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县《广兴乡志》，是我乡有史以来第一部地方史志，也是一部小百科全书，现在出版了。编写一部《广兴乡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是全乡人民共同愿望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1982年7月着手，组织力量，宣传动员，搜集和整理资料，征求意见。经过编写人员的认真编纂，又经县志编委会同志的反复修改，现已定稿。
《广兴乡志》，记载了1911年到1982年七十多年间广兴乡的历史，展现了广兴美丽的山川、丰富的资源、灿烂的文化。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三十多年，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变化发展，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归属得体，文字简明，观点正确，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乡土教材。为此，我谨代表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和全乡人民对编志人员表示衷心地感谢。
中共广兴乡委员会书记 陈光海
1985年5月
一、本志上限为1911年，下限为1982年。对个别史实，酌情上伸下延。
二、本志本着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三、本志体例包括“志”、“图”、“传”、“表”、“记”，以志为主。按篇、章、节、目、级次安排。
四、历史朝代沿用旧称（如“明”、“清”、“民国”），一律不加政治定语。
五、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凡涉及清代年号、民国纪年和干支纪年时，夹注公元纪年。
六、本志一律用语体记叙文。引文保留原文。
七、本志定稿时，已改公社为乡，故称《广兴乡志》。在行文中，公社化以前称乡，公社化后称公社。
《广兴乡志》编写小组
一九八五年五月
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郭引忠
组员：叶元涛、张绍文、庞文良、幸成庆
编写组
主笔：漆中亨
组员：陈显图
资料组
组长：幸成庆
组员：吴秀清
改稿： 王肇槐、岳立言
摄影、制图： 庞国翔
封面题字、印刷： 江津县志办公室
校对： 蒋成康、王肇槐
（图为江津县广兴乡党委全体成员、江津县广兴乡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江津县广兴乡委员会、江津县广兴乡人民政府全体干部和乡机关工作人员、广兴乡镇企业公司和供销经理部、广兴乡全体脱产干部、广兴乡初级中学校、广兴乡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广兴乡电灌站、广兴乡桥溪口闸坝）
序言
凡例
《广兴乡志》编纂人员名单
广兴乡行政区划图
照片
概述
第一篇 建置沿革 行政区划
第二篇 大事记
第三篇 地理
第四篇 人口
第五篇 政治
第六篇 农业
第七篇 多种经营
第八篇 工交邮电
第九篇 财贸
第十篇 教育
第十一篇 文化
第十二篇 卫生
第十三篇 社会
第十四篇 人物
志余
编后语
广兴乡位于江津县境东陲，乡政府驻地距县城82公里。地跨綦河中游两岸，面积四十平方公里。东以大娄山之余脉太公山之山脊与綦江县万兴乡交界，西面同五福乡、夏坝镇接壤，南面紧连綦江县北渡乡，北面与新场乡石罗、屏麓、大塘等三个村为毗邻。地处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可耕面积13,478亩，适宜多种植物成长，自然资源亦颇丰富。全乡以农业为主，林牧副渔亦较为发达。乡境盛产广柑，素有“广柑之乡”之称。现人口已达一万七千七百余人。
广兴乡广大人民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品质，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勤劳勇敢，艰苦朴实，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辛亥革命至解放时期的三十八年之中，广兴乡人民饱经忧患，承受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奴役。尤以蒋家王朝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统治时期，横征暴敛，苛政如虎，豪绅官吏串通一气，相互勾结，巧取豪夺，残害于民，致民穷财尽，民不聊生，文教卫生等事业奄奄一息。广兴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9年11月27日，广兴乡解放了，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广兴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一系列民主改革运动，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成了新中国的主人。接着，又进行了一化三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广兴乡的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解放，生产稳步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欣欣向荣。
建国后的三十三年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广兴乡在前进的道路上，工作中也有过失误和挫折，生产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也曾出现过困难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干部、社员和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地重新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以农业为主的广兴乡，生产条件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田保灌已由建国初期不到二百亩扩大到七千亩以上。建国前，广兴乡不曾有过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而今则拥有一批农业机械，并在加工、提灌方面实现了机械化；化肥则从无到有，至1979年平均每亩耕地施用化肥总量已达195斤；电力的发展，不但使45.5%以上的人家实现了“点灯不用油”的夙愿，而且还逐步建立起了一批以电为能源的加工提灌设施。由于生产条件的改善，大搞科学种田，至1982年，全社粮食总产量已达1,132万斤，比建国前夕535万斤增产1.11倍。尽管人口增长很快，同一时期人平生产粮食却由474斤上升到685斤。其他经济林木（柑桔、枳壳、油桐、棕片、栀子等）和畜牧业、渔业、工副业等生产也有显著发展，人平收入达116元。
在交通运输方面，有川黔公路、川黔铁路与綦河流域贯通全境，水陆交通便利。广兴乡于1979年购置汽车2辆，客、货运输四通八达，改变了昔日长期运输困难的局面。
至于文化教育方面，建国初，全乡仅有小学8所和一所私立时化中学（1952年停办），学生仅有630人。1982年已有小学13所，中学2所，在校中小学生达3,873人，增长5.15倍。各大队均设立了幼儿班。据1956年统计，青壮年中文盲、半文盲尚占91.6%，至1981年，全乡青壮年中已实现基本无文盲。
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广兴乡先后建立起了广播站、电影队及文化站等。27%的户购置了收音机，有9户已拥有电视机。
在医药卫生方面，建国前缺医少药的状况已根本改变。建国初，全乡仅有医生10人，现已有医生20人，增加一倍。一些常见疾病已被扑灭或受到控制。人民的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均有显著提高。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收入增加，广兴场逢赶集之日，群众云集于市。市场繁荣，物价稳定，购销两旺，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建国初，尚有不少人家缺吃少穿。现在粮食做到了自给有余，并有35%的户在银行或信用社存款26万元。开始摆脱昔日穷困的面貌，逐渐走上了劳动致富之道。
由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社会风气亦随之而变化。昔日之陈规陋俗已逐渐为社会主义新风尚取而代之。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
现在，全乡人民正以豪迈的步伐沿着党的十二大所指引的航向同心协力，为把广兴乡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奋勇前进。
江津，古巴国地。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灭巴，置巴郡（治所在今重庆），下置江州县（治江州）。后江州治所继移僰溪口（今县境顺江）。西魏时（553—557年），江州县改名江阳县，广兴属江阳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江阳县为江津县。自隋至今，广兴一直属江津县。
清初，县属地编户为笋溪里、思善里、杜市里，广兴属杜市里。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每里分编四单，全县共编十二单，之后改为十二都。广兴属三都。清宣统二年（1910年），成立城镇乡自治会，县之下划十六个小区，设十二个镇乡。广兴属三才镇，团务办事处设杜市场。
民国初年沿用清制。民国十年（1921年），撤都设区，县之下划为十三个区，民国十二年又调整为十二个区，广兴属三区。当时，广兴为第一、二两团，下属二十个甲。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省县分区设署，县之下划分为五个区，广兴属一区（区署设贾嗣场），并实行保甲制，将县之下十六个镇乡划分为七十六个联保，广兴设广兴联保。联保之下辖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保。联保办事处设广兴场，仍属一区。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撤销联保改组乡镇，县之下设五个区三十八个乡。杜市、崇兴、高歇、广兴各保隶属五区之杜市乡，乡公所设杜市场。民国三十年（1941年），县之下设五个区，全县划分为六十一个乡镇，广兴从杜市乡分出设乡，隶属五区，广兴乡之下辖九个保，直至新中国成立。
1949年11月27日，江津县解放，仍保持民国时期的建置。1950年，江津县人民政府成立，将全县五个区改设为十个区，将乡公所改为乡人民政府。广兴乡人民政府属第八区（区人民政府设贾嗣场）。
1952年12月，实行民主建政，设小区小乡制。全县农村划分为十九个区，广兴乡属第十四区（区公所设贾嗣场）。1954年，广兴乡由人民代表会选举产生乡人民委员会，改广兴乡人民政府为广兴乡人民委员会。1956年，为适应农村互助合作发展的需要，实行小区小乡合并，扩大农村，缩减为十三个区公所，并以区所在地命名，广兴乡属贾嗣区公所，辖村如故。
1958年，废乡人民委员会，建置“五位一体”、“一大二公”的政社合一的广兴人民公社。1961年7月，重建新场公社。当年从贾嗣区划出广兴、新场、杜市、高歇，于12月24日成立杜市区公所，广兴公社隶属杜市区公所。1980年，经选举产生广兴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同时撤销广兴革命委员会。1983年7月，大队改为村，成立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村民小组。
1984年3月，进行基层政权体制改革，广兴人民公社改为广兴乡人民政府。全乡共辖十二个村、一个居民委员会、112个村民小组。
清宣统二年（1910年）
江津县开始设立邮政局，同时广兴场设邮政代办处，邮路初通。县南路由县城到江口、顺江、仁沱、真武、贾嗣、广兴等交綦江。广兴场转杜市、高歇。
清宣统三年（1911年）
11月初，綦江县池列五来广兴联络组织同志军起义，当月攻打綦江县城，夺得胜利，綦江宣告独立。
民国三年（1914年）
大天旱，从九月直至次年（乙卯）五月，一直未降雨。广兴小春基本无收，大春严重减产。群众多以草根、树皮、白泥（俗称“观音土”）为食。至今老年人还常叨念“乙卯年大天旱”。
民国十二年（1923年）
六月，贵州军阀周西成部队开赴重庆，路过广兴场，与驻广兴的川军发生夜战。
广兴场设四县（江津、綦江、巴县、南川）清乡联防大队部，大队长周化成。
民国十三年（1924年）
赵润初在广兴始办完小，九月开学，校址广福寺。
有名的甲子年大天旱。广兴地区从头年冬天起至次年旧历六月中旬，天久不雨，农田龟裂。该年粮食收入五成，不少乡民以糠菜、观音土度日。
民国十四年（1925年）
七月初四日晨起下大雨，持续一天，綦河洪水暴涨，淹至广福寺门口石梯坎（今乡政府驻地门口），受灾严重。
民国十五年（1926年）
广兴小学人数增多，乡人将关帝庙推倒重建，并扩建上殿及两旁书楼。将关羽、张飞、岳飞等神像移至上殿，其余房屋做教室，可容学生三百余人。
民国十八年（1929年）
二十四军强令广兴乡民种鸦片（即罂粟），并按窝数征税，名曰“窝捐”。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十二月，在广兴境内动工修筑川黔公路，次年三月通车，乡境内长约十三公里。
推行乡保甲制。从宣统二年（1910年）以来，广兴属三才镇建置为一、二两团，至本年底改建置为联保，设广兴联保办事处。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五月，江津县政府奉令派款购买飞机为蒋介石五十寿辰祝寿，要乡民按所派金额认购，名曰“献机祝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广兴天旱。四月二十六日才下雨整田，栽老秧，收成大减，群众生活困难。
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各界纷纷开展抗日宣传，乡民抗日情绪高涨。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八月，日机狂轰滥炸重庆后返航时，见广兴乡八保（现新场乡太平村）小学国旗未降，即投弹一枚，落在郭歧山坝子正中，人畜未伤。
冬，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第三总队进驻广兴。次年春屠杀爱国青年一百二十四人。该团于1941年1月停办。
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广兴分队成立。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七月六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来广兴视察战干团，检阅了全体官兵和学员。
改联保制为乡，广兴场属五区杜市乡。
中国国民党广兴十三区分部成立。
导淮委员会在广兴桥溪口处修筑大胜河，1945年竣工通航。
广兴乡派出民工参加修建珞璜中坝飞机场。
民国三十年（1941年）
广兴驻扎国民党宪兵训练团，时间二年，训练宪兵二批，计两千余人。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
江津县整编保甲，全县整编为六十个乡（镇），广兴从杜市乡划出建置广兴乡，直至解放。
广兴乡公所首次安装上电话机一部。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四月七日（清明节），广兴天降鹅毛大雪，遍山银白，秧田重盖，小春损失很大。
国民党政府提出“还政于民”，进行选举，成立了乡民代表会，设乡民代表会主席一人，代表若干人，为乡之最高权力机构。乡长、副乡长由乡民代表选举。
广兴乡境内开工修筑铁路，长约十六公里，1947年竣工通车。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
国民党炮兵五十一团从抗日前线退后方整休，进驻广兴，团部设周化成洋房内。
狼下山，到处伤害小孩和牲畜。乡中张海南之女孩被狼含去，追回埋了，又被刨出含去吃了。
广兴乡派出民工一个中队（约150人），由陈启文率领，前往泸县修筑兰田坝飞机场。民工粮饷被层层克扣，生活极苦，伤病甚多。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八月十五日，广兴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国民党江津广兴第三十六区党部成立，下设六个区分部。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广兴成立崇实社，社长幸攀桂、单执中。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广兴成立正诚社，社长赵介凡、黄朝喜、程月清。
江津县竞选国大代表，广兴新、旧派斗争激烈。旧派在糟坊设宴三十余桌拉票，席罢被新派头目周化成强行督选，新派周开庆当选，旧派失败。
广兴成立群益社（又名刀儿队），社长牟成明。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五月，綦河洪水暴涨，广兴渡船封渡。船民以私人船只为获取高价摆渡，船只翻覆，淹死二人。
贫教会华西实验区柑桔队来广兴治理柑桔，成效颇好。
广兴成立青帮，头目为张东仿、单高尧。
广兴成立民社党，头目黄伯川。
赵铭彝、张克尊在广兴场开办私立时化中学，校址广福寺（经费由张克尊捐资，赵铭彝为校长）。该校于1952年合并到五福、蔡家中学。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九月，国民党妄图抗拒解放，在江津成立“三六六师”，广兴成立一个连，黄兴任连长（外地人），彭野松任副连长。
十一月二十七日，解放军部队途经广兴，群众热烈欢迎，广兴宣告解放。
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乐山团管区上校司令员赵惠嘉（广兴人）率领广兴“自卫队”一百余人，携带枪支弹药逃往江津，逃至夏坝被解放军全部击溃。
1950年
一月二十二日，土匪张绍伦、田定国等人路过栀子坪往升平抢王国全。李区元、李全山兄弟二人发现，即大声呼叫有土匪，匪徒抢劫未遂，因而怀恨在心。当月二十四日晚上，土匪张绍伦、田定国等将李氏弟兄二人枪杀。
二月，有一南川县工作队同志到贾嗣区公所，途经广兴被土匪发现带有手枪，巧言挽留其在匪首张东仿旅馆住宿。夜十二时许，土匪将该同志手枪收缴后，抓至离场八华里活水丘旁（现新场乡石罗村）处将其活埋。
三月，广兴成立农协会。同时废保改村，废甲改邻，成立乡人民政府。
四月四日，区政府通知将广兴枪支（一百余枝）弹药全部集中送区。在广兴火车站等候上车时，被土匪头子张东仿组织土匪数十人将枪全部劫走，逃至中河丘旁（樟木村）处。适遇一辆解放军军车开过，见其劫枪形势，立即开枪阻击，土匪弃枪逃命，解放军当场活捉土匪二人，带至綦江审讯后释放。
十月，整顿农协会，同时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四大运动。
1951年
全乡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广大群众积极捐款，青年踊跃参军，广兴先后有九十九名应征入伍，奔赴朝鲜战场。
三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兴团支部建立，邹洪章任书记。
六月，县土改委员会派王道一率领工作队来乡，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1952年
春，通过报刊上公开批评农民李四喜、丰思云在分得田地后产生的“革命到头”的错误思想，广兴乡开展了对农民的宣传教育运动。
春，在大生产运动中，发动农民组织互助组。三月八日，广兴第一个互助组在高坪村（今广佛村）建立，组长郑世江。
五月，广兴乡联合诊所成立，负责人蔡孟常、赵建文。
六月，广兴供销社成立，负责人赵荣书。
十一月，广兴兽医站成立，负责人龙焱生。
十二月，广兴乡民主建政结束。村长改为代表主任，邻长改为居民组长。同时将石梁、居家、大塘、太平等村划给新场乡后，全乡组编为十一个村，一百三十一个村民组。
在干部队伍中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同时在社会商业人员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主要内容的“五反”运动。同时开展对贩卖鸦片毒品者进行肃清运动。
1953年
一月，广兴选派六十名积极分子去县办互助合作训练班学习。在班上，发展了三名中共党员。回乡后，于二月成立广兴乡临时党支部（支书吴宗群，委员蔡友成、万炳荣）。
二月，全乡开展了以“一化三改造”（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心内容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宣传教育运动。
三月，广兴从“三八妇女节”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新《婚姻法》。
十月，为保证军需民食，实行粮、棉、油的统购统销政策，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重大作用。
冬，开始大办民兵，广兴建制为一个民兵营。
江津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广兴选举委员会，并任命但思仪为主席，广兴乡首届普选开始。
广兴成立工商联合会小组，组长郭和礼，成员三人。
1954年
二月，中国共产党广兴临时支部转为正式支部（支书吴宗群，委员蔡友成、万炳荣、彭文明）。
三月十九日，经过普选，广兴乡召开了首届乡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乡人民委员会（取代了乡人民政府），乡长李绍文，副乡长吴宗群，并选举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人民陪审员。
七月，广兴乡进行了第一次全国统一的人口普查工作。
八月二日，互助村建立了广兴乡第一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命名《荣华庄社》。
乡民踊跃认购国家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全乡各界认购2,752万元（合现币2,759元），超额完成任务。
八月，广兴信用合作社成立，主任温叙扬。
1955年
全乡开展了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
成立广兴缝纫社和铁业社。
1956年
五月，中国共产党广兴乡总支委员会成立（书记吴宗群，副书记幸普良、陈奇玉、幸成庆）。
十一月，召开广兴乡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冬，全乡四十三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并为四十二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社建成后，即开展对丧失劳动力、无依无靠的社员实行“五保制”（即由集体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
广兴大面积种植“双季稻”。
1957年
八月，广兴乡在幸家祠堂开办农业中学。1961年为支援大办农业停办，1964年9月13日恢复。
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全乡有少数农民被批斗，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单位划3名“右派分子”，后来全部纠正。
1958年
三月十九日，发动全乡群众开展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持续三昼夜，四害大减。
四月，召开广兴乡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九月，建立广兴人民公社。实行政社一体，取消乡的建置。同时撤销新场乡，将唐家、石罗、玉屏、屏麓、灯塔、太平、大塘等七个村合并给广兴公社，改村为管理区，共十七个管理区。
九月十一日，各区、镇开展扫盲运动。文盲、半文盲人手一册识字课本，轰轰烈烈进行扫盲工作。
十月，广兴公社在綦江万兴公社东五管理区修建洗马滩水库一座，次年竣工，投资四万余元，后交綦江县使用。
十月，广兴公社楼将修建第一口沼气池，次年三月竣工产气照明，后管理不善报废。
公社设电话总机一部，各管理区安设电话机，于1961年撤销。
中国共产党广兴公社委员会成立。
1959年
四月，广兴开展整社算帐，重点清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贪污、挪用、盗藏、瞒产私分和铺张浪费等五方面的问题。
十一月，广兴开展反右倾运动。
召开公社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
1961年
一月九日，广兴渡口船超载，造成沉船事件，落水51人，淹死三女一男。
三月，开展以退赔为中心的整风运动，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等错误。
五月，广兴公社召开第四届社员代表大会（即乡人民代表大会）。
六月，在曙光大队水口庙附近钻天然气井一口。
七月二十四日，体制改革，撤销大社。改管理区为大队。将广兴的太平、石罗、玉屏、屏麓、灯塔等五个管理区划给新场公社。
十二月，从贾嗣区划出杜市、高歇、新场、广兴等四个公社成立杜市区，于24日开始办公。
乡境全年降雨量为建国以来最少的一年，天大旱，农业生产下降到建国后的最低水平。
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劳动互助，等价交换”等原则，纠正了“三高”、“五风”。
1963年
三月，广兴公社第五届社员代表大会召开。
四月五日起，广兴贯彻中央关于增产节约和开展五反运动，同时建立农村贫下中农协会组织。
九月二十三日，县委通知广兴开展一次爱国卫生运动，彻底做好清理洗刷旧的标语口号，做到干干净净迎接国庆。
十一月一日，召开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三二部队在广兴境内始修建支铁路三公里、支公路四公里。
1964年
六月，公社召开第三届党员代表大会。
六月至七月，公社进行了第二次全国统一的人口普查工作。
七月一日，广兴始晴至十六日，旱象严重，持续高温摄氏40度。
公社开办粮油加工厂一个，厂址在广兴粮点。
1965年
十月二十四日，广兴开始修建电灌站。到1966年止，建成下坝、高坪、后边沟、彭家桥、三佛等处电力提灌站。
十月，广兴公社召开第六届社员代表大会。
1966年
三月，召开公社第四届党员代表大会。
九月，“文化大革命”在广兴公社展开，使广兴经历了“十年浩劫”，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文化大革命”才宣告结束。
区委派工作队来广兴公社，以樟木大队为重点，纠正单干活动。
成立广兴铁路装卸队。
1967年
春，在“红卫兵”冲击和经过“夺权”后，公社行政领导瘫痪，党组织亦停止了活动。
三月二十四日，经江津县驻军支左领导小组批准，成立广兴公社生产办公室，代替原公社管理委员会行使行政职能。
1968年
十月二十八日，在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和“三结合”（即有军队代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基础上，广兴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
广兴公社有李春阳、刘尼凯、吴宗树、周廷贵、刘学林、张大珍等干部和社员代表到大寨参观学习。
1969年
五月十日，外地和广兴两派群众组织在广兴场上发生武斗事件，打死八人，受伤数十人。
首批城镇知识青年来广兴公社插队落户。直到1978年止，先后来广兴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415人。至1981年，先后回城镇升学就业。
广兴公社建立广播站。
1970年
全社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和“清理阶级队伍”。
广兴公社小学附设初中班五个班，为戴帽初中班。
1971年
三月，召开公社第五届党员代表大会。
五月，由县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江津县广兴人民公社委员会”，党委书记为李春阳同志，并起用公章。
“九·一三”事件（林彪叛国外逃，自我爆炸）发生。十一月全社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571工程纪要》的大批判，接着进行批林整风。
九月二十日，广兴公社开办酒厂一个，厂址原公社驻地（1979年6月20日恢复）。
1974年
春，全社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全社大面积推广旱地的麦、玉、苕交叉连作的一年三熟制。
1975年
五月二十三日，广兴午夜下暴雨一小时许，山洪暴发，沟田成河，斗大石头被洪水冲走。
十月，广兴公社在夏坝开办小型水泥厂一个，次年竣工投产。
1976年
一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全社广大群众沉痛哀悼。
九月，毛主席逝世，全社人民进行了一系列悼念活动。
十月，正当全社人民为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主席相继逝世而心情异常沉痛，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忧心忡忡的时候，传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全社人民无不拍手称快，紧接着开展了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批判。
十一月十九日，县委批准：为了加强公社领导，配备姜晓玲为不脱产的公社党委副书记。
十二月，天下大雪，平地垫雪数寸厚。
公社成立农科站，各大队也先后建立起了农科队。
1977年
五月二十六日，县委指示成立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伍，进行改田改土。广兴到1978年止先后成立公社专业队一个130人，大队专业队二十七个1,094人。
广兴公社电影队成立。
1978年
四月二十日，广兴召开第六届党员代表大会。
八月六日，参观农业学大寨，由公社书记带队，大队书记参加，共去五人。
广兴公社开始试行杂交水稻制种。
曙光大队鱼塘湾生产队境内探钻石油井一口。钻出硫化氢毒水，毒死广福大队四、五、六生产队晚稻秧苗数十亩，河沟内鱼全部中毒死亡。
1979年
元月，公社革命委员会和各级革命领导小组一律更名为管理委员会。
全社大搞喷灌，因收效不大即停止。
开始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全社粮食比上年增产三成多。
1980年
十一月十九日，按照新的选举法进行选举，召开了公社第七届社员代表大会。
十二月，开始动工修建公社办公大楼。
秋后，一批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1981年
四月九日，广兴早上刮起七级大风，玉米苗损失严重。
全社110个生产队中，搞起“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的有59个。
1982年
四月，全社大张旗鼓地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开展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有各种犯罪活动的人进行公开审理和处理。
六月，开始进行第三次全国统一的人口普查工作，于七月底结束。广兴共有17,720人。
十二月二十四日，广兴晚上下大雪，平坝垫三寸多，高山雪未化完，树木和竹子压断很多。
全社112个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的生产责任制，并出现了一些多种经营的专业户。
1983年
七月二十七日，广兴公社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
七月，改大队为村，成立村民委员会，代替了原大队管理委员会。村设主任、副主任，下设调解、治保、公共卫生三个委员会。
1984年
三月，广兴举行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改公社管理委员会为乡人民政府，选出郭引忠为乡长，丁咏梅为副乡长。
广兴乡位于江津县境东陲，乡政府驻地距县城82公里。东以大娄山之余脉太公山之山脊与綦江县万兴乡交界，西面同五福乡、夏坝镇接壤，南面紧连綦江县北渡乡，北面与新场乡石罗、屏麓、大塘等三个村为毗邻。地处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可耕面积13,478亩，适宜多种植物成长，自然资源亦颇丰富。
全乡以农业为主，林牧副渔亦较为发达。乡境盛产广柑，素有“广柑之乡”之称。现人口已达一万七千七百余人。
妇女组织的名称有过多次变化。广兴乡的妇女组织于1951年冬（土地改革结束时）成立。乡人民政府委员中设妇女委员一人，村设妇女代表，主持全乡妇女工作。
1954年，广兴乡第一届普选，乡人代会选出吴宗群为乡人民委员会委员，主持全乡妇女联合会工作，称“乡妇女主任”。之后，有李绍荣、温学全（春）、王正祥（兼）、李仁芳等任乡（公社）妇女主任。
建国以来，广兴乡妇女联合会在以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发动妇女参加政治活动和经济建设；（二）贯彻执行《婚姻法》，提高妇女的地位和觉悟；（三）实行计划生育，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四）“讲文明、树新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文明。并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人物。
