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八辑）

四川第一个近代化的兵工厂——四川机器局始末

张学君

四川机器局是1876年（清光绪二年）由四川总督丁宝桢在成都创办的官办军火企业。在全国同类的洋务企业中，它虽属中等规模，但却具有自身的特点，诸如：

1. 积极吸取外国科学技术，制造出当时尚属先进的后膛枪炮和水轮机等各种武器和机器；

2. 坚持独立自主，“凡制造一切，不稍假借洋人”，局中全用中国技师、工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

3. 在当时的同类洋务企业中，四川机器局投资少，见效快，生产效率比较高。其开办经费“较之别省机器局所费仅十分之一”，即和丁宝桢先前创建的山东机器局相比，“所费亦省十之四五”，而它生产的军火武器和各式机器，并不比别省逊色。

当然，由于所用非人和陈旧腐朽的经营管理方式，四川机器局在丁宝桢以后，很快走向衰落，失去了它的蓬勃生机。本文依据有关四川机器局的大量历史资料，特别是清代《四川机器总局档案》，并在纷繁的奏销清册中，整理出各类统计表，对四川机器局的全貌，分作几个阶段来叙述。

一、丁宝桢督川期间的四川机器局（1876—1886年）

1876年10月27日（光绪二年九月十一日），丁宝桢由山东巡抚擢升四川总督。同年12月9日（光绪二年十月廿四日），他向清政府奏请在四川创设机器局。他在奏折中说：“惟臣现赴川省，闻该省各勇营亦皆习用洋枪，均须购自上海洋行，价值既贵，而道路转运，费益不赀，并恐不免有受洋行欺骗之事。且闻所用洋枪，均不知修理之法，但使稍有损坏，则一枪所值十余金，顿成弃物，又须另为远购，糜费尤不可计。”他提出选派精通机械制造的候选通判曾昭吉赴川，“查看情形，令其自办机器制造”。这样，“俾各勇营枪炮旧者可以整之使新，新者可以不必远购于外洋，而得用亦与外洋相等，庶可为国家省无穷之费。”

1. 筹建经过

丁宝桢于1877年（光绪三年）赴川后，立即着手筹办机器局。在此之前，曾昭吉已预先赴川，“查看情形”，并赴上海“拣择紧要机器购办数十件，由长江驶运来川”，其余机器，“均由川省自造”。

1877年，四川机器局开办于成都。因成都系川省都会，又是西南第一重要城市，可直接控制西藏、云南、贵州，“故有事边疆时，军事上之惟一策源地非成都莫属。识者常谓成都之于川省，如石井兵工厂之于粤疆海防，汉阳兵工厂之于长江要塞，同一重要……”

机器局厂址设在成都东南角下莲池街。丁宝桢委派候补道夏时、劳文翔总理局务，成绵道丁士彬会同办理，曾昭吉总理工务（负责工程技术问题）。

机器局职工要有专门技术，丁宝桢对这方面人才的网罗，也甚为注意，“均招致中国明习机器之士及工匠人等……”机器局的职工构成情况是：（1）由曾昭吉带来的湖南、山东、江苏籍技术人员数十人；（2）在四川招募的工匠数百名。

丁宝桢在开办山东机器局时，即确定了“凡制造一切，不稍假借洋人”的原则，认为“欲造机器，决不能不仿西法，而仿照西法，仅可师其法，窥其意，而决不可用其人。”为什么不能用洋匠呢？他说：“盖我方学彼之长，若再借彼人为工师，则西人之教法必将秘之而不能尽授；即中国人之心思，亦将狃于故常而不能通灵。”在丁宝桢督川期间，四川机器局始终没有任用一名洋匠，“所有应用机器，多系自行制造”。

2. 经费来源

丁宝桢确定了“不动正款，即在川省土货厘金项下撙节动用”的原则，又考虑到四川“协款过多，厘金亦不敷分拨”，丁宝桢饬令盐茶道在“茶引加票项下设法筹办，藉资小补”。实际上，丁宝桢创办和复开四川机器局支用经费均提自“成绵道收存土货厘金”。

3. 生产概况

（1）1877年（光绪三年）至1879年（光绪五年）的生产情况

经一年多的筹建，四川机器局初具规模，共建大小厂房一百八十八间，厂房建筑全部仿照西式，“崇垣大柱，复屋重檐，安设铁炉、烟筒、风箱气管，四通八达，取材既富，用工极坚……”

机器局从创办到遵旨停办的两年间，共自行制造水轮机及各种机器二十五部，机器部件及工具等一万二千余件，造成前膛、后膛等枪一百四十八杆，未合成洋枪一百六十一杆。两年间共耗去经费银七万七千二百余两，经费支出见下表：

从上表所列开支情况看，创办的最初两年生产资金为五万九千九百余两，约占总支出七万七千三百余两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五；其中，向外国购买机器、生产设施的开支九千四百余两，约占生产资金的百分之十六；委员薪水、职工工资一万七千三百余两，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二。

（2）停办与再开（1879—1880年）

1879年（光绪五年），清政府中顽固派吴镇参揭丁宝桢“不谙机器，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等情”，由政府当局派遣御史恩承、童华“查办”。清政府公布调查结果说：“原参各款，或查无实据，或事出有因。惟所设机器局费用较巨，制造未能精良，着该督即将此局停止，以节糜费。”四川机器局当即遵旨停办，并对被指控的委员、司事作出相应的处分。

总理局务劳文翔被“撤去差使”，并“责成藩臬两司将历年收发款目，逐一查清覆算，如有不实不尽，再行揭参”。委员李忠清有受私商邓中衡贿赂嫌疑，“致遭物议”，“着即撤去差使，以息浮言”。会办丁士彬、华阳县知县田秀栗因与门丁黄瑞廷“交识等情”，分别被“革职”、“撤任”。黄瑞廷被驱逐出境，“毋任逗留”。除以上有嫌疑者分别受到处分外，机器局所有承办委员，连同曾昭吉，均被遣散回籍，随带来川的技术人员“均与偕归”，在四川招募的工匠，“亦各以无业纷散”。

这一处置办法下达后，朝野洋务派人士为之哗然。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上疏说：“中国之设机器局，原欲其学习西法，使人通晓熟习，将来即能于西法之中神明变化而思所以胜西人之法，非仅为制造枪炮之用也。即以枪炮一端而论，亦自强之要着，非可视為缓图。四月督臣丁宝桢在省设局，用意深远，今以虚糜巨款而无成效，遽请停止。夫用款六万金，造枪炮数十杆，盖初创之时，开拓地基，修造房屋以及搬运器械，制造器母，种种费用，俱在此六万金之内，非全以六万金造枪炮也。譬如商贾初开铺店，用本颇多，其利不尽在货物，久之自有得利之日。今仅用六万金，除各项支销外尚能制枪炮数十杆，以后专制枪炮，费用较少，成功较大。以川省之大，使能于别项用款处处撙节，挹彼注兹，则此局之用，似亦非至难之事。若遽行停止，则前功尽弃，而机器各物以数万金制备者亦废毁无用，甚属可惜。况以后需用军械又须购自外洋，其用费足相抵，其得失则甚悬殊，而中国之人复不能探讨西学，神明变化而思所以胜西人之法。且西蜀当前汉时，织作之货无闻，及至汉末暨五代，孟知祥辈陆续携带中国巧匠入蜀，教成各艺，故凡天下所有货物，蜀中均能制以相敌，足征蜀人于器艺一道似易于学习。臣蜀人也，闻其停止，同乡有志之士无不同深愧惜。以事关钦差查办奉旨定夺，不敢率行呈请。可否仰恳天恩，饬下四川督臣将成都机器局仍行接办之处，大局幸甚！”

丁宝桢将四川机器局开办两年所支经费逐项报销后，也据理力争：“臣先委员驶赴上海两次购买外洋紧要机器及洋铁、洋钢等项，所费不及万金。其余机器均由川局自造。一年以来，自行造成水轮机器及各种机器共二十五部，未合成机器及工用器具等项共一万二千零六十九件，已合成前膛后膛等枪共一百四十八杆，未合成洋枪一百六十一杆。所有按月支用经费，悉照原奏，不动司库正款，均于另筹土货厘金项下支用。计自光绪三年十月起至五年闰三月撤局之日止，共支用过库平银七万七千三百五十二两八钱三分二厘七毫一丝二忽五微，连委员薪水、匠作工资一并在内，均系实用实销，较之别省机器局所费仅十分之一，即较之东省机器局所费亦省十分之四五……所需铜铁等物，亦多购自外洋，与内地物价不同。……所造各种轮机器，其已成未成共有万数千件，照未竣工，其洋枪堪以临敌施用，已有一百数十杆，现已伤交筹饷局委员，一并加以存储，俟任损坏以备应用。”

面对这一窘迫局面，清政府只好以“四川机器局应否兴办，着丁宝桢酌度办理等因”一语，准许继续办理。因曾昭吉等已被遣归，“既无人可以承办，一时驟难举行”，技术人员也已纷散回籍，“若再开办，仍须取材于他省”。因此，丁宝桢奏请暂缓开办。清政府批复：“着该督仍设法兴办，毋使废堕。”

1880年（光绪六年），丁宝桢派人“携札前赴湖南饬调曾昭吉，并令将熟习机器制造各工匠随带前来”。三月，曾昭吉等“始行到川”，四月十八日，四川机器局恢复。以成绵道崇纲总理局务，丁士彬、黄锡焘等为委员，曾昭吉总理工务。丁宝桢考虑到“机器事务，极为繁剧”，故广招人才。贵州监生高启文“于机器各项亦极练悉，从前曾在上海历练多年”，因此调入局中，与曾昭吉“相助为理”，“俾其一同承办制造，庶多一得力之人，即多收一得人之效。”

（3）1880年（光绪六年）至1886年（光绪十二年）四川机器局生产简况

四川机器局遵旨复开后，仍“仿照西法，督工造办枪炮”，成效是可观的，且经费也有所增加。1880年至1882年（光绪八年）的经费为十六万四千五百余两，比初开两年的经费增加一倍有奇，经费支出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复开后的两年，生产资金为九万五千二百余两，约占总支出十六万四千五百余两的百分之五十八，向外国购买机器各式附件开支三万八千二百余两，约占生产资金的百分之四十，委员薪水和职工工资约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三。

因新式枪炮需用洋火药，每年派人分赴山东、上海购运来川，“所费实属不赀”，为“资节省而备要需”，故于1881年（光绪七年），机器局下又增设一火药厂。因“机器局向设城内，人烟稠密，只能铸造洋枪，若制造洋火药，则恐别有疏虞，自须觅僻静宽敞之区，另建药局，以资分造。”丁宝桢命崇纲、黄锡焘“踏勘地基”，“勘得省垣南门外离城较远之古家坝地方，四围空阔，宽广约六七里，绝少居民，且滨临江干，以之安设水机，修造药局，甚为相宜”。并购得赵姓民田一处，“计田六亩七分一厘七毫四丝”，于1881年11月10日动工修造局房，并派人前往叙永、懋功等县，采买硝磺。

四川机器局自1880年（光绪六年）至1886年（光绪十二年）支用经费及主要产品见下表：

（4）四川机器局的制造技术

丁宝桢在创办四川机器局时，即认为“自强之术”，首先在于振兴军备，发展新式武器。他说：“中国自强之术，于修明政事之外，首在精求武备，所谓弃我之短，夺彼之长也。”他在山东时，即开始大胆引进制造新式武器的先进技术。当时普遍使用的虽然是前膛枪，但适于战士使用的后膛枪已经出现。前膛枪“以纸裹药，用四瓣式铜帽，安置机上，以剥啄机发火”，极为不便。后膛枪“子弹用铜嘛，名曰马梯呢”。恩格斯对比了后膛枪和前膛枪的构造后说：“看来这种枪一定会逐渐代替所有类型的枪。”在山东机器局落成时，丁宝桢满有信心地说：“将来著名利器，如柏林克虏伯各炮，林明敦、马梯呢等枪，均可自行添造，不必购自外洋。”当四川机器局刚刚小有成效，造出了一些洋枪、子弹时，他就曾声称：“今则制造火药，亦几与西人相敌！”“近来制造枪药，堪与外洋争胜。”

丁宝桢督川的十年中，四川机器局除造出数量不少的后膛枪以外，还造出了后膛炮、子母炮、格轮炮各一尊。在机器制造方面，丁宝桢亦鼓励技术人员积极创新，创制了不少新式机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水轮机发明者曾昭吉。他原籍湖南，补选通判，经山东臬司陈士杰推荐，先在山东机器局、后来在四川机器局皆被丁宝桢委以制造重任。曾昭吉貌不惊人，“朴讷似不能言”，而“心思奇巧”，精于制造工艺。在山东机器局未及两月，即制造出当时尚属先进武器的英国亨利·马梯呢后膛枪一百二十余杆，“相对演放，其及远与马梯呢等，而出声之响，入靶之劲，似有过之。”到四川后，曾昭吉仅在一年间，“教练工匠”，“自行造成水轮机器及各种机器共二十五部，未合成机器及工用器具等项共一万二千零六十九件，已合成前膛后膛等枪共一百四十八杆，未合成洋枪一百六十一杆。”

其中尤以水轮发电机引人注目。机器局创立之初，丁宝桢考虑到“以制造一切，煤炭最为大宗”，而四川省“煤价素昂，制造需用尤巨，所需颇为不赀”，此在各省机器局中都有类似的情况，即便是外洋“亦不能于此稍有节省。”为解决这一困难，遂与曾昭吉商议，“欲得一办工而兼可省费之法”。曾昭吉利用成都河道密集的特点，“积累数月，竟能设法造为水机，专取水力而不用火工。”水轮机利用水力带动发电机，“用水仅三五寸而即可以敌二十匹马力之锅炉，月可省煤一千数百斤，合计每年约可省煤银四千余两。”水轮发电机研制成功，解决了四川机器局的动力问题。“惟炼铁一项尚需用煤，此外则全资水力。”

由于经营管理方式的陈腐落后，又受到普遍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制约，四川机器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弊病。这里略举其两端：

第一，某些产品粗制滥造，产品质量低劣。1886年（光绪十二年），继任四川总督刘秉璋对四川机器局大批生产后膛枪深为诧异，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查上海、天津、金陵三厂为中国机器局之大观，然皆未铸后膛洋枪，而川省机器局竟公然铸之！”他对各式后膛洋枪进行查验，发现“枪筒大小不能划一，后门枪弹多有走火，又或不能合膛”。后又“将局中存储后膛各枪，日赴教场逐一试放，果是枪筒、枪弹均不一律，若以御敌，必致误事。”

第二，官吏腐败，浪费惊人。在四川机器局创办之初，即成立一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主办，“工作时有停辍”。其中多数官吏愚昧无能，“只徒应付虚文，并不讲求进步”。有的人还有贪污，“致遭物议”，成为顽固派攻击的目标。虽然最后以“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其内部之浑浊可想而之。其次，生产中的浪费极大，以致“局中铸枪工料，其用费已昂于外洋买价”，“以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损失的确惊人。

二、四川机器局的后期状况（1887—1911年）

1886年（光绪十二年）冬，浙江巡抚刘秉璋接任川督。1887年（光绪十三年）春，他上奏朝廷，表彰四川机器局开办有方，用人得力，认为四川机器局的成绩是显著的，其所创造的水轮发电机，“可省锅炉火力经费之半”，并“专用水机制造洋火药”，数年来，“精益求精”，共造成“机器三部，又机械一千五百九十件，各种洋枪一万四千九百一十三杆，洋火药二十八万五百九十余斤，铜火帽一千三百七十五万颗，后膛药弹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颗，铅子六十万五十颗，洋炮三尊。”他认为，数年来该局任事各员“莫不殚心竭虑”，虽然“制造工程奇险，汽机之迅厉，药性之暴烈，稍未得法，皆足致命”。然“该员等冒险从公，著有成效”。他向朝廷上奏，给有特殊贡献的“司事人员”报功请赏，说他们“历年在局，不避艰险，制造机器、枪药等项拨发应用，均属合式，非办理寻常局务劳绩可比”。

1887年11月，他的态度为之一变，认为“局中所用司事工匠，皆中国之人，不雇洋匠，以致铸造各项，究未得其真诀”，又“因机器不全，间用手器，所铸之枪，其大小厚薄，不能无毫厘之差”。机器局中，“铸枪工料，其用费已昂于外洋买价。如果所铸各枪精良合用，犹可不惜小费，以图自强。无如所铸之枪，……其子弹之及远与准头之取中，比较外洋所购，实已远逊”。刘秉璋认为，“以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因命机器局“将各项洋枪暂停铸造”，并“裁减局中司事工匠，计自本年11月起，每年约可节省局费银二万余两之谱”。这样，“以所省局费，购备外洋枪弹，庶饷不虚糜，器皆利用”。与此同时，他转而向上海地亚大洋行购定后膛毛瑟枪“一千五百杆，每杆配子弹五百发；前膛来复枪五千杆，哈乞克司枪五百杆，每杆配子弹八百发”。刘秉璋预计，“以需用枪价、弹价预计，裁减局费两年所省，即可敷用”。将局中已铸成的枪支，修整好以后留为次等之用。机器局经整顿后，专造后膛枪子弹、铜火帽及开花炮弹拉火、洋火药等四项。四川所需枪炮武器，除向外国购买外，则请江南制造总局等军火企业代造。如1900年，四川总督奎俊商得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意，由江南制造总局为四川生产三磅开花炮五十尊，炮弹五百颗，铜药壳二十个，由川省付银三万三千六百六十两。

刘秉璋整顿四川机器局的第一项措施，就是“裁去工匠，酌留二百余人”。从机器局人员开支看，1886年（光绪十二年），机器局的全年薪水、工食是三万八千二百余两，1888年（光绪十四年），机器局的全年薪水、工食已降到二万二千七百余两，比1886年减少一万五千四百余两之多。1889年（光绪十五年），机器局又裁去正委一人、副委七人、工匠十五名，较之1888年所支薪水、工食又减去二千二百余两。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以后，随着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兼之刘秉璋的去职，四川机器局开始复苏。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继任总督鹿传霖上奏清政府说：“现值多事之秋，武备亟当整饬，枪械尤应筹备，川省自机器局停造洋枪，历年均系备价前赴上海等处购运，不特川江险远，运费不赀，并患运解需时，缓急难恃。其从前所造后膛洋枪，前经臣饬员演放，均能合用，间有未能如法之处，已饬酌量修整，若再认真整顿，更可日起有功。”因此，他要求“每月酌加经费银六百两”，逐渐恢复生产各式枪炮。此后，机器局的经费与司事、工匠又开始增加，全年薪水、工食银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数额渐有回升。下面是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至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的一张百分比表：

从经营方面看，后期四川机器局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依靠向外国购买。1885年（光绪十一年），丁宝桢曾派员到上海购买外国各种机器。当时由于路途遥远，所定购的各种机器又是临时赶工制造，直到刘秉璋到任后的1887年（光绪十三年）才陆续解运来川。此后，机器局生产转向修配旧枪械、制造子弹、火药等，机器的进口逐渐稀少。到了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扩充后的四川机器局则开始向外国大批订购机器，并派出专门人员赴外国研究机器构造。厂内数百台专用机器设备几乎全系德国“柏林蜀赫厂”制造。德国制480Hp和英制200Hp两台蒸汽机，成为工厂主要的动力设备。

后期四川机器局的原材料供应，也主要依靠外国。几乎所有的钢铁、铜、铅、镪水等原材料或工具都是向外国购买。这里有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的有关统计表：

生产资金银（两）：

• 1887年（光绪十三年）：75,204.3

• 1888年（光绪十四年）：60,193.3

• 1889年（光绪十五年）：39,716.5

• 1890年（光绪十六年）：43,225.5

• 1891年（光绪十七年）：43,513.1

• 1892年（光绪十八年）：45,065.76

• 1893年（光绪十九年）：46,704.4

从上表看，生产资金从1887年的七万五千余两，骤降至1889年的三万九千余两，这以后又逐渐有所回升，到1893年，维持在四万六千余两，不足1887年的百分之六十一。

与此同时，向外国购买机器、原材料的资金则不断上升：

由此可知，1899年同1888年相比，向外国购买机器、原材料的资金增加近四倍。同时，从1905年开始，经过扩建以后的四川机器局也同样聘用洋匠，生产技术、经营管理落入了外国人之手。

由于经营管理方面的变化，后期四川机器局的生产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下列1887年（光绪十三年）至1893年（光绪十九年）机器局生产产品统计表，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表格内容较为繁杂，主要显示机器局已停止铸造洋枪，主要生产子弹、炮弹及火药、拉火、零星机械等，机器的制造部分已退化为专门修配破旧枪械的机构）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四川总督鹿传霖深感购运枪支的不利，他得到清政府的同意，决定让机器局恢复铸造洋枪，并“咨明南北洋饬取各厂所造新式洋枪来川仿制，旋准解到北洋快利洋枪、新式毛瑟后膛枪、马梯呢枪，均极精利适用，当交机器局工匠观看，据称均能仿制，随饬由局仿制试造。”每月试行增加经费六百两，“以资暂行试办，如果办有成效，再行酌加款项，逐渐推广”。

关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至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机器局支用经费及主要产品状况，兹据雅安四川档案馆藏《四川机器总局档案》资料整理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机器局本已衰微的生产出现了回光返照，生产经费不断增加，从1896年的五万七千余两，增加到1899年的近十万两，除制造枪炮、子弹、火药、各式枪械零件外，还恢复了各式枪支、机器和水龙、水枪的制造，主要产品数量显著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购买外国机器设备、原材料费用激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锡良接任四川总督，将四川机器局扩大改建为成都兵工厂，“以精制造”。并于“东门外数里，购地四百余亩筹建”，聘用德国工程师设计厂房，从德国蜀赫厂订购大批机器，进口日产五十支步枪的全套设备，拥有一千多名生产工人，又选派学生四十名赴德研究机械，以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还“调精通制造之大员总其事，并于江南汉阳等地制造厂，遴调技师，及娴熟工匠百数十人来厂办理。”兵工厂不仅自造洋枪，还兼造机关枪及“彼时之各种新式炮”，并开始试制日本新式速射山炮（口径七点五厘米，炮弹重达十二磅，射程六里）。兵工厂“所出枪炮，虽较汉阳厂制者略逊，然已开川省之新纪元”。但自1904年（光绪三十年）开始，原四川机器局（称旧厂）转而制造银币、铜币，一般人称之为“造币厂”，而“机器局之名遂晦”。

回忆洪发利机器营造厂的兴衰

王大煜

洪发利机器营造厂，解放前在重庆是独资经营的较大的企业，经营机器、营造、轮船、翻砂四种业务，初期资本八十万元，固定职工一千余人。在营造部门所用的临时工和间接包工约六七千人，承包省内较大的银行、机关、工厂、官邸等建筑工程，与陶馥记厂并列为全国四大营造厂之一。在机器方面，拥有大型母机，并附设翻砂厂，制造机器零件，其机器生产业务，在重庆也算首屈一指。还拥有轮船九艘，租与轮渡公司，作重庆两江渡河的必要船只。后来发展到开银行、金号，活跃于重庆金融市场。洪发利机器营造厂在重庆的建筑和交通方面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洪发利机器厂的发端

1914年前，德国人在汉口开设一家机器厂，生产车、刨、铣、钻床之类产品。洪发利机器制造厂的老老板高国洪，在该厂做工，跟随德国人多年，学了一口很流利的英语，但不会写。他对车、钳、铣、刨机器性能非常熟悉，能修能造，有一手很好的手艺，颇受德国人的青睐。在他三十岁左右，被升为头佬（相当于现在的车间主任）。

1919年，德国人回国，将流动资金带走，所余机器、厂房交与高国洪继续生产经营。高国洪只会搞机器生产，缺乏经济管理能力，业务无法维持，负债累累，后来只能靠变卖母机度日。

高国洪所生二子：长子高云集，幼年读了一些古书，后来进过英语补习学校。他精明能干，善于察言观色，并学会一套生意经。有些亲邻向高国洪建议：由高云集来经营厂里业务，虽然他对机器生产是外行，但对外交往联系门路较广，可能有所起色。于是，高云集出任经理，将厂命名为“汉口洪发利机器营造厂”。

高云集研究分析了业务情况，积极采取措施：对机器部分，利用加工订货方式；对营造部分，预收部分工程款，将预收货款全部购买原材料，防止物资脱节；到处拉关系，打请托，不惜多付佣金，四处钻营。使订货越来越多，活动力增大，不到两年，就将业务搞活了。

次子高仲强，读了几年书，也参加厂里工作。此人忠厚朴实，沉默寡言，不长于交际应酬，经常住在厂里，作一些具体工作，很少与外界交往。他对金钱看得很紧，不如高云集慷慨洒脱，工作缺乏果断，魄力不够，灵活性差，很多事情都要靠高云集来解决。自该厂总务组长郑慷侯死后，即由他审核经费开支，后来掌握厂里财务大权。

高家父子三人，根据各自的特点分工：高云集任经理，管业务；高国洪分管技术；高仲强搞内部的管理工作。该厂初期的职工一百余人，多系高国洪的亲族晚辈，徒子徒孙，利用这样的亲属关系，工作易于分配。由于生产逐渐好转，营业额蒸蒸日上，洪发利机器营造厂的招牌，在汉口渐有名气，营业范围亦随之向省外扩张。

1935年，重庆聚兴诚银行经营桐油生意，在万县修建油池，洪发利厂承包该项工程，标价低廉，而且提前完工，颇得该行杨氏父子赏识，为其广为介绍，又在重庆承包汤壶桥在打铜街主办的商业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全部建筑工程。这两座大厦的落成，使洪发利厂信誉越来越高，招牌越来越响亮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洪发利机器营造厂迁来重庆，在打铜街购买厂房。由于业务兴旺，打铜街厂房已不敷应用，再迁林森路（现改为解放西路）260号新建厂房，又在上清寺设立机器分厂，扩大再生产。在营造业务方面，接着承包曾子唯（师长，川盐银行董事长）公馆（即现在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二十四厂（现特殊钢厂）、豫丰纱厂（现重庆纺织一厂）、裕华纱厂（现重庆纺织三厂）、豫丰纱厂合川分厂（现重庆纺织四厂）、沙市纱厂（现重庆纺织六厂）、庆华颜料厂（现重庆染料厂）的全部房屋（现重庆日报），以及重庆行营、蒋介石公馆、宋子文公馆、贺国光公馆等多处。

承包工程越多，其经济效益越大。特别在四十年代初，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高涨，该厂将所预支的工程款，大部用于购买钢材，因钢材比其他物资涨价快，一日数变，利倍出；同时又为造机器贮备了大量的原材料，扩展了机器业务。加之先后购买顺昌、济运等轮船九艘，租与轮渡公司，使重庆南北两江行驶的轮渡，如储奇门至海棠溪、望龙门至龙门浩、朝天门至江北、弹子石、野猫溪、溉澜溪等处，基本上都是他的船只，每月取得巨额租金收入。各种经营的发展使高家在短短的几年中，即成为重庆的殷实富翁了。

洪发利机器营造厂的组织概况

该厂由于是独资经营，机构设置不多，组织比较单纯，其班底骨干，大部分都是高家的亲信族戚。在三十年代末，只有一个经理，几个建筑工程师，几个机械技师，行政上仅有一个总务组长，每个工程处各设一个管理员、一个监工，总分厂的机器车间各设一个大师傅，连厂长的名义都没有。

总务组长郑建侯（相当于厂里的管事职务），过去是高云集的英文老师，此人文质彬彬，足智多谋，对高氏父子可算是忠于职守。凡是厂里的大小事情，都要他来解决，一切经费开支，都要他先审查盖章，然后高云集签字批准。对厂里人员的工作情况，也由他随时加以鉴别，以供节日发奖参考。他每天上午八时到办公室，一直到晚上十一时才离开，星期天也不休息，于1942年病逝。

总厂机器车间的大师傅彭光中是高国洪的大徒弟，二师傅周绪德也是他的得意门生，上清寺机器分厂的大师傅杨江清是他的二徒弟。工程处的管理员都是他的内亲：如豫丰纱厂工程处的管理员刘敦藻是他的大女婿，裕华纱厂工程处管理员高光舜是他的侄儿，二十四厂工程处管理员吴世冠是他的晚辈，总厂机器车间管理员马馥棠是他的晚辈，分厂管理员周云鹏是高云集的舅子。该厂基本上是一套“家搭子”在搞生产经营，所以得心应手，任所欲为，对厂里人员，一呼百诺。

厂里职工待遇，除了每月自定工资外，每逢农历端午、中秋、春节前夕还分别送款，即所谓“论功行赏”，每人都有一份，但多少不一。送款时非常保密，彼此都不知道金额多少。高云集亲手送款时，一般还谈几句酬谢的话，送得多的，还要指出做了那几项得意的事情，所以奖要优厚一些。

营建工程，都是以大包小的办法。如对木、泥、石、土、漆、电工等的包工头，都是选择比较殷实可靠的，保证了工程质量。

到了四十年代初期，机器生产供不应求，营造业务不断发展，人员逐渐增多，加之捐税日益频繁，只靠“家搭子”和搞“包包捎”的办法，已不适应当时的新形势。于是开始调整机构，加强阵容，健全组织，实行分工负责制，成立机器翻砂车间，并分别成立工程、轮船、会计、业务、总务等科室，每室设主任、副主任。建筑工程部主任邬华年（工程师兼），轮船部主任张济平，业务主任由经理高云集兼任，会计主任王大煜，总务主任钟贯三，总厂机器车间主任彭光中，翻砂车间主任周绪德，分厂机器车间主任杨江清。各部门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拟出了办事细则，健全了成本帐务。这样的分工负责，给经理高云集减轻了很多压力，使他全力以赴地钻营业务。

高云集的经营方式

高云集是一个肯动脑筋和善于运用手腕的典型商人，自接任经理以来，在同业中有“小诸葛”之称。他之所以一帆风顺，扶摇直上，其经营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遵守信用，注意质量。 在商场中要创造一块好的招牌，信用是一个很重要的大事，要是“门面打黑”了，长时间都不易恢复名誉。如他向银行、钱庄贷款，到期不能归还，即先向对方联系，要求转期。若对方不同意再转，即向别的行庄交涉，移东补西均可，决不到期拖延不付。对于顾客订购的机器，按期交货保证质量，经检验合格，当面试车交货，未发生过返工退货事情。建筑工程，讲究优质优价，不用投标方式，防止中途纠纷、不按期完成或粗制滥造、不顾质量的作法。每一工程结束后，都要由该厂老老板高国洪亲自验收，再交与甲方。经过多次交往，信用树立，许多单位已不需要开估价单和签订合同了。如豫丰、裕华等厂部分工程，均在口头上联系生效，即预收一笔货款，待工程完竣，开了清单结帐了事。从清单上来看，价格比市价稍低，但在通货膨胀之际，若按预收之款购料，盈利就更优厚。所以牌子做开了，只要质量上加以重视，就会使人相信。如该厂承建的交通银行，那些精工雕刻，相隔五十年的时间，至今还是完整无缺。

二、热情对待顾客。 高云集的生意经，就是不论新老顾客，都热情接待，笑脸相迎，烟茶俱备，水果齐全。他常对他的业务人员说：“生意不成仁义在，买卖不成烟茶全。”高云集善于察言观色，只要同他一接谈，在短短的时间，他就能掌握顾客的心理应付自若，特别对老顾客，更能了解性格，熟悉爱好，根据不同的特点，投其所好。

三、网罗亲信，大讨便宜。 每天下午三时至晚十时，往来客商，络绎不绝前往该厂。这些客人中，有的是送货上门，有的是替他拉生意的，有的是汇报行情、通风报信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他的同乡亲信和旧属职员，基本上都是每天必来或隔日来，逢饭吃饭，毫不拘束，成了一些“不速之客”，人称他们是招财进宝的。这些人跑来跑去，除本身有业务往来外，主要是为他拉生意。如从沦陷区偷运出来，由三斗坪、衡阳、柳州等地转运此地的钢材，一般行商由合江、赤水运出的木材等，到了重庆，都要急于出售，以加速资金周转。而其他商家存货已达到饱和点，无多余资金购买。而他的根基很厚的大企业，只要价格便宜，不论多少，都可以“一口吃掉”，而这些热衷于跑路的人，也可以从中获得一点油水。正如他经常向人所说的“于己有益，于人有益”的事，都可以大干。

四、善于应付场面。 在旧社会，办一个较大企业，除本身有经济实力而外，还要结识一些军政人员，否则就会被特务、地痞、流氓敲诈勒索。高云集是很懂这一套的，对这类的事，他采取分工应付的办法。如对当时的上层人物何成浚、贺国光、居正、徐源泉、孔庚等，即以他本人的名义恭请，以美酒佳肴设宴于家中。其他涉及各业务部门有关的，即用各科室负责人的名义，在餐馆设宴邀请。如航政管理局、船舶管理所人员，即用张济平名义出帖请；财税人员，即由王大煜的名义请。他从不参加，也不出名，更不与被请人见面。招待费用，凭餐馆发票报销，一切授权于各单位的负责人，避免今后直接找他麻烦。所以外面的人，对洪发利厂的老板究竟姓高或是姓洪，都搞不清楚，对老板的模样高矮胖瘦，更不认识。还有一些做生意邀他入应酬股的、请会的、借钱的，都是先透过各部门的人与他转达，说明情况，由他同意点缀应酬。他经常说：“宁肯吃明亏，不吃暗亏。”但他从不出面。

五、储存物资，有备无患。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一般工商业者为了保本保值，都是存货不存钱，把生意做死了。而高云集却高明，运用各种手腕，预收机器、工程货款均在百分之八十左右，将此款购买外来价格低廉的物资，制作成品，用高价卖出。甚至一些冷背货、滞销货，只要价钱便宜，他都接手。有一次来了一批钢丝绳，用途不广，在重庆无人接手，经旧五金业张善庆介绍，劝其购买。从厂里来说，这类材料是可用可不用的，但他以低价将它接手过来。不到两个月，曾子唯在自贡的盐井因起重卤水的钢丝绳损坏而停产，其驻渝办事处主任曾雅松在重庆市场四处寻觅，均无此货，随后找到洪发利厂，再三请求支援，才以高达两倍的价格买到，还对该厂感谢不已。高云集常对厂里的业务人员谈及，“逢快莫赶，逢贱不懒”，这就是他的生意经。

洪发利厂的后期发展

1944年，高云集看到重庆的金银价格，比外地昂贵，暗中派人到合川、涪陵、万县等地收购黄金，回渝销售。于是积极筹备开设银楼。当时不批准新开业营业执照，他便找豫丰纱厂工程处的木工包工头陈云山，将小龙坎吴春华所开的一家小银匠铺“协和银楼”顶打过来，迁入城内，吴将顶打费作为投资。资金总额为二百五十万元，折合黄金三十五两左右，高云集还长期借出黄金五十两，作为银楼周转。名义上是一个合资经营，实际上为高家所做。主要大股是高仲强、周作梅（高云集之妻）、王作周（高仲强之妻）。其他在职人员，都可以投资，三五万元不等，最多是胡鹤皋十万元，还有一些应酬股二三万元。高仲强自认监督，请了留美回国的大学生胡鹤皋为经理，吴春华是内行任副经理。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先后投下原子弹之后，日本处于崩溃之际，高仲强即找协和银楼副经理周鸿泽，在陕西街钱业公会连续四五天大量抛售黄金，每次一百余两，每两价十七万元左右。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时，重庆物价大跌，黄金每两六万多元，此时他以低价购进，相隔几个月时间，获利将近两倍。

与此同时，高云集又与萧允复、黄师让、吴幹、金敏行、李福五等合伙开办复礼银号（地址在打铜街）。高任首席监察，吴幹任董事长，黄师让任常务董事，萧允复任总经理，李福五任协理，宋助耕任经理，庄懋宾任副经理，陈立民任襄理兼营业主任，韩承初任会计主任，王大煜兼事务主任。1944年，风波平息，复礼银号增资改组为和平银行，实际资金五百万元，行址迁至民族路，高云集轻而易举登上了总经理的宝座。

高任总经理之后，活跃于金融市场，利用社会游资，大搞美钞、棉纺买卖。他所任用的经理董传霖、副经理陈永固等代他所做的美钞、黄金公债、棉纱等交易，又赚了不少的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地银行、公司、企业以及较大的商家，纷纷迁移上海，上海已成为全国资本集中地区，投机市场亦转移于此。高云集认为在重庆是塘小鱼大，不能任其摆布，乃于1946年去上海长住，高仲强仍留重庆，彼此联系信电频繁，沟通两地行情便于买进卖出，从事商务活动。他又在上海买船只，其中大的两艘，一艘专行沿海航道，停泊各大港口；一艘行驶长江内河，到宜昌为止，业务兴旺。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高云集即由上海奔赴香港。当时在重庆的高仲强亦在同年10月结束了协和银楼的业务，在重庆解放前夕，率领全家赴港。高云集现住美国，经营旅游业。高仲强经营台湾与香港之间的业务。1980年高云集之后妻，由美回国探亲，谈到高云集已七十余岁；因年老思乡，想念祖国，并谈到他的二儿子，准备随代表团回国参观访问。现高氏两兄弟的内弟均在重庆，与亲友一道盼望他们早日回归祖国，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携手并进，为祖国统一作出新的贡献。

抗战时期上海民营工厂内迁四川的概况

孙果达

“七·七”事变后，上海沦陷前夕，许多民营厂商不甘做亡国奴，纷纷将工厂迁往四川、广西等地，为抗日战争和西南民族工业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旧中国的工业布局是畸形的，绝大部分都建立在东南沿海地区。据原国民政府统计：到1936年底止，内地较具规模的民营工厂只有十五家，其中十家是纱厂、纸厂、面粉厂等轻工业厂。以四川为例，重工业十分落后，绝大多数工厂都是缫丝、纺织、火柴等轻工业工厂，属于机器、电力、化工等重工业的厂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技术也十分落后。如重庆的机器业，它的出现与发展并非由于当地工业发展的结果，而是出于军阀内战及交通建设的需要。重庆有数的大厂之一华兴机器厂（华西兴业公司的附属企业），就是为了适应四川军阀长期内战之需而建立的，它不遗余力地制造枪支，川康督办公署曾向该厂定制了一千挺轻机枪。此外，该厂因承办重庆市厂房建筑与机器安装，也设立了修理部，专营修理业务。再如民生机器厂亦为民生实业公司的附属企业，专门修理该公司的轮船而设立。还有天成机器厂，原有翻砂与机器两部分，制造车床、刨床及其他工作母机，但因四川工业落后，工作母机销路甚狭，天成厂不得不于当年（民国二十三年）就停止翻砂部分，靠承接制造机枪零件、修理步枪、马枪等维持。在资本方面，除了上述三厂外，重庆的机器厂均在万元以下，有些厂的规模也仅是作坊工场而已，因此重庆的机器业实际上还处在修理时期。如此落后的工业显然是无法适应战时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民营工厂的内迁就有了较大的意义。

当时上海内迁的民营工厂共有一百四十八家，其中不少是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的名牌工厂。如作为内迁主要对象的上海机器业，共迁出六十多家。据当时调查：上海机器厂的数量占全国机器厂的百分之三十三弱，而其资本却占全国机器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可见其一般规模都比较大，更何况内迁的有不少是其中的大厂。这些机器厂，以后被称为“抗战期后方机器工厂之中坚分子，对机器制造厥功至大”。

除机器业外，其它行业的民营工厂在当时也是全国第一流的。如龙章造纸厂被称为“上海市新式造纸鼻祖之一，开全国机械制纸工业之先河”。康元制罐厂的设备与资本素列全国制罐业第一。益丰搪瓷厂是上海该行业中的佼佼者，据称：全国搪瓷业，以上海最集中，较大者五家，以益丰为最大。大中华橡胶厂在1928年开设后，发展极速，渐执上海橡胶业之牛耳。美亚织绸厂是中国最大之丝织厂。其他如大鑫钢铁厂、中国工业炼气公司、新亚药厂、中国标准铅笔厂、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华生电器厂、华成电器厂、天原化工厂、商务印书馆等许多内迁企业也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其中大鑫与华生两厂的资本居所有民营内迁厂的首位。

这些大厂从上海内迁时，都带走了当时比较精良的设备，除了大批内地缺少的各类工作母机外，还有许多发电机、引擎、马达等动力设备及钢、铜、铬、镍等原材料。各种专业厂也带走了整套的专业设备，以应内地工业生产的急需。更为可贵的是上海还有二千多名熟练的技术工人随同内迁。据统计，到1939年8月为止，重庆八十三家机器工厂的四千多名工人中，约有百分之七十是内迁工人。他们吃着黄糙米，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时，是后方民族工业中的技术骨干，为建立后方民族工业基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当时武汉纺织染工业共内迁了六十四家，机器制造厂较少。内迁厂最初多迁往武汉，随着武汉的危急，大部分迁往四川，小部分迁往陕中、湖南、广西等地。而迁往湖南、广西的工厂在湘桂战役中损失惨重，不得不再迁四川。当时新民机器厂的胡厥文曾满腔悲愤地责问国民党政府：“哪里才是工厂内迁的目的地？”

