾病，根据季节给儿童打预防针、种牛痘等。孕妇亦订期来检查，只要来请，不论远近，日夜出诊接生，白天收接生费五角，夜晚收壹元，贫苦农民无钱缴费就免缴。接生后还要作家访，直至婴儿脐带脱落。每逢召集母亲会，宣传育儿知识，他们都踊跃参加。说明这项工作是切合群众需要，所以受到他们的信任和欢迎的。
       二、幼儿教育组：在农忙季节，组织免费上学的幼儿班。由我们三人去农村挨户招生，再按年龄程度分配班次。并请成都迁仁寿的协和女师学生担任教学工作。
       三、挑花组：组织当地妇女，用不脱色丝线或十字线在白麻布上挑花，按线的根数计工资，有助于家庭生活的改善。所挑绣的桌布、床单、窗帘、餐巾等，由学校运往外国换取外汇。
       四、鸡种改良组：四川母鸡产蛋率低，经常抱窝。“来航”鸡年产蛋可达二百多个，但抗疫乏力，于是学校特派一个生物系的毕业生，在仁寿试验鸡种改良工作。
       仁寿乡村服务处，还是金女士的实习场所，每年寒暑假都有同学来仁寿实习。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同学也来此实习和服务。
       一九四三年，把仁寿乡村服务处迁到华阳县中和场。设幼儿
       园，每期收幼儿六十名；设妇女班，分甲乙两班，各三、四十人，教以识字、唱歌、手工、卫生常识、辣笋等。
       一九四四年秋，在华西坝小天竺街邮局银行背后，将曾经暖过羊的草房三间及侧面的三间瓦房加以修理，兴办金女火几童福利实验所。主任为本校留美教授，总干事及干事均为本校毕业生，另聘幼儿教师（均为幼师及幼教专业毕业）、助教（保育员大姐姐）各两名。招收幼儿班共约五十人。另设小学高初级两班，特请小学教师一人辅导（华大教育系学生上实习课）及本校勤工俭学教师（大学生）授课，并负两班班主任职务。总干事负责全所行政事务，安排实习生工作，查阅大学生实习纪录，主持全所工作会议及家长会议。另一干事专作家访工作，个案工作（注一）并指导金女大学生个案实习，审阅实习生个案记录。所内特约齐鲁医学院护士一名，每周末所一次，进行简易治疗，并按季节施行免费预防接种。所内所收儿童均为附近摊贩及小商和城市贫民子女，小学内全部为失学儿童，一律免费。入所时全部在所内体检一次，冬季特设儿童浴室，每周开放一天，所内供给热水、肥皂，由家长来所代洗，很受家长欢迎。
       一九四六年，金女大迁回南京时，将儿童福利实验所所有一切家俱、玩具、教具、用具及档案资料、实习纪录等，全部交给华大，由该校社会系接办。
       抗日战争时期，学校曾与华西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合作，在专家程玉廉指导下办了“儿童行为指导所”，参加工作者除华西医学院外，本校有社会系助教和社会系一些高年级学生。这个指导所专为一些有异常表现的儿童（如孤僻、喜怒无常、拒食、多动、遗尿、痉挛、捣乱、逃学、游荡、偷窃、说谎、留级、口吃、迟钝等）诊治。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六年间，来所诊治的儿童中，达到全愈或显著进步的占88%，进步的占10%，只有少数人因受先天影响较大，诊治无效。
       金女大校长吴贻芳是金女大首届毕业生，是中国人作金女大
       的第一任校长，她连续执掌校务二十三年。她勤勤恳恳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既无家事牵累，又无个人私心杂念。抗战前后，她和一般教授一样，参加师生共同组织的每月六元的集体伙食，与教师八人一桌，毫无特殊。抗战初期来到成都，许多华火外国教师认为她生活太清苦，请她去他们家过“周末”，但她都婉言谢绝。有人主动将沙发椅、落地台灯等拾来借给她用，在免得对人太不礼貌的情况下，她才留下一、二件，短期使用后即行归还。
       吴校长在成都时，有两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是至今她在我们思想中保存着很高的威信的重要原因。
       其一，在成都时，教职工烤火都得自己买炭，秋天开学每人都去总务处登记，到时由籍水内扣除炭费。一天晚上校长到两个助教房内，看见火盆内有许多碎炭渣，她忽然惊奇道：“我的炭内为什么没有炭渣？”接着又说：“我的炭渣到那里去了？难道我作校长的就能享受特殊权利（待遇）吗？明天我要去总务处查问。”在场的同学们虽没说什么，但心中都很受感动！
       其二，一次她得了肾炎，遵医嘱卧床休息，饮食中忌盐。伙食管理员嘱炊事员，在每样菜未放盐之前给她铲一份起来。校长看见给她送来的菜，便借给管理员的：“今后不必为我留无盐的菜，我已找了一个半时间的临时保姆，她可以在木炭炉上帮我煮。”管理员仍然要留，并且理直气壮地说：您和大家一样付了伙食费，应当有您一份菜，又不是单独为您做什么特殊的菜；对炊事员来说也没有增加他们多少劳动，只不过早点盛一份起来就行了。校长仍然给管理员说：“你说的固然是事实，但是学校里这么多人，如果任何人生了病都这样办，我就接受你这样作，否则是我在享受特殊待遇。”毁得管理员哑口无言，只有顺从她的意旨。
       校长的言传身教，给我们一生的处世、为人、一作学习、思想、品质等，都带来极大的影响。
       注：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一项专业工作，英文是 Case wosko，
       就是从家访中选出一些有特殊困难问题的家庭，作重点解决的案件。如：有的家庭父亲失业，孩子有病无力就医等，就作为一个个案，工作者或实习生就要从各方面去设法协助解决问题。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写）
       塘沽协定
       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侵略军于占领热河省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国民党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及驻守长城沿线的其他军队自动进行抵抗。蒋介石却加紧镇压抗日运动，阻挠前线抗战，使日军得以经过冷口、滦东地区直逼平津。五月三十一日，温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今属天津市）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世称《塘沽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商丽营、顺义、通州（今通县，以上各地今皆属北京市）、香河（今属阿北）、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今皆属天津市）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地区为非武装区域。这样，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有东三省及热河，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便利了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
      
抗日时期的成都“抗大”——朝阳学院

       黄飞声传横
       朝阳学院是：一所私立大学，创建于民国初年，校址原在：北平（即北京）。学院设政治、经济、法律三个系，而以法律系著称：全国，当时有：北有“朝阳”，南有“东吴”（即上海东吴大学）之誉。
       迁校经过 一九三七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七月七日进攻芦沟校。七月二十九日北平沦入敌手。
       北平沦陷后，北平著名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天津南开大学、都迁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北平大学等校迁往陕西城固，成立“西北联合大学”基督教会办的如山东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相继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当时华西大学所在地。即今四川医学院校址）；北平燕京大学最后也迁来成都。那时华北、华东、及华中的大学，也都纷纷迁入大后方西南几省。
       抗战爆发后，朝阳学院因经费困难，本来不准备搬迁，国民政府司法院为了培养政法人才，就按办了这所大学，由司法院院长居正出任董事长，司法院秘书长张知本担任学院院长，宁柏青（为当时著名的破产法专家）任教教长，并由北平迁往湖北沙市张知本的公馆继续上课。随校迁移的学生只有几十人。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武汉岌岌可危，沙市受到威胁。一九三八年七月，学校又由沙市迁来四川成都，校址迭设新南门外法云庵，在沙市和成都继续招生后，全校学生增至三百余人。
       一九四一年暑假，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统特务大头目）为了直接控制这所学校，便勒令迁往国民政府陪都
       ——重庆附近的巴县兴隆场。时至一九四五五年抗战胜利后，才由巴县迁回北平。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并入了人民大学。
       朝阳学院最成都的“抗大”抗战时期，成都有十所大学，四十余所中学，是四川省的文化中心。大学有：四川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朝阳学院、光华大学、川康农工学院、华西、齐鲁、燕京、金陵大学及金女大。中学有协进、蜀华、成公、天府中学及中华女中等四十余所。一九三九年下半年疏散去外县的二十多所。
       当时在成都的学生中曾有过这样的流传：朝阳学院是成都的“抗大”（即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协进中学是成都的“陕公”（即延安的“陕北公学”）。因为这两所学校，有很多师生都是共产党员，教师对学生公开讲授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共产党领导下在围绕区的两个抗日救亡运动的战斗堡垒。
       进步教授多 朝阳学院搬到成都后，由于院长张知本是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他聘请了很多进步教授，如邓初民（解放后，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共产党员）、马哲民（解放后，曾任湖北省民盟主委）、黄松龄（共产党员，解放后，曾任高教部第一副部长，人民大学副校长）。当时校内外同学都很尊敬他们，把他们三人的姓连在一起，叫邓马黄。此外还聘请了杨伯恺（共产党员、民盟中央委员，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成都通惠门外十二桥）、黄宪章（解放后，任四川省民主建国会主委）、潘大逵（解放后，任四川省民盟主委）、李续钢（共产党员，后去延安）及陈中凡、陈家芝进步教授多人。
       公开讲授马列主义 这些进步教授讲授的基础课程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中国通史、西洋史和货币银行学等，都是坚定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进行讲授，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充分阐述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当时的政治系主任是马哲民教授，他讲授新社会学和哲学，经济系主任是邓初民，他讲授政治学和中国通史，法律系主任由宁柏
       背教务长兼任，黄松龄讲授新经济学；杨伯恺讲授西洋史；潘大逵教政治学，黄宪章教货币银行学。
       学术研究自由 由于这些进步教授公开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教学，于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学校便形成了学术研究自由、读书风气浓厚、尤其是读进步书籍的同学比较普遍。如田原的《政治学》（田原是邓初民教授的化名），马哲民的《新社会学》，苏联经济学家里昂卢夫著的《政治经济学讲话》，沈志远著的《新经济学大纲》，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李达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解放后，曾任武汉大学校长），《联共（布）党史》、《列宁选集》、《列宁主义问题》、《科学的历
       史观》以及《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共产党机关刊物）……这些进步书报在学校中广为传播，有的同学还参加其他的读书学习活动。
       用各种方式学习 有时邓初民教授，还在学校内向同学们作时事或专题报告，使同学们明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任务，鼓励同学们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爱好文艺的同学，秘密地请进步作家肖军来学校作有关文艺方面的专题报告。 “战时学生旬刊社”，是成都抗战初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组织，简称“战学”，每旬出刊物一期。在朝阳学院的“战学”社的成员经常组织进步同学去参加时事座谈会、报告会和郊游会等各种活动，了解政治形势的发展，明确斗争方向和任务。有的同学还给“战学”旬刊及“星艺”通讯社写文章和通讯，提高写作能力，当时参加“战学”的同学有董仲平、谢扬清、郭伟等，谢扬清和王哲镜（他以后去福建参加游击队）还参加了“星艺社”任编辑和记者工作。
       因成都是四川省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有些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常来成都。如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及进步作家柳湉来成都时，常由邓初民教授邀请到我校作时事报告，听讲的师生很多，受到热
       烈欢迎。
       办补习学校 为了扩大对青年学生的教育，杨伯恺教授在城内河堂街附近办了一所补习学校，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青年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为坚持抗战而斗争。
       为进步学生作报告。邓初民教授是成都当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善于言词，发表的演说受群众的欢迎。因此，成都的进步学生经常请他去做报告，听讲的人很多。同学们都很尊敬他、爱护他，在他的影响下，很多同学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而走向革命道路，他为共产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党培养和输送干部 因为学校的主要课程都是讲的马列主义的基木理论，这在同学们的思想和学习上奠定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加深对共产党认识，学校的考试，有好些基础课程，都是由教授出题目，交给学生做论文各抒己见，培养同学的独立思考能力，并助同学们系统的复习和掌握理论，提高同学们的学习质量，这也是我们学校教育方面的一个特点。
       朝阳学院为共产党培养了不少干部，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一年中，就输送了郑森林、董仲平、彭为果、徐丽水、陈明烨、杨锡从及盛行较等同志去延安和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贡献了力量。没有去抗日根据地的地下党员，在一九四一年以后，都先后失去与党的联系，但无一人变节投敌，仍留在白区坚持艰苦的斗争，这是党教育的结果。有的同志和进步同学在离开学校后，参加了民主党派如罗鸿章、周维新、傅祯、管琛等同志，他们在邓初民、马哲民、黄宪章教授领导下，进行民主活动，如在成都的同志不少参加了马哲民教授主编的《大学月刊》做采编工作。
       在这个学校学习过的同学，因受到共产主义的教育，离开学校后，有的在教育界、文化界作了一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有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参加了共产党，如饮本立（现任北京
       经济日报总编辑），谢滔（现任北京人民大学副校长），洪经明（人民大学教师已病逝）等等。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八月，朝阳学院由湖北沙市搬到成都时，正是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末期。那时还可以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如组织宣传队、演剧队和歌咏队到街头或外县或在校内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有时还由马哲民教授亲自率领到灌县、新都等地作社会调查，记得董品煊还写过一篇《农村调查与批评》及肖远煜写的《灌县、新都财政概况》，在熊子骏主编的《成都新新新闻》旬刊上发表，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横征暴敛，农村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大加痛斥，受到好评。
       进步力量迅速发展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和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共产党的组织也迅速发展，这本是有利于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大好事，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投降派，惧怕抗日力量的壮大，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劝降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下，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茅头指向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于一九三九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反共高潮的到来。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要严密地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分子思想、言论和行动，并破坏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同年二月，蒋介石又秘密颁发了《共产党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并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限制、监视、破坏人民的进步组织和活动，企图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以达到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在这股逆流出现的情况下，成都的进步组织如“星芒社”和“战时学生旬刊社”等先后都遭到特务揭破破坏。进步刊物如《大声周刊》、《民生报》、《时事新刊》、《星芒周刊》、《国难三日刊》及《战时学生旬刊》等均先后被取缔。
       在成都教育界，国民党反动派则首先向被誉为成都的“抗
       大”——朝阳学院开门，“时间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大，于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借视察我校为名，召集全校师生讲话，宣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期理论，反对学术研究自由，要把朝阳学院办成国民党一党制下的大学，实行法西斯教育。于是在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开学时，他竟至撤换了院长张知本，解聘了进步教授邓、马、黄等人，另派司法界曹宿江庸来当有名无实的院长，派中统特务、他的心腹干将陈德征来当训导长，把学校的领导权置于中统的控制之下。广大师生对此群情愤激，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反江的学潮，这对国民党反动派所掀起的反共逆流给予了有力反击。当时师生中的国民党和三青团分子却厚颜无耻地站出来拥江，于是出现了“反江”和“拥江”的对垒。但由于党的坚强领导，这才掀起了震惊成都的声势浩大的学潮，整整闹了一学期未上课，后来，被反动派以强行迁校的手段结束了学潮。
       这次反江学潮，中共川康特委非常重视，因为这实际是一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学校的严重斗争，是成都教育界政治斗争的一件大事，所以由川康特委青委直接领导，当时青委书记是张文澄（现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领导朝阳学院支部的是青委委员彭为果。学院党支部按照青委的指示，首先研究了斗争形势，为了掌握各派力量对比，支部通过党员和进步同学，对全校师生关于“反江”的态度进行了摸底，那时全校教职员工及学生有三百多人，绝大多数都是拥护张知本院长，坚决反对江庸掌院。但也有一部分同学对此事不闻不问，持中立态度。真正拥护江庸当院长的，只有少数的国民党员、三青团骨干及特务分子，如唐智、郑道淮、朱成柱等人。上有川康特委领导，下有广大群众支持，整个形势对我们的行动极为有利，便积极采取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份子的策略，建立了反对江庸、反对迁校的统一战线。同时请邓、马、黄三教授给我们当参谋，出主意。在这次反江运动中，邓初民教授出力最多，一方面，我们坚决反对江
       庸来校上任，一方面，我们发起签名运动，向司法院请愿，坚决挽留张知本继续任院长。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是绝大多数，没有签名的教职员和学生是极少数，这反映出“反江”的举动是深得人心的。
       组织护校队 为防止校内外特务对我们学校进行搞乱和破坏，由同学组成护校队，在校内外巡逻，保护学校师生的安全。有一天，我们巡逻队的同学发现校外来了一些便衣特务和伪警察人员，也就是江庸率领随员来校接事的当天，我们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向邓初民教授反映，由他向成都警备司令部姚章说明情况，请求保护，彭即派了一连军队来校。这是事前布置好了的，起初特务扬言要逮捕进步同学，因有军队护校，这些特务不敢动手抓人，不得不一个个灰溜溜地走开了。
       江庸来校被驱逐 江庸由当时成都地方法院及警察人员保护，乘私包车来学校接任院长，一到校，就贴出开除进步同学王哲镜的布告，更激起广大同学的愤怒，遭到同学们的坚决反对，把他的私包车都砸烂了。他见情况不妙，只好在警察的保护下，从女生院后门逃走。
       组织请愿代表团 由邓初民教授率领傅开续等同学，带着请愿书赴重庆国民政府司法院，向居正院长请愿，坚决挽留张知本任院长。由于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了停止拨给教育经费为手段，欲将朝阳学院置于困境。当时正值成都发生大特务康泽制造的一“抢米事件”，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及军委负责人车耀先被捕，另外还逮捕了《新华日报》馆负责人、救亡团体领导人及爱国人士十多人，成都市笼罩着严重的白色恐怖。从川康特委到基层组织的干部和暴露了的党员大量撤退，避免无谓牺牲，朝阳支部的几位同志也被逼了，在这种情况下，“反江”运动才被迫停止。
