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家世与苦读

第一章 诗书世家

祖先于清初由鄂迁川

我们王姓家族，乃古代王者之后，发源于华北山西琅玡，习称太原氏。嗣因历朝变乱，逐渐南迁，致有一支迁至江西萍乡。后再有由萍乡迁至湖北黄陂孝感定居者。

至明末清初，弟自湖北孝感移民入川。千一祖落业江津汉古山，千二祖因病回孝感，千三祖复迁至贵州湄潭县。凡由外省迁入者，类多插杖为业，亦有以物交易田地者，因而有所谓「鸡婆田」与「乳猪田」一类田地名称出现。

我千三祖之后代，在塘河乡地名下坝之山顶开始插枝，纵横十余里，一直到河边，取得地产甚多，子孙繁衍亦众。秉承祖先遗志，素以耕读传家，成为书香门第。著名者有么二沟、石坝上、周湾头、燕坝、龙井沟、石仓沟等多冢。与当地具有地主士绅声势之孙陈二姓，鼎足而三，世代均为望族。

我曾祖父时代的大家庭

燕坝为我曾祖父应生公一代所建宅第，距塘河乡市街约里许，建筑甚具规模，因有贡生功名，取名为大夫第，但不如原来之燕坝出名。共有房屋四十余间，围墙四周多处筑有炮台，作为防匪之用。大门右侧庭园内还建有戏台，遇有喜庆时，可以演娱宾。正厅共有三进，最后一进为香堂，供有祖宗灵位。正厅两旁有厢房多间，分别作为书房、客房、餐厅、下房、仓库等用，可谓应有尽有。除四周园林以外之全部建地，约有二十亩左右。

我曾祖父应生公是怎样一个人，我不曾见过面。因我年纪小，祖父和父亲辈都不曾告诉过我。我只看见在大夫第二道大门内的墙壁上贴有受封贡生的喜报，显示他当时是一乡中具有声望的人物。

应生公娶曾祖母杨氏，生伯祖父弼臣公、我祖父端臣公（号子庄）、叔祖父莘臣公三弟兄，及一姑祖母。曾祖母杨氏早逝，又娶继曾祖母傅氏，为人非常慈祥，讲话又有权威，备受全家老小的孝敬。

由于实行大家庭制度，自曾祖父辈起，至我出生止，已是四代同堂。因为分别成亲之结果，人口急剧增加，大夫第虽然房屋甚多，已有不敷应用之感。至曾祖父去世时，始实行分居。

伯祖父弼臣公一家七人，迁居龙井沟。伯祖母有二房：大房施氏无所出，再娶二房苏氏，生有四女。

祖父端臣公一家十人，迁居更名槐村之石仓沟。

叔祖父莘臣公，一家九人留居大夫第，与曾祖母同住。叔祖母某氏，生堂姑母，适胡。生堂叔名本光，号电衢，娶堂叔母，生三女一子。子居次，名朝熹，号旭初，妻江氏。

祖母周氏，二溪乡人。

我的祖父

祖父端臣公，为人正直好义，素著文名，为族戚乡里所尊崇。亲族中遇有分争等事，必请其居中调解；凡所处断，无不心悦诚服。

参加满清最后一次乡试，因在考场临时胃痛，考卷已近完成而作罢，致告落第。考官阅到未竟文稿，发现文理卓越，系属杰出佳作，竟遭遗珠之叹，甚为之惜。

曾宦游湖北，作两湖总督张之洞幕宾，获任县官之职。在返里准备赴任之际，因罹患重病不幸逝世，举家悲痛不已。

祖父遗有藏书及手札甚多。展读如获至宝。因久藏楼房搁横中，举家避匪迁居在外，多年未曾曝晒，经虫蛀后，蕴热发烧起火，悉被焚毁，殊为可惜！幸因房屋系板筑土墙，致未延烧成灾。

我的父亲

家父为人，秉持我国固有文化传统及祖先遗训，素重孝悌与仁义，慎终追远、敦亲睦族思想亦甚浓厚。先祖过世以后，每逢年节，所有祭祖之事，均由家父亲自主持；并缮具历代祖先名录，焚香祭拜。惜我当时年幼，不知将名录留底保存，致多遗忘。惟据谕示之家谱，尚能记忆，特记之于次：

「仲桂富芝民，舜文正应臣，本朝从多学，槐诗谱占庭。」

承家父见告：在曾祖父应生公之前，为与留住贵州湄潭县之千三祖部分族裔合谱，曾派人前往访洽，结果竟遭拒绝，谓须有人获得功名，始同意合谱。此种思想虽有激励向上作用，但未免势利，实不可取。

家父虽慎终追远一类传统思想，但绝不迷信，并反对崇拜寺庙偶像。在我家中，依照普遍流行之传统习俗，固设有「天地君亲师神位」神祖牌，不过表示敬意，遵从遗传古训而已。对于天神一类思想，亦不过如同四书五经中一些崇天敬天之抽象概念，除此之外，并无特殊见解。

由于家父才华出众，除精通中医外，又继续研习文学及绘画，所谓诗书画三绝，均不落人后。每年家中年节所用春联，悉由家父自行撰写。就记忆所及，有如下三副联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

（一）贴在大门上者：绿水绕前圃，遥山峙远天。

（二）贴在厅堂门上者：身无媚骨原非傲，家有藏书不算贫。

（三）贴在书房门上者：富贵功名身外物，诗书礼义性中天。

当先祖在家卧病时，由于乡里医药落后，延医诊治甚为困难，家父乃决志学习中医。我国中医之学理，系以固有哲学中之「阴阳五行」学理为基础，赖已具有之国學造诣，精研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道，遂成为一乡中著名之儒医。

先祖逝世后，家父之于本麒、本麟两叔，由于兄代父职，督责甚严；尝乘间为之讲解四书五经，特别注重孔孟之道。其时我才开始读论语，只重背诵，可谓尚属幼稚无知；但听家父娓娓动人之讲解，虽系旁听，却令我留下深刻印象。