当时四川省政府对工厂内迁热忱欢迎。1937年10月上海民营工厂开始内迁时，四川的《国民日报》就刊载了一篇名为“欢迎国货厂商入川”的署名文章，认为四川乃是全国最适宜的工业复兴基地，其理由是：“1.四川地处西南，不易受敌机威胁，较为安全；2.四川与上海之间有长江相连，交通较为便利；3.四川在资源、人力与动力等方面比其他各省优越，最符合工业化的条件。”

上海、南京、无锡等地的民营厂迁到武汉时，四川省主席刘湘正在武汉养病，他立即电令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从渝抵汉，极力动员各厂迁川，并答应在运输、厂地、电力、劳工、原料、市场、金融、捐税等方面大力协助。为了避免重蹈内迁厂在武汉征地困难的覆辙，刘湘还电令四川省政府秘书长，要他务必协助迁川工厂购地，切勿任令地主刁难。

当民营工厂从武汉迁往四川时，四川省政府川江航务处还召集四川各条河流的船帮，提供六百四十条船只协助内迁。为了保证安全，四川省政府还决定：凡由木船运载的迁川工厂，其物资保险费每二十元由川省津贴十五元九角五分，内迁工厂负担四元零五分，以示对迁川工厂的优待。到1938年10月底为止，四川省政府的协助款项达一百二十多万元。与此同时，四川省政府以重庆市市长、市公安局长、市商会会长、省建设厅驻渝代表、江北县县长、巴县县长及国民党政府工矿调整委员会、建筑专家、工业专家的代表等人组成了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规定减免迁川工厂厂地的捐税。当地居民对此亦表示支持，如四川复旦中学校长把江边视传的二百余亩土地以公允价格出让给了上海迁川的龙章造纸厂、天原电化厂与天利化工厂等。

大批民营工厂的内迁，促进了西南地区民族工业的发展。其中上海民营内迁厂由于在数量、规模与技术等方面均占很大优势，因此成了内地民族工业的主力军。

在1938年至1939年间，后方民营工厂以生产军火为主，如：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各式炸弹、炮弹引信、飞机炸弹、机枪零件等军用品。据工矿调整处1939年统计，生产各类军用品的工厂中，除了陆大、复兴等二三家厂外，其余都是上海民营内迁厂，而且几乎都在四川。其中新民机器厂还特地在桂林设立了一个专门生产军火的分厂，单是在1944年4月至8月间，就生产了甲雷引信十万套。在抗战期间，仅上海民营内迁厂中的新民及其分厂、合作五金厂三厂生产的军火就占了后方民营工厂军火产量的二分之一左右。

从1939年下半年起，后方的民族工业开始把生产的重点转向民用工业。在重工业方面，如冶炼业的大鑫钢铁厂不仅是所有内迁厂中开工最早的工厂，而且还是当时后方最大的民营炼钢厂。在化工业中，天原化工厂是有数的大厂之一，不仅生产了大量的烧碱、盐酸、漂白粉，而且其所属之天盛陶器厂还是后方唯一生产化学盛器的工厂。还有顺昌机器厂，成功地制造了水泥切磨机，为水泥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至于机电与机械制造业，上海民营内迁厂更是中坚力量。四川地区自不待说，因为上海民营内迁厂中的大部分机器、机电厂都集中在重庆。就是在湘桂地区，也是以上海民营内迁厂作为主体，如迁至祁阳的新中工程公司、新民机器厂分厂和迁至衡阳的华成电器厂成了该区机器工业的三大支柱。围绕这三家工厂形成了三个生产集团，如新中工程公司发展成了具有六个卫星厂的联合企业，由于它以制造内燃机出名，因此被誉为“全中国动力的发祥地”。

上海民营内迁厂对后方轻工业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以纺织业为例，上海美亚织绸厂所属之铸亚铁工厂在内迁后与上海棉业实验馆的机械并入了广西纺织机械厂，从而使该厂设备在内地独占鳌头，后方各纺织厂纷纷前往学习，仿制其织机，对后方纺织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又如造纸业，上海内迁之龙章造纸厂设备重达千余吨，成了后方最大的造纸厂。同时顺昌机器厂还生产了大量造纸机，当时后方的中兴、昆仑、嘉乐等纸厂的造纸机械均由该厂制造。再如医疗器械制造业，后方本无此业，由于合作五金厂在内迁时携带了全套的电镀设备，加上其精良的工艺，因此解决了制造医疗器械的关键问题。另外，上海民营内迁厂还根据后方轻工业发展的需要生产了大量的针织机、纺织机、碾米机、切面机、轧粉机等轻工业设备。

在这些生产各类民用品的工厂中，除了联华、陆大、复兴、恒顺与老振兴等五厂外，其余都是上海民营内迁厂。而其主要生产基地也是在四川。重工业产品的大量生产有力地促进了西南民族工业的发展。以重庆的机器业为例：到1940年已由战前的十余家发展为一百三十三家，而机器业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其他各项工业的发展。同样以重庆为例：战前只有大小工厂三十九家，但到1944年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已达一千五百多家了。

1939年11月5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与部分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参观了重庆十三家民营内迁厂，对其在抗战中作出的贡献题词赞扬。1942年元旦，以上海民营内迁厂为主体的“迁川工厂联合委员会”在重庆生生花园举办了为期两周的“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参加工厂九十七家，共展出四十九类产品。各界人士交口称赞，有的认为这是“大后方工业生产之洪流”，有的称之为“抗战初期厂长与职工为迁移工厂而流洒的血汗所培养出来的花蕾”。当时周恩来参观了参加展出的大鑫钢铁厂，并题了词。

尽管各地民营内迁厂为抗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最终并没有逃脱官僚资本的掠夺。到抗战胜利时，内迁厂不是落到了官僚资本手里，就是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许多内迁厂只得将生产用的机器贱卖以维持生计。对民营内迁厂的悲惨命运，有人作了这样的概括：“各内迁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归，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实为抗战时代一页伤心惨史。”

命运最惨的还是随厂内迁的工人。他们在内迁时冒着炮火抢运，肩挑背扛，历尽艰险，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到抗战胜利时他们仅拿到一点遣散费，像乞丐一样过流浪的生活。如上海一千多名内迁工人，返沪后竟受到难民的待遇。

为抗战作出贡献的民营工厂——上海大鑫钢铁厂内迁四川的简况

孙果达

大鑫钢铁厂是抗战期间内迁四川的一家最大的民营炼钢厂，为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现据我所知，简要地作一介绍。

大鑫钢铁厂建于1933年秋天，厂址在上海杨树浦，创办人余名钰。余氏系浙江镇海人，年青时留学美国，回国后从事矿冶事业多年。1934年9月，大鑫钢铁厂开工，产品有铸钢、铸铁、马口铁等，销路很好，是民营炼钢厂中的佼佼者。抗战前，大鑫厂主要生产火车、铁路所需要的钢铁材料，仅在1936年一年内就供应铁路车辆的材料金额即达一百万元。随着抗战的需要，大鑫厂开始生产坦克车所用之配件，交给辎重学校使用。此外，大鑫厂还为兵工署上海炼钢厂制造了两千余枚飞机炸弹的钢壳。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速对上海的战争准备，上海的日商工厂亦全部转产军用品，战火一触即发。7月28日，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机器化学组在会议中提出内迁上海民族工业的问题，决定派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到上海调查。当天，林继庸到上海与工业界的领袖人物胡厥文、吴蕴初、支秉渊、薛福其、颜耀秋、项康元等商量内迁事宜，当即得到响应。

7月30日，余名钰参加上海民营机器业召开的内迁动员会议，当场就和胡厥文、王佐才、颜耀秋等人带头报名内迁。从8月2日至6日，林继庸先后调查了大鑫钢铁厂、中国工业炼气公司、大中华橡胶厂、天利氮气厂、康元制罐厂、中国酒精厂和大丰工业原料公司，商讨具体的内迁问题。余名钰请求尽快内迁，迟了恐无济于事。为了郑重起见，余名钰还于8月5日亲笔写了封信，交给林继庸带回南京面交资源委员会，表示内迁的决心。

大鑫厂址在沪东日军势力范围内，自然成了日军觊觎的重要目标。8月初，日军派人前往大鑫厂，花言巧语以重利相诱，要求搞所谓“中日提携”，当即遭到大鑫厂的拒绝。日军恼羞成怒，扬言要对大鑫厂实行军事占领，或予以炸毁。

当时大鑫厂正承接国民政府铁道部制造一千辆新机车之铸钢材料的任务，定于来年3月交货。鉴于世界各国都在整军备战，严禁钢材外运，大鑫厂建议先将锰、锡、废旧钢铁等炼钢原料收购储存，以供炼钢之用，否则即使保有炼钢炉亦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虑。为了引起资源委员会的重视，余名钰在信中疾呼：“寇深时危，敬请钧会迅赐示导，使民间实力得以保全，长期抵抗得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实属迫切待命之至。”

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三二四次会议基本批准资源委员会提出的“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的提案。决定用五十六万元经费内迁上海的民族机器业以及大鑫钢铁厂、大中华橡胶厂、民营化学工业社和中国工业炼气公司等五家专业工厂。大鑫厂得到了十万元的运输、搬运津贴，并低息借到了购地、建筑等费二十万元。

8月11日，资源委员会以林继庸为主任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宣告成立。紧接着，大鑫厂开始储备锌、铬等各种贵重配剂，足够一年之用。同时，大鑫厂还收购了二千余吨废旧钢铁作为原料，以应不测。为了抢救大鑫厂，抢救厂内各种宝贵的原材料，使之不致毁于战火或沦落敌手，余名钰对厂内进行内迁动员，表示他本人在此最后关头，深愿率全厂职工运送设备为国家效力，担任机械方面钢铁材料、配件的运输任务。随即连夜拆运厂内的设备，先行抢运进入租界，以防万一。

他在给资源委员会的信中强调：我国工业落后，无相当之炼钢厂，一旦大战开始，后方对于运输机件之修理与补充定会大感不足。因此要求国民政府将大鑫厂内的各种设备与大量的原料于最短时间内运往政府指定的地点，为抗战出力。还建议政府赶紧出资收购散在市面上的数千吨废旧钢铁，运往内地备用，一则可以不资敌，二则内地无大规模之冶炼厂。

紧接着由上海民族企业家组成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亦宣告成立，负责具体的内迁事宜。该会由十一人组成，上海机器厂的颜耀秋和新民机器厂的胡厥文为正、副主任，余名钰与新中工程公司的支秉渊、中华铁工厂的王佐才、华生电器厂的叶友才、大隆机器厂的严裕棠、万昌机器厂的赵孝林、中国制钉厂的钱祥标、中新工厂的吕时新、康元制罐厂的项康元等九人担任委员。

经过种种周折，8月23日，顺昌机器厂由高功懋和孙孝孺两人率领九名工人和四条船，装载内迁物资八十七吨，首先沿苏州河经镇江向武汉出发。接着，上海、新民、合作等机器厂亦随之出发。大鑫厂的内迁物资分批运走：

• 第一批在8月30日，内迁物资二百六十吨，共装船六条，由吴仲甫、谢子东两人率领，随迁工人三十名；

• 第二批在9月25日，共有木船五条，物资三百五十四吨，随迁工人一百五十名；

• 最后一批是在10月22日，由谢宏声率队，五十二吨物资共装两条木船，随迁工人十余名。

这最后两条船于11月2日抵达镇江，11月8日转装吴淞轮赴汉口。总计大鑫厂的内迁物资共达六百六十六吨，随迁工人一百九十三名，是上海民营内迁厂中随迁工人最多的工厂。由于时间紧迫，加上当时兵荒马乱，运输极为困难，大鑫厂共内迁了全厂设备的四分之三。

大鑫厂千辛万苦迁到武汉，却出乎意料地发现武汉根本无法建厂。首先是没有合适的地点。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委员会在武汉只设立了办事处，仅备有少数的破庙空地，这对众多的内迁工厂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其次是当地电力严重不足，既济发电厂根本无法供给大鑫厂所需的电力，而且电压也不合需要。

余名钰见此情况，焦急万分，只得打报告给国民政府请求协助解决困难，帮助大鑫厂尽早复工。但当时南京正告危急，国民政府惊慌失措，根本无暇顾及这类事情。余名钰见报告如泥牛入海，难以使工厂开工，同时也深感武汉形势不稳，非久留之地。而此时四川省又派员、又登报欢迎内迁厂前往建厂，于是他决计迁往重庆。

长途迁移需要大批现金，大鑫厂经过数月搬运，资金短缺，已无力负担，同时运输需要船只，亦难以寻找。正当大鑫厂进退两难之际，四川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表示愿意协助大鑫厂内迁，条件是由民生公司参加投资。于是余名钰就于1937年11月间与民生公司签订了合同，由民生公司加入一半资本，并提供运输船只，大鑫厂的名字改为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这样，大鑫厂在添置了一些设备和原料后，从12月起，先后分五批从武汉向重庆迁移：

• 第一批在12月7日，运走物资六十二吨；

• 第二批在12月17日，运走物资一百零五吨；

• 第三批在12月30日，运走物资五十吨；

• 第四批在1938年元旦，运送物资最多，达四百零二吨；

• 第五批在1月5日，运走物资一百零八吨。

以上五批除第四批是用五艘帆船运输外，其余全系轮船装运。这些物资共达七百二十八吨，其中主要的机件设备有炼钢电炉四座、车床十六台、刨床七台、钻床七台、铣床一台、马达四十二只以及大批原料。

从武汉迁往四川的上海民营厂中，最早要算美亚织绸厂，它于11月27日出发，接着要算三化机器厂与中华铁工厂，它们分别在12月5日与6日出发，大鑫厂为第四。但就后方复工的情况来看，大鑫厂实为所有民营内迁厂的第一，它于1938年2月就在重庆土湾建厂开工了。而美亚厂是在四月复工，中华厂在8月复工，三化厂直到1939年3月才复工。

大鑫厂刚到重庆，就与民生机器厂合作。当时民生厂将它的德士古仓库改成厂房，分成机器车间与翻砂车间，把机器车间借给了大鑫厂。另外还借给大鑫厂八部车床、三部刨床、二部钻床和一部铣床。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则全部由大鑫厂供给。

在抗战期间，大鑫厂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它是后方最大的民营炼钢厂，先后设立了机器、木工、炼钢、锻钢等分厂，拥有五吨平炉一座、一吨电炉一座、一吨柏士麦炉一座以及三座冲天炉和一座回火炉。此外还有一座二千二百瓦和两座四百五十瓦的变压器，拥有职工千余人。

在1938年至1939年间，大鑫厂和后方的民营厂一样，以制造军火为主，主要生产炸弹和手榴弹，还生产山炮。在1938年11月的一个月中，就生产了三千六百枚手榴弹壳，另外还制造了二十台车床。这对一家当时刚复工不久的厂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以后，大鑫厂逐渐转向民用生产。

在原材料方面，生产各种铸钢，如竹节钢、地轴钢及方、圆钢材。在各种工业品的制造方面更是名目繁多，如：在动力机类中，有卧式锅炉、立式三联式三涨蒸汽机；在工具机类中，有车床及各种规格的铣刀、钻头、单臂式蒸汽锤、轧钢机、五十吨油压机、十吨螺杆压机、能拉2号至12号铁丝的拉丝机、制钉机等等；在起重与泵浦类中，有一至十五吨的人力行车、一百二十吨的电动行车、五吨的人力绞车、一百一十公斤的电动绞车、载重三吨与五吨的葫芦、各种规格的离心式抽水机、蒸汽汽水泵和压力油泵；在气体输送机类中，有各种规格的离心式鼓风机、蒸汽鼓风机、来复式鼓风压缩机；在粉碎机类中，有粉碎机、双辘轳磨粉机；在矿冶设备中，有一吨海洛塔式电炉、一吨贝式炉、麦色贝炉；在化工机械类中，有卧式与立式的炼油设备，有拌和机、轧油墨机、肥皂机、耐酸锅。此外，大鑫厂还能制造汽车中的传动齿轮、制砖机械和高温耐火砖。

在后方的民族工业中，大鑫厂不仅以产品种类多居首位，而且产量也很高。就规模来说，大鑫不及孔祥熙的“兴业”，但出品却超过“兴业”。如大鑫每月可生产灰口铁一百四十吨，各种铸钢一百吨。另外，大鑫厂产品的质量也较好。

1942年元旦，由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牛角沱举办了“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参加者有九十七家工厂，共四十九类产品，其中大鑫厂的冶金产品和机器模型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同年1月14日，周恩来、冯玉祥等参观了大鑫厂，周恩来还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大鑫厂所取得的成就，是与全体职工的努力分不开的。从开工至1941年底，大鑫厂先后遭到日机轰炸五次，厂房与工人宿舍共中炸弹九十多次，但广大职工并没有后退，而是随炸随修随生产。余名钰本人也常常带着护目镜，对着炉火像木偶似地一站就是半天，研究解决生产中的难题。

像这样为建立后方民族工业、为抗战出了大力的工厂，亦没有逃脱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压制和掠夺。从1942年起，后方的民族工业似江河日下，大鑫厂也不例外。面对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国民政府把平价煤、平价米供应“国营”工厂，民营厂不在照顾范围。另外，国民政府把订货也全给了“国营”与半“国营”厂。在贷款方面，国民政府也歧视民营厂，如1944年共发放贷款二十亿，钢铁业占一亿五千万，其中兴业厂依仗孔祥熙的势力得到七千万，而大鑫厂只得到一千万，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与此相反，国民政府在制定有关政策时却千方百计束缚民营厂产品的价格，如钢的价格规定每三至六个月调整一次，这就使得大鑫厂产品的成本飞涨，经营困难。到抗战胜利时，大鑫厂已处于停工状态，仅制造一些烧饭、煮盐用的铁锅与一些铁钉。大鑫厂的经理李志亲愤怒地说：“美制钢板、角铁等源源涌来，而国民政府却发出‘西南工业落后，不堪扶植’的论调，把我们一脚踢开了。”

自贡井盐开采加工技术的演变

聂无放

自贡以出产井盐著称。解放前钻井深度已达三四百丈，在当时落后的技术条件下，能钻那样深，能从那样深的井中采卤、制盐，是很不容易的。其开采技术的不断发展，是劳动人民在自贡盐场的伟大创造。

自贡的盐，属于井盐，而制造方法，又属煎熬盐。在制造过程中，由于各个时期所采用的热源不同，因此操作工艺也不一样。很久以前以柴薪或煤炭为主要燃料的时候，钻井成功以后，一般都是自己采卤，就地煎熬，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在当时叫做“就井设灶”或者“自办煎烧”。后来由于发现了天然气，就开始有了卤井、气井和气卤井的区分。卤井采卤，气井设灶。卤从卤井中采出以后，一般还需要把它输送到气灶煎熬。这样一来，采卤和制盐就逐渐分为两个部分了。嗣后，由于地质变化的原因，卤井和气井逐渐分别集中到不同的地区，输卤就需要经过较远的距离，而形成中间环节。这个时期，整个井盐的生产过程就分为钻井、采卤、输卤和制盐等四个部分。除钻井属于基建工程外，采卤的工场称为井，输卤的称为枧，制盐的称为灶房。

自贡的地下岩层是相当复杂的，有许多断层、裂缝，给生产技术带来了特殊困难。历代的井盐工人对复杂的岩层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无论在钻井、采卤、输卤和制盐技术等方面，都作出了许多惊人的创造，把生产技术推向前进。

一、顿钻法钻井

钻井是井盐生产的基本环节。过去，一走向钻井工地，就看见一些半裸体的工人在一个木架上，闪电般地跳来跳去，形同悬空飞跃。上一班在汗干力竭以后，另一班紧跟着顶替上去，这一工序称为“捣碓”，那个木架叫“踩架”，从事这项操作的就是“碓工”。

踩架高约五尺，两边长一丈多，两头宽五六尺，一头临近井口，四面联以杠梁，呈长方柱形空心架。在临近井口的一头的踩架上另绑两根木桩作为支点，架起一根木质的杠杆，叫做“碓板”。碓板前段长一尺多，前端正对井口，向下扣上一个可以四面转动的铁环，用麻绠扎接竹篾，作为吊绳联接钻具下井。后段长七八尺到一丈，越过踩架短梁伸入碓架中间。碓板后端下面，在地面上放置一个石碇，上面搁上一块铁板，上方另竖两根大柱，绑上横木，又在碓架的两边长梁上捆上扶手。

操作时，一些碓工站在长梁上，手倚扶手，跳上碓板后段，用力下踩，利用体力和体重把它压到地面铁板上，使前端向上跷起，带动吊绳提举钻具。然后又攀着扶手跳回长梁，利用钻具和吊绳本身的重量，把钻具引向下坠，冲击井底岩石。人们看到的碓工们的跳跃活动，正是在往复于碓架长梁和碓板之间，进行捣碓操作。

钻具是铁质棒形，钻头有刃口。另有钻工站在井旁，把扣在碓板下面的铁环按一定方位转动，带动钻具转到一定角度，使钻头刃口由侧面把岩石破裂，在继续冲击中被其粉碎。这样的钻井方法，是根据自由落体受地心引力作用的原理，优点在于：虽然井深钻到一千公尺，偏差度仍然很小。在现代钻井工程中应用这个原理的钻法叫做“顿钻法”。它是我国劳动人民所发明，早已著称于世，被公认为“中国钻法”。

钻井前必须考察地下蕴藏情况，据以确定井口位置。由于过去缺乏现代的地质知识，实际上只限于地面观察，虽然如此，经过长期实践，还是摸索出了一些地质规律。如所谓“采卤在山沟，来气在埂上”和“气有缝，卤亦有缝”等等。

为了保证钻井工程的进展和安全，施工之前的防护工程，在地面锄掘井口，砌成石圈，以防止泥石塌陷和隔绝地面附近的地下水。钻井完成以后经过试卤、试气，借以测验产量。从工程开始还要建立钻井记录——岩口簿，按日记载钻井深度、岩层和储积物的状况，作为地质分析和技术参考资料。另外，掘井工程完成以后还要修建厂房和有关生产配套设备。

四川的卤井，初期只有大口浅井，到了宋朝庆历、皇祐年间（1041—1053年）才开始有了小口深井。大口浅井是掘地而成，小口深井钻井技术是经过历代不断改进，才形成近代较完整的钻井技术规程。其中，就钻具来说，最初在宋朝时使用的明圆刃凿，钻头刃口呈圆形。明朝使用的有大钎和小钎。近代以来，类型很多，有楔形刃口的负尾凿和银锭形的银锭凿，在钻进的不同阶段上分别使用。钻具的重量和钻头的宽度，随着井的深度和口径的增大而增加。碓板也相应增长，从而使钻具的起落幅度不断增大，碓工人数也不断增多。其它如钻井设备和施工程序也不同程度地有一些变化。由此，钻井工效逐渐提高，初期井深几十丈，口径一二寸，钻成时间需要三年左右，后来以同样时间钻井，深度增加到四至五倍。虽然如此，由于始终停留于手工操作，工效的提高还是有限的。

在民国11—12年间（1922—1923年），大坟堡鼎新井的资本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曾向上海英商通用公司订购美国开士东厂制造的蒸汽动力钻井机一部，使用机器钻井，平均每日钻进一丈。但在中途由于英国工程师狄德利勒索超额供应不遂，借故违约离职，因而停钻。民国24年（1935年）搬到土地坡龙兴井，由钻井工人自己试钻，平均每日钻进一丈九尺。最后由于零件磨损，公司拒不配售，仍然半途而废，以后就再没有人使用机器钻井了。

二、钻井深度超过当时的世界水平

由于钻井技术的不断提高，井深逐渐由浅到深。最初的一眼深三百尺。到了深井时期，据调查，清朝雍正八年（1703年）永盛井钻到四十八丈的时候，发现了天然气，分灶煎盐十六口。乾隆三十年（1765年）开始的老双盛井，井深一百六十丈。道光十五年（1835年）开钻的兴海井，井深二百七十余丈。此后继续发展，到解放前（1949年），宝善井深达三百六十九丈。

在世界的钻井记录上，美国人狄拉克在1859年钻了一眼油井，深二十一公尺多，美国的资本家竟据以宣称，美国是石油工业的先驱。殊不知我国最初的浅井深度即达一百多公尺，而在狄拉克同一时代井深早已达到一千公尺，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世界水平。

民国16年（1927年）德国工程师克雷门由当时的四川地质研究所长杨梦石陪同来到自流井考察盐业。当他们走到上桥竹林湾同兴井，听说井深二百八十多丈，他认为手工操作是不可能钻进那么深的。因此，他亲自用铅丝垂入井中探测证实，使他感到异常惊异。

由于钻井深度逐渐由浅到深，日采卤量相应减少。为了增加每个轮次的采卤量以提高日产卤，就不断提出了增大井径的要求。在明朝以前，井的口径一般是一寸几到二寸左右。清朝道光（1821—1850年）以前，大部分是三寸以下；咸、同年问（1851—1874年）新钻的，多数在三寸以上；光绪年间（1875—1908年）在四寸左右；民元（1912年）以后逐渐增加到六寸以上。由于井径的不断增大，一方面逐渐加大了钻具的重量，同时扩大了井下工作面，有利于钻井操作，从而为井的进一步加深提供了条件。

在钻井逐渐由浅到深的过程中，更多地发掘了丰富的地下资源。清朝道光（1821—1850年）以前只有黄卤，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发现黑卤，并逐渐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光绪十八年（1892年）又发现了盐岩。

三、套管固井

套管是用木质的套管，装置在井身的上部，向上穿过石圈齐于井口，作用在于隔绝井口附近的地下水源、防止塌陷。制造的方法是：采用每段长约八尺到一丈的坚实木料刨成圆形，劈为两半，内部挖空，然后又把两半合起，每段之间用牝牡榫扣合。全身外用竹麻捆缚，涂上油灰，再用麻布缠裹。它的优点在于，经久耐用，便于修理，类似现代钻井技术上套管固井法的装置。在这里，九百多年前就开始应用了。这在世界钻井技术上也是一件大事情。

木质套管是随着井径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起来的。原来是用竹子制造，把竹子的同径部分，打通内节，接固而成。井径最小时管材是用斑竹，后来井径稍大就改用楠竹，到了井口不断加大的时候竹材已不适用了，又改用木材。由于用木材代替了竹子，所以称为木竹。采用的木材种类：井径不到五寸的一般是青杠或柏木；井径在五寸以上的用松木。由于木竹套管的应用和发展，减少了在钻井和采卤过程中发生事故。但是毕竟由于技术条件有限，始终只能起到半节套管的作用，井腔下部更长的部分还是裸眼。

四、科学试气

在钻井工程完成后，首先进行试卤和试气。测验卤的咸量和天然气的气压以及产量，确定其生产价值，制定建厂规模。测卤咸量的方法，习惯以一碗或一桶卤水，用小锅煎干成盐，计算其重量比例。测卤产量则是以一定时间，如12或24小时连续试采，以测量它的正常稳定的日产量。

测量气量和气压，有“插通天枧”、“扎箱”和“放亮筒子”几种方法。其中，放亮筒子一种应用最为普遍，它是从井旁地下竖立起一系列的中通竹筒，从井内引出天然气，根据火焰的高低、清浊、颜色和紫密的程度来判断气压和气量。一般每个亮筒子所结气子以二至五口为度，这就是分气没灶。放亮筒子和现代试气的“开式彼脱管”的原理相同。1956年，某井曾经喷气，当时先用放亮筒子的方法算出流量为十万立方公尺，后来再用现代的“开式彼脱管”进行测试，证明流量确在十万至十五万立方公尺之间。这种试气方法具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可靠性。试气，是石油工业中比较新颖的项目，而在一百多年前自贡盐区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了。

岩口簿就是现代的钻井记录，记载着每天钻进深度，所发现的岩层情况和其它地质状况，还记载着井内事故及其原因、维修措施和方法等等，实际上就是井口的技术档案。清光绪二年（1876年），李榕所著的《自流井记》中就比较系统地谈到了地质情况，他依照钻进时所发现的地质层次，列举出了各种岩层，并指出了在那些岩层发现石油、草皮火（浅层天然气）和黄、黑卤。他还着重提出，所举岩层不是每眼井都相同，但是其中的黄姜岩和绿豆岩却有卤或气。而所谓绿豆岩，正是现在确定的在嘉陵江石灰岩中的标准岩层。由此可见，岩口簿在很多年前已经开始应用，而在百多年前就卓有成效了。

岩口簿的记载，随着井的深度而内容日益增多，积累的资料更为丰富。以民国22年到民国25年（1933—1936年）钻成的崇福井为例：井深三百一十丈，在岩口簿上记录了二百九十一层岩层和每层距井口的深度、厚度、色泽，并保存有各层岩石的实物样品。又如在那个地质层中，发现了多少石油、黄卤、黑卤、天然气和地下水，都分别详细记载清楚，后来根据记载，还制成了一幅挂图。

五、采卤天车

天车是竖立在井口上面的井架，架身的主架由两组木柱组成。每组木柱是由若干根杉木连接捆扎起来的，长度视所需要的高度而定。两组木柱间的距离上小下大，顶端相距五六尺，上联一根横木，横木安装定滑轮，叫天辊。刑架有二至六根，系长度递减的木柱组，起支撑主架的作用。定成这样一架天车，需要很多木材。以架高十二丈的为例，大致要根径六寸至一尺以上的杉木五百多根。全凭排挤、囤捆而成，是空心结构，在现代建筑学上被称为摩擦结构。它的优点是坚固、耐腐蚀，能负重荷，还经得起大的震动。天车的附属设备还有绳轮、地辊。

采卤的方法就是用一根比井深更长的吊绳，以其一端系提卤筒，通过天辊和地辊的轮槽牵动绳轮旋转，逐渐引长吊绳，直向井底下落，没入卤中。卤入筒后，用动力运转绳轮，把吊绳卷扬起来，直到把灌满盐卤的卤筒提出井口。如是反复操作，埋在地下深处的卤就一筒一筒地不断提出。这样采卤的方法一般叫做提举采卤法。

这样的提举法是经过不断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汉墓出土的冥器——陶井和井盐画像砖，可以看出当时的大口浅井，形状如同一般的水井。采卤设备是在井口上面架设两层的楼架，两边楼檐装置滑轮；两个提卤容器分别系在一根吊绳的两端，而把它的中段套上滑轮。四个采卤的人分别左右站在楼架的上下两层，轮番用手拽绳，容器随之迭相上下。这是最初的采卤设备。史籍中还记载着，有些地方使用桔槔提卤。这说明，很早就已经开始利用滑轮和杠杆的机械作用，已经有了吊绳和简单的井架。容器是木桶或大皮囊。

六、辘轳采卤

使用辘轳采卤的方法，时间比较长。解放前，比较浅的卤井地区还可以看到使用辘轳采卤的情况。主要设备是在紧靠井眼旁边架设一个竹木结构的横轴车轮，井眼上面竖立一根竹竿作为支架，竿顶套上一圈竹环。提卤容器是打通内节的竹竿，吊绳是用麻捆接起来的竹篾。在提举的时候，由两个采卤的人，手攀脚踏连接轴的横木，运转车轮，把提卤竹竿卷扬起来。

由于提卤容器改为竹竿，竹竿下井浮于卤面，难于沉入井底，不能从上口灌入竿内，在提出井口以后也不能从上口倒出卤来，因而在底端开口，口内系上一个皮质活门。在竹竿放下井中接触卤面以后，卤就自然由底口入于竿内。在提举的时候，竿内的卤又凭它本身的重量把活门压闭，和底口密合，使卤不能漏出。在提出井口以后，使用铁钩把活门向上钩开，卤即从底口放出。这种提卤竹竿的底口构造，已经基本上成为后来提卤筒的底部造型。

另外一种设备叫做“冲筒子”，在五通桥等地区的较浅卤井至今还在应用。它是在紧靠井眼旁边用两根木柱架起一个横轴的滚筒，叫作花辊，正如在使用辘轳采卤时所竖立的竹竿一样，在井口上面架设一个更高的木架，作为支架。另外还在花辊后方地面上架设一个竖轴的绳轮，花辊和绳轮之间设置地辊——地上定滑轮。提卤容器已经不是自然形态的竹竿，而是以相当于井径的竹竿锯断成节，用牡牝榫扣合，成为全长同径的竹筒，底口仍置活门。吊绳还是竹篾，提举方法也和辘轳采卤的情况相同。

从上可以看出历代采卤设备的演变情况。楼架和桔槔由于起落的高度小，容器大，只适用于大口浅井。辘轳是由大口浅井到小口深井的过渡型设备，冲筒子则是在井身逐渐加深、负荷要求加大的情况下，作进一步的改进。天车，也是为了适应井身的进一步加深、负荷要求更大的情况下逐步演变而来的。有了天车以后，由于吊绳在天辊和地辊之间所形成的角度越来越小，原来用作吊绳的竹篾容易折断，因而改用了篾索。一套比较系统的采卤设备就这样逐渐形成了。

采卤设备和方法，还是随着卤井的逐渐加深、井径逐渐增大而不断发展的，特别在发现盐岩和采用蒸汽机提卤以后，更有显著的变化。许多年来，天车的高度和提卤筒的长度由几丈发展到解放前的十三丈多，提卤筒的筒材由斑竹改为楠竹或白铁皮，吊绳又由篾索改为钢绳，其它设备也都不断加大、加固或由木质改造为铁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具庞大的、竹木和金属混合结构的采卤机器了。这些都是通过劳动人民的刻苦钻研，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复改进和实践检验，才能不断符合各个时期的客观要求。

其中，如像白铁皮筒的结构：原来是用铁皮和竹筒间隔配接，后来改为全用铁皮；筒身使用铁皮的层数，由两层改为三层、四层到五层；铁皮下衬的尺寸，由每段三寸、四寸改为四寸和五寸交错焊接，最后改为每段三寸；筒身里层由绸涂漆改为白布或皮纸涂漆，最后改为涂焊锡。由于提举采卤技术的不断发展，基本上适应了井的不断加深、井径不断增大，而逐渐提高了采卤能力。

七、提卤动力由人力到蒸汽机

采卤需要动力。由于井的日益加深、井径日益加大，卤源日丰，从而要求不断增加提卤量，加快提卤速度。因此，提卤动力逐步改进，由人力发展到畜力和蒸汽，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少数较浅的井使用过电力。动力的发展又不断为井的进一步加深、井径进一步加大开辟了道路。

一般说来，大口浅井时期是使用人力，小口深井以后逐渐为畜力所代替。根据明末《天工开物》的记载和其中的插图，当时已经使用畜力（水牛）。《四川盐法志》引吴鼎立在清朝同治十年（1871年）所著《风物名实说》中，谈到当时自流井采卤是以畜力为主，人畜并用。一般是使用水牛，少数使用骡马。人力采卤的方法逐渐被淘汰。

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发现盐岩以后，卤源更见丰富，畜力提卤已不适应了。其时正跨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我国已经出现新兴工业，从而为改进提卤动力提供了技术条件。当时有一个名叫欧阳显荣的商人在重庆经商，曾在行驶川江的轮船上看到拔锚的起重机，认为可以利用蒸汽来作为提卤的动力。经过他同技术人员研究，托汉口周恒顺五金工厂制造了一部提卤蒸汽机，于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年）运来自流井。

当时自流井的盐业资本家对于这部机器是又爱又怕。爱的是，听说用机器提卤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怕的是，由于从来没有试用过，如果不成功就要遭受损失。结果，一般比较好的卤井都不乐于采用，而只有豆芽湾的世兴井，由于条件很坏，才租给他安装采卤。这部机器原来的设计能力很小，试机以后就发现提卤的负荷不相适应。后来经过工人们刻苦钻研，克服了重重困难，虽然能够勉强使用，但由于井的条件坏，终于失败。

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汉口周恒顺厂的老板到这儿考查，根据原来那部经过工人改进后的机器重新设计制造。从民国2年起（1913年），一些重庆商人和本地盐业资本家陆续向汉阳、上海购进机器，首先安装在以大坟堡为中心的盐岩井区，逐渐扩展到其它井区。

这一批机器都是立式锅炉，一般气压一百六十磅，双缸引擎，马力一百二十匹，每天提卤约二百筒次。它的负荷能力仍不高，而煤耗较大。但比畜力提卤有了显著提高，因而在这段期间曾经引起了一批较大口径的盐岩井开始新钻。从民国7—8年（1918—1919年）起，为了适应那批新钻成功的盐岩井的需要，又纷纷购进负荷能力更高的卧式锅炉机器，气压提高到二百五十至三百磅，引擎马力二百五十匹，日采卤三百筒次以上。

使用蒸汽动力提卤，很快就在自流井、特别是大坟堡盐岩井区推广，先后安装的蒸汽机，由民国8年（1919年）的三十八部，增加到民国20年（1931年）的九十四部。由于蒸汽机的采用和更新，大大提高了采卤的生产能力，特别是新钻的大口径盐岩井，成效更为显著。以口径三寸几的黑卤共和盐岩井为例，采用立式锅炉蒸汽机提卤比畜力提高约2.8倍，卧式锅炉比畜力提高约4.6倍。以采用卧式锅炉的五寸以上口径的盐岩井为例，比用同式蒸汽机的小口径盐岩井提高约3.61倍，比采用立式锅炉的小口径盐岩井提高约4.45倍，比畜力提卤的小口径盐岩井提高约10倍以上。

八、盐岩的发现和井下盐岩层的溶化汇通

自流井的采卤设备和方法，是适用于一般卤井提卤的。卤井中有的由于井腔内的气压特别高，自然把卤从井中压出，不用提举，叫做“喷卤”。如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德成井，卤从井中喷出，高达三四丈，每天积卤约千多担。这种情况虽有所发现，但只是少数卤井在个别时期的现象，喷卤的时间也不长。

另外就是盐岩井，原来井中并没有卤，必须先把白水灌入井腔，把盐岩溶解以后，再按照一般提举的方法把它提出井来，这就是盐岩卤。

关于盐岩的发现和盐岩井的演变情况。原来自流井只产黄卤，储积层一般在井深二百丈以上。黑卤的储积层在二百七十到三百丈。杨家冲和大坟堡一带的黑卤井在二百五十丈以下有一层岩层，其质松脆，容易坍塌，一般人把它叫做烂岩、豆渣岩或胆巴岩。钻井遇到这层，为了向下深钻，需要采取安全措施，用油灰把它封闭起来。

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年）杨家冲的广泉井（后改名发源井），因原来封闭岩层的油灰腐坏，岩层坍下井底，随着黑卤和泥沙提出地面。由于泥沙堆中夹杂一些晶莹块粒，在日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泥沙晒干后呈白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的工人拣来用舌舐尝，感到其味很咸，试以泥沙溶水煎熬，而含盐量竟在黑卤以上。于是，这一地下丰富卤源第一次被发现了，这就是盐岩层。采卤时须先灌水入井（初灌沸水，后改用开水），待盐岩溶化后再提出（这项操作叫“扇卤”），用以煎盐，获得了很大的利润。

这个发现一经传开，很快就在杨家冲与邻近的大坟堡、周家冲一带，开钻新井、加深或复淘旧井计七十眼，这就是第一批盐岩井，一般都是小口径井（二寸八分到三寸二分）。民国5—6年（1916—1917年）到民国15年（1929年）间，由于蒸汽机的采用和更新的影响，先后钻成功了几批四寸几到六寸几的大口径盐岩井。

在此过程中，由于井口增多，井距相应缩短，盐岩层的溶化速度也不断增加。首先发现从一眼井中灌下白水后提不出咸卤来，而有的井没有灌水却可以提出卤来。有人把谷壳放入水中灌下井去，结果从另外的井中提出。这样，人们就认识到，地下岩层在开始溶化汇通了。汇通的范围是逐渐扩大的，到民国13年（1924年）这一大片地下岩层就完全汇通成为一个大窟窿了。从一眼或几眼井中灌入白水，其它的井就不需要经过扇卤而昼夜不停地把卤提出，卤的单产量大大提高。

九、巧妙的井下维修

在采卤过程中，事故是难免的。过去每眼井的一年正常生产时间，一般计划为十个月，其余两个月备用维修。特别是井下事故，人既看不见发生事故的位置和情况，又不可能下井施工，怎样能够在深达几百丈的井腔中，采取措施进行操作呢？