       共产党在朝阳学院继续领导斗争 一九三八年七月，朝阳学院搬到成都时，在学生中只有三、四个党员，一九三九年初，在新招收的学生中进来一批党员和在学校发展的党员共二十多
       人，四月份建立支部，由经济学学生彭为果（现名李澄，任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第一任支部书记。不久，他调任川康特委青委委员，由同班同学许存信（现任川大哲学系讲师）继任支部书记。下半年后期开始，由黄心庐任支部书记，一直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成都“抢米事件”发生，调离学校为止。
       改革斗争方式 在国民党反动派执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下，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抗日救亡活动基本上停止了，为避免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和党的组织，党及时改变了斗争方式，变过去约以公开斗争为主为秘密斗争为主，但也审时度势尽量采取公开的、合法的形式。如一九三九年上半年，由党支部决定：通过学校当局，公开发动全校同学组织募捐队，募捐支援抗战前线，由各党各派同学参加，分成若干小组，进城到餐厅、剧场、电影院、旅馆、茶馆和公园去募捐，共产党员都积极参加活动，团结了同学，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为抗日救亡尽了一份力量。受到学校当局的表扬。
       此外，我们还利用合法的政治、经济、法律三个系的系会，组织动员各系同学都参加进去搞一些活动，我们就利用这些机会，讲解有关抗日救亡和革命的故事，教育团结同学。
       保存革命力量 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全国政治形势日趋恶劣。一九三九年六月发生了国民党军队枪杀新四军驻湖南平江通讯处的我党干部六人的平江惨案。
       那时，成都虽然还没有发生逮捕共产党人的事，但我们的同志就拾到中统特务监视我们同志活动的笔记本。有的特务向军事教官密告我们的同志某人是共产党，如军统特务唐智在公开场所对我们的同志郑森林说：“你娃娃不要洋，你的命操在我手里”。所以我们从一九三九年暑假开始，及时将暴露的同志转学或送去延安，避免了损失。朝阳学院在成都的三年内，共产党员没有被逮捕过，党组织也没有遭到破坏，为党保存了革命力量。
       开展上展统战工作 一九二九年暑假，邓初民和黄松龄两
       教授去重庆，为爱国将领冯玉祥分别讲授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位教授从一九三八年来成都后，在川康特委的领导下，同原在成都的潘大速教授，积极为四川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经常讲解政治形势，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阐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和巩固了我党与国民党中央及地方的上层人物的统战关系，争取他们与我们一起抗日，孤立、打击国民党投降派。在解放成都时，刘文辉、邓锡侯与潘文华在彭县宣布起义，这不是偶然的，是共产党长期统战工作的结果，其中，我们朝阳学院的几位教授也有一份功劳。
       朝阳学院在成都的三年，做了不少有益革命工作，是战斗的三年，对成都的学生运动，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一九八五年四月写)
       西安事变
       也叫“双十二事变”。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张杨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仅拒绝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皖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十二月上旬，蒋到西安督战，并屠杀当地抗日青年，于是张杨于十二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企图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在有利于抗日的（下转242页）
      
抗战期间的光华大学成都分部

       孙恭
       一、爱国兴学
       “报国正逢多难日，读书岂慕一时名”
       ——张寿镛——
       解放前，中国人民走过了长夜漫漫的道路。回忆光华大学的校史，使我想起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很多往事：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日侨所设工厂，唐系中国工人，酿成“五·卅”惨案。当时上海美国教会所办的圣约翰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师生，激于义忿，要求该校下半旗志哀，以示声援。但该校外籍校长百般刁难，拒不采纳。在群情愤慨之下，有我国教师十九人，学生五百三十余人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随即组织离校善后委员会，筹划自行设校。当时学生家长王省三（名午镐）先生和许秋飒（名沅）先生慷慨相助，分别捐赠基地六十余亩和开创经费五千元，因而学校得以着手筹备。张咏霓（字寿镛）先生以师生的正义行为，又得到学生家长的积极支持，深表赞同。他各方奔走，取得社会支持，对光华大学的筹备，在短期内即已就绪。当推张咏霓先生为校长，朱经农先生为教务长，定校名为“光华大学”。是取象于日月光华，辐照四方之义。当时大学部和中学部的校舍尚未不及修建，只好租赁民房。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光华大学即正式开学。旧圣约翰大学在校学生，多来申请入学，故开学之日已有九百七十余人，超出了原圣约翰退出的人数。屈指计算，从爱国师生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为时甫及一月，光华大学就能以如此的规模和速度而创立，当时学界无不惊为奇迹。这固然是由于爱
       国师生的热忱和兴学教学诸先生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民族的灾难民主文教育的社会力量，对这一事件作出具体的回答。
       已故光华大学校长张咏宪先生（1875—1945）名寿铺，别号约园，浙江鄞县人，前清举人。辛亥革命后，叠长浙鄂两省财厅，兴利除弊，政绩斐然。一九一九年入北京政府供职，鉴于金融事业，关系国计民生，必须自主，遂创立劝业银行于北京，以示规范。一九二五年任沪海道道尹期间，对待有领事裁判权、以欺压市民的上海租界外侨，常持理抗争以保障市民，获誉甚多。
       光华大学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创建开学后，逐步建筑校舍，购置图书仪器，五年时间，学校规模渐具，在校师生人数，历年有所增加。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一·二八”之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上海，光华大学大西路校舍，适在炮火线内，不得不迁校暂避，战事结束后，学校赖以保全。
       抗日民族战争开始，张咏宽校长劳心规划，托请商学院院长谢霖（字霖甫）先生入川设立分校，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在蓉开学。当年六月，咏宽先生来川，拜谢支持在川建设分校之各界名流，随即返回上海。中日战争愈急，咏宽先生处境愈困难，为了暂避日军干涉和汪伪组织的勒令登记，迫不得已将上海光华大学迁入外国租界。接着日军侵占各国租界，咏宽校长乃将光华大学隐藏起来，对外改为两个学社，一名“诚正文学社”（即原有的文学院）由蒋维乔教授主持，一名“格致理商学社”（即原有的理学院及商学院），由唐庆增教授主持。借以暂避敌伪魔爪，以保全上海光华大学这块教育基地。抗战八年期内，咏宽先生蛰居上海，闭门谢客，以著书自遣，所编《四明丛书》、《诗文初稿》、《约园杂著》等书，均有流传。先生于抗战胜利前夕（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逝世。
       张咏宽先生出于民族自尊、爱国兴学的行为，早为社会人士所推重。光华大学二十三年的校史，为先生记录了“报国正逢多难日，读书岂为一时名”的光荣历史。
       二、筹办分校
       “移山犹有愿公志，仗策何辞蜀道难”
       ——张寿镛——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光华大学亦决定入川设立分校。咏霓校长提名，加聘谢霖及四川地方人士邓锡侯、邓汉祥、甘绩镛、缪秋杰、康宝志、杨培英六位先生为校董，并以谢霖兼任副校长，托清全校办理光华大学分校筹备事宜。霖甫先生是江苏武进人。在一九〇九年，曾应四川劝业道周暮培之约，在道署历任商业科长、商业讲习所长等职。他在川中不乏友好，对军政关系亦较融洽。于是，霖甫先生受命奔走，得到各方支持，由省库拨助创立经费五万元，积极进行筹备。适有本校前商学院长薛迪靖（字观澄）先生，校友林树湘、郭基荣、黄德清诸君义务为助，租定成都原新南门内王家坝房屋为校址。咏霓校长在沪，指请容启兆先生、陆寿长、李恩廉两校友，先后经香港海防乘飞机来川，分任教务长、总务主任、注册主任等职。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正式开学。
       当年六月，咏霓校长经香港飞抵重庆，历访迁川各大学。随即来蓉与谢霖请先生讨论，认为“教育系百年树人大计，光华大学既已在川设立，岂容停顿，况已受四川省政府补助，又有川绅张仲铭、富安、寿龄昆季赠送校址五十余亩，应以永久留川为是”。张咏霓校长回沪后，又致函谢霖甫先生，聘请：“光华大学虽为避难分设入川，然亦可藉此在川留一永久纪念，以谢川人，嗣后既有上海光华大学造就东南学子，又有成都分部造就西南学子，将来扬子江上下游，两校毕业同学，合力报效国家社会，东西辉映，岂不懿欤。”这就是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后来移赠四川，改为成华大学的原因。
       光华分部，自一九三八年春在成都筹备开办，所需经费原拟由上海本校接济，后因京沪一带，相继沦陷，上海本校展转迁
       移，遂自顾不暇。谢铎先生身肩建校重任，不仅未受副校长正额薪金，即往来城乡亦从未向学校支取交通费用。即以成都王家坝校舍一切修葺用度而论，最初皆由谢霖甫先生垫付。故本校虽在成都开产，但经费困难，特别是修建校舍，购置图书仪器和必需设备苦无资金，谢副校长尚得校董会同意，乃向社会募捐，故川绅张仲铭、富安、寿龄昆季，捐赠成都新西门外繁家碾以西土地五十七亩有零作为校址。随后相继收到自流井富荣盐场和康宝志等人捐款共七万元，连同教育补助拨款八万元，共一十五万元，统作建校经费基金。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校舍，自一九三八年七月破土开建，至一九四二年五月竣工，历时几及四年，校址扩充达一百五十余亩，建有礼堂、教室、餐厅、图书馆等共六百余间。另外植有园林花木五千余株，校具六千六百余件，电灯设备二千余件，中西文书箱二万七千余册（注：上海本校在成都分部开办之初，曾送来书籍四千七百九十六册包括在内）。化学仪器及药品五千余件，生物仪器及标本三百余件，土木工程仪器二百余件，医务器械及药品四百余件，体育用具二百余件，军训用品一百余件。上列校产在我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办理期间，足够学生一千七百人及住校教职员眷属三十余家之用。这都体现了谢霖甫先生在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新建期间惨淡经营，白手兴家的精神。霖甫先生坚守“募捐用以建设”、“建费专赖学费”的原则，在建校期中，四方奔走，卑躬求援，既要与各方周旋，取得社会支援，又要团结教职员工，讲求教学实效。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校内有“蜀华”、“肇海”二路，其一为纪念蜀华实业公司为成都分部校舍义务设计而命名，其一为纪念吴肇海先生在扩充校址地亩尽到努力而命名。此外，对热心赞助人士在校内建筑物上题名纪念，如“丰寿堂”纪念王丰镐（省三）、张寿镐（咏霓）、“甫澄堂”纪念刘甫澄；“富铭堂”纪念张仲铭、富安、寿龄昆季；“富荣堂”纪念富顺、荣县两盐场；“祥熙堂”纪念孔祥熙；“寿长堂”纪念陆寿长；“冠能堂”纪念谢霖甫、仁甫、雨辰之
       尊人，“季琴图书馆”纪念康心如、心之、心远之尊人，“康斋”纪念康宝志；“鸣斋”纪念邓鸣阶；“绩斋”纪念甘绩镛；“可亭”纪念徐可亭；“治斋”纪念王治易。“瀛斋”纪念翁文灏；“六三别墅”纪念校庆（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三一路”纪念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成都分部成立；“绍孚路”纪念陈绍孚；“金融路”纪念各银行；“六六路”纪念屈文六；“剑霜路”纪念缪剑霜。这就可见当时谢霖甫先生苦心孤诣，团结社会各方面力量，为建设成都分校而表现出愚公志气。今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旧址，已肃然改观，屋舍相连，今胜于昔，旧时故老乡人，犹问“谢老”在么？
       三、培育人才
       “喜将桃李手栽，风雨颠狂未足模”
       ——张寿镛——
       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之设，其目的盖使上海本校学生，因战祸而入川者，得有安身就学之所。其次则使流亡来川的其他大学肄业生，亦可兼容并纳，不荒学业。因此，成都分校开办以来，上海本校及其他大学肄业学生到成都者，多投入本校肄业。他们对蓉校热情相就，有如游子还乡，重见父母。学生中常有衣衫不齐，生活极端困难者，蓉校尽先予以补充，酌情照顾，然后再谋求久救济之方。当时除向教育当局请给贷金而外，其他尚有困难者，学校或许其在校为工渎生，或使其在课余之外兼作临时工作，所得收入以维持生活，仍责其照缴学费，这样就杜绝了其他学生的籍口，凡此情况，非独对上海本校学生或外籍学生如此，即川籍学生家遭遭变，缺乏亲亲接济之人，蓉校一视同仁，普遍予以帮助。更有外省籍学生携带年幼弟妹来校者，蓉校亦量情接纳入我校附属中学或附属小学就读。以此一个全无经济基础，由外地移来的私立大学分校，而承担起这一兴学济众的社会责任，不可不谓厚矣。
       中日战争，人民蒙难。一九三七年上海、南京、芜湖相继沦陷，家破家亡、流离失所的儿童，当时以鄂、豫、皖、苏四省为多。经社会抢救，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于一九三八年春季建成），接收战时儿童保育会送来难童二百名，讨湖北省一百一十三人，河南省三十五人，安徽省三十三人，江苏省七八人，浙江省三人，河北省二人，四川省二人，湖南、江西、山东、山西、福建等省各一人。（教导经费由川康盐务局担负）难童入校后，学校为他们理发更衣，仪容一新，当时难童入学摄影留念，照片保存于季琴图书馆内。先是校内有少数人，见一群衣着破烂的难童入学，不免对谢副校长引起非议，认为“不该以学校作为孤儿院”，大、中学两部学生，对难童亦不免歧视。谢副校长乃在全校扩大周会上说明本校收容难童原因，并指定他的夫人张慧卿女士，担任保育生（难童）管理员，料理难童衣服、饮食、疾病治疗等事，前后六载，使难童得从高中毕业，或升学，或就业，都能各得其所。
       谢副校长还认为，本校既设在郊外，应对附近农村子弟，有所加惠，乃于一九三八年秋增设成都分部附属小学。他说，本校既设附中，再有附小，农村子弟循序渐进，即可能由小学而中学而跃入大学的机会，亦是我光华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其次为成都分部离城较远，在校教职员二子女就学不便，为谋集体福利起见，凡教职员二子女能入本大学及附属中学肄业者，皆一律免费。后来附属小学及幼稚园一所之设，都援此例。小学初设，租赁民房，房东张氏之子张崇茂自一九三九年进光华附小，经初小、高小毕业而升入附中，又经附属初中、高中毕业而投考成华大学经济系，录取为第八名，霖甫先生深为嘉许，补助张崇茂学费半额，促成毕业。现录光华小学改组募捐启事一则，以资佐证：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事兴，上海光华大学，来筹分设，次年定校止于成都市新西门外黎家碾地方，由谢霖先生主其事。谢
       君志在为国造才，尤于偏远地方及寒苦子弟之读书，更为注意。按其成绩之足迹者：即在民国二十八年日本侵入汉口之时，各被侵区之儿童，顿时失学，政府设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广事收容，或吞入工厂，或送入学校，以教养之。谢君亲往接收二百名，来至光华大学成都分校之附属中学肄业，现在已有由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者，有往美国学习航空者，有入各大学肄业者，可谓成就至宏。谢君习知大学附近农村，缺少小学，以致农村儿童，虽有大学中学近在咫尺，仍苦无法升堂受教，遂于民国二十八年，创立附属小学一所，名曰“光华大学附属小学”，内设初小、高小两级，同时对中学、大学教职员之及龄儿童读书，帮助亦属不少。民国三十三年春。光华大学以经济困难，决定将该小学办，谢君鉴于已成学校停顿之可惜，又睹在校儿童一百五十余人失学之可悯，爰向大学校董会提议，将此小学交由地方人士接办，原有校具，一并赠送……”
       现在统计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含成华大学）十二年来（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毕业生入学数如下：
       大学各学系毕业生——二〇五人
       会计专修科毕业生 三五五人
       土木工程专修科毕业生 三人
       附属中学高中毕业生 四七六人
       附属中学初中毕业生 一九四人
       附属小学高小毕业生 四四人
       附属小学初小毕业生 七五人
       总计 二三五二人
       四、两次风潮
       “满目风尘逢绕绕，关心桃李盛荒芜”
       ——张寿镐——
       - 鱼龙随水下，道路有风波。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历时十二年，
       经受过两次学潮。
       1、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抗战节节失利，沦陷区域，日渐扩大，物价步步上涨，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教职员工的薪资随着币值贬低，已难维持一般生活。而成都分校既无固定基金垫支，惟有酌量增收学费，以资维系。回忆一九三八年本校入川开办之初，每一学生每期收取学费现银币六十元，达到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每生业已陆续增至法币八百五十元。当年八月，正值开学，物价又复大涨，即以粮食部官价售给全市的平价米已由每一市石（重三百市斤）原价三百四十元，涨至六百八十元，其他物价也相率飞涨。故本校经费，日见拮据。当时战事业已绵延六载，社会日趋穷困，即使变更原定宗旨，移捐款以养校，亦无每一学期究能筹得若干之确实把握。于是，调剂校长向在川校董磋商，一致认为除增加学费，并无良策。当时并曾求助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亦以“私立大学之补助，事关通案，无从特别救济”遭到拒绝。故不得已才将每生学费增至法币一千九百元，布告既出，所有新生，皆如数缴纳。而旧生度假返校者，亦皆照章交费，未有异言。当年九月初，忽有学生数人，往谒校董张仲铭、向传义、声言本期所收学费太多，同学无力负担，校中师资，亦多咨议，并要求改为国立等等。该生等随即口头宣称：“我等主张，校董并不反对”。遂即贴出标语，内有“欢送谢霖先生离开光华以娱晚年”。复又有学生多人，推波助澜，扩大声势，更进而向同学收费，分头请愿，招待新闻记者，派遣代表赴渝，请求改为“国立”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请愿学生中竟有人声言：“此事背后有入出力帮助，同学不必恐惧”等语，后来，教育部电饬本校仍照上期每人法币八百五十元之数，收取学费。谢副校长认为如果遵令办理，则全学期之收入，仅敷半学期之经费，不足之数，无法筹措，乃向在蓉校董会提出辞职。谢霖甫先生经办光华大学分部四年期间，不仅未受副校长应得薪津和支持取任何公差费用。即使师生发生困难，必须经济援助之时，因恪于规章不
       能支付者，皆由他自行解囊，表现出他急公好义的精神。也赢得了光华多数师生赞扬。据后来有人透露，此次学潮，是排挤谢霖的一幕闹剧，幕后主使者为谁，因不知其内幕，未便妄议。
       谢霖甫先生辞职后，又有学生两次赴渝请愿，部批“改国立碍难照准”。随后校董会推请校友张登齐代理副校长，遭到学生反对，闹来闹去，直至当年十一月，始由向传义出面执行校务，学费仍须每人缴纳法币一千七百元，学潮遂息。
       2、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九月·日光华大学改董会在重庆召开，议定四事：
       ①取消上海在抗战期内所设之诚正文学社、格致理商学社。
       ②聘请朱经农校董为大学校长。
       ③依大学规程不准设立分校之规定，决遵张校长寿镛、谢校董霖甫当初拟议成都部分系久留川之计划，议定两种办法。
       （甲）现有成都分部财产，聘请川省人士接收，另组织董事会，继续办理，呈请教育部立案，从此与上海光华大学成为弟兄学校。
       （乙）甲项办法若不能成功，则由本会（校董会）呈请教育部并入国立四川大学，全部财产，亦悉赠送。
       ④呈请政府褒扬张寿镛校长。
       后来，本校成都分部，川省人士决定接办，更名为“私立成华大学”，另组“成华大学校董会”以董其事，董事会推邓锡侯、刘文辉为正副董事长，并推邓锡侯为代表向本校致谢。但是，成都分部学生，对更改校名，表示不满。当年十一、月二十日校内发生风潮，一周以后，学生罢课，列队游行，表示反对，后经研究决定：“凡不愿改作成华大学之学生，均准在成华大学借读，将来仍由光华大学给与毕业证书”。风潮方暂告平息。然而，国民党的党团骨干分子任觉伍、李天民等，对由邓锡侯、刘文辉等的地方势力渗入大学教育，已有意见。继而以邓、刘为首的成华大学校董会，聘请王宏实先生为校长。王先生自日本归国以后，历
       任私立上海艺大学、省立安徽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等校长，声望素著，他们无如之何。可王校长以认真办好成华大学为目的，聘请了周太玄（教务长）、熊子骏（商学院长）、李炳英（文学院长）、李培甫（中文系主任）、刘星垣（外文系主任）、彭迪先（经济系主任）、黄宪章（银行系主任）、杨佑之（会计系主任）、吴照华（训导长）、吕振修（秘书长）等著名学者、教育家、进步民主人士担任教学和行政骨干，这就使国民党反动派坐卧不安，怀羞成怒。他们遂唆使学校的三青团干事长谢乐康教授，组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兰亚民、三青团干事王文可等学生，随时伺机捣乱。他们竟在一九四七年九月诬蔑学校因米居奇、腰打总务主任余如南，煽动罢课，并提出不改私立为国立，暂不复课等无理取闹的口号，使学潮拖延了二十一个月之久。结果还是在一九四八年把一九二八年成都“二·一六”惨案的刽子手，当时的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撕戳出来挤走王宏实校长，学潮才告结束。
       谢霖甫先生为保证借读生的正常学习，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起自行延师授课一学期，刘星垣教授为此还将自己薪资移作捐助。
