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县党史资料选辑

中共江津县委党史工委 一九八六年十月

江津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漫长艰苦的斗争历程中，许多先烈为祖国和家乡的解放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永远值得江津人民怀念和学习。《中共江津地方党史》、《江津县党史资料选辑》的出版，将有助于我们学习先烈的榜样，把江津县建设得更加美好！一九八七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

江津委：未信悉。聂帅可榱，无法彩笔题词，俄伯肩写，据他签强。师影静十，杜生脚取游了好成广，轰冲很骐。拜未县私县月府，艰名方百关坏着聂冲。辄了许少辨腿蹑般物征集，宣传聂冲健明，积方百做重大，作我伯深表感谢。愿您们顺利，健康以及……

一九二二年，聂荣臻同志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

留法勤工俭学同学合影

漆南薰烈士 冉钧烈士

钟汝梅烈士 傅汝霖烈士 戴坤忠烈士

序

周克勤

东邻重庆，南靠贵州，境内山岭起伏，江河纵横，这就是江津，我们祖国的一片土地。一片多灾多难而又可歌可泣的土地！

这片土地培育了追求真理、忧国忧民的爱国者、革命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出生在这里，他的青少年时期就在这里度过。当五四运动波涛涌来，正在江津中学读书的聂荣臻和许多学生，满怀热忱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留法勤工俭学涌现高潮，聂荣臻、钟汝梅、帅本立、冉钧、傅汝霖、戴坤忠等四十多名青年，先后告别家乡、远涉重洋，去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在苏区突围中失掉联系、千里寻找组织的漆鲁鱼，就是在江津入的党。

这片土地贡献了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革命烈士。漆南薰在“三·三一”惨案当天牺牲；冉钧在“三·三一”惨案第二天遇难；谭祖尧、吴平地同李大钊等一起就义；钟汝梅在上海地下斗争中殉难；傅汝霖、戴坤忠在洪湖之役捐躯；帅本立在兵运工作中被害；曾庆云、杨锡蓉、贺竞华、邹泽沛……在刑场或监狱献身。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对共产主义无限忠诚，他们的生命与日月同辉，与天地长存。

这片土地掀起了艰苦卓绝的摧毁旧世界的决战。党组织建立，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发动群众，把匕首插向敌人的心脏。“九三”兵变发生，兵士们掉转枪口射击顽军，县城战斗激烈，短兵相接。抗日救亡，全民族总动员，几江、白沙和各乡镇，演出了爱国节目，慷慨激昂，盛况空前。隐蔽精干，党员勤学、勤业、勤交友，把根子深深地扎在乡亲之中，巩固组织，保存力量。在蔡家，播下了火种；在津北，开辟了阵地；在津南，壮大了队伍。川东临委召开会议，建立江津财经小组，进击的战鼓咚咚擂响。迎接解放，配合接管，“这是最后的斗争！”全县的地下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依靠基本群众，控制乡保武装，开展统一战线，为保卫家乡而战，为人民自由而战！

历史通过了长长的里程。党胜利了。灿烂的光辉把江津的土地照亮。盛世编史。为了追寻前辈的足迹，党史办公室的同志们编辑了《江津县党史资料选辑》。文稿的作者大多是历史的当事人、见证者，他们以真实而生动的史料展示了一个炽热而复杂的斗争场景，再现了一个沸腾而严峻的历史真实。

《江津县党史资料选辑》记录了江津人民的觉醒和奋起，共产主义思想在青年中传播，先进分子通过学习和实践，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反映了革命烈士的勇敢和忠贞，他们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绞架、大刀何所惧，一颗丹心见本色；叙述了江津地下党的活动和斗争。党组织一建立，就同旧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发展、挫折、再发展，解放前夕，地下党员发展到一千多人，星星之火，燃遍全县。

历史不能停步。当江津人民向新的目标迈进的时候，前辈的信仰和活动，前辈的情操和业绩，必然地会成为他们的思想养料和精神动力，而作好当前工作，振兴家乡经济，则是对前辈最好的学习和怀念。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江津县党史资料选辑目录

聂荣臻留法勤工俭学家书四封（1）

聂荣臻同志少年时代二三事 张新（8）

聂荣臻在江津中学 江津县聂帅文物征集办公室执笔 胡昭鳌（13）

江津的留法勤工俭学（34）

江津青年去广州农讲所（40）

缅怀先烈 振兴中华（41）

漆树棻烈士传略 漆泽邦（43）

冉钧烈士传略 邱富贵 张宾材 赵秀蓉 王斌（47）

回忆谭祖尧烈士 朱近之（62）

绞架映长虹——李大钊及江津谭祖尧、吴平地等烈士殉难前后 龚灿滨（70）

谭祖尧烈士幼年点滴 高占乡编志小组（77）

附录：李大钊烈士碑文（78）

钟汝梅烈士传略 姚大年（82）

杨锡蓉烈士简传 徐庆坚（88）

曾庆云烈士传 几江镇志编写组（92）

漆鲁鱼传略 石文剑（97）

王文鼎传 卫生局编志小组（121）

向天培传略 韩志平（123）

一位坚强的女战士——记刘钦瑜（李往）同志 邢象超（131）

江津县革命组织的创始 戴披星（140）

江津党与军阀赖心辉部及江津地方反动势力斗争的经过 朱近之（147）

大革命时期的江津女青年 伍义华（155）

江津县靴鞋（赤色）职工会始末 万金富（158）

从江津女校脱险和参加营救马若苏等五人的经过 杨月湘（161）

江津中山中学被破坏和我们脱险的情况 熊季光（167）

江津地下党活动的若干回忆 黄宇齐（171）

参加“九三”兵变的经过 苏爱吾（177）

“九三”兵变见闻杂记 徐庆坚（182）

我所了解的“九三”起义 洪沛然（190）

回忆江津“九三”起义 龚秉仁 龚慰农 曹泽芝（192）

江津“九三”起义 江津县委党史办公室执笔 刘表兴（201）

一九三一年夏——一九三二年夏江津地下党的组织与活动情况 马绍援（215）

珞璜的新声社和红军之友社 杨敏之（217）

难忘的岁月 邱维新（222）

在艰难的岁月里——回忆江津学生抗日宣传活动 朱近之（229）

抗日战争时期江津“民众剧社”的始末 刘沧浪（236）

关于一九四〇年秋至一九四一年江津杜市场北平私立志诚中学的一个党小组 贺锡庄（243）

抗战初期江津城内的一场斗争——记第一中山中学“六·一六”学潮 邢象超（246）

《抗战初期江津城内的一场斗争》一文的若干补充 胡晓风（253）

江津大公书店 张西洛（257）

在江津搞地下工作的回忆 肖林（260）

双河特支情况 文静吾（265）

江津地下斗争三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 秦朝亨（269）

我在江津进行革命活动的简况 向国灵（278）

关于江津县教师加薪罢教运动的简短回忆 周应德（282）

关于布置綦南工委的撤退和江津城区“请薪罢教”运动的回忆 周应培（285）

解放前我在江津工作的回忆 李培根（287）

播在川黔边山区的火种——回忆蔡家地区党的地下斗争 刘藜 龚北溪 邹绪良 邹开诚 韩志平

附录：文履平写的一封信（303）

回忆蔡家地区地下党的组织发展 刘藜（306）

回忆蔡家地区党领导下学生运动 龚北溪（310）

深切怀念但林文同志 廖宣敏（317）

关于江津地下党津北工委的一些情况 凌照远（327）

“于无声处听惊雷”——津北工委和津永边区工委概述 凌文远（332）

关于永安乡地下党的一些情况 聂荣贵（354）

李家坝曹氏兴仁小学地下斗争的回顾 杨治乾（357）

津南工委和刁家联络站的建立及活动情况 刁光明（361）

关于地下党刁家区委活动的回忆 戴德衡（369）

李市地下党的建立与发展概述 漆靖邦（377）

回忆綦河地下党的斗争 郑重宣（386）

在川东特委江津财经小组工作情况 熊伯涛（392）

川东临委江津财经小组的组织与活动 李洁之 苏凡 阮曙东（398）

关于解放前夕江津被服厂护厂斗争的一点情况 李启明（404）

回忆江津被服厂的护厂斗争 陈秉宏（407）

解放前夕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白沙小组活动片断 程济苍 黎世宽（410）

石蟆地区地下党的建立与活动 刘子华 龚培艺（415）

津巴边区（特）建党前后回忆 涂巨斌 肖去非 陈允正（420）

在党的统战政策指引下——江津和平解放纪实 谢直（441）

民主革命时期的江津中学 江津中学校史组（450）

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聂荣臻家书四封

（一）

双亲大人膝下：

男离家中，不觉半载，旧岁去了，新春又来，真所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男在这法国住起，就是三载五载，还是转眼时间光景。近来福体想亦如故。母亲的病，到春来想亦渐愈了。男在法国住起，是很好的，饮食日加，身体渐发，乞大人勿劳挂念。

至于男此次来法，说好的很多，说歹的还不少。男身列其境，无一样不比我们中国好点，不独学校工厂才是，就是一般社会的组织，更比我们中国好得多。并且法国人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三样的美德，真是不错。我们是中国人，国势不若他，学问又不及他，宜乎要有种种的不平等对付我们吗？不惟不平等的对待，反转相亲相爱，比本国人还不若。就是举这几件的小事情来谈，就可以类推了。

若是那个稍有点病痛，他就命医生来诊，校长教员都来牵到或是扶到，学校的老婆婆他帮你拿药，服事得很好。若是衣服滥了，拿起去洗，他就帮你洗得干干净净的，补得好好的拿起来。若是在街上去买物件，他是有定价的，就言语不能通，指他那一件，他就与你，该钱他不多要你一个。若是在街上去问路，他把你送到那个地方。以我们中国人来譬，或是川省人在汉口，或是上海的，他听你的音，不是本地人，他就要设法来欺骗你。上河的人若是无能力的，几乎不敢到下江来。两起相比，不啻天渊了。

男这在法国里，见不单学他的工业就是，凡是好的我就学，日后回来，在社会上为一个完全的好人。并且出洋的宗旨，在造能力起见，不像那些徒籍以为名，出来跑二年回去，这里去打干，那里去运动，要想做官，多得点钱，这都是好计吗？官不长，钱不久，无一足恃的，且名誉难保，生命都有关。与其受这种种危险，何若自食其力，安然无故。大人生男一人，男看把那身体看得异常之重的。再有法国的恶俗，男格外谨慎，不敢稍一失足。男亦二十岁了，难道说人事都不知？

凡事是有人在谈男者，无稽之谈总不近情。以段调元而论，我乡多人说他聚得了一个洋妇人，于是家中人异常之忧的。到法来看到，那有此事，段调元真是用功的人，那有这事。白沙程襄的外孙郑瑞江，与段同来的，住了几年大学，欠一年毕业，有人亦说他接了妇人，于是家中就不与他兑钱来，该他业都没有毕，在巴黎青年会的内办事，得几个钱，今年与段同归。不知伊地的人从何说起，如此人者，真离间伊家骨肉了。

现在法国总统即任后，工厂颇渐扩张，作工亦较便了，男入何种工厂，俟暑假时方可决定。先作工然后求学，并与国平老表同前函之组织。

叩禀

（外批）家人如吾妹等，宜把脚放了，真是便当。法国女子大多代男子之操作，比男子较敏捷。吾妹虽未放人，何必以足来缠，日后放人都放与开通者。

（一九二〇年）旧正月初十日第五次家书

（二）

祖父大人尊鉴：

……（前略数字）惟法国经欧战后，虽极图恢复，然不无一般凄凉景况。堂堂华宇，三烟无炊，通衢大道，行人绝迹，惟于铁道之火车上下往来而已。且一般人民除老弱妇女外，即见断手缺足之废人。以甥现往之独鲁（德络）公学而论，八个教员五个跛，三个教员四只手。甥观此景，心为之胆寒。

甥虽在法国，然各国之大势，亦颇得识。因我国在巴黎开有《学生周刊》，并于德都尔设有印刷局。现在各国都有内乱，日本已大闹革命。德国自欧战后，改专制为共和国体，现德皇又复辟，与我国之国体无异，未知帝制能否成立？恐将来欧洲战争复起，并日本与美国亦有宣战之机，将来世界上必有一大战争而后已！甥观中华尚有偷闲之日，然国势之不如人，学问之不如人，亦自愧也。

甥曾处乡里，不识世界为何物，及游地球大半，经有许多处地面，强国弱国，显然分矣。回思祖国号称文明古邦，然不及外人亦远矣。甥尝思之，闲居家庭，优游终生，亦自乐也。既曰出国，则负无穷之责任焉。对于身则有求生活之责任，对于家则有事父母蓄妻室之责任，对于社会则有扶救之责任，对于国则有利民之责任。故甥无时可得稍懈，欲如前日之承欢。尊前何可得耶？只得修书呈禀，以叙甥恨而已，乞望大人常常指示为盼。并甥与国平老表组织求学之计，大人以为何如？……（下省略数字）

崇安

甥 聂荣臻谨禀

民国九年三月十八日

（三）

叩禀双亲大人膝下：

去年十二月初间，发一挂号信，即在比第一次家书，想已达到我家了。校中年假放假一周，兹已开课数日。男所住的是特班，共有同学卅余人，均为预备下学期考入正班，科学是法文、英文、德文、数学、绘画、实习等科。学习虽是吃力，而男之身体颇强，故觉可堪其任。

此地天气较法国冷，现值下雪，叠至数尺，四望冰山雪海，千里一色。苟非平素习惯，诚不胜其苦。不过学校里遍置热气管，各人家中亦均有烧有火炉，尽可算是气候冷。且男在欧洲已过二三冬，亦具有不怕冷之习惯，每日上学散学，都要履冰雪二次，然未尝有叹气候之冷也。

前乞大人筹七百元之数，望大人早日兑来，以恐日后法币有涨。至兑款之手续，本不甚难，如吉利洋行及大中、聚兴诚各银行均可，不过无有熟人，难免奸商不其中吞利，乞大人看如何设法。

母亲之像务在法国画才好，但男现已在比，兹已付邮请唐国平找法人油画，画好后当能寄回。然男之最抱歉者，因母亲所照之全身像现出小足，不便给与外人，以外人曾非常嘲笑中国女子之小足，后经中国人在报上申明是前清时人，今已革尽。且前数年有弄技者流在外洋，将女子之小足做为把戏，给与外人看，重取外人之钱，以为营利，后由中国在外之官厅查觉，以为有丧国体，特遣回而回之狱中。现男欲将母亲之像下半身截去，画成半身像，不然不但外人嘲笑而已，而画像者以为奇，必定又将母像拍照弄出许多讨厌事出来，男心实为不安。苟有同学识之，尤受骂不浅。所以男以为半身是无防的，不知我母亲心中欢喜否？望以后之女子，切勿为俗所误，已缠者，祈速解放之，未缠过者，决不可再失其足，非特无以出世，即对于本身亦受如何之害也。

男现诸事安适，乞勿挂虑。敬请金玉安

男 荣臻跪禀

民国十一年一月十日付邮

（四）

父母亲大人膝下：

不得手谕久矣。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猖。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二十一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私位饱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睹此？

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前日男与同乡数友，为贷费事呈文驻比使馆转咨省署，兹已回文批准，云适合留学贷费西洋条件，故将此复文并函寄李耀群。顷接同学来函云视学已复更人，今再拟致函与新任视学，但以本县款项支绌，兼又少热心海外教育事业人，所以省署虽然批准，而本县能否奉行又属问题。然男之继续求学，亦全视乎本贷费之能否实现，不然籍助同学终多困难。前乞稍兑款资助，亦未见覆示，不知大人以为何如？本来云再兑款事，实出诸大人口，然后男方有到比计划。恳乞示知，筹款能否成功，以便进行男之新计划。

比天六月尚觉为寒，今年天气殊为奇怪。但男自入寄宿舍后，因空气较好，运动增多，故身体颇有进步。母亲之照早已寄归，未知收到否？至二婆之像，因邮有失，乞再寄一张，不知已寄来否？母亲和二婆饮食如何？仍如前康健否？

叩禀金玉安

舅父家景况如何？常为念。前数致禀，一未见覆，今已无暇无事，故未另禀。

男 荣臻跪禀

（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号

聂荣臻同志少年时代二三事

张新

最初的觉醒

聂荣臻同志是四川省江津县吴滩乡人。聂荣臻同志诞生的时代，正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年代。天府之国的四川，更是外国列强掠夺的对象。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就向四川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开办工厂，强迫开商埠和设领事，夺取长江航运权，象散布瘟疫一样地布置宗教和文化侵略网，把四川逐渐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坑之中。

聂荣臻同志的家乡，也早已经被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蹂躏得饿殍遍地、满目荒凉。人民痛苦地煎熬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这剧烈变革、动荡不定的社会洪流的冲击下，聂荣臻同志家庭从祖父起就开始衰落下来。到他父亲聂仕先时只剩下二十石租的田土，后来，也因家族纠纷，全部出卖。

恰在这个时候，一八九九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聂仕先住所石院子正屋的左房间，突然传出一阵哇哇的儿啼声，一个婴儿伴随着凛冽的寒风，降生到这个苦难的世界，给这个忧愁的家庭带来了欢乐。听着刚出世的小儿子的哭声，聂仕先心中在推敲着给小儿子取个名字。忽然，“百福骈臻得双全”的诗句扣动了他的灵感，立即提笔写道：“名荣臻，字福骈，乳名双全。”然后，走到床边，深情地望着他出世的小儿子，喃喃地说：“双全呀！我的好儿子。但愿您文武双全呀！改变这个不平的世道，唤来蒸蒸日上的明天！”

然而，这个“不平的世道”象恶魔一样继续把聂仕先推入困境。田土刚出卖，一个名叫罗新平的亲友，向聂仕先借四百两银子开当铺，不久，借故遭火烧，耍无赖，只还了八两银子，更加速了这个没落家庭的衰败。聂仕先只好去佃地主罗玉山的田土做，以向地主纳租后所剩无几的收入糊口度日。十年后，地主儿子成人，当了新民乡伪乡长（解放后被镇压），收回佃出的田土，撵走了聂仕先。聂仕先只好搬家到文兴村石坝上住，转而碾米卖，靠微薄的收入维系着全家的生计。

在这由荣转衰的过程中，过去那些趋炎附势、阿谀逢迎的地主、绅士们，而今就如此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因此，聂荣臻同志一来到世间，封建礼教的虚伪残忍、旧社会的世态炎凉就一齐映入他的眼帘，使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愤愤不平的种子，开始痛恨起为富不仁的富人来。同时，由于家庭地位的下降，自己尝到了清贫的滋味，也亲眼看到了旧中国劳苦大众的悲惨境况，使聂荣臻同志的思想感情从小就和劳动群众融为一体，厌恨这个倒霉的世道、不平的社会，逐步孕育着封建制度叛逆者的性格。

勇敢诚实的孩子

聂荣臻同志的家与外祖父家相隔只几根田坎。小时候，他总爱跑去外祖父家玩。外祖父家的二十几根李子树，每年未成熟就被顽皮的小朋友们偷摘光了。几个表弟妹想制止，又怕挨“小淘气”们揍。聂荣臻同志灵机一动，把“小淘气”们约拢一堆“开会”，说：“我们一同照看李子树，成熟后，每人给一捧！”“小淘气”们眼睛一瞪：“你说话算数不？”聂荣臻同志拍着胸膛说：“说到办到！”“小淘气”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乖乖地等着李子成熟。

初夏，李子成熟了，聂荣臻同志把“小淘气”们召集拢来，逐个分发李子。“小淘气”们一个个笑逐颜开，深深佩服聂荣臻同志的诚实精神。从此，他在这一群小朋友中很有号召力。小朋友们都喜欢和他一起玩。他很勇敢，很活泼。有了他，大家就玩得很新鲜，很热闹，都特别开心。一有空，他就把小朋友们召集拢来玩一种“小兵打仗”的游戏。他指挥着，“向前看”、“向左看”、“向右看”地喊个不停。一次，还喊“向后看齐”，惹得在一旁观看的大人一阵哄笑。有时，还将小朋友们分成两坨，有的装好人，有的装坏人，互相打泥巴仗。他领头把“坏人”打败后，对装坏人的说：“今天是假装的，长大了不能当坏人！”在“打仗”前，还给大家讲，不要用石块和干泥巴，只能用稀泥巴，才伤不了人。

爱劳动，惜穷人

聂荣臻同志小时候非常喜欢帮助穷人。他家附近有个孤苦伶仃的老人，生活非常困难。他常常找妈妈要些粮食和食物去送给老人。过年过节，还要从家里拿些鱼和肉给老人送去。一次，他跑去叫老人：“到田里担谷草铺铺，冬天好凉快！”老人很感动。后来，“谷草铺铺，冬天好凉快”就成了开他玩笑的话了。

聂荣臻同志从小爱劳动。入学前，他就学着母亲的样子，做些家务事。九岁入学后，一放学，就主动割喂牛草，帮着大人碾米。暑假，还帮着翻晒粮食，见事做事。通过劳动，他认识了农村，也认识了一年四季在农村土地上耕耘的劳苦农民……

天下大得很

入学后，随着阅读能力的增长，慢慢地接触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书籍，眼界开阔起来，觉得“家”、“村”、“县”这些概念太小了，上面还有“省”，还有“国”哩，天下大得很！这个“天下”到底在发生些什么？他眨巴着眼睛，好奇地思忖着，想方设法打听着。

当时，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前夕，外敌入侵，清朝腐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正啸聚四方。在四川，清朝最后一任总督赵尔丰，草菅人命，杀人如麻，早就激起了四川人民的义愤。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他又禀承清朝旨意，出卖由四川、湖北两省人民自筹经费开办川汉铁路的主权。埋藏在四川人民心中的火山终于爆发了。全川迅速掀起了“推翻赵尔丰”的革命浪潮。这如火如荼的保路运动，在聂荣臻同志童年时代的心中激起了永不平静的浪花，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打倒赵尔丰”的口号。并把同龄的小朋友们邀约拢来加紧“练兵”，以竹棍为武器，相互追追打打。长辈们吓得满身是汗，立即招呼他：“不要吼，看惹祸！”他胸膛一挺，手一举：“你们怕，我们不怕！”

岁月流逝，乱世催人！聂荣臻同志比同龄人早熟得多了。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个世道不是滋味，要变一变才行！”从哪儿变起呢？他想，应当先把旧的礼节、旧的习惯、旧的风俗变脱才好！所以，他反对给妹妹聂荣昌缠脚，反对女人搽脂抹粉，鼓励女的读书。妹妹、表妹读书时，常和她们一起学习、讨论，无拘无束。

聂荣臻在江津中学

江津县聂帅文物征集办公室整理 胡昭鳌 执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年时期。生活在不同时代的青年，有着不同的生活内容和经历，有着不同的向往和追求。聂荣臻元帅的青年时期，十八九岁那几年，比他的前辈们，多了一个新的生活内容——中学阶段的经历。

聂荣臻，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生在风景秀丽的川东农村，那里是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他八岁启蒙，在乡下读了九年私塾和新式小学，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夏，从江津县九如镇高等小学堂（校址在油溪镇上）第一班毕业，八月，考进了江津中学。

他在《回忆录》中说道：小学毕业后，我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即现在的江津第一中学）读书。这所中学设在江津县城，是本世纪初创办的。那时的学制为四年，规模比较大，有好几百人，学生都是住宿生。我进校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班（即第八届）的学生了。

江津中学，是当时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她创办于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是在维新思想影响下、学习日本近代教育制度而办起的一所四年制中学。座落在江津县城内黄荆街。新建校舍的布局安排，系仿照日本某海军学校样式，土木结构，全是平房。主体房舍，坐南向北，成口字形。教室横列于南，自修室三方环绕，自修室背面是学生寝室，名曰东、西壁村。网球场居其中，球场四周阶檐，围有矮墙，墙内回廊相通，用石板铺砌而成，有一米多宽，雨天走遍全校，水不湿脚。校门面东，为中国式风貌，古朴庄严，门前栽着两棵巴蜀稀有的榆树，更显得典雅大方。校园内多植桑、柳、梧桐等树，还种有菊、桂、朱兰等花。江津中学的校歌中有这样两句：杨柳青青梧叶碧，纹窗掩映玻璃白。

首任监督（即校长）是个前清进士，继任是个留日学生。前几任都是当时县内有识之士，亟思从教育入手，以挽救中国的积弱。课程设置，有七八种学科，改革了尊孔读经的内容，开始注意灌输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初步科学知识。首次开学典礼上，先做一个“制取氢气”的实验，然后，才进行其它仪式。实验，使参加会的人耳目为之一新；实验，唤起了青年学生们努力钻研科学知识的兴趣。

一九一七年秋，第六任校长是邓缡仙（字鹤丹），他也是一个留日学生。当时学校的设备和教师，在四川，可算是第一流的。能够进入这样学校读书的人，心里当然感到高兴。聂荣臻十分珍惜在校的学习良机，认真地吮吸着文化科学知识。

在这里，他仅读了两年，面对着祖国的黑暗、动乱、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思想再也平静不下来。一九一九年七月初，便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离开学校，以勇于献身的精神，以开拓者的姿态，向着他要走的人生道路阔步前进了！

（一）

学校保存下来的中八班第一学年学生操行考察簿，装帧虽然简朴陈旧，但字迹还清晰可辨。它记载着聂荣臻的操行评语：容仪——衣服朴素；动作——活泼、上课专心；言语——不欺、温和；气质——天性温和；智力——记忆力强；感情——进取；意志——坚固。

另一本学业成绩册上，记载着聂荣臻的修身、国文、数学、体操等八科成绩，合计五百九十五分，平均七十四点四分。八班入学时有七十二人（正取生六十人、备取生十人、留级生二人），第一学年结束时为五十二人，毕业仅三十二人。中途离去的人，原因不尽相同：有成绩不佳，不能继续学习的；有参加工作，就业去了的；有聂荣臻、刁泰升等赴法勤工俭学，去寻求“科学救国”大计的。这里特别提一下聂帅一向对之有好感的吴平地同志，他在班上各科成绩总分第一名，也于一九二〇年，离校北上，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给李大钊同志当助手。不幸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同李大钊同志一起，被捕牺牲。

据曹钟庆（名善群，八班，现重庆市政协委员）、陈显铭（名著常，九班，泸州化工学院校长，已离休）等老人回忆，聂荣臻在江津中学的两年平凡生活中，做了许多不平凡的事。六十多年前的往事，至今犹深深地刻在老人们的美好记忆中。他们的回忆是：

八班教室在小礼堂右侧（进去的方向）的那间，与刘在汉同过桌；寝室在西壁村，樊朝经曾与之同室。聂荣臻入学时，十八岁，身体魁梧，比曹钟庆高出一头。常穿蓝布长衫、青缎马褂，有时爱穿草鞋，走路矫健有力。平时言语不多，温文尔雅，当阐明问题时，则又侃侃而谈，言之在理。

他们都说：聂荣臻学习非常用功，对各科知识都很认真，凡书上的眉批、顶批，一个模样，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对知识务求弄懂，不和同学们争分数的高低。对待各科作业（包括卫生、植物等科）一丝不苟，作图清晰，字迹工整，解答问题简明精当，多有独到之处，少有照抄课文作答的。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大楷小楷都行。他读书有良好的习惯：早上读英文，下午自修时做数学等科作业，晚上读国文。下晚自修时，常是班上走出自修室最后一人。

他们还说：聂荣臻记忆力虽然很强，但他不死记硬背，不囫囵吞枣，听课专心，课后复习认真；肯动脑筋，能于闹中取静，深思熟虑，有时面墙而立，集中精力看书，有时则排除外界干扰，独坐静思。他对疑难问题不畏难，不轻易问人，尽量反复思考，直至彻底弄清楚为止。

当时，担任八九两班国文科的教员杜文运（字天开），是个前清秀才，思想开朗，教学认真，能文善诗。曾以《咏菊》“黄种岂殊白种强，金风篱落斗斜阳，枝头朵朵傲霜菊，各领芳馨共短长”，激励同学们自强不息，对同学影响颇大。杜老师对学生的作文，喜欢当面批改。聂荣臻的国文基础很好，老师非常器重他，尤其对他擅长写政治性的文章，常下笔千言，思想深刻新颖，说理精辟，文笔流畅，字迹遒劲等优点，经常予以赞扬。

一九一八年下学期，他的《评内忧外患》一文，先被评为九十九分，老师犹以为未足，终定为满分一百分。杜老师特别在“一百分”三个字上盖上私章，表示郑重。同期，还有《评楚霸王》等两篇作文，均获一百分。杜老师还常将荣臻的作文，在八九两班作文课上朗读、传观，或者在他的作文本上批注“抄录张贴”四个字，抄好后张贴在中堂的“作文专栏”处，让更多的同学模仿、学习。

江津中学曾于一九六四年，将原八班教室辟为“荣誉室”，他在这里所用过的书籍、作业本、作文本和少年时的玩具、文具等，从其亲属处征集得来，陈列其中，供人们参观、学习。六十年代过来的师生们，今天都还在津津乐道，同声称赞，那才是用功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它是聂荣臻元帅留给学校的无价之宝。

为了设置荣誉室，特别将该教室的门窗墙壁，整饰一新。事情真巧，就在去掉墙壁上的多层石灰老垢时，显露出一幅当年八班的“学生座次表”，全班学生的姓名整齐地排列着，三排四行的“坐标点”上，是三个显目的大字——聂荣臻。这给学校的荣誉室，又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

荣誉室内，还陈列有谭祖尧、吴平地、傅汝霖、戴坤忠、钟汝梅、漆南薰等烈士的遗像遗物。十年动乱中，学校被迫关闭，荣誉室罹难，室内的诸多珍贵文物及聂荣臻的书籍、作业本等，被扫荡一空，座次表所在的墙壁，凿去了一层又一层。“高天滚滚寒流急”，浩劫！真是浩劫！

聂荣臻天资聪颖，思维敏捷，思考问题善于抓住关键。一次，上数学课，有同学在课堂内临时提出一个问题：“一室中男女杂坐，男子目中所见，男女相等，女子目中所见，男倍于女，男女各若干？”教数学的黄纪纲老师，是临近几县都为人所熟知的好老师。他学识广博，能教中学里的好几种学科，还善于运用良好的教学方法。当问题提出后，他没有急于解答，让同学们展开讨论。顿时议论纷纭，良久不得其解。聂荣臻一步站起，精辟响亮地说道：“应从‘目中’二字着手推敲，目中能够看见他人，是不能够看见自己的。”话音刚落，即勾起了同学们的思绪，找到了解题的途径，旋列出方程，解得答案：男四、女三。

又一次，有同学十多人，在自修室外，为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争论。有持先有鸡说，有持先有蛋说，但都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服对方。聂荣臻前去，沉着冷静地指出：“你们都有道理，但都不够完备。鸡和蛋，究竟从何来呢？我的看法是，鸡的祖先是野鸡，野鸡的祖先为鸟类，生物就是从不断演变进化而来。不能强求用一句话说清楚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双方信服他的说法，争论乃止。

聂荣臻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还喜好阅读新知识的书籍和刊物。如象《新青年》杂志、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都是他经常阅读的。他在中学的时候，家庭经济困难，平时省吃俭用，衣着朴素。但为了掌握知识，则又从不吝惜金钱，用以买书。一九一九年上期，就花了一石谷子的钱，向上海商务书局预订《百科全书》一套（上下册两本）。他出国以后，书才寄到，该书现在还保存完好。

聂荣臻学习知识就是这样：不追求分数高低，务求彻底弄懂，并博览群书，认真接受新的思想，加强知识更新。所以能够常常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经常和关心时事的同学在一起，条分缕析，议论时弊，抒发爱国热忱，并且能够行之于文，下笔千言，思想深刻新颖，说理透彻。“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它给人的教育和启迪是很深刻的。

聂荣臻在学校时，还注意增强身体的锻炼。体操课所开设的秋千、浪桥、平台、杠子、踢球等项，他都喜爱，特别对网球、踢球尤甚。每课余，则打网球或踢球，踢球时，常守球门。

学校对课外游艺活动的开展，民国六年有这样一段记录：“前学校组织踢球会，日益推广，今更添设网球会，每休息日，均整队出城，于江岸或草坪，择其地势适宜，空气清新之处，踢球或游戏。并于校内隙地，种植菊花、玉蜀黍、柑桔秧等植物，籍资考验，且活泼精神。”

一九一七年前后，江津也是川、黔军阀争夺的区域之一，战争频仍，学校就难于安定上课。因此，造成学习时断时续。学校由于这样的干扰而造成的损失，也曾设法予以补救。据记载，“民国六年十月，军事发生，校中驻扎兵队，辍学日期，约集三月，非补习不能将应授之课教毕，故于寒暑两假期内，补习八十余日，将课授完”。

江津中学，那时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上课在教室，自修时在六人至八人一间的自修室，两人同桌，共用一盏桐油灯。出缺席清查细密，考试严，升留级也严。学生全部都住校，平时不准走出校门，更不准上街。晚上归寝时，每室发小蜡烛一支，烛完即须安静睡觉，不许再有说话声响。一切制度，重在循规蹈矩，埋头读书，稍有触犯，动辄记过，直至开除。

在这样的环境里潜心读书、猎取知识，固然进展不小，但对一批手中流传着《新青年》等杂志的青年，不能不引起他们对现实的怀疑，不能不使他们孕育着对新事物的追求和向往！

（二）

聂荣臻在校期间，善于相交朋友，结识同学，爱护同学。陈显铭等人都说：荣臻与同学相处，和蔼可亲，他做事光明正大，凡认识他的同学，都肯亲近他。从来没有和同学发生过争吵，但对同学提出的疑难问题，总是耐心解答。很快，他在班上赢得了同学们的好评，都喊他“老大哥”。

荣臻对曹钟庆的帮助，就是一例。曹钟庆来自白沙高等小学，聂荣臻毕业于九如镇高等学堂，过去并不相识。到江津中学后不久，一天休息时，在教室外面坝子里，荣臻拿着一本书，翻开指着一篇文章（书名和篇名，曹已记不起了）对曹说：“小曹，你把这篇文章看了以后，能否背给我听？”钟庆登时有些愕然，只笑着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荣臻说：“听说你小学时能够过目成诵。”钟庆只得将在小学时的一些情况对他实说：由于我的记忆力强，同学们就用了一种夸大的词语称呼我，其实并不能够过目成诵。我虽然每次考试成绩很好，小学毕业时是第一名，但是我的国文底子薄，作文差。此后，他们二人就接触多了。荣臻常劝曹钟庆对《古文观止》、《古文辞汇纂》等书，要有目的地选择一些篇目来读。钟庆也常将国文中的一些疑难词句请教于荣臻。用钟庆的话说：“他对我象带小弟弟一样，总是循循善诱，不怕麻烦。因此，我的国文水准有所提高，作文有了长进，特别是对写文章的结构方面，进步很大。”曹钟庆谈到结构时，反复说明，就是对写文章的开头、结尾、布局等，受益不浅。

人生何处不相逢，曹钟庆与聂荣臻从江津中学分手十六年后，偶得遇于他乡，却相逢于狭路。曹钟庆于一九一九年春离开学校，考入四川陆军讲武堂，投笔从戎去了。以后，他在川军刘文辉的部队里得到晋升。一九三五年，我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刘文辉部奉命堵击，担任大渡河的河防任务。曹钟庆为刘部的一个“清剿司令”，率两个团的兵力，扼守泸定桥前面的“猛虎岗”，贴出署名“清剿司令曹善群”的布告，不许红军通过。刘部所辖的许建汉一个营，驻防德昌，许得知刘伯承、聂荣臻两位将军所指挥的红军时，慑于红军的威力，也由于其他因素，他禀得上司的同意，撤退得快。红军迅即抵达大渡河边。“曹司令”猝不及防，险被擒获，求援不得，速禀上司，只好将队伍逃向其他方向去了。

这段话似乎有点多余，其实不然，正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昔日的同窗好友，以后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十多年后又曾一度兵戎相见。回顾青春年少时，对帮助过自己的人，仍然记忆犹新，感激不尽，这该是真实思想的流露、真实历史的记录吧！

一九一八年端午节，为了凭吊屈原，聂荣臻约原小学时的好友骆德富、周继禹等七八人，在油溪租船一只，漫游大江，观赏龙舟竞渡。吟诵着《离骚》中的词句：“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缅怀着屈原的愿作先驱以改革法度的壮志，议论时政，抒发爱国热忱。小饮舟中，伴以箫笛弦琴，逸兴遄飞，极尽一日之欢。夕阳西下，乃徒步返回荣臻家中，再度畅叙豪情。

一九七八年，骆德富等人据闻我地区的人大代表在京开会看望老师时，聂帅问及乡情及诸旧友等情，该老人等闻讯之后，回忆游江一事，仍兴味盎然。油溪之游乐甚，并由骆德富、肖开基、余凤翔等三人共同赋诗一首，以记其事：

烛剪西窗兴志高，游江一别羡扶摇。
参商相晤非容易，车笠不忘贫贱交。

聂荣臻在中学时期，断然解救同学于痛苦之时，尽力扶助朋友于危难之际。这种患难之交，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有同班同学聂鸿明，在体操活动中踩浪桥，吊浪桥的铁钩突然折断，鸿明右脚被砸伤。一时间，在旁的同学表情各异，反应不一：有无所谓的，有被愣住了不知措手足的，有幸灾乐祸的。聂荣臻则好似感到自己深受痛苦一样，喉头里涌起许多说不尽的话语，内心深处滋生出深挚的感情，立即组织同学，把鸿明送去城内神仙口“人道医院”周宇文（周兼任学校卫生课）院长处治疗。他还时常抽空去医院护理，直至能够下地走路，回校上课为止。

忽一日，有九班曾庆余同学，与聂鸿明一样，遇到相同的不幸，走浪桥失足跌下，虽然没受重伤，但是顿时晕倒在地。在旁的人瞠目以观。聂荣臻上前，马上把他扶起，送回东壁村寝室休息。什么意外事情发生的时候，只要有他在，仿佛他早就有了准备一样，处理起来，总有一定的步骤，一定的方法，使你信任他。

八班桂万年同学（不是同道赴法勤工俭学那个桂万年）得了肺病，在校和住院治疗时，荣臻护理甚殷。一面从思想上鼓励他坚强起来，战胜病魔；一面从生活上予以关怀，常为之熬汤煎药，照顾备至。那时间，社会上无有效的抗痨药物，所以流传着“十痨九死”的说法，害病的人难以得活，凡接触他的人也容易受到传染。这个道理，当时的聂荣臻自然是知道的，但是，他为了一个同学的生命，全然不顾自身的安危，对病者那般殷切关怀。这是一颗多么纯洁而善良的心，多么高尚的做人品格啊！那几位伤病的同学，早已离开了人间。要是他们现在还活着，该有什么语言可以比拟、可以代替、可以表达他们对聂荣臻的感激！

二年级时，聂荣臻在全校同学中威信愈来愈高，屡次被推选为代表，向学校交涉事情，为同学谋福利而斗争。

一九一八年秋，有两件事情，深得同学拥护。一件是争取改善学生伙食问题。当时的学生伙食，由商人承包办理，他们为了赚钱，不顾质量，有时竟将稗子掺入米中，饭菜入口难以下咽，膳食很差，同学们意见很大。曾采取“刮甑子”的行动，抵制伙食，让其重做一餐，但仍得不到改善。于是推选代表，正式向学校交涉。聂荣臻被选为代表，与其他班代表一道，为了同学们的健康和学习，向学校提出意见，要求改善伙食。学校在学生代表们的压力下，被迫出面与商人交涉，膳食因此有了改善。

另一件，就在那年深秋的一个休息日。是日，十月十三日，正是重阳，有十多个同学出西门游艾青坪。金秋季节的艾青坪，是个短途旅游的好地方。到坪上，下瞰全城如指掌；步山麓，橙黄桔绿无尽头。那十多个同学游得正高兴的时候，其中有几个调皮鬼顺手牵羊，摘了果园一些柑桔，用以解渴。事情被发觉，告到学校，校方准备开除他们。聂荣臻闻知，觉得处分过重，深为同学的学业而担忧。遂与各班同学中有威信的五六人，向校方陈情，请求从轻处分。代表们首先承认，在校外私摘果园柑桔是错误的，应受处罚，但系初次，处罚宜宽，不宜开除。对所摘柑桔，照果园规定，罚款赔钱；对犯错误同学们的规劝教育，由代表们去作工作；并分别担保他们以后不再犯类似错误。聂映光说：“我担保两人。”荣臻说：“我担保四人……”由于他们的据理力争，学校同意了撤销开除学生的处理决定。

聂荣臻在同学中，平时言语不多，他的一言一笑都有分寸。当他为群众谋福利的时候，准能挺身而出，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既有超人的胆量，还有过人的智慧，把事情办得有条有理，所以同学们既信任他，更敬爱他。

（三）

聂荣臻上中学的那年冬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新思想从黄河流域而长江，一直流到天府之国的江津。他在学校里得读《新青年》等杂志，接触到一些新的思想，受到了启发。“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在聂荣臻的脑海里，泛起了层层涟漪，使他思考了许多问题。

早在陈食小学的时候，他就有不同于一般同学的思想，在自己书桌旁边的墙壁上，贴着用毛笔工整书写的两句格言：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

思想里已经隐约出现了“愿拯斯民于水火之中”的初步轮廓。但是对“志”的内容和含义，有待于探索和充实。两年中学生活，荣臻的理想在平凡生活中闪光，荣臻的志向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升华。

何国辅（十班）说道，聂荣臻在中学时与同学交谈，常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鼓励同学们要有雄心壮志，应该有远大的理想。

《老战士诗文集》中的《聂荣臻将军》文中说道，他在中学时代受了《新青年》杂志所介绍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很深，把他从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中所受的思想影响，向前推近了一步。

《聂荣臻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述：发生在我中学时期的兵连祸结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苦恼，痛恨军阀……军阀混战造成了国家贫穷落后，更增强了我对“工业救国论”的信念。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多少有这种印象，这个革命是进步的，成立了劳农政府，感到新鲜……要说有些影响，那就是我深信中国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

由于聂荣臻“深信中国社会要变”，遂下定寻求解决中国出路的决心，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去争取，去迎接黎明前的曙光。他不顾个人安危，不计较得失，不畏惧强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行列，带领着一批进步同学，开始了初期的革命活动。

一九一八年冬天，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江津中学的同学们气愤已极。聂荣臻和同学们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组织起来在校园里集会游行，高呼口号，强烈抗议。聂荣臻当时在“江津学生联合会”里负责宣传工作。他认为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唤醒群众。由他倡议，“学联”出面，通知各校学生，利用寒假期间到各地讲演，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

这年寒假，回到家乡，他与唐家修、叶楚才等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到了吴滩、金龙庙、石门、永安、油溪等地宣传。他讲演时非常激动，大量摆事实，充分讲道理，深入浅出，结合实际。他的讲演道出了乡亲们内心的痛苦，勾起了感情上的激愤，燃起了思想上共赴国难的热忱。我们的乡亲是诚挚的，我们的人民是热爱祖国、仇恨腐恶势力的，当他们听到聂荣臻激昂慷慨的讲演时，常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五四”运动爆发后，革命的浪潮迅猛地冲击到了江津。傅汝霖（中六班）与聂荣臻等同学一起，立即组织同学，在学校和县城街头集会游行。同学们撒传单、贴标语，他们带头高呼口号：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还我山东！坚决抵制日货！不买仇货！不用仇货！积极开展以抵制日货来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实际行动，推动了江津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运动向前发展。

同时，由“学联”出面，通知江津甲种农业学校学生，派出代表，与江津中学的学生代表一起，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当代表们向商家宣传时，“乾坤泰”等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睬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号也跟着跑。这样一来，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于是，学联代表编成小组，分别对那几家大商店进行搜查，将搜查出来的日货逐一登记，封存于“文昌宫”内，由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学联还派出学生，沿江巡逻，凡装有日货的船只，不准靠岸。

听说学生们准备焚烧日货，那几家大商号老板着了慌，以“血本所关”为由，采取各种手段，反抗烧货。他们唆使暴徒，阻止清查，扭闹滋事。被搜查了日货的商号，还勾结当时江津的军政首脑，妄图凭借武力，压服学生。县长聂述文假惺惺地出面调停，驻军黔军团长王天培召开学商两界代表会。学联代表，江津中学有傅汝霖、聂荣臻、刘廷钰（中九班）等；农业学校有刘思均、肖怀辅、周希芳等。

开会那天，王天培在会场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企图威胁压服学生。当代表们进入会场时，王天培请大家入座，刘廷钰代表用幽默讽刺的口吻说：“团长虎威在此，焉有学生坐位！”王天培假笑着说道：“请不要客气！”大家坐定以后，商人们提出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代表们则侃侃而谈，据理陈辞，不稍退让，坚决要求焚烧日货。双方相持不下，几经谈判，都没有解决问题。

六月末，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了，消息传来，江津中学同学们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立即集合，要上街游行。校长邓缡仙、学监李跃祥、罗中林百般阻挠，先是劝说威胁，后来干脆关上校门，不许学生上街。傅汝霖和聂荣臻鼓励同学们：不要怕！冲出去！学生们打开了校门，两百多名同学一气之下冲了出来，编成四路纵队，和农业学校的同学一起，汇成了声势浩大的洪流。由学联派出学生，手持小旗，沿街维持秩序，同仇敌忾，秩序井然。游行过程中，参加的群众也越来越多，轰动了整个江津城。

游行的队伍到达“文昌宫”，将封存的日货全部搬出，经小什字而大什字，直抵东门河坝。坝中搭有高台，学生、群众等围站四周。两校学生代表登台主持大会，并分别讲话。聂荣臻发表了长篇激烈的讲演，激起了听众强烈的爱国热情，人人怒发冲冠，义愤填膺。然后将日货全部烧毁。几水江畔，焚烧日货，浓烟滚滚，火光熊熊，浓烟墨染坪上树，火光红透水中云。那浓烟，迅猛上升，横跨巴山，与赵家楼头的浓烟融汇在一起，表现了青年学生爱国的正气豪情！那浓烟，直冲云霄，飞越南岭，与虎门销烟的雾气会聚，随风呼啸，显示出中华民族反帝的愤怒吼声！

对焚烧日货，聂帅在《回忆录》中作了历史地、客观地分析，评述道：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这种焚烧日货的行动，做得有些过火。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拿钱买的，烧掉不是可惜了吗？而对日本人毫无损失。相反，烧了日货，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而造成商人对我们的不满甚至仇视。宣传抵制日货无疑是正确的，但爱国运动的目标应该自始至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把商人作为争取说服的对象，动员他们一起参加抵制日货的行动。

从此以后，学生们相约，大家都不再买日货，并回到各地，继续深入宣传抵制日货。聂荣臻回到家里，看见一口日本制的面盆，叫家里人以后不要再买日货了。大多数商人，通过运动，听了宣传讲演，都受到了教育，组织起“商民爱国团”，制定了《江津商民爱国团简章》。这一史实曾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重庆博物馆现代革命史展览中陈列过。

但是，少数大商店老板对焚烧日货始终不甘心，竟至仇视。他们贿赂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就在焚烧日货的第二天，王天培带领武装士兵来到江津中学，对学生代表们开始了新的罪恶活动。学校在反动军警的授意下，立即着手开除学生，首先开除了傅汝霖同学，对其余的代表，则准备在学期结束时，再分别予以开除、默退。为此，江津中学又掀起了反对开除爱国青年同学的学潮。聂荣臻积极组织同学参加这一斗争，支持被开除的同学为革命而出走。

这个时期，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在迅猛地向前发展，踊跃地投身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之中，积极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得其时矣。正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和聂荣臻等的组织和支持，江津中学去留法勤工俭学的人，彼此相邀，形成热潮。先后去的有他和傅汝霖、戴坤忠、钟汝梅等十多人。江津县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时也有了很快的发展。从“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底，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数为四百九十二人，为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一省。在四川，又数江津去的人最多，共去了四十二人。

受聂荣臻之邀，未能成行的，还有几人。他约原小学时的骆德富同行，骆因祖母、母亲两世孀居，后继无人，三人相依为命，不能弃而远游，含泪婉谢。也曾动员过九班肖向荣共同赴欧，向荣未能冲破家庭阻力，继续留下学习。还曾与同班穆德成约定同道，穆是学联的总负责人，遭人怨恨，在重庆被人迎面冲来，用药水把一只眼睛弄坏了，待治好后，已经时隔一年，又未能去成。

聂荣臻与钟汝梅等一批同学，一面积极鼓励同学们出国寻求救国大计，一面毅然不参加学年考试，抛开学籍，先到重庆打听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手续、路费等具体问题，然后返回家中，各自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回乡时，他先到满舅（即幺舅）家，争取支持。舅爷唐富华深明大义，愿意从精神上、物质上尽力予以协助。荣臻心里踏实多了。哪知回到家里，父母不同意。因为他在家是独生子，母亲又多病，父母舍不得儿子远离家乡，担心儿子飘洋过海会不会出什么意外。由于聂荣臻要求改变现状的意志坚决，寻求真理的愿望强烈，再由于焚烧日货，可能有被捕的危险，他以这些理由反复向父母陈述清楚，诚恳地希望父母理解他的人生追求，并坚决地说：“我生死都要去。”在满舅等的协助说服下，父母亲终于答应了儿子出国深造的要求。这时，年轻的聂荣臻，久久地仰望着父母，两眼噙着泪水，会心地露出了笑容。

很快，得到了外祖父、舅父的帮助，筹足了三百银元的路费，准备就绪了。中秋节后，桂香梧影之中，家人团聚，亲友道贺，煮酒壮行，依依何限意，句句学成归！三十日（农历）清晨，荣臻拜别父母和外祖父，再辞满舅，并恳请其代为照顾父母，说道：“你的家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家中事情，烦你多多照应……”然后由陈老司爷（桂发）弟兄二人，抬着行李，护送启程。回眸寻母影，举步又稍停，拂面晨风爽，朝阳伴远行。带着富国强兵的理想，怀着依恋的心情，迎着朝阳，告别了家乡。

经江津，和十来位同学一道，去到重庆。在重庆，忙碌办理赴法手续。重阳日，有江津同学江泽民等四人，为他们送行。留下“民国八年重九日，聂、周、唐、桂留法临别摄影”一幅珍贵照片。十一月下旬，乘舟东下，首途赴法勤工俭学。鹏程远大，振兴中华，背井离乡，负笈天涯，踏上了新的壮丽征程。

这个决定，是意志的搏斗，也是毅力的考验；这个行动，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页。它给祖国和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幸福！

《聂荣臻回忆录》中这样说道：中学时代，我已十八九岁，在这里，我一面读书，吸收文化科学知识，一面从当时国内国外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地思考，寻求真理，摸索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这就是他的两年中学生活的精辟概括。

聂帅在江津中学的两年，是他怀着崇高的理想，认真攻读的两年，艰苦磨砺的两年，锐意探索的两年，更是他热烈追求真理的两年。短暂的两年，早已过去。可是，聂荣臻元帅当年在这里的朗朗读书声，言犹在耳；在这里迎着时代前进的足迹，历历在目。他的这段经历，把人们的黄金时代——中学阶段的生活，作出了新的突破，一直在闪烁发光！现在，我们来重温他的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人无比的兴奋、激动！令人由衷的崇敬、深思！

江津的留法勤工俭学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以后，在“到民间去”、“走向世界”的进步思想影响下，中国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留法勤工俭学。留法勤工俭学的先进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建中国共产党和推动革命发展的斗争中，作出了杰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旅欧勤工俭学，全国大约有一千五六百人。四川有四百九十二人，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是全国留法勤工俭学最多的一个省。江津有四十三人，是四川留法勤工俭学最多的一个县。

江津留法（包括留德）勤工俭学的有：聂荣臻、冉钧、钟汝梅、傅汝霖、戴坤忠、帅本立、江克明、颜歆、段调元、熊云章、王德宣、周子君、刁泰乾、刁泰升、桂万年、邓矩芳、袁本德、袁税伯、涂知伯、龚灿、江玲、池伦、唐家修、刘忠华、鞠继承、熊正心、慕君实、魏裔英、陈光耀、马荣、熊卿云、郭其书、况鸿儒、张熙、熊正钧、刘君才、陈永壁、周正英、肖森、刘厚垓、张茂林、李植、肖浮生。

部分江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简介如下：

聂荣臻：聂荣臻，一八九九年生，江津吴滩乡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一九年留法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到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九月，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参加北伐战争时，任中共两广区党委军委特派员。参加南昌起义，任前敌军委书记；一九三〇年后，在天津、上海等地做白区工作。一九三二年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一九四九年后，任京津卫戍司令员，北京市军管会主任、市长、代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冉钧：冉钧，原名高镒，化名浩然，江津福寿乡人，生于一八九九年。幼时在江津上学，稍长，随母到重庆南岸求生活，在重庆米家街一盐店当学徒。一九二〇年从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与傅汝霖、戴坤忠、江泽民等一道赴法，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归国，在重庆参加革命活动，兼中法大学教员，又负责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日常事务，与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坚决斗争。一九二五年冬，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任组织委员。一九二六年九月，领导了重庆声援“万县惨案”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十一月，领导成立了重庆市总工会，又出席了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抗议英美军舰炮轰南京，重庆各界群众在打枪坝集会，他和杨闇公、周贡植等均参加，并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会议受到军阀刘湘、王陵基、蓝文彬镇压，在工人纠察队和群众掩护下跳墙脱险，去江北暂避。为通知同志转移和销毁党的文件，回莲花池住所，有人劝阻不再回市内，以免危险，他说：“达三、树棻（漆南薰）都牺牲了，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偷活着呢！”四月一日，为处理“三·三一”惨案善后工作，同任白戈一道去刘成辉家，行至七星岗附近，被特务枪杀，时年仅二十八岁。

钟汝梅：钟汝梅，又名泽民，江津和平乡人，生于一九〇二年。一九一一年入小学，勤奋好学，生活俭朴。一九一七年考入江津中学，与聂荣臻同班同学。五四运动爆发，和聂荣臻等一起积极参加江津青年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一九一九年秋，胸怀救国大志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〇年春，进“蒙达尔尼”橡胶厂当学徒工，后转“史莱德”炼钢总厂，不久回巴黎进“诺尔”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到比利时工作过一段时间。一九二五年被旅欧支部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负责孙传芳部队兵运，往来沪、宁、杭一带，策动士兵起义。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开办的训练所教《射击学》和手枪实弹射击，检修枪支和制造手榴弹，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和武装起义作准备。一九二七年初，江苏省委成立，任省委军委委员，参加周恩来领导的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严重。一九二七年五月，由于叛徒出卖在摩德路被捕，被捕后坚贞不屈。一九二七年七月被枪杀于枫林桥畔。

傅汝霖：傅汝霖，字雨苍，江津梁家乡人，生于一八九六年。一九一四年考入江津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和聂荣臻等一起积极参加江津青年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被斥令退学。一九二〇年同戴坤忠等留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回国后英勇斗争，一九三〇年在洪湖战役光荣牺牲。

戴坤忠：戴坤忠，字重禄，江津慈云乡人，生于一八九八年。一九一七年考入江津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和聂荣臻等一起积极参加江津青年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一九二〇年同傅汝霖等留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到莫斯科红军学院学习。回国后英勇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鄂西红大分校教育长、大队长、红军教导团长、教导师副师长。一九三〇年在洪湖之役光荣牺牲。

帅本立：帅本立，别名帅曦濛、帅一，江津仁沱乡人，生于一九〇〇年。从小在家乡读小学，后考入重庆的川东师范学校。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三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到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回国，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一九三〇年前后在四川省委军委任秘书。一九三〇年九月三日回江津参加“九三”起义，“九三”起义失败，连夜离津到重庆，任《西方时报》主笔。一个月后到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的穆银州部任教官，实际上是搞兵运。隔一段时间后，遭人向刘湘告密，刘湘密令穆银州除掉帅本立，穆银州借故派帅本立到湖南参加一次会议，暗中派人在途中将他杀害。

江泽民：江泽民（克明），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日生，江津吴滩乡人。一九二三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五年转党。现任机械工业部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委员。幼年在重庆平儿院读书，一九二〇年十月旅欧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考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毕业后获工程师文凭。一九二六年秋，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九年秋进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作设计工程师。一九三五年回国，任新疆省运输管理局副局长。一九三八年夏仍回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工作。一九四一年夏回延安，任八路军军事工业局处长、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任晋察冀边区工矿管理局局长。一九四七年任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副部长。建国后，一九五〇年任驻苏联大使馆第一任商务参赞，一九五二年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管理局副局长，一九五六年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技术委员会主任，一九七五年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顾问至今。

江津青年去广州农讲所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党为了培养农运骨干、促进农运发展，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在一九二四年创办的。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第六届农讲所开学，九月十一日举行毕业典礼，所长毛泽东。学习内容包括讲授理论、军事训练、实习、理论研究等四个方面。去第六届农讲所学习的江津学员有：唐建秋、鄢治能、杨秀清、刘文治、何运农、高洪、徐康宁、王浩然。

缅怀先烈 振兴中华

江津人民夙富革命传统。为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为争取民族解放，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江津人民的先驱者就献身给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江津人民的优秀儿女，满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大无畏地投入了革命斗争。在斗争中英勇顽强、坚贞不屈，或面对屠刀，慷慨就义，或血染沙场，以身殉国。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首悲壮的史歌。烈士的血洒在祖国大地上，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前进。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跟上来，红旗不倒，光辉永照。

几十年来，江津共有牺牲的革命烈士八百多人。其中有在大革命前夕任教于南京政法大学，继肖楚女后任重庆《新蜀报》主笔，在“三·三一”群众集会上作主席，惨遭军阀刘湘、王陵基杀害的漆南薰烈士；有留法勤工俭学，参加周恩来、李富春、李立三、刘伯坚、聂荣臻等领导的革命活动，归国后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代行省委职权）组织委员，在重庆“三·三一”惨案后第二天，被特务暗杀于七星岗天主堂附近的冉钧烈士；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一起，被凶残卑怯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的谭祖尧、吴平地烈士；有在中学时代和聂荣臻为同班同学，一同参加抵制日货运动，一九一九年留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归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被蒋介石新军阀暗杀于上海枫林桥畔的钟汝梅烈士；有在中学时代和聂荣臻等一同参加抵制日货运动，一九二〇年留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归国后英勇斗争，开展工农武装割据，一九三〇年在洪湖之役牺牲的傅汝霖、戴坤忠烈士；有到梁山参加武装起义，任梁达中心县委妇女部长，被捕后受严刑拷打而忠贞不屈，一九三二年被枪杀于达县城附近的雷音铺地方的女共产党员杨锡蓉烈士……有在解放战争、地方剿匪、抗美援朝、中印反击战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志愿军指战员、民兵、积极分子和地方工作人员；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而光荣献身的地方干部、部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

革命先烈的精神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芒，革命先烈的热血换来了人民的幸福。革命先烈是自觉地为贯彻党的纲领，发扬党的传统，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的典范。他们的心永远和人民一起跳动，他们永存于伟大的事业中。缅怀先烈，振兴中华。

漆树棻烈士传略

漆树棻同志，号南薰，生于一八九二年，四川江津县李市乡人，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早年就读于江津中学，后因反对学校当局无理迫害学生而被开除，遂到成都进联合中学。继于一九一五年东渡日本，始读于东京第四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该部由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主持，博士的讲学，很受进步学生的欢迎，对南薰同志的薰陶尤深。那时，郭沫若同志也在日本留学，他们是少年时代的旧友，四川成都联合中学的同学，在东京时常聚首。

一九二四年，南薰同志学竟归国，任教于上海法政大学。这时正是大革命前夕，他痛感中国之积弱与帝国主义之侵略有着直接的关系，决意揭发列强对中国之侵略，以唤起民众，开展反帝斗争。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搜集了大量经济方面的资料，经过四年的努力，于一九二五年初写成《帝国主义铁蹄下之中国》（后经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改题封面为《经济侵略下之中国》）。该书问世后曾轰动于时，特别是在进步青年中间，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有许多人因读了这本书而毅然投身革命，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道路。

是年冬，南薰同志回到重庆，继肖楚女同志任《新蜀报》主笔。从一九二五年冬到一九二七年三月这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积极热情地宣传革命理论，以锐敏的目光，投枪似的笔触，配合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几乎每天为报纸撰写一篇社论，此外还写了大约三百篇文章，近百万字。他被誉为继肖楚女之后的一位“有声有色的报人”。与此同时，又编写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小册子，积极宣传革命，深受读者欢迎，而且远寄日本，在中国留学生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党的安排下，他还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向时俊师的政治部主任。南薰同志利用他政治部主任的合法身份，在军中进行革命鼓动工作，培养了一批青年男女参加革命。

一九二五年前后，四川的大小军阀各据一方，横行霸道。他们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狼狈为奸，残民以逞。南薰同志深信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中国人民就不能够获得彻底解放。为了揭发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种种罪恶，唤起民众，同仇敌忾，他除了奋笔著文进行革命宣传外，还经常到江边上群众集中的地方去演讲，慷慨激昂，振臂顿足地痛斥祸国殃民的军阀。因此为军阀们所切齿忌恨，并曾多次扬言要杀害他。但他蔑视这些无耻的恫吓，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白色恐怖，南薰同志向他的妻子凌树珍一再表示：“不用害怕，不打倒军阀，活着也没有意思。你知道，一百年的老公鸡就死一回，何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打倒军阀而死，重于泰山。”

一九二六年春，四川省党部奉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之命，成立于重庆莲花池，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刘伯承、杨闇公等主持，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吴玉章同志指导下，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蒋介石得到密报，说四川省党部将“不利于己”，乃密令四川军阀头子刘湘“早为扑灭”，于是反动军阀密谋策划，一场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大屠杀在急剧的酝酿和准备之中。

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胜利进军，攻下武昌后分兵两路：一路直趋赣皖，一路经由闽浙攻打南京。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后台主子英、美帝国主义着急了，于是在三月二十四日联合炮轰南京。这一严重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在莲花池省党部的领导下，重庆市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商民协会及爱国市民，决定于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枪坝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罪行。南薰同志被选为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

三·三一上午，各界群众队伍打着队旗和“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横幅标语，陆续开往会场，到会的群众已经超过一万人了。此时即将开会，大会主席漆南薰同志进入会场，向几个熟人点头招呼之后，走向主席台。这时预先密布在周围的便衣暴徒就冲进会场，首先向主席台开枪，大屠杀开始了。南薰同志已中弹受伤，他从主席台后面的城垛跳下，被事先就埋伏在城墙脚的军阀爪牙捉住，先用枪托在他身上乱打，然后把他拖至两路口，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将他杀害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是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公开叛变革命，指使四川军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镇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蒋介石发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奏。

南薰同志牺牲了。为革命、为人民、为捍卫神州大地，他洒尽了满腔碧血，壮烈牺牲了。他的一生是短暂的，遇害时年仅三十六岁。他没有辜负党的教育与人民的期望，为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经济侵略下之中国》是他留于后世的一份革命宣言，是他奉献于祖国母亲的一片丹心。他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方法从事理论研究，进而探讨帝国主义本质、揭示列强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我党著名的革命理论家”。南薰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英勇捐躯，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他是与多难的祖国同休戚共荣辱的，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精灵。可惜他离开我们太早了。不然的话，正如郭沫若同志所云：“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总有许多是由他的手里替我们解答了的吧！”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为了宣传革命真理，大义凛然，铁骨铮铮，视死如归的革命先烈，人们将永远纪念着他！

附 注：（1）南薰烈士是“我党著名的革命理论家”为吴玉章同志语（见光明日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李新：《乐为革命育英才》）。（2）本文参阅了以下书籍：郭沫若《学生时代》之《创造十年续篇》；鲁迅《集外集拾遗》之《某报剪注按语》。

冉钧烈士传略

冉钧，原名高镒，化名浩然。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是重庆工人运动的前驱和四川建党时党组织的领导者之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被军阀刘湘杀害于重庆，时年仅二十八岁。冉钧烈士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一、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四川江津县位于长江之滨，系水陆交通要道，物产丰富，教育亦较为发达，被称为文化之乡。冉钧于一八九九年诞生在这个县的福寿乡的一个穷苦人家里。父亲冉德高，母况氏，全家终日辛劳，不得温饱。一九〇五年，冉父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丢下爱妻、幼子、小女，一家五口，整个生活重担均落在况氏的身上。冉钧的母亲如同中国千千万万的劳动妇女一样，具有慈祥、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当她从丈夫去世后的悲伤欲绝中清醒过来以后，立志不再改嫁，决心含辛茹苦地把儿女抚养成人。为了能活下去，她带着儿女们从乡下搬到江津城内，以卖茶水和帮别人洗衣服度日。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社会，冉母深切感到，只有让儿子上学读书才会有出头之日。于是，她想方设法进入江津手工丝厂做工，休息时帮他人洗衣，两个女儿在家卖茶水，以辛劳所得，供冉钧及其弟冉治权上学。由于生活艰难，境遇贫寒，冉钧认识到求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奋发努力，刻苦攻读，每期考试皆名列前茅。

哪知好景不长，当冉钧小学毕业后，母亲流着眼泪对他说：“儿啦！我已从丝厂失去工作，单靠卖茶水、洗衣服再也不能供你兄弟俩读书了！”冉钧理解妈妈的话，默默地同意了，但内心却十分难过。经亲戚的帮助和介绍，冉母又带着孩子于一九一三年到重庆南岸罗家湾一丝厂做工。二十世纪初的重庆，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的缩影。太阳旗、星条旗在王家沱日租界和英美领事馆里挂着，外轮和军舰横行长江，洋货充斥着整个市场，不少民族资本家兴办的工厂、商店先后倒闭关门。冉母所在的工厂亦不例外，她再次失业，从而使冉钧想继续读书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

严酷的现实使冉钧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穷人的生活道路十分坎坷和人世间不平的烙印。但是，辛亥革命的浪潮刚刚过去，重庆又是四川人民革命的一个中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影响仍然在群众中普遍存在，民主、平等、救国的思想在冉钧的脑子里也同时萌芽。经人介绍，冉钧进入重庆米家街一家盐店当学徒，又因亲戚关系，让他半工半读。这样，冉钧读中学的愿望实现了。机不可失，他加倍努力，废寝忘食，除听课之外，就在盐店打杂干活，晚上自学做作业。由于他刻苦用功，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

随着时间的流逝，袁世凯称帝垮台，张勋复辟失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等福音不断传到重庆。特别是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在北京发生，科学、民主和思想解放的新风吹到山城。冉钧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此时，老同盟会员、曾经留法的革命教育家吴玉章，在四川倡导留法勤工俭学，给有志青年提供寻找真理的机会，于重庆、成都动员知名人士举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冉钧得此消息，十分兴奋。当时盛行的“富国强兵”、“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潮，对饱赏人间辛酸，目睹帝国主义蹂躏，深感我国国弱民贫的冉钧，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决心到法国去学习科学文化及民主政治，以便回国后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

二、留法勤工俭学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我国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在重庆，由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及社会名流温少鹤、杨希仲、曾吉芝等筹集经费，创办“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收生百余人，分高、低两个班上课，暑期开学，学制一年，校址设在重庆夫子池内。冉钧欣然报名，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

一九二〇年暑期，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学习期满，经学校毕业考试和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合格者八十余人。同年八月，冉钧与戴坤忠、傅汝霖、江泽民、熊云章、邓希贤（小平）一道，乘“吉庆”轮由重庆起程，出三峡，过武汉，经七天七夜航行到达上海。短暂休整后，转乘法国“盎特莱蓬号”轮于九月十一日开航。

去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大多出身于贫苦家庭，缺乏路费，只有乘坐四等舱。“盎特莱蓬号”是艘邮船，四等舱没有床位，里面又脏又臭，特别是蚊虫很多，晚上没法睡觉，大家便搬把躺椅睡在甲板上。冉钧和年青的伙伴们，兴致勃勃地从上海出发，经香港、西贡，中秋之日到达新加坡。这批爱国青年，为了表达赤子之心，大家欢聚一堂，面向祖国，观赏明月，共度出国后中华民族的第一个传统佳节。后取道科伦坡、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抵法国马赛。他们几经辗转，历时近五十天，终于在一九二〇年十月下旬到达法国首都巴黎。

巴黎是座古老的城市，是资本主义“文明富裕”的象征之一。它以满布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富丽堂皇的外貌迎接中国留学生。冉钧等到欧洲来是为了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求得革命真理的，因而不为巴黎虚假的繁荣所动。在巴黎小住两天之后，他即同傅汝霖、戴坤忠等二十多人一起，去果伦中学补习法语，主要练习会话，以便能独立地工作和生活。

经过九个月的法语补习后，冉钧等所带经费先后用完，没办法，只有同郭天枢等到巴黎寻找工作，挣钱度日。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经济枯竭，百业萧条，不少工厂关门倒闭，罢工风潮四起，加之停战后部分法国士兵回到原有工作岗位，因而要找个工作却十分困难。冉钧等费了很大力气，才进入时乃得工厂作散工，成天干笨重的活，抬木头，锯铁，打扫清洁等。有时还去酒馆、饭店和旅社洗碗、擦地板。随后，他同郭天枢等考入巴黎享罗汽车厂当半技术工人。直到这时，生活境况才有所好转。

饱尝过人间的饥饿和辛酸的冉钧，在工厂很快就和法国工人在情感上融洽起来。他亲眼看到战后法国工人的痛苦生活，工作时间长，劳动条件差，工资低，经常遭受失业的威胁，十分同情和不安。出国前，冉钧曾以为法国工人的工作条件一定很好，生活会很富裕。可是，无情的现实作出了相反结论，这便使他想起“天下乌鸦一般黑，穷人处处皆一样”的中国谚语。但这是为什么？需要求得正确的答案。

法国又是巴黎公社的诞生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民主空气较为浓厚，思想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可以互相争鸣。诸如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潮激烈地斗争着。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中的先进分子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李立三、刘伯坚、聂荣臻等，在旅欧学生和法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恩的著作，召开各种座谈会，研究革命理论，组织群众团体等。冉钧和傅汝霖等积极参加上述革命活动。通过学习和实践，冉钧的思想豁然开朗，逐步认清了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及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剥削制度是天下工农劳苦大众受穷受苦的根源，从而激起了投身革命斗争的强烈愿望。在李立三、聂荣臻等人的帮助下，冉钧很快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走上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中共旅欧总支部决定派一批党、团员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深造，冉钧是其中之一。他在苏联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亲眼见到了苏联人民与敌人作斗争的勇敢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毅力，看到了人类发展的方向，认识到苏联人民所走的道路就是中国人民的必走之路，从而对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

三、回国投身革命

一九二五年，冉钧遵循党的指示，肩负驱逐列强、振兴中华的重任，从苏联返回祖国，接着回到四川重庆。此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四川同全国一样，掀起了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的热潮。冉钧一到重庆，就立即投入这一伟大洪流。

同年五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来，山城人民愤怒异常。共青团重庆地委领导各阶层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成立了“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外交后援会”。党派冉钧参加后援会，作负责工作，领导重庆人民声援上海工人阶级，反对和销毁仇货，禁止外轮停靠重庆港口，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通过上述活动，狠狠地打击了英、日帝国主义在重庆的侵略势力，广泛地提高了山城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觉悟，培养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使斗争取得了胜利。

接着，冉钧积极地参加了重庆中法大学的创办，整顿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以及筹建中共重庆地委等工作。他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不虚谈，不争功，干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八月，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吴玉章回四川整理党务，统一思想，健全组织，以求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并办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川代表的选举工作。这时，吴玉章已在北京由赵世炎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因而也肩负着组建中共四川党组织的任务。

吴玉章回重庆后，从团结合作的愿望出发，首先将在渝的国民党员组织起来，并重新推黄复生、朱叔痴、唐德安、邓懋修、郭云楼、张赤父、吴玉章等九人，组成中国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吴玉章任组织部长。省执行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冉钧和邓劼刚、张克勤等负责秘书处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省执委会一成立，其内部左右派的斗争就异常尖锐，冉钧等成为斗争中的左派先锋战士。

为了加速国民革命，培养革命干部，吴玉章提议在重庆创办一所学校。初，他找国民党四川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黄复生、朱叔痴等商量遭到抵制。于是，吴就同杨闇公、冉钧、杨伯恺、张克勤等商量，得到热烈支持。杨闇公、冉钧等即着手筹集经费，选择校址。九月四日，中法大学在重庆大溪沟谭家花园附近的一座房子里正式开学。吴玉章任校长，童庸生任教务，杨伯恺任训育，张克勤任事务，杨闇公、冉钧、周贡植等兼任教员。江北中学、合川联合中学和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等附近各地的进步学生，听说要办中法大学，都前来报考，开学时就达二百多人。

在创办中法大学的同时，吴玉章又积极着手整顿国民党的组织，把省党部由冉家巷迁到莲花池，加强日常党务工作，拟具各地党务计划，选派各地筹备人员。冉钧因负责组织方面的工作，整日辛勤忙碌。他作为吴玉章的助手之一，同邓劼刚、张克勤等一道，工作搞得很出色。至十月二十日为止，各地已成立四百四十个区分部，共有国民党员八千余人。又按照规定选举了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十月二十九日公布结果，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邓懋修、黄复生等七人当选。除黄复生外，其余都是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这不仅挫败了右派破坏二大代表工作的阴谋，而且推动了全川革命形势的发展。

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中的右派成员，消极抵制中央党部整理四川党务的指示。朱叔痴表示自己是同盟会员，不是国民党员，故不到会办公；谢宝珊等三人以省议员的身分借机赴成都阴谋复活四川的省议会；陶闿士则潜心佛典，久不就职。这样一来，“执委会”的工作就落在秘书处邓劼刚、冉钧、张克勤等人的肩上。特别是当吴玉章等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后，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已无委员留渝，凡例行公事都由秘书处的邓劼刚、冉钧、张克勤等照章办理。

不久，待吴玉章、邓懋修两位负责人刚离渝去穗，国民党右派的张赤父即从成都来重庆，与朱叔痴等人密谋，准备将省临时执委会机关搬往成都，以瓦解由吴玉章所主持、以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省党务机构。十一月二十五日，张赤父写信给邓劼刚，要邓通知订于二十八日召集省临时执委会委员和重庆市党部委员联系会议。邓与冉钧、张克勤研究后认为，这是背着吴玉章、邓懋修等领导人整垮左派省党部、建立以国民党右派为核心的省党部的严重阴谋，必须坚决抵制，不予办理发通知一事。次日，朱叔痴、张赤父到莲花池省党部，斥责办事人员不听从执委的意见，坚持二十八日必须开联系会议。会议结果，右派的意见占绝对优势，而邓劼刚、张克勤等则拒绝签字。但张赤父等以势压人，一方面将省党部搬至成都的意见报告给国民党中央党部，一方面通告各市县党部开展宣传活动。

冉钧以《四川国民》等刊物为阵地，宣传国共合作的三大政策，宣传反帝除军阀的重大意义。冉钧夜以继日地撰写文件，刻印发行，事无巨细，他都任劳任怨地亲手去做。他是革命实干家，在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领导机构比较简单，由书记杨闇公、组织委员冉钧、宣传委员吴玉章（未到任，由童庸生代理）组成。中共重庆地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共合作，发展和扩大反帝反北洋军阀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政策与指示，坚决同国家主义派作斗争。

冉钧还兼任国民党第二十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兼政训班教官，开展党的军运工作。他大力宣传国民革命，讲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策动部队向左转，倒向广州国民革命政府，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

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帝国主义悍然炮击万县，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万县惨案”。杨闇公、冉钧、周贡植等立即领导四川人民开展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声援“万县惨案”的群众运动。重庆赓即成立了“‘九五’惨案国民雪耻纪念会”，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冉钧等负责领导“雪耻纪念会”，于九月九日在重庆夫子池召开了近六千人的市民大会，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英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等主张。会后，举行了包括市工、农、商、学各界三万余人的示威游行。

重庆是一个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较集中的大城市。历届统治者都千方百计地收买工贼，组织御用工会，笼络麻痹工人，以便于他们更多地压榨和统治重庆工人阶级。而我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做工人群众的工作，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很快建立起工人运动委员会，由程子健任书记，委员刘远翔、曾俊杰。因冉钧搞党的组织工作，也积极参与工运的领导。

一九二六年，重庆的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不断高涨，各行各业工人都先后建立起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多达三百多个，工会会员达一万余人之多。这时，重庆的一些反动劣绅和土豪妄图篡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纠集一些资本家和小业主，准备成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重庆市工会。为粉碎劣绅、土豪的阴谋，党及时派出冉钧与程子健等一起，筹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重庆市总工会，以加强对山城工人运动的领导。经过发动群众，建立各行各业基层工会，选拔干部等筹备工作，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了重庆市总工会。由叶南奎、汪述平、程子健任正副委员长。大会向全国发出了“为谋自身解放，应时势要求，进谋民族解放，废除一切民族压迫，期促革命成功，俾国家政治经济各地位均得平等，起而组织工会”的宣言。次日，工会组织工人群众游行，庆祝重庆工人有了全市性统一的组织，纷纷表示：遵循工会宗旨，“从此努力进行，不达目的，誓不中止，山河易改，此志难移”。重庆市总工会成立后，重庆工人阶级更加有觉悟、有组织、有力量，成为一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

