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吴芳吉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共江津市委副书记 赵富国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今天，大家怀着对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的敬仰之情，不辞辛劳聚集江津，共同纪念吴芳吉先生诞辰100周年。我受市委书记唐昌放、市长刘振声的委托，代表中共江津市委、江津市人大常委会、江津市人民政府、江津市政协，对纪念活动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纪念活动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吴芳吉先生的后裔，表示亲切的问候，并致以诚挚的敬意！

吴芳吉先生是“五四”前后在诗歌创作上独树一帜的爱国诗人，同时也是备受当时各大学、中学爱戴的教育家。吴芳吉先生1896年7月1日（农历5月21日）生于重庆，8岁时随母亲回江津德感镇老家居住。吴芳吉先生少时聪明过人，10岁时就随母学习汉唐诗，后入我市当时的聚奎小学读书。13岁时，吴芳吉先生因在两小时的作文课上写出1400余字的《读外交失败史书后》一文而名噪全县，被誉为神童。14岁时，由四川提学使选送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两年后，因一外国籍教师无理辱骂学生，激起学生愤怒。吴芳吉先生被推为四川学生代表，与校方据理抗争，校方竟宣布开除所有学生代表的学籍。后经教育总长范源濂出面斡旋，改令被开除学生各写悔过书复学，唯吴芳吉先生一人不写而愤然离校返川。

这以后，吴芳吉先生曾先后任上海右文社校对，《强国报》编辑，四川嘉州中学、四川永宁中学、上海中国公学、长沙明德中学教员，西北大学、东北大学教授，成都大学（现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重庆大学文预科主任。1931年，为振兴家乡教育，受任江津中学校长，次年因病逝世，年仅36岁。

吴芳吉先生虽然只活了36岁，但创作才力充沛，诗作宏丰，据巴蜀书社出版的《吴芳吉集》统计，诗歌总数达227题，801首。吴芳吉先生的大量诗作，既继承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有益营养，又与辛亥革命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给世人留下了一份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吴芳吉先生“幼遭家难，长逢国变”，一生颠沛流离，历尽坎坷。他的诗把个人的遭遇与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鞭挞祸国殃民的官僚、军阀，歌颂辛亥革命和抗日战士，呼吁团结统一，痛斥分裂割据，倾诉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的呼声，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怀。他的诗句“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就是他诗歌思想内容的写照，为郭沫若先生所称道。

吴芳吉先生的诗，在艺术上既继承了我国古典诗词和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西洋诗的长处，诗歌的艺术风格多样，在诗歌的语言和形式上自辟蹊径，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是具有新理想、新意境的现代诗，是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现代诗，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称之为“白屋体”，争相传诵而历久不衰。

吴芳吉先生的道德文章，令海内外知名人士称道不已。郭沫若先生曾作诗《送吴碧柳赴长沙》，冯玉祥先生曾亲临黑石山写谒墓诗，于右任、黄炎培、卢前等先生曾相继为诗人题诗颂赞，痛怀惋惜。

吴芳吉先生不仅是一位爱国诗人，而且也是一位教育家。他的《婉容词》、《护国岩词》、《两父女》等诗歌曾被当时一些中小学选作教材，在广大青少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吴芳吉先生在1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不仅以他高尚的德行、丰富的学识，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而且在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方面也有诸多建树。

吴芳吉先生的诗文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历史教材。吴芳吉先生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是我们今天发展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

江津人民将永远怀念我们的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今天，吴芳吉先生曾经生活、学习、工作过的江津，现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后，全市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江津综合经济实力列全省200多个区市县的14位；城市规模扩大了近一半；开发了国家级四面山风景名胜区；引资修建了长江公路大桥，明年国庆前可通车；发展建设了水泥厂、化肥厂、化纤厂、米花糖厂等一批大中型企业；农业连续10年获得丰收，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乡镇企业总产值等，均列全省区市县前茅。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科技、文化、教育、广播、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都有长足发展，成效显著。

这次我市举办吴芳吉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收到100多篇纪念吴芳吉先生的诗文，数十名专家学者不辞辛劳，长途跋涉来到江津参加纪念活动，共襄盛举，足见吴芳吉先生的诗歌艺术、师德师风影响之广，感人之深。我们相信，通过这次纪念活动后，随着对吴芳吉先生宣传、研究的深入，吴芳吉先生诗歌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吴芳吉先生的教育思想、吴芳吉先生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吴芳吉先生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将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所重视。吴芳吉先生的道德文章，将名垂千古。

我们举行吴芳吉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就是为了进一步弘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纪念活动，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对吴芳吉先生的诗文以及教育活动的宣传和研究，学习他自尊自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为建设富裕、文明的新江津而努力奋斗。

最后，预祝纪念活动圆满成功。

在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谢 韬

江津市政协主办并得到市委市政府支持的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会的召开，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受芳吉先生人格和艺术力量的感召，承蒙邀请能有机会参加这一盛会，感到荣幸。特别要感谢吴汉骧教授和吴济慈嫂的关照，能有机会与吴学研究专家共聚一堂。

吴芳吉先生是我青年时期最崇敬的爱国诗人。我是在一九三八年读到“白屋吴生诗稿”的，读后印象极深。他的诗具有很大感染力，他的名篇《婉容词》，我们当时很多人都能背诵。五十年过去了，这次我来江津开会，会见几个老战友，当我一提起芳吉先生，他们立即能高吟：“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剩一身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残阳又晚，夫心不回转。”半个世纪之后，还有很多人能背诵他的诗，他的诗的感染力和魅力足见影响之深。

芳吉先生的诗是发自内心真情，从心底流出来的，是涌出来的。诗的生命是“真”和“情”和铸造语言艺术的创造才华，不是“假”和“装”，伪造装饰的语言游戏。芳吉先生诗的卓越成就，流传不衰，时间距离和优劣淘汰使它更加显出光辉。我在三八到四〇年期间，与几个青年朋友特别喜读白屋诗人的诗，使人感到清新、流畅，真情动人，《婉容词》、《护国岩词》、《巴人歌》等传诵一时。这次我得到济慈嫂的帮助，得到新出版的《吴芳吉集》，一千四百多页，编辑、装帧、印刷都很好。重读《婉容词》，不胜唏嘘，禁不住写了一首五言古风，奉陈吴汉骧教授（附录一）。重温《吴芳吉集》，感受很多，简言之：

吴诗的内容，充满了人民性、民主性、爱国主义的激情，反帝反封的坚决意志，追求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诗把这些思想与感情极自然地交融表现出来，正如他自己所说“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吴诗的艺术，语言清新、流畅、哀婉、口语化、通俗化，诗的形式生动活泼自由，有很深的旧格律诗词的功底，而又不受旧诗词格律的束缚，挥洒自如。吴先生一生中写的长诗很多，其中《笼山曲》诗长达1031句、5739字，可算中国诗史上第一长诗。他的诗大都一气呵成，纵横驰骋，胸有长虹，飞扬七彩，雄伟豪迈，哀婉沉郁，生动平实，平白如话，巧妙自然，发自真情，宕荡胸怀，无所雕饰，达到极高的诗的艺术美学成就。

吴芳吉的诗，可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才华晶莹夺目，只有苏曼殊的才华俊逸，可与相比，前后辉映。吴诗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深刻反映了现实生活、人民的苦难，揭露社会的尖锐矛盾，表达了人民的追求和意愿，而语言清新流畅，琅琅上口，形式自由活泼，长短不拘。吴芳吉的诗是在古诗词与民歌基础上的一种探索和创新，他力图闯出一条新路，使中西、古今诗词文化能融化在一种新体诗里。我们十分崇敬这种积极创造和改革的精神。

吴芳吉先生对诗的审美观曾提出过四项标准：“近于诗恒怀四旨：无忠厚之气象，不足以矫偏欹；无热烈之感情，不足以动凉薄；无美艳之辞章，不足以滋枯朽；无自由之格调，不足以言创作。”这对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份珍贵的遗产。

芳吉先生最好的朋友吴宓，这位国学大师与白屋诗人相知甚深。他对芳吉的诗曾有若干评论，我认为吴宓的评论是确切的。吴宓论芳吉诗总的说是：“志气雄豪，文笔健举”，“于古人则近陆放翁”，把吴诗比作“相如、子云，雄浑绮丽，蜀水蜀山，天久待诗人受用矣”。“反复诵读，多已成诵，其情哀，其节壮，其词丽以则，其意深而远”。吴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特别是在诗的内容与形式探索创新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我这些年感到，在四川作家中，有两个作家对他们认识评价估计不足，多年被冷落。一是李劼人的小说《死水微澜》、《大波》等，近年有些改变，被人重新评价，称为“中国的巴尔扎克”。一就是吴芳吉的诗，被人忽略，近年才被好些人重新评价，被推崇为最优秀的诗人，应在诗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吴芳吉诗，在中国是继承了李白、白居易、陆放翁的才华与传统，而有新的发展。正如国外一些国家中的拜伦、雪莱、普希金、惠特曼在诗坛占有重要地位。

历史又多情又无情。只要是对人民有贡献，哪怕受冷落，被压制，甚至被歪曲摧残，人民也会迟早来给你烧热灶。你是块金子，即使被埋在泥土中，几十年几百年后，你仍然是块金子。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不同的时代将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不同的评价。人民是最公正的，真理永远在人民心中。

纪念吴芳吉诞辰一百年，一百年已经过去。这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大、斗争最激烈的一百年，也是世界变化最大的一百年。由辛亥革命到现在，在不到一百年间，我们已经历了五大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外加一个历史怪胎所谓“文化大革命”，现在的改革现代化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人类历史发展，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巨大飞跃和创造，都浓缩在这短短一百年左右。我们此生有幸恰恰生活在这一百年间略为偏后，历史的波澜浩阔，起伏震荡，分化、瓦解、崩溃、新生、壮大，重新组合，曲折回旋，交错等，其中的灾难、痛苦、悲哀、愤怒和希望、觉醒、胜利、欢乐等等，真是显现和展开了历史和人生的辉煌与苦难。我们在座的吴门弟子从芳吉诗篇中吸取和感受了这一切，我们的亲身经历加深了对历史和人生的体验。

诗人是时代的心声，也是那个时代的号角。吴芳吉一生所追求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祖国解放、自由、民主、富强、现代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新的时代仍然有它诗的生命力，为人们所欣赏，激励人们前进。吴芳吉在诗歌艺术上的美学成就，在中国诗史和艺术史上，他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贡献。