受到县表扬的有：毛裕清（三八红旗手）、赵乃方、王显均、陶明英、吴秀琴、梅憧仿等。大石村陈光容、林口村周宗明于1956年均分别担任党支部书记，是广兴乡第一批女支部书记。
1954年，小学教师联合会广兴小学支会成立。1955年，成立了中国教育工会广兴小学委员会，会员36人。“文化大革命”中瘫痪，1978年恢复，现有会员34人。
供销分社、粮油管理所、果品点、食品点等，直接加入各该单位所属的区级管理单位统一的工会组织，会员活动由区级管理单位组织进行。
广兴工商联合会小组成立于1953年，组长由郭和理担任，全组有组员3人。工商联合会小组的工作是：对工商户评税、收税、检查物价，组织工商户学习、进行思想改造、组织走合作化道路。对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进行教育、督促补税等。此外，协助政府对工商户的“开、歇、并、转”等具体事项进行调整工作。
公社成立后，工商业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工商联机构撤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工商业得到保障和支持，广兴乡于1982年成立了工商业个体劳动者协会小组，组长邹孟衡。
江津县中苏友好协会广兴乡分会于1952年成立，刁应明任主任。凡具有公民资格、本着自愿原则就可以加入组织，经申请批准后就可参加组织，成为会员。其任务是宣传中苏友好的重大意义，即中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巩固世界和平作贡献。当时参加人数甚多，对参加者发给会员证和证章，会员的义务是按章进行活动。六十年代，由于赫鲁晓夫背信弃义，中苏关系恶化，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就停止了。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广兴成立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长牟像鼎。1941年，田建龙任书记。1944年，牟中建任书记。1945年，广兴成立国民党三十六区党部，书记是李鸿恩（又名李月潭），数月后由黄朝喜任书记，直到解放。执行委员有赵建凡、邹道之、牟中建、周根培等人。区党部下设若干区分部，每个区分部有书记一人，执行委员二人。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广兴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分会（简称三青团），分队长为牟中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将三青团分队改为直属分队，分队长为黄朝善，副分队长徐银鹤，委员牟中建。
民社党在广兴活动的历史较短。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秋，始由黄伯川筹备成立民社党。筹备主任为黄伯川，委员为王安、徐银鹤、罗均谋。宣布成立后却无人参加。于是黄伯川将在江津县某民办学校该校的高小毕业生的照片和名册造册报县批示，批下来只得几个筹备人当了头头。
解放初期，乡农协会和村农协分会都建有农民武装队，设有武装队长，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地方治安保卫工作。区公所设公安特派员。土地改革完成后，乡人民政府设治安干事，同时成立乡治安保卫委员会，村设治安委员。公社化后，公社配备公安员一人，兼公社治安保卫委员会主任。大队成立治安保卫委员会，设治保主任一人。广兴公社治安保卫委员会由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任委员5至11人组成，设主任和副主任，公社公安员兼任主任，副主任1至2人。大队治安保卫委员会设主任1人，生产队设治安员1人。
治安委员会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协助人民政府防奸、防谍、防盗、防火，肃清反革命活动，以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协助政府公安机关作好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检举、揭发、管制和监督改造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四防”工作，重要节日和农事收获季节前，均由治安人员巡逻、查夜和重点守护。
“文化大革命”后期，广兴公社开始建立保卫委员会，负责机关的保卫、保密工作。保卫委员会的委员一直由郭引中同志担任。
广兴公社人民调解委员会是1954年成立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当时由彭文明任主任，梁建明任副主任。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宗旨是：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守法教育，增进人民内部安定团结，及时调解民间纠纷。在基层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工作，并受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30多年来，及时调解处理了社员之间的婚姻、财产、口角纠纷等案件，增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促进了社会的安定。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实行法制的新制度。广兴公社有人民陪审员二人，他们是邹开明和舒通泽。人民陪审员是通过乡（社）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邀请人民陪审员出庭陪审有关案件。
1982年，公社配备了司法助理员，这对经常性地向社员宣传解释党的政策、法律、法令和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起到了推动作用。司法助理员在掌握本地区发生纠纷的原因、特点和规律的同时，参与调解疑难纠纷，及时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员安定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加强了司法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社认真纠正了1957年整风反右中错划的右派三人，对“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冤、假、错案30人（部分错的也有一人），均分别情况予以改正、平反和恢复荣誉，并按政策恢复工作或妥善安置。
广兴乡共有地主分子86人，富农分子15人。1979年3月，贯彻中共中央（1979）5号文件《关于地主、富农分子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广兴乡改订地主分子成份84人，改订富农分子成份15人。地主、富农分子一律改定成份为社员。落实了对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子女的政策，大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广兴乡的民政机构为民政委员会，其机构在土地改革后建立。多年来随着工作需要逐渐充实健全。现在广兴乡的民政委员会，由公社党委、供销分社、信用社、粮油管理点、公社医院、农村等单位各选人组成广兴人民公社民政委员会，协同搞好民政优抚安置等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政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婚姻登记等项工作。
公社优抚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按照“思想教育、扶持生产、群众优待、国家抚恤”的方针，每年都要对优抚工作普遍检查。通过召开军烈属会议、个别谈心、逐户走访、问寒问暖，掌握优抚对象的情况，解决其实际困难，勉励现役军人发扬革命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公社还经常教育人民群众饮水思源，共同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每年春节和“八一”建军节，照例要召开慰问性的会议，并对烈军属进行逐户慰问（县社送慰问品，大队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登门慰问）。烈军属的优待工分做到每年春评、夏查、秋兑现，使他们的生活不低于当地一般社员的水平。优待对象中生活上确有困难的都及时予以解决。以1982年为例，全社确有困难的烈军属64户，复退军人312名，都从实际出发，及时予以救济，当年就补助了人民币2,494.4元。
公社从1950年至1981年共有341人复员、退伍军人（其中干部15名，战士326名）。根据国务院1958年3月《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的暂行规定》，坚持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对他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都先后作了安置。其中在农业战线上的230人，调出工作的111人，基本上做到了妥善安置，各得其所。他们回家后，在住房上确有困难的，都根据情况作了妥善解决。对病残回乡的3人，分别给以优待工分、定额补助和公费治疗的享受。
复员军人中，现在担任本公社干部的3人，担任公社企业干部的3人，担任大队干部的7人，担任生产队干部的10余人。
公社社会救济工作，本着“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为主，国家给以必要的救济和扶持为辅”的方针，按“先烈军属、后复退军人、再社会困难户”的原则，做了大量工作。1980年至1982年3年的优抚情况如下表：
广兴公社1980—1982年烈军属优抚情况表
| 项目 | 1980年 | 1981年 | 1982年 |
|---|---|---|---|
| 对烈军属复退军人的定期定量补助 | 人次：131 | 人次：6 | 人次：179 |
| 金额（元） | 1044 | 184 | 1464 |
| 对烈军属复退军人的临时困难补助 | 人次：144 | 人次：41 | 人次：17 |
| 金额（元） | 844 | 1075 | 480 |
广兴公社由国家财政拨款用于社会贫苦救济1980—1982年情况表
| 年度 | 1980年 | 1981年 | 1982年 |
|---|---|---|---|
| 人次 | 271 | 14 | 360 |
| 金额（元） | 5017 | 721 | 2127 |
| 户数 | 293 | 6 | 40 |
| 口粮（元） | 1849 | — | 900 |
| 寒衣（元） | 89 | — | 3 |
| 修房（元） | 670 | — | 280 |
| 治病（元） | 1080 | — | — |
| 救济现金合计 | 4671 | 696 | 2436 |
民国时期，广兴乡也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旧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到处都是。1950年，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等原则，反对包办、买卖等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广兴乡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贯彻。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增加了计划生育、优生、晚婚等内容，规定了结婚年龄：男的不得少于22周岁，女的不得少于20周岁，以及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以利优生等。广兴公社又再一次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以保证修改后的《婚姻法》的全面实施。
贯彻实行修改后的婚姻法，是同残存的封建主义的旧制度、旧传统、旧习惯作斗争，是同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一场移风易俗的革命。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在这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三十多年来，广兴乡纳妾、重婚已经绝迹，包办买卖婚姻、遗弃妇女、重男轻女、溺弃女婴和虐待老人等现象已大为减少。
民国初年实行募兵制，即以群众中招募士兵，应征服役全属自愿。后军阀割据，发动内战，均大肆扩军。群众反对内战，募兵困难，一些军阀乃“招安”土匪扩充实力。抗日战争开始，国民政府颁布《兵役法》，实行征兵。规定按人口“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抽”。但役政弊窦丛生，无钱无势者常被执政者借“中签”拉送入伍。当时军中虐待士兵，层层克扣军粮，一日两餐吃不饱，壮丁饿成废丁，伤病得不到治疗，困死异乡者甚多。乡内幸贤域、陈少卿、幸丕怀等，均系一去无回，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县乡主管役政人员，上下勾结，常借“中签”为手段，向乡人进行敲诈勒索，一般一人一次需大米五石（每石一百斤），有的多次被敲诈。执政者受贿后便强抓贫苦农民去充兵额。拉丁成灾，百姓遭殃，白天路上行人稀少，哭声震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直至1954年，国家采取宣传号召、自愿报名参军以征集兵源的办法。广大群众认识到参军是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因此，每次征兵群众都踊跃报名应征，出现了父母送子参军、妻子送郎入伍、弟兄争相报名的动人事例。广兴乡从1950年到1954年志愿兵时期，志愿参军入伍者有99人。
1955年，根据宪法规定，服兵役为公民应尽的义务。自此开始，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应征者称为义务兵，服役时间规定为陆军三年、空军四年、海军五年，特殊情况可超期服役。广兴乡建国以来至1981年，经过挑选后，先后有461人参军，其中复退回乡的341人。
清代与民国时期，地方武装负责地方秩序、维持地方治安，地方武装机构也是地方治安权力机构。清嘉庆二年（1798年），各区域分团练丁，县设团练总局，三才镇设团防局，下属八团，团务办事处设杜市场。清宣统二年（1910年），三才镇下属九团，广兴场属一、二两团，各团配备团丁并设队长率领，维持地方秩序。
民国初年，沿用清制。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江津实行保甲制。民国三十年（1941年）废联保建乡。联保或乡（镇）均设队附一人，配备常备乡丁一班人；保设保队附，编不脱产壮丁20至30人，负责地方武装和地方治安秩序工作。先后在广兴乡担任过乡队附的有张东仿。
广兴乡民兵组织和发展变化：建国后，1950年，随着乡农会的成立，广兴乡即成立农民武装队，设立正副队长各一人。分会（村）设农民武装分队，各分队设立正副分队长各一人。1950年至1951年，乡农民武装队有九个分队，分队长以上的干部有13人，共有武装队员224人，配备步枪28支，子弹370发和火药枪等武器。在征粮、减租、退押和减息工作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1951年剿匪、反霸中，成立了以雇农为骨干的武装队，全乡有九个分队，分队长以上干部有12人，共有武装队员201人。1954年，农民武装队改为民兵组织，乡成立武装委员会，由乡党支部书记吴宗群和委员万炳云分别兼任武装委员会的正副主任。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师。广兴公社民兵进行了整编，成立了民兵团，代替了武装委员会。团长为龙焱清，政委为彭文明。大队建立民兵营或连，营设正副营长及教导员，连设正副连长及副指导员；生产队建立民兵排或班，设正副排长或正副班长。民兵分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两种。基干民兵年龄为男18岁至35岁，女18岁至30岁；普通民兵年龄为18岁至45岁，女18岁至40岁。
1962年，公社设武装助理员，由张绍文同志担任。1964年，改团为营，改营为连，广兴民兵营下属13个连、77个排、118个班，共3440人。其中基干民兵42个排（924人）。1965年，公社成立武装部，张绍文同志任武装部长。1980年，公社管委会干部重新调整，仍由张绍文同志担任武装部长至今。1982年，公社设民兵营，武装部长任营长，党委书记任教导员，并设副营长、副教导员各一人。大队设民兵连，全社共13个连，连设正副连长各一人、正副指导员各一人。生产队设民兵班，设正副排长各一人。全社共110个排、394个班，班设正副班长各一人。民兵总数为1693人，其中男1672人，女21人。民兵中有一个基干连，199人（男178人，女21人），配有轻重武器。民兵一年一次集中训练已形成制度。
广兴乡是一个低山兼中浅丘地形，土质良好，处于温带，适宜种植、养殖，以农为主。建国前，生产关系受封建制度的束缚，生产水平低，种植单一，复种指数少。除经济作物柑桔较好外，农业生产长期落后，广大农民长期挣扎在饥饿线上。建国以来，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有了显著变化。1980年全社粮食总产为1949年的一倍多，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农村经济日趋繁荣。广大群众正向富民升位的道路迈进。
建国前，土地属私人所有制，广兴乡土地大部分为地主、富农占有。据1950年统计，全乡有耕地面积74,225市石（每市石折108斤）。土改前，广兴乡地主、富农共占有耕地30,043市石，为总耕地的40.5%，每人平均31.1石。地主占有土地多者，一户可达数百市石，如地主单折中全家十二人，占有土地1200市石，每人平均100市石。
土地改革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将土地占有者划分为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小土地出租、贫农、雇农等。兹将广兴乡（社）土改前各阶层占有土地、生产、生活资料情况列表于后。
（表格部分略）
建国前，由于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无地和少地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忍受沉重的剥削，向地主、富农租入土地。地主、富农则凭着土地的所有权向农民敲骨吸髓地进行剥削。在旧社会这种剥削受到历代国家法律的保护。其剥削手段通常有以下几种：
一、押金
建国前，农民租种土地，必须先向地主交付押金。地主掌握押金后，若遇天灾或其他原因，农民无法交足原定地租时，则从押金中抵扣。清朝时期，押金多以银两计；民国初年，改用银元交纳；民国后期，因货币不断贬值，农民所交押金最终化为乌有，因此又改为以稻谷为押金。押金对佃户的负担十分沉重，不少佃地的农民为筹集这笔押金不得不八方求贷，忍受高利盘剥，往往土地尚未租到已是债台累累。押金是无息的。农民向地主佃种土地时，都得按地主的旨意先出具佃约，在佃约上写明“租佃期满，田退押回，此系两愿，无得异言”等貌似平等、公正的字样，实际上哪有什么平等、公正呢？尤其是不少农民将押金交给地主之后，被地主绞尽脑汁七扣八算，盘剥得干干净净，田退给地主了，押金也没有了。在民国后期，许多原来以银两或银元向地主交纳押金的农民，由于货币贬值，退回的押金却不值半文钱，不少农民为此倾家荡产。
二、地租
农民每年秋收后，按土地出产量以黄谷向地主交纳租谷。当时广兴乡的地租额为出产量的60%至80%。有的地主还在地租的收入中，采取“大斗进、小斗出”等用心机盘剥农民。不少农民刚晒干黄谷就饿饭，有的农民辛辛苦苦为地主种了一年地，最后连米汤也喝不上一口，悲惨之状，难以言喻。
三、无偿劳役
地主家中有事需要劳动力时，佃户得无偿给地主“帮忙”，从事低下苦累的劳役。如地主家中婚丧祝寿，地主老财出门，少爷上学读书，乃至地主的媳妇回娘家、女儿串门、走亲戚等，也要佃户去抬轿、搬行李。此外如为地主舂谷下厨、挑水、砍柴，一喊即去。
四、雇佣工
地主、富农多雇有长工、月活或零工。雇工的劳动强度大、时间长、报酬少。有的地主还蓄婢、雇女佣人从事既脏又累的家务劳动。
五、送新
佃户生产的时鲜蔬菜、水果、水产品以及其他农副产品和某种紧缺的粮食，每当产新之际，都要向地主奉送一定数量，美其名曰“尝新”，实际是“租外之租”。有些地主甚至连扫帚和家用竹器也要向佃户无偿索取。
六、送礼
地主家有红白喜事和节日之际，佃户除无偿“帮忙”外，还得送上一份礼物。有的地主一年有十次八次之多，佃户实不胜其苦。
七、高利贷（详见财贸篇）
一、减租
1950年，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减租入手，发动群众，为进行土地改革作准备，以逐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减租条例》政策规定，地主、富农出租土地，照原租减25%，所减租谷归佃农所得。广兴农民从减租中得到实惠，初步改善了生活。
二、退押
退押工作广兴乡从1951年春开始进行。据统计，全乡共退押金折谷508,480市斤，通过清理由业主进行了退赔。
1951年春，广兴乡在经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等运动后，群众觉悟逐渐提高，并整顿了农民协会。七月，县土改委员会派王一道率领土改工作队来乡，依靠农民协会组织，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其进程大体是：
一、宣传政策，发动群众
土改工作队到乡后，采取各种会议、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方式，广泛向农民宣传土改的目的、意义和政策，以此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接着在农民中广泛开展吐苦水、挖穷根，召开诉苦会，充分揭露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在运动中发现和依靠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为骨干，整顿农民协会，把广大农民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开展说理斗争。对民愤极大、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坚决进行了镇压。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
二、划分阶级成份，开展说理斗争
这一工作是在贫雇农已形成领导核心的基础上进行的。作法是先调查搜集各阶层占有土地等情况资料，按照政务院《关于划分阶级成份若干规定》，采取群众讨论、张榜公布、三榜定案的办法。全乡3411户中，划出地主134户、富农248户、中农2661户、贫农1127户、雇农102户、佃中农322户、佃贫农832户、佃富农15户、土地出租28户、市贫民10户、其他21户。在划分阶级成份中，通过诉苦斗争、算剥削账、反封建，勒令罪恶民愤大的地主恶霸赔偿农民损失，以彻底打垮地主的威风。对地主阶级中开明的、一般的、顽固的、罪大恶极的实行分别对待。在这一阶段中，还交叉结合进行查实田土、评定产量，对全乡所有土地逐户逐块进行登记核实，民主评定面积、产量，作为分配的依据。同时，把地主阶级的房屋、大型生产资料及耕牛等也一一进行了清查统计。
三、分配土地房屋，享受胜利果实
在这一阶段，宣布没收地主全部土地、房屋和财产；征收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没收祠、庙及其他行会土地和工商业兼地主的土地，接收小土地出租者自愿放弃的部分土地。没收和征收的房屋，乡和村留作办公和学校用外，其余分给无屋和少屋的农民。没收、征收的土地在分配中，按全乡每人平均耕地4.35市石计算。全社为了基本平衡，将彭桥（原新农）到勤俭（原唐家）、东岳、大塘、官厅（原黄桷）等村进行分配土地和房屋。对中农其土地未达到平均数量者予以补足；对城镇愿意下乡分田的贫民和无业者、对贫雇农及佃中农实行优先照顾。同时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土地，强迫其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他们。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按困难程度大小不同分别进行分配。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土地改革政策，1952年春，区人民政府派工作队来乡，对土改工作进行了复查。1952年冬颁发土地证到户，土地改革运动结束。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打倒了封建势力，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生产力，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组织互助组
广兴乡经过土地改革之后，虽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依然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个体经济。特别是贫农、下中农，因缺少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在生产上存在许多个体无法克服的困难。为了避免再遭高利贷剥削、产生两极分化，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他们有着互助的要求。1951年，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在决议的指引下，经过广泛宣传发动和具体的组织工作，广兴乡首先建立了郑世江互助组。对待互助合作这一新生事物，各级都十分认真和慎重，自始至终坚持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
1952年，广兴乡仅有临时互助组101个，入组915户，占总农户的40%。1953年，全乡共有互助组184个，1801户。其中临时互助组135个，常年互助组49个。1954年，全乡有各种类型互助组76个，1899户，占总农户的83.4%。其中联组互助组59个（1743户），常年互助组5个（62户），临时互助组12个（94户）。由于互助组是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组织，主要是人力、畜力、农具的互助调剂，坚持“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原则，在相当程度上能克服一家一户单干所不能克服的困难，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因而得以不断扩大和巩固。
二、创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当广兴乡的互助组还处于发展、巩固、提高阶段时，中央于1953年12月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下达之后，广兴乡遵循“典型示范”的精神，经上级批准，并经反复调查和大量工作后，于1954年8月，试办了广兴乡第一个初级社——荣华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耕牛及大型农具折价入社；按入股田地确定各户应摊公有化股金和生产费用基金。合作社的收益分配原则是：以粮食20%为土地报酬（也称“土地分红”），以80%按人头分配，适当照顾单身农民和困难户。产值除留公共积累外，以20%为投资分红，80%按劳动工分分配。
由于加强领导，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克服了互助组中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反映出来的许多克服不了的矛盾，初步显示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在此影响和带动下，合作社的建立稳步向前发展。至1956年7月，广兴乡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43个，入社农户1911户，占全乡农户的83.9%。
三、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广兴乡在上级党的指示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向更高级的阶段发展。广兴乡于同年冬将原43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并吸收当时未入初级社的农户进入高级社。从此，全乡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高级社把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变成了集体公有制，取消了土地报酬，实行全部按劳分配，从而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8年8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于当年10月建立了“广兴人民公社”。全公社按地区将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调整为18个管理区（1962年改称为大队），一个街村。管理区下为生产队，共有77个生产队，4270户、21,316人，耕地面积26,857亩。
人民公社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乡党委改为公社党委会，乡人民委员会改为公社管理委员会。公社下属各单位，既是行政机构，又是生产和生产管理单位。全公社的土地、林木、生产资料、产品、资金归人民公社所有，取消自留地，实现了农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人民公社建立后实行“双半制”（半供给、半工资制），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但刚发两三个月就无钱停发。在农业上为了夺取高产，首先提出高指标和行动措施，强调“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开办公共食堂。全公社办公共食堂257个，规定社员一律在公共食堂吃饭，全部取消私有锅灶。初办时提出的口号是“敞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为了实现高指标（油菜亩产超千斤，小麦亩产双千斤，水稻突破万斤关），大力强行深耕密植，一般田要求深挖一尺五，万斤田要求深挖二至三尺，干田用钢钎撬。规定小麦每亩下种60斤，水稻密植规格要求做到3×5、3×3。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大队以下食堂为排，搞大兵团作战。为了鼓舞士气，又提出了“早出工晚收工，月亮底下争英雄”、“雨天当晴天，黑夜当白天”、“一年等于二十年”等脱离实际的口号。由于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泛滥成灾，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极不适应，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使之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经济上出现严重困难。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大减产，城乡人民口粮严重不足。既不能“敞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也不能按月发工资。到1959年，由于粮食减产，食堂采取定量供应，并提出“粮食引路菜当家，细水长流渡荒年”的口号，广大农民都以菜蔬为主食。在这段时间里，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社员群众健康状况普遍下降，水肿病流行，管理区都办起了水肿病医院。妇女闭经、子宫病人增多，劳动力大大减少。
在工业上开展大办钢铁运动，全社抽调劳动力4000余人，到夏坝去搞土高炉炼铁。留在管理区的干部动员群众打锅卖铁、献木材、献家具、拆民房、砍树木烧木炭，支援炼钢炼铁，结果得不偿失。