重庆市总工会成立四天之后，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冉钧与杨闇公、朱德、刘伯承、陈毅、刘愿庵等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并参与大会的组织领导和秘书处的工作。大会首先选出了组织审查委员会，冉钧、刘愿庵、李嘉仲等九人为委员。大会秘书处下设文牍、议事、速记、庶务和印制等股，负责会议各方面的工作。冉钧为议事股长，刘愿庵为文牍股长，任煜（白戈）为速记股长。整个会议由中共重庆地委领导，冉钧、刘愿庵等日夜操劳，做各种具体工作，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会议历时十五天，听取了杨闇公的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农民运动报告，刘伯承的军事报告等，发表了由杨闇公、刘愿庵、陈宣三等起草的宣言，通过了惩治国民党右派，加强对反动的国家主义派的斗争等多项正确提案。大会宣言发表后，得到重庆人民的拥护，在四川人民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会议的成功，与杨闇公、冉钧、周贡植、邓劼刚等正确执行党的统战政策，长期艰苦地对国民党进步人士开展工作是分不开的。

办刊物，印文件，冉钧曾多次写信给弟弟冉治权，嘱其多照顾母亲，以便自己能将全部精力献给党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在一封信中说：“母亲家贫，余不能顾及，有负期望，但一念及大众同胞痛苦，不得不尔……望弟好自为之。”在处理个人婚姻问题上，冉钧也是以革命工作为重。母亲与姐姐从成家立业、不断香烟的旧传统观点出发，曾多次劝冉钧早日成亲，而且想尽各种方法，甚至托他人代为寻找个适合的女友。冉钧为了集中精力学习和工作，不为所动，婉言劝解妈妈和姐姐说：“我年纪还不算很大，时候还早，弟弟有了儿子，我也就有后代了。”母亲见儿子执意不肯，也就不好再提及了。冉钧一心扑在为人民翻身的解放事业上，直到牺牲时，尚未结婚。

一九二七年初，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蒋介石先后派心腹向育仁、杨引之、戴弁等先后到四川，策动军阀破坏国共合作，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三月二十四日，英美军舰炮轰南京，激起重庆各界人民的无比义愤。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决定：以国民党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出面，召集重庆市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商民协会等革命团体，以及在重庆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等，于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枪坝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的罪行。

三月三十一日清晨，重庆各界群众先后到达打枪坝。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莲花池党部的负责人杨闇公、冉钧、周贡植、李筱亭、程子健等也都提前进入会场。大会开会前，冉钧、程子健等领导会场秩序。他们发现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混在群众队伍中捣乱，便指示罢工工人纠察队和群众积极分子等，严密注意动向，努力维持好会场秩序，使会议能够正常进行。

大会正要进行，当漆南薰刚宣布大会开始，突然“砰砰砰”数声枪响，会场顿时乱起来。此时，军阀刘湘、王陵基、蓝文彬等豢养收买的打手们，听到信号便一齐掏出手枪、铁尺、木棒和钢刀，见人便打，逢人便杀。杨闇公和冉钧等虽在主席台上，不顾个人安危，呼喊群众不要惊慌，就地卧倒等，但会场秩序已失去控制。一些群众纷纷向会场外跑去，然而各个路口已为反动派的机枪封锁。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被砍死，有的被枪击毙，有的遭人踩死，达四、五百人之多，当场被捕者百余人，伤者更无法计算。

冉钧在工人纠察队和群众的掩护下，跳城墙脱险，急去江北县政府暂避，当幸免于难。但他为了通知幸存的同志转移，销毁党的秘密文件，毅然冒着生命危险，于深夜过嘉陵江回到莲花池住所。当时，有的同志劝他迅速转移，不要再回市内，以避免敌人追捕。冉钧却解释说：“达三、树棻（漆南薰）都牺牲了，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偷活着呢！”

四月一日九时许，冉钧和任煜（白戈）一道去刘成辉（团省委书记）家，准备找杨闇公研究“三·三一”惨案的善后工作。途中，他们十分警惕，为了避免敌人的逮捕和暗杀，两人分开而行，相隔两丈多远。因冉钧曾负责“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和重庆市总工会的工作，常活动于群众之中，故敌人认识他，也非常恨他。当冉、任两人行至七星岗天主教堂附近，冉钧被军阀刘湘、王陵基派出的便衣特务发现，刽子手举起枪高喊：“打倒共产党呀！”一枪将冉钧击中，当场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

冉钧烈士虽然离开我们五十多年了，但他那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品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激励全国人民在四化建设中奋勇前进。冉钧烈士永垂不朽！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注释：

1.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黄里州 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期

2. 《纪念冉钧烈士》熊云章写于一九五〇年三月，藏西师历史系。

3. 《三·三一案死难烈士冉钧事略》郭天枢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撰写

4. 《吴玉章回忆录》第一百二十八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5. 《四川临时执行委员会党务报告》邓劼刚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6. 《三·三一国民党左、右派在四川的斗争》张惠昌 载《四川文史资料选集》第二十四期

7. 《四川重庆市总工会成立》载武汉《国民日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

8. 《胞兄冉钧事略》冉铁操于一九五〇年三月撰写

9. 《访问任白戈同志记录》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

回忆谭祖尧烈士

谭祖尧烈士字述尼，四川省江津高占乡人，出身贫农家庭。他父亲从事农业，劳苦一生，到了晚年六十岁许，因病双目失明，母亲比较健朗。他有一兄，也是农民，我不相识。另有一弟名谭祖膏，小学毕业后，即在江津城关小什字附近一家染房作学徒，后在该店当店员，据闻解放前病死。

谭祖尧烈士生而颖慧，在村校读书时，为一姓周的塾师所赏识。见其家贫，不能升学，为请一会资助之，始得考入白沙镇立高小肄业。高小毕业后，又继续考入江津中学读书。中学毕业时，大约年近二十，乃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其家附近的一农民的女儿结婚。婚后不过一个月，得友人之助，即赴北京求学，时为一九二二年初春。大约一年后，其妻因病而死。

谭祖尧烈士到北京后，考入北京艺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不久，因友人的资助断绝，生活困难，几致辍学。当时，我也得朋友之助在该校中国画系山水组学习，就给他说：“坚持就是胜利！我与你情况相似，自今以后，我与你甘苦共之。我能活下去，您必亦能活下去；我不辍学，你也不致辍学。相扶相助，度此难关，不要灰心！”

一九二四年我俩相继先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受党的指示，参加中国国民党左派在北京市的活动。其时地下党的北方工作及中国国民党左派的北京市活动，均由李大钊同志领导。领导机关为了避免敌人的破坏，均设在“使馆界”里苏联大使馆内。大约在一九二四年的下期，祖尧同志被任为李大钊同志秘书之一。任务是向各使馆收集国际间的消息、资料及整理从各国重要报纸译出的新闻资料，以供大钊同志决策、行动的参考。因此，祖尧烈士便迁入苏联使馆，与大钊同志住在一起，同时又兼任中国国民党左派北京市党部的执行委员之一。

那时国民党在北京有两个市党部，一个是左派党部设在翠花胡同八号，是于右任、徐谦这些左派首领领导的，是共产党员而跨党的也就参加这个党部。另一个是新右派的党部，设在南花园一号，是林森、戴季陶这些新右派的头头所搞的，专门和左派唱对台戏，专门和地下党捣乱。祖尧烈士当时既要搞秘书工作，又要照顾市执委的工作，还得回校完成课业，所以是相当忙的。

祖尧烈士自从参加党、参加革命斗争以后，不仅要忙于伏案工作、内内外外联系组织工作，而且每次实际斗争无不亲自参加，战斗在第一线。即如“首都革命”、“五卅”反帝斗争、“三一八”惨案诸役，他都冲锋陷阵，奋不顾身，非常英勇。在“三一八”事件中，他且因救护大钊同志而负伤，幸亏当时在场的同志送医院抢救而后愈，堪称忠于党、忠于革命的战士。

祖尧烈士是个革命者，但同时他也和一般青年人一样，有他个人的生活，有他个人的恋爱生活。他和李婉玉的恋爱，不但没有妨碍他的工作，而且有助于他的革命工作。李婉玉是湖南桂阳人，当时是北京国立艺专中国画系山水组的学生，和我同班。其人姿容端丽，风度清雅，意志坚强。能诗，善画山水，擅长七弦琴。她常读书看报，留心时事，同情党之言论主张，常与同学中的党团员接近，因而党的艺专支部把她当成发展的对象来培植。后来竟让她旁听艺专的支部会议。她的父亲李伯时，早年在日本留学，是一个军人。李伯时为人比较正派，虽搞军事，却也爱读书，还能诗善书，留心时事，对党也有同情心，故对他女儿和祖尧的相爱不但不阻挠而且加以促成。可他很讲体制，很讲规矩，对女儿婚姻尤是如此。

祖尧烈士与婉玉的相识是经过同班女同学丁桂元介绍的。丁桂元是云南昆明人，她的爱人就是后来的诗人柯仲平。祖尧烈士和婉玉接近起来，日复一日，感情更加深了。遵从婉玉父亲意见，他和婉玉订了婚，并且订婚时，要买梳子、购戒指、送几色礼物，祖尧在友人的资助下，完成了这件事。

此时，时局骤变，低气压来临了。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向革命举起了屠刀，北京的白色恐怖加剧。党立即作出决定，非因特殊需要，所有革命力量和同志，立即撤离北京，到南方或家乡去发动群众。在祖尧同志的传达和动员下，我和本县的田俊杰、南川的吴大猷结伴同行，返回四川。因当时京汉、京浦两线均在打仗，梗阻不便，于是只好出大沽，绕上海，从上海回川了。

临行之日，祖尧同志、婉玉和我三人相聚在北京前门车站的候车室里，每人一杯红茶，言词话语，充满离情别绪，大家实实不愿分离。四、五年来，我们三人在北京共同学习、共同工作，相扶相助，相勉相慰，我们希望为革命永远地在一起战斗下去。婉玉擅操琴，那天她抱琴而来，要去赴南城崇教寺“琴会”，他们是来送我的，而我可先要送婉玉去南城了。我抱琴和祖尧同志送她上车，待她坐定后，我就跟她说：“婉玉！我将于巴山蜀水之间，敬待您和祖尧相伴归来。”她凄然地笑了。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婉玉既去，只有我和祖尧相对唏嘘。铃声响了，我们登车，祖尧逐车相送，边追边哭，我亦泪洒两行。他一直跑到月台尽头，车较远了，犹频频挥手。车抵天津。次日，我们登上了开赴上海的海轮。我们到达上海，港内各轮俱悬万国旗，街头店铺俱悬五色国旗，正欢庆新春。我们继续乘长江轮西上，过九江时，遥见小孤山头立一军人，着草绿色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徽，知为当时国民革命军战士，不禁向之挥手、欢呼。武汉到了，江汉关上，高悬一面巨大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我们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在武汉，我们见到了久已渴望会见的吴玉章。当吴玉章知道我们将返重庆，他大为赞赏说：“现刻回川最适宜：四川工作成堆，正需要人，可速回去，预祝你们成功！我可助你们顺利成行。到宜昌烦为我捎带一点文件和宣传品。我可介绍你们认识当地的工会负责人徐同志，所带的东西即交给他，他可以代你们觅定到四川的船。”吴老和我们谈了三点钟。到宜昌后，我们确实是乘当地工会负责人徐同志给我们找的船。在船上，我们遇到了友人辜察秋、王尔常等人。

一九二七年三月末，我们到达重庆，暂住机房街商业高中。党安排我的工作是这样：在重庆市党委内作教育工作，外在中山中学担任语文教学和省二女师一个班的语文课，并兼任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代理青年部长。不到半月，即得祖尧来信，他谈到他和婉玉的结婚期订在四月，但无钱开支一切，望我代筹三百元汇去。我立即回信，允予照办。我满以为从此安定工作一段时间，可从容把款筹备好，谁知不出一月就发生了“三·三一”惨案。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我在蹇家巷邹正朝、郑天真弟兄家里隐蔽了半个月。以后，根据党的指示，回到江津县工作，党内分作宣传，外则在女中任课。五月初，突然得婉玉一信，乃是她寄来的一份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顺天时报》，这个报纸是日本人当时在北京办的。这份报纸头版头条新闻便是李大钊和谭祖尧等二十位男女同志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惊人消息，刊有他们的姓名和遗像。我看后，心痛如绞，跌坐椅上，痛哭失声。呵！我失去了战友。

婉玉和其他友人的来信，告诉了我此次事件的始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外国在中国的租界和使馆区，中国人是不得随便进入的。当时革命者也利用此一条件进行活动。反动政府准备向苏联使馆围攻的消息，婉玉姐妹被捕后，与大钊同志的夫人和女儿囚禁在一起。敌人认为婉玉是个孩子，先主动把她释放了。她父亲知道这情况后，便极力设法营救她姐姐，结果婉玉获释。祖尧同志终未获释，以致罹难。

祖尧同志牺牲后，婉玉曾与我通了若干次信，在一次信中曾说：“祖尧以英杰之姿，年富有为，而乃以爱恋我，处危境，致罹于难。悔恨当时我未能决然离去此家，和他道出奔，而今已悔恨莫及，此生此世，何以自处？惟有抱恨终天而已！”她真是悲痛到了极点，我去信安慰了她，劝她逝事记志，勇敢地生活下去。

李星华同志的一篇文章《光荣牺牲——回忆我父亲李大钊烈士被捕的前前后后》写到了谭祖尧烈士：“……相对来说，晚上的自由倒是更多一些，女禁子把门上了锁，回她们自己的房中睡觉了，这时候我们可以悄悄地谈天，我和婉玉就是在那时才慢慢熟悉的。婉玉常常爱给我讲她自己的事。她告诉我，她父亲是张作霖手下的一名海军大官，很有势力，但是她没有跟着他父亲走，而是参加了革命。她和谭祖尧感情很好，事变前当形势恶化时，她曾几次劝祖尧化装离开北京，可是谭祖尧说什么也不走。他说：‘李先生不走，我也不走，我们要在这里坚持斗争到底。’”

在李星华同志的文章里有一段“注文”：“据谭祖尧烈士的同学江善潮回忆：‘谭是四川人，当时肄业于北京艺专，追随李大钊同志参加革命。谭已和同学李婉玉订婚。李婉玉父亲在北洋政府供职，消息比较灵通，知道张作霖仇恨共产党人，要下毒手，因而嘱咐婉玉让谭躲避一下，并准备在广州代谋一事，做为安身之处。谭回答说：干革命就不怕死，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坚决跟李先生干革命不回头。只要李先生不离开北京，我也不离开北京。’不久即被捕遇害。”另外，关于婉玉也有一段文字：“……一群穿着长袍马褂、打扮得奇形怪状的人蜂拥而入，看了看我们，又去看一进门右边墙上挂着的人名牌，有个人用侮辱的口吻拉着长调说：‘共产——共妻！’说完就往外走。我们听了都气坏了，婉玉生气骂道：‘谁共产共妻？你们才共妻呢！’那些人装着没听见溜掉了。我很佩服婉玉的勇敢，她在拘留室常常和那些坏家伙做斗争，连女禁子都有点怕她呢。”

婉玉和我通过若干封信后突然音断信绝，我从京中友人处才探听到她的情况。据说她有一天请了几个工人要去发掘祖尧的坟墓（祖尧牺牲后，由在京的同学、同乡把他埋葬在陶然亭附近四川义地内），朋友们闻讯前去阻止，并问她为什么？她说：“昨夜祖尧给我托梦，说他今天要复活，我特来迎接他！”她由于悼念之极而精神失常了。朋友们劝慰一番，她伏墓痛哭一场而返。一年以后（一九二八年下期），我在成都教学，得吴大猷同志一封信（他已重返北师大），信中说：“婉玉疯狂将近一载，其家百般医治无效，已于今春逝世。”并寄来其父为她印制的遗画一集。呵！婉玉，你情笃意深，竟抱恨而死。至今思之，余痛犹存。

解放初，得白沙友人胡秉枢、吴用端诸君信，谓祖尧烈士父母俱丧，惟兄嫂与侄辈犹存，以务农为业。我将此事呈报给当时江津县长王昭同志，不出一月，得王昭同志回信，谓已向党中央查讯清楚。以后，县政府及基层组织即对祖尧烈士亲属照烈士家属予以对待。一九五〇年夏，我出席全国教育工会成立大会，曾访祖尧烈士墓无所获。一天，随西南代表团到故宫参观，当时历史博物馆在午门楼上，登城时，见路边陈列绞架，初识不知何物。看到旁边的说明，李大钊同志和其他同志等二十人的姓名列于上，才知那是张作霖屠杀烈士的凶器，默立哀悼，恋不欲行。一九七八年五月，我因赴东北经北京，再次访求祖尧烈士墓，仍无所得。

陶然亭畔柳丝黄，拂水笼烟引恨长。伤心五十年前事，瘗玉埋香在哪方？

吴平地烈士

谭祖尧、吴平地等烈士的崇高形象总随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如让这些光芒万丈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史实湮没，那真是罪过。

吴平地烈士，别号吴雷又，四川江津秦家乡（原名永安）人。一九一七年入江津中学第八班肄业，三年后升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吴平地同志坚持真理，刚直不阿，对一个问题和别人发生争论，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绝不屈服，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声震屋瓦。别人笑他象响雷似的，他说平地一声雷，我就别号吴雷吧。

附：李大钊烈士碑文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零五年入永平府中学，一九零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过“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国民》和《新潮》。

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零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二五年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有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九月

（新华社北京十月二十九日电）

钟汝梅烈士传略

钟汝梅烈士，又名钟泽民。一九零三年九月五日出生于江津县和平乡普安大队六生产队（地名神墙巷）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钟绍繇，母亲邓氏，都是敦厚诚笃的农民。家有三四十挑田（老石）。钟汝梅同志系长子，此外还有弟妹各一人，全家七口人。家庭经济入不敷出，父亲钟绍繇不得不另开糟房兼营工、商业，以增加收益维持七口之家的生活。钟绍繇不善经商，所以虽开糟房，但钟汝梅同志家庭经济情况并不宽裕。这给钟汝梅同志以后在江津县中求学，以及赴法勤工俭学的生活带来不少困难。

钟汝梅同志幼年在家乡神墙巷子私塾启蒙，九岁进钟氏族学（保驾楼初小），稍长在贾嗣场三教寺高小读书。少年时期的钟汝梅同志勤奋好学，成绩优秀，深得同族的赞赏，认为他有造就前途，支持并资助他求学。小学时，钟汝梅同志为人稳重憨厚，比较懂事。他在校与同学切磋，回家与同伴游戏，都能和睦待人，友善相处。钟汝梅同志幼年时的生活也很艰苦简朴，经常脚穿草鞋。每天一大早上学，傍晚才放学回家，中饭则从家里自带口粮，在学校烧把火热一热，算是一顿。

一九一七年春，钟汝梅同志与聂荣臻、傅汝霖、戴坤忠等一同考入江津县立中学第八班。他在校读书时，生活仍然艰苦朴素，刻苦攻读。他尤喜爱数学、物理，肯动脑筋钻研，深得教师器重。他为人耿直公正，乐于助人。他虽是学生，但和家庭贫寒的同学，以及学校工友常倾心相谈，关系密切。对欺贫爱富、仗势凌人的事情，他极为反感，常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平时在校沉默寡言，学习则专心致志，孜孜不倦，不喜出头露面，因此起初并不为人们所注意。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江津，全县沸腾。江津中学、江津甲种农业学校等校学生义愤填膺，纷纷响应。随即成立江津学生联合会，钟汝梅同志被选为负责人之一。他们在江津大街小巷宣传讲演，高呼“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坚决抵制日货”等口号。后因清查、焚烧日货，遭到江津反动军警的阻挠镇压，引起全城罢课、罢市、罢工。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遍及城乡。游行遭到学校阻挠，经过说理斗争，终于冲出学校，走上街头。接着，江津学生在爱国的商会支持下，各校又组织游行，参加人数多达千人以上，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二十一条”、“坚决抵制日货”、“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口号，声势浩大，轰动城乡。在爱国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将经营日货的江津“乾坤泰”、“鸣盛和”等商店的日货搜出，在运动中当众焚毁。在这次清查、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中，钟汝梅同志始终是积极活跃的参加者。

钟汝梅同志经受“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思想发生巨大的飞跃，与同学聂荣臻、戴坤忠、傅汝霖同志同为江津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后，不少青年痛感国内政治的腐败黑暗，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凌辱，向往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极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从北平发起的“留法俭学会”对先进青年寻求真理，是个极大的鼓舞。吴玉章同志也在四川提倡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消息传到江津，钟汝梅同志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家里不同意他远去国外，只答应他到重庆读书。钟汝梅同志胸怀救国图强的大志，毅然选择赴法勤工俭学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秋，经重庆《商务日报》编辑刘颖滨商得法国驻渝领事馆同意签发护照。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九日，经重庆从上海黄浦滩码头乘法国邮轮“斯芬克斯”号（即凤凰号）赴法，同船赴法的有聂荣臻同志。蔡和森、向警予、刘清扬等同志到码头欢送。一九二零年一月十四日，钟汝梅同志与聂荣臻同志，以及颜昌颐、帅本立等同抵法国首都巴黎，住“法华教育会”宿舍。后经“法华教育会”介绍，钟汝梅同志进入巴黎郊区的“蒙达尔尼”橡胶厂当学工，随后转到法国“史莱德”钢厂翻砂车间。不久，钟汝梅同志回到巴黎，进入“诺尔”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江津县中的傅汝霖、戴坤忠同时也适逢在该厂工作。

当时勤工俭学的生活是很清苦的，尤其是学徒，每天要从事几小时的体力或半体力劳动，而每天仅得三、四个法郎（报酬以天计算，四法郎合五角），还要请法国人教授法语，要学习技术知识和政治书籍。钟汝梅同志初到法国的一年多时间，都是半天做工，半天读书，只靠这每天三、四法郎的待遇生活，除掉伙食开销，所剩无几，所以生活异常窘迫，连连向家里告急，要求接济。但家中也无能力解困。后来由他父亲出面请得保驾楼祠堂资助八十元（银元），三叔资助十元，家里拿了十元，凑足一百银元寄到巴黎，这才稍稍解除了钟汝梅同志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生活困难。

一九二四年，钟汝梅同志在法国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他勤奋学习马列著作，积极投入政治活动。以后，钟汝梅同志还到比利时工作过一段时间。一九二五年，钟汝梅同志被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一九二六年，钟汝梅同志回国，党派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开初，汝梅同志主要负责直系军阀孙传芳部队的“兵运”工作，往来于沪、宁、沪杭铁路一带，深入直系军队士兵行列，秘密宣传革命，组织他们起义，响应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当时中共中央军委在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现上海复兴路）设有训练班一所，钟汝梅同志在该处担任“射击学”教员，教授学员手枪实弹射击，检修枪支，制造手榴弹，以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并作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

一九二七年初，中共江苏省军委成立，军委书记饶来杰，钟汝梅同志任军委委员，分工专管保存武器。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党又派周恩来同志来上海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钟汝梅同志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的战斗。这次起义，经过了三十多个小时的激战，粉碎了反动派的破坏与镇压，终于取得胜利，解放了上海。但接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由于反动派的疯狂镇压，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中。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转入地下进行活动，武器弹药改由军委书记一个人知道。

三次武装起义后，由于叛徒阿通出卖，钟汝梅同志被捕。反动派对钟汝梅同志严刑拷打，把马力架在她脖子上，逼他招供。他不说，反动派就将她的脑袋割下来。钟汝梅同志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担任的职务。一九二七年七月，钟汝梅同志即被反动派枪杀于上海枫林桥畔。钟汝梅同志死难时，年龄尚未满二十五岁。

本文参阅了以下文稿：《上海文史资料》第十四期；钟泽普：《悼念钟汝梅烈士》；钟永春：《钟汝梅烈士生前在家简历和家庭简况》；钟泽生、何万银：《调查记录》；《江津县文史资料》三十三号，古基祥：《五四运动在江津》。

杨锡蓉烈士简传

徐庆坚

杨锡蓉烈士（化名杨婉若、刘万若），女，江津永安乡人，生于一九〇八年。 一九二九年就读于重庆高中。重庆高中是党办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的、前期黄埔军校式的学校。杨锡蓉同志是共青团员，任团支部委员。照当时团章，团员十八岁开始转党，具有党、团两重籍。她担任该校学生会主席。学生会工作方式之一是办平民夜校，免费接收附近城市平民儿童入学，教师完全由重高学生担任。杨锡蓉同志任校长，行政工作只有她一个人搞，事务繁多，既要完成学习任务，又要处理平民夜校的事，不能安静地吃一顿晚饭，经常端起一碗饭到处找人，工作积极负责。

秋初，重庆高中被勒令停办，党及时转改办为西南学院，锡蓉同志也转到西南学院上学。冬天，西南学院查封，省委把学校迁到成都，成立西南大学，锡蓉同志没去。梁山（今梁平县）、达县的农民运动发展，省委很重视，先后派干部去工作。锡蓉同志被调到梁山县作小学教师。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梁山的虎城、龙沙（今名云龙）、太平三个乡和接壤的达县属的南岳场发动了武装起义，成立红军游击队第三路，由李光华、王维舟任正副司令，牛大鸣、覃文负责党的工作。 杨锡蓉参加了起义工作。上级指示起义队伍插到忠县石宝寨，截断长江，到鄂西与贺龙部会师，包围武汉。八月初，起义队伍在石宝寨渡江后失败了。九月下旬，下川东特委在万县成立，锡蓉同志被调到下川东特委任秘书。

一九三一年，梁达中心县委成立，曾莱（荣县人）任书记，曾庆云任组织部长，杨锡蓉同志任妇女部长。 梁达中心县委成立后，继续领导虎、南、大地区的农民运动，重建赤区，赤区游击队极为活跃。梁达中心县委领导对外部敌人有高度警惕，但对混入内部的异己分子则警惕不高。有个名叫金芳勋的，浑名金长毛，富农出身，伪装积极，混进中心县委担任了宣传部长。秋天，他勾结另外的人叛变了，又打死曾莱（杨锡蓉同志的爱人）。一九三二年元月以后，杨锡蓉同志不幸被金长毛抓捕。

杨锡蓉同志被捕后，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敌人对杨锡蓉同志软硬兼施，先用软的，诱使锡蓉同志供出我党情况，答应用梁山公费送她到省外读大学。锡蓉同志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敌人又要给她官做，也被拒绝了。软的不成，只好来硬的。敌人对杨锡蓉严刑拷打，杨锡蓉同志坚贞不屈，痛斥反动官吏和叛徒。敌人无可奈何，把杨锡蓉同志押送达县，并密令在途中把她“就地正法”。在离达县城二十里的雷音铺大碗坝地方，金长毛一枪打死了杨锡蓉同志，将尸体埋在一棵桐子树下，时年二十四岁。

杨锡蓉同志牺牲了。她先于刘胡兰烈士五年而牺牲，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生前，她组织观念强，服从党的分配，毅然离开城市到山区开辟农村妇女工作，继她爱人曾莱同志牺牲之后，为党为革命流了最后一滴血。

杨锡蓉同志在梁达中心县委担任妇女部长期间，经常在农民夜校中教农民、妇女、儿童唱革命歌曲，其中有《庄稼佬》一首的歌词是杨锡蓉同志编写的，歌词是这样的：

红日东升天未晓，庄稼老汉起来了，出门去忙个不开焦，出门去忙个不开焦。
一年累得不得了，挣些银钱享不到，都遭强盗抢去了，都遭强盗抢去了。
洋人就是大强盗，军阀就是第二号，吸尽了人民脂膏，吸尽了人民脂膏。
贪官污吏帮到要，还有劣绅和土豪，地主们一起打倒，地主们一起打倒。
这些东西不打倒，你们子孙难伸腰，看你心焦不心焦，看你心焦不心焦。
这些东西打倒了，衣食住行样样好，庄稼佬快乐又逍遥，庄稼佬快乐又逍遥。
土地革命实行了，苛捐杂税要取消，当委员的农民来了，当委员的农民来了。

杨锡蓉同志还仿照曾莱同志在荣县作农运工作时写的《四季歌》，编写了《十二月里来》，歌词是：

正月里来是新春，土豪门上挂红灯，穷人上前送大礼，怕的田土种不成。
三月里来是清明，土豪劣绅拜祖坟，穷人没钱买纸张，辜负爹娘养育恩。
五月里来端阳节，土豪劣绅糯米白，三角粽儿多么美，穷人要吃又没得。

杨锡蓉同志是江津人民的好女儿。

曾庆云烈士传

几江镇志编写组

曾庆云，学名德森，化名中久、温郁，男，汉族，江津县几江镇五福街人，生于一九〇九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 少时入私塾，后在中山中学读书。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任团江津县委委员、团江津特支书记。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任江津地下党特支组织委员。一九三〇年参加江津“九三”兵士起义，失败后离津去重庆。年底，受党的派遣，随曾莱等同志去川北，组建梁（今梁平）万（万县）中心县委（后改为梁达（达县）中心县委）。庆云同志任梁万（梁达）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兼任黄（黄都）、大（大树）、万（万家）特区区委书记，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一九三二年农历七月十四日深夜，庆云同志召集游击队的负责同志开会时，由于叛徒告密，住地被敌人包围。在这十分危急关头，庆云同志率领十多位游击队员突围，在突围中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

一九二七年，庆云同志入中山中学。在校时，他认真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经常深夜不眠。因为家境贫寒，晚上照油灯看书，常受母亲责备：“油照多了，无钱购买。”庆云同志只好待家人熟睡后再看书。他刻苦钻研，使他很快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水平。此时，他担任地下党的通讯员，与麻安仁一道，常把地下党的通知、书信等传送到城区各学校，有时还送到河对岸的巴县圆明乡等地。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国民党新军阀派兵包围了中山中学，逮捕了教师熊季光、杨继杭，学生王利初，又到江津中学逮捕了马若苏、喻凌翔等五人，软禁在县府大堂侧屋。江津地下党决定营救出被捕的五人，庆云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他的父亲曾炳南在县衙内当内传事，家住在县衙门右侧仓坝子，后门可直通县衙。庆云同志通过父亲打听到被禁五人的情况，并及时转告党组织，同时把党组织的营救计划传送给他们。经过地下党同志的努力，终于把被捕的五人救出。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庆云同志还参与营救因梁家坝春荒暴动泄密而遭到逮捕的陈孔棣出狱。

一九三〇年，庆云同志任共青团江津特支书记，请漆鲁鱼向团员们上党课，对团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纪念“二七”时，他修改了反对军阀战争、反对苛捐杂税、要保证学校经费、改善工人生活的传单，在板桥街与县府之间的钟永铭家刻印好后，由团员们分组张贴。庆云同志亲自率领石平、刘学平（制鞋工人）张贴。九月三日傍晚，江津兵士起义，起义枪声打响，当城内兵士响应时，庆云同志在大河沟主动担任交通，直到黎明前起义队伍腹背受敌不得不撤出城外时，才返回五福街二十九号其兄刘金华家里。庆云同志说：“这次兵变失败了，我在这里立不住脚了。”刘金华说：“你在津城立不住脚，那就自奔前程吧！”兄又告诉庆云，嫂子已分娩三天，是男孩，庆云同志提出将孩子“抱”给他。这时的庆云同志随时都在准备为革命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次日，敌人到处捕人，庆云同志在其兄家楼上住了一天一夜。第三天，庆云同志到嘉惠门外表兄赵炳顺家躲藏，正遇敌搜查，赵将其藏匿于衣柜中，才躲过了敌人的魔爪。九月五日，他乘船到了重庆。

一九三〇年底，庆云同志接受党的任务，随曾莱、张永禄、杨克明、易新谷、杨锡蓉等十余人，到川北梁山（今梁平）、万县、达县等交界边区，成立梁万中心县委（后改为梁达中心县委），领导梁山、宣汉、开江、大竹、万源等县的地下斗争。曾莱任书记，庆云同志（化名中久、温郁）任组织部长。 梁万中心县委成立后，庆云同志曾到梁、达两县交界的南岳、虎城、黄都、大树、万家等地区（简称黄、大、万地区）开展工作。一九三一年梁达中心县委将这一地区划为特区，庆云同志兼任黄、大、万特区区委书记。

黄、大、万特区，方圆百里，两边是高山，中间系峡谷，地势险要，群众基础也较好。一九三〇年秋，党在这一带创建第三路游击队，因“左”倾错误的影响导致失败，群众遭军阀、土豪的镇压而燃烧着仇恨，军阀、土豪之间存在着狗咬狗的矛盾。庆云同志来到后，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深入农村，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召集贫苦农民开会，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经常给地下党员、团员和游击队员讲国内国外的形势和党的任务。庆云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谈到怎样作一个共产党员时，庆云同志讲了：“一个共产党员要一心干革命，要经得起考验，要视死如归，任何时候都要保守党的机密，哪怕是牺牲自己，也不能叛变，不能出卖同志。”他还说：“人不怕三十而死，只怕死后无名。革命不怕死，即是与世永别，而他的精神却永在。”庆云同志还较为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

经过庆云同志和其他同志的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南、虎、黄、大、万地区的地下党、团组织恢复发展了起来，游击队恢复发展了起来，农民协会、少先队（十四至二十岁）、儿童团、妇女协会也恢复发展了起来。庆云同志亲自吸收了周朝觐、李章焕、李宗吉、黄师连、王小娃等参加共青团，动员了李章坤、刘治成、肖大德、李宗弟、李宗吉、李江利、李宗福、李江安等贫苦农民参加游击队。

一九三一年春，黄、大、万地区闹春荒，农民缺粮，庆云等同志组织农会向豪绅借粮济贫。如豪绅不允，就由农会带领农民深夜破仓分粮。大树的恶霸地主任天光、胡大官、杨海三等就这样被破仓分粮。土豪劣绅如敢于反抗，就拉出来斗争，并严惩其中的罪大恶极者。这样，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年春夏，庆云同志和刘传喜同志领导了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乡长田世德、副乡长胡大先、王茂士等人强征苛捐杂税，对缴纳不起捐税的农民，就用生铁铸造的重达数十斤的刑具（俗称“狗夹夹”）来加以残害。庆云同志与刘传喜及时地揭露敌人，编印传单散发，发动群众反抗，迫使田世德等人不敢使用那种刑具，最后，还把他们推翻了。

庆云等同志领导的黄、大、万地区的游击武装斗争，采用了分散活动的办法。分散活动便于掩蔽自己，发动群众，扩大组织，但如有小股敌人来犯，就集中力量歼之。有一次，刘存厚所属驻麻柳的步四团，派部队来“清乡”，游击队集中力量，依靠群众组织，利用复杂地形，实行转圈子，敌人被拖得精疲力竭，最后灰溜溜地撤走。

革命斗争是尖锐的、紧张的，革命者以大无畏的精神战斗在前线。一九三二年春，庆云同志去万家川陕边防军步四团二营搞兵运工作，被二营营长徐代才抓获，后经组织营救脱险。除了外部的敌人外，内部的敌人更严重地威胁着革命者的安全。叛徒金芳勋勾结叛徒吴光辉、金大华密谋策划，先后杀害梁达中心县委副书记、书记刘绍宇、曾莱等同志。在这紧急关头，不少同志劝庆云同志暂离黄、大、万地区，可是，庆云同志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坚持同黄、大、万地区的人民一起战斗，心中思念的是党、是党领导的武装游击斗争。

一九三二年农历七月十四日晚，庆云同志领导的游击队负责人共十四人，住在大树乡颜家村二小组高垭口谭金祥院子，正开会准备攻打当地的恶霸豪绅马景盖。叛徒陈在元、蒋开富、黄明金、蒋吉国、谢花儿等暗中向川陕边防军四团三营刘营长告密，刘营长派八连高连长带一连人将庆云同志开会地方包围。 深夜二更，庆云同志闻听狗咬声发觉被敌人包围时，立即组织突围，每组二人，分为七组。庆云同志与严代明一组，背靠背地突围。到谭金祥屋侧的坟山里，被叛徒蒋开富、黄明金、陈在元点水打死，庆云同志壮烈牺牲，严代明被活捉，不久被杀害；其余十二人突围成功。庆云同志牺牲后，群众将他们的遗体葬在谭金祥屋前的龙头桥河边。

庆云同志牺牲了，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为理想、为事业献出了生命，人民永远怀念他。

漆鲁鱼传略

石文剑

本文所写的，不是史学家笔下的那种教科书，也并非小说家创作的那种神奇的故事，而是一位普通的革命战士革命实践的记录。

——作者手记

“少习歧黄业，长为马列徒。活人兼活国，无技亦无虞。抗日能从众，持躬若守愚。鸣琴事已治，刻石信相孚。”这首五律诗，是董必武同志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书赠漆鲁鱼同志的，也是对鲁鱼同志的革命战斗的一生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

漆鲁鱼（一九〇二—一九七四），学名漆宗羲，又名漆灵洁。一九〇二年阴历三月十八日生于四川江津李市坝一个约有七八十亩土地的地主家庭。 其父辈兄弟四人，统为一家。长兄漆树乾，乃满清秀才，熟读古书，长居乡里，在同族中颇有威望，家产也主要由他管理。鲁鱼一岁余，其父漆树源就早逝。十五岁时，母亲刁氏又病故，遗下他孤身一人依靠伯父过活。幼年丧父，少年失母之痛和“寄人篱下”而感受的生活艰辛，使鲁鱼早年一心“想操好自己的本领，好以后自谋衣食”。鲁鱼八岁进私塾，十岁转入李市坝国民小学就读。他虽“天资迟钝”，但学习甚能发奋，尤好史籍。经史子集的熏陶，为他的文学根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一七年夏，鲁鱼从长辈之命和媒妁之言，与一地主之女陈碧渝结婚。勉强撮合的婚姻，不仅使本无共同语言的“夫妇感情极不融洽”，而且成为鲁鱼求学的桎梏，自然学业很难长进。几经周折，才在十七岁时高小毕业。处于风华正茂、求知欲最旺之际的鲁鱼，梦寐以求继续求学，无奈本不富裕的家庭当时正面临破产的危机，无力供养他上中学，鲁鱼只好“在家赋闲，有空时读点古书”。一九二二年，家中把鲁鱼送往重庆一个西药房办的私立医学学校半工半读，然而天不作美，不久这一学校因缺经费垮台，从此鲁鱼又失学了。

一九二四年春，出于“想将来作一个自谋衣食的医生”的单纯动机，在四叔漆树棻的支持和帮助下，鲁鱼到了日本，进了东亚日本语补习学校，与已先期赴日自费留学的堂兄漆克昌、漆宗棠、漆相衡等一起学习。次年春，鲁鱼考进日本东京医学专门学校，开始潜心编织靠一技之长立足社会的幻梦。

当时，国内正处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而日本时逢经济危机，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持续高涨。大变动的时代，对一心为谋身奋斗、思想单纯的鲁鱼无疑是个冲击，在他的思想上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他自幼喜爱文学，尤为当时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的“创造社”的文艺作品所吸引，崇尚浪漫主义和革命文学。尽管这时鲁鱼对革命的内涵并不了解，但在一些文艺性的进步书籍的启迪下，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感染。尤其是在这一时期，鲁鱼受其四叔漆树棻（国民党左派人士、著名经济学家）革命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替四叔缮写《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书稿的过程中，他对中国国贫民弱的现状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从中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一九二七年，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国民党新右派集团活动猖獗，大肆进行分裂和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活动。在重庆，国民党新右派勾结地方军阀，制造了压制革命、反共反人民的“三·三一惨案”。在这次惨案中，素为鲁鱼敬重，并对他走上革命道路有很大影响的国民党（左派）重庆市党部执委漆树棻惨遭杀害。噩耗传来，对鲁鱼不啻为晴天霹雳。而震惊以后的思考，更使向来不问政治的鲁鱼猛省——“树棻叔是一个好人，可是为什么中国社会不能容他，必须把他置于死地？中国政治一团糟，为什么？如果国家政治上搞不好，科学学好了有什么用？一个人能否独善其身？”对这些现实问题的思考，动摇了他欲学好本领自谋衣食、洁身自好的单纯信念，启迪了他的觉悟和新的追求，成为其思想转变的契机。

带着一个个问号，鲁鱼从幻梦中清醒，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开始面对现实冷静地重新观察世界，寻求答案。在堂兄漆相衡的影响下，他在阅读大量马列主义书籍的同时，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并和他们一起在东京组织了“青年艺术家联盟”。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入手，接受革命的启蒙教育，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有幸的是，这些活动得到了郭沫若、夏衍等同志和日本左翼进步作家藏原惟人等人在理论上、实践上的指导。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丰富了他的学识；中华民族历史上优秀人物坚持理想、追求光明、嫉恶如仇、忧国忧民的崇高品德熏陶了他的心灵；革命理论的灌输和先辈的引导，更使鲁鱼的思想起了质的变化。正如他后来在回忆中讲到的那样：“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起，我们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了。我当时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理，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一九二八年七月初，鲁鱼从日本回到江津。此时江津已有党的地下组织在活动，并于一九二九年建立了党的“特支”，领导着江津地区的革命斗争。就在革命处于低潮的艰苦时期，鲁鱼毅然地向党的组织靠拢，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九二九年十月，经过党组织的考查，批准鲁鱼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江津县李市坝区委宣传干事。 从此，他的生活道路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在白色恐怖下，鲁鱼积极热情地投身于党的活动中，严肃认真地给团组织上党课，带头募捐办学校，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不料正当鲁鱼干劲正旺之际，党的组织遭到破坏，组织上根据他的意愿，将他的关系转到了上海。

一九三〇年一月中旬，鲁鱼抵沪，接上了组织关系。党分配他到闸北区街道第三支部工作。五月，又调他到区委任秘书长，协助区委书记陈云同志工作。八月，区委组织机构调整，组织上见鲁鱼有医学专长，欲安排他到上海附近某游击区去担任医生，便嘱鲁鱼离开区委，等待分配工作。可是正是热血青年的鲁鱼，在家闲不住，未经组织许可，便私自陪同过去支部的同志刘璋达等人在一天晚上到北四川路一带去写宣传标语，被敌特发现后逮捕。几经审讯，以“聚众写标语的共党嫌疑”为名，判处徒刑一年，关进提篮桥西牢。

监牢的铁窗，并没有锁住鲁鱼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没有动摇他崇高的坚定信念。在狱中，他担任了党的支部宣传委员，按照党的指示，他和同志们一起把牢狱当作革命战士可以得到休息的场所、进行自我教育和学习的课堂。从经过艰难困苦考验的战友那里探讨革命斗争经验，从一些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那里寻求教诲，从通过秘密渠道送进监狱中的一些马列书籍中吸取营养，和同志们一起进行各种各样的狱中斗争。一年的监狱生活，使鲁鱼在特殊的战场上得到了锻炼，他日渐成熟了。

一九三一年十月，鲁鱼刑满出狱。很快与党取得联系，党决定派他到鄂豫皖苏区去工作。但考虑到鲁鱼在监狱中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便安排他在上海休养一段时间再出发。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之夜，鲁鱼和护送他的交通员一起乘一艘上海至汉口的轮船离沪，几天后到达信阳，与信阳特委接上关系。信阳特委派了一位熟悉路径的同志送鲁鱼到苏区。二人穿丛林，歇岩洞，昼伏夜行，欲穿过国民党封锁线，几经周折终未如愿。从当地农民口中得知我方部队已转移，而国民党又天天搜山、“清剿”，形势险恶，不宜久留。加上鲁鱼出狱不久，身体尚未康复，十余天的奔波使他膝关节肿大，行路十分艰难，于是决定暂返信阳。信阳特委听了鲁鱼和交通员汇报后，指示鲁鱼返回上海，待形势好转、到苏区的交通路线恢复后再作安排。三月初，鲁鱼回到上海，向组织汇报了此行受挫的情况。组织上告诉他，抓紧治病，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月底，上级派人向鲁鱼指示，派他到广东汕头筹建一个药房，作为中央与江西苏区的联络站。鲁鱼接受任务后，于四月初同朱伟铭、蔡孟康同志一起到了汕头，很快建立了一个以“中法药房汕头分行”为名的党的秘密联络站。在这个岗位上，鲁鱼同志以药房职员的身份作掩护，默默地为党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个联络站向苏区供给和转送了大批无线电器材、印刷器材和药品，并安全地向苏区转送了不少党的负责干部。

一九三四年，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党决定结束鲁鱼在汕头药房联络站的工作，把他送往中央苏区。五月，鲁鱼带着一批中央苏区急需的药品和其他物资，克服重重困难到达江西瑞金。到瑞金的第二天，中央局邓颖超、博古、罗迈（李维汉）和陈云同志约请鲁鱼谈话。中央首长在详细地听取了他在白区的工作汇报和询问了他的简要经历后，决定安排鲁鱼到中央卫生部工作。几天后，时任中央卫生部长的贺诚同志通知鲁鱼，中央任命他为卫生部保健局局长。鲁鱼稍作准备后便走马上任了。对新的工作岗位，鲁鱼尽管不熟悉，但他虚心好学，待人诚恳。特别是他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踏实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好评，也使他很快适应了环境，和同志们一起投入了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不久，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战略大转移前，中央决定留下一名党性强、医术精的同志负责护理身受重伤的陈毅等同志，并担起江西军区卫生部长的重任。几经考虑，确定鲁鱼留下。鲁鱼欣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留在了敌后坚持斗争。

红军主力撤离后，形势险恶，斗争十分艰苦。鲁鱼带领军区卫生部随周建屏率领的红二十四师在敌后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不幸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在一次突围中鲁鱼被敌冲散，在江西寻邬附近被俘。 鲁鱼被俘后，鉴于真实身份并没暴露，他便机智地冒名顶替曾被红军俘虏并已随红军长征的原国民党少尉军医李晓山的名字，瞒过了敌人的多次审问和考察。于六月初由瑞金敌伪县政府发给遣发证释放了。

鲁鱼逃出虎口后，目睹曾是“明朗的天”的中央苏区，在国民党“清剿”浩劫下到处血雨腥风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义愤填膺。找到党，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成为他当时迫切的意念。于是他孑然一身，靠乞讨过活，踏上了千里找党的艰辛征途。鲁鱼原打算到汕头找到中法药房联络站，与党恢复联系。于是他从瑞金起程，经会昌、寻邬、定南、和平到达兴宁，再行南下，辗转跋涉，风餐露宿，乞讨度日。他凭着坚强的意志，挪动着饥饿、疲乏的身子，过丰顺、经揭阳，最后到达汕头。途中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动摇鲁鱼回到党的怀抱的决心，几十天难以言状的艰辛更没有动摇他执着的信念。然而，到汕头后的情况却使鲁鱼大失所望。原来中法药房联络站已经撤销，曾经患难与共的战友不知去向。一想到脱离了党的怀抱，鲁鱼心中便火烧火燎般地难受，而脑海中常常浮现出的牺牲了的战友的身影，更使他坐立不安。他毅然决定到上海，一定要找到党，就是死也要死在党的怀抱。

八月，鲁鱼靠汕头一个慈善机构的帮助，被当作难民送上一艘轮船，在底舱熬了几天，终于来到上海。此时的上海，笼罩着空前白色恐怖，党的组织活动处于相当沉寂状态。鲁鱼衣衫褴褛，面色憔悴，拖着身患痢疾的身体，找了几处过去的老关系都未找着。万般无奈，只好蓬头垢面，踯躅街头，在闸北区北四川路一带乞讨过活。他将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找到鲁迅先生身上，便常常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办的“内山书店”一带巡游，以期碰到鲁迅先生。不想两个多月过去了，仍未如愿。直到十一月初，才路遇过去在上海一起工作过的何鸣九同志，靠他帮助，与堂兄漆相衡取得了联系，方才戏剧性地结束了讨饭生涯。但是，此时相衡已脱党，靠教书谋生。何鸣九也与组织断了联系。鲁鱼得知这一情况，失望极了。无奈病魔缠身，倒床不起，只好暂且留在相衡家养病。然而就在病床上，他已下决心回四川，回到曾一起战斗的同志们身边去。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鲁鱼拖着病弱的身体回到四川江津。 到家后他不顾旅途的劳累，到处寻找党的组织。经过多方打听，始知自一九三五年四月后，江津党的组织已遭彻底破坏。过去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有的撤离，有的颓唐，还有的叛变了。然而，残酷的斗争现实并没有泯灭鲁鱼找党的希望，他坚信党还在地下领导着斗争。只要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的最前沿，去开拓，去奋战，党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孩子的。

一九三六年二月，鲁鱼毅然来到重庆。 当时的重庆，人民群众自发的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压制，特别是由于以一九三五年五月四川省委遭受大破坏为标志，全川地方党组织损失惨重，除个别保存并停止活动外，均不复存在了。因而重庆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缺乏党的核心领导，斗争一直没能形成高潮。鲁鱼到渝后，考虑到情况不明，人地生疏，便寄居在叔母（漆树棻夫人）家中，边寻找职业，边找党。他异常注意观察重庆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从重庆的报纸上寻找斗争信息。不久，他敏锐地发现《新蜀报》是抱中立态度的报纸，而市商会办的《商务日报》则在当时是较为进步的。尤其是副刊，常登载国际时事评论和较进步的文艺作品，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多见的。于是鲁鱼萌生了“投文问路”的念头，以投稿的办法去试探该报的性质。他以评论国际形势和评论日本在我国大肆进行武装走私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等为题，撰写了凡篇文章投到《商务日报》。不日，文章被报纸刊用，并登启事约鲁鱼到编辑部面谈。他应约前往，认识了该报时事新闻兼副刊编辑温嗣翔（温田丰）。温嗣翔是一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纯洁、热情，鲁鱼和他一见如故。几经交谈，时代的要求便勾通了彼此的心，把信任寄予了对方。在接触中鲁鱼发现温嗣翔当时不一定是党员，但他有正义感、追求进步，特别是在他所编的副刊周围，集聚了一批进步青年。无疑这是一块蕴藏着巨大能量的正待开发的处女地，而对这块土地的开发利用，既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也是斗争的需要。鲁鱼暗下决心：“不能等着党来找我，我必须行动起来，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只有自己行动起来，才容易找到党。”于是他有意识地加深了和温嗣翔的交往，通过温认识了甘道生（林蒙）、侯野君、饶友湖、陶敬之、李茂林等热血青年并成了好朋友。

鲁鱼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和了解，发现《新蜀报》自一九三五年夏由周钦岳先生重任总经理后（周钦岳在“三·三一”惨案后被迫逃离重庆，亡命日本。是年夏经报社社长袁丞武等人邀请，重返渝任职），承继了在大革命时陈毅、肖楚女、漆南薰等人在该报任主笔时的传统，把报纸办得颇有声色，在当时是重庆地区唯一没有被国民党控制和渗透的独立报社，且政治倾向趋于进步。于是鲁鱼萌生了“利用这个报纸作为在重庆开展工作的地盘”的念头，借叔母与周钦岳熟识的关系，介绍他进了《新蜀报》任国际新闻编辑，在重庆站稳了脚根。

经过多方打听，鲁鱼察觉当时重庆党的组织已不复存在了。而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潮的情况下，鲁鱼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更清楚一个先锋战士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他开始向斗争的前沿挺进，用自己的言行“影响《新蜀报》，逐步改变它的中立态度，把它作为宣传抗日救国的讲坛。”鲁鱼的行动得到周钦岳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任用他作专业主笔，主要写社论。在《新蜀报》这个阵地上，鲁鱼发挥其才智满腔热忱地投入了鼓动民众抗日救亡的工作。在报社，他平日寡言笑，从不高谈阔论。油黑瘦削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镜，显得格外老成持重。然而他那犀利的笔锋和真知灼见，令人惊叹的工作效率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他的耿直、坦诚和平易近人，获得了同事们的一致称道。尤其是他以笔当戈，在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新颖瞩目的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一改过去《新蜀报》的文风和内容。不但使重庆新闻舆论界刮目相看，使该报发行量大增，更为重要的是，在报社周围逐渐集聚了一大批爱国青年，而鲁鱼又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

那魅力是一个暂时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发扬独立作战的精神所释放的光和热，是通过鲁鱼的工作而体现出的党的方针政策的巨大向心力和凝聚力，也是鲁鱼对战友热情如火、坦荡忠诚的感情。他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也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兄长，更似一位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希望的播火者。在报社简陋的住房里，在结伴郊游的山坡上，在嘉陵江边，他给青年朋友们讲人生的哲理，讲红军、苏区，教唱《国际歌》……他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信赖，年青人称他“漆先生”，朋友们叫他“漆胡子”，而和他一样暂时与党失去联系的几位战友，在确信了他的真实身份后则悄悄地称他“同志”。他们一起秘密阅读进步书刊和学习通过各种渠道获悉的党的文件。通过《商务日报》副刊为基地，以举办座谈会、读书会，开展救亡与职业的讨论等形式来联络朋友，聚集力量。很快，他们的圈子扩大了，局面渐渐地打开了。

在和朋友们的接触中鲁鱼了解到，在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下，重庆三十余所中等以上学校响应重庆大学学生的倡议，曾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成立了“重庆学生救国会”（简称“学联”），开展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但是，这个组织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中旬被反动当局强令解散了。而参加这个组织的一些进步骨干仍在继续联系，并有重新组建一个救亡团体的想法。恰在此时，《商务日报》接获从巴黎寄来的《救国时报》刊载的党的“八一宣言”。鲁鱼等人暗地传阅后，兴奋异常。在学习和领会了党关于建立抗日联合阵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后，鲁鱼更加坚定了“根据党的理论、纲领、路线，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积极地主动地从事于进步活动，同时设法找到党”的信心。他和温嗣翔、陶敬之、甘道生、饶友瑚等人多次汇集在一起，分析自“一二·九”运动以来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研究发动群众的最佳形式。共同酝酿的结果，他们决定像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那样，在重庆成立秘密的救国组织。

经过短期的积极筹备，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旬，在黄家垭口鲁鱼寓所，“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正式成立。 参加会议的有漆鲁鱼、侯野君、温嗣翔、陶敬之、甘道生、饶友瑚、陈和玉、李余等人。会议决定“重庆救国会”的领导机构是干事会。公推漆鲁鱼任总干事，侯野君任组织干事，温嗣翔任宣传干事，陶敬之、饶友瑚任干事组成干事会（抗战开始后，又陆续吸收了黄宇齐、杜延庆、黄觉庵、黄亦人等参加干事会）。会议还分析了重庆当时的具体情况，吸取和研讨了公开的“学联”被解散的教训，决定把“救国会”建成秘密的组织。会员个别秘密吸收，尽量利用合法形式宣传群众，发展组织。

在国势垂危的紧急关头和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的情况下，由几个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一批进步青年发起创建的“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担负起了联合重庆各界救亡力量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任务。它的成立，“使抗日大后方的重镇重庆，并未因党组织被破坏而中断反日爱国斗争；而且从‘一二·九’运动以后兴起的群众运动，尚能持续地发展下去形成高潮，为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在重庆全面开展活动，打下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重庆救国会”的成立及其活动，为重庆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为中共中央南方局迁来重庆、顺利地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它还为我们党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干部。而追溯“救国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其间包含了漆鲁鱼同志的无数心血，他的贡献是卓越的，有口皆碑的。

“救国会”成立后，把扩大阵地、在秘密状态下打开救亡运动的局面放在工作的首位。鲁鱼和同志们一起，利用《商务日报》和《新蜀报》作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合法阵地，并逐步扩展到《齐报》、《人力周刊》等报刊。并通过举办讲习班、学习会、读书会等形式，培养骨干，壮大队伍。

“重庆救国会”的活动，引起了党的关注。一九三六年九月，张曙时同志从成都到了重庆（张曙时受中共中央上海局派遣，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入川开展党的活动），与重庆学生运动领导人刘传茀取得了联系。在了解重庆各抗日救亡力量，特别是“重庆救国会”的情况后，张曙时托刘传茀给鲁鱼传信，对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了具体的指示。要求“救国会”在党领导下，把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并按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形式，在各界分别建立“救国会”的组织。鲁鱼坚定地执行了张曙时代表党所作的正确指导，他和干事会的同志们一起努力，一方面加强和扩大“救国会”的活动，另一方面积极联络各方力量，先后创建了“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三个隶属于“重庆救国会”领导的组织。加上原已成立的“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形成了救国会的四大支柱，并联系和团结了一些公开团体，开展了上层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统一战线工作，使“救国会”成为党领导下的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

新局面的逐渐打开，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的兴起，使鲁鱼激动不已。但是，他没有为此而陶醉。回首和战友们一起在山城拓荒、耕耘、播种的往事，喜看“救国会”这株凝聚着集体的心血和智慧的幼苗，如今已叶茂根深，生意盎然，鲁鱼更觉肩上的担子的分量。他将满腔热情和全部心血倾注于工作之中，而抗日救亡运动的实践又进一步锻炼了他的才能。他和战友们一起，不断地、有创造性地引导斗争向纵深发展。举办“乡村新文学讲习班”，反对日本非法在蓉设领事馆的斗争，举行鲁迅先生追悼会，援助绥远抗战募捐……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斗争的开展，使抗日阵容不断扩大，活动日趋公开，声势逐渐浩大。在这种声色并茂、形式多样然而又复杂、尖锐的斗争中，鲁鱼总是身先士卒。但是，他并非站在斗争的前列指手划脚，而是稳健地以自己的言行，以党的大政方针引导和影响着战友们一起战斗。长期的革命工作，养就了他高度的警惕性，在斗争中他大多不出头露面，对出席演讲之类事，他总以自己不善言词而推却。然而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前沿阵地上总有他的身影。紧张的斗争中，他没有忘记扶持和帮助青年，为党培养和输送干部。清贫的生活下，他将自己收入的大部捐给“救国会”作为活动经费。他善于团结各个方面、各种经历、各种气质、各具特长而又各有欠缺的同志和衷共济。而同志们对他的爱戴、信服，则转化为他们携手并肩团结奋战的巨大能量。就这样，鲁鱼带领“救国会”完成了在艰难曲折的时局暗礁里潜行，迎来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新局面。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逐渐形成。在新形势下，“重庆救国会”及其所属组织大力开展抗日宣传和动员工作，其组织系统得到大力发展，并争取到一定合法地位。鲁鱼和他的战友一道，不失时机地发动了更为声势浩大、形式多样的活动。一支支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深入到工厂、农村，一个个讲习班、研究会、平民夜校渗透到学校、机关。特别是一九三七年“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救国会”发起了由八百人开始、最后汇集到三千多人参加的抗日歌咏大游行，轰动了山城。在大好形势下，鲁鱼感到大干的时机到了，此时，他更盼望早日找到党。他和郝威（罗清）、杜延庆（均为与党失掉关系的党员）商量，应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宣传抗日。为此，应把一部分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同志集合起来，先成立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以开展工作，同时积极找党。

正在这时，中央特派员张曙时在成都派罗世文同志到重庆视察工作。罗世文于十月初到重庆后，“对漆鲁鱼等同志和他们组织的‘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问题进行了审查，审查清楚后，恢复了漆的党籍。杜延庆、郝威（罗清）同志的关系已转来，就由他们三人成立重庆市工委，由漆鲁鱼同志任书记，杜延庆同志任组织部长，郝威同志任宣传部长，都是市工委委员，并要他们迅速大量发展党员。”十一月，经在成都刚建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批准，正式建立了中共重庆市工委，成员和分工不变。中共重庆市工委成立后，其工作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川东其它一部分地区，因而，它的成立标志着川东地下党组织经过颠扑竭蹶的斗争后又重新站立起来，继续战斗了。

按照上级党的指示，市工委大力开展了组织发展工作。由于鲁鱼在领导“救国会”的过程中，和战友们一起不仅注意了宣传党的方针大政，而且还积极地、有意识地引导抗日骨干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同时经常辅之以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和对敌斗争经验的传授，因而使“救国会”中的抗日骨干在斗争实践中大多由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许多人初步具备了党员的条件，为重庆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因此，以“救国会”骨干成员为主要对象的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和迅速。在大力壮大党的队伍的同时，鲁鱼还按上级要求，分批输送了一百多名“救国会”骨干和有志青年去延安和抗日前线。这批由“救国会”培育、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战士，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中，大都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成为革命的骨干和中坚。当年的许多救国会员，如今仍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为党的事业作贡献。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根据罗世文同志传达的长江局的决定，派省工委副书记廖志高到渝，在中共重庆市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重庆市委。由廖志高任书记，陈光（杨述）任组织部长，漆鲁鱼任宣传部长。十一月二十一日，省工委又按上级指示，撤销省工委，分别建立川东、川康特委，任命鲁鱼为川东特委宣传部长。鲁鱼在无保留地接受重任的同时，几经斟酌，考虑到自己在重庆作公开的群众工作为时已久，“如再作秘密工作也不适宜，特别是特委宣传部长要经常到廖志高处去接头……经常有特务盯梢，可能会影响廖志高同志的安全”，于是他“主动地提出辞去宣传部长的职务，多作一些公开的统一战线和《新蜀报》的工作”。鲁鱼的要求，得到了特委和南方局的同意。这样鲁鱼便于三九年一月改由王致中同志与他接头，负责领导《新蜀报》支部。不久其关系又转到南方局，由潘梓年同他联系。从此鲁鱼便专门从事上层统一战线和新闻舆论界的工作。而救国会也在三九年后按照川东特委指示，停止了活动，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逐步消失。

一九四〇年初，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掀起反共高潮。在国民党陪都重庆，敌特活动猖獗，大肆破坏我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救亡运动。三月十四日，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特务借此陷害共产党，逮捕川康特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负责人罗世文和群众抗日领袖、共产党员车耀先等十余人，环境日益恶劣。六月初，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到渝，召集南方局负责干部和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传达中央关于我党在国统区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工作方针，并研究了切实可行的贯彻办法。按照南方局“及时转移有暴露危险的人员”的指示，鲁鱼的接头人潘梓年通知他，组织上得知，敌人已将他列入逮捕的黑名单中，要他迅速离开重庆，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鲁鱼考虑再三，决定到可望找到职业、并有一些熟悉的关系的西康雅安去。组织上同意后，他便于八月初离渝赴蓉。一路上，多次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和沿途的检查，顺利到达成都。通过已先行转移到西康、在大康公司任职的温嗣翔安排汽车送他到了雅安，找到了熟识的关系——西康省银行雅安办事处主任李明诚（李华飞），暂且安顿下来。

到雅安初，因无职业，生活十分艰苦。后鲁鱼通过周钦岳先生的引荐，在西康省银行董事长丁次鹤那里谋得一顾问的职业，方才勉强糊口。不久，鲁鱼爱人李智仁也来雅安（鲁鱼与前妻已离婚）。清贫的生活，陌生的环境，并没有使这对革命伴侣消沉，他们忠实地执行党的指示。从外表来看，好似偃旗息鼓，与世无争地度光阴，然而内心却充满焦急和期待，更充满战斗的激情。

一九四二年五月，不甘白白消磨时光的鲁鱼冒险回到重庆，找到了潘梓年同志。潘梓年告诉他，组织上原派吴江同志到雅安与他联系，指示工作，因情况有变，未能沟通关系，并叫他到南方局组织部听指示。鲁鱼在南方局见到了徐冰（邢西萍），徐告诉他，重庆白色恐怖仍很严重，组织上决定他仍回西康。并告诉鲁鱼，周恩来同志已亲自给章伯钧、邓初民等民主人士商洽，托他们给鲁鱼在刘文辉处介绍工作。鲁鱼按照指示，会见了章伯钧、邓初民，并由他们把鲁鱼介绍给杨杰，然后拿着杨杰写给刘文辉的信回到了雅安。杨杰的信起了作用。刘文辉指派鲁鱼在西康地方干部训练团去当教练，讲金融学。不久又调任教务科长。在此期间，他利用讲坛，理直气壮地从分析抗战时期中国经济问题入手，鼓动民众抗日救国。

一九四三年夏，鲁鱼夫妇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经过六天艰难跋涉，来到西康省会所在地康定。鲁鱼担任了“西康经济研究社”总编辑，负责编辑《西康经济》季刊，并兼任《西康日报》总编。在他主持下，《西康经济》办得独具特色，颇得刘文辉赏识。鲁鱼利用这个阵地，特别是利用《西康日报》，审慎地如实刊登了大量消息报道，以驳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歪曲事实的诬蔑造谣，引起了民众对该报的重视，相当长一段时间，该报发行量大增。但鲁鱼的行动，也为敌人所察觉，碍于他是刘文辉介绍来的人，不便冒然对待，便唆使国民党党棍要挟鲁鱼加入国民党，鲁鱼以文墨之人不问政治为由巧妙地拒绝了。此事引起了他的警觉，从此他便以潜心研究经济为名，致力于西康经济的研究，多次以“颂平”、“叶公”的笔名发表文章。在康定，在敌人的机关里“出污泥而不染”地苦熬了二年。

抗战胜利后，鲁鱼离开康定，先到成都《民众时报》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按组织指示返回重庆，担任《新华日报》主笔职务，后任编辑部主任，直到四七年三月随吴玉章等撤退到延安。先后被安排在晋绥地区土改工作团、中央城工部、新华社等处工作。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央派了大批干部到东北、中原工作。四八年十月，中央调鲁鱼到郑州任市委宣传部长。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郑州新闻》。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常常亲自撰文应稿，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崭新的事业之中。

全国解放后，中央抽调了大批四川籍或熟悉四川情况的同志来加强西南地区党的工作。五〇年二月，鲁鱼奉命从郑州赶赴重庆，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五二年初又调往重庆大学任秘书长。次年，又担任了西南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在不同的岗位上，他都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严以律己，认真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把整个身心都扑在工作上。

一九五三年底，中央调鲁鱼到卫生部任办公厅主任。五六年四月被提升为部长助理。他在部工作期间，先后分工负责主管人民卫生出版社、卫生宣传处、《健康报》、药政局等单位的工作。工作职务变了，地位高了，然而鲁鱼则始终保持一个革命战士的本色。他十分关心党的大政方针，“重视理论学习，能经常阅读理论性的书籍”，借以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思想水平。工作上还是那样勤勤恳恳，表现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问题。“他光明正大，从无个人图谋”，“性情直率，生活朴素”，有话直说，刚直不阿，然而又平易近人，富有长者之风。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同志们都把他视为思想上、工作上的良师益友。

然而，正当鲁鱼发挥他的才德为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工作的时候，一阵突如其来的飓风使他陷入逆境之中。一九五七年夏季，开展反右斗争。素来坚持真理原则、刚直不阿的鲁鱼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被当作“拔白旗”不力的典型，被扣上“信任重用专家、权威”的帽子。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捏造事实，把他在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和工作上的分歧视为“反党”，把他打入“反党集团”之列进行批判。幸好卫生部党委一部分正直的同志坚持原则，对那种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进行了一定的抵制，方才幸免于难。可是，祸不单行。紧张繁忙的工作使鲁鱼在五八年二月突患出血性大脑炎，住进了医院，昏迷达半月之久。在同病魔的斗争中，他一次又一次抵挡了死神的威胁。但就在他满怀着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希望同疾病斗争的时候，厄运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卫生部机关党委在“左”的思潮干扰下，在对他在“整风”中的表现的鉴定中，不切实地写上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极不正常，对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不够尊重”，“严重的个人主义”等不实之辞。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老战士，鲁鱼没有因为身陷逆境、蒙受不白之冤而屈服，更没有因此对自己终身追求的伟大信念有丝毫的动摇。他坚信真理一定会战胜邪恶。在病榻上，他运用一个共产党员还没有被剥夺的权利，理直气壮地直抒胸臆，写下了“我对鉴定的意见”。在“意见”中他写道：“在过去组织上给我的多次鉴定中，我都没有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这次的鉴定有个别问题，是我不能接受的。”他举出事例，旗帜鲜明地驳斥了“鉴定”中对他的诬陷，也毫不讳言地检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并愿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克服掉它”。最后，他情真意切地向党表示：“关于我与组织关系极不正常的问题，在讨论时我就声明不同意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一向对党是有认识的，忠实的，关系一向是正常的。一向认为在今天中国无论什么工作，假如没有党的领导，就会发生极大的错误和偏向，这在各种实际工作中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认为在我的优点方面还应加上一点‘对党忠诚老实’。”

在全国处于紧张的政治动乱气氛、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年代里，鲁鱼以“提意见”的方式对“左”倾错误进行抗争，是显得有些书生气，而结果无疑是徒劳。然而，在这跃然纸上的抗争中，表露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

由于鲁鱼“大脑损伤甚剧，在中央卫生部工作也不适宜，因此，要求下调。五九年八月来到成都。”成都市委为照顾他疗养，作出决定不让他负责实际工作，只挂名任副市长。但鲁鱼却不愿享受这样的待遇。他在给老战友的信中表露自己的心情时说：“一个党员，你想，踞着地位不工作行吗？几次要求退休，市委不准，直到一九六六年三月我坚决一再要求退休，经批准才到市政协当副主席。这是荣誉职务，实际上是养病。”即使是在养病期间，他也按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按期到市委看文件。

十年浩劫中，病魔缠身、进入花甲之年的鲁鱼再次难逃劫难，他被列入专案，背后审查多年，并剥夺了他参加组织生活的权利。幸而他已病残多年，在造反派眼中视为“落水狗”，这才因祸得福，免遭批斗，未受皮肉之苦。然而其妻李智仁却被打成“走资派”关进了“牛棚”。沉重的灾难，使鲁鱼心力交瘁，身体每况愈下。而一些别有用心、欲把“救国会”打成“反革命组织”的人又不断地找上门来，企图从他口中逼供“材料”。不料这个外表病残蹒跚、惊呆吓哑的老头，却心明眼亮，他写的上百份证明材料，无一虚构和昧心，使造反派“专案组”毫无所获。就这样用他生命最后的精力，最后的一点光和热，不恤殒身地保护了战友和同志，无私地奉献给了他毕身追求的事业。

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凌晨五时八分，鲁鱼因病不幸在成都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党没有忘记她的忠诚儿女，五月十八日，中共成都市委为鲁鱼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熊宇忠同志代表党组织在悼词中对鲁鱼同志一生作了盖棺论定：“漆鲁鱼同志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鲁鱼英灵有知，定会含笑九泉。

“收悲勇战承遗业，大厦营建永不衰。”鲁鱼同志安息吧！我们欣喜地告慰您：欣逢鬼域剪除，盛世重来之际，你和革命先辈未竟之业，正由无数来者继承，在开拓，在前进。

一九八六年五月于重庆市委党校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和诸多当年与漆鲁鱼同志一起并肩战斗的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并向对本文提供大量材料并提出宝贵意见的李智仁同志致以深深的哀悼。

王文鼎传

卫生局编志小组

王文鼎，生于一八九四年，江津县金紫乡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卒于一九七九年，终年八十五岁。 王文鼎在生前为党的革命事业和医疗卫生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在中医研究、中医临床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之处，群众誉为“回春妙手”。

王文鼎早在青年时代，思想进步，勤奋好学。他的父亲王柬之，是前清秀才，为乡下塾师，兼长中医学，名驰乡里，远近求医者络绎不绝。由于他父亲的指教，使文鼎在医学知识方面受益不浅。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文鼎正将毕业于江津旧制中学时，因与学校当局顶撞，校长邓鹤丹以“桀骜不驯”为由，将他开除。其后经人介绍去德感刘丹五家任临时家庭教师，他一面任教，一面阅读古典医籍，学习不倦，几年后即自行业医。

王文鼎求学心切，欲赴日本深造，但因家庭经济有限，只得求助于良朋好友，筹集了一笔经费。行至上海，盘费用尽，折回武汉。时值国共合作，经张曙时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王文鼎从武汉到重庆，在地下党省委工作。

“三·三一”惨案后，他奉令撤退成都，寄居刘丹五处，公开身份是刘丹五部队的“咨议”，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与地下党邝继勋等积极筹建党的农村武装据点“彭崇军区”。一九二九年，彭县武装暴动，筹建计划遭到失败，王文鼎返回成都，又在刘丹五的掩护下，于成都市三倒拐附近的隆兴街小巷住家处，以行医为名，从事地下革命斗争。一九四九年一月，由于叛徒出卖，王文鼎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对党非常忠诚，从未泄露过党的任何秘密，后来经过多方面营救，才得以保释出狱。

建国后，王文鼎曾在四川省委工作，一九五〇年调到中央任特级医师，一直从事中医研究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一九六四年，他担任中医研究院院长职务，以后又担任卫生部秘书长、部长助理、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保健医生等职务。十年浩劫中，他曾遭多次迫害，至“文革”后期，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才得以重新工作，担任卫生部顾问。一九七五年起曾当选历届人大代表。一九七九年五月，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 王文鼎病逝后，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江津县革命委员会曾发出唁电，并敬献了花圈。

向天培传略

韩志平

向天培，又名向家才，化名向云涛、陈亚平，一九一五年生于四川荣昌县双河乡，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荣昌县双河特支书记，长寿县特支委员，津綦边区特支书记，綦江县委书记、綦江中心县委书记，川南工委委员。

从爱国青年到共产党人

向天培家庭贫苦，父母早丧，靠姑父母过活，靠叔祖父接济上学。自幼好学，兴趣广泛。在荣昌中学读书时，受到老师、大革命时期的左派国民党党员樊慕龙的影响。到双河小学任教，得到校长、地下党员喻素璋的帮助，并常与地下党员方曙霞、廖林生来往接触。一九三八年由喻素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卢沟桥事变后，他以民先队名义，广泛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中秋，他在双河小学运动场上组织了赏月会，带领群众高唱革命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从此到处传扬。之后，又举行提灯会、火炬游行，他登台讲演，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他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开展读书活动，他出版了黑板报、墙报，开展宣传。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声势越来越大。他和廖林生具体负责组织歌咏团，在城市和乡村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双河区分部的注意。一九四〇年三月传出县的黑名单上有向天培的名字，县党部和省党部的特派员来双河扬言抓人。暴露了的同志需要转移。一九四一年春，周平传达上级决定：向天培负责组织撤退。在此以前，他担任过双河特支书记。

战斗在敌人心脏

一九四一年十月，向天培同桂永厚等几人转移至重庆，利用具有进步倾向的纸商祝永丰的牌子，同他合伙办起了锦庆印书局。祝永丰任经理，桂永厚任副经理，向天培担任营业主任，负责门市工作，以此为掩护，进行地下革命工作。向天培经营的门市是巴县中心县委领导接头、议事的地方。为了联系和培养青年，向天培常去江山一览轩茶园——这是中下层人士聚集之地。从这里可以凭栏眺望波浪滔滔的长江和河对岸的黄山、汪山。他邀约知识青年到这里来谈思想、讲形势，组织他们参加进步文化活动。他常与郭老、夏衍等接触，参与邓初民、钱俊瑞等的学术报告，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狡猾的敌人对他的活动也有所觉察，企图收买门市年仅十六岁的杂工何德元。小何一次出街，一个阴阳怪气的人拦住他问：“向先生在不？”小何说：“不晓得”。第二次，那人要小何把向天培指给他看，给小何钱。小何回来报告了，那人正是特务。特务跟上来了，敲门后，有人问：“向先生是不是住在这里？”“是在这里，在楼上他家。”正在商量事情的向天培机警地抢先回答。他立即转移，到江津过了三个月的流浪生活，暂避特务耳目。这期间，无论环境怎样恶劣，他都充满乐观情绪，激发大家向上。他讲大革命，讲二万五千里长征，讲《大众哲学》等书的观点。他本人爱好学习，喜欢文学、音乐、书法。

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向天培调任长寿县特支委员。特支机关先设在葛兰小学，后设在付河小学。他与王秉南、文克勤、刘清波等一道任教作掩护，恢复长寿党的组织和活动。党内一份寄“何济公”收的《新华日报》是他和特支领导发动群众、团结朋友、揭露敌人的重要武器。一九四五年夏，《新华日报》发表了七大文件，他组织党员和群众学习。根据七大精神，通过学生家庭和周围群众，深入开展活动。

在津綦边区播下革命火种

抗战胜利后，向天培调到津綦边区。这里地处川黔边，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向天培、但林文夫妻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到綦江边区的，先任教于綦江中峰寺小学，后转到江津蔡家岗私立宗诚小学代理校长。在宗诚小学发展了第一个党员凌照远。一九四六年初派凌照远回永安老家发展党的组织。这年又转到笋溪中学。一九四六年秋，津綦边区特支成立，向天培任书记，后派胡晓风任副书记。

津綦边区特支在向天培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九四九年初，党员由几名发展到几百名。地区包括綦江永兴区、东溪区、城郊区、津巴特区、江津蔡家区等。在壮大组织的同时，他利用各种方式，控制地方政权、掌握武装，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边区根据地。他直接布置中峰地区党组织，一方面利用社会结社形式，如组织“乐平社”“蜂青社”等，广泛联系知识分子和农民，另一方面有计划地派党员打入国民党，参加竞选，控制地盘。张天午和胡平治就分别选上了中峰乡和太平乡的副乡长。并绘制了綦江中峰、江津蔡家、柏林等一些地区的地形草图。