正当民国初年，家父因地方不靖，盗贼迭起，乡里立足不易，为谋向外发展，将家事作适当安排后，经人推荐，乃离家外出，在杨森将军部队充任军文兼军医。由于川政纪纲失坠，一切庶政均由防区驻军包办。因此，家父曾一度出任防区内之县长。

当家父外出之后，由于掌理家政之本麟叔父不务正业，致家道中落，产业荡然。经家父归来竭力整顿，并赖行医补助家计，情况始告好转。

七年后，家父卸任返家，适我在江津中学届满毕业之年。顾我而言曰：「国势垂危，非贯彻孙中山先生之革命主张，国家不能得救。」此正是民国十四年国父逝世之年。旋即命我负笈出川，再求深造，并献身革命，立志报效国家。

有一年，因遇旱灾，塘河乡街上发生饥民抢米事件；将米商违背禁令、停在河边、准备运出图利之一船稻米，抢走一空。米商为求补偿与报复，避过禁米出境之塘河乡公所，越级向十全镇镇公所报案，请求严追究办。而所控告抢米之人，竟将我本麒叔父攀诬在内，说他是抢米主使者，立遭逮捕解走，乡公所束手无策。

家父见米商用计毒辣，情况严重，乃透过乡公所，召集本乡农民三千多人，由他亲自带领，赶往三十里外十全镇所在地之稿子场，包围镇公所，将关在拘留所内、准备在解往县府途中借口图逃格毙之本麒叔父及一干所谓人犯，全部救出，星夜带回塘河本乡。

此一行动，出自空前，轰动遐迩。家父对农民不辞跋涉、忍饥挨饿、热忱合作深表感佩。农民对家父之顾全大义、指挥若定而又肆应多方，亦极赞赏。

家父送我出门后，约有十年之久，因我在外求学与就业，时间紧凑，情况紧张，不便中途脱身，未能返家一次，甚为悬念。特于民国二十三年，率同弟妹等，到我工作所在地之南京，图谋团聚，以叙天伦。适遇政府举办中医特考，姑且报考一试，幸告及格，即开始在京挂牌行医。

逾三年，因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返回江津原籍，为乡人义诊治病，受到乡人尊崇感戴；并受推为地方主持正义，排难解纷，又被称为王青天。

嗣因积劳成疾，于抗战胜利前二年，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我因效忠党国，未能克尽孝道，子职多亏，引为毕生大憾！

第二章 童年时期之忧患岁月

慈母见背

我家自燕坝大夫第迁至更名槐村之石仓沟后，由于石仓沟原属佃户居住，房屋少又简陋，且不敷用；即开始着手改建，历时一年，才初步完工。共有房屋二十余间，还有楼房，当然耗费不少。但因有多处田产租谷收入，尚不感觉经济困难。

惟是时我祖父已开始生病，家中不免出现忧戚情形。接着我母亲生下思齐弟后，又被病魔缠绕。在当时医药十分落后情形下，整个家庭就从此出现一层不愉悦气氛。

当我母亲在诞生思齐弟之坐月期间，她独自在卧房里正用午餐。我走近她身旁，她立将一碗月母鸡汤给我喝；一种出自慈母心中的爱，好像冬天的太阳，暖烘烘地照射在我身上，使我感觉到无比的温馨。

可惜这种伟大母爱的享受，在我一生的感觉中，几乎只是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在此后没有几个月，母亲就因病而撒手长辞了！那时我才不过五岁。

我母亲逝世头一天，我随着称为五孃的姑母，还在七十里外的外祖母家。当天晚上接到母亲病危消息后，在第二天早晨，我就随同五孃姑母一道赶路回家。五孃坐轿，我坐箩筐，跟随在轿子后面。早上启程，傍晚时分才到达家中。当距家不远的路上，碰到一位从家中派到塘河街上去购物的佣人，对着轿夫说：「你们回来了，大少娘已经去世了！」五孃闻声，就哭泣起来；我坐在箩筐里，得知情形不妙，也禁不住感觉到一阵说不出的辛酸。

刚抵家门，服事我祖父母的丫环东来，就将我引进母亲的房间。一进房门，就见到业已死去的母亲，仰卧在一块停尸的木板上，面部蒙着一方白布，两脚笔直，身上盖着一床被单，木板底下点着一盏清油灯，显出一种幽暗悽怆的景象。

东来一句话也不说，领我在母亲脚前磕了一个头，她就离开了。我立起身来，转到房门背后，禁不住放声大哭一场。在我当时年仅五岁的幼稚心灵中，虽然不懂甚么；但我知道这是人世间最可悲的一宗大事。使我不断地想：人为什么要死呢？从今以后，我就没有爱我的母亲了！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忧郁心情，立即浮现在我胸际，不禁黯然神伤！

祖父续告病逝

不幸事接着又告发生，那就是继我母亲逝世后一年，祖父又告辞世。祖父对我很疼爱，因我是他长孙，对我似乎寄有厚望。

在我母亲逝世那年秋初，祖父为测试我的智商，当佃农在稻场上，将我们主佃两家应行均分的稻谷，用斗量分作两堆以后，祖父就领我到面临稻场的台阶上，指着两堆稻子问我：「我们要那一堆？」我指着有人和箩筐靠近的一堆说：「我们要这一堆。」祖父就吩咐工人，照我所说的那一堆，动手装挑进仓。实则我根本不知道应该要那一堆，不过曾经听说是均分，自然两堆都是一样多，不会有多少之差，所以我就任指一堆说：「要这一堆。」