井下事故非常复杂，维修的项目也是多种多样的，仅维修工具就有一百多种。概括起来，经常发生的事故，主要有：因井腔坍方、垮岩、渗漏白水而进行的补腔；由于断索落筒或落入其它工具而进行的打捞；由于泥沙壅塞卤源、气缝或腔壁结积矿物质，妨碍提卤而进行的淘井、洗腔等等。

补腔：先在坍方垮岩的岩层以下塞紧谷草，草上放油灰或水泥，从井口放下工具把它排挤入腔壁空隙之中，再用铁凿把它筑紧，等到油灰、水泥干透，再用钻具把它重新钻开。

打捞：一般使用的工具名叫“提须子”。它是铁质棍形，下端尖锐，近处有一簇倒须组，外面用四块片篾包圈，片篾的上端扎在铁棍身上，使其上小下大，大的部分恰和井腔相当。“提须子”下井以后，使落件从片篾下端拼入，被倒须钩住，在提举“提须子”时，那些落件就随之提出。

洗腔：是用钻具，沿腔壁周周由上而下逐步下铲。至于“提须子”提取不出的东西就用钻具把它捣碎，这些碎粒和洗腔下井的矿物质粉粒，就用泥筒吸出。

淘井：先以相应的工具将井底篾渣、泥沙戳松，仍用泥筒吸出。泥筒是在钻井工程中用以提取腔内积存泥沙、石末的工具，操作方法和提卤筒“扇卤”相似，称为“扇泥”。

对发生事故的位置和情况的检查，例如补腔，首先要知道坍方、垮岩的位置和漏水的情况。方法是用一根中空的竹筒，筒口装上一束谷草，上端散开伸出筒外，慢慢放入井腔，依次停留在一定位置，计算时间提出检验。如果遇到漏水岩层，白水就会沿着谷草流入筒内。根据吊绳的长度可以知道发生事故的地方距井口的深度，根据筒内储水量从停留时间可以推算出白水流量。

这些处理事故的方法是经过不断改进而来的。就以坍方来说，原来用的工具名叫“泥孩儿”。由于它只能探测出发生事故的位置和水流的大小，而计算不出比较确实数据，后来就作为补充工具。在“泥孩儿”以前，还曾经使用过“木孩儿”。又如洗腔的工具原来是用“刮筒”，由于效率低，被淘汰。

井下事故的维修，包括预防、检查和处理三个方面。对引起事故的原因，还要根据岩口簿和井的历史情况以及地面设备、生产环境、人事情况、气候的影响等等，进行分析。所以需要从整体着眼，全面掌握情况。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工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感官，通过视、听、嗅、味等来进行考察。例如听到天辊运转声音不正常，就知道有松轴、脱槽的危险；看到爆索、断丝就可能发生断索落筒事故；井口工人用竹椅子靠在天车脚下坐着，背上感受到天车的振动情况，就可察觉井内和设备环节上的异常变化，抢在事故发生前，采取预防措施，避免事故发生。关于井下维修，我们历代井盐工人长期积累了一套宝贵经验，从而保证了正常生产。

由于钻井和采卤技术的不断提高，为制盐工业不断提供了含盐量高、产量更大而储量又丰富的卤源。一般说来，黄卤平均含盐12.87%，黑卤平均含盐19.9%，盐岩卤平均含盐26.12%。盐岩卤由于是灌水化咸，在一定时期以内是取之不尽的。自黑卤井和盐岩井先后钻成以后，黑卤和盐岩卤在卤产总量中的比重逐渐增大。民国3年（1914年）以后，黑卤开始占最大的比重，直到民国12年（1923年）黑卤的地位才为盐岩卤所代替。

十、蜿蜒在盐场上的输卤枧管

卤从井中提出来后，在“就井设灶”时期，直接就地煎盐。在井灶分离以后，一般在采卤和煎盐之间还要经过输卤的过程。在井灶比较集中的地区，无论空中、地上、地下，重重叠叠地纵横交错着密如珠网的枧管组群。在丘陵起伏的地方，还串连着一重重的枧楼。这些枧管组群就是输卤的主要设备，而枧楼就是中途用来提高输卤地平的。碗口般大的一股股卤液昼夜不停地通过枧管，由井上送到灶上，由这儿送到那儿，甚至送到相距二三十里的地方。

楠竹是安装枧管的良好管材，首先选择直径四至五寸的竹身，锯去头尖成为长约二丈到二丈五左右的竹筒，打通内节，每段用牝牡榫扣合，然后以竹篾箍扎筒身，每隔六寸左右用竹楔楔入篾中，以增强筒壁的抗张强度。每平方厘米的抗压能力平均约五公斤。在扣榫的地方再用麻捆扎，外涂油灰。对敷设在压力较大地段的枧管，管身全部扎麻涂灰，埋入地下或水底的部分还要扎麻涂灰三层，以增强其抗压能力。竹枧管的特点在于，取材方便，经济耐用，抗腐蚀，如果保养得宜，使用年限可达二三十年。

长距离输卤，开始于清咸丰末年（1861年）以后。由于当时在下厂地区内，特别在郭家坳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而卤的产量很少；同时，在上厂地区的伍家坡、黄石坎和后来的长土一带卤源丰富，气灶不多。为了调剂两个地区之间气和卤的盈虚而开办长距离输卤。这两个地区，距离十五到二十华里以上，枧路二三十华里。先后经营这两条枧路的输卤者只十二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同时存在十家，被称为十大枧，枧管总长约二三百华里，分支枧管不计其数。这条枧路主要是输送黄卤的，在清光绪中叶以前每条枧管一般每日输卤二千担左右，个别在三千担。在此以后，由于下厂杨家冲、大坟堡一带涌现出了日益增多的盐岩卤，输卤数量逐渐减少，而最后为由大坟堡到郭家坳的枧路所代替。后一条枧路，长约十华里，经营这条枧路的曾经同时存在过八家，被称为八大枧。由于盐岩卤的含盐量重，输卤量少，后来逐渐合并经营，有的枧管撤销。由于较长距离的枧管输卤，大大节约了劳动力，从而降低了运卤成本。

枧楼：在枧管进卤的地方或中途通过高地，而其高度超过了入卤枧口的水平，都需要设置提卤设备，这就是人们所看到的枧楼。由于提卤的动力是用马力，一般称作马车。马车是木结构架成的楼架，上置车盘，下设卤池，车盘联接互相衔接的几十个戽斗（同灌溉农田的龙骨车和筒车一样）提灌卤水，另接枧管继续向前输送。这样可以把输卤的位置提高二三丈。如果高度不够，就接连架设若干座这样的枧楼，挨次戽运。

枧窝：枧管从高地下行，如果坡地过陡而又急上高坡，就会引起枧管在单位平面上所承受的压力增大，可能发生破裂事故，需要减压装置。另外，在枧管分支的地方需要安装分支枧管。管道转弯，如果角度过小也要另安接头。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设备叫“枧窝”。它是以木料或石料制成的容器，卤流通过这个容器就可以减轻压力，在容器上可以安装分支枧管，使管道按需转折。

十一、雪花盐和巴盐的熬制

制盐是盐业生产的主要作业部分，制盐的原料是卤水，燃料用柴薪、煤炭和天然气，而天然气在近代以来已经成为主要的燃料了。

元朝陈椿把煎熬盐的工艺流程作成四十七幅图说，成为“熬波图”一卷。虽然那不一定是自流井的情况，但自流井的盐也是煎熬的。如果人们走进当地熬盐的灶房，也会看到一幅“熬波出素”图。尽管煎盐的灶房那么宽，由于煎盐时蒸发出来的水气弥漫，一切都沉没于层层雾罩之中，辨不出东西南北，气温高到华氏一百二十度以上，闷得人头晕眼花，透不过气来。如果是用炭煎盐，那就还有一股一股的黑烟和蒸气搅在一起，操作的工人，就在这黑成一团的空间里辛劳地操作。历来为人们所赞赏的雪花盐就是制盐工人在这样昏暗的灶房里煎熬出来的。

自流井的雪花盐久负盛名，呈白色晶莹的小颗粒，另外还有块状的巴盐，含氯化钠90%以上。

煎熬花盐：首先把经过澄清的卤放入盐锅煎熬，在蒸发过程中盐未析出以前捞除石膏，然后加入豆浆和饱和盐水（花水），使卤中固体杂质胶聚、吸附成为泡沫，撇除干净，然后加入清盐，将盐锅加盖，继续煎熬使其结晶，直到卤的浓度达到42°Bé左右，将锅中陆续结成的盐铲入篾包，沥去其中所含的母液，最后再用饱和盐水淋去附着在盐粒表面的杂质，等到盐中水分降到3%以下，即为成品。

如果煎盐原料是含钡黄卤，须在煎熬以前放入从巴盐上砍下来的屑块，使钡化为沉淀除去。后来改渗盐岩卤混煎。在煎制花盐的过程中，如果下了豆浆以后杂质仍未除尽，则再用石灰水、黄泥水、竹叶水等继续除取杂质的办法。又如装入篾包的盐在淋了饱和盐水以后仍现黄色，可再用谷草灰水淋洗。

巴盐的煎熬方法：先用细盐渣铺在锅底煎红，再放入锅容量80%的卤，在蒸发过程中，一面剖竹为枧徐徐引卤入锅，再用豆浆除去杂质以后加入少许猪油，直到水分蒸发完了，就成为块状巴盐。

这些方法，是经过长期摸索，不断改进而逐渐完善起来的。在很早以前，盐呈暗黄色，味苦涩，花盐生粉末，巴盐质松脆，其中含钡量过大的还会使人中毒。盐的质量是随着煎制方法的改进而不断提高的。

花盐和巴盐又分两种：用炭作燃料煎熬的叫炭花盐或炭巴盐，用天然气的叫火花盐或火巴盐。

究竟何时开始采用煤炭，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荣县志》提到旭川的河道运输情况时，曾经写道：“舟行贡井，初止编木为桴，乾隆中，盐业滋炽，始行舟。道咸间，运石炭至八百舟。”《威远县志》也有在嘉庆以前运煤到自流井的记载。可以说在清乾隆中后期就开始用煤了。

十二、星罗棋布的天然气社群

四川发现天然气，始于汉代，而在自流井发现的时间则有唐、宋、元、明、清的几种说法。我们从天然气垂直分布的地质考查中，知道浅层天然气距地表只有几十丈，根据井的深度的发展情况，应该说在很早以前已经发现，只是由于气量微渺，没有被人们利用罢了。

清道光十三年《四川总志》曾写道：“富顺县有火井，在县西北。”根据调查，雍正年间，上厂灰包上永盛井曾经设气灶煎盐十六口。雍正末年苟氏坡的顺发井曾经设气灶十五口。直到道光年间，由于新钻深井，在发现黑卤的同时已经出现了比较大量的天然气。

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1850—1864年），由于淮盐不能上运，川盐销路畅旺，在咸丰初年（1851年）以后引起大批新钻深井、深钻旧井，出现了大量的天然气，逐渐成为煎盐的主要燃料。直到同治八年（1869年）左右，年产气量达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那时，规模大小不同的天然气灶群星罗棋布在满山遍野，炭灶基本上濒于灭绝。自此以后，由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川盐滞销，开钻新井的急剧减少，年产气量逐渐直线下降，炭灶数量又相应增多。但是在以后的这段时间，一直仍然是以气灶为主，炭灶为辅。

由于煎盐主要燃料的品种变化，引起了煎盐锅型的不断改变。在以柴薪为主要燃料的时期，因为火力弱，煎盐都是应用一般烧饭的小型薄铁锅。到了用煤和天然气的时期，为了经久耐用，增加产量和适应其它需要，先后出现了千斤锅、金盆锅、镶锅和平锅等。

千斤锅：直径四市尺左右，厚一寸多，重约一千二百市斤，锅形平坦，蒸盐的时候须在锅边周围排列干硬的泥砖，用石灰糊成圈子，约一市尺高，以增加容量，每锅可以容纳卤三担，成花盐一百五十市斤。

金盆锅：适用于火力较弱的气灶，重约二三百市斤，每锅产花盐一百市斤以下。

镶锅：是用厚铁块嵌镶，以泥灰糊合而成，专门用以煎熬巴盐，取其减轻成本和成盐以后便于取盐，直径可达六市尺，容量和产量都比较大。

平锅：是用锅板焊接而成，质薄、容量最大，每锅日产盐二百担。这种锅型在抗日战争时期才开始应用，由于当时受到原材料的限制，实际使用的数量很少，解放以后才大量使用。与此同时，炭花盐的灶型也由原来的单口灶改变为以多口连成的条型灶。

由于这些改进，逐渐提高了热能的利用率，节约了燃料，提高了单产量。

十三、输气工程

大量利用天然气煎盐是自贡盐场生产的特点。最初，天然气是在钻井时无意中发现，以后才有目的地钻取。由于天然气比空气的比重小，钻井时由井口自然喷出，遇火即燃，容易酿成灾害。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控制和利用。在过去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是，早在一百年以前就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装置。

首先是安设在井腔上部被称为“竃盆”的减压装置。它是一具木制的圆桶，上小下大，上口加盖，下口安置在一个石盘上面，石盘上置石碇，碇面呈臼形。在石盘底和竃盆上盖的中心，对准各开一个和井径相同的圆孔，下通木竹，上通井口，作为提放提卤筒和维修工具进出井腔的通道。在盆的下沿的一方开一小孔，状如门，叫作“城门洞”，用以排出盆内的地面水并让空气流入。在“城门洞”对方的竃盆上沿排设若干输气枧管。天然气从井腔向上流动，在通过木竹进入石盘底孔以后，同时受到从“城门洞”和井口两方面来的空气压力，迫使气流绕竃盆而入于输气枧管。这样一来，既减低了气压，同时在气流中掺进了助燃的空气，从而把它控制起来了。

但是，正由于天然气的比重小，它是一种向上的流体，在没有高压装置的情况下，只凭它本身的压力难于在一个平面上流动，而在距离竃盆越远的地方气压越低，火力越弱。为了适应天然气向上流动的特性，又要使每块灶基与竃盆的距离相等，能够把气顺畅地、均匀地输送到灶基上去，以井腔横断面中心为圆心，放射形地安置输气枧管向外延伸成扇形，并采用一定角度向上倾斜。在这扇形枧管之间修筑灶基，其坡度与枧管倾斜度相同。每根枧管按一定的间隔距离沿线再分细支，把气输上两侧灶基，分别设置灶座，引火煎盐。这样一來，整个地形就成为一介斜面扇形的坡地，井口是扇柄，枧管线路是扇筋，而灶基就成为扇面了。既适应了天然气向上流动的特性，而又使每块灶基与竃盆的距离相等。

尽管如此，每个灶座也不尽相同，因而气压也有差别，这就需要用烟囱来进行调整。每个灶座都安置一个同径的烟囱，其高度则按灶基的远近而增减：距竃盆越近烟囱越低，越远的越高。每根枧管由粗到细，一般要经过四级分支，设置三道分气桶。气井的气压和所产气量各不相同，可供给煎盐灶少的一口，多至七八百口，乃至一千口。

另外，在气灶煎盐的时候，如遇气压变低，冷空气有可能从灶座气流出口处倒灌入输气管道，发生爆炸，引起重大事故。为此，又另有一套安全设备。每道分气桶的盖子，一律是用木板镶成，不扣榫，也不闩梢，只以泥糊合上铺牛粪，如果发生爆炸，就只能把一定级段的分气桶盖冲开，把事故限制在一定级段内，不致波及其它。

此外，还在井口旁边准备有一根长约二丈的楠竹，中通其节，使其下端外径与竃盆下面的石盘底孔内径相密合，称为“通天枧”。如果事故十分严重，就可以把所有灶座的火焰全部用水淋熄，一面把通天枧插入石盘孔内，气流改道由通天枧向上流出，可以避免重大破坏。

采气的方法是所谓的敞口采气，采出的是“无阻气流”，而井下只有部分套管，气层大半都是裸眼开采，这本来为现代采气工程中所不许可的。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仍然长期使用。

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整个国民经济日益崩溃的情况下，食盐的购买力急剧下降，而盐业的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剥削程度日益加深，盐的消费市场受到日益严重的压抑，从而反过来阻碍了盐业生产的继续发展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许多天才创造遭到扼杀。多年来，自贡盐场除部分采用机器采卤而外，基本上还停留在手工操作的阶段。

首先是，在钻井速度和深度、口径不断增大以及井、灶的卤、盐单产量不断提高的同时，卤、盐产量并没有相应增加。例如1851年到1949年盐产总量为四亿三千九百六十四万三千三百八十九担，平均年产四百四十四万零八百四十二担；卤产总量九亿七千三百六十五万零一百标担，平均年产九百八十三万四千八百四十九标担。而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的最高年产盐量为四百七十三万零五百二十二担，革命失败后不久的1870年的卤产量为一千一百八十五万五千九百五十八标担。盐、卤产量都不能提高，钻井数目日益减少。而在同一规格的钻井投资日益减少，采卤、输卤、制盐成本日益降低的同时，食盐售价却不断提高。

以公地火花盐零售价格为例：民国3年（1914年）每担二元；民国8年（1919年）每担四元；民国19年（1930年）三元七角；民国20年（1931年）四元；民国21—22年（1932—1933年）四元四角；民国23年（1934年）四元；民国24年（1935年）三元八角；民国25年（1936年）四元七角。以火花盐批发价为例：清光绪以前场价每担一元七角五分；泸岸场价民国4年（1915年）每担六元二角五分，民国5年（1916年）六元五角，民国14年（1925年）七元四角，民国18年（1929年）七元七角。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民国31年（1942年）11月规定本地划一场价每担一百五十三元，泸县售价三百三十五元，民国33年（1944年）2月划一场价八百七十元六角，以后还继续不断地飞涨，使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边远地区经常苦于淡食。

万县桐油贸易与港口的形成

徐廉明

桐油是工业重要原料，用途十分广泛。1928年在加拿大召开的世界桐油质量评比会上，四川桐油曾被评为最佳产品，驰名中外。在万县，桐油是经济作物之翘楚，当地人民把桐油树称为“摇钱树”。它对万县的经济繁荣和港口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万县桐油贸易史略

我国的桐油生产历史悠久。13世纪，意大利马可·波罗记其东游见闻，曾提及中国有一种木油，可与石灰混合，用以填塞木船缝。此为外国人闻知桐油之始。1516年，葡萄牙商人泛海至广州，以西欧土产换桐油，桐油始输入欧洲。1869年，桐油开始运往美洲。

万县城（今万县市）开初并无专营油商，只有“斋铺”（糖果、酱油店）、“香蜡铺”（香蜡纸烛）、土杂等店兼营零星桐油业务，仅供点灯照明、漆刷木器，以及船舟之用，销量甚微。

1875年，随着省内外一些不产桐油的地区对桐油需求量增大，销路渐广。最初，本地商人买进少量桐油，运返泸州、宜宾等地出售，然后购买粮、盐等杂货运回万县销售。继后，湖北、湖南等地的商人，运来棉花、棉纱、杂货到万县倾销，返回时便收购桐油等山货，获利不少，便引起了本地商人的兴趣。

当时生意兴隆的斋铺“兴发寿”也开始经营起桐油业务，经理陈梅生见有利可图，于1876年便把大部分资金转向桐油贸易。由于业务顺手，就先后在沙河子、陆家街、草街子等处设十余家桐油购销点。历30多年，“兴发寿”便成了当时万县商业中首屈一指的大商号了。

1910年，重庆聚兴诚号经理杨文光来万设庄，专营桐油，展开竞争，打破了兴发寿垄断桐油市场的局面。聚兴诚号还吸取了日、美等国工商企业经营方式，而“兴发寿”仍是固步自封，自然相形见绌，竞争失败，于1916年宣告歇业。

民国伊始，时局动荡，聚兴诚号亏折甚巨。经理杨希仲并不气馁，另行成立“聚兴诚国外贸易部”，经营进出口贸易，主要出口桐油，进口机器，并在汉口、上海等地设庄，转运桐油。并自立“航运部”，先后购置火轮一艘，取名“吉庆”，拖轮一艘，取名“长庆”，航行于长江。

其间，外商陆续来万，收购桐油。有美商其来，日商武林，英商安利英等洋行，凭其资力雄厚，强买豪夺，藉势欺压华商。聚兴诚为了增强竞争能力，添置蒸馏设备，并在巨鱼沱建造蓄油池，购来油泵一个，锅炉一台，油囤一只，桐油的储、炼、运等设备日趋完臻，形成较大优势，但因当时政府腐败，资金不够充裕，竞争结果，聚兴诚被挤垮。1930年，将“吉庆”、“长庆”两轮卖与民生公司作为投资而结束。

日、英、法各洋行，先后到万达30余家，争夺油源，经过长期交锋，鏖战结果，均被美商击败，桐油市场均为美商所独占。至1946年后，仅有美商施美、生利洋行而已。据1936年统计，两家合计运往美国的桐油占总出口的70—80%，这是美商经营桐油贸易以来的极盛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激起了全民抗战。1938年10月，武汉、宜昌相继失陷，施美、生利洋行先后撤离，外商停购，桐油因而滞销，与桐油市场有关的油铺、行栈也大批停业拆伙，仅存上下沱和三马路地段的几家油铺，改营零售油店，以维持生计。

接着，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大华炼油厂建立，同时官僚资本的复兴公司、民族资本的四川桐油贸易公司、安达公司等也在万县相继设立，桐油又有了生路。1939年国民党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官办复兴公司，收购桐油运美。7月，国民党政府颁发了“统购统销”法令，规定复兴独家购销桐油，禁止民间购销。

另外，四川桐油贸易公司，是根据中美双方签订的桐油借款合同而设，资金为2500万元，规定5年内，以桐油偿还债务。至1941年12月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四川桐油代购业务不能继续下去，宣告结束，所有业务统由复兴公司接办。

安达实业公司成立于1940年，资本100万元，在万县对岸旧宝塔建炼油厂，以桐油提炼汽、柴油，因技术未过关，亏损不少，遂于1941年改做棉纱、布匹，终止了炼油。

1944年，随着国内外形势转变，中国植物油厂在万县建立，除代替复兴公司储炼桐油外，还代客储炼，立栈单为凭，可在市场交易。聚兴诚油池和施美油池，也相继效法立栈单，流通市面。一些在抗战中撤商、转向或停业观望的桐油商，以及外地来万的商人，如当时的生利行，湖北帮的张凤鸣，内江的黄楷书等大商，认为时局好转，乘桐油价廉，便开始收购。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捷报传来，桐油行情稍有回升，恒泰水号等大商纷纷来万设庄。1946年，湖北殷实商人张某也来万转囤桐油10万余斤。

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海运畅通，素以我国桐油为工业原料的一些国家，对桐油需求量大有增加。原施美与义瑞、生利与信昌等洋行分伙，前者改牌义瑞行，后者改牌德丰行，这两行均属我国民族资本。从此，便没有美资了。此外，还有沙市的厚诚公司，汉口的民成公司，重庆的义生公司等，也重理旧业。随着来万增设的还有上海大油商沈元来与维大公司，以及川籍德泰公司。连素以储炼为业的中国植物油料厂，也一变过去作法，经营起桐油交易了。在1948年初，又增加了万县新组织的天翔公司，云阳的兴泰祥也将总号迁来万县，加上原有侧重做菜、麻油兼营其它的聚和丰、庆丰等均改作桐油贸易，形成万县桐油市场一派兴旺发达景象。

1948年中，桐油出口20400吨，加上1949年上半年装运量4700吨，达到25100吨的出口量最高水平。桐油输出业已达30余家，油铺子恢复300—400余家，市场空前活跃。涪陵、达县、湖北恩施、湖南龙乡、陕西安康、贵州边境等45个相距很远的产油专县，也运桐油来万县集散。

二、桐油运输与万县港口的形成

万县的开埠和万县港口的形成与桐油紧密相关。桐油是当时万县港口的主要出口物资。早在1876年，“兴发泰”桐油号除本地销售外，逐渐转向汉口运销。当时全用木船运输，就是最早来万的英商立德洋行，也是租用中国的木船，挂英国太古洋行的旗，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起，逐渐增加到83只。由于川江四季都有险滩，船翻货失，屡见不鲜，而油商为了谋利，不得不冒风险进行运输。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英轮“利川”号试航抵万成功。接着，行驶川江的中外轮船日益增多，上下水均需在万县停泊，装运客货。港口没有码头设置，客货轮只得在河心抛锚，旅客以木船递漂接送，货物用木驳过档。

1917年美国人在万县巨鱼沱修建美孚油厂，油轮可以在此上油。1925年美孚洋行在巨鱼沱修建码头一座，为万县港第一座码头。随着川江轮船的行驶，附近地区的物资汇运渝、万集散。从1912年起，有美、英、日、德、法，以及丹麦等国的洋行、公司20余家（最多时达30余家）来万设立，购买桐油。

1917年，由英帝国主义控制的重庆海关，也来万设立分关。从此，万县同渝、汉、申一样，成为货物直接报关运出的口岸之一了。当时的万县城规模很小，人口不到两万，可是，面临长江，两岸有自然泊位，枯水、洪水均可停泊，加上腹地物资丰富，盛产桐油，还有牛羊皮、生漆、猪鬃、药材等山货土特产。因此，帝国主义列强把万县视为经济掠夺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桐油畅销利厚，所以国内外商人纷纷在万县造油池、建仓库、修码头，引来周围各县乃至鄂、湘、黔、陕等省共45个县的桐油也运万县出售，水陆两路，络绎不绝，有“清明油、满街流”的谚语。万县成了全国较大的桐油集散市场。

接着华轮独营，川江各家轮船公司兴起：民生、合众、亚西、强华、三北等大小轮船公司来万争挤竞运。与此同时，各地客商为倾销洋货、廉价收购土特产，接踵而来，设商行、办航运等。据民国7年（1918年）海关统计，这年出口的桐油为55375担，占港口总运量的50%强，初步形成万县港雏形。到1949年，全港吞吐量为39230吨，客运为38000人，成为下川东的交通枢纽。可见桐油运输对万县港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邓汉祥在刘湘统治时期的活动

陈雁翚

自20年代后期起，邓汉祥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川康军阀的矛盾，在两者之间两面见重，左右逢源，曾经名重一时。

他早在1915年初，袁世凯任陈宧为成武将军兼署四川巡按使率北洋军三个混成旅来川时，即随陈来到成都，任将军署中将副官长。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邓汉祥复随陈宧一道离川。这段时间邓一直在北洋政府供职，但他却与川中军政方面人士有所结识。

北洋政府垮台不久，邓汉祥于1929年夏受刘湘延聘，充刘部常驻京沪代表，历时六载，为刘湘出力殊多。1935年刘湘统一四川兼任省政府主席，任邓汉祥为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37年11月初，刘湘出川抗日，省主席一职交邓汉祥代行。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病逝，邓汉祥旋离开省政府，但仍继续留川，先后任过张群主持的重庆行营第二厅厅长、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秘书长、川康兴业公司总经理、四川省政府财政厅长，同时兼任四川省田粮处长及四川省银行董事长，并再度担任省政府秘书长等重要官职。

川康情况复杂，局势时有动荡，中央与地方的明争暗斗，无日或息，每当危疑震撼之际，邓汉祥常能凭恃其与各方面的人事关系，巧妙运用，打开僵局，因而左右见重，终成为四川政治舞台上的不倒翁。在民国时的四川官场中，如邓汉祥之始终保持不败者，实为罕见。

邓汉祥自入刘湘帷幄始，迄解放止，凡所谋划，多以川康地方为依归。或谓邓乃中央所遣，别有异图，刘湘在世常加监视防范，是皆不悉底蕴之词。个人与邓汉祥相处逾40年，对其生平行迹，稍有所窥，谨略记于次。

一、邓汉祥的早期活动

邓汉祥字鸣阶，1888年3月生于贵州盘县，家称望族，富资财。清末入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后升武昌陆军中学，适逢辛亥武昌起义，邓攘臂而起，参加学生军，被推任队长。事定后，初充黎元洪都督府一等参谋，时府中僚佐较少，邓常受命彻夜草拟命令，黎元洪对之颇有好感。

袁世凯上台后，以副总统黎元洪兼领参谋本部总长，黎不欲舍弃武昌，乃觅鄂人陈宧为次长代行部务。邓汉祥被派随陈去北京，任参谋本部第一局襄办。

1915年初，袁世凯任陈宧为成武将军继兼四川巡按使，带领北洋军队三个混成旅入镇四川。陈宧用张联棻为参谋长，邓汉祥为副官长，刘一清为顾问。行抵重庆，奉袁电授张、邓、刘三人陆军中将衔。

1916年袁世凯死，黎元洪正位大总统，发表蔡锷为四川督军，邓汉祥仍随陈宧回转北京，在总统府作咨议。此本闲曹，大可坐领干薪，而邓汉祥不甘寂寞，乃日与川、滇、黔三省国会议员及政界权要周旋，于西南各省军阀尤多要结。

护法运动时，孙中山先生的广东护法军政府发表王伯群为贵州省长（伯群之弟文华正任黔军总司令）。邓汉祥与王氏弟兄友善，被邀回黔相助，拟以政务厅长一席相畀。王氏弟兄在上海待邓。邓至不两日，王文华突为另一贵州军阀袁祖铭买客刺死，遭兹变故，原议遂寝。

继之属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浙江善后督办卢永祥延邓汉祥为总参议，代表皖系（段祺瑞、卢永祥）会同南方孙中山先生的代表汪精卫，奉系张作霖的代表姜登选、杨毓珣，四川熊克武的代表赵铁樵及刘成勋的代表费行简，云南唐继尧的代表王九龄、李雁宾，湖南赵恒惕的代表吕宓等等，在上海组织各省代表联合办事处，一应经费由卢永祥承担。1923年10月举行联席会议，代表西南、东南、东北各省公意联名发出通电，号召“除彼凶残，唯力是视”，反对贿选产生的直系总统曹锟及其政府和国会。在此斗争中，凡所策划，邓汉祥多为主谋。

1924年5月，吴佩孚电告曹锟，拟命孙传芳、齐燮元率苏、闽、赣、鄂四省兵力围攻浙沪，事为段祺瑞获悉，急电卢预作准备。于是邓汉祥复代表卢永祥往来于沈阳（欲张作霖联合作战一致行动）、天津（向段祺瑞面报赴沈接洽经过并接受指示）、上海、杭州间，虽曾得到张作霖的许诺，但到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奉军却未同时采取行动。卢永祥失败，于10月23日同邓汉祥乘日本兵轮离沪去日。皖系至此，便完全成了光杆。

1924年11月，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邓汉祥任执政府专门委员会委员（段的执政府设有两个委员会，一为外交委员会，专司外事；一为专门委员会，除外交外，余皆属之。委员多耆宿名望，惟邓年事最轻）。后期设国务院，邓任秘书长。

1926年上年段祺瑞下台，邓随段寄寓天津。

1927年贵州军阀周西成当政，另两个军阀袁祖铭、李晓炎流离在外，邓汉祥劝说三人释嫌修好，已有成议。邓赴湖南常德晤袁祖铭，相见极为欢洽。袁留邓作参谋长兼军长（拟新编一军畀邓）。谈不过半日，意多未尽，湘军某师长是夜设宴邀袁，频来相催，不意间变作，袁祖铭竟遭谋害，城中部队悉数被歼。邓汉祥深夜缒城逃出，幸免于难。

1928年蒋介石正图收拾贵州，何应钦、王伯群觉得邓汉祥有堪供任使之处，遂趁机以邓荐蒋，蒋嘱邀邓一见。邓往辞段，段祺瑞赠邓数言，大意是：足下尚属盛年，应为国事尽力，但有一戒，今后幸毋参加党派，庶免受制。邓常自谓服膺段氏戒言，故终身无党。

及邓到南京，何、王曾转达蒋意，说蒋因指挥军事已赴前方，盼邓命驾俾获晤谈。邓暂寓旅邸，读报自遣，忽见大字标题“国民党中央政府明令通缉皖系首要十人”新闻一则，心绪顿觉不安。自念昔与诸人一同事段，今则人蒙通缉，我反侧身求进，能不令人齿冷！因即走告何应钦、王伯群，表示无意前去见蒋。何、王二人见邓变卦，颇觉为难。邓乃说早拟还乡省亲，现即就道，今后贵州之事，愿以私交从旁尽力协助（蒋先已派李仲公、何辑五——何应钦之弟去贵阳，图夺贵州政权）。

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路总指挥周西成对邓汉祥归来至表欢迎，立聘为高等顾问，军政大事，悉与咨商。其间有二事足述：

一为蒋介石与桂系正在酝酿战争，蒋欲壮自己声威，要周西成通电讨桂，而黔桂唇齿相依，早订合作协议。邓为周设词复蒋，谓贵州财政短绌，全赖鸦片收入以资弥补，而鸦片又多运桂转销，如与桂成仇，必将使黔省财政陷于绝境，请蒋谅宥。蒋复电，说是只须发一申讨电文，不劳举兵，所受损失，中央完全补偿。邓认为蒋不可信，如朝绝于桂，而蒋夕食其言，我又其奈之何？蒋谋终未得遂。

再则为蒋命被拒后，周西成问此后贵州何以自处？邓汉祥说：蒋介石鞭长莫及，充其极亦只能驱使云南出兵打贵州。为今之计，策之上者莫如我们先行下手图滇。眼前川军二十二军赖心辉部寄食我省，可先以“黔苦贫瘠，恐供应终有穷尽”之说劝赖，然后告以现拟对云南用兵，望赖军协同行动，一旦事成，当以全力助其打回四川。如赖首肯，则胜算不难在握。周善其计。

时赖心辉住遵义，周西成与之约于贵阳遵义间的养龙站相会，邓汉祥同行。至则由邓与赖密语，告以所谋，赖亟表赞同。嗣因赖部将领意见参差，遂背信，图滇之谋因暂搁置。未几，云南龙云果出兵袭黔，周西成亲赴前线督师，军政县政均请邓汉祥代行。周临行前不过三五日，便负伤后退，于渡河时溺毙。于此骤变，贵阳一片混乱，邓汉祥仓皇奔渝。此1929年夏间事也。

二、邓汉祥与刘湘结识

1925年，刘湘联合川中各军及黔军袁祖铭部，欲图推倒杨森。杨森时任四川军务督理，受直系吴佩孚扶持。刘湘愿附皖拥段，请段免杨森职，并冀以己继替。段祺瑞认为杨森力量强固，各军临时组合，虑难败杨，故持重不发。刘湘代表嵇祖佑等乃请托邓汉祥从中维助。邓力请于段，谓杨森既为众矢之的，如何可支？直系我所仇也。刘湘输诚来归，我乃拒之，似觉有欠明智。段始心动，遂免杨而发表刘湘为四川军务督办。

刘湘对邓欲作琼瑶之报，曾拟以防区四县县、局相酬（即由邓派其亲私来作此四县的县长、征收局长），邓婉谢，因而在刘湘心目中留下印象较深。上年邓汉祥回黔过渝，刘湘原有借重之意，因邓急于归省，未便强留。今闻邓于黔变后又来重庆，便先命人馈送五千金以供支销。

及相见，刘湘首先便说：“这下你该要给我帮忙。”表示拟以参谋长一席相借重。邓汉祥答道：“我对你的部队一无历史渊源，实难应命；然既承不弃，亦欲稍尽绵薄，敢问今后志趣何在？”刘湘表示“统一四川，问鼎中原”，固所愿也。邓汉祥因再说道：“公既具此雄心壮志，应宜采用‘远交近取’的策略，近取之事，请自权衡，远交方面，我愿略效微劳。”于是邓汉祥即进入刘湘帷幕，充任常驻京、沪代表。

先是刘湘向外商订购一大批军火运抵上海，蒋介石恐刘坐大，即予查扣，几经奔走，迄未打通关节。刘湘正焦灼无计，适邓汉祥即将出使，即以兹事相委。邓到南京，便迳向军政部长何应钦疏通，很快即获放行，大有“马到成功”之势。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双方打得精疲力竭，难解难分。刘湘心持两端，见张学良举足轻重，特嘱邓汉祥前往沈阳探窥内情，免失良机。邓前曾数赴东北，与张有旧，相见之下，便以究是“与楚抑是与汉”为询。张学良将内心活动告邓，说已决意助蒋。张认为：蒋介石诚无是处，但冯、阎又好在哪里？恶政府总较无政府稍胜一筹，如蒋垮台，则中国不知将会乱成什么样子。并说，事未定前，万望毋为外传。（很快张学良就发出巧电，东北军随即开进山海关，冯、阎被迫急忙退兵，蒋介石获胜。）

邓汉祥既悉其情，当即电告刘湘，并请通知刘文辉审慎自处。不意冯、阎失败已成定局之际，刘文辉竟领衔发出三军长（刘文辉及邓锡侯、田颂尧）反蒋的鱼电。邓汉祥见报大为不解。旋邓回转重庆见得刘湘，方知二刘叔侄间大有矛盾，所以不愿转告刘文辉，任其跳崖。

刘湘问邓：“事已至此，现应如何为是？”邓说：“最好由你先致蒋介石一电代刘文辉缓颊，至于四川军政，应由你二人分掌，可试拟一方案，由我携去找张群商量，然后再行向蒋提出。”迳张取得群的认可，邓即通知刘湘急来电报请求，而刘迟迟不复，几致“搁浅”。最后刘湘总算正式发出了电报，蒋中央即于1931年2月27日发表明令，任命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所有四川各军，统归该督办全权编遣。同时，发表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

三、邓汉祥手中的三把钥匙

邓汉祥究有什么能耐可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呢？据他自己说，他手中掌握了三把钥匙。当年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中，先有何应钦、张群，继有杨永泰，都是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重臣”，得其一言，无往不利。邓汉祥与此三人夙有深交，几有所请，通过这三人，罔不达到目的。这便是邓汉祥所谓的三把钥匙。

先说何应钦。邓汉祥与何系同乡、同学，兼有瓜葛亲谊。邓在北京见重于段祺瑞时，何在广州尚未得志，曾拟往投，为邓劝阻。北伐后何应钦当上军政部长，在军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刘湘如在军事方面遭逢窒碍，通过何应钦大都能得到化解。

再说张群。邓、张原属旧交，1923年前后张在上海同赵铁樵合资经营牙刷厂，邓曾以三千元相助。1930年张群衔蒋命赴沈阳拉拢张学良，张学良情词暧昧，张群不得要领，乃一再向邓探问。邓为张学良守密不便明告，只说：“看来你的使命一定是能够完成的。”张心领神会，急电告蒋，谓大功克成矣。蒋介石未用核武器以前，张群是蒋的主要谋士，倚之若左右臂。邓汉祥厚结张群，利赖良多。

再次说到杨永泰，契合更深。当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反对直系时，杨充国会议员，颇有号召力，倾向拥段，与邓汉祥多所配合。后段出任执政，邓陪杨见段，以为必获酬庸。殊杨操广东腔，语多难解，而谈吐议论又未悉中段意，遂致草草送客，迄未博得一官半职。寻邓汉祥为请于段，谓如此对待，恐贻过河拆桥之讥，段始以一资政虚名畀杨，月可领薪六百元。杨永泰百无聊赖，日于赌场妓院手求排遣，对段固甚怨望，而与邓汉祥则相交益深。

约在1930年间，张群将杨永泰推荐与蒋介石，凡所策划，悉被嘉纳。蒋任杨为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大事多决于杨。1934年8月左右，刘湘嫡系四川“剿匪”第五路军在万源地区总崩溃后，刘湘一面向蒋介石提出要权、要钱、要武器的要求，一而又以辞职来要挟。邓汉祥代表刘湘到庐山见蒋，先与杨永泰私语于密室，得杨暗助，结果尚称满意。

在刘湘出兼省主席前，蒋介石要刘湘到南京一行。刘抵京与蒋晤面后，蒋命杨永泰、张群、吴鼎昌就有关问题与刘磋商，其最关重要者为蒋欲派中央军十个师入川堵击北上红军。杨永泰等先同邓汉祥商谈，邓力言中央军入川必将引起主客军间的矛盾，对大局不利。刘湘亦坚意拒绝。经邓汉祥中间往返琢磨，最后蒋始改派贺国光率参谋团进驻重庆，同时发表刘湘为四川省主席。

1935年夏初，蒋介石、杨永泰来到重庆，刘湘拟于私邸宴蒋以表东道之情，虑蒋见却，问邓汉祥征询杨永泰，应否借用蒋介石的厨师（免蒋生疑）以及请何等人作陪为宜。杨告邓前者可不必，陪客除你我两人外，可再加贺国光、傅常。席间每进一肴，蒋均佯作谦让，不先举箸，必待众皆尝试，然后始敢入口，足见彼此防嫌之深。