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他特别注意支部建设，亲自在中峰编印《支部手册》，用桐油和锅烟墨熬制成油墨，在光滑的桌面上，一期又一期地印了出来。手册要求：“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支部是党的战斗单位；支部是党员的家庭和学校，支部是党与群众关系的枢纽，支部是党团结教育群众的核心。”他不仅注意手册的内容，同时也注意它的形式。有一期手册封面上是一座高挂的晨钟，预示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他对党员的要求是严格的。一九四八年下期，笋溪中学一个党员接过苏灿瑶校长给的胡绳的《思想方法论》，随意放在桌上，他发现了就严肃地批评说：“苏校长是党的忠实朋友，我们在这恶劣的环境下，进行斗争，有他那样的地位和声望来作掩护多么不容易，我们要对得起朋友呵。”一九四八年冬，一个党员结婚，一些同志去贺喜。他叫去一个一个地问：“是不是因为党员就特别亲热些？”他要求大家不要麻痹。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不仅这样教育党员，他和但林文更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在笋溪中学，他一个人担任全校的史、地、音乐课和一个班的级任。课堂，他寓教育于授课之中。历史课，讲人民创造历史，讲农民起义。地理课，讲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他指导学生读进步书刊，办墙报、举行周末晚会。为了革命，他不辞千辛万苦，连夜跑几十华里，甚至百多华里的山路，到綦江、中峰、东溪，到江津刁家、白沙去联系和指导工作。

他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八年，他写信给重庆二十一兵工厂子弟校教书的危石顽：“綦河在渝的几家商号，望你加紧联系，认真配合，取得成效。”要求做好兵工厂的统战工作，迎接解放。暑期危石顽回綦江汇报，他布置：发动更广泛的群众，团结更多的朋友。渡江战役后，国民党面临全线崩溃。他考虑到国民党在綦江的东源公司董事长吴举宜和危石顽是好友，就以危石顽的名义直接找吴谈话，要他保护好工厂，人民不会忘记他。使工厂完好地交在人民手中。

党的安排，向天培坚决服从。一九四八年冬，上级调他去川南黔北地区参与领导武装斗争，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在教学中，怎样脱身？二是聚集起来的人枪不多，怎样对付强大的敌人？解决第一个问题，找苏灿瑶校长商量，找其他人代课；解决第二个问题，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战斗。临行，他告诉大家，干革命就会有流血牺牲，大大鼓舞了党员们的斗志。

到合江、赤水开辟工作

一九四九年初，向天培到合江。在向天培到合江前，胡晓风在那里建立了联络站。胡晓风是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去的，他通过从重庆回合江的党员裴济清的父亲的介绍，在合江师范找个教员的位置掩护下来。合江师范校长胡元烈，是合江八大金刚之一，为人比较正派，他对胡晓风的教学能力进行考核后才答应下来的。川东临委刁家会议研究了合江的问题，交叉组织问题保留不变，联络站撤销，但工作不能放弃。胡晓风调贵州，向天培调合江。刁家会议向天培没有参加，他和胡晓风必须接一次头。接头地点选在胡元烈家里。胡晓风向胡元烈谈到来顶替他做事的是史学家向先生。向天培以商人打扮在腊月三十日来到胡元烈家。大年初一，七大金刚“拜年”来了。商人和七大金刚试探性地提出有关时局的问题，向天培巧妙地作了回答。

在和胡晓风接过头后，但林文、廖宣敏、文静波、张友珏、曾遂非、金琴羽等一批干部调到合江，在合江师范及其附小教书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在到合江开辟工作的同时，他化名陈亚平，活动于贵州赤水县。他时而穿长衫，时而包白帕，深入农家串联，在旺隆、两安、猿猴、土城等地区建立了区临委，同时成立了赤水县临委。他善于斗争，多次通过了敌人严密布防的卡子。有一次带着文件过葫市卡子时，乡丁来盘查，他把盐块和银毫子塞在一乡丁手上，说：“是行医的人，去给乡长的老太爷看病的。”迷惑了乡丁。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抓紧晚上时间开会，有一次他给几个区临委成员讲党史，整整讲了一个通宵。他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一九四九年夏秋天，他带领赤水一批党员骨干去古蔺的太平渡小河上游麻柳滩参加周平、刘维实与他举办的训练班，学习党的文件和知识。他考虑党的战斗任务，他亲自草拟了赤水县临委会议提纲。中心任务：1、加紧调查。2、学习提高。3、巩固组织。目标：使组织不受破坏，干部不受损失，在敌人退却后保护城乡，配合接管。

就在他去合江、赤水开辟工作的时候，他还指导江津、綦江大片地区党的活动。白沙有吴子哲、赵怀珍献谷买的房子，作为他的联络站。太平乡叶家坝，一九四九年六月他在那里召集了会议，成立了綦江县委。凭着两条腿，他奔走于赤水-江津—綦江-合江-叙永-古蔺之间。

解放后，向天培继续担任綦江县委书记，后调西南农学院任办公室主任、党总支副书记，重庆市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在极左路线下，遭受无理审查，在“文革”中遭受批斗折磨，于一九六九年含冤去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一九七九年得以平反昭雪，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位坚强的女战士——记刘钦瑜（李往）同志

邢象超

刘钦瑜（李往）同志一九二一年十月出生于四川江津永安乡。 一九四二年进入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九四五年四月，响应中共中央南方局号召前往中原解放区，先后担任《襄河报》编辑、《七七报》记者、农村工作队成员。兹后，在民主建国大学学习，分配到一纵队三旅文工队工作。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国民党军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围攻中原我军，从而开始了全面内战。刘钦瑜同志随一纵三旅七团向鄂西突围。一九四五年（应为一九四六年）十月，部队转战于鄂西房县、竹山、均县一带时，她因患病无法随军活动，经均（县）竹（山）房（县）的秦山区委负责人周志华和大队长王中原决定，隐蔽于基本群众家中养病。从此，她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前后约二年半之久，其中近一年时间情况紧急，形势险恶，是在深山老林的洞穴中度过的。一九四九年均县解放初期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刘瞻同志回忆说：“刘钦瑜同志当时生活苦不堪言，长年吃不到食盐，粮食极少，一年中有半年得靠糠菜、野菜充饥。因之人们称她为‘均县的白毛女’。总之，她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工作积极，认真、热忱。她在鄂西几年的苦难经历，不是一般吃苦耐劳的同志所能忍受得了的。”

在北碚复旦大学的时候，同刘钦瑜来往较多的进步同学，都会感到她身上有着一股宝贵的“牛”劲，这就是对革命真理的执着追求，一旦认识到真理、正义所在，即一往直前，奋力进取。她为人厚道，朴实无华，平时不多讲话，但在议论一些问题时，却常常一语中的。因此，她进复旦不久，便同进步同学建立了较为广泛的联系，思想认识得到迅速提高。她是新闻系进步同学所领导“新闻晚会”的经常参加者，而且几乎每次都要带来几位别的系的女同学。她也是《新华日报》和地下发行的小册子的热诚而又认真的读者。

一九四四年春，国民党军队在前线一溃千里，后方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极其困苦，而反动政府对进步民主力量的镇压和迫害却更加猖狂。三月中，我与几个同学研究，在“五四”这天，应在《新华日报》上有所表示。于是由我执笔，起草了一篇告各界青年的公开信，要求全国青年在抗日、民主的旗帜下，不分政治信仰，团结一致，对付民族大敌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战。这封信刊登在五月四日《新华日报》第四版的头条，被国民党检查老爷铲去约三分之一，签名者（当然都是化名）约有四十人，包括复旦、中大、重大的学生和一些职业青年，其中也有刘钦瑜同志。这一年夏秋之交，党所领导的由复旦进步同学主办的《中国学生导报》筹备出版，刘钦瑜同志从一开始便是（原文至此未完）。

一九四四年底，中共中央南方局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解放区去。《新华日报》记者狄晞同志找我商议一起前往中原解放区工作。刘钦瑜同志知道此事后，立即找到了我们，要求同去。她说：“我是四川人，按理应下农村。可是与战区来的同学比，我的经验要单纯得多，特别缺少与各色人物打交道的经验，去解放区，可以受到更多的锻炼，起的作用也许会更大些。”就这样，我们三人一起在三月中旬由重庆东下，经三斗坪、津市和沦陷的藕池口，到达三不管的小镇古丈堤，第二天就在镇外不远处见了中共天（门）荆（江）潜（江）中心县委书记尚丁同志。他说：“早就接到通知准备接待东下的同志了，你们还是第一批呢！”热情的气氛感染了我们。刘钦瑜同志兴奋地说：“总算到家了！”由古丈堤到熊口附近的中共襄南地委机关，虽然有多路程，但已全部是解放区的天地了。经过长途跋涉，刘钦瑜同志的腿脚都已发肿，然而，心情显得十分舒畅。平坦的江汉平原和幽美的洪湖景象，使长期生活在四川山区的我们耳目一新。她说，想不到还有这么宽的平坝子，这么美的湖泊。

在襄南地委机关报到后不久，刘钦瑜同志即和我一起分到地委机关报《襄河报》社。她负责通联工作，虽然一个多月后便调往平汉路东的《七七报》社，但给报社同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多数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通讯员来稿能把事情头尾写得条理清楚的是很少的，为了处理好一篇稿件，她往往得到处去了解情况，进行补充直至全部改写。当时担任报社党支部书记的编辑、一九四四年由延安南下的齐抗同志，在看了她处理的一些稿件后曾说，南方局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的确培养出一批干部。

刘钦瑜同志调到《七七报》社和进入建大学习后，曾从路东写过一封信给我。收到信时，日本已经投降，地委机关和分区主力即将转移襄河以北，因之覆信的事就搁下了。等到在襄北准备给她写信时，听说建大已经结束，学员全部分配工作，因而我竟一直未能给她回信。她在来信中说到了学习情况，说来解放区几个月，经过学习，才感到过去虽然读过一些马列著作，但到底还是纸面上的东西，把这些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还得不断下苦功夫才行。显然，她在政治思想方面又有了可喜的进步。

一九五〇年，我在上海收到她从四川发来的一封信，在谈到中原突围后的情况时，只是说，在鄂西的深山老林中过了几年的白毛女的生活，在一九四九年初才又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当然，实际情况可绝非如此轻松简单。

一九四六年夏，她随同中原一纵三旅七团向西突围。十月间，部队在房县扁担沟、黄龙山一带活动时，刘钦瑜同志患了疟疾和妇女病，无法随部队行动。组织决定把她留在一个叫汪德常的老乡家养病，并嘱托曾经当过红军战士的汪和金照顾。一个月后，在她身体基本复原的时候，中原部队已经远去了。从此，她在这个陌生的地区，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工作，以及其他几位掉队的中原部队战士的帮助，同群众建立了联系，苦苦坚持了近两年半的时间，最后终于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

刘钦瑜同志流落鄂西期间，先后在扁担沟、黄龙山一带的约十位农民家中隐蔽过。山乡农民的厚道朴质和对革命的同情支持，使他们甘冒反动政权的迫害，收留了这位处境艰难困苦的年轻“新四军婆娘”。刘钦瑜同志的朴质作风，对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乐观，也很快得到了农民们的信任与友情。她每到一家，就主动下田干活，帮助农民推磨、带孩子、缝补衣服。她一套编结毛衣的手艺尤其受到老乡的称赞。她利用当地手工纺的棉线，为老乡打成袜子，供过冬用穿，受到大家欢迎。许多农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手工编织的厚实暖和的线袜。不仅如此，她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同刘钦瑜同志有过接触的当地农民回忆说，她在扁担沟、黄龙山一带时，“革命态度始终是坚定的”。她经常对群众说：“老乡，莫看现在革命艰难困苦，不管国民党反动派怎样凶恶，只要我们穷人们组织起来，听共产党的话，总有一天会把它打倒，总有一天会把全国老百姓解放出来，自己当家作主。”“革命者不能只看眼皮下的一点困难。哪怕只剩下我一人，也要生活下去，也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不管有天大的困难，我都要坚持下去！”她曾经几次打算返回四川，通过在重庆的复旦进步同学如王朴等人，寻找党的领导。当地的四川籍的农民也都愿意向她提供资助。然而，山高路远，沿途有国民党岗哨和土匪骚扰，一个单身年轻妇女，是难以通过数千里重山峻岭的。因此，她只能横下一条心，在当地苦苦挣扎下去。

更严重的是，刘钦瑜同志还得时时应付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的追查和迫害。一九四七年四月，她正在一个老乡家干活时，来了两个獐头鼠目的人，自称是驻竹山的国民党军的旅部侦察，要她跟着去一趟旅部。走了几里路之后，他们在一位姓向的老乡家住了下来，这家老乡悄悄告诉她，这两个人是在外面犯了案躲进山里的土匪。夜里，她暗暗地破窗而出，逃进了大山，以后又回到了黄龙山一带。

刘钦瑜同志在扁担沟、黄龙山一带呆的时间长了，许多老乡都知道她是一位“新四军婆娘”。有些老乡不知从哪里知道了她是在复旦读过书的大学生，这不可避免地传到了国民党乡公所。一九四七年秋天，刘钦瑜同志正在一个姓贺的老乡家中替另一位掉队的新四军男同志补衣服，这时来了几个伪太湖乡公所的乡丁，把她押到了伪乡公所。这时，房县国民党县政府的一位科长，正在太湖乡一带搞所谓“选举”，他亲自讯问了刘钦瑜同志：“听说你是重庆复旦大学的学生？”“是老乡们传讹了，我哥哥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我自己只念过初中二年级。”“我说嘛，要是复旦大学的学生那还得了！”……就这样，伪科长和伪乡公所真的以为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女兵，不很予以注意。他们安排她在乡公所吃饭，在一个女甲长家睡觉。他们对刘钦瑜同志说，等几天把你送到县政府，安排你回四川。刘钦瑜同志当然不会相信这些鬼话，她一直盘算着怎样逃出他们的控制。一天，在女甲长家中，趁着看守她的一个女人睡午觉时，她从后门溜了出去，迅速地越过荆棘丛生的山坡，涉过小河，进入了大山林，到达另一个乡管的杨云沟隐蔽起来。这次逃脱，使伪科长和伪乡长极为恼怒。他们扬言，以后再发现这个新四军女人，可以就地格杀！他们派人到扁担沟、黄龙山一带搜查，但都被当地老乡巧妙地挡了回去。他们说，你们不是早就把人带走了吗？

险恶的处境，使她在这个大山区里更难以存身了。为了不连累群众，她不能再在老乡家隐蔽了。从此，她住进了山洞，开始了近一年的“白毛女”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像鬼一样苦熬着。但是苦难没有压倒她，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和党的怀抱，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支持着她去战胜一切。

一九四七年底，就在杨云沟的一个山洞里，她与常常资助她的叫贺长运的农民结了婚。没有鲜花美酒，没有糖果糕点，没有仪式，也没有一个宾客。洞外寒风怒号，横扫荒凉贫困的武当山，横扫苦难深重的中国！

一九四八年，刘钦瑜同志和贺长运同志一起决定穿过大巴山，回到四川。两人刚走了一天，在巨宝乡一个姓王的老乡家住了下来。这时来了三个乡丁，对他们进行了盘问。贺长运见事不妙，悄悄溜了，刘钦瑜同志则被看住无法脱身。夜间，她好容易才说服同住的房东大嫂，让她逃了出来。在大雨滂沱中，她又逃回了黄龙山，在另一个山洞中安顿下来。靠贺长运同志的帮助和附近老乡的照顾，她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四八年秋天。这时老乡纷纷传说，解放军已经到了三百多里外的均县。刘钦瑜同志决定前往均县。贺长运同志主动要求陪同她一起前往均县。理由是，国民党乡公所不知道她的底细，贺是均县人，而且在那里谁也不知道刘钦瑜同志的底细，自然很容易隐蔽下来。更重要的是，到了均县，就可以早日重新归队。

一九四八年中秋节前，她离开了隐蔽近两年的扁担沟、黄龙山一带，与贺长运同志一起，躲过了沿途盘查，到了贺的老家——均县六区沙沟河。这时，虽然还有国民党政权，但已成为我军常常活动的游击区了。她可以再去找部队了。一九四八年底前后，均县六区的中共区委成立，她心情激动地写信给区委，要求分配工作。区委很快同她谈了话，并介绍她前去中共均县县委报到。

一九四九年三月，她精神振奋地到了均县，找到了县委书记刘瞻同志和县长刘康同志，并被分配到县民教科工作，兼搞妇女工作和通讯工作。 不久，刘瞻同志去郧阳地委开会，见到了在《陕南日报》工作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校友曾岛（德镇）同志，谈起了这位“均县白毛女”。曾岛同志才知道失去联系四年多的老战友的经历和下落。经陕南区党委宣传部决定，刘钦瑜同志立即被调到《陕南日报》，回到了新闻工作岗位。贺长运同志也被安排到书店工作。这时，解放大军正积极准备向四川进发，大批干部将随军去四川工作。刘钦瑜同志也同贺长运同志一起调到入川干部大队。但是刚行军到襄阳时，一直生活在武当山区的贺长运同志就因故土难舍而离了队。这在当时是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两位在患难中曾经生活在一起的朋友只好就这样分手了。

此后，刘钦瑜同志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参加了她毕生热爱的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四川从事妇运工作。

一九四五年经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组织和安排，前往中原解放区的在学、在业的知识青年共约四百三十多人，已知有十四人血洒中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年轻的生命。一九四六年中原突围前后，这四百多人中的绝大部分或随军突出重围，或化装经蒋管区前往别的解放区，也有不少留在蒋管区继续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但是，像刘钦瑜同志那样，一个人流落在大山区，坚持两年多之久，又重新归队的同志，可能是不多的。

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十年动乱中，刘钦瑜同志和其他千万忠贞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样，艰苦、光荣的战斗经历，反而成了自己的“罪状”。她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文革之后，刘钦瑜同志一生作为，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一九七九年八月，四川省妇联党组在“关于李往同志死亡的复查结论”中写道：李往同志参加革命后，工作一贯积极热情，认真负责，学习努力，刻苦钻研，革命意志坚定，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生活艰苦朴素，作风正派，并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表现是好的。

刘钦瑜同志离开人世已经十多年了。今天，许多老战友对她仍怀念不已。她的优秀品德，她的坚定立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她是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一位坚定的女战士！

江津县革命组织的创始

戴披星：江津县革命组织创始人是曾凡觉。他于一九二〇年在重庆联合中学修业两年多后，借曾思九的毕业证书，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读图画专修科。当时该校的校长是吴玉章。那时吴玉章和杨闇公都在成都作马列主义的学术宣传，曾凡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一九二四年曾凡觉在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县任江津中学的图画教员。

革命组织的创始分三个阶段：

（一）

一九二五年，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在重庆莲花池成立四川省党部。接着，江津县也组成了国民党（左派）县党部，曾凡觉任主任委员，戴披星任组织部长。因当时的江津是北洋军阀控制地方，未便公开活动，入党的多半是教师或学生，便以戴披星教书地点——中区高小学校作为联络之所。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攻下武汉后，一九二七年初才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在城隍庙侧（现印刷厂所在地）成立中山中学，县党部的牌子才在校门边挂出来了。

（二）

一九二六年上学期，刘坤辉任江津中学校长，曾凡觉仍作教师。共产主义青年团省委书记童庸生由重庆来江津中学校作国文教师，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省党部的青年部长。童庸生首先在江津中学成立平民读书社，当时入社的有曾凡觉、戴披星、龚杰仁、杨斌叔和学生涂树华、毛德华等人，介绍一些进步书刊阅读后讨论。读书社不仅在江津中学的学生中发展，同时发展到国民师范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生中。

平民读书社成立不到两个月，童庸生就介绍曾凡觉、戴披星、涂树华、毛德华、皮象贤、曾繁富、许锡均等人入共青团，星期日在城内正式宣誓，成立团小组，曾凡觉任组长。共青团成立后不久，童庸生就离开江津回重庆去了。江津共青团除在城关的三个中级学校（中学、师校、职校）中发展团员外，又向四乡的青年小学教师发展。不到年底，江津的共青团就成立团县委了。那年的下学期开学前，曾凡觉去重庆中山中学教书，江津的团委书记交由津中的学生涂树华负责。后来涂树华升学去北京，由团省委派来的曾平若负责，联络地点在中山中学。

一九二六年下学期，戴披星在中区高小校由教师升作校长。中区校的校址和女中校的校址相隔只是文庙（当时的教育局所在地）。团组织决定由戴披星在女中发展团员和发动组织妇女协会。因当时江津的封建环境，男女界限甚严，男女不易接触。该校的女生戴坤维的爱人漆宗鑫介绍戴披星和戴坤维见面，认作兄妹，赓即介绍戴坤维入团。每逢星期日，由戴坤维引些女同学到中区校和戴披星接触，陆续介绍女生饶楚裳、伍义华、马怀秀等先后入团，这是江津在女界中发展革命组织的开端。妇女协会也是由这些团员发动起来的。

（三）

一九二六年的十二月，曾凡觉（已入党）奉省委书记杨闇公的指示，回江津发展地下党组织，先后介绍戴披星、马若苏、邹德涵、杨月湘、杨继杭、熊季光入党，成立党支部，曾凡觉任党支部书记。继后入党的有毛德华、杨治社、邹伯纯、吴文光、黎建藩。党的联络地点起初还是中区校，后来是在中山校，并在女中侧边红壁街佃了一间民房作为邹德涵的家属宿舍，党团的秘密开会和学习都在这里。此时江津的革命就是以党为中心，以团为助手，发动、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只是还未深入农村发展农协会。

国民革命军攻下武汉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共产党的领导中心也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主席是汪精卫，共产党中央书记是陈独秀。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不到武汉，而要迁都南昌，他开始了一连串的反共暴行和屠杀，明目张胆地反对革命。蒋介石起初反共时，陈独秀与汪精卫共同声明，要革命人民与国民党右派开诚合作。此时四川的军阀尚未表态，江津的地下党人尚无危险。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王芳舟的士兵在打枪坝群众集会的主席台上打死大会主席漆南薰，事后捕杀共产党书记杨闇公、共青团书记童庸生。江津党的负责人曾凡觉为了明了武汉国共情况，去武汉会见吴玉章，由省委指派周敦琬作书记，委员有朱近之。朱近之是在北京入党的，张作霖进驻北京实行白色恐怖后，朱近之奉命调重庆，三·三一惨案后回江津。此时江津的地下党已进入了戒备时期，组织上决定由戴披星（当时是教育局的视学员）向教育局长龚杰人推荐前清秀才罗特夫作白沙高小校长，推荐党员毛德华、团员江庆禄和一些进步人士作教师，以白沙作为革命组织中心的后备地点。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反共的国民党在江津出现了。该党的负责人郑重伙同驻军政治部的人员逮捕中山中学的教师马若苏、熊季光、喻凌翔、杨继杭和一名学生共五人。因郑重曾交涉接收中山中学，未能如愿就下此毒手。郑重等人说马若苏等是共产党，但无证据，只得交县府看押，并未入狱。后来由杨月湘根据党的指示，设计使他们逃走了。中山中学就停办了，学生转入别校。此时汪精卫已和蒋介石合作，同南京一样，捕杀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肯放脱一个”的口号下，全国进入恐怖状态。江津党的地下指挥机关，由城里迁到白沙，以白沙小学作为秘密联络地点。

一九二八年上学期，戴披星去刁家场刁氏私立世德小学教书。开学不到一个月，江津党的书记周敦琬通知镇乡负责人在白沙石猪槽周敦琬家里开会。到会的有周敦琬、朱近之、戴披星、漆宗鑫、毛德华、杨治社等，还有团县委的书记列席。开会的内容是奉了省委传达中央的命令，要求四川发动春荒暴动。戴披星首先发言说：去年秋收收获不坏，今年未现春荒，大多数农民并无生活之苦，而且我们江津的党成立不久进入恐怖状态，发展组织不能不十分慎重，所以党员不多，尤其是农村中尚无农民入党，组织暴动大有困难，万一轻举妄动，前途不堪设想。团方列席的负责人（曾平若的后继者）提出批评说：“这是等待主义，畏缩思想。你们党方无力量，我们团方早已深入农村，有力量发动春荒暴动。虽然现时并未春荒，岂不闻‘神仙难过二三月’这句成语吗？”其余的人都不发言，这就算照中央的指示决定照办了。

会后不到一个月，团员陈孔棣在梁家乡组织农民暴动，由于有人告密，陈孔棣被捕。江津各中学校也被大搜查，学生的寝室和自习室都翻遍。在江津中学皮象贤箱内搜得一份入团表，表内填有介绍人曾凡觉、戴披星。同时四乡也在密查，戴也就远去合江躲避，皮象贤越墙逃走。于是周敦琬、朱近之离开了江津，团方负责人也不知去向了。毛德华、杨治社、漆宗鑫避居乡间，幸无党团员被捕。陈孔棣在江津被刑讯，坚决否认，只说是被人陷害，结果保释。戴披星于一九二九年去秀山穆银州部队避难。从此江津的第一届地下组织就被破坏了。

一九二五年，曾凡觉在重庆接受杨闇公的意见，回县发展组织，同戴披星等人组成国民党县党部（左派），作为活动机关。邱丽生也成立了属于重庆总土地（注：原文如此，疑为“总部”或“总土地会”之类）的国民党县党部（右派），以及连“新派”的施槐青等，事事同我们闹对立，搞摩擦。我们商量，如果不利用地方势力，恐怕难以站住脚跟开展革命工作。于是决定设法同“老派”的何策襄、夏芝宇、杨赞卿等搞好关系，要同志们利用亲戚师友等社会关系接近他们；同时要求一向接近“老派”的平民读书社社员龚杰仁、杨斌叔等人做工作。这样，得到地方势力的公开推荐，戴披星出任中区高小校长，建立了革命的联络站。那时各乡镇校长、教师是我们江津中学或重庆联中的同学，他们每到寒暑假都要进城来活动饭碗，叫作“六腊之战”。一来多数住到学校，所以有人叫中区校为“大栈房”，共青团和国民党（左派）也就发展到各乡镇了。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特别是攻占武汉以后，革命的影响迅速扩大了。我们公开挂出国民党县党部（左派）的牌子，办起了中山中学（右派那个党部则未公开出面），发动城乡学校师生大游行，高唱《北伐歌》：“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畅。”军阀赖心辉打出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我们在这样的形势下，推荐龚杰仁出任教育局长，戴披星辞去中区校长去教育局任视学员，黎建藩任讲演员，推荐国民党员刘玉书任女中校长，周敦琬、杨月湘等同志去作教员。后来朱近之回江津也去作教员，女中成了我们的一个重要联络站。

中山中学的地址是万寿亭（现在江津县印刷厂），国民党县党部（左派）的牌子就挂在门口，既是革命的总机关，也是培养革命力量的学校。组织派戴披星筹建时，毫无经费，全凭竹器社学生家长的支持，是先做书桌椅百多张，收到学费再付钱的办法办起来的，校长、教师都是尽义务。校长是女中校长刘玉书兼的。住校教师有熊季光、马若苏、杨继杭、喻凌翔（江北转关系来的）等同志，靠在其他学校任课收入维持生活。还有就是其他学校来上义务课的教师，宣传的是马列主义，在师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江津的国民党右派活动嚣张了，勾结赖心辉军部的政治部来校进行搜查捕人，捕去了熊季光、马若苏、喻凌翔、杨继杭和一个学生，要接收学校。但是受到全体学生的抵制和反对，各自转学走了，中山中学于此告终。

驻军政治部曾到女子中学捕人，杨月湘同志机智地越墙脱险，到白沙找到朱近之、戴披星说：“周敦琬在同志们被捕后，即做了不少的营救工作，利用驻军马坤山之力免了刑讯，并未入狱，而且住在优待室，只派两个巡警看守，逢可以请假外出，外出时只派巡警一名随行。看守二门的是团员曾庆云的父亲，会客通消息方便。”并说：“长此拘留，结果如何，难以预测，总得设法让被捕的同志早日出来才好。”当即得到大家的同意。杨月湘，石门人，他两天后即坐船回江津。进城时，一上岸，住在大西门外鲤鱼石郑祖松家里。郑当时在盐号作会计，同杨月湘、戴披星在白沙读小学时是同学，又是结拜兄弟。杨月湘很快同城里组织接上头，商定行动计划，胜利地营救出被捕同志。

江津党与军阀赖心辉部及江津地方反动势力斗争的经过

朱近之：三·三一惨案后，我回到江津已经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尾了。一到便去女中会周敦琬同志。她是当时党的江津县委书记，在女中任教务主任兼教英语。相见后相谈甚欢。既接好关系，即向她请假一月回白沙探亲。我在家尚未住上一月，即得敦琬同志信，马上整装入城。入城后工作作了这样的安排：住在女中，任女中一班国文，兼男中一班国文，并每周到中山中学上两节钟的政治课，全校集中上，并参加县委，任宣传。

当时女中校长为刘玉书，这是个拘谨善良的知识分子，同情革命，处处靠拢党，所以深得学生的爱戴。男中的校长是邓缡仙，他是一个“二四帮”的留日学生，很有事业心，是江津地方党派新派中邓派的翘楚。江津中山中学是当时江津国民党（左派）党部所办的学校，同时又是地下党所影响的学校，当时是由杨近愚在负实际的责任，他实际在负责党的统战工作。在该校教课的大都是党的同志或国民党左派分子。

当时江津全县为四川老牌军阀赖心辉的防区，他亦仅有此一县的防区，所以军部、师部都一股脑儿地设在江津。可他本人未经常在此，经常在江津的却是他的一个师长马昆山。据说此人思想灵活，专于肆应，爱与地方各界人士交接往还，即敦琬同志亦与之有接触。

在发生三·三一惨案之前，江津的革命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可是自从发生三·三一惨案后，情形就逐渐变化了。

就江津的地方政治势力来说，分为新旧两派。新派之下又分为邓、施、高、冉四派。邓派以白沙为基地，聚奎中学、新本女中都是他办的，同时在城内还开设一家银行。它培植的人才比较多，拉扯的关系比较广，对于新的思想、事物较能接近，较能容纳。即如敦琬同志亦与他们有亲戚关系。当时它的头面人物在文教界为邓缡仙，在金融界为邓蟾秋、邓燮康等等。施派的基地在鹤山坪、麻柳场一带，它的头面人物在文教界为施民蟾、施泽民，在金融界为施槐青，在地主、乡绅中为施少康。高派以油溪为基地，它的头面人物则有高成大、高玉岗、高云楼等。冉派的基地则在县城对岸福寿场一带，它的头面人物则有冉君谷、冉希勤等。这四派中以前两派为最盛。尤其是邓派，它可以代表新派，可以左右县政。

至于旧派只有一个夏派，它发源于夏泳南。夏氏是清末的一个秀才，事母以孝称，教书多年，学生特多，大多数是地主子弟。这些子弟长大来大都住在农村，逐渐地掌握了地方基层政权，建立起地主武装，可以运用武力直接地左右县局。当时夏氏已死，而且由他的儿子夏之栩（清末的举人）继其位。另外之头面人物则有白沙夏仲实（其父夏福林曾当白沙团总多年，他本身是川军某部的军长），油溪的王敬之等。其它还有许多小的派别，大都不能独树一帜，只好依草附木，乘时顺势，不归于新，则归于旧，随机应变，以求生存。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虽然一时震荡及于江津，但由于党处置及时，处理得当，局面尚未有大的波动。但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蒋汪合流”已成定局之后，江津的巨变便陡然爆发了。

巨变之始，首先由赖心辉部政治部出来发难，先向中山中学进攻而干涉县立各校，实行清洗。于是杨近愚（中山中学的主持者）、刘玉书（县女中校长）、马孟强（县男中的教务主任）、喻凌翔（县男中的教师），还有一部分县男中的学生及中山中学的学生陆续被捕。除刘玉书外，所有教师都是共产党员，在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这一来县委机构不能再设在城里，所有县委的同志都不能在城区立足，为了安全工作计，只好一并撤退到白沙。

我们当时为什么要把县委迁到白沙？一方面因为它的繁盛，另一方面因为它的人事关系适宜。当时白沙的政权掌握在刘孔祯手里，地主武装——团练掌握在他的侄子刘崇明手中，而刘崇明和我与戴披星都是小学的同学，而且都很投契。此外，他的兄弟和侄子们，有的是我们的同学，有的是我们的学生。因此县委迁到白沙去，可以利用他们的权力得到掩护，何况县委诸人大都是白沙或在白沙附近或在白沙住过的人，熟人很多，环境很熟悉，行动比较方便。即如县委书记周敦琬同志的家就在白沙离场三里的石猪槽。他们周家在白沙是大族，是大地主，是开明人家。她哥哥周新知，是个留日学生，搞音乐的，在聚奎、新本两校教书。因此，石猪槽周家洋房子在当时是赫赫有名的，那是三四层的一大幢西式建筑，底层还有地下室，县委就迁设在那幢房子的地下室里，所有的会都在那里举行。我的家也就在上场口的麻柳湾街，是一间木结构的房子，临街背江，来往交通甚是方便，便成为县委的秘密交通处之一。总之，利用了这些关系，整个县委的安全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有一天晚上，县委临时在我家开了一个小会，参加者不及十人。会刚过半，我祖父匆匆忙忙地进来说：“你们放低一声些，你们要注意！外面有人窥探、窃听！”我们听说马上中止进行，出去侦察，则见西边巷道里有两个短衣人伏在板壁上向内窥探，听见我们走出去的脚步声，便立地由巷道窜向河坝奔逃而去。我们把会议结束后，便通过关系将此情况向刘崇明谈了。刘立即派人侦探、清剿（注：原文如此，疑为“清查”），原来是赖心辉部反动政治部派来追踪我们的侦察，住在镇上的栈房里，被团练处派出的人盘问、搜查不停，弄得他不得安宁，只好撤退。这无异是被驱逐而去。俗话说：“远方的城隍，不及当地的土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至于城中那批被赖部拘捕的人，除了刘玉书因为他不是党员，由一些所谓正绅的保证和女中的同学质问军部、请愿县府大闹一场之后终于把他释放外，其余诸人和一个学生，则软禁在县府大堂侧边一间屋子里。其余学生则拘禁几天后就陆陆续续地全部释放了。

即在此县委迁定之后、诸人被软禁县府尚未救出的间隙中，这段时间里，县委曾决定要我到全县各乡镇凡是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去巡视一次，目的在整顿党的组织，检查党的工作，清查内部所发生各种问题，凡是在当地能解决的就加以解决。于是，西路我走遍了朱家沱、石门、金龙庙、板桥各场，东路我走遍了江口、仁沱、金紫寺、贾嗣场、沙埂、马宗岭各地，南路还到李市场，北路还到油溪、吴滩等处。前后一个多月，徒步跑了几百里，总算把全县的问题了解清理一番，也解决了一些，组织经过整顿后也较前加强了。

时光易逝，转眼又是腊尽冬残了。软禁中的人犹未释出，而又接得省委通知，要在这年头岁末之际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并指定敦琬同志和我都要出席。于是县委派我化装入城去探望被软禁诸人一次，并视察城中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县委根据我视察所得的报告制定方案，根据方案采取行动，务期于省委扩大会议召开之前，把被软禁诸人解救出来。

因此，我便如期入城，进行视察，为时三日，满载而归。凡事“事在人为”，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其实城区的情况及各方面动态，平时即由城区党组织按时向县委汇报，县委是比较掌握得清楚的。男女中两校早已恢复秩序，继续上课，刘玉书当女中校长如故。惟邓缡仙因保释不出被捕的教职员和个别学生，愤而辞职，由施俊杰继任。施乃新派继起之秀，是北京私立朝阳大学毕业不久，是“二八派”角色。何谓“二八派”？“二八派”者，是白天“八圈麻将”，晚来“八大胡同”之谓也，大少爷之习气很深。大致他自觉年轻，经验不够吧，因而常去拜访刘玉书，向刘请教。去则必叫人拿张名片交给女中的传达，要他先去通报，然后刘玉书出迎，执礼甚恭。

被禁诸人，军政治部、县府、法庭均互相观望，谁也不愿负责处理，以致将近半年一直软禁着。可又管制得很松懈，被禁者虽不得自由行动，但外人如各校的学生、各人的亲友，都可以随便进去看望他们。至于中山中学，则因主持人被禁，群龙无首，无人负责，教师不敢来校上课，学生便自由星散，无形中瓦解了。

我入城后曾冒险一直进入县府大堂右侧囚禁诸人的屋子去看望他们，看见他们四人正在打麻将，许多男中的学生围桌而观。“红中”“白板”玩得正是起劲。我看了一会，见已打完一盘，便轻轻在杨近愚肩上一拍。他回头说：“你怎么来了？”我说：“特来探望大家。”他立即示意那些学生离去。我们和他们五人低声谈叙一番，大意是叫他们安心、莫急，正在设法解救他们，不久就有好消息，历时大约三十分钟，我即匆匆退出。当时屋子里只有一个老差役，他远远地坐在屋角，未作任何表示，好象耳不闻、目不见似的。

后来我又掌握机会分别到男女中去一趟，见着两校学生中的党团的骨干分子，目的在于叫他们作好一切准备，不久的将来，党为了营救被禁诸人有所行动，要他们积极配合。我又到城里城外巡视一周，发现每日傍晚上灯时，除通泰门外，东门、大西门的门都有门岗执卫，必要时还要检查行人。我是住在小西门城内一个姓苏的亲戚家，把上述这些情况了解清楚后即转白沙，便与县委诸同志密谋半月，终于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按照这个方案，要求不花一个钱，不流一滴血，不惊动群众，不露声色地一下子全部地平安地解救他们五人，而决议由杨月湘同志去执行。

杨月湘同志是江津永安乡人，江津中学毕业后，曾住过成都高师，未卒业便去参加军队。当时在江津女中教书。江津事变发生后，撤退到白沙，隐藏在白沙团练处，是县委委员之一，负责军运工作。由于他熟悉军事，所以由他执行这一方案。他将方案彻底研究一番以后，就找了一个人作他的助手，开始行动。月湘同志完成营救马若苏等五人的任务，巧妙而利索，灵活而干净，真是成竹在胸，全盘胜利啊！

当杨月湘同志和他的助手一道进城完成这一任务时，我与敦琬同志亦同时动身下渝，去参加四川党的扩大会议。我们先到重庆与各地出席的同志集中后，由省委书记张秀熟同志率领，雇了一只木船溯江而上，到铜罐驿登岸，再北行大约五华里去周贡植同志的家，这就是我们当时开会的地点。铜罐驿是属于巴县的一个乡镇，在猫儿峡西口，长江北岸，现成渝铁路即通过其地。周贡植同志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团保，在当地颇有威望，党通过周贡植同志利用他的力量的掩护，平安地举行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除全体省委委员外，还有各个重点县市的负责同志，如成都、自贡、合川、江津等书记、委员，共计约二三十人。我们住在周同志的家里，除开会外，一切起居活动都力求简单，限于宅内，任何人都不随便外出。来时及会议结束离去时，都采取先后离去、陆续分散的办法，故始终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这次会议由张秀熟同志主持，讨论的问题集中在“武装斗争”这一问题上，意见颇为分歧。概括起来约有两种：一是主张积极开展，只要有党的组织的地方都要行动起来，搞他个“遍地开花”。一种是主张慎重，要量力而行，不能不计利害轻举妄动，否则只会牺牲党在各地的仅有的一点基础，这种蚀本生意是于革命无益、于党有害的。

那时的党中央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占统治地位，派了傅烈同志来川领导工作，他也出席这次会议，每次发言，满口是暴动。他是江西某县人，“暴动”的发音听来就象“炮筒”。他的帽子很多，棍子不轻，凡是意见与他不同者，就送你几顶帽子，就打你几闷棍。什么“右倾机会主义”，什么“等待主义”，什么“尾巴主义”，有人说他那些主义是挂在两个嘴角上的，随口就到。讨论的结果，未作正式决定，由各地的党组织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形、群众意见，秉“实事求是”的精神，慎重地处理，力求有利于党的巩固与发展、革命的胜利与前进。傅烈同志虽然看来似乎有点“玩弄暴动”，但实际他对党是忠诚的，对革命是热情的。他后来与周贡植同志一起，在重庆发生的“灯笼巷事件”中被捕，牺牲于地方军阀刘湘、王陵基这些刽子手的屠刀之下，令人悼念不止。

会议结束后，我和敦琬同志立返白沙，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也听取月湘同志完成任务的汇报，同志们都很满意。自江津发生事变，县委迁到白沙以来，我不能再在江津继续教书了；为了维持祖父和子女的生活，在一九二八年春节后，就到涪陵县第三女子师范教书去了。

大革命时期的江津女青年

伍义华 口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妇女受的压迫最重。在精神方面，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象一根绳索紧紧地把人们束缚住。妇女中首先觉醒的是青年，江津也是一样。江津女青年从反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大革命时期，江津女青年是活跃的。已经五十多年了，回忆起来，那热火朝天的场面，那激动人心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北伐战争胜利开展，革命思想在江津传播，我们江津女中的同学初步接受了革命思想。我是一九二五年进的女中，一九二六年经杨月湘介绍入团。几千年来，封建主义思想完全统治了人们的头脑，妇女的一言一行都限制在那个框框里，要想超越它、突破它，立即会受到斥责、讥笑和反对。我们这些比较敏于接受新思想的女同学，有杨健西、喻权圃、饶楚裳、马怀秀、李远年、曹泽芝、段叔华、杨丽辉、陈永兰等，被江津的士绅、地主、政客、军阀称为“五瘟八怪”，好象他们才是“正神”。的确，他们是旧秩序的卫道士。尽管革命思想的宣传触动了这一潭死水的津城，但是，应该说封建主义思想的禁锢还是很严重的。

女同学上学放学都要有家里面的人护送，没有家里面的人护送，流氓、地痞就会来阻拦、扰乱。女同学走路时眼睛不敢斜视，只有直端端地看着前面，就是这样，他们也不放过，在背后尽量地攻击、造谣和中伤。

为什么封建的遗老遗少这样憎恨我们？而我们作了些什么活动和事呢？

第一、剪短发。 我们女同学把头发剪短了，他们或在茶馆酒店，或在官府私宅，对我们议论不已，又是嘲笑，又是挖苦。他们看不惯。

第二、宣传革命。 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我们冲上街头，宣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工农要翻身”。我们是年轻的女学生，我们的宣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注意，影响大，因此，他们憎恨我们。

第三、赶邱丽生。 邱丽生是教育局长，很反动，很坏。他仗着他当官的势力，硬要娶喻权圃作小老婆。他派人给喻权圃送来了求婚信和衣料，真是恬不知耻。此事被我们知道后，立即在同学中、在老师中传开了。在周敦琬同志和杨月湘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发动了男中同学到马坤山师部请愿，在舆论上我们占了优势。师部莫奈何，只好把邱丽生撤职，说邱丽生的行动有伤风化，要通缉他。邱丽生逃跑，当然这只是个手法，以遮盖外界的耳目，师部事先就让邱丽生走了。

第四、纪念孙中山。 江津县城开了个纪念孙中山逝世的大会，开三天，声势大。纪念大会有讲演，有游艺（即文娱演出）。我任游艺股长。通过纪念大会，宣传革命思想，教育了学生群众。童庸生（共青团省委书记）来作了讲演，我们听了很感动。

这些，就是我们这批女同学的活动。国民党驻军当局对我们恨之入骨。一九二八年的一天，周敦琬同志告诉我，马坤山师部要通缉我，叫我快走，说这消息是一个姓唐的透露出来的，当时唐在马坤山师部任科长。于是我就逃到朱沱避难。

关于江津最早的一批女共青团员的情况，我就回忆这些。

（刘表兴 整理）

江津县靴鞋（赤色）职工会始末

万金富：江津县靴鞋（赤色）职工会，是一九二六年江津县工人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组织。

在靴鞋（赤色）职工会成立前，正当第一次国共合作，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到贯彻。一九二四年秋，杨闇公同志到重庆，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即省委）组织部长，后任书记。（社青团四川支部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王右木同志在成都建立的。杨闇公一九二二年在成都加入）。十月，杨闇公、童庸生、肖楚女、罗世文等同志在重庆组织“四川平民学社”作为团的外围组织，广泛团结教育青年，以后发展到綦江、南川、江津、内江、成都、泸州、叙府、顺庆等地。全川工运、农运都蓬勃开展。省委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程秉渊（子建）任工委书记。一九二六年三月，省委派童庸生来江津，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左派）省党部青年部长。童庸生在江津中学组织读书会——平民读书社，宣传革命，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江津靴鞋工人就是这样受到教育、启发后觉悟起来的。

一九二六年约十一月，江津靴鞋青年工人周复贤、杨巨川、谢海州等人，在江津城内万寿亭学校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江津县靴鞋（赤色）职工会，周复贤任工会主席，杨巨川、谢海州任常务委员。江津县靴鞋职工会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规定了工人的月薪即基本工资，每日限定工作时间为八小时，外来觅工必须经工会登记，来历不明、不经登记不准帮工等等。对这些规定，资本家方面虽不赞同，但在北伐战争胜利的形势下，只得遵从。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在重庆打枪坝以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名义召开工、农、商、学各界群众大会，“反对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刘湘向帝国主义借款并签订卖国条约，支援北伐战争，拥护武汉革命政府。”蒋介石密令四川军阀刘湘唆使部下王芳舟开枪镇压革命群众，枪杀大会执行主席漆南薰，制造惨案，这是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的前奏。三·三一惨案后，国民党右派和军阀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四月，江津靴鞋业雇主乘机开除工人，破坏工会。江津靴鞋职工会发表罢工宣言，宣布罢工。

靴鞋工会罢工宣言是——“各界同胞们，我们江津靴鞋工人为了增强自身力量，为求得自身利益，为解放自身痛苦，所以在去年我们同业工友，才把靴鞋职工会正式的成立了。同胞们，这是何等的光荣啊！可是，我们组织这个会的动机和始意，只想怎样增加我们的力量，怎样求得我们的利益和怎样解除我们的痛苦这方面进行罢了，既不带有其它色彩，更不能动辄涉及罢工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竟敢罢工了，竟敢毅然决然的罢工了。同胞们啊！须知我们这次的罢工，是迫不得已而且出于忍无可忍的事情的，因为他们（店主）乘着此次重庆惨杀，恐怖及于江津，以为江津暂时是没有人援助我们的，所以就无理地把我们开除了——不说明开除的理由——我们处在这生活程度薪桂米珠的现状之下，自不能不征求他们开除的原因，所以这点，还望大家声援和主张公道，则不胜感戴之至！江津县靴鞋职工会全体人员谨启”

江津县靴鞋工人罢工后，靴鞋业雇主勾结反动政府进行镇压，逮捕了靴鞋职工会常务委员杨巨川、谢海州等人。县长张摇亲自审讯，关押十余日开释。江津县第一个（赤色）工会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

一九二七年“七·一五”，蒋汪合流，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国共分裂，江津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转入了秘密状态。

从江津女校脱险和参加营救马若苏等五人的经过

杨月湘：一九二七年元月我在江津女校教书时，由曾凡觉、周敦琬（女）介绍入党。党支部由曾凡觉领导。周敦琬也在女校教英语，负责妇女运动。她是白沙镇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性格很沉静，俨如一个大闺女。她负责保管党的机密文件，用化学药品写联系材料，是用针尖刻印小册子散发，搞群众活动时不出面，认识她的人很少。朱近之任宣传，我搞青年运动，黎健藩搞民团运动。此外，搞工运、农运都有人，名字记不清了。

那时虽是北伐战争时期，在全国是革命高潮，但从我们四川来说，依然是军阀割据。江津是军阀赖心辉的防区，他的部队已换上了“国民革命军二十二军”的旗号。地方上的豪绅势力控制着城乡。夏派势力很大，民政、团练、财政、建设都由他们掌握。邓、高、施、冉又是一派，则把持着文教各方面，他们勾结军阀、官府欺压人民，我们的斗争是很艰苦的。

北伐战争初期，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党提出反帝、反军阀、反土豪劣绅，指引了斗争的方向。每逢“五一”、“国庆”（十月十日）、元旦、春节或临时接到省委开展反帝斗争的通知，我们就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同志们发传单、贴标语、喊口号，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或排练话剧在会场、街头演出，唤醒群众。当时，青年团运动搞得很好，我们上街发传单、贴标语、游行示威，青年们都积极参加。

记得有一次“双十节”，我们为了支援农民反恶霸地主的斗争，编了一出揭露贪官袒护地主的话剧演出，我扮演县长，尽量加以丑化。那天，钱县长和赖心辉的副官也来看热闹。看后，副官对钱县长说：“这台戏好象在演你！”原来这个戏取材于本县的一件事情：九如镇所辖碑槽水口头大地主王某，收很多石租，那一年逢大旱，有家佃户打不够六十石租谷，他就把押租金七十元全部扣除作抵，并逼佃户搬迁。佃户不服，告到县里，由县长断案，并请我们支援，党组织便派负责搞农运的彭同志出庭帮助佃户辩护，可是县长维护大地主利益，仍然判定佃户搬家。我们便把这件事情编成戏，丑化县长，揭露他保护恶霸地主、残酷压迫人民的罪行。

遇到县里开行政会议筹捐筹款，我即要求参加，反对苛捐杂税和一年征几年的粮。为了抓武装，由黎健藩在龙门滩、一德镇搞团务运动，已掌握了十几条枪。

为了向各乡镇发展组织，开展工农运动，我们还大力抓教育，以便介绍人到各高小教书。组织上指定我抓这一工作。教育局局长原是邱泽金，很反动，我就写状纸，列举他的罪恶事实，盖上我们暗地刻的各机关的印鉴和私章，向省教育厅控告，并通过省的江津同乡会活动，省教育厅便把邱撤职了。继任教育局局长是我们保举的杨学渊。杨学渊虽不是同志，但靠近我们，可以说是有求必应。他担任教育局局长后，就任命我们的同志苏武生为全县的教学视导员，任命杨映奎作七星镇高小校长，四序镇、八镇乡也是我们的人作校长，其他镇、乡的高小里亦安插了我们的人当教员。打听到军阀要谋害我们的消息，杨学渊就向我们密报。

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恶浪卷到了江津，军阀们趾高气扬，疯狂镇压革命力量，包围江津中学逮捕进步学生。这样，党的活动不得不更加隐蔽，以“江景贤”作代号进行联系。那时党内的同志有的很幼稚，这年八月，他们用代号从德感坝寄信给我，问城里有哪些同志在活动。哪知这封信在邮政局被进行邮检的特务发现了，他们看出“江景贤”是江津县的谐音，是我们党组织的代号。了解信的内容后，便准备来逮捕我。杨学渊得到消息就向我说：“他们（赖心辉的二十二军）在打你们的主意罗！”我回到女中，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周敦琬，我们便买了一个罐子，把省委发来的文件和书籍装在里面，半夜时埋在女校后面操场院墙边的一棵大树下。

九月份开学不久，敌人持截获的“江景贤”给我的信，到女校逮捕我。恰巧那天省委交通徐和元同志送文件来，我留他同宿，文件还放在枕头底下，情况十分危险。敌人要搜查我的寝室，我就把他们引到王老师屋里，他们翻箱倒柜，什么也没搜到。这时，我悄悄叫人通知徐和元，要他把文件交给周敦琬，赶快走。敌人要抓我走，我又请校长刘玉书作保，再上一节课。敌人同意后，我假装上课，乘机逃跑。周敦琬叫女学生给我搭凳子，推我上院墙，翻墙逃走。敌人见我逃去了，就把校长刘玉书押往二十二军军部。这时，周敦琬发动全校的女学生跟着走，沿街哭喊要校长回校，闹得满城风雨。豪绅们（女学生多是他们的小姐）也起来怒斥军方，要求释放校长。敌人无法，只得将校长刘玉书放了。当时周敦琬在女校已发展了刘锡琼入党，在学生中很有影响，我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院墙那边，正是教育局局长杨学渊的住家，我翻过墙后，只见一个大娘正在厨房做饭。我叫她请杨局长来，杨学渊便到厨房来了，见到我十分意外，给我说二十二军部的副官长和政治部的人正在客厅里谈逮捕我的事。杨学渊说他继续去谈话应付，转移视线，叫我俯身走过窗下，快出大西门逃走，以免敌人戒严大搜查时逮捕。我即按杨学渊办法，逃出大西门脱险。

脱险后，我到了白沙民团大队部，找到同学刘崇明。他很为我打抱不平，要他四叔刘孔祯（白沙镇团总）打电话给二十二军军部，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摧残教育，逮捕杨月湘。因我在一九二五年于四序镇金紫寺高小教书时，刘崇明曾把刘孔祯的幺儿送到我那里读书半年，伙食由我供给，有点交情，刘孔祯便应允打了电话给二十二军军部。但二十二军军部政治部接着却派了两个科长来白沙捕我。刘崇明得到消息后便给我说：“我把他们当土匪办，每天晚上率领队兵到各旅社搜查他们。”那两个科长住在白沙电报社，听到风声后，赶忙跑回城内。接着由县署向乡镇下达了通缉我的命令，这样我的活动范围不得不缩小了。

后来我要求省委把我调到别县，省委见我有点活动能力，要我把十月份在城里被捕的马若苏等救出来，然后再介绍到成都。这时周敦琬已从女校请假回白沙，同我商量营救的办法。我们分析，元宵节是军阀赖心辉的生日，要大闹花灯，警备可能松懈，便确定在那天行动。于是，我提前两天进城，住在大西门外同学郑祖松家。晚上我进城约周敦琬、男中学生何泽远（团员，三才乡人）、书店黄国瑾商量。他们介绍情况说，敌人逮捕马若苏、熊季光、喻凌翔、杨继杭、王利初后，未拿到证据，审判时，他们五人死也不承认，敌人不好判决；押在县衙内大堂后侧一间房子里，派两个人看守。由于给了看守一些“小钱”，看守很随便，送换洗衣服也不检查，还帮忙打酒、买烧腊，分得些吃。他们还介绍说，押人的房子背后是城墙，侧面有小巷相通，城墙边有一小厕所，被押的人便在那里解手。我们分析，这样的地形十分有利，可以缒城逃走两人。再说津男中当时已放假，校长施俊杰已回公馆，可引另外的从津男中逃跑，便决定找几个团员配合行动。

我们派人到女中刘校长的书桌上悄悄拿了一张“施俊杰”的名片，在上面写道：“我接任校长以来，有些事还要向前任主任马若苏交代一下，请准将马若苏等人押回校商谈一小时。”由我们一同志装成津中的工友，持名片递到县署。那天，钱县长忙着为赖心辉祝寿，喝酒打牌，稀里糊涂批准了，派了两个兵押送到津中。我们早已有一个同志冒充校工老李在接，把他们引到会客室。这时化装成施俊杰的同志走了出来，把马若苏等请在后面谈话，叫随来的两个兵在会客室稍等一下。化装的施校长随即把马若苏、熊季光、杨继杭三人引到后面操场院墙，搭梯爬上院墙，抱着竹竿滑下，我提着马灯在下面接应。因大西门敌人有一连兵看守，不好出去，我们便从通泰门出城，向鹤山坪走去，然后分成几路逃难。

再说留在县署的喻凌翔、王利初二人，那天白天，我们写了个计划告诉逃走的方法连同棕绳一根，包在衣服里，由洗衣人送进去了。那天晚上马若苏等被接到津中后，喻凌翔二人说，今天是元宵节，要喝点酒。一个看守上街打酒买烧腊去了。这时喻凌翔二人中的一个说要去后面解手，他怀里藏着棕绳来到后面，走进厕所，把棕绳拴在城墙上，便缒绳而下。另一个留在屋里的故意把灯吹熄，请看守去点灯，一下摸到城墙边也缒城而下。城下，早有黎健藩在等候。看守点灯回来，看见室内无人，忙来追赶，也从城墙上溜下来，正溜到半中腰，方出口叫喊，黎健藩把手枪一比，看守再不敢叫喊，溜下来就跑了。看守回到县署，向钱县长报告，钱县长慌了，立即派他们到津男中去看。这时押人去的两个兵还在会客室里，他们一起去找真正的校工老李。老李说：“学校一放假，施校长就回家了，哪里在学校？”几个兵发觉上了当，连忙回县府向钱县长报告。后来，周敦琬同志叫同志们在街头巷尾造舆论，说是钱县长受贿五百元才放的人。赖心辉听到后非常生气，也不查个明白，便下令把钱县长撤职了。

（根据杨月湘同志的五次来信整理，个别地方参照档案材料和当时人的回忆作了订正）

江津中山中学被破坏和我们脱险的情况

熊季光：我于一九二六年十月离开南京东南大学，到武汉参加北伐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工作，任连指导员。一九二七年春，因父去世回家料理丧事，于同年六月到江津县城，会到女中及中山中学校长、教师刘玉书、杨月湘、邹德涵等，他们约我到中山中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常识等课，每月支生活费十元。我知道该校是比较革命的，所以就乐于接受了，去后又兼任教导主任。

有次，邹德涵向我说明了中山中学是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无一定经费，所以待遇低，并邀我参加党，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同意。那时，只是邹德涵同志和我单线联系，并未另外办什么入党手续，也不知道党的组织情况和负责人，这是当时入党的办法。当年暑假，从邹德涵谈话中，才知道周敦琬同志是党的负责人，后来知道曾凡觉、戴披星、杨月湘、朱近之、马若苏等都是党员。刘玉书是党外进步人士，他兼任中山中学校长，只是挂名。曾忆及当年暑假，周敦琬同志约我到他家中填写过一次调查表，据她说是向上级报的表。

经过三·三一和四·一二惨案后，党已转入地下，我未参加过党组织的任何会议。我在中山中学任教，主要是把该校的教务工作抓好。通过政治、经济常识教学，主要是把新三民主义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及反帝反封建等思想灌输到学生中，把学生思想引向革命上去。当年暑假期中，党组织还培训了共青团员，邹德涵通知我讲授政治学，地点在邹德涵家中（文庙侧边），我曾去讲授过两、三次。后来因附近有人传说共产党在那里开会，邹恐发生意外，通知我暂时停止上课，才没去了。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我继续在中山中学任教导主任，“双十节”后就出事了。由于中山中学学生王利初参加“双十节”大会后，写了一篇作文，文中有对当时国民党和军阀不满之处，是一篇具有革命思想的文章，经语文教师陈晓寅同志加以修改充实，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了。王利初把这篇作文本子放在书桌下。在一个星期日，被驻军（赖心辉部）政治部的一个科长（名字忘了）窜到学校，把那篇文章翻出来了。第二天他带来一排士兵把学校包围搜查，把当时在校内的教师杨继杭和我及学生王利初押到军中。同时，他们还到江津中学搜查，把马若苏和喻凌翔两同志押到军中。当晚把我们五人押在县衙内大堂后侧的一间屋子里，并派有差人二名看守。这大约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中、下旬的事。

关押之初，我们和外面是隔绝的，敌人费尽心机搜集我们的证据。但约经一月以后，没有搜查出什么，管押逐渐放松，外边的学生有时进到我们的住处，那两位差人也不加阻止。当时地下党同志们在外边作了不少工作，争取有利舆论，有不少进步人士要求释放我们。敌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组织了一次审讯，由反动的军阀政治部、国民党党部及伪县长当审判员，这大概是被关押两月以后的事。审讯在县衙内的大堂上，是一个下午进行的。事前，敌人在大堂两侧摆设了不少刑具，妄图对我们严刑逼供。当时，外边的同志作了不少斗争，才得到撤除刑具，实行公开审讯，旁听的人不下数百人。我们五人是下定决心不屈服的，审讯中没有一人承认什么罪过，也没有说出党的活动情况，结果敌人没有捞到什么，仍然把我们押还原处。

此次审讯后，敌人既不敢把我们定罪，也不肯放我们，采取拖的办法，他们很想在拖中寻找借口或制造事端来加害我们。我们在外边的同志洞察敌人的阴谋，于是积极进行营救工作。据饶楚裳（当时女中学生）一九七三年在给我的信中，说她当时也是负责营救我们的一位同志。她还说到当时两位差人中有一位是曾庆云的父亲，曾庆云已经加入了地下党，曾父是经常关心我们的。回忆起来，当时那两位差人对我们的态度确实比较好，后来他们允许我们会客，也允许在晚间伴同一道出去会人。饶楚裳说的可能属实。

但是久拖下去不行，对党的工作开展是不利的，于是，党的县委就进一步采取了行动，这大概是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吧！有一天下午，忽然进来了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名字忘了），他和杨继杭很熟，带来了一封信和两根麻绳。信中说，当天晚上八时，我们中的熊、杨、马三人必须到江津中学去，晚饭后还有校工给你们送信来，借口校长约你们去商量学校教课的问题，你们就根据此信要求一名差人伴同到县中去，到县中大门内，自然有同志来引导你们。另外麻绳两根交给喻、王二人，待你们三人离县衙二十分钟，二人即借口上厕所（在城墙边）悬绳缒城而下。我们五人照此办理。

三人按时顺利前往县中，即有一位假扮施校长（我认得是周友涛）的来迎接我们，并叫差人停留在二门外等候。我们进二门后，另有一位年轻人（不认识）把我们三人带到校内后边的平房处，经梯子上房，又经梯子下房到校外地区。当时杨月湘同志正在外面接应，用手电闪了两下，马上把我们三人带出城，沿西门外山坡小道，向鹤山坪方向前进。由于当时是黑夜而又在小雨之后，行走缓慢，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到鹤山坪的双石桥（离县城约三十里）。我们在那里商量，认为以分行为佳，以免惹人注意。于是杨月湘、杨继杭去白沙，马若苏下仁沱，我向龙门滩走，在离家十余里的一个亲戚处住了一个多月。我和同志们的联系断了，也无同志来找我联系，当时敌人还在到处追查我，并布告通缉我，我不能在此久住，只好离开家乡。

一九二八年四月的一天清早，我包乘一只小船直航重庆，第二天搭轮船到南京，继续在南京复学。其后的长时期中，江津方面的同志和我无关系了，地下党和同志们的情况也不知道了，我安心下来钻研蚕桑科学。后来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又到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专门研究蚕的遗传育种，我爱上了这门科学，先后在南京、江苏、四川从事蚕桑教育和研究工作约五十年。

解放后一九五〇年，我在南充见到邹德涵同志，他是我当初入党的介绍人和单线联系人。据他说，自从江津地下党在一九二八年前后被破坏以来，同志星散，他也无法住在江津，到川北苍溪中学教书，也和党脱节了，并说周敦琬同志已经去世。这就是我解放前政治生活的一段情况。

江津地下党活动的若干回忆

黄宇齐 口述：我是一九二七年秋季考入江津中学的。当时从全国、全省来看，已发生了三·三一惨案和四·一二政变，到处都在屠杀共产党人，可是江津，依然是大革命的形势，革命运动继续涌现高潮。我入校后，听教务长马孟强讲话，学生代表讲话，还是大革命期间的气派。县城里还开过二、三次几千人的大会，我们学生整队参加，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主席台上，坐着二十二军军长赖心辉、县长、县国民党党部负责人，还有士绅、工人、农民、学生代表。讲话时，那些台上的军阀、官僚、地主坐在那里挨骂，就是他们讲话，也还是大革命的口气。这一点，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江津为什么还是大革命的气氛？一方面二十二军军长赖心辉在军阀中来说是相对的软弱，当时反共还不积极。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县里党的同志继续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以致于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革命者的情况下，江津还能象大革命时期一样涌现出革命高潮。

从江津中学来看，那时革命气氛也是很浓厚的。教师中除马孟强还有桂××（留法勤工俭学的）、冉××继续在学生中传布革命思想，除上课时讲外，还在平时活动中讲演，如讲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尽管我当时还小，水平有限，对一些理论性问题还不大懂，但对革命的口号，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工农要翻身”、“反对剥削压迫”等，我是能懂得的，思想上接受了，自然而然地倾向进步。在我的心目中，觉得干共产党的都是些好学生，象彭国清、施金良等，给我的印象都是穷学生，学习努力，成绩好，思想言论进步。反之，那些公子哥儿、贪玩好耍又不读书，是不会干共产党的。

江津大革命形势的结束是在十月份，赖心辉出动部队，包围中山中学和江津中学，点名抓人。中山中学杨继杭被抓了，津中教务长马孟强和学生吴国富被抓了，最后，中山中学被查封，津中驻进了军队，被迫停课，我也只好回家。这次事件，可以说是江津的反革命政变。从此，江津的大革命时代也就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春，学校开学后，我到学校一看，气氛完全变了，没有人再敢谈政治了。不久，我被开除了，思想很苦闷。幸好我的好友施金良（团员），通过他，开始接触了党的秘密活动。那时天上宫（今川剧团）对门有家书店，是黄世良办的，里面出售《唯物史观》、《海丰周报》、《流沙月刊》等进步书籍。书店实际上是党的活动点，我便买了十几册书回家中看。象《唯物史观》这样的理论书，花了很多功夫才慢慢地看懂了。《海丰周报》、《流沙月刊》登了些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文章，讲资本家的剥削，我也慢慢地看懂了。这时，我接受了革命的思想，与一些进步的同学曾庆元、钟永铭、黄永清等关系日益密切，得到他们的帮助。

一九二九年上半年，我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这是省委办的一所政治学校，我在那里入了团。这年，对县里的情况不了解，又听说形势有点紧，象施金良、陈孔棣都跑到我那里来了。

一九三〇年一月，西南学院被二十一军查封，这时已到寒假，我就回江津，同来的有石平（涪陵人）。回县后，与曾庆云接上了组织关系。我们商量怎么办，因为成立团县委要经团省委批准，一时难于办妥，便决定成立团的特别支部，这样也能行使部分团县委的职权。曾庆云是党员，任书记，我作宣传委员，组织委员是石平。团组织上党课，漆鲁鱼给我们讲过二次。全县团组织情况：白沙有陈孔棣、宋乃林；李市最多有七、八人，有郭厚宣、周之章等；柏林方向也有团组织。李市坝的周伯纯是个搞教育的，当过几任小学校长，在教育界有威望，凡是党的人当教员，都凭他介绍。

我们回来以后，为了给学校募捐，募得二十元，漆鲁鱼一人就捐七元。在同月十九号组织戏剧公演，继续募捐。幕前，我讲演了一番，刚开始讲演时，石平又撒传单，全场都轰动了。这次虽未出事，但已引起敌人的注意，作法错误的。后来又在平民学校里发传单。平校是借一学校学生教室上课，头天晚上在每个学生课桌里塞一张，第二天学生到校，打开课桌一看有传单，就交给了老师了。

这年是二月初的春节，为了纪念“二·七”，团里开会学习，同时准备发传单。我们去请示秦志敦（党特支的），他同意了，于是便由我拟稿，内容是反对军阀战争，反对苛捐杂税，要保证学校经费，改善工人生活，由曾庆云作了修改。传单是党团组织联合发的，城中党团员都散发张贴。我回家过了春节，五日进城，便在钟永铭家（在板桥街与县府之间）刻印好后，八日晚上，便分两组去贴。一组是曾庆云、石平、刘厚平（制鞋厂工人，脚有点跛）；另一组有钟永铭、黄永清和我。黄永清放哨，钟永铭刷浆糊，我贴。傍晚约七点，我们正贴时，军队（巡逻队）来了。黄永清喊了一声未听到，便被捉住了。敌人从我身上搜出四十多张传单，把我押送司令部。敌人问我从那里来，住在什么地方？我便说刚进城，准备住栈房。当晚被捕的还有党员王泽棣和一个姓袁的工人。钟永铭也很快到我家报信。不几天，就把我们交给县府。从此，再未审问了。

党组织开展了营救活动，王泽棣通过他的叔父关系，在成都找了八个旅长作保，以保外就医、继续完成学业为名，只有两个多月就出去了。我家后来以要求继续读书深造为理由，取保获释，共被关了一百三十三天。我出狱时，父亲来城接我，曾庆云也来看我。父亲把曾庆云赶开了，逼着我回家。到家住了个多月，又到了城里，想到成都读西南大学（系由重庆西南学院改办的），曾庆云不同意，叫我留在县里。直到七、八月份，我约石平到成都，他未去，我才到了重庆，又从那里转成都。不久发生了广汉兵变，成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敌人的便衣队在街上公开杀人。我们去追广汉起义部队，未能赶上，又折返回来。江津也刚发生了“九三”兵变，我不敢上岸，直接到了巴县。

十二月在街上见到石平，有两个人跟着，他用眼示意叫我走开。第二天在街上，又碰上了石平，见无人盯梢，我们才一块到茶馆喝茶。他告诉我说，他已被捕过，并参加了清共委员会，才一个多月。我叫他赶快脱离，他也说准备走。并说，党组织破坏大，革命起码要推迟五年。我反驳说，至多推迟两年。当时他还骂一些叛变了的人，说某人最坏。

一九三一年四、五月，我父亲和二哥相继去世了，我又回家一趟，到江津城里，曾庆云、黄永清都不见了，只有钟永铭、李先仕还在。他们告诉我说，石平不久前来过，随身带着两支枪，说是来找组织，我们不相信，没有理睬。当时，“九三”兵变已过了三个多月，军队中的党组织又恢复活动了，便由军队党组织派人到旅栈警告他，限他马上出境。听说石平后来跑到贵州参加什么部队去了。

一九三一年六、七月份，我还在江津见着陈必新，但未见到杨璞。之后，我又去了巴县。一九三二年春节前，我又回县，见着的人要多些了，县里的党组织是马绍援负责，白沙的陈孔棣恢复了团的关系。回津后，我在刁家场代课，当时无关系，后来我就到上海去了，陈孔棣、刘施南也同去了。

一九三五年，我从上海回到江津，到了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气氛阴森森的，不知是怎么回事。于是，便到龙门滩学校找到了陈孔棣和戴坤直。陈孔棣说，夏光行叛变后，把所有的都弄去自首了。据他了解，县里已没有党组织了。陈孔棣过去是党员，便问我怎么办，要么去自首，要么不要留在县里。陈孔棣和戴坤直（未入过团）对革命灰心丧气，陈孔棣甚至骂党中央。戴坤直还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的论断是笑话。我回答他们，我怎么办不用你们操心，要说谁是笑话，那就在今后看吧！接着我就回到李市坝，当时考虑到，陈孔棣一时还不致于下毒手。回家后，时时提防着，不敢久住，后来就到重庆办《津报》、《府报》。

一九三九年春，又回家住了几个月，来去都不经过县城，主要是躲避夏光行。

下面谈几个同志的情况：周敦琬，当时都晓得她是女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并不知道她是党员。她在县里起的作用很大，令人佩服，希望县里收集到更完善的材料，给予公允的评价。周敦琬是省委书记刘愿庵同志的爱人，愿庵同志牺牲后，才同文强结婚。

施金良，斗争坚决勇敢，同我关系密切，把我引上革命。一九二七年清党时，他已离开学校，一九二九年前后，同我联系有一年多。邝继勋部队起义后，他曾约我到梁山投奔邝部，凑了几元钱，我因拉肚子未去成。

吴国富，团员，中山中学事件后他也被捕。戴说有此事，先放出去了，需查对一下。

周泽沛，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理论水平高，有干劲。一九三四年他从北京转学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入校后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教联，接着加入了团。不久，他被调到江苏省团委工作，作上海市沪西区团委书记（当时上海市无市一级组织，各区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没多久，就调到江苏团省委作巡视员或宣传部副部长，具体职务不清楚。一九三四年我离开上海，一九三六年在家中接到了他的来信，说在上海做生意蚀了本，很困难，叫我寄钱去，他那时已被捕了。一九四一年病死在狱中。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提供了材料，是烈士。

（钟永毅 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参加“九三”兵变的经过

苏爱吾：我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七日奉省委命令同于渊（号邦齐，原老二十军杨森部旅长，万县“九五”惨案就是他指挥炮击英国兵舰“嘉禾号”的，当时省委决定起义后，由他担任红军军长，我作党代表兼苏维埃主席）、徐幼平（现名徐庆坚，重庆高中的学生，青年团员，他读书时的校长是梁伯龙同志，他的工作是秘书）等二位同志，一道赴江津，于二十八日到达。我们住在贺竞华同志家里。他的父亲的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外号贺乌棒，会武术，长于外科，家中开药铺，离县政府不远，他在当地有些名气，和哥老会也有联系。

当晚在江津对岸德感坝一位同志家中开了一次联席会议，有县委和暂编第一师党的负责人李德孚等人参加（李后来叛变，在抗战时期当了国民党特务，曾在川陕鄂绥靖主任公署参谋处任参谋）。当时决定九月三日暴动，这大概就是所谓“九三”兵变的根据。

当时的背景是：第一，党中央在“立三路线”领导下，到处搞暴动和兵变，在四川当时就有广汉兵变（二十八军陈静珊旅）、蓬溪兵变（二十八军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在川北遂宁县境，代旅长是邝继勋同志）以及川东宣、达、城、万一带的兵变和暴动（领导者是李家骏同志），一路红军后在梁、垫、长失败。第二，当时省委执行立三路线，决定在合川（二十八军第三师陈书农部）、江津（二十四军暂编第一师张清平部）同时举行兵变，成功后各从嘉陵江、长江上游直逼重庆，夺取重庆后即从长江上游与湖北鄂西特委联合进攻武汉。我就是临时奉命和于渊同志赴江津领导兵变的。二十四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张清平又名志和，邛崃人，是同志，不赞成搞兵变，所以就利用他在成都的机会，背着他搞兵变。我一九二八年任川东特委书记时，他驻防重庆，就归我直接领导，所以我了解他。

关于兵变的时间究竟是否九月三日还值得研究。我记得很清楚，二十八日晚在德感坝联席会议上确实是决定九月三日行动的。我也记得很清楚，在以后几天泄漏了消息，敌人已经知道，并有所准备了。（一）到了傍晚就收缴士兵的枪支，集中在一间屋里锁起来并派可靠的警卫看守。（二）晚上点名以后，将士兵的衣服、裤子也集中起来保管。因此风云突变，空气紧张，我们又在曹泽芝（一位女同志，是武汉军分校毕业的）家中（就在城里）开了一次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改在九月一日行动。

是日下午，该军一个机枪连在城外操场下操，为了示范带了两挺重机枪去，后来发现其中一挺没有撞针。时间到了傍晚，将要收操进城的时候，师党组织的负责人李德孚同该连党组织的同志照事先约定的立即夺取了两挺机枪，用几个人抬在肩上（这才发现只有一挺能用），乒乒乓乓打进城的。驻在城内的其它的同志，也闻声出来响应，但有的有枪（即连长是党员的），有的没枪，就这样一直攻到县政府（当时师部驻在这里）。县政府门外早已置有沙包，他们凭此顽抗，攻了一夜也未攻下。次日天尚未明，驻扎在城外的部队就攻进城来了，我们受到两面夹击，因此，兵变就宣告失败。大约有几百人散在城外。

归纳起来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经验教训：

第一，路线错误，即立三路线领导下的错误。明明是革命处于低潮，却偏要强调高潮，号召全国夺取大城市，把多年积蓄起来的工农兵力量都暴露了、搞光了。四川所有的兵变农暴都失败了。否则，再晚几年如一九三三年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根据地时，或等到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时，起而响应，那局面必将大大不同。所以这完全是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结果。

第二，也有重要的时代背景、客观原因：（一）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的屠杀、清党镇压，群众一肚子气，报复思想严重；（二）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工作十分艰苦，一举一动都很危险，干部群众存在着一种畏难情绪。这就是“左”倾冒险主义的群众基础、时代背景、社会根源。大家都觉得公开干起来痛快，个人也较少危险。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干部也不断向上级反映，要求赶快行动。

第三，中央的“左”倾路线，干部群众的盲动情绪，加上各级领导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又处在秘密环境，对下面情况缺乏深入的调查了解，单凭下级的报告和主观愿望决定政策，这是当时的通病。所以，我们八月二十八日才从重庆动身，当天到达江津，仅开了一次会，就决定九月三日举行兵变。在消息泄漏后乃匆忙改在九月一日，这些都说明是很缺乏严肃性的。

为什么这样匆忙呢？大致时间是省委预定的，因为要同合川二十八军第三师的兵变同时进行，以便会合进攻重庆，迟了也不许可。因此，在技术准备方面是很不充分的。（一）我和于邦齐同志只二十八日在德感坝联席会议上和师的党组织的几位同志见过一面，以后也是在晚上在曹同志家中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时匆匆见到过，对于团营连的干部和党员都不认识，所以九月一日晚上进攻县府司令部时，谁也不听我们的指挥，我们谁也指挥不动，就靠李德孚一个人。（二）虽然设立了指挥部，但也很混乱，有的找不到党的小组，群众也找不到领导，有的连长同志到半夜一时，甚至把队伍带回营房去睡觉了。由此可见干部、党员、群众政治觉悟是不高的，组织纪律观念是很淡薄的。（三）兵变失败的当天下午我们又回到贺家，当军队来查户口时，主人说我们是他的亲戚客人，问也没问他们就走了，可见主人在当地社会各方面是有地位、面子和人缘的。但于邦齐同志因他个子特高，目标显著，又怕碰见熟人，所以当时就搭船回重庆去了。

我又住了两天，张清平从成都赶回来了。驻军逮捕了许多人，连曹同志在内，但却将李德孚放回来了，杀了不少同志。最残酷的是还将一同志头上钉蜡烛点天灯祭了灵。我们派了几位营连干部（比较红的）出去收容部队，我则回到省委去汇报工作，并请示善后。省委研究后又加派帅朝吟同志（他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我们很熟）和我一道，以重庆《新蜀报》记者的名义，又重返江津，一面沿途收容（并在白市驿、白沙镇等处指定专人负责成立收容所）溃散出来的队伍，并介绍到有关各处安置工作，解决生活问题。我们回到江津时，张清平正派队伍围剿溃散出去的部队，而主力则按计划正向十二都前往南川、綦江、涪陵方向前进。我们派出去收容败退队伍的最后目的是向湘鄂西去，和贺龙同志领导的红军会合，以保存实力。但是我们到了一个集镇，好象叫“悦来场”什么的，想了许多办法就是进不去。敌人在沿途封锁盘查极严，我们四处盘旋，没有办法，只好返回重庆向省委汇报，派人在部队前进方向去等候，以便混进队伍，加强领导。但这时省委又决定我到万县成立下川东特委，担任书记去了，以后如何，我就不了解了。