同时在那一年的农历过年除夕，当烧子时香时，祖父要五孃将我从熟睡中的床上喊起来，领我站在他的左边。那是辛亥革命前一年，满清政府还未被推翻。子时香所穿礼服，是从两湖总督张之洞那里带回家的，乃是一套缝成马蹄袖的绸缎袍褂，和一顶结有红缨的顶戴。祖父带着我在鸦雀无声的静寂气氛中，向天地祖先神灵行礼后，即径行就寝去了。

讵料相距不到三个月，祖父又因病离开了人世。一时全家老幼都悲痛不已。我亦自然感到很抑郁哀丧。在接连两年之中，先后失去最爱我的两个亲人，真是一生当中最大的不幸！以后每年夏天，看见祖母将祖父那套已成古董的逊清袍褂取出曝晒时，我就立即兴起一种物是人非的辛酸感觉，涌上心头！

我开始发蒙读书

祖父逝世这一年，是我开始发蒙读书的一年。因为乡中没有学校可进，就由父亲聘请一位名叫蔡子民的老师，到我们家中来担任家庭教师，专门教导我和两位叔父一同课读。另外还有两位农家子弟参加受教。

同时这一年，也是我六孃姑母出嫁的一年。姑丈为石蟆场张沟头的成锡如，是一位很重亲情和义气的人。丫环东来也在这一年出嫁，都是出自祖母的安排。

不料正当成锡如姑父伴同六姑母到我们家里，为先祖父满七做法事刚结束后，形成队伍的一批匪徒，竟在白昼中午，朝着我们家中开来。在仓促间，包括祖母、父亲、两位姑母及一位姑丈、两位叔父、两位弟妹和我在内的一家大小共十人，逃到屋后满布巨石的洞里躲避。好在当匪徒们行近我家门前时，大喊几声「王述尧出来」！由于毫无反应，知已无人在家，便翻山越岭往他处开走了。

避匪迁居白沙镇

匪徒离去，吾家虽无损；但居处不安，已可概见。之后不久，即举家迁至四十里外位于长江南岸之白沙镇。父亲和祖母筹商，因住在龙井沟之伯祖父业已过世，遗下伯祖母与四位姑母，悉属女性；四位姑母又均年轻，而过继之本麒叔父，亦不过十一岁左右，尚不能独当一面。为策安全，乃约好一同迁往白沙，并合并成一家居住。

迁住白沙这一年，就是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王朝的一年。这一年，我刚满六岁。

我家迁住白沙不到两月，塘河乡传来噩耗：住在燕坝大夫第的曾祖母和幺叔祖父，已被匪徒绑走。电衢（本光）堂叔一面进行营救，一面亦将住家迁至白沙。结果幺叔祖父丧生匪窟，曾祖母用白银五十两赎回；虽受一场惊骇，幸尚无碍健康。

迁住白沙第二年，如同母亲一样疼爱我的五孃姑母亦告出嫁。姑丈为罗膏如，原住石蟆场桂花湾，亦因避匪之故，那时已迁住在江津县城之内，距离白沙有九十里之遥。我至此感到非常孤寂，对于人生变化无常，留下不安的深刻印象。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养成我以后沉默寡言的个性。

在这一年中，麒麟两叔进镇立禹王庙高等小学住读。我则在住地石坝街附近梁子上的初级小学走读。上课不到半年，教学非常松懈，不知学了一些甚么，我竟一点印象都没有，足见当时学校教育师资之低劣。

在这一年的夏天，镇上有一种近乎霍乱的瘟疫在流行；不知死了多少人，每天从我家门前抬过的死尸络绎不绝。就今天的观点而言，看到那种现象，直要令人不寒而栗。但在当时，却能安之若素，根本没有人注意及之，好像毫无感觉一样。卫生常识之差与社会落后，由此可以想见。

民国二年，我满八岁。父亲续弦，继母张氏来归，亦是二溪乡人，对我和弟妹都很慈爱。

住在白沙镇上，虽然购物方便，但一切日用所需，都要用钱去买；不仅油盐柴米如此，饮用水亦如此。同自己家乡情形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尤其房屋狭小，既多不便，空气亦差。为了解除这些缺点与困难，乃迁居到镇郊星子山南面的石猪槽。

这个地方房屋比较宽大，并有菜园；而且风景优美，视野开阔；透过星子山往北望，气势滂溥、一泻千里的长江，就呈现在眼前。比类似小溪、流经塘河乡而下的狮头河，直不可同日而语。

搬家是一宗很麻烦的事，从石坝街到石猪槽约有三里路；由于交通落后，无车行驶，搬家全靠人力，不是肩挑，就是背负。我因闲着无事，也用背背装一些小东西搬迁。搬家工人说：「你小小年纪，能搬多少呢？当心在路上跌倒哪！」我回答说：「蚂蚁这么小，也能把食物搬到自己家里去，我总比蚂蚁强，怕甚么？」我一天搬两次，一共搬了两天，也搬了不少小东西，心里感觉很舒服。

平日相夫教子、以贤德见称的老祖母，经过几年来家中风云的变化，备尝悽怆辛酸苦味，更显现出肆应有方、经纶卓著的母仪风范。所有族戚邻里，无不极表敬重与尊崇。由于伯祖母一家迁来同住，人口未见减少，固能免去老祖母一些寂寞感；但要照顾两家老小都过得很舒适愉快，亦非易事。此时老祖母已成了家里的领导中心，她对于每个人生活所需物品之分配，既公平又周到，使伯祖母一家毫无异言。而老祖母对于全家生活有关事项所作的决定，不但父亲敬谨接受，即伯祖母亦表顺从。由此可见老祖母在家中之权威地位。

匪风平息，迁回塘河老家

由于川军为了发展自己武力，将各地土匪招安收编，塘河乡地方恢复平静，我们一大家十多口人，又由白沙石猪槽迁回塘河石仓沟槐村老家。

那时正是秋收季节，我在回家路上坐着轿子，探首外望，只见沿途万顷田畴，被已熟稻子覆盖着，呈现出一片好像黄金的世界，非常耀眼可观。而不停经过的小桥流水、丛树人家，以及清脆动听鸟鸣声，参杂汪汪不停的犬吠声，再加上从田野散溢出来的稻香味，都令人产生一种熟识感与亲切感。