今天开这个纪念会，我看应该有两个意义：

第一，诗人首先是人，是高尔基所说的大写的人。诗人要有人品人格的光辉，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站在时代前列，反映时代，推动时代，是时代的心声和号角。几十年来文坛政坛左痞，破坏了人的尊严和人的品德，把人变成鬼，变成野兽，变成伪善之徒，变成二重人格的变态人格，形成一些诗人无品无行无艺，钻营禄位，醉心名利，精神空虚，空洞呐喊，风格堕落，语言粗劣。正直的诗人在受难，卑贱无耻御用商场的诗人，脱离人民，结果形成诗人不爱人民，人民不爱诗人。这种现象要尽量结束。

第二，诗歌要走一条新的道路。五四以后都在探索和尝试。曾经一度有人彻底批判和否定传统和格律，主张自由体，这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是吸取世界优秀文化为我所用，这要肯定。但失之绝对化，失之散漫，没有韵律，缺乏诗的语言锤炼和美学特征。这一任务芳吉先生有一个好的开始。如何把自由诗体与传统格律诗结合，如何在吸取和融合中外诗歌优秀成就，如何在吸取民歌与格律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诗的多种风格与形式，只能以创作上的更大宽容、宽松、宽厚，鼓励更广泛的探索和创造。禁锢、限制、封闭、排斥、锁定一律，是诗歌创作的大敌。在诗歌创作上，也有一个“十八岁的老头和八十岁的青年”的精神面貌与心态问题。总之，纪念芳吉先生就是要继续去推进和创造。吴芳吉的诗是诗史上的“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历史发展锁链中的一环，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学习、研究和总结，踏着前人的足迹，继续前进。

为了纪念吴芳吉先生诞辰百周年，我和我夫人卢玉共同草拟了词作，来表达我们的感情和敬意。

一、调寄东风第一枝——纪念吴芳吉先生诞辰百周年

江津碧柳，嘉州沫若，诗坛双照巴蜀。欧女神歌云雀，亚婉容悲剧曲。爱国伤时，休戚情，毫端沉郁。民间疾苦灾深重，哭苍生何时束！风云速，百年已过，留芳客，能有几个？浮华百花零落，白屋诗稿重刻。居易白话，弃疾品，东坡才绰。后人评说千秋续，诗如炬光煜煜。

二、调寄念奴娇——纪念吴芳吉先生诞辰百周年

一代诗人，才华孰？诗词光射斗牛。巴山蜀水钟灵秀，江津人物风流。诗坛雄拔，词赋哀婉，已脍炙人口。百年惊回首，几番冷暖，浮云暂掩峰丘。近代风雷驰骤，民间多英烈，芳草九洲。瀚海波涌，谁能料，顺逆邪正沉浮。白屋吴生，岁月三十六，诗八百首。心血柔情，书千页入春秋。

在吴芳吉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结束时的讲话

汪代燮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

吴芳吉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中共江津市委、江津市人大常委会、江津市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关心下，在各有关部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出席纪念活动的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值此，我代表承办单位，向关心、支持特别是亲临这次纪念活动的领导和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纪念活动中，召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纪念会，市委、市府领导、主办单位负责人和各方面的代表人士讲了话，高度评价了吴芳吉先生；举行了专门的研讨会，有十多位同志交流了研究、纪念吴芳吉先生的论文、诗作；拜谒了吴芳吉墓；观看了纪念吴芳吉书画展；参观了江津中学、聚奎中学、工商职高、白屋文学院旧址、长江公路大桥建设工地、滨江路、遗爱祠、天下第一长联和白沙市容；江津报、江津广播电台、江津电视台宣传报道了吴芳吉先生的生平、代表作以及这次纪念活动的有关情况。

通过这些形式，使纪念活动呈现出四个结合的特点：一是党政领导重视与社会各方支持相结合；二是开会座谈与实地参观相结合；三是交流论文与书画作品展相结合；四是广泛宣传与深入研讨相结合。因此，不少同志反映这次纪念活动是比较成功的。这对于宣传吴芳吉，研究吴芳吉，促进诗歌创作，办好学校教育，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搞好江津的两个文明建设，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这次纪念活动，共收到研究和纪念吴芳吉先生的论文、诗词作品一百余件，书画作品二十多幅。大家缅怀吴芳吉先生，对吴先生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对吴先生的教育思想、教学活动，对吴先生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讨。普遍认为，吴芳吉先生不愧是我国“五四”前后在诗歌创作上能够独树一帜的爱国诗人，应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吴芳吉先生是一位爱国诗人。面对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族危亡、人民疾苦，他忧国忧民，用诗歌无情地控诉官僚军阀的暴行，深刻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热情歌颂浴血奋战的抗日战士，倾诉人民疾苦，表达希望祖国独立、民主、富强的爱国情怀。

吴芳吉先生在诗歌创作上独具一格。他的诗，既继承了我国诗词的优秀艺术传统，又吸收了我国民歌的口语化特点；既使用文言文，又使用白话文；既注重传统诗词的音韵、格律，又不受诗词格律的束缚。他以一个人民诗人、爱国诗人的勇气和胆识，对旧体诗与现代诗的接轨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把爱国思想与诗作艺术巧妙而又切实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诗歌艺术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个性，被称为“白屋体”。其诗的形式新颖，语言优美，真切动人，感染力强，易于记诵，深受欢迎，历久不衰。

吴芳吉先生不仅是一位爱国诗人，而且是一位教育家。他的名篇《婉容词》等诗歌，曾被当时一些中小学选作教材，在广大青少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吴先生在从教十多年中，以他高尚的德行、丰富的学识、勤奋的精神，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在进行智育教育的同时，重视德育、体育、美学教育，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吴先生在教育思想、教学方法上都有不少的建树。

吴芳吉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能收到百余篇纪念和研究吴先生的诗文，能有这样多的同志和朋友研究吴先生，并不辞长途跋涉的辛苦来到江津，足见吴芳吉先生诗歌的思想艺术影响之广，感人之深。我相信，这次纪念活动以后，随着对吴芳吉先生宣传、研究的深入，吴先生在诗歌创作上的思想艺术将会更加广泛传播；吴先生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将会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吴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会更加发扬光大！

同志们、朋友们，由于我们缺乏举办这类纪念活动的经验，加之我们的条件和水平有限，整个纪念活动难免有不足甚至失误之处，对大家的接待、照顾也欠周到，敬请批评赐教，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最后，祝各位同志、各位朋友中秋快乐，合家幸福，事业有成，一切如意！

谢谢！

不能忘记吴芳吉

李坤栋

我们不能忘记吴芳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吴芳吉堪称一流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教育家。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诗歌史提到吴芳吉。在众多的作家专论中，也没有对吴芳吉的论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吴芳吉实实在在的被遗忘了！

吴芳吉（1896—1932），字碧柳，自号白屋吴生，生于重庆，长于江津。从小颖悟，十岁能诗，十三能文，以神童名噪乡里。1910年，清政府以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北京清华园设立留美预备学校，吴芳吉以优异成绩入选。1912年秋，校方开除学生，激起风潮，吴芳吉被推为学生代表向校方抗争，成为最激进的中坚人物，被开除学籍。后经教育总长范源濂出面调停，允许学生代表写悔过书复学。“他省学生代表之返者十余，某以替人代致不平，无过可悔，竟谢却之。”吴芳吉愤然离清华，历经艰难回川。

吴芳吉归乡后，在嘉定（今乐山市）及永宁（今叙永县）中学任教。后经吴宓介绍，任上海公学所办《新群》杂志诗歌编辑。《新群》停办，受聘长沙明德中学，创办《湘君》季刊。1925年，离长沙赴西安，受聘西北大学。经西安围城后，又去奉天（今沈阳市）东北大学、成都大学执教。1929年与吕子方、沈懋德等筹备创建了重庆大学并在该校执教。1931年任江津中学校长，因积劳成疾，于次年病殁于江津，终年仅36岁。

吴芳吉短暂的一生有两个最显著特点：一，他是个有强烈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诗人。二，他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积极探索者和革新者。

吴芳吉的思想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他从小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时永川唐先生宪斌好言李二曲学，某受其影响尤深”。李二曲即明末清初哲学家李颙，学识渊博，极重个人修养，主张悔过自新，曾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清廷屡以博学鸿词征召，绝食坚拒。这位颇有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的学者，对吴芳吉少年时期影响颇深。他时时念及，曾说：“某少时修养，得此之益不浅，故念念弗能忘之。”后来到了上海，接触了从西方传来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诸如改良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等都或多或少地对他产生过影响。在断续客居上海的数年中，是吴芳吉思想徘徊、迷惘的时期。随着时局的变化，目睹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外国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吴芳吉的思想逐渐克服纷乱，走上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道路。他思想的变化，较少直接的阐述，但他所写的大量诗作，能充分反映他的思想。他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坚决拥护，在《弱岁诗》中对有功民国的宋教仁、吴禄贞、蔡锷等用专篇颂赞，对窃国大盗、反动军阀、腐朽官僚进行口诛笔伐，对军阀曹锟部将烧丰都，点名道姓地揭露其罪行。在西安围城战中，人民惨遭浩劫，饿殍遍地，吴芳吉也差点饿死，但他一刻也未忘记用诗歌来为百姓的苦难鸣冤叫屈。他写作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的围城诗，这些诗，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诗篇。日本侵略军占领我东北，他写了如《日军骤占我沈阳》、《仇货买不得》等诗作，号召人民奋起抗战，报仇雪耻。在《巴人歌》中，对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十九路军热情歌颂，呼唤“民族醒来”，号召“长期抗战”，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据新出版的《吴芳吉集》统计，已发现而入选的诗歌就达227题801首（段）。估计吴芳吉一生作诗不下千首（段）。这大量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其中有很大部分是白话体新诗。从吴芳吉诗的数量和质量说，他不愧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卓越的爱国主义诗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吴芳吉还是个卓越的文学革命运动的探索者、革新者。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标志和开端，一般认为其时间上下限为1917年胡适、陈独秀正式提倡文学革命算起，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为止。这五年时间，吴芳吉多在家读书，读中国古代文学，又读《英诗源》、《彭士全集》、汉斯《伦理学》等外国名著（外国译著由吴宓从美国邮来）。1919年8月，吴芳吉赴上海任《新群》杂志编辑，在以后短短的两年中，他陆续发表了《摩托车谣》（《新群》一卷一号）、《非不为谣》、《明月楼词》、《婉容词》（《新群》一卷二号）、《两父女》、《护国岩词》（《新群》一卷三号）、《笼山曲》（《新群》一卷四号）等长篇叙事诗与抒情诗。这时期是他积极参加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新诗创作的积极探索、革新的第一个高潮期。这些诗的内容无不与当时社会现实结合，或揭露“督军”的腐败丑恶，或歌颂护国英雄和威武不屈的民主斗士，或描写苦难农民在兵匪蹂躏下的苦况，或描述旧婚姻制度下妇女的不幸遭遇，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在语言形式方面，作者对传统诗歌作了大胆的改革，几乎都用白话做诗，并融入方言，语言通俗易懂，韵也宽泛，句式长短不齐，极为自由，有两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直到十四言一句者（如《两父女》末段“这便是那小女的妈妈飘流的荒岛”句便为十四字）。