我曾问邓汉祥，何应钦、张群、杨永泰诸人皆大有造于刘湘，刘湘对之能毫不贿赂？邓说他仅记得张群母大人在沪度六十寿庆，刘湘曾兑款三千元，嘱购礼品致送，他则无闻。

四、邓汉祥对刘湘的忠诚

刘湘日益信赖邓汉祥，刘的僚属有认为邓与我方关系不深，复与蒋中央的人广事交结，并同刘文辉通信息，谁能保无他虞。不久，刘湘的电台截获刘文辉驻外代表致刘文辉的密电，大意是说邓汉祥一心为刘湘卖力，对我们意存敷衍，千万不可过信。刘湘举示左右，众疑顿释。

邓汉祥亦善自处，一次刘文辉馈金一万元，命其驻沪代表吴晋航面致，邓不欲受。刘湘回电说，朋友所赠，受之有何不可。后邓以此款投入吴晋航创办的和成银行。

邓汉祥专意凭依刘湘，多有事例可按，兹试举一二：如张群接任湖北省主席，即有意邀邓作行政督察专员，被邓婉却；又如杨永泰权势方盛，常对邓说，“你那个伙计（指刘湘）是刘璋，与之共事，有啥前途！还是到这边来（指蒋中央），先当个次长，我保证两年以后当上部长。”邓未为所动。

再如四川新省政府甫行成立，刘、蒋矛盾即渐显露。一日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往访刘湘，邓汉祥在座，贺极恳切地对刘说：“我为甫公借箸一筹（刘湘字甫澄），你和蒋委员长如能彼此推诚，则于国于川，两皆有利，若或参商，那就大家都无好处了。”刘湘未及回言，邓汉祥便抢先说道：“刘主席原是拥护委员长的，委员长需衣，刘主席可以解衣，委员长需食，刘主席可以推食，但今天委员长要剥刘主席的皮，人而无皮，又如何可以生存呢！”贺国光闻言默然。邓汉祥对刘湘之忠心耿耿，即此不难概见。

五、刘湘兼主川政期中邓汉祥的内外斡旋

刘湘南京之行，终于被迫放弃闭关政策，让国民党中央的参谋团插入四川。此后中央力量源源涌进，防区制结束，新省府随之诞生（1935年2月10日在重庆成立，刘湘兼任主席），以邓汉祥为省政府秘书长。

此时省府实行合署办公，各厅不得各自为政，一切公文都必须送秘书处汇总，经秘书长逐一审核并呈主席判行后，然后用省政府主席名义发出（有关厅、处长可副署）。这样，秘书长的地位就比以前重要得多了。然而秘书长不过是个幕僚长，省府权力终在主席手中。可是刘湘主川三年，到府办公时间极少，即省务会议，亦常不出席。事无巨细，悉委诸邓汉祥，因而邓汉祥权重于位，得以放手行事。在此期中，邓汉祥替刘湘运筹内外，下面试略记其尤者。

对外及应付国民党中央方面：

其一，1936年夏，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举兵反蒋，刘湘立欲响应，邓汉祥劝其审慎。而刘湘却暗中调兵遣将，企图进袭中央势力集结的重庆地区，部署将竣，不意陈济棠部下将领受蒋介石收买，举事不久即垮台。刘湘只得偃旗息鼓，悄悄收兵，而其阴谋蒋已尽知。西南既定，刘湘恐蒋回头收拾四川，紧张万状，特命邓汉祥去庐山见蒋“摸底”。过去刘、蒋发生矛盾，多赖杨永泰调停曲护，此行邓感任务艰巨，即到武昌求杨向蒋先容（时杨已调任湖北省主席）。杨感此去恐无结果，又加外间盛传他曾受刘湘贿金若干万，实不便再为进言。

及邓上庐山，见蒋怒容满面，一无寒暄便盛气厉声地说：“刘甫澄要造反。”邓力言绝无其事。蒋用手指点地图说：此处调集部队多少？彼处又调集部队多少？而且都是深夜行动，瞒不了我。邓说，四川土匪潜滋，即果调动军队，亦系为了绥靖地方，委员长不可轻听谣传。又说刘主席拥护委员长十年如一日，当宁汉分裂大局未定时，他没有反；当中原大战胜负难分时，他没有反；今天下已定，刘主席又何致出此！蒋无话可驳，才顺风转舵地说道：“是啊！所以我还是相信甫澄的，四川的事，仍望他多负责任。”

邓请蒋写一回信以便复命。蒋慨然应诺。次日请邓吃饭，即将信交邓。信系亲笔，写上一些如何信赖、如何倚重、言不由衷的假话。但有此一信，可以逆料眼前蒋还不会遽对刘湘下手。邓当夜即于旅邸亲将蒋信译成密码电告刘湘。刘湘如热锅上蚂蚁，得邓电方始心安。及邓归来，刘派员至机场先将其接到私邸详询始末，后才送其回家。由此可见刘湘当日的急迫心情。

其二，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刘湘闻讯，连忙召集亲信密议应付之策，参加者有潘文华、钟体乾、邓汉祥、傅常、张斯可等。有主张立即响应张、杨，将中央布设在四川的重庆行营、成都军分校及所有机关、部队包围接收。刘湘问邓以为何如？邓说：“策之上者莫若暂时静观事态发展，如蒋果败，此皆瓮中之鳖，终属我有。万一事有反复，则我未轻举妄动，大可免遭嫉恨。今为之计，最好急对蒋方人员加以慰抚，示以无他。”刘湘采纳其言，嘱邓前往虚与委蛇。后张学良出人意料地于同月25日亲送蒋介石回到南京，西安事变结束。设无邓谋，刘湘又将冒犯一场不测的风险。

其三，1937年7月1日，蒋介石决定在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派何应钦前来主持。先是在三四月间，蒋要刘派全权代表到京，说有重要事件待商。刘派邓汉祥前往见蒋。蒋提出两个问题：一说川康军队太多，要缩编；二说刘湘多病，集军政事权于一身，势将力不克胜，拟叫他专任川康绥靖主任，不必再兼任四川省主席。

邓骤聆蒋言，心下琢磨后，当即婉言回答：“缩编军队，想来刘主席不难遵命照办，惟军民分治，则因四川统一不久，遽行划分，恐难收辅车相依之功，可否再加考虑，尚冀衡裁。”蒋仍坚执己见。邓乃退而告诸何应钦，谓此二事何妨分为两个步骤办理，即先整编军队，过一段时期再实行军民分治，如此当少扞格；若同时进行，实觉逼得太紧，万一生出事来，于事反生枝节。经何转圜，分治之说始暂搁置。

会期既定，何应钦电告刘湘将于6月28日飞渝。此时刘湘欲避不能，只好表示如期参加，但不知蒋介石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心中总是忐忑不安。邓汉祥为刘湘谋，设想了一条应急之计，即是在何应钦抵渝的前一日，他与刘湘同时乘汽车自成都出发，刘在内江过夜，他则宿于永川。次晨黎明，邓飞车赶到重庆机场迎何，刘则一路徐徐行来。待邓与何见面探得底细后，又立回头飞车迎刘，预期晤于壁山、青木关间。如整军办法危及川局，接受不了，刘即宣称途中宿疾复发，原车折返成都，借免会议席上遭受挟持；如条件平易，尚不难接受，刘即驱车迳入重庆与何应钦周旋款洽。

那么何应钦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整军方案呢？据何应钦（对邓）说，他带来的是一张白纸，刘甫澄想要如何写就如何写。邓汉祥进一步问何，你是不是讲的真心话。何答道：“我是贵州人，川滇黔向称一家。我与甫澄素无恶感，如果真要收拾他，我绝对不愿意前来充当刽子手的。”这次整军对刘湘实无多大不利。自然川康各军按比例均有缩减，但刘湘可以化军队为省政府的保安部队，终将无伤。会议期中，值芦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突发，随即草草收场。议定事项因抗战关系，后多未贯彻执行。

8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刘湘亲往出席，邓汉祥同行。此时蒋介石命何应钦、顾祝同与刘湘商量如何实施整军会议的决议。何、顾先告邓汉祥，邓认为既已决定全面抗战，整军之事何妨暂缓。几经往复，迄无定论。最后蒋在孔祥熙家中召见邓汉祥，仍固执己见，并说：军政如不统一，还成什么国家。邓举广西、云南、山西皆仍其旧，何必独责四川？蒋闻邓言，怒不可遏。邓当胁以危词，说道：“如果一定要贯彻整军议案，万一因此影响川军抗战，一时调不出川，那怎么办？”这两句话击中了蒋的要害，不由得不引起他的顾虑，便说暂时可以，永久则不行。

刘湘认为邓确能助己，故假以事权，信任甚专。而刘部将领对邓则不无嫉妒，扬言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邓某何功何德，竟尔坐享其成！此等流言传入邓耳，不免深感痛心。当时，曾闻邓说过：“你们会打，当蒋介石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不尽都是叫我一人出面去抵挡吗？你们怎么又不敢去打呢？”

再回溯当年刘湘同蒋介石的矛盾，一直是与日俱增，毫无调和的余地。刘湘深知“硬抗”力似不逮，便采取“软拖”的策略来应付蒋方，而刘湘幕中能胜此折冲重任者，舍邓汉祥外，余皆不甚相宜，故刘专以此委之于邓。刘同进步方面的联系，却有意使邓回避，盖恐风声所播，影响邓取信于南京而碍其活动图谋也。

邓汉祥代刘湘处理省政时历年，经办事件不少，这里略纪其要。

旧时代一个机关的长官，无不把用人、用钱的权力紧紧抓在手中。而在刘湘主川政之时，关于省政府的用人行政，除厅、处长及专员须刘湘亲自裁决外，余如各县县长、征收局长以及省立中学校长，邓汉祥都可随意左右乃至决定。照例上述官职，须由有关各厅签请核委（当时无须提交省务会议通过），凡有此类签呈，邓恒携签去多子巷刘湘私邸请刘核定，而可否之间，刘多尊重邓意。

至于省府内尤其是秘书处所有科室人员及各县县政府的秘书、科长、区长和省立中学校长等的任免，邓可完全作主，不再去麻烦刘湘。甚至刘湘亲下条令委派的县长，邓认为不当，刘湘亦即收回成命。

省府经费，刘湘向少过问，一听邓汉祥当家作主。（刘湘夫人刘周书曾向邓诉家用浩大之苦，欲邓有所挹注。邓答以一切按预算开支，无可为助，如确有需要，请由刘主席下条支用，当即拨付。刘周书只好作罢。）

凡有馈送捐赠，数字在千元左右者，邓可信手为之。一次，上海光华大学来成都建校，校长谢韬与邓有私交，特予捐助五万元，校舍落成之日，以一室命名“鸣斋”，示对邓志感也（邓字鸣阶）。邓平日较重操守，尚知洁身自好，对银钱不苟取。

刘湘死后，王缵绪真除省主席，邓汉祥被排除离开省府时（王以陈筑山继任秘书长），还将历年节余的二十几万元悉数移交王缵绪。王常骂邓卖官鬻爵，说求一县长，大缺需花五千，次之亦三千两千。及邓以节余交王后，笔者亲闻王言：自承过去有些误听误信，说这二十多万元他（指邓）都没有私入腰包，那三千五千他还会向人需索吗？王本不信任邓，因获此笔意外财，对邓曾略作回报，馈以法币二万元及小轿车一部。但邓、王在政治上终难合作。

六、邓汉祥与县训团

为了巩固刘湘政权，省政府先后开办了各种训练班（如县政人员训练所、财政人员训练所、保甲干部训练班、社会军事干部训练班、统计人员训练班、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及区员训练班），还成立了各种训练毕业学员联合通讯处。除财训在重庆举办时省府已早迁成都，邓不克分身主持外，余多由邓一手包揽，受训人员咸称之为师，故其门生布满全川。

邓汉祥最重视的是县训。县训共办3期，每期训练三个月，受训人员来自公开招考及调训，共1017人。毕业时，名列县长班或县长存记的，以县长任用；名列佐治班的，以县政府秘书、科长、区长任用；另外在省政府及各区专员公署，亦先后安置不少。这批县训人员，当日竟成了刘湘统治地方的主要骨干。

邓汉祥自开办县训起，始终全神贯注，一天也没有放松掌握。受训期中，每周必往作精神讲话两小时，以建立感情加深关系；毕业以后，又组织同学会作为团结核心，用以考察县训人员的思想言行。在任使时，首要要求是对刘湘忠诚，如稍携贰（倾投蒋方或偏依其他体系），即被罢置。一时全川一百多县的县长，过半为县训人员所据；至于各县政府的秘书、科长、区长，几为县训人员包干。

邓汉祥如此重用县训人员，受到各方面不少指责，但他还是我行我素。他说这些人都是四川人，又多属考试取录，他们年富力强，足可有为，为什么不可量才使用呢？

刘湘亦觉县训人员能为效忠，虑军方与之有所扞格，在七·七事变后，曾拨一笔经费，在东大街崇德里租房一院，挑选武德会及县训同学会的核心骨干分子十余人（武德会有罗忠信、蔡军识、张联芳、宋时仙、王金淦、秦伯平等，县训有李仲扬、黄白殊、胡恭叔、陈雁翚、朱庄林等），每两周聚会一次（备有酒筵），但无一定名称。目的不外联络感情，互通声气，加强内部团结，以巩固刘湘的统治地位。邓汉祥及武德会总干事张龄九，初皆出面参加，借以号召，由是军政两方相处殊洽。后来刘湘病逝，在反对张群主川这一斗争中，又复共同策划，联合行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七、刘湘逝世，一切俱成画饼

刘湘一面与蒋暗斗，一面主张抗日。在蒋介石于七·七事变后召开的国防会议上，刘湘慷慨陈词，力主进行全面抗战，并当场保证四川可以出兵五十万，出壮丁五百万，还可支援若干物资。不久刘即受命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当将后方略事布署，即于1937年11月9日离开成都，飞赴南京指挥川军抗日。行前宣布，省主席职务交秘书长邓汉祥代行（川康绥靖主任职务交总参议钟体乾代行，省保安司令职务交保安处长王陵基代行）。

接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称陪都），邓汉祥以代行省主席身份去重庆谒见国府主席林森，同时大设筵席，宴请到渝的国民党中央各院、部长，相与周旋款洽，备受重视。在代行之初，鉴于国难严重，邓曾发布省令，提倡节约，一切宴会限于四菜一汤，并主张吃糙米饭。至于省府政务，处理如常，未见稍有变异。邓汉祥实权在握，凡所措置悉皆得心应手，方自踌躇庆幸，不意刘湘忽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万国医院病逝。

此一晴天霹雳，使邓惊痛几绝，次日召集省府职员宣布刘湘噩耗，邓神色惨沮，泣不成声，大有环顾身世又将何归之慨，可谓哀刘实亦自哀尔。

邓曾撰联挽刘以托哀思，兹录如下：

公抱兴中国抗强敌之心，天弗假年，存作民族光，没亦传不朽；
我具竭愚忠酬知己之志，业犹未竟，上为在生痛，下以笑其私。

刘湘一死，其文武僚属俱不免面临“树倒猢狲散”的厄运。如何才能苟延残局使地方势力不致一旦尽毁，如何才能另起炉灶使个人复得有所凭依，这便成了邓汉祥当时的“新课题”。此中演变极为曲折复杂，容将另撰《邓汉祥在川康的后十年》一文以述之。

王缵绪当上四川省主席的内幕情况

邹隐樵

王缵绪，字治易，四川西充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与杨森、刘湘同学。初为杨森的师长，后倒杨归刘仍为师长。刘湘死后，投靠蒋介石，1938年5月代理四川省主席，8月真除。同时被发表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后又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等重要职务。

在1938年他代理到真除四川省主席这一段时间，我曾亲自见闻点滴事实，现写出以供参考。

反对张群

四川省主席刘湘，于1938年1月20日死在汉口。消息传到成都，王缵绪认为机会到来，急欲登上四川省主席宝座，四处联络活动。殊知蒋介石采取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刘湘落气不久，即正式发表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这样一来，立刻激起留川将领及所有后方军政人员的反感，一时函电交驰，舆论沸腾，反对张群主川之声，响遍全川。

张群既被挡驾，蒋介石便来电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继续代行（原来刘湘出川时主席职务即已交邓代行）。中间经过若干周折，最后始以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于5月初就职视事，虽是当上了代理省主席，总觉名分不正，亟欲得到真除，而他的左右亲信如熊觉梦、王国源、杨全宇、赵彬、周行虚、唐毅、陈攸序、王枝名等，对此也拿不出什么有效办法，使真除得早实现。

参加复兴社

四川复兴社是史良（四川富顺人，黄埔三期生，后任酉阳专员）负总责，成都区社是杨卓勋（郫县人，黄埔四期生，后为江北、绵阳县长）、杨培君（双流人，武汉军校生，后为松潘县县长）、杨荫池、雷清尘、邹隐樵等负责。他们经常研究四川问题，对王缵绪的动态极为注视，了解唐毅接近王缵绪并为王的秘书，也了解唐毅久经世故，善于投机取巧，点子多，有小政客作风。于是决定由邹隐樵出面，说服唐毅，叫唐做王的工作。因邹隐樵与唐毅在向时俊部队相识，与唐的胞弟唐敬生又是结拜兄弟，心性相投，共过患难，而且唐毅也了解邹是一个复兴社分子。

邹提出：四川省主席必须加入复兴社，取得蒋的信任，才能可靠。唐欣然乐意加入复兴社，并表示有把握游说王缵绪加入复兴社组织，真诚拥护蒋介石。经过无数次的交换意见，取得几方面一致同意后，首先办理了唐毅的入社手续，然后才办了王缵绪入社的手续。此事详情，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只有成都区社的几个负责人才知道。以后有人说王缵绪早就是复兴社分子，根本不是事实。王加入复兴社，是在1938年6月间的一天晚上，由唐毅、杨卓勋、邹隐樵三人介绍，在成都宁夏街树德里三号杨培君家中举行入社仪式的。

王缵绪加入复兴社后，杨培君（成都区社书记）即派史良飞汉口进行活动，并向康泽解释清楚。而在汉口必须筹备用费，复兴社经费有限，极感困难。遂由邹隐樵、杨卓勋二人，在成都南新街轩记汽车行王茂轩处（王是复兴社分子）暂借500元作路费。

史良到汉口，首先见到康泽。康怒气冲天，责难备至，说是胡作非为，应受纪律处分，弄得史良进退维谷，苦闷万分，王之真除，当更渺茫。史在无可奈何之际，灵机一动，想起邵力子先生是国民党元老，素为蒋介石尊敬，大凡重要紧急关头的事都要向邵商讨。四川目前的事，也算是重要事件，不妨去向邵老请教，从中说项，又看如何？“死马当成活马医”，就试一试看！

史见着邵，将四川情况和王缵绪加入复兴社组织的事原原本本说得清清楚楚，并强调王很忠实可靠，保证无问题。邵表示愿意向蒋提出，除当即电话给蒋外，又坐汽车去见蒋。不到一小时，转回家中，又带史良去见蒋。史良将王缵绪入社的态度，再阐述陈明。蒋说，“可以，只要你们有把握，就照这样决定。”立即叫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电召王缵绪立即来汉。

当天晚上，王得召见电，欣喜若狂，第三天即飞到汉口。王缵绪总认为是复兴社出了力，康泽帮了忙。他一直不清楚当中经过了若干曲折复杂的内幕，对康泽表示好感，康泽亦拣得个顺水人情。

王飞抵汉口，史良、康泽前往迎接，亲热备至。第二天由康泽领去见蒋，正式发表真除，从此遂成了名副其实的省主席，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真除及改组省府的消息一经发表，惹起了潘文华的不满，支使一些人起来反对。邓汉祥因怀恨被王一脚踢开，不再当秘书长，他也支使县政训练所人员钟世鹏等，散发传单标语进行反对。但闹了一阵，船已沉江，没有什么作用。从上面情况看来，王缵绪能够真除，真算是侥幸奇遇。

王缵绪既经真除四川省主席，当然是倒在中央一边，对复兴社也必然要表示一番酬谢。除了将秘书长邓汉祥换由陈筑山充任、民政厅长以胡次威充任外，对于其他各县县长（大都是邓汉祥培养的县政人员训练所的学生），也撤换了一大批。王自已是军人出身，缺乏县政人员骨干，同时借调整人事，表示真诚倒在蒋介石一边。凡是由康泽推荐的，复兴社提出来的或是黄埔学生，他都乐意接受。

被委用的第一批人员中：张云伏为省府法制室主任；杨卓勋为江北县长；王昭甫为巴县县长；李显威为资中县县长——都是由成都复兴社提出来的。王元晖为四川保安处副处长，晏德炎为丰都县县长，屈宗藩为合江县县长，卢启勋为长寿县县长，任和平为綦江县县长，幸蜀丰为乐山县县长，刘幼甫为达县县长，汪一能为松潘县县长；史良为酉阳专员，黄安禄为南溪县县长。（这一批人员，都是复兴社分子和黄埔学生，由康泽所推荐的。）

四川军队各系的人，一概被拒之于门外。连潘文华最亲信的副官长周瑞麟的川江航务管理处长亦被撤换了而以袁宇凡充任。一六四师是潘文华唯一直属的部队，副师长周极莹任四川省会警察局长职，也被撤换了，改为唐毅接充。他这种一边倒的作法极其露骨，与四川军队“划清界限”也很彻底，这样作是企图得到蒋的更加信任，以期长期巩固自己既得的主席权位。

但事与愿违，适得其反。首先激起潘文华的愤恨，与他势不两立。潘文华支使留在四川的七个师长，彭光汉、刘元塘、谢德堪、杨晒轩、陈兰亭、周晓岚、刘树成等联名反对。张群、刘文辉、邓汉祥也从四面八方策动反对。弄得王缵绪成为老鼠过街，难于招架。而且蒋介石对他也不是真的信任，反而利用四川人群起而攻的机会，于1939年9月，在重庆召见他说：“你到前方把你的部队整训一下，我代理一段时间，你再回来。”王从此下台而去前方。

他从代理到真除作了一年多的省主席，毫无建树，终以大怒人怨而告退。

抗战期间成都行辕防谍组和战地服务团的一些活动

周震东

一、成都防谍组成立和办理“吴冰间谍案”

1. 防谍组成立始末

1943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本部，从成都调走行辕调查课长谢力公，另派何芝园继任。何到后，在晋谒成都行辕主任张群时，即表示，一定要整顿所属各机构，力挽颓风，加强领导。张群追问有何具体计划，何即答准备撤消蓉站，将蓉站站长王一士调走，另外成立一个“防谍组”。

当时这类“防谍组”，全国只有少数几个战区司令长官公署和陪都卫戍总部在进行筹组。成都行辕也开始进行物色人选的工作，张群要何芝园提出名单送审。何即决定以王一士和周震东二人呈报张群审核，并特别注明王是井研人，系国府参军王右瑜之弟，是军统老干部；周是郫县人，亦是军统老干部。张群在名单上勾去王一士的名字，令何芝园次日偕周晋谒。

次日，张在接见时强调抗战期间防谍反间的重要性，要我们一定不负重任。隔数日，何又以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主任秘书的名义提出，要在成都市成立省特委员会成都市分会。分会设主任委员一人（由市长兼），副主任委员一人（兼任秘书），其余委员若干人，由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警备司令、警察局长、三青团支部干事长等分任委员。经费由成都市政府负担。

在提市分会委员名单时，再次提出王一士和周震东二人作为市分会副主任委员。这项签呈首先送张群，张群又批，要征求邓锡侯、黄季陆的同意。而邓锡侯又以经费需成都市政府负担，因此又将签呈转送成都市市长余中英决定。余收到名单，认为情况复杂，自己不愿深染，表示只同意每月补助一万元（这对市政府来说是相当大的经济压力），而不同意设立市分会。并建议在省特委会中增设一个直属组，由周震东组长随时同市长密切联系即可。

几个月后，这个直属组即变为成都市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直属组的成员，主任干事和干事，是由行辕调查课推荐，其他人员则由直属组的骨干私人物色。这些人在工资名册上全是化名，每月经费由行辕调查课会计转账。至于工作方面，直属组只对行辕负责，连秘书室也不能过问。所以当时“直属组”只是对内的称谓。它的活动实际上包括在防谍组活动范围之内。

防谍组的人事组成，由何芝园报请本部和成都行辕批准，任命我为组长。组员由我挑选。我从缉私处调宋世福当内勤书记，又从其它单位调来胡蜀英、许明远、柯幼龄等为内勤。外勤则请何芝园调派，如廖学章（成都外专教授）、张逸秋（原邓部参谋长）、丁宣孝、钱介夫、汤美亭、张书铭、骆光宏、屈荆卿、蒋若霖等。

以上这个外勤人员名单，前五人都是有较高政治、社会地位的，而且都精通日、法、俄三国文字，五人之后的，是息训班（贵州息烽）毕业的学生。以此少数人员我们实难开展整个“防谍反间”工作，于是我一再请求增加经费和补充大量人员。何芝园乃商请行辕主任秘书刘寿朋转报张群，设法解决。但由于受到经费限制，始终无法如愿以偿。

后适逢“战地服务团”在成都地区扩大机构和增添人员，张群接见黄仁霖时，也叫我参加。这次会见后我便进一步开展扩充防谍组工作人员的工作。后来选中属于战地服务团编制人员中的人计有：朱斗寅、周敬和、黄正德、刘俊杰、马召郁、陈治安、王荣新、鲁力前、庞準垣、江心理、孟齐明、刘道生、王杰、王继祥、杨纯、郑宗涛、李栋材、毛志齐等。旋又由成都行辕调查课长何芝园派来杜邦森、王逸群。总共全部内外勤人员共三十余人。其中真正属于军统特务组织的只有十几人。我在挑选人员时，一再强调以抗日为大前提，所以一般青年都乐于投奔，积极工作。

这就是1943年底至1945年底，成都防谍组的大概情况。

2. 破获吴冰间谍案

1944年3月下旬，何芝园奉军统局本部电令：“海外情报，日本大间谍川岛芳子派其得力助手某小姐经由河内、昆明到重庆，有可能到成都活动，希派人严密侦察”。次日，又接到局本部函令（并附有一张一寸小照片）注明：某小姐的正名叫吴冰，是日本大间谍川岛芳子（原名金碧辉）的得力徒弟，此人是中国某元老的日本老婆所生，后为川岛芳子收养，长期在香港、吉隆坡、新加坡、河内等城市从事间谍活动。唯一的线索是，她可能从航委会成都所属下级机构的官员身上下手。

何芝园奉令后即同刘寿朋研究决定：责成防谍组负责破案，放大十二张照片，由周震东交给可靠人员，在航委会各单位驻地及春熙路繁华地区秘密识别；并报告张群。

决定行动后，何芝园即飞赴重庆参加“四·一”大会，离开了成都。我将放大照片转发给了丁宣孝、钱介夫、张书铭、朱斗寅、周敬和、黄正德、鲁力前等，进行紧张的识别侦察。经过二十余日细致侦察，朱斗寅即在新南门王家坝街航委会军法处侧面的一个大杂院内发现了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并报告防谍组。我立即前往识别。

这个大院与航委会军法处一墙之隔，航委会军法处收发室后窗与它侧面相对，站在窗前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破旧大院。我察看并询问情况时，大院侧一间房门开了，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人出来，东西望了一下便向院门走去，看样子是准备上街。这女人走了几步后又快步折转回去拿一时忘了的东西。正当她准备锁门时，我便先行赶往王家坝街西面另一条相对的小街口，有一卖鲜桃的人在那里歇气，我便假借选购鲜桃，想就近处查看。很快她走了过来，看了一眼鲜桃，迟疑了一下又急忙走了。

这女人身材苗条，衣着不出奇，但容貌相当漂亮，看来与照片完全符合。又觉察她走路很快，很留心周围的情况，时而东张西望，走到前卫街口站了一下，突又向新南门走去。在确认无误之后，我立即上报刘寿朋（因何芝园还在重庆）。刘大为震惊，立即转报张群。张指示：①与航委会政治部主任简朴联系，设法在航委会军法处查明与吴冰交往的一切男性的姓名、年龄、籍贯、社会关系；②防谍组加派人员对吴冰实行盯梢，密切进行监视，发现情况随时上报；③作长期监视准备。

另据王家坝保甲调查报称，那个破旧大院住户二十多家，全系下层社会的小手工、小生意买卖人。通过监视，防谍组很快掌握到，吴冰住在这里是单身，无论晴天下雨，很少在家呆上半天。她主要活动于当时成都著名的咖啡馆、酒巴间、跳舞厅等，社交面相当广泛，与她来往的人员十分复杂。

一周后，何芝园由重庆返蓉，得到报告，即同刘寿朋研商并请示张群，下令防谍组设法物色女性人员，靠拢吴冰，作长期监视。我对情报详细分析，反复考虑，设计了一个方案，并请稽查处科长蒋自强协助。经过研究，蒋自强介绍该处杨鹤林的小老婆作内线。我报告何芝园，并约同去总府街恒昌照像馆晤谈，还在梓潼桥街“长美轩”道进餐。

她，中学文化，恰好也是接近三十岁的年龄（比吴冰稍大一些），不但长得十分漂亮，而且很有风度。我们估计吴冰为了便于开展活动，一定也希望身边有一个人作掩护。我们的设计是：她伪装成一个婚后不久就被丈夫遗弃，目前生活无着的可怜少妇去接近吴冰，作为内线。何芝园批准了这个方案。

接着，内线住进了这所大院，一切顺利，吴冰甚至已邀内线和她同住在一起了。经过半年秘密监视，得知吴系国民党元老许崇智的日本老婆所生，她绕道来成都从事间谍活动的目的，是获取成都七大机场军事、经济情报。她能运用流利的华语、英语、日语、南洋、印度语等进行会话，主要手段是利用自己的色相同男性交往。

同她交往的人主要有：金城银行职员何××，上海人，在成都没有家眷。内线报称，吴冰同他是姘头关系。外线调查，何在金城银行是个小职员，但极有活动能力，同上海、广州、重庆各地银行都有交往。防谍组分析情报，得出的结论是：吴冰想利用与何的关系，打入与孔、宋财团有关的金融系统，作为活动的重点。并以此报请刘寿朋转报给张群。后据金城银行成都分行行长江昌绪（四川江津人）证实，张群曾专门关照过金城银行，要注意有关职员。但当8月份后，吴冰即中断了与何的关系。

吴冰又同一个中央银行职员×××接触频繁，那人是中央银行经理杨孝慈的家人，吴对此人表现得非常亲密。内线曾向她问起这个人，她说准备嫁给他。后来初审时我问吴冰，她坚称与此人只是一种姘头关系，甚至连姓名也不记得了。

航委会空军三路司令部，一个姓唐的参谋，与吴冰也有交往，她曾到空军三路司令部去过5次。当内线追问她时，她说这人是她的表兄，会见时只是谈谈家庭亲情的事。

灌县蒲村空军幼年学校教师马××和“工合”（当时孔祥熙在四川经办的企业的简称）的职员刘××曾邀约吴冰上青城山避暑，吴带内线同去。防谍组派鲁力前随其监视。到灌县蒲村后的第一天，内线以那里地方环境并非风景区，请她返回县城，因此只住宿一夜即返回县城。第二天在灌县二王庙，内线要与她合照一张照片，她坚决不照，并对内线说：“没有自己的底片，我是不照的。”可是第三天，“工合”那位刘××拿出相机，她在伏龙观却照了一张，前后矛盾。

又吴冰经常到华兴街沙龙酒吧间（地处当时九十五军军部侧，通惠实业银行对面）喝咖啡，喜欢同一批穿西装的青年跳舞。防谍组曾报请行辕调查课，调查沙龙酒吧间每日光顾的青年。

就吴冰同以上这些人的交往就有很多疑点。由于吴冰的社会交往复杂、范围广泛，花去了防谍组大量的人力。但刘寿朋（他原是学法律的）认为：吴冰明显触犯有关国家法律的依据还不多，不能草率逮捕；而张群更希望放长线钓大鱼，因此监视工作一直拖了半年多时间。

7月份，在吴冰灌县蒲村之行前数日，内线按防谍组的计划，用专门配制的钥匙，两次打开吴冰衣箱，查出几样东西来：一次是查出一把日本三菱株式会社所造的小剑刀，经过分析认为，可能是用于重大联络的暗号，仍叫内线放回了原处。二次是一束图表，其中有几张军事地图，如成都附近七大机场的详实方位图，以及有关图表的文字说明等。

这一束文件，经报请刘寿朋、何芝园批准，在恒昌照像馆摄制了照片十二张，并由防谍组内勤宋世福、胡蜀英、柯幼龄三人，费了半天时间照抄一份存档。这一束文件又经刘寿朋亲自查阅，仍命内线秘密放回原处。当时，刘寿朋看了这个军事地图，认为这已足够构成犯罪的证据，便向张群请示。可是张把重点放在军事地图的来源上，所以仍叫放回原处，并指令对与吴冰有过交往的军人，要作长期的监视和审查。

到了10月上旬的一天，内线突然报称，吴冰已决定10月9日，将偕同“男友”离开成都，先去泸县，再转昆明。周震东得报，立向刘寿朋报告，刘立即又向张群请示，以事机迫切不能让吴冰离开成都，只好采用扣捕办法了。

10月9日下午8时，内线将吴冰交与外线人员朱斗寅、刘俊杰、鲁力前三人监视。我去东丁字街何芝园公馆向刘寿朋电话报告“布置完毕”。刘又向张群请示，张指示由成都警察局保警中队，派了十二名武装警察，由曾有忠率领，随周震东一道，赶往牛市口车站。

当晚10时许，即在旅馆中将吴冰和航委会属下的一个上尉参谋拘捕，带回成都警察局。刘寿朋得到“已捕到吴冰”的电话，当即指示叫我亲自审讯，以取得口供。继之将航委会上尉参谋陈某交航委会政治部秘书左泽淦保去。吴冰在受审出押后，送玉带桥稽查处关押，防谍组即将此案移交司法股依法处理。

一两天后成都和全国报纸报道了此案侦破情况。防谍组结案后，领到行辕奖金五千元。

二、战地服务团的成立及其在成都地区的一些活动

1. 战地服务团的成立

自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国民政府迁重庆后，日本军事力量已深入到长江以南地带，日本飞机空袭成渝地区频繁，四川形势急剧紧张，我国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刻。当时，从全国讲，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外，国民党中央政府能直接指挥抗战的只有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少数几个完整的省作为抗日根据地，而云贵川则处于军事上极重要的地位。又因为同盟国要在中国大陆协助作战，必须加紧修建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和修复或扩建重庆、成都、昆明、西安旧有的飞机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战地服务团”，以配合美方援华的军事行动。军委会决定“战地服务总团”分设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四个地区办事处。并规划重庆为第一区，成都为第二区。

成都地区直辖新津、双流、彭山、邛崃、彭镇（即现在双流彭家场）、广汉、凤凰山等七大机场，并根据各类军用物资的情况和当地条件修建了许多相应的招待所。当时，新津机场设立了七个招待所；邛崃、彭山、广汉机场各设四个招待所；双流、彭镇、凤凰山机场各设两个招待所；成都商业街“励志社”设立了一个招待所。东城根中街吴景伯公馆为二区办事处的办公地址，吉祥街向传义公馆为“合作社”和“中转站”，在东御街和海会寺街设美方新闻处。

2. 战地服务团的人事安排

在人事方面，由于是美国援华抗日，势必由美国运来大批军备、物资，于是宋美龄出面保荐黄仁霖（浙江宁波人）出任战地服务团总团长。黄仁霖奉委后，即以“新生活运动会”和“励志社”两系统的干部作为班底，并以浙江、宁波籍留美侨胞作为高级骨干组成了“战地服务团”。

当时，四川形势仍较复杂。黄仁霖感到在四川开展工作异常棘手，他不愿驻成都，就把配合美军军事行动的工作落在成都有关部门的头上。黄仁霖派到成都的区办主任，先后有史襄哉、厉志山、伍守宫等三人。他们在工作中不是集中精力工作而是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黄仁霖自己曾三度亲来成都，进行对外接洽联系，但在成都的时间都很短。

1944年元月中旬，黄第一次来成都，晋谒了成都行辕主任张群，请求予以支持。1944年3月黄仁霖来成都时，即率领史襄哉同去见张群。张群接见时，行辕参加者有主任秘书刘寿朋、防谍组长周震东。会见中，张群指派我与史襄哉接洽办理日常事务，随时向刘寿朋汇报办理情况。黄表示，为了密切配合，准备安排我为区办事处督察主任。

1944年4月中旬，黄仁霖第三次到成都，除了晋谒行辕主任张群外，还拜访了川康外交特派员吴霭宸、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漆中权、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成都市长余中英、成都警察局长方超等，谈话内容都是请求支持和协作。

3. 中美座谈会

1944年4月下旬一个星期四的下午两点钟，在商业街“励志社”召开了第一次中美座谈会。会议由黄仁霖主持，二区办秘书××作记录。美方参加会议的有以南达尔将军为首的各机场地勤作战官员和修械所、美新闻处以及随军牧师等二十余人。我方出席的有行辕主任秘书刘寿朋，调查课副课长徐远举（只此一次会后即前往西安），防谍组长周震东，川康外交特派员吴霭宸以及科长荆天乙，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漆中权，川康绥署稽查处长刘宗朴和组长余闻瀚，成都市长余中英以及社会科长钟汝为（钟离职后由吕寒潭继任），警察局长方超以及外事股长金豹庐，航委会政治部主任简朴等。

会议开始，黄仁霖分别用英语、华语讲明“中美座谈会”的意义。旋由刘寿朋代表张群讲话，表示一定支持“中美座谈会”的一切决议，日常事务由史襄哉负责同市政府、警察局、外事署等机关具体协作联系。决定每周星期四午后，在“励志社”开会，会议记录由我携回行辕汇报。

当时，美国空军来华人员已进驻成都七大机场，运输机、战斗机、歼击机和“空中堡垒”以及各种军用物资正源源不断运来。来川的美国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达七千人以上，加上招待所译员、工友和合作社方面的人员，所需副食品供应量大，而南（成都、邛崃、彭山）、北（成都、广汉）两公路线交通拥挤，任务十分繁重。因此，成都行辕在执行“中美座谈会”决议的同时，张群还指示刘寿朋加强防谍组的工作。要防谍组安排好在战地服务团二区办事处、人事股、各机场招待所的事务股长、干事、司机、押运等总计二十余人的工作；布置各机场用表报记录招待所当天来去的盟军人数、机场降落的飞机数和机种（当时来华机种一般是运输机、歼击机和B-29、“黑寡妇”等以及出击机种和机数）。此种表报以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和双流四大机场为主。防谍组还要交待敌机来袭时的注意事项和对机场内各种各样违法舞弊等进行监督调查。

新津机场主要是接收国外直接飞来四川的各种飞机。当时对此特别重视，强调要准确记载，每日汇报（内容包括每日飞来的机数、机号、机种、人员、物资、炸弹以及耗油量等）。邛崃、彭山、广汉、双流等机场，一般是空战后返航或临时性的地区调动。

4. 对美军的接待工作

为了搞好盟军的接待工作，中央军委会颁发了各种通令。如军事委员会特别制发了一批美国飞行员穿用的皮卡克，在背面上印有“来华助战人员，军民人等一律保护”等字样。同时通知各县、乡、区、保，广泛宣传，要求做到家喻户晓。

在成都市中山公园（今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置了一个盟军讯问处，以市政府外事秘书吴且雄为主任，办理由各机场进入市区游览参观者的导游解说及兑换外币的工作。下令警察局在凡有名胜古迹的地方街牌上增添英文字样。在市区内鼓励私人开设英语补习学校和私人舞厅。据当时统计，成都市区至广汉、双流、新津、邛崃、彭山等地，在机场周围私人开设的酒吧间、简易舞场即有八百家之多。

为了填补盟军人员未带家眷之空虚，中美座谈会还决定：由警察局下令，将八宝街大周二台基和复兴街协和宾馆正式辟为盟军“游乐场所”。

当时规定，在川康、川陕两条公路线上，双流、新津、彭山、邛崃、新都、广汉等县政府须随时切实注意公路上所发生的汽车肇祸事件，如有发生，立即电告行辕，由我会同美方宪兵队长荷马前往处理。

1944年夏天，盟军要求在灌县离堆公园树林内临时开设军官疗养所，经中美座谈会研究，成都行辕同意，各机场上尉、少尉进入疗养者有二十余人。

新津机场是盟军作战司令和重要指挥人员所在地，机场内外除军事委员会航特旅守卫外，还调暂二师曾晴初负责维持治安，他的师部驻花桥子附近。又在五津镇设置一个稽查所，配合川康绥署稽察处派去的周伯威和防谍组安排在新津各招待所任事务股长的黄正德等联合组成一个临时机构，随时在五津镇联系。如遇紧急情况，立刻用机场电话同我联系。