这一晚，我很安静香甜的睡到天明；一大早起来，就独自跑到屋前屋后四处察看，觉得呈现在我眼前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感情，对我特别亲切。尤其屋后两道清泉，依然是那样涌流不绝，与白沙用钱去买的浑浊江水相比，真不啻是一种天赐甘泉。如果那时我已确知有神的话，我就要举起手来，感谢赞美神！

同时附近所有三家佃农，都来看我们一一问安。并将他们自己种的蔬菜和自己养的鸡生的蛋拿来送我们，供应我们食用。一连好多天都是如此，由三家佃农轮流送，直至我们自己雇工所种蔬菜能够供应为止。

乡村农民对主人这种纯真诚挚感情，着实令人感动，而弥足珍贵。如将今天都市里面劳资之间动辄相互对立斗争情形作一比较，今昔民风差异之大，与今不如昔趋势之恶劣，实令人慨叹不已！

搬回石仓沟老家后，伯祖母一家仍与我们合住。由于添建的房屋尚未全部完工，父亲又雇用一批土木石工，继续营建。所需木石建材，都在自己山上就地采取，不需花钱购买，可谓相当便利。我因为尚无读书安排，每天都在工地作义务监工员，看到匠人如何施工。并将可当柴烧的废弃木屑，捡送厨房，祖母和厨师都很高兴。

不知甚么缘故，我那两位叔父就不肯这样作。每天两人总是一前一后，一同跑到外面去玩。有时他俩从外面回来时，看到我在工地，就无缘无故在我头上敲打；而且总是麟叔起头打我一下，麒叔亦跟着打我一下。我既不哭，亦不喊叫，只是闷闷站在那里，忍受欺负。工人们见状，都取笑我，说我太老实，给我取个绰号，叫我「王铁头」。

父亲对我和两叔，管教很严。经常正颜厉色，不苟言笑，态度严肃，令人望而生畏。但在两叔，只有当面对有畏惧之心，背开时，就肆无忌惮，而无所不为。我则戒慎恐惧，不敢有所轻忽。

有一次，我拿着工人的旱烟竿把玩，原是无心的，也不知道把玩有甚么不好，被父亲看见，怒斥我一顿。从此我就很怕亲近父亲，一听见父亲从外面回到家中，就像老鼠碰到猫子一样，赶快躲起来。

古语说：「严父慈母」，我的父亲真真正说得上是「严父」的典型。我常留心别人的父子关系，与我和父亲的情形多不一样。别人的父子之间，总是亲密和谐，经常聚集在一起，有说有笑，令人羡慕，而我却缺乏这种享受。

尤其自我生母去世之后，心灵上忧郁的创伤一直笼罩着，迄未挥去，更需要父爱来补救时，却得不着，这是多么令人难过的事！但这不是说父亲不爱我，只是他思想守旧，不注重儿童心理，缺乏启发性教导，致有这种缺憾。然亦因此养成我不敢放肆的拘谨性格，对我以后在为人处事方面，能谨守慎为，注重分际，不致有所逾越，却是父亲对我管教严格之功。

再度延聘教师在家课读

父亲对我求学问题，一直很注意。迁回石仓沟老家第二年，就照旧延请一位名叫罗翰章的老师，到家中来做教师。参加课读的，除麟叔和我外，还有伯祖母的两位小姑母和我的思远妹。我所读的书，一部分是小学所用的国文与修身两种课本；一部分是四书。对于四书只有背诵、没有讲解。惟进度相当快。不过一年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本书，都告读完。一年后，我开始学做对联。由老师出上联，我做下联。就记忆所及，如下两副联语，是我当时感到满意、曾受老师夸奖的作品：

柳老虫书叶，花残蝶舞枝。

屋角蜘蛛朝结网，梁间燕子日营巢。

罗老师所出第一联的上联，就我现在的感觉来说，颇有一些凄凉意味，很像他当时心情的一种反映。因为他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一个人离家背井，独自出外教书度日，长期见不到自己家，这不是令人伤感的事么？况且在那个时代的人，由于社会经济环境贫穷落后，生活困苦，营养不良，类多早告衰老，大约在六十岁左右的人，就临到死亡边缘，而自认不久于人世了。俗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不是毫无根据的。所以这副对联，不仅显示老景的凄凉，也显示出人生的空虚，所以我始终不曾将它忘记。

十岁开始出外求学

在自己家中延师教读不过两年，就告结束。从十岁那年开始，即外出求学。首先由麟叔带同，到附近砖房孙姓亲戚家住读，老师是表叔孙剑青。过一年又转到燕坝电衢堂叔家住读，本麟叔父未再同往。老师就是曾在我家任教的罗翰章老师。因为燕坝靠近塘河街上，对他到街上比较方便，所以他改在燕坝设馆授课。与我一同受教的，主要是电衢堂叔之子王朝熹（号旭初），和他的一姊一妹。

在燕坝求学共有两年。在此期间，继母生下我的四弟思平，父亲非常宠爱。但在另一方面，我的祖母和曾祖母又相继去世。前后七年，从我生命开始，一连有几位尊长离开这个世界，显示生命何等脆弱，死亡却占极大权势。人生意义究竟何在，实令幼稚时代的我莫测高深。

我的父亲虽然经过了家庭人事上重大变化，却仍雄心勃勃，跃然有远举之志。他由于历年因为建屋、治丧、迁居避匪、嫁妹迎亲等等需用，变卖部分产业，致令家庭经济现出困窘。为便于他外出寻求发展，免有后顾之忧，遂施展一项家庭经济复兴计划。