吴芳吉除写作大量白话诗，还写白话文，积极进行散文创新探索。如《提倡诗的自然文学》（《新群》一卷四号）、《谈诗人》（《新人月刊》一卷四号）、《一个文化运动家梁乔山的传》、《再论“诗的自然文学”并解释“春宫的文化运动”》（《新人月刊》一卷五号）等。这些白话文章，短者一千余字，长者达六千余言。或为文学评论，或为人物传记。前者观点鲜明，论证有序，道理讲得清楚明白，语言流畅；后者写人叙事，形象鲜明，层次清晰，可读性很强。这是他对散文创作改革的大胆尝试。在以后的十余年中，他继续在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不断耕耘，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探索与革新，获得辉煌的成就。

应当指出的是，从总的看，吴芳吉对五四文学革命是持肯定拥护的态度的，虽然经过徘徊、迷惘、逐渐认识的过程，但他并不“反对新文化运动”。他一方面用办杂志、写白话诗、白话文积极参加文学革命，探讨诗文改革；另一方面，在文章中多次鲜明表态赞成文学革命。早在1918年，他就写信与业师萧湘，认为“文学革命之言虽多过当，亦不可概抹煞之”。他又说：“文化运动，我们是赞成的。”“以根本论，我对于今之新文化运动，是极端赞成的。”吴芳吉是个极为冷静的文学革命的实践者、革新者，在文学的改革与创新、继承与借鉴等重大问题上颇具辩证的观点。他不像陈独秀、胡适等人用形而上学的态度否定传统文化。他反对的，是文学革命中的投机者，是“博士名流”辈的虚假、芜秽。在新诗创作中，他反对的是那些假诗，反对那些分行的散文、小说，反对那些徒肆叫嚣、怨天尤人的标语口号。我们不能因为吴芳吉提出过不同观点就认为他反对了新文化运动，而他的这些观点多是他见解独到的文学主张，是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并勇于探索的明证。

吴芳吉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有一套较完整的见解独到的文学理论。他是诗人，尤以诗歌理论最为引人注目。现就其诗歌改革、诗歌的内容和艺术要求等几方面分述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如何对待民族文化？又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是文学改革也即诗歌改革中首当其冲的极为严肃的问题。当时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评论家，几乎都是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陈独秀在极具影响的《文学革命论》中，就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认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胡适认为“神州文学久枯馁”，封建文学只是一种“艰深的、晦涩的、贵族的、骈骊的文学”，文言写成的文学是“死文学”，“我们认定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其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虽正面论述文学改良，提倡“八不主义”，实为讨伐传统文学的檄文，把传统文学斥为言之无物、无病呻吟、烂调套语……。在对待西方文化上，陈独秀与胡适均盲目崇拜西方政治与文学，毫无批判选择态度。陈独秀提出我国文学应以“庄严灿烂的欧洲”作为楷模。胡适呼吁“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就连鲁迅先生也认为“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有摄取”，因而劝告青年学生“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吴芳吉则坚持认为我国传统文学不能一概否定，对外来文化也不能一概吸收。他既不赞同旧派之复古倒退，也不赞同新派之否定传统、全盘西化，而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同志于1964年9月27日在一封《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信上的批示，是继承和借鉴古今中外文化遗产时应遵循的科学原则。吴芳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论述已很接近于这一观点。他在民国十八年元日写有《白屋吴生诗稿自序》，这是篇在当时文坛上极为重要的诗歌理论。他说：“国家当旷古未有之大变，思想生活既以时代精神咸与维新，则自时代所产之诗，要亦不能自外。……故处今日之势，欲变亦变，不变亦变，虽欲故步自封而势有不许。”处于大变革时代，中国传统诗歌内容与形式必然要变革，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但如何变？他说：“余于历代体制，不轻弃之，不重视之，但因我便而利用之。”“余所理想之新诗，依然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国之习惯，而处处合符新时代者。”就是说，只能在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创立新诗，不能割裂和抛弃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而且不是不分好坏地继承，而是有选择地继承，这即“因我之便而利用之”的意思。中国新诗一定要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要有时代新精神。这个观点，即鲁迅后来（1934年）提出的“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是很有辩证因素的。吴芳吉于1928年《还黑石山作》中提出过“旧坛盛新醴”的主张，而上述观点更是对“旧坛盛新醴”的进步。因为“旧坛盛新醴”强调了内容的革新，形式（旧坛）要继承，而应继承什么提法也笼统，而“因我之便而利用之”提出继承的显然是精华而非糟粕，这就近似于“古为今用”了。

《白屋吴生诗稿自序》还谈到学习外来文化的问题：对“外来影响”，“与其畏而避之，不如狎而玩之。与其怪而异之，不如吸引而同化之。文字，中西全异者也；文艺，中西半同者也；文理，中西全同者也。舍其全异，取其全同，酌其或同或异，吾知其生气蓬勃，光辉焕射，必有异于前矣。”“盖吾诗虽老，固非全枯，不须迁地，难更拔除。今使两枝结合，一体蕃滋，在我不失其初，所谓松柏自有常性；在人交受其益，有如河海不择细流。既无忘乎本根，复有斐于华实。”这即吴芳吉著名的“接木论”，强调要有选择地吸取外来文学艺术的营养，以培育本民族的艺术鲜花，同时也包含中西文化交流，相互影响，互利互惠的原则，态度不卑不亢，与“洋为中用”的观点较吻合，立论是十分公允的。

吴芳吉论诗特别强调诗的内容价值。他说：“文学之好坏不在其文字上之形迹，乃在其内中包涵之精神思想。”“须知诗的佳处，不在文字与文体之分别，乃在其内容的精彩。”“诗之新不新，在于意思与境界两样。”有价值之诗，他称为“真诗”。“诗之为道纯从天真发出。”何谓真诗？“一篇之中有适意、有适韵、有适字、有适句者，律也。无俗意、无俗韵、无俗字、无俗句者，格也。……体以形言，格以品著，诗止于形，非真诗也。有形有品，乃真诗矣。”在这里，吴芳吉兼顾了诗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但更重视诗的内容。“有适意”，“无俗意”，是他首先强调的。“意”指诗的内容而言，“韵”、“字”、“句”等属语言形式。“形”指形式，“品”指品格，兼内容与风格而言。“有适”、“无俗”指求恰当与雅正，就内容讲即“言之能底于正”。“独得其正，是即诗格之所在矣”。“夫文学之情，固不在其能尽量发挥，而在乎与人以中正可由之道”。他所谓的“正”、“中正之道”，主要指儒家传统文化中提出的道德和行为的准则，如忠恕、仁义、孝悌、中庸……，“概括言之，生人共由之路，皆谓之道”。基于这种认识，他最推崇杜甫：“幼读少陵诗，深识少陵志。一生爱此翁，发愿为翁继。”因此，他一贯主张诗要反映民生疾苦。“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便成了他创作的座右铭。他强调说：“故为诗者，言民生之可悯，此义所当；恚身家之未显，于情不顺；述贪吏骄兵之状，不得为非；作露才扬己之词，便觉伤雅。”正因他重视诗的内容，强调反映现实，因此，他所作近千首诗绝大多数都是与祖国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当时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他几乎都用诗的形式作了表达。吴诗堪称“诗史”，实不为过。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吴芳吉的大量诗歌中，几乎没有应酬之作。即使少数几首称赞朋友、歌颂友情的诗如《弘度佳公子》、《蓉城二友歌》，也发之真感情，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这与他重视诗歌内容、强调写实事、抒真情的诗论主张相统一。

在注重深刻的现实主义内容的同时，吴芳吉对诗歌的艺术形式也很重视。首先，他强调美，主张作“优美之文”，诗“要能到美的程度”。他说：“文患乎不能为优美之文，不患乎不为现代之文也。”又说：“诗人的天职，只在贡献些诗”，“无论如何去做，总要能到美的程度为止。”他于1924年2月16日《与吴雨僧》信中谈到做诗的四条原则：“无忠厚之气象，不足以矫偏欹；无热烈之感情，不足以动凉薄；无美艳之辞章，不足以滋枯朽；无自由之格调，不足以言创作。”前二者（气象、感情）偏重于内容，后二者（辞章、格调）偏重于形式，作诗既重内容，又重形式技巧，才能完美，达到美的程度。

其次，他强调语言要精炼。他认为“选用文字，一必要明净，二必要畅达，三必要正确，四必要适当，五必要经济，六必要普遍。欲定文学形式上之死活，必要合此标准”。这段话，原是对文章语言的要求，也完全适合诗歌。这六条标准，质言之，即我们今天说的准确、鲜明、简洁、通俗、流畅之谓。要使语言精粹，必经锤炼，他认为“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诗文写毕，要反复修改，推敲，“冗语宜删，行文能删去一字，便删一字，省却一句，便省一句。卒至遇删无可删，省无可省，篇无冗句，句无冗字，其文虽非极品，亦有可观”。“炼句之道，曰顺、曰熟、曰圆、曰化，至于化境，斯造极矣”。这是他的创作心得，也是他重视语言推敲的宏论。

第三，重视用典。在正确运用典故方面的见解，吴芳吉远比胡适公允、通达。他曾一一批驳过胡适的“八不主义”，认为那是“似是而非”之论。如胡适主张不用典，将典故分为“广义之典”与“狭义之典”，说“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主张不用“狭义之典”。胡适说来说去，对“典”的概念仍旧糊涂。吴芳吉对典故下了明确的定义：“典之定义，凡引证历史中事实，及前人言语入于文者，皆曰典故。”因此，“非典之该不该用，乃在典之如何去用”。主张“典之善用，以益拓大修辞之功能。”具体讲用典有五要：即“适当，不可移动而之他”；“显豁，不晦涩破碎”；“自然，不著痕迹”；“普遍，不背僻”；“寄托，不徒逞才”。这五条，“苟欲用典，必皆兼之”。这样对待用典，就较为通达、明确，廓清了胡适辈的糊涂观念。

吴芳吉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见解具体而精辟。首先，他认为做诗首要在于做人。1917年8月18日《复张仕佐》书中说：“学古人之诗，则必学古人为人。……吾人今日，首宜求树人救国大计。”又说“士必先德而后学”，强调“为文不难，难于为人”。对于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他曾作过生动比喻：“文学作品譬如园中之花，道德譬如花下之土。……使无膏土，则不足以滋养名花。……道德之在于文学，虽不必昭示于外，而作品所寄，仍道德也。”为什么呢？因为“诗也，志所寄”，“诗人即志士”。文学作品是作者世界观的体现，只有“一等襟怀一等识”的人，方能写出一等文字。为了“一等襟怀”的道德修养，必须抛弃“名利、富贵、奢华、权势种种”。