       改校时借读于成华大学的学生为一千零三十五人，虽由上海本校在复员经费中已拨交法币二千七百万元，作为收录借读生之津贴，但在物价高涨，社会动荡，学校不宁等等情况下，带来了学生“借读”的困难。谢霖甫先生在此期间，任劳任怨，勉为其难，至一九四九年六月，本校借读于成华大学学生期满毕业计一百六十七人。除已毕业者外，其余均转入成华大学肄业，至此，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方告结束。
       五、全始全终
       “花野无计耽张翰，索雨多情属谢安”
       ——张寿镛——
       成都西郊光华大学旧址，今已屋舍相连，慰为村落。回忆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九年，光华大学因抗战入川设立分部到抗战胜利后改名成华大学，凡十二年，学生毕业人数达一千五百六十三人，而川籍学生毕业人数达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学三百七十一人、小学一百另四人未计入）。十二年间霖雨先生离乡万里，历经艰难，为培育人才而辛勤耕耘。抗战复员，川籍学生一千三百余人不能随校东下，霖雨先生继续驻川自筹经费，亲负责任，为留川学生办理成华大学借读事宜，又经四载，使借读完成学业，可谓全始全终，为人景仰。今光华大学同学遍布国内，正为祖国伟大的四化建设作出贡献，谢霖雨先生之功有莫大焉。
       一九三八年，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开始建校，当时苦无校舍，不得已租赁王家坝民房上课，我于是年九月考入该校商学院肄业。在校舍狭隘、设备简陋、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霖雨先生团结全校师生，群策群力，锐志经营，仅历时一年即建成新校舍，追至一九四二年六月我毕业时，终于初步建成，占地一百五十余亩，使巍然学府，粗具规模，为西南各省适逢来学者多创设了学习场所，为国家培育了数以千计的财会企业人才。
       回忆光华大学成都校史，缅怀张寿镛、谢霖甫、容启兆、陆寿长、李恩廉诸先生兴办学校的创业精神，不揣固陋，爱就本人四年在校亲见亲闻，写成《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简史》，限于水平，挂一漏万，当属不免，请识者有以教正。
       （一九八三年十月于成都）
      
我所知协进中学在抗战
初期的救亡活动
       李永白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底，我在成都协进中学初中部二班读书，那时虽然还是一个少年，但一系列的爱国教育和救亡活动，对我的思想影响是深刻的。从那个时候起，深深感到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遭受着深重的灾难，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从而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
       日子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对许多事情却记忆犹新。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仅就我的回忆，谈谈协进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以资纪念。
       协进中学校址在西胜街，由于敌机的轰炸，于一九三九年五月疏散到新繁县龙藏寺。学校规模较大，有高中部，初中部，还有女生部。人数最多时师生员工达二千多人。这是一所有革命传统的学校，一九二七年以前，赫赫有名的省一中就设在这里，那时，学校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就很活跃。三十年代初在被封闭的省一中的基础上办起了协进中学。
       在抗战中的协进，是成都市抗日救亡活动搞得很出色、很活跃的一所中学，当时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要救国，凑协进，要革命，到陕北。”协进中学能够走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有他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西安事变以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抗日的时机日渐成熟。一九三七年我党的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到了南京，商谈国共合作抗日的有关事项，从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活动的新高潮。不
       久，庐沟桥战事和“八·一三”上海抗战相继爆发，从此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是年冬，中央派廖志高、邹凤平、罗世文等回川恢复四川地下党的组织，随后又陆续回来了不少老同志，他们和在蓉的不少进步文化人都先后到协进中学任教，我记得有杨伯恺、刘拔云、洪仿予、黄半坡、帅昌书、杜铎生、苏爱音、肖葆华、朱一凡、沙汀、赵世兰（女）、黄梦谷（女）、胡一哉（女）、李筱亭、肖华清、吴德让、廖友陶、陈世泽等。他们在秘密的学校党史委员会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指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另一方面，这些抗日救亡活动，还得到学校董事会中的川军进步将领支持，如陈静珊（陈离）、张致和、吴景伯等。张致和将军还先后赠送了几千册马列主义的书籍和其他的进步书刊。同时，学校的行政领导权始终掌握在进步力量手里。从谷醒华到肖华清以及后来的傅茂清等校长，都积极支持学生的一切进步活动。因而抗日救亡活动在学校如火和茶地持续开展起来了。现将一些抗日救亡活动分述于后：
       文史教学内容配合形势，灌输抗日救国精神。学校的语文课本，不用国民党正中书局的木子，而是学校一些进步教师根据抗战救亡的新形势自己编写的。我们初中部的语文课本叫《抗战救亡文选》，它的内容是崭新的，其中有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情况，有一位抗联英雄名叫苗可秀，在东北岫岩县与日军作战，身负重伤，不幸被俘，但坚贞不屈，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的卓然老师、要以死报国、扬我民族精神。还有《八路军到敌后的肤施》、《五月的延安》、《十九路军上海抗战》等文章。当时成都的铅印很困难，这些课本都是石印的。
       学校课外活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有各种课外学习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由教师负责，分若干小组，每周一、三、五的晚上进行活动。每个学生只能参加一至二个委员会，以避免时间上的重复和影响学生的学习。计有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等各种委员会，我曾参加过音乐、历史两个委员会。音乐指导委员会的负责
       教师是蔡仲庸先生，他教的都是救亡歌曲，所讨论的都是有关救亡歌曲的一些理论问题。当时教的歌行：《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在松花江上》、《大众歌手》、《我们的小红》等等。《我们的小红》这首歌，是歌唱一个抗联女英雄，其中有这样一段歌词：“我们的小红，好像一朵山茶花，五月里她火红似的开遍天涯，她不给闯入添斗米，她只给穷人们把柴加……。”我们的蔡老师提出，不是救亡歌曲不唱，更不允许唱那些靡靡之音。
       历史指导委员会各组，基本上都分散在龙藏寺学校周围的林盘里开展活动，由老师讲历史故事和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戚继光等，对历史上的投降派人物口诛笔伐，无情鞭挞。对当时的汪精卫、陈壁君、周佛海、陈公博等卖国求荣的大汉奸无不愤怒声讨，并写壁报稿子进行批判。
       走出校门到农村去宣传。协进中学的救亡活动，不仅在学校搞得非常活跃，而且组成宣传队或寒假服务团下乡。东路到了苏码头、煎茶溪等地。南路到了彭山、眉山、青神等县，还和青神县的崇来中学的同学有密切联系，因为我们的老师中有几位是青神人，同学中的青神人也较多，加以青神县在抗战前就有党的中心县委，并在一九三六年领导了西山暴动，党的影响很大，进步力量较强，所以协进的学生常去青神活动。西路经常到青白江、严家桥、三家船、崇义桥、新繁、郫县等地。在新繁县所属各场宣传从没遇到阻力。由于当时的康栋县长比较开明，常和学校来往，对学生下乡宣传很支持。他还对我们说，他是广州黄浦军校的学生，周恩来是他的老师，他青年时也是一个热血青年。但是郫县的阻力就不小，有一年，以高中部学生熊梦为主的一些同学到郫县宣传，被郫县反动当局扣押了，消息传到成都震惊了舆论界，各界人民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学生、惩办扣押爱国学生的主谋者。郫县反动当局理屈辞穷，被迫释放学生。当宣传队的同学返校时，像前线胜利归来的战士，得到全校师生员工
       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慰问。这就是抗战初期的“鄂县事件”，《大声周刊》有详尽记载。
       宣传队到了农村，不仅宣传抗日救国，而且还为群众服务，慰问出征家属，教农民识字。
       宣传队的活动方式多种多样，生动活泼，有活报剧、街头讲演、教唱歌艺歌曲、张贴街头壁报和为群众服务等等。
       学校还请知名人士和文艺团体来校活动。进步的电影演员赵丹到成都，学校就请他到校帮助学生排练话剧。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先生来成都，学校就请他与师生员工讲演。沈老讲演那天上午，外校闻风而来的同学，不计其数，真是外七层的内八层，校园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那天沈老讲演的大意是：反对妥协投降，一定要收复失地。他讲演结束后，还为学生的壁报提了词。
       一九四〇年春“孩子剧团”来成都，他们直接到我们学校搞宣传。该团是郭老（沫若）组织起来的。孩子剧团的成员除带队的老师外，团员年龄大的十三岁，小的才九岁，这些小朋友都是从敌人占领区抢救出来的，他们虽然年纪小，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感受很深。他们在龙藏寺演出了很多好节目。学校分配初中部的同学去陪他们一道游玩，和他们交朋友。
       慰问前方抗日将士。老师师昌书提出，我们协进中学的师生要爱国不落人后。他常带领师生到东校场慰问前线归来的川军伤兵，每次慰问后都要向全校师生作报告。有一次他很生气，他说伤兵的住处条件差，环境很脏，吃得很不好。提议以协进中学师生的名义，向有关当局提出迅速改善伤兵的生活条件的要求。
       学校还不断发动师生向前方将士写慰问信。当时协进是成都写慰问信最多的一所中学。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协进中学学生掀起了向前方将士写慰问信的高潮，人人都写，写得越多越好。有一个高中女同学半年内写了六百封慰问信，她把信交给学校，请学校寄到前方去。学校把这六百封信用一个小箩筐装上，抬到操
       场讲话台，给全校师生看，肖华清校长鼓励大家向她学习，并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致衷心的谢意。
       协进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为党培养了很多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先后为党培养了一千多名干部。当时社会上有些人说：“协进是成都的陕北公学”，“龙藏寺是小延安”。多少热血青少年在这里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从成都到西安，再长途步行到延安，有的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穿上八路军军装，坐上八路军的军车，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到山西敌后打游击；有的留在大后方，在城市和川东、川北农村搞地下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的协进中学，是青少年学生的革命摇篮，很多同学回忆起那时的学生生活，那时受的教育，那时的老师和同学，都无限的怀念。
       一九五二年冬，我在重庆专程去看望老校长肖华清同志，他热情地款待我，席间他告诉我，刚进城时，在一次会议上他遇到廖苏华同志，经同志介绍他是协进中学的校长肖华清时，廖大姐非常热情地久久握着他的手不放，并说“您们是怎样教育学生的啊！您们的教育很成功，我在延安搞接待工作的时候，一批接一批的协进学生来延安，对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告诉廖大姐：“我们协进的教育，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第一，教育学生爱什么、恨什么、要爱惜分明。”
       以上是我的回忆，也是永远难忘的怀念，仅此献给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
       （一九八五年三月写）
      
忆抗战末期轰动西南的
成都学生大游行
       ——记成都市立中学事件——
       汪克永
       前记
       我以抗战中成都市立中学事件参加者的身份，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写成此稿。但事隔三十八年，有些具体情节感到依稀恍惚，有待另外的参加者或目击者来补充更正，求其详实可靠，不失历史的真实。
       (一)
       市中事件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
       一九四四年，盟国反法西斯战线开始反攻，纳粹德国节节失利，日本帝国主义很怕希特勒德国在西方垮台，日本在东方难逃覆亡命运。因而决定放弃海洋，收缩战线，要在大陆控制中国，对英美进行最后抵抗。于是大量增加军队，对中国开始空前规模的大进犯。几个月内，从河南打到湖南、广西，进靠贵州，妄想一举吞并中国，眼见四川岌岌可危，整个大后方动摇起来。面临极端严酷的时局，蒋介石反动政府一筹莫展，阴睨对当权者的批评指责日益尖锐。西南的昆明、重庆、成都三大城市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逐渐兴起。蒋介石加强了特务统治，对民主进步人士猖狂迫害，对“闹事”学生控制打击，特别是对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同志更是搜捕镇压。国民党反动派如此倒行逆施，学生的反迫害斗争却更加活跃起来，还进一步争夺了要求民主自由的主动权。
       恰好市中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月，华山烈士大学学生举行了一次三千多人参加的国事座谈会。会上国民党参政员张澜等痛骂了国民党政府，为成都学生运动打响了第一炮。封锁多年的铁栅——“休谈国事”被一锤砸开。接着光华大学和一部份中学也先后举行了国事座谈会。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看见形势不妙，立即召开各校党部负责人会议，在会上狂叫：“共产党要在学校暴动了！”“共产党学生要造反了！”“情况严重，不要蒙在鼓里！”命令各校党团加强防范，并布置特务到处抓人。
       这次五大学学生国事座谈会，在客观上进而促成了轰动西南的支援市中事件的第一次学生反迫害大游行。同时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学生运动进行着横暴地干涉镇压。
       (二)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成都市立中学高一班学生违犯了校规，学校无理由轻率开除了他们学籍，激起同学公愤而罢课。少数学生却借护校之名攻击对方，发生衡突。市中当局请市政府进行镇压，警察局派出警察若干名到校，竟然棍棒相加，大打出手。公然对女学生加以凌辱，激起女生群起自卫，这就是为什么受伤学生中女生伤势特重的原因。十一月一日以后，成都《华西晚报》、《华西日报》、《新中国日报》等报纸为此先后登出新闻消息并发表评论，舆论哗然。《华西晚报》提出质问：“对青年的手无寸铁的中学生，既未发生暴动，为何武装干涉？”“青年何幸遭此毒打？”“中央政府止在三令五申保障人身自由，何以竟敢对此未成年的娃娃非法伤害？”《新中国日报》发表题为《救救中学生》的社论，说：“无论你做什么大官也好，当警察也好，当校长也好，对着这一群幼稚的孩子动辄予以痛打，总不能无动于衷。谁无子女，谁无弟妹，谁甘心自己的子女弟妹受人践踏蹂躏？正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孙的安全和幸福，我们不惜牺牲与日本侵略者恶战拼命。”指责学校当局“既不能循
       循善诱于前，反悔羞成怒于后，学校范围以内之事，不可教育方法解决，竟以武装警察相威胁，成何串体”！有的报纸概叹：“市政当局连北洋军阀政府都不如”。北洋政府时代，北京各人学学生数万人游行示威，北洋政府不让用执棍警察加以包围，不使自由行动，章士钊“老虎总长”也不过用老妈去拖女学生，如今之梅艳实弹的警察如此对中学生！”事情既然已经打来摆起，风声传播，各校学生纷纷配酿声援，表示抗议。国民党党政部门慌了手足，除了暗地大肆造谣说成都共产党要将都市中问题进行染动，威吓学生不要卷进“学潮”。另一方面指挥官方报纸和通讯社，如《中央日报》、《黄浦日报》、《中央通讯社》等对事态尽量轻描淡写。把真实情况遮盖起来。说什么“警察与学生发生误会，各方谣言传入过大，十余人受伤与事实不符，实际只有五人轻伤，计有张长林、旦佩兰、杨松操、肖德恩、徐贵，而且伤势已愈”云云。
       可是就在这时，“新中国日报社”专门派出记者到市立医院探视受伤学生，所报导的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披露出受伤住院女生四人，而且介绍了伤势部位：“女高二刘文慧、年十六岁，左上眼有长四公分之擦伤、眼睑微肿。女高二隆元芬、十七岁，头部发痛，有伤口，头部左后侧皮肤擦伤长约一公分。女高四王周琼，左额有挫伤，疼痛未退。谭静涵，十七岁，周身疼痛，入院时有昏迷现象，背、胸、腹部有挫伤。”两个完全不同的名单，两种完全不同的伤情介绍，摆在社会公众面前，不难看出问题，显然前一名单是轻伤，并未住院，后一名单是重伤，进了医院。仿政府企图以轻伤来塘塞掩盖，却成欲盖弥彰。十月三十一日发生警察打学生的事态到十一月八日，事情相隔十天之久，经过医院敷药治疗，即使是重伤，已经逐渐转愈。至于轻伤当然已告愈合，官方报纸就矢口不谈当场学生受伤情况。伪政府急不可耐地想使“学潮”平息下去，缓和社会舆论，由当局出面赔礼道歉，引导自责，市长余中英，自认处理无方，请求从严处分，以谢学
       生家长。接连又登载“市长余中英记大过一次，并送请中央公务员惩处委员会惩处。余氏以来得社会人士谅解再呈辞职书。警察局长方超自感学识不逮，处理失当，引咎罢除。”同时又连篇累牍地发布消息：“省府已派秘书长李仰申、教育厅长郭有守彻查市中事件，校长康定复已予以撤职查办处分。”张兼主席（张祥）关怀市中受伤学生派卫生处处长陈志浩到医院考察慰问。”又刊出：“市中问题上级已作了适当处理，该校已于前日（六日）复课，情况颇为良好。”按照伪政府的安排，似乎问题理当平息，但是事情没有按照他们设计的方向发展。许多报纸登了读者投书抨击警察暴行，要求保障人身自由，要求当局公布事实真相。要求严惩肇事主要人员。十一月九日市中学生家长六十八人（男女）在中山公园举行茶会，由李竹贤主席，推举代表杜泽培等十一人分别向各方呼吁，请求各界主张公道，请求省主席从严处理，请律师提起公诉，请求书面报告事情的真实经过。市中学生家长的这一联合行动，对那些企图掩盖问题粉饰太平的官方通讯作出了有力地反驳。
       (三)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市中问题发生后，便已经觉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一开始便急急忙忙地调兵遣将。唆使其在校的“党团”员要他们做工作来抵制、破坏学生运动。但是这些人不被同学们所信赖，说不起话，在一般公开场合，反而不得不装出一付同情的样子来应付场面。他们在学生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这就给进步学生的正义行动大长了威风。国民党当局怕事情扩大，直接向各学校下令，不许学生参加声援市中的活动，不许参加学生的游行，利用职业学生（即特务学生）到处刺探学生运动的消息，跟踪正义学生，为此，一切声援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
       中共地下党看清楚市中问题性质，紧握有利时机，与有关各方频繁接触，做了大量工作。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也正好在这个时
       刻成立，地下党的同志必要时就以盟员身份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各界进行活动。形式上民主同盟对这次学生运动居于指导地位，而实际是中共地下党在组织、指挥、领导这个运动。事情不断地发展，时间异常紧迫。要在几天内把运动推向高潮，就需动员一切力量投入战斗。事情既然发生在市立中学，市中学生当然是主体。地下党首先通过进步学生与市甲同学密切连系，协助他们发出告社会各界人士书、请求正义援助；同时领着市甲同学代表到各大学去哭诉。利用大甲同学集体进餐的时候，在饭堂报告受迫害的具体情况。这些工作做得及时、机警、细致，使国民党、三青团分子无空子可钻，赢得了同学们的一致同情。
       燕京大学的地下党的模范、王晶尧、王文新等人早在市中事件发生后的三、四天，就几次找我磋商声援市中的问题，谈到游行示威，彼此想法相同，当时也曾考虑到这么多年还没有学生上街游行，国民党、三青团在各个学校控制得很紧，怕搞不起来。王晶尧、崔冕要求大家多做些联络工作。末了我们对各自的基本群众作可靠估计，不会少于两千人，因此这次游行在各校声援市中的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大体肯定下来了。
       地下党的同学们，斗争经验丰富，坚定、沉着、机智、勇敢。就华西坝而言，华大育德大学院便是一个联络点，彭塞是地下党的一位中心人物，早晚都有人来同他联系，其中女同志贾唯英细致热情，为市中间题昼夜奔走，专门与市甲同学联络。刘盛舆经常注意到盯哨的特务并招给其他同学，引起警惕和注意。川大教员宿舍李相符教授的住宅，便是司令部，李相符先生本人便是名符其实的司令员，为了使学生运动健康地开展，李先生曾几次约我去相见，给以精心的指导与安排。这次运动，尽管是国民党自己在那里危害耸听宣传共产党要搞暴动，事实上却也不知有多少人夜以继日地不辞劳累地策划奔走。
       十一月八日（具体的日子记不真实了。）在大游行前几天，成都大中学声援市中的代表会议在金陵大学一幢学生宿舍内秘密
       举行。午后三时，到各校代表的三、四十人，公推金陵大学学生陶越为主席，决定集体请愿大游行日子，集合的时间、地点路线；组成一个纠察组和一个联络组，负责安全联络事项；组成一个标语组，负责标语传单的散发张贴。会议经过事先充分准备开得紧凑，宣言传单早就拟定，得到大家的一致通过。
       暗地策划大游行的同时，我们也曾以成都大中学的名义推定代表慰问市立中学受难同学，又派出代表向省府请愿，表示学生们愿意循着政府规定的“正当”途径解决问题。但是学生运动的目的在于告诉社会广大群众：我们这些学生挨了打了，并遭到令人痛心的迫害。进一步还要告诉广大群众，我们为什么会挨打，将来还会不会挨打。让社会各界人士认清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把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暴戾手段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
       (四)