5. 防谍组经办的案件简介

当时，日本飞机经常空袭成都，我方特别注意防范问题。为了保密，在中美座谈会例会上，我只传达一般性文件，具体内容不公布。其中如新津机场上1944年7月发生的“白尔敦案件”，在当时认为是案情极为严重的案子，但是在中美座谈会上，只宣布了处理结果而已。

此案发生在1944年7月的一天晚上。日本飞机突然偷袭成都市区，在敌机临头时，第四招待所黄正德发现在新津上游河湾处，有人向敌机发信号弹，他立即电告五津镇稽查所周伯威。周即赶去会同黄正德实行守捕。第二次信号弹发出时，黄、周数人将发信号弹者抓获。意外的是，发信号弹者竟是盟军人员白尔敦。黄立即用电话向我报告。我即转报刘寿朋，再经刘转报张群。张马上下令我会同区办厉志山和美军宪兵队长荷马驰往新津机场。

我们乘车赶到五津镇时，白尔敦已被美方人员带走了。原来是新津第一招待所美方官员提出华方没有“治外法权”，不能扣捕白尔敦，并强行把他带走了。经向刘寿朋请示，往返进行了三日的交涉，美方新津地勤司令×××也出了面，经谈判，由×××叫白尔敦写了一张书面认错书，措辞是“夜间游戏取乐，不是犯罪行为”。最后，张群从维护中美盟友关系考虑，兼之白尔敦已写了认错书，决定免予追究。（其实当时美国新闻处和其他盟军人员都认为此案中白尔敦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1944年9月，美方宪兵队长荷马，根据灌县离堆公园盟军疗养所报告：某上尉财物被盗，请成都行辕破案。刘寿朋指派我偕战地服务团二区主任厉志山、盟军讯问处主任吴且雄同去灌县查处。我等到达灌县，即通知县政府派了一位科长参加调查。

调查中，这个盟军上尉粗暴不讲理，走到天乙街一家篾竹铺内拉着店主，硬指说他是贼，要他赔偿失物。县政府科长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于是通知太和街区长董如松到场作证。董区长说这个篾匠是一个善良的人，决不能使其罹受诬陷，认为盟军所讲的不合事实，不近情理。在折回公园的路上，我们三人研究，为了照顾盟友的损失，请县政府勒令区长破案。后来由董如松区长赔了五百元美钞了结了此案。

1944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广汉、新都、邛崃、彭山、新津、双流等地区的公路线上美军大型卡车压死、压伤华人案共三十余件，一般由当地县政府或由成都市政府解决，掩埋死者抚恤亲属，少有发生大的纠纷。

防谍组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个“畸形”机构，办事少有障碍。可是，自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成都访问后，张群感觉到仅是一个川康特派员布署，有限的少数官员实不足以应付繁忙的外交事务，因此决定在成都行辕内再增设一个外事处。几经向军统局长贺耀祖、戴笠要干部，但都未如愿。最后，经戴笠同意，将卸职的万县缉私队长刘丕承调到成都来担任外事处处长，下面只有四个译员，实际上是一个摆门面的机构。

回忆淑行女塾

傅子贾

清光绪年间，政府已在四川的科第士流中选拔举人、秀才去日本留学，有的进士官学校，有的进师范学校，学成回国多由政府委用。

1903年，留学日本回国的几位同学，如陆慎言、陈仰天、张允士等，感慨中国教育之落后，致国势之危弱，于是大力提倡废书院改学校，且率先躬行。陆、陈等人，尤慨于女学之不修，于是首先在亲属中宣传介绍日本的妇女学校和幼稚园，呼吁创办女学。在他们的宣传影响下，陈仰天的母亲（人称陈先生）约同陆慎言和雍先生（女）商量筹办女学，于是邀集当时几家留日同学的姐妹数人，私人集资，租清名画家墉午君在成都南门文庙西街上莲池畔红梨馆的四合院，正式创办了四川最早的女塾——淑行女塾。

女塾标榜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帜志，主要学四书五经之类课程。几年后，淑行女塾迁至南门二巷子，随后由陈先生出资买了南门文庙后街游家的房子（即后来的成都第一师范学校校址），学校更名为“淑行女子学校”，是四川第一个私人办的女子学校。

女校开始，仅有女生十余人，除学四书五经之类外，也开始学习一些写作知识。1911年辛亥革命后，因受新思想、新潮流的影响，陆慎言先生（字绎之，江苏常熟人，事母至孝，学业精敏，既冠入学，遂隶华阳籍。光绪辛卯年乡试中举，就职教谕，继改官内阁中书。后来东游日本，在日本弘文师范学校毕业。）锐意用日本的教育方式办理女校，于是在校增设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生物、化学、伦理、体操、音乐、造花、工艺等课程。同时聘了两位日本籍女教员：一名金野女士，教音乐、体操两科；一名田天女士，教造花、工艺两科。同时创办了一个“蒙养园”（即幼稚园）收幼儿入学。至此，四川女子教育已初见端倪。

1914年，在陆慎言先生的努力下，淑行女子学校由民国政府接办，命名为“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陆慎言先生被任命为校长。学校首次开办“简易师范班”，由各县选送女生来学，学习期一年，结业后回原地宣传女学，创办学校。

此后，在政府提倡女学和多方的支持下，陆先生热心教育，力图发展，女师陆续开办了四年制的师范班、中学班、后期师范班、高小班、初小班及幼稚园等，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同时也充实了教师队伍，聘请了留日老师多人，如体操教员罗仲渠、英语教师洪翰儒、音乐教师叶伯和、叶赞和夫妇，还有刘子立、徐子休、严伯谐等有名的老师任教。

学校制度很严，除个别中学生及高小、初小学生可读通学外，师范生一律规定住校。住校生每周星期六下午，可由家里来人请假接回家住一宿，星期日下午5时前必须返校。外县来的师范生只有星期天由女监学先生陪同上街。学校的服装也有规定，穿蓝色中式上衣，黑色裙子。师范生头发左右各梳一小髻，中学生头发规定在脑后梳一个髻。

由于学校聘任了许多男老师授课，女监学先生也应运而生。凡是男老师上课时，必须由女监学先生监学，她们通常是庄严地坐在教室讲台下面、学生坐位前侧监视师生。当时，学生对监学先生都较畏惧，私下称之为“Tiger”（老虎），一到教室见监学先生来到，即在坐位上互相传递“Tiger来了”，大家随即坐得规规矩矩。

在当时那种社会里，妇女不能随意上街外出，就如到亲戚家，或女教员到校上课，学生回家等等，一般都要乘“肩舆”（一种两人抬的轿子，两边窗帘和轿子门帘上装有一小方形“虾须竹帘”）。女生坐在里面，关上竹帘，外面的人只有影影绰绰看见里面的人。轿子接送学生，都要抬到学校的二门内。学生坐进轿子关上轿帘，才由轿夫抬出校门上街回家，返校时也必须由轿夫抬进学校二门内才下轿。即便如此，为着好奇，不论炎夏寒冬，天晴下雨，在学校附近的地方文庙后街一带总有不少青年虔诚地引颈而望，希图看看女学生。

1919年五四运动，成都全市学生积极行动，在祠堂街少城公园（即现人民公园）广场集会，反对卖国的“廿一条”。女校只有女师学生参加了这次爱国行动。当时由学校的工友抬上校名横旗走在队列最前面，校长、教员亲自领队，各班学生由体操教员罗仲渠编队列后，女监学先生在学生队旁同行。沿途由体操教员以口笛或喊“一、二、三、四”的口号整齐步伐。当时的成都市民，从未见过这样雄壮的女生队伍上街游行，都觉得很新奇。因此许多市民皆涌上街头观看，凡女师队伍经过的街头巷尾，总是人群如云，拥挤得水泄不通。对女学生的好奇心，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学校内迁入川，逐渐实行男女生合校后，才逐渐消失。

淑行女塾及淑行女子学校为四川培养了不少女子人才，对四川的女权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如学生李碧云，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归国后与前川大校长张真如结婚，在旧北平市教授油画；邹铣珍（辛士）长于文学和国画，后与辛亥革命志士、成都辛亥保路死事纪念碑碑文撰写人之一颜楷结婚；毕业生罗家蕙、郭凤鸣先后担任四川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职务。

淑行女子学校约请日籍田天女士教授造花科目期满后，田天女士回国。该校的造花一科即聘当时四川的国画大师墉午君的长女傅伯媛教授。傅伯媛师承其父的艺术风格，以写生方法教授造花一课，学生得益非浅。她教学生做的花卉，毫无匠气，其色形姿态几与鲜花无异，放在真花卉丛中，可以乱真。1915年傅伯媛曾以学校名义，造出梅、兰、竹、菊四种写生花卉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金质奖章，为中国人争了光。

在清末民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成都淑行女塾对推动四川的女子教育和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川最早的一所女校——成都女师

丁秀君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四川总督锡良奏派士绅——翰林院编修胡峻、举人陆慎言（号绎之）等赴日本考察学务。陆绎之考察回川，除与胡峻合力开办四川高等学堂外，因感于女学重要，便与陈罗徵夫人私人筹资，于1904年在成都租江渎庙（今文庙西街）侧端姓家东庑作校舍，创办淑行女校。当时风气闭塞，女子不能在街上自由行走，陆先生等虽多方宣传，但淑行女校开学日仍只有学生七人。

陆先生和陈罗徵夫人并不灰心，继续苦口婆心向社会各方面宣传。到1906年，社会风气渐开，学生逐渐增多，淑行女校于是改名淑行女子中学堂。原校舍不够容纳，学校便迁往东桂街前华阳县教育会内。陈罗徵夫人为了学校的开展，又捐资典押文庙后街民房为校舍。

1911年，提学使方旭呈准淑行女子中学堂改归官办，收买陈罗徵夫人典押的民房，并右邻民房一院，为学校永久校址，更添办师范预科。适陈罗徵夫人的大女陈宝琼刚从日本留学回川，学校又添办保育科，培养保育人才。

同年秋，学校购买校后荒市官塘地一段，开办幼儿园和初小高小班。吴蜀猷先生于1911年在学校右邻吴家祠堂后面空地修建两间瓦房教室、一间草房食堂、一个草亭，创办女子师范学校，招收学生两班。后因吴先生有事不能兼顾，愿将该校学生和全部校舍交淑行接管。淑行学生因之增多，校舍也有扩大，便将校名呈准改为省城女子师范学堂。

1914年春，学校奉令改名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增多，校舍不敷，又呈请政府拨红照壁街前理事府废署为学校分校，专办中学班。

1914年秋，各县开办女学，需要大批优良师资，政府令各县选派现任女学教职员来成都学习。学校奉令开办教职员练习科两班，学习教育学、教学法及行政管理，半年毕业，毕业后回县工作。学员回校后，教学质量提高，女师声誉日隆。

1916年，为供学生园艺实习，呈准政府拨金河街官地10亩为校园。1917年租灌县三台观山地数十亩，种植树苗万多株为校林。

1918年秋，添办二部师范一班，一年毕业。1922年秋，添办高等师范二班，分英语、数理两部，四年毕业。

1935年秋，四川省府令改名为四川省立成都女子师范学校。只招师范班，停招中学班，将原有高中班并入新办的省立成都女子中学。1936年度起，招收初中毕业生，改为秋季招两班，春季招1班，到1939年招足9班。

抗日战争期间，以日寇四处轰炸，于1939年夏，奉令疏散彭山，师范部住彭山文庙和文昌宫，小学部住在东岳庙。

1937年和1938年秋季招生时，因各县幼稚教育师资缺乏，先后在两班招生限额中，改招三年制幼稚师范生各一班。1941年，各地小学师资缺乏，奉令秋季招生3班、春季两班，招足15班。限于彭山校舍，仅增到12班。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秋，学校由彭山迁回成都文庙后街原校址。1947年秋按规定招足15班。

成都女子师范学校，从1904年开办，至1949年成都解放，共经45个春秋。45年中，计毕业高等师范2班、师范（五年制、六年一贯制、三年制）共53班、三年制幼师班、中学（旧制中学、初中、高中师范科、高中文科、高中普通科）共36班。所有保育科、各县教职员训练班、二部师范班等短期的，均不在此内。总计先后毕业中学生、师范生共6000左右。不但川西北女性教师和妇运骨干多出门墙，就是川东南的妇女先觉，也有不少是成都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成都女子师范学校，堪称四川女子教育的发轫地。

成都女子师范学校开办45年中，校长更换12次，以周子高先生曾两度任女师校长，故校长实有人数为11人。他们的姓名和任职时间详下表：

教师中如程芝轩、王伯宜、车耀先、宋大鲁、张序爵、周大燮、黄彦、邓虎章、陈当时、周虚白、阮麟尧、蒋琳瑜、张贯一、黄学书、张洵、屠古虹、温欢纳等，都是当时教育界知名人士。车耀先先生教的是注音字母，但他崇高的革命思想和言行，对学生也极有影响。黄长立以一个男性任女师训育主任4年，被学生呼为“黄妈妈”，这也可见其品德的高尚和教育的感人。

成都女子师范学校在德高望重富于爱国思想的陆绎之先生长期领导下，养成了三大优良传统，虽经十届校长人事变动，仍继续发扬光大，从未减色。三大优良传统是：

一、学生好学勤备，生活俭朴。 不管家庭经济情况如何，学生一进女师，便都自觉以勤学上进、成绩优良、生活朴素为荣，以讲究衣着华丽、生活奢侈、成绩落后为耻。她们穿的衣服鞋子，大多是亲自制作。学校规定蓝布旗袍为制服，冬天长袖，夏天短袖。经济困难的学生，夏天便把冬天的长袖剪成短袖，冬天又将剪下的袖子接成长袖，虽然颜色深浅不一，甚至补了疤疤，穿者自然，见者不惊，从无人笑话非议。

二、一切从爱国出发。 女师学生特别喜欢历史课，同学们都对鸦片战争后我国受帝国主义侵略而深感义愤，努力学习雪耻爱国的本事，决心毕业入社会后献身教育事业。在学习上，人人努力钻研，互相砥砺。遇有爱国运动，都积极参加，从不后人。

抗日战争期间疏散彭山时，学生经常定期到四乡作抗日宣传，并集体制作慰劳品赠送抗战将士家属。节假日大办文娱会，请抗属来校观看。还帮他们写信、催领优待谷等。抗日家属有危难，大家就挺身出面打抱不平，竭力支援。如1942年夏，住在彭山西门外河坝的一个抗日战士的幼女被流氓奸污，受害者的母亲是个老实农妇，不敢向官府告状，只有在家抱女痛哭，逼其女去死。女师学生知道的次口是星期天，一些学生往河坝分头向群众宣传，控诉流氓的罪恶，劝大家团结打击流氓，劝慰受害者；另一些学生整队前往当地政府请愿，请依法逮捕流氓法办。当地政府依从女师学生的正义申请，终将流氓捕获判刑。

1943年冬，冯玉祥将军到彭山宣传节约献金，购买抗日精良武器和慰劳品。女师学生多来自川西北小县或农村，经济本不充裕，为响应冯将军爱国号召，也热忱输捐。集体决议，除在当月伙食费内节约部分用来捐献外，每个学生有钱捐钱，无钱献物又卖。有人匀不出值钱用品，便当场脱下毛背心送上台去。那种爱国热忱，硬把会场捐献的热潮掀起来了。冯将军深受感动，特当夜到校向学生讲话奖勉。

三、热爱教育工作，志愿终生献身教育事业。 女师历届毕业生大多回本县小学教育界服务；部分升入大学深造的，大学毕业后也多仍回教育界。她们不计报酬，不畏难苦，以能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为最大幸福。

如附属小学校长李德（又名子渠）在女师毕业后，在小学界30年，一直勤勤恳恳，解放后，当选为四川省第一届政协委员，直到1965年辞世。又如不久前去世的成都师范学校校长罗家蕙，也是女师早期毕业生，是陆绎之先生亲送去北京女高师深造的。她于1924年在女高师毕业后，即回川教书，先在巴县女中当训育兼教英语，继任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省立成都女师校长，解放后，成都男、女两个师范合并，又任成都师范学校校长。她一生始终以服务教育为职志，60年如一日。

至于回各县小学服务的毕业生，据了解，除极少数迫于形势改行外，大多从毕业回乡教书之日起，便未离开教育岗位，直到退休。

有人说，陆先生办淑行女校，施行的是良妻贤母的教育，是个大缺点。我觉得这种说法太片面。要知道80年前的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陆先生冲破习俗，倡办女学，教女子对国家兴衰负起责任，这要有多大的魄力和智慧才办得到！实际上，女校学生许多都是后来社会各界的佼佼者。除上述的罗家蕙和李子渠外，还有著名的女校长郭凤鸣、李光岱、李云淑、范寓梅、吴挽澜、刘云波，诗书画家邹辛士、黄稚荃，作家罗淑，妇产科专家乐以成，英语教授石璞以及李氏姊妹（大姐李翥仪，继乃兄水利专家李仪祉办陕西农田水利学校多年，卓有成绩；二姐云仪、三姐凤瑞，都是成渝有名的优秀教师；四姐凤鸣是眼科专家）。著名教师还有廖清华、王玉林、陈百霞、董师仪、伍桐柏、张潭清等。1949年毕业的袁丽华（在“文革”中不幸逝世），在解放后，还是全国教育界闻名的特级教师。

陆绎之先生从1904年创办淑行女校起，到1923年积劳成疾辞世止，一直勤勤恳恳地服务于女子教育，一丝不苟地处理校务工作，从无其他自谋生计的活动。陆先生的高风亮德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永远学习的。

富于革命精神的重庆女子师范学校

丁秀君

重庆女子师范学校是1914年8月开办的，到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刚好35年半。开办时的校名叫四川省立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简称二女师；抗日战争时，改名省立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简称渝女师，直到解放为止。

开办时的校址在定远碑（现在的临江路）。1922年8月，添办中学部，学生人数增多，校地即围绕文庙向西发展，校门移在太阳山下的牛皮凼（现在的大同路）。

抗日战争发生后，于1939年7月疏散至江津县白沙，租用私立聚奎中学校址。原大同路校舍租给国防部及其所属兵役署、会计处。立约时说明，一俟抗战胜利结束，即全部交还，如在校内空地建筑房屋，复员时亦无偿交还。

抗战胜利后，尽管国防部及其所属单位大部迁回南京，各单位均仍有少数人员留守学校不走。学校几经交涉，直到1946年暑假才交还五分之四。白沙租用聚奎校舍，对方因复校开学需用，多次催女师交还。女师以此向国防部留守人员继续交涉，得允诺在3月底即全部交还。学校于8月中旬从白沙开始搬迁，8月下旬即全部迁回重庆。

可是直到10月开学时，国防部留守人员仍未走完；而远方学生已先后到校。无奈只好将所有留守人员集中，让他们从夫子池那边开门进出，中间用砖墙隔断，校长和教师住隔墙处，以防意外。岂料一天深夜，竟有兵从国防部留守处那面翻墙，被查夜教师发觉，大声责问，师生惊喊捉贼。对方负责人只好将贼兵捉获，并向学校道歉，说他决定严加惩处，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教师和学生安静就寝后，立即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事态严重，根据一年的经验，对方的保证是完全不可靠的，只有向行辕请求，把他们全部赶出学校范围之外，才是长策。学校次晨即向行辕申请，事后又多次去行辕催办，好容易才把国防部的那些留守人员赶走完。

本以为可以稍安一时了，哪知祸从天降。一天晚饭后，大家都在操场散步时，重庆警备司令部开来两辆大卡车，载着家具什物和武装兵开进学校，竟要估占国防部抗战时在后山上建的房子。门房拦阻无效，操场上的学生便跑去拦问。因武装兵出口骂人，学生一面喊号手吹紧急集合号，一面跑步报知校长。校长赶到时，学生张碧英已被打倒在地。除将张碧英急送宽仁医院外，校长同孙元良的兵交涉，他们横不量理，便把装载各物强搬到操场放置，然后呼啸而去。

次日学校持医院证明向行辕报告，幸得萧毅肃参谋长的正义支持。萧严厉饬警备部限期撤走。之后，女师校舍才算整个收回，那正是1946年10月底。

女师解放前的35年半时间中，校长更换有17次。他们的姓名和任职时间详下表：

校长完选只有17人，之中是18人。因在更换校长中，有过两次择师运动，第一次的风潮不大，但时间比较长。为了学生学业，在新任未到以前，重庆二十一军军部派其教育科长伍心言到校负责主持校务维持会，维持上课。名义不是校长，但做的是校长的工作，故仍列入表中。

17人中，以饶冕南任职时间最长，对学校建树最多，最爱护学生，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校长是蒙裁成。资历最浅的是刘海鹏。17人中有8个男性、9个女性。9个女性中，有5个是女师本校毕业深造后回母校工作的。她们是：师一班唐若兰，师四班曹钟芬，师十班陈洁明，中一班丁秀君、卢蕴兰。

第一任校长饶冕南，为前清举人，学识渊博，办事认真，是社会所公认的。只是他思想有些旧，在五四运动中跟不上时代，学生对他施行的三从四德教育，渐渐感到不满，而且愈来愈反感。五四运动前，他说啥学生都服从，运动后可不行了。例如，当时女生穿鞋都是自己作，一个同学做了新鞋面，交给一个男工友拿去配底，他就认为这是越轨行为，挂牌记大过一次。被惩同学只有藏在被窝里哭一场，谁也不敢说不对。

五四运动后，学生们组织了自治会，有些事情多做由学生集会自决。为了和重庆各校互通声气，共谋进步，学生们参加了川东学生联合会组织，开始走出校门搞社会活动。这与饶校长的校规——学生不能自由出入校门，星期六回家坐轿子，上下轿都必须在操场——等等，当然有很大的矛盾。

巴县中学死了学生开追悼会，给女师来通知，女师学生会准备送礼，并派代表前去参加，报告饶校长时，做报告饶校长时，做服持不准，面且宣布，“谁要去，便开除谁。”学生恼怒之下，自行派20名代表参加。饶校长气极了，认为自己年事已高，拚老命干无益，便坚请辞职。省方于是委邓做修接替。邓是省议员，也有学问，可他对女子教育的主张，还是贤妻良母那一套。他接任不久，便去成都开省议会，校务交原教务主任周文钦代行，学校一切依旧，毫无改进。学生向周提改进意见，周答须向邓校长请示。但电请邓回校又不见回，学生气愤，便电请省方换邓。学生会主席钟复光等将邓的一切东西打成被盖卷送去邓家，表示拒邓决心。

几经请求，省方方发表原在学校任监学的胡和珍长校。这不啻火上加油，更激起学生不满，谁也无心上课。后由教师刘泗英等多方开导学生，并函电主管部门推荐蒙裁成继任校长。在蒙未到校前，为维护学生学业，请重庆二十一军督办公署先派人主持校务。督办公署派教育科长伍心富到校领导组织校务维持会，继续上课，教务和教师都是原有人员，监学胡和珍则自动离校。直到1921年10月，蒙裁成到女师正式长校时，学生情绪才逐渐恢复正常，校务进行也有新的改进。这是第一次择师运动的经过。

二、蒙校长治校育人

蒙校长精力健旺，看不出是快70的老人，不但学识渊博，而且作风正派，办事民主，有高度的爱国思想。他到校不到1月，同学们便都静下心来学习。他每早到操场同学生一起早操，早操后，便登上方桌，向学生讲话10分钟。他教学生勤奋读书，热爱祖国，做有作为的人，千万不可当小姐，讲吃讲穿。他说：“封建社会重男轻女，不把女人当人，你们如不努力掌握真本事，就只有留十八层地狱翻不了身。必须自强不息，勇往向前，方有翻身之日。同时还要参加反帝斗争，改变国家的‘次殖民化’地位，国家强了，妇女的翻身也才有彻底的保证。”他天天苦口婆心地讲，同学们无一不受感动，无一不愿发奋向前。

学生病了，他吩咐工友把病号移住调养室，特派工友照顾，并天天亲往看望，检查药方，照顾饮食。深秋天气骤变刮风了，他便贴出条子叫大家加衣；冬天落雪下雨骤冷，他吩咐熬大锅红糖姜开水，叫工友挑着一个寝室一个寝室地送。记得有个广安同学左香谷患了肠热病，住调养室后，老校长一天几次往视，每见病重，即马上吩咐事务换请医生，并急电告家长。当时医学不发达，左病又太重，虽经竭力照顾，她还是死了。追悼会上，老校长慌说自己未尽到责任，竟把个好好有为的学生误死了，对不起家长，对不起国家。他越说越难过，竟至泣不成声。同学们见校长伤感，禁不住也都流泪，有的竟放声大哭，整个会场充满了哀伤。同学们更深地感受到老校长爱护学生的真诚厚意，因此对老校长更是崇敬如父兄。校内空气既温暖又活跃。早晚自习时，朗朗书声，响遍全校；上课时，教师循循讲解，学生认真学习，到处鸦雀无声；课外活动时，操场上的球声、吵闹声，校园内的争论声和笑声，练琴室的琴声和歌声，汇成欢快的大合唱。整个学校融融乐乐，校风纯正。

因老校长德高望重，知人善用，领导有方，当时教师中的萧楚女、张闻天、李晓舫、蒙文通、韩文畦、彭云生、邓少琴、唐铁风等，都各有专长，思想信仰又各有所宗，在老校长领导下，彼此团结无间，群策群力。众老师有计划、有步骤地灌输学生爱国思想，作新教育实验，打破班级界限分组，语文课试行道尔顿制教学法。遇时事中的重大问题，如英帝国主义侵占片马，便详细向学生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外爱国活动，向群众作爱国宣传，以便从实践中提高学生爱国热情，增强活力，让学生能认清读书是为了自己，做时代所需要的人。这样一来，在老校长长校的4年不到的时间里，女师不但受到了家长们的拥护，也受到社会人士敬佩。

可惜时间不饶人，老校长年逾古稀，自感精力日衰，怕误了学生前途，瞒着学生，一再向省方坚请辞职。省方不了解学校实况，假期中贸然委黄尚义接替。黄并非无才无学，但与老校长相比，不免相形见绌。老校长是1925年暑假中离校的，秋季开学时，学生到校才知换了校长。经了解，好的教师几乎都未续聘，学生便向黄提出要求。黄不善开导，只责学生不听话，学生便阴议驱黄。黄知后大为气愤，一歇就挂牌开除学生20多名，致使群情愤激，黄的被盖被抛到了泥水中，学校秩序大乱，迅即发展成为风潮。直到1926年春，教育厅委崇庆杨叔明接替黄尚义，风潮才告平息。那半年名为上课，实际并没上课，是为第二次择师运动。

三、女师的学制与班级

最初女师招收学生，凡年满15岁以上的未婚女生，高小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身体健康无残疾的，均可报名投考，录取成绩优良者。肄业时间为5年，保姆班则只两年。因当时社会不重视幼稚教育，保姆班毕业生就业难，第一班于1916年暑期毕业后，即停招。1934年为适应社会需要，又招办两年制的幼师班，办两班即停业。1940年8月，又奉令添办三年制幼师班，直到解放。幼师连保姆班在内，共办13班。普师第一班到九班，都收高小毕业生。从十班起，招收初中毕业生，肄业3年。原系每年秋季招一班，抗日战争时为适应小学实际需要，每年招两班，并添办幼师班、音师班，均3年肄业。到1949年止，普师毕业共56班，音师9班。

1922年秋，蒙校长为了学生便于升学，请准增办中学。第一班是普中，四年制。后以四年毕业不能投考大学本科，改为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初中只招了7班，高中到抗日胜利即停招，共办了22班。各科各班新生入校时，人数多在50人以上，但毕业人数则40、30不等。约计普师毕业学生共2200多人，幼师连保姆班共400人左右，音师300人左右。除少数人升学外，大多数在重庆和下川东各县小学服务，也有少数在川西或外省的。社会舆论对女师学生工作多有好评。初中学生绝大多数都升学，高中只有70%左右升学，约30%仍在小学教书。

四、女师学生的爱国运动

1920年，革命影响尚未触及女师，女师学生只知上课下课，吃饭睡觉，从无其他社会活动，也少讨论国事。在课余或节假聚会，也只能轻声细语摆摆龙门阵。当时学校校规，高声谈笑都算错误，要受处罚的。学校还规定，非有家长盖章请假，不能擅自出校门一步。学生生活好似一池死水。

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潮波及重庆，女师学生思想逐渐开始变化。1921年上期，高班学生朱昌文、向仕芬、钟复光、喻孝仪、萧萱、郭瑞等，大胆剪了发。钟复光、喻孝仪等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参加重庆川东学生联合会，开始搞社会活动。校内办起平民学校，招收学校附近平民及校内工人入学，不收学杂费，还另发书籍纸笔，由成绩好的同学担任教学。

当时四川各地军阀割据，一切捐税都被驻军把持所用，教育经费全无保障。公立学校常因经费无着，不能按时开学，更无法按规定每期办满20周。重庆学生为了能多读书，响应成都学生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争取川东教育经费独立。女师学生在重庆川东学生联合会领导下，积极参加，不管天暗下雨，都打着旗子在都邮街一带宣传。

1923年英帝国主义侵占片马，重庆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女师学生全体参加。1925年2月，重庆各界顺应孙中山先生北上召开国民大会，共谋解决国事，在打枪坝开大会，选赴北京开会代表6人，女师学生雷兴政、丁秀君2人当选为代表。1927年“三·三一”惨案，女师学生李递蓉、卢影华、成某（江北人，女师教务成荣章女）3人被王陵基指挥的军队枪杀了。1949年重庆学生反饥饿游行，女师学生更表现出大无畏精神积极参加。游行前一日，行辕召集各校长集会，秘书长刘寿朋一开口便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学生还要游行！”要校长们劝阻学生不去参加，并声称学生不听，政府当另有措施。为了不让学生无故吃亏，在当天降旗和次日早晨升旗时，丁秀君忆及“三·三一”惨案往事，力劝学生不必参加游行。但当重庆大学游行队伍经过大同路时，学生还是跑去参加了。这些史实，说明女师学生是一直紧跟时代在前进的。

至于1924年10月的日轮德阳丸案，和1947年1月的沈崇事件，女师学生都是当仁不让，首先发难。现将此二事分述于后：

（一）德阳丸案

1924年下期，萧楚女先生在女师教中一班的公民和语文。萧先生学识渊博，教学有方，就是平时不爱学习的学生，也喜欢听他讲课，从不迟到。平时萧先生总是夹着课本到教室，让级长唤起立行礼坐下后，便用大嗓门绘声绘色地讲起课来。有一天很特别：萧先生老不开腔，神色苦恼，只在讲台上来回慢步叹气，大家都很惊奇。十分钟过了，学生们着急地问：“萧先生，你怎么啦？是不是有病，有病就找医生嘛！”奇怪，有问必答的萧先生还是不吭声，仍在讲台上来回地走，不断叹长气。学生们激他：“萧先生，你再不说话，我们告校长去！”萧先生这时才高声讲：“日本人都打到朝天门了，还说啥啊！昨晚深夜有个当兵的朋友来报馆看我，说他排上的几个谍查兵，昨天下午在朝天门码头新到的日轮德阳丸船上执行检查任务，查出该轮载有大批劣币，企图扰乱重庆金融，便向船长提出质问。船长蛮横不理，反命水手们把他们打下了水。有个腿长的逃脱了，跑回警备部向排长报告，排长马上带领武装救援。因被打下水的谍查兵无踪影，便找船长交涉，船长出言不逊，口诬谍查兵无端肇事。士兵怒不可遏，排长便下令把船长、大副并劣币一起带警备部，将经过向司令书面报告。殊唐非但不问打下了水的谍查兵的下落，查处劣币事件，竟先把排长训斥了一顿，并立即恭恭敬敬请日本船长上坐，一面道歉，一面备大餐招待，餐后还用军乐队相送。同学们，这不是把堂堂的中国人当作亡国奴吗！谍查兵检查进口商船，是他们的职责。他们为履行职责，拘捕不法者问罪，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唐式遵以敌作友、卑躬屈膝，这不是助长敌人凶焰，甘作亡国奴吗？”萧先生愈说愈怒。学生们也群情激愤，高喊道：“那还了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作亡国奴！”“我们要为谍查兵报仇！”“我们找日本鬼子算帐去！”大伙争先恐后跑出教室去找校长，萧先生再三招呼也无效。

“日本人打到朝天门了！”“我们不上课，我们找日本鬼子算帐去！”还在校长室门外，大伙就大声吼了起来。老校长“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打开窗户朝外探问。同学们说：“我们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不上课，我们要找日本鬼子算帐去，你答不答应？”老校长取下眼镜正要仔细问时，萧先生赶来了。他把刚才的话向老校长说一遍。老校长愤怒极了，转向同学们说：“你们不愿做亡国奴是对的，你们找日本鬼子算帐也应该，但只你们几个人行吗！你们应当联络大家，把大家团结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不能单凭感情吼啊！”同学们一面唤校工老邓摇下课铃，并分别高声通知各班同学在操场紧急集合。在大会上，中一班负责学生会的主席把萧先生告诉的事向全体同学报告，便问：“大家听清了吗？日本鬼子打到朝天门了，我们读书要紧，还是找日本鬼子算帐要紧？谍查兵是我们的同胞，我们该不该为他们报仇？只有甘愿当亡国奴才的人可以不管！”同学们高声喊道：“我们不当亡国奴！我们愿和鬼子拼！我们坚决为谍查兵报仇！”大伙立即当场举出代表60人去各校联系，并决定次日早8点在夫子池开代表会商讨对策。凡经联系的学校，约好次日均准时到达夫子池。老校长怕学生们开不好会，事先请萧先生一一指示，临时又亲自到场指挥。

开会时间到了，学生会主席站上主席台，将德阳丸日船暴行向大家揭露，代表们当即决定，由到会的学校组成德阳丸案后援会，内设总务、宣传、文书、联络4组，由到会代表分别负责领导工作，即日开始办公，并推8人向省公署汇报，请其立即向日本领事馆提出抗议，责成德阳丸船长负责清查打下水的谍兵下落，处罚媚外的唐式遵。如无结果，再召开大会，定期举行示威游行。会后，负责宣传的学生立即写标语张贴，并赴热闹街道——都邮街、商业场等向群众宣传。负责去省公署的，也立即出发前往。当时邓锡侯没有出面，派一个处长接见代表。代表们把德阳丸种种不法事实汇报后，提出大会要求，请其转邓照办。隔日，代表们往省公署询问无结果；数往，仍无结果，便再开大会会商，决定3日后在打枪坝集合，举行游行示威。

游行前一天下午，省长邓锡侯召重庆所有公私立学校校长开紧急会，说事关外交，学生不该参加乱闹，要校长们大力阻止游行。此时女师学生忙着印传单、写标语、做旗子，天快黑了，还不见校长回来，正在着急，各校代表来问：“听说校长们都答应邓的要求，坚决阻止我们游行，你们知道不？果如传闻，你们打算怎么办？”女师学生代表毫不犹豫地向他们表示要干到底的决心。代表们走后，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校门口向外看，一见老校长走进校门，便一窝蜂拥上前去，问：“你不是常教我们要爱国吗？为什么答应邓锡侯的要求呢？”老校长连声说：“不要急，你们赶快去操场集合，我会向你们说清楚的。”老校长吃力地扶着手杖上了梯坎，大家很觉得不是滋味。摇铃集合后，老校长顾不上吃晚饭，径直走向操场说：“我要告诉你们的都是真话。邓省长今天向我们说，德阳丸事关外交，政府自有办事程序，要我们劝你们不要出去游行。我说，学生游行是爱国行动。省长的话，我一定向学生传达。如劝告无效，我是她们的校长，我有责任保护她们，她们要游行，我得跟着队伍出去维持秩序。”老校长既严肃又慈和的话语感动得大伙跳了起来，高兴地说：“真是我们的好校长！”没有谁宣布散会，大家就欢天喜地跑回教室，做游行的预备工作去了。

二更过了，各校代表一批接一批来到女师，说他们的校长说，女师蒙校长已答应了邓锡侯，不让学生出校游行。这一来连发起人都不去，你们还去做什么？代表们问我们怎么办？女师学生坚定地回答说：“我们校长不像你们的校长，明天打枪坝排上刀枪，我们也要去，而且风雨无阻！”次日开会时，因为各校长的阻止，大多数学校的校旗都是纸糊的。但到的人数却比以往哪次都多。同学们精神饱满，队伍也整齐，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游行后，大家去省府请愿，邓锡侯坚不出见。时已过午，大家忍无可忍，便打进省公署去，邓从后门溜之天天。大队继又开到商会警备部找唐式遵，唐也闻风早逃了。大伙很气愤，当推代表四处找人，其余留商会等候。8点了，还没找着唐、邓二人。广益中学在南岸，再晚就过不了河。蒙校长见此情形，恳切地向大家说：“你们饿了一天，应该休息。爱国是长久的事，邓、唐也是中国人，他不会躲一辈子不见的。我劝大家先回校，人在事在，明天再来交涉，不知你们以为可否？”大家见校长中随队的只他一人，对他十分敬重，他的话当然很起作用，大队便宣布解散回校。

后经代表们多次交涉，邓、唐态度有所好转；但对学生们提出的要求仍不明白表态。大伙便又召开大会商讨对策。决议4条交代表送交邓锡侯。4条是：一要德阳丸赔偿把谍查兵打下水的损失；二永不准日轮在川江行驶；三要德阳丸的船长和大副向重庆市民道歉；四要邓处罚唐式遵的媚外行为。大家认为，如达不到上述目的，就再示威游行，并采取五四运动的行动，见日货就烧。代表们负起大会使命，再去找邓，邓还是不亲见，便将大会决议交接见人代转。这次不同了，隔天，邓派人来找代表谈，说邓对德阳丸轮事一直很重视，早派多人在调查交涉，俟有结果即告大家，请大家稍安勿躁。又过了几天，邓又派人把被打下水的谍查兵的照片送代表们看，说打下水的谍查兵被下游的船夫救起，安全无恙。又说唐司令已承认自已有错。关于二、三两条，他正研究上报，稍缓时日，会让大家满意。来人的话，竟把代表们麻醉了。因当时的代表们都是十几岁的青年，只有爱国热情，而少社会经验，便信以为真，以为近3个月的斗争已得到胜利，便都安心准备学期考试去了。实际上邓、唐压迫学生爱国活动的丑行呢，不但未结束，反而加剧。学校一放假，省公署便行文各校，令开除当德阳丸案代表的学生，如敢不遵，即撤换校长。很多学校的代表因而在寒假中被学校默退了。女师的代表呢，赖有硬肩膀的蒙校长而免于难。

（二）沈崇案

抗日战争时，美国作为盟国派兵来华参战，一些美国兵在我国国土上到处横行，侮辱妇女，令人发指。1946年12月，驻北京美军士兵侮辱北大女生沈崇消息传到重庆后，女师举校沸腾了。学生会负责人罗宗哲等马上召开大会，在校内展开签名运动，并派代表与重大联系，扩大签名抗议。重庆学生界因不见当时政府有任何表示，学生们便决定定期在两路口南郊公园集合，举行游行示威。消息传出后，重庆行辕着慌了，游行前一日，特召重庆各校长去行辕开会。秘书长刘寿朋说：“听说学生们为沈崇事件要游行示威，这是爱国活动，应该说是好事，但事关外交，稍微不慎，便会予人口实。为防患未然，望各校长务必劝阻。”说完即散会。

游行时，各校学生都整队到齐，其中女校学生格外激昂，女校校长也参加游行。游行秩序良好，在行辕请愿，也平安无事。因全国学生联合请惩美兽兵无下文，学生们便在寒假中四出宣传。国民党政府对此极为不满，竟派流氓殴打学生。重庆市长张笃伦装做好人，特邀各校校长去市府茶话，说他很了解学生，也爱护学生，爱国活动应适可而止，请校长对学生加强教育，不搞宣传活动，并要各校长签名，共同发起告家长书，请家长在假期中严禁子女参加社会活动，免生意外。同时行辕刘寿朋也召校长们谈话，说学生向来是听老师话的，请校长们务必体谅政府苦衷，同政府站在一个立场，对学生多方开导，严加管束，如学生仍不听教，校长有权开除学生。他要校长们立即表态，并指名喊女师校长丁秀君发言。丁说：“纠正青年的‘错误’，不是一两次可以成功的，刘秘书长的指示可以照办，但如办后得不到预期的结果，那只能怪我教导无方，政府可以处罚我，而不能责怪学生。”事后，女师代表并未被开除。1947年上期开学不久，有消息传美兽兵已押解回国，沈崇案便不了了之。