其次，诗人要有丰富的学识和生活。他说：“文学之基，当自小学入手。”这“小学”，指文字、音韵、训诂等学问，这些学问是读懂传统文学特别是先秦两汉文学的工具，只有古代文献读懂了，基础打牢了，才能搞好创作。按他的意见，“凡惟嗜文学者，皆须熟诵模范文章，参证宏通之原理，以发为严谨之制作”，“基础既安，栋宇可构，而后言新有可新之资，言旧有可旧之道”。作诗要发挥想象，“但想象赖于知识；无知识的想象绝不中用”。值得一提的是，吴芳吉鲜明地反对天才论。他对英国浪漫派诗人彭士（今译彭斯）极力推崇，认为彭士并非天才，而是“致力之苦，有以使之然也”。故对于成才来说，勤奋是关键，“有成有不成者，视其人之致力为何如耳”。他并且结合中国诗史谈规律，认为杜甫、韩愈之所以成为大宗而不朽者，“读书万卷与兀兀穷年之力为之也”。特别强调：“圣贤之不世见者，人之自暴弃耳；天才之不世出者，亦人之自荒废耳。故曰：人力即天才也。”“人力即天才”之说，完全是辩证唯物论的客观真理。

要成为诗人，仅有理论知识、写作能力还不行，还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这点他在《谈诗人》一文中就已提到。他说诗人要具备四个条件，而首要之点就是“极丰富的境遇”，这即生活阅历要丰富。既有丰富的学识，又有丰富的生活阅历，这才可能谈创作。

第三，要发挥想象与艰苦构思。谈到具体的创作过程时，他说：“造成诗人的原素在想象。凡能想象的人，都有当诗人的本事。”有了知识和生活，又能想象，还要艰苦构思：“凡所做诗，必于落笔之前，凝思数日，少则两天，多且半月”，“盖必拟题定后，继以布局；布局定后，继以造词；造词定后，继以度情；度情都定，然后提笔直书，顷刻成就，再为修饰一番，朗吟一遍，而不觉刺眼拗喉者，于是一诗全定。故提笔做诗不难，而埋头寻诗甚难。诗之好坏高低，不定于临时之推敲，乃视乎平常之酝酿。酝酿不厚，则其趣味自薄”。构思酝酿不充分时，他主张不忙下笔：“吾欲以一字救之曰忍。诗兴之未浓也且忍，诗材之未精也且忍，字之未当也且忍，句之未工也忍，体未成也忍，格未高也忍，忍无可忍，而后为之，吾知视彼轻薄从事者必有进矣。”他创作《婉容词》时曾“构思三四小时，未能下笔”，而“酝酿逾周年”，具体写作也花了三天时间。

第四，吴芳吉还讲到摹仿与创造之间的辩证关系。他针对新派一味反对摹仿时说：“夫由摹仿而创造，由创造而树立，其致力也固未可以躐等。”因此他提倡摹仿，同时又认为不能仅停留于摹仿而应进入创造的阶段。他从文学史角度指出：“古今鸿篇巨制，号为创造之文者，谁非由摹仿最广者得来耶？”最后结论说：“吾人以为摹仿不可不有，又不可不去。不摹仿，则无以资练习；不去摹仿，则无以自表现。”质言之，摹仿是创造的初阶，创造是摹仿的质变，由摹仿而创造是历史之必然。这便将摹仿与创造二者的辩证关系讲得很清楚、很深刻。

由摹仿练习而创造，这已如上述。吴芳吉还认为创作应有个性。他说：“学诗的人，要知道的：我不必学人，人不必学我；人只学人，我只学我。如此各去分工，以表示人的生活，再来互助，以开辟新的世界，则诗之进化不穷了。”这要求作家应保持个人的创作特点，应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人的艺术风格，只有这样，诗的世界才能百花齐放，气象万千，才能推动文学创作向前发展。

吴芳吉还是一位教育家。他从18岁起就开始执教，先在嘉州中学教英文，后去永宁中学教国文。到上海谋生时，又执教于上海公学。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五年，又到西安西北大学、奉天东北大学、成都大学任教。在成都期间，曾受聘作成都大学中文系主任，并兼华西协和大学、敬业学院、四川大学客座教授，与吕子方、沈懋德等人筹划创办了重庆大学。在重庆大学任教半年后，受邓缡仙、谷醒华之邀，回乡任江津中学校长，直到逝世。任教期间，他深得各地大、中学生爱戴。这原因，一方面是他工作负责，热爱学生，另一方面是他深得教育之法。

吴芳吉的教育思想，可从重德育、尊师长、精教法三方面去了解。

重德育。 在德、智、体几方面中，他尤重德育，强调道德修养，并身体力行，为学生树立榜样。他说：“大学之任，全在明伦饬礼，移风易俗，立人道之极则，开万世之太平。不仅贩卖知识、装点门面而已。”他曾批评当时一些办教育的人反对传统道德：“近有友多人，于旧学未见其通，新学恰承其弊。以人类之道德，尽属虚伪；以一己之情感，尊为圣神；讲学辩理，无不以此为准；不信人间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行。”德育为重，那智育体育呢？他也重视，不过要次于德育。他曾写信给其二子训导说：“须知品行便是学问，学问便在立品。”同时要求他们保养身体。针对其长子汉骧身体较差，要他“以身体为重，知识惟轻”。他作为一个诗人，极重个人修养，作为一个教师，更是严于律己。在永宁中学任教时，以“无巨无细，必负责任；无暗无明，不容苟且”十六字教义勉己育人。学生姚某年龄与他相仿，他从不以师自居，待之如兄弟。姚曾对他很不礼貌，但他自责多于责人，坚持以理说服，启发诱导其觉悟。他的夫人对他不好，但他不忍相弃，认为离婚受害最大的还是女方，别人可离，他绝不能离。因为教师行为影响学生极大，“倘有差失，贻害何穷”！他的挚友兼兄长吴宓离婚，他坚决反对，二人几乎绝交。

尊师长。 尊师方能重教。吴芳吉认为“学风之坏，以师道之堕落为其总因”。师道何以堕落？一则有些作教师的人本身无学问道德，也无诚心从教；二则是办学者不能尊师，特别是后者。“办学校之能尊师者，则千万不能得一。彼辈之于教师，盖仅有金钱之关系，无道义之负担，有暂时之契约，无永久之轨范。如此，而欲士气之发皇，几何其能有济矣！”这真是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当时教育的弊端。这不只在当时，即在今天，也可称不刊之论。

精教法。 吴芳吉强调办学要因材施教。他盛赞其业师萧湘先生“能因材溥施，以各立其志”。在《与吴雨僧》书中说：“故使禽兽问我，我有物道答之；匹夫问我，我有人道答之；君子问我，我有天道答之。”此虽为一时牢骚语，但作为一个教育家，也能体现其因材施教原则。

吴芳吉的一生是不朽的。他是个伟大的以诗为生命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大量的反映民生疾苦、反对内外压迫、争取民权的诗篇，史诗般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个热烈的时代，很多人都容易犯偏激、犯绝对化的错误，而年轻的吴芳吉却能保持较清醒冷静的头脑，对新文学建设的种种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认真思索，提出独到的、公允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建设性意见。他热心教育，不论是教育理论还是教育实践，都有建树。作为历史人物，吴芳吉也有思想局限，他的认识也有偏颇的地方，限于篇幅，拟另用专题讨论。但从总体上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吴芳吉不愧为一个卓越的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与教育家，我们应给予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我们不能忘记吴芳吉！

注释：
①《乙丑初秋入都省雨僧兄病于清华研究院作》注（见《吴芳吉集》，贺远明、吴汉骧、李坤栋编校，巴蜀书社1994年10月版。以下引文除注明者外，均见该集，并注出篇名页码。）
②吴芳吉因清华学潮被开除事，目前多数文献均持此说。
③《吴碧柳歌》注，p2。
④《戊午元旦试笔》注，p53。
⑤见日记、《提倡诗的自然文学》、《谈诗人》、《一个文化运动家梁乔山的传》等文。
⑥朱德发《五四文学新探》，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
⑦、⑧、⑨、⑩见日记，p1220；p1329；p1297；p1268。
⑪《再论“诗的自然文学”并解释“春宫的文化运动”》，p422。
⑫《答上海民国日报记者邵力子》，p657。
⑬《弱岁诗十二篇》序，p17。
⑭胡适《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见《藏晖室杂记》卷十一。
⑮胡适《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命新说》。
⑯胡适《〈尝试集〉自序》。
⑰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
⑱胡适《建设的革命文学论》，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⑲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
⑳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㉑、㉒、㉓《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p431；p430；p434。
㉔、㉕、㉖《提倡诗的自然文学》，p381；p384；p385。
㉗、㉘、㉙《读雨僧诗稿答书》，p373；p371；p373。
㉚、㉛、㉜、㉝、㉞、㉟《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p519；p520；p519；p521；p512；p524。
㊱、㊲、㊳、㊴、㊵《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p452；p453；p455；p456；p456。
㊶《赴成都纪行》，p291。
㊷《戊午元旦试笔》，p53。
㊸、㊹《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p487；p492。
㊺、㊻、㊼、㊽《谈诗人》，p421；p415；p410；p410。
㊾《答刘泗英》（民国七年戊午正月二十四日江津中白沙），p625。
㊿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51)《与姚生书》（民国七年戊午九月二十八日永宁中学），p641。
(52)《与邓绍勤》（民国十一年壬戌重九节），p681。
(53)、(54)《还黑石山作》，p303。
(55)、(56)、(57)《彭士列传》，p438；p437；p438。
(58)《婉容词》注，p91。
(59)《致邓燮康》（民国十九年六月八号成都大学），p1034。
(60)《与吴雨僧》（民国十五年二月十六日），p868。
(61)《致汉骧》（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重庆），p1043。
(62)《与吴雨僧》（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一日自成都敬业学院寄书），p990。
(63)、(64)《与吴雨僧》（民国十二年春社日），p686。
(65)《萧湘先生事略》，p590。
(66)《与吴雨僧》（民国十二年七夕），p690。

白屋诗人在明德学堂

明德校友会 梁赐龙

今年——1996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诗人、明德中学的一代名师、磨血教育家吴芳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江津市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凉秋九月，我有幸代表长沙市明德中学、明德校友会，来到诗人的家乡参加盛会、瞻仰老师的茔墓、参观白屋故居、聆听和学习各位专家学者的精采论述，感到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时日，最有意义的一件大事。