父亲针对麻是塘河出口大宗，他就将石仓沟自有约十余亩土地用来种麻。惟因种麻需要大量肥料，则实行养猪以求解决。而养猪又需要食料，就开设粉房，利用磨粉所剩渣滓以资供应。因而又饲养牛只代替人工磨粉。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之时，还请了两个长工和一个牧童，来从事日常地里和牧牛一类工作。另有一男一女用人，则从事炊饭养猪磨粉等事。我每次回到家中，也曾随同牧童，上山去割牧草。当父亲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就将整套计划交由本麟叔父负责经营管理，并对之吩咐对我求学之事不能中辍，然后动身远行。

谁知父亲离家七年，除最初年余在万县一带和家中通过信外，以后就杳无音讯，经多方打听，迄无下落。继母日坐愁城，我如有失依恃。兼之麟叔吸食鸦片，不务正业，日夕吞云吐雾，不但经济复兴计划全部落空，且使家庭生活环境日增困难。由于学费难筹，两弟一妹均告失学。对于我的学业，亦受到极大影响。如果不是得天之助，亦有中途辍学之虞。

第三章 中小学时期之天助人助

住高等小学时期

民国六年，我十二岁。家父在离家外出前，他和堂叔电衢叔（字本光）商妥，将我和他的儿子旭初弟（字朝熹）一同送到离塘河三十里外之十全镇稿子坝镇立高等小学去就读，并由本麟叔父带同伴读一学期。我们是在春季开学时前往，依学制规定，我和旭初弟住高等小学第八班预备班，本麟叔则在高等小学第七班插班。

这个学校因在全县高等小学会考中获得第一而驰名，吸引各乡鎮前来就学的学生甚多，各班名额都宣告额满。

我因在初级小学只住过半年，不曾学过算术，在初学时，不免出现错误，致被尖酸刻薄的数学老师给我讥刺，要我跟小我两岁的旭初弟多多学习，令我感到难堪。

同时与我叔父因在上学期中一同告假回家取款缴纳不足之学校伙食费，请假达一个月之久，对功课多所耽延，影响成绩；秋季开学时，学校不让我升学，要将我降到初级小学的国民班，使我感到很难过。

我鼓着勇气报告校长说：「上学期，我因请假回家，的确旷课太多，但系出于迫不得已，非缘存心贪玩。本学期我有信心赶得上功课，请容我权且升班，如月考不及格，愿自动请求降班。」结果获得允准，我才过了一关。

新制学校课程较多，我对国文一课较有兴趣，凡老师选定讲解的古文，我都用心学习。因此我的作文成绩竟居全班之冠。尤其在最后两年，我的作文都名列前茅，备受师长夸奖。

升学以后，我认真用心读书，非迫不得已，绝不请假回家，俾免旷课。第一个月的月考，非常幸运，我不但及格，且名列甲等。年终学期考试，竟居前五名。降班之事自然就免提了。学校至此对我另眼相看，我亦更加奋勉。

可是，当到第二学年时，由于家庭经济情况恶化，我的学费就开始发生问题。幸因电衢叔父对我器重同情，经他邀请孙姓亲戚一同集资济助；同时又加上成、罗两位姑丈之慷慨赐助扶持，我才得在高小完成学业，且是第一名毕业。

在尚未毕业之前，即第二学年的上学期，与我在同班同学的舅父回到二溪（即太平乡）家中结婚，那时他才十三岁，与我同年。舅公望孙心切，为他实行早婚。因为至亲关系，我亦随往吃喜酒。无意中见到了一位秀丽的小姑娘，经我外祖母介绍，竟是我的姨表妹，她的妈妈就是我母亲的胞姊。只缘彼此住地相距较远，少有接触，致不相识。但一经认识之后，就感到相当亲切。我曾这样想：如果她能许配给我，倒是我很好的对象。那时风气未开，思想非常保守。自由恋爱根本谈不上，对于两性间的事，纵然彼此爱慕，谁都羞于启齿。

我希望有老的一辈人能够提及此事，但一直没有消息。我深知这是由于我们的家道中落了。在传统的观念上，没有人愿将一颗掌上明珠随便乱掷的。因此我对我这位可爱的表妹，只有暗暗地爱着。

住江津中学时期

有一天，正在二溪街上闲游时，突然碰到周永书、胡朝钦两位刚在十全镇高等小学一同毕业的同学，告诉我：后天江津中学招考新生，已经开始报名有日了；明天他们就要动身进城去报考，问我去不去？

我听到这项消息，立刻感到有些茫茫然。因为环境艰困关系，又兼之消息阻塞，对升学的事，我根本不曾计及。老实说，不是我不想升学深造，乃是因为家父外出不归，久无信息，而家庭经济又十分困难，我没有想到还有升学的可能，所以功课一切，都没有准备。但既然得到了消息，就不能不想法一试，因此我就答应两位同学，明天一同起程到县城报名投考。

当晚我向与我一度同学的周典章舅父报告要到江津投考县立中学的事，他满口赞成，并允供给我所需的旅费。就在第二天上午，随同周、胡两位同学乘船，沿江顺流而下，全程一百二十里，到下午两点多钟抵达。立刻到学校去报名，遇到旭初弟亦在报名行列之中，自是一番欣喜。

第三天上午开始考试，共考「中、英、算」三堂。投考人数约五百人，录取名额是一百二十人。我因事先没有准备，临时上阵，而又录取名额有限，如果考试题目过难，有无考取希望，自是成为一大问题。

幸尚三堂考试我都轻骑过关。第四天放榜，我竟考中第二十一名。旭初弟与周、胡两同学亦均被考取。我仍和周、胡两位同学一同回到二溪。继母和周、张两姓母舅，知道我考上了津中，均表示欣慰与嘉勉。