“九·三”兵变见闻杂记

徐庆坚：一九三〇年九月初，江津发生“九·三”革命兵变。我是参加者之一，也写过有关的文章。读过苏爱吾同志的第一手材料，也看过洪沛然同志的间接材料，重看自己写过的，人与事也有没弄准确的。这篇不是重复记叙事件的经过，即使原著有失实的也不更正（如爱吾同志记有关我的三小段，时间地点便错了）。只想在我现有认识的水平上补充最有权威性的爱吾同志的记述。

抗战前在成都从事救亡工作时，爱吾同志与我都参加《新时代》、《抗战三日刊》工作。我俩又同于渊同志见过多次。爱吾同志逝世前虽然与我有书信往来，但关于江津的问题未得当面辨正，彻底弄清。所以，我这篇稿子有的是孤证，有的可能有片面性。

一、为什么要举行“九·三”革命兵变？

提出这个早已明确的问题不是昏愦可笑吗？答案明确的是：立三“左”倾思想，四川省委一贯认为“右”倾是最危险的敌人，余乃文同志、省行委等等。提问者的昏愦在于：省行委究竟干了哪些工作，至今没有记叙的文章。失败的责任全归于余乃文吗？为说清九·三事件的来源，必须说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部分。

四川成立过省行委没有？重庆讨论省大事年表一稿重大片会上，省行委主席团成员张春帆（苏雁秋）并代表另一成员苏爱吾（苏幼农）否认，他们不知道有行委；之后，重庆党史办同志嘱我函询省行委青年部长梁忠诚（梁佐华）同志，他回信说确成立过省行委，只是为期不到三个月便撤销了。有的委员得到通知到重庆时，省行委已撤销，有的在省行委撤销后还没有得到通知。

一九八五年六月，梁佐华同志应邀返渝，座谈省行委问题。他叙述较详。一九三〇年六月，余乃文同志即来重庆，住铜鼓台街二号楼上省军委负责人贺竞华同志处。梁佐华住楼下，经贺介绍与梁开始接触地方党组织。同月中旬传达“立三路线”，党四川省委接受“立三路线”，并决定在党力量比较强的江津、合川、广汉发动兵暴。同时撤销团省委（四川无工、妇组织），由党省委秘书长邹壁成接收团省委的移交，与团省委秘书长梁佐华洽商省行委名单。余乃文是以中央特派员兼省军委书记，可以用特派员名义直接与中央联系。中央原指示四川在八月份在几处举行兵暴，四川因准备不及，请推迟一月，得到中央批准。这就是江津为什么在“九·三”举行兵暴的时间因素。

八月二日，省代表会在重庆马蹄街举行，委员不是按邹、梁协商而是余乃文于前一日与罗世文商定的，会上余乃文宣布便算通过。共青团员数不下于党员，而团省委书记方明（苟永芳），仅是一个委员。行委组织部长方明本可以顺理成章担任，但由主席团主席程子健兼。邹、梁提出程不必兼，余乃文说，他昨晚已将名单报中央了。邹、梁认为可以重报，提出以团江巴县委书记饶耿之（吴启泰）担任，通过。

余乃文贯彻“立三路线”极坚决，限期短，督促严。行委同志背后开始叫他“督战官”，后来当面叫他，他也接受。余乃文有事，先同罗世文商量，在省行委中是决策人物。省行委于八月成立，十月结束，十二月底补发结束函告。这样，回答了省行委与余乃文的问题，也间接回答为什么起义定在“九·三”。

二、领导者的心理对起义有一定意义

心理学最近几年来也得到了解放。过去，现代史料的写作者受了这种桎梏的局限也少谈这方面的问题。“九·三”事件的失败，根本在于“立三路线”。为什么有的人能接受、发展，而有的人能拒绝呢？这使我们不能忽视客观事物反映在人的心理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差别，从“九·三”事件有关思想倾向——即心理，看看对事件本身的影响。

爱吾文中所称的“时代背景、客观原因”，应是心理因素。他分析的几点很精辟、深刻。余乃文急于求成。爱吾同志说：“为什么这样匆忙？大致时间是省委预定的，因为要同合川的兵变同时进行。”这种急躁心理压得江津、合川不敢不办。

这时还另有一种心理状况，普遍在一般同志中存在，我也是其中之一，就是对中央、省委的决定不考虑结合本地情况贯彻，要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构成这种心理状态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干，一个是拼。干，要大干不要小干。不做耐心细致的、长期的工作。干，说成不分析形势那是冤枉。干，也是分析了形势的，但是那是带着固定的框子进行分析，革命高潮期即将到来，敌人必然崩溃。总之，是把必然当成现实，很难考虑到失败或后果。拼，干不动了就拼。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拼，从不考虑敌我力量的对比。江津、合川两路即使会师，也不过万人，能顺利占有雄兵五六倍于我的刘湘的重庆吗？

最后，要提一下于渊与张志和。于渊，行伍出身至少将旅长，在内战中身经百战，凭他战斗经验认识到不能发动起义，这是实事求是的。张志和，洪沛然同志文章中说他“不赞成搞兵变，说冒险，力量不够，搞了也失败”，“求稳”。事实说明，这些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三、“九·三”是否准确？

爱吾同志提出：“兵变时间是否九月三日还得研究。”我也有同感。省行委成立，共青团省委撤销，当时我任团省委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派我到江津，兵变后担任工作。得通知于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在通远门外嘉尔登茶社碰头后启程。在茶社中，由罗世文同志介绍于渊、石怀宝两同志开了个小会。世文同志宣布：于渊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司令，石怀宝为经理处长，我为前委的青委书记、司令部秘书。又说前委书记项鼎（苏爱吾）头一天已到江津，要来接我们。之后，又约于渊同志到一个僻静角落去谈了半个多钟头。我们启程，世文同志送我们到观音岩。傍晚到江津中渡街，苏爱吾已在靠河边黄桷树下等我们。晚饭后，苏、于去开会，石和我在旅店住下。苏回忆说我们三人同去，时间先后说在一起了。之后，石、我同梁山来的杨璞同志住在德感坝陈同志家中。九月一日黄昏，江津城通泰门（在长江南岸）响起机枪和步枪声，我们欢庆起义了，但只过十分钟枪声便歇。二日联络来，才知是机枪有一挺忘了带撞针。第二次九月三日。究竟应该怎样提才恰当？

四、于渊与“临阵脱逃”

八月二十七日清晨在住处没有看见于渊，早饭时也没有看见。我问苏爱吾：“于邦齐那里去了？”苏爱吾爱答不答地说：“回重庆去了。”为什么于邦齐回重庆？照当时组织规定，不应当问的不能问，我便不再问了。从八月二十九日起，于邦齐便不在江津。这个谜直到九月三日苏、李克俊（李德孚）和我三人同行，在到长冲的路上听李克俊说后才了解的。李说二十八日晚在德感坝的会上，于渊在听了李克俊谈军队的情况、江津地方同志谈党组织的情况后，发言认为条件不成熟，不能发动起义。这样便与一定要发动起义的苏爱吾争执起来。苏最后说这是省委的决定，不能更改。于邦齐便表示他不能担任司令，苏爱吾马上批准，于便离开会场回客店去了。苏继续主持会议，提名李克俊为司令，全体通过。李克俊同我谈这些时，苏爱吾同我们一起走没讲话，当然是默认李克俊所说的是确实的。

我们回重庆后不久，方明（苟永芳）来传达关于江津起义总结会上省行委的决定：根据苏爱吾、李克俊的报告，于渊临阵脱逃，开除党籍。从后来的事实证明：1.于渊所反对的是“立三路线”的盲动，在政治上是正确的。2.江津起义于渊从未参加，失败的责任怎么在于渊？做替罪羊则有之，“临阵脱逃”定罪失实，不能成立。3.于渊离开江津是否得前委同意不得而知。这个问题不仅是关于于渊个人党籍问题，而且也是有关江津革命兵变重要的应澄清的问题。

五、失败以后

爱吾同志记叙起义经过完全确实，但稍觉笼统，我不再重复，只补充几个细节。

起义后用的番号，在团省委临近撤销时，团省委书记传达省代表会决定中关于全川兵暴计划谈到，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江津）、第二路（合川）、第三路（广汉），成立红军游击队第一路（城口万源）、第二路（梁山，今梁平县）。这些，是具体的。至于全川化为五个军区，编成十七路红军游击队，是抽象的。苏爱吾回忆录说是红七军，最后承认我说的是前述的第一路。

起义发动地点在几江丝厂机枪连连部。九月三日晚上，我们在德感坝听到机枪、步枪射击声，又见火光冲起，都庆幸起义胜利。四日清晨，苏爱吾、李克俊（我是第一次认识）匆匆跑来，说起义失败。遣散石怀宝、杨璞，叫他们分路自行回重庆，而带我们同他们一道，经长冲、丁家坳转走马岗，当天到了浮屠关外，叫我跟他与省委联络的交通站找人联系，然后大家于九月五日在礼园（今鹅岭公园）路侧大黄桷树下碰头（这树今仍在小路侧），这是省委负责同志经常碰头的地方。省委交通站原是九七书店，联系人是谭羲农，常来常往互相认识。我同谭联系上。九月五日清晨，我在礼园附近小茶馆中向苏、李回报。

苏爱吾说组织预定他作苏维埃主席。我给他信中说，你是空中苏维埃主席，地面上的苏维埃主席不是你而是钟××。钟××是武器修理所的青工、团员，因工作关系转党。大约十月在重庆街头碰到我，说九月初他也到过江津，当了乡或镇的苏维埃主席。他详谈了经过。江津地方党组织为配合革命兵变，组织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意译是工农会议，江津县有农、驻军有兵，而工业不发达，没有工人党员。没有工人怎么能叫工农兵会议？于是省行委调他来担任苏维埃主席。在贾坝沱或仁沱子，我记不清了，总之是江津县附近，九月一日或二日赶场那一天，江津张清平师军支支援一个全副武装班开到场上来，一下就缴了团丁几支枪，团总们吓跑了，把赶场的人集合起来开大会，宣告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讲话。这位上海工人讲了半个多小时上海话，谁也听不懂他说的什么。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组织农民进城，支援起义的军队，预定九月四日出发。三日晚上便听到兵暴失败的消息，停止进城支援，结束苏维埃。主席乘木船回重庆，当地党员隐蔽。这事是不是一个孤证？我们当时没听说过，而钟××也不是瞎吹的人。

因为应是杂忆，便缺乏系统性，也不全面。最后，我想谈两点。路线错误，精神可钦。明了江津兵暴不仅使我们加深理解革命胜利来得不易，而且应继承这种敢于斗争的精神，献身四化。从一九二九年邝旅起义到一九三〇年江津、合川等起义应当有一个非概念的总结。我虽参加江津起义，但限于水平，说得不对，切望得到指正。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重庆

我所了解的“九三”起义

洪沛然：张志和的部队中有军委领导，军委书记李鸣珂。张志和本人是党员，一九二七年入党，本人是军委成员。一九三〇年发动兵变，军委趁他到外（成都）开会的时候，搞起来了。江津驻军是张志和混成旅，我在混成旅当教官时，发展张志和入党（一九二七年在邛崃）。现在看来，张因地位高了，考虑问题总是求稳，怕搞不好影响自己的实力，所以对搞兵变，他一直不怎么同意，想走和平道路，再发展力量，然后再搞。我们说，在和平环境中发展力量靠不住，他不同意。这时张旅已改编成师，刘自乾（文辉，二十四军军长）兼师长，张任第一副师长，实际上是张管事。刘因听了他当团长的姨父的小报告，对张有所怀疑，但因张能干，还常给他出谋划策，所以又很倚重他。因为张不赞成搞兵变，说冒险，力量不够，搞了也失败，军委便没有通过他。在他应刘自乾召去成都开会之际，发动了兵变。

兵变一发生，就被镇压下去了，抓了一百多人。团长们立即发电报叫张回江津。刘自乾先接到电报，告诉张：“你的部队造反了！”张因军委事先没有通知他，很不满意。回江津后，团长们又包围了他，非要他处理兵变的人不可。张答应了，让把参与兵变的人的名单列出来。在被捕的人当中，有两个党员，一个是师部会议的江国勋，一个是搞译电工作的。这两个人听到要处决的消息，便托一个副官去找谷醒华（谷后来作过江津县县长），这个人比较正直，跟张的友谊很深，他答应说情。没想到第二天开审很早，念一个名字绑一个，绑了二十三个。那个副官又去找谷，谷立即写了个条子，要求张从宽处理这两个人。当念到这两个人时，江国勋大叫：“师长，我冤枉啊！”张因见了谷的条子，便命令把两个放到一边，后来投进了监狱，其余的都杀了。

这件事发生后，省委总结了经验，认为主要是领导人思想右倾动摇，便开除了张志和的党籍。在立三时期，中央出版了一个刊物叫《布尔什维克》，记得在其中一篇文章中，还提到这件事。

当时的领导人，有苏爱吾（前委书记）、于渊，苏、于失败后离开了。

（重庆博物馆罗人庆同志供稿）

回忆江津“九三”起义

龚秉仁 龚慰农 曹泽芝

一、不平凡的岁月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这段时间，算是不平凡的岁月，四川相继发生过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是一九二九年六月的遂蓬起义，第二次是一九三〇年九月三日的江津起义，第三次是同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广汉起义。尽管这三次起义都没有获得成功，但在当时却震动了全川，写下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尤其从江津起义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革命志士为着实现崇高的理想，怎样坚贞不屈，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一些军阀官僚为着争权夺利，怎样血腥屠杀，对人民犯下弥天的罪恶。这其间闪耀着金光，也充满着黑暗，把这一历史事件记述出来，让人们知道今天的幸福日子是怎样获得，以及应该热爱什么、痛恨什么，我们认为，仍是有它一定的意义。

事情先得从李鸣珂烈士说起。李鸣珂同志，四川南部人，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归国后即参加了革命工作。一九二八年奉派返川，在四川省军委工作，一九三〇年执行“立三路线”，号召各地尽可能组织起义。李鸣珂同志既系军人，对四川军官自然会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当时驻江津的二十四军第一副师长兼旅长张清平（别号志和），和李鸣珂是士官同学，有了这适合的环境，军委便派李崇实同志来江津与张清平联系，成立了“江津革命士兵同盟会”。经过不断发展，第一师下级干部和士兵参加这一组织的达数百人。李鸣珂同志对江津军运工作寄予莫大的希望。按照他的计划，吸取遂蓬起义的经验和教训，重新在四川培养一支革命队伍，建立根据地，和党中央东西策应，促使蒋家王朝早日崩溃。其后张清平又在江津成立一个“志和图书馆”，购买了大批马列主义书籍，这不仅提高士兵的觉悟，也对江津人民起到不少宣传和教育作用。整个江津县城，一时充满着革命空气。

谁知就在这时，刘湘的二十一军在重庆成立了清共委员会，一个名叫易觉先的叛徒，他狠毒地出卖了重庆的地下组织，并带着伪军警捕了大批地工人员。一天傍晚，李鸣珂和军委交通邓裕志同志一道到江北开会，在重庆街上恰巧碰上这个叛徒。李鸣珂十分愤慨，马上拔出手枪，将他击倒在地，隐蔽在一间民房里。殊不知这家是娼妓，大声叫喊起来，便和邓裕志同志一起被捕，不久遭刘湘杀害。“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又一次得到证明。李鸣珂烈士的死，是党的损失，也给此后的江津起义带来了许多不利。

二、尖锐复杂的斗争

“九三起义”以前，江津驻军内部早已存在着矛盾。参加“革命士兵同盟会”的下级干部和士兵，通过党的不断教育，提高了觉悟，认清了谁是自己的敌人。一九二九年底，团长魏筱廉所属某连一个上士，因参加“士兵同盟会”的一次小组会议请假逾限，连长横蛮无理，责了上士十个手心。上士愤恨地说：“看你还凶得到几天？”连长大发雷霆，立刻把他捆送团部，请求严办。军支为营救这位无辜的同志，发动了十多个班长向张清平递送保状，要求释放。张开导魏筱廉说：“这事不能操之过急，诚恐酿成事变。”魏筱廉却存心给张清平闹别扭，立即召集全团士兵在东一门河坝训话，先给上士扣上顶大帽子，说他反抗连长，完全出于共产党的煽动，事情一定要追查，并且非把上士枪毙不可。这下立即激起了全团士兵的公愤，大家一拥上前，包围了魏筱廉。接着张清平闻讯派人来了，经过多番劝说，才召回全团士兵。后来四川省委主办的“人权通讯社”揭载了以上这一消息，魏筱廉认为伤了他的面子，曾去信质问，说：“你们对这项消息倒也采访得确实，但请你们再采访一下，这次事件到底是否张清平指使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确已发生了矛盾。

原来在这事情爆发以前，第一师内部早已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参谋长刘中生调任江津县长，不到一年，向江津人民巧取豪夺的赃物竟达十万元以上，创造了当时县长贪污的最高纪录。一时舆论沸腾，怨声载道。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便尽量和二十四军学友互助社的社员拉拢。学友互助社是二十四军一个联络机构，社员大都是连长以上军官，可以径向军部报密。一面他又和魏筱廉等连成一气，随时监视着党在部队和人民群众当中的活动。他们曾多次捕风捉影地把一些事情向上反映，只是抓不到确凿的证据，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三、起义前的部署

健全和加强地方党的组织和活动，对今后起义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自从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进行血腥屠杀以后，江津地下组织已经和重庆省委失掉联系。这时返县同志龚慰农，从军支的李崇实处得悉了省委的新住地，于是去重庆汇报情况。在上级机关工作的贺竟华叫他返江津召集各支部书记选举新县委，开展活动，与当地军运密切配合。结果选出龚秉仁（文骐）、龚慰农、陈叔唯三人组成县委，先后在李市、马宗等乡镇发动了农民斗争，并且把马路工人、电话工人也都组织起来，准备在武装起义的同时，发动工人和农民暴动，借以扩大影响。不久省委又派人来江津，把军支和地方党合成行动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地方和军支的联系。

在这期间，不幸又出一个岔子。早在几月以前，重庆的情况突然紧张，许多地工同志相继被捕，省委书记刘愿庵，被一个名叫陈梦华的叛徒出卖，关进巴县监狱。军委贺竟华也被捕。李鸣珂被捕牺牲后，继任军委秘书李觉民，当时的处境非常危险，不得已前来江津避难。此时叛徒陈梦华伪造省委介绍信，也到江津找二十四军二混成旅的地下党，在街上发现李觉民。陈梦华住在安子街一家旅店，当晚，他即向伪军警报密。幸好军支的同志事先得知这项消息，立即护送李觉民夤夜赴李市乡下湾隐蔽，并派人在旅店击毙了这个叛徒。刘中生、魏筱廉等马上忙乱起来，暗布密探，因此地方党很难得到活动。为了掩护江津二混成旅地下党组织，报上还发表了一个假消息，说“共产党员”陈梦华在江津活动，当地军警去逮捕他，他拒捕被打死，李觉民在逃，应通缉归案究办，等语。因此，才把刘中生、魏筱廉等应付过去。

上级号召起义的日期越来越迫近，省委临时派了一位参加过广州公社起义的同志来江津担任总指挥。其时张清平已赴成都，总指挥便准备九月五日行动，那知事机不密，消息被泄漏了，魏筱廉代行旅长职务，立即下令把枪弹归入各连的武器库，并派亲信士兵看守。只得临时宣布起义提前。

四、难忘的九月三日

接连两天，武器归库的问题仍没有解除。经过一番部署，总指挥终于在九月三日下达命令，当日电灯亮时开始行动。

江津位于长江南岸，三面临水，一面靠陆，由西到东，长长的一条正街。县政府在城的中心，县府和东门之间便是第一师师部。还不到预定时间，驻河边王爷庙的一个营接连发出三声步枪信号。部队一拥进城，正碰上营长闻讯赶来弹压，立即被击毙在通泰门口。全城马上沸腾起来了，顽军从四面八方赶到，这支队伍终于被阻截在小什字街头。驻东门禹王庙、遗爱祠的两个连，听到枪声，击毙连长，夺得武器，直奔师部。副官长张伯卿正从外面回来，立即被一枪打倒。驻西门东岳庙（今被服厂）的机枪连，连长是“士兵同盟会”的骨干，八挺机枪虽已照例入库，他却早已把撞针下在箱子里，准备行动时配上，免被敌人利用。信号发出，正待赶回，士兵同志们早已带着机枪，会攻县府。

直到这时，驻城内卞家厅、城隍庙、天上宫、张爷庙等地的友邻部队还没有接到通知，枪声四起，同志们便潮水似地分别投入会攻县府的战斗。伪县府除原有的警卫部队一营而外，刘中生早已从后侧门调来援兵。头门牌坊上塑着“廉洁政府”四个大字，同志们气得红了眼，一阵排子枪给打个稀烂。但由于机枪没撞针，几次冲锋，始终攻不进去。刘中生早吓得心惊胆战，很“慷慨”地拿出几箱硬洋作为奖励，要求他的官兵坚持到底，千万不能撤退。同志们愤怒已极，提来几桶煤油，打算把县府一火烧光。因附近居民诚恐延烧到他们的住宅，再三央求，只得作罢。

夜，越来越黑，电灯早熄灭了，全城关门闭户。由西向东，从小什字、城隍庙、板桥街县政府直到师部，长长一条大街，到处是喊声，到处是火网。虽然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同志们一直在奋战，在坚持，没有半点动摇。

地方党组织事前不曾接到通知，只是当天上午总指挥派人联系说，午后电灯亮时在板桥街明星书店（地工同志龚秉仁、秦治敦等人合伙组织的书店）举行紧急会议。届时地方党的负责同志走到半途，街面即已断绝了交通。及到深夜，团县委书记曾庆云，和在武汉分校学习过的曹泽芝同志才相继弄清情况，自动跑向阵地，担负跑交通工作，并隐蔽天明时未及撤走的同志。曹泽芝腿部受伤，曾庆云同志一直奔忙到拂晓，匆匆回家取了两件换洗衣服，化装逃走。后来听说他到达梁山、垫江两县交界地区，化名钟九，参加了当地的地下工作，在斗争中光荣牺牲。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敌人力量不断加强。天快亮了，顽军们逐渐采取包围形势，如果再坚持，一定会遭受难以估计的损失。于是下令退却，约五个连的部队陆续由北固门渡河，经过两夜多的急行军，到达永川、铜梁两县毗连的东西山。因为事先没有群众基础，很难得到物资接济，终于无法坚持。后来有的参加了别的部队，有的自动返回原籍。李鸣珂同志满腔热血所筹划的革命根据地，又一次不曾获得实现。

五、血腥的屠杀

九月四日的清晨，整个江津城一片死寂。除了大街上的石板翻转来做掩体，显得十分凌乱，此外很难发现一个行人。顽军们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由魏筱廉和一群营连长率领着，耀武扬威，分头逮捕未及撤退的士兵和干部，并搜查机关和居民住宅，把黑名单上一些进步青年和嫌疑分子，一律加以逮捕。这样一直紧张了好几天，综计被捕的干部和士兵一百多人，县城青年十余人。军支的李崇实、县委书记龚秉仁和曹泽芝同志相继入狱。

几天以后，张清平由成都回到江津，据说他曾向军部去了一个电报：“魏筱廉等防范不力酿成事变，应请撤职查办。”不难预料，在张清平未返县以前，魏等早已把事情上报。据人们当时估计，大概从六日的夜间起，军阀们即秘密地开始了血腥的屠杀。在城南小官山和武城官山一带，夜静更深，附近居民便会听到凄厉的惨叫或断续的口号声，第二天茅草地上发现一片新土，或零零星星的血迹。据内部透出消息，这批无名英雄总在三十人以上，而且绝大部分是“革命士兵同盟会”的忠实同志。

记得是九月二十五日的下午，天阴沉沉地，布满了乌云。县府大监旁边的空地上，安设一张公桌，魏筱廉、刘中生坐了个并排，张清平在一旁站着。参加起义的同志，连同平时因细故寄押在监狱里的士兵，人人五花大绑，被押在一边。名单是事先决定的，喊一名便推出一名，就地枪决。血水成渠，骨渣飞溅，铁石人看了也会掉泪。喊到李崇实的名字，他把身子一挺，两眼射出愤怒的光芒：“张师长，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不经审讯就执行枪决？”张清平抬头看看，用手一摆，示意两个刽子手把他扶向一边。几天后侥幸出狱，离开江津。这次被屠杀的一共四十七名，另有七十多人几天前用缝衣针在每人手腕上刺了个“十”字，再用蓝靛擦抹，全部驱逐出境。在师部门口击毙张伯卿的士兵，先一晚上在师部被活祭——把人赤裸裸地绑在一条木凳上，背部插着香烛，祭奠后再零割碎割。这血腥的屠杀，这海样的深仇，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六、鲜血灌溉起来的鲜花

事后，四川省委派一位同志来江津检查工作，认为张清平对革命不够坚决，存在着严重的名位观点，因而牺牲了大批的革命群众，功过相衡，功不补过，应予开除党籍。

尽管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江津人民一直怀着悲痛和愤懑。他们对几十个殉难的无名英雄表示无比的悲痛，对刘中生、魏筱廉等不曾受到人民制裁感到极端的愤懑。同时，他们对这次起义没获得成功表示惋惜，并提出过他们当时的看法。

首先，他们认为，这次起义的条件不够成熟，在白军强大的包围下，事先没有坚固的群众基础，革命根据地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尤其行动日期选择在敌人防范尚未松懈期间，更严重地违反了军事原则。其次，指挥忙乱，友邻部队既不曾紧密配合，对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又没有密切联系，因而减低了战斗力量，对撤退、渡河、隐蔽各方面都带来了莫大的损失。事先连电话线也不曾剪断，使敌人得以发号施令，从容部署，这又是何等失算！

这次失败给地方党的活动带来了很长时间的消沉，许多党团员无形中和党失掉了联系。直到遵义会议召开，红军北上抗日经过川黔边境，人们才认清了方向，看到了前途，重新又振奋起来了。他们因反对军阀拍卖关公庙会产饱入私囊，一个名叫刁天佑的青年遭到杀害；他们反对军阀强征田房契印花税，曾组织过罢耕罢市；他们反对特务横行，在城市展开过斗争，在乡镇掀起过械斗。由于党的不断启发，他们变得十分坚强和勇敢。从一九三七年起，江津有知识青年陆续走向革命圣地延安，去寻求人间的真理。后来江津所属的永安、刁家、李市等乡镇成为培养革命种子的基地，纷纷建立起党的地下组织，给以后的革命事业增加了不少新生力量。应该承认，这是鲜血灌溉起来的鲜花，是“九三”起义的宝贵收获。

龚灿滨 整理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于江津

江津“九三”起义

江津县委党史办公室 执笔 刘表兴

一九三〇年九月三日，几江河畔的江津县城上空响起了枪声。火光在闪耀，兵士在呐喊，这是对冷酷如铁的统治的冲刺。几十年过去了，仿佛那枪声依然在耳边回响，那火光依然在眼前闪亮，那呐喊依然在胸中轰鸣，留给后人许多深沉的思索和珍贵的回忆。

在黑夜里燃烧的火焰

江津位于四川东部，长江从西到东穿过县境流过，宽阔的江流以“几”字形环绕着县城。人口多，地域广，是川东著名的大县，它富饶而又贫穷。它是富饶的，它的平坝丘陵生长着稻麦柑桔，它的江河溪润繁殖着鲤鲫虾蟹，它的高山峻岭覆盖着松柏杉樟，新老军阀都想争夺它，割据一县，独霸一方。一九二五年以后，江津为赖心辉防区，一九三〇年为二十四军刘文辉军驻地。它又是贫穷的，地主阶级的剥削，军阀政客的掠夺，使农村经济萧条萎缩，人民生活贫穷困苦。

革命的根源深深藏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江津县人民夙富革命传统，抗强暴不畏艰难，除腐恶不怕牺牲。近百年来，辛亥革命，他们高举义旗以响应；五四运动，他们焚烧日货以声援。当北伐战争的风雷震荡着中国大地，团省委书记童庸生来江津中学任国文教员，宣传马克思主义，江津人民的精神天空被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芒照亮。一九二六年底，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派曾凡觉回江津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一九二七年，王芳舟制造了“三三一”惨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但是，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征服杀绝。正是在这个时候，江津的地下党组织由支部发展而为县委，中共江津县委领导着江津人民反帝反封建。江津地下党组织虽经一九二八年四月春荒暴动泄秘而导致的破坏，而在一九二九年又恢复起来了，成立了江津特支，开办“明星书店”，创建《新江津日刊》，以开展马列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一九三〇年，江津县委得到了重建。火种在，火焰是不会熄灭的，是会越烧越旺的。

风暴在酝酿

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进行的。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找到了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一九三〇年六月，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胜利》的决议，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合并成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决定在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举行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命令红军攻南昌、九江，然后攻取武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央派于乃文来川，任临时省委军委书记，传达了《决议》。八月，临时省委在重庆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发动兵士暴动、农民暴动，组织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四川省行动委员会。四川党组织和党的干部，从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起就存在着“左”倾思想，认为四川已经具备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当中央“左”倾错误指示下达后，他们接受和执行了它。省行委成立后，立即组织武装起义，决定在江津、合川、广汉发动士兵起义，在荣昌发动农民暴动。

省行委为什么要发动江津起义？为什么决定要在江津发动士兵起义？

第一，江津的驻军内秘密地建立了党组织，并且较好地开展了工作。六大以后，党为了加强革命的士兵运动，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驻江津的部队是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刘文辉的暂编第一师第二混成旅，四川省委在这个旅中建立了党组织。省军委派杨云樵到江津负责全旅的党的组织、宣传、教育和训练工作，杨云樵的公开身份是师部军法处的法官；派李崇实负责通讯联络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师部录事。团营连建立了支部，发展了党员，党在部队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副师长兼旅长张志和（又名清平）是党员，是一九二七年混成旅驻邛崃时由洪沛然介绍入党的，当时洪沛然在那里以当教官为名做党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混成旅驻重庆，川东特委军委书记李鸣珂直接与张志和联系，张志和担任了军委委员。军委要办《新社会报》，宣传马列主义，办旅店，解决来往同志住宿，张志和完成了任务。一九二九年，二混成旅移驻江津后，张志和通过李崇实送去了李鸣珂需要的手枪多支。张志和作为副师长，掩护了党的活动开展。这是省行委在江津发动士兵起义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江津的地理位置邻近重庆，是重庆的西南大门，是攻打重庆的战略要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省行委要攻取重庆，必须从靠近重庆的地方开始。江津和合川邻近重庆，所以省行委决定在江津和合川（第二十八军第三师陈书农部）同时发动起义，成功后，分别从长江和嘉陵江上游直逼重庆，夺取重庆，然后沿江而下同鄂西特委联合进攻武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因此，在江津发动起义，不是一个偶然的选择，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心城市总罢工和武装暴动的总计划的一部分。

第三，江津地方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江津县委在一九三〇年重建后，由龚秉仁（又名文骐）任书记，委员有陈叔唯、龚慰农。县委清理、整顿和发展了组织，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在李市、马宗、蔡家等地组织了农民协会，发动了农民斗争，在城镇把电话工人也都组织起来。江津地下党所领导的这些活动，准备在士兵起义发动时起来响应，而在配合士兵起义时发动工人起义、农民起义，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党的力量。

第四，江津人民对反动统治充满了憎恨。党建立后，在江津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人民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工农要翻身”等革命口号。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是江津人民并没有丧失信心，他们决心打倒反动统治，在江津发动士兵起义是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的。

江津士兵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条件下发生的。

短兵相接的战斗

让我们来叙述一下江津“九三”起义的经过吧。

一九三〇年五月，省委书记刘愿庵等在重庆浩池街酱园铺被捕牺牲后，程子健、项鼎（苏爱吾）从成都调到重庆组织临时省委。为适应武装起义的需要，合并成省行委。八月二十六日，省行委在机关开会，全体委员都出席了，讨论如何贯彻中央指示，决定在江津、合川两处同时举行士兵起义，以便夺取重庆。派项鼎到江津领导士兵起义。江津士兵起义发动后，建立第七路红军游击队，项鼎任党代表兼苏维埃主席，于渊（于帮齐，第二十一军刘湘军第二师第六旅旅长）任军长。

为什么派项鼎领导江津士兵起义？因为一九二八年项鼎任川东特委书记时，领导过张志和，比较了解张志和与张志和师的情况。张志和求稳，不赞成士兵起义，他对杨云樵表示过，没有工农群众配合，士兵起义会失败的。在重庆时，张志和曾经提出一个提案交李鸣珂转川东特委，其内容为：他在上面作掩护，同志们在下面抓教育士兵，然后把士兵派到四川各军阀部队当兵，发展组织，积蓄力量，不要急于举行暴动。省行委决定发动江津士兵起义时，张志和已于月初因事到成都，随行的有秘书谷醒华和张开扬（兼代理军法处长）。省行委认为，张不太可靠，不愿士兵起义，怕牺牲师长地位。

八月二十八日，罗世文领项鼎到重庆通远门外一家小茶馆，与于渊认识，研究了任务，立刻动身，同行还有徐幼平（重庆高中学生，团员），他的职务是秘书。当晚宿白市驿，次日中午到江津，住在贺竟华（在重庆的省军委负责人）的家里。贺竟华的父亲外号贺乌棒，袍哥大爷，精通拳术，长于外科，在当地有名气，吃得开，和驻军有联系，家中开药酒铺，离县府不远。项鼎他们到达江津后会见李克俊（又名李德孚、李心田），李克俊是暂编第一师第二混成旅党的负责人。原来负责第二混成旅党的工作的杨云樵春天就离开了。

二十九日傍晚，在江津对岸德感坝的一位同志家中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参加的有省军委、师的党组织和江津地下县委的同志。这次会议对起义作了部署，定于九月五日起义，成立了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成员有项鼎、于渊、李克俊、龚慰农和曹泽芝（女，江津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会后，县委书记龚秉仁与军委同志发生过争论。龚秉仁认为，起义危险性大，纵然士兵起义成功，以少数兵力行几千里路程，会师武汉，前途难以预测。军委同志反复打通他的思想，最后说：“党中央的决议，你怎样对待？”龚秉仁只好表示服从，并准备调动力量以响应。当时江津地下党同志在津城的只有三、四人，团员多一些。

起义既已部署，准备正在进行，不慎机密泄露。张志和离开江津时，将师旅长职务交与四团团长魏镛代行。魏镛最反动。第二混成旅兵力分布是这样：第五团住德感坝，团长是黄仲华；第四团和第二十四团驻城内，第二十四团团长是魏鸿钧。旅参谋长刘中生兼江津县县长，师旅司令部设在县城内，离县府不远。敌人知道了将要发生士兵起义，采取了预防措施：其一，一到傍晚，就把士兵的枪收藏起来，锁在一间屋子里，并派人看守；其二，晚上点名后，把士兵的衣服、裤子集中保管。同时派人在邮局检查来往信件。风云突变，空气紧张，干部和战士都有些恐慌，议论纷纷。于渊得知起义计划泄露，敌人已有准备，就提出：起义不能发动，硬发动，不仅要失败，连部队的党组织也将遭到破坏。他的建议没有被接受。项鼎在小什字曹泽芝家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德感坝会议的人都参加了，决定提前到九月三日起义。

九月三日首先起义的是驻大西门外几江丝厂（今三五三九厂所在地）附近的直属机枪连，机枪连的党组织比较坚强，其它连的则比较松散。那天，项鼎、于渊和徐幼平在贺家里间忙着研究具体行动计划和各种布告（包括苏维埃政权和军队的）及各种政策的宣传稿件，约了地下党同志在下午电灯亮时，在板桥街明星书店开会。机枪连在城外操练，因为要示范，才发了两挺重机枪。傍晚，将要收操的时候，李克俊带了几个精干的同志按照事先约定的口号，配合机枪连党组织的同志夺了机枪，几个人把它抬在肩上，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这才发现，其中一挺没有撞针，只有有撞针的一挺才能用。机枪连士兵起义后，没有从大西门打进城，而是从通泰门打进城的。因为大西门附近驻的是二十四团第三营，和起义队伍没有联系，而驻通泰门的四团二营第一连和第三连，则是准备参加起义的。这样，机枪连起义士兵就绕道到通泰门。一连（连长彭树森）、三连（连长吴毓英）鸣枪响应，二营营长王文德赶来弹压，被起义士兵打死在通泰门口。

江津士兵起义了！子弹在呼啸，行人在飞奔，整个津城像要爆炸，敌人被吓慌了手脚。敌人采取了办法，驻七贤街的第五连的士兵原来打算参加起义，但武器库被军官把守了，营门也关闭了，一、三连的士兵来到五连营门口喊他们冲出去。

江津在长江之南，三面临水，像一个秀丽的半岛，一条从西到东的长街横贯全城，从大街到河滨有嘉惠街、通泰街和七贤街相通。起义打响后，时在七点，天已经快黑了，起义战士从通泰街冲向小什字，然后向东直攻县府（今衙门口），这时除了一挺机枪外，还有一些步枪。城内的同志也闻声前来参加，但有的（连长是党员的）有枪，有的没有枪。敌人方面，警卫县府的是四团一营，他们在县府前设置沙袋做工事掩护，凭此顽抗起义部队。刘中生从后面侧门调来援兵。起义战士怀着对反动统治的仇恨攻打县府。于渊是川军老军人，认得的人多，未到战斗现场。项鼎来到县府门前指挥，起义士兵们不认识项鼎，谁也不听项鼎指挥。战士们冲了几次，也攻不进去，有的起义士兵看见攻不进去就回去睡觉了，装着没事，自认为可以置身事外。坚持在县府门前的起义士兵们打算用火攻，一把火把县府烧光，因为怕烧毁老百姓住宅而没有实行。

守卫师旅部的是四团六连的一个排，他们是要参加起义的，听到枪声后立即响应，师部上校副官长张伯卿出来镇压，被起义士兵打死。师旅部在考棚（今计委办公室等单位所在地），驻考棚内左侧的四团一营二连没参加起义，即刻占领了考棚后半段，起义的六连的一个排的战士企图拿下考棚，因人少、力量薄弱而不能实现。此时，驻东门城门口下面的第四团第一营第四连，武装占领了东门城楼，居高临下，截断了起义士兵进出东门的道路。驻县府右侧的四团三营没参加起义，派队伍支援了据守师旅部的一营二连，同时截断了县府门口东西大街的通道，阻止了攻打县府的起义士兵与师旅部门口的起义士兵的会合，攻打县府的起义士兵正是希望前去和师旅部门口的起义士兵相会的。

战斗在进行，敌人在聚集力量。驻城南部和西南部的第二十四团魏鸿钧团没有参加起义，驻城内、城北部和东部的四团其他连队没有参加起义，他们占据了东西大街的各个街口，在各条街口安设了警戒线。二十四团团长魏鸿钧同一营长兼城防司令陈子卿率队伍从小十字的三品金绸缎铺后面翻墙过来，袭击起义战士的背后。起义战士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局面，县府又攻不下，渐渐地、渐渐地被逼到通泰街和七贤街的一段狭小的区域内。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下（驻津城有二十七个连，起义的只有四个连），起义战士仍然坚持着战斗。

江津地下党的同志，事前并不清楚九月三日哪个时刻起义，正在赴会途中，枪声响起来了，接着敌人的火力封锁住街面，交通断绝，龚慰农被阻挡于大河沟。稍晚，曾庆云、曹泽芝自动跑出来了解情况，并担负交通联络工作。曹泽芝左脚肚中弹受伤。一点钟过去了，又一点钟过去了，到了深夜，枪声渐渐稀疏了。一点钟过去了，又一点钟过去了，隔不了好久，天就要亮了，起义战士撤出了城外。

沉重的代价

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要经历多少曲折，要越过多少险阻。天还没有亮，起义士兵就撤到城外。他们怎样走呢？一部分由通泰门、北固门河边过对河上中渡街，朝永川、铜梁毗连的东西山方向或白市驿方向前进；一部分沿河东下；一部分从先锋、夹滩到四面山；一部分由仁沱、广兴到綦江、南川。队伍拉出去后，已经涣散了。没有撤出的起义战士，一部分隐藏在老百姓的家中，如起义的一连连长彭树森等，一部分回到了营房。

天大亮了，项鼎和于渊回到贺家药铺，正遇着顽军在搜查。在查到贺家药铺时，问到了项鼎和于渊，贺乌棒说项鼎和于渊是他的亲戚，由于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人缘，顽军问也没问就走了。九、十点钟戒严解除，于渊因他个子高、熟人多，先搭船回了重庆。项鼎留下来找到县委的同志和部队骨干，让他们集中起来向綦江、南川，经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去湘鄂找贺龙的部队，同时托贺乌棒打听情况。

魏镛、刘中生和陈子卿率领顽军对全城机关法团、居民住宅的搜查，是九月四日清晨开始的。九月三日，魏镛因监修街道住东门外建设局内，起义枪声响，他赶到东门见到城门关闭，城墙上的士兵无任何变态，就没有进城。刘中生电告成都，说魏镛失踪，成都回电要他代行旅长职，并说张志和即速回到江津。当魏镛四日见到刘中生，商议后，立即清点各团人数、武器，监视有嫌疑的人，进行戒严搜查。魏镛逢人便说，是张志和纵容共产党，以致才发生此次事变。搜查进行了好几天，逮捕了百多人。没有撤走的起义官兵（包括躲在老百姓家中和仍回营房的）被逮捕了，在师旅部门口起义的那一排士兵被逮捕了。被捕的还有江津地下党方面的龚秉仁、秦志敦、曹泽芝和其他人士刁茂维（书店老板）、杨克从（老师）、李德安（照相馆负责人）等。

贺乌棒把从军队中熟人那里听来的关于一些人被捕，以及张志和从成都赶回江津来的情况告诉了项鼎。项鼎在于渊走后，在贺家连续住了两天，第三天赶回重庆向省行委报告请示。省行委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办法：其一，派先回省里的李德孚等几个，回去在白市驿及白沙镇等交通要道设立收容站，尽可能将党员和积极分子收容起来，分别介绍到各有关部队予以安置；其二，增派帅朝吟和项鼎去追赶散了而又结集起来的起义士兵，要他们向贺龙部队靠拢。帅朝吟和项鼎以重庆《新蜀报》记者的名义，重返江津，一直追到十二都（今柏林）附近，遇着敌人的队伍而不能前进了。

帅朝吟和项鼎为追赶失散了的起义士兵，重返江津时，张志和已经回来了。江津起义一发生，刘中生就电告了刘文辉。刘文辉把张志和叫到军部说：“你的部队造反了！打死师部副官长张伯卿和二营长王文德，你回去要严肃处理，以整军纪。”同时，刘文辉还斥责张志和纵容共产党。张志和日夜兼程回到江津。一到江津，团、营长就把张志和包围了，非要他从严处理参加起义的人不可。他们认为打死张伯卿、王文德就是要打死他们，他们主张对抓起来的百多人一律枪毙，态度很强硬。就在张志和同谷醒华、张开扬回到江津的那天晚上，魏镛搜查了师部，逮捕了师部实习员江国勋、录事李崇实。魏镛这样做是想推脱他代理旅长时发生了事变的责任，希望在师旅部获得证据，证明发生起义是由于张志和纵容共产党活动的关系。逮捕江国勋是因为搜查时有人看见了他吞食了一个纸团，逮捕李崇实是因为他年轻。魏镛想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顺藤摸瓜。

隔了几天的一个夜里，在师旅部进行活祭，把起义战士绑起来点“天灯”，为被打死的张伯卿、王文德报仇，残忍狠毒令人发指。紧接着活祭的第二夜，起义战士遭到血腥镇压。县府外安设了警戒线，县府公堂上，各团、营长推选刘中生来执行审问，张志和在后堂一旁监审。刘中生按照要杀害的人的名单，一批一批地把起义战士从监狱里提出来，在县府公堂旁的坝子上枪毙，共杀害了十批。前九批每批五人，殉难战士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共产党万岁！”这洪亮的声音震破了夜空，使敌人丧胆。第十批只有四人，其中有江国勋和李崇实。当他们刚被带到大堂一旁等候枪决的时候，他们就呼喊起来：“师长，我是李崇实啊！”“师长，我是江国勋啊！”张志和一看是李崇实和江国勋二人，就叫人通知刘中生，说要把他们带到师旅部审问。刘中生一伙杀害了四十七人后，还把其余未杀害的起义战士的头部和手部刺上了字，涂上了蓝靛。

李崇实、江国勋被带回师旅部，由军法官张开扬在军法处审讯，同时被审讯的有彭树森等一共五人。张开扬虽严词问讯，但什么也没有问出，李崇实、江国勋据理驳斥，什么也不承认。李崇实、江国勋被释放了。释放后，他们曾三次到师旅部找张志和。第一次去时，师旅部周副官长给他们一个条令，上面写着：“一、限立刻出境，不准在此逗留；二、凡是亲友熟人不准来往通信；三、已垮的组织不准再恢复。”（李崇实曾经过张志和同意在师旅部组织了一个小组，参加者有李崇实、江国勋、黄正伦。黄系非党员，津城人，家贫，由李崇实介绍到师旅部做过事。）第二次，他们在晚上十二点钟左右混进张志和公馆。张志和向他们谈到起义没有条件，反而损失了力量，批评了他们两个，同时责怪上级。第三次他们去，张志和给了李崇实三十块银元，给了江国勋五十块银元，作为他们离津时的盘费。

敌人对曹泽芝也进行过军事会审，主审是张开扬，参加者有魏镛、黄仲华和魏鸿钧。曹泽芝是起义前几天才回到江津的，被魏镛认为是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曹泽芝未泄露任何秘密，未供出一个人。在经过几次审讯后，敌人对起义者和嫌疑者进行了判处：判四团一连连长彭树森徒刑十年，三连连副毛为麟、田书之徒刑各三年，士兵李绍云、李连廷、吴世昌徒刑各十年。江津地下党方面，曹泽芝被判徒刑十年，龚秉仁被判徒刑半年，秦志敦被判徒刑四年。龚秉仁被捕后，江津县委机关转移到德感坝。

“九三”起义就这样失败了，张志和被开除党籍。

“失败中灭亡的不是革命”

“九三”起义失败了，烈士的血滴在江津的土地上。马克思说：“失败中灭亡的不是革命。”江津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第一，江津起义显示了党的力量。无论白色恐怖怎样严重，无论国民党军阀的压迫怎样残酷，共产党人是不会被吓倒的。共产党人公开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开展土地革命。党在国民党部队中建立组织，开展活动，发动武装起义，就说明了党的不可战胜和不可摧毁。

第二，它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争。虽然敌强我弱，但党有压倒一切的无畏精神，起义本身就体现着打碎旧世界的革命精神。起义中牺牲的烈士，永远使人们怀念，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第三，它为以后的武装起义提供了经验教训。失败媒介着成功，无论是在起义的条件、起义的准备、起义的发动或起义的指挥上，它都能够为以后的武装起义所借鉴，从而减少损失，加速革命的步伐。

江津起义有什么经验教训？这就要探索它失败的原因。江津起义为什么失败？第一，革命处于低潮，敌人的力量较为强大。从全国全省看，革命力量有所发展，但基本特点仍然是敌强我弱。从江津看，虽然党在国民党部队中建立了组织，但敌人对部队的控制是比较严密的，相对地说，敌人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第二，少数干部和群众存在着盲动情绪。蒋介石屠杀镇压，群众一肚子气，报复思想严重。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工作十分艰苦，一举一动都很危险。这样，他们不断向上级反映，要求赶快行动，但这是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的，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第三，指挥上主观主义，缺乏经验和计划，决定起义部署，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消息泄露后，又匆忙改动日期，临阵指挥也很混乱，指挥者找不到党的小组，谁也指挥不动，群众找不到组织。在攻县府攻不进去时，有的连长把部队带回营房睡觉，纪律观念淡薄。

“九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震动全川。江津“九三”起义使人民群众欢呼鼓舞，使地主军阀震惊混乱，在四川人民武装起义史上，写下了重要而光辉的一页。“九三”起义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九三”起义永远被人们传颂。

（本文参阅了苏爱吾同志的回忆录及其它有关材料）

一九三一年夏—一九三二年夏江津地下党的组织与活动情况

马绍援

一、组织情况

我于一九三一年旧历六月派去江津县委工作，在一九三二年旧历七月调离。前县委书记是李雪芬（巴县人）。县委成员有陈旭昌（巴县人）、曹明正（几江丝厂工人）和一位农民肖××。在我工作的一年中除李雪芬调走外，余无变动。

下属组织：几江丝厂支部一个，成员五人（其中团员二人），支书袁德光；驻军部队中军支一个，成员四人，支书余青；德感坝支部一个，成员五人，支书陈龙霖；枷担溪（今夹滩）党小组一个，成员三人，组长黎健藩；李市坝支部一个，成员五人，支书龚慰农；白沙党小组一个，成员二人，组长宋通宁；巴县福寿场党小组一个，成员三人，组长陈旭昌；巴县铜贯驿党小组一个，成员三人。此外，城内有党员一人，德感去油溪的乡间有流动无定居的党员三人（均巴县人）。

二、活动情况

我在江津时，省委给县委的主要任务：1. 清理原有组织，同时发展建立新的组织；2. 尽可能清理、恢复建立军支；3. 开展农会运动。

因“九三”兵变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城里原有党员七、八人都不干了。丝厂工会原有会员五十多人，这时只剩下十多人。李市坝原有农会组织三十多人也无形解体。在一年时间里，县委虽作了不少工作，但成效很小。只有李市坝党支部在“九一八事变”后，发动领导私立树人女子小学校师生组织了反日会，上街游行，并经常进行反帝宣传活动。城里，在一九三一年冬至一九三二年春期间，清理建立了一个军支。

附：团的情况

江津有团的县委组织，曹文藻、李先仕先后任书记，委员有郭厚煊、漆宗煦。其下，则只有李市坝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漆宗煦。巴县福寿场有个团小组，组长陈旭东。城里有两个团员，但未建立起组织。

我所经历的有关江津地下党的情况，就是这些。

珞璜的新声社和红军之友社

杨敏之

一九三二年秋，在地下党巴县铜贯驿区委所属的跳磴场支部的领导下，珞璜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新声社。成员有伍时英（他是跳磴党支书），还有我和杨泽江，当时我叫杨泽坤，我和杨泽江是赤色群众。新声社的政治口号是打倒军阀，包括团阀和土豪劣绅，活动方式是秘密的，对外不得向任何人谈新声社，包括父母亲朋等，对内不得发生横的关系。

这年冬，我和杨泽江发展、组织儿童团，参加的人有戴成方、周文金、廖忠涛。儿童团由杨泽江领导。伍时英经常从铜贯驿方面带回油印刊物和宣传品内部进行传阅，传阅后由我保管。有一次，我问伍时英：“怎么？我干的共产党的事，还不是共产党？”他说：“是赤色群众。”我提出要求参加党，他说：“大家都找党，谁先找到就通气。”

珞璜的场期是三、六、九。在一个场期，伍时英对我说：“上头来人了解情况，由你汇报。”我们来到背街大井坎酒馆，他介绍上头领导人刘德余。我们三人边喝边谈，主要由我汇报。

之后不久，伍时英对我说：“有人找你”，并告诉了我时间：第二天，地点：猫儿峡北岸石洞附近，接头暗号：要火吸烟。我准时在指定地点接上了头，现在回忆谈了三点：一、“你是否提出入党要求？”我说：“我向伍时英提出过。”二、“参加共产党很危险，捉住了要杀头的！”我说：“不怕。”三、明天在铜贯驿暴动，你化装参加。接头是这样：在茶桌上摆好四个柑子，来人在对面坐下不客气的拿一个就吃，就是接头人。最后说入党的事听通知。我带了铁棍去铜贯驿参加暴动，接头人就是在猫儿峡北岸石洞附近和我谈话的人。他说：“今天不暴动了，改为开代表会，你代表珞璜新声社参加。”他带我到场郊下侧的一个学校开会，约十来个社团参加，其中我记得铜贯驿的叫牛角蜂社。散会后给我大卷传单，要我在珞璜赶场时散发。我回来向伍时英汇报了，伍时英作布置，由我和杨泽江及儿童团，将传单折为三角形，在赶场热闹时，分散地悄悄地散发。我们散发后，群众议论大，都说珞璜来了共产党。

一九三三年春，联络点（廖振民书店，杨泽江在那里作店员）接到交通送来的刘德余的急信，其内容是：“陶大舅生病，福寿老表长疮，注意传染！”我当时看不懂，就到白沙沱找到伍时英。伍时英说：“坏了，上头出事了。”他决定停止活动，马上转移，随后我也转移。联络点封闭了，不接头了。我隐藏在高店子杨本木教书的小学，隔一段时间打听到珞璜没出事才回家。

一九三四年春，我到巴县南温泉乡师插班学习，见过伍时英一次。伍时英告诉我，乡师是狮子狗办的学校，要注意。不到半年我退学回家了。冬天，伍时英回到家乡对我说，他在成都被捕放出，失掉了党的关系。他要我们再干起来，我说：“干！”他说他红了，不能出头露面的干了，找个青年文学家原是团员叫若茨仍的，来领导大家干，我表示欢迎。若茨仍即廖琪。过年不久，伍时英带了廖琪来，要我公开讲，廖琪是我乡师的同学，找我父亲治病的。

一九三五年春，伍时英、廖琪、杨泽江和我自动组织了江巴边区红军之友社。名是伍时英取的。杨泽江在石马乡牟氏小学教书，牟氏小学地处山上，较隐蔽，红军之友社就设在这里。红军之友社的政治口号是打倒国民党军阀，支援红军！我们希望红军打重庆，准备在珞璜掌握和控制团丁，迎接红军。红军之友社的任务是：一、恢复珞璜的组织；二、发动两峡和渔洞溪的工农群众；三、找党。分工是这样的：廖琪（亦即廖井丹）总负责并直接领导渔洞溪的工作；伍时英负责找党和发动两峡工农群众；杨泽江负责儿童团；我注意石马牟氏小学周围的情况，即保卫工作。发展组织，规定一律用代号，不得发生横的关系，也不许打听。一个月左右，廖琪在渔洞发展了三人，组成支部；伍时英在两峡发展了二人。约两个月，伍时英还未找到党，廖琪对他说：“我断绝了一切关系……我不是来守冷庙的。”于是召开了会议，会上讨论了公开找党或秘密找党的问题，讨论的结果仍然由伍时英秘密找党。

约五月，珞璜发生群众自发的（主要是我影响的）沈银廷、郑四清、彭亚夫等人打税卡事件。沈银廷被捉。沈银廷被捉之后，就暴露了杨泽江的问题。为了营救沈银廷，廖琪来到珞璜。他领导，我出面，他起草传单，我到渔洞找好友王贤能刻印，经过有组织的斗争，迫使官方放回了沈银廷并撤走了珞璜税卡。这场斗争我们取得了胜利，但可能敌人也发觉了我们。为防止敌人的破坏，廖琪、伍时英和我三人开会，讨论了开除杨泽江，珞璜的工作由我接管。在有杨泽江参加的会上讲，还没有找到党，红军之友社活动停止了。

在放暑假前，伍时英回来说找到了党，不久他带来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姓戴，自称是党派来的。红军之友社的情况由廖琪单独向姓戴的谈，具体的我不知道。姓戴的要走时，廖琪对我说：“姓戴的要看一看儿童团，你带他去。”姓戴的见到了儿童团。牟氏小学放假时，没有说下学期再聘杨泽江教书了。红军之友社只好转移到珞璜，廖琪安排在韩江雪家的后院，尽量不让外人知道。伍时英积极地为廖琪找职业掩护。之后，姓戴的说为廖琪在江津李市坝找了教书的工作。在假期，伍时英要我同他一起到李市坝落实廖琪的工作，我们找到了姓戴的，他外号叫戴汤水，他说廖琪的工作没问题。在回家的途中，伍时英告诉我，廖琪到李市后，红军之友社的工作由我负责。

约八月中旬，一天上午伍时英跑过来对我说：“坏了，姓戴的是叛徒。”伍时英是被捉去后逃出来的。我们商量后决定：伍时英、廖琪和同情者韩江雪撤出珞璜。晚上找我联系，由我部署儿童团监视江津方面特别是向下游来的生人，并收藏好包括廖琪讲课以外的哲学书等进步书籍。在中午饭时，儿童团来汇报说小船上来了四个人，在饭馆吃饭时打听我。我立即去邓开明家找到伍时英、廖琪。情况紧急，伍时英、廖琪和我开会研究：一、停止红军之友社的活动；二、伍时英、廖琪转移，其余的各找关系藏身；三、渔洞支部停止活动。渔洞支部三人是我认识的刘子君、叶必扬、夏维福，我进场找刘子君，要他们支部的人到梅家梁开会。以后我们的联络点设在川师学生韩江雪那里。廖琪走了，我隐藏在杨雨农家中的楼上。不久后，珞璜先后捉走了杨泽江、戴成方、周文金、廖忠涛，被波及的团正江民瞻、郑××，同情者邓开明、万祖辉、彭亚夫。

十月，我在江口附近被捕，主审我的叫夏光行。快过年时，允许取保放我们。一九三六年春从韩江雪的联络点，转来廖琪（后改为廖井丹）要见我们的信，当我到渝时，他已离去。从此，我和他取得了书信的联系，直到我们在决死队见面时为止。一九三八年春，我到了前线廖琪处参加抗日。

难忘的岁月

邱维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一声炮响，四亿五千万人民从梦中惊醒，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战争打响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神州大地，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纷纷走向街头，走向战场，抛头颅，洒热血，奋不顾身，前赴后继，为国家、为民族，谱写了光辉灿烂的壮丽诗篇。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还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刚刚进高中念书，我们多么希望能够有个安静的环境来学习，谁知偏偏遇上这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凡是稍有爱国心的青年，无论如何也不能置身事外埋头读书了。联中夏渝白、周德华、邱维新等人，发起组织宣传队。这一倡议，得到川东师范、渝女师、省职校、省商校等学校同学的响应，一时参加的有夏勋池、周慕兰、程必芳、聂勋铭等二十余人。经过短短时间的筹备，成立了以夏勋池为队长的“白沙旅渝同学救亡宣传队”。宣传队以“唤起民众，团结一致，抗日救亡”为宗旨，以讲演、歌咏、戏剧为武器，利用业余时间，到街道码头、工厂农村，到重庆上清寺、曾家岩、两路口、都邮街、朝天门、磁器口等地进行宣传。为了便于工作，决定大本营设在联中，并选出夏渝白、周德华为戏剧组正副组长，程必芳、周慕兰为歌咏组正副组长，邱维新、聂勋铭为讲演组正副组长。

我们边准备、边练习、边行动，一支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宣传队伍活跃在重庆街头。每逢星期天，我们都要整队外出宣传半天，还要拿半天来排演戏剧、练习歌咏、整理讲稿等工作，为下个星期天的宣传作好准备。工作是够辛苦的，但也是很愉快的。想到前方战士浴血奋战，牺牲性命，尚且不惜，我们这点劳动，又算得什么？这样，大家劲头就更大了。

我们搞了几个月，转瞬寒假到了。同学们考虑的不是回家休息，更不是享受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而是决心利用一九三七年寒假期间，在家乡——白沙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把家乡人民动员起来，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我们一回到白沙，同学们顾不得回家休息，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战斗。白沙父老和爱国人士如农工银行营业主任曾伯卿、侯颖恬、张自新等更以满腔热情，从各方面支援我们。白沙女中为我们提供住地和演出场所，使我们在两三天之内，就作好一切准备，大年前夕就展开工作。

白天上街宣传、讲演、歌咏、街头剧一齐上。由于“抗日救亡”是现实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与每个公民都息息相关，所以不管我们出现在哪里，听众观众都非常踊跃，充分表现人民群众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注。晚上，在白沙女中演出《重逢》、《母亲》、《放下你的鞭子》等剧，引起观众极大的兴趣和强烈的反应。我们不是以艺术魅力来赢得观众，因为当时我们还不具备这种水平，而是以民族仇、家国恨的真实感情来征服观众，使他们深深懂得国家民族的安危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害。难怪我们演到高潮时，观众与我们同呼吸、同仇恨、同流泪、同高呼，真是台上台下，感情融成一片。回忆这段情景，使我至今心中犹非常激动。

尽管我们宣传时间很短，只搞了一个星期，但收到的效果是相当大的。事后我们总结有以下几点收获：一、通过我们的宣传，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的爱国热忱，为抗战事业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基础。二、促进白沙各学校的宣传活动蓬勃发展——在我们回乡宣传以前，白沙学校几乎没有开展什么宣传活动，在我们那次宣传以后，各学校都动起来了。三、打开男女合演的局面——在此以前，白沙男女同学一般都没有合演过。我们回乡男女同台演出，曾引起一些人的担心，会不会遭到非议？但由于我们作风严肃，纪律良好，不但没有人谈论，还受到不少人的赞扬。此后，白沙青年也打消顾虑，打开了新局面。这一点，我们带了一个好头。

宣传结束，我们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学校。新的学年开始了，尽管课堂上的气氛仍和往常一样，紧张而有秩序，然而同学们的心情，远不是平静的。

一九三八年的抗日形势是：南京失守，国都西迁，华北大部分土地沦于敌手，日寇疯狂进攻，蒋介石节节败退，国家民族危如累卵。同学们一面学习，一面考虑如何把宣传工作继续搞下去。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经过讨论，一九三八年四月决定将“白沙旅渝同学救亡宣传队”改组为“少年剧团”。宗旨不变，宣传方式有所侧重，除了歌咏、讲演而外，更加注意发挥戏剧的作用。

剧团成立后，我作为第一任团长，考虑到任务需要和吸取“宣传队”的工作经验，首先抓了三件事：一、筹集资金，解决经费开支问题，决定以剧团名义，公开向各方面募捐。剧团成员总共三十余人，分剧务组、歌咏组、讲演组、募款组、总务组。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共募得资金三百余元，为剧团今后开展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二、壮大队伍力量，吸收新团员。凡赞成本团宗旨的人，不分地区，不分学校，都可参加。这样，又有一批同学补充进来，成为剧团的骨干力量。三、取消星期日宣传活动，集中精力，为寒暑假的演出作好充分准备。

光阴易逝，一九三八年暑假转瞬到来。少年剧团第一次到江津县城，在江津中学搭台演出，受到许多老师同学的热情欢迎。我们演出一个礼拜，上演了当时流行的优秀爱国话剧《夜光杯》、《国家至上》、《重逢》等剧目。尽管我们演出水平不高，但在江津许多老师同学如朱近之、吴汉骥、朱泽莹、王野芹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热心指导下，使我们的演出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一九三八年寒假，剧团回到白沙。时间和上次刚刚相隔一年，白沙人民对我们非常熟悉，也特别热情。原先我们准备仍然在白沙女中演出，由于学校有其他任务，舞台不能借用。我们决定在羊叉街搭个临时舞台。这个工作相当艰巨。我们请曾伯卿老先生帮忙，他满口承认。他亲自出马借材料，找工人，还要出钱，只花了一天一夜工夫，一个临时舞台搭好了。同学们无不为他的热心行为所感动。我们需要照明，电厂同志为我们接线，布置灯光；我们需要道具，白沙许多同学为我们一件件到处去借并亲自送来，用后，又一件件送还清楚。这一切一切，固然是对我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同时也说明一年来抗日救亡工作的深入开展，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的情景，怎不令人高兴呢？我们在白沙的宣传演出活动，时间短，规模不大，但和上次比较，有了新内容。通过宣传，人民对当前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样，无论对群众，对剧团本身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严峻的阶段。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充分暴露出来。祖国河山，半壁沦陷，有志之士，奔走呼号，促进团结，促进抗日，而少数汉奸卖国贼，却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此情此景，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剧团同志，决心履行自己的职责，继续搞好宣传工作。我们在不荒废学业的原则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为剧团的事努力。

暑假到了，剧团第二次来到江津中学演出。这一次和上一次比较，人员更多了，力量更强了，演出水平提高了。这次除了几个老节目外，还特意排练了曹禺著名的话剧《雷雨》。为了演好这个剧，到江津后，我们聘请在戏剧方面有经验的老师作场外指导，还特邀吴汉骥、朱芳道、方青等同志来“客串”。这样，我们演出阵容大大加强。经过最后两次的化装排练，《雷雨》剧终于和观众见面了。这个剧一共演了三场，每场观众都相当踊跃，反映良好。演鲁妈的是朱泽莹，演繁漪的是朱芳道，沉着稳重，表演深刻，把角色内心的复杂感情恰当地表现出来，博得了观众的好评。演四凤的方青，是小学女教师，第一次上台，表演也很出色。演周萍的吴汉骥与演周冲的周德华，都达到一定水平。总的说来，整个演出是成功的，特别是灯光布景，舞台上的风云雷雨，非常逼真，大大增强了演出的艺术效果。尽管《雷雨》剧在宣传抗日救亡的作用上不是直接的，但它的社会意义是深刻的，因而它也是为群众所欢迎，为群众所喜爱的。

《雷雨》演出后，剧团同志雄心勃勃，准备再接再厉，排演曹禺的另一名著《日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不久，暑假期满，剧团工作暂告结束。按照我们的计划，少年剧团还要继续搞下去，下期还准备远征，扩大活动范围。不料就在这时候，发生一件不小的事件，促使剧团寿终正寝。

事情是这样的：正当剧团在江津演出后不久，一九三九年八月，白沙“中国书店”突然被国民党特务查封，几人被捕，其中二人系书店店员，二人系剧团成员。事情发生时，我和其他一些同志正在刁家场小学休息。消息传来，使我焦急万分。一面派人打听消息，注意事态发展，一面暂时躲避，免遭不测。一个月后，我回到学校，方知事情经过。原来“中国书店”以进步书店面目出现，为国民党特务所注意。他们把书店工作人员看成是“共产分子”，早就想下毒手。剧团的两位同志夏渝白、张自新和书店同志认识，出事那一天，他们也在书店，特务抓人时，他俩同时被抓。

一九三九年下期，联中迁到长寿。这样一来，和校外同学的联系中断了，还有毕业班的同学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考试，面临繁重的学习任务，加上“中国书店”事件的阴影，使剧团工作无法继续开展下去，不得不宣告结束。

从“白沙旅渝救亡宣传队”成立，到“少年剧团”结束，时间不过两年，大的活动只有四次。这点点工作，只不过像萤火一样，亮一下就熄灭了，然而正是全国千千万万的亮点，汇聚成熊熊的烈火，照亮了亿万人民的心。这就是力量，这就是胜利！几十年岁月过去了，如今祖国大地，一年比一年好。回忆这段历程，更加使人信心百倍，勇往直前，在新长征路上，贡献自己的余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写于白沙

在艰难的岁月里

——回忆江津学生抗日宣传活动

朱近之 口述

用戏剧形式开展起来的抗日活动，那时在江津还是较为新颖、非常艰苦但很受群众欢迎、效果十分显著的一项革命活动。它是江津的一些爱国青年学生及部分教师搞的，演出的戏剧如《群魔乱舞》、《包得行》等，收效尤佳，曾使国民党特务机关大为惊恐，不断采用各种卑鄙伎俩加以干扰破坏，从而激起了一场极为感人的反迫害斗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断送了东北。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了。国民党政府先是被迫抗日，动摇妥协，继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置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不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江津的一些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组织起宣传队伍，开展了抗日爱国的救亡宣传活动。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初期，一批在重庆大专院校就读的江津青年，有由南京内迁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以及重庆大学的学生，也有在江安戏剧专科学校和成都熊佛西剧校的学生，每年寒暑假先后返回江津度假，自发地组织起了“返乡学生抗日宣传队”，展开抗日宣传。活动地区主要是在白沙和江津县城两地，假期一完，他们各自返校。在活动中，他们不单演戏，还作文字宣传和教群众唱爱国救亡歌曲。因为他们大都家住城区和白沙，所以他们的生活全系自理，他们凭的是满腔热情。这一时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记得起的有邱维新、周德华、夏渝白和夏立勋兄弟俩。邱维新是白沙人，在江津中学初中毕业后读重庆联中；周德华家住李市坝，在江安剧专读书，能导能演；夏渝白弟兄读重庆“中大”。邱后来搞建筑，能设计施工。周德华抗美援朝中牺牲了，是烈士。有个青年叫张自新，白沙人，在“抗日宣传队”搞杂务工作。这个宣传队以演出戏剧为主，其剧本来源，主要是从抗日戏剧杂志读物中选来。

第二阶段，大约在一九三八年以后，经过前段的宣传，群众开始觉醒，逐渐地知道了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及其形势。这时不但在外读书的学生返乡宣传，当地文化界的爱国人士也闻风而起。他们活动的时间，不仅仅限于寒暑假，几乎每月都有好些天。第一个站出来加入他们行列的是龚文祺，又名龚秉仁，曾参加南昌起义，以后回到四川。一九三〇年在江津“九三”起义前，系江津地下党负责人。抗日战争开始后，龚在江津中学教书，并在当时的江津“农工银行”工作。接着有吴汉骧和吴汉骥弟兄、曹躍和江富银（即江赴吟）。吴汉骧在白沙聚奎中学教书，吴汉骥在德感坝的国立九中教书。曹是津中学生，江是白沙乡师学生。吴氏弟兄能导能演，龚文祺也能导演。

在这段时间里，有那么两个人须得提说一下，一是杨近愚，一是刁之鲜。杨近愚原是江津山乡里头的人，从小就在白沙读书，以后曾在重庆联中读书，毕业后便在江津城区活动，参加了地下党。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党组织派人把他从国民党监狱里营救出来，他却自行逃到南京，在那里叛了党，当了特务。回江津后，当上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不过，这时他还不敢放手作恶，与此相反，先施行其“红旗政策”，竟厚颜无耻地打入当时的抗日宣传组织和进步人士的行列中去，有时帮助解决演出场地，有时帮助解决演出经费，煞有介事，借此迷惑群众，为他自己及其县党部装点门面，用此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呢，看在眼里，来一个将计就计，利用他的“热心”，来实现抗日宣传的目的。

刁之鲜是县城里的人，在上海呆过一段时间，回到江津后自称在上海参加了地下党，有人说他是叛徒。这引起了我们对他行为的特别警惕。他当时任国民党县府官办的《江津日报》社社长，又任“县民众教育馆”的馆长，可说窃踞了江津县文化、舆论战线的要津。他见群众抗日爱国宣传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便来插手，我们有事也去找他，利用他在反动阵营中的地位，替我们解决一些活动中临时出现的具体事务问题，使我们的爱国活动能顺利的开展。这种暂时利用敌方力量为我们办事的斗争策略，在当时情况下是必要的。

随着宣传活动的开展，涌入宣传队伍中来的，不仅是一些青年学生、知识文化界的名人，还有一些青年工人。他们最初是来搞歌咏，把江津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推上了新高潮。继后，他们中的一些青年工人，约有二、三十人也参加了戏剧演出活动，给这支队伍增添了新的血液和先进的成分。

由于抗日战争的发展和抗日宣传运动的深入，对群众的爱国救亡宣传活动一味被动和不予理睬的国民党江津县政府，这时再稳起不加理睬似乎已说不过去了，于是一面继续暗中限制和阻挠群众掀起的宣传活动，一面也假惺惺地搞了一次官办的抗日宣传，用来装饰门面。

一九三八年暑假，国民党江津县政府将城内两所中学的一部分师生员工召集起来，分兵两路，向全县开展一次用县府名义搞的抗日宣传活动。一路指定由当时江津县立中学校长傅成琼当队长所率领的“东路宣传队”，另一路指定由当时江津职业学校校长李式中当队长率领的“西路宣传队”。东路的宣传活动区域为江口、仁沱、金紫寺、沙埂、黄泥场、马鬃场、青泊滩等场镇。教师参加的有龚琢璋、施民瞻、朱近之、李才良（美术教师，潼南人）等，学生参加的有赵明洁、唐光礼等，共约三十多人。活动内容以戏剧为主，兼以歌咏、说顺口溜、杂技、讲演和壁报等，历时整整一个暑假。由于师生都怀着“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自尊感，因此大家不顾天热路远，始终精神充沛地进行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西路的活动据说上路的人数只有十几个人，时间亦为整个暑假，也搞得不错。

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还接待过由外地来津演出的抗日宣传队之类的组织，如由肖崇素率领的从重庆来江津的宣传队，由武汉撤退到四川与董必武同志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宣传队，以及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的“孩子剧团”等，前后约十个。就本县的宣传抗日的戏剧活动来说，许多次演出都由吴汉骥导演，大家都称他“总司令”，因为一排演就听他发号施令。这称号本是戏言，谁知竟引起敌人的特别猜疑和注意。我在戏剧演出中积极了一点，国民党当局酝酿着对我进行迫害。

“东路抗日宣传队”圆满完成任务回转城区后，学校就开学了。我住在白果树鼎山医院内。一天中午我下课回家吃饭，刚走到二门便遇着傅校长，他一把拉着我手说：“近之，赵县长说你是个危险人物，要我特别注意你，必要时解聘你。”他又对我说：“你是好人，教学负责，宣传也很有成绩。”这学期过后，傅校长卸任了，姓赵的县长也下台了。新来的校长叫唐承本，任一期后换成朱汉章（又名朱孝鸿），这已是一九三九年的暑假。我的家已迁到刁家场楼房湾，我大女儿泽莹和我的学生王野芹，当时在刁家世德小学任教。就在这时，我时刻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新任县长青伟上台，派特务查封了城区和白沙的“中国书店”，将津、沙两地的书店店员和参加抗日宣传队的积极分子逮捕了。我进城打听，才知道是特务夏光行等干的。人抓去后全部囚禁在县党部私设的临时监狱里。我准备回去和女儿商量营救，在城隍庙门口突遇朱汉章，他告诉我青县长要解聘我，王野芹和泽莹也被解聘了。他们两个所以被解聘，其原因：一是因为我受连累，二是他们俩也是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的积极分子，把“孩子剧团”接到刁家世德小学去演出和休整，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小朋友剧团”宣传抗日。

被解聘后，我到了隆昌，泽莹和王野芹到了石柱。在一九四〇年暑假的“六腊之战”之后，我们失业了，重返江津。一九四一年春江津职中校长江之鸿大起胆子把我们聘去。

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江津抗日救亡的宣传进入第三阶段。国民党退到重庆后，日机经常飞来轰炸。设在重庆市区的大中学校如二女师（或称渝女师）、川东师范等，以及由外地迁来的国立音专、大学先修班、女子师范学院及附中都先后迁来白沙，再加上当地原有的几所中学如白沙女中、新本女中、聚奎中学、至德中学、修平中学和简易乡村师范，以及以后成立的建国先修班，真是学府林立。每逢星期天，学生满街，抗日宣传活动似春潮鼎沸，确实是盛况空前。

这一阶段的抗日宣传，增添了一些揭露和嘲讽国民党政府贪赃枉法、压迫人民的新内容。形式方面，不再着力于歌咏、快板、杂耍、墙报、演讲之类的东西，偏重于戏剧形式，并想建立永久性的剧院剧场，正式成立剧社。“民众剧社”就这样诞生了。刘沧浪（剧作家）、陈思、李天济到江津来了，曹逐非、江富银也来了。前者演出《群魔乱舞》、《包得行》等剧，后者演出《五世同堂》、《雾重庆》等剧，轰动一时，影响很大。

关于“民众剧社”，刘沧浪同志谈得比较详细。我那时的处境非常恶劣，我只能暗地扶助他们。我介绍过刘沧浪和龚文祺以及吴氏弟兄认识。陈思是在公园内病逝的。刘沧浪他们在江津公园礼堂搭了个台子，演出讽刺剧《群魔乱舞》，在七贤街演出《包得行》。国民党当局对他们恨极了，想方设法干扰和破坏他们的活动，但他们顶住了。真是最艰难的岁月啊！

江淀潮 整理

抗日战争时期江津“民众剧社”始末

刘沧浪

江津《民众剧社》从一九四二年二月到十月，总共只搞了八个月就自动解散了，搞不下去了。

酝酿组成这个剧社，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成员都是一些满怀爱国思想的热血青年。主要来源有这样两部分：

• 一是国立剧专的学生（当时这个剧专在江安），如陈思（一九四二年在江津病逝）、曾强（现在湖北省电视台工作）、王杰（现任北京《电影艺术》副主编）等，还有两个江津人，也是剧专的学生，一个叫夏渝白（他是当地士绅子弟），一个叫周德华。剧专那时对现实不满的学生，在学校遇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整个江安城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中，许多学生呆不下去了，纷纷离开了剧专。我们那时有意找这些在白色恐怖下走出来、志同道合寻求新路的青年朋友，在一起商议在江津成立一个自己的青年戏剧班子。成立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宣传抗日救亡。所以，组织从剧专出来的这些学生，特别是家在江津的学生，他们是成立这个剧社的主要力量。

• 还有一部分，就是从重庆三青团中央官办的青年剧社来的，当时李天济（现上影剧作家、现代影片《今天我休息》、《爱情您姓什么》的作者）和我，都曾为成立这样一个“自己的剧社”抱着巨大的热情和希望。我和李是熊佛西办的四川省立戏剧学校的学生，正当年青，想搞一番事业，不安心于重庆那个青年剧社，急迫摆脱国民党官办剧社的束缚。