四川是天府之国，诗人之国。在唐代，谪仙诗人李白从这里千里下江陵，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浪漫主义的诗篇。而诗圣杜甫，在成都草堂写下了秋兴、咏怀古迹等不朽名作。到了近代，又出现了璀璨的双星座。郭沫若先生诞生于沫水，他的《女神》等名作，曾经激励了一代青年。与此同时，1896年，杰出诗人吴芳吉先生诞生了。天遣吴生降蜀中，“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气夺万夫，才涌百川，一代诗人为我们留下了数百首诗篇，他是中国诗歌史中一颗光耀长空的明星。

长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幸的是古往今来，许多伟大的诗人都曾在长沙留下他们的足迹，屈原、贾谊、李白、杜甫、辛弃疾以及近代的苏曼殊、柳亚子、毛泽东、郭沫若等。而非常令人怀念的就是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

在人类文化史中，常有一些令人为之神往的际遇。1920年，一位以磨血精神办学的教育家胡子靖先生，为了诚聘名师，到了上海。历史给予了幸运的巧合，他结识了吴芳吉先生。从此，诗人与胡子靖先生及他所办的明德学堂结下了不解之缘。“南国长沙美，能容五载居。”从1920年8月至1925年8月，吴芳吉老师在明德执教五年，在明德校史中，留下一段至今令人为之神往的诗一般的难忘岁月。

明德中学创办于1903年，迄今已有93年的历史。它的创办人胡元倓先生，字子靖，1902年留学日本，因感甲午、庚子两役创巨痛深，决心回国兴学以救亡，创办了明德学堂。开创时期，黄兴、陈天华等一班爱国志士来明德任教，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教育师生，创立了华兴会，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因之，明德学堂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毛泽东同志曾经对明德作过“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的评价，赞扬明德师生的革命精神。胡子靖先生和黄兴先生也有过一段著名的谈话：“君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在中国教育史中提出了“磨血精神”这个教育思想，它深刻地表述了教育的本质，教育工作的神圣和艰巨。明德中学的几辈名师就是以磨血精神来陶冶人才。90多年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吴芳吉先生则是磨血育才的一代名师。而先生本人在明德学堂五年，也是极富有意义的、极有诗意的五年。

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在明德学堂五年之中：

一是读万卷书。他的至友吴宓先生在《吴芳吉传》中写道：“此数年中，君广读古书，为君一生学问进步最多之时期。”明德学堂图书馆藏书丰富，古籍甚多。芳吉先生极其好学，手不释卷。我们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上起楚辞、汉赋，近至《湘军志》、曾左全集，无所不读。他的一位学生吴灿祯先生回忆：“先生授课时并泛论国学基础，认为必须选读诗经、左传、庄子、离骚、史记、汉书、昭明文选、文心雕龙、资治通鉴等书，以及历代诗文大家名家的作品。”由此可见先生之博览群书，真是读破万卷。

二是游名山秀水。“半年不访名山川，胸中几斗俗尘气”，吴芳吉先生酷爱大自然，他的许多名篇都是状写山川之美。“蜀客寻诗千里来，诗囊绕遍湖山走。”先生在明德五年可说是游遍了长沙附近的名山秀水，岳麓山、昭山、神鼎山、南岳衡山、君山、谷山、北山、湘江、汨水、洞庭，到处都有他的足迹。长沙现在有座望月湖公园，就是因先生的《五里堤》一诗而得名。去年重九，我和一百多位老人同游望月湖公园，在园中，我和内子朗诵了《五里堤》，情景交融，听者无不赞赏，争索《五里堤》。融山川浩气于胸中，先生状写山河，如何不雄浑、壮丽、妩媚呢？

三是作百首诗词。在《吴芳吉集》中，从《爱晚亭》至《国耻第十年题明德纪念会中》近百首诗，都是在明德执教中所作。其中多首如《西园操》等都是写学校生活的。“西园楼阁映池塘，缥缈胜潇湘。小桥芳径夹垂柳，人影几双双。”今日人们来到明德校园，仍然看到的是如此美景。今年八月，我们一家人游麓山，在爱晚亭，我朗诵先生的《爱晚亭》，七岁的小外孙不仅听懂了，而且为之陶醉。于此可见先生山川诗之美。

四是创办《湘君》文学刊，写多篇论文。《吴芳吉集》中《谈诗人》、《湘君发刊词》及几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等，也是在明德学堂写成的。“不嫉恶而泥古，惟择善以日新”，先生的这些论文中所提出观点，今天，时代进步了，仍然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学习的。

五是交几辈师友。先生在明德执教五年，正是“五四”时期，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一醒人们耳目。明德学堂的这一段时期，也正是英才荟萃、朝气蓬勃的时期。当时，在明德任教的，除先生外，还有词学家刘永济、生物学家辛树帜、音乐家黎锦晖、哲学家金岳霖、历史学家刘朴以及现今健在的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等。而且这些老师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吴芳吉先生和刘永济、刘朴、辛树帜先生等都是至好的朋友，志趣相投，情同手足。明德的一些老校友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了几位老师间的友情。令人难忘的是几位先生组织的“红叶诗会”。每年秋季，他们带领学生登麓山、游爱晚亭、赏红叶、吟诗、歌咏、采集标本，兴尽而归。“笑语相闻惯，殷勤互有余。”诗人在明德的友情，真是高洁而真挚的。而最动人的是他和胡子靖先生的师友之情。先生对胡子靖先生的办学精神是极其钦感的。“读公南行诗，使我心魂驰。”他对胡公之热心肠，感动不忍离去。而子靖先生对他也是情真意挚的。1939年，胡子靖先生至江津凭吊吴先生墓，写了一首深情的诗：“落英已满地，此株方盛开，诗人墓咫尺，疑有魂归来。”在此之前，子靖先生并曾指导学生编印了《明德旬刊·吴芳吉专号》纪念一代名师。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先生也是非常赏识芳吉先生，诚聘他到稻田女师任教。

六是建一座亭——楚辞亭。明德校园有池塘，古名屈子湖，湖边杨柳长依水。1923年，学校创立20周年，先生建议教职员集资，建亭于池中央，名曰楚辞亭。亭中悬屈子像，挂“离骚”，师生常在这里举行诗会“湘君雅集”，使明德学堂具有很浓的文化气氛，陶冶师生性灵。看到屈子湖、楚辞亭，人们就不禁想起了一代诗人吴芳吉。

七是育一代英才。爱国诗人吴芳吉先生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博学的国文教师，而且是一位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学生的诲人不倦的导师。“每谈国难对欷歔，几辈不沉迷。”“廉耻不复闻，国魂乃真死。”“嗟我少年不发奋，何以对彼开辟之前贤？”“嗟我少年不发奋，何以慰此佳丽之山川？”“倘使相逢外患急，愿君慷慨驾车骑。”这些发人深省、催人上进的诗句对当年学生的教诲是多么的深刻。“楚辞亭上忆刘吴”，数十年后，已是白发苍苍的当年明德学子，仍然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教导。值得提到的是，当年的明德学生中，竟有10多位知名的革命烈士和在科学上有很高成就的几位科学院士，一代名师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其影响是多么的深远。

八是留下诗坛佳话。吴芳吉先生的名作《婉容词》表达了对不幸妇女的深切同情，更激起许多青年女学生的义愤。争唱《婉容词》成为诗坛佳话。“愿君此远举，努力轶前辕。苍生莫辜负，也莫负衡湘。”吴芳吉先生在明德学堂五年，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为苍生而歌，为名山丽水而歌，也为三湘名校明德、周南、稻田奏起了弦歌。同时，他也为胡子靖先生的磨血精神所感召，回到家乡，主持江津中学，参与创办重庆大学，最终殉职在讲台上。

麓山湘水有幸延纳了白屋诗人，留下了动人的诗篇。而白屋诗人也有幸在唯楚有材之乡度过了年华正茂的岁月，结下了终身无悔之缘。就明德中学的史册而言，则是异彩纷呈的一页。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在明德学堂，如同杜工部在成都草堂一样，都是中华诗歌史上灿烂的一章。

最后，请允许我在这次盛会上朗读台湾明德校友会纪念吴师诞辰一百周年的颂词：（缺）

一个应当写入文学史的诗人

——纪念“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100周年
林 川

《婉容》一曲蜚声四海，《护国》词章气壮山河。吴芳吉先生是“五四”前后一位在诗歌创作上能独树一帜的著名爱国诗人，同时也是贡献卓著、桃李满园的教育家。他的大量诗作既继承了中国诗歌优良传统，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有益营养，又与辛亥革命时代精神互相一致。他短暂一生给世人留下的那份丰富文化遗产，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吴芳吉先生（1896—1932）号碧柳，重庆江津市人。居家潜心读书时，其父命所居住宅名“白屋”，吴芳吉从此自号“白屋吴生”，世称“白屋诗人”。他从小受母教汉唐诗，终年不辍，颇能领悟。少年入学江津黑石山聚奎学校。黑石山怪石峥嵘，古木参天，“山川之胜，甲于全蜀学校。”吴芳吉常在课余观赏远近风景，吟诗作画。适逢同盟会志士萧湘潜来聚奎执教，喜讲屈原、杜甫及邱逢甲的爱国诗篇，讲欧洲的文艺复兴及中国的大同理想，并抨击时事，揭露清廷腐败，对吴启迪很大。

13岁那年，吴芳吉在两小时作文课上，当堂写出一千四百余字的《读外交失败史书后》一文。该文以诗论文，豪放严谨，当时得老师批语9处，被乡里誉之为“神童”。吴芳吉14岁那年以优秀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两年后，一外籍教师无理辱骂学生，激起学生愤怒。吴芳吉被推为四川学生代表，与校方据理抗争。校方竟宣布开除所有学生代表的学籍。后经教育总长出面斡旋，改令被开除学生各写悔过书复学。吴芳吉坚持认为“为人代抱不平，无过可悔”，愤然离校回川，先后在嘉定、永宁中学任教。

1919年秋，吴应邀赴上海担任《新群》杂志诗歌编辑，诗作《婉容词》、《护国岩词》、《两父女》相继发表，一时广为流传，还被一些中小学选作教材。此后，吴相继受聘在长沙明德中学、西北大学等院校执教，并参与筹建重庆大学。1931年出任江津中学校长。他注重德化教育和学生的体育锻炼，受到师生爱戴，乡里称赞。1932年“一·二八”淞沪浴血抗战，40万川军按兵未动，吴芳吉义愤填膺，驰书友人湖南省政府秘书长刘鹏年，愿随湘军东下，“吉欲赤手与倭寇拼之！”被友人穆济波“以从军精神办学，以一人化千百人”的劝阻说服。同年暮春，应加拿大旅渝友人文幼章邀请，吴芳吉赴重庆青年会讲演，为听众朗诵、讲解途中所作赞颂驻沪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寇的《巴人歌》。其时慷慨悲愤，声泪俱下，听众深为感动，评价有如陆游的《示儿》、文天祥的《正气歌》。返津当晚又召集全校师生集会，会上朗诵《巴人歌》未竟，积劳引发肺结核旧疾，晕倒在讲台上，5月9日殁于“白屋”旧居，时年仅36岁，留下《白屋吴生诗稿》、《吴白屋先生遗书》、《白屋家书》、《白屋嘉言》等传世之作。遵其遗愿，诗人灵柩安葬于黑石山九曲池畔。