过了两天，我在二溪街上，遇到张姨伯文成，他就是我那位姨表妹的父亲，他对我考取了县立中学，也很高兴，特别带我到他家里去吃晚餐，并住了一夜。我借着吃晚餐的时候，向姨母和姨表妹问了安。由于是夏天，晚餐后就四人一同围坐在庭园里乘凉，在矇矇月色笼罩下，彼此闲谈。但只听到声音，却看不到面容。姨伯是一位言语短少的人，我亦生性沉默而拘谨，表妹虽不矜持，却很收敛，只有姨母很慈祥地不时发出一些对许多人家关切之声。这一夜的聚会，纵令人有温馨之感；但在旧礼教的传统束缚下，却未能尽欢，而是冷冰冰的结束；翌日告别离去时，仍不免有依依不舍之情。

为了筹措升学所需学费，我和继母过了几天，随即赶回塘河家中。电衢叔与成、罗两家姑父母，都高兴我考取中学，并自动表示继续资助我的学费。所有这一切的经历与表现，显在冥冥之中，获有上苍之助也。

民国十一年，津中秋季开学时，我和旭初弟相偕赴校报到，被分编在十七、十八两班上課。因系四年制的旧制中学，全校各年级同学分作八班，每年级两班，共有四百多人。

由于课程内容加深，所有教师亦多具有新知识；对于历史地理一类课程，讲到列强对我侵略及政府丧权辱国之情形时，都较小学时代具体而详尽，表情也较激烈。而在学校方面，又经常定有报章杂志；对国内外各种消息都有报道，自比处在闭塞的乡间要开阔得多；思想意念也就日趋复杂。

我在津中最喜欢的功课还是国文。并在课余时间我开始喜欢阅读言情小说，如红楼梦、西厢记、茵梦湖、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中西名著。因而在那个时候我的感觉中，认为宇宙间最为神圣伟大的，无过于一个「情」字。

民国十二及十三年，江津中学均先后因为细故，发生驱逐校长曹玉珊和马孟强的罢课学潮，行动相当激烈。结果循循善诱、受人敬重的曹校长愤而辞职。继任的马校长因为处事果决，他将领头罢课的为首学生十二人全部开除，迫使风潮平息而收场。

据我当时和一般同学的感觉，认为学校两次风潮的爆发都是不必要的。凡事有理，不怕说不清，何必采取激烈手段、走到极端，致讨苦吃。于此使我体会到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的说法固可肯定；但社会因此多事，不易明辨是非，将要成为永难克服的现象，并进而成为整个人类一种无形的隐忧。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俄共指使下，已告正式成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是中共中央委员，也是负责四川中共组织发展的重要人物。因此成都高等师范也就成了四川中共发展的大本营。由这个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渗透到江津中学担任教员的，有好几人都是共产党。同学中思想受到影响的，大有人在。

尤其在当时，由于南北战争，北洋军阀侵入四川，与原属反袁护法的川黔军交战，使地方受到极大蹂躏，人民感到非常痛苦。迄北洋军与黔军撤出四川后，所有川军又形成割据的分裂局面；以致横征暴敛、内战频仍，拉夫扰民成为家常便饭；此在一般青年学生中，引起极为强烈的反感。

民国十四年，是我住进江津中学的第四学年。是年三月十二日，倡导中国革命、推翻专制、建立民国的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崩逝，全国为之哀悼。所有各大报刊对孙先生毕生致力革命的各種偉大事迹，都从事扩大宣传，使我们这般初出茅庐的中学生，对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才有一个概略的进一步认识，而在内心里为之敬佩不已。

同年五月三十日，发生上海日本纱厂打死女工顾正红的惨案事件，又激起全国学生反日的游行示威，及各界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我们江津中学的全校师生，也在县城拿着标语举行示威大游行，群情甚为愤慨。

秋季学期临近终結时，家父突然随同部队开到江津县城，我出乎意料的见到多年不见的父亲，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喜乐。据父亲见告：他在杨森将军的一个部队里，原任军文兼军医，曾一度充任县长；由于待遇菲薄，每月所得薪资仅能维持日常生活费用，没有余钱寄回家；他所在的部队经常驻防在川东万县一带，流动性很大；传闻我的麟叔在家中不务正业，交托他一套种麻的农业振兴计划，不善经营，结果失败了；令他灰心气愤，所以他不愿写信回家。同时又告诉我：他已决定年底告长假返乡，再作计较。

这时我那位住在家中的麟叔，已与周姓幺舅公的大姨孃结婚，仍是亲上加亲。

我听了父亲这番话以后，觉得很有道理，甚感兴奋。惟旅费从何而出，则不得而知。我亦未便发问。

第四章 严亲对我的勖勉与栽培

索讨旧债充作出外学旅费

民国十四年寒假放假回家时，得见父亲已先期回到家中，自有一番欣喜。尤其我的父亲是一位具有经纶和才智的人，他一住在家中，就好像增加了一股生气和具有保障的力量，令人在感觉上与众大不相同。

但父亲此时的注意力却完全放在我身上。他对我说：「这几年来，家庭经济发生困难，对于你的学业，幸赖两位姑父母和电衢三叔等的帮助，得以继续维持，我很感激他们。只是在今天的世界上，甚么都在进步，甚么都需要学问，你虽然已有中学程度，但就时代的要求而言，尚相差甚远。尤其在当前国家的处境，充满了种种危机；外而列强侵略，国势衰颓，对抗为难；内而政风败坏，军阀横行，民不聊生；兼之社会文教落后，人民愚昧无知，又均穷困；凡百措施，都难望有效推进发展。在此局势日趋恶劣的情形下，如不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大业，力求贯彻到底，国家危亡的悲惨命运恐难幸免。因此，我想要你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可能为国家克尽一份力量。」又说：「现在国家纪纲荡然，军人势力抬头，文人成了军人的附属品，任由军人左右摆布；你在中学毕业后，如不再求深造，而仍回到乡间，必难有何发展，更谈不上裨补时艰，报效国家。」