五、女师的教学实习

办师范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小学优秀的合格教师，把小学基础教育办好，但师范生如没有教学实践的锻炼，教学的艺术便无法养成，因此师范学校必办附小，供师范生作实习场所。女师初只办了初级、高级班，后才添办幼儿班、附小。后者所有的教职员都是师范部毕业的优秀生担任。附小学生成绩常在一般小学之上。应届毕业生实习时间，多在3学年2学期开始，共历时1个月。实习前，先观摩附小教师教学，再和附小教师座谈，由实习生提出问题，请附小教师解答。然后由实习生编写教案，请附小教师指点，才正式开始试教。学习1月后，再开座谈会总结。

为了提高学生教学能力，从1947年起，决定把学生应学课程，在5个学期中挤时间学完，第6学期全部用作实习。附小连幼儿班合计15个班，毕业生常在40人左右，每人实习各科目，一共九节，不能遍及整个单元。因此学校与北碚卢子英局长联系，将应届毕业生送到北碚各小学实习，请该市教育部门的有关人员和各校原有教师同女师专责领导实习的教师，共同负责指导。如各校认为实习生成绩优秀，愿意留用，学校可说服学生留北碚。这不但对学生提高教学艺术有益，在当时社会情况下对学生就业也开了一条门路。这个办法，承卢子英局长大力支持，从1947年上学期开始，一直推行到1949年解放时止。

六、重庆女师的校训

重庆女师的校训是：“诚朴宏毅”。这4个字的意义，经蒙校长详细解说，谆谆教诲，在每个学生身上，是发生了很大教育作用的。老校长经常教大家要“诚朴宏毅”，做诚实不欺的人，做诚正不阿的人，做诚恳和善的人，做坚强不从俗的人；生活要朴素，思想要纯正，目光要远大，志气要恢宏，目标看准，坚毅向前，不达目的，绝不终止。还教大家立身处世，要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概，一切想之别人，一切都为国家。他说：“你们再不能像从前的女子，一切依人靠人，听人主宰。须知男人能轰轰烈烈干的事，你们也能干；男人能干的事，你们女子也能干，千万不可自暴自弃。要经常细细咀嚼诚朴宏毅的意义，把它融会贯通在实际行动中，在日常生活中。果能如此，便一生受用不尽。”

七、女师校歌

重庆女师原无校歌，蒙校长长校时，为了让社会人士和家长们对学校各种措施有彻底了解，在1924年学校10周年纪念时举办恳亲会，事先由教师们集体创作了校歌和恳亲会歌。这两首歌的歌词新颖，富有教育意义，学生很受鼓舞。兹记述如下：

校歌：
有千里蜿蜒之长江，有万叠苍翠之巫峰，豁我神志，荡我心胸。看吾川女子之发为奇雄，凿宇宙未尽之洪濛，立亘古未有之殊功。磨秦汉剑，倚崆桐仞，振五千余载，泱泱大国风。

恳亲会歌：
今天开恳亲会，我们家属来临，姊姊姐姐妹妹，大家鼓个劲。陈列平时作品，报告学校情形，又是半年光阴，看有无长进。莫说女儿贱，只会做针线，请看我们今天，也能读史汉。莫说女儿贱，只会吃闲饭，除了杀人放火，我们都能干。

因蒙校长善于对学生施行爱国教育，教学生坚强做人，再加萧楚女、张闻天诸先生高尚革命情操的熏陶，20年代重庆女师的学生对社会封建习俗，不但敢于反抗，而且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勇往直前，毫无畏惧。记得同学陈志筠，幼年丧母，继母对她虐待，她抑郁成疾，吐血不止。学校通知家长，家长立即来人接回。星期日，大伙去她家看她，竟形神大变，问其所以，她只痛哭不语。从仆人口中始知她回家三日，既未看病，也未吃药。同学仇永章，家住九块桥，离马蹄街陈家最近，仇的父亲长中医，在法国领事馆作秘书，为人有长者风，仇与陈又系自幼同学。大伙便商议去找仇老伯帮助，不但为陈诊病，还要把陈送他家去住。大家边哭边请求，仇老伯竟允许收容。大伙不管三七二十一，便雇一顶过街轿子，也不通知那位恶继母，就把陈志筠背上轿往仇家抬。那位恶继母从窗口伸头乱骂，大家佯笑不理，但内心却气愤不过。经仇老伯精心赔钱治疗，陈志筠很快好了，回到学校复课时，大家泪眼相见，围着她团团跳，快乐极了。但对那位继母，大家却总想教育她，出出恶气。商定期终开恳亲会时，把陈的家庭情况编成剧演出，编的剧名叫《黑家庭》。开会前，专人去欢迎那位继母。此人来后，大家很客气地招待她，等剧开演一会了，她开始显得不自然，最后竟气愤离场找学生会主席评理，打算大闹一场。殊大伙以理相对，她只好自讨无趣回家去了。

八、女师培养的优秀人才

女师学生离校工作，大多能以校训作为生活准则，上定时正人，做好事。个别优异同学，更本此准则，在革命征途中，创造出不朽业绩。如师九班的游素华（后名游曦），参加了党组织，后在广州起义中英勇战斗，光荣牺牲。师五班的雷兴政（现任南充政协委员），师六班的李承萱（后名李伯钊），中一班的廖行君（后名廖苏华），陈志筠、程德馨（后名程仲苍），师八班的郎明钦、缪云淑和中二班的童幼芝等，都是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李伯钊和廖苏华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李解放后曾任北京戏剧学院院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剧作家协会副主席。廖苏华解放后是西南妇联的领导人。全国政协委员兼民主建国会常委钟复光、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邓季惺、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罗玉君、四川有名的女校长唐若兰、刘克庄、李鸿明等，都是女师20年代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兼红十字会全国总工会书记杨纯，便是原女师高中四班的万国瑞同学。被评为先进集体的重庆景德幼儿园，园长刘文兰既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和重庆市人民代表，又是四川1984年的省劳动模范。现任成都第二妇产院院长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杨云书，现任重庆市副市长的刘隆华和省六届政协委员罗显功，她们都是女师30年代学生中的佼佼者。现重庆市十二中的校长吕永钦，则是女师40年代的学生。

（1984年3月8日）

记高琦中学的课外活动

易铁夫

解放前的高琦中学是成都一所具有特色的学校。它在重视课堂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课外活动，在过去单纯重视课堂教学的年代，是不多见的。

高琦中学在成都南门外万里桥东黉门街，是一所初级中学，规模很小，20~30年代仅办了3个班，40年代也只有6个班。前身是“华美模范高等小学校”，与同街的“弟维初等小学校”同是美国教会人士Goucher捐资创办的，也是华西大学教育系的实习园地。1925年秋改办新学制初中，校名以早年捐资人“高琦”（Goucher）的音译命名，原“模范”小学学生按年级递编入高琦第一班、第二班。

高琦从1925年秋建校至1951年暑期由人民政府接办，计26年。校址两迁，初建时的校舍，1931年冬失火被焚，迁至华大教育系上课办公，后Goucher的女婿Chapman捐资重建，1936年秋新南门外新校舍落成，即迁入新校舍上课。26年间，校长刘之介和杨立之，任期都在10年以上。1937年暑假以前主要是刘校长，以后主要是杨校长。两位校长对高琦教育起着主导作用。

刘校长办学思想

刘校长是第一任校长，于1925年夏在华大教育系毕业后，对新建的高琦颇思有所作为，在1928年春去美国留学前的两年半里，为高琦教育的设计和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树立起一个良好的作风和校风，一直为后来者所遵循。

首先，把宗教活动和学校教育分开。把传统的早礼拜改为朝会，把星期日的礼拜改为周会，不读圣经，不做祷告，不唱赞美诗。原规定每日三餐都要唱“上帝赐我灵食”，也废除了。教会的青年会有时组织学生活动，也在校外进行。学生中有不少出身宗教家庭，他们可以在学校周会完毕后，回家随父母去参加所属教会的礼拜。高琦只有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是在学校举行，但圣诞老人的礼物是分送给附近贫苦居民，后来，圣诞节也停止了。

其次，把华大教育系的实习与高琦的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当时人们的读书思想很浓，对“实习”则认识不足，不乐意孩子做“实验品”。刘校长把教育系实习生分别使用，有的聘为教员，给以一定报酬，有的作为课外活动指导。实习教员利用在华大学习之便，使用大学的仪器、标本、挂图和实验室进行自己的教学。这样，既提高了教学质量，又达到实习目的。学生家长、教员都满意。1930年夏，刘校长留美回国，以华大教育系主任兼高琦校长，更合理地安排教育系的学生实习，并使之制度化，使教育系和高琦两获其益。

第三，积极开展课外活动。刘校长很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因材施教，培养学生德智体群美五育（当时提法）全面发展。当时他很欣赏美国教育家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学说。他认为课外活动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具体体现，是发展学生个性、因材施教、培养学生“五育”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他在学校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各年级班会，凡开展活动都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学生自治会和各班会去组织、安排、推动，从而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

第四，酌设选科以适应学生爱好和就业需要。当时新学制初中可以酌设选科。刘校长利用这个规定，开设了教育、文学、应用文、工艺（针织、藤工）和绘画等选科。

刘校长经常深入学生实际，观察学生、研究学生、教育学生。他每天按时起早，带领学生早操，做“八段锦”，从不间断。晚上查自习、查寝室，直到学生安睡后才离去。他检查清洁卫生很认真，窗棂、厕所踏板，要求洗拭到可见木漆本色。全校朝会多是他主持，针对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实际进行正面教育。他手执一张小卡片，上面记着讲话要点，常以小故事说明大道理。有时周末晚，住校生无所事事，他就发起组织猜灯谜、做游戏。有个星期六，他听说有学生在校附近赌博，就去调查，原来是个姓陈的学生。陈见到校长，无地自容。刘校长却温言告诫，陈生感愧，从此不赌，并很自爱。寒暑假里，有的学生离家很远，旅途不靖，就让住校并加照料；有的寄食校长家，同桌同吃，有如家人。他指导学生演说，审讲稿，纠正语调姿态；导演戏剧，常提出精当见解，使人佩服。他还在课外带领学生郊游，每值春秋季，组织全校学生作为时一周左右的远足旅行，对于事前的准备，亲自检查，每个学生的行李卷都要按要求捆扎，不漏掉一个。实际上是引导学生接触社会，增长知识，提高生活能力的活动。

刘校长留美回国后，任华大教育系主任兼长高琦，深入学生实际的机会少了。他深知教师深入实际的重要，就物色了高琦第一班学生、正在南京晓庄师范学习的易铁夫回母校担任生活指导主任，高琦的优良传统得以继续下去，晓庄精神也带到高琦。

杨校长继往开来

1937年夏，刘校长出任四川省教育厅科长，他推荐教务主任杨立之继任校长。杨校长毕业于华大教育系，是刘的学生，对高琦的情况很熟悉。他同生活指导主任易铁夫共事有年，深知其长，合作无间，亲如弟兄。

杨立之接长高琦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中国时局的变化日益剧烈。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币制贬值，民不聊生，国土日蹙，但民气高涨。杨校长审时度势，以极大的勇气说服华西大学有关方面，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打破原来3个班的限制，扩大为6个班，以便于优生跳班和差生降班。二是加强民主抗日宣传教育，课外活动增加了新的内容。周会常邀请革命进步人士来校主讲，车耀先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加拿大进步人士、中国人民之友文幼章（Dr. Edcott）先生也来高琦担任英语教员。高琦第一次走出学校，同全国学生一道投入爱国民主抗日运动的行列。因此，杨校长被反动派视为危险人物，他兼长的华西协合高中，在同样情况下被勒令停办。杨校长被反动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当众点名斥责，要他交出革命学生名单，他不为所动，被迫离开成都去雅安。

杨校长是个有原则、有韧性的实干者。事必躬亲，勤谨果决，学校工作计划在他的督促检查下，得以很好完成。他待教师宽厚，着重看人优点，用其所长，关心教师生活。遇有教师工作不周之处，他就上去补课：他教国文，也补英文、数、理、化。在学生中间，既风趣又严肃，威而不怒，平易近人，健谈，诲人不倦。他会一些武术，会打拳使棍，耍扁担，打板凳拳是所长，在娱乐场合或游艺会上，学生常临时点他表演节目。

刘、杨两位校长都是学教育办教育的，都有足够的教育素养和事业心，在高琦这块小小的教育园地上，一先一后，相继付出10余年的辛勤劳动。在重视课堂教学的同时，坚持开展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教育和培养，有不可磨灭的业绩。

高琦课外活动的主要方面### （一）朝会、周会、生活周记

朝会：每天课堂教学开始前7点30分至8时，全校的和分班的朝会间天举行。全校朝会由校长或教师主持，对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进行正面引导。分班朝会在班主任辅导下，由班上学生轮流主持。除讨论班上工作外，还由班上学生讲学习心得、经验，讲生活问题，有时也特邀老师或别班同学讲话。新生班由班主任介绍学校规章制度和校风。

周会：每周星期日上午9至10时，请校外人士作专题演讲，题目由主讲人确定，先行公布。或讲品德修养，或讲各科知识，或讲时事政治，有时也请宗教权威人士主讲。有时搞义务劳动，如修路植树等。

生活周记：人手一册，供一个学期之用，分栏填写，有时事大事、学校大事、朝会周会教师讲话要点、学习心得、收发信件大意和日期、现金收支等。由班主任批阅。

（二）学生会、班会及其活动

高琦学生会，当时冠上“自治”二字。学生会和班会及其活动是一种集体主义教育，培养学生主人翁感和责任心，做个好公民，对树立良好班风和校风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了解学生、研究学生、因材施教的重要途径。因此，高琦很重视学生会、班会的活动。它们有组织章程，学生会有会歌（校歌），班会有级歌。组织成立、干部选举和宣誓就职，都是郑重其事的。

这里举新生班会成立活动为例。新生入校后，对新环境和新生活有新鲜感，同学间、师生间彼此也感到陌生，行事比较谨慎，生活中、学习中接受教育也比较容易。因此，对新生入学训练就显得格外重要。高琦一直把新生班会的组织到成立作为一个教育单元对新生进行训练。从发动组织班会，拟定组织章程，酝酿选举干事，出版专刊（壁报），学唱级歌，排练节目，举办庆祝会，班会成立，请教职工和兄弟班参加，干事宣誓就职……全部准备过程约需1月左右。在班主任和教师辅导下，邀请有经验的旧班生或毕业生帮助（如排练节目、做道具、借服装等），每项工作都要调动新生积极行动起来。这是一项耐心细致的工作。通过班会的组织和成立，教师对新生中的各种情况和各人的个性、特点、兴趣爱好，都能有个基本了解，同时涌现出一批积极肯干、任劳任怨、为群众所信服的学生，还促使有自卑感的学生增强自信心。从此，大家就更熟悉了，集体主义观念也增强了，为日后教育打好了基础。

经验证明，新生班主任以不跟班走为好，以便取得经验继续做好新生的工作。高琦新生班主任成为专职。生活指导主任易铁夫连续10年做新生班主任工作，对高琦教育的优良传统的延续和发扬起了一定作用。都叫他“新兵训练主任”。

（三）游艺会与演剧

学生会和各班会每个学期都要举行游艺会或演剧一二次，分别安排在学期之始和期末，时间都在周末晚间举行。学期开始的一次，同时举行新入选的干事宣誓就职仪式。校长、班主任和代表讲话，游艺节目以演剧为压轴，其他为歌唱、诗朗诵、小魔术、金钱板、双簧、拳术等。

20年代国内戏剧界推动了学校的戏剧活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适合学校演出的剧本，如《一片爱国心》《好儿子》之类。高琦演出的话剧即选自这类剧本，也演外国剧，如《哑妻》之类。初以独幕剧为主，继后发展为演多幕剧，30年代还自编自演，布景也发展为灯光布景。十七班学生于正中编导的《竹公主》，虞锦文、陈云翘等同学搞的灯光布置，很有诗意，演出很成功，给同学和老师以深刻的印象。之后，于正中同学又编写了《黛丝姑娘》，写作兴趣也因此提高。

游艺会早期仅是校内各班参加，后来扩大到请华西坝上各中学的代表参加。配合游艺会还出版专刊（壁报）。举行一次游艺会对学生的训练是多方面的，除培养办事能力外，对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也大有裨益。

（四）演说会与辩论会

这是对学生进行语言和思维训练的重要活动之一。时间是周末晚，在礼堂举行。两者方式不同。演说会是个人自由发言，除规定题目外可以自定题目。如：“怎样防火”“怎样防盗”“劳动的重要”“我是怎样学习英文的”“假如我有一万元”“交友”等等。

辩论会又叫雄辩会，是同一个题目的正反两方面的辩论。可以各抒己见，也可以由双方各选3至5人交叉发言。1人为主辩员首先发言，阐述己方观点；余为助辩员，在阐述己方观点基础上驳斥对方，最后主辩作总结发言。辩毕，由裁判合议决定胜负。

校际比赛是由省教育厅发起，成都市各中学校学生代表参加，不定期。比赛前，讲稿经过反复修改，要口语化。讲者经过反复试讲，教师指导，同学评议，都以评判标准为尺度。评判标准为：一说理清楚，论点正确，论据充分，逻辑性强；二语言生动，口齿清楚，音量、抑扬快慢适度，无语病；三情意合一，面部表情自然，手势语调一致；四仪态大方，服装朴素整洁，有礼貌，不拘谨。

在历次交际比赛中，高琦始终名列冠、亚军。优胜学生有陈志让、张明信、文上光等，有的被邀去电台广播，有的讲稿被刊载在杂志上。校际比赛时，高琦学生参加听讲的不少，回校后举行一次总结性评议会，对本校和友校演说者的优缺点提出意见。有时还举行英语演说比赛。

这里，介绍高琦一次很有意思的雄辩会。辩论的题目是《非基督教与非非基督教》。这是一次很有现实意义的大辩论。1926年10月前后，成都市各界为英国军舰9月5日炮轰万县造成惨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罢工、罢市、罢课、示威游行。同时有非基督教大同盟的出现。影响所及，华西大学和所有教会学校都罢课了，校工、炊事员都罢工了，学生起而组织退学团，群起反帝。面临爱国浪潮，高琦也有学生提出退学的，大多数学生无所适从，特别是一些出身教会家庭的学生。校长和教师采取纯教育观点的态度，以《非基督教与非非基督教》为题，组织学生大辩论。非基督教为一方，非非基督教为一方。一时站在非基督教一方的占全校学生百分之七八十，双方各推出5人为辩论员，1人为主辩员，余为助辩员。辩论涉及每个人退学与否、反教与否、爱国与否的大问题。在这之前，学生中的辩论已很激烈，至此，阵容分明，彼此探索对方的论点以便驳倒对方。对己方论点又互相保密；在此过程中，双方又有互倒的现象，有倒过去又倒回来的。个个都在动脑筋，想问题。校长和老师以第三者自居，不为任何一方说话，但有的学生却要看他们是否反教、反帝爱国，便有意去问。他们只说国是人人都要爱的，但人人的爱法不同，其他不好表态。

在辩论会上，非非基督教一方提出“反帝不反教”的论点。他们说：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我国，我们一定要反对；但基督教是劝人为善的，则不应反对。好比在没有钱币的古代，以物易物多不方便。后来兴起了钱，就方便了。但有些人把钱聚敛起来，做守财奴，要钱不要命，谋财害命，这是谁的罪呢？——非钱之罪，坏人之罪也。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搞侵略活动，帝国主义之罪也，非基督教之罪。所以反帝则可，反教则不可。这一方以钱为喻，把反帝和反教看成两回事，对方无法驳倒，因而胜辩。

抗日战争期间，曾辩论过《日本必败》，虽然受迷信武力和唯武器论的影响，但是结论还是“中国必胜”。正如在自由发言中一个学生说的：“难道我们中国人都希望日本胜么？”有个小同学在台下接话：“说日本必胜就是不爱国。”

（五）出版刊物

高琦学生和各班会组织编辑出版刊物，有个时期多达八九种。教师编辑的刊物，有示范和鼓励的性质。有的特为刊物取个名字，如《了了》《草草》《呐喊》。起初多仿报纸的版式编排，后来为了便于装订成册，改为10开的单页，分上下栏，自然不及前者的版式活泼有变化。内容除了学校生活和各科学习知识外，为了引起读者兴趣，常编选一些谜语、歇后语（当时叫“斩言子”）、笑话和智力测验，有的开展讨论和辩论。一时搞得很热闹，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呐喊》，它是十二班学生姚致中、范志诚、陈孟雅3位同学编辑的，为32开的油印小册子，可说是高琦中学所办刊物中最出色的。木刻图案刊头，木刻插图，标题醒目、字体各异、加图案，内容已不限于校内生活和学习，扩大到校外以及国内文艺消息。他们三个自己制作木刻，自己刻版、油印、装订成册。每期定价5分。星期天是他们紧张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精神使人感动，得到生活指导主任和教师的支持，为之宣传推销，发行到华西坝各中学和城内的一些学校。《呐喊》出版了五六期，3位同学就毕业离校了。

（六）选科教育

当时颁布的新学制，初中可以酌设选科。高琦初建时期，开设教育、文学、应用文、工艺（针织、藤工）、绘画等科，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学生的爱好和未来就业的需要。以教育课为例，它是为有的学生毕业后去作小学教师而开设的，选这门课的有10余人。讲授者是刘之介校长。选的课本是《教育的理法问题》。内容讲：“什么是教育”“为什么要教育”“怎样教育”。“怎样教育”占全书四分之三，内容有选择校址、校舍建筑、校具（课桌、课椅）制作、班级编制、教学方法、课表安排等。加上教者结合实际的补充和阐述，使学生受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

就在这时，华西教育会发出一个征文，题目是“乡村模范小学”。其设计要求：完小六个班，幼稚园两个班，每班25人，全校计200人。经费2000元，用于校舍建筑、课桌、课椅、办公桌、体育设备、幼儿玩具、厨房炊具等，还有开办后一个学期的教职员的工资。教者利用这一机会发动班上学生应征，以引导学生深入实际。此外，对于校址的选择，校舍座向，教室四壁色彩与学习情绪的影响，窗户面积与教室面积的比例，课桌课椅的样式、高低尺寸与学生年龄身躯的关系等，也要考虑到。为了写好征文，又特为安排参观与调查研究的时间。学生利用星期日与可能的时间，访问木工、泥工，调查砖瓦木石和石灰等建筑材料价格，设计绘制校舍平面图纸、桌椅样式图纸，编造预算决算、人员配备。在此过程中，学生学到不少办学的实际知识。最后班上选出八份可以应征的论文。评比结果，高琦学生易显微的论文被选取为第二名，第一、三名都是华大教育系学生。在华大学生毕业典礼上发奖时，高琦学生博得热烈掌声。

通过这次征文活动，刘校长和教师对学生的认识有了新的看法，认为学生的潜力大。于是在刘绍文等教师的指导下，杜均衡、林光溥等同学把高琦的课外活动一些有意义的资料，如校史、学生组织章程细则、公约、校训、校歌、各班班歌、刊物、照片、郊游和远足旅行的情况记录等等，分类编辑成册，加上说明，作为高琦培养学生的重要学习参考资料。

（七）远足旅行

远足旅行是全校性的综合性的教育活动。每年春秋季都要举行一次，为时一周左右。20多年中，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坝上的一些城镇、农村、名胜古迹，高琦学生都去过。

每次远足，学校行政人员、住校教师、华大教育系实习老师，都行动起来，每人分担一两个方面的指导。当时打的旗号是：“高琦中学旅行团”。旅行活动组织大体分为以下十个方面：

1. 交际组。接洽并安排食宿和参观地点，作好善后工作。

2. 出纳组。现金收支、物品购买、保管、分配。

3. 伙食组。

4. 运输组。沿途雇车运输师生行李，照料掉队同学。

5. 宣传组。办墙报、街头宣传（使用挂图宣传破除迷信和婚姻陋习、医药卫生知识、中外地理知识）、营地游艺会。

6. 医药组。除为旅行团服务外，也为民众发药。

7. 调查组。调查学校、民众教育、工厂、土特产、风俗习惯、社会治安。

8. 采集组。采集昆虫、植物、矿石标本。

9. 文学组。写旅游日记、见闻，记录古迹联语、重要碑文、拓帖、游记诗文。

10. 写生摄影组。

旅行前的准备工作最为重要。只有做好准备工作，才能充分发挥旅行的教育作用和训练作用。比如：担任交际组的学生接洽事情同各方面打交道，要进行礼貌和言辞的教育。要教育担任伙食组的学生采购时买卖公平；炊事地点要清洁；离去时要做好检查工作。又如：应用物品器材是否齐备，旅行被卷应怎样捆扎才能速度快而又牢靠，都要经过充分示范、传授、演习，直到熟练合乎要求才罢。此外，还要检查每个学生携带的必备衣物、食具、文具；两人合铺的要检查落实，以免发生纠纷等等。

《旅行生活公约》如下：

1. 一切行动听指挥。

2. 不单独行动，不掉队。

3. 按规定佩带好校徽。

4. 说话要有礼貌。

5. 发扬友爱互助精神，见义勇为。

6.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任劳任怨。

7. 注意饮食卫生，不吃不洁之物，不喝不洁之水。

8. 注意安全，不做危险行动，不去危险地方。

9. 小心火烛。

10. 警惕偷盗。

11. 自己的东西随时检点，以免遗失。拾得东西交公退还失主。借东西要还，不错拿别人的东西。

12. 食宿时不喧哗，食宿地点保持清洁，离去时打扫干净。

在旅行生活中，师生一体，甘苦与共，互相关心，团结合作。在旅途中，大同学背小同学、体壮的帮体弱的背行李是常有的事。教师周围常跟着一群学生，听讲故事、说笑话。访私塾、看小庙、爬山、涉水……处处是乐趣、事事有教育。教师的教育态度、知识广度、工作深度都受到考验和锻炼。学生在旅行生活中也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需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去克服、去解决，从而锻炼了意志，培养了能力，增长了才干。

旅行回校，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发函给旅行中有关单位致谢，了解学生身体状况和行李有无遗失，了解各组工作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等等，从而做好开评议会和展览会的准备工作。全校开评议会，检查各组和个人工作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和收获，表扬好人好事。开展览会，展出采集的标本、写生、摄影、绘画、碑刻拓片、调查统计资料。同时公布账目、失物招领。编辑出版旅行专刊（墙报），发表游记诗作，记事、记人等。搞一次远足旅行，既费时，又花钱，但学生受到的教育和锻炼是多方面的，德智体群美五育都得到了培养；同时，教师也受到了教育和锻炼。

高琦课外活动有如上述，今天看起来都很平常，在当时却不容易。主要是这些活动搞得很认真，不流于形式，有组织、有计划、有指导，处处着眼于对学生的教育和培养，师生生活生动活泼，师生关系情谊深厚，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我难忘的童年母校——聚奎小学

邓少琴

清朝鸦片战争之后，外患频仍，割地赔款，瓜分之祸迫在眼前，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戊戌变法（1898年），废八股，设策论，各省书院祠庙纷纷改建学堂。此时江津县白沙镇的聚奎书院亦改办小学。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我出生于白沙镇属山区30里之几子坎约50余铺户之小场。从该处远望，常见黑烟缭绕，出现外国兵舰溯长江而上泸叙，内河为之不靖。余年4岁在场初级小学读最新国文、算术、修身等教科书，先生讲授甲午、戊戌弱辱谋强诸端，听之愕然无已。

年10岁，转学30里外聚奎学堂之初级班。时初级五年、高级四年制，均在聚奎卒业。在此8年之间，先后受教于业师荣县萧湘（字绮笙），同县窗友吴芳吉（字碧柳）朝夕共处，悉闻孙中山先生同盟会倡导之大义，足以复兴中国；巴县邹容烈士之《革命军》气壮山河，勉为蜀士。聚奎小学之施教即以此为教育之根本，用以启迪学友而未敢忘矣。今爰笔记之。

（一）书院基地改办小学

聚奎小学之基地，在明代为川主庙与宝峰寺庙址。太平天国之后，白沙团总张元富与盐商邓石泉来游黑石山宝峰寺，爱其幽静，于同治九年（1870年）创办义塾而教育以兴；随即筹集资金，以作延师之费，并得邑宰国璋大力扶持，拨济田产百余石作为书院基业，以备常年膏火之资。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正式成立聚奎书院。数年之间，先后入学中举的有邓鹤鸣、黄瀚、涂熙雯、程大焕、卞鼒（字小吾）等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改书院为学堂，三十一年二月十日（阳历三月十五日）聚奎学堂正式成立。斋长邓鹤翔将书院学员中年幼者改入聚奎小学高级第一班。留东京学员唐定章（字宪斌）、陶懋霖（字辘舟）等执教其间，四方来学者日众，班次又有增加。

江津白沙镇，滨江津上游90里南岸，有丘陵起伏和旷野平原，农产林产极为丰富，谷物尤属大宗，此外如竹篾、棕丝、猪鬃及烧酒，均为出口大宗，以是市场繁荣，烟火5000余家，为四川四大镇之一，与江油之中坝、射洪之太和等齐名。而白沙因据长江船运之便，富庶甲于全县，为商务中枢；学校林立，尤觉过之。

聚奎小学承袭书院之斋堂房舍，不待兴筑，惟于门窗户格添装玻璃以透光，添植花木以点缀环境，平治操场增加体育，并便于集会及群体运动。由于施教具有革命方针，既读时势论文，毋忘国情，兼习东文、英语，以备升学之用，故学校声誉为之耳目一新。

（二）重视科学设备

聚奎小学开办之初，即重视科学设备。凡有能购备者均争取选购，类如人体骨架、五官模型、动植生物、物理示范、化学用品以及挂图、表解，均注意搜求。然在国内，成品无多。聚奎小学创办人之一邓鹤丹（字蟾仙），留学日本东京，与萧师同学宏文师范，即注意购求添配。例如日俄在我国东三省战争图片，色彩鲜赫，巨炮争夺，可以惊醒国人，亦在搜购之列。其于科学仪器，特辟专室储存保管以备应用，虽种类无多，但基本的有关常识，尚能具备。至如报纸书刊，处置于一定场所，任人翻阅，作为课外读物，以扩充见闻，逐期逐日改换。

（三）师生共守集体生活规则

集体生活，重在养成纪律，而以老师带头为先。盖聚奎小学学生，来自各地，绝大部分都离家住堂，饮食、起居生活及学习之事，不能不作全校的统一安排。尤其是纪律最关重要。好在旧生住堂已相习成风，新来者即由旧生带动，俨然一大家庭。

在小学开办之初即于此有所考虑，如何建立合作和分工，始能秩序不乱。以每日三餐而论，总其事者为学校庶务，管食堂定席、定人位。开饭时由值日教师鸣哨一齐举箸，先食毕可先行离座。食堂每餐后打扫清洁及收碗收筷加以清洗，则由厨房工友任之。有时食堂亦作为会场，宣布校中行政事项，则各就原座，不另排班。在讲堂、自习室、寝室及相连过道，则由各班轮派执勤任之，打扫清洁，上交下接，相互检查。例如洗衣、洗澡、理发，均各排定时间轮次，不至逾越。星期六下午为学生例假，还家省亲；星期日下午必须回校，晚上到自习室温课。老师如星期日因事出校，安排有值星值班，料理一切事务。有病者，有校医诊病服药，无待外出。以上校规必须人人遵守，养成重公益、讲纪律的优良作风。

（四）重视国难的施教方针

集体生活习惯在于平时养成，对青少年的培养，大为重要。聚奎小学紧抓此一环节，要求一唱百和。值国难当头，加强爱国精神教育，凡属中国人民责任所在，无所逃避，亦不容许有所逃避。重庆既开为长江腹地通商口岸，英帝国主义即指定为其势力范围，更唆使西藏脱离祖国而要求独立，并出兵片马，多方侵略，此乃我国西南之大患。以是聚奎师生引为隐忧，人自奋励。加之川路之争，时局变动尤甚。

知时局之动荡，即先为之备，将普通体操科目改授军事操，由学生各自回家，劝说父兄将家置武器如九子、猪标、单针、前膛之类，准予集中学校作为教练之用。一时由学生携来长短枪约八九十支，由在校养病之军事教官綦江兰敬敷先生实施教练。乃于学校日常八小时功课外，每晨提前两点钟起床，天将发亮，群鸟栖林之时，学生齐集黑石松林之间，学习军事。教练由整队跑步、转变队形、持枪卧下等动作，进行演习打野外、争夺阵地。如是者约二阅月之久。兰师之培育旨趣，使熟谙军事常识，亦云勤矣。

化学基本学科为时局变化之需要而改制白药，用以给乡人备用；炸药则用之于爆炸取胜，均由云阳胡襄伯先生教习。他留学日本高工回国，担任聚奎教课，指导学生亲手试制，均得其用，准备到时有所施展。于学习中深知实践为贵，是为御敌可贵的武器。聚奎稍远市场，凡所施为，不为市场悉其究竟，只知其一切趋新而称之为“洋学堂”云云。

（五）川路之变，白沙首义，聚奎与焉

聚奎施教既以当前内忧外患为课程，用以发动青年之爱国热忱而知所倾向，故聚奎师生，既受连队教练，有其纪律性修养，又从化学研制炸药有其科学性之措施，所不忘者国难，所争取者时机。

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突然宣布川汉、川粤铁路收归国有，实则以两路向四国银行抵借600万英镑。川民奋起抗议，清廷镇压。吾师萧绮笙先生，因自井同盟会会友谢奉琦（字伟颂）之难作，得蟾仙先生之助，率家潜避来津，执教聚奎国文时论讲席。每语及国事险危，未尝不热泪交迸，嘱望同学而为爱国志士。川路政争知清已陷覆亡，爰预拟讨满檄文名曰《为白沙首义告全川父老文》，出校中刻板以待。

九月二十七日（阳历十一月十七日）江津保路支会乃派代表程德音（字农初）、夏风薰（字咏南）、孙承仙来沙观动静，取联系，与聚奎堂长邓鹤翔（保路同志会江津支会会长）协商，萧师与焉。决议于阴历九月二十八日（阳历十一月十八日）先在白沙发难。临晨满街遍插白旗，张贴白沙首义布告，并以事前约定驻白沙之盐务巡防安定营及镇属团练约2000人为中坚力量，于五显庙会师编制，次日即乘船东下江津，江津城守开门迎入，宣布反正。又越日而重庆府蜀军政府正式宣布成立。数日之间由镇而县而府三级建立共和民国政权，不发一枪一弹，鸡犬无惊，义旗高举，宁非军民同情革命有以致之。白沙首义，聚奎小学与有力焉。

抗战时期北平故宫博物院内迁乐山九年的回顾

同如盛隆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简称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为保证文物的安全，于1937年南迁川黔。总院设在重庆南岸海棠溪，将文物分散保存在贵州安顺和四川的乐山、峨眉等处，并各设办事处主持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在四川乐山安谷区的保管办事处，从1937年7月至1946年撤走，为时9年。现将我们采集到的有关情况整理于后。

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多系稀世珍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故对迁址的选择，颇费踌躇。据有关人士回忆，迁乐山前，曾派人会同本地人士，四处察勘地址，多方选择，最后才决定了安谷作为储藏的重点地之一。乐山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为川南水陆要冲，滨江无瘴，交通方便。而安谷位于乐山城东南20华里，近离闹市，加之地处平坝，大渡河从西北方向环绕，南面、西面有大片丘陵作为天然屏障，小铜河从西向东横穿其坝，水路交通方便，故宫的大量文物容易运来。安谷坝上祠堂、庙宇有十多处，相距不远，一般2华里左右，这样既有地方储藏大量文物，又利于分散储存和集中管理；再加上安谷民风纯朴，确是个保藏文物的理想之地。

故宫博物院于1937年7月迁来安谷，建立乐山办事处。当时正是洪水季节，用大盐船装载文物，分别从岷江、小铜河逆水而上，运至安谷的顺河场、张门口、王乐渡，分送到库存放。该院的乐山办事处设在宋祠（现在的安谷区粮站），共分设七个库，即：宋祠、赵祠、易祠（现大庙大队境内）、三氏祠（朱、潘、刘三姓的祠堂）、古佛寺（现泊滩大队境内）、陈祠（现英雄大队境内）、梁祠（现郑明大队境内）。共藏有9000多箱文物。

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是欧阳道达（字邦华），北大毕业，系故宫研究员，总管办事处的行政事务。总务主任梁伯华，管理经费开支。每个库都配有科员（又称库员）、雇员和工人。他们大多是随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的职员、工友，对文物的储存、保管、翻晒、搬运等均有一套专门的知识和技术，熟悉各种严密的规章制度，并深知保藏文物的重大责任。比如工人每次翻晒、整理文物，都要开箱、钉箱，并按行列分门别类从堆得很高的木架上把箱搬下放上，不能污损文物，没有专门的技巧是难以胜任的。

对于文物的警卫治安，当时亦特别重视。系由改编一十九师的一个营负责，他们是随同办事处一起押运护送文物到乐山安谷的。营长陶坚民，官兵近百名，营部也设在宋祠。每个库都驻有士兵，日夜轮流站岗警卫。1941年因二十九师调去抗战，才由国民党军委会特务团五连接防。连长冯昌运，带领四个排，分别担任七个库房的警卫，保护这批文物。士兵的待遇，较一般部队优越一些，例如军服就非同一般，冬天发的是黄色呢子军服。

除了故宫的文物外，还有当时中央博物院的文物，也“搭载”寄放在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朱、潘、刘三氏祠库房，大约近百箱。负责人是中央博物院的尹子文（字焕章，是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专家）。为了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保藏好文物，把地方上的事情“搁平”，还专门聘请了当地的袍哥大爷、曾任安谷乡乡长的刘钊为顾问。这一“顾问”实际上只是荣誉职务，靠他解决一些与地方发生关系的问题。如找房子，决定库房，刘钊都亲自参加，他还负责督促腾出库房、整修库房等事。由于刘钊自认为担任这一顾问不胜荣幸，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需要他去做的事，都乐意去做，从不推辞。

该办事处对文物保管，有一套严密的制度，所有文物都钉箱加封，分别编号，按固定的行列位置堆放在木架上。每一件文物都要逐项填写在清册上，立有档案。每个库都有固定的专人管理，库门平时锁后当面签封，相互制约，共同监督。进库门开箱要经办事处同意，并派人一道启封开锁，填写开箱登记表。除了工作人员，外人一概不得进入，更不允许外来人进库参观。

办事处的职责就是保管文物和开箱检查核对文物。平时的工作主要是清扫库房，检查箱子是否有鼠啃蚁蛀，下雨天要检查房子是否漏雨，箱子是否受潮。如发现有鼠啃蚁蛀、漏雨滴水或异常现象，就要及时报告办事处派人来共同处理，必要时还得开箱检查，看看文物有无受损。晴天的工作主要是晾晒文物，特别是每年盛夏季节，翻晒任务更为繁重。晾晒文物叫“出组”，这是故宫的术语，即翻晒文物有组织的行动。每次“出组”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员参加：每组一般五六人，有组长、组员、工友等。先启封，后进库，从库内提箱，然后开箱，按清册逐件核对，搬出晒晾，由卫兵在外面站岗执勤。晒晾完后，装箱时，再对照清册，由组长和其他成员会同核对装入箱内，加钉后，再进行签封，放还原处。如开箱发现虫蛀霉损，即据实在清册中填注清楚，并在开箱记录表中一一详细记载明白。每次“出组”的时间、地点，开了哪几箱，箱内文物的情况等，参加者均要会同清点，然后签名加封存库。后来发现古佛寺库房的房子年久失修，漏雨潮湿，不适宜文物保管，办事处决定将该库撤销，文物则分存其他库管理。

据当时在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工作过的同志回忆：当时珍藏的有历史文献档案，有图书字画、铜器、玉器、瓷器、金银珠宝、古代兵器和服装。图书字画中有四库全书、宋徽宗签有“天下一人”的字画、慈禧喜爱的花瓶、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苏东坡写的《赤壁赋》、王羲之与欧阳修的书法真迹，还有香妃（清高宗妃）戎装油画像、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铠甲、玉白菜等珍品，是我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可谓无价之宝。

由于故宫珍贵文物存放在安谷，当时不少名人文士曾到过此地，来的时间多是晾晒字画文物的季节。据当事人回忆，故宫总院曾聘请专家王世襄到安谷对部分古画作过鉴定，马衡、朱光潜、杨东莼、徐中舒等专家学者参观了这些名画。1943年北大早期法语系毕业生常惠（字维钧）与马衡院长同来安谷，后来就留在安谷办事处工作。

为了保藏好文物，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和警卫部队与地方党政军联系较少，互不干预政事。但为了学术研究，为地方发展文化事业，在不影响管理文物工作的情况下，还是对外提供方便。复性书院为了编写教材，需要古书，曾与故宫乐山办事处联系，派人抄过四库全书里的一些篇目。1944年安谷小学（现安谷公社中学处）修建校舍时，办事处还捐赠过一些经费赞助。