诗人曾酝酿仿荷马史诗体例，创作以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为题材的长诗，又曾设想在重庆创立一所大学，可惜均未能实现。

吴芳吉曾经写道：“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旧中国封建统治走向瓦解，民主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芳吉先生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倾诉人们的痛苦，唱出民众的呼声，《婉容词》、《两父女》、《儿莫啼行》便是他的代表作。吴芳吉先生的爱国忧民情怀，还表现在他拥护辛亥革命，反对封建复辟；呼吁团结统一，反对分裂割据；歌颂孙中山、蔡锷，痛斥袁世凯、北洋军阀等鲜明的政治倾向上。《护国岩词》、《思故国行》、《赫赫将军行》等诗篇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激情，令人读起来心潮震荡。如椽之笔反映了众多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事件，他的诗是那个时代的深刻写照，是当之无愧的史诗，也是当前我们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情操的一份生动的文学历史教材。

天地英灵气，古今卓异才。诗人道德文章，令海内外有识之士称道不已。郭沫若作《送吴碧柳赴长沙》；冯玉祥亲临黑石山写谒墓诗；于右任、黄炎培、卢前等专家学者相继为诗人题诗颂赞，痛怀惋惜；关于他的思想学术研讨会也已建立。巴蜀书社1994年出版百万字巨制《吴芳吉集》，汇集诗歌近600首，文章41篇，书信358札，日记残简近19万字。

吴芳吉的诗歌，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位置，然而过去长期被排除在外。如果其理由只因为他基本上是用传统的旧体诗的形式写诗，而未用“五四”以来流行的新诗的形式写诗，不问诗的内容是否有现实性和时代意义，仅以用什么形式为准来决定取舍，这显然是一种偏见。明史专家姚雪垠代表一批专家学者曾上书文联副主席茅盾陈述这一观点，并欣然为《白屋诗选》一书封面题字。叶圣陶先生也说：“瓶子无论新旧，咱们总希望瓶子里装的酒又香又醇，总希望能用精粹的语言反映时代的生活，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各自的好诗来。”

鼠年初春时节，诗人100周年诞辰之际，江津诗书画院一行及诗人子孙后代百余众来到杂树生花、飞鸟穿林的黑石山上，以鲜花时果之奠敬祭于白屋诗人吴芳吉墓前。芳吉先生“泉台此日应含笑，听江津弦诵陶陶”（卢前：《奉题白屋先生遗书》）吧！

夜雨寒烟僧白屋 碧柳诗

——吴宓与吴芳吉
李伟民

吴宓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吴芳吉是一位以“旧形式，写新思想”的诗人。吴宓是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得意门生，“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吴芳吉号称“白屋诗人”。两人自清华结识以来，友谊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吴宓和吴芳吉被人称为“两吴生”。他们两人之间的真挚友谊，一直被传为文坛佳话。《吴宓诗集》中附有“白屋诗人”的多篇诗文佳作，柳诒徵在其页首题有“两吴诗集”。

1910年，清政府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在北京设立“游美肄学馆”（清华大学前身），诏令各省提学使招考优秀学童入学，吴宓和吴芳吉抱着学习西方、振兴中华国威的精神考取了清华。1912年秋天，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开学，陕西泾阳人吴宓、四川江津人吴芳吉以及梅光迪（安徽宣城人）、汤用彤（湖北黄梅人）、刘永济（湖北新宁人）、刘朴（湖南宁乡人）等均为同学。在班上吴宓与吴芳吉最为知心，情同手足。吴芳吉小吴宓两岁，事宓为长兄。

清华读书数月，因外籍教师侮辱中国学生一事，清华发生学潮。起因是两个学生为一点小事，被美国教员打了耳光。他俩微表不满，竟被该教员强逼学校挂牌开除。此事引起全校学生公愤，吴芳吉被举为四川学生代表向校方交涉，而校方为不开罪洋人，竟将十多位代表通通开除。后来校方又宣布：凡写悔过书者均可回校恢复学籍，毕业后仍可留美。吴宓不是学生代表，自不在开除之列，吴芳吉则坚持不写悔过书，因而被学校开除。两年之后，吴宓在《寄答碧柳》一诗中回顾了那次风潮，殊为伤感、惋惜，并自注：“碧柳评云：叙清华风潮繁而不芜。”其笃念情殷之感颇深。对于吴芳吉来说，清华短短几月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对友谊终生不渝的吴宓。

1915年，吴芳吉写了一首怀念吴宓的诗《北望行》，叙述了吴宓对他的“恩义”和他的感激之情。诗中写道：“思君北望路漫漫，朔风朔月满关山。……与我遥遥路八千，何缘与君如月圆。……家不自给，养我之亲。学不自立，抚我如人。……驷马千钟非所欲，得一知己万念足。”吴芳吉在《甲子初秋入都省雨僧兄病于清华研究院作》一诗中又说：“两地异秦蜀，两心同莲藕”，“锡我最良友”。《诗稿·注》为：“清宣统二年（1910年）某自蜀申送人京，雨僧亦自秦申送入京。某之得有雨僧，清华之故也。”

1915年，吴宓联合友人黄华（叔巍）、汤用彤（锡予）共三十余人，组织“天人学会”。吴宓1916年4月3日给吴芳吉的信中说：“除共事牺牲，益国益群外，则欲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吴宓介绍吴芳吉加入这个以儒家思想、道德规范作为指导思想、颇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天人学会”。

吴芳吉被学校开除后，生活顿时陷入困顿之中。无奈只得返回家乡，一路上风餐露宿，徒步近千里。吴宓这里生活则较安定，他曾咏道“幼多清福，无坎坷之患”，对于家境贫寒、生活困苦的吴芳吉的遭遇异常同情，在吴芳吉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以解吴芳吉的燃眉之急。这种感情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情，主要还在于使吴芳吉不放松学习。吴芳吉能成为诗人，得益于吴宓之处很大，他正是在吴宓的鼓励、帮助下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

蜀国道路多艰险，一路上目睹民生疾苦，审视自身遭遇。吴芳吉在回乡途中，先后写成纪行诗七十首，寄给吴宓。吴宓当即回信说：“足下志气雄豪，文笔健举，以此为诗，诗即不工，亦已完纯无病，况其工乎？细绎足下诗，于古人则近陆放翁。足下之诗颇多忠爱之言而尤重沧桑之感。……昔赵瓯北有诗云：‘国家不幸诗人幸，说到沧桑句便工。’嗟呼！碧柳，吾辈生今之世，即不欲以诗文自显，又焉能负此时势乎？”吴宓的鼓励大大增强了吴芳吉进行诗歌创作的信心，从此“遂发愿为诗，凡吾有感而弗逮者，一一纳之诗中”。“此次归来适当弱岁，因成弱岁诗19首，尤为长兄所称赏，而吾志益坚决矣。”

吴芳吉对于自己是如何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曾有一段深情的回忆：“吾之所以为诗，自雨僧癸丑秋一函始。”“吾，不知诗也。吾知诗，家门雨僧兄所教也。雨僧者，吾良友而贤师也。然吾之学诗，不在与雨僧同处之日，而在与雨僧相别之后。吾之所以为诗，感雨僧厚意，遵命学之，以渐至今日，盖忽忽三年矣。吾在蜀中孤陋寡闻，若井底蛙。偶有吟咏，鸟语虫鸣，虽不足道，而雨僧乃谆谆焉，不惮吾之浅薄，诲我不倦，吾诗有今日者，全赖雨僧之力也。”

吴宓的切实帮助和勉励，在坚定吴芳吉自学的信心方面，确实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除了诗歌创作，吴芳吉在外国文学、英语方面也都得力于吴宓的帮助，为吴芳吉日后任教于长沙明德中学、西北大学、成都大学创造了条件。吴宓以吴芳吉的性情身世与彭斯相近为由，让他熟读精求外国诗歌。两人长期相交相知，因此，在世界观、文学观以及思想意识诸方面，吴宓对吴芳吉都有较深的影响。

吴宓在清华时，曾在同学和朋友中，为远在四川江津的吴芳吉募筹款项，作为吴芳吉购置图书自学之用。1917年，24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研习新闻，继应梅光迪之邀转入哈佛大学，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哲学。此时，吴芳吉在《丁巳中秋寄怀欧美诸友》一诗中描绘了自己的生活情况：“老亲催病债催钱”，“清茶淡饼饱忘年”。吴宓在美国得知吴芳吉生活困难，又在留美同学中集资汇寄吴芳吉，并预先声明：“只尽在己之义，不问受者作何使用。”以吴芳吉在经济上能够自给为止，“永无酬报还答”。吴宓要吴芳吉开拓眼界，熟读《英诗金库》，还经常选一些英美诗人的佳作寄给吴芳吉，并将诗译为散文，帮助他理解。对于吴芳吉的工作，吴宓更是异常关心，1914年他介绍吴芳吉到上海“右文社”工作，校阅《章氏丛书》。吴芳吉因与“右文社”主事意见不和愤而离去，“日食粥一碗垂毙”。吴宓在京获悉，急汇款接济。即使是在大洋彼岸，吴宓也始终把吴芳吉的工作放在心上，1919年7月经吴宓介绍，吴芳吉任上海《新群》杂志的诗歌编辑。

1921年8月，吴宓在哈佛大学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继后回国，应梅光迪邀请任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等课程，开我国比较文学教学的先河。1921年1月《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吴宓任总编辑。《学衡》创办期间，吴芳吉发表了4篇文章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作为对《学衡》的响应，吴宓要求吴芳吉在湖南也创办一个刊物。吴芳吉与刘永济、刘朴商议后，决定以原“红叶会”为基础，成立湘君社，并创办《湘君》文学季刊。《湘君》的创办虽有响应《学衡》的意思，并与《文哲学报》、《亚洲学术杂志》、《史地学报》、《国学丛刊》、《华国月刊》相呼应，形成与新文化运动相对峙的局面，但是两刊的宗旨并不相同，所起的社会影响也绝然有别。