对人民公社化初期严重的“左”倾错误，党中央及时发现并坚决进行了纠正。1959年3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发至生产队。1960年11月，中央又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根据中央指示，公社执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广兴公社解散了公共食堂，划给了社员自留地，开展了以贯彻“农业六十条”为内容的整风运动，纠正了“三高”、“五风”。1962年9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凡是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平调社员的各种财产、房屋，一律退赔，肯定了社员家庭副业和自留地，同时纠正了干部中强迫命令和一些违法乱纪行为。全社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渡过了三年困难，贯彻农业“八字”方针，调动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1964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周总理精辟地归结为学习大寨“坚持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按照这些精神去学习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开始，广兴公社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学习大寨艰苦创业精神，对推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学习大寨的过程中，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大寨这面全国农业战线的红旗，逐渐走上了“左”的道路，推行了一整套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政策，如评“大寨式工分”乃至一年只评一次工分，评政治工分，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基本建设上不从实际出发、不讲经济效益等。广兴乡在学习中亦不从实际出发，在一些方面照搬照套，加上当时地、县、区领导上的不恰当的强调，使广兴乡的农业在长时间内受大寨“左”的流毒影响较深。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层层把发展生产的运动简单地纳入了政治运动的轨道，提出了“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不学大寨就是走资派”等错误口号。以致在农业上执行一些“左”的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大跃进”以来人们头脑中“左”的影响较深，一些同志虽有所洞察而心有余悸，见“左”不敢言“左”。因而广兴公社在学习大寨中，在领导上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而忽视了其他经营；在集体经济内部，错误地把一些正当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强求形式划一，要求田地大小、方位、样式全社一个样，名曰“大寨式”。于是，在改田改土中大改小、小改大、高改低、低改高，费去劳力不少，而粮食产量还是上不去。特别是评“大寨式工分”，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抱着“挨些饿，得些坐”的消极态度，影响生产颇大。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公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即新“六十条”）。1980年9月，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又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党中央的上述指示，系统地纠正了长期以来农业上的“左”倾错误，并对农业生产发展指出了方向。这是农村工作中伟大的转折点。
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1980年，广兴公社在部分生产队推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实行包工包产、包费用，联产计酬，超产有奖、短产赔偿的具体措施，效果很好。既能巩固生产队的经济主体地位，发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又能满足社员联产计酬的要求，充分调动个人生产的积极性。1980年全社86个生产队中，落实了联产计酬责任制的生产队就有78个。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社员很满意，心情舒畅，生产积极性高，都做到了精耕细作，各种作物普遍增产，过去的补钱户变成了收钱户，缺粮户变成了余粮户，有的还成了劳动致富的尖户。
1980年，官厅6、7两队实行联产责任制后，与上年比较，前者43户中就有68户（原文如此）共增收1985元，只有5户平收，没有减收户；后者23户中就有18户共增收1250元，有5户平收，同样没有减收户。而彭桥3队1980年没有实行联产责任制，与上年相比44户全部减收。同年东岳香沟生产队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与上年相比，全队44户（197人）共增收16,853.48元，人平分得现金197.12元，粮食619斤。可见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与没有实行联产计酬责任的大不相同。
对农、林、牧、副、渔、工等多项经营，如柑桔、林木、茶园、鱼塘、水库、加工、砖瓦窑等则实行“四专一包”责任制或大包干，实行了“定、包、奖”，使各业之间的劳力报酬大体平衡，调动了各种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了社员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促进了各业生产的全面发展。1981年全社110个生产队中，除彭桥3队由队指挥外，其余109个生产队实行了各种生产形式的责任制：分组作业的有10个队，包产到户的有37个队，田统土包的有40个队，水旱统包的有23个队。其中以包产到户最为优越。这是经营方式的改变而不是所有制的改变，更不是“各奔前程”搞单干。坚持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坚持由队统一分配，保证完成国家征购、派购的任务，坚持统一提留公共积累，保证安排好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的原则。社员在承包土地或多种经营的项目内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通过实践，证明包产到户和各种不同形式责任制的农业经营方式是顺乎民心的，体现在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承包后的农户粮食大大增产，为1982年的生产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到了1982年底核算，全社共收入1130多万斤粮食，与历史上1979年的最高年产量相比较还多增产29万多斤。
一、水稻
广兴乡的水稻品种：五十年代以前，种植的水稻均是高秆型品种（株高1.2米左右），主要有黑漆南、罗汉谷、白谷子、马尾齐、大叶粘、洋线谷、七十早、九十早。栽插方法为正方形，亩栽9000—10000窝左右，亩产300—400斤。这些高秆型品种不耐肥，易倒伏，产量不高。
1953年推广少秧密植法以增加有效穗，亩产400—600斤。1956年推广了银方粳稻（矮秆型）、南特号（早稻、矮秆型）、中农四号（高秆型）、浙长3号（晚稻）等各型品种，改进种植栽培技术，栽插密度加大，亩栽1.5万窝，一般亩产有所提高。
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从外地引进矮秆型品种（株高95厘米左右），主要有珍珠矮、广场矮、矮子粘、双101（中秆型）。这些品种耐肥力高，抗倒伏，栽插密度采用3×6，每亩栽插1.5万至2万窝，亩产量提高到700斤左右。
1978年开始种植汕优6号、南优6号等杂交水稻，至1982年，全公社的栽种面积达1000亩，平均亩产900多斤。还出现了平均亩产千斤以上的生产队2个，亩产1200斤至1300斤以上的田块。
二、小麦
解放初，主要种植本地高秆品种（株高1.2米左右），有成都光头麦、大黄麦、白麦子等，挖窝点播，每亩8000—10000窝，亩产200斤左右。1956年，引进南大2419、中农28号小麦，以点播为主，兼推广条沟撒播，增加有效穗，亩产上升到300斤左右。1960年引进阿波小麦，属高秆迟熟品种，虽耐肥且产量较高，但表皮厚、粉质少，亩产300—400斤。1970年以后，引进雅安早、大头黄、凡六、红矮、矮粒多等小麦品种，实行深沟高厢密植的播种方法，亩产400斤左右，部分面积亩产达500多斤。
1981年引进了绵阳11号小麦，此种品种穗大，每穗麦粒45颗左右，亩产400—500斤，部分面积亩产超过600斤。1982年开始大面积种植，全社总产量2,054,900斤，为历年最高产量。
三、玉米
广兴公社从1956年起直至70年代，推广高秆玉米品种（株高2.5米—3.7米）：白马牙、金黄后等，以取代解放初期的“大黄早”、“二黄早”、“三黄早”、“白糯米”等地方品种。每亩种植2000—2500株，亩产200斤左右。1977年开始改种杂交玉米品种正单1号、正单2号等，亩产均在500斤以上。1979年以后，全公社玉米基本实现杂交化。
四、红苕
解放初期，广兴乡种植的红苕品种有乌尖苕、洋芋苕、花心苕、洋红苕等，亩产1500斤左右。1956年引进了南瑞苕，产量高、味甘美、耐肥、可密植，取代了乌尖苕等品种，亩产提高到2000多斤。1968年引进了华北苕，这种品种耐干旱、不择土地，亩产一般在2000斤以上。1970年，先后引进了开花苕、北京二号、宿芋苕，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北京二号和宿芋苕。1979年，全社大面积种植宿芋苕，平均亩产达2500斤以上。
五、高粱
广兴全乡土层一般不厚，唯恐高粱过不了伏旱，故农民多不愿种植。即使种植也是利用田埂土壁种植少许高粱。长期来都是采用地方品种，有七皮叶、拖盘白等高秆品种，亩产量一般300斤左右。
六、豆类
我乡对黄豆、绿豆、饭豆、胡豆、豌豆等豆类作物均有种植。解放初期，种植豆类作物比较重视，以种植胡豆、豌豆为主。1956年为了增加复种面积，土头80%种三季，即小麦套玉米、玉米套红苕，无形中就缩减了豆类种植面积。现在种植豆类基本上种在田边土壁，面积不多。
七、其他杂粮
我社亦种植荞子、大麦、稗子、马铃薯等杂粮，但种植面积不广。这些作物系短期早熟作物，只利用它们的“短”和“早”来作其他作物的前作或后作，或间种套种，以达到充分利用土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的。
（一）油菜籽
油菜籽是经济作物之一。解放初期主要品种为黄油菜、大菜籽、小白菜、马尾丝等（又称本地油菜），产量不高，亩产高者只有150斤左右，低者只有50斤左右，种植面积也不大。1953年全乡总产量41,896斤。后来先后引进“胜利油菜”、“川育九号”、“成都矮夹早”、“西南302”等优良品种，并逐步增加种植面积。1982年种植面积已达595亩，平均亩产203斤，全公社总产达121,200斤，为1953年的3倍。
（二）花生
花生乃是经济作物之一。建国前和建国初期农民自由种植。1956年全乡种植面积不过20亩。在农业合作化中，由乡统一计划下达各生产队种植花生任务。1959年种植最多，面积达363亩，总产量达73,170斤。后因单一强调粮食作物，种植面积逐渐减少。1981年种植面积只有五亩。
（三）芝麻
建国初期种植芝麻不多，1956年全乡种植芝麻1亩。六十年代以后，由社统一计划下达生产队种植芝麻任务，完成派购指标。1964年种植面积最多达93亩，总产量为1666斤。以后种植面积逐渐减少。
此外，经济作物尚有土烟、甘蔗、苎麻、海椒、栀子等，面积都小，产量也低。
广兴乡建国前约有坡土2456亩、粘土350亩、石骨子土982亩。这些土地有的只种一季春，或一年种小春，另一年又和大春，称为“轮歇地”。这类土地多数在樟木和大石村。还有冬炕田、黄昏田，既不能收成冬水田，又不能种小春，只种一季大春。这种土地多数在曙光村和西山村。此外尚有发旱田、烂包田556亩。所有这些田土，收成很低。
建国以后，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解放了生产力。人力、畜力增多，肥料相应增加，小春种植面积也逐年扩大。1956年，人民政府号召改田改土，扩大耕地面积，进行土地加工，改良土壤，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公社成立后，1962年开始改田改土，各大队组织常年改田改土专业队，有条件的生产队也组织改田改土专业队。改田改土的办法是：把坡土改为梯土，薄土改为厚土，把低产田改为高产田，并在坡土中普遍在适当的地方打沙凼、开横沟，以保持水土流失；在粘土和石骨子土中改为混合性的夹沙土；在改造低产田中施以大量有机质的肥料，提高土质，消灭发旱田和烂包田等。
1976年改田改土达到了高潮。根据当年统计，大队组织的改田改土专业队就有六个，其中专业队员458人；生产队组织的专业队有8个，其中专业队员198人。曾在西山大队的荒坡上，在公社和大队领导下进行开荒造土，102名队员经过三个冬春的奋战，把荒坡造成梯土50亩，随即建成茶场，1982年产细茶达2000多斤，为集体和社员增加了收入。到1978年，改田改土的任务基本完成，全社累计：坡土改梯土583亩，薄土改厚土193亩，改造低产田106亩。扩大了耕地面积，增种了小春作物，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广兴公社共有耕地面积13478亩（1982年统计）。农田耕作和用水，部分地区除由87口水塘和二座水库能自流灌溉外，其余部分地区均靠机械或电力从水库或河流中提水灌溉为主。到1982年止，全社可灌溉面积达7330.5亩，占全社耕地面积54.4%。
但建国前，广兴乡境内仅有塘3口，分布在现在的互助、曙光、农科大队，总共占地面积1.94亩，只能灌溉面积122.1亩。此时的水利既无专管机构，又无专人管理，每遇春旱，春耕用水缺乏，经常为用水发生纠纷。若遇干旱年间，禾苗干枯，缺水灌溉，造成灾荒，人民生活极端痛苦。
建国后，公社设有水利干部一人，专管农田水利。1952年开始修塘，1953年又开始大量修建临时性的小水池。1954年统计，全乡除培修原三口旧塘外，兴修了十八口塘和494个小水池，共占地面积439.5亩，灌溉面积达1075亩。
1956年冬开始兴修官厅水库和红岩水库，自此以后，水库和塘堰逐渐淘汰了小水池。与此同时还陆续修建了高坪（今广福）、后边坝、下坝、彭桥、红光等五处电灌站（其中以高坪电灌站最大，可灌溉7个大队、45个生产队）。渠道干线长24.405公里，支线长10.96公里。1977年公社还兴建喷灌池134口，蓄水量达270方（现未使用）。此外，还安装了倒洪管108米，修建渡槽67米、石河堤三处。
公社在兴建整个水利的过程中，从1952年起在党委带领下，出动了千军万马，到1978年止，经过26个冬春的长期艰苦奋战，为农田灌溉综合利用创造了条件，为全社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勋。迄今基本解决了春旱对春耕用水的问题，消灭了冬炕田、黄昏田，为夺取农业旱涝保收、高产稳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附：塘库蓄水灌溉分布情况表，略）
广兴乡建国前后农业生产耕作上主要是靠畜力（耕牛）耕作。1950年统计，全乡有耕牛938头。主要农具是靠木犁（带铁铧头）、木耙（带铁钉）。1956年曾试用过双轮双铧犁，但不理想。1971年公社开办农机站，购置两台12匹马力、195型拖拉机，以备机耕。但境内田土块面不大，且多数土地属梯田、梯土，不适机耕。故公社即大力鼓励农民在搞好农业精耕细作的同时继续发展耕牛，解决耕作工具。
建国前，收割稻、麦均用镰刀、搭斗，使用人工收割和脱粒，费力多、速度慢。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推广先进生产机具。1956年收割稻、麦普遍使用手摇式搭谷机，不择劳力，均可参加收割，不受人数限制，减轻劳动强度，速度比人力搭谷加快1至2倍。1975年，有的生产队还使用了机动脱粒机，但不普遍。
建国前，稻子加工大米，用䉪子䉪；麦子加工成面粉，或把玉米、葫豆、豌豆、绿豆、红苕等加工成淀粉，均用石磨推，需用人或畜力。若把面粉加工成干面，多数是靠手工做，人称“手工面”。建国后，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先后购置了各种类型粮食加工机具，与电动机、柴油机或水轮泵配套使用，带动打米机打米，磨面机磨粉磨面，压面机制面，粉碎机加工粮食秸秆作饲料，逐渐淘汰了旧的粮食加工工具，减轻了群众的劳动强度和劳力负担。
建国前，农田用水提灌工具用较简单的竹制戽水斗和木制龙骨车，依靠人力提灌，若离水源较远的良田，根本无法解决农田用水问题。建国后，1956年购置两部手摇式抽水机抽水。1968年，农科大队购置了水轮泵抽水。1971年以后，各大队先后购置了柴油机、汽油机与抽水机配套使用，排灌农田。1965年开始修建电灌站，以后先后修建了五座，广泛利用电力排灌，大大地解决了农田用水问题，为全社提高农业生产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附：广兴乡农田提灌工具发展情况表、电力排灌统计表，略）
建国前，广兴乡的农业生产未设管理机构，农家各户都是自耕自种，自营自管。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积极推广先进技术并设专门机构和专职干部进行管理，指导生产队以先进技术生产。
1976年，为了加强对科学种田的指导，公社建立了“农科站”，李仁芬任站长，王华荣任副站长，部分大队相应建立了“农科队”，专门划出土地供试验示范使用。1979年，农科站撤销，设一名专职农技员。各大队、生产队除专人分管农业外，相应配备了大队、生产队农技员，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季节性技术培训。1982年，公社建立了“公社农业技术服务公司”，但只行了文、颁发了印章，目前只由农技员一人办理一般日常事务。
建国前，公社耕作制度较为单一，一年一熟或一年两熟，土地休闲面积较大。建国后，耕作制度有如下一些改革：
一、增种：利用前期作物与后期作物播种间的休闲期，增种一季短期作物。如大小春之间增种秋荞子、秋红苕、秋洋芋；小春肥料（如葫豆苗）与大春之间增种春荞子、白菜、莴笋。
二、间种：把两熟或两种以上生长季节相近的作物，成行（或成带）相间种植。有小麦间种葫豆、小白菜、莴笋、青菜；红苕母子地问种稀玉米、稀绿豆、海椒、莴笋。
三、套种：在前期作物生长后期预留行间，播种（或移栽）后期作物。有麦行套玉米、红苕，洋芋套玉米、红苕，晚稻套紫云英，小麦套海椒，红苕、麦行套花生。
四、复种、轮作：在一块田同一年度中，连续种（收）两季或两季以上作物的复种轮作，可以提高复种指数，增加产量。广兴公社的复种指数，从1970年至1979年间，1970年为155%，1976年为201%，1978年为204%，其余年在170%与107%之间。复种轮作形式有：一年一熟制——公社化以前，冬水、冬炕田只种大春一季；一年两熟制——中稻—油菜（或小麦、大麦）；一年三熟制——小麦—早稻—晚稻、油菜—早稻—晚稻、小麦—玉米—晚稻、小麦—玉米—红苕。
广兴乡建国后，在科学种田上，除大力推广良种、化肥、改革耕作制度、加强植保促进农业增产外，在推广先进技术上亦很下功夫。以水稻育秧而论，过去是露地直播，亩播种子150—200斤，称为“狗毛秧”。这种秧移栽后，发蔸慢、有效穗差、产量低。1975年开始推广薄膜小苗秧，亩播种子80至100斤，可提早十天左右插秧，能趋利避害，获得增产效果。后又推广稀播多叶壮秧及寄栽秧田攻叶，亩播种子30斤，提高了秧苗素质，获得了较高的产量。1981年，公社开始推广温室两段育秧法，亩需种子3斤，这是水稻育秧上的一项重大先进技术，不受自然温度的限制，提早育秧、提早栽秧、提早成熟，既省种子，又能避免早播烂秧，增产效果很大。凡当年采用此项先进技术者，亩产均在1000斤以上。
农作物的高产，不但要先进的耕作技术，而且还需要优良品种。广兴公社是麦、玉、稻、苕的主产区之一。解放前，虽亦提倡推广良种，但却无人过问，只流于形式，致作物产量很低。建国后，党和政府把推广良种作为提高作物产量的主要方法之一，加上推广先进技术，致使亩产成倍或两倍地增加。
一、水稻：解放前和建国初期，均植高秆水稻品种。五十年代后期引进矮秆水稻品种，八十年代初开始引进杂交水稻。常规良种：早稻推广过南特号、246、大南早、泸南早等；晚稻推广过农垦58、红壳糯、泸晚18等；中稻推广过珍珠矮、广三场矮、矮子粘、泸双1011、海南号、日本稻、2134、2139、泸科3号、桂朝2号等。杂交稻推广过南优1号、南优2号、南优6号、优2号等。经过实践，农民一致认为：矮秆比高秆好，能耐肥、抗倒伏、抗病力强；杂交稻比常规稻好，利用杂交优势获得高产量。
二、小麦：小麦推广过矮粒多、阿波、雅安早、凡六、凡七、红矮、农7号、农9号、980、绵阳11号等。这些良种，有的亩产超过500斤。其中绵阳11号最受欢迎，粒大粉多，耐肥、抗病力强，有的亩产超过600斤。
三、玉米：玉米的常规良种有白马牙、金皇后（五十年代开始推广），亩产一般200多斤。七十年代后期推广杂交玉米，有正单2号、正单1号、中单2号等。实践证明，杂交玉米抗病力强，产量比常规玉米高一倍多，一般亩产在500斤以上。
四、红苕：广兴在五十年代推广南瑞苕，六十年代推广华北苕，七十年代推广北京2号、宿芋苕、徐薯18等优良品种。上述良种，在一个地区种植一定时期后就逐渐退化，证明红苕种子必须不断更新，才能获得持久高产。
一、水稻病虫害及其防治：建国前，广兴乡境水稻虫害主要是螟虫（蛀打节）、食叶性的蝗虫等为害。因无药物防治，造成水稻白穗、穗苗枯死，造成减产。当时仅采用捉虫、摘卵块、设灭蛾灯等办法，以减轻其虫害。建国后，随着品种的改变，陆续出现有稻蓟马、飞虱、叶蝉、稻苞虫、稻螟蛉为害，但仍以螟虫为主。1953年，人民政府号召在田间普遍设灭蛾灯、摘卵块、捉蝗虫、搞深水灭蛹等方法，去减轻虫害。后大量施用化学农药“六六六”粉（现不准用，以新药代替）灭虫，虫害大为减少。广兴乡境水稻病害稻瘟病（稻热病）、纹枯病（花脚杆）亦有发生。后引进抗病力强的矮秆水稻品种，同时采取浅水灌溉、适时晒田和药物防治等办法，有力地控制了病害蔓延。
二、小麦病虫害及其防治：小麦病虫害主要有白粉病、锈病、赤霉病等，虫害主要是麦蚜虫、麦水蝇。近年来对防治白粉病、锈病均可用石硫合剂、托布津防治。赤霉病也可用托布津或退菌特等防治。至于虫害均可用乐果或敌敌畏等化学农药，使用机动喷雾器喷雾即可防治。
三、玉米病虫害及防治：玉米病虫害主要有大小斑病、玉米黑粉病、玉米螟等。近年来引进抗病力强的杂交种，发现病株即彻底消灭病源，并采用深翻土地、减少病源、适时早播、增施肥料、合理密植、中耕除草、排除积水等办法，兼治螟虫，为玉米生长创造有利的条件，大大地减少了病虫害。
建国前，农家各户所用肥料皆为自然肥：人畜粪尿、绿肥、草木灰等。建国后，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1953年开始施用化学肥料，以后逐年推广施用硫酸铵、硝酸铵、碳酸氢铵、尿素肥、过磷酸钙、磷矿粉等化学肥料。1979年，全公社施用氮素化学肥料和磷肥共2378063斤（约1189吨），施用面积达12194亩，平均每亩195斤。
建国前，广兴乡农民由于长期受着地主阶级的压迫和经济剥削，一直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用血汗换来的收成，十之七八通过各种苛捐杂税、地租等形式流入地主阶级和他们代理人手中，而自己则“糠菜半年粮”以维持生命。若遇上天灾人祸，连糠菜也不足糊口，有的农民以树皮、草根以至“观音土”为食，弄得一身疾病，甚至死亡，惨不忍睹。
建国以后，砸碎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生产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2年来，由于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逐步改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中央两个农业文件，从价格、税收、信贷和农副产品收购方面调整了农业政策，适当放宽了对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限制，农民生活较前更有显著改善。1982年统计，全社农村社员存款267673元，人平年吃肉38斤多。有9户购置了电视机，1089户有收音机，有472户购置了缝纫机，全公社有手表2782只，自行车107部，全社农家使用电灯的有45%。
（附：广兴乡农村五大件情况统计表，略）
广兴乡除樟木村、大石村中少数村民组属于山区外，绝大部分地区均属深丘和浅丘，主要从事粮食生产，空闲地较少，故林、牧、副、渔业处于从属地位。
建国前，广兴乡境内除太公山有较大成片林木外，其余的沟边、溪边、岩边以及宗祠、庙宇等地有小片林木；无成群畜类，由家庭零星养殖；禽畜饲养中除极少数人养棚鸭外，也是家庭零星喂养；无池塘专营渔业，都在天然河沟捕捞。但这些产品又为人民生活所必需，因而家家农户都很重视设法在已有的条件下尽量养殖。当时人口不多，生活需求量不高，对林、牧、副、渔产品尚无匮乏之感。
建国后，林、牧、副、渔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不稳定。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林、牧、副、渔业全部属公社所有，因“一平二调”，林、牧、副、渔业遭到严重破坏。后经过一定程度上的纠正，从1962年起，林、牧、副、渔业开始有所恢复和发展。1966年后的十年动乱，林、牧、副、渔业又遭一次严重破坏。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左”的错误，强调发展多种经营，繁荣市场，搞活经济，林、牧、副、渔业开始快速地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十年动乱破坏严重，故迄至1982年，除耕牛、生猪、鸡和渔业有所发展外，其余都尚未恢复到公社成立以前的水平。
建国前，林业无专职管理人员，由乡保甲人员兼管，实际上无人管理。建国后，人民政府大力提倡植树造林，林业事务由乡的一名干部兼管，各村也有一名副职领导兼管。1965年，公社配备半脱产林业员一名，专事指导林业采种、育苗、造林技术和林业经营管理等事项。
1957年前，根据土改法规定，大片林木归国家所有，其余小片零星林木分给农民，林业生产由农户个体经营，林权稳定。1953年，开始群众性的造林、育林运动，实行“谁种谁有”的政策。农业合作化时，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社员将山林折价入社，房前屋后的零星竹木、果树为社员所有。
1958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政策多变，林权不稳，林业发展呈现波浪式起伏。其中1958年搞“一大二公”，任意“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破坏了林木所有制，将社员林木无代价收归公有，并大肆砍伐，甚至把许多成材的上等木材也大多作了公共食堂的烧柴。1962年，贯彻省委《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发展林业若干政策的规定》的精神，建立了林木管理责任制，林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但后来有的大队见于外地“四清”运动将社员林木无偿收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经营，故也效其法，遂将社员林木中途收回，但却无人专管，年年植树不见林。1966年起，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因“批资”、“割资本主义尾巴”，造成大肆砍伐林木，有的连幼树也被砍掉。正如1977年新胜林场的汇报中说：“新胜林场地处太公山与綦江交界处，原有800亩林地，长约四公里，在‘文革’中被砍伐一干二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采取落实管理、收益分配等办法，林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我社根据1979年3月7日《江津县委（1979）19号文件》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的通知精神，为保护和扩大森林资源，制止乱砍滥伐，加强经营管理，做到采育结合，永续利用，对破坏森林的坏人坏事予以惩罚，鼓励了广大群众植树造林、爱护森林、发展林业，促进了林业的发展。1981年，公社贯彻中央《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和省委“落实林权、稳定林权、适当放宽社员房前屋后栽竹种树范围”的政策，成立落实林权领导小组，由赖先福任组长，陈光坤任副组长。除将成带成片的林木提留部分作公有，签订合同落实管理外，其余零星分散林木全部折价给社员经营。并将荒山、荒地、四旁隙地划给社员限期绿化，地权属集体，林权属私人，并享有继承权。公社还制定了损害林业的经济制裁法。迄至1982年上半年，各大队颁发了林权证，群众反应良好。
广兴乡西山、曙光、樟木和大石等大队部分生产队地处山区，解放前有部分成带成片的林木，其余均属丘陵地区，树木零星分散。建国前政府推行的植树造林流于形式，对于林业又无专职人员，责成保甲管护，但徒具虚名，乱砍乱伐现象十分严重。可是群众自行植树造林积极性却很高，凡房前屋后、沟边路旁、坟园隙地均广植树木。小地名中与树木有关者如樟木沟（今樟木村）、林口（今林口村）等有十余处，可见林木之多。
一般建材、用材树种以柏木、麻柳、青杠、松木等乔木为主。经济林木有皂角、板栗、核桃、柑橘、枇杷、梨、桃、李、酸梅、枳壳、杏、花红、桂圆等果类。竹类资源有紫竹、硬头黄、楠竹、斑竹、水竹、苦竹、茨竹等。据土改时统计，果园有4082株，森林有883805株，桐林有2720株，青杠林有1316片，竹林有105片，柑橘有17041株。此外，尚有乘凉的黄桷树、观赏的桂花树、梅花树等。据采访估计，过去林木覆盖率较现在为高，约达25%。
广兴乡的林木，在成立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两次滥砍滥伐中损失很大。但群众自来重视种树，并响应国家绿化祖国的号召，故栽竹种树的积极性很高，并把优质速生的桉树、青杨木推广成为广兴地区的主要树种。1973年推广泡桐种植。1975年，公社建立林场于新胜（今大石）。1976年—1977年，在新胜林场种棕树200亩，育棕苗10万株，播棕籽860斤；另育腊树苗1000株、杉树苗5000株、松树苗20000株，栽栀子50000株，栽花椒34株。据1982年统计，全公社种植柏树、松树、杉树、桉树、青杨木、栾树、香樟等共有62568株，竹类有3895笼。除林场由专业种植外，其余林木因是群众自行栽植，故零星分散，未能成片成带。
一、桉树：1953年，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国家“绿化祖国”的号召，政府从外地引进速生树种桉树进行推广。此种树木四季常青，宜于栽培在排水良好的四旁隙地。它生长迅速，十年左右就可作建材之用。
二、泡桐：1976年1月，由杜市区公所分来泡桐秋苗一万株。此种速生树种是目前世界上生长最快的优质速生树种，适宜于深厚、肥沃、排水良好的砂质壤土。因它生长快，故群众有“泡桐像把伞，三年可锯板”的说法。其材质较软，不反翘，不开裂，耐湿、隔热，是箱柜、乐器、水板的优良用材，同时是重要的出口物资。泡桐种子9月下旬至10月中旬成熟，采种后干燥贮藏，第二年“惊蛰”播种育苗，也可以用残根育苗和分根埋干造林。
三、其他速生树种：其他的速生树种有青杨木、栾树等，我地是从六十年代引进的。青杨木树杆直而高，可作建材；栾树树杆粗而短，树冠大，木质坚硬，可作家俱用材。两者均为落叶乔木。
广兴乡的果树品种以柑橘（广柑、红桔）和枳壳为主，其他有柠檬、橙子、板栗、桃、李、花红、梨、杏、酸梅、樱桃、核桃等，虽亦有产，但数量不多。惟有柑橘、枳壳质优量多，历史悠久，名传四海，其经济价值也高。故群众流传说：“农民要得富，多栽柑子树。”
一、广柑泽源之乡：江津盛产广柑，广兴素有“广柑泽源之乡”的称号。据考查：清乾隆年间，由广东引入，开始在广兴的三佛、樟木、高坪等村栽培，故名“广柑”，后沿綦河而下，伸过长江，发展至省内外，故广兴成为广柑的泽源地。广兴境内，地处綦河沿岸，川黔铁路、川黔公路两旁，现有广柑树屈指难数，结果树约达50%以上。江津广柑以它果形美观、色泽鲜艳、皮薄汁多、细嫩化渣、酸甜适度、清香扑鼻而蜚声国内外，尤以它细嫩酸甜可口之特色独占前茅。
二、广兴广柑的发展：广兴广柑在历史长河中，坎坷不平，几经沧桑。1911年辛亥革命前，因重视枳壳生产，“广柑不值钱”，每40至50枚换1斤盐，不为人们重视。故从清乾隆到民国的二百多年间，为数不多，足见其发展之缓慢。但广兴位于綦河中游之滨，雨量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与广柑原产地的自然环境和土壤极为适应，故生长发育良好，风味独佳。广兴与綦江接壤，以老虎溪为界，溪河之东为綦江，溪河之西系广兴，虽仅隔一溪，但由于土质等条件之不同，所产柑橘之口味各异，故前人因地产品味之差异而发展。远近客商均争相购买广兴广柑。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战争的蔓延，省外人大量涌向重庆，广兴人借此等人将广柑运至重庆，打开了销路，其时声誉遍及全国。广柑值钱了，农民便大量发展广柑，甚至有的将枳壳树砍掉栽广柑。从1936年至1947年的11年间，广兴广柑发展速度实为惊人，年产在30至40万斤之间。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柑橘的发展，为害广柑的害虫柑蛆亦随之发展，猖獗成灾。虽经《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江津甜橙果实蝇防队》派人到我地发动群众摘果杀蛆，但毗邻不治，政府不重视，终归无效。柑蛆的影响，造成广柑发展的危机。1949年，广柑产量仅有20多万斤。
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柑蛆的防治工作。1951年，津、綦、巴联合防治柑蛆队深入产区，广泛发动群众，逐园逐树摘果杀蛆，消灭虫源。到1953年，终于制止了柑蛆危害。与此同时，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和奖励政策以及合理的价格，群众栽培果树的积极性很高。从1954年至1958年，是广兴广柑第二次大发展时期。1958年公社成立后，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所有制打乱了，林权不清，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果树经营管理放松了。1961年，因极左思潮的泛滥，粮食减产，群众无心管理果树，虫害成灾，导致广柑产量大减。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后，开始纠正“左”的影响，实行林权下放到生产队，社员每户也有1至3株自留柑，于是又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加强了土肥水及防治病虫害等果园管理，这年获得了较大丰收。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期间，再次受到“左”的干扰，又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6年广柑产量低于1947年的水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了中央两个关于发展农业的光辉文献，实行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1978年中等收购价每斤由0.11元调为0.17元，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觉地加强了广柑的管理，致使1980年广柑总产达92万斤，出现了我社广柑产量第三次高峰。