加上周德华一鼓吹，得到了江津银行界涂克应等人的赞助，由我和李天济、陈思、夏渝白、周德华等五人作为核心成员，约找了十多位酷爱现代戏剧艺术的专业青年学生，就这样，于一九四二年初，搞起了自伙筹办的剧社班子来了。

起初，大家给剧社取名“烽火”剧社，含义当然是抗日的烽火。首场排演的，就是老舍的名剧《国家至上》。当时我们住在江津城里一所什么名字的学校，已记不起了。给我们帮助最大的是朱近之（后来听夏渝白说，他曾是共产党）。朱近之没有公开参加这个社，一直在暗中支持我们。他当时在江津职业中学，却时常来关心剧社的情况，不断在精神上鼓励我们。但是，他从不来参加开会。

“烽火”剧社这个最能代表我们思想感情而又十分响亮的名称，即将正式打出去之际，这时，却发生了另外的事。江津有个叫刁之鲜的，是县民众教育馆（类似现在的县文化馆）的馆长，他还是当地袍哥堂口的头面人物，跑来交涉说，剧社要由他办，不能民办。剧团就这样被他一手抢夺过去，取名叫“民众剧社”，不准叫“烽火”剧社或“烽火”之类的名称。

这样一来，大家搞不下去了，都想撒手不干了。我们请教于朱近之。朱说：“可以干，要斗争嘛。在干起来之后，可以利用他（指刁）的作用嘛。”朱还告诉我们，刁之鲜是个叛徒，现在又是国民党，硬斗是不行的。经朱这样一引导，我们有了主意和勇气，五个人一起反复研究，统一了思想认识和信心，大家都说：“不睬！国民党我见过，怕他怎的！”

可是，后面的问题来了，剧社经刁一插手，银行界方面不再出钱资助了，全部经费改由县民教馆开支，剧社的苦难也就从此开始。民教馆当时办在江津河边上的一所公园内，游园的人少得可怜。我们用一些烂景片、烂东西将屋子拦了一下，男女各别，分开居住。刁之鲜发给每人的微薄工资，连吃饭都吃不饱，害得大家经常饿着肚子排戏演戏。演了不少抗日的戏，在当时的江津起了作用，受到江津人民的欢迎。

在江津还有一个关心、帮助我们“民众剧社”的人叫张西洛，那时他在江津办“大公书店”，是我们常去之处。张西洛还办了个《周报》，记得像是叫《江声周报》。张和我都非常好，约我们在他的报纸上出了一个文艺副刊，内容都是宣传抗日、痛骂国民党的。当然所用名字全都是化名，刁之鲜一时尚未察觉出来。张后来在重庆的《新民报》作记者，抗战期中去延安访问过毛主席，毛主席在他的文章中曾提到三报记者（即当时重庆的《新民报》、《扫荡报》、《中央日报》三家），中的那位张先生就是指他。

剧社成员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斗争，还排演了《女店主》。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排演了法国名剧《祖国》，是莎都编著的。这个剧宣传爱国主义，骂特务，整叛徒，非常精彩。排好了，结果，国民党当局勒令我们“不准上演”。那时不演戏或下了装，我们剧社这些青年都被拖成穿烂衣襟、喝稀糊糊的叫化子似的人了。

剧社的核心成员之一的陈思（原名陈云翘），又导演，又演戏，是个“全挂子”，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活活拖死在公园内的。当时他染上流行的霍乱症，整天吐泻不止，刁之鲜连看也不看，根本不管，不能及时住院治疗抢救，当然只有把他拖死。可恨刁抢夺了剧社的领导权，但所有成员都不肯按照他的意愿办，照样各人排演各人想演的戏。

剧社的进步激进倾向，刁很感老火，但始终抓不住什么把柄，这是因为我们时加警惕的。比如，那时用景片隔的房子里，青年演员们凭自己的爱好、崇敬和倾向，挂了鲁迅像之类的艺术巨人肖像、照片，书写了许多带明显进步倾向的字条、对联和标语似的警句。宪兵三三两两，几乎每天都要到公园来巡察。我们立刻警觉起来，干脆把带明显色彩、容易引起敌人生疑的东西，通通收藏起来一火焚之。有的青年说话易露锋芒，也自觉小心起来，避免暴露自己的观点。

又听说警备司令部有秘密指令监视我们，有三种特殊现象可以证实当时我们的处境是相当紧张的：

1. 全副武装的宪兵突然到我们住处前后加紧巡察；

2. 特务机关稽查处加强在码头口岸清查、盘人；

3. 国民党县党部正式派一官员代表县党部，并带来一些随员，召集我们开会，清查我们全体成员的来路。

当然，清查我们的来路，是采用和我们谈心的方式，而不是采取传讯、审问或直接镇压的方式，要我们谈经历、谈演戏的目的。我们就回答说：“国立剧专的学生嘛，我和李天济还是‘中央青年剧社’来的，是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办的剧社嘛。总之，都是搞艺术宣传的，宣传抗日救国，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县党部代表及其随员前来调查（实际是火力侦察）的结果，没有发现我们任何破绽。我们呢，反而借此机会叫他拨款，剧社确实穷得很呵！

后来，江津稽查处有一个什么科长，当然是个特务，他通过刁的关系硬是派一人进来参加《民众剧社》。此人姓何名苦，自称是云南师范学院学艺术的，他打进来，目的是很明显的。当时正遇上我们排演《祖国》，李天济是导演，给他也排了个角色。我演大特务，排给他演小特务。剧中的大特务经常骂小特务，大骂小，骂得欢。尽管如此，他却天天来，从不缺席。我们却特别留意他。因为，断然拒绝他参加是不行的，但不能让他知道剧社及其成员的底细，同志们的真实思想情绪和政治观点，一概不向他透露，只让他知道我们这一群都是些“烂艺术家”。

这时，从外地来了个新朋友参加到我们剧社来，名字叫赵国相。当然，他用的姓名决非真名真姓。据我们当时了解，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一位职业革命家，原来在成都搞秘密工运工作，因暴露了行踪，敌人搜捕，逃到江安隐藏，到了江安偏又遇上那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不能久留。剧专有我们一位过去的老师名肖锡基（现任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写了一封信，要他带着信立刻到江津来躲。他从肖老师那里知道我们不是外人，所以向我和李天济吐露了这一真情。他来剧社时，正是那位特务叫何苦的打进来了，他就秘密指挥我们如何与何苦斗。

我们的戏剧演出是相当成功的，除病死了一个陈思外（死后葬于江津），其他尚未出过任何不幸。但是，江津的白色恐怖气氛也愈来愈厉害了，再怎么吃苦坚持，也难呆下去了。形势太坏，必须撤退。

如何全部安全撤出江津呢？和赵国相同志研究的结果是：订出一个分期分批秘密撤走计划。因为集中走是不行的，刁之鲜是一定要阻拦的。我们一面与特务周旋，一面应付刁，对刁说：“我们这个班子，人员本来就少，死的死了，病的病了，需要出去再约点人来充实才干得起来。”就这样阴一个、阳一个地离开江津。还没有出去的，仍然装着满踏实的样子。刁之鲜当时在修建一个新剧场，我们也表现得积极得很，给剧场绘图、设计、如何配备前后台灯光等等，完全是一副“兴家”的样子。撤退呢，是秘密进行的，直到十月下旬，撤退完毕。走之前，还与刁辞行是到哪里去了，给他讲得一清二白。大家跑到重庆后，就彻底散伙，各奔前程。

到了第二年（一九四三年），特务还追到我当时工作的单位——中央电影摄影场来追究《民众剧社》的事情。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罗学濂兼任这个摄影场的场长，他为追究《民众剧社》的事曾亲自出面审讯我，说我将一位女共产党员秘密带到江津，还让她参加演出了《雷雨》。事情确有其事，当时排演曹禺的名剧《雷雨》时，是我们找的省剧校同班女同学刘介如（她当时在重庆“生活书店”工作，后来在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工作，确实是一位女共产党员），就是由她担任扮演剧中人鲁妈的。事情追查起来，七说八说，终被我说脱了。她确实是秘密地到的江津，演完戏走了之后，也未暴露任何情况，不知事隔一年之后，特务究竟是从何知道她来江津参加演出过这个戏的。

由于特务硬是把我们盯得很紧的，我们那时的秘密撤退，工作做得非常仔细，不仅刁之鲜本人当时没有搞清楚，就是连国民党特务自己也未搞清楚。我们《民众剧社》的成员，总共只有十多人。除陈思病死外，男的有李天济、王杰、曾强、汪时叙、周德华、夏渝白、张植顺、刘沧浪、赵国相，女的有李志瑞、裴俊、朱玉现、吕冰、刘介如等。我们分期分批安全撤离了江津。

十月末，我们最后的两个人曾强和我也离开了江津，当时心里又是痛又是恨。江津，我们真爱你啊！在短短的八个月里，我们为你演出了《国家至上》、《寄生草》、《女店主》、《雷雨》、《祖国》。但我们只有向你告别了！面对着长江翻滚的碧波，面对着靠江边的那所公园，以及整个江津城，我们默默地从心底迸发出一个声音：“再见了，江津！”

关于一九四〇年秋至一九四一年秋杜市场党小组的情况

贺鸣鸾

我原名贺鸣鸾。一九三九年在江北县大夏大学附设中学入党。一九四〇年秋某日，因获悉国民党反动特务将围校抓捕地下党员（其中有我），经党组织决定，由姚大年同志通知我立即撤离江北工作，转至綦江县境内隐蔽，并发给我五角钱盘缠费，并说：“这是组织上的心意，因组织经费困难，希同志们体谅。”其实当时我在大夏附中任初中体育教员，是有工资收入的，不缺路费，但大年同志坚持要我收下。我在当夜天不亮就离开江北县境，早上八点即到重庆南岸海棠溪乘车返回老家江津杜市场。

一九四〇年下期，我在綦江县升平乡（即伏牛场）重庆私立文成中学当体育教员。綦江县的党组织按我离开江北时约定的“嘉铭”口号，给我接上组织关系。除了经“嘉铭”将文成中学会计班工读生张洪堂（即张思九）同志的组织关系交我外，后来，又将杜市场北平志诚中学高中部两位女同志（即刘静珍、钟永芳）的组织关系交给我，并组织党小组，由我任组长。

由于当时反动派势力猖狂，战干团捕杀革命青年之风未息，地方上的军统、中统特务人员更加嚣常。“嘉铭”指示，采取单线联系，我只能与刘静珍同志直接联系，再由刘静珍同志与钟永芳接触（她俩均为原綦江女中“默退”学生）。但由于当时杜市场志诚中学领导极其反动，在周会上公开点过钟永芳“是共产党”的名，我们只保持组织关系，未开展更多活动。我们在联系中，着重于分析情况，力图保存组织（当时主要受皖南事变影响），听候党组织的安排和指示。

一九四一年暑假，刘静珍回到綦江东溪镇她家。钟永芳家住江津五福场，虽离我家（在杜市场）不远，亦间有机会见面，但始终遵照上级组织指示，避免与她直接发生联系。就在这个暑假末，约八月中旬，“嘉铭”再来杜市场找我，并传达了县委贯彻中央“隐蔽精干”的指示。当时县委一些主要领导同志已经转移，叫我们“停止联系，停止活动”，“待形势好转、条件允许时，再由上级来联系和传达指示”等等。

当时我向“嘉铭”请示关于张洪堂、刘静珍、钟永芳的组织关系及传达指示等问题时，他说，由组织上另派同志向他们传达，因同志们居住分散，假期中不便活动，叫我们不必直接传达为好。自此以后，我们小组的联系与活动，即告停止。对于这些同志的组织关系何时恢复联系等问题，我走后即不知道了。直到以后我恢复组织关系时，我亦无从问及他们。以上这个情况的介绍，表示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间，杜市场是有党组织与党的活动的，无非是当时的组织领导属綦江县党组织而已。

根据“嘉铭”与我多次联系中，我感到杜市、高歇等邻近綦江的江津、巴县境内，还有其他党小组的存在，但都在一九四一年暑假前先后被停止联系，我可算得是当时最后听传达“长期隐蔽”的同志了。

说明一下，“嘉铭”的真实姓名、籍贯、社会职业等，我遵守党的纪律从未询问过。但直到很久以后才了解到，当时以“嘉铭”来联系的同志，是南川县人，名周应培。

抗战初期江津城内的一场斗争——记第一中山中学六·一六学潮

邢象超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我们这些来自战区、就读于重庆的中学生，感到日子越来越难以忍受。一方面，国民党贪污腐化，法西斯统治日益加紧，学生稍稍注意进步读物如《新华日报》、《大众哲学》等等，就要受到监视、盯梢，甚至迫害；另一方面，由于物价飞涨，百物腾贵，沦陷区不断扩大，多数学生断绝了家庭经济资助，逐渐陷于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地步。因此，在这段时期，收容战区学生的许多中学，学生运动特别活跃，而且矛头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国民党的反动、腐朽的统治。不少青年学生通过这些运动，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一步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九年上半年，我在重庆野猫溪的江苏省立联合中学读高中一年级。这家中学，主要收容江苏籍的战区学生，经费来源除国民党教育部一些津贴外，主要靠流亡在重庆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办事处资助，因此，财经上十分困难。这年七、八月间，学校贴出布告，说下学期学生要缴纳部分学费。对于许多经济困难的同学来说，这无异意味着要中断他们的求学道路。我起来公开反对这个决定，结果被无理开除了学籍。

这年八月，我靠了一张自己制作的沦陷区的中学高一肄业证书，转入江津白沙的“教育部第一中山中学班”高中二年级。白沙这个不大的小镇，当时集中了一两千名战区学生，除了第一中山中学外，还有大学先修班和另外一所中学。即使在这样一个小镇市上，进步与反动、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当时镇上有一家书店，出售一般书刊，甚至也有一些国民党正中书局出版的反动书刊，但在店堂后面却另有一个房间，出售进步的革命书刊，同“老板”熟悉的人可以入内浏览、借阅，甚至奉送。我在那里就接受过一些奉送的书刊。大概是一九三九年十月前后，我发现书店已被查封，以后听进步同学说，店员被捕。这是我到江津以后听到的第一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暴行。

第一中山中学校址在白沙镇对江的一家地主庄园中，背后紧邻铁路路基，附近只有几家农民，环境相当安静。校长王化启，东北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是一个不学无术的CC党棍。学生三、四百人，虽有个别反动分子，但没有三青团和国民党组织。王化启虽然对学生经常凶相毕露，在训话时大叫大嚷说：“你们不用拿逃出战区时爬火车的那套本事来对付我，我不在乎这一套！”可是实际上，他并控制不了学生的私下活动。进步同学仍然偷偷地阅读进步书刊，三三两两地悄悄讨论时局问题。

一九三九年末，第一中山中学搬到江津县城内原县立中学旧址，校舍扩大了，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当时的江津，是重庆外围颇为重要的城市。集中在这里的大中学校除第一中山中学外，还有国立九中、体专、美专、窑业专科以及县立的一些学校，情况比较复杂。

一九四〇年初，发生了一些引起我们注意的事：

• 一是三青团公开鼓吹扩大建团。在县中心闹市区，贴出了大型墙报。第一中山中学高二下学生周国焕（江西人），也在墙报上写了文章。不仅如此，他还在学校拉人入伙。高二上的思想反动的班长还号召全班参加三青团，遭到了大家的冷遇。当然，他们当时在校中还搞不成有组织的活动。

• 二是学校当局加强了法西斯军事管理。早上到大街上跑步，晚上点名，同学们稍稍行动迟缓，王化启轻则破口大骂，重则动手打人。学校中还派来了一名军事教官。

• 不仅如此，王化启还勾结国民党的宪兵队来校逮捕高二下的一位进步同学。一天晚上快要熄灯的时候，校长室来了两名便衣宪兵，一人等在校长室，一人径直来到那位同学的宿舍。他推门进去时，扬言要找这位同学（该同学事先得知消息跑掉了）。这时，别的同学一拥而上，将他架了起来，并缴了他的手枪。接着就以打强盗为名，将他揍了一通；另一便衣宪兵闻声跑出，一手举着手枪，一手拿着证件，高声大叫道：“我们是宪兵，不准打！”就这样，人未抓到，反而白白挨了一顿打。此事过后不久，一位平时不大过问政治的同学姚某偶然路过宪兵队队部前，竟被毫无道理地拖了进去，打了一顿，关了一天才放了出来。这一件事激起了中间同学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极大反感。

• 三是一位思想进步、与同学关系很好的英语老师，在学期尚未结束时竟被无故解聘。我们几个同学到了老师家（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表示慰问并研究对策。老师说：“在我的问题上同王化启进行斗争没有多大号召力，要在广大同学关心的问题上做文章。”

这几件事表明，进入一九四〇年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已经大大强化了对中小城市广大师生的法西斯统治，而且开始了血腥的迫害。因此，在适当的时候应当组织同学进行必要的反击，以打击他们的气焰，暴露他们的面目。

这时，物价越加上涨，学生伙食越来越差，一天三餐只能吃稀饭，而且不能充分供应。每天开饭时，饭桶一抬出来，大家就一拥而上，大型口杯、小脸盆都成为抢饭的工具。年轻力小的低班同学，只能靠别人分点稀饭，才能吃上一顿。吃不饱肚子一时间成了同学天天叫苦连天的事。

高二上进步同学章霜林、徐跃生、周某、胡学芬（晓风，中共地下党员）等先后在校中贴出揭露校长王化启贪污公费，要求改进伙食的大字报，引起了校方和三青团分子的注意。反动学生朱大同奉命监视这些同学，把他们的一举一动记在日记上，密报王化启。王化启决定据此开除胡学芬、章霜林等六位同学。

此事泄露了出来。六月十六日，胡、章等同学即找到王化启，要他拿出朱大同的日记核对事实。王不仅无理拒绝，反而指派总务主任关某去国民党警察局联系，要求派人逮捕这些同学。此事又为同学们知悉，将关某拦在校内。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全校，各班同学群情激奋，高二、高一各班的一些同学当即找到王化启，责问他为什么伙食越来越差，弄得大家都填不饱肚皮，这样办校，到底安的什么心？王化启一看形势不对，立刻软了下来，讲了一大堆好话来应付。这时，另一些同学奔赴校长室查抄了他的文件，发现许多早已离校的同学的名字竟一直留在认领公费（实际就是伙食费）的名册上。而且，在他的办公桌里还找出好几十个伪造的那些同学的木刻名章。这就更激起了大家公愤。大家把他关在一间房间里，要他说明情况。个别同学激于义愤，动手揍了他。这位平时蛮不讲理的CC党棍，此时完全蔫了下来，不断地说：“请同学们谅解，我可以对天发誓！”

群众已经发动，斗争之火已经烧起。下一步怎么办？由高一、高二积极分子为主，包括李德俊（侯澄）、黄元芳（黄可，原中共党员，当时脱党）等各班代表参加的二三十人，开会商讨对策。大家决定：

1. 即日起宣布全校罢课，反对校长贪污学生公费，要求改善学生生活。高三同学毕业在即，准备高考，大家一致以谅解精神，同意他们继续上课。

2. 发表告各界父老书，报道战区学生生活之困苦，校长敲骨吸髓、贪污公费，要求各界父老主持正义，教育部秉公办理，切实改善学生生活，惩治贪污校长，争取社会上对罢课行动的同情和支持。这个文件由我起草，连夜刻印，第二天一早散发和邮寄出去一部分。

3. 争取别的学校主要是国立九中同学一致行动，以扩大影响。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主要是因为九中规模大，学生多，国民党三青团力量较强，学生一时发动不起来。

第二天中午前后，人们发现校长王化启已经溜出了学校。到了四、五点钟，校外街道上出现了不少宪兵警察。我们感到形势发生了变化，可能夜间要进校捕人，因之立即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当即决定，到重庆去向教育部请愿，借此进一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当时，军警实际上已封锁了学校，要公开整队去搭船是不可能的，于是采取了分批越墙而出，连夜赶到下游的冬笋坝、猫儿沱一带搭木船去重庆的办法。不愿意的同学可以继续留校。

我和另一位同学在天快黑的时候先行越墙而出，未引起任何注意就出了城，急步沿江而下去寻找去重庆的木船。到达猫儿沱附近时，已是深夜，遇到了几个荷枪的乡丁，用手电反复照视我们，但未加盘问就放行了。我们很快找到了第二天驶往重庆的两条较大的木船。

天快亮时，四、五十个同学赶到了，他们遭到了国民党乡丁的盘查。乡丁说：“县里来了电话，说夜里可能有一批‘共匪’过境，要我们拦击。”同学们说明了情况，乡丁们说：“你们是战区来的穷学生嘛，怎会成了棒老二！”这件事，激起了同学们对王化启和国民党当局新的愤恨。

第二天下午，到了当时国民党教育部所在地海棠溪，找到了中等教育司的官员。这位官员满脸奸笑地说：“诸位同学不要激动嘛。事情都好商量嘛。先吃饭，安顿休息。”我们在海棠溪镇边上一座尚未完全盖好的、四边通风的木楼上住了几天。几位代表同中等教育司谈判了几次都不得要领。这时，我们在重庆广泛散发《告各界父老书》。《新华日报》也刊出了消息。显然，我们的斗争已使国民党教育部处境被动了。

因为社会舆论同情我们，教育部迫于形势，终于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1. 改善学生伙食。

2. 调查王化启冒领公费问题。

3. 愿意转学的学生，教育部可以安排转入别的中学。

4. 教育部负责购买船票，送大家回江津。

就这样，我们在海棠溪住了一个星期左右，胜利地乘轮船回到了江津。此时，王化启已经不见踪影，原总务主任关某任代理校长。

在我们离校去重庆请愿后，国民党军警即进入学校搜捕黑名单上的六位同学。胡学芬趁乱化装成炊事员，挑着两个水桶走出了学校，去了重庆。其他五位同学被抓进了国民党警察局，不久就放了出来。

八月间，我和六、七位同学步行经丁家坳到了永川，转学到第三中山中学。另外一些同学也分别转入青木关中大附中和别的一些中学。有些在这次斗争中未怎样暴露的进步同学仍留在第一中山中学。

王化启在第一中山中学混不下去了，被调到一个专科学校任总务主任。他虽然还在做官，但是远没有在江津时那样神气了。

一九四〇年夏江津第一中山中学同学反对以校长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在党的影响和支持下，在广泛社会舆论的同情下取得胜利的。在当时抗日民主的洪流中，这场斗争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浪花。斗争打击了反动校长的气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也使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青年在革命道路上又一次接受了锻炼和教育。

《抗战初期江津城内的一场斗争》一文的若干补充

胡晓风

李德澹和我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从永川松溉的“教育部第二中山中学班”转到江津城内黄荆街的“教育部第一中山中学班”读书，李德澹读高二下，我读高二上。

我的母亲随我迁来江津，在黄荆街租了两间房子住，大概是现在黄荆街66号那个巷子进去靠左边的一个小院子。一个留学德国的医生董克恩（他的弟弟董长能和我同班同学，和我同在武昌华大附中入党的）有两箱马列主义书刊存放在我家里，因而学校里的一些地下读书会就设在我家里，许多进步同学在我家里来往，受到我母亲的热情接待，同学们都称她为“革命妈妈”。去得最多的是李德澹和高三下的孔广贵。

为了揭露学校的贪污，我们经常在饭厅里贴大字报，号召同学向学校当局进行斗争。许多大字报都是在我家里写好，第二天清晨贴出去。

国民党的军训教官李月辉，矮个子，整天为王化启的法西斯统治卖命，同学们都讨厌他。我们曾经组织了一些必要的反击，以打击他们的气焰。那个时候，学校里面不准搞什么民主的。我们也比较年青幼稚，但又气势旺盛。

有一次，我们装满了二十多只瓶子的臭虫放在房间门沿上，瓶子敞开。军训教官把门打开，瓶子就打在他的头上，弄得臭虫满身爬，使他不得安宁。在一个夏天的半夜里，推开他的门，照上电筒，他在蚊帐里惊醒起来，我们就用灌满了墨汁的气枪向他脸上喷去，弄得他哭笑不得。

为了镇压学生，他发动教师罢教，强迫所有班级的学生向他道歉赔礼。各班级都道歉了，唯独高二上不道歉，只有我们这个班的课上不起来。王化启着急了，想找几个人开刀，开除几个学生，但又没有什么借口。后来他就把三青团分子朱大同的日记拿去，想根据他日记上记载进步学生的言行，开除这些学生。

我们知道了，就逼着朱大同把日记要回来，以阻止王化启借口开除学生。朱大同慑于进步同学的压力被迫向王化启索取日记。在索取日记的过程中，他们拖延时间，同时找总务主任关某找警察局来抓学生。围困校长办公室的同学及时阻止了关某并质问王化启，我代表全班同学向王化启直接提出三条要求：

1. 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不得动用军警镇压学生。

2. 交出朱大同的日记，当众销毁。

3. 不得用任何借口开除六个同学。

王化启满口答应，我们的要求使激动的同学缓和下来。为了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们又劝同学们休息。同时我召集一些骨干研究对策并安排同学们睡觉时的警卫工作，以防万一。这是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晚上的事。

二更时分，我正在大宿舍前站岗，看到许多警察打着电筒四处照射。我知道事情不妙了，就按照原来的计划拼命敲脸盆。同学们都惊醒了，警察朝我走过来问：“胡学芬他在哪里？”（注：胡学芬即胡晓风）我说在操场对面的宿舍里。我当即溜出学校去找李德澹商量对策。李德澹当过伙食委员会主席，和炊事员很熟，他即带我去厨房换了衣服，躲进炊事员的宿舍里。只有十平方米的一个小房，有一张小床，上面横七竖八地睡了七八个人。我也爬在床上挤。警察挨房间逐一搜查，并没有发现我。搜查以后，抓走了我同班其他五个同学，学校被宪警围了。

李德澹和炊事员商量怎样让我逃出学校。他借了十块钱给我，我装着下长江边挑水的样子，打着赤膊，头上围着条白帕子，在几个炊事员的掩护下跑出了学校。到江边丢下水桶，就一身炊事员的打扮坐上木船去重庆了。

到重庆，已是六月十六日下午三点钟，船停在菜园坝，正逢日本飞机轰炸。过了几天，我就在南岸黄桷垭山上国民党的战区学生登记处那里和前来重庆请愿的大队人马会合了。

我走以后学校的情况大致如邢象超同志所介绍的那样。需要补充的是，第二天清晨，学校出布告开除六个学生，因而全校学生决定罢课。罢课决定的第一条要求就是释放被捕的五个同学，交出胡学芬，并收回开除六位同学的决定。这里，还有一个插曲：经过学生的斗争，过了一两天，五个被捕的同学放出来了。但同学们不知道我的下落，仍找王化启要人。孔广贵是毕业班学生，我们协议他们可不参加这次学潮，学校保证他们照常上课。他仍然悄悄跑到我家里，帮助我母亲把马列主义的书籍销毁了，并让我母亲到学校找王化启要儿子，弄得王化启无法，只好悄悄溜出学校。六·一六学潮取得了胜利，唯一的损失是销毁了两箱子马列的书。

那时我的组织关系在北碚育才学校冯兰瑞同志那里，我去重庆千厮门育才学校打听她的消息，答复是她已不在四川。后来进一步了解，她因形势变化紧急撤退到延安去了。因而我又失去了组织关系。

回到江津，我家又迁回永川松溉，我到松溉乡间一个保国民学校担任教师。刚刚搬去两天，还没有上一堂课，我又接到了可以去永川“教育部第三中山中学班”读书的通知。此时，李德澹利用该班同学侯澄的证件改名侯澄去青木关中大附中读书。邢象超、黄元芳在永川又在一起搞学生运动。这个时候，活动更加隐蔽，工作更加深入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于江津

江津大公书店

张西洛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我在重庆呆不下去了，随时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可能。那年的秋天，我与重庆的江津人肖林（当时叫肖本仁）、杨知白等商量，他们建议我去江津县暂避。我也知道江津县有革命传统，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就是江津人漆鲁鱼同志，还有江津人、戏剧家赵锘（注：原文此处字迹模糊，或为“赵如”等字）同志，当时我也是很熟悉的，于是我就决定到江津县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到江津，是为了筹办《川南日报》。到了江津之后，拿了杨知白的介绍信同当时的县长罗宗文洽谈，他提出把原有的《津报》三日刊扩大，改为《江津日报》，每天出版一中张。这家报纸是一九四〇年初创刊的，可能是江津县的第一家日报，由老资格的黎金茂印刷局印刷。黎金茂印刷局工厂在西门外，营业部设在通泰门大街，《江津日报》的营业部就附设在黎金茂印刷局的营业部，合用一个门面。在当时，算是江津县一个相当像样的门面，高大宽敞，颇有气魄。

报社的营业部用不了多少面积，主要是收订户、收广告。于是我就利用那个门面的一半，开办了一家“大公书店”，由我的爱人何惠一同志经营。李思源同志一九四三年春到大公书店当了三个月的“店员”。

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当时开书店，主要的原因是想开辟一个宣传进步思想的阵地。我同重庆生活书店的同志们极为熟悉，经过同他们商量，江津大公书店主要代销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这三家的书籍和刊物；也卖一点其它书店的出版物，但不是主要的。

大公书店是一九四二年初开业的，一九四六年结束。一九四二年的江津县城，原有两家书店，一家就是由李泽荫经营的大厦书店，另一家我记不起名字了。这两家卖的书刊都比较杂，显然是没有什么进步书刊。还有一个安徽人在大什字附近开了一家拍卖行，他在货柜上也摆几本书、二种杂志出售，是为托派推销宣传品的。

大公书店开始营业就震动了县城。在那之前，江津县城是看不见那样多的进步书刊的。一时间，进步的知识分子纷至沓来：国立九中、武昌艺专、国立体专、江津中学、几江女中、江津职中，甚至远在白沙的学生，都是大公书店的顾客。说顾客，有许多学生称不上，他们很穷，买不起书，经常是站在那里阅读，一看就是半天。那时候是敞开卖书，自己可以在书架上随意翻阅。这自然不能不引起反动派的注意。

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江津稽查所的特务老爷，他们是大公书店的“常客”，不过从来不买一本书，专门贼眉贼眼地监视着书店的顾客。江津警察局的文局长，还专门到书店来“视察”过。

谈这家书店，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一九四三[年]，大公书店自己出版过三本书，这可能是江津县书店业中少有的：

• 一本是我一九三九年到西北时，青海的作曲家王洛宾同志给我一本油印的《西北民歌选》，我在江津托黎金茂印刷局用铅印出版了。

• 一本是肖林同志的诗集《南山在生长着》。老肖是一位现代诗人，当时受上级党的委派，同他的爱人王敏卿同志一起，在江津县从事地下党工作。我见他的几十首新诗写得极好，便商量替他出版了，一次印刷二千册，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印数。可惜的是这本诗集，现在一本都找不到了。

• 再一本是宋美龄记叙西安事变的《西安半月记》，是从一家报纸的连载上剪下来拼在一起印成一本小册子的。

印出这本东西，是为应付当时已很难应付的政治环境，但还是免不了特务的迫害。那一年秋天，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派了专人到江津县城抓我和其他几个人，我当时因病住在东门外大沙坝乡下，幸免于难；不久我就由江津到了成都，这是一九四三年底的事。我走后，江津大公书店由我的父亲接下来经营，地点也由通泰门大街迁到了大什字。一九四六年我的父母由江津回重[庆]，大公书店也就结束。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于北京

在江津搞地下工作的回忆

肖林

皖南事变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重庆除有的党员要离开外，有的党员要更加隐藏，使敌人发现不了。

当时，我是在民生实业公司工作，先是在民生公司总经理室，为总经理卢作孚作秘书工作。一九四一年二月调到民生公司物产部，作总务工作。同时，因为我是江津人，对江津情况比较熟悉，便要我往来于江津、重庆之间，作些物产部指派的业务工作。这个社会职业，对我当时在党内的工作是可以起到掩护作用的。

一九四一初，接受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钱之光处长的决定，要我作些地下经济工作。当时，我便经常到重庆市场买卖金银美钞，一则可起到保存币值的作用，二则可以赚点钱，为办事处增加点收入。这对办事处来讲，类似机关生产，是一种副业性质；对我来讲，是借此可以学习一点经济工作方面的知识。因为在此以前，我曾教过四年小学，向报纸副刊写过一些文章，当过《人力周刊》的编辑，进民生公司以后，大部分时间是搞文字工作，现在做经济工作，确实是要边学边做，边做边学。当时我想这是党的决定，一定要做好学好。

经过一段时间，渐渐觉得这项工作是能够继续作下去的，领导上也认为需要继续作下去，而且要我离开民生公司，单独搞这个工作。于是，我便在一九四三年五月正式向民生公司物产部打报告，请了长假，从此正式脱产搞地下经济工作了。

离开民生公司物产部之前，我们已经作好必要的准备，由八路军办事处给资金，开设“恒源”字号。总号设在江津，分号设在重庆，另在宜昌附近的三斗坪设立一个办事处。总号由我任经理，负责对外，内部事务由王敏卿负责，另有黄筱康、周正中等作具体工作；重庆分号经理李世明，还有陈鸣皋、肖蓉等协助他作具体工作；三斗坪办事处由李天泽负责。由于这个办事处只购买土纱，业务单纯，一切装船运输事宜均由民生公司办理，所以没有另派人员。

恒源字号成立后，业务主要是三条：

1. 从三斗坪购进土纱运江津销售；

2. 从江津购买食糖运重庆销售；

3. 为重庆中国植物油料厂代购菜油作生产原料。

恒源收取手续费，由于代购数量大，手续费便足够日常开支了。这三项业务是基本的，其他业务则视情况而定。

在业务经营中，一件突出的事情是购买食糖，至今还能记得。有一天夜里，李世明从重庆打来了一个长途电话，说食糖要加税，最近几天就会公布，公布后糖价一定看涨，因此决定在江津大量购进食糖，等加税后再卖出。第二天早晨，我来到通泰门做食糖交易的茶馆内，分头找了几个熟悉的经纪人，向他们打了招呼，凡有人要卖糖的，我都买下来，并要他们不要声张，悄悄做好这个交易。经过上午半天活动，江津城内存糖大部分被我们买下来了。过了几天，内江果然传来消息，食糖加了税，糖价也随之上涨了。当时我和李世明商量，一部分食糖运到重庆去卖，一部分就在江津照新价抛售。这样做的结果，在江津商界同行中认为恒源是会做生意的，在我们内部又增加了一笔盈利。

我们经营的土纱，是在长江三峡的三斗坪地方购进，然后经重庆运江津，供应江津附近的织布厂。当时由于我们和民生公司的关系较好，运输方便，能及时到货，信誉业务日益扩大，获利也日益增加。

在这段时间里，我和何惠一、张西洛等在江津城内小什字附近街面上开了一个百货商店，店名好像叫“三八”妇女社。张西洛开的大公书店，还出版过我的一本诗集，题为《南山在生长着》，写的是在抗战的困难时期，人民的心是顽强地斗争着。南山就是重庆对岸的南山。当时，重庆市区经常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从南山可以看到市区被炸的浓烟和烈火，使人增加对敌人的仇恨心和斗争到底的决心。

一九四四年春，为了进一步扩大业务，经领导同意，我们与大生公司合作，恒源投一部分资金到大生公司。大生公司的总公司原在重庆，这时便在江津设一个大生分公司，我兼任江津分公司的经理。大生公司总公司经理是张澍霖，他原是重庆市轮渡公司经理，对大生是兼管性质。我们为了利用他在重庆的社会关系，以便更好地开展业务，便和他进行了合作。合作后，新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药等业务，并在万县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人员也相应的有所增加。

为了工作的需要，一九四五年秋，我回到重庆，担任大生公司总公司经理。不久，日本投降了，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到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和谈。后来，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也到了南京。领导上要我到上海，我便于一九六[注：应为一九四六]年五月离开重庆，到了上海。接着到南京会见了代表团的领导同志。经过研究，党决定在上海设立华益公司，继续进行地下经济工作。从此，我又离开生我养我的江津故乡了。

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在江津的几年虽作了一些工作，扩大了业务，增加了收入，积累了经验，但是，工作是作得不够的。在这几年中，我从过去的“文化人”一下子变为“生意人”，周围的一些朋友不大理解，有的人认为“别的不干，却去干投机买卖”，不以为然；有的人向我借钱被我婉言谢绝时，认为我是生意越做越大，对人越来越小气，说我“忘了穷朋友”、“钱迷了心窍”；也有人说我“随波逐流”、“不是好东西”等等。

当我初到江津时，住在东门救济院附近一个破房中，一到雨天，便是室外下大雨，室内小雨。当时，我爱人王敏卿生下第一个小孩，因为漏雨，无法睡觉，常抱着小孩坐到天明。有人认为这是装穷、自讨苦吃。这些话我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没法和他们解释。但是，我心里是很坚定的。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党分配的工作就应该全力去干，不能讨价还价。经手党的财物应该廉洁奉公，自己的生活应该艰苦朴素，不能有一点含糊。被人误解，我相信是暂时的，日久见人心，终有一天人们会清楚的。全心全意为党工作，这是共产党员的基本职责，不能动摇。

在这几年中，根据白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精神，我们没有和江津地下党组织发生过联系，也没有跟其他党员透露过内情。我们直接受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领导，我们的工作人员中，他们绝大多数只知道做生意，不接触党的机密。向上级党请示汇报只有我和王敏卿两人。这样，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区分开，而又有机地把两者结合好，才避免了遭受敌人破坏的危险。保守党的机密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在这几年中，虽然作的是经济工作，往来的都是生意人，但共产党员不能只埋头做生意，还应加强政治学习，关心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要经常注意警惕和分析敌情，增强识别能力，排除各种干扰，千方百计完成党的任务。这在当时那是头等大事，多完成一个任务就为党多增加一分力量，这也是斗争，这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斗争。

几十年过去了，当时我们往来的商人中，如江津农工银行的邓燮康、漆海江，永丰号的白成云，糖商朱振民等，以及同学吴汉骧、古基祥、曹成之、刘忠棋、李大任、梅雪村等，有的已经去世，有的还健在，至今脑海中还留有深刻的印象。江津的山山水水、名胜古迹，也还常在我的怀念中。这篇短文只是一些片段，我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是永远也无法说完的。

双河特支情况

文静吾

我是一九四〇年八月到江津县双河乡工作的。在这之前，我是在重庆市沙坪坝树人学校工作。这个学校的工作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的地下党员。一九四〇年七月，我在树人学校暴露，必须撤出。经过组织反复研究，抽调一部分同志下乡去。我就是这次抽调下乡去的同志中的一个。

一九四〇年七、八月，正是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确定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蒋介石集团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大造反共舆论，强化国民党统治区的特务机构，捕杀进步人士。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党击退之后不久，第二次反共高潮快要到来的时刻。同时，也是在中共中央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的战争区域、敌后区域和国民党统治区域，规定我党的工作方针、政策、工作方法，向全党深入传达贯彻以抵抗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时刻。就在这样一个国内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国共两党矛盾斗争不断升级的严重时刻，我们在重庆市树人学校工作的部分同志，来到了江津县双河乡工作。

我们在双河乡工作，是利用曾德本的关系。曾德本是双河乡的乡长。当时国民党是搞政教合一的体制，一个乡的乡长就是这个乡的中心学校的校长。所以，曾德本这个乡长就是双河乡中心学校的校长。但是曾乡长毕竟是乡长，毕竟首先搞他的乡长工作，有关学校的工作，特别是一些学校的日常工作，这个乡长（校长）是不能来管的。从树人学校来到江津双河乡中心学校工作的，主要是曾似竹和我两个地下党员。曾似竹同志是曾德本乡长的四姐。就是这个关系，曾似竹同志就担任了学校教导主任，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我在学校协助曾似竹同志搞好教导工作，并担任一个高年级毕业班的级任教师（即现在的班主任）。这个公开工作，就把我们掩护下来了。

曾似竹同志和我两人，八月到双河乡中心校后，九月我们的党组织关系就转到江津。九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从江津县合作金库给我寄来的一封信，叫我去县城一趟，研究工作。我去了县城、去了合作金库，会见了上级领导人刘国定（刘当时是在合作金库工作，是我们的上级领导人。一九四八年在重庆叛变）。当时，我和刘研究了组织问题、工作问题。组织问题，刘的意见，定为“双河特支”，并叫我作特支书记，党员以后还要增加。同时确定：党员不编组，每个党员由我直接领导，不打通横的关系。

以后不久，上级组织又派来了王继渊、荣怀明和曾xx（曾xx是江津县城内人，名字记不得了）三位同志。曾德容和胡志松两同志，她们也是从树人学校来到江津双河乡，但她们两人住在曾德容家里。我和曾德容、胡志松两同志，虽在树人学校时早就认识，但在双河乡，她们的组织关系未转到学校特支来。

双河特支建立后，我跟刘国定接头约四五次，都是在江津县城里。这四五次的时间，都是在一九四〇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一月之间。从一九四一年二月起，我们的上级领导人改为肖泽宽。从此，就是肖泽宽和我直接联系了。

双河特支从一九四〇年九月起，经过一年，到一九四一年八月，王继渊转去铜梁，曾xx转回江津县城，荣怀明、文静吾转去璧山，曾似竹仍留在双河乡。这样，双河特支就结束了。

在这一年里，双河特支在管理党员问题上：

• 首先是经常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研究本地区形势。这个研究形势问题，在一个地下党员、一个地下工作者来说，我们认为是头等重要的事，不能形势不清，不能昏昏浊浊、懵懵懂懂去工作，必须是一个头脑清醒的革命者。

• 其次，是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

• 第三，我们还分别学习了《联共党史》（斯大林著）。这些内容，我们还分别地进行了一些讨论。这是关于我们党员自身的建设问题。

在这一年里，双河特支对党员自己担任教学业务，要求特别认真对待，一定要作好这个工作。这个教学工作，固然一方面是为祖国培养后代，培养他们的正义感，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培养祖国将来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但另一方面，对我们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来说，是要通过这个教学业务工作，取得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信任，树立威信，从而在这里能够立得住脚，能够开展一些革命活动。这一点，我们的同志都是认识清楚的，都取得了一些成绩的。

在这一年里，双河特支要求我们的党员，通过对学生家庭的访问，作学生家长的工作。这一点，特支特别作了研究和布置。我们要通过家庭访问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和学生家长摆谈，分析讨论抗战形势、抗战前途、国家大事等重大问题，对学生家长进行爱国主义思想、集体主义思想的教育。

在这一年里，双河特支还对学校全体教师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我们利用休息时间、节假日，摆谈国际国内形势，有目的地宣传我们党的思想观点。这样，经过一些时间之后，在较多的教师的要求下，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不久，特支对全校教师作了一次国际国内形势分析讲话。当时在教师中反应还较好，但不久就传来另外的一个意见——说这个“讲话”有色彩。其实，不过是对形势问题做了一次实事求是的分析认识而已。

一九八五年国庆节于长寿

江津地下斗争三年（一九四一——一九四三）

秦朝亨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我在江津作县委书记，社会职业——教师。一九四一年在江津南岸中学教书，用名秦宗伟；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在江津刁家场世德小学教书，用名秦育新，同在该校教书的党员有秦芝光；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在巴县圆明场小学教书，用名秦建治，同在该校教书的党员有周平、陶静；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在巴县走马岗文风小学教书，用名秦建治，同在该校教书的党员有周平。

当时江津共有党员二十余人，其分布状况：

• 在江津城区周围的党员七名：即中国银行职员李咸，小学教师曾德江，江津窑业学校学生党员魏在乾，武昌艺专有一个学生党员，酒精厂有两名女党员，国立九中有学生党员朱元明。

• 在白沙区的党员有十名：即在川东师范的学生有李培根（他当时是县委委员）、向国灵、但林文，渝女师学生魏贞祥、张鸿玲，大学先修班学生沈瑛（县委委员），白沙乡师学生张亚东、张仿陶、杨新发、曹庶华。

• 在金刚沱有工人项泽林、教师刘瑞文。

• 在李市坝有花纱布站经理涂汉卿，保校教师刁本尧。

• 在刁家世德小学有教师秦朝亨、秦芝光。

• 在巴县圆明小学有教师周平（县委委员）、陶静。

江津县委成员：书记秦朝亨，委员李培根、沈瑛、周平。

县委以下没有编特支、支部，一律实行单线联系，一般近的三个月接一次头，远的半年接一次头。我们的上级领导人，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是何作柱（由延安派来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干部，曾在江西苏区作过县委书记，参加过长征），后改为赵仁杰[注：后文又称赵世杰]同志来领导，我未和他见过面，他来江津时我因事不在，他曾找过李培根，他布置的工作由李培根向我转达。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注：原文此处有一错字“三九四三年土二月”，根据后文逻辑应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三年止，我们的上级领导人是周阳生（即肖泽宽）。

兹将我在江津期间工作情况简述于下：

一九四一年春，何作柱同志（这是他的党名，真名我不知道。当时地下党是一律实行的党名制度，上级对下级真名真姓和工作地点是知道的。如改人来接头，没有口号——即党名交则不接头。而下级对上级的真名真姓和工作地点是不知道的。接头时则约定时间地点，准时准地接头）来江津南岸中学朱沱分校和我接头。他首先把“皖南事变”的经过和我党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坚决反击，以及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坚持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向我详细讲了。

他指出，由于我党对国民党反共阴谋的揭露和坚决反击，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很快被打退了。我党在“皖南事变”中，因项英没有坚决地执行党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缺乏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而受到了损失。但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而且在军事上恢复了新四军而连续坚持了战斗。随后，他把江津地区的组织关系交给了我，叫我与县委委员李培根联系，白沙地区的工作由他负责。

为了加强党的革命传统教育，他还给我讲了他们在江西苏区搞贫农团、雇农工会的情形。他讲了红军英勇作战的动人事迹。他说在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同志提出组织强大的野战兵团，从江西东北向京沪杭一带“五路齐出”的战略计划如果实现了，就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粉碎其分路碉堡政策。因为红军“五路齐出”京沪杭一带，就能避开蒋介石的大军包围，而使自己处于战略主动地位，避实就虚，从而调动蒋介石的军队于回师救援江浙老巢的途中而各个歼灭之……。他讲了许多老区的革命故事，以及他在战场上多次负伤而留下了伤痕。所有这些都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亲切、朴实、老练，对同志十分关心。在我同他的接触中，使我感到他是一个多么可敬的老红军的光辉形象。何作柱同志在巴县领导过我，随后只来江津和我接头过一次后，就改为赵世杰同志来领导我们。

一九四一年夏放暑假后，我回到德感振济工厂住下，曾和李培根约会了一次，他把上级的传达和布置向我讲了，我们研究工作后就分手了。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李培根通过党员秦芝光介绍我去刁家场世德小学教书。这样，我和李培根同志把各自联系到的同志作了一些调整，即按上级指示分头向下贯彻执行。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上级约我和李培根同志去重庆接头，这时改由周扬生（肖泽宽）领导我们。在我们汇报了工作后，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即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巩固西南大后方组织的八项任务》，其主要精神是：当时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三月肃清计划”，妄图彻底消灭党在大后方的组织。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实行“内奸第一的政策”。其办法就是所谓“迅速逮捕，迅速释放，秘密逮捕，秘密释放”。即在迅速或秘密逮捕到共产党员时，用高度威胁（严刑拷打），高度利诱（金钱美色），逼其自首变节后，则迅速秘密释放出来，充当其内奸，以致“迅速”、“秘密”到使我们党组织无从察觉，并“鼓励”其回到党内来继续作党员，尽量上爬到负责的领导岗位去，以掌握我们的组织，待时机一到则一网打尽。这是一个极其阴险毒辣的计划。

为了彻底粉碎他们的这一诡计，毛主席作了《关于巩固西南大后方组织的八项任务》的指示。据我能回忆的主要有下面几点：

1. 必须加强反奸细斗争，号召党员忠诚坦白，加强对党员的审查工作，不断提高革命警觉性。

2. 一个县可以建立两个以上的党的关系，彼此完全断绝横的关系，被破坏一个，其余的党组织仍能继续坚持斗争。

3. 县以下不编特支、支部，实行单线联系。近的三个月接一次头，远的半年接头一次。

4. 公秘分开，又有机地联系起来……等等。

此外，周扬生强调必须大力巩固职业岗位，要求每个党员学习两种以上的职业技术，以便通过“职业化”、“社会化”进一步贯彻隐蔽方针，要有长期打算的准备，作好交朋友的工作，那是发展生根的准备工作。他强调必须认真执行三勤政策（即勤于工作、勤于学习、勤于交朋友），并作了停止发展党员的指示等等。我回去后，立即向下面传达和贯彻了上述精神，进一步执行毛主席的隐蔽精干政策，大力作好巩固组织的工作。结果在江津没有发生突然事件，我在江津工作期间党组织没有受到破坏，国民党费尽心机，在江津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抓到。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李培根同志被调走了，上级又新提沈瑛同志为县委委员，随后即由我和她分头和下面联系。我们之间三个月约会一次，我们和上级半年接头一次。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沈瑛同志又调走了，全部担子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一九四三年初，调来周平同志作县委委员，于是江津白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他去抓了。

江津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是很猖狂的。一九四二年初我去重庆和上面接头时，周扬生问我：“江津出了事，你知道吗？”我说只晓得一九四一年冬，江津中学教师朱近之、王野芹被捕了。周扬生说：“要注意提高警惕！”接着他又告诉我一个消息，就是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在李家沱教书的党员陈志让（他当时是巴县西里特支的宣教委员，一九四〇年我同他一道工作过），最近被捕后不久又释放了，上街要警惕！从以上的事例来看，证明国民党确在按康泽的计划行动。我根据这个事例结合检查工作，再次向下面放了警报。

江津有一个托派分子叫江明声，在一九三八年前后，在下川东一带以“义卖”为幌子，伪装进步，欺骗蒙蔽了不少群众。当时他号称“皮鞋少将”（给人擦皮鞋为名进行“义卖”，以捐献给前线抗日将士），对他的这种作法，当时《万州日报》又大登特登，给他造了不少舆论。《万州日报》当时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我们的党员，当时也被他迷惑欺骗了，一时间颇有名气，暗中搞了不少罪恶勾当。一九四〇年初，我从达县老家到重庆，路过垫江，顺便去找了郑华同志（他是我在一九三八年在万师发展的党员），对我说：“据上级传达，江明声是一个托派！”可是这个坏蛋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期间，在江津白沙一带，以摆书摊子为掩护，暗中进行特务活动。他的手法是以出售古旧书为主，夹杂一些进步书籍，甚至少许马列主义著作来勾引人们上当。有人去买书时，他还以“左”的面目出现，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你看，当他摸到你的思想倾向，认为可疑时，即派人跟踪吊线。他就是以这种“红旗”政策、“暴露”政策来勾引我们的同志上钩。对于这个坏蛋，我早已向上面汇报，并向下面普遍发了警报，所以同志们没有上他的当。但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后来他又与白沙各中学的三青团串联一气，竟然到各中学上门“卖书”了。我们的同志从他的阴谋活动中，进一步增长了对他的仇恨，因而提高了自己的革命警觉性。经过我们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党组织进一步隐蔽巩固了。

到了一九四三年，国民党三青团在群众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腐朽不堪的本质暴露无遗，群众对其无不切齿痛恨。所以他们在群众中是威信扫地，愈来愈孤立了。

•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白沙川东师范，一些三青团的恶棍们竟然组织“扫荡队”，“扫荡”农民的花生、地瓜，引起了群众的愤恨。他们在外面估吃霸赊，吃了面馆的面不给钱，反而把别人的锅灶掀了。群众气急了，找到他们的训育主任袁明诚（三青团骨干），当场用鞋底板打了他的耳光，人们莫不拍手称快。

• 又一次，一些三青团恶棍们（学生中的三青团骨干分子）喂的羊吃了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教师侯锡藩自己种的菜，侯出来干涉，他们竟动手打了侯锡藩，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公愤。我们的同志向国灵、石德奎抓住了这个有利机会，领导了这一群众斗争，大家一致要求开除打人凶手。学校当局无法，只得挂牌开除了那个三青团恶棍。斗争取得了胜利，马上收兵。从这种斗争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正确地运用了毛主席关于对反共顽固派斗争的三原则，即“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斗争，使三青团在群众中越来越臭不可闻，而大大有利于培养正义感。他们要发展三青团，谁也不愿参加。他们又以入三青团后可进“夏令营”为诱饵，勾引青年上钩，一些糊涂虫为了入“夏令营”而参加了三青团。可是结果只有极少数“幸运儿”（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子女）进了夏令营，多数人则大失所望。我们的同志对那些没有进“夏令营”的人们开玩笑说：“你怎么不去进夏令营呢？”弄得他们气急跺脚，深悔自己受骗了！这样一来，以后叫参加三青团，谁也不理他们了。

由于我们认真执行隐蔽精干方针和三勤政策的结果，所以在学校我们的党员同志在群众中表现为成绩优良、为人公正而有正义感，并且不带色彩。这样，一般有正义感的中间群众很自然地向党员靠拢。我们的同志对人诚恳坦白，作事能任劳任怨，肯为大家服务，所以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都是比较高的。由于党提倡作好交朋友的工作，他们一方面广交，一方面深交，并把广交与深交结合起来，所以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知心朋友。从一般地培养他们的正义感起，直到互相谈心、谈个人志愿、议论国家大事和天下大事，甚至进而互相勉励，秘密地看起进步书刊来了。在党员周围团结了一些积极分子，其中觉悟高要求入党的也不少。当然，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觉悟，是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我们同志的个别工作分不开的。

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十二月英美太平洋大战爆发，一九四三年二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根本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大大鼓舞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志。国内，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一九四三年起解放区的恢复和壮大。在大后方，国民党在群众中愈来愈孤立。在这样的形势下，经过我们同志的工作，一些青年要求进步、要求入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当时川东师范学生石德奎，当时是党的积极分子，在该校反三青团的斗争中表现得很出色，经过向国灵同志（川东师范的学生，地下党员）的长期培养，他要求进步，要求入党。

一九四三年初，领导上给我一份《整风文献》，要求我们加强学习，进行整风。首先从社会调查入手，改进领导作风。县委根据上级的布置，除自己进行整风和开展调查研究外，还帮助下面进行整风学习。在社会调查方面，我们调查了江津地方势力的情况。江津当时有四大地方势力：即夏党（以国民党夏仲实军长为首），邓党（邓蟾秋为代表），刁党（以重庆伪市长刁培然为代表）、廖党（国民党达县伪专员廖海涛为代表）。他们在江津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并在地方上有自己的工商业，在政治上他们或在政界或在军界据有一定势力，在文化上他们则以一姓一族的祠堂公产办有自己的私立中小学。所以他们在地方上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县长如不和他们搞好关系，事情是摆不平的。江津是重庆外围的重要县分，物产富庶，国民党的大专院校和重要中等学校为了避免空袭，大都迁到了江津，而白沙有“学生镇”之称。国民党的工厂迁到那里也不少，所以那里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

至于帮助下面整风的事例，就是一九四三年寒假，我约向国灵同志一道路去大垭口（距白沙百余里，是个山区，地形险要，居民贫困，又是江津、綦江两县交界的地方，是一个很理想的革命根据地）张亚东、张仿陶、杨新发、曹庶华等四同志的家乡，帮助他们进行整风学习，解决了他们当时要求不断改变新环境则进步最快的“环境决定论”的错误思想，树立了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长期打算并在那里发展生根的思想。

一九四四年初，领导上把我调到巴县作县委书记去了，江津的工作就交给了周平。

我在江津进行革命活动的简况

向国灵

从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在中共巴县中心县委领导下，我在江津进行了四年的革命活动。我的公开身份，前三年是川东师范的学生，第四年上期是聚奎小学教导主任，下期是油溪耳顺小学教导主任。当时的白沙，有中等以上学校十多所，学生约有一万人。因此，我主要是在白沙搞学生运动。在一九四三年下期至一九四四年，我还到石门、油溪、龙门滩等地开展过工作。

在这四年内，除先后担任巴县中心县委书记的欧阳宁、肖泽宽同志给我作过指导外，负责领导江津县革命斗争的李培根、秦朝亨、周平同志也先后同我联系研究工作。当时同我有联系的党员是川东师范同班的但林文同志；由我直接领导的党员有川东师范的张仿陶、乡村师范的张亚东（现名张天午）、聚奎中学的曹庶华、修平中学的杨新华（现名杨诚）和一九四三年下期由我发展入党的川东师范学生石德奎同志。为了避免遭受敌人破坏，一直未建立党支部、小组。

我们进行了以下的革命活动：

一、党内活动

1. 根据“隐蔽精干”的方针，对党员进行“三勤”教育、秘密纪律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安排党员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党内文件，秘密传阅《新华日报》、《群众》周刊。

2. 布置和检查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宣传工作。

3. 布置和检查开展学生运动和发现、培养积极分子的工作。

4. 结合学习《整风文献》，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定期分析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力量、政治经济和思想情况。并在一九四三年春节（寒假）和同年七月（暑假），我先后同秦朝亨同志、周平同志到綦江大垭口，组织在白沙的张仿陶、张亚东、曹庶华、杨新华回到那里集中进行了两次整风学习。

二、利用合法组织，开展学生运动

当时在白沙的中等以上学校，有来自川东四十多县的学生，我们发动组织了“南川旅沙同学会”、“江津同乡会”等三、四十个同学会、同乡会。当时这些同学会、同乡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

1. 团结互助、联络感情、砥砺学行。

2. 以党员和积极分子为核心开展读书活动，公开阅读茅盾、鲁迅等的著作，秘密阅读《新华日报》、《群众》等书报。

3. 定期组织时事讨论会，讨论国内外形势。

4. 出版会刊，以时事述评、读书心得等为主要内容。

5. 组织假期的返乡服务活动，如办补习学校、作农村调查、作时事宣传、开展文体活动等。

6. 主张正义，对学校和各县的贪污等丑恶现象进行揭露和斗争，等等。

在学生运动中，我们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如：

• 在川东师范，有江津学生凌照远（后入党）、龚安石（后入党）、陈清霖、杜锡昌、兰昌华；有南川学生朱元明（后入党）、杨承萱、邹泽扬（后入党）、陈炎忠、韦述臣（后入党）、杨治模；有荣昌学生石德奎、王志山、彭良君、赖兆祥；有巴县学生伍先诚；有长寿学生黄友高、黄友尚；有綦江学生陈开联；有合川学生粟名发、胡兴。

• 在渝女师，有南川学生刘玉萍、宋道经（后入党）、胡兴毓。

• 在国立十七中有南川学生卓绿波（后入党）、李文灿，等等。

三、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川东师范进行了几次较大的斗争

1. 一九四一年下期，因伙食量少质低，吃不饱饭，我们发动学生进行了两天罢课斗争，学校当局答应改善伙食后才复了课。

2. 一九四二年上期，川师的三青团分子放羊吃了有名的物理教师侯锡藩种的菜，侯在批评他们时被他们打了几耳光。因这伙人为非作恶的事多，多数学生愤恨，我们组织积极分子发动学生要求学校当局严惩打人凶手。当训育主任袁明诚（三青团骨干）包庇凶手时，学生们闹起罢课，学校才被迫开除了那个凶手，斗争取得了胜利。

3. 一九四二年下期，川师的军训教官陈桓，是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的少将军官，政治思想反动，对学生实行法西斯式的管制和训练。在一次上军训操休息时，学生王志山因地湿坐在枪上打绑腿，被陈桓发觉，不但痛骂王志山，还狠狠打了他几耳光，激起了学生们公愤。当时我组织积极分子石德奎、粟名发去质问陈桓，要他向王志山认错道歉。他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开除王，因而激起数百学生围着他，挤满他的寝室内外，对他进行说理斗争，也有的高呼“打倒法西斯陈桓”等口号。次日学校要开除王志山，学生们罢课两天，当学校答应将王转学到重庆市师去读毕业时才复了课，而陈桓的威风被打下后，不久就离开了川师，我们一同时还通报到各大中学校的同学会去，震动了白沙。

4. 一九四二年冬天，川师毕业班（二十七班）的学生喻绍迪、黄承礼在附近的王子云地主庄园——王家花园的广柑树下看书时，王家诬赖他们摘了广柑，追赶他们滚下水田，还将他们抓去关在私设的牢狱内，深夜也不放。我们先派积极分子作代表去交涉放人，王家地主不理，激起了数百同学打着火把冲进王家，掀开黑屋放出两位同学，同时大家愤怒地斥责了王家的那个十分凶恶的女当家。因王子云地主为富不仁，民愤大，这场斗争打击了他的凶恶气焰，附近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一九四四年底，正是日本侵略军占领贵州省独山、震动川黔的时候，巴县中心县委决定派周平同志和我及张仿陶、张亚东、曹庶华、杨新华等同志回到川黔边的南川、綦江去开展山区工作，准备武装斗争。我们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在白沙东海沱开了碰头会后，就离别了可爱的江津。

（一九八五年六月六日于江津）

关于江津县教师加薪罢教运动的简短回忆

周应德

一九四六年夏，我刚在朝阳大学毕业之后，曾去江津教过半年书。靠近年底，我随着当时一批进步教师发动过一次学潮，可以叫做“加薪罢教运动”，曾冲击过伪县参议会，一时震动颇大。

当时一同去江津女中教书的有周应培同志，他的组织关系长期在重庆，转地不转党。我一九三九年在长寿县入党后，组织关系也一直在重庆。当时我和应培的组织关系都没有转到江津去。那时应培是江津女中教务主任，我教语文。

为了配合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学生运动的高潮，我们配合地方民主力量发动过一次学潮。当时蒋家王朝面临崩溃前夕，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给中小学教师生活上带来很大困难。部分教师串联着商议，想向正在开会的县参议会上书申请增加薪资。这本是自发的经济要求。最早发起的是龚灿光、张长炯、龚慰农等，不少是川大和川东师范的校友。应培同志原也是川东师范和川大毕业的，自然也就串联上了。大家一起拿主意，出点子，分析形势，鼓舞情绪。这是个自然形成的核心力量。

几经酝酿，决定：

1. 分头出动扩大串联，以津男中、津女中、体校、几江等几所城区中学为主力，向全县其他中小学（主要是中学）联系，提出加薪的要求，争取扩大队伍；

2. 走访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3. 准备发代电，争取社会声援；

4. 召集各校部分教师开会，商议请愿的事。内部掌握，争取酝酿罢教，看群众情绪而定。

情况发展很顺利，应培除参加核心组织活动外，还分工联系津女中的田光烈、黄xx等外来教师。有的分工联系知名士绅施xx等人。我和应培、钟德祺，以及其他一些本地教师分工拜访朱近之老先生。朱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失掉关系后一直在江津教书多年，学生多，威望高。当时他住在武城，他对我们的行动表示赞同，并说了些鼓舞的话。

至于召集部分教师参加的一次大会，好像是在男中开的，到场的大约三四十人，谁主持我记不清了。主要发言人有龚灿光、龚慰农等，他们一直是活跃人物。讨论中，大家对加薪的要求完全一致，对发代电请愿也都积极赞成。但在罢教问题上，教师群众有两种意见，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

在会场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核心小组商议，认为会场气氛基本上是好的，可以争取到罢教，于是由张长炯、龚慰农等同志出面发言，铺陈利害得失，引导群众情绪。张长炯同志措词尤为激烈，慷慨陈词，很有感染力。结果通过全县教师罢教、发代电、上书参议会请愿的决议，当场由各校推定去参议会请愿的代表。应培和我商量，津女中的代表他不当，以我出面为宜。所以我也是津女中请愿代表之一，其余还有谁记不起了。大会开得很成功。

以后就罢教了，很快在社会上铺开了声势，地方小报发了社论，震动了县政府反动当局。当时正在召开参议会，代表团为了避免军警出面阻挠，事前探知议会日程，在一天的下午，代表团临时紧急出动，直奔参议会场，没有遇到什么阻碍。正在发言议事的会场哑下来了，怔住了。我们的主要代表一面表明请愿的意向，一面走上讲台主动开始发言，说到物价飞涨，教师辛苦，生活困难，吃不饱，养不起家，要求全县教师普遍加薪，全县教师决心停课等待。发言不长，语气激昂，理直气壮。这时全场人员一个没动，空气十分紧张。当时得到的回答是先要复课，加薪问题等待研究解决。代表团重申，决心继续停课，先加薪后复课。

离开了会场后，代表团要求各校代表分头回校传达，巩固教师情绪，坚持罢教等答复，并注意对付校方个别许愿拉拢、分化瓦解。全县中学和少数小学投入运动，其中少数教师保持中立，津女中也是这样，公开站出来反对的没有。这时津女中校长袁玉良（女）在校内分别作了些分化劝说工作，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罢教状态前后坚持了十来天，揭穿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政治上的腐败无能，提高了教师群众的政治认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最后，江津县当局不得不作部分让步，增加为数不大的教师工资。代表团完成了历史任务，有理有利有节，学潮胜利结束。

一到期末，校长袁玉良同事务员一道，带着最后结算的工资来到我和应培住的寝室，说了些客气话，表示解聘送客之意。当我们正在盘算如何对付的时候，钟德祺同志（抗战初期和我在重庆联中同年级，属同一个地下支部）私下告诉应培，说他得到消息，重庆有便衣来江津调查应培，认为有民主同盟嫌疑。钟劝我们离开为好，并送一本文艺刊物在船上去看。

我和应培兄弟俩接受了善意的忠告，带着胜利的喜悦，寒假中回到重庆，重新接受了组织南岸区委的任务。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关于布置綦南工委的撤退和江津城区“请薪罢教”运动的回忆

口述：周应培 整理：黄照临、杨炯霆

一九三九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我从重庆回到家乡南川，恢复和重建南川特支。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形势紧张，党的领导同志在重庆秘密开会时，发现国民党警察在周围游动，一个身藏綦南工委名单的同志跳窗而走，其余的亦紧急撤退。组织上为了保护綦南工委不受破坏，杨宁同志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到綦江布置綦南工委紧急撤退。我到了綦江的石角、东溪、蒲河和江津的广兴场。当时的江津广兴场是划归綦南工委领导的。广兴场是国民党战干团的驻在地，战干团是专门与我们共产党人作对的组织，他们经常在那里枪杀共产党员。战干团有女的，他们之间为了争风吃醋也互相暗杀。就在这个魔窟的所在地，在广兴场的一所中学里有我们的地下党员。由于在重庆党的领导同志秘密开会时发生的事，这所中学的地下党员有暴露的危险，组织上要我到这里布置紧急撤退。我到广兴时，本地清乡人员到客栈查号，反复逼问过我，终被我对付过去了。

我再次到江津县是一九四六年。我在重庆活动招人注目后，组织上安排我到川大读书，在成都又引起特务们的注意，这样就转到江津，由我的老乡丁秀君介绍我到江津女中，校长是袁玉良。我在江津女中担任教务主任，我弟弟周应德亦在江津女中当国文教员。我们两人都属于转地不转党的地下工作者，组织关系都各在川东原领导人手里，没有和江津地下党发生组织联系。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已经开始。在国统区，社会动荡，经济紊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公教人员收入菲薄，实在不易生活下去，于是便爆发了“请薪罢教”运动。我积极配合应德，应德出面，我暗中出力。在运动中较为活跃而有威望的有龚慰农、龚灿光。朱近之在家蛰居，我们登门拜访，他深表赞同。张洪堂、田光烈、钟德祺等亦参加。活动持续一个月，罢教数天或十来天。经过罢教斗争，教师增加了一部分工资。增加工资虽不理想，但政治上赢得了胜利，人们受到了教育。这学期末，袁玉良把我们弟兄解聘后，我们就离开了江津。

解放前我在江津工作的回忆

李培根

一九四〇年秋，党派我到江津工作，我当时考入了由重庆迁往江津白沙的川东师范。我到江津后就参加了党的县委，负责县委工作的一九四〇年八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是刘国定，一九四一年三月以后是秦朝亨。抗战时期，江津白沙的学校较多，有川东师范、大学先修班、简师、聚奎中学、新本女中等。白沙区党的工作，由我和大学先修班的沈瑛负责。我联系的党员，川东师范有向国灵、但林文，渝女师有饶正芳，简师有张曙东；聚奎中学有熊忠英，刁家场小学有陈明德，金刚沱有个猪鬃厂也有党员。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我们党实行“隐蔽精干”政策，强调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一九四一年冬，党派肖泽宽来通知我调离江津，由秦朝亨等留江津继续工作。

……一九四八年冬，党又派我到江津工作。当时负责江津县委工作的有凌照远、刁光明、张岚星等，下分津南、津北工委。一九四九年夏，江津成立中心县委，由我和凌照远负责，张岚星、熊伯涛等都参加中心县委工作。当时抓了宣传党的政策，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团结群众，调查研究，做好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准备工作。一九四九年春，川东党委决定在江津建立财经小组，由谢石钧、熊伯涛负责，我到江津后与他们联系。谢石钧与当时在国民党县政府任职的阮曙曦有亲戚关系，由阮出面开了一个商店。财经小组进行了统战工作，对宣传党的政策、了解情况、提供经费、维护党的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津解放，成立了江津县行政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是过渡性质的组织，开展了支前工作。十二月中旬，正式成立了中共江津县委、江津县人民政府。解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是芦云亭，县长是赵一川。

播在川黔边山区的火种——回忆蔡家地区党的地下斗争

刘藜、龚北溪、邹绪良、邹开诚、韩志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川黔边（江）津、綦（江）、合（江）、习（水）四县交界的贫苦山乡蔡家地区，就点燃了这样的星火，几年中逐步形成燎原之势。这个地区包括蔡家、龙吟、清平、太平、太和、柏林、紫云、三合、双凤、四面等十个乡。这个地区又以蔡家岗一所县立笋溪中学为活动中心，并逐步由这个地区扩展到大桥、永兴、白沙等地以及合江、綦江、习水等地区。

传播革命真理，发展组织

这个地区的党组织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呢？一九四五年，上级党组织将向天培（化名向云涛）同志从长寿县调来綦南工委，他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蔡家乡龚氏私立宗诚小学的教员。一九四六年初，就在这里发展了第一个党员凌照远。这年他从宗诚小学转到笋溪中学任教，有了更加广阔的活动天地，在学校师生、工人和附近农民中积极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一九四七年在学生、工人、农民中发展了刘藜、林昌凡、邹绪良、杨永治等人入党。一九四八年组织发展壮大了，在学校学生、工人中发展了约四十名党员，在农民中发展了约五十名党员，在学校建立了支部。一九四九年党组织又进一步发展，分别在下属地区成立了支部，蔡家区委成立，但林文同志任书记。

一九四九年一月，蔡家区委书记刘藜，副书记兼宣委龚北溪，党员发展到一百多名，分布情况是：

• 笋溪中学学生支部：书记邹开诚，副书记韩志平，党员十二人。

• 工人支部：书记吴正祥，党员十人。

• 蔡家乡支部：书记龚北溪，副书记龚由民，党员三十四人。

• 龙吟乡支部：书记邹开诚（兼），副书记韩志平（兼），党员十三人。

• 太平乡支部：书记邹绪良，副书记杨永治，党员十五人。

• 柏林乡支部：书记刘昌林，副书记吴武荣，党员八人。

• 太和乡支部：书记林昌凡，副书记张绍培，党员十二人。

• 清平乡铜鼓支部：书记冉仁泽，党员三十三人。

• 太平乡叶家坝支部：书记胡平治，党员二十人。

• 还有清平乡蔡绍清作书记的支部，党员三人。

这三个组织解放后交蔡家区委。向天培同志直接发展领导的教师中的地下党员，以及外地来这里工作的地下党员不包括在内。还有冯义明、程良缘、苏祖和、苏乾沛四位同志，已经组织发展，解放未办理交接手续，或因其他问题失掉关系。

蔡家地区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白色恐怖相当严重，在这种状况下发展党的组织是很艰巨的。工作中，我们遵守秘密工作的原则，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严肃不苟，注意党员的标准、组织的纯洁性。

• 第一步：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重视思想启蒙教育工作，首先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他们阅读，如邹韬奋的《经历》、《流亡生活》、《萍踪寄语》、《患难余生记》，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思想方法论》，以及指导阅读《中学生》、《展望》、《观察》、《唯民》周刊等杂志。同时，同大家一起分析当时的形势，弄清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必然走上灭亡的命运，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蒋统区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不可阻挡之势，鼓舞同志们的斗志。还特别注意农村阶级斗争分析，帮助大家明确封建地主剥削阶级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对发展对象进行党的基础知识的教育，提高对党的认识和信念。

• 第二步：凡有觉悟要求加入共产党，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同志，都在组织的指导下写了自传，交待清楚了历史。

• 第三步：对吸收的新党员，都采取个别的方式举行了秘密宣誓。我们特别注意用典型事迹加强对党员的气节教育，使党员明确保守党的秘密、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比保护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我们有些同志，如邹绪良、邹开诚在学校、在龙吟、大桥、太平等地利用同乡、同宗、结拜弟兄等方式联系群众，进行串连，使党的工作迅速打开局面，其中有些人后来有了党的觉悟和革命斗争的行动，被吸收进地下党组织。

一九四八年底，向天培同志奉上级党组织的命令，去川黔边搞武装斗争。临行前找了刘藜、邹开诚、韩志平三人去交待任务，要大家更加积极谨慎地工作，并安排了他走后的具体工作，指定刘藜同志主要负责，强调指出，要作好上山搞武装斗争的准备，等候他的通知。临行前向天培同志还布置了工人党员邹绪良同志回到老家太平乡，因为那里封建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特别是他家所在的那个保，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和两个伪乡长的家都在那里。邹绪良同志遵照向天培同志的指示，回太平乡后，以教私塾为掩护，首先组织群众，把反动的大地主、伪保长谢春海赶下台，扶持群众比较拥护的龚义辉出来当保长，胡干荣当副保长，又通过做伪保队附的工作，有效地组织了抗丁抗款斗争，还成功地发展了伪乡长幸邦荣家的长工黄万元入党。

一九四九年一月，向天培同志秘密地回到了蔡家乡，住在刘藜同志的家里，召集刘藜、龚北溪同志开会，决定由刘藜同志担任区委书记，龚北溪同志担任副书记兼宣委，组委由上级派来。向天培同志分析了当时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指示要注意积蓄革命力量，防止无代价的牺牲，团结群众迎接解放。并且具体研究笋溪中学的工作，商得苏校长的同意，由刘藜同志接替党员赵怀珍同志的事务工作，以便于保持以学校为中心开展活动。向天培同志在白沙还直接发展了原笋溪中学教师吴子哲同志入党（重新入党），并以党员赵怀珍、吴子哲同志的家设立了联络点，这里的组织未交与蔡家区委领导。

教育组织群众，开展斗争

这个地区的党组织是在斗争中产生、斗争中发展壮大的。这里虽说是个山区，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封建反动势力仍很雄厚。学校以及蔡家乡这个活动中心，正是江津县伪二区区署所在地。一九四七年特务头子周开庆带着随从保镖一帮人串来学校活动；一九四八年伪县长翁话圃带着一百多名武装，荷枪实弹亲临学校“视察”；伪区署和地方反动势力更是随时窥视着学校的动静，而且还派来暗探潜伏学校；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临解放，反动派妄图垂死挣扎，成立了后备大队驻扎在学校，耀武扬威地把机关枪口对准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宿舍。这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高斗争的艺术，要和敌人斗智，真正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在笋溪中学，办墙报、组织读书会、举行时事座谈会，以及其它纪念活动等，是我们公开的活动形式，也属一种合法的斗争。墙报各班都有，主编一般都掌握在地下党员手里。如办得好的、最受群众欢迎的前有五班刘藜同志主编的《芙蕾》周刊，后有八班的《拓荒》、七班的《新笋》等。《拓荒》周刊的主编就是由地下党员韩志平、吴正义担任，由地下党员教师文履平及石大周（当时系地下社员）具体指导。《新笋》较长时期还是由向天培同志直接指导的。这些刊物办得生动活泼，非常含蓄而又富有战斗力，宣传了胜利的形势，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抨击了一些时弊。在《拓荒》周刊上就曾刊登过《请给我原子弹》、《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发生》等脍炙人口的文章，颇受欢迎。墙报有时还刊登一些辛辣的讽刺小品，起到了匕首投枪的作用。比如一个姓刘的反动教师（解放后被镇压），因为他顽固坚持反动立场，面目可憎，一次《拓荒》的刊角上就出现了《笑话一则》，称刘老师为“阿克士”，“阿克士”即英文ox（牛），嘲笑他固执如牛，是个装腔作势的小丑，弄得他哭笑不得，莫可奈何。

学习会，是一种深受学生欢迎、占领学生思想阵地的好形式。较早的有刘藜同志以五班为主搞的“读与写进修会”，全校各班都有人参加。有的“读书会”、“学习会”多是分班搞的。通过组织读书，畅谈学习心得体会，讲形势，激发学生的思想觉悟，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教师中有几位同志是在重庆地下党被破坏了或其他原因，通过组织先后转移来这里避风的。他们是谢予（化名谢见仁）、文履平（化名文仲廉）、兰宗林（化名兰炳光）、廖宣敏（化名兰炳秀）、石大周（化名石映林），他们来这里后，在学校积极开展活动，做了不少工作。