       十一月十一日午后两点钟，广场上金陵大学对艺专的兰球赛正在热烈地进行，逐渐人流从四面八方拢来。一幅“成都大学请愿团”的白布横标升起。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光华大学、川康农工学院、四川大学等先后来到，其中以四川大学的同学为最多，有的中学如敬业中学几乎全部开来了。华西坝顿时为人流所淹没，显露出中国青年传统的正义锋芒。午后三点，各大中学的同学陆续到齐，约近两万人。请愿团的大队伍出发了，先头是一些散发宣言传单的自行车队和张贴标语的小组，大队有秩序排成行列前进。喊出口号，“保障人身自由万岁！”“打倒余中英、方超！”“严惩凶手和帮凶！”“坚决支持市中同学的正义要求！”大队出了华西大学的校门，先头的队伍经过渐蓉中学（今二十五中）、济川中学（今十六中）、发现该校校门紧闭，济川中学围墙内的同学向队伍传话说：“我们学校校门上了杠子，不准参加游行！”队伍里的同学回答：“你们不能翻墙吗？”说着同学们蜂拥地从不高的围墙上翻跳下来，
       一齐加入了行列，这时响起了鞭炮般的掌声。浙蓉中学的同学知道游川中学的同学翻墙参加游行，他们也轰开了上锁的大门，同样加入了行列。在游行的路上，那些三三两两零散的学生见此情景，也都自动走进队伍。队伍像滚雪球，游行的情绪像沸腾的开水，一路之上浩浩荡荡，歌声、口号声不绝。每到十字街口，警察远远见队伍来了，早就溜之乎也，经老南门到东御街、盐市口、春熙路、东大街、走马街到督院街，来到省政府的大门。沿途有着军装的美国大兵用手机拍照，他们微笑点头，对我们的游行理解。在春熙西段十字街口碰上了一名警察，他并没有溜走，似乎对我们的队伍表示欢迎。一位张贴标语的同学顺手把一张“打倒余中英、方超！”的标语贴在这位警察的背上，当即有人制止了这种不妥当的行为。但是同学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街道两旁围观的市民，成了人山人海，人们都月同情的眼光来欢迎。他们说：“为啥要打伤那么多学生嘛，这下把学生惹火了！”有的街旁的学生还把手相和。有一位老年人说：“这是辛亥革命以来成都第一次学生游行，这么多年还没有见过！”大队到了督院街成千上万的市民也像消愿的学生一样，把个督院街围个水泄不通。一阵口号接一阵口号，请愿团的横标掩盖省府的大门，全体同学盘膝坐在地下，二十五名代表进入秃兵防卫森严的方阵。同学们向市民圈予宣传市中事件的真象和请愿的目的。市民报以热烈的鼓掌和呼喊：“保障人身自由！”“请政府严惩漏首！”“有的市民还说：‘会不会像赵屠户那样啊？’请愿的同学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满江红》、一阵沉寂之后，突然燕大学生王守义跳上高烧怒气冲冲地向市民发出波动性的演说，在场同学立即制止了他们的讲演，请愿的秩序始终保持良好。博得市民一致的好评。第一次请愿的代表出来转告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接见的答复，说是将大家的要求转达张主席，请大家放心，张主席一定会替同学们说话。难道这就是请愿的结果吗？同学们大吼：‘这是一句空话，我们不容应！’”代表们又第二次入见李伯申。李伯申
       不得已在电话上逐条地向张主席转达了我们的六点要求：
       一、要求政府撤职严办凶手及帮凶。
       二、要求政府重申切实执行保障人身自由的法令。
       三、要求警教机关以后不得无理干涉学校内部行政。
       四、要求政府赔偿受难同学之损失及负担残废同学终身的生活费。
       五、要求政府立即公布事实真相。
       六、要求法院公诉。
       市民几乎与学生同时守候在门外，坚持等待结果，这哪里是学生在请愿，简直是市民在请愿呵！
       一点钟以后，代表们出来了，向大家说：张主席已电话回复，完全接受我们的六点要求，李秘书长也说一切照办。”
       最后，请愿团在一阵歌声中依序散去。
       (五)
       集体请愿圆满结束，国民党当局被吓破了胆。他们万想不到的是这次市中问题竟然会搞出这么庞大的游行队伍。他们说对了，正是共产党在组织发动，指挥这次“学潮”。但是他们确实从这次游行前后看到自己是如何的不得人心。现在他们担心学生会不会到此罢休。他们除了对学生加强法西斯统治教育，严格监督学生行动以外，只有沿袭老办法竭力把学生视线分散，把学生注意力引开，利用智识青年从军的呐喊来冲破同学们对民主自由的要求。五大学国民党的党团想出一个小办法以各大学知名教授和大学的校长、教务长、训导长之类的人物的名义发出一个联名宣言，号召大中学生努力读书，效命疆场，不要“再滋事端”。十一月十二日，游行请愿的第二天，《成都晚报》首先载着教授联名的刘世文：“敌人广播竟语市中刊作为成都学生反战之表现，殊堪痛惜。当此强敌压境（关系）国族存亡，吾人正发动大量智识青年从军之际，敌好乘隙破坏，死所不用其极，偶一不慎，必致堕其术中
       而不自觉。况吾国此时正争取国际同情，本市为后方重镇，盟友云集，观瞻所系，背年言行，尤为国际人士所注意，昨日学生请愿，沿途有盟友摄影，完对吾人作何理解，殊难想像。闻学生当有继续罢课之传，深恐不肯分子乘隙破坏后方治安，动摇国本，更给敌人以造谣之机会，此同人所不能已于言者。深望各大中学同学，体念时艰，抑制热情，运用理智，尊重事实，恪守纪律，正义既经发扬，允宜适可而止。以宝贵之光阴和精力，致力于学术之研攻与品德之陶冶，为他年服务国家切实改革社会之准备，或则奋起从军、效命疆场，挽救危亡，用塞敌人反战之口实，此尤为吾人所希望者也”。为了表明我们学生游行请愿之正大立场，同月十五日招待成都新闻界，说明为了声援市中受难同学，曾联合派出代表请愿于前，因未得圆满结果，乃有十一日集体请愿之举。同时也把请愿经过以及政府所作之诺言公之于众，并强调我们大中学生，正待政府实践六项诺言。对于那些貌似公正的极右顽固派的言论，也给予针锋相对的回击。
       这次学生运动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是一次很好的政治教育，不仅教育了广大市民，也教育学生自己，即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不能表现丝毫的怯懦。同时更教育了国民党反动派，如果他们敢在真理面前轻举妄动，便不能不考虑到事情如何收场，当然国民党反动派决不会规矩的，他们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并且会继续压迫人民，欺骗人民，因此后来一幕接一幕更为壮阔的学生运动，也就不断地展开。
       （一九八二年八月供稿）
      
抗战期中战斗在成渝等地的中华剧艺社

       张逸生
       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又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党的《新华日报》开了天窗，刊登了周恩来同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一幅警醒人心的提词。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散布着令人难忍的政治低（压。中华剧艺社就是顶着这股政治低气压的逆流而在重庆诞生的。
       “中华剧艺社”的创立，是适应反击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的需要，由阳翰笙与党内外一些同志一起研究所决定。这个决定是报请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同志指示阳翰笙主持组建的。组建“中华剧艺社”之始，所考虑的问题中较难解决的是由谁来公开出面的问题。因为重庆当时的环境是既复杂而又险恶，名为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反动派骨子里的反共性却非常顽固。特别是在对待文化活动上，他们所施行的是法西斯统治，无论是言论出版也好，还是艺术活动也好，就没有自由可谈。社会上充斥着各色特务打手和流氓地痞恶棍，稍一大意就会灾祸临头。在这样的环境里办职业剧社，谈何容易？谁能应付得了这周围的乌烟瘴气？谁能面对三教九流而镇定自若？契机智，要勇敢，要胆识，要多方面的才干，还有更重要一条是要为党所信得过。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经大家在同志和朋友中对照筛选，结果选中了应云卫。
       应云卫是电影和戏剧两个行道的全才，早在三十年代那部著名的影片《桃李劫》就是他的杰作。一九三三年“左翼剧联”为了欢迎已比塞代表团访问而举行的话剧公演《怒吼吧！中国》，也是他导演和组织的。他既是一位戏剧艺术家，又是一位戏剧运
       动家，他还是一位对无产阶级事业极为忠诚的文艺工作者。他在三十年代就是“左翼剧联”的盟员，多年来一直沿着党指引的道路行进，一贯听从党的调遣，他是白区革命文艺战线指挥员夏衍和阳翰笙领导下的坚强的革命战士。
       应云卫是当时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委员，每月有一、二百元薪俸可拿，虽然不算高官厚禄，还是可以过得满不错，一旦要他离开制片厂就失去了……二百元的收入，“中华剧艺社”又不可能有薪水给他，他携家带口将如何是处？这就是说要他出面筹办剧社，首先就要在经济上作出牺牲，行吗？在阳翰笙、陈白尘他他内定社长应云卫时，就曾估计到这一层困难。不料和他谈要他出来办剧社时，他却一句也没有提及个人生活问题。而只是说在如今重庆的环境下办剧社比从前在上海要难得多，如今是谁都无家无业，都是流落异乡，既无盖金又无处捐款，如何能维持得了一个职业剧社？今天的重庆比之从前的上海要复杂百倍，他恐怕自己难以应对。还有其它的许多具体的困难问题，他都认真地想到了，所以他表现出了难色。然而当阳翰笙和他讲了政治需要，而且告诉他办这个剧社是得到胡公（当时大家对周恩来同志的尊称）的指示的，这时他一口改口吻，欣然应允。并对我们所想到的问题，都一个一个地进行了解体商谈。他赞成以陈白尘、陈鲤庭、辛汉文、贺孟斧、孟君谋等和他一起组成理事会，大家共同负责。由他当理事长，对外称社长，由陈白尘兼秘书长，筹办助他的第二把手。他同意找少数志同道合愿意同甘共苦的朋友为基本社员，而请两个官办团体的自家朋友来支援的做法。他表示愿意和大家携起手来做点事情，愿意在阳翰笙直接领导下和陈白尘等协助下，为继承“左翼剧联”事业尽自己的力量。于是辞去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公职，改了行。既然不干电影厂的事了，自然也得搬出电影厂，还算吉人天相吧，先找到了让妻子儿女寄居的朋友家，又找到了个临时住房，房里空空如也，还是制片厂木工胡阿土想法弄来的几个“怕拉方”既当桌子又当床，应云卫就是在这间白天都
       须点灯的破房里，开始了他的办社新工作。
       应云卫最关心的是经费问题，他在“中华剧艺社”的几年辛苦中，也是在经费上吃的苦头最为突出，那是后话先不去说它了。一声办剧社，最现实的是一开始筹办社务就得有一笔急用的钱才行，相信阳翰笙吧！他说过有办法，要耐心等待，果然没多久，开办费有了着落，从阳翰笙那里拿来了三千元，数字自然不能算大，但也不是一个小数，需要的是这笔钱来之不易，那是经周恩来同志批准，从郭沫若为首的那个“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经费中，借某种名义拨出来的。当然，这在当时和得到南方局周恩来同志指示办剧社一样，还是个绝密件。不论三千元开办费的来路如何，有了三千元开办费事情就可开办起来了。这使得应云卫喜得跳起了雀步。不过欢喜之外还有个忧虑，这三千元怎样支用呢？当然最重要是保证开锣戏的演出成本，其次，也就只能维持基本社员的最低生活，这最低生活就是一天两餐大锅饭，演出时再加一顿夜宵汤面。等开张之后营业状况好时，再每月发点能买上毛巾、肥皂、牙刷、牙膏之类日用品的零花钱。至于官办团体来支援的朋友，那就是拿官家的薪俸来为共产党义务劳动了。这个经费支配原则订定之后，应云卫就正式办起剧社来了。
       摆在剧社面前的难题虽然不少，但最主要的还是尽快搞出剧目来好演出。于是他让二把手陈白尘安下心来赶写剧本，由自己包下其它一切社务。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很快就组织起了一个简易办事班子，由女才子赵慧深来担负宣传重任，由一向任劳任怨的刘郁民做剧务科长，还要安排个会计小组，要找个事务员，要请一个伙头军，要铺开摊子来，计划是可行的。但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什么也铺不开，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要房子！任你怎样托朋友找关系，在市区就是找不到，只能暂时到郊区南岸黄桷垭租了一所小宅第，开始了“中华剧艺社”草创时期的集体生活。
       在南岸过集体生活，只能是暂时的，因为茅季一到就要搞演
       出，那就非住在市区不可，所以一面先住下来，一面还得在市区继续努力。夏末，又从南岸搬到天官府“文工会”附近一所破房子来，在这里没住多久，在国泰戏院对面一间门面的小茶馆后进，终于给“中华剧艺社”算找到了一个可以安身之所了。那是个不寻常的建筑，三开间的一所房子，只有两边的两间有两层，中间一间则是一层，剧社租到的只是一边的一楼一底，房子之窄可以想见。不过，房子虽不大，用处可不小，楼上摆满了床铺作男宿舍，把楼下的后间又隔成前后间，后间作女宿舍，让几个在重庆找不到住处的人住在社里，剩下的楼下前半间，就算是办公室了。摆上一张桌子，让文书、会计，还有庶务准备就谁先月。不过怎样搭配也搭配不出一个社长的家来，还解除不了他妻子儿女寄居人家的困境，解决不了让社长有个接待来客商治事的落脚处。记不清楚是谁的策谋了，商得了房东的同意，在后进院的回廊上空，架起了一间约四、五平方的小阁楼。让社长一家四口搬了进去，算安了个家。挤是其实挤啊！可是大家还是为有了个自己的社址而欢欣鼓舞，特别是社长应云卫，再不紧锁眉头而是笑逐颜开了。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应云卫抓紧了新戏的排练，他决心打响剧社开场这一炮，亲任导演，并且选定了当时重庆市第一流明星上台，男的有顾而已、施超、陈天国，女的有路暖、秦怡、吴茵、白云等，可算得人济济了。料定会有号召力的。在十月中，已到敌机难以轰炸的雾季，可以演演出了，作为新剧社的一个新戏，陈白尘的新戏排演成熟了，剧名就有点吉利意味的《大地回春》，谁不盼着严冬迅速过去而让春回大地？谁不盼着春会带来万象更新？新创建的“中华剧艺社”也愿将一片回春之意献给新结识的观众。就在正式宣告“中华剧艺社”成立之日，举行首次公演《大地回春》。“中艺”的第一炮确实打响了，得到了好评，卖座也不错，一切顺利，皆大欢喜。
       大概是由于剧社新建，反动派还没来得及摸清这是个什么性
       质的团体而未加重视吧，同时，公演的《大地回春》写的是我国民族工商家，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重新振兴民族工业的故事。对这样一个宣传抗战的爱国主义演出，反动派确也找不出什么籍口来搞乱，因此，剧社的首届公演圆满地过去了。然而反动派的嗅觉还是敏锐的，对于这个异军突起而且实力雄厚的剧社，怎能那么轻易放心？当应云卫准备导演第二个戏，将阳翰笙假太平天国书、杨内江隐寓斥责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罪行的《天国春秋》送去审查时，他们就发挥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威力，久久不给答复。经人催询，才知道有人暗中上了条陈，那些审查官们正抓住剧本里洪宣娇“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的台词找麻烦呢。应云卫跑到“图审会”去托情疏通也无用，最后阳翰笙不得不亲自出马找了吴茂荪先生设法，才拿到“准演证”，可是那句重要台词却被删去了。应导演也有自己一套办法，他不管怎样，主要把戏排将出来让它上演，主动权在自己，他聊他的，我演我的。倒是由于经过这场审查波折，应导演更认清了演出这个戏的重要意义，在排演上更加认真细致，他特别反复排练了洪宣娇的戏，他要求洪宣娇的舒绣义在那段戏里要拿出饱满的感情，要把删去的台词说得更有力量，要痛切地打动人心！果然，戏上演时，舒绣义用一种低沉语调充沛的悲愤感情说出了“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啊！”这时，观众完全懂得台词的真正含义，剧场立即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天国春秋》的演出，收到了预期的政治效果，令人鼓舞。
       让“中艺”上演《天国春秋》，阳翰笙还附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一九四二年是郭沫若的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党内对此作出了决定，要借为他祝寿这个民族习惯，开展一场反对黑暗统治的斗争。阳翰笙是把《天国春秋》向郭沫若献作寿礼的，所以《天国春秋》的演出，也算作祝寿活动的一项。不过，为祝寿活动的演出还不止于此，郭沫若自己也参予了活动，那就是他仅用不到十天的时间一气呵成地创作出的历史剧《屈原》，由“中
       华剧艺社”演出。还在《天国春秋》演出时，剧社就听了郭老自己朗诵《屈原》剧本，那是一部多么动人的气势磅礴的壮丽诗篇！在《天国春秋》演出结束后，应云卫又接受了排演《屈原》的任务。阳翰笙在交待这个任务时清楚地告诉了应云卫，这是胡公交给我们必须做好的大事，要全力以赴！应云卫既感到这个任务的光荣，也懂得完成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因为这是一场可以预见的激烈政治斗争。他还是那个老脾气，知难而进。
       应云卫一面紧紧依靠阳翰笙所作的各方面的动员力量，一面自己各处奔走，要调动全重庆最有声望和最有艺术才干的演员参加，除了内定要刚从香港回到重庆的金山演屈原之外，又调来“中电”的白杨、顾而已、施超，“中制”的孙坚白，还有“怒吼剧社”的张瑞芳，再搭配上基本社员周峰、张立德、丁然、张逸生几个，又请来一些业余戏剧爱好者，组成强大的演员阵容。又请来在国立剧专教课的陈鲤庭来担任导演，他自己则完全投入行政组织工作，保证艺术创作顺利进行。没有排演场怎么办？大家心里明白这个演出意义重大，也就完全体谅社长苦衷，一切让他安排，同意在小茶馆隔壁被敌机炸得断垣残壁中清扫出一小片天地，作排演场，开始了排演，开始了严肃的艺术创作。
       在《屈原》排演过程中，不断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怀，询问排演进展情况，使应云卫和全体人员都受到鼓舞和鞭策，大家同心协力，把《屈原》在四月初搬上了舞台。周恩来同志除询问演出情况外，还随时问到演出的社会反应，当第一轮演出结束，周恩来同志还特向郭沫若祝贺，赞扬“沫若同志立了大功！”对“中华剧艺社”也给以嘉勉。
       《屈原》的演出是成功的，观众之拥挤，上座率之高，都是空前的，剧场的反应强烈，舞台上也发出了“反对邪恶，拥护正义。”“反对黑暗，拥护光明”的号召，引起了台下观众的普遍共鸣。许多观众走出剧场还复诵着《雷电颂》：“炸裂了吧！”“你滚下云头来！我要把你烧毁！烧毁！……”，观众不是在学
       金山演戏，而是自己的思想感情为屈原精神所溶化，似乎即将汇成愤怒的惊涛激浪要冲垮蒋家王朝。《屈原》的演出，不止是剧场内反应强烈，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大波。以党的《新华日报》为中心，重庆许多报纸上发表着一篇篇评介文章，此起彼伏地刊出了《屈原》唱和诗，大多出自名家之笔，据前年黄中模编著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所集载，唱和诗竟有一百余首之多，实为壮观之极。《屈原》的演出，轰动了重庆，也轰动了整个国统区大后方，成为在国统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戏剧战线一次取得辉煌成果的伟大战役，这个战役，对“中华剧艺社”的社员，以及社长应云卫，都是莫大的慰藉，使大家精神振奋，给大家增添了继续前进的力量。
       由于《屈原》的演出成功，也使得反动派惊慌失措起来。文化特务头子潘公展竟为此召集个座谈会，赤膊上阵诅咒起《屈原》来。但他对连蒋介石都敢骂的郭沫若这位名人无可奈何，只有暗里捣鬼，自此他将剧本审查大权从重庆市党部手里夺到由他掌握的中共宣传部去，指望靠这个大权来退威风。潘公展这番苦心，倒是奏了点效的，当应云卫将阳翰笙又为剧社写的《草莽英雄》送去审查时，他就来个相应不理。应云卫跑到“图审会”去催问他问不出个头绪来，等了好多日子才得到一个结果，不唯戏不准演出，连剧本原稿也给没收了，阳翰笙托王鹿斋打听，才晓得他们加给《草莽英雄》的罪名是：“煽动四川人民暴动，推翻国民政府”。就这样，一出反映辛亥革命四川人民保路斗争的历史剧被扼杀，而没能和观众见面。
       很显然，禁演《草莽英雄》，这是加害“中华剧艺社”的信号，但应云卫并没有被打倒，相反，他在承担重任之中越发变得聪明了。他一边琢磨，一边虚怀若谷地向朋友们请教，终于找到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就是每次演出都找一个负责募捐的团体，当然这种团体越有势力越好，这样才好充分利用反动统治的内部矛盾，利用募捐名义，让承办团体去加票价推销禁演券，剧社就
       可以有把握地把甲种座券全部包出去，保证了营业收入。同时，还可以让承办团体去办外交，特别让他们去跟那些审查官们打交道，可以省掉剧社的麻烦。就这样，应云卫算是平安地度过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的第一个赛季。在这期间他又导演了郭沫若的《孔雀胆》和于伶的《长夜行》，先后组织演出了夏衍的《愁城记》、《第七号风球》、和他改编的《复活》，凌鹤的《战斗的女性》，老舍的《面子问题》，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等党的作家和进步作家的许多大戏，在重庆造成空前的话剧演出繁荣景象，“中华剧艺社”深得观众的欢迎和爱护。
       广大观众对“中华剧艺社”是欢迎的和爱护的，可是反动派对“中华剧艺社”却是仇视和怨恨的。他们虽然在审查关上没有卡成，却从另一方面施展了诡计，即对“中华剧艺社”突然来了个釜底抽薪。当剧社把陈白尘的《石达开》排演成熟就要公演时，一直供剧社作固定演出场地的国泰戏院忽然接到官家指令：限该院自即日起只准放电影，不准再演话剧。戏院经理我们的朋友夏云瑚，慌忙跑到剧社来，叫了一声“老应啊！”接着一阵摇头苦笑，把那个官家条令递给了应云卫，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夏云瑚也受莫能助了。剧社面对这种恶毒的手段没有示弱，不论怎样也要上演！多谢楚剧团的朋友们，在“中艺”的困难时刻，伸出了友谊的手，把他们座落在僻街的园子让出来给《石达开》，救了“中艺”的急，闯过了这一场人祸的袭击。
       “中艺”之遭人祸袭击，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应云卫早在挑起办社重担之初就曾想到过环境复杂险恶的情况，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剧场被卡，这个人祸袭来的同时，又遇上了天灾。当《石达开》在楚剧团子刚上演两三天，一天晚上，忽然一个霹雳炸倒了后台，我们的老大哥，应云卫社长的得力助手，前台主任沈硕甫在来剧场的途中，倒毙街头了！那晚的戏，是在大家含悲忍泪中演下来的，戏一完，许多人顾不上卸装就跑回剧社，要争先和
       老沈见最后一面。老沈的死，死于贫病交加，死于辛劳，他身患心脏病从来都不声不响，他知道剧社经济穷困不愿给剧社增添麻烦，一直带病东奔西跑，为剧社找承办演出关系，为剧社找经济关系户，每晚钉住前台寸步不离，与军警徒打交道。他总是穿着一身旧花呢灰色西服，看起来仪表还算不错，其实那是为了装点门面好办宴，当那晚准备给他入殓换寿衣的时候，才发现他贴身的衬衣衬裤，没有一件是完好不破的。这就是“中华剧艺社”堂堂前台主任，一个为革命穷苦干苦干的剧社的典型成员。
       沈硕甫的发丧是令人难忘的。老沈是“中艺”的功臣，不幸死去，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埋进乱葬岗去。感谢“中艺”的好社友刘盛亚，是他慷慨捐助，给了老沈一块葬身地，“中艺”才得为老沈发丧的。老沈的葬仪原木极简单，在灵榛前排答一张亡人的画像，像前是一个《新华日报》送的花圈，送葬的队伍里只是剧社自己的人常相往来的社友，人数不多，队列也不长，但这个送葬队伍在默哀中刚一出发，重庆街头便立即驶动起来，不少路人得知是“中艺”为前台的老沈发丧，便自动走进行列，因之队伍就越来越壮大起来。今天回忆，已记不清准确入殓，但还清楚的记得在直街上也是站在队首召不到队尾。更动人的是，一路灵榛过处，都有人设置“路祭”，供桌、上摆着供品，点香香烛，桌边站眷祭奠人群，因此送葬队伍行进得就很迟缓，差不多经过一个上午才到达近南岸的江边。就是这样，“中华剧艺社”为前台主任发丧，自然地形成了重庆进步文化界和支持进步文化的人士一次示威游行。这事，使得反动派遭受到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