一、红桔的历史：红桔的栽培历史十分悠久。据《古代的巴蜀》记载：“巴蜀的林木，秦汉时已驰名全国。经济林木以柑桔栽培最为发达。”为了管理柑橘的销售，西汉（公元前206年）政府在江州（今重庆）、鱼腹（今奉节）等地设有“桔官”。江津县是汉代江州的一部分，这说明江津古代就栽培红桔了。广兴红桔由江津五举沱经先锋传入。据道光十五年（1835年）《綦江县志》记载：“橘类，附里交江津为多，一境无樯，皆挑负去。”这是指与綦江接壤之广兴乡沿綦河岸的今敖林、大石、高坪、林口等村的一片古老红桔林。故此，广兴栽培红桔已有数百年之历史了。
二、广兴红桔的发展：红桔来到广兴，始于零星种植，后渐发展成林、成片。民国时期广兴以彭明山、单折中、幸成州等人在彭桥、高坪一带栽植的桔林最盛。随着柑橘的发展，产量也相应上升。据《四川经济日报》载：“江津素以出产红桔（柑）著名，其产量总额为五千七百万枚（约合1000万斤），每万枚值四五十元。”广兴乡1950年统计，全乡有红桔果树8521株，产量12万斤。土改后，农民分得土地，产量一度上升。1959年，全社红桔树16842株，总产量31.8万斤。人民公社建立后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受到严重挫伤，产量低于1959年的水平。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发了两个关于发展农业的光辉文献，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1978年中等收购价每斤由0.11元调为0.15元，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自觉地加强了红桔的管理。1980年，产量发展到最高水平，总产达95万斤，出现了历史上的好盛时期。
一、江津枳壳的特点：江津县位于四川省东南，县境土壤气候适宜枳壳的生长，所产枳壳独具特色，具有皮色青绿、内瓤洁白、肉厚质坚、气味香浓等特点，药效显著，为国内各地所产枳壳所不及。其悠久的栽培历史和优良的药用性能，获得国内外医药界的好评。
二、枳壳的源流：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在重庆置巴郡，下设包括江津在内的十五个县，其中一县名“枳”。“枳”即枳壳之枳。枳县治设于今涪陵地处46公里的枳里公社。枳县治几经迁徙，与江津县的距离也较近。这证明枳壳早已沿江而上了。所以，江津枳壳起源于云南，后由贵州、湖南两地入川，入川后从枳地沿江而上，到重庆分路而行。可以说在两千三百年至三千多年以前，枳壳就传入江津。枳壳到达江津后，即沿当时人口较多的綦江河发展，并沿河而上深入綦江、贵阳境内。由于綦河在江津境内一段两岸气候、土壤适宜，枳壳就在广兴安家落户了，经过人民千百年的辛勤培育，成了独具特色的广兴枳壳。
江津枳壳、枳实药性佳，祛病多利，是畅销的中药品种之一，声誉大、价值高（最高时药商曾以白银13两购枳壳100斤），乡内农村争相种植。尤以广福村的黄家湾、小湾、糟房，林口的砖房等地的枳壳树成片生长、繁茂。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出版的《四川月报》第七卷第五期所载：“枳壳为江津土产业之一，县属各乡均出产，而以江口至广兴场为最多……”曾任重庆市区长、储奇门袍哥义字舵把子、在重庆开设药材字号并垄断了枳壳、枳实、陈皮、木瓜、乌梅等药材收购和出口业务的单竹风，就在家乡广兴场经营枳壳20余年，并因此而发家致富，远近闻名。据三十年代帮过广兴场枳壳商单中的工人张国华等人回忆，那时广兴场（包括升平）每年收集枳壳40余万斤，枳实10万余斤。由于枳实畅销，枳壳苗也跟着身价百倍。苗商曾以广柑苗伪称枳壳苗出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广兴乡及毗邻地区驰名水果——江津广柑、红桔的发展。
建国后，1955年，江津县政府召开了中药材种植及野生生产会议，计划规定由八区（李市）、十区（先锋）、十一区（仁范）、十四区（贾嗣）五个区完成枳壳任务。1956年，根据省里“把有用药材包下来”的指示精神，中共江津县委指示县供销合作社组织全县中药材资源普查，查清了枳壳、栀子等203个品种的现状。专区商业局拨款六千元给江津发展枳壳，支援农村栽种。仅1976年至1979年这四年里，县里就召集了专业技术会议39次，培训了各乡技术人员349人次。到1979年，枳壳树的踪迹已遍布全县各区乡，产量也逐渐增长。近九年，外贸部门又多次提出枳壳、枳实出口量大的问题。据《四川日报》1982年6月载：香港市场枳壳畅销。加上江津特别是广兴枳壳质量优良，又有种植和经营枳壳的传统和经验，由此看来，枳壳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为造福于后代，应重视枳壳的恢复和发展栽培，使枳壳与广柑等经济作物生产互相扶持，比翼齐飞，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建国前，广兴乡所产柑桔、枳壳及其他果品，均无人管理，自产自销。秋末冬初，每当柑桔采果时期，内外客商到境内自由买卖贩运，或产果人自行挑往广兴、新隆店子（今新隆春老湾生产队）销售。若遇柑桔丰收，销售十分困难。
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柑桔销售管理，由果品公司经营，列为外贸商品之一。1955年后，在广兴、桥溪口先后建立两个果品经营点购销柑桔，解决了乡民销售果品的困难。果品点还派一名干部长驻公社，指导果农科学栽培管理果树，促进果品质量和数量提高。每年采果季节，乡民均有大量经济收入，故乡民都称果树为“摇钱树”。
（附：广兴乡柑桔品种数量统计表、水果生产情况表、先进单位表彰表，略）
广兴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丘陵地区，无大型的畜牧业。建国前，都是农户家庭私养，数量少，品种也只有猪、牛、羊。牛是农耕必需的劳动畜力，猪是农业肥料和肉食的主要来源，故农户都十分重视养牛和喂猪。猪几乎家家喂养，农户养猪头数占总数的80%。耕牛的喂养以头数计，贫苦农民无力购牛，往往合伙饲养，约占4%，地主、富农、中农约占96%。农民虽然很重视耕牛（包括黄牛）和生猪的喂养，但由于无机构管理，饲养方法不够良好，医疗条件又差，故畜病流行较多较重。对牲畜流行病，农民只能用擦卤水、放血、刮痧等办法，但收效甚微。民间医生用中草药治疗，也无多大效果，故如遇流行病，死亡率在疫畜中占一半以上。
建国前，广兴乡畜牧业发展未设管理机构，也无人管理。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畜牧业，于1952年建立广兴兽医站，由龙焱生等人组成，负责猪、牛病的防治工作。1975年，为了加强畜牧兽医站的领导，调整了领导班子，充实了领导骨干，畜牧站由5人增至7人，以龙纯武为站长。此时的畜牧站负责家禽家畜疫病的防治、品种的改良、饲养管理的辅导工作。经济上采取“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畜牧站的公共积累逐步增加，医疗设备也逐步添置，于1979年建造一幢三楼一底砖混结构的畜牧站，并开设了门诊。此外，各大队皆设一名防疫员，实行亦农亦医，及时防治牲畜疾病。
生猪是农业生产所需肥料及人民肉食的主要来源。建国以后，广兴乡生猪发展很快。1954年，有生猪5044头。1957年，中央对生猪提出“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进一步调动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当年生猪就发展到6175头，比1954年增加1131头，净增率为18%。1958年公社建立后，生猪全部公养，由于管理不善，猪疫流行，生猪大量死亡。到1961年，生猪头数降到1471头，仅为1957年的四分之一强。
1962年，认真贯彻执行“自繁自养，私有私养，公助为主，集体饲养为辅”的方针，调动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到1963年，生猪上升到4500头，比1961年增加了3029头，净增率为330%。其后又贯彻执行生猪奖售政策，实行“猪斤粮”，划分饲料地和提高肥猪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政策，充分调动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猪只迅速增加。1982年统计，全年饲养量达21566头，年末圈存数为11907头，与1954年的5044头相比，净增6863头。
（附：广兴乡历年生猪发展情况表，略）
耕牛又叫水牛，是农业耕作绝对不可缺少的。所以党和政府都很重视耕牛的饲养和发展，并于1953年颁布了耕牛繁殖奖励政策。1953年有耕牛938头，1954年就发展到1025头，净增87头。农业合作化后，耕牛为集体所有，饲养一般采取包干养方式。1957年开始下降，该年为853头，1958年为866头，1959年为976头。1960年开始回升，有耕牛1073头。从1962年又下降，只有899头，比1953年少47头。但从1964年起（除1967年为996头外），至1982年止，均稳定在1004头至1225头之间。1982年为1022头。实行包产到户以后，由于在春耕春播时期，养牛户与未养牛户之间周转矛盾突出，感到耕牛打紧，客观形势将会使耕牛数量上升。
（附：广兴公社历年耕牛统计表，略）
民国时期，农村普遍有养狗习惯，家禽以养鸡、养鸭为主，小家畜一般养羊、兔，均系自繁自养。建国初期（1950年—1957年），由于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饲养鸡、鸭、鹅、兔、羊等发展很快。但公社建立后，由于饲养者管理不善，有些影响农业生产，一般生产队采用限制饲养的办法，致使鸡、鸭、鹅、羊数量大为下降。特别是“文革”期间，饲养鸡、鸭、鹅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农副业的生产，由多办室与兽医防疫站配合，引进了长毛兔、来航鸡等优良品种。到目前为止，除羊、兔较少而外，到处鸡、鸭、鹅成群，大大超过了五十年代前半期的饲养数量。
广兴乡水面广阔，发展养鱼事业有良好的天然条件。境内常年水面：（一）綦江河及其支流水面约为2200亩；（二）五座水库水面112.51亩；（三）山湾河堰及小水塘87口，面积312亩；（四）常年蓄冬水田5200亩。总计常年有水面约为7824.51亩。
建国前，广兴乡的渔业生产，政府从不过问，宽阔的水面利用甚少。綦江河中鱼类资源虽较丰富，由于长期有以捕捞营生者，只捕不养，加之采用毒、炸等破坏性捕捞，无人过问，因而资源日益枯竭。有些鱼种濒于绝种，如团鱼、鲢鱼、青泊鱼、岩鲤等；有些水生动物如龟、鳖、白鳝之类更濒临绝种。
建国以后，随着淡水养殖业的发展，稻田、塘、堰养鱼也有很大的发展。中央于1959年3月19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制度的规定》（修正草案）中指出“农、工、牧、渔业全面发展”的远景规划。中央又发布关于发展渔业生产的指示“养捕并举，以养为主，国社并举，以社为主”的水产工作方针，并制定了《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1979年，江津县政府又重申渔业政策，同时印发了《保护水产资源发展渔业的布告》，严禁用毒药、爆炸、电触等手段捕杀鱼类，保障渔业水域及水生生物免受污染。在鱼类产卵繁殖汛期，在綦河流域严禁捕杀产仔鱼。鱼政策贯彻后，水产事业近来加快了发展。
广兴乡从1953年起，即开始推养从湖北省引进的白鲢、草鱼，以后又引进花鲢、青鱼等品种，都成长较快，效益高，深受群众欢迎。近年，又引进江苏等地所产红鲤、静鲤等，实行科学管理，综合放养。1971年至1982年收益如下表。
（附：广兴乡渔业收入逐年统计表，略）
农业合作化后，塘库及稻田养鱼均由社队集体统一经营。由于责任制不健全、管理不善，大多效益甚低。党的三中全会后，对塘库养鱼已普遍实行专业户或一般户承包责任制。稻田养鱼是谁种田、谁放养，收入全部归己。塘库和稻田养鱼有很大发展。
（附：广兴乡水库承包情况表、堰塘承包情况表，略）
民国时期，广兴乡的蚕业中以养柞蚕为主，桑蚕为数极少。每年当阳春三月，柞树茂密成荫，蚕农便将孵化出来的蚁蚕牧于柞树之上使之发育生长，同时搭棚守护，白日逐鸟，夜来驱鼠，夜以继日地辛勤。月余之后，柞茧结于林中，光亮夺目。据老蚕农估计，当年全乡约年产柞蚕20000多斤。
建国后，乡设有主管多种经营的干部，除继续发展柞蚕生产外，督促全社队的栽桑养蚕工作。广兴乡的蚕业历来都是集体经营，没有家庭养蚕的习惯。从1962年开始育苗栽桑，到1982年，共栽桑树45282株。1958年建立公共食堂，有的柞林和桑树被砍作柴烧，同时蚕茧价格低落。1959年，全社仅产柞茧1311斤，桑蚕的生产仍然是零。1962年体制下放后，一面继续发展饲养柞蚕，一面又重新育苗栽桑。这次育苗约3亩，栽桑15000株。到1967年，全社生产柞茧为16090斤，为1959年的12倍，并第一次生产出桑蚕190斤。但在“文革”期间，由于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善，在蚕业生产中，柞蚕生产有专人守护，产量较好，而桑蚕茧生产数量长期比不上1967年第一次的生产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下，公社贯彻中央“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发展蚕业生产，并引进良桑进行嫁接，收效很大，桑蚕茧的产量逐年上升。到1980年，达到产茧1587斤。
（附：柞茧、桑茧1970年至1982年产量表，略）
建国以前，广兴乡的深丘和山区地带，部分农民习惯种茶。有成片成林的茶场，也有零星种植的。他们有焙制的传统经验，少者自采自用，多者应市。栽培茶叶具有时间短、投资小、见效快、收益大的特点。发展茶叶生产对于综合利用农村的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增加社会财富、积累资金，都具有重要意义。
建国以后，广兴公社成立时，开始在西山村的适宜土壤进行大片栽培，茶林长势优盛，品味佳。1970年公社开始统计，焙制了茶叶333斤。1973年6月，公社对樟木、广福、东岳等村的土地进行普查，选择适宜土壤，再建成片茶林三处，合计面积为110亩。茶叶产量逐年上升，到1982年，年产量达2400斤。
（附：广兴乡茶叶面积、产量、金额情况表，略）
建国前，广兴乡的工交邮电各业较为落后。仅有手工工业，无机械工业；交通运输方面，境内虽有川黔公路和綦江铁路，但在广兴较长时间未办客货运业务，行人来往、物资运输除沿綦河岸以小小舟楫载运一部分外，余皆靠步行和人力挑运；邮电设邮政代办所，开展信件投递业务。
建国前，乡境内虽有缝纫业三家、榨油业二家、红炉（打铁炉）四家，织布厂一个（未几即停），染房三家，场上一家面房（农村数家），银器业一家，棕丝业一家；其次补锅、弹花、纺织、锡器加工仅少数人，都是私人经营，资本少、规模小，个体手工操作，设备简陋，工具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建国后，有的已被淘汰（如织布、银、锡器加工），有的已停办（如棕丝厂、染房），其余的纳入集体经营。
建国后，自1955年下半年起至1956年下半年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缝纫三家、红炉四家分别组建为“铁业点”、“缝纫组”和其他行业组织。经过短暂时间的工作，改变了几千年来脆弱的个体经营生产制，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都走上了集体化的共同富裕道路，由县联社（后改为二轻局）领导。1980年，江津县二轻局将原领导的城乡非农业性的社、组等有关行业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领导，但其待遇仍按县二轻局领导时一样。缝纫组计有工人十三人，缝纫机8台；铁器点有工人十三人（退休五人），有固定资产一万二千余元。1983年搞了承包，每盘红炉每月上交集体20元。
建国后，广兴的工业基本上为社办企业。广兴乡办企业兴办于公社化时期，当时由于没有设机构领导，经验缺乏，经营不善，有的兴办未几即停，有的时停时办。1976年，公社成立企业办公室，对企业加强了领导，企业才有所巩固和发展。
一、粮油加工厂：1964年由街道集体开办。时有木质榨油机一台，小木船（载量1吨）2只，电动机3台，粉碎机1台，磨面机1台，固定资产为7200元。主要为社员、居民、集体、广兴粮油点加工粮食、油料，属常年性生产。厂内职工14人，年产值平均8千余元，利润4百多元。该厂从开办到1974年11年间，总收入为94269元，除去生产费用、国家税金、公积金、公益金、劳动报酬外，企业盈利为？1982年，工人已退休2人，现有工人12人，固定资产为14556元，年产值13000元，利润6716元。
二、酒厂：厂址在广兴街上。1971年，经县糖业烟酒公司同意，开办酒厂一个，固定资产为4249元。通过杜市区供销社与县烟酒公司加工，有职工5人，日产白酒300斤，年可获加工费59400元。后因生产白酒的粮食指标减少，故于1976年停办。党的三中全会后，对工农业生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79年6月，报经上级批准，搞代农加工。1980年3月，向国家贷款5000元培修酒厂，同时借粮三万斤，得以正式恢复投产，由公社举办，进行常年性生产。现有职工5人，可日产白酒350斤。1982年核算，平均年产值为43906.03元，纯利润为5603.78元。
三、砖瓦厂：广兴砖瓦厂始建于1976年，厂址桥溪口，厂房4间，窑子2个，23名职工，喂养踩泥用牛2头，生产全系手工操作。1979年迁往彭桥大队春老湾生产队，新建厂房6间、窑子2个，另建职工宿舍、办公室、厨房、牛栏等共8间平房。至1982年有固定资金14494元，年产值19200元，利润1964元。
四、土陶厂：广兴土陶厂址在今西山村打沙堆。建国前，系由周沛然、黄玉庭、谢明安各办一个土陶厂，生产为手工操作，产品为旧式缸瓦钵。建国后，1955年上半年开始，经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土陶厂走上了公私合营，改由县办，定名为民生土陶厂，改变了几千年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有固定资产25700元，23个工人，年产值21100元。1977年12月15日，经地区通知撤销江津民生土陶厂，由广兴公社社办企业经营生产，供应市场，定名为“广兴土陶厂”。1978年，购置电动机2台、压管机1台、制泥机1台、打泥机1台。1979年2月12日，厂向信用社贷款3200元。至1982年，有工人24人，有固定资产28506.90元，年产值19356元，亏损2946元。
五、制茶车间：广兴制茶车间于1978年设于农机站内，有揉茶机1台、电动机2台，试制首批绿茶3千余斤。后因原料供应不上停办。同年下半年，将厂房给予粮油加工厂设分点加工粮食。
六、基建队：基建队于1976年组建，以刘明志率领37个石工，主要打石头，工具由工人自带。年收入为52159元，利润4487元。
七、运输组：运输组于1980年组建，由赵荣书领导23个工人，工资计提留纯收60元左右，最多者纯收入达110元。
八、电影队：广兴公社电影队也纳入社办企业统一核算管理。文化站建立后，由文化站管理。
九、水泥厂：广兴水泥厂厂址在广兴公社曙光大队，始由广兴曙光大队开办。1974年10月，由曙光大队开始筹建，到1975年9月，已建成厂房一间、煅烧炉一座，随即购置有关生产所需的器械。1977年10月基本建成投产。全厂共有职工40人，年产2500吨，产品标号为325号，共投资5.7万元，其中自筹4.7万元，国家投资1万元。1977年5月，经县批准改办为社办，定名为“江津县广兴公社水泥厂”。1977年9月5日，经区委通知赵荣书为厂长，吴秀清、毛学成为副厂长。随着生产的发展，规模也逐渐扩大。1982年统计，有职工63人，有球磨机3台、电动机12台、电焊机1台、鼓风机1台、变压器1台等设备，有固定资产159693元，平均年产值88460元，除生产费用、国家税金、公积金、公益金、劳动报酬外，年利润为1075元。
十、林场：公社林场，又名苗圃，于1979年3月建立，位于西山村，场地面积60亩。始建时有职工3人，后逐步增加，1982年有13名职工。建立后积极进行各种树苗的培育，至1982年，已种植柑桔苗1万5千株（其中嫁接苗1万株），播柑桔籽250斤、茶籽500斤、柏树籽180斤、桉树籽3斤，植黄栀子2千株，以上育苗占地41亩。未及投产，于1983年承包给刘步云经营。
十一、汽车组：1979年至1982年，公社先后购买解放牌汽车（载量4吨）和2.5吨的柴油机汽车各一部，配备司机2人、修理工1人，主要承担公社内物资进出运输，在可能条件下也承担对外运输业务。其产值收入及行政领导由社、乡办企业负责。
十二、农机修配厂：建于1979年11月，厂址在上场口公路、铁路边。站长吴秀坤，副站长严荣初。建厂前，由公社修建预制结构（两楼一底）楼房一幢，同时购进部分机台设备，担负着全公社农业机械维修和使用管理工作。随着生产的发展，机械设备和业务项目的开展也相应地增加。至1982年，厂内有拖拉机2台，连同大队生产队在内，共有拖拉机6台、打米机26台、粉碎机15台、挞谷机14台、机动脱粒机9台，分布于全乡各村和生产队。业务开展有机车的维修、电氧焊接等。设备有车床1台、钻床1台、刨床1台、台钻1台、砂轮机1台、电焊机1台、电动机2台、简易车床1台、揉茶机1台等。全厂现有职工5人，业务由区农机站领导，行政由公社领导，财务为单独核算。
十三、装卸队：1964年初，与广兴群运队合作，在桥溪口与万盛两个火车站负责装卸工作，轮流掉班。1966年8月分开，从各大队抽调农村剩余劳力30人组成，与桥溪口火车站订合同，长期担任该站装卸工作。其收入除铁路部门扣去5%外，公社提留公积金28%，其余67%缴回生产队评记工分，参加分配。随着工农业的发展，1978年根据运输的需要，将该队人员增至50人，分为四个班，分布在铜罐驿、九龙坡、桥溪口、万盛等火车站担负装卸工作。到1981年，增至80人。1966年为温永其负责，后为邹开银。1981年，根据有关政策规定，由工分制改为计件工资制，多者每月达180元，少者每月为40元。
（附：广兴公社社办企业拥有机械基本情况表、广兴公社社办企业发展及利润情况表、历年企业负责人一览表，略）
队办企业主要是为解决人民生活需要举办的，外销尚未打开门路。1982年有瓦厂四个，米面加工厂二十三处。瓦厂均系手工操作，年产瓦197万匹，砖79万块。米面加工拥有电动机二十台、柴油机三台、粉碎机十五部、打米机二十六部。米面加工已经实现机械化。米面加工中，以柴油机为动力的三处，生产时断时续。目前，队办企业均已实行专业承包生产责任制，专业户承包形式多样，经营已大大改善。
广兴是江津东南紧靠綦江边境的乡场之一。清代贵州省遵义、桐梓至重庆的驿道，经綦江北渡入境至广兴、高歇，交巴县界转百节到渝，为140华里。广兴往西行经贾嗣、金泉、高牙铺，直达江津县城（今几江镇）130华里。交通极不方便，全赖步行，货物全靠船运和人力肩挑背负。
川黔公路从1950年开始修建，至1955年通车。过境里程为13公里，宽约9至10米。建国后，1970年把泥结石构成的川黔公路路面改建为沥青路。1963年，自广兴修建一条长2公里多、宽4—5米的公路，与川黔公路415公里至416公里之间会合，构成公路网。从此，在广兴场乘汽车可直达江津县城及其他城镇。
綦江铁路从1943年开始修建綦江至猫儿沱的铁路，至1947年通车。铁路从场东侧经过，并设火车站。当时上可到綦江，下可达猫儿沱，广兴境内通车里程有16公里。建国后几经改建和扩建，并于1959年10月重庆长江铁路大桥建成通车，名为川黔铁路，接通了全国铁路网。从此，不再愁大江阻隔，便利了陆路交通运输。
綦江河从广兴场经过，流经乡境里程为16公里。1940年导淮委员会在河口修建大胜闸坝一座，至1945年竣工，可通木船、炭船载货运客，但以木船为主，上可通贵州的松坎，下可到重庆。
乡境溪河自清代以来，先后修建桥梁较多，而主要的有花墩桥、桥溪口拱桥、彭家桥、新桥等。接通了各大住处。
附：桥身位置、长、宽表（单位：米）
| 桥名 | 位置 | 长 | 宽 | 备注 |
|---|---|---|---|---|
| 花墩桥（拱桥） | 广兴下场口 | 10 | 3 | |
| 桥溪口桥（拱桥） | 桥溪口 | 10 | 2.5 | |
| 彭家桥（拱桥） | 彭桥村境 | 8 | 6 | |
| 桥头坡（拱桥） | 勤俭村境 | 7 | 2.4 | |
| 大桥（拱桥） | 广福村境 | 8 | 2.4 | |
| 新桥（平桥） | 樟木村境 | 7 | 1.5 |
以上桥梁修建时间无证可考。随着公路、铁路的发展，绝大多数已被公路、铁路桥所取代。乡境内还有小石桥八处。
一、綦江河流经乡境，自古形成两个渡口。据《江津县交通志》记载，始有广兴渡口。民国十九年（1920年）增加渡船1只，共为2只，渡工2人。民国末期还有私人船数只，摆渡驳货。1954年并入綦江长短航队，1956年交綦江县管理。义渡于1980年增加船1只，共3只，渡工3名，日渡600余人次。
清朝至民国时期渡口的经营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不收费的义渡，二是私人经营的收费渡。义渡旧时是民众捐钱置业（义渡田）。广兴场义渡清嘉庆年间由士绅捐设，民国十九年间有产业一股，年租15石，以支付渡工工资和维修船只，行人过渡不收钱，是一种慈善事业。建国初期仍沿袭旧制。1951年土地改革时，广兴义渡产业被征收，由当地农民协会牵头募捐办理。1958年土地所有制属人民公社时，义渡由人民公社办理。1962年土地所有制下放到生产队后未留义渡田业，省人民委员会（62）川议字第0252号文件规定：“对于多年来有传统习惯不收费的义渡，其船只维修和渡工工资，可编造计划，报送当地财政部门审查，在农业税地方附加中解决。”从此执行省府文件，义渡经营费由县财政开支。1981年改进渡口管理办法，县府（81）94号文件批复县交通局《关于确定渡口管理体制、加强渡口管理的情况报告》，从12月1日起，义渡改为过渡收费，实行以渡养渡、民办公助，此后改为民渡。
二、青溪渡：位于青溪沟注入綦江河的出口处，往南正对北渡乡地面，往东斜对桥溪口火车站。横渡綦河可通往本社彭桥村地面，横渡青溪河口可通往綦江县北渡公社地面。有两只木船摆渡。
三、青溪桥渡口：位于官厅大队的青溪河处，正对青溪河南岸，横渡青溪河可通往北渡公社地面，有一只木船。
四、兴隆寺渡口：位于彭桥村店子生产队处，正对北渡场，横渡綦河直达綦江县属北渡场。
五、西山寺渡口：位于西山村甄子上生产队，正对綦江县升平场，横渡綦河直达升平场街口，有木船两只摆渡。
木船： 民国时期，广兴有较大的木船9只，主要运输粮食、生猪、柑桔、盐巴、花纱、布匹、山货等货物，上至綦江、下至重庆，载重量为10吨左右，是当时的主要运输工具。另有小船（载量1吨左右）十余只，专门载运綦江、北渡、升平等沿河来往客商和货物。但不久铁路通车，木船运输处于停滞。根据目前趋势，大有恢复和发展的途径。
轿子： 轿子是载人的工具，一般是两人抬的普通竹制轿子。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前比较普遍，有的贫苦人民赖以为生，一般人都可以雇用。民国二十年以后出现了滑竿，竹制两人抬，上面装上布篷，比轿子轻便。建国后，轿子和滑竿均已绝迹。
建国以来的交通运输工具，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大多为机动车。原来陈旧的交通运输工具逐渐淘汰，火车、汽车、拖拉机和自行车成了小乡镇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
汽轮车： 是一种人力拉（亦可畜拉）的载重工具，一般载重一千多斤，可行长途，轻便省力。建国后广兴乡迅速发展，截至目前全乡有三十九辆。
汽车和拖拉机： 现有拖拉机六台，汽车两辆，搞长短途运输，既快又省力，极为方便。运输物资流通，对发展工农业生产起到一定的作用。
自行车： 自行车轻便省力，既能代步，又可载重一百多斤的货物，是最方便、很有用的交通运输工具之一。价廉物美，为城乡人民所喜爱。目前广兴乡25%的家庭都有了自行车（公路沿线）。
公共汽车： 在广兴乡境设有招呼站三处，每日至綦江、重庆、万盛、江津等沿途班次较多。河道有客货运机动小轮船停靠，往来十分方便。
建国前，广兴没有运输社的组织，仅有群众自发的行帮形式，靠个体脚力运输。1964年成立广兴群运队，由县交通局直接领导，由群管站管理。1966年9月，广兴群运队由交通局交公社管理。其时成员88人，街道居民占65人，农业人口占23人，在火车站做装卸工作。同年8月，与农业人口分开，全队成员均为街道居民。1981年，经公社申报县府批准，于1981年12月正式成立江津县广兴装卸运输社，成立管理委员会，由彭文明、李泽荣、程碧友三同志组成，彭文明为主任，其余为委员。1982年，经领导批准，在广兴街上附设茶馆一家。1980年，购置运输拖拉机一辆。现有汽轮车15辆，职工50人，均搞陆地运输，在桥溪口担任装卸和运输工作。到1982年，有自有资金3万多元，积累4万多元。
清宣统二年（1910年），广兴场设邮政代办处，托人代办业务，由江津县邮政局领导。邮局委托的代办人先后有陈松清、幸竹贤、周守先、李兵伍、黄朝河等人代办邮政业务。
建国后，1956年设立广兴邮电所，职工2人，开展信函、汇兑、包裹、报纸杂志订阅等业务，信件报刊专人递送。1982年，广兴邮电所全年收入2760元。函件出口计费交换量7385件，包件出口249件，汇兑330张。报纸发行50218份（期发数），杂志发行6414份（期发数）。
附：1982年广兴邮电所逐月经营资料
| 月份 | 函件（件） | 包裹（件） | 汇票（张） | 报纸（份） | 杂志（份） |
|---|---|---|---|---|---|
| 1月 | 545 | 34 | 530 | 3394 | 025 |
| 2月 | 684 | 31 | 52 | 7638 | 4129 |
| 3月 | 6238 | 62 | 12 | 8439 | 4830 |
| 4月 | 598 | 41 | 83 | 1340 | 1628 |
| 5月 | 6085 | 202 | 86 | 4126 | 374 |
| 6月 | 584 | 31 | 72 | 7439 | 875 |
| 7月 | 613 | 32 | 226 | 842 | 956 |
| 8月 | 643 | 52 | 28 | 3429 | 471 |
| 9月 | 634 | 82 | 32 | 4948 | 248 |
| 10月 | 641 | 82 | 62 | 4432 | 963 |
| 11月 | 604 | 92 | 82 | 7442 | 936 |
| 12月 | 598 | 42 | 92 | 864 | 325 |
| 合计 | 7385 | 249 | 330 | 50218 | 6414 |
从清末以至民国时期，政府腐败，外患不断，政局动荡，国家财政年年入不敷出。广兴乡的历届当政者，无不千方百计向群众榨取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乡中各项事业，国家除开支少得可怜的一点教育经费外，未见任何财政拨款。更因乡保人员在征收中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偶尔拨来某些款项，则从中克扣、雁过拔毛、贪污中饱。尤甚者，官绅勾结，弄虚作弊，将负担转嫁到劳苦大众身上，特别是广大农民被沉重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建国以后，广兴乡的财税工作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指引下，群众负担长期保持稳定，生产建设和各项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以农民负担的各项税收（主要是农业税）为例，在合作化时期，全乡农民负担的各项税收占农副各业总收入的8.7%。随着生产的发展，到1965年以后已下降到6.1%。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下降到4.7%，1982年为2.85%。在财政支出方面，建国三十余年来，国家年年拨给广兴乡一笔为数可观的财政资金，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兴办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工交邮电以及对穷队无偿投资和优抚救济等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办不到的。国家财政的大力扶持，对改变广兴乡贫困落后的面貌起着巨大的作用。
民国后期，广兴乡没有财经干事主管乡财政收支。当时，乡中较大的税收（如屠宰、酒税、斗市）曾实行投标招包办法，由私人承包代收，上缴超收归己。
建国后，乡人民政府内一直设有专职财粮一人，主管农业税、自筹经费、公有房地产租赁及其他收入和乡财政支出。至于工商各税则由区税务部门直接管理，逢场派员来乡征收。
清代为地丁税，民国时期为田赋，是农民最重的负担。建国后为农业税，是农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民国二年（1913年），四川成立“地政筹备处”，根据各县乡、镇、甲长查报田地数量，汇造清册，拟定地价，计算赋额。民国四年，田赋额由“两”改“元”，每两赋额折收银元13.596元。民国十九年（1930年），省、县、乡、团各级增收各种附加税，总和各项附加按赋额每两征收达58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附加名目越渐增多，是年每两征收达100多元。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国民政府将地方附加增加40%。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田赋定为省税和县税两种。省税为正税一征、附加一征、保安费一征，另加临时困难捐等共五征；县税为保甲附加和地方附加。按田赋每两征收达180—190元。同年《江津县土地陈报委员会》成立，由地方士绅对租石进行调查，以田二石八斗折合一亩、土一石二斗折合一亩，以户为单位，注明乡里保甲，汇列成册上报，作为田赋征收实物的依据。