一九四八年冬季辽沈战役前，谢予同志在“读与写进修会”上讲了一次形势，比较详尽地分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从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起到一九四八年各年力量变化的情况，使人们更加认清国民党那种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队不愿打仗节节败退的形势。在淮海战役前，文履平同志又专门分析了当时那种决战的形势，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在徐州那两条铁路交叉的“十”字线上，双方陈兵百多万，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大战。而国民党士气不振、苟延残喘，共产党锐不可当、勇猛进击。这种客观的分析，使广大师生更加看清形势，明辨方向。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为纪念“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征得学校同意，搞一个全校师生参加的报告会，由石大周同志主讲。事前请吴廷琨（美术老师）画了鲁迅的半身像挂在讲台正中，气氛庄严。石大周同志在演讲中，详细地介绍了鲁迅的生平，讲了鲁迅的战斗精神，说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没有半点奴颜媚骨，他的文章被比喻为投枪匕首，是一把刺向反动派的锐利武器。还介绍了鲁迅先生的一些名著《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祥林嫂）等的主题思想和给人们的启示。号召大家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为人民大众、为子孙万代的幸福敢于战斗，一往无前。石大周同志不仅充分利用课堂、墙报或其他形式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而且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还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创作了两个中篇小说《哨哜》、《刺激》，反映在旧社会农民受地主阶级压迫的悲惨命运，先后在重庆《新民报》和《国民公报》上连载。

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需要武器，上级送来的资料有限，我们就设法秘密地自己刻印。先后刻印过《土地法大纲》、《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等革命文献。一九四九年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统治中心由南京迁往广州，再由广州退到重庆，妄图盘踞西南，负隅顽抗。这时《新民报》发表一篇《请西南各执政诸公最后拿一句话来说》的文章。我们抓紧刻印，散发到各支部，组织大家阅读，这对当时反动派为稳定人心，吹嘘什么大西南防线“固若金汤”、“八年抗战日本也无法攻进四川”，是一个有力揭露和回击，大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我们采取的各种合法的斗争形式，加上我们的学习、串联活动，使学校读书学习的风气、谈论政治、追求进步的空气非常浓厚。学校中有几个负责特殊任务的反动教师和个别反动学生虽然很反感，气急败坏，但也无可奈何。

尽管这样，可我们也出现过疏忽大意的地方。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在学校和蔡家乡就连续出现过这样两件事：

• 第一件：是在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退到江南，妄想扼守长江，负隅顽抗，企图搞假和谈，想赢得喘息机会以便卷土重来。在这胜利的形势鼓舞下，石大周同志为向学生揭露这一阴谋，通过七班的作文课，出了“给蒋介石先生的一封信”的题，引导学生同仇敌忾，执笔讨伐独夫民贼蒋介石。许多学生的作文都做得很好，正义凛然。有几个思想反动的学生却大唱反调，他们竟然在作文中要老蒋“宁可遗臭万年，也要继续乱到底……”。石大周同志缺乏警惕，在一本作文本上义正词严地作了批驳。结果被坏人把这本作文拿去反动当局告了密。不久，我们得知当地反动当局决定抓捕石大周的消息。已经深夜了，怎么办？刘藜、邹开诚、韩志平三人紧急磋商后，决定天亮前即用“滑杆”将石大周同志送走，并将这两个班的作文通过学校文书全部抱来，连夜秘密地进行了销毁。第二天果然有几个便衣来到学校贼头贼脑地打听石大周老师，但人已不知去向了。

• 第二件：是蔡家乡伪区乡丁围抄龚北溪家事件。一九四九年，上级派来的杜仲平同志两次住在龚北溪同志家里，恶霸地主龚桂廷发现龚北溪家有“陌生人”，引起怀疑。这时正是人民解放军挥师南进，国民党节节败退，敌人正疯狂推行“十家联防”以巩固后方，又流传着什么“重庆兵工厂的武器被盗”，因而加紧清乡，搞得人心惶惶的时候。龚桂廷就借机编造：龚北溪有亲戚在重庆，还去重庆勾结过，定于旧历五月三日其母生日几十人携带武器来家聚会。指使伪保队附龚由香去伪区署密报龚“通匪”。端午正逢蔡家乡赶场，龚北溪一早上街得知这一消息，随即赶到学校找到刘藜研究对策。我们当机立断，作出四条决定：一、立即通知杜仲平等同志暂不来蔡家地区；二、存放在龚北溪家的一切文件、书报杂志与外来同志存放的衣物用品，立即全部搜集转移；三、龚北溪坚持正常教学不撤退，作好一切应急准备；四、刘藜同志加强与蔡家场上联系，观察动静。过了三天，八日下午，伪区队长龚化龙，伪乡队附王柱民带领几十人出动了，直扑龚北溪家。这时龚北溪同志正在家里，他冷静地借上屋后山坡砍竹子的机会察看事态，见王柱民等五六十人荷枪实弹从四面包围过来，两挺机关枪一南一北地架起，然后王柱民手持短枪，带起两个保镖，趾高气扬地闯进院坝来找龚北溪说话。用手枪指指点点地威逼说：“龚老师，现在是戡乱建国之际，本人是奉上司命令维持治安，听说你家来了一些客人，特来看看，这是本人的职责，你把他们交出来与你无关，要是不交出来……哼！你是明理的人，是知道厉害的！”龚北溪沉着镇静地回答：“我穷家百姓，亲戚都没有几个，哪有什么客人来？我天天教书，连场都没有赶，请不要反枉好人！”正在这样对话当中，王柱民用眼色指挥区乡丁强行进屋搜查，折腾一阵，一无所获。最后只好在周围抢劫了许多瓜果，“满载”而归。

积蓄革命力量，迎接解放

党处于地下时期，活动经费完全由我们自己筹集，党员中系贫苦学生和农民的居多，党费收入甚微，党的活动经费主要依靠少数几个有职业收入的同志提供。刘藜同志在笋溪中学作事务员的薪水收入除了生活必需外，全部用在党的活动上；龚北溪同志一九四九年教书所得四石黄谷，卖去三石的十多块银元交在组织上；邹绪良同志教私塾所得的收入也主要用于党的活动；严陵同志先后在蔡家、永兴等地教私塾的钱，也部分用于党的活动。向天培、但林文同志在笋溪中学任教的收入，全部用在党的事业上，而自己种菜省吃俭用，走时真是两袖清风，连路费都没有多带一点。其他一些贫苦学生也尽量设法拿出钱来资助革命。邹开诚、韩志平等只要在家拿到钱，首先考虑到的是上缴党费。一次，韩志平在家里东借西凑，要到了三块银元来缴学费，听说组织上需要钱就把它作党费一次交了，让学费欠着。邹开诚同志也做好家庭的工作，一次交过两块银元的党费。

为了迎接解放，一九四九年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通过党员利用各种关系，了解当地的反动武装力量，包括区、乡、保武装和地主武装的人数和装备；了解一些反动人物的罪恶事实；基本上把一些乡一级的头面人物搞清楚了，整理出一份不很完整的人头材料，提供组织参考。解放后，在镇反时，这些材料就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迎接解放，控制地方武装，是我们另一项迫切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一开始我们就着手这一工作。邹绪良同志回到太平，通过做伪保长龚义辉和伪保队附的工作，并串连其他几个保的保丁，控制了太平七保的全部武装及八、九两保的部分武装。刘昌林同志做好乡长张玉儒的工作，经过上级批准，发展了张入党，控制了柏林乡保的武装。邹开诚同志通过党员罗建城，利用与伪乡长的亲戚关系，打入龙吟乡公所当干事，深入乡丁做工作，控制了一部分武装，发展了当地有一定地位的龚灿君、赵康仁入党，分别控制了蔡家五保、三合六保的武装。龚北溪同志直接控制了蔡家七保武装，严陵、傅达两同志分别控制了蔡家九保、十保的武装，等等。解放初期，地主组织土匪暴动，凡是我们原来控制的地方，枪弹都没有丢失过。

缅怀革命前辈，继续前进

党在这里播下的火种，很快燃起了一片。短短的几年中，党员由一个发展到几个、几十个、一百多个，散播到本地区的十个老乡及其他一些地区，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由于在解放前打下的基础，解放后这个地区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赶得上形势。地下党准备了大批干部，一解放，许多同志根据工作需要脱产出来工作，一部分留在本区，还有许多调到外地。中央、省、地、县和其他一些省、地、县机关或单位，都先后有这个地区的地下党员，有的还担任着领导职务。

我们在回忆这段斗争的时候，不能不想到曾经哺育我们成长、十分令人崇敬的几位老同志。

• 向天培同志：他老家在荣昌县，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荣昌特支书记、临委书记兼南区书记、长寿县委副书记，江津、綦江两县县委书记、綦南工委副书记、川黔边境武装负责人之一、第二工委副书记、綦江县委书记（这段经历摘自《向天培同志悼词》）。是他生活在这里的几根山乡，深入细致地一点一滴地把党的主张、要求向学生、工人、贫苦农民传播，激发其阶级觉悟，一个一个地把他们由普通的学生、工人、农民培养成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战士。他和他的爱人但林文同志在学校、在农村都是最受人尊敬的指导员、好同志、好大姐，对敌人真是横眉冷对，威武不屈，对同志、对人民却又是那么地温暖热情。他经常以那种循循善诱的教诲，热情积极地鞭策鼓舞我们，严肃认真地批评帮助我们，大家永远也不会忘记。解放后他继续担任綦江县委书记，后调西南农学院任办公室主任、重庆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院长。但林文同志任綦江县妇联主任，后调任重庆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在“左”的路线危害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均遭到无理的审查、批斗、折磨。向天培同志于一九六九年在重庆第一师范学校含冤去世，但林文同志相继于一九七四年去世。向天培同志于一九七九年得到平反昭雪。

• 吴子哲同志：是当时笋溪中学的教务主任，兼授物理、英语等课程，常利用自己在学校的地位和声望，积极支持党的地下斗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七年周开庆串来学校，苏灿瑶校长不在，幸亏他在，利用什么“老同学”的关系进行周旋。周开庆除了为拉伪国大代表的选票之外，还很关心学校所谓“异党”的活动问题。吴子哲同志却以“山乡闭塞，外面究竟搞些什么也不知道”为理由，应付过去了，最后还把学生集中起来，让他卖了一通什么“学校是染缸”、“青出于蓝”的狗皮膏药离去。党为建立以笋溪中学为工作中心，决定将区委书记刘藜同志安排在学校，是他为了党的利益，主动与自己的爱人赵怀珍同志协商，将她一席半的事务员工作让出来；党组织要在白沙设立联络点，他又主动拿出七石黄谷来买了一间房子作联络点用。根据他一贯的表现，向天培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发展了他入党。吴子哲同志在解放后曾担任江津专署文教科副科长，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强制到农村劳动改造，在困难时期被折磨死去。

• 苏灿瑶老师：是笋溪中学的校长，也是大家十分尊敬的一位长者。向天培同志曾讲过苏的为人：“他了解党，同情和支持革命。他读书不少，他家所藏的马列书籍在江津县是首屈一指的。”回忆在艰苦的地下斗争岁月，党组织能够在他主持的笋溪中学内卓有成效地开展活动，迅速地发展壮大自己，这是与苏灿瑶老师那种真诚热情、始终如一的支持分不开的。比如组织上安排一些同志来工作，都是通过他一位姓吴的亲戚打个招呼，凡是地下党派来的同志，他都一律接收，表示尊重和信任，并安排适当的教学工作加以掩护。这些同志当革命工作需要离开学校时他也不阻拦。如组织决定向天培同志去川黔边领导武装斗争，告诉苏老师需要立即离开学校，他全力表示支持。临走前还约了向天培同志和一些老师在他宿舍谈心。当有人问到向天培同志的去向时，他解释说向老师有财喜，因有笔生意在贵州，需要他去处理。对党在这里的活动，他本来知情，可他佯作不了解似的。许多时候他还以他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挺身而出为我们辩解，堵塞敌人的视听。他早年毕业于川大，抗战期间在夏仲实军里任过秘书，这里的伪区长邓荫黎也是当年夏军里一个团长，因而对苏还颇仰慕，一些重大事情还不得不向苏请教。一次，他问：“苏兄，学校是不是有异党活动？为啥有人在搞赤化宣传？”灿瑶老师笑了笑平静地回答：“莫开玩笑，你难道还不了解我们学校尽是些不懂好多事的山区孩子，又多是些绅粮子弟，能搞啥赤化嘛？”并拍拍胸脯说，“真有什么异党活动，我还不知道？这一点，就请老兄放心好了。”伪县长翁话圃来到学校，他亦以类似办法加以抵制。苏灿瑶老师虽然没有入党，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起到了一个党员不能起到的特殊作用。解放后苏灿瑶老师被选为江津县人民代表，担任过江津师范校校长、江津县初一中校长，后到江津中学任教。他同样是处处站在维护党的利益和原则的立场上，正直无私地敢于说出自己的见解，敢于提批评建议。所以在极“左”路线破坏时期，他无端地受到审查批判，说什么他上了反革命的“万言书”，把它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他于一九七九年离开了人世。

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航向，党的事业正欣欣向荣地朝着四化目标迈进，我们正应以这些老同志为榜样，更加自觉地为党为人民贡献出自己更大的力量。

一九八二年八月一日

附录：文履平写的一封信

刘藜、开诚、志平同志：

读到你们联名写的文章，引起许多三十年前的回忆。有点事情需要在这里说清楚。一九八八年上半年，重庆发生《挺进报》事件，地下党组织受到敌人破坏，我们受组织的派遣到江津来。我们当时是一个党小组，组长是我，组员有谢予和兰宗林。廖宣敏原是社员，到笋溪后由我们小组讨论通过，再经上级组织批准，吸收入党的。我们的组织关系起初仍在重庆，和江津地下党没有横的联系，但来到学校以后，发现向天培同志的情况，主动和他作了一些配合，但这些都还只是默契。直到学期终了，我回重庆汇报工作，组织上才知道我们这个小组已转到江津。既然我已回来了，就不必再转去了，仍然留在重庆。我回来后，原在笋溪中学的教员这个职位，改由石大周同志去担任。他是新青社员，但去了以后一直没有接上关系，因为原来那个党小组是怎样接去的，这个情况我不了解。

我们到江津去，是通过苏校长一个亲戚吴某（原来也是他的学生，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介绍的。吴和我们原在一个组织系统，但和我没有直接联系。据吴介绍，苏和吴（子哲）原来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在立三路线时组织被破坏脱党，现在有重新接近党的要求。在那里除了可以起到隐蔽作用，还可以再作一些开辟的工作。这就是当时我们到那里去的原因。在那里，我们和苏、吴也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主要是学习党的文件和讨论时事，也谈一些在学生中进行启蒙教育的问题。对于我们在同学中间所作的一些活动，他们是支持、帮助有时还参加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同学中间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半隐蔽地在进行工作。

此外，我原来在重庆《国民公报》作编辑这个社会职业时，曾发现和培养过一个通讯员，此人名赖宗贤，原是江津县中的学生，家住江津县城。我来江津时还在他家里住过，以后他还来过笋溪，与谢、兰认识，他们也知道他的情况。我回重庆前在江津县城经过，又在他家里住了几天。此时他已经组织起一个团体，名叫《学报》，出的一个油印刊物也是这个名字，大约有十来个人，都是学生和小学教员。这些人我都见过，但名字都记不全了。以后老谢和他联系，并发展他入党。这里面还有一些别的工作，但具体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如今老谢已作古人，但赖宗贤还在，还可以从他那里找出一些材料来作为党史的一些小的补充。这些情况可能你们都还是不大清楚的，所以写下来，供你们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离开江津转眼就是三十多年，虽然也曾有几次从门外经过的机会，却一次也没有来过。但当年那些斗争年月里的人和事，却是萦绕在胸怀之间的，很想重来看看，但不知何时才有这个机会。前年志平来过一趟，去年在老谢的追悼会上又与刘藜匆匆一面，来不及深谈，以致彼此的情况都相知甚少。如果有机会到重庆来，欢迎你们来作客，我现在也算有了一个家，就在报社里面。还有一些老同学们，有的我依稀记得一点面貌，有的已经姓名都记不全了，也怪时间过分匆促，而人的记忆力又太小。请原谅，恕不一一。问好！

文履平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

回忆蔡家地区地下党的组织发展

刘藜

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抗战，克服了重重困难，迎来了抗日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及时地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过后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了我党关于和平和战争的方针。在敌占区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个字。中央南方局总结前段工作经验教训时提出，今后党的活动，应从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转向工农群众中去扎根、开花、结果，逐步建立发展党的组织，教育发动群众，开辟第二战场，用各种形式向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开展斗争。为贯彻党的这些指示，上级党决定，在川黔边区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方开辟武装根据地。一九四五年组织把向天培（化名向云涛）从长寿调来綦江、江津，负责两县党的工作。向的爱人但林文也随即调到中峰小学教书作掩护。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天培同志来到地下党员曹曙中任校长的蔡家宗诚小学任教，并代理校长职务。就在这里把已经培养成熟的凌照远吸收入党。这期结束，向即派凌返回津北老家永安乡开展党的活动。

一九四六年初上半年，通过地方上层的介绍，天培同志来到县立笋溪中学教书。他正确地分析了笋溪中学的地位和作用：笋中是津南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学生大部分来自贫苦农家，年龄偏大，有一定是非观点，曾发生过打区长、撵教务主任事件，有敢闯敢斗精神，容易接受革命真理。该校校长苏灿瑶，为人正直，了解党，能争取他的同情帮助。笋中的这些特点，给党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一九四七年向的爱人但林文也受聘到笋中教书。他们便在学校师生、工人和附近农民中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发展了工人邹绪良、农民杨永治、学生刘藜、林昌凡等人入党。为便于统管两县党的工作，一九四六年上级决定成立津綦边区特支，向天培同志任书记。在特支领导下，一九四八年春天，成立了蔡家区委，但林文任书记，下属支部有学校教师、工人、学生，以及蔡家、太平、柏林、太和、龙吟等支部。到一九四八年底已发展党员约九十人，其中教师学生约四十人，农民约五十人，党的发展，逐步形成燎原之势。这个地区以蔡家笋中为中心，活动逐步发展到该区十个老乡，并由这个地区扩展到大桥、永兴、白沙、永安以及合江等地。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向天培同志由上级派去参加川南工委在川黔边搞的武装斗争，后因目标暴露未搞成而撤退下来。一九四九年一月，他秘密地回到蔡家，住在刘藜家里，召开有刘藜、龚北溪参加的会议。向天培同志具体分析了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指出要注意积蓄革命力量，防止无代价的牺牲，要设法打入敌人内部，控制乡保武装力量，团结群众，迎接解放。他讲：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但林文也要离开笋中，决定刘藜担任蔡家区委书记，龚北溪任副书记兼宣委，活动仍以笋中为中心。已经商得苏灿瑶和吴子哲的同意，刘藜去笋中接替赵怀珍同志的事务员工作，能控制钱、粮，以备急需。刘藜住在学校管全面和统战工作，龚北溪重点在农村，派来的同志还担任上下联系。

解放前一段时间蔡家地区反动势力猖獗，白色恐怖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党的组织，任务是艰巨的。向天培、但林文同志在苏灿瑶校长的大力支持下，周旋于各派反动势力之间，谨遵秘密工作原则，既做上层工作，又做下层工作，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公开宣传与秘密宣传很好配合。在此基础上，严格按照组织发展的三个步骤，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注意党员质量和组织的纯洁性。

一九四九年春，向天培同志离开蔡家时，对工作作了周密安排，指出为了迎接解放，必须掌握地方武装，稳定局势，搞好接管。决定蔡家支部做好乡民代表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龚灿君的工作，通过龚灿君做三合乡保长赵康仁的工作；柏林乡支部做好乡长张玉儒的工作，待条件成熟发展，以“特殊党员”对待。不久，上级派来的张志远（代号，即杜仲平）按时前来接头联系，传达布置上级的任务。这段时间，中峰区印发的党内学习资料，由杨尘同志的哥或由杜仲平同志带给我们，我们自己也刻印一些，常抽夜深人静的时候由刘藜刻写，邹绪良或吴正样同志油印。大约八、九月间，杜仲平同志来传达上级的决定，蔡家地区党组织交给江津县委领导，联系人仍叫张志远。九月，张志远（即熊伯涛）来蔡家接头联系工作。为控制柏林、四面、双凤等乡的局面而做好了张玉儒的工作，熊伯涛同志来后接收了张玉儒入党。临解放，张玉儒、龚灿君、赵康仁在控制乡保武装、稳定局势、搞好接管上均起了较好作用。在蔡家、柏林区政权建立后的征粮剿匪等工作中，这三位同志的表现亦是好的。

蔡家地区“新青社（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在党的领导下也有所开展，发展了新青社员。还有不少同志的家属也支持了党的活动，如龚北溪同志的爱人邹开琴，吴正义同志的姐姐吴正廉。上级派人来住在他们家里，主动管吃、住、洗衣服，开会时担任警戒，以及力所能及的经济资助等，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党员龚灿君还对吴正廉作过些培养工作。解放后，根据革命工作需要，陆续调出工作约六十人，为党输送了干部。这些同志有的在征粮剿匪中立了功，有的壮烈牺牲。绝大多数同志经历次运动的考验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现在分布在县内外的各条战线，不少的还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正在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回忆蔡家地区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龚北溪

蔡家地区党的地下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了当时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一批大、中学校内迁，大量知识分子来到江津，刺激了江津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九四一年春，蔡家私立龚氏宗诚小学开办。一九四四年初，江津县立笋溪初级中学校开始招生。抗日战争一开始，以学校为主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宗诚小学开办后，先后有陈南容、张蕴成（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等青年教师积极宣传抗日，深入场镇酒店，宣传“团结抗战，救亡图存，不当亡国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自编自演抗日话剧。观看的农民群众络绎不绝。教唱抗日歌曲，许多歌曲在学校和农村广泛流传。“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日本鬼子的大炮轰毁了我们的家”、“流浪人儿想家乡”、“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等歌声到处飞扬，许多农民也会唱。

一九四五年夏秋，向天培同志来到蔡家，先后在宗诚小学、笋溪中学任教。由于党的领导，笋中的学生运动走上了健康的革命轨道。以笋中为中心的学生运动同农民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大片农村革命根据地，锻炼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师生为共产主义战士，把革命的种子播向四面八方。

青年学生意气风发，对旧事物敢于批判，勇于抗争。一九四四年春笋中筹建，由区长郑元吉兼任校长，在新开寺小学第一次招收学生。秋天，戴蜀庸任校长，从新开寺迁入新建校址。开学不久，校长任用亲信施昌林为教导主任，解聘了实际代行校长职权的教导主任邓忠友，造成了以邓忠友为代表的社会势力与学校的矛盾。在学校内部，亲疏冲突尖锐。唐秀衡等教师利用施昌林专横跋扈、测验代数毒打不及格的学生而引起大家的强烈不满情绪，鼓动学生斗争，于是爆发了一、二班学生联合追赶教导主任施昌林出校的事件。

一九四五年，毛主席来重庆发表了《沁园春·雪》，轰动了西南大后方，社会上广泛流传，笋中师生普遍传抄。两位教语文的胡老师（其中一位别名胡寅）利用语文课堂向学生讲授毛主席的词，并按原韵填《沁园春》词一首作贺。重庆谈判给西南人民的政治影响极其深刻，鼓舞极大。人民在八年抗战后，强烈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休养生息。笋中在二胡、陶××等进步老师的思想影响下，成了民主空气最浓的地方，师生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腐败政治等进行抨击，引起了区署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注意。

国民党区长汪宇全是笋中筹建委员会主任，贪污建校经费，使建校工程进展缓慢。学校设施差，师生生活条件很坏。师生强烈要求建校委员会尽快改善生活、教学条件，几次派代表到区署进行交涉都遭到汪训斥。九月的一天下午，汪带领一帮随从和地方势力代表多人窜到笋中视察，师生又派代表向他交涉。他不但不答应师生的合理要求，反而责骂师生是对他无理纠缠，竟在办公室出手打训育主任陶老师，这就激怒了学生。学生把汪宇全打得鼻青脸肿，他连滚带爬地狼狈地逃回区署。学生的力量吓得他将区丁和蔡家乡一、二保的保丁集中到区署，铁桶似地把自己保护起来。学生怒打汪宇全，大长了师生们的志气，大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人民不可辱，师生不可辱。校长戴蜀庸与汪宇全是把兄弟，汪挨打时戴不在学校。事后，汪挨打的一肚子气，只好向他发作，骂得他无地自容。最后，江津县政府撤销了戴的校长职务。

江津县政府本来要物色一位忠于反动教育的人充当笋中校长，以加强对“不轨”师生的约束管制，但是实在找不出人来。由于爱国军人夏仲实的推荐，苏灿瑶老师来到这里。从一九四六年春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四年中他认真办校不懈，他同情、支持革命，一反国民党的意愿，把学校办成为党的革命活动的中心。党在笋中扎下了根，开了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苏灿瑶老师对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这个时候起，学生运动由自发的抗暴斗争，在党的领导下，提高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政治目标上。这个时期的学运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 一、利用合法的课堂，寓革命的思想教育于课堂教学之中。 向天培、文履平、兰宗林、石大周等同志，按照周总理当年提出的蒋统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精神，积极在课堂上传播革命思想。向天培同志利用音乐课，教唱《茶馆小调》、《插秧谣》；历史课讲唯物史观，讲陈胜、吴广、李自成等农民起义，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地理课讲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和任务，内战不可避免，人民力量必胜。石大周同志利用语文作业课写《给蒋介石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引导学生同仇敌忾，声讨反动头子蒋介石。

• 二、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各种活动。 依靠积极分子的作用，把广大群众吸引和团结在党的周围。

  • 第一、办墙报，这是活跃、丰富学习生活的有效形式。老师、学生都在办。教师的墙报经常张贴在区署的衙门口，学生按班级办墙报主要是贴在校内。墙报一般办得生动活泼，含蓄而有战斗性，它宣传了革命形势，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抨击了时弊。刊头画特别引人注目：一只粗壮有力带着铁链的手，紧握着熊熊燃烧的火炬，深富现实意义。墙报很受欢迎，办得比较好的墙报，有五班的《芙蕾》周刊，七班的《新笋》，八班的《拓荒》周刊等。《新笋》由向天培同志指导，《芙蕾》由刘藜同志主办，《拓荒》由韩志平、吴正义同志主编，教师文履平（共产党员）、石大周（新青社员）同志指导。《拓荒》针对蒋介石在八年抗战后不顾群众疾苦，依靠美国出钱、出武器打内战，刊登了《请给我原子弹》等讽刺文章；针对反动派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国民党就要得救”的谬论，发表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发生》予以驳斥；还针对一位姓刘的反动教师（解放后被镇压）的反动立场，登了笑话一则《阿克士》（ox），讽刺这家伙反动、顽固、笨拙如牛，真是脍炙人口。

  • 第二、组织各种讲座、读书会、学习会。 这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较好形式。校长苏灿瑶组织的“星期日讲座”，向天培同志领导的“时事座谈会”，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学生中有的按班级组织“读书会”、“学习会”，也有跨班级组织的，刘藜同志曾在五班组织跨班级的“读与写进修会”。一九四八年冬淮海大战前，党员教师谢予应“读与写进修会”邀请，主讲一次时事。他分析了国共两党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八年冬三年来的力量对比变化情况，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失败、不得人心、行将灭亡，人民革命力量日益强盛，胜利在望。党员教师文履平也应邀讲了淮海大决战的形势，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徐州交叉的两条“十”字铁路线上，国共双方陈兵百万，摆开了一场关系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的战场，使学生明确了解国民党外强中干、危如垒卵，解放军勇猛顽强、锐不可当的大好形势。

  • 第三、召开纪念会。 这也是用革命思想广泛影响教育群众的有效方法。一九四九年的“五四”，为了纪念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先生，征得学校同意，全校举行了一次报告会。美术教师吴廷琨画的一幅鲁迅先生的半身像，端端正正地挂在讲台正中。石大周老师担任主讲，他慷慨陈词，介绍了鲁迅生平，讲了鲁迅的战斗精神，“横眉冷对千夫指”，没有半点奴颜媚骨。介绍鲁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祥林嫂）的主题思想，指出鲁迅的文章是投枪、匕首，是迎击敌人的锐利武器，号召读鲁迅的书，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了人民大众勇敢战斗。

• 三、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把党的教育组织发动工作转向农村基本群众，把学运和农运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笋中地处山区农村，交通闭塞，反动统治势力比大中城市薄弱，学生中地主子弟是少数，多数来自农民家庭，是传播革命思想、组织革命队伍的有利条件。从一九四八年夏秋起，开始在学生工人中重点发展党员，然后通过这批骨干，把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转到了农村，到一九四九年春，陆续发展农民党员五十多名。

• 四、利用时机，抓住要害，打一儆百。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童军体育教师周××虐待学生，此人政治上反动。在向天培同志指导下，利用学生的不满情绪，当他去三班上课时，组织学生罢课，联名向苏灿瑶校长请愿，强烈要求解聘他，限定两天出校，呼吁全校支持，各班热烈响应。苏灿瑶校长接受了三班学生的请求，向全校宣布决定，解聘了这个童军体育教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地理教师王××，思想反动，与地方反动势力勾结，此人学识不多，还常在课堂上吹牛放毒，学生不满。为了多少给他一点颜色看，有一天在六班，在党员吴武荣等人主持下，几十双眼一齐注视着他，使之不好下台。以后，他再不敢那么放肆了。

笋中的师生共产党员多，互相团结，学运基础好，民主力量比较强，国民党的三青团想打进学校没有得逞，特务教师李介苹担任教导主任，没有作为。斗争的经验，主要是贯彻了党中央关于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行动上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去硬碰……绕过暗礁。”“保护党及民主进步力量，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积蓄力量，配合解放。”其次，校长苏灿瑶对革命的积极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深切怀念但林文同志

廖宣敏

我和但林文同志曾几度相处。从一九四八年底到解放初期，我们同在江津、合江、綦江一带工作，她一直是我的直接领导，是我尊敬的老大姐。她那朴实、严谨的生活、工作作风和沉着、坚定的革命斗争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七五年，当我得知她生病住在重庆市中医院，几次去看她，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病危了，她以微弱而富有深情的音调对我说：“可能再也见不着了”。我安慰她：“你会好的”。时过几天，我再去医院时，她已辞别了人间。但大姐逝世已十年，但她的音容笑貌仍然清晰地留在我们的脑海里。

相见在笋中，教诲牢记取

我第一次见到但大姐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在江津县蔡家岗笋溪中学。蔡家岗是川黔交界（江）津、綦（江）接壤处，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较远、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一个偏僻山区。笋溪中学是津南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一九三九年入党的但林文同志早已和她丈夫、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向天培同志并肩战斗在这里，播下革命的火种。经过他们几年的艰苦斗争，这里的党组织得到迅速的发展。一九四八年春，蔡家成立了区委，但林文同志任区委书记。在蔡家区委的领导下，笋溪中学也建立了一个学生支部和一个工人支部。那里的同志们运用各种形式，开展隐蔽的或公开的斗争。

我和文仲廉（履平）、谢介仁（予）、蓝炳光（宗林）等四人都是在重庆《挺进报》事件和学生运动中暴露后，由市中区南岸学运特支组织撤退，疏散到这里来的。我和蓝宗林同志按照组织安排，作为兄妹关系自重庆一道到蔡家岗笋溪中学。文、谢、蓝都在笋中任教，我当时叫蓝炳秀，是以高考落榜、随哥哥一道补习的名义住在笋溪中学的。

我和蓝宗林同志虽为兄妹，但显得生疏，很少在一起摆“家常”、谈“家事”，主要是我年轻幼稚，在“兄长”面前显得特别拘谨。时间稍久，有人表示怀疑，议论“蓝氏兄妹很生疏，不大像兄妹的样子。”但林文同志听到这种议论，细心观察了我和蓝宗林的关系，暗中关心着我。但由于我们从重庆到这里的四人与当地的党组织没有组织关系，她不便于直接批评指出，便以大姐的身分关心我的生活，叫我常到她寝室去玩，有什么事尽管找她。

在闲谈中，她旁敲侧击，她问：“你是不是怕你哥哥？”“是的，我就是怕他，因我和哥哥不是一个母亲生的。”为了释疑，我尽量编造一些和哥哥之间的矛盾。我这样说，可使有的人相信，但瞒不过向天培、但林文两位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党员敏锐的眼光和洞察力。更主要的是他们已通过上级党组织了解到我们的由来和底细。一九四八年十月以后，出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上级决定我们和当地组织合并，从此，我直接受但大姐的领导。这时但大姐才直截了当地跟我指出：“你和蓝装得不像，以后要注意，为了掩蔽自己，维护组织的安全，装个啥就应该像个啥。不然，如让坏人看穿破绽，不仅危及自己，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危及组织安全。”经她指点，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认识到学会秘密斗争艺术的重要性。

但大姐在了解我的家庭情况以后，也主动向我谈起她的家庭。她本姓林，出生在荣昌县一个贫民家庭，她刚生下地，母亲病危，左右的亲邻只顾抢救大人，一时忘了婴儿，过了一阵才有人来张罗小孩。她母亲死后，抱给了但家，所以她后来姓但。但家也很穷，没有钱供她上学读书，到十来岁了，才在别人的帮助下发蒙读书。听了她的介绍，我对这位但大姐更肃然起敬。

我在渝女师读书时学过弹琴，读过简单的琴谱。到笋中见办公室有一架勉强能弹的破钢琴，有时我到那里弹几首简单的曲子。有一次，我不知怎的信手弹起《古城（延安）颂》的谱子来，这个谱子还是我在小学读书时一个老师（共产党员）教我唱会的。我没有想到在这偏僻的山乡，小声哼哼《山那边有好地方》，轻轻弹弹《延安颂》的谱子会惹来什么麻烦，甚至觉得可能没有人听见，也没有人能听出“音”来。但是，向天培同志是知音识谱、能唱会画的。他暗中为我担心，要但林文同志邀我到他们寝室去玩，问我喜欢看什么书？爱唱什么歌？由远及近，谈到《延安颂》的谱子。经他一问，我低头不语，知道自己不对。当但大姐说到“看什么书，唱什么歌都要受环境限制”的时候，我羞怯地像小学生回答老师提问一样简单地说，“懂了。”这对我是又一次实际的地下斗争的纪律教育。

一九四八年冬，上级决定调一批人到川南黔北古（蔺）、叙（永）地区开展武装斗争，迎接解放，配合解放军接管。但大姐对我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考察 and 教育。问我：会不会爬山走远路？能不能吃苦耐劳？怕不怕牺牲？对这些问题，我当时虽然没有认真思考，但我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又有像但大姐这样一些同志的关心教育，就好象孩子在母亲身边，什么也不觉得害怕。我当时虽然年轻幼稚，但共产党员一切服从党安排的思想、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意愿是坚定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无论到那里，无论干什么都不害怕，都服从组织安排，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去战斗。当时心情激动，好象马上就准备去牺牲，所以，我要求回一次家。但大姐同意我的请求，并找了一个男同志送我回南川。她还交代我回去作些组织联络工作，她说，凡条件成熟、可以发展的你就发展，报李治平同志，一时不能发展的进步关系，也交给李治平同志。我回家半月，按照李治平同志的要求作了一些工作。不久，“哥哥”回南川接我，服从党安排，一同到合江去。

服从党安排，一同到合江去

我从南川回到江津，满怀豪情，准备到古蔺地区参加武装斗争。但是由于原来那里的武装力量已经暴露，敌人调动了几个县的保安团准备围剿，敌我力量过分悬殊，不能与之硬拼，因此组织上立即决定撤退，我们也就不再向古蔺进发。按照川东临委一九四九年刁家会议精神，调但林文同志去合江接替联络站关闭以后的工作，同时把我和文静波、张友珏、曹逐非、金琴羽等同志也调到那里去工作。

合江县地处赤水河与长江汇合处，这里原有一个地下党的联络站，是胡晓风和向天培同志苦心开辟出来的，可掩护同志、发展组织的地盘。他们通过地方的关系，作通了合江师范学校校长胡元烈的工作，答应安插我们六人分别在合江师范及附小教书。但大姐了解，胡元烈的女儿胡云在渝女师读过书。她问我和胡云在学校有没有来往，胡云了不了解我的情况。我认为，我在渝女师搞学运，特务到学校抓我的情况，胡云不会知道，因胡云高我两班，我撤离渝女师时她已毕业了。据此，但大姐决定我不再叫蓝炳秀，恢复了我原来的姓名。

我和张友珏（当时化名张茜薇）在合师附小教书，开始两个月，我俩合教一席课，以后又争取到一个席位，我们才各算一个教师。那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我们的薪水微乎其微。我们两人两个月的薪水合在一起，只买了一包（斤）合江杂糖，晚上带到但大姐处边吃边笑，来了一番穷作乐。我真想放声高唱我中学时的音乐老师古承铄编写的那首《薪水是个大活宝》的歌，但我想到在江津笋中弹《延安颂》谱子的教训，不敢纵声高唱。实在憋不住了，还是不禁轻轻地哼一哼：“薪水是个大活宝，想和物价来赛跑，物价一天涨一丈哪，公教人员啷开交？！……”，这次但大姐没有批评我，大家会心一笑。

但大姐到合师不久，担任了该校的女生管理，文静波同志任教导主任，曹逐非、金琴羽同志作教员。但大姐常利用她作女生管理的便利条件，深入学生宿舍，接触学生，发现思想进步的苗子就精心教育、培养、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学生觉悟，发现有特殊困难的，尽量帮助解决。如她和一个姓徐的穷学生接近，还把我和张友珏带到徐家去玩过。徐家住在靠近河边的竹棚房子里，这个家庭一看就知道是穷苦贫民，这个学生的思想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好的，我想她可能是但大姐发展的“同志”。另外，有一个姓商的女生，家庭包办婚姻，并催她回家结婚，她非常苦恼。为帮助她逃避封建婚姻，但大姐和向天培同志策划，帮助她逃离合江，到綦江一个乡村小学教书。

通过但大姐和其他同志的培养、教育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林文同志是县工委副书记，文静波同志是合师及附小支部书记。我和张友珏、但大姐是一个小组。我和张友珏都是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对地下党秘密工作的斗争策略和方式、方法知道得不多，革命警惕性也不高，不善于用巧妙的方法隐蔽自己、相机工作，而是凭着我们的革命热情和正义感，和学校两个思想反动、作风庸俗的教师辩论形势，讲革命要流血的道理。但大姐知道后，对我们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这个学期快结束时，组织决定张友珏同志去綦江。为抒发同志之情和我们的向往，我写了一首诗《别茜薇》：

人生 / 人生 / 是这样飘忽无定 昨日行山道 / 今朝渡水程 去向那茫茫的宇宙探寻 宇宙呀宇宙 / 是那样莫测高深 到处是崎岖的山路 / 到处荆棘丛生 狐兔野鼠投来怀疑的眼光 / 毒蛇猛兽把它的爪牙伸放 啊，朋友 / 别害怕 / 让我们手挽着手 / 冲出去 / 奔向远方 远方啊远方 / 是那样晶莹明亮 崇高的理想 / 闪闪发光 大鲤鱼呀满池塘 / 织新布啊做衣裳 / 年年不会闹饥荒 啊！那就是 / 我们向往的好地方 啊！朋友 / 今天 / 我们在这黑夜里分手 明天 /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 / 我们再见

但大姐看了这首诗，她认为太外露，要张友珏同志毁掉。我呢，一直记在心底，解放后回忆写出，重抄给张友珏同志。一九七九年当我翻出重抄的底稿时，又写了一首《重抄别茜薇有感》的打油诗：

弹指一挥三十秋，并肩粉洒合江头。 冷对鬼域笑魑魅，踏岸细语寄东流。 黎明相逢在渝州，放声漫话新与旧。 当年轻歌远望处，今朝红旗展城头。

可惜，因曾受过但大姐过目的《别茜薇》而写的《有感》，再也得不到但大姐的指教了。

“表姐”到东溪，密传好消息

一九四九年八月，别了但大姐，我独自到綦江东溪镇，在亮初小学教书，我只和唐宇涵同志单线联系。大概是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中旬，但大姐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我向她奔去，真想跳起来大喊大叫，但她先把眼睛一瞪，暗示我先别叫，不等我开口，她急切地、轻声地说：“叫表姐。”“啊！表姐来了。”

但大姐见其他老师都上课去了，她环顾一下四周的环境，然后神秘地轻声地告诉我：“我们胜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月一日成立了！国旗是五星红旗，党旗上有镰刀斧头，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白色恐怖何所惧，枕戈待旦终有时。啊！我们追求已久的那一天终于到了！我顿时觉得扬眉吐气，真想叫想跳。但但大姐紧紧地捏了我一把，轻声说：“天亮前，天空显得特别黑。”她接着跟我讲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大意，讲了我军神速进军的形势，也讲了国民党总崩溃前的残暴。她说国民党军队目前还在綦江宣布了所谓十条杀令，敌人还要作垂死挣扎，要特别提高警惕，今后行动仍听唐宇涵同志指挥。

天亮前，我想笑不敢笑，想说不敢说，明明知道解放军很快就要来了，但还不得不和其他人一样下乡“应变”，以防国民党溃军的抢掠。对那些“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诬蔑攻击，切齿痛恨而不敢公开反驳。忍着吧，再忍着一下，出头的日子马上要到了。为避开国民党溃军的破坏捣乱，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唐宇涵同志要我到他郭扶山上的家里去避一避，我带着喜悦的心情，邀一个女老师一道去郭扶乡下“应变”。我心里一直想着但大姐的话，有时独自暗笑。

我后来知道，但大姐到东溪，除给我传达喜讯外，还到亮初学校附近的孤儿院去找过那里的伍昌娴、杨天秀、赵郁等同志。孤儿院大门口住着国民党綦江东溪警察局派出所的一个姓李的所员及其老婆、孩子一家，派出所姓胡和姓姚的巡官经常出入李家，到孤儿院联系工作的我地下党领导人如稍不注意，就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向天培、但林文同志曾冒着危险到孤儿院指导工作，为避免派出所人员的监视，他们往往从后门破墙的缺口翻进来。

这一次但林文同志到孤儿院，引起了那个姓李的注意。当但和大姐伍、杨、赵正在吃饭的时候，姓李的闯了进来，眼睛瞟着但大姐。杨天秀急忙说：“这是赵郁的表姐。”而但大姐并未与李搭腔，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只管往自己碗里挟菜，大口大口地吃着饭。这种举动使姓李的感到她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家庭妇女，也就再没有注意她。李走后，大家不禁哈哈大笑：“但大姐，你表演得真好！”但大姐笑笑说：“我要是斯斯文文地同他打招呼、谈话，不知道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听了伍昌娴同志谈起此事，我不禁想起在江津笋中时但大姐批评我和蓝宗林没有搞好兄妹关系的过失，自觉惭愧。

辗转津、合、綦，“天亮”重相聚

綦江解放后，向天培同志担任了县委书记，但林文同志作县妇联主任。地下时期就是綦江县委组织委员的但林文同志，关心着对我的培养。刚解放，组织上就送我到地委党校短期学习。时间虽然只有两个月，但我学到了不少新东西，懂得了一些党的基本知识。那时什么都觉得新鲜，从客观环境到思想境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处在地下，连读一本进步的小说和杂志都是遮遮掩掩、躲躲藏藏，至于传阅地下刊物那更是提心吊胆，秘密又秘密，一不小心就有坐牢、杀头的危险；现在可以公开地、堂而皇之、正大光明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知识，畅谈自己的思想认识，是何等爽快、舒畅！因此，短期学习收获不小。

回县不久，县委分配我到四区作妇联主任。在党内，我是区委委员、区委机关支部书记。有事到县里开会时，总要去看看我最熟悉、最敬爱的但大姐。一九五一年四月，她离开綦江，调川东妇联作办公室主任。我们各区妇联主任合影送别但大姐到新的工作岗位。同年七月，綦江县召开妇女代表大会，我被选为县妇联副主任。十月，县委调我到地委接受任务，地区妇联指派我带了一批刚参加工作的妇女干部到川东妇联干训班学习，我作宣传工作并代指导员。学习班结束，我被留在川东妇联宣传部工作。

我想回綦江，老想着在綦江搞征粮、剿匪、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或消点，或跑面，都可叫轰轰烈烈，使自己受到实际斗争的锻炼。我不愿蹲机关、坐办公室，特别是临近全面土改，我离开农村，使自己丧失锻炼的机会。我思想不通，又去找到我的老上级但大姐。她在要我服从组织、服从工作需要的同时，告诉我，机关的同志也要下乡参加土改，锻炼的机会到处都有，各种不同的岗位都可以得到锻炼。当时的宣传部长戴克宇同志也这样教导我、鼓励我，使我逐渐安下心来，适应工作的需要。这样，我和但大姐又一度在一起工作，经常得到她的关心和教育。直到一九五二年川东机关撤销，她去四川省妇联，我到西南妇联，我们各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前进。

但林文同志是永远值得我学习和怀念的好领导、好同志、好大姐。

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

关于江津地下党津北工委的一些情况

凌照远

为了说明方便，首先将江津地下党组织梗概作一简要介绍。江津地下党创建于一九二六年。从建党到解放的二十多年中，曾多次受到了敌人的破坏，其中一九三九年受到的破坏是极严重的一次，以后虽然进行了一些恢复工作，但党员数量不多，大体零星分散在几个学校，活动也少。一九四一年党组织在“隐蔽精干”的方针指导下停止发展，这一时期江津地下党组织就处于相对停顿状态。到一九四六年地下党组织才又开始发展。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向天培和我都在蔡家岗宗诚小学教书。一九四六年初，他代表党组织派我回津北地区（因我是津北永安乡人）开展工作，建立、发展党的地下组织。我回津北地区后，大约在一九四六年底或一九四七年初，即开始在永安、石门、板桥等乡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同时发展了石门中心小学教师周锡禄、张绍安、黄安华等人为党员。由于他们都是津南刁家人，后来通过他们的关系，由周平同志吸收刁光明、戴德衡同志入党。这样，津南地区的建党、发展组织的工作也就迅速开展起来。

鉴于津北、津南地区的党组织发展迅速，需要加强统一领导，于一九四八年成立了江津县工委，我任书记，委员有张岚星、刁光明。上级组织与工委的联系人（即代表上级组织进行领导的）是李培根。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组织的扩大，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又成立了津北工委和津南工委。这两个工委在以后属江津中心县委领导，江津中心县委书记李培根，我任副书记，委员有张岚星、熊伯涛。津南工委是刁光明任书记，委员有张岚星、熊伯涛、黄国平。津北工委是我任书记，委员有凌文远、刘明。由于津、永（川）边境地区（包括津北的吴市、丹凤，永川的临江、陈食、松溉等地）党组织有较大发展，成立了津永边区工委，我任书记，委员有刘明、王家照。津北工委成立后，领导成员的分工大体是：我负责全面工作；凌文远除了负责联系石门、松溉等地一部分党员和党组织外，并做津北地区地方上层的统战工作；刘明主要负责上述津、永边区的工作。

当时津北地区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发展党的工作。 当时上级党组织的建党指示是：深入农村、在贫苦农民和进步分子中发展党员，使党组织扎根在广大基本群众中。津北地区是按照这个建党方针去进行工作的（据我了解津南地区也是这样执行的。）对培养对象进行了教育考查，并根据具体条件履行了入党手续，保证了党员的质量。经过几年的努力，直到江津解放，津北工委领导地区的地下党员大约有五六百人左右，党员的成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贫苦农民，其余是中、小学教师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这些党员主要分布在石门、永安、吴市、丹凤、板桥、金刚、油溪等乡镇和永川县属的临江、陈食、松溉等地。鉴于当时处于白色恐怖的环境，党内主要采取单线联系，在工委下一般没有建立区委的组织。凡有党员和党组织的乡村（保）和学校，由开始去建党的同志负责联系、领导，所以有的镇、区虽然没有明确建立区委、支部一类的组织形式，但负责这一地区工作的同志实际上起了这一级组织领导人的作用。比如当时在石门工作的苏武耀，在金龙工作的朱力谋、杨镇伦等都作了相当于区委的工作。

• （二）党内外的宣传教育工作。 当时由上级党组织秘密传递下来的学习文件，以及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著作，津北工委都翻印出来在党内秘密传阅，以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并作为向党外群众宣传的武器。同时津北地区还编印了一种油印小报（津北工委成立以前就有），它除了供党员同志阅读外，主要对象是党外的知识分子和国民党乡村政权中的开明人士，内容主要是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主张。材料来源于重庆的《新华日报》、《民主报》，以及从其他途径得来的资料，然后经过综合编写后刊载。从川南撤到津北地区的一位姓田的女同志协助我们进行这一工作，工作地点在凌文远的家里。通过这一小报团结了一批同情分子，扩大了党的影响。记得那时永安乡的前湾有刘氏三老（刘汉卿、刘文卿、刘士西）是当地有影响的又比较开明的乡绅，每逢场期他们都坐茶馆议论时事，我们就将每期的油印小报秘密邮寄他们。据了解，他们在对时事发表议论的时候，采用了我们小报的材料和观点，成为我地下党有影响的义务宣传员。

• （三）统战工作。 津北工委也十分重视统战工作，以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和保护党的组织。凌文远同志负责这一工作。他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同地方上层人物打交道，对有开明倾向的则施加影响、争取同情；对政治上反动的也主动交往，拉个人情便于掩护。如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地下党的活动在地方上已经有些风声，敌人已在注意我们的活动。一天，永安乡国民党头子杨鸿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凌文远说：“听说你老弟（指我）是共产党，你要招呼倒哟！”凌文远即回答他说：“不会的，你放心，不过共产党也不是好惹的，你我最好不要去管那些闲事。”此事就这样过去了。有的对象我们是有意争取，准备有那么一天为我所用。如五里坡有个程团长，此人是回乡失意军人，我们也派人做他的工作，准备搞武装斗争时用他。后来他在政治上一直同情我们，对国民党十分不满。

• （四）准备干部与迎接解放。 开始在农村建党（尤其在山区）的指导思想是为搞武装斗争作准备。一九四八年底，党组织拟在合江进去的川黔边区搞武装斗争。到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土崩瓦解，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这时，地下党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迎接解放上，为党准备干部就成为地下党重要任务之一。津北工委为了迎接解放，为党准备了一批干部。解放后这些同志在党的安排下参加了各条战线的革命工作，包括县、区、乡各级工作岗位。在一九五〇年土匪暴乱中，有的同志还英勇地牺牲了生命，石门区区委朱力谋同志就是被土匪杀害的。据说金龙场的一位农民同志也是因坚决拒绝敌人强迫他当土匪，被土匪割掉耳朵英勇牺牲的。

• “于无声处听惊雷”——津北工委和津永边区工委概述
  凌文远

  我是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开始和江津县的党组织发生工作关系的。那年我在巴县。由于荣昌发生“火烧店事件”，周平同志和张跃龙同志的家属都先后撤到我家。当时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凌照远，是一位才出学校不久的同志，社会关系比较单纯，家庭的主要成员都是一些诚朴的农民，也比较贫困。如何掩护这些东撤的同志和如何妥善地安排好他们的生活，都显得有些紧张。为了组织和家庭的安全，我曾经多次和照远有过接触。第二年，即一九四八年六月，不得不正式脱产参加党的工作。一九四九年上半年，这个地区先后成立了津北工作委员会和津永边区工作委员会，我都参加了。因为这些组织都设在我的家里，来去的同志越来越多，社会身份又不一样，我除了以“同学”、“同事”和“亲友”等种种社会关系做好掩护党、掩护同志们的工作外，还分工统好上层，筹措经费，做好家庭成员工作等等。这时，由于没有经验，在开拓前进中，思想上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疑虑，仍然活动于江津北部，永川西南部和合江的东部。大有逼上梁山，义无反顾之慨。

  我们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在做好宣传教育的同时，配合津南工委做好组织发展工作。工作目标除津北所属的油溪、吴滩、石门和朱沱四个行政区外，还有一个如何连结川南指向永川的设想。因而有一个明确的分工。照远除主持工委的全面工作，创办油印小报，编印党员教材外，还直接领导了一部分直属支部的活动。刘明东向吴市、吴滩、油溪、丹凤等地开展工作，然后北向永川的陈食、梓桐、普安、龙安、高滩、临江等地进行活动。我则以秦家的二分区委为基础，西北向金龙、石门、板桥、河口、朱沱、永川的松溉、张家，合江的望川等地发展，最后在永川的临江和刘明同志会合。这时，与荣昌县委向东伸同永川地区红炉、永兴、青锋，以及铜梁县在三教、板桥等地的党组织，对伪专署所在地的永川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政治上和思想上一个偌大的包围圈。

  就津北工委在江津境内的党组织来讲，解放前夕，已组成三个区委，一个特支，一个总支，一个中心支部，共辖四十三个支部，已拥有党员四百五十三人。活动在永川和合江境内的党组织，计有一个中心区委，两个区委，十二个支部，共有党员一百九十四人。

  回过头，再来谈谈津北工委在津北地区的组织活动。

  （一）永安一分区委，共辖三个支部，三十一个党员，书记张其树，委员聂荣贵、凌万章。聂荣贵同志兼石坝湾支部书记（九个党员）。张其树同志兼学堂堡支部书记（十二个党员）。大屋头支部有党员十一人，书记由凌万章同志兼任。据我的回忆，聂荣贵同志系由凌照远同志直接联系的，因而有时也参加过工委的一些活动，如工委小报的编辑发行和有关社会上的一些学习和宣传活动等等。那时他较年轻，一九四七年入党，入党时年仅十六岁。“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说他不够年龄，尚未取得公民资格，当做假党员来整，大家都吃过不少苦头。凌万章农民出身，有时也翻翻萝蔸底来补救生活上的一些困难，为人忠诚耿直，于人前平章曲直，往往不畏权贵，不直不休。所以乡人每每以“凌老弯”呼之。解放初，工委同志和一些区与分区的同志大都调往别的地方工作去了，而他则一直坚持在一分区工作，与暴动中的匪特作殊死斗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上级增援未到，他在杀伤两个匪特之后，自己也终于在敌人的枪声中献出了他的生命。在匪特暴动中，他是这个地区牺牲的第一个党员。事隔三十六年了，而他那爽朗的笑声，高大的形象，至今尤深深地印在我的心板之上。老同志，安息吧！你的后继者们，在党的亲切领导下，正在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进，你的血不会白流。

  （二）永安二分区委，共辖两个支部，四十七个党员，书记凌祥洲，委员刘钻尧。鹤鸣支部共有党员三十八人，支书由凌祥洲同志兼任。前湾支部九个党员，由刘钻尧同志兼任书记。凌祥洲，自耕中农，小学文化水平，一九四八年入党。因缺耕牛农具，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和地富的大利盘剥，生活极度困难，因而要求进步心切，工作作风扎实，纪律性强。所以在不到两年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内，一个农民，背着他的家庭，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直接发展党员三十九人，这在工委辖区来说，的确是一位不可多得和难能可贵的同志。当然，他之所以易于接受党的教育，进步较快，这也和他接受党的影响较早有关。一九三九年凌丁同志奔赴陕北，他留在重庆的大批进步书刊和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便由他的父亲和我去重庆偷运回乡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图书便一直保留在他的家里。而这些经典著作和报刊，对以后两个工委的宣传教育都提供了较大的帮助。解放后，任乡指导员，在清匪反霸中表现突出，一九五三年升任石门区政府区长。不幸在区长任内遭到“小报告”和官僚主义的陷害，说他家藏黄谷数十石，抗拒统购，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放回农村劳动生产。由于他本身便是农民，又是他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二话没说，回了农村。当地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都知道他所犯的“错误”是没有根据的，而他却从来没有对党发过怨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津县委作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予以平反，恢复他的党籍和公职。因年老按有关规定办理了离休手续，以正区级待遇，安置在原籍休息。今年已届古稀之年，犹常常以党的恩德为念，和老伴一起，尽可能地为党作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三）石门区委：因系伪区署所在地，人数较多而支部也比较分散，成了我们的工作重点。书记朱力谋，委员苏武跃、苏武淮。下属十个支部，有党员一百三十人。区委就设在朱力谋家里，李培根和凌照远都曾先后到过区委和杨正伦同志的“寒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朱沱的党组织也是由石门区委直接联系的，记得有个叫张文儒（张六指）的党员还同我接过头，至于有多少党员，是否成立过支部，苏武跃同志或许还记得。石门乡的九个支部，书记是由杜化初、郑中明、曹学良、韩焕廷、苏焕林、杨镇伦、苏武跃（兼）、曹银光、刘在恒等同志分别担任的。板桥乡的两个支部，书记是罗太厚和鲁镇西。河口乡的支部书记为古修齐同志。永川西南和合江望川地区的党组织，也是由石门区委负责联系的。津永边区工委成立后，则直接由这个工委联系。我曾多次到过松溉、张家的粉店和临江区的临江、普安等地。当时松溉支部起初由马维增负责，同时负责粉店支部的工作。大磨的吴平镜等同志亦归他们联系。望川支部当时似乎也是由马维增负责的。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和人事上的协调，松溉支书改由马维富同志担任，并承担通向川南交通的任务。临江这个支部则一直是由凌云同志负责。一九四九年春夏间，由于这个地区发展情况迅猛，为了有利于临江、陈食两个地区的统一领导，组成中心区委。书记由我兼任，刘明同志任副书记，实际上是由刘全面负责这个地区的工作。原凌云同志这个支部即不再和石门区委发生联系。这时，干部工作积极，群众情绪高昂，逐渐形成“于无声处听惊雷”、“山雨欲来风满楼”，摧枯拉朽的大好形势。

  这里，关于朱力谋同志，我想为他多说几句。他是江津中学三十六班同学，因家道中落，饱受失学、失业的困扰，对旧的社会制度深恶痛绝。一九四八年入党后，工作一贯积极，他和上述“二苏”也相处得很好。工委在他家里，去来人多，活动频繁，又在金龙庙的大路旁边，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他自己和家庭的安危。一有活动，往往由他的爱人龙淑芬同志担任警戒，和同志们一起日夜操劳，这是该区工作能迅速开展起来的原因之一。解放初期，众多的匪特围攻区委，他并没有把他们放在话下。反复冲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又无武装斗争经验，才不得不率区委同志突围，利用当时大雾这个有利条件，冲破匪特的包围，且战且走。后因营救区委一女同志，只身杀入敌围，而终为敌人所乘，死事尤烈。这种临危不惧，宁愿牺牲自己，保障同志安全的革命精神，是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的。后来，被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为烈士，并将其从山林草莽中搜寻出来的遗骨安葬在石门的烈士陵园。于今改革之花盛开，社会安定团结，烈士当无憾焉。

  （四）李家特支，这是由工委直接领导下的四位党员组成。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以曹氏私立小学为中心，搞好这个地区的学运。书记是杨恩俦同志，由凌照远和他们直接联系。我记得以后调往津南的黄安华同志也在这里工作过。张跃龙同志和他的“小脚女人”从川南撤下来，经我们送往津南后，似乎就是安置在她的家里的。

  （五）吴市总支。辖十三个支部，有党员一百零六人。由陈海山和陈春廷分别担任正副书记。委员有吴凯云、聂九皋、钟银洲等。吴市乡本身有九个支部，书记为陈春庭（兼）、广世尧、张银河、聂九皋（兼）、陈树清、吴凯云（兼）、陈海山（兼）、陈汉武、钟银洲（兼）。以上均由刘明同志负责和他们直接联系。油溪镇支部、金刚乡支部和三圣乡支部则均由工委直接联系，分别由赵镛、袁天如、曹炳林三同志担任书记。除照远外，我和他们都有过直接的工作关系。其中赵镛，据说在大革命时期便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后因事被捕，越狱后掉了组织关系。似乎是一九四八年重新办理入党手续的。此人勇于战斗，枪法甚好，解放初，在抗击曹水生匪特围攻油溪区委中，他是立了功的。

  （六）丹凤中心支部。由它负责联系的有五个支部，有党员五十二人。这五个支部分布在丹凤、六合和吴市部分靠山的“保”。由杨森云、邹政、唐绍文、樊银山、李成兴、陈伯高等同志分任书记。

  （七）石蟆支部：共有党员十八人，张政良、陶旭两同志都担任过书记。此外，我记得在白沙的江津师范还有一个党小组，似乎是由几个女同志组成的。吴家媛同志被捕时，其中苏武维（四妹）和一个姓叶的、一个姓曹的曾连夜撤到我家。这两个地区的党组织都是由凌照远同志直接联系的。

  （八）永川中心区委，负责人有凌文远、刘明、高德代、许开抚，下辖两个区委。
  （1）陈食区委。区书高德代、许开抚、康世君，共有八个支部，它的负责人是：陈食一支部，高德代；陈食二支部，康世君；二郎一支部，许开抚；二郎二支部，杨汉臣；龙安支部，沈树云；临江支部，凌云；合江望川支部，马维增；松溉学校支部，马维富；松溉交通站，马维富（兼）。
  （2）栏杆区委：区书杨洪富、杨洪贵、刘明，下属四个支部：栏杆一支部，书记为余炳臣；滴水二支部，书记为李银成；来龙三支部，书记为杨洪贵；泡马凼四支部，书记为张伯祥。

  至此，津北工委和它所属的津永边区工委的组织发展已建成一个中心区委、五个区委、一个特支、一个总支、一个中心支部、一个联络站、五十五个支部，共有党员六百四十七人。从津北工委这个角度来看，长江北岸的所有区镇，包括朱沱，都有我们的组织。从津永边区工委的任务来看，东至吴滩以西，经吴市、永安、板桥和永川西南部的松溉、高滩、临江、普安、陈食等地，并在云雾山的中心丹凤和六合也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掌握有近五百支枪的地下武装。把敌人用以对付我们的“云雾山脉联防办事处”（也称津永壁联防办事处）包围得紧紧的，他们的一言一行，我们都了如指掌。这是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没有出现过较大失误的最根本的保证。当然，这和下述工作也是相辅相成的。

  三

  第一，先讲讲它的特殊条件。
  两个工委都设在秦家，这当然和我们许多干部的家庭都在秦家有关。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儿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些干部？这就不能不叫人想到它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了。这个乡在一九二六年就有过党的组织。当年，杨月湘同志曾经以他创办的大屋头高小为基地，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在教育界，在社会上层，在农民和山区的一些煤矿工人中宣传过共产主义和组织起来的好处。这位老兄我是亲自见到过的，性情豁达，一腔幽默感，会画画，嘴里随时含一支短短的叶子烟杆，个头不高，家住三块碑下面。原来在江津中学教过书的杨鸿书似乎就是他们那一家的。毛德华在永安的川主庙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我都亲自听过。我在金龙庙承候小学读书时还在邱浩然那里搭过伙，是由凌丁同志介绍的，实际是白吃。刘仿侨便是顺泸起义失败后撤到这里来的。他们在这里也是建有党的组织的。不过，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娃娃，无所谓觉悟不觉悟的问题。但也开始悟到人间确有这么一帮为穷汉们说话的人而感到高兴。抗日战争爆发后，凌丁去延安，我亦以家属身份去重庆，由重庆地下党肖林同志安排我在建设厅驻渝办事处工作。同地下党合众轮船公司的许国钰，建川木业公司的郭益新、刘若苍、何乃淑、王颂咸，以及前些时的一批朋友潘我、成壁、邹农辉、龚远英等都有了过从，知道的东西也就逐渐多了起来，也参与过一些实际活动。并把我所能弄到手的进步书刊都悄悄地偷运回乡。不久听说前湾的刘钦瑜、刘照禄都先后去解放区了。因为他们都是名声很大的书香之家之后，钦瑜还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对乡人影响极大。还有一些原国民党左派，如毛德华、曹树风、聂名五等也都在这里留下过一些影响。因而这个地区的上层对抗日、对革命多数是同情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秦家地处云雾山麓，土地贫瘠而又多数集中在地主手中，严重的封建剥削，造成了农民以及依附于农业的手工业工人生活上的极端贫困，加以当时通货恶性膨胀，国民党经济已面临总崩溃的边缘，更给乡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上述各方面的影响下，基本群众阶级觉悟较高，迫切要求解放。这样的群众基础，是我们开展工作的极为有利的条件。还有一个因素，因为这里的人民常常起来和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作对，有时甚至造成官逼民反，投身绿林的紧张局面。他们便以云雾山脉为中心组成津永壁三县联防办事处来加强对这些地方的反动统治。这个办事处的坏头头便是前文提到过的杨天文，他的后台是李贤镇（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长），办事处就设在秦家。他伙同李匪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这里一批乡亲和知识界朋友都对他恨之入骨。我一九四三年失业回乡，侦知他这个“主任”是由这个乡的“乡长”兼任。要搞垮他这个“主任”，必先搞垮他这个“乡长”。而这时又正是他们改组乡民代表会和乡政府的时候，乃约集该乡教育界的朋友和先辈刘仿侨、曾祝华等参加乡民代表的竞选，在十三个保中竟有七位校长和教员当选，在这个所谓的乡代表会中取得了多数。第一次选举便否定了原来由国民党安排的乡代会主席杨北筠，而以刘仿侨代之。第二次选举又胜利地罢免了杨天文的“乡长”。利用国民党的假选举，弄假成真，打乱了他们原来的布署。敌人十分震惊，而群众争民主的情绪则大为振奋。这对以后党在这个地区的组织发展和工作开拓，也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以上这些是不是都可以看作特殊条件？我是这样想的。即是说，党的组织领导、思想领导和政策领导，如果把它从一九二六年起一直往下看，它的影响，这儿的基本群众，甚至这里的一些上层，是早就有所感知的。组织发展如此顺利的本身，便是一个明证。

  第二、做好党内外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各级党组织的周围真正形成一道看不见的铜墙铁壁。
  工委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整风文献》中有关的资料，向党员进行严格的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不管是谁都不能泄漏党的机密，包括你的家属在内。为了使这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针对我们党的一些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的特点，编印了一种专供他们学习的油印小册子，由各级组织的负责同志分头阅读，分头组织学习，效果甚好。几百名党员中直至解放都没有发现过有泄密和引起事端的情况。

  还有一件事，就是做好机关所在地党员家属的工作，因为进进出出的人多，容易引起家庭内部的矛盾。例如两个工委都设在我和照远的家里，因家境贫寒，如不作好我父母的工作，并保证家庭最起码的生活不致因党的开支而发生困难，否则，首先就要遭家庭的反对。更要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和借口，使来往同志的政治面貌不致在家族和群众中暴露。周平同志的爱人老唐带着他的一双儿女，因荣昌火烧店事件而东撤我家时，途经秦家，这里仅有一条小小的乡街，便引起过乡人的误解，都说是我的第二夫人回来了。适逢我母亲也在街上，听说后，立即策杖回家，指着我的爱人声泪俱下地说：“把稀饭煮清点，看你几娘母，今后怎样过日子？！”弄得我的妻子惶惶不知所措，但又不便声张。好在她对我也还有点信任，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情，勉强接待了她们。晚上，我从巴县赶到，经过工作后，才使疑团顿失。又如马维富同志在松溉，支部就在她家里，而她的丈夫又是镇上一位较有声誉的知识分子，常常看见一些从来不曾见过的男人和女人在她的家里进进出出，对自己的妻子也产生了怀疑，夫妻俩经常发生口角，甚至打斗。当时戴克宇同志也住在她的家里，通过李培根同志出面，对刘宗福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才消除了这个矛盾。后来，培根同志根据他的表现，吸收他入了党。

  对如何做好党内外群众特别是上层人士的宣传教育工作，我们也是有过多种层次的考虑的：
  （1）工委编印了一张油印小报，内容主要是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主张，也编发过一些通俗的理论教材。材料多数来源于《新华日报》、《民主报》以及从其他途径得来的一些进步书刊。也充分发挥了原来由重庆运来的那批经典著作的作用。这项工作主要由凌照远同志亲自编写，由川南撤下来的一位女同志叫田文俊的协助办理。我妻子也成了他们编印这个刊物的助手。田来工委后，原把她安排在我远房一位侄子的家里教书（此人是一位医生，地主，为人正派，私交好，便于掩蔽），晚上就住在我家里，和我的妻子往往一起工作到深夜。通过这张小报，团结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些有声望、有影响的上层人士。这时，党的观点在上层舆论中几乎占了绝对的优势。
  （2）利用各地的“书报社”，不论是青红帮办的也好，还是自己人办的也好，都为他们义务提供进步书刊。有的公开展出，有的则夹在某些所谓政府公报之内，供人阅览。
  （3）通过多种多样的读书会的形式，组织青年朋友学习时事政策，尽可能多的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有些党员也是先通过这种形式的学习，提高觉悟后再吸收入党的。因为这个工作各地都做得比较扎实，外地有什么风声，敌人有什么行动，党员和群众都能自动而又及时地向组织反映，所以在对敌斗争中我们一直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

  第三、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职能作用。
  工委决定我抓这方面的工作，我自己也是心甘情愿的。一来摊子铺得这么大，没有朋友们的支持，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出了问题怎么办？不但对不起同志们，对乡人也难作出交待。更何况“匪首”就是自己的兄弟，家属也会变成“匪属”的。因此，我乐意承担这项工作。另一方面，组织考虑我还具备一些做好这项工作的条件：其一，在家乡当过教员，作过校长，旧社会对老师是十分尊重的，因为师生的关系、同事的关系、同行的关系，在教育界和青年同学中有广泛的联系。其二，早年由重庆党的安排，我在西南实业协会、建设厅驻渝办事处、国立中央大学都干过小职员，职务虽然低下，而机关的名声则较大，一则可以借此吓唬反动派那些推波助澜的人，二则也正好利用这些身份掩蔽同志开展社会活动。遵照党的指示，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做好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失学、失业青年的团结教育工作。
  我和教育界的朋友，一直有比较广泛的联系，有的还是过去民主斗争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就做好社会工作来讲，这是我们在党外的一支基本队伍。党的一些方针政策，和其他一些必要的社会宣传，凡是不便由党员去做的，都可以通过他们去作。既有利于隐蔽自己，也易为社会舆论所接受。因为教师在乡人的心目中，几乎成了他们一种精神支柱，似乎老师说的，大概都不会错吧。活动的方式，大体有这样三种情况：
  （1）自己组织读书会，阅读和学习最新出版的进步书刊。如《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新华日报》、《民主报》、《群众》、《解放》等等。这是为了宣传社会而首先武装自己的一种措施。凌照远、聂荣贵、杨恩俦都搞过这样一些读书会。有相当一部分读书会的成员，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员。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成了当时社会舆论的中坚。
  （2）利用不同性质的“书报社”开展宣传。不知怎么搞的，有一段时间，青红帮竟然窜到津北好几个乡搞起他们的组织活动来了，为了宣传联络，也在一些场上搞起了“书报社”。永安便有一个“永安书报社”。我们便利用他们这种场所，指定专人按期将一些进步书刊塞进他的书橱和陈放在他们的阅览台上。他们越不欢迎的书刊，更能起到他们越不欢迎的作用。这无异在意识形态领域投下一颗红色炸弹，在他们的内部引起精神上的分裂。
  （3）占领乡街中茶馆这块舆论阵地。解放前，最小的乡镇也有一两家茶馆，而且往往是这个地方新老两派互相对立的宣传场所。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哥老会什么堂口的名义来支撑门面的。我们在“休谈国事”的情况下，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宣传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这对于联合开明乡绅，对付顽固势力，曾起过很好的作用。有的地方则以读书会的名义，自己举办茶社。除宣传社会外，还可以起到一只眼睛的作用。坐堂的人看到些什么，听到些什么，都可以及时通知自己的组织。在永安便开办过“笋山茶社”，坐堂的似乎叫凌兴武，不知此人尚在人间否？

  （二）认真做好上层人物的分析，争取联合开明乡绅，团结中间力量，揭发反动腐朽势力。
  这个地区的地方势力，大体上有这么三种情况：
  一是比较开明的乡绅。他们的特点是：大小是一个绅粮，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上层社会有较多的联系，亲属或子女和党或党的外围有所接触。因而他们的社会地位高，有一定程度的正义感，有时还敢于挺身而出，主持正义，主张公道。如永安前湾的刘氏三老（刘文卿、刘汉卿、刘世熙）和他们的子弟，多是受到乡人尊重的名教师，因为为人公正，赢得乡人敬仰。他们的亲属中既有人在国民党当官（杨洪奎、杨洪疆等，国民党空军高干），也有人在共产党内工作（刘照禄、刘钦瑜等）。两边都有消息通到他们的耳朵里，有正反两方面的比较，虽不愿直接从事什么活动，但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没落和它的反动性则是不满的。这是我们很好的联合对象。就我来讲，因为我是刘氏门中的“弟子”，“三老”都是我的太老师，彼此都是十分敬重的。把这一家人的能量充分调动起来，至少可以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这个地区的教员和校长多数是他们的学生，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打垮杨天文，便是依靠这些教育界朋友的支持。（2）吴市乡特分会的头目杨洪鼎便是刘文卿的亲外孙。而这个外孙对他外婆一家又是十分孝敬的。没有刘家的支持，他不敢说共产党半个不字。所以当他发现凌照远他们有些可疑的时候，曾经要我当心他们的行动，并给他们打个招呼时，我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只淡淡地给他打个“招呼”说：“不会的，你放心。不过共产党也是不好惹的，你我都最好不要去管那些闲事。”事情便过去了。其实他心里也是有数的，他的亲表妹、亲表弟不也都早就是共产党了吗？但解放后，根据他的罪行，镇反时，我们还是把他收拾了。

  二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他们大多数属伪乡政权中的部分被排挤的头头，社会集团中的某些骨干，部分退伍军人和被当局斥退的部分伪官吏等。他们的特点是：内心世界充满矛盾，既对国民党不满，对共产党也所知甚少，而顾虑重重。但他们都掌握了部分权力或已经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当然，这中间也存在着左、中、右的问题。如果争取工作做得好，完全可以分化出一大部分人来为我所用，至少可以争取中立，或在某些问题上和我们合作。后来的事实证明也完全是这样的。
  ——比较倾向我们，经过工作，和我们合作得比较好的，如临江的凌云，永安的聂庭辉，丹凤的涂景春等，都是当时的伪乡长或曾经做过伪乡长。倾向我们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确属年少有为，有一定的觉悟，不愿再为压榨者做压榨人民的工具，如丹凤的涂景春和临江的凌云都先后参加了革命，还被吸收为共产党员。有的则因饱受国民党经济上的掠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而破了产，只有靠共产党才能求得自己的解放。如聂庭辉便是这样的。企业破产后，负债累累，因而他一听到分田废债政策的宣传，十分赞成我们的主张。他和他的儿女都和党有过接触，曾为我们打入国民党“清共委员会”了解情况，及时向我们反映。当他听说我们准备搞武装斗争时，他年纪已老了，愿意送他的儿子带枪参加训练。解放后，还当过我们的乡长和县人民代表。
  ——中间力量中还有一部分人，产业不多，虽然也掌握了一部分权力，而搞头不大。有的早年还和党有过接触。多数又是受过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人，对时局有较明智的看法。跟国民党走吗？自己也知道前途渺茫；向党靠拢呢？又怕承担风险。走一步，看一步，老是存在着一种观望的态度。如永安的杨北辉，吴市的杨君实，石门的杨映奎，李家的曹树丰等等。有的是县参议员，有的是乡人民代表，有的担任伪乡长。李家支部就在曹树丰担任校长的新民校内。杨君实的女儿杨福全就是我们的党员。在打击津永壁联防办事处主任杨天文的斗争中，杨北辉也和我们合作得很好。有些组织活动，他们也是知道的。大家睁只眼闭只眼。有的人还多次为我们提供消息，叮嘱妥为防范等等。
  ——就某些个别的地主来讲，也不是没有顺应时代潮流，而愿意重新做人、自食其力的。吴市乡有个叫杨唯贤的，不但是该乡的大地主，就是在县里也是很有声望的。经过党的教育，居然在解放前两年就悄悄地把佃户请来，把佃约和红契都当面一火而焚之，长跪请罪。这个影响在当时的“主”、“佃”中都是很大的。

  （三）也可因人、因事、因地放手和右派交“朋友”。
  有些人明知他不是我们的同路人，但也应做好工作，利用他们同某些方面的关系或矛盾，在某些问题上争取他们同我们合作或保持中立。如聂天生、曹洪模、杨孔昭之流。聂是佛教会的会长，“出家”前做过团总，是一个带发修行、不受戒的五荤和尚。有小老婆，有寺庙，有庙产，又是袍哥仁字号的舵把子，江津县老派在这个地区的爪牙。此人无儿无女，心狠手毒，手下又有一伙帮凶，但为人粗鲁，做事说话都欠考虑，近乎胡传奎那样的人物，和凌、杨二族都是通家。正好利用他以对付联防办事处的杨天文。而杨天文也的确有些怕他。在我们罢免杨天文“乡长”一职和防止杨天文重新上台的斗争中，经过工作，他都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又如曹洪模是李家乡的伪乡长，被人挤下台的团一级的旧军官，为人粗野，但在乡中也有一帮人拍他的马屁，是李家乡的一条地头蛇。但他却很尊重曹树风（新民中学的校长）。当时这个乡的学校支部就设在以曹树风为校长的学校里，社会上颇有一些风声，但他碍于曹树风的情面，一直不敢动手动脚。杨孔昭则是一个官瘾十足而又官运不太亨通、钱迷心窍的小人，为人尖酸刻薄，小心眼多，极善应对。因为他两个舅子都是共产党员，并和杨天文有权力之争，我们便用这个矛盾以夹击杨天文，致使杨天文这个对工委威胁最大的所谓津永壁联防办事处，始终奈我们不何。但这些人的本性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我们也知道他们迟早是要和我们较量的。最后他们都走向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上去了，并为人民群众所消灭。