       “中华剧艺社”为前台主任发丧这件事，说明了这个剧社是如何深得人心，说明了这个剧社在广大观众中起到何等的影响，这件事使剧社全体人员更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是何等有意义，即使在工作中遇到再大的困难和挫折，实际上也是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是值得大家自豪的。然而反动派是不甘心他们失败的，他们
       在暗中加紧了阴谋诡计，就在这年不久，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威胁“中华剧艺社”的流言蜚语，使许多社友为应云卫以及剧社朋友们的安危担忧，纷纷善意地提醒“小心！”“注意！”
       党对“中艺”的处境是了解的，也是关心的，经过研究之后进行了战略布署，决定让于伶、金山出面新组“中国艺术剧社”来接防“中艺”的重庆阵地，而让“中艺”暂时避开重庆去川西一带活动。据阳翰笙同志谈：当时周恩来同志为了让“中艺”去川西工作得顺利，特为通过南方局布置地方党对“中艺”加以保护与协助。一九四三年夏，应社长率“中艺”全体到达成都后首先给予热情接待的是《华西日报》的田一平和李次平等中共地下党员。“中艺”去成都是由《华西晚报》出名义邀请的，那时《华西晚报》也是住在日报的五世同堂的院子里，“中艺”到达之后，《华西日报》又腾出了一批房间让“中艺”安顿男女宿舍，还有家庭小单间，很方便。让“中艺”解决了食住大问题，使“中艺”初到成都一段时间，工作得十分顺利。“中艺”到成都，除受到华西日晚两报的热情接待之外，还和“成都外勤记者联谊会”举行气氛十分活跃的茶话会，报人剧人欢聚一堂，亲密无间地交谈，增进了友情，令人喜悦。一句话，到成都之后，使“中艺”人员感到是回到自己家中，享受到了无比的舒适和欢快，精神为之振奋。
       在为《华西晚报》筹募文化事业基金期间，“中艺”先演的是从重庆带来的《第七号风球》和《孔雀胆》两个老戏，演员都是原班人马，白杨、路曦、金淑之、路明、周峰、耿震、阳华等大都是成都观众所熟悉的知名演员。演出场地也是成都那时最佳的“国民大戏院”，再加上新闻界的广泛宣传，观众空前踊跃，剧场反应热烈，上座率打破了成都多年的记录。接着，由贺孟斧导演了由曹凤改编巴金的《家》，这个戏的人物众多，自己的演员不够，又得到成都的同行如李思琪、白玲等的支援，《家》的排演演出又是一番热闹景象了。成都就是巴金的家，这
       时他本人虽不在家，但他家中有他的热情的弟兄，听到我们要演《家》，热情地愿给大力协助支持，许多戏里能用上的服装道具，都是从他家借出来的，这也是戏剧史上有趣的一页。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中艺”换防成都，一连几仗都打得很顺利，演出状况很不错，这之间除了《家》是新排的戏需下大本钱外，其它旧戏花不了多少钱，这就使得剧社的经济状况好转了。应云卫考虑到，对五世同堂的大院，不能长期住下去，同时为了扩大宣传，也该多处跑一跑，于是提出一个“跑码头”的计划。但是“跑码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能一说就行，得作准备，得打关系。川西一带虽说比重庆政治气压不那么低沉，但社会势力还是复杂得很，党、政、军、警、宪一应俱全，还得加上袍哥等地方势力，对各方面都得应付到家，疏通得透才能走得成路，这就使得应云卫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花上精力，去“江湖”一番，奔走拜客拉关系。
       就在这个当口，为了应付某种关系，剧社又排演演出了一个集体创作的《胜利号》。因为大家都知道《天国春秋》是“中艺”的拿手好戏，各方提出希望要看演出，剧社不得不赶忙了一阵，因为在《胜利号》一演完，白杨和耿震两个主要演员都回重庆去了。应导演得换人从新排戏，这时陶金正好演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还没离开，就请他顶上耽霞扮演扬秀清，白杨的传籍祥就由金淑之来演，洪宣娇还是舒绣文，韦昌辉还是张逸生，一台戏很快就将排出来，在“蓉光戏院”进行了公演，剧场效果亦如重庆那样，十分热烈，颇得社会好评。
       “中艺”离开重庆初到成都的半年中，官办团体一些支援来的演员都还在，但这些人不能跟着剧社长期跑码头，陆陆续续走的和要走的前有。但因工作需要，“中艺”的基本队伍不得不另谋扩大，就在应社长筹备跑码头的时候，吕恩、李天济、刘沧浪、温锡莹、张雁、程华魂、刘曦等一批青年朋友都先后参加进剧社来。应社长在一九四四年新春一过，即率领“中艺”演出大
       军，浩浩荡荡向内江、自贡、五通桥、泸州和嘉定（乐山）一带出征了。
       一九四四年从春到夏，“应社长”变成了“应老板”，各地观众争相观看应老板所带“中华剧艺社”的演出，认为是饱了眼福。剧社所到之处，大都得到地方各界人士的欢迎，特别是四月间到了嘉定，受到武汉大学“峨眉剧社”的热情接待，《峨眉丛刊》专为“中艺”莅嘉公演出了号外专刊，向观众推荐“从艰苦里诞生，在艰苦中成长”，而“没有被艰苦征服”反而不断发展前进的“中华剧艺社”，专刊以精练文字介绍了剧社，也介绍了演员。致使“中艺”在川百商的声誉广为传播，观众争若“中艺”演出的情绪更为热烈，这对剧社同人和社长应云卫都泛起大笑的精神慰藉。
       不过，此行也不是一帆风顺，剧社走上泸州这块码头的遭遇，就是令人不快的，因应老板和会计留在原-站结算帐务，大队先由刘郁民带队到了泸州，他也象应老板拜码头那样去拜会当地权贵一个什么司令，冷不防这个小军阀给刘郁民来个下马威，他说：“听说你们剧社有共产党，我要查明自！”他竟把刘郁民扣留了。那位响导朋友焦虑地跑回告急，赶快给应老板发了报警急电，他星夜赶到泸州，教回了刘郁民，使剧社没有误了在泸州的演期。但那些地头蛇们总想找剧社的麻烦，显是他们的威风，借慰问宴请为名，硬要我们的女演员去伴舞，又应应老板婉转说辞，才推脱掉他们的纠缠，保护了我们的女演员以免遭欺凌。
       在川西南的巡回公演，总的说来还是顺畅的，这一路除了演出《孔雀胆》、《天国春秋》还有《大地回春》几个老戏之外，还由刘郁民导演演出了一个沈浮写的《金玉满堂》，又名《不走正路的胡家宝》，还曾由章混导演了《大雷雨》，可惜不记得为什么原因没有演出。此外还由吴祖光导演演出了《棠棣之花》。这年夏天，巡回公演结束了，应老板又带着剧社回到了成都，安顿好了临时住处，让大家略事休息几天，就租了右照路青年会的小
       场子上演了《棠棣之花》，向成都的老相识们报告，“中华剧艺社”回来了。
       “中华剧艺社”打算订个长远规划，弄个固定的演出场所，应云卫曾一度动念要把座落在中山公园被废弃的仅有屋顶的破益民大戏院修一修备用。找行家一估计，等于新建，工程不小，在这个乱世难找愿意投资的有钱人，只好打消念头，让大家在那个破舞台上打个地铺暂时避避风雨。一边演《棠棣之花》，一边四处奔走设法。得到地方党和进步力量的帮助，租下了地处闹市区只有几百个座位的小川戏园子“三益公”。好在巡回公演的收入还有点余存，可以花点本钱将园子改造一下。为了长远计，暂时牺牲一点座位，把楼座的两侧座位拆掉，用芦苇围将起来，再加上舞台两侧，后台，把所有能够睡人的地方，都作为宿舍。让全体四十余人都能有个铺位，吃、住、排演、演出，日日夜夜生活在“三益公”，“中艺”有了新社址，应老板在川西重镇正式开辟了“码头。
       “中艺”在“三益公”的日子里，是甜酸苦辣五味俱全的，工作景况，经济景况，人事流动，都变化无常。开始一段，很有一点兴旺景象，艺术力量加强了，秦怡自重庆来留下不走了，李恩琪也正式进了剧社，肖锡荃、周彦也都来了。“三益公”开张不久，贺孟斧就导演了相当有水平的《北京人》，还有周彦写的《李香君》，刘郗民导演了《戏剧春秋》、《大明英烈传》，应云卫自己导演了《草木皆兵》、《离离草》和《上海屋檐下》、《日出》，肖锡荃导演了《群魔乱舞》、刘沧浪导演了《雷雨》。这时，日子过得比较轻松愉快，但这只是“三益公”开始的一段，没有多久，就出现了不景气，不知道为什么观众渐渐少了，营业额下降了，慢慢出现了入不敷出的赤字，而且赤字在不断加大。剧社除排维持一天两餐大锅饭外，买日用品的零花钱也不能按月发给了。应云卫为了应付旧债主结织新债主，不能不离开舞台，终日奔波于交际场所、跳舞厅。
       应云卫在“三益公”一年多的时间里，在经济上虽很困窘，但在政治上比重庆平静，这还是地方党通过各种关系为“中艺”铺路。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林业部副部长的陈离，当时是成都市市长，是位开明人物，经介绍应云卫曾去专程拜访，他对“中艺”就是很关照的，他的关照是有效的，就连那些军警党也不大来找麻烦。一天，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们还在台上演出，忽然有人找应老板，老应刚出大门，猛地围上一群打手，一句话没说，给他一顿拳打脚踢杨长而去，前台有人认识为首的就是某某人的少爷。究竟为什么？老应自己也不知道，他想不起在什么地方得罪了那个小地头蛇。剧社同人为社长挨打流泪，成渝两地的朋友纷纷给以口头书面的慰问，大家愤愤不平。应云卫对这场飞来横祸，为了剧社的安全，强压下自己的怒火，息事宁人了事。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情绪，他还反过来安慰大家，他若无其事地继续他的工作，而且工作得更加积极，真是大丈夫气概。
       也许是“中艺”命运乖舛吧，和在重庆祸不单行一样，在成都“中艺”不仅遭遇社长挨打的人祸，同时也遭了天灾。那就是刚刚三十几岁年华正茂的我们的好导演贺孟斧，突然间我们永别了。“中艺”定居“三益公”，他和大家一样住芦席围隔的宿舍，一天两餐大锅饭，然而他一家四、五口中有两个学龄儿童，孩子是需要营养的，和大家一样每天两餐大锅饭是不行的，况且这时社里连零花钱也发不出了，难忘的穷困煎熬令人愁苦啊！正好这时重庆“中电剧团”函请老贺去为他们导演一个戏。那是个官办团体，可以送点车马费，也能补贴点孩子家用，是好事，他自已愿去，剧社也支持他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到重庆不久就住进了医院，又遇上医生错误误了病情，他竟一病不起，终于被送到刘盛亚的田地上作了沈硕甫的鬼爷。濒耗传来，全社震惊。贺孟斧之死不止是“中艺”的损失，实是我国戏剧事业的损失。他是个治学严谨，工作认真，而有艺术修养的创作人才，他不仅善于导演，还对舞台美术有很好的研究，而又是一位当时少数斯
       坦尼体系研究者。他在“中艺”不单是导演了几个有独特风格的游戏，他设计一笼布景能计划精细到连用多少颗钉子都有准确的预算，为别社开创了精打细算和勤俭节约的好作风，对他的死，怎能不惋惜？怎能不悲痛啊！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当消息传到“三益公”的时候，我们还在台上演戏，这时不论是演员还是观众，都被激动得在剧场里待不下去了。当演出匆匆收场后，我们就拥上街头，跳啊，喊啊，奔跑啊，李天济跑过街口站岗的警察面前，扬起手拍了一下警察的脑袋，大叫一声“我们胜利了！”那警察不但没发脾气，还向李天济笑着招招手，满街满巷的人群都沉浸在狂欢的热流中。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八年艰苦抗战结束，我们胜利，这是国民族的大喜事，成都各界举行庆祝大游行，“中艺”出了彩车，由金淑之装扮了个自由女神，张着翅膀站在车上，赢得了人们的喝彩。人们对日本投降的喜悦还刚开个头，就被禁锢起来了，反动派忽然下令要八路军就地待命，不许进军受降，这意味着什么呢？乌云立即布满了天空，老应和许多有识的朋友一样，“感到了阴霾的压抑，尤其是跟着就是反动派发动了内战之后，平素似乎不热心于时事的老应，也关心起局势来了。前途究竟如何？是令人莫测的。在日本投降后的日子里，成都文化界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发动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许多活动中，“中艺”作为一支革命力量，总是走在前列的，在重要的《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书》上，以应云卫为首的“中艺”全体都签了名。
       “中艺”在成都，一直是和自己的领导人阳翰笙通讯联系着，剧社每一件事都随时向他报告，剧社每一个问题也都向他请教，他都一一解答。日本投降之后，整个形势起了变化，剧社应往何处走？下一步怎么办？这个大问题理事长一个人也不能作主，再加上个秘书长也不能作出决定，想召开理事会理事们也不在，没法，只有顾清阳翰笙安排了，结果是让剧社暂回重庆再作
       道理。在一九四五年年底，应社长带着“中华剧艺社”新老约四十名战士，结束了“三益公”的业务，告别了成都又回到了重庆。
       剧社回到重庆时，原来小茶馆后院的社址还住着“中艺”的朋友们，应社长把大家安排到即将在那里演出的“青年馆”后台，好在“中艺”这群人能属能伸已经习惯，什么条件下都能生活。姑不论剧社前途如何，应社长自有他的经营之道，他估计一别二年半的重庆观众，会等待再看“中艺的演出”，所以到重庆没几天就开始了演出，连着演了三个大戏，一个“中艺”的看家戏《孔雀胆》，一个《棠棣之花》，还有一个《雷雨》，接着还又和四川省剧校几位校友组织的“现代戏剧学会”联合演出了陈白尘的新作《升官图》，给一群反动官吏以辛辣讽刺。为配合政治协商会议工作，《新华日报》为演出出了专刊，扩大了社会影响。这个戏是应云卫所办的“中华剧艺社”在抗战大后方的最后一次演出，值得怀念的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秦邦宪、王若飞等同志和叶挺将军全家出席观看了首场演出，他们还在一块红绸子上签名留念，可惜这幅珍贵的红绸不知流落何方了，令人惋惜，更令人遗憾，遗憾的是在他们看戏的三天后，王若飞、叶挺同志等在去延安途中飞机失事，成了千古恨事。“中艺”同人沉痛地为重庆各界追悼会连夜布置了会场，全体都参加了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
       一九四六年春季，正是大后方民主运动蓬勃开展之际，一直比较稳重在政治活动场合少露面的应公卫，也不甘沉默了。继《对时局进言》的签名运动之后，中共又发动一次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的签名运动，应云卫和“中艺”全体都在《陪都文化界人士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书》上签了名。在戏剧节那天，重庆戏剧界抵制了张道藩主持的官家纪念会，而在江苏同乡会自己举行答话会，在这个会上发动了慰问较场口受伤人士的签名，应云卫和“中艺”同人踊跃签了名，第二天这封签名慰问信就发表在
       《新华日报》上。
       在“中艺”留在重庆的最后几个月里，应云卫带着“中华剧艺社”仍不减当年地活跃，但是这时社会劲乱是异常的，不能不波及“中艺”，当时影响最广的“复员”问题摆在那里，“中电”、“中制”复员的先头部队都走了，连“中术”的主要人员也都走了，许多团体都在搬迁。“中华剧艺社”虽不是下江来的团体，然而其成员绝大多数不是川籍，也有个复员的问题。按说这个在重庆为革命任务应运而生的戏剧团体，在完成了历史任务之后可以就地解散，但从道义上讲，从现实情况讲，能把团体释放让大家流落异乡吗？不能！一种责任感和患难与共的友情支配答老应，他想到应该把小兄弟们带走，让大家“复员”！他把这个想法告诉阳翰笙同志，阳翰笙大加赞扬：“好！云卫，你这个问题考虑得周到”。这样，应云卫在最后又挑起“复员”的重担，任重道远哪。
       可是，“复员”谈何容易？多少衙门、机关、团体要搬家，多少万千的男女老少要回四面八方去，有权有势再加有钱的都往抢交通工具，可是应社长不是个官职，应老板也没有资本，至今还拖着债务，既无权势又无钱，能和谐抗衡？朋友们谁都为此替他发愁，虽然有的同志在演完《升官图》以后，为了减轻他的负担自动走了，可留下还是个不大不小的队伍，走起来还是浩浩荡荡。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的老应，还是不向困难低头。他冲破了困难，硬是让大家“复员”了。他把汉口当作中转站，让队伍化整为零，一部分人赶“黄鱼”车去贵州转湖南云汉口，一部分人搭别人的“复员”船顺流而下，两队人马汇集到汉口，还进行了《孔雀胆》、《天国春秋》、《棠棣之花》几个戏的演出，开了点财源，年终毕竞让大家到了上海，“复员”成功了。然而应云卫并没因此轻松下来，他自己先谋到了电影厂的职业之后，还照管大家开大锅饭的生活，一直等到人人都有了去处，他才真正卸下了“中华剧艺社”社长的担子，全心全意回到了电影工作岗位。
       位。
       “中华剧艺社”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历史任务，于抗日战争年代战斗在国统区大后方，影响是显著的，他不仅上演了《屈原》、《天国春秋》、《升官图》那样直向反动派斗争的戏，取得了很大战果，还由于他不停地演出优秀剧目，为坚持抗战作出了贡献，在推动抗战戏剧运动上起到了杠杆作用。由于“中艺”的影响，成渝两地戏剧团体频繁上阵，而且所演的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党的作家和进步作家的作品，使反动派御用文人没有立足之地。“中华剧艺社”的进步影响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在经济上靠自力更生，勤俭持家，为在党领导下作贡献，宁愿承受困窘，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养成了为革命戏剧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中华剧艺社”在中国革命戏剧运动上是有功的。领头办剧社的应云卫是有功的。
       (一九八四年八月写)
       （上接199页）前提下和平解决这一事件，即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调停，争取蒋介石抗日。经过周恩来向各方面耐心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迫使蒋接受如下条件：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京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派各界各界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等。二十五日，蒋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忆成都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活动

       车 辐
       抗日战争爆发前，成都文艺作品多见于报纸的副刊，其中《华西日报》的副刊办得最久。主编余里，本名郝子承，满族人，他酷爱文学，对主稿方面，也能切合当时文艺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而且能包容双方乃至多方面意见，展开讨论。余里本人也以“民主讨论，自由发挥”为标榜，论较能持中。大众语讨论在成都第一炮打响就是在他所编的副刊上。这次论战虽然展开了，但没有结论，当时文艺批评理论方面基础薄弱，只不过把问题提出来，几个交锋，便草草收场。
       余里本人的“民主讨论，自由发挥”也是不彻底的，一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为他本人思想所局限，也就停步不前。最能表现余里思想的，就是一到“西安事变”时，他就骂起张学良来了。抗日战争起时，这位副刊编辑就投笔从政，到崇宁（今唐昌镇）县政府当科长去了。
       由于他酷爱文艺，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创刊的《四川风景》，他也以老大哥身份参加，提笔为文，而且掏了腰包，付出一份印刷费。
       《四川风景》是几个爱好文艺的青年组合起来的，他的成员有：早年在西江参加过革命的三星质（隐之），学写唯美派诗篇的冯秋华，被破产家庭抛出来的尹叔聪、唐苇航、车寿周等。还有一个与罗念生教授资中同乡的罗定中。这个人在《四川风景》同人中颇有点特殊。他参加过四川军阀的剿共战争，败下来后自费出版了一本小说集《梁河这边》，他的精神同他吃败仗一样被摧垮了。余里说他是在“歧路中彷徨”，其实他当时只有“仿
       “径”而不“歧路”，他的态度是鲜明的，他曾向年轻的车舟提出：“不要仗倒他们闹，没好处。”当时车舟闻已与《春天》半月刊中的羊角（张宣）、文秀乔等接近。羊角在川大学生中无论文章、讲演，都赫然露头角了。他在新都人廖登子（丛芬）编的文艺副刊《百花潭》上写了不少杂文，其中以《论屈义林竹》杂文轰动成都文坛，后来张宣到延安去了。
       罗定中他一个人去排字房，香稿、校稿，从印刷到出刊，一手代，但也代得过多一些，当时车耀先办的《大声周刊》，上面有一篇与《四川风景》社社员龚莹相同的笔名，罗定中凭他的政治敏感感到于他不对头，于是他未得龚莹的同意，就在第二期上越俎代庖地替龚莹刊出了“启事”，并很不是味道的写出：“恐冒及高明，谨在此一白。”
       他的特殊还在于他对他的文学事业，有一番干劲，他在短期内印出了《四川风景》小型丛书第一集，罗定中著《廖儿注》，辑七篇历史小说，在“全凭了几个爱好文艺的朋友，自挖腰包用热情和忠实来顶扛”去完成他小说的出版。
       这个刊物中也出现了几篇反映现实，揭露当时黑暗社会的文章，穆姆的《产妇》、果却（余进贤）的《读经救国》、伊人的《当铺》、车寿周的《夜的骚扰》、《三〇九五》、《盆地之上》等。
       当时罗定中已是饱经世故的中年人了，他对于进步的文艺活动，是敌视的，他想以《四川风景》为他人服务，进一步使之超然于事物之外，按照他的语言说：是不受“劫持”。除他之外，多是青年文艺爱好者，如果却的《读经救国》文中，指出：日本威胁下的“冀察当局”禁卖《沫荪文集》，文中写了孔夫子在陈饿饭，子路乞粮，颜回煮饭烧焦了的敌事，使“圣道”蒙了尘垢，有损于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在汉奸政权下提倡尊孔。作者反问道：“在全国男生叫、女生跳的抗敌声中，好象老远听着木鱼的声音，波罗波罗，岂不可怪！”这是《四川风景》这样一个远
       离现实的文艺刊物中，在抗战前夕发生的信号。果却放了第一枪后，他就此上延安去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起来的时候，《四川风景》大部份年轻的社员，不能再象罗定中那样平静了，他们的笔，为抗战而活跃起来了，那个写“许多日子倦恋于花床间”的年轻诗人冯秋华，也高歌出：“四万万五千万的逆行曲，因为我们已突破了坚固的牢房，挣断了巨大的铁链，我们要开始同敌人拼命了！”
       “七七”抗日战争烽火燃起后的两个月，《四川风景》第二卷一期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出刊了，它刷新了这个以文艺小摆设自居的刊物的面孔，写出社论：《我们在抗战中的岗位》，指出：“是中华民族主动的解放战争，我们应使它扩大而加深，力求彻底的解放。”宋昭华写了《问归国的人》，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专横统治下的欺骗活动，借一个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口中说出了日本帝国的疯狂和它潜藏着的虚弱。这一期最后一篇《一个小组合议的记录》，记下了我们神圣抗战中爱国主义文学，“它当然不是法西斯蒂文学，……它的目的在于保卫自己民族的生存，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拥护各党各派的联合战线。”
       当它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成立后，新一卷四期上写历史小说的苏子涵在祝词中提出：要求文艺界要团结得“成钢骨水泥，而变成金刚钻”，“只要愿意从事文艺而不作汉奸的，都吸收。一方面增加本身的力量，一方面也可使英雄有用武之地。”这一期还发表了水草平（钟绍锟）的电影剧本《游击队》、孟引（朱彝帆）的小说《逃脱者》、尹叔聪的《夜袭》等。
       从作者的阵容上看来，进步力量取代了倒退力量，团结了在地方军人势力下写诗的叶非络。由周文同志领导的地下党党员就有两位作了《四川风景》的中流砥柱，而左翼文人孟引等，也乐
       于为刊物写文章了。这种巧妙的人事安排，是经过地下党文艺小组细心研究过的，特别是周文同志，他呕心沥血，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常常在方池街对池塘的一间小楼上通宵达旦地工作。
       展示了以抗战文艺姿态出现的是成都文艺工作者协会出版的《金箭》月刊，他的成员有川大的陈思琴、羊角。还有地下的戴碧湘、孟引等，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抗战到底和为抗战而努力文艺方向的主张，出现了几篇反映现实的好的作品。《四川风景》趋向积极抗战的态度，是受《金箭》影响的。
       这时候出现了一支文艺生力军“青年文艺研究学会”，团结了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有好几千人，在《四川日报》出了一个周刊《青年文艺》。另一批文艺青年成立了“火炬社”，出版了刊物《火炬》，他们和《金箭》遥相呼应，力主继承“五四”精神，要求来一次新的启蒙运动。