吴芳吉曾在《诗稿·自订年表》中说：“长兄（吴宓）在南京创《学衡》杂志，某因创《湘君》应之。然两者精神虽同，旨趣各异。《湘君》注重创作，《学衡》多事批评。《湘君》但载词章，《学衡》更及义理。《湘君》之气象活泼，《学衡》之态度谨严。《湘君》之性近于浪漫、意在自愉；《学衡》中人恪守典则、存心救世。”《学衡》以宣传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而著名。它的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它要“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而《湘君》在发刊词中则要本刊同人做到三事：“一曰道德。二曰文章（包括文学与文采）。三曰志气。道德以节于内，文章以定于外，贯彻内外，鼓动道德、文章之向上者，志气也。志贵卓之，气在善养，惟志能立，乃有用，惟气能养，则无畏，然后可以站定脚跟于乱世。三者缺一者不足以为人。吾人愿本此三者以读书、以修身、以求友、以涉世、以应用凡百事业。”

《学衡》与《湘君》在政治思想、艺术趣味上的追求确实不同，吴宓与吴芳吉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也有所区别。当吴芳吉的《婉容词》问世时，吴宓在美国就指责说，吴芳吉的这些创新之作“夹杂俚语，毫无格律，而思想浪漫，更甚新派。”甚至说他“堕落不可救矣”。但是，思想观念、文学观点的不同并没有影响两人之间的友谊。他们二人写诗论诗，“两吴好诗如好色”，“大吴搔首语：‘不怕新人骂，只畏旧耆轻。’……小吴阖眼对：‘吾文吾论定，陈思实聪明。’”

1925年，吴宓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他电邀吴芳吉去北京，认为芳吉“在湘数载，仅免饥寒，上不足于甘旨，下无力于教养”，要其留教清华。吴芳吉以“曾被清华无理开除，不欲为仇雠效奔走”，决意不去清华，而去西安西北大学任教。此次故友重逢，交谈甚欢。1927年1月，军阀吴佩孚的将领刘镇华围攻西安已达二百多天，吴芳吉生死难卜。吴宓专程去西安接他，并于2月19日返北京。在如此困难的日子里，吴芳吉仍做诗不辍，所以吴宓说：“在西安一年，为君一生遭遇最危苦之时，而君生平所为诗，则以此为最佳，后此莫能及。”

1932年5月9日，吴宓的终生挚友“白屋诗人”吴芳吉以其36岁英年早逝。十天以后，吴宓始闻噩耗。在下课回家路上，泪如泉涌，悲不自禁，洒泪写下两首《碧柳挽诗》痛悼，诗中云：“如何碧柳逝”，“哭友亦自哀”。裒其遗作，刊印《白屋先生遗书》，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亲撰《吴芳吉传》以志纪念。柳诒徵认为：川陕两吴生“貌不同，迹不同，遇不同，诗亦不同”，所同者乃是诗中的“真性情”。

在吴芳吉遗留下来的数百封与朋友的信函中，绝大部分是与吴宓的通信。芳吉病逝后，吴宓仍长期寄款接济他的家人。吴宓始终以有过吴芳吉那样才华品质的朋友为幸福，以能为芳吉作点什么事为应尽之责。吴宓之所以受聘重庆大学，而后西南师院，就兼有江津乃芳吉的故乡和永息之地，以此怀恋之意。

两吴生一生坎坷，友谊绵长。正如吴芳吉诗中所云：“人世多荣辱，驷马千钟非我欲，得一知己万念足。”

学习研究吴芳吉教育思想，努力抓好素质教育

——纪念吴芳吉诞辰一百周年
江津中学校长 黄永贵

今年是吴芳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全国各地专家学者以及吴芳吉先生的亲属、门人聚会在江津隆重举行纪念活动，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吴芳吉先生是在江津中学任校长时殉职的，他的名字自然将永远和江津中学联系在一起。今年9月28日，是江津中学建校90周年校庆。饮水思源，纪念吴芳吉先生自然是我校校庆的应有之义。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纪念他的座谈会，我作为江津中学现任校长，感到十分高兴，也为此感到光荣。

吴芳吉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深受师生爱戴的教育家。他先后在多所大学、中学任教十余年。1931年8月，为振兴家乡教育，毅然辞去重庆大学教授之职，回津接任江津中学校长。次年5月因病逝世。他在任虽不到一年，却以诗人兼教育家的才气、胆魄在江津中学校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他的教育和感召下，学校的风气和学生的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其业绩至今仍令人称道不衰。这种现象，在江津中学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时间不长，而校风剧变，声誉骤增，源于吴芳吉有明确的进步的教育思想。

那么，吴芳吉的教育思想究竟有哪些主要特点呢？从他在江津中学将近一年的教育实践看，至少下述方面应好好研究。

第一、爱国主义教育。 吴芳吉先生是一位爱国诗人，他的诗作大多体现了爱国爱民的思想。而他在江津中学的办学实践中，始终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学校工作的主旋律。他就任校长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得到消息，他亲自打紧急集合钟，将师生齐集中堂听抗日救亡报告，师生听得声泪俱下，义愤填膺。为了扩大影响，动员民众，他又带领师生作抗日水陆大游行，或唱歌，或呼号，或讲演，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他亲写《日军占我沈阳》、《仇货买不得》两首歌让学生唱，号召学生永记国耻，誓报国仇，抵制日货。他还抓住一切机会，用诗的形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学校归家途中，见一乞丐倒卧于风寒中，他写下了“同胞如此吁呜呼，诸公望我御倭奴”的诗句。白沙、油溪中小学生参加县运会来驻津中，会毕他以诗赠别，其中写到：“惜别复惜别，我声与泪交迸裂。半岛河山一梦空，无双国士两言决，此仇不可消，此辱誓当雪！尝胆卧薪廿载期，非君与我谁能得！”甚至在他写的《江津县中小学运动会会歌》中，最后四句也是这样：“胜负宁堪计，乐群是所珍。作我民族和平伟大之精神，扬我少年刚健活泼之天真。”可以说，紧扣时事，从多角度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芳吉先生做得非常成功。

第二，德化教育。 这是当时的人对他重视德育的“评价”。我认为，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吴芳吉先生重视用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教育学生，“教人以礼义之道”；二是指他自己以身作则，处处以德感人。吴芳吉先生教育学生和子女有下面这些话：“做人不要随世俗，合大流，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忍，有所不忍。”“人性本善，应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自向善。”“儿之弊，一患不振，再患不敬。不振则无所为，不敬则无所守。……愿诸师友肖以平正通达之道向上诱之。使儿辈以闻过为欣，以改过为勇。以自责为工夫，以自满为戒律。以下人为当然，以和人为徵验。”从以上所引的这些话，我们大致可看出他的德化教育思想的梗概。由是，吴芳吉先生经常利用周末向学生讲解他新订的《人谱》，教学生做人为学的道理。他亲自撰作了一些琅琅上口的训言，诸如：“并立不当路，忍穷不借钱”；“戒除烟酒嫖赌，休与恶人为伍”；“开口不骂人，熄灯不说话”；“两人并肩，三人成行”；“不谈人短，德为邻。”这些训言，对引导学生日常行为讲文明、讲礼貌起了规范作用。他还别出心裁地规定每周星期三为家书日，并亲自作《家书歌》，歌中写到：“星期三，我们的家书日，爷娘得信定加餐，弟妹闻声欢跳踯。上言身体好，中言学校益，下言国运应复兴，篇篇字字万金值。……”他认为“懒生懒写家书，关系非小可也！能忍忘其父母，将何事不可为乎？”虽然，芳吉先生此举更多的是从学生的道德情感体验方面考虑的，意在对学生“齐之以礼”。至于芳吉先生以身作则的事例很多，就不再赘述了。

第三，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 吴芳吉先生对学习目的有这样的认识：“学以高尚其志气，学以开拓其心胸，学以仁民爱物，学以明体达用而已。”因而他是主张学生全面发展的。他亲自设计的校旗、校徽的图案均由“琴、笔、球”组成，用以标志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千方百计延聘好教师，除严格要求搞好课堂教学外，还特别注重图书馆、阅览室和教学实验室的利用。他大量捐赠中、外文图书，添置理化仪器，新设生物仪器室，所有这些，对学生的智育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他重视体育，组织了江津县首届运动会，亲自为之写会歌。他带领师生参加建校劳动，开官山，平操场，并于32年春举行了江津中学首届运动会，全校师生都参加了竞赛项目，连厨房工人都参加了“挑水”、“切菜”、“三足竞走”等项目的竞赛。吴芳吉先生还很注重校园的艺术氛围，充分发挥音乐的艺术感染力。他主政的津中校园，有校歌，有运动会歌，有家书歌，有抗日之歌，甚至还有食堂歌。这些歌，内容健康，曲调优美，对学生既是教育，又是熏陶，无疑对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起了促进作用。

应当说，吴芳吉先生的教育思想是进步的、积极的。今天，党大力号召推行素质教育，要求中小学校要高度重视学生德育工作，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佩服吴芳吉先生办教育的远见卓识。吴芳吉先生的教育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借鉴。今年是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我们已在学校校史上列专节介绍了吴芳吉先生推行德化教育的情况，以示对他的纪念。同时，我校还决定，多方筹集资金，在学校安置有聂帅铜像的花园中建“芳吉亭”，作永久的纪念，体现津中“文斗帅星两辉煌”的寓意。

江津中学有幸，曾有吴芳吉这样一位校长播洒甘霖，我们在校师生定会百倍珍惜这份荣誉，勤奋工作，努力学习，争取把江津中学办得更好！

1996年9月26日

慈母般的严父

——纪念先父吴芳吉诞辰百周年
长子 吴汉骧

我们兄弟姐妹共四人，我是老大，次子汉骥于79年病逝；三妹汉骊于45岁就夭折了；幺妹汉驺尚健在，今年六十四岁。幺妹出生后一岁多父亲便离我们走了。三妹汉骊生于长沙明德中学，同父亲相处时间很短，只有我和弟弟同父亲相处的时间稍长，但由于父亲的生活流离颠沛，很少带家眷同住，前后算起来总共不到六年的时间，可是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铭刻在心，永志难忘的。

父亲从不大声呵斥我们。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错事，总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使我们心服口服，引导我们自我反省，从而勇敢地改正错误，再不重犯。

为了使我们很早就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和习惯，我十一岁，弟弟才八岁，就送去白沙镇黑石山聚奎小学住堂读书。我不仅要管理自己生活上的一切，还要照顾小我三岁的弟弟。每学期开学前两天，由妈妈送我兄弟二人从德感坝过江，到江津城内一曾姓家中住宿一夜，次晨黎明即上揽载船（大木船），整整坐一天，傍晚才到达白沙，又在外婆家住宿一夜，第二天上午便步行八华里到学校注册报到。当时，我的舅舅、表兄也在聚奎小学念书，他们都是高年级，岁数也大，多少行李都由他们帮助扛到学校的。每学期放假回德感坝家中，仍然乘揽载，下水半天便到了。可是洪水天，我弟兄二人就从家中步行七十多华里，经油溪、金刚沱到白沙，只花大半天的时间，比乘木船还快。弟弟虽小，颇能走路。经过这些艰苦的磨炼，才使我在父亲英年早逝之后，未到弱冠之年就能承担一家六口人的生计（祖母、母亲、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父亲教育我们，总是处处以身示范。如他不忍心乘坐人力车，在成都无论去何处，都是步行。假日带我们逛草堂寺、武侯祠、昭觉寺等名胜古迹，来回都走路，锻炼了身体，又培养了我们同情劳动人民的情操。