中央博物院的尹子文老师是位考古学专家，在乐山期间曾邀约了一些考古爱好者对乐山的汉墓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他们对每个汉墓用石灰水编上了号码，丈量了它的长、宽、高；对墓室中的浮雕、画像、题刻一一拓片；对石刻、画像及墓葬型制还作了记载，并掘出了不少陶俑和陶片。尹老师带回安谷，将陶片精心拼粘复原，修复了不少陶俑和陶器。他考察得较多的是麻浩、柿子湾的汉墓，当时就认定是汉代岩墓，一改过去“蛮洞子”之说。尹老师还在当时的历史学报上发表过有关乐山汉墓的研究论文。

抗战胜利后，乐山故宫博物院办事处迁走。其所藏文物，于1946年由安谷用木船先运至乐山马鞍山粮食仓库集中，然后用十轮卡车运至重庆南岸向家坡。文物启运时都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和特务团士兵押装押运。1946年三个办事处的文物全部集中在向家坡，1947年才运往南京故宫博物院分院。

据当时在乐山办事处工作的冯达仁、孙家畊同志说：乐山办事处所保管的文物，在安谷的几年中，从没有出过差错、发生过事故。故办事处迁走时，以故宫博物院的名义，每个祠堂赠送一个题有“功侔鲁壁”四个金字的大匾，以表示对当地人民的感谢。

（此稿曾请在故宫博物院工作过的冯达仁、孙家畊同志提供材料，并经冯达仁同志核实）

川菜史略

王大煜

一、川菜历史概况

天府之国的正宗川菜及精美小吃，制作精良，品种丰富，色、香、味、形俱佳，具有独特的四川地方风味，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国内外均享有很高的声誉。

川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四川德阳出土的东汉庖厨画像砖，就是证明。历代著名文人均有对川菜技艺的描述。清代乾隆时的著名四川文人李调元所著《涵海·醒园录》中，总结了川菜中的腌、酥、煮、糟、熏、酱、蒸、风、焖、炒、醉、羹等38种制作技法，进一步发展了四川菜谱。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中，详细阐述了川菜烹饪原料的时令、特性、调味、烹制方法、盛器组合、上菜顺序等。清光绪年间，西蜀进士李实撰《蜀语》中，对部分川菜及小吃又作了一些历史和操作方面的介绍，使川菜烹调技艺更加充实。

四川位于长江上游，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良田沃野，物产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富饶的自然资源，为川菜烹饪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山林茂密，笋菌丰盛；江河纵横，鱼鲜肥美。猪牛羊肉、禽蛋、野味、干鲜蔬菜，四季皆有。嘉陵、雅河之中生长的江团、岩鲤、雅鱼，可称鱼类上品。山岳丘陵之间，盛产银耳、虫草、贝母，皆为营养丰富的珍馐。雪山草地所出熊、鹿、獐、麂，更属馔肴上乘。许多名厨巧手，云集四川，于是逐步形成了具有四川独特风味的川菜品种和烹调方法。

川菜的形成，除去四川自身提供的良好条件外，南（主要指江浙）、北（主要指北京及中原）菜对它都有一定的影响。在元、明、清三代，尤其是清代，南、北方满汉官员纷纷入川，不少厨师随行，促进了南、北方与四川烹饪技术的交流。李调元在其《涵海·醒园录》中谈到：“先大父母必备甘旨于宦游，所到多吴越南珍之乡，厨人进而甘焉者，随访而志诸册。”李调元回四川之后，参照江浙菜肴烹制方法，编写了《四川菜谱》，可见川菜与江浙菜在某些方面的合流由来已久。在四川的饮食业中，餐馆承包筵席时仍有南堂、南馆、南菜之称。川菜鱼翅海参的烹制，常采用干烧、收汁、浓味或家常味的方法。家常海参加用碎肉、豆办（瓣），经微火慢烧至亮油，稍勾薄芡成菜后，色泽红亮，香辣醇鲜，既吸取了南菜的长处，又区别于它偏重清淡的作法。

清代袁枚著的《随园食单》中论述烧烤、粉蒸之类的菜肴，北京、山东一带已早有此菜。川菜中的叉烧全鸡、火锅毛肚、酱爆肉丝等，受过北菜烤鸭、涮羊肉、京酱肉丝的影响；粉蒸肉、粉蒸排骨则有山东、山西菜肴的烹调特点。“南菜川味，北菜川烹”，既取优于南北菜，又发扬川菜自身之长，兼收并蓄，从而逐步形成了川菜的独自风格。

川菜是我国著名菜系之一，与京、苏、粤菜并列为中国四大名菜。它是由高级筵席、普通筵席、大众便餐、家常风味小吃四个方面组成的。筵席的等级、类别，是按所用原料的贵贱、汤的优劣、选料的粗细、烹制技术的难易而划分的。

（一）高级筵席

其特点是制作多样，组配适时，调味清鲜，色味并重，采用山珍海味、飞潜动植，配以时日鲜蔬，品种丰富。如“满汉全席”是从清宫里传出来的，从乾隆时期起，它集中了全国名菜佳肴的精华。当时朝廷设光禄寺卿执掌大内筵席和大典宴会，将满汉名菜集中一起，遂成满汉全席。清代中期，在一些达官显宦、豪商巨富中，满汉全席曾盛行一时，每逢宴客，均以备满汉全席为光彩。成都属西南重镇，清廷派驻不少满籍官员，酒宴都用满汉全席。有些北来之厨师在四川定居后，其烹调技术亦随之流传下来。根据故宫博物院有关资料，四川的满汉全席膳单，从手碟开始，即上对镶盘、四热碟、四水果、四糖碗、四蜜饯、四红四白、八中碗、八大菜，到堂点、中点、席点，随饭菜、饭、粥、甜小菜之类，多以四川特产原料烹制，菜肴多至200余种，少亦有108种，席间要撤三次台面，其中以双烤为首菜，即烤乳猪和烤鸭。上席时，以红绸覆盖，端放桌上，厨师当场揭去红绸，用刀将烤乳猪、烤鸭片片切下置于盘中，先献给主客，后献给陪客。此时主人换上白酒，敬客之后，另有两款点心，一是千层饼配烤乳猪，二是荷叶饼配烤鸭。同时每客有一小碗鲜汤润口，名曰口汤碗。双烤吃后撤下，换上一炒一溜，名为双件，饮料改用黄酒。此种筵席排场极为豪华，礼节非常繁琐，花费时间很长，甚至一席可达一天之久。辛亥之后，满汉全席即改为“大汉全席”，菜式相应减少为72道。有的菜馆为招揽顾客，仍用满汉全席之名。在军阀混战时期，满汉全席逐渐消失，而代以燕翅烤席。

该席以燕窝、鱼翅、烧方为大菜，有六大件、六小件、四押桌、二道或三道点心、二十四个碟子和四干、四鲜、四蜜饯、八冷盘荤、四热炒。此外还有进门点心酥盒子，稀的糖莲子八宝粥，咸的点心烧麦、蒸饺等。菜肴按季节而定。在正式酒宴摆开之前，桌上摆满了若干盘餐，待正菜上来时便都撤下去，有的把它撤到另设的单桌上陈列起来。更讲究的则专设另桌，法鲜齐备，众果纷陈，主人和客人正席饮宴，“吃一席看一席”。这种筵席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追求排场，注重形式，席上以供观赏的花盘开始，接着以水果之雅、冷热盘之佳、大菜之美、小菜之精、席点之巧，显示其菜品之一格一变，一式一换。该席菜品20余个，席点也有七八种，其铺张浪费之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了。

再有中级偏上的，如春季的“鲍鱼席”“裙边席”，夏季的“鸭翅席”“琼脂席”，秋季的“鱼唇席”“鱼肚席”，冬季的“鱼翅席”“海参席”。其菜肴以干烧鱼翅、红烧海参、白汁鱼唇、烧鲟鱼皮、叉烧全鸡、干烧岩鲤、金钩菜心、开水白菜、鸡蒙葵菜、清蒸江团、红烧熊掌、凤尾鱼翅、干贝菜头、鸡皮鱼肚、蟹黄凤尾、红烧鹿筋、翡翠虾仁、樟茶鸭子、烤酥方、冰糖果耳、鸡豆花等为其代表。此类菜肴，烹制技术性强，工艺精细，尤重色、香、味、形。

（二）普通筵席

一般称为“田席”。据民间传说，在清乾隆时期，农村风调雨顺，连年五谷丰登，秋后，乡村农民在田间院坝喜庆丰收，即设此席。后来，大凡冠婚丧祭、生朝满日、春酒会酒、宴请亲朋等，亦设相似规模的酒席。因它源于农村，故称“田席”。此席有五种：

1. “七星剑”：全席连汤共七样，用料一般，其烹制以拌、炒、蒸、烧为主，如拌三丝、炒滑肉、蒸烧白、烧杂烩、红烧肉、糯米饭、蛋花汤等。咸甜兼备，酒饭适合。起菜时用碗盛装，一齐上席。

2. “八大碗”：又称“软九大碗”，全席八菜一汤，用料普通，格式比头种稍好，质量也较高，配料也稍复杂一些，烹制方法有拌、炒、蒸、炖、烧等。如拌心舌、红烧杂烩、笋子肉片、蒸鸡块、姜汁肘子、粉蒸猪肉、炒肝腰、酥肉汤等，用碗盛装，摆齐入席。

3. “九大碗”：又名“三蒸九扣”。所谓“三蒸”，即锅蒸、笼蒸、碗蒸；“扣”，则是将菜反扣于碗（或盘）上菜。“九扣”是极言菜式之多，以肥腻的原料为主。区别于前两种席桌的是：热菜前面加上一个“冷拼盘”，最后有一碗羹汤。席中九个热菜，以蒸扣为主，如芙蓉蛋、清蒸杂烩、蛋皮蒸肉糕、扣鸡块、扣肉、坨子肉、粉蒸鱼、芝麻丸子、甜烧白、原汤酥肉等。菜肴制作比较复杂，增加碟子与佐汤点缀，使席桌又有了一个新的格式。

4. “杂烩席”：由四个碟子冷菜开头，九个行菜居中，一碗八丝汤扫尾。等级中下，原料普通，菜肴的组合则较多样。上菜分先后，盛菜用碗盘，仍以蒸烧为主，朴素实惠。

5. “九围碟”：此席在“硬九碗”的基础上增加了九围碟中点、大肉包子、九个大菜、一个佐汤，丰富美观，用料普通，有红烧什锦、豆瓣鱼、酱烧鸭子、芽菜烧白、粉蒸蹄花、滑水肉片、清蒸肘子等。全席不用海味，不安排糖碗、水果，保持省而不费的农村风格。

以上五种不同等级的田席，都有浓郁的四川乡土风味，其特点都是就地取材，不尚新异，菜汤兼重，荤素并举，经济实惠，不限季节，尤为四川城乡劳动人民所喜爱。

（三）大众便餐

选料严谨，因料施艺，制作求精，方法灵活，品种繁多，味道善变，烹制快速，经济方便，能适应多种需要。一般为炒、爆、熘、拌，以及腌、卤、豆花之类。菜肴以犀浦鲢鱼、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白油肝片、灯影牛肉、烧仔鹅、烟熏鸭子、小笼牛肉、夫妻肺片、火锅毛肚、缠丝兔、棒棒鸡、毛牛肉等为代表。此类菜肴取材广泛，各具风味，脍炙人口，为目前筵席中较广泛使用者。

（四）家常风味小吃

取材就便，操作简单，味重醇厚，富有地方风味，以普遍流行的回锅肉、麻婆豆腐、碎肉豇豆、蒜泥白肉、炒野鸡红、过江豆花、拌侧耳根、连锅汤之类为代表。这类菜肴调味各异，制法不一，有麻有辣，鲜香俱备。因其佐餐可口、经济实惠而风行川中各地，颇受赞誉。

四川菜肴是四川劳动人民经过长期辛勤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是中华文明的标志之一。解放后，饮食业广大职工继承和发展传统的烹饪技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提高，创造了不少新的菜品。在制作方法上精益求精，并注意营养卫生，使菜肴更有了新的特色，从而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一些外国友人纷纷要求学习川菜烹调技术，要求经营四川菜品，要求派厨师出国指导，要求合作经营餐厅。80年代初期，各地又举办名鲜制作传统品种、献技传艺、名菜名小吃展销，川菜技艺又有了更大发展。

二、川菜的特点

川菜主要的特点是：清、鲜、醇、浓并重而以清鲜见长，广集民间风味而重麻辣。制法多种多样而主煎、炒、烧、煸，选料范围广泛而多禽蛋鲜蔬。每一物各献一性，一盘各成一味。着重集中用味而突出主味，收汁浓味，保持原味，辅以佐味，菜重本味。对不同的菜品有不同的加工方法，务使其色、香、味、形俱佳。

（一）麻辣见长而富有鲜味

人们常有一说：“北味偏淡，南味偏甜，川味偏辣，粤味偏腥。”川菜的麻辣是符合四川人口味的，四川人普遍喜欢食用带麻辣味的食物，川菜厨师即根据群众口味的特点，将麻辣味运用在小吃、大众食品和筵席菜品上。如小吃中的河水豆花、川北凉粉、经济凉面、灯影牛肉，大众食品中的水煮肉片、随炒肉丝，筵席中的宫保腰块、干烧岩鲤等，都以偏麻辣为其特点。但川菜虽然偏辣却很鲜。其麻辣重在掌握分寸，不以麻辣压倒菜品的鲜味，而兼有麻、辣、咸、烫、嫩、鲜诸味。在整个川菜中，带麻辣味的毕竟只占20%左右，不带麻辣味的还是占大多数。如筵席中负有盛名的干烧鱼翅，素雅宜人的竹荪鸽蛋，雍容华贵的一品海参，五彩缤纷的五福鱼丸，芬芳鲜嫩的盐水冬笋，透明如镜的玻璃鱿鱼，金黄瑰丽的一品烧方，以及小吃中小巧玲珑的龙眼包子、甜糯可口的珍珠丸子，还有许许多多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和小吃也都不用麻辣。所以川菜的特点只不过是重麻辣而不光是麻辣。

（二）味道多而多样，变化无穷

经初步统计，有27种味道，如家常味、鱼香味、豆瓣味、白汁味、荔枝味、酸辣味、麻辣味、糖醋味、醋溜味、红烧味、陈皮味、五香味、怪味、姜汁味、烟熏味、三辣味、香糟味、椒麻味、蒜泥味、辣子味、胡椒味、红油味、椒盐味、麻酱味、酱味、甜味、白油味等。这说明川菜在烹制过程中，很讲究味的变化，其关键是综合用味而突出主味，将几个不同的味综合使用于一菜时，既要突出某一个味，又要几个味巧妙配合，有主有次。如怪味鸡丝、鱼香肉丝、豆瓣鱼、宫保鸡丁这类菜肴，其风味特色就很明显。常常是烹制一个川菜，将酸、甜、咸、麻、辣五味的调味品均放其间，只掌握数量的多少，即可调制变化出20余种味，并且个个都有特色，其味又浓又厚又美。所以老厨师常说：“五味调和百味出”，既概括了川菜的特点，也道出了调味的科学，因此人们对川菜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赞誉。

在烹制川菜时还非常讲究“入味”“收汁”“亮油”。如干烧鱼翅、干烧馅子鱼、红烧牛肉、黄焖兔块、坛子肉、板栗烧鸡、生烧鱼翅、酱烧全鸭等，味道均浓而不腻，恰到好处，既不清汤寡味，又不油大闷人，达到了收汁浓味，“吃红不见红”“吃油不见油”的高超水平。

（三）选料认真，因时而异

高超的烹调必来自精细的选料。川菜很注意蔬菜的时令季节，根据老嫩程度及颜色深浅的不同，选用恰当的品种和部位。如“鸡蒙葵菜”“金钩菜心”“干贝烧黄秧白”“苕菜海参”等，在烹制时，对所需正当时令的原料都要求具有醇香的鲜味。又如鸡、鸭、鱼、肉、海鲜之类，由于产地和种类不同，加工的方法也不同。“炖鸡”需选老鸡，“白砍鸡”须用仔鸡；江团宜作清蒸鱼，岩鲤宜作干烧鱼，水密子宜作松子鱼，鲤鱼宜作脆皮鱼，鲫鱼宜作豆瓣鱼，鲶鱼、足鱼宜作红烧鱼。灯影牛肉须选用牛的后腿肉。烧酥方需用正方保肋猪肉。对肉类原料的处理，如去皮、抽筋、出骨、涨发、上浆等，都有严格的要求，方使菜品色佳味美，不失原料的本味。

（四）制作精细，配料相宜，形色俱佳

首先是刀工细致，讲究规格，并服从烹制需要。不论丝、片、块、段、条，都要求达到粗细、厚薄、长短、大小基本均匀，形色谐调，这是川菜的特点之一。如蒜泥白肉，不仅要求白肉厚薄均匀，形如刨花，而且要皮连肉、肥连瘦，不脱不斫，成张成片，食用方能入味爽口。又如经刀工艺处理的凤尾腰花、荔枝腰头、松花郡肝、菊花里脊、糊辣肉花等，烹制时，由于原料接触油的面积增大，受热后应迅即起锅，始符合口味要求，而形色俱佳。雪里红鸡淖，鸡淖雪白，像一簇簇白雪；番茄丁粉红，似含苞欲放的花朵，两者合烹，咸鲜清香，且富于营养。在荤素冷盘上，更讲究色、香、味、形。因冷碟走在前面，素有“迎客菜”的美称，故有“筵席好不好，先看碟子巧不巧”之说。不少冷碟，采用蔬菜、瓜果雕刻成各种花卉、雀鸟、鱼等，使菜品更富有艺术性。

（五）川菜烹制技法繁多，火候运用极为讲究

炒、溜、炸、爆、蒸、烧、煨、煮、炖、焖、卷、烩、煎、炝、烩、腌、卤、拌、糁、蒙、贴、瓤等多种烹调方法，始终依原料之不同而定。但在一般情况下，以小煎、小炒、干煸为主。技术上尤长于烧、蒙、贴、瓤，操作上掌握投料先后、火候缓急、烹制久暂，细心观察，掌握色泽深浅、芡汁轻重、味道浓淡和成菜生熟、老嫩、干湿、软硬、酥绵，以保证质量要求。炒菜不过油，不换锅，芡汁现兑，急火短炒，散籽亮油，一锅而成。干烧菜肴，微火慢烧，用汤恰当，自然收汁。制汤则清汤微火久吊，使色明汤清，淡而不薄，醇和而鲜。如是奶汤，则以旺火，色白如乳，浓香而不腻。味之精微，妙在烹中，人们常称川菜中的回锅肉为“过门香”，鱼香肉片为“满门香”，响铃海参为“满桌香”，这些香味菜都是川菜厨师精心配料、掌稳火候而烹制成的。

三、川菜流派

川菜在清代已经形成，在饮食行业中，分有“宴蜀帮”“冷包席”“饭铺”三种经营形式。

（一）宴蜀帮

一般称为包席馆，承包筵席，自带半成品上门烧菜或送成菜上门。当时成渝两地官员往返、节日盛典、会馆活动等都必包席饮宴，由包席馆送席于官府或会馆之中，故“宴蜀帮”只包筵席，不设堂座，不营小吃。所配菜肴，都是大菜名菜。清代沿用前代格式，排场非常讲究，礼节非常繁琐，烧烤菜品还要更换台面。古代原是一人一席，到清代已增为六人一席。宾客来临，沏茶后奉上进门点（亦称到堂点），宾主相互寒暄和谈论时即设四手碟，内装瓜子、花仁之类。客齐入席，摆四荤、四素、四花、四水果、四糖果、四蜜饯、四海味、四蜜碗（即甜羹）、四热菜等，然后进入正菜，中途有馔点粥羹之类。

民国初年，筵席排场逐渐简化，先减干果蜜饯，后减水果热炒，最后一般只留四冷盘十大件，餐后休息时再上水果。筵席台面由早年的台桌到方桌，再到圆桌，人数由6人、8人再到10人。小吃点心与菜肴恰当配合，穿插席间。至于古老筵席中的“朝摆”“签摆”等也逐步淘汰了。各餐馆在做法上均各有特色。如成都著名的包席馆“福华园”“正兴园”“荣乐园”，他们的特菜是分别以烧熊掌、烧鹿筋、烧烤为主，做高贵的筵席菜。重庆“宴喜园”专门包席，办干烧鱼翅为主的鱼翅席。“双合园”则办海参为头菜的海参席。“群林宴”“积义园”“聚珍园”规模不小，碗盏设备每家均在二百桌以上。重庆巨商林铬合娶媳，曾向“聚珍园”包鱼翅席四百桌之多。

后来成立的餐馆，营业范围比包席馆更广。内设雅座，包房包厅，可预订席桌，客到出席；外设堂座，顾客可自行点菜，随到随吃。有的还附设小吃、面点。这样既能减少客人的麻烦，又可让顾客吃到自己喜欢的好菜。较著名的有成都的荣乐园、姑姑筵、竟成园、成都餐厅、静宁餐厅、玉龙餐厅、芙蓉餐厅、海棠春、杏花村，重庆的浣花餐厅、留春幄、陶园、适中楼、小洞天、暇娱楼、久华源、醉东风、长美轩、白玫瑰、颐之时，自贡的化工城餐厅，万县的小桃园餐厅，南充的蓉味餐厅等。这些餐厅，既可包席又可点菜。如重庆留春幄的烧方，在烹制中难度较大，需经整方、刺眼、漂方、吊膛、滚叉、烤酥等多种工序，本来是高级筵席的菜品，后来则可由顾客随时排点单食。至30年代，包席馆有的逐渐歇业，并人为餐厅。

（二）冷包席

与餐厅、包席馆不同，冷包席只供碗盏、工具，厨师随去顾主处代办席桌，只收工资和餐具租金，不包原材料，所办的一般是普通筵席。四川大中小城市或农村，在婚丧嫁娶中常用冷包。冷包以蒸、烧、炒、爆、拌为主，多为“三蒸九扣”及杂烩席。

（三）饭馆

又称饭铺，以卖炒菜为主，兼售蒸菜。顾客上门，由服务员报菜，名为“喊堂”。成都、重庆以及中小城市均有。成都饭馆多经营焖锅饭，将锅安置于铺前以作标志，饭味喷香，热气腾腾，以招徕顾客。重庆饭馆则用甑子饭，盛饭入碗为半球状，俗称“帽儿头”。

四川的饮食业除上述三种形式外，过去还有按地区划帮的，如成都帮、重庆帮、大河帮、小河帮、自内帮，另外还有“面食帮”（指面点小吃铺摊）。各帮之间，各行其是，素不往来。如成都市内，东门、北门冷包席居多，帮会地址东门在永新街，北门在庙高楼。南门、西门饭铺较多，市中区则是“宴蜀帮”集聚之地。各帮互不往来，如“宴蜀帮”缺人需雇零工，都不愿去找冷包席的人。重庆亦有“九门十三帮”的说法。

成都是座历史名城，酒楼、小吃遍布全城。所以川菜以成都风味最为有名，称川菜正宗。其特点是荤素并用，如一席高贵筵席，其中必有一素菜，另一样带麻辣味的。注重调料，专用郫县豆瓣、德阳酱油、保宁醋等。辅料注重色彩，以青、红、绿色相衬。

许多著名川菜都来源于成都。驰名中外的麻婆豆腐，源于清代咸丰末年成都北郊万福桥旁的一个饭店。当年挑油力夫日备菜油，由店主陈春富之妻以民间传统的“焗”法替他们将豆腐加工成菜，以其人面部微麻而将这种豆腐称为“麻婆豆腐”。此店后迁西玉龙街，由其再传弟子薛祥顺掌厨，又在原烹调法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并辅以牛肉，佐以辣椒、花椒、豆豉、蒜苗等，遂具有麻、辣、烫、酥、香、鲜的突出特点，深受顾客欢迎。

有口皆碑的宫保鸡丁，是清末任四川总督的贵州人丁宝桢（因曾授“太子太保”衔故称“宫保”）喜食的一样菜肴。最初只是鸡丁与小青椒合烹，后因青椒有时令限制，经厨师改进，用鸡丁为主料，配以干红辣椒和油酥花仁，调以荔枝味，成菜后，鸡丁细嫩，花仁酥脆，味浓鲜香。传至民间后，宫保鸡丁之名遂载誉全川，号称“国菜”。

全国有名的香花鸡片和樟茶鸭子，为成都静宁餐厅的拿手好菜。该店老板黄静宁，文人出身，清末赴京赶考，被放广东外任，未去，即留清宫御膳房，给慈禧管膳食。他独出心裁，创造了许多美味佳肴，香花鸡片就是他的首创。有一年，慈禧到颐和园避暑，正值茉莉盛开，黄静宁计从心起，叫厨师把鸡脯片成极薄的片子，浆上蛋清糊汆熟，再将茉莉花下锅，烧好的鸡片，宛如出水芙蓉。清宫御膳房做的都是满汉菜，熏烤较多，黄静宁把熏鸭改用福建漳州运京的茶叶来熏，鸭茶相得益彰，奇香扑鼻，酥鲜嫩，慈禧称赞不已，将此菜招待外来使节，广为介绍，樟茶鸭子于是中外闻名。黄静宁对烤鸭也很有研究，回成都自行开业后，所制烤鸭（四川称糖片鸭子）皮脂酥脆，色泽红艳，味道醇香，肥而不腻，成为高级菜肴之一。

干烧什锦为“努力餐”的佳作，早在50年前就有“烧什锦，名满川，味道好，努力餐”之说。“邹鲢鱼”是成都市三洞桥“带江草堂”饭店老板邹瑞麟的浑号，他烹调鲢鱼有高超的技术，品种有大蒜鲢鱼、浣花鲢鱼、奶油鲢鱼、凤尾鲢鱼等，离骨肉嫩，鲜美可口，为成都鲢鱼菜中首屈一指的名菜。

成都的各个餐馆均各有特色。“竟成园”创设于1923年，厨师汤永清、刘读云、龙云章等均有50余年的烹调历史，所烹制的叉烧火腿、脆皮鱼、鸡皮慈笋等均颇出名。成都餐厅于1958年开设于西东大街，规模较大，设备齐全，拥有成都原著名的“正兴园”“荣乐园”的名厨孔道生、谢海泉、张守勋、陈廷兴等多人，是一家正宗川菜馆。所制的名菜像金钱鸡塔、坛子肉、红烧雪猪、清蒸鹿冲、鸡皮鱼肚、五福鱼丸、竹荪肝羔汤、玻璃鱿鱼、翡翠虾仁、豆沙鸭脯、龙凤火腿、成都酱鸭、开水白菜等，都是出色菜品。其中，金钱鸡塔就有糁、酿、蒙、贴四大烹调法，为高级筵席“八大菜”之一，形状美观，酥香脆嫩。坛子肉是用猪肘、肥鸡、海参、鱼翅、鸡蛋等原料20余种，和四川特产辅料一并入坛封固，微火煨靠而成，金黄鲜艳，肥烂浓香，适于冬季入桌，一坛可供20人吃一餐，人少可几次食用。竹荪肝羔所用的主料竹荪，是四川特产山珍，享有“山珍之王”的美称，质地嫩脆，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酷暑季节放入少许，能保持菜肴鲜味，不腐不馊，为中外驰名佳肴。“开水白菜”看来如一碗开水内放着几棵白菜，所用之汤多次清过，没有一点肉渣，味极鲜美。“成都酱鸭”是成都特级厨师毛齐成在我国驻几内亚、阿富汗、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工作时创制的菜式，制作方法带回成都后，成为成都餐厅的名菜。

玉龙餐厅，1958年建于成都西玉龙街，为一大型餐厅，有原静宁、恰新、中国食堂等名菜馆的著名厨师蒋伯春、华兴昌、李德明等，其杰作有虫草鸭子、母子会、生烧大转弯、鸡蒙葵菜、黄焖鲢鱼、锅巴肉片等。虫草鸭子中的虫草，是一种名贵药材，用于蒸鸭，可去热清痰，且富于滋补。母子会一菜，鸽肉鲜香，鸽蛋细嫩，极富营养。锅巴肉片是用猪柳肉所作，肉片鲜嫩，锅巴香脆，味甜酸而香。因用热汁淋锅巴时要在堂面上发出响声，故又名“堂响肉片”。

芙蓉餐厅设于人民南路，是1958年建立的大型餐厅。厨师陈志兴、白松云等，除烹制传统名菜外，还创制了一些新品种，如芙蓉肉片、葱末三片，均很有特色。还烹制名菜金钩玉笋、芹黄鱼丝、怪味鸡块、凉拌麂肉、南卤醉虾等。金钩玉笋是用玉笋和金钩鸡汤作成。玉笋即含苞刚出须时的包谷，长约一寸二分左右，白如嫩笋，故名。此菜脆嫩，味道清鲜，为农历三月末、四月初的时菜。怪味鸡块，原料用雄鸡腿，放入葱白，拌芝麻酱、酱油、白糖、醋、辣椒面、花椒面等，香、甜、酸、咸、麻、辣各味俱备，故名“怪味”。

群力食堂，开设于总府街，原为荣乐园的部分职工筹办，名厨师陈绍书、李少堃等烹调的蝴蝶海参、干煸鲜笋等，都是拿手好菜。海棠餐厅，设于青羊宫花会会场，厨师冯德兴擅长烹制红烧舌掌、荷叶蒸肉等。烧舌掌用鸭舌、脚掌、火腿为原料，副料十分讲究，春季用春笋，夏季用夏笋，秋季用板栗，冬季用青菜头。烹制的荷叶蒸肉，颜色金黄，味咸带甜，鲜美清香。杏花村餐厅开设于骡马市街，厨师刘文俊擅长软炸口蘑、清汤鱼卷、红烧甲鱼。他烹制的清汤鱼卷，配四季菜汤，汤清如水，如配以竹荪，即为竹荪鱼卷，亦可配鸽蛋或口蘑、鸡蒙等。食时饭店开设在提督街，有50余年历史，厨师张荣兴有40余年烹调经验。他烹制的烘春芽蛋、魔芋鸭子、鱼香茄饼、萝卜连锅汤，均为名作。尤其是连锅汤，选半肥半瘦肉制成，肥而不腻，瘦而不绵，吃时蘸以调料，麻辣香鲜。名扬中外的荣乐园餐厅近年也恢复营业，该厅历史悠久，技术精湛，美味佳肴丰富多彩，现由特级厨师张松云精心烹制，每天供应顾客一百多种菜。其他中小型饭店，如“丘佛子”“香风味”“竹林小餐”“四六分”等，均搞小煎小炒，快餐客饭，配套便餐。

其次谈重庆菜。重庆是西南的最大商埠，市场繁荣，餐厅较多。在民国初年，即有陶乐春餐厅开设于江家巷，以办筵席为主。所烹制的一品海参，采用乌参、火腿、金钩、猪肉、冬笋、口蘑等为原料，色味俱佳。大乐天餐厅位于商业场，每逢秋季，商业场举办花会，该厅就设菊花鱼羹锅，用生片、鲜菜烫吃，味清鲜；生片、鲜菜也可按季节变动，遇冬季即改为梅花，更名“梅花锅”。这些餐厅都习于本地菜肴，但也能采各地之长，不论川西、川南、川北、自内等地的厨师，他们都很欢迎。

从20至30年代，成都厨师分两线来渝，一线是荣乐园线，另一线是福华园线，其中的黄绍清，现年90余岁，长于“满汉席”烧烤菜。还有罗国荣、陈志刚、周海秋等。罗国荣的烹饪造诣很深，郭沫若同志曾称他是“西南第一把手”。他最初的老师是“三合园”的王海全，后来的老师是“福华园”的黄绍清，两位都是成都首屈一指的川菜名厨。他出师后，帮“姑姑筵”的黄静宁，又得其指点，加上自己不断钻研，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重庆多有“烧杂烩”，以“杂烩”为首菜的命名“杂烩席”。名餐馆擅作清蒸杂烩、干烧杂烩等。加上海参为头菜的，名为海杂烩，主要原料为鱿鱼、火腿、鸡片、肉丸、蛋白、猪心、舌、腰、肚、蹄、酥肉，以及冬笋、木耳、香菌、鲜菜等。过去浣花餐厅就以杂烩为它的“打门锤”菜。始创于1924年、初设重庆后伺坡，依山筑楼，凿壁为室，冬暖夏凉的小洞天餐厅，以清蒸肥头鱼、半汤鱼、鸽蛋加花为上菜，为廖青亭厨师所烹制。相继的有陶园餐厅的酸菜海参、金鱼闹莲；适中楼的鸳鸯锅贴、金银脑花；久华源的清蒸火腿、米熏鸡；滨江餐厅的酿冬菇、汗蒸脑花鱼；醉东风餐厅的酥扁豆泥、玻璃肚头汤；白玫瑰餐厅的油淋仔鸡、豆渣鸭子；暇娱楼的烤酥方、烤鸭、凤眼鸽蛋；密香餐厅的汗蒸全鸡、八炸鸡；新味腴的肝羔汤、冬菜肉饼；长美轩的三色鱼丸、瑶珠葵菜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名菜。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为“陪都”，居于大后方，一时人口剧增，五方错杂，省外有名的餐馆好些都迁来重庆，如京菜的同庆楼、迎宾楼；苏菜的大古楼、状元楼、无锡饭店、松鹤楼；粤菜的冠生园、大三元、广东酒家、国民酒家等。因此，重庆也吸收了外省的一些烹技，在配质、配色、配形上有所创新。

解放后，重庆饮食业又推出不少花色名菜。如颐之时餐厅，原系成都名馆，专做筵席大菜，1949年迁重庆，吸收重庆著名川菜馆白玫瑰、长美轩的部分厨师参加工作，成了重庆技术力量较强的高级餐厅。厨师周海秋、江浙澄，点心师唐治荣等，均有40年以上的烹调经验，烹制的干烧岩鲤、清蒸肥头、樟茶鸭子、宫保腰块、犀浦鲢鱼、碎米肉丁等，均为有名特菜。干烧岩鲤，鱼质细嫩，味美微辣，色泽光亮。岩鲤产于嘉陵江石岩中，乃四川名产。肥头鱼无鳞，刺少，亦产于嘉陵江中，为该厅特色佳肴。

民族路餐厅（现会仙楼餐厅）开设于民族路，旧名皇后餐厅，是目前重庆规模较大的综合性餐厅。已故头炉厨师廖青亭，有40多年的烹调经验，擅长烧烤。他烹制的叉烧全鸡、醋溜鸡、格呢子鸡、香酥鸭子、干煸牛肉丝等，均甚出名。叉烧全鸡为高贵筵席所用名菜，色泽红亮，酥脆香嫩，爽口化渣。格呢子鸡鲜嫩松软，为重庆已故名厨巫云程得意之作，因炸好的鸡块像做大衣的格呢一样，故名。

重庆佳肴餐厅座落大阳沟，是青年厨工的实习餐厅、培训基地，名师高徒集中于此，烹制能手不少。如干烧鱼翅、鸡茸鱼翅、金钱海参、家常海参、响铃海参、酸菜鱿鱼、八炸鸡等，极为出色。特级厨师曾亚光以烧烤见长，烧牛头方等为其杰作。

粤香村餐厅，1926年创办于重庆保安路，是大型川菜餐厅，专做以牛肉为主料的菜肴。主厨的陈胄云等厨师长于做清炖牛肉汤、牛尾汤、枸杞牛鞭汤等。所炖的牛尾汤汤色清澈，汤鲜味美。现又增加了高级名菜，由特级厨师吴海云及名厨姜鹏程等操作。出名的菜肴火腿鸡淖、脆皮鱼、白片肉等，均有特色。

蓉村饭店于1945年创设于棉花街口，是有名的中级饭店，以焖锅饭滋润清香、小煎小炒又好又快著称。厨师张德荣已有40余年烹调经验，长于爆、炒、溜、煸。如口袋豆腐、豆瓣鲢鱼、小煎鸡、姜爆鸡丝、砂锅鲜菜、软炸豆油皮等，都是拿手好菜。现迁民族路营业。

最近，重庆饮食服务公司在邹容路划出三百平方米地皮，开设味苑餐厅，环境舒适，陈列雅致，分设“陶居”“宜村”“馥香”“泌宇”等雅厅，由重庆特级和一级厨师多人指导烹饪，专营川味名菜、筵席佳肴、便餐菜饭、风味糕点。菜肴品种繁多，其中以白汁鱼唇、清蒸肥头鱼、干烧鱼等最为考究。

白玫瑰餐厅创建于1933年，40年代业务最为畅旺，现恢复营业，座落邹容路重庆剧场底厅，由原餐厅经理及技术人员主持，招收待业青年60人带股合作经营。该厅以发售快餐食品为主，如早点的肉骨头粥、花生浆、赤豆汤、芝麻糊等，顾客甚为拥挤。有诗赞其肉骨头粥谓：“骨汁煮粥善添精，暖胃姜葱可口珍。药补不如食补妙，少花钱来又养身。”现逐步恢复白玫瑰枣糕、面点，并陆续恢复家庭风味的川菜一百多个品种。

1979年4月，四川省组织川菜烹饪小组，应邀到香港、九龙访问、表演。重庆名菜“孔雀开屏”受到很高评价。该菜为颐之时餐厅特级厨师陈志刚的杰作。系用鱼肚、海参、海带、蛋黄等为原料制成，状如彩色孔雀，浸在澄清的鸡汤之中，上桌时，十二条翎毛微微扇动，栩栩如生。此菜不独形态优美，而且味美迷人，深受港九人士的赞赏。《文汇报》《大公报》等14种中、英文报纸都争相报道川菜烹饪表演的盛况。香港两家电视台也作了专题介绍。

颐之时陈师傅曾在1958年以专家身份出国，担任布拉格中国饭店主制厨师，足迹遍捷克斯洛伐克，使川菜普及东欧一带。他独特的“干烧法”，在同行里久负盛名。他创作的百花鱼肚、干烧鲜鱼、醋溜凤脯、菠萝鱼脆、家常海参、开水白菜等，很受顾客欢迎。特级厨师张国栋从事雕花40余年，曾担任过首都人民大会堂冷菜组负责人。他制作的名菜火候适当，散口化渣，色泽美观。他用蔬果精雕细刻，摹拟各种花样，使冷盘造型大增光彩。特级厨师何玉柱长于白案，他制作的糕点表皮薄而松化，酥皮层层如纸，可数可揭。莲茸喜鹊酥是用酥皮包莲茸做成的。凤尾酥更是何师傅的拿手糕点，形同凤尾，外嫩内沙。

1979年12月，又有重庆特级厨师徐德章、李耀华等去九龙“北京楼”烹制翠竹熊猫、蝴蝶海参、凤尾蹄筋、罗宝金钱等名菜，以及山城小汤元、玉兔饺等名小吃，共有近百种正宗川味美馔佳肴，颇受国内外人士的好评。1980年6月，重庆饮食服务公司又派特级厨师陈志刚等10余人赴香港“锦江春”川菜馆主厨，生意十分兴隆，频频“爆堂”。

“大河帮”属长江上游江津、合江、泸县、宜宾、乐山一带，具有川南风味。出名的菜肴有东坡肘子，此菜以在苏轼家乡眉山餐厅制作的最为精美。其传统作法是选择猪肉“前膀”或肥嫩的五花肉，用沸水洗涤后，以油糖和色，密封于砂锅中，依次用大火、小火及微火炖熟，再加生姜、花椒、盐、糖、醋、酒等配料烹制而成。色泽金黄，肉质糯嫩，甜中带酸，食之不腻。

乐山地区有许多地方佳肴，“周鸡肉”就是其中的一家，有70多年的历史。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一书中赞美说：“嘉定城的白宰鸡是有名的……是最可口的佳肴。”“周鸡肉”是周桂明的外号，从1915年起，他就经营白宰鸡、椒麻鸡、红油鸡、姜醋鸡、烫油鸡、棒棒鸡等。在多年实践中，他摸索煮鸡和兑料的技术，成品均居上乘。朱德、陈毅、郭沫若等均到该处品尝，赞不绝口。

宜宾地区有夏令时菜名叫“冬瓜盅”，遐迩闻名。其作法是以小型冬瓜一头去盖，将口切成锯齿形，在外侧雕出花鸟、山水，去瓤后将干贝、金钩、竹荪等撕切放入，再加入食盐、味精、胡椒等，然后渗鲜汤，放置高笼蒸熟成菜。其味鲜美，清淡可口。其他如西瓜汤、清蒸火腿、笼笼鲊、糟蛋、蓊翠片、樱桃肉、宜宾水粉等，也均有传统特色。