  由于我们比较灵活地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有统有战，所以，在整个津北工委和津永边区工委的活动期间，都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件。多数情况下，都能把问题消灭在发生之前。不过由于组织发展很快，又较为分散，部分农民党员情绪高昂，大有灭此朝食、一触即发之势，有些情况也还是十分危险的。例如，一九四八年秋，工委所在地有个叫祝家庙的庙子，地方势力的首要们为了酬神而大演其川戏，乘机聚赌抽头。保属各甲和参与酬神的各行各业，也都各点唱一本，还要比一比谁的宴席办得最好。有几个雇工出身的党员，颇不服气，因为有些积蓄，也点唱一本，也办了几席，招待起自己的“同行”来了。于是“长年”唱戏酬神的故事，一下子便在全区捅开了，引起统治阶层的极大注意。又如：朱力谋和小苏（苏武淮）在金龙的六角丘为了向反动派显示群众的威力，曾举办过一次名为抗灾自救、实则在于检验自己队伍的近四百人的“牛王会”。朱还跳上桌子，大作其类似形势报告的报告来了，群众情绪之高，几至不可遏制的程度。也引起了当地上层人士的无限疑惑。这些过火行动，如果不是平时工作做得尚好，又及时做了一些补救工作，那是非常危险的，无异于把党和党的基本群众向敌人公开。

  （四）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打击顽固势力。
  这里长期盯着我们、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就组织来讲，一是“津永壁联防办事处”，一是“特分会”。这都是针对共产党而设置的极端反动的组织。前者实际的活动范围则只有津北的油溪、吴滩、吴市、丹凤、秦家、板桥、永川的水碾、高滩、临江、普安、陈食和壁山的马坊而已，它的基本武装也仅仅只有永安的一个所谓“乡中队”（较其他乡似乎有些加强）而已，人枪不到百。“特分会”设在吴市，但它的活动范围遍及当时的九如和七星两个镇（即现在的油溪、吴滩、石门三个区）。因为它的活动和各乡镇的“清共委员会”有密切的联系，也在暗里明里对工委形成一个小小的包围圈。因为它的活动多数是在隐蔽中进行的，对我们的威胁尤大。就人来讲，则有“联防办事处”主任杨天文。这真是一个极为反动的坏蛋。他本身就是秦家人，四一、二年乘李贤镇“清匪”之机，用美人计（他老婆也姓李）和李拉关系进入永安乡公所。当时衣无二件，裤无二条，到四八年竟因广为掠夺而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地主了。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吴滩有一个姓高的农民，因其妻年轻，被他看中，竟以通匪名义将其逮捕。这个女人救夫心切，允以“桑中之约”，而他竟在乡公所附近一杨姓家中另筑“金屋”，长期霸占，以致怀孕，弄得这个女人悄悄去重庆生育后，弃子投嘉陵江自杀。相反，乡中另有一对青年男女，因恋爱而有所接触，由于女方和杨家是亲戚，便以通匪名义将男方捕杀。他有一个孃孃，因系一大族之小妻，颇有资财，早寡，性好游冶，徐娘半老而风韵犹存，彼因贪其财产亦与之长期通奸，亦为他的族人所不耻。因为人心不在他一方，而我们则在他辖区内的乡镇早已从组织上、舆论上、甚至在武装的掌握上，形成了一条他自己到死也没有发现到的反包围圈。他的一言一行，我们都了如指掌。所以，在工委的整个活动过程中，直至我们枪毙他以前，他和他的组织，始终奈我们不何。

  另两个是“特分会”的头目丁江、杨昭宇。杨的为人，已如前述。因为他是绅粮，又有一个老弟是国民党空军里的中层干部（现在还在台湾），反动派是有意把他拿出来做摆设的。而他，也常在我们党内某些同志的控制之中。我们并没有使他难堪过，有时还通过他了解一些丁江的活动情况。丁是带枪的特务，而且和国民党在县上的“稽查处”有联系，对他的防范则是极为严格的。他的根据地在吴市乡。吴市的乡长杨君实便是我们一个党员的家属。乡代会主席杨汉山通过杨北丰的介绍，以承包地方屠宰税的利害关系而和他结成“联盟”，许多事情大家都是心照不宣。丁是吴市人，他知道他的一切活动，都必需取得他们的支持才能有所作为，所以他在吴市的局面一直无法打开。吴市乡的中共党员比哪个乡都多，活动也比较频繁，但他就是视而不见。另外，因为和“联防办事处”争权（往往是为了分赃），我们曾经因“赌场上的风波”，挑起他们在永安演了一场全武行，使他挨了一场打，而威风扫地，再也不敢到永安来了。两家的裂痕越来越深，从而分裂和削弱了他们的反动统治。他和他的同伙杨天文一样，也是直到他验明正身、执行枪决以前，也从来没有抓到过我们一个同志。

  第四，还需交待一下工委如何在辖区内，争取组织和掌握当时地方武装，为我所用的问题。
  由于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听说上级党曾经有过指示，在国统区内，不需要搞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而应以小型、分散的武工队去骚扰和牵制敌人。所以，上级党组织曾经有过调凌照远去古蔺接受搞武工队的训练的通知，后来何以停止进行，我就不知道了。李培根同志则有“拉拉拉，拉下水来”的意向。而我们的打算则更多是为了同“联防办事处”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要一下子改变这些武装的性质，恐怕还有困难。所以采取了“拉下水”和“派进去”两条办法，经过内部工作，首先把他们掌握起来，然后逐步进行组合。如永安聂荣贵同志派进去和拉出来的保队附，就掌握了七十多条枪支，对工委本身的安全尽了他很好的责任。吴市乡的乡队附丁香浦，保长吴凯云，保队附陈汉武都是被拉出来的拿枪的实力人物，他们把乡丁保丁手中的一百多条枪，暗中分成三个组，听候党的调遣。丹凤的涂景春，石门的朱力谋都是自兼乡队附或保队附。永川地区也是这样。二郎的王楚南便拉出来六十多条枪。根据刘明同志的回忆，当时工委所辖地区的武装能为我们所用的总共约五百有奇。

  四
  以上仅就我的回忆，和江津、永川两个县的党史办所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很可能有错误和遗漏的地方，如果有机会能让现在还健在、曾经在两个工委工作过的同志一起坐下来校对一下，那该多好。另外，一些组织建置，我同意凌照远同志所写材料的观点。当时有那么一些党员，有那么一些干部，也有那么一些组织，当时也的确尽了他这级组织和他这个干部应当尽的历史责任，有些还干得非常出色。但由于当时环境恶劣和其它一些原因，并没有象今天那样明确的规定和任命。这个问题，怎样解决才好，留待以后去商量吧！

  一九八六年四月改稿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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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永安地下党的一些情况
  聂荣贵

  一、永安乡地下党的组织是一九四六年凌照远同志回乡发展起来的。当时，他在中心校教书，我在那里补习，与党的组织建立了联系，阅读了一些马列书籍，办过一些进步壁报，为地下党的活动作过一些掩护和联络工作。但那时候，我还不是党员。直到一九四七年我到石坝湾漕房后才正式入党的，介绍人是凌照远同志，接收人是向天培同志。当时地下党的整个组织机构我不知道，因为都是个别联系，不发生横的联系。

  二、一九四七年后，我到了石坝湾漕房，加入了党的组织，开始做群众工作，并发展了张其树、张国欣、秦国生等人入党，建立了支部，我作支部书记。一九四八年以后，相继入党的人多了，建立了特别支部，我作特支书记，委员有张其树、张国欣。一九四九年组织更扩大了，凌照远同志在张其树家宣布建立区委会，由张其树、凌万章和我为区委领导成员，下设几个支部，支部书记有张国欣、杨本富等，还有永川二郎乡的许开甫（后来为了工作的方便，交给了另外的同志领导）。杨恩俦是中心校的教师，他们的组织关系（包括杨洞芝）并不和我们一起，他们是直接和凌照远联系的，我也是和凌照远联系。但我们互相都知道，而且经常在一起活动。石坝湾和大屋一带的地下党的组织都是由我去发展和领导的。

  三、在统战工作上，我们还团结利用过聂庭辉。此人曾担任过伪乡长，但因经营煤炭厂亏本负债，经我们宣传共产党分田废债的政策，他倾向共产党，我们曾给他一些马列书籍看。他的女儿聂荣宗是川大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与地下党有过联系。除了我和他们接触外，党组织曾派戴克宇、张岚星同志到他家进行过工作。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反共委员会开会，我们曾叫他出席探听消息，会后，他向我报告了开会情况。当他听到我们讲要准备打游击时，他曾表示自己年老不能参加，但愿意叫他的儿子带枪参加。所以，解放后，他当过一段乡长和县人民代表。经过教育、争取，保持中间立场的人，对党有了同情心。一九四九年秋，我保存有一部分党内文件和书籍。有一天，我将《新华日报》剪贴一本看后放在枕头底下，被凌敬明发现，拿去了。我估计是他拿去的，但他不承认。后来，在他不在家时，我到他家找出拿回来了。他曾经问过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等等，我都应付过去了。当时的凌承质、凌敬明，据我看，他们基本保持中间立场，对我们的情况可能知道一些，但他们没有过问。

  四、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九年上半年，我们曾经考虑过准备打游击，曾经在保队附和保丁中建立党的组织，以便掌握武装。因此在该乡的保队附中约有二分之一左右的人成了共产党员，有的是发展的，有的是有意识叫党员去当保队附的。同时还在吴市、六合、旺隆山边一带利用结拜兄弟一类形式进行过活动。为此，我曾几次到吴市、六合、旺隆一带和丁象高、杨本声等人邀约部分知识青年一起活动，向他们作宣传工作，准备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为打游击创造条件。

  五、江津县城解放后，地下党员就组织起来，公开进行活动，建立了江津北区解放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中心校。持枪共产党员都集中在这里，逢场天就到场上宣传，平时就分别各村召开村民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并组织了农会，还收缴国民党散兵游勇和部分地主恶霸的武器。当时，我们对斗争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党组织全部公开了，以致后来土匪暴动时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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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坝曹氏兴仁小学地下斗争的回顾
  杨治乾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打内战，当时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重庆等地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如火如荼，中小学教师面临六腊战争有加无已。我刚从北碚师范出来，首先尝到的就是到渝求业遭到冷遇和母亲因病早逝的苦涩滋味。正当自己处于愤懑、彷徨之际，得到了地下党的及时引导和帮助。一九四八年暑期，在李家坝李氏祠内，杨恩俦同志（后来是我入党的介绍人）向我分析了当时形势，讲述革命道理，使我对党的事业初步有了认识，逐步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一九四九年初到曹氏兴仁小学任教时，在党组织的关怀下，阅读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党章》等文件，在逐步提高觉悟的基础上，积极地承担了党分配的任务。在此同时，党组织吸收了我为党员。

  兴仁校地下党的组织，是一个特支，由杨恩俦同志负责。他具体组织我们进行不定期学习和完成抄写、传递文件等任务。在此同时，党组织还安排我在学校教唱、演出“插秧谣”、“你这个坏东西”、“我们都是穷朋友”、“九月天气雾冬冬”等歌颂劳动人民、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歌曲和歌剧，借以宣传和发动群众，得到校内外进步的师生和部分农民群众的支持和欢迎。但在开展这些活动中，有的国民党反动党团分子，千方百计对我们进行侦察和捣乱，采取恐吓、盯梢等卑鄙手段，妄图破坏我们的革命行动。在这比较险恶的情况下，我们并未产生任何动摇和妥协。

  那时我们的公开职业是教书，白天教一天书已经很累了，晚上更深人静的时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拿起笔来抄写文件。在抄写文件的时候，什么疲倦、累与不累都丢在脑后，想到的是自己要学习，同志们要学习，精神自然而然地打起来了。直到把文件抄完，就是已经很晚了，都要把抄好的文件收藏好，设法找人送出去。有一天晚上，我们抄写文件正起劲的时候，突然听到有按门声“嚓”！我们当机立断，迅速把灯吹灭，各人手持坐凳和扁担，立在门旁，准备战斗。我们在屋里的行动，在门外是听得清楚的，他们估计到我们所作准备是充分的，没敢进屋。不久听着门外轻轻离去的脚步声，直到听不见再有什么动静，才在黑夜中迅速摸着把文件收拣好。这天晚上我们一夜未眠。

  有天晚上我们将文件送往距兴仁校近十里路的金龙场，并将文件藏在杨氏祠堂高挂着的匾额后面。夜深时突然雷雨交加，巨风猛刮，我们担心文件被淋湿，马上冒雨前去，忽见匾额烫金被盗，金字变红，我们大吃一惊，连忙上前去摸。嘿！文件还在。幸亏盗贼只顾偷金，未及文件，我们受了一场虚惊。一个星期天，我们从兴仁校出发到石门传递文件的途中，被敌人盯梢，我们发觉后迅速改变去向，迂回到一个姓许的家中才脱了险。白沙地下党员吴家媛同志被捕前，正是国民党特务嚣张之际，长期住在津城的税务局长、兴仁校名誉校长曹及书，突然窜来学校。他一面广泛接触教师，假意揭发国民党，佯装批评特务李坤象种种不是，企图骗取我们上钩。但由于我们深知他的底细和来意，时时加强警惕，没有被他抓住把柄。他只得兴冲冲而来，灰溜溜而去。

  我们特支的活动，是在凌照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除了在兴仁校内外开展活动外，还不定期的到秦家坳小弯他的家里参加学习，接受他交待的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社会调查等任务。间或还在金龙场杨氏祠和杨镇伦、罗泰厚等同志在一起，听凌照远同志传达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吩咐应抱的态度和应做的工作。在此期间，我在完成复制、传递文件、宣传发动群众工作的同时，还对杨泽贵等同志做发展党的工作，有的入了党，有的准备接收入党时，得到上级“慎重发展”的通知才停止下来。

  江津县城刚解放，我还同聂荣贵、凌臻远、杨镇伦等同志一起在秦家坳附近向农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为揭露敌人的谣言和消除群众对我党我军的疑虑做了一点工作。在地下斗争险恶的环境中，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党的生存和发展，每个同志都应扎根于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一些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洗礼、经验丰富的同志，给我们树立了好榜样，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激励我们前进。如凌照远同志，他就经常要求我们要关心群众疾苦，当群众的知心人，学习群众的语言和习俗，认真细致地发动群众，团结群众和反动派作斗争。他是这样要求同志，更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比如周围住户托他赶场带包水烟，有时因事匆忙而忘记了这件小事，他绝不掉以轻心，而是认真负责地迅速回到场上买回水烟亲自给群众送去。这些事迹，常常感动着周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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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南工委和刁家联络站的建立及活动情况
  刁光明

  津南工委的建立
  抗战初期我在重庆读书时，就在治平中学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一九三九年“五三”、“五四”日寇大轰炸重庆后，我便回到了刁家场。以后，参加了“联谊会”，任会长，同进步青年一道，追求真理，争取民主。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我同好友戴德衡、冯克昌商量，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戴德衡说，不忙走，党组织有人来了。我怕他开玩笑，问是真是假，他说，是真的，并叫我到世德小学的月形山亭子接头。我便按约定的时间去了，见到了周平，他是因荣昌的地下党组织暴露了，撤退到江津来的。在那里的，还有戴德衡。周平问了我个人的历史，又问了对党对形势的看法。我就把参加读书会、组织联谊会的情况说了，并表示希望到解放区去。周平说，我现在就批准你入党。我就跟着他，举起右手进行了宣誓。接着周平给我分析了形势，说现在不需要到解放区去了，就在蒋管区开展武装斗争。他给我交待三项任务：一、建立组织；二、给党筹集经费；三、想办法抓地方政权抓武装。我回答说，刁家乡的工作基础较好，过去小学里进步教师多，戴披星、龚慰农、黄宇齐、戴坤梓都在这里教过书，宣传过革命。周平说，好，今后要大量发展。我对刁家的情况比较熟悉，哪些人进步，哪些人反动，平日就有所了解。组织发展得很快，不久就建立了刁家支部，由我担任代理支部书记。到了八月份，提前给我转了正，正式任支书，以后改为特支，仍由我作书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成立了刁家区委，由我任书记，委员黄安华。同时，我参加了江津县工委，书记是凌照远，成员还有张岚星、熊伯涛。不久组织上又安排我参加津永荣工作委员会，成员有凌照远、何君辉、周平，联络站设在荣昌丰高铺的何君辉家。

  一九四九年四月，组织上决定以长江为分界，成立津南工委和津北工委。分别成立南北工委的原因是考虑到解放战争的发展，可能形成南北对峙的形势。津南工委由我任书记，成员有熊伯涛、张岚星，后来又增加了黄国平。津北工委由凌照远负责。津南工委下属刁家、李市两个区委。刁家区委由戴德衡任书记，罗相如任组织委员，黄太然任宣传委员，管刁家、罗坝、龙门、夹滩、慈云、白沙等地。李市区委由胡荣祥任书记，漆彦邦任宣传委员，黄国平任组织委员。胡荣祥调贵州习水后，黄国平任书记，增加周开智为委员，管李市、大桥、两岔、龙吟、蔡家和贵州习水两个支部。津南工委下面一共有二十多个支部，约三百多个党员。

  当时，组织上还确定要三个人脱产，有凌照远、周锡禄和我。凌照远原来在凌家祠堂小学教书，接到通知后，到了假期就把职务辞了。周锡禄先在珞璜小学当校长，不久就到城里作四牌坊小学校长。叫他脱产，他很冒火，不干，说有社会职业好掩护。后来，就改为戴德衡脱产。周锡禄到四牌坊小学后，特务丁灿其叫他参加特务委员会，他不报告组织，自作主张加入了。第二天跑回刁家给我说，他打入了敌特，要求组织追认。我说，要向上级组织汇报，便给张岚星讲了。张岚星说：这个问题很重大，要向上级组织请示。以后李培根同志来了，张岚星汇报了这个情况，李培根不同意，并决定停止了周锡禄在党内的一切活动，改为由漆彦邦同志单线联系。当时没有开除，解放后劝退了。

  川东特委联络站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周平对我说，要在我家建立联络站，要我把爱人漆宗婉教育成熟。我告诉周平，宗婉的叔叔漆南薰是烈士，哥哥漆克昌是党员，叫她搞联络站的工作合适。周平说可以，于是，很快就发展漆宗婉入党。这样，从九月份开始，我家就成了川东特委的联络站。那时，我时常到江津、大桥、龙吟、白沙，甚至还要到贵州去，联络站的工作就由漆宗婉负责接待。暗号联系好后，就安排食宿，解决费用，搞好安全掩护。不久，张岚星同志从铜梁撤退下来，由周平陪送到我家。张岚星来时，坐的盒子轿子。周平先到一步，叫漆宗婉认张岚星为女师的同学，改名叫唐明清。轿子一到，漆宗婉就迎上去，说：“老同学，真稀客”，接了进去。张岚星是华蓥山游击队司令员陈伯纯的爱人，《新民报》称她能使用双枪，厉害得很，说陈伯纯当共产党是张岚星带坏的。

  川东特委在我家开过两次会。第一次会议是在一九四八年底开的。事前，组织上通知我说，要在这个联络站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人多，给我布置了三条：一、把生活安排照顾好；二、作好保卫工作；三、筹集路费。我管会外，漆宗婉管生活。我就把最可靠的党员组织起来，在中大路上警卫，白天晚上不离人，在房子的周围也安排了人，我时常亲自去检查。会议白天也开，晚上也开，开得很夜深。大概开了二至三天。参加会议的同志有李培根、李治平、廖林生、周平，还有一两个人不认识。会场里我未进去，心想可能是省委开的会议。会议结束不久，周平就通知我到合江的川黔边界搞武装斗争。

  参加川黔边界武装斗争
  川黔边界的武装斗争因被敌人发觉了，我到了合江赤水河边的一个联络站后，碰见了周平。周说：敌人已开始向我们包围，形势很紧张，叫我折返刁家。回家没几天，肖泽宽来了，叫我到贵州通知周平来，限三天赶到。问我能完成任务吗？我说行。便马上出发，当天晚上赶到白沙，准备了电筒、灯笼，连夜顺着电杆走。天亮时走到了王场，在场上吃早饭时，听说前面有土匪抢人，把鞋子都脱了，我也不顾这些。一口气跑到合江，又从那里继续走，终于在下午三、四点钟走到赤水河边，到了周平家。周平外出了，我给他爱人讲，胖子老高（指肖泽宽）叫我来找周平。他爱人忙去把周平找回。周平听我说后，提起包包就说走。于是我气也未歇，又赶回合江。到了合江后已经快要半夜了。周平说，合江的敌人检查得很严，我们两人的身份证都是刁家乡的，要分散，各住一个旅馆，明天天亮前在河坝相会。我到旅馆住下来后，才看见一脚都是泡，不能下地，又怕第二天早上睡着了，便坐了一夜。第二天天不亮到了河边，才看见周平、胡晓风来了。这时，一只电筒把我们照着了，问是什么人？周平回答说：“我们是赶船的，有身份证。”胡晓风没有身份证，便说是送客的，有校章（当时胡晓风在合江师范教书），特务这才走了。天刚亮，我们就上了船。船老板说，要多等几个人，找点外水。我们说，不要等了，我们要赶路，多给你五个人的船钱。这样船才开了。原来周平身上有文件，怕耽搁出事。到了白沙，我实在走不动了，便在白沙旅馆里歇了一天。周平、胡晓风便赶着到刁家去见肖泽宽。

  原来，这是川东特委在我家这个联络站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肖泽宽、李治平、周平、胡晓风、李培根。会议由肖泽宽主持。会上，检查了上次会议的贯彻执行情况，决定要保存力量，不再搞武装斗争。以后不久，组织上叫我准备两套西服，背到江津。我到了江津，才知道肖泽宽已走了，以后由李培根来负责。到了一九四九年九月，说我家太红了，容易暴露，就把这个联络站关闭了。

  解放前后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刁学洪从云南回来了，到我家来玩。张岚星问刁学洪的情况，我就把刁学洪与刘文辉的关系，以及作伪县长的情况讲了。张岚星说，要抓紧作统战工作，如果出现了真空时期，可由他们出面，维持社会治安，减少损失。我后来就给刁学洪讲，听说共产党要作统战工作，你何不与何策襄、卞稚珊联系一下。他说，要到重庆去找刘文辉。可是，到了重庆，刘文辉自顾不暇，没有见到。临解放前夕，李培根来通知我，怎样同解放军接头，叫我们要注意维持社会治安，努力作好支前工作。我是在江津解放后第二、三天，才赶到城里的。进城后，见县政府门口插着五星红旗，得知县里已成立了临时权力机构——行政委员会，由李培根任主任。不久，正式成立了县委，书记是卢云亭，委员有赵一川、余子正、张九山、张岚星、凌照远等。叫我与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一起划区，我们就在地图上划。全县划了十个区，那时只凭着地图，把西湖、黄泥划到李市去了，后来才知道隔的很远，不方便，闹了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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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地下党刁家区委活动的回忆
  戴德衡

  一、我参加了地下党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我在夹滩小学教书，同乡周锡禄早一期就在那里。我们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一致的看法，他对我曾经在《江津日报》上发表的议论儿童教育的文章和我在刁家厅搞的民主活动表示赞赏。我们成了朋友，他常在我面前谈起他的好友凌照远擅长写作和思想如何进步的问题。一天，他给我《挺进报》看，说是老凌给他的。这种粉红色的小报，从内容看就明白是地下党办的刊物。我便问：“你们是共产党吗？”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等二天和老凌一起谈吧。”

  六月的一天，刁家乡的戏台上正锣鼓喧天地演唱着连本川戏，周锡禄突然找到我说：“老凌来了。”他带我走到戏场石坝的最高一处地方，指着坐在那里一位好象在看戏的年轻人，庄重而低声说：“这就是你要会见的凌照远。”老凌从容地站了起来和我热情地握了握手说：“我早就听老周说过你的情况了。”老凌是中身材，白皙清瘦面孔，和颜悦色，平易可亲。我们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象老朋友似地交谈起来。老凌慢条斯理地、细声细气地给我们讲时事和形势，讲国民党的腐败，讲共产党为人民谋福利的正确主张，阐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起来处处都很新鲜。最后他问：“你愿参加共产党吗？”我肯定地点了点头，他才说：“周锡禄介绍你参加共产党，组织上已经批准了。”在这决定我政治命运的时刻，我心里激动异常。老凌跟着又向我交代了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高兴地答道：“我早有这个志愿，听从组织安排。”当场举行了宣誓，我们三人肃穆地站着，没有举手。凌照远轻声地念誓词，念一句我跟着说一句：“我志愿参加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领导，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秘密，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宣誓后，我们便摆谈工作。当我谈到在我结识的朋友中，象李市的漆彦邦、刁家的刁光明等人早就有找共产党去解放区的要求时，老凌说：“先做好工作吧，组织上研究后再说。”老周又跟我交换了对一些人的看法和开展工作问题。他还有意地介绍黄安华及其父黄贞元的思想情况。

  没隔几天，周锡禄悄悄告诉我有几个人到黄安华家来了，要去见见面。我们在黄安华家认识了周平、张跃龙和一个姓田的女同志，说是来办训练班的。第二天，我和周锡禄按照指定地点和时间到了刁家厅背后一户偏僻的农户家里（黄贞元家的佃户）。参加学习的还有黄氏父女。周平和张跃龙分别讲了话，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讲党的性质，党的纪律和秘密工作方法。老张着重讲开展武装斗争问题，说没有枪杆子我们就得不到胜利，叮嘱我们要慎重、稳妥地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党组织，走好群众路线，培养红色贫苦农民积极分子，把乡保武装控制起来等等。讲了一天的样子。之后，党组织批准发展了刁光明、漆彦邦入党。李市的胡荣祥、黄国平和刁家的刁子陶、刁向时等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也相继入党。我去慈云发展了贫苦农民刁有贤、王德全和刁有宽参加党。从此，刁家、李市等乡的地下党就象雨后春笋一样地迅速发展起来。

  八月，周锡禄通过他父亲关系当了珞璜中心小学校长，约我同去以教书为名来掩护地下党的活动。我们在那里发展了教师孙开琼、周开梅入党，并发展了夹滩乡王为氓、庙基乡的戴承熙入党。原想在珞璜的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由于人生地疏，时间短，只做了一些宣传工作，没有达到目的。十二月初，周锡禄告诉我组织要我到某个山区搞武装斗争，要我装成投亲访友的失业者模样。第二天我飞快地赶到刁家场找到刁光明同志，他叫我等着听候通知。隔了几天，因要去的那个地方形势紧张，叫不去了。刁光明还告诉我，党组织决定我脱产搞地下工作，我欣然接受。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刁光明代表组织宣布由我作刁家区委书记的决定，并详细地向我布置了有关工作。他介绍我认识了张岚星同志（当时叫唐明清），我知道他们是我的直接上级了。

  从此以后，我以失业者的身份在刁家、夹滩、慈云、綦河一带活动。活动经费是这样解决的：由周开梅千方百计逼她母亲用高利贷借了两石黄谷，以做了趟广柑生意为幌子而交成了钱，是我弟戴德度运去重庆卖的。周开梅成了我的联络员，一些秘密小册子由她给我保管。

  二、江津地下党刁家区委的情况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任刁家区委书记，黄太然同志任组织委员，罗相儒任宣传委员，负责刁家、夹滩、慈云、龙门、永丰等乡的地下工作。我记得有四个支部：金凤支部由罗相儒、刁向时负责；二村支部由黄太然、黄太和负责；街村支部由黄贞元、刁子陶负责；聊弯支部由杨正荣、戴哲夫负责。由我直接联系的有夹滩乡的王为氓、周开慧、周开梅，慈云党小组的刁有贤、刁有宽、王德全和綦河的郑重宣、黄光明、戴德度、林柱、林思坤等人。黄太然、罗相儒两同志也分别直接联系一些党员。联系采取单线方式，不打通横的关系，各个党支部或党小组也是互不联系，互不知道的。议事、记事不作记载，不填写入党申请书和党员登记表，没有名册。接头用暗号，暗号由领导确定，而且时常有变化。

  我们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工作方面。 一九四八年发展的党员中多数人缺乏党的基本知识和斗争经验，组织观念薄弱，因此把对党员的教育工作放在首位，这是巩固党组织的必需。我们不能采用开支部会、小组会学习的办法，而是由区委成员分别组织党员个别学习。学习的材料是凌照远、周平带来的党的知识小册子和土改大纲（草案）等文件，有几位同志还学习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问题》，由戴德度抄录其中关于论党的章节，交给刁光明转凌照远，然后带给其他同志学习。此外，分别对党员进行形势教育，传达解放区节节胜利的喜讯，进行共产党员英勇斗争、勇于献身的教育。

  （二）控制户籍和乡保武装。 刁子陶同志在刁家乡公所当了户籍干事。国民党政府搞的所谓联保联坐法和公民身份证都由他掌握和管理，上级来的同志要好多身份证他就给好多。他严密地控制着乡公所的来往公文和消息，使我们能及时地掌握敌人的动向。乡保武装分别由刁春辉、杨正荣、黄太然、刁向时、黄贞元等同志掌握控制。解放后刁家乡没有出现土匪暴乱，没有一个壮丁当土匪，政局非常稳定，这同我们这方面的地下工作是分不开的。

  （三）宣传工作方面。 采用三种形式：一是利用赶场天在茶房酒店闲聊，宣传解放军打胜仗，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消息。比如，黄贞元因他当过副队长，教书多年，在士绅中颇有威信，他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大骂国民党，揭露其腐败。他讲时声色俱厉，但我们一般不采用这种办法，而主要是闲聊，向群众灌输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思想。二是利用“同学联谊会”办的阅览室招引青年阅读进步书籍（也有一些历史和地理科学书籍），如《大众哲学》等。三是在农村利用婚丧节日的聚会对农民进行宣传，主要讲农民受苦的原因，是受地主剥削，讲国民政府的腐败，国民党垮了才能翻身过好日子。在农民中进行这种宣传很有收效。

  刁家乡地下党组织在一九四八年发展如此之快，战斗那样坚强，这是和刁家乡私立世德小学前前后后的一些在那里教学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进行的民主的、先进的思想教育和革命活动分不开的。在我读初小时（一九三二年左右），老师黄贞元就教我们不要相信鬼神，带领我们把庙里的菩萨打得稀烂，连人们最害怕的雷神的眼珠和雷锤都被我们摘除，发动女学生剪辫子，穿裙子，穿草鞋，闹得满城风雨，士绅们也畏惧三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到一九三九年，我离开学校以后的一段时间，进步老师（有的是共产党员）先后有戴披星、吴子哲、王野芹、蒋纯丰、钟惦棐、杨子波等，以后有朱泽莹、刁缵之、陈知非、秦育新等，再后有漆彦邦、孙开琼等。当时校长刁敬安比较开明，能接受新思想，有的教员是他的外甥漆鲁鱼（共产党员）在重庆给他介绍去的。这些教师实行民主教育，启发学生自由思考，尊重学生人格，宣传抗日，介绍陕北和红军，组织抗日宣传队（世德小学的抗日宣传队在县里是很出名的，走遍了附近的乡村角落），宣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教读鲁迅、高尔基的书等。那时教学用的是开明书店发行的教科书。孩子剧团、民族剧团也在学校住过。共产党员、进步教师的活动结出了硕果，在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是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动辄有被杀头危险的腥风血雨的年代，刁家乡的进步青年毅然地参加到党的队伍中。

  其次，“刁家乡同学联谊会”开展的民主活动，团结进步青年，为党输送力量。该会是一九四六年元旦成立的。一九四五年暑天，世德校董会因不满我在学校进行民主活动而解除我的教师职务，同情者仗义执言，跟校董会打官司失败。这样，为了团结青年对抗顽固势力而成立了“联谊会”，其中主将有刁光明、刁光良、刁树元、刁子陶、刁向时等。刁光明担任会长，我被选为理事长。成立后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办会刊，我刻会章，编写稿件，刁树元刻钢板，油印；一件是办理图书室。收集了会员的进步书籍，如《大众哲学》，列宁、斯大林著作，青年丛书；订有《新华日报》供青年同学学习。后来，会员中好多人参加了共产党。

  三、江津綦河一带地下工作情况
  綦江河在江津县江口会合长江，沿江有条轻便铁路直达綦江县的三江，为国民党在重庆的兵工厂运输煤炭、铁矿，是一条重要的交通线，沿线有广兴、贾嗣、青泊、庙基、仁沱等乡。一九四八年在珞璜时，我和周锡禄就商量过要去开展工作的问题。冬天，发展了庙基戴承熙入党，他又介绍庙基小学青年教师林柱入党。一九四九年一月，刁家区委成立后，取得上级同意，我去那一带开展工作。那一带地方的反动势力非常强大，曾是国民党战干团特务的据点，杀人如麻，影响很深。我这样一个斗争经验比较缺乏的人，去担任如此艰巨的任务，自然困难不少，而庙基的戴承熙同志因被祖父逼去自贡学生意去了，我失去了助力。好在那一带还有几个中学同学，我便到处走访，和他们谈心，谈遭遇，谈理想抱负，进而摆形势，先后发展了黄光明、郑重宣、林思坤入党。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派戴德度同志（我弟弟）去西湖以教师为掩护作联系工作。时间虽短，但在郑重宣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做了以下工作：
  （一）在知识分子中宣传党的主张。对有名气的人，如小学校长戴祖培，失业中学教师李光英，林柱的父亲（当时副保长，教过书）等，以探讨学术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与三民主义的实践相比较，分析共产党必胜的道理，从而使他们支持我们的活动。戴德度教唱进步歌曲，经常不在学校，就是得到校长戴祖培的默认的。凌照远和我去检查工作，林柱的父亲到街上去打听消息，为我们放哨，掩护我们的工作。李光英则以共产党必胜的思想影响学生。解放后青年教师陈洪英、戴坤玉等立刻到区、乡参加革命工作。这些，都和我们的宣传工作有关。
  （二）搞社会调查，掌握上层社会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情况。郑重宣同志当时对当地情况很熟悉，掌握了大量情况，使我们在土匪暴动时立于不败之地。
  （三）发动群众保护綦江铁路和水坝，黄光明同志在铁路车站做了大量工作。
  （四）抓乡保武装，迎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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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市地下党建立与发展概述
  漆靖邦

  李市场为津南重镇，交通向称便利，昔为云、贵、川往来的要冲。北有通衢八十里到县城，沿长江一百二十里直达重庆，西有大道四十里至白沙，溯大江西上可达叙沪。地处丘陵，土质肥沃，五斗、街檐、林家、阿丘等坝环绕四周，稻麦飘香，六畜兴旺，盛产柑桔。每当“小雪”，橘红橙黄，实为江津富庶之区，文化也比较发达，新思想易于输入。但在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左右，经土匪曹天全等多次抢劫，军阀团阀敲骨吸髓地掠夺，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后，农村经济凋敝，人民生活贫困不堪。这种富庶之区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的尖锐矛盾，是李市人民革命思想产生的根源。交通便利，文化发达为科学理论的传入提供了条件。

  一九一五年，漆南薰烈士东渡日本，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习政治经济学。归国后痛感中国之积弱，是受帝国主义之侵略，以及与大小军阀横征暴敛有密切关系，乃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搜集大量经济方面的资料，写成《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和大量宣传革命、抨击时弊的论文，以及许多反帝反封建的小册子。南薰一回到李市家乡，便经常在亲友中、知识分子中摆谈时事，宣传革命思想。特别是在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中牺牲后，遗体运回李市，举行追悼会，成了一次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宣传大会。自南薰烈士开创出外留学之风后，漆克昌、漆鲁鱼也东渡日本留学，龚文棋、龚慰农也先后出外读书。他们都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回到家乡即不断宣传共产主义，这就为建立党的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市地下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一、建党后的八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五年）
  一九二七年，已经入团的龚慰农到李市，他组织工会、少年团，同周仿勋等一起反对团总陈雨膏勒派捐款。暑期，龚慰农经周敦琬介绍入党。回李市后，他抓紧了对青年的教育，发展周北纯、周仿勋入党。以后入党的有漆庆书、马亭轩、陈和仁、朱醒林。李市建立了支部，书记为龚慰农。一九二八年八月，龚慰农离开李市，到重庆江北鹿角玻璃厂工作，李市支部由周北纯任书记。龚文棋在外地入党后，此时由綦江回到李市。一九二九年，李市支部书记为周北纯，宣传干事漆鲁鱼。漆鲁鱼是在江津由陈群生介绍入党后回李市的，十二月他离开李市到省委，后又去上海。李市党员只有周仿勋、龚文棋、蔡富良、周萍、漆庆书、漆宗鑫等进行活动。一九三〇年，李市党组织比较巩固，团结着农民、青年、壮丁、学生，力量日渐壮大。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李市支部书记是龚慰农，有五个党员。一九三二年十月，县委书记王述涵随刘文辉败军西上，龚慰农作县委书记，县委移到李市，与上级失掉联系。一九三三年初，为了和上级党取得联系，龚慰农去重庆。李市街上的党员有漆宗煦（团县委书记）和郭厚轩。龚慰农走后，由漆宗煦作县委书记，郭厚轩为委员。一九三四年，周焕邦入党。一九三五年四月，县委书记夏光行叛变，江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从这时起，李市没有党的组织。

  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共产主义的火焰是扑灭不了的，革命战士是杀不尽的。一九四八年，黄国平、胡荣祥、漆彦邦、周开智等不满蒋家王朝的统治，满怀追求真理的热忱，在刁家厅侧月形山由田志雄（周平）主持入党仪式吸收入党。李市成立党小组，胡荣祥任组长。根据当时形势，继续贯彻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每个党员在社会上都要勤工作、勤学习、勤交友，以便得到群众拥护，站稳脚跟。地下党员采取读书会、同学会、同宗会等合法形式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群众中选择觉悟高、立场坚定、工作积极的人进行培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先后发展了黄国贵、周万良、刁成元、周耀明、孙开琼等一批同志入党。胡荣祥、漆彦邦、周开智三人因和教师、知识青年接触较多，偏重在知识分子中做工作。黄国平、周万良均系铜匠，经常串乡走户，在农民群众中开展工作。以后为了配合武装起义，党注意抓了武装工作，党的工作重点便从学校和知识分子转到农村贫苦农民中。下年底，张岚星已由铜梁撤退到刁家乡，以后参加津南工委的领导工作，经常来往于刁家乡和李市乡之间，指导党的活动更好地开展。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党组织发展到刁家、慈云、大桥等乡，随后发展到沙埂、两岔等地。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员的增加、党组织的扩大，一九四九年初，经上级批准，成立了李市区委，以后属津南工委领导。到解放时，区委下属十六个支部，二个小组，党员二百零五人。

  李市区委：
  区委书记 胡荣祥
  组织委员 黄国平
  农运委员 周万良
  武装委员 刁成元
  宣传委员 漆彦邦

  一九四九年四月左右，胡荣祥撤退到贵州温水、大坡、寨坝一带去开展工作。
  区委书记 黄国平
  组织委员 漆彦邦
  宣传委员 周开智
  农运委员 周万良
  武装委员 刁成元

  面对强敌开展各种斗争
  李市乡中国共产党组织一经成立，便发挥共产党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面对强敌开展各种斗争。

  （一）建立工农兵群众组织，抗戏捐，赶警察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中共李市支部一经成立，便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在广大农民中组织农民协会，安排周仿勋负责；在手工业工人和小摊贩中组织工人协会，由漆琴书负责；在乡保武装中组织士兵协会，马亭轩负责；周北纯负责学运，在学校教师和学生中开展工作。农民协会发展到三千多人，李市、蔡家、龙吟、清平等乡都组织了农会，并选有一个会长。一家有事大家帮助，每二年开春秋两季大会，讲时事揭露军阀团阀的压迫，大家情绪很高，紧密团结。有一年李市唱戏，团阀陈雨高估摊戏捐，卖水果蔬菜的农民都要出一本戏钱，农民协会出面不答应，与之进行说理斗争，终于取得胜利，未出戏捐。士兵协会主要在各乡保武装队丁中发展会员。会员们团结起来反对队长吃缺、扣津贴、任意打骂队丁，深受乡保队丁的拥护。党还在李市、清平、两岔、龙吟等乡调动二三百支枪，一九三〇年曾组织准备参加“九三”起义，因没有联络好起义的准确时间而未行动。党掌握了武装力量，对农运学运的顺利开展都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工人协会主要是发动李市场上的手工业工人、小摊贩参加，有几十人。一次江津城警察到李市场上估吃霸赊，下乡买菜不给钱激起公愤，工人协会发动全场的市民及农民把警察队赶跑。

  （二）积极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龚慰农、周北纯、龚文棋等都在学校中教唱“打倒强列”、“苏武牧羊”等振奋民族自尊心的歌曲，经常演出揭露帝国主义与军阀、地主老财互相勾结残酷剥削工人、农民的戏剧，在学生中开展“择师运动”，把监视党团员和进步师生的反动教师挤出学校。在赶场天经常在街上进行抗日宣传，遇到节日借机开群众大会。在牛王庙内开，龚慰农以教师身份主持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三省，屠杀我同胞的罪行，揭露国民党政府实行对外不抵抗、对内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唤起民众抗日救亡。与会者经常都是两三千人。会后游行，横标在前，人人手执红、蓝、白三色旗，浩浩荡荡。游行者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三省”、“团结起来，共同对日”等口号，情绪高昂，秩序井然。一些反动乡政人员，也怕背汉奸、卖国贼的骂名不敢捣乱。这些公开的合法的斗争，对李市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教育鼓舞很大，在人们思想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三）抓经济，为党筹集活动经费
  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党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必须筹集一定数量的经费，以便开支。继川东临委在江津开设裕民商店后，决定在李市另立一家商号，作为裕民商店的支店。指示阮曙东约集刁光明、漆彦邦、漆靖邦、杨镇乾、刁之林、漆荣、王利恒、罗彬如等筹集资金，在李市牛行街开办利民商店，共筹集一百老石黄谷作资金。表面买卖洋纱、黄谷、纸烟、豆油、麸醋等日用杂货，暗地将钱、谷寄给裕民商店的熊伯涛、谢长琮供组织调用。又派漆靖邦取得私立树人小学管理财务的职务，掌握经济开支权，为党内一些同志旅途来往费用和家庭生活必需的开支，以及其它一些活动的开支提供费用。

  （四）加强武装统战工作，迎接解放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李市党组织重建后，根据当时形势，上级党指示，要对基本群众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发展组织，抓武装配合华蓥山武装起义。党研究贫农出身的刁成元去掌握武装。最初决定以骆騋山为根据地，后来考虑该山距李市太远，不便往来联系，准备以距李市近的白云寺为根据地。于是在辖白云寺的大桥乡作抓武装重点，通过钟南廷（当时作保长）和刘继安（沙丘坡副保长）基本掌握了两个保的武装，约三十多支枪；通过周国良、周良策也掌握了大桥其他保的部分武装。在慈云乡通过周兴泉在乡公所当壮丁的内兄也掌握了几支枪。在李市通过刁成元在十五保掌握了二十五支枪。共掌握了六十多支枪。党组织还决定以推、拖、顶、赖等策略进行抗捐抗税抗丁的斗争，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约在一九四八年底，上级指示，解放大西南要靠解放军，工农党员要继续隐蔽，不要暴露，要防备敌人反扑，要积蓄力量，不搞武装暴动，要作好统战工作。解放了一个地方，要组织当地知名人士出面欢迎。李市地下党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为了掌握敌人的活动，首先在国民党乡政人员中进行工作，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对其头面人物逐个进行分析，弄清他们的政治靠山、势力大小、思想状况、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用那把钥匙开那把锁的办法，在我们同志中选择与之是亲戚朋友、至交等密切关系，分别地、有分寸地进行工作。对卸任老乡长周国璋，党组织分析他出身较贫穷，现有财产也不多，为人较正派，几个儿子都是青年学生，思想也比较进步，被逼下台后与现任乡长矛盾尖锐。先把他几个儿子教育、团结、争取过来，然后再让他的几个儿子做他的工作。在家庭中摆时事，揭露社会上的污浊事情，激起他对现实社会不满。这样，通过他们了解到许多敌特在李市的活动情况。一九四九年八月，敌人开了黑名单，将对进步老教授漆宗棠和区委委员漆彦邦下毒手。周国璋之子从周国璋那里知道消息后，便写信通知他们赶快撤退，避免了危急事件。在争取私立树人学校财务管理权的斗争中，周国璋也为我们党派去的人出了很大的力。解放后剿匪，他是剿匪委员会的成员，对李市一带很快肃清土匪起到一定的作用。对副乡长兼乡队附漆万钦，因其人油滑难以掌握，则通过他的亲信（我党外围群众）在平时摆谈中要他少带过，少拉命债。刚解放，人民政府尚未成立，要他维持好治安，不然，以后不好交待。他知道这些信息后，平时也就知风放风，遇事搭眼皮不管了。大桥乡何国臣是清乡联防队长，地下党员漆伦是其至戚，平时对何作了一些工作。解放前夕，重庆敌特带着黑名单到大桥场上找何印证，何国臣进行了掩护也没出事。

  其次，党在知识分子中也加强了统战工作，特别是对老年知识分子，如周凤梧、漆宗棠、漆宗祚等老一辈孚众望的知识分子，加强了工作。因他们眼界较宽，民主思想较浓，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多不满意。通过他们的兄弟、子侄、至交去做工作，他们很容易接受。然后他们以坐茶馆或与亲友闲谈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观点，影响相当大，收效相当好。刚一解放，他们就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周凤梧在一九五四年左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知识分子，则采取组织同学会、读书会、联谊会等办法，加强宣传教育，对其中优秀的符合党员条件的吸收入党。刚解放，李市地下党在知识分子中组织六七十人的宣传队，介绍一百多个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这是与李市地下党贯彻团结、教育、争取知识分子政策有密切关系的。

• 回忆綦河地下党的斗争
  郑 重 宣

  綦河从桥溪口流入江津县，经过县境十二个乡，到仁沱汇入长江。它的右岸，有四川最早的轻便铁路——綦江铁路顺河而下，直通到江津的顺江乡猫儿沱。而西南当时抗日的重要公路——川黔公路则横穿高歇、杜市、广兴三个乡。因而，綦河地区水陆交通方便，实属战略要地。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伸进这个地区。广兴、五岔、贾嗣办了“战干团”，杜市乡有“电训班”，还有培训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中训团。接近抗日战争胜利时，在仁沱鸡公巢又驻扎了青年军一个团，后来又迁来“志成”、“友仁”、“华侨”等中学。尤其是战干团迁来广兴、五岔、贾嗣以后，国民党加紧了对这个地区的控制。茶房、酒店、饭馆都贴上了“休谈国事”一类禁令。战干团使用各种苛刑（枪杀、活埋、沉河）对革命者进行镇压，制造了一系列屠杀事件。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白色恐怖的气氛笼罩着綦河大地。人民群众看在眼里，心里燃烧着一团怒火。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战干团”等反动军队特训班全部撤回南京，人民群众松了口气。但这个地区党的组织没有发展，个别在外地入党回来工作的同志，也没有大胆地发展党员。沉默呵！人民的沉默孕育着激烈的反抗。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撕毁和谈协定，全面内战开始。我们这批綦河地区在外地读书的青年学生，受到党的教育，接受了进步思想，先后回到家乡，向人民群众宣讲革命形势，宣讲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开明人士的政策，揭露四大家族的罪恶。在农民中召开小型座谈会，让他们懂得“谁养活谁”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一九四九年四月，戴德衡同志来到黄光明家，发展了黄光明入党。五月（端午节前后），我从重庆回到家乡，黄光明、戴德衡来到我家里，和我进行了半天一夜的谈话，对我进行形势教育，问我怕不怕死。我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要死得有意义，我敢赴汤蹈火，死而后已。”光明同志是我小学到大学的同班同学，在重庆几次反蒋大游行中是积极而坚定的。戴德衡与他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入党后不久，根据斗争的需要，上级决定綦河地区党组织由戴德衡负责，准备将来成立綦河特支。此时，组织要我不再去重庆读书，专门从事党的工作。从此我离开了学生生活，在党组织领导下，做好同情我党的部分地方上层人士的工作。上级要我“灰”一点，以便能够更好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更好地发展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要给组织找一个联络点，联络点必须十分安全可靠，是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

  黄光明同志家在高垭子，在铁路一边，不适宜。我家在龙山河边，背靠龙山、紫荆山，回旋余地大，但交通不方便。戴德衡同志说：“郑重宣同志的父亲被郑刘二姓选为副乡长，在地方上层人士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威信，正好利用这个关系掩护党的活动。郑重宣同志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地方上层人士如贾嗣陈尔康、戴品咸、钟向离，龙山刘世、程必禄，西湖郑家等都对之有一定好感，关系较好。加上我家与当地农民关系密切。”这样，綦河地区党的联络点就设在我家。

  党员七人，积极分子有不少人，如陈洪英、代坤玉、郑重义、郑其林、江桂荣、万国昌、陈德心等（其中有的在解放后已入党）。联络点确定后，德衡同志来我家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决定了几件事：

  一、党的活动经费由我负责，来往同志的生活、路费也由我负责。
  二、保证上下级来的同志绝对安全，耳目要灵。
  三、积极稳妥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把綦河建成一个大区，但要慎重。
  四、利用郑重宣同志的父亲在上层较好的社会关系为掩护，深入贫苦农民中，进行个别串连，或召开小型座谈会，进行阶级教育，讲穷人为什么穷。抓住国民党强拉丁、重派款的事实和人民群众愤恨的情绪，有针对性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欺压人民的本质，有意识而又策略地讲述解放区农民翻身的情况。常听讲的农民有陈树清、邹春廷、邹辉南、张银光等人，每次来二至三人。
  五、了解各乡敌情，了解地方上的矛盾，善于利用矛盾，了解地方上层人士中同情我党的人士。并传达说：至迟到一九五〇年五月，一定要解放大西南。

  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发展迅速，组织发展就停了下来。七月中旬，我遵照党的指示到仁沱乡、真武乡、顺江乡，通过铁路工人了解敌人情况，然后又到广兴、杜市、五岔了解敌人情况，了解各阶层的思想动态，并培养积极分子。调查后，我向组织回报和提出建议：党的进一步发展和活动地方仍然以龙山、西湖、青泊、贾嗣等基础好一些的地方为中心，并逐步延伸到龙山山区、黄泥山区。戴德衡同志在会上同意了我这个回报和建议。

  七月底，戴德度同志来西湖小学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他和光明同志时而来我家，时而利用到西湖赶场的日子，碰头研究工作。八月，德衡同志传达指示，要我们搞好上层统战工作，发动群众抗兵抗粮，千方百计保护綦江铁路不遭敌人的破坏。我同德度、德衡、光明到青泊林柱家开会研究如何保护铁路问题：一、发动群众起来保护铁路，谈铁路运输重要意义；二、要做好地方上层人士的工作，通过地方上层人士转告个别反动人物，要他们主动立功赎罪，保护好綦江铁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会后，我们即分头去工作。我与郑红华到龙山、贾嗣，德度、光明到青泊。我们去龙山时，分析了龙山乡乡长程必宁的心理状态。程必宁是封建势力，为了缓和郑刘二姓矛盾而抬出来的傀儡，他本人不愿意。我们去抓住他的心理矛盾，晓以大义，讲明形势的变化，指出他的前途。他衡量了得失，同意不强拉丁、逼粮，对上采取拖的办法。龙山乡那次分的几十个铁肩队和几十个兵，基本上没有去几个，粮亦敷敷衍衍。其他方面也有收获。

  形势急剧变化，党交给的工作任务重。个别同志由于受压有急躁情绪。敌人制造许多谣言：“共产共妻啦”、“共产党杀人放火啦”，弄得人心惶惶。正在这时（八月底九月初），上级指示：隐蔽积蓄力量，作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做好群众思想工作；通过积极分子和上层人士中同情我党的人士，驳斥敌人的谣言；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首先把地方上较正派而又不十分反动、在群众中有一定信仰的人的情绪稳定下来。具体布置了几项任务：

  一、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关系，发动群众，配合铁路工人，保护綦江铁路不受破坏。
  二、党的组织停止发展，已培养的积极分子继续交任务，在斗争中考查，解放后再入党。
  三、密切注意敌人的活动，防止敌人作垂死挣扎、狗急跳墙（当时杨森的十六条杀人布告遍布綦河场镇乡村）。要利用上层同情我党人士掩护自己，要慎重而又积极地开展斗争，特别注意不要过急。

  这些任务是在会议上决定的，会后全体党员一致遵守并作了大量的工作。

  有这样一件事需要提一下。一九四九年八月底，戴德衡、戴德度、黄光明和我四个人赶贾嗣场，了解群众情绪。我们在茶馆坐下休息，反动头子江北威亦进来坐下，他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我和言悦色地反问道：“江七爷，如果共产党真是那样，那么国民党就该把共产党消灭。今天局势反而是全国解放，仅剩下西南三省，大军已进四川。”江北威瞠目不能答，气冲冲地离开打牌去了。我们回到联络点，开会研究，要揭露敌人谣言，做好地方上层中同情我党的人士的工作，依靠积极分子和可靠的群众讲党的方针、政策，并要求党员谦虚谨慎，防止天破晓前出毛病。

  綦河地下党成立后，组织是坚强的。在环境比较复杂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地方上层人士的矛盾，依靠基本群众，进行巧妙的斗争，基本上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直到迎接解放大军，搞好支前工作，一切都还是有条不紊的，广大群众也比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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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川东特委江津财经小组工作情况
  熊伯涛 口述

  我是在一九四九年初左右到江津的。当时川东地下党组织决定在江津建立川东特委财经小组。在社会关系上，是通过阮曙曦，他是谢石钧的亲戚。组长由谢石钧担任，成员有我和李雪波。我们通过阮曙曦搞棉布花纱生意，表面上搞的烟店，叫裕民商店，位置在通太街角角上，老银行旁边（新街子）。我们开烟店，做生意，一方面是为了给党挣活动经费，另一方面，也作为川东特委的领导人的联络点。

  川东特委邓照明、肖泽宽、李培根、李治平都到江津来过，在这里开会，住在阮曙曦家，有时他们也到裕民商店来。我们财经小组由川东特委直接领导，对地方党组织的活动没有介入。当然，我们也搞了些工作，如统战工作，对社会上层的活动进行调查了解，同时在城内也发展了些组织。

  江津的地下党组织，一九四九年上半年有津南工委和津北工委。张岚星也从铜梁撤下来了，是肖泽宽叫她到江津的。到了四、五月份，战局发展很快，我军已渡过长江，形势很好。解放战争胜利进展，上级党委指示，解放西南主要靠解放军部队，地方上搞武装暴动打击敌人就不是主要的了。我们主要任务是迎接解放，准备怎样接管好。同时决定，财经工作不再发展，确定我参加县里党组织活动，作津南工委组织委员，书记是刁光明，宣传委员是黄国平。

  津南工委活动的地方有夹滩、金紫、大垭口、蔡家、龙吟、柏林，一直到贵州的习水、温水，白沙也有一部分，北岸的双河、双龙也属津南工委领导。津南工委大约有三、四百个党员。蔡家以笋溪中学为中心，党员有刘藜、吴武荣、邹绪良、龚北溪，刘藜是那个区的书记。习水、温水由黄国平联系。夹滩由刁光明联系。戴德衡是津南工委下属刁家区委书记。

  在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蒋介石妄图顽抗，进行垂死挣扎，叫胡宗南空运三个师，布置在重庆至朱沱长江沿线北岸，阻止我军渡江。同时，在各地组织反共保民军，江津由军统特务廖海涛任军长，组成了两个师，由卞稚珊、谢增勋担任师长，还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周化成是参加进去了的。廖海涛很反动，有实力，捕风捉影逮捕人，临解放前两天还在杀人。

  国民党反动派的中统特务组织，以伪县党部和伪县府特委会为活动中心。特委会属伪县府领导，但又是独立的，开支要地方拿，县长是主任，挂个名，特委会秘书叫丁灿麒，解放后镇压了。一个乡还有个党网通讯员，除伪乡长，还有具体搞工作的。还有个民社党，在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的旗帜下，活动较凶，幸天民是民社党的重要成员。

  我们按照党的指示，那段时间，一方面了解敌人活动的情况，一方面开展宣传，宣传解放全中国的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腐朽堕落、必然垮台，要促进它早日崩溃。那时敌人活动异常疯狂，我们避免暴露组织的力量，宣传号召人民保护国家财产和重要文件资料，使国民党的机关、学校、工厂能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以便接管。

  我们还抓紧作统战工作，通过阮曙曦对卞稚珊和伪田粮处长的女人都作了工作，先作各区田粮专职主任的安定工作。阮曙曦还在田粮处的人员中讲：“解放军来了，我们这些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安定了那些人的情绪。在社会上我党的《约法八章》传开了，刁学鸿就在茶馆里讲：“《约法八章》胜过雄师百万”，影响是很大的。幸天民也在作宣传，任应秋、王仲昌我们也给他作了工作，这样，安抚了一些人。从整个的情况看，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县城的秩序基本上稳定下来，没有出现混乱的局面。

  江津被服厂是国民党军队在西南最大的被服厂，厂长赵松涛是上校。原来，厂里没有我们的人。后来，一九四九年七月，重庆方面转来了一个党组织长期培养的积极分子吴鹏里同志的关系，他是安徽人，在厂里职工消费合作社当服务工人，他早与重庆的党组织有联系，并已在厂里做了一些工作。我们财经小组去与他接头，他很热情，我们把他当党员一样对待；后来通过审查，把他吸收入了党。

  我们给他的任务是：弄清厂里情况，密切联系群众，稳定情绪，注意保护厂里的财产，不要让敌人破坏或弄走。他根据党组织秘密传达的解放军布告精神，通过原先联系的一批工人积极分子，采取不同方式宣传党的政策，以安定人心。他们还把伪厂长准备炸厂，又准备盗窃大量黄金白银逃跑等情况都弄得一清二楚。

  与我们有联系的，还有厂会计主任陈秉宏（广东人），还有卢慧英（女，原来是党员，掉了关系）。陈秉宏对厂里的财产心中有数，准备好向党交待。由于我们预先有了安排，解放时党员一出来，群众拥护，把敌人孤立了。

  江津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解放的。二十四、二十五日，李培根同志来布置工作，迎接解放。他说：解放军部队已到彭水，按路程计算，大约还要三、五天才能到江津。地下党与解放军接头的口号是“红英”。

  二十六日，我便出发到津南工委去传达。当天到了刁光明处。二十七、八日，原准备到柏林、蔡家去传达，我还没有走到蔡家，就见到敌人宋希濂的部队垮下来了，到处捉人。我见过不去了，就从龙吟折回，到了夹滩就看见好多部队，有的拄着棍子。

  我到了城里已是七点，刚回家要吃饭，一会儿阮曙曦来了，说他院子背后的部队带着五角金星，可能是解放军来了。我以为没那么快，正在怀疑，就听见武城那边打了几枪。正在这时，店里的人也来说解放军进城了。我饭都没吃，就与谢石钧进城，与李培根研究后，李培根便到东门小街上的一〇八团接头。他叫我与谢石钧等连夜去接管田粮处、银行、工厂（主要是被服厂）、伪县府（那里跑得一个人都没有了）。我们打了封条，封存银行金库。我与谢石钧到了被服厂，工人来了，说有几百两黄金，几千块银元，连同原料，都打上了封条，一直干到凌晨三点。

  李培根又主持开会，看成立个什么组织，最后议定成立“江津县行政委员会”，李培根作主任，谢石钧与我作副主任，阮曙曦、周化成为委员，杨近愚管民政，幸天民管财务，阮曙曦管财政，曹泽芝管公安。在党的领导下，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各阶级的人物都来了，有的来献计，有的来表态，有的来交枪交子弹，市场第二天就恢复正常营业。开始登记反动党团骨干。我们叫阮曙曦家的几个长工，背着枪来照县府。

  解放军进入江津后，休息了两天，未住民房，在街檐下住着，战士们一天跑两百多里，疲倦极了。当时胡宗南的部队摆在北岸一线，反动派溃逃时，就把大船小船都弄到北岸去了。我们问怎样渡江，部队的同志讲：我们有安排。二十九日晚上渡江之前给我们打了招呼，说要打仗了。船是怎样来的呢？原来我们的先头部队在两天前就化装成宋希濂部队，找伪县府领了钱粮，过了江，然后再把船弄过来。当天晚上，前锋部队已过去了，我们看见打了照明弹，我们被打沉了一只船。后来知道在两路口一带的战斗，打得相当激烈，胡宗南的部队在顽抗，打了一日，才停止了枪声。我们解放军过去了两个团，就把胡宗南的三个师打垮了。

  江津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随即派飞机来轰炸，想把被服厂炸掉，可是，飞机把炸弹全部投在河坝，被服厂一点也未受损失。我想，这些飞行员是想给自己留点后路吧！

  十二月九日，我同李培根、谢石钧到了重庆，把西南服务团接来，在十三日或十五日，正式成立了江津县人民政府。

  解放初期，我们还狠抓支前工作，那时刘伯承司令员对江津很重视，江津运去粮食，对重庆作了支援。接着征粮，阮曙曦也出了力，他熟悉情况，哪里有哪里无，他都清楚，全县交了两亿多斤粮食支前。

  解放后不久，反动势力不甘心灭亡，组织土匪暴动，朱沱的暴动发生在一月二十九日，是全县最早的。以后，县内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土匪暴动，我们进行了剿匪斗争。当时，解放军大部分去解放成都去了，县里有独立营，营长是解放军里调来的，战士是国民党留下的人员，情况很紧张。城里解放军正规部队只有一个班，被服厂有一班，我就把一班的人调在街上转，壮壮声势，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在白沙那边，因我军进展神速，宋希濂有一个军官队未能逃到北岸，留在永兴山上，拒不缴枪，提出要见到解放军才缴。我们派了一个班去，与他们谈判，他们提出要点钱，我们就根据不同情况每人发了十七、八元钱，遣散了。

  成都解放后，解放军一〇四团才正式派驻江津，举行了入城式。

  钟永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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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东临委江津财经小组的组织与活动
  李洁之 苏 凡 阮曙东

  川东临委江津财经小组建立的背景和条件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一九四七年三月，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全体同志撤回延安。十月，钱瑛决定建立川东临委。

  一九四八年春，在梁平县袁坝驿交通联络站召开川东八县负责人会议，邓照明主持。在分析了形势后，研究决定撤退张家场和虎南两个游击区，由苏芸、谢长琮、李洁之等组成川东临委财经小组，以正大纸号为掩护，苏芸为总经理。主要任务是负责张家场、虎南两个游击区撤退的同志的沿途安全和经费支付。

  五月份，大竹县石桥铺王登福被捕，袁坝驿正大纸号暴露。遵照邓照明的通知，撤销了正大纸号，谢长琮去重庆南岸担任党的组织工作，李洁之、苏芸去重庆千厮门水巷子二十五号以慎记纱号作掩护。由于重庆发生《挺进报》事件，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叛变，在重庆的党组织遭受破坏，邓照明决定撤销慎记纱号，另在大溪沟开设蜀丰米号和光华米厂。李洁之、苏凡参加蜀丰米号工作，李洁之负责；苏芸、刘光祖（谢祖禄）参加光华米厂工作。

  谢长琮由于他有一个姑父在江津，他便到江津去了。谢长琮（化名谢石钧）到江津和他姑父相处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他姑父虽然是江津田赋粮食管理处会计主任，与国民党各派上层人物有往有来，但对形势还是有一定的认识的。同时见他姑父的弟弟阮曙东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为了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和营救被捕同学，被国民党特务上了黑名单，遭到勒令退学住在那里，经常发泄对国民党的忿恨，表示一定要把一切献给共产党的决心。还有，张孝昌、曾律师（曾德嘉）、江津银行经理江某某，对党的活动是支持的。张孝昌、曾律师住在九龙，张孝昌在九龙征收处任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倾向革命，成为党的统战对象。由于有了这些关系，便认定转移川东临委财经小组到江津县城，有较好的条件。

  川东临委江津财经小组建立的经费来源

  川东临委听取了谢长琮关于转移财经小组到江津的报告后，便决定转移。由熊伯涛、谢长琮、李洁之三人组成川东临委江津财经小组。为了让川东临委财经小组转移得不露声色，谢长琮出面同阮曙曦、阮曙东商量，开一个商店。开商店就需要经费，阮曙曦拿出一百老石黄谷，阮曙东拿出他父亲给他的结婚费用约值五十老石黄谷。上级组织考虑了商店的经费，一九四九年三月，邓照明给李洁之一两黄金的款，购置了一批香烟、香皂、肥皂、毛巾、袜子等商品运来江津。川东临委江津财经小组便以裕民商店对外作掩护，在江津新街子经营日杂，代售园艺站果品和买卖征粮拨单等。后来苏凡又从重庆背了两并棉纱作为商店资金。

  国统区通货膨胀，江津财经小组的经费越来越紧张。一九四九年六月，川东临委通知，要支付一姓牟的二百元活动经费，资金更为紧缺。支部研究让阮曙东转李市开设利民商店，以解决裕民商店经费的困难。李市利民商店是阮曙东回李市找亲友漆靖邦、刁光明、漆彦邦、刁之林、漆荣、王利恒、罗彬如、杨镇乾等每人出十老石黄谷共一百老石黄谷开办起来的，刘碧宇作会计，阮学安作店员。

  另外，组织通过阮曙曦的关系，派李洁之以九龙田赋征收处雇员的名义，去双河联系在抗日中期接受了党的教育后具有进步倾向的民主人士张孝昌以及曾律师（曾德嘉），而以积极分子张济昌为骨干，买卖征粮拨单来开辟财源。张济昌他们还组织群众，保卫乡村。

  川东临委江津财经小组的人员安排

  川东临委决定成立江津财经小组，在裕民商店还没有开办起来的时候，熊伯涛和马中健从铜梁撤退下来，几经辗转被派来江津，由阮曙曦出面在东门外佃了石海清的房屋居住。裕民商店开办后，川东临委派苏凡（苏光凡）和李洁之（李雪波）来工作。为了使江津财经小组得到更好的掩护，裕民商店的人事安排是这样：阮曙曦任经理，谢长琮任副经理，熊伯涛为营业主任，李洁之和阮曙东搞会计和门市工作，苏凡作店员，另外雇请了黄治均煮饭。川东临委江津财经小组组长是谢长琮。

  川东临委江津财经小组的活动

  川东临委江津财经小组由川东临委直接领导。最初，对地方党组织的活动没有介入。一方面，它为党筹集活动经费，不仅为本地筹集经费，而且还为川南方面筹集经费；另一方面，它又是川东临委的联络站。肖泽宽、邓照明、李培根、李治平等来此开会，研究和布置党的工作，住在阮曙曦家。马中健、谢祖禄、谢茜等也来此避难。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份，解放战争发展迅速，上级指示，解放西南主要靠解放军，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了解国民党的活动，揭露它的罪恶，宣传解放全中国的形势，宣传国民党必然垮台的趋势；另一方面，着重保存力量，培养干部，为迎接解放搞好接管作准备。上级确定了财经小组参加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熊伯涛任津南工委组织委员，谢长琮负责江津城区党的组织和活动。

  为了完成上级交的任务，江津财经小组积极地开展工作。

  首先，发展壮大组织。一九四九年六月（端午节过后几天），谢长琮从重庆回来，通知熊伯涛和李洁之在阮曙曦家开会，根据川东临委指示精神讨论了发展组织的问题，一致认为，全国即将解放，要适应形势，必须解决财经小组力量不足的问题，决定发展党员。发展了苏凡、阮曙东、谢茜以及吴鹏里为中共正式党员。

  吴鹏里，安徽人，是党组织长期培养的积极分子。他在江津被服厂职工消费合作社当服务工人，八月初，谢长琮与他接上头，告诉他川东地下党领导已研究同意他入党，要他快点写好自传。八月底，他在武城附近树林里宣誓入党。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对于筹集活动经费，开展护厂斗争，保卫城乡，迎接解放，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抓紧统战工作。国民党大势已去，但蒋介石却在垂死挣扎，叫胡宗南空运三个师到重庆至朱沱的长江沿线北岸布防，在各地组织反共保民军。江津由军统特务廖海涛任军长，有两个师，卞稚珊、谢增勋担任师长。江津还成立了应变委员会。中统特务组织以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府特委会为中心活动，县长是特委会主任，挂个名，特委会秘书是丁灿麒，每个乡有党网通讯员。民社党活动也较凶。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统战工作，打击、瓦解敌人是非常必要的。

  财经小组对国民党退伍军长、爱国民主人士夏仲实，从多方面做了工作。利用阮曙曦的社会关系对卞稚珊和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赵荫浏、民社党重要成员幸天民做了工作。解放江津时幸天民去东门口迎接解放军先头部队，给解放军带路。阮曙曦和幸天民到卞稚珊家，要他及时起义，卞稚珊回答：“我这个师长是个空架子，我还要与夏仲实联系。”对知名人士任应秋、王仲昌作了安排。

  最后，积极迎接解放。一九四九年七月，李培根传达党中央关于解放全中国和川东特委关于“保卫城乡，迎接解放”的指示。研究决定，李培根去川东传达贯彻，熊伯涛负责向所属基层组织传达贯彻，谢长琮负责保卫江津县城的工作，重点是江津被服厂、银行和省农科所。李培根带回的《目前的时局和任务》，连夜在裕民商店内复写成若干份，然后发到党的各级组织。江津财经小组以全部力量投入了迎接解放的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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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解放前夕江津被服厂护厂斗争的一点情况
  李启明

  一九四四年，南方局青委派我们到湖南开辟工作，一九四五年返渝，经青委设法，介绍到江津直接税局工作。

  江津被服厂是国民党后勤部的一个较大的厂，伪厂警卫队有百多人，百多条枪。职员吴竹如（解放后在人物杂志社）、卢慧英（地下党员，失掉组织关系）一九四七年曾同我筹商，将厂警卫队的百多条枪拖到四面山打游击。吴说：他可以作厂警卫队一部分人的工作。我们并将进步青年周宇文介绍进厂，结交工人朋友，物色拿枪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不成而罢。

  平津解放后，保护被服厂的工作就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了。我们商定的保护措施有两项：一是发动工人护厂，其困难处是时机难于选准，过早了打草惊蛇，容易暴露，过迟了形不成强大的力量，会丧失时机，两者都会造成重大损失。同时，我们也缺乏发动群众的经验。另一个是走上层路线护厂，其关键是作好伪厂长赵松涛的工作。

  卢慧英的爱人陈秉宏是厂财务课长，深得赵松涛信任，赵倚为心腹，这是一个有利条件。陈秉宏比别人先知道赵要毁厂外逃。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后勤部发给江津被服厂职工遣散费有相当数量的黄金，厂里并储存有大量布匹等物资。赵松涛是个十足的贪官污吏，据说他拥有数百两黄金私产，对用黄金发给工人的遣散费一事秘而不宣，意欲外逃之时悉数带走。

  江津解放前二月，吴竹如、骆仲要我专抓被服厂的护厂工作。我们先要陈秉宏提醒赵松涛：军人临阵脱逃，擅离职守，是会受到军法处置的。使赵不敢贸然早逃，拖住了他想逃的后腿。而后，又要陈秉宏采取委婉方式，逐步向赵透露《约法八章》内容。那几天，赵终日沉默不语，观其意向，何去何从，似在作认真的考虑。以后，我抓紧时机，加强了对赵松涛的说服工作的份量，赵终于决定留下来，但要求同某一级地下党干部进行谈判，确保他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卢慧英通知我应立即同地下党取得联系，以期能按照地下党的意图办事。我专程赴渝，会见刚从渣滓洞出狱的唐弘仁（主编过《民主日报》），唐告诉我，他也失了组织关系。他说：“护厂工作，要力争国家财产不受到损失。至于赵要同地下党直接谈判，那好办嘛！由你去出面办理。”当时我有些迟疑，觉得这不恰当。他说：“事情由你去办，责任由我个人去承担。”并嘱咐我处处都要胆大心细。我欣然同意，赶转江津，按唐之所言进行工作。陈秉宏还为我准备了一支小手枪，作防备谈判中赵松涛翻脸时用。

  不久，卢慧英又通知我说，赵无需同我们面对面谈判了，只是赵借口被服厂树大招风，担心解放之际，兵荒马乱，国民党溃兵抢厂，造成黄金损失，要将黄金交由我们去保存。我要卢慧英告诉赵：“厂里有为数不少的警卫队，黄金密藏在厂，神不知鬼不觉，安全可靠。搬运出厂，风声透露，风险更大，万一造成损失，大家今后都不好交差。”赵遂罢此议。

  临近江津解放前一、二日，骆仲、周可峰叫我准备迎接解放。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黄昏，解放军兵临西门，我会见了部队指挥员，领他们到被服厂大门口。被服厂警卫队数十人执枪戒备，解放军也皆匍伏卧地。我到厂门前，喊出陈秉宏，大开厂门迎接解放军进厂。走进厂长办公室，赵松涛腰悬小手枪，呆若木鸡。指挥员问我下不下赵的枪？我说：“事已至此，赵不可能存在其他想法了，暂时由他身带为宜。”

  次日，熊伯涛会见了部队团政委。以后黄金的移交，被服厂的接管，皆由熊伯涛、谢石钧同志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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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江津被服厂护厂斗争
  陈秉宏

  关于江津解放前夕具有较大影响的被服厂护厂斗争的情况，现就我回忆所及，简要汇报如下。由于事隔三十多年，难免挂漏，请予审阅。

  江津被服厂是国民党一个较大的军需工厂。解放前夕，对于保护工厂，江津地下党组织十分重视，曾领导该厂地下党员吴鹏里及肖明科两同志积极进行护厂工作。同时，还有一些具有爱国热忱的同志如李启明、倪雪涛、吴竹如、骆仲等也深切地关注着这件事情。

  李启明等同志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利用我是该厂的财务课长、平时接近厂长赵松涛，采用走上层路线、具体做好赵的思想工作的护厂方案，是较为稳妥可行的。

  当人民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宋希濂的防线后，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消息传来，赵松涛的内心惶恐不安，思想彷徨不定。针对这一情况，由我委婉地告诉赵松涛：携老扶幼，逃走并非容易，一旦走而不成，后果不堪设想。并在闲谈中，以无意从收音机听到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告赵，劝他既然走不可能，应以保护工厂安全、不受破坏为良策，安定他的情绪，他未表示反对。

  十一月上旬，总厂厂长王恒瑞曾从重庆来厂，在第一次课长会上，他表示将不离开重庆，赵对此表示怀疑。为了弄清王的真实意图，江津解放前数天，我借领取经费名义，到重庆总厂，了解到王已不在总厂，可能外逃。回江津后，与李启明同志谈过这一情况，认为这是进一步做赵工作的好机会。当我向赵谈这件事时，着重说明这是王抛弃了他。他听后，思想振动很大，他觉得逃走是没有希望的了。我进一步劝他今后要加强厂的警卫工作，防止溃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乘机抢厂，他表示同意。

  十一月二十八日，江津即将解放。为了进一步稳定赵的情绪，由我带骆仲同志到赵的家里会见赵。骆仲同志告诉他解放军马上解放江津，要求他不要乱动，听从指挥。然后把赵带到厂里。不久李启明同志带领解放军到厂门口，把我喊去，打开厂门，迎接解放军进厂。部队指挥员对赵又讲明政策，希望他不要阻挠接管工作。这时厂后门的厂警队与过路解放军发生误会，枪声骤起，我即到厂后门制止。然后部队集合厂警卫队员正式接管。同时，地下党员吴鹏里和肖明科同志把所有仓库贴上封条。

  次日，江津地下党领导熊伯涛同志和部队同志来厂，师政委同志也来厂查视，并派政治部一科长驻厂。接着部队以被服厂为一个点，渡江继续前进。我们在江津地下党的领导下，以被服厂仓库存储的大量被服及粮食等做好支援部队渡江工作。不久，军事代表阎温同志来厂，正式接管工厂，职工恢复生产，支援解放大西南。

  此外，解放前夕，为了预防国民党溃散部队抢厂，厂存黄金（包括解放前数天我往重庆领回的作为经费的黄金，大约有几百两，具体数字记不清楚）秘密埋在仓库地下，军代表进厂后，才挖出来上交。同时，对一九四九年九月间王恒瑞指使赵松涛盗卖库存棉布、棉花、贪污黄金一案向军事代表汇报，并通知分得黄金的人员将黄金交回，共收黄金约二百两也全数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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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夕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白沙小组活动片断
  程济苍 黎世宽

  解放前夕，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小组曾经在白沙活动、战斗，这里把它记下来，以展示革命斗争的一个侧面。

  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关系

  重庆地下新青团是在中共川康特委重庆城区工作组（又名铁路交通工作组，即特支）的领导下，从原来的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发展而来的。

  一九四八年秋，川康特委派来重庆的先遣工作组成员杨子明同志，被派到育才学校，以读书为掩护，专职从事学运工作。杨子明同志与育才学生地下党员杨承永接上头后，杨承永同志将傅培元（重庆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党员关系交给杨子明同志。杨子明负责领导重庆城区和沙磁区中等学校的学生运动，以重中、高工、市一中、渝女师为主要据点，又以重中为急先锋。

  一九四八年底，傅培元将重中抗暴学运的领导小组成员和重庆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读书会负责人之一黎世宽介绍给杨子明，后经杨子明批准，黎世宽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并担任专职学运工作的干部。