到了农历年关时，父亲带同我到二溪去索讨一笔旧债，希望拿来作我出外求学的旅费。这笔旧债，约有兩百多两银子，是一位姓萧的当地有名人士，从我祖父手中借去的，已经历时廿余年；我在童年时，曾跟随父亲前往索讨过两次，都被推托不便而毫无结果。

讵料这次前往追讨，当萧某听到我父亲所说是为了充作我出外求学的旅费时，不好意思再推托，就一口气答应先还一百元大洋，并定于隔日就立即兑现，我与父亲都同感庆幸！

当讨债交接手续办完之际，已经是农历除夕的黄昏时分；家中正等候父亲和我回去一同吃年夜饭，谁知尚逗留在七十里外的二溪。父亲取到一百元银洋后，虽觉为时晚了一些，毕竟不曾落空，也还能尽量忍耐。

赶到家中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继母和弟妹等还在等着父亲和我一同回去吃年夜饭。我对父母为我出外求学的事如此操劳，不禁为之感动不已。

父亲对我临别的训诲

父亲在启程返家之前，为了张氏母舅家有事尚须交代，特带同我顺道到学田湾去走了一趟。当由六外祖母出来接待，不料竟有那位姨表妹随从在侧。由于时间匆促，未进屋内，即由我父亲与六外祖母面对面站着交谈了几句，就告别转身在暮色苍茫中离去了；我与表妹都来不及招呼，但她已知道我有远行；当我和父亲转身离开时，她同六外祖母都站在大厅前的台阶上目送我们走出大门。

农历新年过后，还不到元宵节，我就要离家远行。在离家头一天，我舍不得庭园中由父亲和我亲自种植的兰花、牡丹花、菊花、木葦花、玉兰花，曾默默地向它们告别。我心中向着它们说：「自今分别了，我甚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我希望我们能有再见的一天。」

告别父母离开家庭那天，继母和弟妹都送我到大门外，望着我走了很远还站在那里不动。父亲将讨债取回的银洋一百元原封未动交给我后，又送我一里多路；一面走，一面叮咛说：「人生务须发奋图强、努力上进、方有价值。无论为人作事，总要有一个目标、贯彻到底，不可半途而废。我和你的祖父都有志报效国家；惟因环境关系、均未能如愿，望你知所奋勉，勿负我之期许。」

我一面聆听训诲，一面感动流泪。忽然听到父亲说一声：「你好好走，我回去了。」想不到这一别就是十多年，才获得短暂的团聚。

过去到外省求学比当前出国留学还难

由于事先经父亲约好，有两位长辈和志同道合的人愿与我同行，所以我此次虽系初出远门，但有多人同行，并不寂寞。

所有约好同行的人，第一位是我继母堂姊的丈夫谢姨叔维平，第二位是罗膏如姑丈的胞弟罗六爷云程，第三、第四两位就是谢、罗两位长辈的同学蒲禹之与张庭芳。他们四人都是合江中学的学生，比我长好多岁，均已结婚，我都不曾见过面。

我此行的第一站，就是首先到石丛口罗姑爷家与罗六爷云程会合，然后通知谢、蒲、张三人在松溉聚集，再一同乘轮船动身。因此为了等人聚齐，就耽延了十二天之久，令人感到相当着急。因为时间拖长了，恐怕会延误黄埔军校的考期。

约在农历元月中旬，我们一行五人由松溉乘通行长江之小火轮到达重庆。既迅速、又平安，不过半天时间就到了目的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轮船，不免有一些新奇的感觉。

为了等候由重庆到宜昌的船期，我们一行五人又在重庆逗留了一个星期。在这几天当中，不但使我着急、深恐错过黄埔考期，而且令我留下一种不良的政治印象。那就是在重庆街上，到处出现「打倒国民党右派」和「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标语。由于初次接触这类问题，固不知道究竟，但不免使我对国民党已产生一种内部分化之隐忧。虽经以后事实证明，斯乃中共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所施展的一种分化手段；但国民党面临多事之秋，却已十分显然。

在重庆停留了一个多星期之后，才搭上轮船到达宜昌。当轮船驶经三峡之时，想起父亲于临行途中所对我所有训勉的话，就不禁念起如下一首古诗来：「男儿立志出乡关，事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有青山。」谁知在七十年后之今天，我果然还滞留在号称民族复兴基地的海岛上，过着流亡的痛苦生活。因为我在桑梓的老家被充公了，祖宗坟墓被铲除了，两弟一妹与许多亲人都已去世。当前海峡两岸敌对隔绝的情势虽在逐渐化解中，但我已告家破人亡，还有什么地方与什么心情可以归回呢？这无异是对上述那首古诗的一种印证，令我为之黯然欲涕。

在宜昌和在汉口，都因等候船期，又各耽延了好多天。然后才搭上国营招商局和英商太古洋行的轮船到达了上海。从在家里起程算起，整整经过一个多月，还未达到终极的目的地，而所带的一百元大洋旅费，却已告罄，我只剩下十四元。

由此可见，当时因为国家贫穷落后，交通不便，即在国内由甲省到乙省去求学的情形，比今天由国内到美欧国家去留学的情形，还要困难多多。因为今天交通便利，全世界四通八达，无论到美欧国家，乘坐飞机即可朝发夕至，既省时又省钱，与我当时由四川到上海的那种困难情形实不可同日而语。

无怪当时一般青年子弟，无论贫富，都以出外求学视为畏途。即使是富庶人家，亦宁愿让自己子弟留在家乡，困守一隅，而不求上进。甚至听任腐化堕落，亦在所不惜。

而我却很幸运，虽在相当艰困情形下，赖有贤明父亲之苦心栽培，卒能突破难关，使我负笈远行，再求深造，创建自己光明的前途，实是一宗不易多得的事，内心非常感激！

可是想不到的难处，依然仍会遭遇。首先是我所剩下的十四元旅费，因初出远门缺少经验，竟被扒窃而不自知。更重要的是报载黄埔军校停止招考了，使我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