民国三十年（1941年）夏起，田赋改征实物（稻谷、小麦、玉米），分中央粮、省级粮和县级粮，三者合计为应征食物数。是年起实行借征，就是预收未来年份的田赋。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江津县的田赋已收到民国四十年（1951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设立《粮食征收监察委员会》，按征收区设《粮食征收办事处》，以“新科则”进行征收。所谓“新科则”是将土地陈报结果将田地列为七等，一至五等为田，六、七等为土，规定分等计征标准如下：一等每亩0.107元，二等每亩0.096元，三等每亩0.087元，四等每亩0.082元，五等每亩0.076元，六等每亩0.070元，七等每亩0.010元。按以上标准计算出各户的户额，再按赋额折征实物。
国民政府的田赋征实，又分征粮和购粮两种。所谓购粮，也就是借征或预征。预征也以田赋粮额为依据，规定赋额在0.05元以上的户起征，不足0.05元的户免征。对借征又规定每市石付给80%的现金，其余发给粮库券，可兑换美金公债或法币储蓄券，也可凭券抵扣历年赋税，实际从未兑现，粮民执存的粮库券终成一张废纸。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国民政府的田赋征收已经十分混乱，土地面积虚实出入很大，负担畸重畸轻，又下令对土地陈报进行复查。复查中地方官绅勾结，弄虚作假，划大为小、划整为零，逃避或转嫁负担，造成许多有地无粮、有粮无地等新的混乱，结果是更加重了平民的负担。
建国后，国家对农民的农业收入征收农业税（也叫公粮），并征收实物。农业税征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交纳农业税是农民的光荣义务。建国三十余年来，国家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数量稳定。由于国营经济的日益发展，农业税收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越来越小，这对于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巩固工农联盟等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建国后，广兴乡的农业税征收情况如下：
建国初，为保证军需民食，稳定市场，安定社会秩序，顺利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等对粮食的需要，广兴乡于1950年在土匪暴乱平息之后立即开展了征粮工作。当时，地主阶级的权势已动摇，但在经济上仍有很大的影响。为了打击和削弱封建地主经济，使农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政府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在农业税征收上采取对大户加成征收的办法，对地主、富农课以重税。将其从农民手中取得的剥削收入，除留出必要的生产、生活所需外，其余部分国家征其大部或全部，实行民主评议、政府核定，由大户交纳。这一工作胜利完成了任务。
1951年夏秋，广兴乡进行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为合理分配土地和征收农业税的依据。土改后，农村各阶级和阶层占有土地仍有多有少。为使负担合理，当时的农业税实行以户为单位，按人均占地常年产量多少不同，采取收入多的多负担、收入少的少负担或免予负担的累进税制。其计算方法如下：
| 级数 | 农户人均常年产量（折谷） | 税率% | 级数 | 农户人均常年产量（折谷） | 税率% |
|---|---|---|---|---|---|
| 免征 | 160斤以下 | 14 | 950斤以上未满1050斤 | 20 | |
| 1 | 150斤以上未满200斤 | 7 | 15 | 1050斤以上未满1150斤 | 21 |
| 2 | 200斤以上未满250斤 | 8 | 16 | 1150斤以上未满1250斤 | 22 |
| 3 | 250斤以上未满300斤 | 9 | 17 | 1250斤以上未满1350斤 | 23 |
| 4 | 300斤以上未满350斤 | 10 | 18 | 1350斤以上未满1450斤 | 24 |
| 5 | 350斤以上未满400斤 | 11 | 19 | 1450斤以上未满1550斤 | 25 |
| 6 | 400斤以上未满450斤 | 12 | 20 | 1550斤以上未满1650斤 | 26 |
| 7 | 450斤以上未满500斤 | 13 | 21 | 1650斤以上未满1750斤 | 27 |
| 8 | 500斤以上未满550斤 | 14 | 22 | 1750斤以上未满1850斤 | 28 |
| 9 | 550斤以上未满600斤 | 15 | 23 | 1850斤以上未满1950斤 | 29 |
| 10 | 600斤以上未满650斤 | 16 | 24 | 1950斤以上未满2050斤 | 30 |
| 11 | 650斤以上未满750斤 | 17 | |||
| 12 | 750斤以上未满850斤 | 18 | |||
| 13 | 850斤以上未满950斤 | 19 |
这一计征办法从1952年起实行，直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均以户为单位计算征收，办法未变。办法中规定：因精耕细作以至增产者不多征，因怠于耕作以至减产者不少征；对因灾减产和生活困难户，给予减免照顾。当时曾对开荒给予鼓励，规定开垦生荒免征5年、熟荒免征3年（由于对垦荒有关规定不够具体明确，有的竟毁林种粮，使生态平衡受到一定的影响）。对各农户全部应负担的农业税实行全年一次计算，分夏、秋两季征收。
除正税外，从1954年起随正税征收7%（称地方附加或乡村自筹经费）作为发展乡镇各项事业之用。至1956年，附加比例提高为正税的14%。1957年广兴乡实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取消了土地报酬，实行统一经营、按劳分配，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为适应这一变化，农业税仍以入高级社各户原负担数为基础，改以高级社为纳税单位，由社统一向国家交纳和结算，总的负担未变，并继续实行灾情和社会减免，稳定负担，鼓励增产的政策。土改时，广兴乡各类耕地评定产量仅粮食一项（不含其他农业收入）即达5,873,159斤，评产增加了47%，而农业税负担仍继续保持稳定，显示了负担政策促进增产的巨大作用。
1958年9月，广兴乡建立人民公社。在“浮夸风”的影响下，在农业税征收上搞起了“高征购”，大幅度调整提高常年产量和税率，农民负担加重，加上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群众生活困难，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生产下降。1957年时，全乡计税的常产为5,224,697斤（由于土改以来各种建设占用一些耕地，比土改评产减少），1958年调整提高为6,265,462斤，提高了20%。1957年全乡平均税率为14.2%，1958年提高为16.4%。依率计征税额由747,472斤提高为861,298斤，比1957年增加了22%。这样的“高征购”在当时生产连年下降的情况下持续三年之久，直到1961年才得到纠正。
1961年，为使农民休养生息，努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遵照上级指示，对广兴公社常年产量和税率都作了调整。当年调减后的税额为4,433,400斤，比1958年的负担减少了48.5%。附加部分占正税的比例在1962、1963两年均为10%，较好地纠正了“高征购”的错误。1964年，生产迅速恢复，地方各项事业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百废待兴，因而将地方附加的比例调整至15%。从1965年起，国家又将正税的税率由16%调整降低为11.7%，使广大农民的农业税负担和附加每年都在800,000斤（折稻谷）左右（其中新场公社划来两个大队的税额15,5429斤在内）。1982年，全公社的农业收入（集体部分）为1,599,004元，实际负担农业税及附加的金额为55,271元，仅占农业收入的3.45%。这一负担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轻，无疑将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更快地使农民富裕起来。
广兴乡的工商各税，一直由区税务所派员来场征收，乡无税务机构及人员设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商业购销两旺的大好局面。在此基础上，全乡每年向国家交纳的工商税收也逐年增长。1978年税额为70,110元，1983年达到110,500元，对充实国家财政收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民国时期，各级财政长期混乱，历届当政者经常在名目繁多的捐税之外滥发各种公债，又多未偿还，向人民群众无限度地榨取。民国元年（1912年），由江津县政府发行过地方军需公债券。民国三、四、五年（1914年—1916年），由财政部连续发行过国内公债券。民国十年（1921年），四川财政厅发行有契公债。同年又由四川省长决定，以契、肉两税为担保发行军事临时公债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国民政府发行国币公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国民政府发行同盟胜利公债，同年又继续发行国币公债。上述公债，广兴乡群众均分别数量不等进行认购。但由于政局动荡、通货膨胀以及人事更迭等，有的根本未予偿还，群众手持债券成了一张废纸；有的虽侥幸中签得以收回，也由于货币贬值，收回的公债本息价值已一落千丈，令人哭笑不得。
建国后，人民政府为平衡国家财政收支，保证国家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曾于1954年—1958年连续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乡民均踊跃认购，就1954年，农村认购2759万元，工人认购4850万元，工商业者认购1559万元，居民认购294万元，机关认购145万元，合计9057万元（折现币9067元）。1982年国家发行国库券，上级安排广兴认购计划是9500元，实际完成9530元。1983年完成9000元，1984年完成7500元。建国后所发行的公债，国家均到期时（或债券中签时）连本带息如数偿还给认购群众，加上物价持续稳定，使公债在群众中树立起了良好的信誉。
建国后，为加速发展农业生产，国家财政每年均拨给广兴公社为数可观的资金，用于扶持穷队，改田改土、水电建设，以及发展多种经营等。使穷队解决了困难，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民国时期，无限制地滥发货币，没有物价基础，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以致一种新的货币出现不久即失信于民，不得不发行新的货币。如是多次反复，造成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群情激愤，最终成为国民党政府自食其果的总崩溃的后果。
民国时期的历次货币改革和物价变化情况如下：
民国初年，流通货币为银子和银元（银元140元合银子100两）。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四川军阀刘湘发行《四川省地方银行券》，与银元同时流通，一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二月。这一时期，物价比较平稳，中熟米每石零售价为7.7元左右（为叙述方便，以下均以中熟米每石的价格为标准反映物价情况）。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通行“法币”（或称“国币”），并以八折收兑“地方券”，当时米价为6.5元，稳中有降。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对红军多次发起“围剿”，弄得财政十分困难，乃大量发行“法币”。因而“法币”问世不久，物价迅速上涨。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底，米价为16元；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涨至150元；民国三十年（1941年）又涨至202元。五年之中，米价上涨三十五倍。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月，国民政府为了挽救其币制，下令使用“关金券”，以关税为发行基础，故名“关金券”，规定关金券一元合法币二十元，并与法币同时流通。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操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手中，他们借发行货币榨取人民血汗。所谓以关税为质，纯属欺人之谈。当时沿海通商港口多为日寇占领，对外通商几致断绝，何来关税！因而物价继续飞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底，广兴乡米价上涨至689元，比民国三十年（1941年）九月的米价每石320元又上涨了1.15倍。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七月，米价又上涨到2,230元，仅七个月的时间，又上涨了3.55倍。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时，广兴乡米价又上涨到13,100元。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又涨到23,600元。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蒋介石发动内战，米价如火箭上升，一月份为38,000元，到同年底又涨到了450,000元，一年之中上涨十倍以上。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八月，国民政府又下令行使“金元券”，每元合法币三百万元，宣传称以国库所存黄金为质，每元金元券中含有多少盎司黄金等。广大群众对国民党政府宣传中的欺骗性早已胸中有数，根本不予置信。因而金元券一出笼就贬值了。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四月，广兴乡的米价竟涨到每石要金元券312,000元，完全失信于民。这时，各地均出现以大米、棉纱代替货币，实行以货易货、以物换物，以抵制国民政府的货币。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七月，国民政府又通令使用银元，并发行“银元券”，规定金元券五亿元折合银元硬币一元。当时乡境米价为5.2元（银元硬币），转瞬之间银元券又贬值，要以银元券八、九元甚至十余元才能兑到一个银元硬币。到江津解放前夕，米价又上涨至每石要银元券六十元。
1955年2月，为有利于计划经济建设，人民政府对货币进行了一次改革，发行了新的货币（人民币）。规定新的人民币一元折原发行的人民币一万元，新币一角抵原发人民币一千元，由人民银行收兑，并允许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在市场流通。由于宣传深入，改革顺利进行。改革后的新币一直使用至今未变，币值稳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信誉。
建国后，物价长期保持基本稳定。为保护人民利益，国家对实行统购（或派购）的粮食、棉花、油料及其他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有较大的提高。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工业生产的发展，多次调整降低工业品销价、农用电力、运输、生产资料的价格，甚至采取由国家财政补贴等措施，给予最优惠价格销售。所有这些，对缩小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巩固工农联盟、密切城乡关系、促进生产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在调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后，虽然也调整提高了有些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肉食、糖类等），但为照顾消费者的利益，国家采取了给职工发放“粮差补贴”、“副食品补贴”等，以保证职工生活的稳定和改善，体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无比优越性。
附表一：建国后广兴乡主要粮食统购价格变动情况表（单位：市斤/百元）
| 年度 | 稻谷 | 黄谷 | 春豆 | 小麦 | 玉米 | 红粮 | 葫豆 | 豌豆 | 饭豆 | 绿豆 | 芝麻 | 花生 | 油菜籽 | 桐油 | 生漆 |
|---|---|---|---|---|---|---|---|---|---|---|---|---|---|---|---|
| 1950 | |||||||||||||||
| 1951 | |||||||||||||||
| 1952 | |||||||||||||||
| 1953 | 7.1 | ||||||||||||||
| 1954 | 8.1 | ||||||||||||||
| 1955 | 8.1 | ||||||||||||||
| 1956 | 8.1 | ||||||||||||||
| 1957 | 8.1 | ||||||||||||||
| 1958 | 8.1 | ||||||||||||||
| 1959 | 8.1 | ||||||||||||||
| 1960 | 8.1 | ||||||||||||||
| 1961 | 8.1 | 8.1 | 8.1 | 10.9 | 8.1 | 8.1 | 8.1 | 8.1 | 8.1 | 8.1 | 10.9 | ||||
| 1962 | 10.1 | 10.1 | 10.1 | 13.1 | 10.1 | 10.1 | 10.1 | 10.1 | 10.1 | 10.1 | 12.9 | ||||
| 1963 | 10.5 | 10.5 | 10.5 | 13.6 | 10.5 | 10.5 | 10.5 | 10.5 | 10.5 | 10.5 | 13.3 | ||||
| 1964 | 10.5 | 10.5 | 10.5 | 13.6 | 10.5 | 10.5 | 10.5 | 10.5 | 10.5 | 10.5 | 13.3 | ||||
| 1965 | 11.3 | 11.3 | 11.3 | 14.5 | 11.3 | 11.3 | 11.3 | 11.3 | 11.3 | 11.3 | 14.3 | ||||
| 1966 | 13.3 | 13.3 | 13.3 | 16.4 | 13.3 | 13.3 | 13.3 | 13.3 | 13.3 | 13.3 | 16.4 | ||||
| 1967 | 13.7 | 13.7 | 13.7 | 16.7 | 13.7 | 13.7 | 13.7 | 13.7 | 13.7 | 13.7 | 16.7 | ||||
| 1968 | 13.7 | 13.7 | 13.7 | 16.7 | 13.7 | 13.7 | 13.7 | 13.7 | 13.7 | 13.7 | 16.7 | ||||
| 1969 | 13.7 | 13.7 | 13.7 | 16.7 | 13.7 | 13.7 | 13.7 | 13.7 | 13.7 | 13.7 | 16.7 | ||||
| 1970 | 13.7 | 13.7 | 13.7 | 16.7 | 13.7 | 13.7 | 13.7 | 13.7 | 13.7 | 13.7 | 16.7 | ||||
| 1971 | 14.1 | 14.1 | 14.1 | 17.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7.1 | ||||
| 1972 | 14.1 | 14.1 | 14.1 | 17.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7.1 | ||||
| 1973 | 14.1 | 14.1 | 14.1 | 17.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7.1 | ||||
| 1974 | 14.1 | 14.1 | 14.1 | 17.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7.1 | ||||
| 1975 | 14.1 | 14.1 | 14.1 | 17.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7.1 | ||||
| 1976 | 14.1 | 14.1 | 14.1 | 17.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7.1 | ||||
| 1977 | 14.1 | 14.1 | 14.1 | 17.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7.1 | ||||
| 1978 | 14.1 | 14.1 | 14.1 | 17.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7.1 | ||||
| 1979 | 14.1 | 14.1 | 14.1 | 17.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7.1 | ||||
| 1980 | 14.1 | 14.1 | 14.1 | 17.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7.1 | ||||
| 1981 | 14.1 | 14.1 | 14.1 | 17.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7.1 | ||||
| 1982 | 14.1 | 14.1 | 14.1 | 17.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4.1 | 17.1 |
说明：1. 价格变动的年度未列；2. 表列空格表示价格与上年度相同；3. 建国初期的大米价：1950年为7.20元，1951年为8元，1952年为8.35元。
附表三：建国后广兴乡几种主要商品的市场价格情况（几个主要年份的销售价，单位：元）
| 品名 | 单位 | 1953 | 1958 | 1966 | 1976 | 1982 |
|---|---|---|---|---|---|---|
| 白糖 | 市斤 | 0.75 | 0.75 | 0.75 | 0.64 | 0.74 |
| 白酒 | 市斤 | 0.75 | 0.76 | 0.90 | 0.46 | 0.47 |
| 煤油 | 市斤 | 0.47 | 0.38 | 0.38 | 0.555 | 0.555 |
| 食盐 | 市斤 | 0.18 | 0.17 | 0.15 | 0.17 | 0.17 |
| 白布 | 市尺 | 0.315 | 0.315 | 0.33 | 0.35 | 0.24 |
| 猪肉 | 市斤 | 0.69 | 0.69 | 0.69 | 0.92 | 1.20 |
| 鸡蛋 | 市斤 | 0.38 | 0.34 | 0.60 | 1.60 | 1.20 |
民国时期，高利贷活动猖獗，是除地租、田赋、捐税之外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又一只魔爪。广兴乡虽然主产粮食，而广大农民担负沉重的地租赋税，十之六七到青黄不接的二三月便纷纷缺粮。俗话说“神仙难过二三月”，遇上灾荒之年情况就更加严重。为了生存，缺粮户不得不被迫向地主、富农以高利借入粮食或现金，以解燃眉之急，甚至押金也要以高利借交地主。如勤俭八队陈海春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在栽完秧后，向袍哥大爷曾兴发借黄谷一石交押，约定六月归还一石五斗，仅三个月，陈海春辛苦生产的粮食就这样被夺去了五斗。类似情况在民国时期不胜枚举。
此外还有什么典当什物、田地、房屋，买卖青苗，借粗还细，也都是地主、富农盘剥农民的手段，同属高利贷活动，只形式不同而已。
为抵制高利贷剥削，一些群众曾采取“结会”的办法在经济上互相支持。“结会”的种类有多种，均由若干户自愿结合组成。一般是先由困难户发起，由其余各户先付给一定数量的粮食或现金给予支持，以后则定期、定额、低息付还，如此循环，直到各户都交纳和收齐会金（或粮食）为止，“结会”便算完毕。这一办法建立在互助、信任的基础上，带有互助储蓄性质，对帮助困难户渡过困难、免遭高利贷剥削起一定作用。但逐渐被地主、豪绅操纵，假以请会，借助于物价飞涨、币制贬值，巧妙地盘剥人民。
建国后，广兴乡广大农民积极响应组织起来的号召，在组织生产互助的同时，于1954年8月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实行由群众集资入股的办法，建立起了广兴乡信用合作社。建社后，在国家银行的扶持下，开展农村储蓄和信贷业务，从而有力地限制和打击了高利贷活动，对维护农民利益、支持农副业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活跃农村经济等起着重要作用。
1954年8月建社时，全乡群众共入股3034户，3967股（每股为3万元、2万元两个等级），共集资11,901万元（币制改革后为11,901元）。建社初有职工2人（主任1人、会计出纳1人）。行政上由乡人民政府领导，业务上由县人民银行农经股领导。1979年上半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江津县支行，业务由县农业银行管理。
1958年，为了方便群众储蓄和信贷，在各管理区设信用站，全公社共建信用站17个。1963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将信用站全部撤销，储贷业务收归信用社办理。
信用社建立后，由入股社员民主选举信用社社员代表成立代表大会，定期每年召开一次大会。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监）事会为常设机构，一般每一季度召开一次理（监）事会，参加管理和监督。从建社到1982年，自有资金增加到144,857元。共分红12次，达14,2812元。从1954年到1982年，全社共盈利132,956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村集体和个人收入逐年增加，储蓄额也逐年显著上升。从1977年到1982年的6年中，集体存款总额达285,216元，个人存款达268,304元（详见附表）。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信用社的农业贷款也逐年增加，从1963年的98,500元增加到1982年的124,754元。其中企业贷款40,000元，生产费用74,754元，企业器械设备10,000元。
附：1977至1982年集体、个人存款情况表
| 年度 | 集体存款（元） | 个人存款（元） |
|---|---|---|
| 1982 | 285,216 | 268,304 |
| 1981 | 344,120 | 236,722 |
| 1980 | 133,446 | 225,330 |
| 1979 | 130,379 | 116,357 |
| 1978 | 29,845 | 66,140 |
| 1977 | 25,864 | 56,930 |
信用社负责人及会计任职表
| 职务 | 姓名 | 任职时间 | 备注 |
|---|---|---|---|
| 主任 | 温绪阳 | 54年—57年、62年—64年 | |
| 会计 | 牟志强 | 54年—60年 | 57年—60年任主任 |
| 主任 | 卢光文 | 60年—83年 | |
| 会计 | 谭朝林 | 64年—83年 | |
| 会计 | 王书德 | 83年—84年 | |
| 主任 | 王世洲 | 64年—83年 | |
| 出纳 | 邹洪珍 | 64年—83年 |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遭到巨大困难。党和政府在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中，为使农民休养生息，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于1965年曾宣布对社队和社员个人的几项欠款予以豁免。这次按政策规定，在全乡对十户社员豁免应归还的贷款160余元。
三中全会以前，信贷对象除对个人发放生活、养猪贷款外，主要是对集体发放生产费用、设备和基本建设贷款。三中全会以后，增加了对专业户、重点户的生产投资贷款和社员个人经商、私养耕牛生猪等贷款项目，以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民国后期，广兴场东有川黔公路和綦江铁路经过，西南有綦河流通，交通比较方便。乡境内土特产物资丰富，集市繁荣，南往北来购销货物的商人较多，因而商业也颇兴旺。建国前夕，广兴乡的商业大致可分以下五类：
主要是枳壳、酸梅、栀子。不仅是国内药物材料，而且其中部分是出口物资，产量也较为丰富。单以枳壳一项，年产可达40万斤（干货）之多，酸梅、栀子产量也不少。当时广兴的山货经营基本为单折中所垄断，运销重庆、上海或出口。
柑桔是广兴的特产。每年从采果时间（10月）开始至次年三、四月，广兴的柑桔市场十分热闹。每逢赶集上市柑桔不少于200担，成交金额（折现币）达数千元。年年如此，直至解放。解放后由供销社经营一段时间后，广兴果品点成立，由果品点经营，柑桔市场才告结束。
这些户大多是工商兼营。
榨油业： 建国前，广兴榨油业为黄干清垄断。其时广兴仅有黄干清开设的榨油（桐油、菜油）一家。除加工自己购进的原料外，其他经营油商的唐焱清、黄伯光、贺元兴等也在此加工。油料除本场销售部分外，多数运往重庆或其他地方销售。
屠宰业： 广兴长期从事此业的有易海廷、王义顺等3户。有的闲天务农、逢场杀猪卖肉，因而此业户数难以固定。有的户从事长途贩运，将活猪运往重庆出售。
饮食业： 先后有刘金山、罗炳初、王炳辉、幸玉清、王禹门、陈奇泽、王座才、张东舫等八九家饭面馆；陈焱林、庞锡周、钟西凯、毛成发、万炳云、唐利云等人经营酒店、甜食店；其他还有卖牛肉、羊肉、魔芋等小食店的人也不少。
木材加工： 广兴经营木材加工商仅有一个张克尊，但规模较大，除山上雇请多数伐木工人而外，单在场上加工的工人就有20余人。专为国民党加工军用品，运往重庆交货，交易金额巨大，为乡中最大的商家。
棉纱业： 乡里一些经营土布的人，有的从外地购进皮棉，再以手工纺成土纱，或从外地购入机纺纱（俗称“洋纱”）转卖或织成土布（一般宽1.2尺、长48尺为一件）。土布又有“净洋纱布”（纯机制）、“鸳鸯布”（以机制纱为经线、手工纺纱为纬线织成）以及纯用手工纱编织的三种。后来，由于“洋货”进入和民族工业兴起，土机织布受到打击，逐渐停止生产，此类商户亦随之停止或转业。
纸火迷信品业： 先后有李桂林、陈华清等户从事此业。购进草纸、黄蜡、木油等进行加工成钱纸、蜡烛等迷信品出售。
布匹业： 有幸恒安、王一清等2户开布店，另有布摊十余家，从外地采购当时所谓的“洋布”（即机织宽幅棉布），如安仕林、兰布、阴丹布、大明兰布、青织贡、青哔叽、芦雁白布、各色花布之类，在本地零售。
副食品杂业： 经营品种有食糖、糖果糕点、食盐、豆油、麸醋、花椒、火柴、煤油、鞭炮、香烟、卷烟、杂炭、海带以及锅、碗、瓢、勺、纸、笔、墨、砚。还有杂货摊11家。
土陶业： 黄朝世、周银山、谢平安等3家。
国药业： 民国时期，广兴乡的药材业以中药为主，仅有西药一家。从事此业的先后有幸德生、金绍康、蔡孟常、赵月辉、吴集武、张泽生、张治仲、彭师孔、赵新吾（西药）、黄亚常等户。这些户大多亦医亦商，既诊病处方，又开店卖药。
旅栈业： 先后有罗炳初、幸玉清、王炳辉、张东舫等户并兼营饮食业务。其中王炳辉规模较大，有80多个铺位，常是顾客盈门。
茶馆： 建国前有曹兴发、陈治然、单折中等八家，为群众解渴、休息方便，乐谈琐事，川剧坐唱，讲评书等。
铁器、红炉： 有刘治荣、庞有伦、陈华清等八家铸造农具。
理发： 有王世德、邹明荣等四家为群众理发营生。
此外有经营小家禽家畜的二家。
除上述行业外，民国时期广兴曾有夏国民、王显华等贩运鸦片在场出售，场上先后有六家烟馆贩卖毒品，危害乡民。
主要经营生猪、鲜蛋购销和外调任务。1962年前，食品业由供销分社经营。1962年，广兴公社成立食品点，业务隶属国营食品公司，由区食品站统一核算。1982年，有职工4人，由文廷科担任点的领导。近两年来广兴公社食品点经营生猪、鲜蛋的情况如下：
| 年度 | 生猪（头） | 鲜蛋（斤） | ||||
|---|---|---|---|---|---|---|
| 收购 | 外调 | 内销 | 收购 | 外调 | 内销 | |
| 1981 | 533 | 630 | 92 | 22 | 2064 | 560 |
| 1982 | 393 | 921 | 06 | 164 |
1954年春，广兴土改工作结束，进行民主建政。在民主建政会上，选举乡长、农会主任后，另选2名代表负责筹建供销社工作。当选人员经历几个月的社章宣传及动员投资入股，5月全乡共入股3443股（每股3万元），股金共为10,329万元（币制改革后为10,329元）。6月正式成立广兴供销分社，社址场中，职工3人，经营盐巴、百货，收购柑桔、枳壳、栀子、梅子、棕片、桐籽、菜籽等土特产品。其业务开展、财务核算、人事安排全由贾嗣供销社领导和管理。
1955年，在原开展业务的基础上，增加经营布匹。同时在兴龙设点卖布匹及百货，开设油料加工厂，将购进菜籽、桐籽进行加工，经营油业。又经营生猪、鲜蛋，保证外调及当地销售（1962年广兴食品点成立，停止经营生猪、鲜蛋）。随着业务发展，除原有职工外，另雇临工8人。
1956年，在贾嗣供销社领导下进行整顿，在雇用人员中选留一个营业员、2个屠工转为正式职工外，其余全部解雇。区社抽调2人充实，共有职工8人。开设百货（包括布匹、副食、五金日杂）、生产资料、收购（包括回收废品）3个门市部。秋冬开始下乡推销百货，遍及全乡10个村。至1966年每年都要到村开交流会，销售百货、回收废品。
1965年，副食品从百货门市部分出，开设副食门市部，经营烟、酒、糖、麸醋、豆油等副食品。
1974年在广兴场口公路旁新建肥料仓库一幢，可容三、四百吨肥料。同年五金日杂从百货门市部分出，开设五金日杂门市部，增加销售收音机业务。1982年底，经营电视机销售业务。
从1952年以来，先后担任广兴供销分社主任的有：赵荣书、丁万伦、易治中、罗继能、於小玲等人。至1982年，全社有职工16人。
从1973年以来，广兴乡供销分社历年购销总值如下：
| 年度 | 购进总额 | 其中：纯购进 | 农副产品 | 销售总额 | 其中：纯销售 | 生产资料 | 副食品 | 五金日杂 | 利润实绩 |