       以上这些文艺团体，文艺活动，离不开党的领导，从成员上来看，地方的文艺工作者占绝对多数。以后，省外各地从事文艺活动的作者们，先后来到成都，出版了《战旗》、《群众》、《惊蛰》等综合性刊物，每期中都有反映抗战现实的文艺作品，在互相影响、互相砥砺的情况下，发出光和热。
       以后由于抗战的时间延长，人力的分散，刊物销路欠佳，经济困难（都是自己掏腰包。靠捐助。）和反动政治上的压力，不能维持下去，《金箭》、《四川风景》、《火炬》、《群众》等刊物先后停刊。《金箭》出到第五期，为成都警备司令部强令停刊，主要人员上了黑名单。剩下来的文艺园地，只有《华西日报》副刊，恰巧肖军来到成都，在《新民报》副刊上辟了文艺新园地，还出了《国防文艺》周刊，《四川日报》也出现了《文艺阵地》，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中，他们却以战斗姿态出现，车瘦舟的家首先被炸，肖军就及时地组织他写了《家屠在火场》，揭露日机滥炸不设防城市的罪恶！肖军编的副刊，战斗气
       氛浓厚，鼓舞作用大。
       这一时期内，一些爱好文艺的大学教授们如谢文炳、罗念生、方敬、卞之琳等，出版了《工作》，上面有何其芳、沙汀、SY等人的文章，其中以何其芳驳斥为汉奸文人周作人辩护的文章，最为人称道，有的学校拿去做教材。
       周文等办了《文艺后防》旬刊，反映大后方抗战的各个方面，并把十天内所发生的社会突出事件及时地反映出来。时间上来得快而又丰富多彩，深受群众欢迎，开通俗文学作品的先河，出现了民歌、川剧、唱本等形式。《星艺报》上也展开通俗易懂的文艺宣传，裁出了老舍的京剧《忠烈图》、冯玉祥将军的顺口溜、运用了金钱板、莲宵、鼓词、弹词、地方戏曲等形式，在抗战救国的宣传鼓舞下，起到一定作用。
       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的大团结，它的组织工作直接由党领导。会员有：周文、赵其文、陈翔鹤、水草平、李勤人、周太玄、熊佛西、林如稷、谢文炳、叶廖、刘延年、杨波、江农、肖军、任钧、王隐质、苏子涵、曹葆华、车韬、周煦良、肖蔓若、陈思岑、厉歌天、陶雄、吴先忱、毛一波、洪毅然、苏文、孟引、穷发、白堤、洪钟、王冰洋、罗永培等六十余人。总会派冯玉祥、老舍来成都祝贺。参加祝贺的还有旅外剧队的吴雪、臧碧湘、王少燕、苏受吾等。并拍照纪念。会中选出李勤人、周文、肖军为理事。
       二月十六日出版刊物《笔阵》；并与总会合编《通俗文艺》，由周文主编。《笔阵》的出刊，按胡由李韵人慷慨捐功印刷用的嘉乐纸，在最困难时刻，还将嘉乐纸卖一部份作为印刷费。国民党反动派的限制、压迫、摧残，无所不用其极！仅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在成都禁止发行的杂志刊物竟达二十八家之多，其中有《大声周刊》、《星艺报》、《五月》、《蜂》、《雷雨》、《学生文艺》、《文艺后防》等。一九三九年，压迫得更厉害了，党组织指示周文等撤退。同时撤退的还有吴雪领导的四川旅
       外剧队。诗人曹葆华写了“西北风不曾卷霾过你么？”之后，也去了延安。由于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他们步行三千余华里，走了两个多月，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形势的变化，为了应付恶劣环境，布置新的战斗，成都文协分会安排新的阵容，于一九四二年三月改选理事，选出了李劼人、叶圣陶、陶雄、牧野（厉歌天）、陈翔鹤、王余杞、王冰洋、苏子涵、车瘦舟。牧野和厉歌天主编《笔阵》。
       一九四三年夏，中华剧艺社应《华西晚报》之请来到成都，名义上说是为该报募捐，实际上是暂时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转战川西，保存力量，继续宣传抗日。是周总理通过南方局布置地方党组，对“中艺”加以保护和协助。“中艺”的到来，在内地与外省文化的交流下，使成都文化、民主空气一下子达到炽热的程度。他们从重庆带来了夏衍的《第七号风球》、郭沫若的《孔雀胆》，第一炮就打响了！演员也是原班人马：白杨、路曦、路明、金淑芝、吕恩、秦怡、张瑞芳、舒绣文、谢添、陶金、魏鹤苓、应云卫、贺孟斧、耿震、吴祖光、丁聪、方菁、陈白尘等，真是群星灿烂，人才会萃。这又与各地来的文化学术界的人士，如黎澍、黄药眠、叶丁易等会合，一扫成都这个古老城市那种闭塞、沉闷、压抑的空气，带来了绚丽多采、刚健朴质、新鲜活泼的空气。文艺阵地方面，密切与之配合，陈白尘、丁聪编辑了《华西晚报》的艺坛，《华西日报》的《星期文艺》，展开了拥护杂文，反对杂文的论争；对于贬低屈原者的驳斥，既团结又斗争。在这些进步刊物影响下，甚至那些反对报纸的刮刊，也有些进步倾向。为各报刊写稿的，大半出自成都文协分会会员之手。来成都的话剧、电影演员，都作了文协会员，实力大增！此外美术界的刘开渠、程丽娜、厌薰琴、雷圭元、张涤今、谢越生、舞蹈界的吴晓邦等，不论是总会会员，或是分会会员，都积极参加文协所发起的一切活动，特别是民主运动，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要求民主权利、写作自由和报刊言论自由。
       分会响应总会号召，募集援助贫病作家的基金，并分发到贫病作家病床前。如张天翼养病于郫县乡下曾绍兴家，文协会员则分批前往慰问；牧野养病于华西后坝肺病疗养院，也不断有会员前往探病；诗人江村肺病死后，文艺界多自动捐助治丧费用；著名演员施超在演出中吐血，他和江村死后，均由车辐捐赠土地安埋。一九四四年西南剧展，参加展出演员及工作人员五百三十人中，有五十三人患肺病，二百一十二人患疮疾，贫病纠缠于文艺工作者，当时总会在南方局支持下，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开始筹集援助基金，在很短时间内募集七百多万元。援救了进步文艺友人，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文化专制下所谓“文艺政策”的罪恶！成都分会会员都积极捐助，有的还捐出了稿费。
       成都文协经常举行有意义的集会，如一九四二年九月，欢迎路过成都的冯焕章（玉祥）、老舍、王治秋、叶麋（石荪），这次集会正是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中。他们来出席欢迎会，支持了进步的文艺活动，使成都的抗战文艺运动向更坚实、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会后并拍照纪念。（见图）
       一九四三年六月，成都文协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欢迎由重庆来成都演出的中华剧艺社，可称为一次全国文艺界的会师和检阅，也展示了它的力量。当时“皖南事变”的阴影还笼罩着成都、文艺活动处于低潮之时。随着中华剧艺社中一些作家（杨村松、赵懋深、贺孟斧、陈白尘、沈扬、耿震、张骏祥、吴祖光、一聪、刘开渠等）的到来，驳散了乌云，改组了成都文协的领导机构，由陈白尘等同志挑起了担子，积极开展活动。在陈白尘编的《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副刊上辟有一个小栏，叫《亮话》，以尖锐杂文笔调，向敌人掷出投枪。有时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处扣了稿子，挖出空白的地方，由陈白尘用化名“江浩”或“浩”马上填补，象匕首一样尖锐。
       当时四川大学学生进步活动，是通过进步组织民协领导的，经常去请陈白尘等参加他们的文艺活动。一九四五年端午节，川大
       文艺团体举办诗人节，请了叶丁易、陈白尘参加，会开至深夜，他们一直坚持到散会后才步行回到《华西晚报》五世同堂街住所。
       同年十月，成都文艺界在新南门外竞成园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叶圣陶先生五十寿辰，除中华剧艺社主要成员参加外，还有成都文艺界的陈翔鹤、李华飞、陈思苓、李济生、王少燕、洪钟、谢冰莹、陶雄、杨槐（车辐）等人参加。叶圣陶的夫人和子女也参加了。与会人用诗朗诵为老人祝寿，情绪热烈，轮流上前举杯祝寿，集一时之盛。
       另外如王礼锡、郑伯奇、白朗、宋之的、葛一虹、卞之琳、戴爱莲、方敏、朱自清、朱光潜、萧每载、沙汀等往来成都，文协都有接送，并在汪家拐清华大学同学会的草坪上举行班欢座谈。
       中华剧艺社作为一支革命力量，总是走在前面。八年抗战胜利后，反动派又要打内战了，在《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书》上，以应云卫为首的“中艺”全体成员都签了名，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一系列活动中，“中艺”总是站在行列前头，在戏剧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成都文协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转入低潮，但仍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直到成都解放。成都文协由李劼人执笔，写文欢迎解放军入城、拥护党的领导。同南下的、地下的同志会师了。
       (一九八五年四月写)
      
记在郫县的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

       中共郫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
       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是在中共四川地下党的支持和文化艺术界学者名流的热情帮助下，于一九三八年秋在成都创办的。
       校长熊佛西先生是戏剧教育家，是我国文化界知名人士，思想进步，倾向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剧校聘请的主要教师有叶鼎彝、张季纯、章泥，陈白尘等都是文化界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教师和学生中建立有中共地下组织。
       “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变本加厉，疯狂侵略，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背向同胞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拯救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全面抗击日本的侵略。
       抗战时期，地处大后方的成都也遭到了日寇飞机的狂轰烂炸，剧校完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决定疏散迁移到郫县乡下。这一消息传出时，许多师生认为“与其在后方受气，不如干脆到前线去抗日”。上级地下党组织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指出，坚持学习就是坚持抗日，当前应认真学习为储备人才而努力奋斗。通过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说服了不同意见，安定了师生们的过分激动情绪，为在后方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作好了思想准备。
       一九三九年初夏，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迁来郫县新民场
       吉祥寺内（现新民场中学校）草草修葺，继续行课。
       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以下简称剧校）迁来郸县后，校长熊佛西先生在剧校地下党的发动、组织和支持下，积极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首先在剧校内部办起了各种宣传抗日的情报、专刊，报导抗战消息，鼓舞抗日斗志。创办的《戏剧岗位》刊物，在学术上主张自由，政治上主张抗日。
       剧校师生不仅在学校内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而且还走向社会，深入农村，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校长熊佛西先生亲自到县城，在机关法团的联席大会上，以《抗日——吾人之使命》为题作了感人肺腑的演说，讲了三个多小时，大长了中国人民的意气。在郸县机关法团中，为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剧校师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组织宣传队，编排抗日戏剧和抗战歌曲，在郸县的村镇举行公演，先后演出了陈白尘的《群魔乱舞》，熊佛西的《过渡》，夏衍的《一年间》，宋之的和老舍合写的《国家至上》以及其他抗日进步戏剧《中华民族的子孙》、《青纱帐里》、《保卫芦沟桥》、《放下你的鞭子》、《渡黄河》、《害群之马》、《家破人亡》、《阿Q之死》等。演唱了《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剧校师生甚至深入农家院坝，用短小精干的独幕话剧或雄壮高昂的歌声振奋农民的抗日精神，形式多种多样，深受郸县人民欢迎。尤其是《黄河大合唱》演出后，很快传遍各地，大人小孩都纵情歌唱，抗日歌声响遍骋城——郸县。
       剧校学生不仅自身演戏，还组织农民演出，在农民中培养艺术人才，如现合川县川剧团团长黄秀松就是当年农民演出队的队长。
       更使人感奋的是一九四〇年，学校经费被扣，演戏无钱，师生们为了宣传抗日，不少人将箱子、铺盖送进“当铺”，筹集资金，把《国家至上》的剧目搬到了成都演出。由于广大师生的努力，演出取得成功，大大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为了提高附近农民的文化知识，进一步宣传抗日救亡的道
       理，以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周文耕（公开身份是剧校图书管理员）为首主办了农民夜校。夜校共分三个班：青年班、妇女班和儿童识字班。青年班由中共地下党支部委员、剧校学生蒋逐非、龚仪宣等担任教学，妇女班由中共地下党员、剧校学生陈在华等担任教学，儿童识字班由剧校学生贾学勋担任教学，除了学文化、学政治外，还教唱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戏剧。此外还特别注意组织农民学习《新华日报》，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主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三个班的学习都紧密围绕着抗日救亡运动，在民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神子。夜校学员张文成，黄维楷等深受影响，思想进步，及至解放初期积极参加土改工作，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分别担任吉祥村和鹅颈村主席。
       为了抗战，中共剧校党支部发动党员和进步同学捐款购买物品慰问军属，给军属献诗写慰问信，激励军属支持自己的子女参军参战、抗击日寇侵略。中共地下党员、剧校学生张忠海在献诗中写道：“送你几把面、送你几盒糖，父老呵，你不要惊慌，我们虽然不认得你，可知道你的儿子在打仗，为国流血在战场……”情真意挚，感人至深。
       经过宣传，人民群众抗日激情空前高涨，剧校师生与当地群众一道，于一九四〇年七月为英勇抗击日寇侵略者而壮烈牺牲的烈士们建立纪念碑，碑体呈六方柱，矗立在新民场公园的花圃中。校长熊佛西先生亲书“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碑下端左右各跪着汉奸，美国威祥卫大妇的石像。竣工揭幕之日，回乡群众远道赶来，与剧校师生共同举行典礼，熊佛西先生还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抗日演说，高呼口号，群情激愤。
       剧校师生抗日救亡活动的进步行为，激怒了国民党四川当局，他们决意扼杀剧校，说剧校是“赤色染缸”，不能容忍，借故财政紧张，拒不给剧校发放经费。剧校师生四处奔走，多方努力，但迫于经费无源，难以支持，于一九四一年夏停办。剧校
       停办后，音乐科并入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科转入江安国立剧专。
       剧校等办了。然而，剧校抗日救亡的精神长存！经过艰苦锻炼的进步师生，虽分散全国各地，仍不忘抗日救亡宗旨。道别之时，相互勉励，要继续从事救亡活动，发扬剧校精神。施明、刘介如等奔赴延安，坚持抗日；龚仪宣、曹逐非等坚持在成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刘沧浪、李天济、余昌霖、贺学励等继续投入进步的戏剧艺术和舞台工作……
       剧校停办，虽已四十余年了。但是剧校抗日救亡的精神和师生们的爱国行动，一直深深地铭刻在郫县人民的心中，激励着我们前进！前进！
       （一九八五年五月写）
       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也叫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开始。一九三七年六月起，日本侵略军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宛平附近连续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七月七日夜，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这些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军队拒绝，日军即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推动下，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七月十一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
      
忆反动派破坏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罪行

       李英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我在成都县立中学读书，由田家英同学的介绍，开始投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参加过“大众读书会”、“星芒社”、“群力社”等救亡团体。一九三七年冬，我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一九四一年三月，我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囚禁在成都警察局、省保安处、宪兵二团、省特委会等的监狱和重庆集中营，一九四四年叛变后加入中共干特务勾当，直至解放，因而对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的阴谋了解较深。经过回忆并参照有关资料，写成此篇以供研究参考。
       一、抗战初期的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旨在灭亡我国的侵略战争，江南北围，战火纷飞，而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成都，却依然沉睡。代表商业繁盛之区的春熙路，仍是军阀、官僚、豪绅、把头和一切冒险者巧取豪夺之地，赌场妓院，烦嚣达旦。
       一九三七年冬，成都文化界的共产党员在戏剧、文艺、新闻从业人员中，积极组织宣传抗日救亡团体，祠堂街的进步书店亦相继出现，各阶层各行业的抗敌后援会亦相应成立。
       祠堂街的八十八号是新华书店和《新华日报》的营业部，十八集团军驻蓉办事处负责人罗世文烈士就经常在那里指导工作。营业部在有两个竹书架上的陈列着毛主席著作单行本、朱总司令的军事论文小册子，以及《群众》、《解放》等革命期刊，深受工人、学生的欢迎；贴在门外报架上的《新华日报》被大批读者层
       层围观，都争取先睹为快。
       牌坊巷口是读书生活社，精装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于一九三八年在那里首次发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宁吉夫的《政治经济学》是该店的畅销书。
       再往东行，是有名的“星芒社”和“战时出版社”。杨道生烈士编辑的成都唯一的《英文周刊》即在那里发行。
       “星芒社”不单是一个进步的新闻通讯社，而且是一个群众性的救亡团体。它有一个拥有几百人的“星芒乡村宣传团”和“歌咏队”，还有一个一九三八年一月创刊的《星芒周报》。但《星芒周报》发行不久，即因经费困难而停刊。一九三八年三月开始重组，更名为《星芒报》决定五日出一中张。三月十八日在青年会召开筹备会，出席者有黄宪章、吴先忱、邓均吾、张志和、姚俊闻、杨村彬、冯雪樵、唐征九、任钧、周文、孙蕴实、杜浮生、黄文涛等人。改组重创后的《星芒报》于四月十五日出版。（我在另一篇文中提到过《星芒周报》省文联和北京《农民报》的车箱、黄是云先生曾来函指出：“《星芒周报》是《星芒报》之误。”其实《星芒报》的前身确实是《星芒周报》，特此说明。）
       战时出版社对门是新知书店、文艺爱好者之家，从荷马、但丁到惠特曼、罗曼罗兰，从鲁迅、茅盾到艾青、田间的文艺名著琳琅满目。
       八十八号新华书店对门是规模较大的生活书店，精装的《鲁迅全集》第一次就在那里与成都市读者见面，中外名著、社会科学从启蒙到专著的出版物，可以说应有尽有。店堂内人群往来不息，特别的是经常有一批穷苦学生和机关小职员长时间地站在书架前专心捧读。书店人员对这批不花钱的读者不但不厌烦轻视，而且还关怀备至。曾在党中央工作过的田家炎，就是那里的站读者之一，他在那里读完了高尔基、托尔斯泰、雨果等人的长篇巨著。
       生活书店西邻是车耀先烈士开设的努力餐厅。“要吃革命饭，请到努力餐。”这是当时在成都流行的一句口头语。餐厅楼上是著名的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刊物《大声周刊》社。
       再往西行，就到了学抗的机关刊物《战时学生旬刊》社，康乃尔、王大化同志曾经常在那里活动。康乃尔同志当时是川大学生，他经常在祠堂街作街头讲演、控诉日常侵略军在华北的血腥罪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取得的震惊中外的战果。他讲得来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激起听众们摩拳擦掌、义愤填膺。讲后还领头高呼“反对投降倒退！”“要把抗战进行到底！”……
       一九三八年，活跃在原少城公园和祠堂街的救亡组织很多，单就上述几家进步书店来说，他们不是经营书刊的纯商业性组织，而是一支救亡的小分队。每个书店都成立得有读书会，从经理到财会人员，从营业员到煮饭师傅，都是读书会会员，学习讨论是他们业余生活的重要环节。他们不仅勤于学习，而且黎明即起，随即在祠堂街少城公园散步小跑，锻炼身体。并组成“晨呼队”，“敢开嗓门高呼抗战救亡口号，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抗战进行到底”等口号迎接着朝阳。到了晚间，晨呼队又变成了歌咏队，自己唱，教居民唱，《义勇军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我们在太行山上》的歌声被伏此起。
       此外，还有“天明歌咏团”、群力社、“大众垦报社”、“星芒社”、“大声社”、“大众读书会”、“妇抗”、“工抗”、“青抗”、“学抗”、“东北救亡协会成都分会”、“文化界救亡协会”、“剧人协会”、“抗敌剧团”、“旅外剧队”、“文艺界抗敌工作团”等也经常在少城公园和祠堂街作救亡宣传。著名作家、教授、文化人如马寅初、李公朴、邓初民也经常在那里发表宣传抗战的演说，著名电影演员如赵丹、白杨、宋之的、陶金、章曼蘋、杨露茜、魏鹤龄、顾而已等，也曾在那里作街头演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是国际反侵略局的文化日，成都文化界联合各救亡团体发起全市火炬大游行。午后三时在祠堂街开大会，会后赴丹、章曼菊等演《放下你的鞭子》，顾而已、白杨等演《我们大家一条心》晚七时开始万人火炬大游行。