泸县的玉牌脆肚，将猪肚去净油筋，剞成十字花刀，加以红椒、姜块等配菜，用旺火炒熟，使肚头洁白、发亮，形同玉牌，鲜嫩适口。还有罐罐鸡、糖醋脆皮鱼、清蒸杂烩、烘蛋等均颇出色。江津肉片、芝麻丸子、合江肥头鱼等，同为川南名菜。总的说来，“大河帮”以家常味见长，如家常肉丝、家常肝片、家常鳝鱼、家常田鸡、糯米酿小肚等，烹制煎、炒、蒸、烧俱多，其味偏于甜酸。

“小河帮”在嘉陵江上游及川北一带，习惯于传统菜、民间菜。如“九大碗”中的芙蓉蛋、豆皮蒸肉、坨子肉、鸡千张、扣鸡、扣肉、春芽炒蛋、回锅肉、炒杂办、原汤酥肉等，也有著名的地方菜。如“顺庆羊肉”是南充的特产，毫无膻味，清如鸡汤。川北凉粉也是南充的著名食品，人皆称道其色、香、味、形，可贮存多日不变质。它本来是地区的民间小吃，不登大雅之堂，近年来由于佐料考究，在筵席摆开时上一道川北凉粉，可以解腻去油，调剂口味。

绵阳野味在四川也很有名，因邻近山地，山羊、野鸡、野兔等较多，有一种特殊的烹制方法。一般是先将新鲜的野味肉用酱油和香料、清油腌浸几天，然后取出熏烤或风晾，用不同的火力干蒸。这样作出的野味，肉质细脆，色深味浓，鲜美可口。

达县盛产牛肉，如特制的灯影牛肉，既供内销又装罐头出口。相传是清光绪年间梁平人刘仲贵所创。鲜牛肉馆也很多，其中如“醉竹轩”，有90多年历史，经销清蒸牛肉，很有特色。精制的牛肉蒸丸、烧元、红烧、清炖、锅蒸、汽水牛肉等10余种菜肴均受群众欢迎。此外，达县荷包鱼、羊尾，合川肉片、三台豆豉、盐煎肉、遂宁苕泥，也都驰名各地。

“自内帮”分布自贡、内江、荣县、威远、资中一带。自贡原是盐商集聚之地，官商往返频繁，讲究排场，常有宴会，筵宴名菜颇多；内江是成渝交通要道，在未修建成渝铁路之前，旅客必在此住宿，餐馆也不少。自贡的水煮牛肉、灯影牛肉很驰名。水煮牛肉相传是北宋年间，自贡盐工将淘汰役牛的肉，用盐和花椒、辣椒作佐料，加以水煮而成。起初方法比较简单，但成菜后却较宜人。后经厨师们在烹调中多次改进，于是水煮肉片渐为地方风味很浓的四川名菜。该菜用瘦猪、牛肉为原料，色深味浓，肉片鲜嫩，麻辣咸鲜，下锅不直接用大火炒，仍用汤煮，故名“水煮”。自贡菊花火锅也是当地的时令佳肴，它以鸡肉、瘦肉、鱼片、鸡肝、猪腰等，切成极薄而不穿孔的张片，抹上蛋清、豆粉和盐，采用不同的图案，装于盘中镶好，再把菊花瓣、豌豆尖、菠菜、白菜心等生菜，以及馓子、糯米花等放入盘中，将酱油、麸醋、香油、食盐、辣椒油、姜米、葱花、芽菜、花椒粉、辣椒面等，置于小碟，桌中央放火锅，将生菜生片烫熟，蘸自己喜好的味碟食用。

“甜城”内江以夹沙肉、冰糖银耳、什锦果羹、豆瓣鱼、红椒肉丝、干煸肉丝、冬菜肉饼、皮蛋汤、回锅肉等较佳。内江蜜饯为川菜筵席冷盘中的佳品，亦可作甜菜中的辅料，所制的桔饼、蜜樱桃、佛手、天冬、瓜元等50余个品种，透明香甜滋补，有传统特色，誉满全国。

除上述各地荤菜而外，还有各寺院的素食，又称“释菜”（佛家常食菜）。素菜是川菜的一个组成部分，久负盛名，素有“素千道”之说。它的主要原料是面筋、豆制品、香菇、木耳和新鲜蔬菜，以植物油烹制而成，素菜荤名，形象相似，口味也相近，如“鸡”“鱼”“排骨”等，上桌后令人难辨真假。所谓“素什锦”即豆制品的大杂烩，味道可胜过荤菜。还有以花卉入馔，取其芳香、清幽、淡雅，如栀子花、芙蓉花、玉簪花、木樨花、韭菜花等，用沸水焯后，加麻油调料拌食，清香爽口。在一些寺院中，利用花卉作羹粥糕点也不少，如兰花粥、牡丹花粥、芍药花粥、木香花粥、梅粥、莲糕、桂花糕、酿荷花、桂花酿等。民间也有名厨做这种食品的，食用者多系善男信女，也有吃腻了荤肴想换口味的上层人士。这种食品最适于高血压症、心脏病患者和老年人及脑力劳动者，四季皆宜。

有些寺院设有素餐部，如文殊院香斋堂即可出素席菜肴60余种，深受国内外游人欢迎。新加坡佛教代表团用素餐后称道说：“这是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最满意的斋饭。”重庆过去的华岩寺也常备素席，罗汉寺、紫竹林也曾称誉一时。此外，峨眉山寺中特产的凉拌雪魔芋，松软可口，素烧鲜笋脆嫩鲜香。再说蘸水豆花，亦是四川著名佳肴。

再说咸菜。四川咸菜颇为有名，不仅可在筵席中佐饭，而且可作辅料，用途甚广。特别是泡菜，鲜如初摘，咸香带酸回甜，深受中外人士欢迎。美国《纽约时报》载文《泡菜：始于中国》，对泡菜作出“一直因为它对健康有益而誉满天下”的评价。四川泡菜为泡菜上品，几乎家家都有泡菜。因巴蜀气候温和湿润，时鲜蔬菜四季不断，青菜、萝卜、子姜、辣椒、豇豆、蒜头、黄瓜等，价格低廉，取用方便，用来泡一二日即可取食。川菜很多家常味式都少不了它，如家常海参、酸菜海参、酸菜鱿鱼、鱼香肉丝等，都必须用它作辅料。

四川酿造品品种也很丰富，有的用来佐餐，有的用来调味。忠县豆腐乳、临江寺豆瓣、太和和三台的豆豉等，为远近闻名的佐食品；郫县豆瓣、德阳酱油、保宁醋等为调味佳品。郫县豆瓣色泽油润深红，用来炒菜，分外增色提味，回锅肉、豆瓣鱼、红烧豆腐等四川特菜都少不了它。德阳酱油有久存不腐的特点，用于凉拌、蒸卤等菜肴，无不适宜。保宁醋产于阆中，以70多种药材发酵制曲，以小麦为原料，其味醇香回甜，也是久存不腐。

中餐和中药也有密切关系，在中餐饮食中，很多调味配料也就是中药，如生姜、大蒜、大葱、花椒、胡椒等，芳香药品如陈皮、白芷、桂皮、杏仁、丁香等，也用于调味。有些中药如当归、苡仁、贝母等，用之得当亦可作配料。成都市同仁堂滋补药店研究饮食疗法，搜集民间食治验方，写有《食治要裁》一书，并开设滋补食品部，随季节变化经营多种滋补食品，如豆蔻馒头、茯苓包子、人参鸡油汤元、银耳汤等。在春季宜“升补”，即供应首乌肝片、人参米肚；夏季宜“清补”，即供应二仁全鸭、当归墨鱼、荷叶蒸肉；秋季宜“平补”，即供应菊花肉片、雪花鸡；冬季需“滋补”，即供应十全大补汤、乌龟羊肉汤等。这类膳食有利于增强人体各部机能的活力。

重庆市市中区中药材公司为满足城内顾客的需要，在保安路新设一家保安堂滋补药店，由经营药业有年、经验丰富的顾问罗琴壁处方，于近年开业，主要经营20多个滋补膳食品种。其中有开胃、健脾、除湿的茯苓包子，强壮精力、益气生津的人参抄手，润肺止咳、补肾固精的虫草鸭子，温中暖胃、理气和胃的丁香鸡，理气宽胸、消食去痰的陈皮鸡，化食消积、降低血脂的山楂肉片，治头晕痛、眼花缭乱的天麻鱼头，治咳气喘、肺热声嘶的杏仁羊肺汤，补心衰弱、心跳心累的竹参心子，化湿醒脾、行气消胀的砂仁肚条，生血润燥的芝麻兔，适脾除湿的果仁排骨，补肝补肾的杜仲腰子等。

川菜的品名繁多，据统计约有四千余种，其中名菜有三百多种。每一菜品均根据菜肴的特色定名。如红烧牛掌、小煎鸡、清蒸鱼、炒鱼片、炸里脊肉等，是按主料加上烹调方法定名；糖醋排骨、姜汁肘子、酱爆鸡丁、椒盐肚头、麻辣鸡块是根据主料和调味品或调味方法定名；板栗烧鸡、花生肉丁、核桃泥、芝麻丸子、豌豆蹄花汤是以配料命名；海参炖鸡、萝卜半鱼汤、芹黄牛肉丝、金钩玉笋、干贝葵菜等，是以原料或主辅料取名。有些菜名是以主料加上色香味形的特点来取名的，如雪花鸡淖、玻璃鱿鱼、芙蓉鸡片、百花鱼肝、三色鱼丸以颜色命名，香酥鸭子、怪味鸡、怪味鹅、烘蛋、卤兔等以香和味的特点定名，兰花鸽蛋、绣球鱼翅、蝴蝶海参、金钱鸡塔、荔枝腰花等以形状命名。还有菜肴以烹调方法结合色香味形的特征取名，如凉拌四件、生烧大转弯、火爆双脆、清汤狮子头、炒三鲜等，突出原料的色香味形。有的菜肴根据主料加上人名、地名、典故定菜名，如宫保鸡丁、麻婆豆腐、东坡肘子、王胖鸭、邹鲢鱼、合川肉片、江津肉片、顺庆羊肉、桥头火锅、涂山香肚、叙府糟蛋等。另一些菜名仅取其形色特点而定，如“纱窗望月”“松鹤遐龄”“鹿鹤同春”“凤凰芙蓉”“彩色蝶大拼”等工艺菜品。

解放后，人民政府于1951年将川菜的各个帮口都统一为饮食业，从此就没有“帮”的名称了。统一之后，根据上级安排，有的名厨支援外地。如1953年，北京饭店为增设川菜部，需四川名厨多人，即派范俊康、张志国、陈树林去北京，随后又调罗国荣与其大徒弟黄子云，加上陆续去的叶焕林、徐海元等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川菜班子。这些厨师都各有其独特技艺。如叶焕林的技术十分全面，尤其精于小煎小炒，掌握火候准，速度快，味道好。他炒一个大头菜丝，只花三十三秒钟。名厨范俊康与罗国荣系师兄弟，技术很好，如烧牛肉、烧蹄筋、口袋豆腐等都是他的杰作。1954年，他随周总理出国去瑞士，三个月中，他做出来招待外国友人的菜肴几乎每顿不重样。按一般规矩，凡是大会宴会，豆腐是不好上席的，但他做的“口袋豆腐”却被外宾称赞为“终生难忘的美味”。名厨黄子云继承师傅罗国荣的全部技艺，而且有所创新，烹制了许多美味佳肴。1972年，尼克松第一次来访，住在钓鱼台，黄子云主厨做出的叉烧鸭子、虾仁蚕豆、生片火锅等，很受客人的赞赏。1980年6月，中美合作的荣乐园川菜馆在美国开业，四川赴美厨师大显身手，做出了荣乐海参、香炸鱼翅、成都金鱼、神仙全鸡、宫保干贝、糖醋脆皮鱼、鱼香八块鸡以及小吃牛肉焦粑、火腿葡萄饼、春卷和工艺菜“百鸟朝凤”“龙凤呈祥”等，顾客川流不息，座无虚席。

多年以来，由于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川菜在烹技上又有新的发展，推出了不少新品种。如重庆特级厨师张国栋的“春色满园”，一级厨师李燮尧的“熊猫戏竹”“蝴蝶闹花”“白鹤闹松”以及兰、竹、菊、梅四季花，特级厨师陈志刚的“熊猫海参”“一品银耳”“清汤蜇蟹”，曾亚光的“荷花鱼肚”，吴海云的“闹龙宫”，名厨姜鹏程的“龙门鱼卷”，共创高级工艺菜66个。成都的工艺菜亦复不少，如“熊猫戏水”“鹿鹚同春”“彩蝶大拼”“松鹤遐龄”“凤凰芙蓉”等。“熊猫戏水”是近几年随着世界“熊猫热”的兴起，由成都餐厅创造的一种新菜，在造型上非常精美。除成渝两地外，灌县幸福食堂烹制的鸡皮慈笋、大蒜石巴鱼、茅梨肉丝、香糟肉条、荷叶蒸肉、奶油鱼肚、四鲜肉脯、葱烧横喉、红烧牛掌、炝锅鱼等十种珍馐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受到日本烹饪代表团的称许。

四、名小吃

四川小吃，丰富多彩，历史悠久，闻名全国，蜚声海外。每一种都有特色。近年成都花会摆出的有名小吃就有150多种，重庆展销会上的有名小吃也有90余种。在川菜筵席上，以大菜夹小吃的吃法已普遍流行，省外也是如此。如北京四川饭店的特色菜中，就列有担担面、棒棒鸡之类；上海的梅龙镇酒家，除供应所谓“海派川菜”的大菜外，也经营四川风味的锅魁、红苕面窝、豌豆饼之类的小吃，在订菜时把小吃作为席面中点，由顾客挑选安排。

川味小吃中的面点，是四川烹调技术园中的一朵鲜花。宋代就已有“大燠面”“素面”“担担面”等问世，其后又有驰名的宋嫂面。成都厨师刘万发、彭绍清等，于30年前仿古方制成面馅，仍取名宋嫂面。这种面的原料以鱼肉、芽菜、香菌等为主，其味鲜美。成都铜井巷素面原系摊贩，因在铜井巷设店，故名。其特点有麻辣咸甜酸香六种味道，很受群众喜爱。

重庆的担担面被誉为全国五大名面之一。早年，卖面人用一副挑子，一头挑火炉鼎锅，一头挑面条、佐料，沿江叫卖，颇为方便顾客，故名。其中以1942年在陕西街灯笼巷设摊营业的正东担担面味道特佳。1950年，正东担担面设店于保安路，由黄德明将摊子改成馆子。正东担担面的传统特色是用料认真，佐料讲究，特别是用筒子骨加黄豆芽熬汤，食之鲜香、滑润，辣而不燥，极为爽口。重庆经济凉面，于1952年开业，设店于五一路，采用粗条子面条，意即火猛水宽，出面散疏亮油，佐料有葱、蒜水、红油、芝麻酱、白糖、花椒、味精、醋、酱油十余种，以绿豆芽垫底，有荔枝味，咸、甜、酸、辣俱备，四季可食。

过去重庆比较知名的还有陶园的海参酸菜面，暇娱楼的三鲜烩面，醉东风的鸡丝凉面，老九园的鲫鱼面、鳝鱼面，一条龙的炖鸡面、鸡杂面、鸡血面，稷雪的碎馅面，蜜香的蹄花面，罗汉寺的麻油素面等。现已恢复的传统小吃有蓉味轩的甜水面、文治林制作的豌豆挞挞面、代金柱的鸡蛋手工面、张玉山的素椒杂酱面等。在四川各区县中，全国闻名的有川南特色的叙府燃面、内江鲜椒面、新都银丝面、万县荞面、川北锅魁凉面。

在点心方面，成都有荔枝巷钟水饺，创于1893年。厨师钟燮森所做的饺子皮薄馅嫩，配料也考究，有红油和清汤两种，味道鲜美，佐以该店特制的酥皮椒盐锅魁，其味尤佳。重庆丘二馆锅贴饺子和宵香馆的鸡汁锅贴、小笼蒸饺，分别设店于民国路和黄家垭口，因饺内含少许汤汁，皮馅均甚鲜嫩。成都龙抄手，原开设于春熙路东段，1941年始创于浓花六园，借“浓”为“龙”，故名。“龙抄手”因其选料精细、认真而得名。汤呈乳白色，抄手微黄，皮薄肉嫩。“重庆抄手”原名吴抄手，于1952年设店于中华路，为了招徕顾客，故一法：用成都青石桥“吴抄手”招牌。选用猪的前夹、后腿肉，去筋剁碎为馅，加以金钩。其汤用筒子骨熬，再渗入兼营白砍鸡、麻辣鸡、怪味鸡所产的汤，味道极好。重庆“过桥抄手”设店于八一路，为曹正华所创，用小瓷杯配佐料蘸吃，故名。“过桥抄手”采用猪腿肉，加金钩、鸡蛋、核桃米为馅心，以精制特粉为抄手皮，馅多皮薄，色泽乳黄，细嫩可口。佐料用小磨麻油、芝麻酱、红油、花椒、糖汁、葱花等，色香味俱佳，味微辣回甜。

重庆九园包子设店于新华路，从30年代至今，誉满山城。包子皮薄馅大，像一棉球，吃起来鲜香松泡，肉馅不腻人，甜馅不“闷”人。主要之点是选料精、发面好。成都的韩包子和龙眼包子，咸鲜回甜，滋消化渣，称誉巴蜀。成都邱烧麦俗称“刷把头”，制作精细，形如蓓蕾，皮薄肉嫩，鲜香可口。

豆花，是四川著名佐食佳品。它既似豆腐又不同于豆腐，比豆腐绵软疏松。因袭用河水烹制，故又名“河水豆花”。豆花之能成为食中妙品，除豆花本身具有的品质外，调和亦有奇功。伴豆花入桌的味碟，采用麻油、花椒、辣椒、豆豉、豆瓣、葱、蒜等十多种调味佐料，历来为品味家们所赞赏。四川各城市都有专门的豆花馆。如浑浆豆花，是成都小竹林餐厅的名作，其豆花是豆腐脑经微火煮后变得较老的一个品种。成都制作豆花有名的除“小竹林”外，还有“谭豆花”“吴豆花”；重庆河水豆花馆有名的有“白家馆”“高豆花”“水远长”等。

甜小吃部分，先谈汤元。说起汤元，苏东坡有诗谓：“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浆。”所谓“真一”就是浑元，即汤元外形；“天浆”即汤元心子，经煮熟后成为浆状。由这首诗可见汤元至少在900年前就已经出现。当时它又名“牢九”。到了明朝永乐十年，在元宵日吃汤元，从此成为惯例，北方就叫汤元为元宵。到了民国，传说袁世凯称帝，忌讳元宵为“袁消”，令将“元汤”改称汤元。其制法先用糯米磨成细粉为外皮，以核桃、白糖为心子。成都有著名的赖汤元，原为赖元鑫所创。赖从1894年起，沿街煮卖汤元，所做汤元加小碟白糖芝麻酱蘸吃，滋润香甜，日久出名。以后迁总府街设店，取名“赖汤元”。解放后，赖汤元的质量有所提高，更具有入口甜香、细嫩柔软、汤清不浑的特点。郭汤元，在成都开办时间较赖汤元迟，但很快即与赖汤元齐名，主要是汤元心子除有主料白糖、鸡油之外，还加进了各种蜜饯。重庆有30年代的巴山汤元，后来的临江汤元，以品质精良，驰名各地。今日的山城大汤元，设店于文化宫侧面；山城小汤元设店于保安路，均历史悠久。所用糯米滋消化口好、色泽白、颗粒壮、泡时久，不浑汤，再加猪油多、白糖重、辅料齐，故味道好。特别是小汤元，体小、皮薄，名扬中外。

再谈粽子。据说，早在战国时期诗人屈原投江而死时，国人以竹筒贮米投江祭奠，后以菰叶裹黍米做成“角黍”，由此世代相传，成为端阳的节日食品。粽子以糯米为原料，加碱为“碱水粽子”；或加馅心，佐以豆沙、枣泥、火腿之类，为“带馅粽子”；形式多样，有三角、四角、宝塔等状，亦为四川名小吃。还有糍粑，本用来祭月，祭后全家分食，后被餐厅和甜食店作中点小吃供应。重庆有著名的凉糍粑、黄豆面糍粑，成都有著名的“三大炮”或“一炮三响”，均香甜滋润。

重庆名点江北提丝发糕和燕窝粑，均已有50多年历史，香甜柔软，可列筵席，亦可小卖。重庆宵香馆的果酱鸡蛋熨斗糕，为吴金辉师傅的杰作，有三十余年历史，久负盛名，软酥肉嫩，甜香爽口，营养丰富。此外，重庆“颐之时”的枣糕、“雪园”的伦教糕、“左源”的白糕、“德园”的花生酱、“西笑”的豆浆、钱国英的芝麻糊、文治林的蜘蛛面窝粑、鸡素粑、赵文甫的冲冲糕、周开扬的蟹壳黄、几跃先的马蹄糕、余国华的猪儿粑，成都古月胡的三合泥，以及蛋烘糕、蒸蒸糕、叶儿粑、八宝锅珍，泸州的白糕，叙府的黄糕，遂宁的灰水粑，大竹的醪糟，合川的桃片，长寿的薄脆，新都的桂花糕，仁寿的芝麻糕等，都是著名小吃，可谓百味纷呈。

再以肉制品的名小吃来看，也是遍及全川各地。如重庆保安路老四川的灯影牛肉已闻名半个世纪之久，是广大群众最熟悉的小吃之一。制灯影牛肉所用的牛肉，是选择后半腿的“和尚头”“红包肉”“筒筒肉”等，净瘦无筋，纹路长而整齐，片为大块大张，加料制成后，麻辣香甜，肉质细嫩，更因其色泽鲜亮透明、可见灯影而名为灯影牛肉。该品原产自贡，后传重庆、达县等地。达县出口的罐头灯影牛肉不放辣椒，重庆灯影牛肉增加油炸过程，故味道各有不同。

重庆星临轩凉拌牛肉，座落在通远门附近至圣宫一条僻静的小街道上，已有50多年历史，原是一家夫妻店，仅有两张餐桌。店主马有碧擅长凉拌牛肉、五香牛肉，因牛肉麻辣醇香、爽口化渣而有名。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文化界人士常到此店小酌，“星临轩”三字为郭沫若所拟，为“文曲星”光临之意。解放后，曾一度被评为重庆名小吃之一，惜现已歇业。

成都夫妻肺片系郭朝华夫妇30多年前开始经营的，以牛肉和牛杂薄片加多种调料拌合而成，所用的原料如牛肉、牛心、牛舌均细嫩而带卤味，牛肚则软脆兼备，入口麻辣鲜香。成都治德号小吃馆，素以粉蒸牛肉著称，有40多年历史，成品鲜美。干巴牛肉是仁寿的名产，其色褐黄发亮，其味麻辣香脆，制作十分考究。先将牛肉切成纸样薄片，将血压干后用木炭以重烤至脆，然后下锅加调料烹制而成。广汉的卤兔肉质细嫩，色泽红亮，营养丰富，除供应各大城市外，还畅销国外。

重庆名鸭“熊鸭子”，开设于重庆江北观音桥，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清朝有熊汉江者，将鸭用火烤烟熏，成品色香味美，以后世代相传，到本世纪40年代熊鸭子就成为重庆著名小吃。重庆“王鸭子”在原中华路设摊，上午制鸭，下午及晚间营业，后因业务扩大，迁移保安路设店。该店技师王忠杰对烟熏鸭的火候很有研究，鸭色红亮，入口细嫩，咸中带甜，香味醇厚。白市驿板鸭是重庆地方特产，以产地白市驿而得名，有百年以上历史。早在光绪年间，有一姓杜者，以养鸭为生，鸭杀后，经烹制熏干，即送至白市驿镇上出卖，后与黄姓酒馆合作设板鸭店。由于配方选料精，熏制得法，销路很广，是以镇上板鸭店逐渐增多，远近县区的鸭子都运至白市驿加工外销。此鸭体质光洁，回味甚浓，形如团扇，携带甚便。重庆“刘鸭子”设摊于邹容路，每晚六点钟左右摆摊营业，专营夜市，常在两三小时内即销售一空。成都的“王胖鸭”“耗子洞”的“挂炉鸭”，也都非常驰名。重庆储奇门鸭脯，由该店老技师项北渭等加工，肉呈红色，味道鲜美。重庆“丘三馆”专营炖鸡汤，于1946年由一退伍军人创办。

重庆毛肚火锅驰名全国，历史悠久，每天宾客盈门，座无虚席。起初仅是当街设店，多为搬运力夫所食，以后陆续开设店铺，配置单锅小炉，遂得中上层人物光顾。吃火锅一般都是在深秋和隆冬，或是早春季节，但重庆的火锅在盛夏亦依然盛行不衰，高朋满座。爱吃火锅的人不畏酷热，反而觉得是一种享受，浑身是汗，引以为乐。重庆有名的“新共火锅”，由李文俊、计然昌师傅创办，其口味是咸辣回甜。“崇龙园”“夜光杯”“一四一”和南纪门“川道拐”红汤火锅店俱很有名。制作的关键在于卤水，先是用冰糖、料酒、花椒、辣椒、豆豉、豆瓣、姜米、牛油等，用火锅烧汤出味，再将毛肚、腰片、牛肉以及鸡血、猪脑花、鳝鱼片等荤食，与葱子、蒜苗、莲花白等蔬菜烫熟后，蘸以麻油、鸡蛋，食之麻辣烫鲜香，可大饱口福。

成渝两地历来是各专区副食品集散市场，近年来，随着党的经济政策的落实，农副特产品迅速恢复发展，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家庭副业的品种增多，除满足当地群众需要外，仍有大量货源调往各大城市，因此，地方名产云集成渝。常见的副食品商场和一些餐馆都挂着一排排火腿、酱肉、枣形香肠、荷叶肚、金银肝、金钱肉、关刀肉、缠毛鸡、元宝鸡、板鸭等。每种肉类又分花色品种，如牛肉类的果汁牛肉、灯影牛肉、香糟牛肉、牛肉片、牛肉干、牛肉丝等，兔肉类的缠丝兔、卷银兔、板兔，以及野兔、野鸡、野鸭等，分外引人注目。

陈麻婆豆腐

杨乾九

川味家常名菜陈麻婆豆腐，究其由来，有如下一段历史。

清朝咸丰末年（1861年），有叫陈春富的在成都外北上河坝街租铺面三间，开设陈兴盛饭铺。该铺距老万福桥很近。当时的万福桥横跨金华街和上河坝之间，桥有墩无拱，横铺木板，上有桥楼，两侧有不少小摊贩，销售零星物品。此桥是成都通往洞子口、崇义桥、新繁等县镇的交通要道。过去成都市的食用菜油、大米等，大都是从新繁等附近县镇一带推车、担挑而来。这些运脚经过十几里或几十里的劳累，到此已经疲乏不堪，腹中饥饿，于是陈家饭铺就成了他们休息吃饭最适中的地点。

陈家饭铺仅备有小菜饭，不过，侧面却有一家王姓豆腐房，由于他重视选料和操作方法，因而豆腐既细嫩又绵软。这家豆腐房每天送些到饭铺陈设。陈家饭铺则备有葱子、蒜苗、海椒面等佐料，又常有小贩担挑鲜猪肉或鲜牛肉沿街叫卖，到了饭铺门前停歇，等候顾客。于是来此吃饭者可随意割数两肉作菜。还有挑油运脚者进成都时，油篓内有的是油，可随便舀几勺，交店主加工豆腐菜。店主老板娘对客人态度和蔼，接待热情，又深知下力人喜食麻、辣、烫厚味，因而过往运脚都乐意在此休息吃饭。饱餐之后，满意而去。忘其店名，仅忆店主麻面，于是“麻婆豆腐”远近驰名。

著名作家李劼人曾讲过这段历史，他叙述陈麻婆的儿媳说的话：“我们店出售肉馅豆腐，我妈在掌柜，是好脾气。推油车挑油担的脚子大哥来铺吃饭，总喜欢带起肉来打牙祭，车上担上油篓内有的现成清油（即菜油），我们铺有现成豆腐。我妈懂得那些大哥是出力的人，吃得辣，吃得麻，也吃得烫，因此做出的豆腐来，总是红冬冬几大碗，又烫、又麻、又辣，味道又大。我妈总不在菜上赚钱，你有多少材料，就给你做多少东西，只图卖几升米的饭钱。这一来我们的肉馅豆腐便出了名。我妈脸上有几颗麻子，大家不喊陈兴盛饭铺，却口口声声叫陈麻婆豆腐。直到眼前，我妈骨头都打得鼓响了，还有好些人硬要找陈麻婆给他们做肉馅豆腐，真是又气人又笑人。”

解放后陈麻婆豆腐迁到梁家巷时，招牌便是李劼人书写的。陈麻婆只有一女，出嫁在鲁家；儿媳死后，饭铺由女儿女婿掌管，两夫妇又早死，便由儿子鲁明中料理饭店，娶妻龙氏，有一女名俊卿，嫁与刘伯孟。鲁明中死后，便由女俊卿（现年八十岁，仍健在，由陈麻婆饭店退休回家）与女婿刘伯孟继续经营。

陈麻婆豆腐的发展，主要还是在30年代。那时，驻成都的大小军阀、巨商、地主修建公馆、店铺之风盛行，一时需木材甚多，不少人在上河坝开设木业商号。人们来此采购木材交易前后，不免在此聚餐畅饮，饭店每日食客满座，生意兴隆。同街的宋么娃（忘其名，只记其浑名）目睹此情，认为有利可图，于是在陈兴盛饭铺隔壁开设饭铺，仍以肉馅豆腐招徕顾客。他请的袁、李两厨师，烹技甚佳，悉心讲求，烹调豆腐单锅另作，其放料顺序、色味调配、火候掌握，除仍旧按照陈麻婆豆腐操作外，还另加适量调料，因而味道更加鲜美。两店相邻各研烹技，争揽食客，于是这一家常便菜在精益求精中，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川味佳肴。

其后有刘伯安商请宋么娃转让饭铺，另开设“伯庄饭店”，将店堂修饰一新，除以麻婆豆腐为主外，还增添应时名菜。抗日战争时期，成都人口激增，常有空袭警报，城内老少妇孺，相率在早饭后出城躲避。万福桥头有廖汝明开设玉河岛茶社，规模颇大，人们疏散来此品茗休息，甚为热闹，午间即就两家饭店就餐，品食之后，交相赞颂麻婆豆腐味美价廉，于是麻婆豆腐名噪全市。

抗战胜利之后，“精一堂”老板金胖子（人忘其名），颇有资财，认为此时此地可经营规模较大餐馆，遂将伯庄饭店接手改建为“江头归餐馆”，修饰店堂，扩大规模，雇请名厨师刘永清等人，除宣称善做麻婆豆腐外，还供应各种菜肴，并承包筵席。陈兴盛饭铺在此形势下，也更新店堂设备，改变经营方式，亮出“陈麻婆豆腐老店”招牌，革除自带肉、自带油的旧习，开始供应一般菜肴，增添应时名菜，不过仍以麻婆豆腐为主。

1947年洪水为灾，冲倒万福桥，沿河房屋也遭冲塌，麻婆豆腐老店损失不小，其后因陋就简加以培修，恢复营业。此时，一般业务均甚萧条，老店生意远不如昔日兴隆。解放前夕，曾迁至簸箕街营业。成渝铁路通车后再迁至火车北站，随又迁梁家巷，公私合营后迁到西玉龙街现址。刘伯孟在解放后不久去世，鲁俊卿和长媳邓某在公私合营后随资从业，现两人已退休。

合川担担面

龙邦本（遗稿）

合川担担面是合川名小吃之一。“担担面”四川各地都有，但论调料精美，风味别致，应首推合川。合川担担面，一经食者品尝，都会赞其名实相符，不愧为一方名小吃。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磁器街（唯一电影院侧）、过街楼两处，均曾有人设馆营业，并以“合川担担面”为招牌，招揽顾客。由于味美价廉，精致程度虽不及合川，但顾客盈门。至今重庆街头地角，多设面摊，也是沿担担面经营形式发展而来，但已失去了担担面的特色。

合川担担面始于何时，无可稽考。据笔者所知，早在20年代，合川城内即有十数挑担子，每日串街走巷，各有主顾。经营此业者，常在正午以后，挑着一副担子，前放调料碗盏，后置火炉鼎锅，沿街停放出售，各有营业范围。只售面条的担子，停下后高呼：“面哟——面！”兼营包面（抄手）的则手执竹梆，用棍敲打，发出节奏匀称的“哆、哆、哆”的声音以资识别。顾客均围担站着吃而无座位。

30年代至40年代约20年间，为合川担担面的极盛时期，发展到30多挑，有的已经定点供应。其中以天福巷和戴家巷两处为合川担担面的代表，外地客来，均由本地人介绍到此两处品尝。由于从业日多，互赛特色，经营者精益求精，不断改进，于是合川担担面乃独具风格，声誉日隆。本地人有嗜此成癖者，外地人慕名一试，也觉味道新鲜，印象难忘，故被群众誉为合川名小吃。

合川担担面由一般小吃成为地方名小吃，其功当属30年代操此业的“光生娃”。“光生娃”姓彭名树云，川北射洪人。幼年随师学“白案”（过去称做面食的为白案），其人虽不识字，但极精明能干，富观察和钻研精神，对小吃一道有独特的考究探索。他善于体察顾客心理，并有一套独具风格的经营之道。自己虽独具匠心，但对别人的成就也很敬仰和信服。如合川张烧腊的卤菜，“光生娃”不但佩服而且每夜收生意之后，必定购而食之，加以研究。他经营的各样小吃品种，以精致小巧取胜，大有“味不惊人不罢休”之概。如他春季出售的凉面、棒棒鸡，夏季出售的凉糍粑、凉醪糟、川北凉粉等，都别具一格，拥有大批主顾，非别人所能企及。其中尤以秋冬经营的担担面，质量讲求备至，一直在同行业中遥遥领先。

“光生娃”是在1930年前后来合川的。他看到当时担担面有发展前途，即着手钻研此业。初期常在漆家巷、察院街一带营业。上市以后，渐露锋芒，食者交口称善。后即迁到天福巷郑克俭茶馆（现印刷厂对面）定点经营，专操此业。此茶馆当时为合川评书老艺人郭子泉说书处，每晚听众甚多。“光生娃”的担担面，从傍晚开始，准时供应。因此天福巷的担担面就成为合川担担面的代表，一时誉为全县之冠。后来才有“戴家巷担担面”问世，稍与之齐名。其他各处，皆平淡无奇了。

“光生娃”有一坚定信念，就是“吃食先看做食人”。他把这条经验引为终身奉行的准则，所以特别讲究营业时的四季装束和清洁卫生，不论春夏秋冬，每天首先擦洗担子，然后洗澡刷指甲，从头到脚换上营业服装，然后挑担子出门。一入夏季，他头戴白草帽，帽沿还要插上几朵栀子、茉莉花，身穿白布衫裤，脚踏一双头尖有白色泡花的白麻草鞋，系上一条一尘不染的白围腰。春秋冬三季，草帽换成白布裹头，其他依旧，只在外面穿上蓝色棉夹衣裤，但必定袖挽过肘，裤挽齐膝，外面露出几寸宽的白色衣袖、裤足，使人一见便有清洁卫生的印象。常年如此，别人就赠了他一个“光生娃”的美称绰号，反而不知他的真实姓名了。

光生娃的担担面独秀合川，说来有这样一些特色：

1. 注意美相。 光生娃的面担子与众不同，比其他担子稍宽一点，而且是楠木雕花，放食用材料碗筷的前檐吊了一条白遮布，布的四角用小铜钱盘了四只蝴蝶，营业前盖上，营业时揭开。装调料的缸，盛面的碗，全部用的景德镇描金细瓷。煮面的锅比别人大三分之一，取其汤宽。焦炭炉火燃得又大又红，中途不再加煤。挑的是根60度弯曲的翘扁担，担子出门前，担上的花纹接头要用竹笺毛刷擦洗，不留一点黑垢。天天如是，一副担子变成油光水滑的象牙色。担上食具摆置匀称，其人其物惹人注目，吃者放心，看者乐意。

2. 定时定量，不因人因利改变质量。 “光生娃”有一个脾气，吃他的面任何人都不能强制他改变操作方法，如“宽红”“宽酸”之类的要求。不到时间，任你人多，他也决不供应。他的规律是：早上购办物品；早饭后，办作料、宰鸡块；午饭后，整理担子，升火烧水；诸事齐备后，洗澡换衣挑担出门，下午六点准时供应，售完为止。哪怕生意再好，每天只卖面20斤和做水八块的公鸡两支，决不增添。面卖去一半，必定买茶馆开水，换去鼎锅中面水。每斤面分为12个窝子（俗称一碗为一个窝子）。顾客问他为什么不多办点面？他说：一个人一天的精力有限，贪利图多，就成了“四快有三毛”，东西就做不好。吃小吃的人是吃味不是吃饱，吃后要有余兴，一碗便饱就兴味索然了。且碗的容量有限，作料有一定比例，面一加多，吃来淡而无味，如何成为“光生娃”的担担面呢？所以担担面要少而精，不图多而粗。若只愿今日多卖，别人明天就不上门了。

3. 引人食欲。 他不仅注重面的味，也注重面的色和香。光生娃常说：吃食东西，不只是吃来味好，更要紧的是看来顺眼，闻来很香，引起别人爱吃。所以他用的油辣子就有三种，熬法和用料都各不相同：作色的则油嫩味平，是大红椒；作味的是油滚色深的朝天椒；作香的是连籽加芝麻核桃的长焊椒。很小的一碗面里，三椒都要齐备。四季采用不同的青菜“加青”，面上的素馅子也随季节不同。如春用大葱作青，竹笋丝作帽（馅子）；夏用藤藤菜作青（有时用新鲜金针菜），榨菜颗作帽；秋冬两季用菠菜、豌豆尖作青，芽菜炒豆干丝作帽。一碗在手，碗白汤红，绿叶衬面，帽如花蕊，相间衬托，使人有看花闻香之感，岂不思食！

4. 特制面条。 担担面是手工擀制的面条，宽半厘米而极薄，才容易入味，下锅即熟，非一般机制面所能及。面经营此业的大多，机面店亦仿此改制以供应各担，故合川机面厂当时有“担担面叶子”这一特殊品种（现徒具虚名）。这种面条须保持湿润利落，用碱稍重，且必采用荞面作扑粉，火足汤宽，下锅即熟，吃起来特别疏松爽口。最要紧的有三种调料：一是盐卤，从来不用酱油，卤是用永川好豆豉为主，用香油炸后渗水熬煮而成，当日用当日制。二是陕西花椒粉，也是现作现用，才有浓烈的麻香味。三是上面所说的三种油辣椒。这是决定担担面优劣所必须讲求的配料诀窍，一有疏忽，风味全失。

5. 操作过硬。 不管站着多少顾客，“光生娃”的担担面都要一碗一碗地下锅，决不数碗齐下，以图简便，避免因火候不一，面条软硬失度，吃来乏味。坚持不用过夜的卤盐和椒粉。“光生娃”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若以上条件不具备，宁愿不营业也不破例。

“光生娃”于1948年病逝。他经营的合川担担面，已成为地方小吃史的陈迹，其风味特色已不复存在。

（1982年3月）

对《美蒋在梁平的滔天罪行》一文的更正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刊有腾越、李宗荣、曾大容等人于60年代初写的《美蒋在梁平的滔天罪行》一文，文中有不够真实的地方，请予更正。

一、文中第二部分说到1943年秋的“盟军之友社”，提及赵秉钺。赵秉钺是1943年底去梁平任县长的，在他去梁平之前该县就有了“盟军之友社”的。赵在“社”里只是一个挂名人物，总指挥李铁石是实权者。

二、文中第三部分说，赵秉钺把从“天财地宝”中刮到的钱，带回家乡云阳“买了几百石田”，甚至于说是“二千又三百……”经查证，实无此事。赵秉钺家乡在四川省云阳县向阳乡，他祖辈有田土十多石，当了几年邮局职员和5年县长，家里才有田土80多石，这是家乡人民都知道的。

三、该文最后一段说，“1945年春爆发了反对赵秉钺的运动”，吓得赵秉钺“于黑夜逃出梁平”。据当时在他身旁工作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说，赵秉钺是1946年奉令调离梁平去新津县的。临别时，梁平县府官员和群众还列队欢送几条街。

赵士梅 向星良 赵民权 赵士桓

1985年3月20日

（编者按：赵秉钺在任梁平县长期间，确实从事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活动，掩护过地下党员的工作。解放后被错判，云阳县人民法院1984年对赵秉钺案件进行了改判，按爱国民主人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