  当时，川康特委重庆城区工作组（特支）书记是周晴晖同志（上海交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上海局派回四川领导学运工作），组织委员肖俊琦同志（北大地下党员），宣传和青运委员杨子明同志。工作组负责学运工作的杨子明及党员马岚、傅培元等，通过培养教育，将一些在学生运动和各种革命斗争中受过锻炼和考验的杨承朴、程济苍、黎宗权、黎世宽、黎文君等吸收入党。

  一九四九年重庆“四·二一”学运后，特支指示，地下党员组织学运骨干立即转移到乡镇，保存力量，坚持斗争。在川康地下党重庆城区特支的领导下，杨子明、傅培元组建了川康地下党白沙地区支部，书记程济苍，党员分工是：黎宗权负责宣教、统战、农运和白沙返乡同学会等工作，黎世宽负责筹集经费、组织联络、学运和地下新青团的工作，黎文君负责妇女工作和革命资料书刊的保存、借阅以及掩护转移等。地下党支部的主要据点设在白沙三口乡半边山黎世宽家，交通联络点在白沙镇光华路七十四号地下团员黎世明家。

  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白沙小组，是在川康特委白沙地区支部直接领导、关怀下，于一九四九年八月组建起来的。

  重庆“四·二一”学运中的骨干由于特支青运委员杨子明的直接领导和地下党员傅培元的具体帮助，黎世宽参加一九四九年初重中学生会副主席的竞选，获得成功。他除了任学生自治会副主席外，还任省立八院校争温饱执行委员会主席。黎宗权同志是重庆勉仁学院学运负责人、重庆学联代表，程济苍在伪十兵工厂协同作战，支援学运。这样，学运领导权便牢牢掌握在地下党的手中。

  傅培元、杨承朴、黎世宽进一步将重中学运骨干辛明、孟宪珠、邱质彬、钟相臣、游先德、赵声刚、郭开楚、蒲家驹、陈秀生、冯恩德、曹本才、傅培雄、杨兴邦、孟怀彬等同学，通过进步青年读书会、学术社团、同乡会、大团结晚会、球队等形式组织起来，在校内形成一支强大的学运骨干力量，在各班级发动与组织同学投入重庆“四·二一”学生运动。

  在学运向纵深发展的时期，特支学运工作组与各院校的学运骨干秘密串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北碚勉仁学院黎宗权、黎世开、胡宗文、桂万荣，乡建学院张建中，高工吕春甫，省女职校秦德荣，巴蜀中学晏红、梁烈，市女师黎世明等，他们都始终战斗在“四·二一”学运的最前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促使重中和全市“四·二一”学运蓬勃发展起来。

  转移乡镇 坚持战斗

  “四·二一”学运后，特支决定立即组织转移，多数学运骨干都先后分别转移到乡镇。特支选定傅培元、黎世宽的家乡为据点，分别组织二十多个同志转移。

  巴县圆明乡由傅培元负责，组织了钟相臣、孟宪珠、胥宗品、张光淑、陈秀生、傅培雄、孟怀彬等同志学习培训，地点在傅培元家中。一九四九年七月，发展了钟相臣、胥宗品、孟宪珠为地下新青团员。后因圆明点有所暴露，有敌特监视，杨子明指示立即撤掉，马上转移。将钟相臣、胥宗品团的关系转给泸县养蜂场马岚领导，回到泸县农村开辟地下工作。孟宪珠、张光淑转到白沙，由川康地下党白沙地区支部领导，其余分散活动，个别联系。黎宗权受傅培元委托，发展李国清为新青团员，留在江津几江城，单线联系。

  白沙地下党支部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分别发展了黎世开、黎世明、邱质彬、游先德、黎德华、张光淑、吴永涛等七位新青团员，加上孟宪珠共八位团员，编成一个小组。支部确定黎世开、黎世明任正副组长，一般采取个别联系的办法，分散活动，广交朋友，就地革命。

  组长黎世开主要负责组织团员、青年学习马列主义和革命书刊，协助地下党员黎世宽、黎文君动员他们的母亲变卖家产，筹集大量革命经费，先后多次交给杨子明、傅培元带回重庆转交党组织。

  副组长黎世明主要协助支部掩护同志转移及联络等工作。

  孟宪珠被派到李市镇中心校，以教书为掩护，同积极分子曹本才一起学习、战斗，一直坚持到解放。

  邱质彬入团后，坚持在白沙镇上联系进步同学，组织学习活动，调查社会情况，筹集革命经费，掩护同志，开展对敌斗争。傅培元和党支部同志曾在他家开过秘密会议。

  黎德华、张光淑、吴永涛她们除到黎世宽家参加集训和一起学习外，有时回到自己所在的农职校、津女中、新本女中以读书为掩护，开展学运工作，进行革命斗争，迎接解放，协助接管。

  游先德回石门乡作农村小学教员，做抗丁、抗粮等农运工作。

  白沙地下团小组八位团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每个人都交了几个进步的朋友。他们在白沙地区的乡镇、学校、农村各自为战，联系了五十多名积极分子和红色群众，发挥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同党员战斗在一起，完成了支部布置的任务。特别是为白沙地区的顺利解放、护校、护厂和保证市场安定方面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欢庆解放 参军参干

  白沙解放后两三天，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确定由地下党员黎宗权、黎世宽出面与熊相贤、卞伯中等返乡进步学生联系，成立了白沙返乡同学会。黎宗权为会长，熊相贤为副会长。程济苍、黎世宽负责宣传工作，主办《新人民报》，程济苍撰写《告白沙人民书》，广泛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告。地下团小组的同志和他们联系的进步学生都参加了。

  地下团小组以返乡同学会的名义迎接解放军，在各学校、农村和厂矿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发动护校护厂，成立白沙地区学联，掀起欢庆解放高潮。

  白沙解放后不久，傅培元同志专程从重庆赶来白沙。一天晚上在光华路七十四号黎世明家的楼上，傅培元同志召开了地下党员程济苍、黎宗权、黎世宽、黎文君、张建中和地下团员黎世开、黎世明、邱质彬、吴永涛、黎德华、张光淑、游先德的会师座谈会。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通知说，已将四位地下党员的正式组织关系转交给了县委，同时将地下新青团员的组织关系交给了白沙区委书记尹盛鸣同志。

  这时，白沙地下新青团员在白沙区委的领导下，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乡镇，广泛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辟除谣言，深入发动群众，打击阶级敌人，安定人心，维护社会治安。在参加工作队开展征粮剿匪斗争方面，也做得很出色。

  随后，地下团员和他们所团结的进步青年掀起参军、参干高潮。地下团组织为党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地下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军参干后，在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都为党为人民作出了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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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蟆地区地下党的建立与活动
  刘子华 龚培艺

  解放前夕，上级党组织在石蟆播下了革命种子，建立了党组织，开展了活动。

  裴济清到新民农业职业中学执教

  一九四九年二月，共产党员裴济清由合江县城来石蟆的江津新民农业职业初级中学担任教员。他的学历很高，是南京大学毕业的，很有学识才能。裴济清在十三班讲授造林学、农产品制造学两门课程。他对学生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经常和学生接近，找学生谈话，学生也喜欢和他往来。他对教学工作是非常认真的，对学生的要求也甚严格。不但在课堂上讲授书本知识，还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搞实习。在讲农产品制造学这门课程时，搞了一次科学实验的尝试：由他作技术指导，领导学生做蛋糕，叫每个学生拿来两个鸡蛋，裴老师用自己薪水购了几斤白糖，和学生们一起搞了一次成功的实践。

  裴老师的生活非常简朴，他的言行深受同学们的敬佩。

  就在这一学期，龚培艺也来到新民农业中学。龚培艺在一九四八年在成都入党后，因执行任务断了关系而回到川东，由在北碚的罗孟芹介绍到新民农中。龚培艺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言行，引起了裴济清的注意。裴济清和来石蟆联系工作的向天培了解到龚培艺失掉关系的情况，决定吸收他为正式党员，川西的关系解放后再清理。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龚培艺重新入党。

  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

  裴济清来校执教后，由于学校住房紧张，没有在校住宿，他和爱人一起在农村佃一间房屋居住，离校有一华里。在星期天，校长、教导主任喜欢邀约他打麻将牌，裴济清总是借口推辞，要跟学生改作业、备课。有时难以推卸，便叫他爱人去应酬了事。

  学校的环境，给他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思想，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在上课时讲：书本知识是死知识，读死书无用，要走向社会实践，学一点社会科学知识。他还利用课余、实习时间、星期假日，约集三五名学生，在教室内或偏僻之地，进行谈话，传播革命思想。他讲的大意是：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腐败到极点，各地学潮汹涌，教师要求改善待遇，学生罢课游行，开展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

  刘子华和几位同学还听裴济清讲过什么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他说这是要打倒的三大敌人。

  有一次裴济清去合江县城归来，带来了几本书，这些书是《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等，还有一本红壳壳书名《八路军》。他把这些书分别交与张政良、刘登渠、李传友和刘子华，让他们互相传阅。通过这些教育，同学们的思想有所觉悟，初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

  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一九四九年四月，开始了发展党员的工作。首先，考察张政良等几个同学的思想。裴济清看了这些同学的作文后，感到这些同学学习成绩好，思想言论进步。有一天，他找几个同学谈话，突然问道：“有人找我们参加共产党干不干？”大家说要干。他叫同学们各自写一份自传。先后有张政良、李传友、刘登渠、陈守森、刘子华、程鸿永等六人加入了共产党。

  四月十四日，在裴济清居住处召开党员大会，建立了党支部，张政良任书记，刘登渠任组织委员，李传友任宣传委员。刘子华在这次支部会上举行入党宣誓，其誓词为：“今天，我志愿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谨此宣誓。”

  新民农中建立党支部后，召开过两次支部会，讨论过党组织活动和发展党员问题。

  当裴济清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时候，龚培艺利用上层关系的掩护，即利用罗孟芹的亲属大地主罗枝耿的关系的掩护进行活动。暑期罗孟芹、罗仲平兄弟回到石蟆，龚培艺请示决定，由他们二人出面组织回乡学生暑假读书会，团结镇内外二三十个青年，学习进步书刊，教唱进步歌曲，有时进行表演。人数增加，活动激烈，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江津县特务头子丁灿麒亲到石蟆了解。在这次活动之后，向天培通知龚培艺吸收罗孟芹、罗仲平入党，编为石蟆的另一个支部，龚培艺任书记。

  在学校开展党的活动和斗争

  张政良等同学入党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五月中旬解放武汉三镇，以后不久，湖南省和平解放。蒋介石把四川作为最后挣扎的堡垒，国民党反动政府由广州迁重庆。蒋介石在四川加紧征兵、征粮、派款，纸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根据以上形势，新民校学生支部为迎接解放开展了活动，主要是：

  一、搞社会调查。重点是掌握地主武装人数、枪支弹药。刘子华回老家，在白鹿场上调查了地主恶霸、伪乡长拉丁派款、剥削欺压人民的罪行，还了解到乡公所的乡丁一般只有十人左右。在六、七月份，为了加强防御，乡丁人数骤然增加到三十余人，枪支弹药亦有大量的增加。

  二、团结同学，继续传播革命思想。裴济清组织学生演唱进步歌曲，表演舞蹈。开初有十几个同学参加，以后有二三十人参加，寓教育于娱乐中。《苗家苦》的歌词：“尖尖山，二陡坪，弯弯路，密密林，茅草棚，笆折门，包谷馍馍胀死人，要吃干饭啥，万不能，万不能。”《扇子舞》的两段词：“曾记得，那一年胜利从天降，战争收了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欢喜得发了狂哟！好日子有希望，好日子有希望哟！欢欢喜喜梦一场。”“自从去年改了金元券，百姓遭了殃，物价越涨越快，薪水赶不上，生活快绝望哟！你说好惨伤！”在校的青年学生，由于受到了这些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更加愤恨了。

  三、反对童军教官的斗争。那时，学校举行童子军训练，设有专门课程，同学们很讨厌这门学科。一九四九年，学校聘请了一位童军教官名李培元，是黄埔军校成都分校毕业的。他是一个武棒棒，有浓厚的军人性格，对学生的态度比较恶劣。有一天逼着学生穿童军服参加训练。十三班全班同学都穿长袍短服，以示反抗。他采取不准回家吃饭、罚站、晒太阳等粗暴行为处罚学生，他的态度十分强硬，任何一个老师都不敢去干涉。这时地下党员张政良任童子军队长，便站出队伍，喊一声“向后转，解散”，全班同学便一哄而散，跑到教室高喊“童军教官滚出学校”。李培元唯恐此事继续闹下去，事态扩大不好收拾，便找教导主任、长眉老仙杨应秋先生出面解决。杨应秋向李培元说：“这班学生快毕业了，制一套新童军服以后用不上，不要再去追究此事。”这场斗争得到胜利。

  一九四九年下学期，裴济清、龚培艺被解聘。裴济清临走时布置了工作，告诉了联络地点和姓名，他说到合江县城，不要找裴济清，只找王志英。龚培艺离开石蟆稍晚一些，以后他到了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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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巴边区（特）建党前前后后回忆
  涂巨斌 肖去非 陈允正

  前 言

  在四十年代，我们是一群活跃在江津、巴县一带的青年。在革命先驱的指引和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我们由自发地组织起来学习革命知识，传播革命真理，发动群众抗丁、抗粮、反贪官，到接受党的领导，建立了边区（特区）党委，完成了组织反蒋斗争、控制局势、迎接解放的任务。我们舍己忘生，艰苦奋斗，见缝插针，不受地区限制，哪里有機會，哪里有條件，就派送自己的同志去开展斗争，给重庆地下党的斗争历史增添了光彩。

  为了缅怀在斗争中作出贡献、付出了牺牲的同志；为了教育青年一代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鼓舞尚存的同志们继续为共产主义奋斗，我们回忆、整理了这篇回忆录。三十多年过去了，党的事业在曲折中蓬勃发展，那些当初还是少年的同志，现已头驻白霜，有的当年英姿焕发的同志，如今已难寻觅，或者在胜利后离开了人间。现在要毫无遗漏地记下他们的战斗脚印，确有困难。在回忆中，我们对有的工作究竟是谁做的，或者还有哪些人参与，始终没有落到实处，甚至少数同志的组织联系也没有完全弄清，希望与事或知情的同志补充修正。

  一、建党前的准备

  津巴边区毗邻重庆市。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党的领导下有共产党员涂茅若、倪海云、陈国三……等在此建立过党的组织，进行过艰苦的斗争。但在国民党残酷镇压下，组织遭到了破坏，党员转移了。然而，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没有泯灭。

  四十年代初，我们这一批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心中又燃起了革命的火焰。一九四三年秋，以在福寿中心校教书的涂巨斌、曹作康、肖去非、戚开甫、肖文镜为核心，成立了“力行读书会”。会长涂巨斌，副会长肖文镜，曹作康负责管学习，肖去非负责管总务，会员有李某某、陈荣泽、肖公予、曹汝群、方继康、涂巨鸿等二十余人。

  这一批青年组织起来不是偶然的。我们是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有爱国热忱，富于正义感，受过民主教育，参加过民主运动，并且都受到失学失业的威胁，对蒋政权不满，忧国忧民，追求光明前途。相同的境遇和共同的理想，是我们组织起来的思想基础。

  “力行读书会”收集了大批书籍，建立了一个阅览室。除了组织会员学习时事政治外，还针对社会上的恶势力开展过两次斗争：一次是反对福寿中心校校长滥用私人，一次是抵制伪乡长邓廉君乱拉壮丁。

  一九四四年秋天，福寿中心校校长许书华滥用私人，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亲戚老表拉来做教师，造成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不仅如此，他们大肆贪污，连学生的医药费、开水费都克扣，激起学生和家长的义愤。“力行读书会”的同志们抓住把柄，公开揭露，终于把他赶跑了。

  同年冬天，福寿乡伪乡长邓廉君（三十年代“清共委员会”主任）违犯当时国民党的兵役法，拉志成中学在校学生、“力行读书会”发起人之一的戚开甫当壮丁，企图借此向“力行读书会”施加压力。“力行读书会”的同志们同邓廉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方面由涂巨斌、曹作康、肖去非等出面公开和邓去讲理，另一方面又由肖去非、陈荣泽等利用计谋抢出戚来。讲理当然是行不通的，于是大家就按计划趁这批壮丁押经渔洞溪志成中学时，发动该校的同学揍了押兵的乡丁，把戚开甫抢了出来（被揍的乡丁回乡向邓告状，陈荣泽同志还被邓以“破坏兵役”罪名私押了几天）。事后，大家还支持戚的家属向伪法院告状，公开揭露邓廉君的反动面目。在当时的情况下，官司虽然没打赢，却弄得邓臭名昭著，再加另外一些原因，邓的乡长也就垮台了。

  两次斗争取得了胜利，“力行读书会”组织也有了发展。在斗争中，为了掩护革命活动，读书会核心成员研究，由涂巨斌出面通过社会关系打入三青团，担任三青团区队长工作。但由于我们不懂得斗争策略，锋芒毕露，触动了伪县政府的反动神经，一九四四年冬，他们就以取缔非法组织为名，勒令“力行读书会”解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九四五年春天，白市驿万寿寺小学的“不拉人球队”又成立了。除“力行”的涂巨斌、涂巨鸿、曹作康、肖去非、肖公予、曹汝群、陈荣泽等，都是球队的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王家荣、涂巨炎等人。这是一个既有男同志、又有女同志，却既不赛球又不练球的“球队”，其目的在于“球队”的名义掩护下，团结青年，学习革命知识，在斗争中同舟共济，象“不拉人”（英语“兄弟”的译音）一般并肩战斗。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球队”成员在白市驿弥罗寺总结了“力行读书会”的经验教训，并改名为六·二四球队，一改锋芒毕露的姿态，一面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知识。当时大家最喜欢读的是《新华日报》、《群众》周报等党的报刊，和周而复的《延安一月》、韬奋的《萍踪寄语》等进步书籍。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国际国内民主呼声的压力下，不得不装出一些民主的样子，因而政治空气比较活跃。这个时候，涂巨斌给“球队”的同志们引来了仇永龄（又名林茂德）同志，自此“球队”的活动开始了质的变化，这一批满怀革命热情的青年由思想上接受党的影响，开始了组织上接受党的领导。

  仇永龄同志是涂巨斌一九三九年结识的朋友，他当时虽然还不是党员（他是一九四七年入党的），但他通过戴世忠介绍，去八路军办事处和杜元清、郑子明同志有了直接联系。八路军办事处撤走后，又经陈亮同志介绍给重庆市市中区特支书记陈丹墀同志，由陈丹墀同志直接领导，仇就是陈介绍入党的。

  仇永龄同志和“球队”的同志一见如故。他对这批要求进步、追求光明的青年十分关心，经常带给他们宣传品和学习资料，把党的声音传达给他们。年底，仇又把上级组织在当时形势下的意图，给涂巨斌、曹作康等同志传达，要求“球队”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扩大组织，以便从中发现和锻炼优秀战士。于是决定利用寒假组织“球队”成员集中在白市中心校学习，同时吸收新队员。朱明从、何似、吴康、熊邦玺……等就是这次发展的，仇永龄同志也正式参加了球队。

  这次集中学习为大家在政治上由自发追求光明到自觉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认识上有很大的提高。譬如：认识到日本投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决领导抗日，苏联出兵东北消灭了日本的关东军，而不是仅仅因为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对国民党策划反苏游行该如何认识，以及对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该怎样正确估计等都有了提高。这不仅使大家在政治上更坚定了革命的方向，而且由于学习联系实际，从思想感情上更加深了对共产主义远景的向往。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大家认为应当建立活动据点。仇永龄同志也大力支持。经过积极筹办，一九四六年春天，“新屋基”这个革命者的“家”建立起来了。

  为什么把据点建立在“新屋基”呢？一方面，二十年代末，涂巨斌的堂兄涂茅若烈士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影响犹存，在群众中蕴藏着革命的种子；另一方面，就当时的情况说，据点建在新屋基可接管原有的保国民学校，还可利用涂巨斌家的房屋、土地、园林办农场，这样既可掩护革命，还可以提供经费。

  “新屋基”的建设进行得很快。涂巨斌利用社会关系接管了保国民学校，当了校长，赓即“聘”来了陈荣泽、曹作康、王家云、曹汝群、方继康、肖公予等教师。同时涂巨斌又出面向亲友集资（仇永龄也集了股）筹办“乡村建设第一示范农场”。涂巨斌是乡村建设学院农学专业的学生，办农场可以说是专业学习的需要，能麻痹反动派的政治嗅觉。

  “新屋基”教学方面由王家云负责，农场方面由曹作康负责，农场工人有冯传金。长住“新屋基”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个同志外，以后又聘请来了肖去非、李开荣、涂肇琏、李兴舟等。李香林、张安邦、仇永龄、戴世忠等常来讨论工作和送给进步书刊，大家干得非常起劲。谢予、陈永正、陈宏远等同志风闻新屋基有这样一批人，也经常来新屋基走访，接着由陈永正的姐姐把新屋基的信息带给重庆芭蕉园，招来了李毅恒、吴天宇、夏建萍、陈涤尘等同志。

  从教学方面来说，我们“新屋基”的教师在教学上不仅十分认真，而且着力于革新。那还是四十年代，可是我们就绝对废除了体罚学生，采取了陶行知的教育方法。我们对学生普遍免收学费，对贫苦学生还送给书籍课本。学生人数由原来的二三十人猛增加到一百七、八十人，教学质量也比原来有显著的提高。当时县教育局举行统考，结果新屋基小学成绩无论哪个年级都居全乡第一。政治方面给学生加上政治时事课，给学生灌输爱民主、爱集体、爱祖国和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在学生自己的墙报上，经常出现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文字。在校际交往方面，我们还注意了团结进步教师，共同战斗。当时陈世宇同志在赵寺村，谭信文同志在五根村，就接受了我们的影响，在教学和教育学生上做了不少的改革。

  从农场方面来说，农场主要经营养鸡、养鱼，种植蔬菜、柑桔等项目。同志们通过推广先进技术、办农民夜校等途径，在教他们学习文化的同时，对他们进行了阶级教育。解放初期，当地的农民积极分子多数是原来夜校的学生，他们谈到夜校的情景是十分自豪的。

  “新屋基”还办了一个补习班，对象是那些高小毕业、成绩优秀而经济上困难、无力升中学的学生，其中许多是“新屋基”教师的弟妹，如王文哲、曹作荣、曹作成、陈荣秀、王家智、肖勋、方继岳等，也有部分附近的农民，如张应农、沈彩林……等。补习班虽教文化课，但主要还是进行政治教育。教材是自编自选的，多采自《新华日报》、《群众》、《民主日报》等党报或进步书刊。

  一九四六年暑假，“新屋基”还办了一个政治学习班，把“球队”的成员集中起来学习时事，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从大、中学校回来的同学都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学习中我们联系实际，用学生运动的革命内容和斗争精神影响大家，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经过一个假期的学习，大家对革命的认识从感性提高到理性，从而更加坚定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干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在新屋基教学的同志们，都有很强烈的革命要求，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少人还是教学能手。他们不知疲倦地、没有节日假期地辛勤工作和劳动，成绩显著，可都没有一分钱的工资。除了吃饭以外，只发给一点理发费，发过二尺布补衣。伙食标准也是很低的，除白水煮青菜就是盐腌萝卜丁，要吃肉只有等城里的同志捎来。因为“新屋基”的收入只有三个教师和一个农工的工资（教师工资系政府供给，农工的工资由农场股金中拨付），而这四个人的工资却要供给十多个同志生活（包括教师和上补习班的弟妹）。不仅如此，还有城里来“新屋基”暂避或拜访我们的朋友，也是很多的，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经济拮据的时候，常常是靠仇永龄、涂巨斌同志资助。

  艰苦的环境不但没有动摇同志们的斗志，反而锻炼了“新屋基”团结奋斗的精神和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十几个同志生活在一起，不是兄弟，胜似兄弟。大家政治上互相关心，生活上彼此体贴，思想上共同进步。在解放前那种尔虞我诈的社会，能有这么一个情操高尚、追求进步的“新屋基”，如果不是党这个伟大的精神支柱，简直无法叫人理解。

  大家清楚地记得，仇永龄同志差不多间周要回“家”来一次，而每次都要带来大量的书报，都要帮助同志们学习，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给大家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等。因此大家盼他来如盼亲人归，他自然地成了大家追求进步的启蒙者，成了大家寻找党的领路人。

  一九四六年初，同志们进一步和《新华日报》社联系，在农村开展代办发行工作，扩大了党的影响。为了掩护，其他报纸也同时订送，但我们用漏送、迟送反动报刊的方法，尽量减少了象《中央日报》等类报纸的发行量。我们重视《新华日报》的发行，是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学习和向群众宣传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送报纸能及时为我们交换情报。我们派交通员每天早上到白市驿收取当天由《新华日报》社送来的报纸，沿着我们同志教学的乡镇发送。由于我们送报纸及时无误，当日可读，比邮寄要快好几天，所以群众也信得过，订阅《新华日报》的群众越来越多，对宣传党的主张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里还需特别提出，曹作康同志的母亲，革命老人曹伯母，尽心尽力主持发行工作。曹作康的母亲是一个旧式的农村家庭妇女，但有崇高的革命思想。她老人家的四个子女在她的教育和支持下都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她不但主持了报纸的发行，而且为革命干了大量的联络工作，新屋基的同志们对她老人家是十分尊敬的。肖勋、朱兴成、方继岳、冯传金、涂泽钦……等同志都先后参加送报工作，他们对党的宣传工作和交通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屋基”的影响越来越大，朋友越来越多，群众称赞，却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注目、所不容。一九四七年，撤去了涂巨斌的校长职务，这时农场的股金已全部花光了，形势逼迫“新屋基”这个据点不得不解散而采取另外的方式活动。“新屋基”的同志们分散到了附近各乡镇去教学，把革命的火种传播到了四面八方，哪里有他们，哪里就点燃了革命的火花。

  “新屋基”虽然仅仅经历了一年多，但无论在群众的心里还是在我们的记忆中都是难忘的。它确实在培养干部，联络和扩大革命力量等方面发挥了一个据点的作用。无论在“新屋基”工作的同志或参加补习班的同志，后来绝大多数都先后在不同地方加入了党，成了革命的先锋战士。

  由于“新屋基”的红色信息，影响了石板乡和福寿赵寺村的革命同志，他们和“新屋基”一样组织起来了。在石板乡成立了力社。力社也和新屋基一样团结了广大的青年。无论石板乡或赵寺村都大力开展了群众工作，假期大办补习班，在文化教育的同时对群众作公开的政治教育。

  此外，“新屋基”还利用涂巨斌在北碚乡村建设学院读书的有利条件，和仇永龄一道去北碚大明厂开辟工作。在那里通过陈学文，介绍了八个党员和进步群众进厂。陈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发动了三次罢工，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给反动当局以有力的打击，而且团结了众多工人群众，为迎接解放和后来大明厂的建党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党的领导下，陈学文同志在大明厂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据点撤散以后，同志们分散各地工作，虽然也有成绩，毕竟不如组织起来有力量、好领导。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意见，一九四八年春节前又正式成立了“巴县西里解放同盟”，制定了行动纲领、组织章程，并在石板乡向家桥对面松林坡隆重宣誓，选举涂巨斌为主席，曹作康为副主席，成员有何似、肖去非、陈荣泽、程宏远、肖公予、方继康、谢予。同盟的名称是陈丹墀同志指示定的（原拟为“十人小组”，他认为无战斗意义），章程是由肖公予起草的。这时“同盟”里已有了几名党员。“同盟”明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以推翻蒋家王朝为目标的革命斗争。

  “同盟”有计划地在石板（陈永正）、福寿（谭信文）、陶家（曹作康、陈荣泽）、圆明（肖公予）、白市（何似）、江津双河（肖去非）等乡的小学、乡公所安插“同盟”的成员，并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地发展组织，教育群众，同时还要调查敌人情况，总之，要为党准备干部，积蓄力量。

  由于巴县西里解放同盟的关系，一九四八年三月初，上级党组织通过龚大野、陈荣泽在陶家（陈处）、石板（肖公予处）隐藏一九四七年冬华蓥山起义失败后撤退来的三位同志，雷某某、毛某某、董某某。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由于陈丹墀同志不幸被捕，从抄陈丹墀同志的家中抄出了曹作康同志的入党申请书，巴县西里解放同盟副主席曹作康同志不幸被捕，关押在渣滓洞。曹作康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长期作教师，一贯勤勤恳恳为党工作，既是学生们的好老师，又是同志们的好战友。他生活上的克己，工作上的艰苦，是人所共知的。他出身贫苦，立场坚定，政治观察锐敏，是同志们共同称道的。曹作康同志因在狱中表现坚定，他被捕以后，与他有联系的同志没有一个受牵连。曹作康同志因在狱中受敌人残酷迫害，身患重病，解放时虽幸免杀害，但由于重病不治，不幸于一九五二年上半年逝世，是津巴边区（特）全体同志永远怀念的一个好同志。

  曹作康同志被捕后，“同盟”在请示党以后，决定暂时转移隐蔽，分散活动。

  二、津巴边区的党的建设

  随着历史的发展，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反动本质也更加充分暴露了。特别是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后，国民党已人心丧尽。为作垂死挣扎，他们更加残酷地镇压民主爱国运动，更加疯狂地迫害革命人民。大地一片白色恐怖。在这种条件下，津巴边区地下党在重重迷雾中诞生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进行了浴血的斗争。

  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考验，“巴县西里解放同盟”的同志们，在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渠道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仇永龄、涂巨斌、曹作康等同志在重庆由陈丹墀同志介绍入了党；谢予在西南学院与彭立人、杨建成等联系，入了党；肖公予、陈永正、程宏远等人是先后与李思龙同志（现在市审计局工作）接上了关系；陈荣泽、王文哲又是与龚大野、肖泽宽联系入党的……。

  一九四八年十月，谢予同志接受津綦边区特支书记向天培同志的指示，在石板、福寿一带发展党的组织，首批发展了陈芳宇、程世宇、肖勋等同志入党，并接上了涂巨斌的组织关系，于是共同开展建党工作。

  一九四九年春天，张思九同志受向天培同志派遣来“津巴边区（特）”指导工作，向决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津巴边区委员会”，书记涂巨斌，副书记张思九，兼管组织。六月，谢予同志（綦江县委副书记，向天培兼任书记）向涂巨斌同志传达了县委决定，增加肖去非、谭信文为委员。

  一九四九年八至九月，因工作发展需要，向天培同志在调整一些地区组织时将津巴边区改为特区，由綦南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仍由涂巨斌、张思九任正、副书记，肖去非、谭信文为委员。

  津巴边区（特）包括福寿、白市、走马、陶家、石板，以及江津的福寿、双河等地区。和它联系并在它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党员分布在重庆芭蕉园、渝女师、市女师、山洞邮局、巴县介石、歇马场乡建院、北碚大明厂、大足县、江津城关、江津白沙、酉阳县等地。

  津巴边区（特）党委会建立以后，根据我们地区离敌人政治中心重庆、军事要地白市驿很近的特点，上级布置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干部支援边远地区和掌握武装、迎接解放，本着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积极发展组织，开展对新党员的教育和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

  发展组织方面，从区委建立到解放，发展了五个支部、一百余个党员。最初多是发展的知识分子，后经上级指示，重点移向了工人和贫苦农民。大体情况是：石板一支部（陈芳宇担任支部书记），石板二支部（方清廉担任支部书记），福寿一支部（涂巨斌兼任支部书记），福寿二支部（程世宇担任支部书记），陶家支部（谭信文兼任支部书记）。还有一批因工作需要暂未编入支部、直接与区委联系的党员。

  宣传教育方面，先后建立了四个地下图书站和一个地下印刷所，广泛传播革命知识和党的政策、工作方针，翻印了大量党的宣传材料和学习文件，如《土地法大纲》、《约法八章》、《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基本上做到了每半月到一月向每个党员发一次学习材料（当时翻印的材料由同志们根据上级党的口头传达，或辗转流传的地下资料编印）。张思九、肖去非、谭信文、张建中、郑友贤等同志做了大量的编印工作，涂泽元则常担任往返歇马场传递郑友贤同志整理的材料。还有一个不定期的刊物叫《时事分析》，由谭信文主持编印，张建中也多次参加了工作。谭在工作中亲自刻写，亲自印刷，冒着很大的危险，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随着形势的发展，迎接大西南的解放已迫在眉睫，根据上级“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指示，区委统筹安排和领导开展了全面工作。

  （一）做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与封建地主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派遣大量的同志（陈世宇、方继康、肖去非、吴天宇、陈光瑜、谭信文）进入平教会所办的华西实验区作民教主任，利用民教主任身份对群众进行宣传党的工作，在各乡镇作社会调查工作。利用当时国民党企图缓和阶级矛盾而制定的“二五”减租法，公开发动、支持、组织农民进行真正的“二五”减租（这也是华西实验区民教主任的重要任务之一），发动农民与地主阶级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教育了广大的农民群众，使农民认清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本质。

  （二）控制基层政权和掌握武装力量

  我们本着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根据“津巴边区（特）”的环境特点和我们当时的实际条件，认为有必要和可能控制基层政权，以利工作。我们要求掌握武装的目的不是为了暴动（在“津巴边区（特）”搞暴动条件是不成熟的），而是为了这些武装不让地主利用，一旦需要可以对解放作些支持。

  本着这个基本认识，我们首先夺得了石板乡的军、政大权，福寿乡也控制了乡武装和赵寺、钟鼓两村的军、政大权，新发乡则采取争取教育伪人员的办法，使他们在解放时不搞破坏甚至为解放服点务。

  一九四八年春，经谢予等同志的筹划，把原力行读书会的副会长肖文镜同志推出当乡长，谢予任民政，杨应清任财粮，把力社的成员谢光宗同志推出来当乡队附，派党员肖勋、冯传金、钟发良、秦国云等同志去当乡丁。一九四九年虽然乡长易人，但乡队附又由陈芳宇同志担任。这样，不仅把这个乡的军、政大权全部控制在我们手里，而且连国民党的特务、党棍等都被置于我们监视之下。小小的石板乡，成了一个革命的“安全岛”，同志们去到那里，都有明显的安全感。

  对福寿乡，我们则从不同情况出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早在一九四八年，就派一些同志打入乡公所和袍哥堂口。程宏远同志就是根据这种需要被派去乡公所的，曹作康、肖去非、谭信文、谢予、肖公予、陈永正、李开荣等同志参加袍哥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分配去的。由于我们采取了这些策略，加上谭信文同志间接对乡一级武装的控制和派程世宇同志担任赵寺村的保长，控制了赵寺村的武装，由郭世荣同志控制中古村的武装，再加上个别党员控制的零散武装，于是全乡约五十多条枪掌握在我们手里。

  我们还利用谭信文的社会关系，请示谢予同志（綦江县委副书记）后派谭去“社会服务队”了解敌特动向，特别是对“津巴边区”的注意情况，以便及时采取对策。

  对新发乡，由于一九四八年已由方继康同志去开辟工作，在此基础上教育争取上层人物，同时大力开展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比如方继康利用民教主任的身份，开展社会调查的时机，摸清了这个乡的阶级情况，利用“二五”减租的政策，发动农民对地主阶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利用进出乡公所的机会，对争取文书、财粮作了大量保存档案的工作等。尤其重要的是利用社会关系，争取了这个乡的地主阶级政治代表冯文杰（伪乡长）、冯鼎亨等（冯等系方爱人朱素琴的亲戚，朱在沟通关系上做出了特殊贡献），左右了国民党在新发乡的党政活动。如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从“中美合作所”脱逃的周洪礼同志在歌乐山与新发乡交界处，被驻新发乡的反动武装抓住了，在方继康同志的策划下，由冯文杰、冯鼎亨等暗中救了出来。

  在酉阳县，我们派郑友贤同志回家，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影响了一个乡的政权，掌握了十多支枪的武装，对该乡解放起了配合作用。

  （三）加强对党的地下联络站的领导

  一九四八年我们向熊邦玺同志“借”了点钱，在福寿乡街上开一个酒店，取名“醉乡英”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站。区委建立后加强了对这个联络站的领导，使之很好地发挥了作用。联络站以酒店出现，便于同志们利用喝酒、打牌的形式进行联络。这个酒店设有内、外堂，还有楼堂。区委的几次重要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的。至于同志们在这里个别接触，上下联系、传递资料等，更是频繁。这里坐柜的是冯传金同志，他是跛子，有明显的标记，便于和外来的同志联系。跑堂的是刘洋生同志（皮匠，非党员），又有一手较好的做菜技术，因而生意兴隆，顾客熙来攘往，起了掩人耳目的作用。这两位同志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先后在酒店工作的，还有肖去非、涂巨斌、肖勋等同志。

  （四）抓学生运动，做青年工作

  学生工作和青年工作本来就是我们的特长。“津巴边区（特）”的主要负责同志（涂巨斌、谢予、肖公予、陈永正、程宏远、张建中、程定远）和很多同志本来就是在学生运动中受教育成长起来的，他们或者是学运中的领导骨干，或者是积极分子。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抗议美军暴行”、“反内战、反饥饿”和“六一”重庆国特对学生大逮捕以后的后援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锻炼成长。区委本着见缝插针的精神也插手搞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四·二一”运动和解放前夕的护校运动都有我们的同志参加工作。

  一九四九年春，张建中同志去南泉，恢复一九四七年肖公予、谢予、程宏远、陈永正等同志组织起来的校际学生组织“巴县西里同学会”。接着是“四·二一”运动。巴农校在反动党团控制下，学生运动搞不起来，张建中同志通过“西里同学会”的陈芳普等发起“倒×”运动，把巴农校校长、特务×××赶跑，掀起了学生运动的高潮。

  此外，走马乡的涂泽维同志，白市驿的曾照坤同志，他们本来就是市女师的学生，由于在学校接受了学生运动的锻炼，又经过本乡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入党之后，在市师学运中起了更大的作用。在渝女师读书的李仁芳、陈淑英、陈云菊等同志，都是学生运动的活动分子。他们在学生运动中锻炼成长，入党后，他们接受党的任务，在迎接解放、监视该校反动骨干、搞护校运动中都发挥了中坚作用。

  程定远同志原系巴师学运骨干，被迫回乡，入党后派去大足雍溪组织“同心社”，有卢若愚等二十多个青年参加活动，由程领导学习革命理论。程还到大足县城和附近乡场活动，教育与团结了杨应耕等革命青年。由于程定远同志的工作，提高了这批青年对党的认识，他们解放后在地方工作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们还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培养干部支援新区的任务。上级党先后调派仇永龄、李开荣去贵州组织游击队，肖公予、陈永正去贵州开辟新区，谢予同志去綦江担任县委副书记，程宏远去綦江铁路建立“铁路支部”，陈荣泽、王文哲在龚大野同志的领导下去巴县白市、龙凤，壁山县狮子场一带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工作，张建中同志去白沙，程定远同志去大足，他们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十一月底解放军进驻重庆，路过津巴边区，我们组织群众烧茶送水、贴标语欢迎解放军。解放军追击逃敌后，地方人民政府尚未建立，我们立即组织宣传党的政策，向各乡派驻党代表，教育伪乡政人员遵纪守法，令其做军队交办的粮、草供应，立功赎罪。我们在福寿、陶家、走马等乡场都组织了盛大的庆祝解放游行活动。

  回顾津巴边区短短几年的工作，我们感到很惭愧，我们的工作做得太少，与党对我们的要求、形势的发展和群众的期望都是不相适应的。略可告慰的是，我们在敌人的心脏——重庆边缘插入了这一把尖刀。尽管“津巴边区”特务密布，但我们没有遭到重大挫折（曹作康同志被捕是由于重庆出了叛徒）。我们由小而大，见缝插针，四面扩张党的力量，哪里有條件，就插向哪里。这除了我们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严格按照党的章程办事、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办事以外，当地群众对我们的掩护、当时党的活动分子的家属对我们的支持也是不能忘怀的。

  前面说过，曹作康同志的母亲，曹伯母，是一个很典型的革命老人，她对我们的工作无条件地、极尽全力地支持。“津巴边区”党的活动分子都知曹伯母，都尊敬曹伯母。肖去非同志的母亲，方继康同志的母亲，陈永正同志的母亲，涂泽微同志的母亲，她们也和曹伯母一样为党工作。这些同志的家庭经常有党的同志来往，短住或长住，有的家庭长期作为“津巴边区（特）”党的机关。这些同志的母亲热情接待，支持了我们的活动，特别是在生活上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现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她们慈祥的面貌还历历在目。

  谭信文同志的妻子李其芳，肖去非同志的妻子刘祖银，方继康同志的妻子朱素琴，涂巨斌同志的妻子朱明从，这些“津巴边区（特）”党的活动分子的爱人，对党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的。她们爱自己的亲人，更爱党的事业。虽然党的具体工作对她们还是保密的，但无疑我们的行动是不能瞒过她们的。这些同志不但和我们一道担风险，节衣缩食支持革命，还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把私人积蓄献给革命，有的竟贡献出了自己“陪嫁”的家具。我们还通过她们的社会关系去做一些工作，或者对我们进行掩护。至于传书带信等通讯工作，更是经常由她们去作。

  谢光庭同志的父亲谢元龙，程宏远同志的父亲程少恕，陈永正同志的哥哥陈道夫，他们是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但受了我们的影响，接受了我们的教育，认清了当时的形势，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看法和信赖，转为对我们支持，经常反映上层社会的动态，提供敌特活动情况，为我们顺利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如今，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也不应忘了这些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谨将这篇回忆录献给当年共同斗争、而今已故去的或还活着的战友们，同时，也献给正如四十年前的我们一样年轻、一样在党的领导下蓬勃成长的新一代。

• 附：津巴边区（特）组织概况

  一、津巴边区（特）委员会
  书 记： 涂巨斌
  副书记： 张思九
  委 员： 谭信文、肖去非

  二、支部

  （一）福寿第一支部
  书记： 涂巨斌（兼）
  党员： 冯传金、冉云清（江津）、涂泽概、涂泽元、方继康、方继岳、朱兴诚、涂肇琏、涂巨梅、穆意诚、涂泽青、方周成、倪海云、郑友贤（酉阳）……等十余人

  （二）福寿第二支部
  书记： 程世宇
  党员： 程仁祥、程仁贵、程世福、陈芳银……等十余人

  （三）陶家支部
  书记： 谭信文（兼）
  党员： 张建中、郭成良、郭世荣、郭海涛、陈光瑜、周廷荣、刘祖兴、刘祖余……等二十余人

  （四）石板一支部
  书记： 陈芳宇
  党员： 陈绍宇、向豁然、曾照坤、涂泽维、秦国荣……等二十余人

  （五）石板二支部
  书记： 方清康
  党员： 曹作云、何似、冉超会、谷召伦、陈俊杰、谷得英、廖兴碧、方清怀……等十余人

  三、未建支部，与区委联系工作的

  （一）张思九联系的：
  陈永正（巴县石板）、赖忠贤（江津城关）、贺锡庄（江津白沙）、贺锡琦、刘伯林、严维映、况厚积等四人（江津双河）、任万江（重庆山洞）、黄文芳（巴县界石）……等

  （二）肖去非联系的：
  陈世良（走马）、郭世宽、傅本云二人（江津福寿）……等

  （三）陈永正领导的：
  肖勋、杨应清、钟发良、李仁芳、陈淑英、陈云菊（以上系巴县石板）、陈涤尘、吴天宇、夏建平、李毅恒（以上系重庆芭蕉园）、程定远（巴县福寿）、杨学萍……等十余人

  以上合计一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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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统战政策指引下——江津和平解放纪实
  谢 直

  一、写在前面

  我出生在江津县金刚沱乡，七岁时就离开老家和父母，随伯父（原川军将领）一起，在军营里过生活。童年时代，受到“黄花岗上草青青，赤血洗净中华魂，民族、民权与民生，三民主义革命军”歌声的感染，树立了长大后要从戎报国的思想。因此，在十五岁那年，我就投入川军的“军官教育团”学习。毕业后，又迷信正统，先后进入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和工兵专门学校学习。以后，长期在国民党的工兵部队、军事机关和陈诚系统的军队工作。

  解放前夕，我任国民党军三六六师师长，驻防江津。照常理推断，以我的家庭出身，以我所受的教育和我年轻时候就风云际会的经历来看，当解放军进军江津、威胁重庆时，不成问题我会坚决抵抗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当解放军一来，我即行撤退。这不仅使江津免除了一场战祸，而且还为解放全川让出了一条通道。我采取了这一对人民有利的正确行动，不是偶然的，是在党的统战工作长期指引下的结果。

  二、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统战工作对我的教育和影响

  一九三四年，我到南京投考中央军校，住在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家里，认识了吕超的弟弟吕一峰。他当时是左派人物，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他经常讲一些苏联的情况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给我听。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可以救中国的；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的说法，使我视听一新，对事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抗战初期，我在成都一四九师当参谋，激于民族义愤，不愿在后方过安定的生活，抱着“纵令身膏草野，可以无恨黄墟”的决心，请缨杀敌，经历了淞沪、南京战役。一九三八年在西安任独立工兵第三团少校连长，常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接触，受到很大影响。在担任架设泾、渭、洛三河的载重桥梁工程时，更常和从延安来的同志一道乘车去西安，大家都具有战友般的热情。特别是在泾河架桥时，曾幸福地受到朱总司令亲切的接见和嘉勉，使我内心里排除了当时有些人对共产党的恶意宣传。

  一九三九年，我调回重庆，在军政部军务司要塞科工作。我一个堂兄谢微进，壁山人，地下党员，他的爱人是匈牙利人，妇产科医生，也是共产党人。他们在我伯父住宅（临江门大井巷八号）附近韦家院坝开设一妇产科诊所，掩护革命工作。这时，我正住在伯父家，和他们夫妇经常接触，他们向我灌输了不少革命的道理，在我思想上种下了寻找真理的根苗，我也有时为他们开展革命工作起了一些掩护作用。

  抗战胜利时，我在兵役部任职，复员回南京后，我意识到时局将日趋复杂，便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初，和兵役部国民兵司司长肖作霖同时申请停役，在南京办《大道报》。这时，重庆《新华日报》准备迁到南京出刊，我的另一个堂兄谢重开（中共党员，谢微进胞弟），负责将该报印刷所迁到南京。但由于反动派的阻挠，报未办成，而印刷设备有被反动派“吃掉”的危险。谢乃将印刷设备和一部分工作人员转给《大道报》，组成《大道报》印刷所，由谢重开任主任。这不仅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党的财产和工作人员的作用，还在谢重开和其他同志的熏陶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他和国民党之争，决不是权力之争。

  《大道报》因受排挤而停刊，我不得已重新回到军界，到重庆第七编练司令部（司令罗广文）任第一处少将处长兼各军、师驻渝联合办事处处长。这时，内战帷幕已经正式拉开。我内心本来是反对内战的，但我在彷徨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回到伪国民党编练二线军队的行列，因此，我的思想常在矛盾、斗争、苦闷和不安之中。

  一九四八年夏，刘伯承司令员派罗广文同乡、日本士官同学刘永庆同志到重庆向罗广文策反，由我引见。罗不敢接见，又不便拒绝，嘱咐我好好接待。我把刘接到办事处热情招待，后又护送他离渝。他告诉我很多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政策，使我产生了在必要时也参加起义的念头。但我又考虑到，党的政策是允许民族资本家存在的，与其作为一个官僚随军起义，不如还是从事商业，向经济方面发展为好。于是，我和友人接办了重庆安康银行，自任董事长，打算在解放以后经商算了。直到我任三六六师师长后，在解放军强大威力和党的统战政策影响下，我又认识到：如果我以这一部分军事力量伺机投向人民，这就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党和政府无论在什么时候，一定不会忘记我的，这才是自己最好的出路。于是我放弃了经商的打算，逐步结束了安康银行的业务，准备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

  三、江津和平解放

  南京、武汉、上海等地相继解放后，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梦想凭借四川险要的地形和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负隅顽抗，等待所谓国际形势的变化，以便卷土重来，便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偕同蒋经国、黄少谷、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曹圣芬和特务头子毛人凤等，由广州飞到重庆。下机后，发表谈话，大意是：四川要重新担负起反侵略、反共产的任务，望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云云。一时人心浮动，惶惶不安。

  当解放大军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四日蒋介石又由台湾飞抵重庆坐镇，为其残兵败将加油打气。吹嘘现在国军还有胡宗南的五十多万人，宋希濂的三十多万人，罗广文的二十万人，总共有一百多万人，战斗力是十分强大的，西南万无一失，希望全体军民消除悲观情绪，树立必胜信心，为保卫大西南而战斗到底。于是西南地区战云密布，到处都是刀光剑影，弄得鸡犬不宁、闾里骚然。

  同时，蒋介石为了扩充兵力，保卫西南，命令西南长官公署迅速成立三个独立师，番号为三六四师、三六六师、三六七师，分别以陈宏模、胡国泽、谢直、艾绍珩充任师长。并以三六六师驻防江津。江津地居重庆上游，为其右臂，属于重要战略地区。

  同月十六日，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所谓临时官邸召见新成立的三个独立师师长陈宏模、艾绍珩和我（见重庆《商务日报》报导），这是一反常态，用的是个别接见的方式。在接见我时，要我坐在他的左侧，假惺惺地做出很关怀的样子，问我的家庭情况，生活有无困难。我答：我是江津人，有老家可以依靠，生活上没有困难。只是新编的部队，武器被服装备尚缺，请校长饬令联勤总部早日发下。蒋生气地叫侍从秘书打电话给联勤总司令陈良迅即拨发。最后勉励我说：你驻防家乡江津，是适当的。江津地处重庆侧翼，一定要严密防守，认真执行长官公署的命令，确保重庆安全。召见后，由顾祝同、蒋经国陪同我们共进晚餐。

  第二天，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钱大钧、副长官兼参谋长肖毅肃、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孙伯权又召见我具体布置任务。大意是：共军进军大西南，战况紧急，你们虽是新编尚未经过训练的部队，但也要列入预备队，就地备战。同时还强调，江津地处重庆侧翼，是确保白市驿机场和成渝公路不受威胁的重要地区，要我立即返防，在胡宗南第一师未到江津北岸布防以前，务必阻敌于南岸，但不是死守孤城，背水一战，而是要尽量拖住敌人，确保重庆不受威胁。并布置三项具体任务：（1）拆除江津民房，构筑野战防御工事，必要时将第七编练司令部拨给我师做基干部队的学兵团使用上去；（2）待胡宗南的部队到达北岸布防完毕后，三六六师即可随长官公署行动，在撤离江津时，务将江津南岸上下一带所有木船全部驱往北岸烧毁，以阻止解放军由江津渡江，截断我军后路；（3）转移时，将西门外联勤总部的被服厂烧毁。

  我当时虚与委蛇，表面上接受，思想上却另有打算，认为蒋家王朝坏事做绝，民心丧尽，彻底覆灭的日子已经不远，我何必逆天行事，为其殉葬？自己应当机立断，投向革命，才是唯一的光明前途。所以第二天，我并没有遵照命令返回江津，而是一面积极利用蒋介石的许诺，向西南补给区司令部洽领武器、装备；一面请叔父谢公权向党联系，请求党迅即派人去江津指导我师起义。同时，命令第七编练司令部拨给我师作为基干的学兵团急行军由壁山移驻成渝公路上的要冲丁家坳，集结待命，准备在必要时截断成渝公路；又将我师所辖的一〇九六团唐卓然团调驻白市驿，与拜把兄弟三六七师师长艾绍珩约定，在必要时与其驻守在白市驿机场的一个团（艾师由空军警备旅改编，故仍担任守机场的任务）共同封锁机场，截断航空线。

  一切布置妥当后，我向后勤部门要了一条专轮，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装上补充的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带着全家老小，回到了江津三六六师师部。我原想以驻军的地位、县人的名义，促进地方机关法团一道起义，以尽我保家乡、保亲人的义务。不料二十六日，二野三兵团联络部的朱炳辉同志，化装成老百姓，由我叔父谢公权陪同起旱（走旱路）由重庆经白市驿到达江津。我立即安排他住在我借住的杨赞卿家的客房里，和我父亲谢衡浦同房，以掩人耳目。直到夜深人静才和他秘密接谈。他取出我在青年时代最敬佩的吕一峰同志的亲笔信，传达党对我决心起义表示欢迎。但为了好争取罗广文兵团同时起义，以彻底瓦解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尽快解放全川，要求我三六六师不必在江津起义，可撤到长江北岸，掩护解放军渡江，然后跟在国民党军的尾部部队撤退，而在解放大军的先头前进。这样，可以避免其他部队与解放军接触发生战斗，然后我逐步靠拢罗广文兵团，策动罗广文起义。

  于是我放弃了在江津策动各机关法团共同起义的计划，按照党的指示，重新作出如下安排：

  （1）召见江津县长翁话圃、公安局长姚某，向他们传达了西南长官公署要我们固守江津的命令，要他们服从军事指挥，认真维护地方治安，搞好军糈民食的供应工作。

  （2）会晤了联勤总部所属江津被服厂厂长赵松涛，转告了长官公署的决定。赵告知我，已接到联勤总部下达的必要时配合驻军将被服厂彻底破坏的命令，他流露出非常惋惜的心情。我和赵曾在工兵学校共过事，所以也坦率地对他讲：你惋惜的是你主管的厂房和设备的毁坏，我是江津人，我不能不考虑家乡父老的生命财产，表示非万不得已时，不执行这一命令。最后，请他严格掌握他的警卫部队，一切听从驻军命令。

  （3）向和我私谊较深的本师参谋长李天侠、团长唐卓然和学兵团副团长李复初（团长由我自兼）、军械科长刘静涵等透露我和党已经取得联系，规定与解放军遭遇时，不准开火。

  （4）在江津南门外虚张声势，布置少数兵力，设立前敌指挥所，架设电话专线，并用此专线不断和长官公署参谋处长孙伯权联系，以应付上级。

  （5）商请朱炳辉同志化装成我师情报参谋，携带军用证书和我师电台密码呼号，沿着解放军进军路线前去，与解放军接头，随时用密码向我联系。约定解放军到达江津后，不要攻城，待胡宗南部第一师到达北岸布防后，我师即撤到北岸，暗中将所有渡船放回，运解放军渡江，我师进行掩护。然后，即向罗广文兵团靠拢，执行党的下一步计划。

  （6）为了向党表示我起义的决心，将和我一起生活的妻子儿女交由父亲带回金刚沱老家，不与我随军同行，争取早期解放。

  这时，解放大军已突破宋希濂部，罗广文兵团在川南白马设防，由于后续崔伯川团阵前起义，两军措手不及，怆惶逃遁到重庆南温泉一带。我意识到解放大军即将经綦江到达江津了。

  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胡宗南所部第一师已抵江津北岸，并通知我师已布防完毕。重庆警备总司令杨森和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孙伯权均先后电话通知我立即炸毁被服厂，撤到北岸，烧毁所有能供解放军渡江的船只，然后沿成渝公路随长官公署警卫团之后，向川西方向集结。这时，江津县长翁话圃、公安局长姚某均已弃职逃走。我为确保江津县城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命令师警卫营在各街道设置岗哨，以防宵小之徒乘机抢劫或捣乱；同时，命令驻在城内的师属部队迅速撤到北岸的双龙乡待命，并将所征用的船只一律放回南岸，不得毁损。

  当解放军尖刀排已到江津东郊时，我一面亲率部分警卫部队在大街小巷徒步巡视，安定民心，一面饬令戒严部队立即撤离，迅速渡江向驻在双龙乡的师直属部队靠拢。一直到天黑，在没有人发觉的情况下，我才和随身警卫及有关人员坐上仅为我留下的两只小木船，渡江去双龙乡师部。解放军即时和平进入江津县城，顺利渡过长江。胡宗南的第一师未经战斗，溃不成军，向成都方向逃窜。我才按原定计划，率领全师，沿着成渝公路缓缓前进，去执行党交给我的任务的后一部分。（党史办注：经查，我军在渡江时，曾遭受胡宗南部队小股溃军的抵抗，军民有所伤亡。）

  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江津和平解放的真实情况。江津的和平解放，使江津父老避免了一场战祸，少受很多损失，也为解放重庆、奠定四川起了积极的作用，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这是党的统战政策的胜利，我们应当充分感激党和政府。事情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了，但我每一想到，心情还是激动不已。现在，社会主义祖国正如日方升，光芒万丈，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下，认真搞好各项统战工作，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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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革命时期的江津中学
  江津中学校史组

  江津中学创建于一九〇六年（即清光绪三十三年），与聚奎中学同是川东的历史悠久的老学校，至一九四九年我县解放时，已经历两代。但是，学校自创建时起，即以崭新姿态出现，在邑中首树改革旗帜，最先塑造民主教育新模式，狠狠地诀别为清代王朝培养奴才的封建教育，在邑中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人民培育了不少人才，唱响了无数支响亮的歌。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起，学校壮丽的图画一幅一幅升起，一次一次的巨大斗争充满了我们的回忆。

  一、反帝反封建，揭开新纪元

  我校自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留日学生程农初任监督（相当于校长），即仿日本体制办学，在邑中树新模式。课程设置文科规定第一年就要通习算学、博物（植物学）、体操，实习科第一年更要把算学、博物（植物、动物、动植物实验）列为主课，地理、图画、手工、体操（柔软体操、兵式体操）也要列为通习课，这就大大变革了清王朝封建教育内容。至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又采取了一项划时代的措施，规定学生不再称“学绅”、“学员”，一律改称“学生”，在教学科目上废止《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明确规定凡有碍民国精神的科目，一律不得再授，清王朝的封建教育毒素，再一次得到清洗。

  至一九一九年，“十月革命”及“五四”浪潮传到江津，学生立刻冲出学校，与甲种农校学生共同倡起成立“江津学生联合会”，组织全县学生游行，投入全国规模的反帝、反封建伟大行列；进步教师张鹿秋等，更在讲课中大力反对旧文学，涤荡封建文化的污泥浊水，积极革新教学内容，积极传播新时代的新思想。

  在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我校学生站在反帝斗争前列，其事迹确可令人高歌一曲。当“五四”浪潮传到江津，中六班学生傅汝霖、中八班学生聂荣臻、钟汝梅、戴坤忠等冲破学校阻拦，即走上街头宣传讲演，高呼“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他们采取行动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他们先宣传不用日货，不买日货，后对不听劝告的乾坤泰等大商店进行搜查，将搜查出的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派人到河边查看，一发现装有日货的船只，就不准靠岸。少数唯利是图的顽商，勾结驻军黔军团长王天培、县长聂述文干涉镇压，更加激怒了学生群众。

  一九一九年六月的一天，我校的同学们行动起来了，校长邓缡仙（鹤丹）、学监李耀群等前来阻挠，并下令关上校门。集中的同学愈来愈多了，全校二百多学生有一半参加了战斗的行列，傅汝霖、聂荣臻等鼓励大家：“不要怕，冲出去！”一百多人终于冲出了校门。事先，他们与甲种农业学校联系过，此时，甲种农业学校的学生一百多人正等候在街头。两校的学生会合在一起，行进在江津的大街上。大队伍到达文昌宫，群情激愤，同学们涌进室内，抬的抬，抱的抱，将日货一古脑儿运到河边烧毁。

  反动统治者暴露了狰狞面目，烧日货的第二天，王天培等带着士兵赶到学校，企图下毒手，中九班学生刘廷钰等和他们说理抗争，毫不退让。之后，校长在驻军和县府的授意下，开除了一些同学，并准备在学期结束时，再默退学生。傅汝霖被开除了。聂荣臻等反对学校开除爱国青年，发动了学潮。教师积极传播新文化，提倡新思想，学生积极走上反帝、反封建第一线，尤其是采取行动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为我校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揭开了新纪元。

  二、积极参加赴法勤工俭学活动

  一九一六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创立华法教育会，介绍和组织学生留法。一九一八年初，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成立，推动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开展。青年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纷纷赴法，前后共二十批。到一九二〇年止，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一千七百多人，四川有名在册达四百七十二人，加上转赴法国、比利时、南洋等地的十五人和未登记在册的十三个女性，共五百人，为全国之冠，而江津是四川留法勤工俭学最多的县之一，有四十二人，这四十二人中，江津中学有二十余人。聂荣臻、钟汝梅一九一九年赴法，傅汝霖、戴坤忠一九二〇年赴法。

  和聂荣臻、钟汝梅一批赴法的江津学生一共二十四人，聂荣臻等十来个人通过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取得法国领事馆同意签发了赴法护照。十二月九日，聂荣臻等一百二十五名勤工俭学学生乘凤凰号轮船离开上海，远涉重洋，奔赴法国。在上海码头送行的有蔡和森、向警予、刘清扬等人。行前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堂开欢送会，各发《赴法须知》、《西礼须知》。为了便于照料管理，学生们编成了甲、乙、丙、丁、戊、己等六个队。凤凰轮经过四十多天航行，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四日到达马赛港，然后到巴黎。

  聂荣臻经华法教育会介绍，到克鲁左钢铁厂做工，依靠做工获得微薄收入，勉强维持学习生活，后考上费用低廉的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化工专业。一九二二年初，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秋，聂荣臻由刘伯坚介绍加入，并参与建立和发展了少共基层组织。一九二三年初，聂荣臻由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旅比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周恩来等参加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并且设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聂荣臻任通讯处处长。一九二四年十月，聂荣臻离法，同蔡畅、郭隆真等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傅汝霖、戴坤忠、钟汝梅也于一九二二年前后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聂荣臻、钟汝梅他们在法国期间，不时地给家乡、给学校写信，抒发着他们对家乡父老的思念，报告着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这些信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芒。聂荣臻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给他父母的信写道：“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猖！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困苦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二十一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尸位饱囊之政府，只知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睹此？男也虽不敢以天下为己任，而拯救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挽危急，是青年男儿之有责！”信中谈到，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赴法勤工俭学的目的：“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年轻的聂荣臻燃烧着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身在异国，心在中华，思念着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忧国忧民，无私无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三、共青团、共产党组织的建立，烈士光荣献身

  国共合作，把国民党改组为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预示着革命高潮重新到来。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必须扩大自己的队伍，扩大所领导的群众组织。一九二五年，刘坤辉任江津中学校长。一九二六年上学期，童庸生为进行革命工作来到学校，教国文课。童庸生是中共重庆地委委员兼社青团地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省党部的青年部长。童庸生个子不高，人精干，很有精神，戴一副近视眼镜，很会说话，说起来很有鼓动性。他到校不久，就举办了“星期讲座”，讲了四次，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中国内乱之原因》，他指出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其历史任务，是不彻底的民主革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加无已，尤其是英帝国主义。第二个题目《中国当前学术派别之分析》，他列举了九个学术派别，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也指出了三民主义的局限性，最后归结到：只有马克思学说才能救中国。听讲的人很多，他的讲演给师生以极大的震动。

  童庸生在校内组织励学读书社，以后又改为平民读书社，入社的教师有曾凡觉，学生有涂树华、毛德华，校外的有戴披星、龚杰仁、杨斌叔等。童庸生介绍进步书刊给他们阅读和讨论，讨论时由同学们谈心得、认识，然后由他总结。

  童庸生来江津中学时，曾凡觉也在校任图画教员。曾凡觉和童庸生是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他是一九二五年来的，他向同学们宣传新思想，受到同学们欢迎。平民读书社成立后不到两个月，童庸生就着手建团，发展团员，建立团小组。童庸生介绍了曾凡觉、涂树华、毛德华、皮象贤、许锡均入团，校外入团的有戴披星、曾繁富。团小组由曾凡觉任组长。团小组成立后不久，童庸生离开江津回到重庆。

  共青团发展后，进行了宣传和组织活动，发动学生游行，宣传北伐战争，宣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工农要翻身”。一九二六年底前，共青团江津县委员会成立，由学生涂树华担任书记。涂树华升学去北京后，由团省委派来的曾平若担任。

  一九二六年秋季开学后，曾凡觉去重庆中山中学教书，杨闇公介绍曾凡觉入党。十二月，学期还没有结束，他受杨闇公指示，回江津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曾凡觉先后介绍了戴披星等人入党，建立起江津第一个党组织，由曾凡觉负责，学校师生入党的有马若苏、涂树华、毛德华等。

  党、团组织的建立，意义极为重大。红色种子播种在学校，必将生根、发芽、开花。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三三一”惨案、“四一二”政变相继发生，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其震荡也波及于江津，江津实行“清党”，驻军命令士兵包围江津中学，学校停课两次，时间达五周。但是，一方面，江津驻军相对软弱，还不敢明目张胆反共，另一方面，党组织处理得当，党员坚持战斗，江津的革命运动还继续出现高潮。党组织发展了，“三三一”惨案后由外地回来了一些党员，上级正式批准建立江津县委。学校成立支部，马若苏任书记，党员有喻凌翔、桂万年、涂树华、毛德华。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蒋汪合流恶浪卷来，敌人疯狂镇压革命，在中山中学逮捕了教师杨继杭、熊季光和学生王利初及其他人后，同时到学校搜查，翻箱倒柜地折腾了半天，搜出许多书籍；凡是封面是红色的，凡是横排版的，不问其内容如何，都认为是危险的赤色书刊，把它们集中到中堂坝子里一火而焚之，连物理、化学书都不能幸免。教务主任马若苏和教师喻凌翔被捕，几个学生被捕。十二月五日，彭国清等二十三名学生以共产党嫌疑被斥退。这一方面说明了敌人的凶恶，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党团组织对青年学生的巨大影响。

  江津中学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为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一九二七年和以后的时期，有六人光荣牺牲，他们是：漆树棻、谭祖尧、吴平地、钟汝梅、傅汝霖、戴坤忠。

  漆树棻，字南薰，李市镇人。读书时因反对学校当局无理压迫而被斥退，后转入成都联合中学学习，与郭沫若同学，毕业后一同到日本留学，受业于河上肇。一九二四年归国，任上海政法大学教授，写成《帝国主义铁蹄下之中国》，极大地教育了青年。以后任重庆《新蜀报》主笔，积极宣传革命。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重庆各界群众在打枪坝集会，反对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他作大会主席，走向主席台时，遭预先埋伏的暴徒射击而受伤，以后被军阀王陵基爪牙捉住杀害。

  谭祖尧，字述尼，高占乡人，中十一班学生，一九二二年考入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谭祖尧任李大钊领导的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秘书，积极协助李大钊工作。一九二六年在北京组织领导新军社，出版刊物《新军》。在“三一八”请愿斗争中冲锋陷阵，奋不顾身，被段祺瑞卫队打成重伤，但仍继续坚持斗争。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深夜，与李大钊等人同时被捕，四月二十八日与李大钊等二十人一起壮烈牺牲。

  吴平地，别号吴雷，永安乡人，中八班学生，一九二八年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以后加入共产党，忠诚地为党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四川会馆被捕，在被审讯中，以法庭作讲坛，宣传共产主义，一句句话掷地有声。四月二十八日，与李大钊、谭祖尧等同志壮烈牺牲。

  钟汝梅，字泽民，和平乡人，中八班学生。在校时，和聂荣臻等一起参加抵制日货斗争。一九一九年，和聂荣臻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归国，主要负责直系军阀孙传芳部队的“兵运”工作，并在上海中央军委的训练班教授射击学。一九二七年四月，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五月，被叛徒朱阿二告密，在摩德里被捕，遭严刑拷打而忠贞不屈，七月，牺牲于枫林桥畔。

  傅汝霖，字雨苍，中六班学生，因积极参加抵制日货运动，被斥令退学。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归国后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一九三〇年在洪湖之役光荣牺牲。

  戴坤忠，号重禄，中八班学生。在校时，和聂荣臻等一起参加抵制日货运动。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在苏联莫斯科红军学院学习。归国后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任湘鄂西红大分校教育长、大队长，红军教导团长、副师长。一九三〇年在洪湖之役光荣牺牲。

  无畏的战士！英勇的前驱！他们或面临屠刀，慷慨就义，或血染沙场，以身殉国，前赴后继，丹心耿耿。他们为革命建立了功勋，为母校增添了光彩，为后代树立了榜样，他们用青春和生命塑造出一座光辉闪闪的纪念碑，永远召唤着人们前进。

  四、开展抗日宣传，先进分子奔赴延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我国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全境很快被日本占领，东北三千万同胞、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帝国主义的奴役和践踏。“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爱国诗人吴芳吉校长亲自敲钟，把已经入睡的同学唤起集合，他号召师生奋起抗日救亡，激昂慷慨，义愤填膺。第二天，在校门口设置四门象征性的火炮，对准东洋，以示抗日决心，还写了《仇货买不得》的诗，印发给全校师生。十一月十二日，纪念孙中山诞辰，吴芳吉亲自布署，领队作示威大游行，即先在街上游行，再分作几路，步行至郊区，乘船至德感等地示威游行。师生手持纸旗，张贴标语，进行讲演，高呼“收复东北失地”、“反对不抵抗主义”、“对日宣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沿河两岸旗帜飘扬，歌声不断，许多农民、商人热烈欢迎游行队伍，有的热泪盈眶跟着高呼口号。游行后吴芳吉写了长诗《民国三十年大总统孙公诞日，在江津县中学水陆游行会作》，内有句云：“勉勉我师生，水程又陆程。看将三寸舌，强逾百万兵。告告吾母，告吾父，告吾乡邻与亲故。招返国魂定庙谟，唤起人心作砥柱。”

  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后，五月，吴芳吉赴渝讲演，写了《巴人歌》，歌颂十九路军英勇抗日行动，痛骂国民党“诸公衮衮似蛔虫”。他向全校师生朗诵，因过度疲劳，晕倒在讲台上，不久逝世。

  “七七”事变后，师生常参加宣传活动。一九三八年暑期，教师朱近之、龚琢璋，学生赵明洁、曹逐非等三十多人下乡宣传，自带伙食，自背道具，到仁沱、金紫、西湖、青泊等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剧，兼以歌咏、讲演和出壁报等。学校因避空袭迁往油溪后，不时也在乡镇进行宣传。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赵其文、朱近之、陈古松等先后到校任国文教员。赵其文是党员，朱近之是早期的党员，后失掉关系，陈古松对敌人的统治不满。他们思想进步，课外课内，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生。语文课本选用叶绍钧、夏丏尊编的《国文百八课》和活页教材，当《新华日报》在重庆印行，选用《新华日报》社论和文章作教材。平、津失守，迁重庆的大中学较多，这使师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外界。这样，师生真切地接受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向往延安，奔赴延安，在革命的摇篮中成长。

  一九三七年冬天，三十八班学生杨子波（朱讯）、钟惦棐（钟永发）和蹇俊德（文山）从成都出发奔赴延安。在延安，他们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革命斗争的考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不息。杨子波先在抗大，后在马列学院学习，后随徐海东南下，先后在新四军、华中局、赣江区党委工作。解放后，曾任浙江省农林厅厅长、上海市委常委、财贸部长。“文革”期间，在上海寓所被暴徒杀害。钟惦棐一直从事文艺、美学的研究，是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著名电影评论家。蹇俊德先也是进的抗大，以后转入马列学院，学的是哲学。

  五、反迫害、反饥饿、争民主、争解放

  教育是有阶级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教育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三十年代后期，反动政权执行奴化教育和法西斯教育政策，加强了对学校的禁锢和对学生的管制。一九三五年五月，学校成立童子军干部训练队；六月，成立童子军队部、“新生活运动促进支部”；八月，校长傅成琼奉命到成都峨嵋受训三周，随后，童军教官也前往受训，蒋介石亲自向他们灌输办学旨意。与此同时，国民党县党部指定训育主任邹彦和等为清共委员，加强对师生的统治。一九四〇年九月，三青团重庆支团江津分团成立，在学校发展三青团员。一九四一年，军训教官到校。

  国民党政府管压学生，清规戒律不计其数。据一九四四年统计，关于教室、自修室、寝室、请假、会客等方面的规则，达十六种之多，惩戒办法有七种六十一条，如开除学籍十二条、退学八条、记大过十六条、记小过八条、禁假四条、处罚校内劳动八条、警告五条。根据惩戒办法规定，“思想不正、造谣生事，怂恿同学鼓动学潮者”开除学籍，“有毁坏校誉之言行者”开除学籍，“纪念周升降旗无故缺席者”记大过。新生入学要填入学保证书，保证“凡校中一切规则自愿遵守，绝对服从。如若言行逾规，自甘斥退”。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阻止学生参加革命活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师生们的斗争，表示着他们的觉悟和力量。

  一九三六年秋季开学不久，为纪念“九一八”，学生要求停课举行活动，学校反对，他们遂罢课一日。

  约在一九四二年，学校在油溪，军事教官江瑛来校。他是国民党特务，思想反动，监视进步师生，偷听师生谈话，为敌伪汉奸辩护，说蒋介石是了不起的人物，并常无理责罚学生，学生恨透了他。有一天，学生哄闹起来，高喊“揍江瑛”、“江瑛快滚蛋”，把他包围着，用石块泥巴向他扔去，他只好赔礼说话。这个特务分子站不住脚，终于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一九四四年五月，渝南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李贤镇在江津召开津、綦、巴、南四县联合运动会，他是运动会主席团主席，县长肖烈是副主席。比赛进行，因裁判不公正，会场秩序混乱，李贤镇不辨是非曲直，无理取消江津中学成绩，独留江津中学学生谈话。学生回校后以“学生自治会”名义提出抗议，并将抗议书分送各处。第二天，横渡长江比赛，李贤镇又在场，津中学生群集江岸要求大会对抗议书作出具体答复，并要求李贤镇公开道歉。运动会结束两天后，县长肖烈来校，代表李贤镇和他本人向同学们道歉，同学们为获得胜利而高兴。

  一九四六年上期，国民党特务、童子军教练刘杰能，吹嘘自己是蒋介石的亲信，与蒋介石合过影。他经常体罚学生，广大学生对刘杰能极为不满。一天下午，学生的愤怒爆发了，冲入他的寝室，扔了他的被盖，指着他的鼻子喊他滚蛋。门外学生高吼：“拉出来，揍死他！”刘杰能吓得浑身发抖，面如土色，当夜就悄悄离去。

  一九四六年十月，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教师薪资低微，生活极为困难。教务主任张长炯和其他学校的教师龚灿光、龚慰农等发起，要求增加薪资。他们串联着另外一些教师，在江津女中任教的周应培、周应德也串联上了，他们是外地到江津的地下党员，转地不转党。周应培、周应德、龚灿光、张长炯、龚慰农等成为自然形成的核心力量。他们在学校召集会议，到会约三四十人，对加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要求加薪，并发代电请愿，“学生自治会”的黄廷祥一同前去。罢教坚持了七天，江津县政府被迫同意加了一部分薪资。

  为了阻止加薪罢教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和特委会对师生加强监视，派任伦访、丁子玉（灿麒）到校任公民教员。任伦访到校不到一期，就被高八班学生公开赶跑。其后，高八班部分学生又进行了一次为教师争取加薪的活动。

  一九四七年初，全国掀起了抗议美军强奸女学生沈崇的反美反蒋斗争。元旦一过，同学们听到北平、上海、南京、重庆的院校为了反美反蒋分别举行罢课、游行活动的消息，就纷纷出壁报抗议，并群情激愤，手拿纸旗，排成三列队伍，走向街头游行，高呼“美国兵退出中国去”、“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口号，游行后分组在街头宣传。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江津中学同学响应了全国学生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活动的号召，积极投入这个全国性的反蒋斗争。但由于校长李式中的阻拦，使这个活动遇到了困难。同学们毫不气馁，在进步教师的支持下，采用了各种不同方式进行斗争，如出壁报、不参加“纪念周”等，并且还冲着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请进步教师在课堂上“谈国是”。

  一九四七年底，全国反饥饿、反内战活动向纵深发展，校长李式中及军训教官在校的反动统治变本加厉，采取种种办法压制民主和破坏师生参加活动。师生们群情沸腾，便在十一月份爆发了以反对校长李式中贪污为线索的“反对黑暗统治”的活动。学生们罢课、罢考，要求校长公布各种账目，并退出贪污学生的伙食费。

  一九四八年，教师刁迓衡等发出代电，以教师“待遇太低”为理由，呼吁“应予救济”。学生聂勋材、袁贞怀等遂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发起提高教师薪资待遇活动，声势浩大。县府惊慌起来，遂密令校长采取手腕平息这场学运，于期末将聂勋材、袁贞怀予以默退和勒令转学处置。

  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师生异常兴奋。淮海战役以后，争先听广播，学扭秧歌舞，情绪更为高涨。城内国民党三六六师四处活动，妄想招兵买马，学校军训教官郭云亭煽动学生当兵，逃往成都。地下党员罗孟芹、朱虎庄组织教师刘利枹、林凤栖、王沐西等多方面做工作，劝告师生不要妄动，保护好校产、公物、帐目。这样，大部分师生安定了下来，只有十多个学生去三六六师当兵。临近解放，学校秩序良好。

  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八时，解放军到大沙坝，津中、津女中师生出城欢迎，通夜写标语、宣传鼓动，送茶送水，鱼水情深。

  江津中学自创办以来，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它经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思想在那里传播，革命者在那里启蒙，不少青年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有的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江津中学是革命烈士漆树棻、谭祖尧、吴平地、钟汝梅、傅汝霖、戴坤忠的母校，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的母校。江津中学的光荣革命传统使江津人民感到自豪和幸福，坚定着他们的信念，鼓舞着他们的斗志。江津中学的光荣革命传统，是留给后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