而四位同行的长者，因知黄埔一时去不成，竟相率上街购买物品，准备带回家乡，对于求学一事，好像无所谓似的。我看到这种情形，大不以为然，不免为之焦急。

幸有一位同行出川、也是准备投考黄埔的李姓青年同乡，他很热忱地来对我说：「黄埔考期既然错过，我们只好暂时留住上海，补习功课，等候继续招考的消息。」我说：「我没有钱，缺少住下来等候消息的条件。」他告诉我：他还有三十多块大洋，可以混一段时期，劝我不要着急，他愿意与我配搭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行止。

说着他就拉着我到法租界去，和他一同租房子，准备暂时居住，不要再住旅馆。结果租到一间楼房，设备齐全，不必自购家具，立可迁入：月租十五元，另押租十五元。李姓同乡非常爽快的说：「好，我租了。」立即拿出三十元交与房东，并约定当天中午就搬去居住。

迨租屋住定之后，我建议李同乡，为了减轻经济负担，安定旅途生活起见，何妨按照报上招考学徒的广告去应征，如被录取，那我们每月所需的伙食费与零用钱，就不愁没有着落了。他表示赞同，那时正是午后三点钟，便按址一同跑到两家纱厂去应征，结果都不成功。因为那两家纱厂都要铺保，而我们两人又是初到上海的四川人，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自然无此条件，只得废然而返。

到了晚上，四位长者回到所住旅馆，因见到我留下的字条，知道我和李姓青年同乡已搬到法租界租屋居住，就按址一同赶来探看。对我两人，显然有些不满，认为不应不先同他们商量就径行决定搬迁。我表示歉然地说：商量是应当的，不过看到你们购置物品准备返川的情形，却令我不免疑惑。恰巧李同乡决定租赁房屋，约我先行一同住下，再作打算；我表示同意，就搬到这里来了。这里总比住旅馆便宜得多，对各位长者如有更好的另外计划亦无妨碍。何况我已没有可用的钱，李兄盛意邀我同住，也有不便推辞的苦衷。他们听了这番话，不再提起甚么，就表示说这样也好。而且他们也要搬来，大家一同挤着住，问李同乡可以不可以。李兄说非常欢迎，没有问题。

惟仅有一间房间和一张床，要供六个人居住，总不免有些拥挤。为求勉强应付一时起见，决定三个人共睡一张大床，另三个人分别各睡一张行军床。

至于伙食，则决定实行吃包饭。每人每月取费八元。为恐钱不敷用，经一致决定暂包四个人的饭供六个人吃。嗣后张庭芳单独返回四川，又改包三个人的饭供五个人吃。这自然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得不尽量迁就。但天天如此，使大家在半饥饿状态中生活，非有相当能耐，不易安然度过。

当有人感觉这种生活有点歉然时，就引用孟子的话，独自低声地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藉以自勉自慰。

第三篇 负笈申江踏上政治程途

第一章 献身革命进住上海中山学院

抵沪初衷受阻，另显曙光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租屋住定之后，究将何去何从？这是我当时最大最迫切的问题。

晚饭过后，我一个人独自登上三层楼顶的天台，举目四顾，但见茫茫夜色之中，整个上海，都被闪烁不停的灯光照耀着；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在相互衬托中，更显现瑰丽灿烂的美景。再仰望蔚蓝深沉的天空，则是繁星点点，或近或远，都静默无语。我不禁举起手来，向着上苍祷告说：「令人看不见的天神呵！我仰望你，你能告诉我吗？我已经陷于进退维谷之中，而今而后，我将走到那里去？请你帮助我。」

说来也奇怪，好像真有神助一样；过了两天，当四位长者到街上去逛了一趟回来说：在无意中，他们碰到一位四川同乡，经其介绍，已见到我们四川革命前辈谢持和黄复生两位老先生。谢持老先生名惠生，是吾川最早追随孙总理的老革命党人，现任国民党上海中央执行部常务委员；办公处在法租界环龙路十四号。黄复生先生，就是与汪精卫一同在北京行刺摄政王的那位老同志。这两位老前辈，我们都在环龙路见了面。当我们将投考黄埔军校错过考期的事陈述以后，两位老前辈就主动表示：愿保送我们去投考在法租界新创办的中山学院。并说明这个学院是许多老同志，包括孙科、胡汉民、张继、邹鲁、居正、戴季陶等在内，一同出资赞助创办的。且已得到蒋中正、张静江、李烈钧诸先生之认同。由邵元冲先生充任院长。第一期学生只收一百人，资格限定大学预科毕业，及具有中高等同等学历者，由各省市党部负责保送，需要经过考试手续。现已开学一个月，学生尚未足额，修学期限定为两年。我们已取得执行部的保荐书拿到学院去报了名。学院限定我们后天去补行考试。补考课目为国文、社会学与经济学。吩咐我们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两本社会学概要与经济学概要，预作考试的准备。同时也告诉我们不收学费，可以在学院住宿，只收伙食费。

我和李姓朋友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欣喜；立刻就到商务印书馆去买几本指定的书，如同恶补一样，大家一同赶紧阅读，如期前往应考。结果均被录取，亦云幸矣。

至此我才明白：在重庆我所看到「打倒国民党右派」、「打倒西山会议派」一类标语，乃是自称国民党左派的共产党，为打击国民党忠贞同志所耍的一种手腕。同时我也才了解：所谓西山会议派，就是因为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后，由于早先实行的联俄容共政策，使**在国民党内部发生党团操纵作用，极力进行分化，妄称自己为左派，国民党为右派，号召联左打右，势焰嚣张，令人难以容忍的一般忠贞老同志。国民党中央委员林森、张继、邹鲁、居正、谢持等各位元老，鉴于情势险恶，于是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集会于北京西山，商议护党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