|---|---|---|---|---|---|---|---|---|---|
| 1973 | 61.9 | 60.8 | 20.5 | 68.3 | 66.5 | 29.2 | 18.4 | 15.2 | 1.8 |
| 1974 | 66.6 | 65.9 | 22.6 | 73.2 | 71.8 | 31.6 | 20.1 | 16.3 | 2.0 |
| 1975 | 71.2 | 70.2 | 25.4 | 78.5 | 76.9 | 34.2 | 21.8 | 17.5 | 2.2 |
| 1976 | 76.8 | 75.6 | 28.7 | 84.3 | 82.4 | 36.8 | 23.5 | 18.9 | 2.4 |
| 1977 | 82.4 | 80.9 | 32.1 | 89.6 | 87.4 | 39.5 | 25.2 | 20.3 | 2.6 |
| 1978 | 88.6 | 86.7 | 36.4 | 95.8 | 93.2 | 42.8 | 27.1 | 21.8 | 2.9 |
| 1979 | 92.8 | 90.5 | 39.2 | 101.2 | 98.6 | 45.6 | 28.9 | 23.2 | 3.1 |
| 1980 | 96.3 | 93.8 | 41.6 | 105.4 | 102.7 | 47.8 | 30.4 | 24.6 | 3.2 |
| 1981 | 98.6 | 95.7 | 43.2 | 108.9 | 105.8 | 49.2 | 31.8 | 25.4 | 3.0 |
| 1982 | 96.2 | 93.4 | 42.8 | 106.7 | 103.6 | 48.6 | 30.9 | 24.8 | 2.8 |
广兴乡供销社历年购销完成情况及利润（单位：万元）
| 年度 | 购进总额 | 纯购进 | 农副产品 | 销售总额 | 纯销售 | 生产资料 | 副食品 | 五金日杂 | 棕片 | 板棕 | 枳壳 | 枝子 |
|---|---|---|---|---|---|---|---|---|---|---|---|---|
| 1973 | 2.0 | 1.0 | 3.0 | 2.0 | ||||||||
| 1974 | 2.5 | 1.2 | 3.5 | 2.3 | ||||||||
| 1975 | 3.0 | 1.5 | 4.0 | 2.6 | ||||||||
| 1976 | 3.5 | 1.8 | 4.5 | 2.9 | ||||||||
| 1977 | 4.0 | 2.0 | 5.0 | 3.2 | ||||||||
| 1978 | 4.5 | 2.3 | 5.5 | 3.5 | ||||||||
| 1979 | 5.0 | 2.5 | 6.0 | 3.8 | ||||||||
| 1980 | 4.8 | 2.4 | 5.8 | 3.6 | ||||||||
| 1981 | 4.6 | 2.2 | 5.6 | 3.4 | ||||||||
| 1982 | 4.4 | 2.0 | 5.4 | 3.2 |
建国前后，广兴乡共有私营商业99户，410名从业人员。其中：货业3户，木料加工业1户，布店业2户，糖杂业9户，土陶业3户，药材业7户，饮食业28户，染织业2户，烟杂业16户，百货业5户，铁器业8户，缝纫3户，屠宰3户，理发业4户，禽蛋业2户，国药业3户。
政府对农业、手工业、运输行业及小商小贩、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经过1956三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按性质和行业组建为百货、饮食、日杂、土产等四个商店，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改变了个体经营为集体经营，走上了集体的道路。至1982年，这支商业队伍尚有从业人员120人（包括退休26人在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82年，广兴先后有84户（其中农业户58户，非农业户26户）经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个体经营商业。其中小百货业16户，食杂业15户，贩运业6户，土陶业2户。实行多渠道经营，搞活了商品流通，对国营商业起着补充作用。
1958年“大跃进”中，为了方便群众购销，支援农业生产，下伸商业网点，将场上集体商业人员抽调部分下放农村设服务点。至1964年，又将服务店撤销，将下放集体商业人员收回，改由供销分社委托大队成立代购代销店，为供销社代购代销商品。代购代销人员由大队推荐、公社核实，由供销社按代购代销商品数量付给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作为报酬，由代销员按规定交生产队评工记分。
民国前期，田赋以钱完纳，广兴未设征收点，农民要远道送交贾嗣、金紫等地才能完纳。民国三十年（1941年），田赋改征实物，始建征收点于三佛。每年向农民征收粮食（黄谷）十几万斤，全由外调支付，未搞销售。
建国后，公粮仍以实物计征。1953年前，广兴三佛、官厅两个村的公粮送交广佛寺，以备本乡公职人员俸食支用外，其余各村公粮均以人力或船运全部送交五福花厅、打锣坝、程氏祠等粮仓储存。
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广兴设立粮点，全乡的征购才不调出境，借用民仓储存。当时，乡内刘氏祠、幸氏祠、糟房、小湾、晏家湾、黄家湾子、高坎子、唐家湾子、东岳庙等处的民仓全被借用，并于广福寺开设门市部，由广福村互助组承包加工粮食，用牛碾米。
1955年实行粮油合并，业务始增加油料经营。1964年，在广兴车站侧铁路边上袱子岗建设粮点，1965年竣工使用。
1965年粮点门市部从广福寺迁至新建粮点，扩建至1982年（改称粮油管理所）有粮仓五间，容量200万斤；油罐2个，容量2万余斤，并有授油器一台。所内有粮油加工厂和面粉厂各一，为本所粮油加工服务。所内职工9人，担负着所属地区征购任务的收储及粮油供应物资的销售等业务。
建国后，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从1953年起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为确保国家计划建设对商品粮的需要，并加速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与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决议》，11月15日又作出《关于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根据上述指示，广兴乡开始实行粮油统购统销，取缔了私商经营粮油。
粮食统购统销开始时，采取由各农户自报公议、民主评议、派购余粮的办法。这一办法工作量大，也容易造成户与户之间负担畸轻畸重的不合理现象。1954年改为“随征带购”办法，即按各户应交公粮数附加一定比例作为统购粮。办法虽简化了，但户与户间负担很不平衡的问题依然未得解决。在总的社会粮食不宽裕的情况下，农民对统购多少粮食异常关切。由于负担不合理，数额年年变，群众对国家统购不摸底，颇有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统购办法亟待完善。
针对上述情况，党中央于1955年春提出了对农村实行“三定”政策，即定产、定购三年不变，定销一年一评。具体作法是：按当时一家一户占有耕地评定正常年景粮食产量作为定产。在定产基础上扣去应交公粮、种子，再按各户在家吃饭人口留下口粮（标准为全年每人680斤—450斤）和必需的饲料粮后，下余部分作为余粮，国家统购余粮的80%即为定购。由于定产三年不变，增产多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全乡农业人口11,274人，耕地定产7,597,712斤，除去公粮（包括附加）737,433斤，口粮、种子、饲料三项共5,530,130斤（人均495斤），余粮1,390,000斤，国家定购1,111,613斤。逐户落实结果，全乡核定余粮户1,771户，缺粮户431户，其余为自足户。对缺粮户当年评销粮食146,670斤，对自足户国家不购不销。
实行“三定”后，全乡粮食征（公粮）购（统购）一度保持稳定，全乡每年交售原粮约111.1万斤，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可是至1958年由于发动“大跃进”，出现了“浮夸风”，在粮食生产分配上层层搞“三高”（即高估产、高征购、高指标），并提高计税常产1,181,890斤，打破了一度相对稳定的征购负担。国家购了“过头粮”，群众生活十分艰难。因工作失误和自然灾害的危害，广兴公社生产逐年下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均有困难。1961年，全公社仅向国家交售征购粮1,014,510斤。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后，党中央为使农民休养生息，广兴公社的粮食征购任务也一度有所减少。1965年减少计税常产610,500斤，调减公粮156,427斤。至此，才逐步恢复到1955年“三定”时的水平。
1967年，国家对粮食征购政策作了适当的调整，实行征购基数继续“一定三年”不变，超购部分逐年递增，并纳入基数，核定全公社征（超）购任务贸易粮1,149,537斤，一直保持稳定。但是为保证国家建设发展对商品粮日益增多的需要，从1978年起，又采取在既定征（超）购任务之外，实行在统购价格的基础上加价65%的办法，以鼓励农民在增产的基础上多卖余粮给国家。同时开展了议购议销，以稳定市场。
广兴公社1982年粮食征（超）购任务表（单位：斤，贸易粮）
| 单位 | 合计 | 其中：议购 | 春小麦 | 大小麦 | 豌豆 | 胡豆 | 糯米 | 大米 | 稻谷 | 大豆 | 其他 | 超购 |
|---|---|---|---|---|---|---|---|---|---|---|---|---|
| 合计 | 1,149,537 | |||||||||||
| 广福大队 | 210,000 | |||||||||||
| 林口大队 | 92,886 | |||||||||||
| 互助大队 | 96,800 | |||||||||||
| 彭桥大队 | 199,000 | |||||||||||
| 大石大队 | 82,200 | |||||||||||
| 樟木大队 | 89,800 | |||||||||||
| 勤俭大队 | 86,400 | |||||||||||
| 东岳大队 | 98,600 | |||||||||||
| 西山大队 | 86,400 | |||||||||||
| 水口大队 | 60,000 | |||||||||||
| 农科大队 | 52,000 | |||||||||||
| 官厅大队 | 95,000 |
广兴公社1982年油料定（超）购任务表（单位：斤）
| 单位 | 菜籽 | 芝麻 | 合计 | ||||||
|---|---|---|---|---|---|---|---|---|---|
| 定购 | 超购 | 合计 | 定额 | 超购 | 合计 | 定购 | 超购 | 合计 | |
| 全社合计 | 28,000 | 110,000 | 138,000 | 1,200 | 300 | 1,500 | 29,200 | 110,300 | 139,500 |
| 广福大队 | 1,141 | 11,421 | 12,562 | ||||||
| 林口大队 | 2,905 | 14,316 | 17,221 | ||||||
| 互助大队 | 1,129 | 5,769 | 6,898 | 94 | 24 | 118 | 1,223 | 5,793 | 7,016 |
| 彭桥大队 | 9,999 | 10,386 | 20,385 | 147 | 17 | 164 | 10,146 | 10,403 | 20,549 |
| 大石大队 | 1,303 | 11,209 | 12,512 | 24 | 17 | 41 | 1,327 | 11,226 | 12,553 |
| 樟木大队 | 15,173 | 10,460 | 25,633 | 135 | 10 | 145 | 15,308 | 10,470 | 25,778 |
| 勤俭大队 | 13,124 | 17,020 | 30,144 | ||||||
| 东岳大队 | 10,637 | 21,588 | 32,225 | 79 | 12 | 91 | 10,716 | 21,600 | 32,316 |
| 西山大队 | 13,626 | 27,770 | 41,396 | 108 | 56 | 164 | 13,734 | 27,826 | 41,560 |
| 水口大队 | 6,572 | 13,345 | 19,917 | 238 | 73 | 311 | 6,810 | 13,418 | 20,228 |
| 农科大队 | 5,331 | 10,824 | 16,155 | 248 | 89 | 337 | 5,579 | 10,913 | 16,492 |
| 官厅大队 | 16,437 | 33,261 | 49,698 | 147 | 11 | 158 | 16,584 | 33,272 | 49,856 |
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国家对食用植物油（料）也实行统购，对农村只购不销。1979年以前，由于油料统购价格偏低以及粮食状况比较紧张，存在油料争地情况，国家下达的种植计划不够落实，因此有些年度没有完成国家下达的统购任务。1979年国家提高油料统购价格后，加上粮食形势的日益好转，调动了农民种植油料的积极性，油料生产和交售情况迅速改变。以1982年为例，国家下达广兴公社油菜籽统购任务28,000斤，芝麻1,200斤，实际完成油菜籽13.8万斤，芝麻1,500斤。其具体情况如上表。
民国时期，广兴乡以农历每旬中的二、五、八为场期。建国后一段时间沿袭这一惯例。1958年“大跃进”中，在“左”的影响下，对场期进行限制，改为十天一场，妨碍了产品的正常交换和流通，影响了生产。1966年8月19日起，改为每周一集，并全县统一，产品交换和流通仍未改善。至1978年12月1日起，又改为每旬逢五、逢十两天为集期，仍全县统一，结果情况仍未好转。直到1981年11月11日起，才恢复原习惯改为公历每旬之二、五、八为集期，并与毗邻场镇的集期互相交错，从而扩大了产品交换，搞活了流通，促进农村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广兴乡的集市贸易，历来设有生猪、禽蛋、蔬菜、粮食等四个市场（竹制品在场内）。其中除粮食市场在国家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时起停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粮食基本好转才恢复之外，其他市场一直存在。市场地址：民国时期，生猪、粮食、禽蛋交易市场在上场口，蔬菜市场在下场河坝。至今除竹制品仍在场内销售外，其他市场均在下场河坝（有时还有少量的木制品出售），交易比较集中。
广兴乡的市场，由区工商行政管理所直接管理，公社无市管机构设置和专职市管干部。但一度设有不脱产义务市管员，从市管费收入中提取报酬。
三中全会前，在“左”的影响下，对市场有管得过死的现象。如粮食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准上市，妨碍了群众之间正当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直接影响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三中全会后，放宽了对集市贸易的若干不合理的限制，扩大了产品的交换和流通。特别是允许农民在服从国家计划的条件下从事某些产品的购销和贩运活动，为本地一些产品找到或扩大了销路，对增加农民收入、搞活城乡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
广兴乡的集市贸易以农副产品为主，有粮食、油料、生猪（及猪肉）、禽蛋、鲜肉、饲料、竹制品、蔬菜（包含种籽及菜油）、树苗等。上市量在季节之间变化较大。一般每场上市粮食1000—2000市斤（不含鲜苕），油料时有时无，竹制品100—200件，家禽150—300只，禽蛋100—300市斤，蔬菜1000—2000市斤，生猪50—150头，猪肉200—300市斤（不稳定）。其次逢集期外地来场摆摊销售各类药品和轻工业品及农副产品的颇多，几乎街道两侧均有货摊，市场十分繁荣兴旺。
清代和民国时期，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广兴乡教育事业奄奄一息。建国前夕，乡境内除有几位塾师设馆开设私塾外，仅有中心小学一所、保国民小学七所以及私立时化中学一所，全乡在校学生不到七百人。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首先接管了乡境旧的学校，实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学校。在教育发展上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公办与民办并举，全日制学校与扫盲成人教育并举，取得巨大的成绩。1950年，全乡仅有小学生530人，现在（1982年）为3310人，增长了5.2倍，普及了小学教育。兴办了公办初中和民中，在校中学生842人，开创了普及中学的大好前景。长期坚持扫除文盲，经检查验收，已成为无盲乡，并培养了一批又红又专的青年技术力量，正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幼儿班也在积极发展。从幼儿到青年、成人的教育体系业已形成。建国前期，全乡仅有小学教师17人。1982年全乡共有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129人。他们正在为乡民子女辛勤地劳动。建国三十多年来，广兴乡的教育事业正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私塾来由已久，年湮代远。它的办学形式，主要是一师一馆。每馆学生人数不等，少则几人，多则二三十人。学生混坐一室，年龄参差，文化程度不一。无固定教科书，学生自择书本，但一般以《三字经》、《百家姓》、《随身宝》以及《四书》、《五经》等为主要教材。塾师分别进行教学，学习期限不定。随着社会的变革，民国年间，塾师也增教一些当时政府颁布的教材。塾师对初识字的学生只教不讲，只有对已经读完《四书》、《五经》的学生才“开讲”。其学生每天读书、背书、写字等活动。
在广兴乡曾教过私塾的塾师有：易进庭、唐少卿、程端甫、幸君华、幸锡儒、吴希贤、幸吉良、赵映先、赵利亨、李顺仪、郭一中、王天六等30多人。
广兴乡的幼儿教育工作，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有曲折。1958年，广兴中心学校附设一班幼儿班，学生40余人，1961年停办。同时互助村开办一个班，入校男女儿童30余人，一直坚持到现在。1979年春，广兴中心校恢复幼儿班，入学男女儿童50人，教师1人。同年秋，各大队（村）也相继办起了幼儿班。据1981年统计，广兴公社常年性幼儿班14个，学生508人，教师14人；农忙季节性幼儿班10个，学生302人，幼师11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广兴场上关帝庙址开办一所“新学堂”，即公办小学，由杜朗斋在此任教。初建一班，学生五十人，往后学生逐渐增多，教师有程端甫、李轩山。在辛亥革命胜利前夕学生增至一百余人。
民国初年，由幸魁模老师继续主持校务，只具有初小规模，学生只有四五十人。民国十二年（1923年），由赵润初、王南勋、赵伯人等三人主持开办广兴私立时化小学一所于广福寺内。同时与幸魁模老师学校合并，设立高小一班（仅三名学生），初小两班，学生一百余人。从此才成为具有高初级的完小，即现在广兴中心校的前身。翌年，学生增多，校址迁驻西山寺。民国十五年（1926年），再由西山寺迁回场上关帝庙内。
民国十六年（1927年），由潘少康于广兴场上开办一所集成女子学校，学生十余人，只具初小规模。翌年新建校址于米市后街（今广兴中心校址）。先后在此任过教的有杜光前、贺天远、王南勋、张朴山等。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私立时化小学改为区立第二小学，数年后改为广兴中心国民学校，至此将集成女校并入广兴中心国民学校，直至解放时期。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广兴创建私立时化中学（初中）一所，学生一百余人。
临解放时，广兴除私立时化中学和完小体制的中心国民学校外，仅有初小体制的保国民学校七所：兴隆小学、刘氏祠小学、红岩小学、唐家湾小学、西山寺小学、东岳庙小学、太平寺小学，学生五百余人。
建国初，乡境土匪猖獗，社会秩序紊乱，人民不得安宁，学校学生更少。全乡八所（完小在内）小学中，仅有学生五百三十人，教师十六个。在校学生中多为富家子女，广大农民子女被拒之门外，欲求无能。
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广兴的教育事业不断振兴。1951年，天翻地覆的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得了土地，迎来了富裕。党和政府又提出了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教育事业纳入各级党政的议事日程，入学儿童逐年增多。广兴中心学校中，贫下中农子女占学生总数的80%。
广兴乡小学自五十年代开始增设，至今新增小学六所，与1949年相比增加75%（所），教师增加9.5倍，学生增加7倍，班数增加5.5倍。
广兴乡中心小学校及各村小学建校情况表
| 校名 | 建校时间 | 班级数 | 学生数 |
|---|---|---|---|
| 广兴中心校 | 光绪元年（1875年） | ||
| 刘氏祠小学（互助） | 1960年 | ||
| 樟木小学（廉岩工） | 1960年 | ||
| 官厅小学（黄桷湾） | 1960年 | ||
| 勤俭小学（唐家湾） | 1960年 | ||
| 广福小学（高坪） | 1960年 | ||
| 曙光小学（水口） | 1960年 | ||
| 东岳小学 | 1960年 | ||
| 西山小学 | 1960年 | ||
| 大石小学 | 1960年 | ||
| 太平小学 | 1960年 | ||
| 兴隆小学 | 1960年 | ||
| 林口小学 | 1960年 | ||
| 农科小学 | 1960年 |
注：太平小学后划归新场公社。
建国后广兴乡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任职时间表
| 姓名 | 职务 | 任职时间 | 姓名 | 职务 | 任职时间 |
|---|---|---|---|---|---|
| 刘长禹 | 校长 | 1952年—1962年 | 赵昌智 | 书记 | 1960年—1962年 |
| 邹长礼 | 校长 | 1960年—1962年 | 刘学礼 | 书记 | 1962年—1976年 |
| 郭忠引 | 校长 | 1962年—1976年 | 叶元中 | 书记 | 1976年—1982年 |
| 程强 | 校长 | 1976年—1982年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诏全国废科举、倡新学，进行改革。读书受到重视，但广兴并无中学的设置。一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春，才由本乡的张克尊捐资，聘请热心教育事业的赵明举任校长，场上单折中、张六俊、吴吉武等人为校董，共谋组建一所“时化中学”，校址设广福寺。全校教职工七人，招收初中两个班，学生七十余名，授以中文、博物（动、植、矿、生理卫生）、化学、算术、图画、音乐、英文、体操等课程。
建国后，1952年，教师和部分学生并入五福中学和蔡家笋溪中学，时化中学停办。
广兴公社中心小学从1970年秋起，附设初中五个班，招收男女学生250人。1982年秋正式成立为“江津县广兴公社初中班”。1978年，在广福大队开建预制结构的教学大楼和职工宿舍，1979年竣工使用，共999.7平方米。现有教师23人，七个班学生522人，已输送进入高中27人、中专3人。
广兴公社初中班1982年情况表
| 校名 | 江津县广兴初中班 |
|---|---|
| 校长 | 程强 |
| 教师（公办） | 23人 |
| 初中一年级 | 班数2，人数104 |
| 初中二年级 | 班数2，人数104 |
| 初中三年级 | 班数3，人数314 |
广兴乡1957年举办农业中学一所（校址幸家祠堂），学制三年，分初中、高中。1961年为支援大办农业而停办。1964年9月13日恢复。1980年正式命名为“广兴公社民办初级中学”。现有教师10名：初中一年级2个班，学生110名；初中二年级2个班，学生110名；初中三年级2个班，学生100名。
民国时期，广兴乡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榨和剥削，温饱难解，其子女多无力就学，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童、壮、少年中文盲甚多。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农民业余文化教育极为重视。1951年11月，江津县人民政府为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作出决定兴办业余教育，要求每村办一班（30—100人），时间三个月，以当时的《川东报》、《农民识字课本》为教材，兼教算术、音乐等。经费来源实行课本、灯油、报费由学员自筹，办公费由政府补助。教师由各村在群众中选配。当年和第二年春，各村办起了夜校识字班，人数甚众。以后连年办冬学。
由于基础太差，尽管政府对农民业余教育做了极大的努力，到1956年调查统计，全乡青壮年中尚有文盲、半文盲5,747人。为了进一步加快改变农民文化水平低的状况，以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迫切要求，1956年，广兴乡又根据上级指示提出的“以村为主，院坝结合，农忙少学，农闲多学”的农民业余教育方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组织年龄在45岁以下的男女青壮年文盲参加文化学习。到1957年春耕季节农忙前，大部分已能识一千字左右。其扫盲教师由学校教师和本村有胜任能力的人员义务担任。
从1957年起，乡配有兼职干部抓扫盲工作。1960年公社设有专职干部管理。“文化大革命”开始，扫盲工作中断。
1976年以后，业余教育再次纳入党政重要议事日程。中央曾两次召开全国农民教育工作会议进行专门研究，区、社均配备了业余教育专职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青少年中的文盲、半文盲上。1979年，全社文盲、半文盲885人，采取集中分班在各大队学习扫盲。至1982年上半年进行检查验收，全乡青少壮年共4,747人，有文盲、半文盲340人，加上原来的非文盲4,067人，全公社青壮少年非文盲共计4,369人，占青壮少年总数的92.5%。以非文盲数占总青壮少年数的85%计，实现了基本无盲公社，获得江津县人民政府的嘉奖。
为巩固扫盲成果，进一步提高农民文化、科学水平，根据中共中央（1979年）82号文件指出“做到全党抓农业，同时全党抓教育，使生产的发展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教育事业的发展又促进生产的更大发展”。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为了满足农民发展生产、劳动致富的迫切要求，广兴公社办起了业余高小班11个班，初中提高班4个班，全日制农技初中班5个班，中央广播学校1个班。通过培育，广兴公社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文化科学水平逐渐提高，在推广优良品种、运用先进技术、大搞科学种田、发展生产上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广兴乡人民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人口的文化构成比之建国初期变化很大，见下表：
| 时间 | 总人口 | 大学文化 | 高中文化 | 初中文化 | |||
|---|---|---|---|---|---|---|---|
| 人数 | 占总人% | 人数 | 占总人% | 人数 | 占总人% | ||
| 1954年 | 15,493 | 50 | 0.32 | 127 | 0.82 | ||
| 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 | 14,038 | 45 | 0.32 | 93 | 0.66 | ||
|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 17,720 | 8 | 0.045 | 287 | 1.62 | 1,453 | 8.20 |
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广兴乡教师的培养和教育。建国初全乡仅有小学教师17人，1982年全乡共有中小学教师129人，增长了6.6倍，形成了一支壮大的教师队伍。这些教师中，大专毕业（肄业）的1人，中师（高中）毕业的87人，初中文化程度的41人。其中党员教师22人，团员教师68人，分别建立了党团支部。
为了提高教师的政治觉悟，1952年，中共江津县委首先领导教师参加思想改造，组织教师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广兴乡教师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接受考验。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三大革命锻炼，教师们提高了阶级觉悟，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教师污蔑为“臭老九”，学校中大批“师道尊严”，教师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粉碎“四人帮”后，砸碎了压在教师头上的精神枷锁，广兴乡教师扬眉吐气。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高了教师的政治地位，大大调动了教师们的工作积极性。教师中的先进模范人物不断涌现，广兴乡1981年到1982年就有五名教师先后被评为江津县和原永川地区的先进教师和先进工作者，这是教育工作者的极大荣誉。
为了提高教师的文化科学水平，广兴乡有计划地组织教师离职进修和各级函授学习。近年广兴乡参加高师、师专和中师函授学习的19人，通过学习提高了专业知识和文化科学水平。为了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全乡中、小学教师定期举行教学研究和业务讲座，交流经验，并组织有经验的老教师举行示范教学和业务辅导，通过这些活动，提高了广兴乡的教学质量。
在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的同时，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广兴乡教师的工资待遇近年来也有显著的提高。1977年、1980年和1984年经过三次工资调整，全乡共有81人次得到调整提高，占全乡教师的95.2%。并按总工资加粮贴的2.5%的三分之二拨给学校，作为教师的生活福利费。
建国前后，广兴乡中小学先后输送一批在外深造的大专院校毕业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这是基础教育的丰硕成果。现列表简介如下：
建国前广兴乡大专院校毕业生名单
| 姓名 | 性别 | 家庭住址 | 毕业院校 | 工作单位及备注 |
|---|---|---|---|---|
| 单光瑜 | 男 | 街村 | 上海大厦大学 | 曾任驻印度翻译官、綦江铁路修工程师，已故 |
| 张美大 | 男 | 街村 | 中央大学 | 天津市中学任教 |
| 周业勤 | 男 | 湾家 | 金陵大学 | 已故 |
| 单光书 | 男 | 新屋 | 重庆建筑工程大学 | 四川省商业建筑工程总工程师 |
| 王酒模 | 男 | 林口 | 重庆建筑工程大学 | 已故 |
| 赵彝铭 | 男 | 林口 | 上海法政大学 | 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 |
| 吴恒秀 | 女 | 彭桥 | 重庆医科大学 | 綦江县医院医生 |
| 赵显勋 | 男 | 林口 | 政法大学 | 建国前工作，已故 |
| 单海翼 | 男 | 湾家 | 延安抗日大学 | 休退，曾任厂长、科长 |
| 余显良 | 男 | 林口 | 江津师范 | 现任教 |
| 牟方明 | 男 | 王公坨 | ||
| 易治伦 | 男 | 下湾 | ||
| 赵光淑 | 女 | 下湾 |
建国后广兴乡大专院校毕业生名单
| 姓名 | 性别 | 家庭住址 | 毕业院校 | 现在工作单位 |
|---|---|---|---|---|
| 王显富 | 男 | 街村 | 昆明工学院 | 广西大学教书 |
| 王显英 | 女 | 街村 | 清华大学 | 四机部广播器材厂 |
| 王有培 | 男 | 街村 | 西南农学院 | 江津县农业局 |
| 单光瑜 | 男 | 街村 | 北京人民大学 | 上海科研所 |
| 单光怀 | 男 | 街村 | 北京人民大学 | 北京人民大学任教 |
| 董光勇 | 男 | 街村 | 西南军事学院 | 西藏军区边防第一团 |
| 幸贤义 | 男 | 街村 | 昆明气象学院 | 成都地质大学教书 |
| 牟小乎 | 男 | 过桥凼 | 北京石油大学 | 天津四四信箱 |
| 张吉荣 | 男 | 广佛 | 四川省农研所 | |
| 庞良玉 | 男 | 黄桷垭 | 兰州大学 | 教书 |
| 陈光兴 | 男 | 沙丘湾 | 北京地质学院 | 安徽地质队（1982年已故） |
| 牟能树 | 男 | 林口小竹林 | 西安地质学院 | 十三军军部工作 |
| 赵永平 | 男 | 林口 | 成都供电所 | 重庆大学 |
| 刘学昌 | 男 | 互助 | 人民大学 | 中央化工部计委 |
| 刘成利 | 男 | 官厅 | 清华大学 | 郑州柴油机厂党委书记 |
| 晏荣华 | 男 | 大石 | 西安交大 | |
| 刘银辉 | 男 | 高山 | 重庆大学 | 广兴乡镇企业 |
| 陶长华 | 男 | 下湾 | 北京工业大学 | 江津前进厂 |
| 杨德香 | 女 | 下湾 | 重庆师专 | 社市中学任教 |
| 彭文莲 | 女 | 彭桥彭家湾 | 铁道工程学院 | 重庆二机校教书 |
| 吴荣春 | 男 | 河桥坝 | 成都大学 | 四川省商业厅 |
| 邹开智 | 女 | 店子 | 四川大学 | 第一机部天津第一设计院 |
| 吴应江 | 男 | 樟木七斗丘 | 南京炮兵大学 | 南京炮兵大学教书 |
| 易朝容 | 女 | 樟木樟木沟 | 昆明气象学院 | 永川气象站 |
| 徐同发 | 男 | 曙光鱼塘湾 | 重庆大学 | 江津长风机械厂 |