       成都新闻文化界把这次火炬游行誉为成都救亡运动的“界碑”，说它“揭开了救亡高潮的序幕”。
       二、国民党的“人民团体指导委员会”
       “川大稻章案”和“天府中学事件”
       在成都救亡运动高潮中，许多文化人自费组织报刊，大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国民党政府不但不鼓励支持，反而不择手段地加以阻扰破坏。当时国民党省党部设置的“人民团体指导委员会”，就专干这种破坏勾当。
       一九三七年八月，成都文化界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接着，杨伯铠、车跃先等先后组成《国难三日刊》和《大声周刊》，杜浮生等组成《四川日报》等等，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省党部“人民团体指导委员会”即以“未经向政府呈请立案”或者“不合立案手续”、“未经批准、摘自组织、份子复杂”等为借口，勒令停止活动。
       一九三八年三月六日，成都文艺界组织“文艺界抗敌工作团”，召开发起人大会，由周文担任大会主席，推选出周文、马宗融、孟引、沙汀、水草平、方极庵、任钧、蔡天心、陈思岑、毛一波、张宜等为筹备人。会上决定工作原则之一就是“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复兴社特务、省党部委员兼“人民团体指导委员会”负责人周遂初，以文化文艺界的抗敌工作，中央设有专门领导机构，该抗敌工作团不仅要在成都的政府机关立案，还要得到中央批准始能活动，一直不准成立。
       四月一日成立的“成都中苏文化协会”，周遂初虽仍不同意，但碍于发起人中不仅有共产党员，而且还有国民党和青年党
       的头面人物，因而不便公开制止，仅在暗中布置各级党部加以监视。“《中苏文协》的发起人有：陈紫舆、高煊、石友信、邓只淳、沈天泽、舒君实、李劼人、叶耐苍、段可情、孟寿椿、黄宪章、彭兴道、马宗融、张表方、罗世文、黄澜中、张云伏、高兴亚、沙汀、李筱亭、蔡军识、李嘉仲、于渊、帅吕书、王永和、张秀熟、张志和、刘披云、肖四勿、陈斯孝、王志之、吴景伯、王干青、张克林、曾子玉、熊子俊、杨伯铠、袁育梵、陈克铭、赵思兰、骆德荣、刘子瑶、董问樵、张斯可、余中英、张凌尚、黄岛晴、魏时珍、冷曙东、田伯与、车耀先、李璜等。
       国民党破坏抗日救亡的另一手段，就是制造事件和栽赃陷害，一九三八年在成都发生的“川大稻草案”和“天府中学事件”就是明证。
       “川大稻草案”
       一九三七年冬，国民党在成都北郊修建凤凰山飞机场，命令有关县政府征募民工齐集该地。当时气候严寒，民工白天吃不饱，晚间睡在露天田野上，冻馁交加，备受煎熬。川大学生抗敌后援会奔走募捐，将募得的钱买成鞋袜、稻草及食品，送往凤凰山慰劳民工。“川大抗敌后援会”常委会推康乃尔负责这项工作，被钻进后援会中的一小撮反动份子，受国民党支使，诬蔑康乃尔在买稻草时“吃了回扣，喝民工的血”，企图在学生中破坏康乃尔的威信，从而破坏救亡运动。部份不明真象的学生要求清查所谓“康乃尔稻草案”。于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在皇城内成立了一个所谓“川大抗敌后援会清帐委员会”，推出法学院的陈开运、周畅富（均殪兴社份子）等人负责。陈开运根据他们的清帐结果，向成都地方法院提出控告。内容是：
       一九三七年冬，川大学生抗敌后援会的康乃尔和王玉琳两人，为慰劳机场民工，向草贩子彭云章购稻草三万斤，议定每万斤八千五元，共计二百五十五元，但康、王两人实际只收草二万斤，以一万斤作为回扣，从中贪污八十五元。请法院惩办康乃
       尔、王玉琳两人贪污公款、破坏抗战的犯罪行为。并附有卖草人彭云章盖了手印的证据。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成都地方法院传讯康乃尔和王玉琳，并彭云章出庭作证。他们妄想康乃尔的“稻草案”一成立，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就会一蹶不振。但事实总是出乎反动派的意料，他们得到的是使他们垂头丧气的苦果。
       在法庭上彭云章说：“川大的康先生、王先生向我买了三万斤草，设定每万斤八十五元，我分为两次交付，一次是两万斤，一次是一万斤，他们的钱也是分两次给我的，一次是王先生给我五十五元，一次是康先生给我二百元，二百五十五元我都全部收清，他们并没有向我要回扣。”
       地方法院检查官巫德元问彭云章：“康、王两人既然没有收你的回扣，你为什么要诬赖他们？”
       彭云章说：“这是川大的几位先生把我传到办公室钟主任那里，拿出他们写好的证据，强迫我捺的手印。”
       致使原告人陈开运非常狼狈，他只好喃喃地说：“查帐不是我去的，是周畅富和魏甫南去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地院检查官巫德元只好以事出无稽，予以驳回。原告人陈开运等仓皇离开，丑剧真象，于此大白。
       “天府中学事件”
       天府中学设于正府街，为军阀杨森所创办。先后由杨森的舅子肖寿眉和杨的姨太太汪德芬任校长。肖寿眉曾任杨森二十军的军法处处长和军械处处长，杨森的核心组织五育社亦由肖负责，他在一九三八年，还兼杨森集团军驻蓉办事处处长。
       一九三八年五月八日，天府中学地理教员张克林在课堂上讲苏联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肖寿眉校长听到说苏联好，就火冒三丈，认为张克林在宣传赤化，立即停止张克林上课。并向学生说：“苏联是共产党国家，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学校不允许任何人宣传赤化。”
       张克林退出学校后，以中苏人民的友谊在抗战期间正确密切的时候，肖寿眉竟公开发表上述荒谬主张，并忽视言论自由，无理黜退教师，在五月九日写了一封《给天府同学一封公开信》表示抗议。信中揭露了肖寿眉一贯的反动言论。此信由“星芒社”发表。后经《四川日报》转载。这就更加触动了肖寿眉的反共神经。他一方面收买一批不明真象的少数学生和二十军的下级军官到祠堂街找“星芒社”靠背，“星芒社”设在“战时出版社”后面，他们竟将前面的“战时出版社”也捣毁了。另方面恶人先告状，他向成都地方法院控告张克林、“星芒社”和“四川日报社”毁坏他及天府中学的名誉。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地方法院传讯“星芒社”及“四川日报社”负责人。“星芒社”及“四川日报社”的代表理直气壮地按时出庭，但肖寿眉却因心中有鬼，直到午后三点都不敢出庭。法院在原告缺席的情况下，只好作为调解处理，以不了了之。
       “战时出版社”负责人杨道生向成都地方法院提起控诉，要求肖寿眉赔偿损失。肖闻讯即找人向“战时出版社”说好话，同时向法院活动，结果也不了了之。
       三、“群力社事件”经过
       “群力社”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救亡团体。一九三八年春成立于成都锦江街（今蜀华街）井八号，负责者有原《四川日报》总编辑黄启明和社疑等。同年三月，贵阳、西安两地的反动政府解散当地的救亡团体，并逮捕其负责人，有几十人从贵阳流亡来到成都，并入“群力社”，流亡中的黄敏（生民）刘一亮、罗荪、何振华、王平等还被推为该社理事。因此，一些人把“群力社”称为“流亡者之家”。一九三九年春，反动政府在成都策划大逮捕大追害的前夕，“星芒社”亦由祠堂街迁往蜀华街与该社合并。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至十：1：为彭县放家场的城隍会。
       “群力社”派了一个十一人组成的宣传队去作抗战救亡宣传，第一天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大家一条心》，并教群众唱歌救亡歌曲。继彭县之后又徒步到新繁演出。二十日，与“郫县抗敌后援会”联系演出，但该县县长黄云汉竟派第三科科长何荫徽率领一队警察将宣传队包围，勒令停止活动。何荫徽说：“县政府奉到湖北省兵公署的电令，说你们宣传队分子复杂，有些人有托派嫌疑，现将你们拘留，不准自由行动。”宣传队负责人陶骞苏（可能是，但已记不确切）向县府几经交涉解释，均无结果，乃派一队员乘间回成都报信。二十日午后三时，“群力社”派出慰问队到石灰街等候，准备慰问受拘留的社员。一个不辞劳苦，为抗日救亡奔走的救亡团体，受到这样的无理遭遇，立刻引起全市救亡组织的义愤，纷纷派队参加，市民群众也自发加入。约四时许，一支数千人组成的自发游行行列，簇拥着由郫县押回的宣传队队员，从西门进城，浩浩荡荡地准备奔赴四川省政府，要求保证抗日救亡者的人身自由，要求停止一切破坏抗日救亡的反动活动，要求惩办破坏抗日救亡的郫县县长黄云汉，沿途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口号，群众越裹越多，声势越来越大，彻底践穿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
       当时，省主席刘湘刚死，由秘书长邓汉祥代理，邓怕事态扩大，立即打电话找“四川省动员委员会”宣传组长王伯与（以后任省政府编译室主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出面调停，王伯与找《四川日报》的杜浮生、黄启明、尹志圻等协商，杜、黄等于秦熙北段孙中山铜像前，把这支队伍说服，始行解散。
       四月二十五日，“群力社”派代表到省政府找邓汉祥，邓派王伯与代为接见，“群力社”代表提出：“我们都是抗日救亡青年，根本没有什么托派，如果拿得出证据来，可以按汉奸处理。”王伯与说：“这全是误会，邓代表席表示歉意。”“群力社”代表提出：“第一要保证抗日救亡人员的人身自由；第二，政府不能以
       立案程序对抗日救亡团体百般刁难，应该保证人民的爱国自由；第三、惩办破坏抗战救亡的官吏，如邹县县长黄云汉这类人物。”王伯典代表省政府表示接受，并允与救亡团体活动上的便利。
       四月二十六日，“川康社”却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群众社’与邹县县政府误会事件已告解决。二十五日‘群力社’代表晋谒省动员委员会宣传组织长王伯与。王谓：‘近来热心救亡青年多自动组织救亡团体，不请立案手续，故常在工作上与政府发生误会，诚为遗憾。今后在手续上应尽量予以便利云。’”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晚上，细雨纷飞，寒风瑟瑟，“群力社”正在锦江街三十八号举行小型晚会，由黄启明作时事报告，内容是平型关战役的辉煌胜利。黄讲毕，任钧朗诵他的诗作，接着是王华、张炎、严寒等协进中学学生唱救亡歌曲。当时会场没有电灯，点的是牛油烛。突然一群舞枪实弹的警察涌进会场，将与会者全部包围，带队警官宣称：“奉省会警察局局长周极堂之令，‘群力社晚会’停止进行。”说后就用电筒射着每个人的面孔问姓名，当问到李英时，警官说：“我们要逮捕的就是这个人”。“群力社”党的负责人黄启明和黄敏立即挺身而出，迎着警官的枪口提出质问：“他犯何罪？你们为什么要抓他？”警官说：“他是共产党”。黄启明满脸怒火，但仍沉着而严肃地问：“有什么根据？就算是共产党，共产党抗日救亡又有什么罪？”警官顽强为英地说：“这与兄弟没有关系，兄弟是端人碗受人管，上命所差嘛。”黄问是谁下的命令？警官被迫从口袋里取出省主席王绪绪的手令：
       “项奉中央密令，查李伯群系中共川滇黔交通负责人，现任成都锦江街‘群力社’，着即逮捕胡案究办。此令”
       王绪绪
       “群力社”是有个李伯群，贵阳人，一九三七年在贵阳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贵阳国民党省党部以托派
       嫌疑的帽子逮捕了贵阳中学寒假工作团救亡青年二十余人，李伯群是由寒假工作团选来成都参加了“群力社”，他当夜却也参加了晚会。黄启明为了掩护坐在后排的李伯群，立刻表示：“好！小李跟他们去，我也去！”黄敏也涌上去说：“我也去，救亡，我们不怕坐牢！”于是，一队警察，排成两行，把二黄一李押在中间，押入祠堂街警察三分局，次艇五点转送到华兴街警察总局监狱。第二天午夜十二点转送到城守东大街东安里省保安处监狱。把我们三人囚禁在一个牢房。黄启明在抗战前曾被囚禁于四川反省院，抗战发生后，经党交涉始被释出。不到一年，又关进牢房，他身染结核病而不幸在平，深为朋辈所敬重，他在狱中的斗争，更令人钦敬。黄敏在背后用一句狱卒听不懂的话说他，“其坚也靡而不缕，其白也涅而不缩。”这并非过誉，他的坚定立场确乎如此。十二月，《四川日报》的记者给我们三人拍了一张坐牢照，并在照片后面写了这样一句话：“他向敌人怒视着。”“怒视”二字凝结着他要对党说的千言万语，表达了他的决心，表达了他的誓言。一九三九年一月，在舆论的压力下，王绩绪不得不释放了我们。
       一九六〇年，我与王绩绪在一起改造时，曾向他提起一九三八年这件事，王绩绪虽昏庸颓顶，而记忆独强。据他说：“当时老蒋并不想真抗战，我摸得很清楚，我接省主席不久，就牵到那个密令，我叫周枚莹把他们抓起来，初意是要重办一下，让老蒋知道我不同于潘、唐、王、刘（指刘湘手下的几个将），我王绩绪是一个有深谋远见，善体中央意旨的有政治头脑的军人。只是后来考虑到刘甫澄死后不久，政局不大稳定，我自己还处于虎尾春冰之势，犯不着养不好当牺牲品，才因而作罢。”这也许是王绩绪释放我们三人的本意。
       四、蓬勃发展的抗战救亡运动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在成都举行了国际反侵略周文化日
       游人大火炬万行，揭开了成都救亡运动高潮的序幕。这天，张表方在大会上大声疾呼：“开放民族运动！”受到广大群众的热捧和支持。在此以后，成都的救亡团体如“大声社”、“星芒社”、“群力社”、“工人生活社”、“妇女抗敌后援会”、“火炬社”、“影人剧团”等等的文学宣传、乡村宣传、街头演出、歌咏、壁报、座谈会空前活跃。出版方面：《新民报》、《四川日报》、《兴中日报》、《时事新刊》、《国难三日刊》、《蜀语报》、《大声周刊》、《星芒报》、《火炬半月刊》、《金箭月刊》、《女同学》、《妇女呼声》、《战时戏剧》等等，深受群众欢迎。
       正在成都救亡高潮的时候，西安和贵阳两地却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散救亡团体、逮捕救亡青年的事件。消息传来，成都各救亡团体于三月十四日在“川康社”编辑部召开声援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由“群力社”代表黄启明报告贵阳、西安事件经过，黄说：“二月十九日，贵阳省党部派该部全付武装的党训班学员逮捕了贵阳中学寒假工作团二十余人，说他们是托派、汉奸。现据贵州学联来信，说他们都是积极努力于救亡工作的青年，并无任何托派汉奸的嫌疑。黄谈到西安事件时说：“二月十三日，西安举行国际反侵略周文化日的大会，会上有少数别具用心的人提出一些问题争论，有的人说：‘请政府肃清托派汉奸。’”有的人发出异议：“托派不是汉奸，说托派是汉奸的人才是汉奸。”因为有这些争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便借口西安救亡团体内情复杂，又未立案，追令全市十三个救亡团体解散。
       黄启明说：“在抗战日趋紧张，民众运动极待开放的时候，西安、贵阳两市发生此等事件，实属不幸。在贵阳方面，党（指国民党）方对救亡青年并无指示领导，即突加速捕侮辱，一个抗日的政府应该领导人民，扶助人民，倡导救亡运动，挽救祖国危亡。贵阳党部不但不如此，反而对民众运动肆意压迫，实属失当；西安党部对救亡团体横加摧残，违背抗战需要，更使亲者所
       痛，仇者所快。”
       “群力社”提议，成都各报章杂志对两地事件加以披露评论。“大声社”代表提议，用成都市各救亡团体联合名义，去电贵阳、西安两省党部调停，要求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收回成命，迅速释放被捕救亡青年，保证人民的爱国自由。这两项决议为座谈会通过，并推出“群力社”和“成都文协”草拟通电，由“武德学友会”、“市商会”和“国难三日刊”会同审发。
       《成都快报》虽也派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但其反动立场却丝毫未变，它对领导人民主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及成都救亡运动，极尽造谣攻击的能事。一九三八年，他们用社论、专论和副刊，发表了几百篇反共反人民和破坏成都救亡运动的文章。
       五、救亡运动在血泊中陷入低潮
       抗战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敌救亡运动形成高潮之际，国民党反动派除公开成立的以反对共产党、破坏人民抗敌救亡的“省动员委员会”、“人民团体指导委员会”等外，还秘密设置了一些以专辑破坏救亡运动、逮捕共产党人和救亡青年的特务机关。
       一九三八年，在将军衙门成立的蒋介石成都行辕政治部，是以兰衣社十三太保之一的邓文仪任主任，邓曾在反共五次“围剿”的指挥中枢南昌行营任第三科科长。南昌行营第三科屠杀的共产党人，在蒋统区要算首屈一指，是国民党特务行道中的“老大哥”，戴笠、徐恩曾均属后起。在政治部之外，还有由军统特务组成的调查课（即第三课）。该课曾由军统老特务张严佛、张毅夫、廖宗泽、何芝园等先后任课长。在将军衙门西侧有一个专门负责行动的西区宪兵队，宪兵队后面是专门囚禁共产党人和救亡青年的特务监狱。
       一九四〇年，在纯化街省党部内成立了中统的川调查。祠堂街西端半边桥街有一个国民党省党部的机关通讯社《四川通讯
       社》，中统特务往来其间，曾以此为据点，搜集救亡活动的情报。
       同年，在将军衙门成立由军统、中统、宪兵、三青团组合的特务联合行动机关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
       上述特务机关下面的队、组、据点分技组织，总在百数以上。从事专业特务工作的人员近千人，至于发展的细胞和外围则不下一万人。
       单就祠堂街八十八号新华书店和《新华日报》营业部对门，原少城公园侧门的一个茶楼上蝴蝶的中、军统特务就不少，这是他们遍布于成都的最大的监视哨之一，一些血债累累的特务往来其间，专门监视、守候和盯梢“新华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战时出版社”、“大声周刊社”、“战时学生旬刊社”、“星芒社”、“群力社”的工作人员、读者和与之有往来的群众。
       军统特务曾有志、朱耀寰、陈维环，省特委会和中统川调室特务李月辉、傅正伦、何冀川、刘国辉、陈国荣、刘道生、王达夫、（大富）高昌非等，定期在该处交换情报。有时还从监狱里带出被捕者坐在茶楼上，指认进出上列书店的人员。
       一九四〇年，省特委会外勤特务刘道生、邓宗正、郑政带着被押的“星芒社”社员谭天寿到茶楼上指认线索，等丁两个小时，谭天寿都说认不倒。一会儿，谭天寿的妹妹谭天蓉与她的男朋友（空军）从楼下经过，谭天蓉忽然看到她失踪的哥哥在茶楼上，非常惊喜，即带着男朋友齐上楼去，一群特务拥上前去逮捕，那位空军拔枪抵抗，几乎演成流血惨剧。
       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把军阀、官僚囤积居奇而逼出来的成都“南门抢米事件”（详见成都文史资料第四辑），诬为“共产党发动的春荒暴动”，随即开始大逮捕大破坏。
       一九四〇年四月，蒋介石派军统局付局长戴笠坐镇成都指挥，命令省特委会、成都行辕第三课、军统川康区、川康绥靖公
       署稽察处、省会警察局、宪兵二团联合中统川调室、三青团四川支团部采取联合行动，汇集黑名单。他们首先逮捕了十八集团军驻蓉办事处负责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大声周刊》和申苏文化协会负责人车耀先，并立将他们用专机送往重庆，后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接着，又逮捕了“战时出版社”和《大声周刊》的杨道生、薛庭恩等数人，后被军统特务廖宗泽、刘崇朴等派遣爪牙活理于龙泉驿山上。
       以后，又逮捕了《时事新刊》编辑唐征九（一九四九年被杀害于重庆渣滓洞），《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李椿、钟清平，“星芒社”的曹心哲、方白非、冯镇国、曾尔宜，“群力社”的温声和、王瑜、黄文全、韩涤非，“生活书店”的范玉泉、寿椿，《战时学生旬刊》的赵光宜，“读书生活社”的徐克琴、侯剑平，“学抗”的屈克、熊梦，“工抗”的黎少怀、周文畅、费雷、桂子暗等人。当时，捕人之多，不仅把省特委会的监狱塞满了，还把东马棚街宪兵二团的监狱也塞满了，并在灌县以三青团“劳动营”为名，特设集中营来扩大囚禁。
       到一九四二年后，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下，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暂时处于低潮。
       （一九八二年三月供稿）
      
忆成都抗日救护班
的活动及其遭受破坏的经过
       张元佑
       一九三六年九月，基督教成都青年会，在“四川省防空协会”支持下开办了“救护班”。其宗旨是：培训防空及战地救护人才，以备国家之需。公开招生：规定入学时缴纳信金一元，结业时退还。受训时间为六至七周，利用每天业余时间的午后六至八时，在春熙路青年会，二楼教室上课。课程有：“内科常识”、“外科常识”、“急救学”、“战地救护”、“细菌学”、“药物学”、“解剖学”、“防空知识”、“防毒知识”等。为了扩大社会服务，又增援“接种牛痘”一科。各科的讲义或教本一律免费。授课的教师，基本上都是成都华西大学医科毕业的，还有的是陕西街存仁医院、四圣祠街仁济医院的内外科医生。其中个别医生还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志士。如教务主任罗盛昭，在七七抗战开始以后，即奔赴前线，参加战地医务工作。此外，应聘讲课的教师还有：杜顺德、杜顺福、王立础、杨振华、吴和光及青年会代总干事任子立、廿八军军医处长黄岛晴、四川军务善后督办署医务处科长邹烈光、省防空协会总干事袁守信、四川省政府保安处防空科长曾紫霄、股长李骥等。教师不仅义务授课，而且认真负责，他们在课堂上一面讲，一面做示范动作（如急救扎绷带、注射等）。每逢星期天，就带学生到华西大学参观解剖，结业前还组织学生到四圣祠仁济医院实习护理。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习方式，使学生在短短时间内即能掌握一些基础知识和护理常识。
       我是救护班第一期毕业的学员，毕业考试名列前茅，并参加以后各期一些辅导工作。该班共办了五期，每期约一百余人。学生的来源，都是成都市的男女中、青年、和个别年岁较大的医务工作者，中、青年包括公教人员、青年学生、工商业者。其中还有一些名医，如谢铨铭（以儿科著名的谢小儿）、吴介诚、李斯炽、童辉之等把儿子或门生送进救护班学习。一九三七年下半年，经成都防空指挥部把救护班学生编组成立“救护大队”。翌年，“基督教全国负荷将士服务协会”又商调部分学员成立“战地服务团四川分队”，奔赴豫鄂等战区参加救护工作。他们在战火纷飞的祖国土地上为救死扶伤，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救护班的抗日救亡活动
       一九三七年，“七·七”以后，成都青年会救护班同学推出代表，向国民党军政部军医署紧急上书，请求组织“战地救护队”调赴前线为国效命。过了一、两月之后，才由军医署署长苏某以“一有机会，自当借重……”等语婉拒，无异给救护班同学当头一瓢冷水。使人产生报国有心，请缨无路之感。不久，成都防空指挥部成立由省主席刘湘兼总指挥，省府保安处长王陵基以副总指挥代行。防空机关的职能，分为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种，前者主要指空军部队、高射炮部队及防空监视哨所等；后者指消防、拆卸、防毒和救护等。当时，国民党空军力量薄弱，因而特别重视后者，后者中又以救护人员组合较难，因为需要一定的医疗知识和技术，不像消防、拆卸可以广泛征集一般市民充任。因此，防空指挥部特向青年会代理总干事任子立（因成都青年会总干事名义由重庆青年会总干事黄鲁成兼）商洽，要求救护班各期学生参加救护工作，经商量决定，以救护班同学组成“救护大队”。按市区行政划分为东、南、西、北、外东五个区队，每个警察派出所配备一个分队。东区区队长郑泮鸿（又名郑政）、南区区队长张元佑、西区区队长罗灏、北区区队长邓宗正（以上都是救护班