| 毛勇 | 男 | 曙光鱼塘湾 | 重庆大学 | 峨眉剂南机械厂 |
| 郭和良 | 男 | 东岳香沟 | 西南师范学院 | 西南师范学院教师 |
| 陶长永 | 男 | 大石下湾 | 西南农学院 | 杜市中学任教 |
| 刘开凯 | 男 | 大石桥溪口 | 西安交大 | 乐山东风电机厂 |
| 邹开智 | 女 | 彭桥店子 | 四川大学 |
民国时期，广兴地区的文化事业无管理机构，也无固定的文化组织，处于落后状态。当时只有一些民间传统的文化活动，如春节的龙灯会、端午的龙舟竞渡等，都是些热心文艺爱好者和附近城乡说书人来场说讲评书。偶尔也有外地川剧团来场演唱川剧，或民间艺人来场讲《圣谕》、打道琴、打金钱板、打花鼓、打荷叶等文娱活动，对调剂群众文化活动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内容多封建糟粕，群众文化生活仍十分贫乏。
建国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广兴乡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随着经济建设的进展，日益丰富多彩。广播站、电影队、文化站相继建立。不仅三分之一的人家有了收音机，有9户群众还有电视机；民间文艺活动也推陈出新，健康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重要作用。
1983年12月2日，正式成立广兴公社文化站，郭引忠任站长，庞国华任副站长。文化站在业务上接受县文化局和文化馆的领导，下辖电影队、剧团，开展文体活动，如图书借阅、棋类、球类比赛以及业余演唱，并参与计划生育宣传和文物普查等工作。
民国时期，1940年，战干团曾在广兴放映一次无声电影。
建国后，江津县成立电影队，下乡巡回放映到达广兴，群众才能得到看电影的机会，增多了一些。1977年5月10日成立了广兴电影队，同年7月，电影队开始放映，配有放映员、维修员各一人，拥有16毫米放映机一部、汽油发电机一台。财务管理纳入社办企业。在行政和业务上，公社文化站建立后，归文化站直接领导。公社对电影队实行定包、奖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放映人员的积极性，既在场坝上放，也到大队、生产队巡回放映。为了改善观众看电影条件，1981年10月，将公社礼堂木质座椅改装胶合翻板座椅625把，作为场上电影放映场地。同时对通道等均有改进，放映光源也有很大的改进，开初使用一般白炽放映灯，现已改用全反射反光碗钨灯。仅1979年一年，放映195场次，观众为136000人次，放映收入为2800元，发行收入为530元，利润为1500元。1980年为700元。
建国初，乡组织了剧团，有成员五六十人，由龚孟坚负责。开展秧歌、腰鼓等多种多样的文体活动，组织演出慰问军烈属。曾演出《柳荫记》《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节目，甚至到五福、蔡家乡演出。逢年过节，还组织各村文娱宣传队到乡汇演。1958年易名为文工团，有成员二十余人，由刘学林负责。1959年经济困难时期停止了活动。
清末年间，广兴船帮特制龙舟两只，平时存放于广福寺，名为黄龙和青龙。拉滩队特制龙舟一只，存放于三佛庙，名为白龙。龙舟的形状与普通船只不同，两端装置有木刻的龙头和龙尾，颜色鲜艳。舟身似长龙形，约宽五尺，长四丈有余。中间十二舱，可容水手二十四人。
1925年7月4日，綦河洪水暴涨，存于广福寺的龙舟被洪水冲走一只。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群众忙于抗日救国，龙舟旧破失修，成为废品。以后龙舟竞渡，取代于小船，群众称“划癞八狗”，由八个人习惯地在节日下午到广兴场观看。龙舟竞渡时，男女老幼，穿红着绿，来到场地。对河两岸山峦上，绿荫中，人山人海，如潮如水。赛前，先由乡中老人对河岸祭拜，并将传统的节日食品投掷河中，以示悼念。祭祀毕，各船纷纷至起点就位。鸣炮一声，比赛开始。一时百桨齐发，浪花飞溅，口号声此伏彼起。两岸的喝彩声、战鼓声、鞭炮声交织在空中回荡，热闹非常。终点处的制高点用竹竿悬挂有各色彩虹，先到者争先夺彩，获彩者为胜。直至红日偏西，人们尽欢而散。
解放后，群众体育活动逐渐开展。学校学生每天做课间操、眼保健操。从五十年代开始，学校老师组织篮球队，带动群众活动。平时在工余时间（吸收群众参加）开展活动。从六十年代中叶起，节日与当地驻军进行友谊比赛，至今如此。
从70年代开始，武装部组织民兵进行射击、投弹、拔河、刺杀等比赛，优者发奖。同时充分利用綦河流经乡境的条件，重视男女青年游泳活动的组织和开展。1971年组织一次男女青年游泳比赛运动会。1972、1974、1975、1976、1979年，曾组织男女青年参加县游泳比赛。1973年，广兴女青年刘学维参加省游泳比赛，比赛五个项目，四项荣获奖励。1980年，江津地区体委授予她二级裁判员的称号。
每年春节，广兴从正月初九日起到十五日止，夜间举行“玩龙灯”，名为闹元宵，是传统文娱活动。广兴场在清末民初最盛行，最多出过六条龙，有老白龙、火神龙、关帝龙、王爷龙、东岳龙、土地龙等。所谓“龙灯”，系竹编、纸糊，以黄布接连而成的彩龙。全龙分龙头、龙身、龙尾三部，共九节（也有七节），每节有柄，每柄一人。“玩龙灯”另一人持宝珠（曰龙宝）引龙前行，二人舞虾子龙伴随。由于组成龙体的各柄上端为篦制竹笼，夜间均点有蜡烛，烛光闪跃，光环组成一条长龙。龙灯随着宝珠转动翻腾起舞，谓之“龙抢宝”，而虾子龙常从旁相戏。每夜晚还要对龙灯打铁水、烧花筒、打锣鼓、放鞭炮，人如潮涌，热闹异常，一直玩到深夜始散。1940年正月闹元宵，战干团文娱演出队曾表演过狮灯、花船、水雀灯、踩高跷等文娱节目，十分热闹。近年来春节期间，龙灯、花船等民间文艺在乡境开展活动。
川剧坐唱一般称“打玩友”，即不化妆、不表演而以川剧锣鼓乐器伴奏的坐唱。台词唱腔、语气表情多是川剧大幕中的片段，以折子戏为主要内容，通俗易懂，从而吸引听众。广兴的川剧坐唱始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由夏国民、赵孔之、幸德生、陈俊培等十余人倡议相约组成“玩友会”，由夏国民负责。罗长远的旦角戏和幸德生的小生戏，唱腔和谐、圆滑，音韵与乐奏融为一体，惹人喜闻静听。每逢约定的场期下午和节日中，均设专场坐唱。建国初期，广兴场上仍有人组织川剧坐唱，公社化以后就停止活动了。
民国时期，常有艺人来乡卖艺，如清唱、杂技、魔术、西洋镜等。建国后，人民政府对以卖艺为生的民间艺人进行了妥善安置，现来乡卖艺的艺人极少，偶尔有唱猴戏或说《评书》来场演唱而外，其他难于见到了。
民国时期，1930年至1940年间，战干团中的爱国进步人唱爱国歌曲，并在广福寺内戏台上演唱《卖报歌》《热血》《义勇军进行曲》《太行山上》《流亡三部曲》等，同时演出一些小型话剧。
建国后，先后曾两次组织剧团，未几即停止了活动。在节日期间（如春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国庆节、元旦节等），多由共青团、学校等单位发起组织演出歌舞、话剧，欢度节日。
一、广福寺
广福寺位于下场西侧，建造时间无考。堂内有张飞、岳飞、观音等神像。1858年培修广福寺时，将张飞、岳飞神像迁至关帝庙，又从关帝庙迁来川主、火神爷神像，配有香师管理庙堂。庙之前端有戏台。庙台之间有小坝（两旁有书楼），为观看演出之地，可容观众千余人。建国后神像毁灭，在此设过粮仓，并在书楼脚设过粮食门市部。1971年将寺庙拆建为公社礼堂。
二、关帝庙
关帝庙位于场的中部街后，建于何时无从考查。庙内正殿有关羽、火神爷、川主等神像。1858年从广福寺迁来张飞、岳飞等神像，又从庙内将火神爷、川主神像迁至广福寺。1926年在关帝庙修建学校（广兴完小），新建上殿，将正殿关羽、张飞、岳飞等神像迁往上殿，正殿为学校礼堂。由于建造年代久远，校舍已成危房，又将学校（完小）迁往原女子学校。1978年，将原关帝庙的房屋（除1926年建造的上殿外）全部拆掉，房料用于建造广兴初中班校舍，现只留存原上殿一幢旧房。
三、东岳庙
位于东岳山村。庙堂分正殿和后殿。正殿正中为东岳大帝神像位，左右两旁，各种菩萨像位排满佛台。室中安置大钟、大鼓（钟鼓口面直径一米有余）各一。后殿有关羽、文昌和孔子的神位。左侧为川主，右侧为牛王神像位。正殿前左右各有一间宽大的空房，历来为学校（官学）教室。正殿两侧各有小屋数间，为护庙道人和学校教师炊事、食宿住房。1938年，后殿墙倒，由当时广兴联保主任周根培、东岳山（七保）保长张海南等为首进行培修。1970年，大队群众将正殿和前面的危房推倒，新建校舍两幢，教室六间。后殿旧房为学校教师宿舍。
四、西山寺
西山寺位于西山村之山上，建造时间不详。庙堂分上下两殿。上殿佛台上有泥身大佛塑像一尊，高4米有余，前有左右站将。左侧是牛王像位，右侧是观音神位。其次还有不少大小菩萨不知其名。下殿有韦陀、川主菩萨，并安大钟大鼓（直径均为1.2米）。两侧厢房为庙内僧人和原保国民学校教师住宿及炊事用房。三十年代，周化成曾在此开过炮厂（制造土枪土炮）。建国后仅留下殿一间坚固的房屋，其余全部拆去新建为村小学校及大队办公室。
五、三佛庙
三佛庙位于林口村綦河边上。早期仅有一幢庙堂，后建造上殿及两侧厢房，构成四合院的庙宇。上殿正中是观音菩萨，地母、孔子像位于左，送子、痘麻、牛王像位于右。右厢有王爷像位，左厢为客房。下殿正中是川祖、龙王菩萨，右边是东岳菩萨，左边是尝药像位，还有可容三万余斤的谷仓一间（民国后期，田赋征实，江津田赋管理处设征收点于此）。其他大小菩萨及其站匠甚多，设尼姑护理。建国后毁去神像，仅保留上殿庙房，其余部分通过拆建或改建，成为社员住房，现住有三户社员。
海螺冲天为乡境名传古墓。位于广福大队河坝生产队。在四方均系岚垭之中央凸起一座竹笋形的山岗，好似桌上倒置海螺，故名“海螺冲天”。顶上葬一古墓，传说“此墓日观千人拱手（綦河船工驾船所向），夜赏万盏明灯（广福寺灯杆的照明）”。曾因有人奏本皇上，说该墓葬后要出反寇，天子下令查抄其坟。此坟露面的坟包部分，系石灰瓦子的“三合土”挞成，上盖泥土。抄坟时，将坟包两端凿穿，呈拱形，犹如船篷置山顶。附近割草牧童，常出没于“船篷”游玩。船篷之下，系以条石砌就长方形的墓框。1957年，该生产队社员毁其“船篷”，拆条石安砌晒坝，发现墓框周围有陶质人物、马匹、鸟类等陶器，还有大“青龙钱”。据此，坟墓可能为清代埋葬。同时发现铁钩链遗物，人们认为埋葬时棺木未能着地，是“吊葬”。由此，乡境传说甚广，而成乡境有名的古墓。
汉代崖墓：乡中广福、彭桥、樟木、大石等四个村中，有“蛮子洞”六处，系汉代崖墓，距今已二千余年了。由于历时久远，墓中棺葬遗物均已消失。其中大石村桥溪口处，有崖墓数穴，因建铁路销毁，现仅残存一穴。
票风寨：位于东岳村竹林湾生产队。清朝嘉庆二十三年（1819年），朝廷为防止川东白莲教农民起义而下令修寨。咸丰七年（1857年），由罗声远独资修建。寨成，名为“票风寨”，又名罗家寨子。1963年驻军“九三二部队”拆寨墙石，抬至杨家山岗修碉堡，群众也拆毁部分，至今残存。
建国前，广兴乡没有医院，只有吴吉武、张泽生、赵月辉、蔡孟常等私人开设的中药铺10家，医药兼营。其中少数药铺出售中药制成的膏、丹、丸、散一类成品药，另有草药一家。广大农村缺医少药，发生疾病多自找草药、单方医治，或求神拜佛。贫苦农民因无钱就医买药，被疾病夺去生命者不少。婴儿死亡亦较多，疥癣、癞头、天花的伤害、疟疾等传染病流行普遍。国民政府不管群众死活，听任疫病蔓延，广大群众惶惶终日。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关心人民身体健康。1950年广兴乡成立卫生工作协会，会员7人，分片开展防病治病工作。1952年，协会成员每人平均投资100万元（旧币，现100元），筹建联合诊所（广兴医院前身），设中西医内外科、中西药剂室。全所医生每天除留少数在所应诊外，大部深入田间院坝巡回医治，防治疾病，送医送药上门，深受群众欢迎。同时诊所的集体经济也日益壮大和巩固。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广兴联合诊所改为“广兴公社乡村医院”，先后共培训农村卫生员120人次，广泛宣传卫生知识，搞好疾病预防工作，并设门诊部。1959年群众中“肿病”发生，死亡率增高。为了及时防治，除轻患者就地发药防治外，并在张氏祠、罗家岗、高坎子等处设立肿病医院，临时组织病床250张，对重患者入院医治。由于防治措施得力，“肿病”患者逐渐恢复健康。
1961年，在调整国民经济中，医院体制下放，根据实际情况，医院工作人员作了调整。在10年动乱中，医院工作松懈，防、治均差，曾关门一个多月，对病患者带来严重影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拨乱反正，整顿领导班子，建立各项规章制度。1979年，上级拨款新建380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门诊大楼一幢，设立中医内科、西医内外科、化验室、治疗室、住院部（病床10张）等。现在一般医疗设备齐全，中、西、内、外、妇科医务人员基本齐备，对一些疑难重病进行会诊处理，基本改变了广兴地区群众患重病得不到治疗的状况。至1982年底，全院有职工20人，由刘安昌任院长，雷定平任副院长。其中，中医士5人、医士1人、助产士1人、药剂士1人、初级卫生员6人、工勤4人、行政人员2人。有流动资金20000元（不包括固定资产）。
民国时期，在广兴乡从事个体医务工作的先后有黄亚常、金海舟、吴吉成、陈俊然、彭玉陶、郭元旋、贺元亨、幸德生、蔡孟常、金绍康、张泽生、贺锡平、庞治华、王相如、赵月辉、赵新吾、彭思孔、张绍仲、赵见文等十余人。其中赵新吾经营西医内、外科，其余皆为中医或外科。这些医务工作者大多是“父传子、师带徒”，具有一般疾病的医疗技术。医术较高明、具有较多临床经验的医生有吴吉武、张泽生、张绍仲、赵月辉等。外科则以贺元亨的声誉最高。一般均系医药兼营，坐堂开方。有的是逢场坐堂或摆摊行医，闲天串乡出诊，有的在乡里设店治疗。
建国后，乡中医生蔡孟常、赵见文等7人于1950年成立了卫生工作者协会，分片开展防治病工作。1952年，广兴乡筹建联合诊所，个体开业医生逐步进入联合诊所以至后来的医院。
建国前，广兴乡只有赵新吾开设西医铺一家，开设未几迁往贾嗣。1952年联合诊所建立至今无专业西医。所有医生均在建国之后随着国家西药材的发展，多是刻苦学习而初通西医技术，在医疗中中西药物兼用。至1982年，公社医院共有医护人员20人，其中相当于中专水平有几人，其余均为初级医生。
建国前，广兴有草药铺一家，亦有外地逢场来乡摆摊的草医游医。他们既卖药，又治病，时来时去，行踪不定。其中有的草医、游医掌握有祖传秘方，对某些疑难病症的治疗有独特之处。但也有游医逢场设地、闲天走乡串户为人治病，惯以江湖骗术欺骗群众，售假药骗人钱财，也有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的巫医。建国后，草医、游医一直常有，尤以近年为多。其中搞封建迷信活动者，已逐步被取缔。
巫医本非医生，不懂医药，专以放阴卜卦、书符画水，扬言降魔捉鬼等迷信方式为人消灾祈福，花言巧语欺骗群众。如陈何氏、蔡二娘等即属此类巫医。建国初期即已取缔。
1956年合作化后，曾在勤俭、红岩等4个村建立过保健箱，培训了保健员，使社员的一般疾病和轻微的工伤能就地治疗。费用由合作社公益金开支。举办不久即停止实行。
1973年，广兴公社以大队为单位推行合作医疗制。办法是按人计算，每人投资2元（由生产队筹集交付），交大队统一调剂使用。大队设合作医疗站，每站配男女医生各一人，多的有三人。赤脚医生由群众推荐，大队上报，公社审定，由公社医院负责技术培训。社员到医疗站看病，只收挂号费，免收药费（后来药费只免一半）。赤脚医生由大队评工记分，由各生产队分担。合作医疗站的药品，用集资购买部分商品药物外，发扬“一根针，一把草”精神，开展防疫和保健工作。现各大队赤脚医生还配合公社医院在除害灭病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广兴公社在县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由领导挂帅，建立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领导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历年如此。每年在春节、元旦、国庆等节日，均动员群众开展以积肥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大搞清洁卫生，宣传卫生知识，有时还开展检查评比，推动工作。通过1958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号召全乡改造水井，改善群众饮水卫生条件。同时开展以除“八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虱子、跳蚤、蟑螂、臭虫）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以后改为以打扫清洁、积肥为中心内容，年年进行，每逢节日均大搞一次，已形成制度。
建国前，广兴乡境不时发生麻疹、天花、疟疾、勾虫和霍乱，由于缺医少药，当局不管，对人民生命安全以较大的威胁。建国后，由于党政重视和医务人员的努力，坚持“以预防为主”，狠抓除害灭病，已取得显著成效。天花至五十年代即已基本扑灭。对疟疾、麻疹，大力宣传讲卫生重预防，从1957-1958年始，每年对初生儿童进行麻疹药苗注射，今疟疾、麻疹均已少现。
钩虫病，一般喊“懒黄病”，建国前，发病率很高，是农村难治之症。建国后，进行普查，服预防药，1956年后，每年发服预防药，患者减少，达到了有效控制。
霍乱病，是一种季节性的流行病，来势猛，如治不及时，便有生命危险，现在已经能控制。
建国前，由于国民政府不重视儿童的健康，儿童的“三灾”（初生儿破伤风、天花、麻子）死亡率是相当大的。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儿童的健康，在妇幼保健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建国前，广兴没有专业接生员。生孩子多用土法接生，不懂科学，不讲卫生，造成妇女产后发生疾病和婴儿患病死亡者甚多。难产者多请接生婆接生，产妇、婴儿死于难产的层出不穷。建国后，1951年广兴乡选派两名预备助产员到县由县培训为接生员。结业后回乡推行新法接生，改造旧接生法，取缔巫婆接生，使妇婴安全有了较好的保证。1982年新法接生234人，全产程接生率100%，住院分娩40%。公社医院对孕妇还进行产前检查，基本上做到了生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广兴乡妇女的妇女病有闭经、子宫炎、白带、子宫脱垂、尿漏等病症。除教育妇女讲卫生、重预防外，对病患者积极进行医治。1983年，全乡妇女患子宫脱垂者45人，就医得治者43人，占病患者的96%。
从1977年起，广兴公社开始建立儿童计划免疫卡，实行计划免疫，根据不同年龄有计划地进行预防接种，使百日咳、白喉、乙型脑炎等儿童易患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每年对儿童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发现儿童生理上有缺陷的，及时采取治疗和矫正措施，使儿童得到健康成长。
民国时期，广兴乡的社会福利事业，有官办、宗族兴办和群众乐捐举办三种。
一、官办社会福利主要有“积谷”和“义渡”。“积谷”系随田赋和其他产业应纳税额摊募的粮食（规定为稻谷）。源于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派员四次监督卖谷存储。嘉庆二十二年，设济仓、社仓、籍仓等，以备饥荒。民国以来，仍沿清制办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六月二十六日，由行政院令颁《积谷办法大纲》，规定积谷随田赋征实摊募。对积谷拟定用途：（一）贷新，每年青黄不接时，由贫户具保承贷还新谷，按一分加息，本利一并归仓；（二）平粜，于饥荒显露后举办平粜，购买者以贫民为限；（三）散放，灾荒年景，赈济赤贫。广兴乡设有积谷仓，设仓首主管收放。民国时期，广兴乡的积谷有一万余石，为数不少。广兴仓首一直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管理异常混乱，地方官员又假各种名义任意动支，从中贪污盗窃，弊端百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江津县参议会决议“各乡（镇）进行清理就地借粜处之”，后遂荡然无存。
义渡：綦河流经广兴场侧。为便利乡民和行旅往来，于清嘉庆年间，在广兴下场口设渡口一只船摆渡，由士绅捐资置田产，收租用于义渡，让群众免费过渡。民国十九年（1930年）增设一只。义渡田产由义渡会设会首经管，定期召集义渡会，公布收支帐项。建国后，于1951年土地改革中，将田产分给农民，渡工工资、船只维修由人民政府财政开支。1980年人民政府川办（80）102号文件规定，义渡改为过渡收费，实行以渡养渡、民办公助办法。广兴于1981年12月1日开始执行文件精神，实行义渡收费。
二、宗族兴办的社会福利
广兴乡中陈、刘、幸、吴、赵、郭、邹等几个较大的家族，一般均置有田产。其地租收入，在族谱上均规定用于本族共同的福利开支。如对困难户中有就学希望的子弟，给予一定的学费补助；对鳏寡孤独、丧失劳动的族人亦给予困难救济及丧葬费用等。其中赵氏祠、刘氏祠还办学校培养人才。
三、群众乐捐举办的社会福利
民国时期，广兴乡曾有“慈善会”组织，从会员乐捐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施茶水、施药、施简易棺材等，用于赤贫户的医药和无人料理丧葬的死者。也有少数人自动施茶水、施药帮助赤贫户。
建国以后，由于国家性质的根本改变，社会福利事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由国家统筹安排解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一、优抚救济
建国后，各级人民政府均专设民政机构，乡设民政干事，具体负责烈、军属及社会困难户的优抚救济工作（详见政治篇）。
二、五保
从1957年起，对农村中丧失劳力、无依无靠的孤老社员，实行由生产队集体予以“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的制度。其开支由集体于年终决算时，从总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益金内解决，并分足口粮，使他们安度晚年。
三、其他社会福利
建国后，由国家和集体统筹的社会福利是难以枚举的。如职工退职、病休，公费医疗或合作医疗，学校中的助学金，农业税征收中的减免政策，对穷队国家无偿投资，对缺粮户的生活安排等等，所有这一切也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办不到的。
哥老会原名“汉留”，在綦江、广兴等地区一般称“袍哥”。“袍哥”这个货色，在新社会里虽然不可复见，但它毕竟是个历史的产物。綦江一带，为推翻清王朝，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辛亥革命成功后，它就公开明朗化，与军阀、官僚、地主豪绅交织在一起，随着政治的不断恶化，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袍哥势力的发展也越来越复杂，和烟、匪、恶霸互相粘合，连为一气，使旧社会一烂再烂，以至不可收拾。
袍哥分为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但广兴乡仅有四个堂口：仁字（广圣贤）、义字（心相印）、礼字（复胜兴）、智字（智汉同）。仁字袍哥大多是旧社会中有地位的人物，如辛亥革命起积极作用的郭云程等；义字以工农商较多；礼字参加者大多是江湖流荡之人。总的义、礼两堂是水陆两道奔走四方的劳动者；智字加入者大多是贫民或小手工业者。有流行的说法：“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这说明他们的社会基础不同。广兴场袍哥的四个堂口，还兴设有总社名“大同仁”，由四个堂口选一最有权威者为“总舵把子”，下设总管事一人，称“通班管事”。
广兴的青帮，始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由吕楚珍（外省人）来场发展的。先发展张东舫、单高尧二人（均担任广兴青帮师傅），吕离开广兴后，即由张、单二人发展成员，共发展19人，直至解放时解散。
正诚社、崇实社根本不同于哥老会，而是江津县新旧两派扩充各自的势力而形成的一种组织。他们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为了把持地方权力和经济，你争我夺，给人民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新旧派最初被称为邓、夏两派。夏派是夏咏南（旧派），为了各自拉帮结伙，结党营私，分明派别，各建帮派组织。正诚社（旧派）主要人物有何策襄等；崇实社（新派），主要人物是邓蟠仙、施槐青等。形成是在辛亥革命前，盛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前后一段时间。在那时不仅当保、甲长的不是旧派就是新派，就连小学教员也要占派，不然教书都成问题。由此里扩展到乡镇，广兴乡是正诚社和崇实社平分秋色的交错地方。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成立崇实社，社长幸攀桂，参加者多系当权的乡、保、甲长和地主豪绅。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成立正诚社，社长赵建凡，参加人有国民党的现职人员，也有在野的乡、保、甲长等人。正诚社为了与崇实社抗衡，同时成立一个群益社（又名刀儿队），社长牟成明，一切活动都为正诚社服务。正诚社也好，崇实社也好，都是为了争取本利危害地方、庇护贪赃枉法之徒的组织。他们兴于民国，也随着民国解体而告终。
慈善会，又名为“奇缘道门”，又名“奇缘道会”，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道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由江津龙华寺传来杜市场禹王庙，总理事长熊以廉，募化人颜维成，逐步分传到广兴、高歇等地活动。那时这一反动组织借封建迷信能保佑降福消灾，吸引了不少的“善男信女”参加为之奔走，影响很大。广兴场有欧龙章、冉素珍等为之募化会费。奇缘道会期固定，即旧历正月初九日、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为小会，七月十八日、腊月年关为大会。为了加强人们对神的迷信观念，以达到网罗信徒、发展“道门”，以借道敛财，在会期中要搞一些神秘莫测的事。如降乩，“笔生”装着神附在他们身上，他称是什么神临坛，还要口背诵事先念熟的诗，扬言神在与信徒发药、消灾、免祸等。道徒们到处扬言神能降人祸福，只要人们能诚心信神敬神，就能无灾无难。募捐的鼓吹信神，乐捐的人也盲目敬神，所谓善男信女们力求神保佑，无不甘愿出钱。募化者积累香资，肥家肥己，难以估计。在旧社会里，一般受苦的人，在三座大山压榨剥削下，憧憬着天堂极乐，妄想摆脱贫苦，而又缺乏科学知识，希图神人保佑，自愿结缘，崇拜鬼神。剥削阶级便借此愚弄人民。新中国的诞生，革命洪流无情冲击，慈善会等封建迷信组织土崩瓦解。那些利秘莫测的欺人之谈，也被彻底揭穿。欧龙章、冉素珍等一流人物，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了。
一、婚嫁
建国前，由于人们的思想长期受着旧礼教的束缚，青年男女的婚姻，多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定，毫无自主权可言。违者动辄被视为大逆不道，不但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还要受到家规、族规以至国家法律的处理。因而结成不少的“怨偶”，甚至酿成青年男女婚姻自杀的悲剧。直到建国前夕，广兴乡包办买卖婚姻依然大量存在。
旧的一套婚姻礼节，手续十分繁琐。首先男女双方必须“八字”相合。而乡中一些靠迷信骗人钱财的阴阳、算命之徒，则借此故弄玄虚，从中推测双方“八字”相生相克（即所谓“八字”合与不合），以肯定或否定一对男女的婚事。要双方“八字”相合后，再经双方父母同意，然后订婚。从订婚起，通知日期，一直到新娘上轿、下轿、拜堂、入洞房、回娘家，每一个细小环节，都有着千奇百怪的规定。
建国后，贯彻实行新的《婚姻法》，男女婚姻自主，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父母包办儿女婚事的现象已经大大减少，旧礼俗逐步废除。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党和政府在大力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中，对婚姻家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基本上刹住了包办买卖婚姻，革除了婚事中的陈规陋习。乡中因婚事大操大办、请客送礼的现象已经减少，只要扯结婚证就算结了婚。在婚姻上实行男到女家，也逐渐推广，真是一项移风易俗的大变革。
二、丧葬
建国前，在丧葬上也充满繁琐的封建礼仪和迷信活动。人死了，要化纸，以所谓“超度亡魂”。出殡要做道场，请道士设坛念经。安葬请阴阳先生卜选所谓吉日、吉时，看定葬埋的地点、方位，叫“看风水”（即点穴位拨方向）。据迷信传说：“不如此就不能保佑子孙昌盛。”有的人死后，由于出殡、埋葬选不到“吉日”，竟不惜长时间将死尸停放家中。此外，连死者的亲属为死者戴孝，也区别亲疏不同，而有着许多清规戒律。在丧葬中铺张浪费也比较普遍，有的人竟因此弄得家业破败。
建国后，在丧葬上的旧习俗和迷信活动已经大为减少。人死了戴青纱一个，送花圈，祭幛、挽联取代了陈规陋习；开追悼会寄托哀思代替了“做道场”。殡葬上，党和人民政府号召“移风易俗”，提倡火葬。1979年12月，勤俭大队黑岭井生产队社员柯中为去世，采取火葬，为广兴乡第一名火葬者。殡葬改革正在逐渐推行。
三、祝寿
做生祝寿，互庆生辰，民间习俗久远。建国前，广大劳动人民由于谋生尚难，在自己的生日里无非是做一些可口食物一家人在一起团聚共庆也就算了，即使逢满十寿辰日，也不过多请二、三至亲而已。而地主、豪绅则不然，不少人却以做生日为生财之道。如广兴周化成六十寿诞，大摆筵席，热闹一个星期。承受礼物除送现金外，金匾、寿屏、寿幛、寿对满屋，盛况空前。
建国后，广大劳动人民中，有的人由于地位的改变和生活的改善，也有的在生日大办酒席的。十年动乱之中，铺张浪费常有所见，甚至个别干部以做生日为名大量收受礼品。粉碎“四人帮”后，大力开展文明礼貌活动，歪风已逐渐刹住。
一、祭祀
建国前，乡中各家大族于清明节将全族男女老幼召集在各自的祠堂共同祭祀祖先。祭祀时，在其列祖列宗之香位前，秉烛焚香，供奉祭品，甚至有全猪、全羊的。由全族三拜九叩，礼仪十分隆重。族长率领族众，抬上祭品，伴随仪队，一路吹吹打打，到各自的先茔扫墓，十分热闹。祭祀毕，族人一起聚餐（吃清明会）。一些族内的纠纷亦在“清明会”上由族长出面裁决。建国后，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各族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清明会”已自然废止。仅有少数人家尚进行扫墓活动。学校师生则为烈士坟台献花圈，农民以清明节为春耕播种的季节之一。
二、庙会
建国前，广兴乡的庙会有川主会、东岳会、观音会、土地会、山王会、清醮等。其中以清醮会最为热闹。做五至七天大会，抬着瘟、秋二神像，拥着所谓“仪杖”（二十八宿）及糊塑的“王、马二帅”和捧香的人等数百，到远离广兴数里之遥的东岳庙去“上表”。前有开路的吼班，后有相随的乐队（锣鼓），途中不是前面铁炮响就是后面鞭炮鸣，热闹异常。建国后，各种庙会均已废止。
一、春节
春节民间俗称过年，是我国人民十分重视的传统节日。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统一以阳历的一月一日为元旦节，而把农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日定为春节，全国放假三天。春节的前几天，家家户户都要进行一次大扫除，有除旧迎新的意思。在春节里，广大劳动人民高高兴兴地休息娱乐几天。在噼啪的鞭炮声中，到处是一片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气氛。在春节期间，还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拥护慰劳解放军，优待慰问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属）活动和军民联欢活动。更有健康的文娱活动，丰富多彩，逐渐代替了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风陋习。
二、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也称蒲节。原是纪念我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投江自杀的节日。他因奸人谗害，被楚王逐放，后见国势危重，乃投汨罗江而死。人们为了思吊他，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船，抛粽子于江中（祝愿水生动物不吃他的尸体），代代相传，成为民间传统节日之一。后来逐渐演变为龙舟竞赛，更渐有丰富多彩的节目表演，成为一种文体活动。
三、中秋节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日，居秋季正中。这一天，人们欢聚在一起赏月，品尝月饼。这种风俗自明代以来，全国如此。中秋节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在晴天夜里月亮显得最高、最圆，月色也最美丽。这月圆成为团圆的象征，人们也就把它作为团圆节。我国民间还流传着有关月亮的种种优美的神话故事。中秋吃月饼的风俗，从北宋“中秋玩月”到明朝发展为“中秋月饼”（据说为汉人反抗元朝统治者起义军的暗号）。现在，全国各地的中秋月饼又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和风味。月饼已成为我国独特的民族食品了。每到中秋，人们都要以此送礼，机关中也有的发给职工作过节的赠品。
若得立春晴一日，农夫耕田不费力。
庄稼汉不懂，黄荆叶包谷种。
春乘不下种，恐秋后无收成。
清明要明，谷雨要淋。
立夏不下，犁耙高挂。
秧从立夏死，谷从秧上起。
芒种忙忙插，夏至谷怀胎。
打雷送秋，干断河沟。
处暑逢双，干死河边老黄杠。
秋前十天无谷打，秋后十天滿天黄。
七月犁田一碗油，八月犁田半碗油，九月犁田光骨头。
重阳不打谷，葫豆光杆杆。
雨落二十五，后月无干土。
七月葱，八月蒜，九月萝卜光缨缨。
冬寒有雨，春寒晴。
二黄三月麦子，冬豌腊月菜籽。
寒露霜降，葫豆麦子在坡上。
春分秋分，昼夜平分。
早烧雨，晚烧晴。
早雨迟晴，太阳出来晒你钻青杠林。
误了一年春，十年理不伸。
白焰长江水，夜焰草头枯。
年初三初四雨，一月难得九天晴。
山歌不唱忘得多，好田不种草成窝。
要得庄稼好，合理施肥料。
生雪花，兆六畜，大雪兆丰年。
有雨天边亮，无雨顶上光。
云朝綦江，雨脚泥浆。
云朝重庆，雨脚灰濆。
云朝东，一场空；云朝西，背箦衣。
人哄地，地哄肚皮。
庄稼是枝花，全靠肥当家。
秧子薅得嫩，犹如上道粪。
种子年年选，产量节节高。
喂猪不用巧，只要窝干食子饱。
一九二九，怀中看柳。
三九四九，冻死猪狗。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七九六十三，路上行人把衣担。
九九八十一，农夫汉子田中立。
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
晴带雨伞，饱带饥粮。
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
多栽花，少栽刺。
人人有三不知，狗有睡熟时。
甑子隔蒸壁，人心隔肚皮。
路远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三天不做手艺生，三年不学变先生。
熟能生巧，巧能更精。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
心中无冷病，那怕吃西瓜。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家中有金银，隔壁有等秤。
墙有缝，壁有耳。
菜刀打豆腐，两面取光生。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勤耕苦读般般有，好吃懒做样样无。
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
前人多栽树，后人好遮荫。
出门不弯腰，进门无柴烧。
滿壶全不响，半壶响叮当。
农民要得富，多栽柑子树。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
听小话，误大事，清官难断家务事。
嘴巴两层皮，边说就边移。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艄公多了打滥船。
做事梭边边，吃饭堆尖尖。
脚正不怕鞋歪，身正不怕影斜。
旮旯（角落）
宝器、宝生儿（不明事理而出洋相）
消夜（吃晚饭）
沒来头（没关系）
公（祖父）
啥子（什么）
婆（祖母）
所尖（争着做事以表现自己能干）
家公（外公）
唧多额（什么）
吃晌午（吃中饭）
家婆（外婆）
啷个的（怎么啦）
默到（你想得好）
足猪（公猪）
乖乖（对孩子的爱称）
安登（睡觉）
抽坛子、办灯（开玩笑）
草猪（母猪）
讽讽（不明事理的人）
妖艳（爱打扮）
摆龙门阵（讲故事）
足牛（公牛）
堂客（女人）
顺绪（顺当、吉利之词）
牲口（鸡）
三只手（扒手）
贤惠（待客礼貌大方）
扯把子（讲空话）
坐月子（生小孩）
老人公（媳妇婆家的父亲）
桌子上吃饭，桌下咬人——反脸无情。
鸭子下秧田——连吃带转。
壁头上的春牛——犁（离）不得。
瞎子戴眼镜——多余的圈圈。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钓。
半天云中挂口袋——装风（疯）。
汤巴打狗——有去无回。
赵巧送灯台——一去就不来。
歪嘴婆娘照镜子——当面丢丑。
茶壶装汤元——嘴嘴不来。
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狗咬耗子——多事。
晏汉请观音——客少主人多。
貓哭耗子——假慈悲。
猪八戒过河——倒打一钉耙。
鸳篼装狗——不受抬举。
黄鼠狼给鸡拜年——不怀好意。
一张纸画个人脑壳——好大的脸面。
狗吃粽子——解不开。
貓九抓糍粑——脱不到爪爪。
丈二尺的和尚——摸不到头。
寿星老吊颈——嫌命长了。
十二岁进养老院——福气来早了。
峨嵋山上的蜘蛛——高师（丝）。
香盒上的蜘蛛——望（网）着。
怀胎妇人过独木桥——挺而走险。
坛子里捉乌龟——稳当擒拿。
生螃蟹上树——巴心不得。
杀猪不吹——软打整。
蚊子咬菩萨——认错了人。
三十夜翻皇历——没时间。
矮子骑大马——攀登不上。
两股道上的车轮——合不到一块。
广兴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追求马列主义真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争取人类解放，积极从事革命斗争。不少同志在英勇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为国牺牲。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我乡牺牲的革命烈士，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反击战、对越自卫还击战和剿匪平叛以及抗洪抢险中光荣牺牲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以革命的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光辉史册，永垂不朽！谨将战士英名录后。
广兴乡革命烈士名录
| 姓名 | 性别 | 出生时间 | 牺牲时间、地点、原因 | 批准机关 |
|---|---|---|---|---|
| 吴文料 | 男 | 1929年 | 1949年12月，在西藏西拉瓦西因公牺牲 | 西藏军区政治部 |
| 杨良光 | 男 | 1936年 | 1951年9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 志愿军〇〇一师政治部 |
| 陈全文 | 男 | 1930年 | 1951年10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 志愿军〇〇一部队 |
| 唐辉应 | 男 | 1930年 | 1951年10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 志愿军〇〇一师政治部 |
| 金成 | 男 | 1946年 | 1967年9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 志愿军〇〇一部队政治部 |
| 吴宗勇 | 男 | 1946年 | 1966年12月，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牺牲 | 成都军区某部 |
| 阮前友 | 男 | 1946年 | 1969年7月，在阿坝清龙浪战斗中牺牲 | 成都军区某部 |
| 刘显明 | 男 | 1946年 | 1969年9月，在西藏西拉瓦西因公牺牲 | 广西军区政治部 |
| 李泽伦 | 男 | 1948年 | 1969年10月，在西藏宗山什达拉战斗中牺牲 | 成都军区司令部 |
| 贺银夕 | 男 | 1946年 | 1969年12月，在凉山平叛中牺牲 | 某师政治部 |
| 徐成绍 | 男 | 1956年 | 1975年11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 志愿军某部政治部 |
| 刘海成 | 男 | 1958年 | 1976年9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 志愿军某部政治部 |
| 张健 | 男 | 1960年 | 1978年7月，在南京抗洪抢险中牺牲 | 南京部队政治部 |
| 杨太平 | 男 | 1960年 | 1978年7月，在南京抗洪抢险中牺牲 | 南京部队政治部 |
| 李正池 | 男 | 1948年 | 1950年，随军剿匪，在江津县沱九牺牲 | 江津县人民政府 |
| 李明成 | 男 | 1948年 | 1968年，在云南水某县因公牺牲 | 某部政治处 |
广兴乡建国以来先进（模范）人物名录表
| 姓名 | 性别 | 年龄 | 所在单位 | 职务 | 荣誉称号 | 授称单位 | 授称时间 |
|---|---|---|---|---|---|---|---|
| 赵永言 | 男 | 52 | 广兴中学 | 教师 | 地区先进教师 | 江津专区 | 1978年 |
| 程昌明 | 男 | 40 | 广兴中学 | 教师 | 地区先进教师 | 江津专区 | 1983年1月 |
| 彭树云 | 男 | 48 | 綦江养路段 | 党支部书记 | 全国劳动模范 | 交通部 | 1956年4月 |
| 龙焱清 | 男 | - | 广兴公社 | 社长 | 先进生产模范 | 江津专区 | 1958年 |
广兴乡高龄老人名录表
| 姓名 | 住地大队 | 生产队 | 性别 | 年龄 | 姓名 | 住地大队 | 生产队 | 性别 | 年龄 |
|---|---|---|---|---|---|---|---|---|---|
| 熊克群 | 广福 | 一队 | 女 | 81 | 邹卢氏 | 林口 | 下湾井 | 女 | 84 |
| 张海全 | 广福 | 一队 | 男 | 81 | 曾庆高 | 林口 | 下湾井 | 女 | 84 |
| 周志高 | 广福 | 二队 | 男 | 88 | 幸歌氏 | 互助 | 小屋基 | 女 | 81 |
| 熊正艰 | 广福 | 二队 | 女 | 83 | 蔡泽高 | 互助 | 白念塘 | 男 | 80 |
| 张氏 | 广福 | 三队 | 女 | 84 | 张大珍 | 互助 | 白念塘 | 女 | 80 |
| 杨荣高 | 广兴 | 四队 | 女 | 81 | 周国华 | 官厅 | 新湾 | 女 | 81 |
| 王子勋 | 广兴 | 五队 | 男 | 81 | 刘梁民 | 官厅 | 石坝 | 男 | 88 |
| 刘宇珍 | 广兴 | 五队 | 男 | 82 | 刘陶氏 | 官厅 | 坪上 | 女 | 81 |
| 刘维清 | 广兴 | 五队 | 男 | 82 | 罗明年 | 官厅 | 坪上 | 女 | 88 |
| 王明高 | 林口 | 前湾 | 男 | 84 | 胡正书 | 官厅 | 柑子台 | 女 | 83 |
| 王元珍 | 林口 | 前湾 | 女 | 85 | 余正全 | 互助 | 白念塘 | 男 | 83 |
| 杨田友 | 林口 | 赵家沟 | 男 | 83 | 张绍伍 | 互助 | 白念塘 | 男 | 80 |
| 之光珍 | 林口 | 赵家沟 | 女 | 85 | 张幸氏 | 林口 | 栀子坪 | 女 | 91 |
| 张元珍 | 林口 | 栀子坪 | 女 | 87 | 幸义堂 | 林口 | 大竹林 | 男 | 82 |
| 刘王氏 | 林口 | 大竹林 | 女 | 92 | 杨吴氏 | 林口 | 大竹林 | 女 | 88 |
| 庞明高 | 林口 | 大竹林 | 女 | 84 | 罗清玉 | 互助 | 梅子垭 | 女 | 89 |
| 王正荣 | 林口 | 林口队 | 男 | 85 | 赵林春 | 林口 | 林口队 | 男 | 82 |
| 张永先 | 林口 | 林口队 | 女 | 88 | 胡开书 | 林口 | 新屋 | 女 | 85 |
| 张荣美 | 互助 | 牟家湾 | 女 | 83 | 吴炳高 | 林口 | 黄金堡 | 男 | 88 |
| 刘德荣 | 官厅 | 柑子台 | 男 | 88 | 刘树清 | 林口 | 黄金堡 | 女 | 89 |
| 柳世彬 | 官厅 | 黄桷嘴 | 男 | 81 | 王正香 | 官厅 | 大湾 | 男 | 88 |
| 刘正荣 | 官厅 | 河坝 | 女 | 82 | 吴应高 | 官厅 | 岚垭 | 男 | 85 |
| 庞必珍 | 官厅 | 岚垭 | 女 | 89 | 刘子荣 | 官厅 | 岚垭 | 男 | 88 |
| 张绍荣 | 官厅 | 小沟 | 女 | 85 | 王正香 | 官厅 | 岚垭 | 男 | 88 |
| 张树华 | 官厅 | 小沟 | 女 | 83 | 吴赵氏 | 大石 | 团山堡 | 女 | 87 |
| 张绍荣 | 官厅 | 小沟 | 女 | - | 李中举 | 樟木 | 新龙湾 | 男 | 80 |
| 胡大书 | 官厅 | 七麻岗 | 女 | 85 | 李青荣 | 樟木 | 大磨 | 男 | 85 |
| 蔡用氏 | 樟木 | 大岩坪 | 女 | 84 | 吴游氏 | 官厅 | 七麻岗 | 女 | 83 |
| 柳春元 | 官厅 | 小湾 | 男 | 83 | 尤廷章 | 樟木 | 大岩坪 | 男 | 80 |
| 周开银 | 樟木 | 李保湾 | 女 | 82 | 李成银 | 樟木 | 大岩坪 | 女 | 80 |
| 吴华丰 | 樟木 | 大坪 | 男 | 86 | 尤子荣 | 樟木 | 大岩坪 | 男 | 82 |
| 王世贵 | 樟木 | 大坪 | 女 | 84 | 罗昭银 | 樟木 | 大岩坪 | 男 | 80 |
| 吴银周 | 彭桥 | 店子 | 男 | 89 | 彭月江 | 樟木 | 大坪 | 男 | 82 |
| 吴正清 | 樟木 | 七斗丘 | 男 | 81 | 周宗明 | 樟木 | 七斗丘 | 女 | 81 |
| 罗世珍 | 樟木 | 七斗丘 | 女 | 80 | 张维英 | 樟木 | 陈家咀 | 女 | 83 |
| 李异福 | 樟木 | 陈家咀 | 女 | 90 | 赵全书 | 彭桥 | 冲老湾 | 女 | 82 |
| 徐银成 | 勤俭 | 凤凰咀 | 男 | 80 | 代郑氏 | 彭桥 | 冲老湾 | 女 | 82 |
| 陈幸氏 | 勤俭 | 黑岭井 | 女 | 82 | 熊清兰 | 彭桥 | 黄荆湾 | 女 | 83 |
| 李治珍 | 勤俭 | 彭家店子 | 女 | 82 | 冯元廷 | 彭桥 | 大沟 | 男 | 82 |
| 彭徐氏 | 彭桥 | 大沟 | 女 | 86 | 杨树成 | 彭桥 | 上岚垭 | 男 | 88 |
| 彭张氏 | 彭桥 | 上岚垭 | 女 | 84 | 郑建荣 | 大石 | 桥溪口 | 女 | 81 |
| 彭周氏 | 勤俭 | 鱼塘湾 | 女 | 83 | 高发堂 | 大石 | 高山 | 男 | 82 |
| 彭朱氏 | 勤俭 | 鱼塘湾 | 女 | 84 | 幸玉堂 | 大石 | 烟灯山 | 男 | 82 |
| 黄国容 | 大石 | 下湾 | 女 | 80 | 周高书 | 勤俭 | 鱼塘湾 | 女 | 82 |
| 樊维兴 | 大石 | 高垭子 | 女 | 82 | 陈何氏 | 勤俭 | 整桶岗 | 女 | 82 |
| 刘成山 | 大石 | 龙头 | 男 | 82 | 罗世英 | 勤俭 | 大路边 | 女 | 82 |
| 吴钱氏 | 大石 | 龙头 | 女 | 85 | 黄银开 | 东岳 | 雷打石 | 男 | 80 |
| 吴维清 | 大石 | 龙头 | 女 | 82 | 杨炳章 | 东岳 | 雷打石 | 男 | 82 |
| 樊易氏 | 大石 | 团山堂 | 女 | 81 | 陈显珍 | 东岳 | 天平庄 | 女 | 80 |
| 李吉祥 | 农科 | 石梁子 | 男 | 84 | 彭陈义 | 东岳 | 竹林湾 | 女 | 81 |
| 樊维清 | 东岳 | 竹林湾 | 女 | 81 | 唐武学 | 农科 | 木盘井 | 男 | 87 |
| 杨屋荣 | 东岳 | 竹林湾 | 女 | 85 | 张其坤 | 农科 | 木盘井 | 男 | 87 |
| 吴应华 | 广村 | 一组 | 男 | 80 | 毛学云 | 东岳 | 竹林湾 | 男 | 81 |
| 曹淑云 | 广村 | 一组 | 女 | 88 | 李成碧 | 广村 | 二组 | 女 | 80 |
| 赵贺氏 | 广村 | 二组 | 女 | 89 | 伍道书 | 东岳 | 单家湾 | 女 | 83 |
| 黄汝坤 | 广村 | 二组 | 女 | 84 | 李开华 | 东岳 | 单家湾 | 女 | 83 |
| 代子林 | 广村 | 四组 | 男 | 82 | 赵德群 | 东岳 | 灯草沟 | 女 | 80 |
| 陈炳兰 | 广村 | 四组 | 女 | 81 | 陈开珍 | 东岳 | 灯草沟 | 女 | 81 |
| 刘华州 | 广村 | 六组 | 男 | 82 | 王开书 | 曙光 | 田坝 | 女 | 81 |
| 王郭氏 | 曙光 | 田坝 | 女 | 81 | 庞陈氏 | 曙光 | 鱼塘 | 女 | 85 |
| 张明氏 | 西山 | 沙坝 | 女 | 81 | 庞王氏 | 曙光 | 鱼塘 | 女 | 82 |
| 郭万氏 | 西山 | 沙坝 | 女 | 82 | 杨德华 | 西山 | 平路 | 女 | 81 |
| 张基连 | 西山 | 平路 | 女 | 82 | 陈应书 | 西山 | 平路 | 女 | 85 |
| 唐绍宣 | 西山 | 乳山沟 | 男 | 83 | 张义州 | 西山 | 河沟 | 男 | 91 |
| 李焱清 | 西山 | 打沙堆 | 男 | 80 | 刘海山 | 西山 | 打沙堆 | 男 | 82 |
| 彭登玉 | 农科 | 石柱湾 | 女 | 86 | - | - | - | - | - |
赵润初，名荣恩，字斯勤，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八月十八日，生于广兴林口村迴龙湾贫苦农民家庭。父潘钊，母因病早故，鳏夫独子，相依为命。他幼年入塾攻书，敏而好学。由于家贫，十二岁缀学。他少有壮志，手不释卷，决意自学成才，得书便博览群书。每遇疑难，则求教于侧近族叔道生。他十七岁时，即为乡里教塾。由于父老家贫，意欲投身教育，却不被富家赏识，乃设馆于青龙嘴。因他耐心施教，分别辅导，所授生徒，品学俱佳，深为乡人赞许。
辛亥革命以后，他极为推崇孙中山先生。虽欲投身革命，但目睹军阀混战，生民涂炭，因而常吟诵“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自勉。
民国二年（1913年）任教于贾嗣“三教寺”国民学校时，参加了国民党。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广兴成立区党部时任党监。
民国十二年（1923年），贾嗣“三教寺”国民学校设分校于杜市场三才镇。他回广兴与赵伯仁、王南勋等筹办时化小学（即现在广兴中心校前身），翌年九月九日正式开学。他因恐难得众望，即聘请三才镇镇长赵介凡为名誉校长。
他虽无文凭，能边教边学，顺应潮流，造诣颇深。除能授文史之外，还善教英语、美术和体育等科，兼通医术。他曾将中国历史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把一个朝代的帝王年号和有名将相及主要事迹，只用简短的文字就能清楚地把它板书出来，讲给学生，使受教者得益不少。他从事中小学教育四十年，生活虽然困窘，仍以教学为乐。他教学不循俗、不守旧，在乡中设馆时，就摒弃传统的《四书》《五经》，除按教育部颁的新学制教科书外，专选《左传》《史记》《汉书》等有关激发爱国忧民的篇章作国文科的选文教材，务求学生都有振兴中华之愿望。
他教学非常认真，每教必讲。虽是串讲形式，但却语言精炼，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因而能把学生引入文章的境界之中。江津县小学教育研究会以他教学经验丰富，聘请担任讲习。他全家六口，均靠束修维持生活，但所订报章杂志全系自费。
赵润初性情刚直，既不阿谀权贵，又同情疾苦。生平洁身自好，乡人皆称其德才。他文思敏捷，年老不衰，惜其所遗诗文，今已失散。1974年病故于贾嗣医院，享年八十三岁。
唐少卿，清光绪时人，生卒年月不详，家住今广兴乡西山村打沙堆店子上。十八岁中秀才，少年英俊，为乡里所推崇。后竟屡试不第，因家境清贫，无意进取，遂设馆于家。既为桑梓培育人才，又赖以维持生计。他教导有方，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凡受业者一经指导，咸能悟奥义，学习兴趣油然而生。赵介凡等曾受教于门下。
1910年，他出任三才镇副镇长，作风正派，办事不苟，为群众排难解纷，主持公道，有口皆碑。1926年至1928年，周化成在广兴场设卡收税，悉数上缴三才镇。唐少卿认为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主张拿出部分税款为桑梓办公益事业，于是向县衙控告，经他据理力争，断回了部分税款。1932年将其税款用于兴建广兴职业工厂，招收工人十余人，抓棕治丝出口，后改为织布工厂，工人增加到40余人，作出显著成绩。
唐少卿品德高尚，不为女色所动。他表兄王炳辉在广兴场开旅店，一次从外地来一个如花似玉之青年妓女投宿，王炳辉为考验唐少卿的德操，将他骗至妓女房中，立即锁住房门。迭经妓女轻佻戏语，假意温柔，但他正襟危坐，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始终不发一言。妓女感其高洁，只得悄然独卧。少卿挑灯待旦，名节无亏。次晨，王炳辉与妓女异口同声地对人说：“从未见过这样正直的人！”
唐少卿去世后，乡人为怀念他德高望重，造福乡邦，1943年在广佛村卖米坡大路边建一座四楞石碑，书曰“濂正可风”四个大字，以资纪念。
彭龙钧（綦江文史资料为彭鸿钧），人称彭八老爷。广兴乡樟木村人，生卒时间不详，系前清武秀才，担任广兴团防局教練。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入四川后，各地风起云涌，组织“同志会”，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并组织“同志军”起义。彭龙钧积极响应，与当地有声望的彭玉章（有文才）、唐玉庭（善武术）等人组织“同志军”进行起义。同年11月（农历十月初），彭龙钧联系綦江永兴场池汝骞（立宪派）和哥老首领池列五等来广兴场，会同哥老首领郭云程、郑老偏、郑辉宣等在广兴场团防局（现公社礼堂）集会，商讨起义计划，决定11月下旬首先攻打綦江县城，以扩大革命影响和同志军的声势。通过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在预定的时间（11月22日）攻城。彭龙钧、池列五任攻城指挥。彭率领队伍攻破关口，直抵县衙，逼着县令交出县印，结束了清王朝在綦江的统治，宣告綦江独立。
一、辛亥革命与广兴同志军
清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给四川的革命斗争以极大的鼓舞。而四川的保路革命斗争又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孙中山说道：“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四川掀起保路运动后，七月（古历），江津学界即派人下乡演说，解释时局，唤醒人民作好准备，于是乡兵扣留厘税，以待事变。当重庆酝酿独立之际，长江上下游各县均有党人奔走策动，互相联络。是年10月，江津县人冉君谷与县令吴良桐密商起义准备。11月17日，程德音、夏风梨、孙承先同汛官周国昌赴白沙同邓鹤翔、周宅三商议，联络盐防军安定营起义，营长夏廷寿同意。11月20日江津大书“汉”字旗竖插城上，宣布起义，成立“蜀军分府”。广兴、五岔同志军支援綦江起义。
1911年11月，綦江池汝骞、池列五鉴于各地独立的消息不断传来，县中群众的革命情绪日渐高涨，认为在綦江起义的时机已至，遂约集綦、津两县的哥老首领在江津的广兴场开会，商讨起义的具体办法。这次会议凡和他们有联系的各乡镇哥老公口，都派有代表参加。江津支援的出席代表有：哥老会首领郭云程、彭鸿钧、郑老偏、郑辉宣，共进会员，还有彭龙钧（前清武秀才）、唐玉廷、彭玉章等人。这次会议决定了起义的时间，对有关起义的各种准备都作了具体的部署。
会议决定，以各镇乡原有的“乡团”为起义的基本队伍，并一律改称同志军。武器方面，以乡团原来使用的为主，再动员群众拿出私有武器补充。并根据武器的类型，分别编成前膛枪、洋抬枪、明火枪、梭镖、矛杆、大刀等队、组，以便指挥。在会上对打县城的计划也进行了研究。根据城内哥老会和守城的各种力量均建立了关系，互通情况，决定了“里应外合”的攻城计划。
按照计划，同志军分东南、北三路进攻县城。东、南两路在城外埋伏，防止城内守军外逃。北路担任主攻。城内哥老会负责和守城士兵联系，特别是掌管城门钥匙的人，当夜对北门只关不锁，以便攻城部队长驱直入。会议完毕，各地哥老会头子即返回原地，按其地区在县城的某一面，编入某路同志军，执行攻城任务（江津广兴、綦江永兴在县城的北面，永兴的队伍即编入江津北路同志军，担任攻打县城主攻任务）。
到了预定城内起义那日的夜间，北路的永兴（原名平滩沟）、升平（原名伏牛）、三会各乡，江津的广兴、五福（今五岔）各乡队伍以“办团”为名，携带武器，整队出发，扬言至新渡去集中点团，实际是到预约的甄子场集合。当夜各乡镇实到的队伍约五百余人，池列五、彭鸿钧任攻城总指挥，宣布了攻城的步骤后，队伍即向县城进发。队伍进抵县城时，城门已开。池、彭与江津的彭龙钧、唐玉廷等人率领洋抬枪队和彭玉章的大刀队直扑县衙门，将其重重包围，并向县官齐声高喊：“交出县印，饶你不死！”县官顾洁成（又名仕麟）从梦中惊醒，见革命队伍已冲入衙门，知大势已去，欲扑荷花池自杀。左右劝阻他说：“交了印就可不死，还是把印交了吧。”顾洁成走出大堂，以活命有望，连忙整理衣冠，双手捧举县印请同志军代表接收。由彭鸿钧代表接印。顾洁成在交印时，又怕革命不成，他哭丧着脸向彭鸿钧说：“你们革命一定要彻底，不然要诛九族啊！”起义大军纪律严明，鸡犬不惊，秋毫无犯。由于兴汉排满纲领明确，人人斗志昂扬，因而取得胜利。
二、川黔军阀在广兴之战
民国五年（1916年）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为“防区制”时代。西南各省军阀群争割据，内战不休。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十二军刘湘军驻防重庆，搜刮民财，在重庆铜元局铸造银币。派一个营的军队驻扎广兴场，扼守要道，以防其他军阀强占重庆及附近县地盘。时当黔省军阀周西成，因缺乏军费，率领黔军开赴重庆铜元局强取银元充实军费。是年六月，黔军改道返黔，路过广兴场天色已晚。二十一军驻广兴的白营长在广兴中驿路口高地布下阵势以拒黔军，两军在当夜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天亮后，横尸遍野，白营长等二十余人战死在幸氏祠屋侧，高坪岗上被打死白马一匹。黔军得胜，沿途强拉民夫运输货物，百姓不堪其扰。
三、国民党对爱国青年的大屠杀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当时国民党害怕爱国青年学生跑入抗日大学参加抗日，因而于1938年春在武昌成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该团以抗日救国的假面具，大量诱骗男女青年学生参加，给予法西斯训练，充当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工具。战干团由蒋介石任团长，陈诚兼任副团长，并任命桂永清为教育长，从而建立“力行社”，暗中监视学员的言行。
战干团有三个总队。第一总队长杨原彩于1939年从各地招来的第六期学员，驻江津广兴场集训。战干团直属的中正剧团由湖南迁往四川綦江时，途中宣传抗日，演出话剧《李秀成之死》，被桂永清派驻该团的特务上报，说此剧内容是宣传共产党思想，剧团有中国共产党组织。1940年春，战干团第六期一中队学生吴听（女，东北人）、刘异云（男，四川泸县人）因常到广兴中心国民学校义务教音乐，唱“团结就是力量”、“军民合作”、“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被特务上报。吴听、刘异云被押送总部，由大队副吴文义负责审讯。吴听、刘异云受刑不过，供出学生中成立有“读书会”、“学习会”、“研究会”等组织。酷刑之下，他们不得已乱说许多学生是共产党员。吴文义用个别谈话的方式，开始秘密逮捕，施用酷刑审讯所谓共产党员学生。就在这时，吴听、刘异云带镣跳楼自杀。
此后被捕的人日益增多，审讯加紧进行。夜间总部楼上不断传出铁镣声，学员受刑难忍的凄厉声交织一起，彻夜不绝。广兴居民深夜闻之，无不胆寒！总队为掩人耳目，将审讯机构搬到离场一百米无人居住的庙岗。扩大捕面，连农民陈中兴（现住勤俭村）、街上店员徐娘光、医生张绍仲等，因给学员邮传家信，都被视为共产党，被押送总部，遭到电刑折磨，后幸获释。
1940年春，战干团还讹造共产党散发的传单，内容有“打倒军阀周根培”、“活埋乡长幸樊桂”、“打倒军阀周化成”等。因而借事在广兴场四周修筑工事，分队长级发给枪弹。当时的广兴场如临大敌，造成白色恐怖，战干团的学员和民众无不胆战心惊。
在白色恐怖中，稍有爱国思想和稍有正义感的学员，无不被认为是共产党人，惨遭逮捕、刑讯。背火背篼、踩美人桩、钉竹签、电烧棒打等酷刑逼供，无辜受累者不胜枚举。1940年3月，战干团按他们上司“宁愿错杀一千，不肯放漏一个共产党人”的指使，开始进行秘密大屠杀。在今广兴大塘村山背后、岩底下等地，暗杀的有四十多人。在四楞碑被集体活埋的也有四十多人。在綦河的广福沱、坪的丁煞石，被捆绑放石在背上沉水的有八人。其余前前后后，三三两两被押至广兴场周围的庙岗、山背后、锯梁子、新房子河沟一带活埋。被杀害的前后共有124人。
战干团在广兴等地区大批地杀害爱国学员。1940年6月，张治中将军根据广大人民的舆论谴责，察知详情，把该团撤销了。战干团特务们，自上而下，反共反人民，以他们狰狞的鬼脸、血腥的屠刀，惨杀爱国青年，至今乡人犹咬牙切齿，咒骂他们造下的滔天罪行。
四、建国前夕的广兴社会
蒋介石政权总崩溃的末日，1949年以彭文厚为首的广兴乡政权及崇实社的单执中、幸樊桂，正诚社的赵介凡、黄朝善等人互相勾结，联成一气，掌握着广兴地区的命脉。形成派系，使人民受害。乡长彭文厚鲸吞捐款和抗属优待金；幸樊桂把持广兴田赋粮食征收处，乘征借收粮之机大肆舞弊，冒斗浮收，暗改斗秤，检验粮谷借题敲诈，遍地洒落，形同没收，诳报损耗从中贪污，盗卖公粮，收回扣，串通土劣私收墨条等等舞弊，真不一而足。以上情况，是龚宜昌任四川省田赋管理处督导员时所知。广兴征收处利用这些弊端，在征粮期间，每天斗手给他交溢额二十石，斗手们自己还要得一些。
单执中、程月清等人见国民党政府大量增发货币，物价飞涨，因此，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食盐、合法中药材的当家品种、远销国外的枳壳以及闻名于世的广柑，进行垄断经营，更放高利债，大获暴利。张东仿与周化成等人串通一气，私设红灯，贩卖鸦片烟，图饱私囊，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群益社”的牟成明等人，组织“刀儿队”，拉拢聚众，各逞虎威，互相歧视，争夺乡长职权，糟成一团。
11月，“广兴自卫大队”成立。张东仿为大队长，彭文厚、程逸仙等人为骨干，集结全乡有枪户100余人，在广兴大河坝受训，妄图抗拒解放。11月26日晚间，他们不甘心失败，与国民党部队回乡军官赵惠嘉共谋策划，将自卫队全部成员携带枪支外逃至夏坝，企图负隅顽抗，被人民解放军击溃。
五、征粮和清匪
1949年11月27日，广兴乡解放。当晚，反共保民军（即前广兴自卫队）一百余人逃至夏坝被解放军击溃后，他们不甘心失败，窜回广兴作恶多端，将南川工作队同志活埋，杀害农民李区元及其兄弟，抢劫乡公所正待送区的步枪一百余枝，到处强劫民财。匪徒张乌能、蒋仁杰等勾结杜市土匪司令朱化南，互相呼应，组织叛乱，害得广兴乡广大人民群众提心吊胆，不得安宁。
翌年三月，县委派出以马文斌为队长的征粮工作队进驻广兴乡，与贾嗣区武装队配合，开展征粮工作。当时地方封建反动势力与社会上的流氓、土匪、兵痞、伪职人员互相勾结，破坏征粮工作，妄图推翻人民政权。中旬，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在全县实行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开展了剿匪平叛斗争。3月14日，解放军在川黔公路426公里加800公尺外，用迫击炮射击离杜市场约四公里远、居于高地的叛匪巢穴——元通寺。匪徒们受到沉重的打击，惊恐万状。三月下旬，征粮工作队召开群众大会，赵惠嘉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土匪自新。大会主持人马文斌在会上宣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在党的政策震慑与感召之下，匪棚土崩瓦解，投案自首的达三百余人，均按既定的政策分别予以处理。
为支援解放西藏，同时开展对大户加增征收粮食支援前线。历时三个月，广兴乡既平息了匪乱，又胜利地完成了艰巨的征粮任务。
六、沼气
人畜肥与青肥混合一池渗与白水使之发酵，可以提高肥效，减少疾病。发酵产生的气体，叫沼气。它可以照明和作燃料，既可节约能源，又为农民生活提供方便。
1973年县沼气办公室在各区进行试点工作。1974年由县培训沼气技术人员。为了鼓励农民修建沼气池，由国家供应重要材料，各生产队也给与支持。对建池的农户，每建一个池，给予补助工分3300—600个。1974年，公社培训了20名技术员。1975年全公社先后建沼气池共有244个。1976年增建144个，1977年又增建了162个。据1978年统计，总共建有沼气池550个。惜因试办之初，经验不足，技术不精，一般建池面积太大太空，需要人畜肥及青料多，灌水量亦大，淘渣又不及时，消耗人力物力而产气不多，因而农民认为是“淘气”。近年以采用新的技术，在县属双龙乡至今尚由县设有机构，经常用沼气点灯煮饭，并出售灯泡、气表、气管等材料，据介绍只打一公尺多的池，便能起较大的作用，省料省工，效益显著，但广兴乡尚未推广。
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9年，广兴乡开始接受城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1978年止，全乡各大队共安排插队落户知识青年415人。其安置情况如下表所示：
广兴乡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安置情况表
| 大队名称 | 知青安置数 |
|---|---|
| 广福大队 | 25 |
| 林口大队 | 74 |
| 互助大队 | 28 |
| 官厅大队 | 33 |
| 彭桥大队 | 24 |
| 大石大队 | 44 |
| 樟木大队 | 83 |
| 勤俭大队 | 34 |
| 东岳大队 | 28 |
| 曙光大队 | 81 |
| 西山大队 | 38 |
| 农科大队 | 13 |
| 合计 | 415 |
来广兴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多系重庆、江津及其他城镇职工子女，大多是初高中毕业生。他们在党团组织和农民的关怀和教育下，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下乡知识青年，从1971年起，先后通过招工、招生、参军或回城就业等，至1980年已全部离开农村。
在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十二年中，政府拨款给知识青年建房、生活补助等费用共为133,954.30元。
《广兴乡志》现在和读者见面了。在编写《广兴乡志》过程中，各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和鼓励。特别是本乡广大干部和群众，殷切希望能写出一本具有地方特色和浓厚乡土气息的乡志，以鼓励人们益加奋发，为实现党的十二大的宏伟目标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此，我们认真查阅了有关档案历史资料和文献，还进行了个别访问和召开一些座谈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历史事实，反复印证，坚持求实存真，实书其事。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力求做到以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进行编写。经过有关领导的审阅，县志办公室同志的具体指导和修改，完成了这本《广兴乡志》。
全志共14篇56章134节，约130,000字。由于我们的政治水平和写作水平有限，编写人员又几经变换，时间仓促，资料缺少，篇中难免存在某些缺点，望予批评指正！
《广兴乡志》编纂领导小组
198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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