       一期毕业）、外东区区队长张思永（救护班三期毕业），副区队长中有严慕苏（女，救护班二期毕业）、邓学儒（女）、廖震华、陈玉文（以上是救护班三期毕业）、李月辉（救护班一期毕业）；分队长中有何丽生、郑夏苏、何霞川、李文斯（名医李炽斯之子）、谢少铭、（名医谢铨箐之子）、唐××（名医童辉之的门生），（以上均为救护班第一期毕业）、唐启昆、李康熙、高彦岑、刘国辉（均为救护班三期毕业）、代装然、杨呈维（救护班四期）汪成森、姜镛笠（均为五期）等。五个区队之上。有“大队”，大队长由指挥部救护组长邹烈光兼。任子立兼救护组干事，负责联系救护班学生。一九三八年以后，成立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改“成都防空指挥部”为“市防护团”，团长例由市长或警备司令兼任。救护大队下面的五个区队，改为一至五个中队，编制人事基本未动。另外，增加一个“独立中队”中队长一职，由曾经一度完成任务成都国际学院院长的曾舜泰担任（曾解放前参加中统特务组织已被处决）、副中队长由名中医夏质彬、张鹏程担任，其中队员多数是在本市开设中西诊所的医生，和部分江湖医生组成。如：有名的江湖医生袁四能、张国藩、彭铁珊等。救护大队的大队长由救护组长曹笃兼任（曾系国民党四十五军军医处科长）。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市防护团”曾在本市文殊院开办“救护人员集训班”一期，由省防空司令部派人讲课。事后，救护大队把文殊院的和尚组成“僧伽人员救护班”，由青年会救护班毕业学生邓宗正等负责训练。至此，救护队人员增加到一千人以上。其骨干均系救护班各期学生。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防空指挥部曾组织一次夜间防空演习。在紧急警报之后，市区内外大街小巷灯火全灭。唯独城北一家大公馆灯火辉煌，因是刘湘军部的参谋长袁孟武病故的开奠之期，吊客盈门，对防空的火管制不予理睬。防空部的官员亦不敢开罪权门，只好熟视无睹。举为王陵基所闻，赶到袁家，面加呵斥，才熄灭灯火。
       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中央派全国防空委员会特派员姜某到成都检阅防空部队，“救护大队”受到好评。其原因是其骨干均为救护班学员，他们已有多次实战经验。如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四川省政府建设厅主持征调附省各县民工，修筑成都外北凤凰山飞机场，曾邀请救护班学生每周定期到机场为民工治疗伤病，一九三七年，又被邀参加青羊宫花会期间的医务组工作，特别是多次为幼儿接种牛痘。同年四、五月，还参加了成都破天荒的首次防空大演习，以外东原兵工厂地址为演习现场，并派飞机两架凌空俯冲，投掷模拟小型炸弹和烧夷弹及芥子性毒气，由救护班学生二、三百人临场表演救护工作，情节逼真，受到表扬。救护班的同学，在八年抗战中，对成都历次空袭后的救死扶伤的工作，做得较为出色。为抗日救亡作出一定贡献。但假抗日、真反共的蒋介石政权，对一个为抗日救亡而兴办起来的救护班不仅不加以鼓励扶持，以特务手段进行大肆破坏，真是逆我者亡呵！根据笔者亲历，记述如下：
       在“七·七”事变以后。成都市救亡团体有如雨后春笋，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下，积极团结和发展爱国力量，成都青年会救护班之所以走向救亡运动的道路，就是由于受到这一巨大影响而来的。救护班二期中，就有中共党员严慕苏（女、又名严涛）参加学习。当时她是中共四川省委车耀先领导的救亡团体“大声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她的公开职务是“成都美信印刷局”的会计。她口才好！工作能力强，在同学中很有声望。她于一九三八年，鼓动各期同学联合组成“成都青年会救护班学友会”，会址设春熙路青年会内。从各期同学中推选若干人为干事，组成“干事会”领导会务工作。干事会的成员有严慕苏、龚芝瑛、（女）廖新琦（女）、邓学儒（女）夏伯尧、邓萍鸿、刘国辉、李月辉、张思永、白天锡、罗灏等和笔者共约二十人。（其余名字记不清了）。其中严慕苏、龚芝瑛、夏伯尧三人为常务干事，负责日常事务。干事会下面分设：总务、宣传、医务、
       戏剧、歌咏等组。在筹组之初，受到青年会的种种阻挠。他们说：“教会系统一向不准学生介入社会上的政治活动”和成立学生团体。经过同学们向会方进行多次交涉，才勉强允许。
       学友会成立之后，每月都组织三、四十个同学，从中推选一位团长领队，以“青年会乡村服务团”名义，到郊区搞一、两次救亡宣传活动。经常去的地方，有外东牛市口，外西青羊宫、土桥，外北驷马桥、洞子口、崇义桥等。我曾带队去土桥搞巡逻义务医疗，教唱歌救亡歌曲，演街头剧等。每次去演出，都选在逢场天，到达之后，先与乡镇公所接头，借学校、庙宇、或剧院等公共场所，作为临时住地，然后上街宣传，如发表抗日爱国演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四千行仓库》、《三江好》等一系列宣传抗战的街头剧及向老乡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救亡歌曲。还为老乡免费医治疮疡，和为幼儿接种牛痘。这样，既鼓舞了群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情绪，也可以帮助农民解决缺医少药的暂时困难。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国内著名剧作家熊佛西率领“农民抗战剧团”，来到成都，随团来的有杨村彬、周彦、贺守文、安琪（女）等名演员。熊佛西等住在青年会宿舍，他们看到救护班学生爱国热情很高，便派该团作曲家任致荣指导歌咏。同年冬天，该团在总府街暂育电影院上演《抢渡》、《吴越春秋》等剧，特请教护班同学到剧场台下，为剧中情节助唱，使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收到更好的表演和宣传效果。
       这时，川军将出川抗战，在出发之前，成都各界群众在少城公园、大光明电影院举行盛大欢送会，并举行了赠旗仪式。第七战区长官刘湘及所属各集团军总司令，如：邓锡侯、唐式蓬、潘文华、孙震（由参谋长汤万宇代）等均戎装佩剑，亲临会场。大会由成都市长陈炳光主持，由绅耆周道刚代表群众致欢送词。当时青年会救护班同学同中共党员车耀先率领的救亡团体“大声社”、“星芒社”及各界抗敌后援会坐在一起。当代表向出征将领授旗
       时，车耀先、严慕苏等领导救护班及各救亡团体一齐高唱救亡歌曲、歌声激昂，此起彼伏、反复高唱，使大会情绪达到高潮，出征将士颇受感动，当场表示：“绝不辜负四川父老希望、恢复不灭，誓不生还！”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救护班学友会”的抗日救国活动，遭到中统四川特务党的注意和仇视。特务室主任苟怀谦了解到严慕苏、龚芝瑛、夏伯尧等人，是学友会的领导骨干。而龚芝瑛、夏伯尧、白天锡、唐新琦、邓学儒等，又在严的影响下分别参加了进步爱国团体，如：“抗敌后援会”及一些“读书会”，这就更加引起特务的注意。他们把“救护班学友会”视同抗日救亡团体，必欲拔之而后快。但在国共合作这层薄薄的画纱笼罩下，特务机关还不敢甘冒大不韪贸然下手。于是，施展其“打进去”、“拉出来的阴谋伎俩。特务室首先派遣外勤周世明、陈国荣、张信孚等负责执行。他们均系叛徒，周从前认识车耀先，便常常到祠堂街车所经营的“努力餐”餐馆同车周旋，伺机刺探“大声社”内部人员活动。特别注意侦查严慕苏等的动态。由于周原籍四川南充，是在川军廿九军的“请共”机关秘密抓捕后叛变的，一般还不知道他在“川特室”任职，陈国荣、张信孚等原系成都兵工厂的工人，在陈被捕叛变后，便胁迫张向特务室办理自新手续，并参加中统成都外围组织“三民主义革命同志社”（简称“三革社”）。特务室派张打入救护班二期学习，充当坐探。陈、张两人又利用从前兵工厂同事的关系，将救护班三期学生刘国辉吸收入“三革社”。刘国辉的经济比较富裕，加之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参加了成都东门外哥老组织“三圣公”，在交朋结友方面有几分疏财仗义的作风，有“小孟尝”的称号，在青年会救护班同学中的人缘也很好，所以张信孚等就把他作为发展特务组织的突破口。果然，在一九三八年内，刘国辉把救护班学友会的同学，拉入特务室外围组织“三革社”、“自强社”的，就达二十多人，而且大半都是学友会里面的活跃分子，如郑萍沁、张元佑、李月辉、廖惠华、
       何震川、邓宗正、张思永、李庶康、张克让、唐启昆、刘存弟、张政之、杨显维、王伯华、高彦龄、代斐然等。其中郑萍鸿、张元佑、廖震华、何震川、邓宗正、李月辉、唐启昆、张克让等，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都是中统川、康两省的骨干分子。当参加的时候，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刚跨进社会门槛，对政治认识一无所知，当时到处是失业大军，工作得不到保障，一心想追求一个牢固的政治后台，特务机关利用我们这些弱点，进行诱惑拉拢，当时陈国荣、刘国辉等宣传说：“三革社”、“自强社”是国民党的核心组织之一，总社设在南京，最上层负责人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参加者可望通过二陈的关系，进入党政训练机构，实现青年人的爱国抱负”等等。二陈系“党国”显赫人物，在一般群众中有一定欺骗作用，我们就上了他们的圈套，被编成若干小组，由特务室派来特务员马玉霖、陈曼修、刘德章担任指导，每周利用晚间，在僻静茶社开会一次。参加指导的特务，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他们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负责人是高怀德先生。（后来得知系苟怀谦的化名）。他们利用一切接触机会，逐渐向我们灌派反共思想。他们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前方是游而不击，处处保存实力，扩大地盘，打起国共合作的幌子，没有放弃赤化全国颇复政府的野心”等等。接着便自吹自擂地说：“我们的工作，就是给最高领袖当参谋，当耳目、搜集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党国的人和事。高怀德先生说，对作出成绩的可以由组织推介工作”等等。不久，陈国荣、刘国辉就布置我们去秘密监视严慕苏、龚芝瑛等人活动的任务。首先指示郑萍鸿利用同严共同领导防空指挥部东区救护队的关系，伪装进步，同严接近，向她借阅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胡绳著的《辩证法入门》及陈伯达著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等进步书籍，作为向特务机关告密的材料。还指示何震川利用担任学友会与同学通讯联系的机会，经常到美信印刷局找严慕苏和到青龙街广益小学找
       龚芝瑛，同他们假意周旋，暗中探查其言行活动。
       一九三八年，以车耀先为首，组织成都各界救亡团体举行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火炬游行，以鼓舞民心士气，加强抗日宣传，救护班学友会也是参加单位之一。特务室指示“三革社”、“自强社”分子注意会前会后的动态。游行之后，车耀先给部分游行者发了一份“努力餐”进餐的餐卷，伪装积极的“自强社”分子廖震华、何震川、唐启昆等各取一份。他们在餐馆侦查到与严慕苏接近的救护班同学中的何丽生（美信印刷局工人）、袁道宏、骆国枢（青年会歌咏会主席）等均在场。认为他们都是参加中共的嫌疑分子。并向特务室告了密。
       同年。“全国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派人来成都，组织人员到前线参加就地救护工作。该会设在重庆，名义上由孔祥熙、颜福庆负责，实际上是由蒋介石的亲信、全国青年会总干事黄仁霖主持会务工作。当时，该会在第五战区（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战区包括湖北、河南等省）设有一些伤兵招待所，急需一批有医务知识的人员参加工作。总会派出高级职员安兰（美国人）、张伯怀（金陵大学教授）及总会主任专员贾以珍来成都，同青年会代总干事任子立等协商。学友会负责人严慕苏、龚芝瑛等积极响应，先后召开学友会干事会，决定发动同学踊跃参加。在学友会号召下，有二、三十名同学自觉报名，与此同时，特务室也暗中指示“自强社”分子乘机渗入，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决定在成都青年会开班集训一个月。经有关方面会商研究后，聘请了车耀先、孙俶工（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官）、熊佛西、王立础、杨振华、杜顺福等为集训班讲课。讲授战地宣传工作及医疗业务。授课讲师都非常认真，特别是车耀先老师对受训同学的爱国精神备加赞扬鼓励大家要为保卫中华民族贡献青春。并说：“同学们愉快地上前线，我车驿子，随后就来和同学们并肩战斗！”廖震华按照特务室的指示，常向严慕苏、龚芝瑛等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骗取学友会的信任。在集训期满后，将全班学员组成“全国基督教负
       伤将士服务协会四川分队”，廖震华为队长，高彦岑为副队长。在全队的十余人中，“自强社”分子渗入不少，如何震川、唐启昆、张克让、李庶康、王伯华、杨星维等。这样，“四川分队”的领导权已落入特务之手。由于他们伪装积极，而且参加特务又不久，所以很难为人们所发觉。该队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廿五日，乘车东下。临行时，车耀先、严慕芬等组织成都一些救亡团体及青年会救护班的代表，在外东牛市口车站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到达重庆后，廖向总会请示了工作。然后乘船至湖北省政府所在地宜昌，由国民党军政部后方勤务部与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商量安排工作。当时服务协会在战区的主要据点均设有“协会”的办事处，各办事处分辖若干伤兵招待所。四川分队分别派到第三办事处和第六办事处领导下工作。三办事处主任朱继昌住宜昌，第六办事处主任黄静山住樊城，均系教会牧师。经协会总办事处主任范定九（住重庆、金陵大学教授）向后勤部推介高彦岑任六十五伤兵招待所所长、何震川任六十六招待所所长、唐启昆任六十七招待所所长，仍受四川分队节制，这就成了特务把持一切了。这批特务初到宜昌时，即由廖震华向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调统室总干事沈鹏报到和请示。沈指示为保持组织秘密原则，规定仍由廖震华与调统室联系，其余人不露面。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他们在老河口接到湖北调统室密令，指示他们与荆门区中统负责人胡涛（号月波、沙市人，一九三九年调来四川调统室充当科长、秘书，以后到河南当调统室主任，一九七五年特赦回家）联系，并接受指挥，仍规定由廖单独联系。当时河南省住有叶共的十八集团军和游击队，其伤员也送到招待所治疗。廖震华暗中指示何震川等乘机刺探中共方面人事活动，并把办事处内倾向革命的工作人员，开列暗名单，向胡涛告密。一九三九年上半年，这伙特务的面目，逐渐被办事处识破，报准总办事处，命令四川分队停止工作，把全体人员遣返回川。
       一九三九年，四川中统特务，正式改组成立四川调查统计室
       （简称“川调室”），由中统局长朱家骅委派亲信何培荣以“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名义兼川调室主任。何到成都之后，积极恢复和发展组织。刘国辉由原四川特务室转到川调室成都区充当外勤头目，并负责办理“三革社”、“自强社”分子转川调室的组织手续，笔者就是通过刘的关系转到川调室的。一九三九年十月，廖震华等一行回到成都，首先向刘国辉汇报了出川后在战区的工作情况。当时我正协助刘清理从前的老关系，因此，听了廖等的汇报，了解他们在战区的一些活动情况。这时，胡涛已调到川调室负责工作，便安排他们到成都区充实外勤人员。从这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救护班中参加特务组织的，绝大部分人成为川调室的主要骨干。如廖震华担任科长及川北办事处主任，张元佑担任过四川调查处专员兼工作大队长，郑萍鸿（即郑致）担任过成都区副主任及乐山、眉山区特委会秘书，何震川担任过成都区助理及川调室女运组长，邓宗正担任过温江区特委会秘书，李月辉担任过成都市通讯组长，唐启昆担任过成都区侦查队长及西康省调统室西昌区区长，李庶康，担任过成都区外勤及仁寿、威远等县特委会秘书，张克让担任过成都区工运组长。至于引导这伙人走进特务窟窿的刘国辉更是川宝功臣，先后担任过成都区长、川调室督察、及西康雅安区长，并在成都组织了庞大的特务外围社团“大中社”，创办了为特务鼓吹的宣传工具《大中周刊》，成为一个死心踏地的特务分子。
       他们不仅在抗战初期即参与了破坏成都的救亡运动。而且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还先后逮捕了白天锡、夏伯尧、唐浙琦、（女）何丽生、骆国枢等救护班同学，并胁迫他们办理自新手续。他们对龚芝瑛进行多方侦查，于一九四七年成都“六·二”火速捕时，闯进成华大学刘显沅教授家搜捕，因龚隐藏于刘宅厕所夹壁中，才未遭毒手。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抗战初期，国民党特务机关在破坏救亡运动方面使用的手段是十分险恶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一九八四年七月）
       读者·作者·编者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载出《成都“大川饭店事件”纪实》一文，文中（94页25行起至95页7行止）提到张梓芳即张必果，为刘湘勾结伪满、日本有功，刘以重庆市长肥缺酬张；大川饭店打死、打伤日本人事件发生后，刘湘恐事情暴露，遂赐张以死。不久，张即暴死于成都半边街。（大意如此）
       按大川饭店事件发生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而张必果则早在这年的四月初死去。四月十一日刘湘即命李宏锟代理重庆市长。又因张生前兼任重庆济川公报社长，这个报是川省府出钱开办的，故刘湘又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亲笔下一条谕：“济川公报社长张必果病故，该报事务着交省政府邓秘书长负责办理，以期官论一致为要”。邓汉祥奉谕后，当派陈雁辈、何敬敷等前往接收，大概六月尾或七月初去到重庆，其时继任市长李宏锟已到职两个多月了。
       据此看来，是张必果死在四月，大川饭店事件却发生在八月，所谓事后刘湘赐张以死之说，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怪诞离奇了。此乃历史大事，特提出质疑，希望能够得到解答，俾明究竟。
       陈雁辈 一九八五年五月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赵星洲同志撰写的《川军将领潘文华生平》一文，第二〇五页有遗误，提供参考：
       ①一九四〇年左右，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曾集资创办
       “成都建国日报”，日出一大张，社址及经理部设成都总府街，邓派周绍芝、潘派夏奇峰和赵星洲、刘派邵石痴等四人负责主办，由赵星洲任社长，当时我任广告部主任。确是“建国日报”而不是“建设日报”。
       ②四十年代成都曾出版“成都建设日报”。系蓝文彬等人所办，经理部设成都市南新街，经理系李文孚。
       王正国 一九八五．五．二○．
       读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中的“成都一九四七年‘六·二’大逮捕事件补遗”一文后，发现以下几点与事实有出入：
       我被捕出狱的保人不是周道铺（他当时也不在成都快报工作），而是当时成都快报的总编辑吴碧澄。
       那时，我在成都快报编本省市新闻，工作完后即返昭忠祠街家中；我被捕的地点也不是石马巷快报编辑部，而是家中。
       补遗文中还说“以后曾参加杨（萌池）组织的中华革命建国同志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会，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组织。特请予以更正。
       巫怀敏 一九八五．七．
       为《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三庆会”一文补正如下：
       ①第107页中，可图系郫县人吴碧澄。不是华阳吴弼臣。
       ②第109页中，杨萃友后更名杨莘野，名杨维。其长子杨夷甫系留美学生，还健在。
       ③杨素兰不仅捐田六十一亩给保路同志会。对新东门大桥修建费用，大部份是杨捐的。
       ④周企何饰演归正楼中邱元顺，出场以电影坐说名词非常中肯。说词出自川剧编写能手冉崇宣。
       ⑤肖楷成的儿子是肖致和，毕业于华西大学文学系，现在十
       六中牛叟教语文课。
       周芷颖 一九八五·六。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集，我写的《一九四六年西川邮务工会事件真象》，内容和时间都有许多出入，请作补充和更正。
       一、事件的起因、发展和经过：
       一九四五年七月份，西川邮政局从成都花纱布管理局购买回一批“平价布”，本应该及时分配给职工，但邮政当局和旧工会想从中图利，中饱贪污，扣着不发，亦不向员工透露。不料一个月之后，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放起了庆祝抗战胜利的火炮，不仅刹住了物价涨风，而且不断下跌，虽是短瞬间事，却给囤积居奇者不小打击。西川邮政当局手上中饱邮务员工的“平价布”亦是如此。这时市面上的布价还低于平价布，他们原想赚上一大笔，这时还要赔上一大笔。在此情况下，邮务当局假装正经，把平价布按人头分配给职工每人一丈五尺，价格却是按照八十五日未放火炮前的价格，布款在工资内扣除。这样一来就把赔补转嫁给了全局职工。以往买平价布比市价低，这次高于市价，职工就拒绝购买，而局方又强迫购买，遂爆发了工会事件的导火线。员工中有叶志新、蒋彦、李尧天等人向局方提出抗议，不过这时并未形成罢工。
       邮务员工，在一九四五年的工资，依照物价指数七折变领，生活几无法维持。全局员工前前后后共借支了两个月工资，约在十月份，西川邮政局声称：奉邮政总局命令，要将全局员工两个月的借支全数扣还，这一措施，使本已难以维持生活的职工，还受扣还借支，人人自危。这事发生在“平价布”事件之后，倍增职工愤怒。部分职工乃在十月十七日夜间开始罢工。在罢工中，由中统特务苟清如及杨孟英等人把持的邮务工会，充当了不光彩的脚色。他们从中破坏、挑拨、分化和威胁，使罢工没有继续下去。罢工虽未坚持，但旧工会帮凶面背着群众中已暴露无遗。于
       是发展成改造旧工会成立新工会的新旧工会的斗争。要求改造旧工会的进步员工成立了“改造促进会”，大多数员工均团结在促进会之下。促进会向全局员工揭露了苟清如、杨孟英、宿治华、蒋彦、何邦伟、曾介高、吴伯镇、刘贵廷、张国寿、黄乾鑫等旧工会分子破坏罢工的活动真相。旧工会分子包围了局长郑义琛、邦办史治堂，要求他们出面干预。事件发展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改造促进会代表叶志新找帮办史治堂商量改造工会事宜，史出言不逊，两人发生抵抗。于是旧工会方面借机邀约了一批打手，以“护邮团”名义组成行动队企图行凶，改造促进会也有所戒备，组成集体行动，以防万一，双方武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直到四六年四月，在中统策划下，通过行政手段，将改造促进会骨干大部分调走，才有所缓合。此为事件的全过程。《成都文史资料选辑》发表的我所写的那篇资料，这部份未写清楚。
       二、中统参加破坏是开始于一九四五年十月，那时西川邮局部份邮务员工罢工，刘剑秋第一次跑来向中统川调室密报。时间不是一九四六年初。
       三、中统客区主任应是胡英鉴，不是胡美鉴。
       四、中统客区向川调查报告的黑色单有：李实育、安琪、达凤德、赵纯武、余时钦、李尧天、钟绍锟、侯明智、吕肇康、卢经铨、柳述之、罗仁明等。
       五、迫害李实育的时间应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李英 一九八五.五.一八.
       承各方来信勘误，将汇入勘误表中刊出。对未选辑关怀和热爱，谨此致谢！
       成都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辑组
       一九八五.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之一 作者= 页数=2 8 2 S S 号=0 出版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