父亲在成都大学担任文学系系主任时，学校专为他配备了一名校工。除每日三餐由这位工人送来菜饭外，其余清扫房间和室外走廊，都是父亲自己动手做。（另外还有两位单身教授住在一层楼上，三餐都同桌用饭。）当时我已是十三岁的初中一年级学生了，比较懂事了。见到父亲每天早上四点钟左右起来，提着马灯去上厕所，回到房内后便开始清扫整理，并把我弟兄二人的书桌（一张写字台）也拭得干干净净，书籍整理得一排齐。我想到父亲工作繁重，还要干这样一些杂活，内心感到负疚，便决定随父亲同时起床，趁他上厕所时把房间清扫整理好。但由于睡得香甜，老是起不来。有天晚上临睡时下定决心，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父亲见到很高兴，一再说睡眠不足有碍身体的成长，劝我不要过早起床，但是我坚持这样做了，由此养成了我一生早起的习惯。

当时，母亲还未接到成都来，父亲还要兼做母亲的工作。如我弟兄二人该穿些什么，吃些什么，全是父亲安排。他每个月的工资发下来都是白亮亮的大洋，放在抽屉内随我们使用。可是有一条规定，必须用得正当，不许浪费，用后必须向他报账。我弟兄二人从不自己取钱用，每次总是先取得父亲的同意后才取钱去买东西，回来立即向父亲报告钱是怎样用的，买了一些什么东西。

父亲见到我经常读一些张资平、郁达夫等人的小说，他劝我把英文学好，西洋小说有许多优秀作品，将来直接读原文，更有兴趣。父亲给我买来英文原版的儿童读物《林肯传》，指导我阅读，很感兴趣，从此学习英文不断。一九三五年，我受聘到泸州川南师范学校（当时川南一带的最高学府）担任英文教员，还未满二十岁。我能胜任此课程，与我少年时候父亲给我培养的坚实基础分不开的。

父亲作任何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的。同一位学生樊放柏（朱沱人）一道出川，他的行李每件有记载。箱内衣物一件件写在一张纸上，贴在箱盖内背面。每天的费用由樊君管理，晚上结算，父亲该补的立即结清，分文不差。

父亲最同情贫苦的学生和弱者。他的工资是比较丰厚的，除供给家用外，应有积余。可是父亲毫无积蓄。他的钱主要花在购买书籍和接济清贫的学生和亲友上。记得一天深夜，突然有轻微的敲门声，父亲起来开门一看，一对男女青年急步跨进房门，神情十分紧张。父亲请他俩就坐后问其来由，方知这位学生的恋人是一位美色绝佳的女子，被当时成都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看上了，硬要娶她为妾。父亲当即指示他俩化装潜逃，去北平找他们的亲友帮助。当即送路费几十块大洋，嘱咐他俩黎明即离开成都，还一再叫我弟兄二人勿向外传。

一天下午，父亲把存折给我，命我去春熙路一家银行取款。回来后才发现存折未带回。我以为父亲会大骂，甚至打我一顿。可是父亲丝毫未动怒色，只是催我赶回银行去找。幸好银行还未关门，刚一走进去，一位年轻行员叫住我说：“小伙子，你的存折丢在这儿了，赶快来拿去。”回来后，父亲才严厉地批评我做事粗心，今后做任何事都要小心谨慎。父亲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九日去世，我於一九三三年单独一人赴长沙读书，后又到上海复习英文，虽然只有十七、八岁，无论在旅途中，或在学校，从未掉过一样东西。

父亲从成都去重庆与吕子方先生一起创办重庆大学，当时，我兄弟俩还在聚奎中学念书。我的身体特别瘦弱，父亲谆谆教导我们健康第一的思想。他说：“你兄弟俩在班上不必去争第一、第二名，有个中上成绩就够了，但必须把身体搞好。”那年的暑假，父亲请了一位拳术教师来家教我们武术。经过一个多月的锻炼，饭量增加了，肌肉长起来了，精神焕发了，从而感到身体健康的甜头，不断参加体育活动，特别爱好网球。后来我当了聚奎中学网球代表队的选手，出席了与江津中学网球队的比赛，取得了胜利，为学校增了光。直到今天，八十一岁高龄，仍无什么疾病，这也同父亲的教诲分不开的。

父亲的言行比较严肃。家中任何人都不许说粗话。记得有一天吃午饭时，祖母说了一句某某人的“婆娘”，父亲立刻告诉祖母最好不用这两个比较鄙俗的称谓，用“妻子”更恰当些。由于在家中养成了不说粗话的习惯，在学校从不同任何人开玩笑（当时俗话叫“涮坛子”，同学中还有些喜欢摸摸搞搞的）。在以后的几十年生活中，不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中，我都未说过一句粗话。

父亲还经常教育我们，要孝敬老人，要友爱弟妹，要团结同学。这些教诲，我都牢牢记在心上。父亲英年早逝，留下祖母、母亲和弟妹三人。我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他们的生计，把两辈老人一直奉养到百年归山，弟妹成长独立。我认为我是尽到了一个长子应尽的责任的。

父亲辞世已六十四年了，值此诞辰百周年之际，回忆起他老人家慈母般的温暖、严父般的要求，不禁老泪纵横，感慨万千，此恩此情，何以为报？！可幸的是，白屋子孙，虽不能完全继承遗志，但都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白屋后嗣到今天为止已发展到十八家，共61人，已成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了，是可告慰于父亲在天之灵矣。

记忆中的白屋文学院

侯光耀

为纪念白屋诗人吴芳吉，由吴宓等教授发起，于1948年建立白屋文学院。白屋诗人吴先生的儿子吴汉骧、吴汉骥两位老师，一方面与白沙、江津的地方政府及知名人士联系，争取他们支持，当时夏仲实、邓燮康、邓石士、陈孔棣、侯颍恬等都出资相助；另一方面，芳吉先生的好友吴宓组织了一批好的教授到学院讲课。

筹组初步结束的白屋文学院，经国家批准、立案后，“私立白屋文学院”正式开办，学制四年，本科大学，设三个系：即中文系、外语系和历史系。49年秋季开始招生。

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争自由、争温饱的学生运动烈火，燃遍了祖国大西南。重庆大专院校的学生们于49年4月21日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将血淋淋的屠刀砍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时局动乱，学校停课，我们一大批在重庆求学的青年不得已回到家乡——白沙。

在迎接解放的前夕，白屋文学院为年轻人创造提供了学习的场所。凡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人大都进了这所当时白沙唯一的高等学府。比如：何选能（市水电局）、黄中幼（市文管所）、张信（市公安局，已死）、刘永辉（市蔬菜服务公司）、韩子惠（市土产公司）、胡永华（四牌坊小学）、杨炯芝（中国农行江津支行）、曹泽润（重庆沙区公安局）、程序烈（重庆江北公安局）、唐资华（重庆江北小学）、黎宗权（已死）、代世万（已死）、赵毅明（省文化厅）、杨本才等等，大约90人左右。

得到白沙邓氏家族的大力支持，白屋文学院校址设在白沙溜马岗。一幢三层的砖石楼房（现在是四川省江津市工商职高的办公楼），既坚固又实用，静静地矗立在溜马岗上，是学院的主教学楼及办公室。教师及住校学生的寝室大多在进校门操场下的简易平房里。

有了办学场地，有了一定的办学资金，还必须有学生，更重要的是要有高质量、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吴宓教授请到了在重庆大学任教的刘朴、熊复等教授，他们都是芳吉先生在北京清华大学求学时的挚友。由他们组织各教授到校讲学。学校共有教师9人。熊复（又名东明）院长，主讲历史课。吴宓，主讲英语及西洋文学史课。刘朴，主讲中国文学史及哲学课。傅平骧，主讲语文课。梁漱溟教授也曾允诺来学院作学术专题讲座，后因故未成行。

由于高质量的师资，高水平的讲课，吸引了白沙的各界人士。记得有一次吴宓教授在大官山幼稚园作《红楼梦》的专题学术报告，听众达数百人之多，座无虚席。盛传教授是本活字典，学生遇到陌生的英语单词或词组，他会告诉你在哪一本词典的哪一页上去找。刘朴教授讲哲学课，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精辟论述，能把学生引导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高境界。傅平骧老师上语文课，他知识丰富，引经据典，深透剖析每一部或每一篇文学作品。对学生的作文批改细致认真，尾批、眉批从不遗漏。我们听说为支持办学，到校讲课的教授们都不收课时费。这些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教授，受到每一个学生的尊重。

汉骧、汉骥老师除上课外，以校为家，管理校务及学生。在溜马岗这块小小的教育园地里，老师谆谆教导，学生勤学好问，蔚然成风。除少数住校的学生外，大多数都走读。不论天晴落雨，都三三两两相邀从白沙步行至溜马岗听课，很少缺席。

除正常上课外，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文体活动。学校成立了一个“先声”合唱团，有团员30人左右，由刘珍年（江津师范音乐教师）老师指导并担任合唱总指挥，唱的都是进步歌曲，如《黄河大合唱》、《满江红》、《热血》等等。男生们经常比赛篮球。语文系的学生办起了思想进步、艺术性强的墙报。校园生机勃勃，民主空气浓厚。我们时常畅谈参加学运的感受，交换阅读着进步书籍，如《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课余饭后，山间散步，师生一起坐在静静的山岗上，看着滚滚东流的长江水，热烈地议论着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必定垮台、共产党一定胜利的局势。大家幸福地憧憬着和平民主的新生活，心中充满了春天自由清新的气息。

49年11月29日，白沙解放了。白屋文学院的全体师生当晚敲锣打鼓走上街头，扭秧歌、张贴标语口号，向进城的解放军进行慰问。地下党员何选能参加了接管粮库的工作；黎宗权组织学生去慈云乡宣传党的政策。人民欢欣鼓舞地迎接着光明灿烂的新中国。

50年，党和国家对大专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教授们不能来讲学了。白屋文学院迁至江津几江镇东门（现几江中学校址），更名为白屋戏剧专科学校。曾排演了《刘胡兰》、《白毛女》、《兄妹开荒》、《雷雨》等著名话剧，在江津县境内巡回演出若干场。51年，与重庆戏剧专科学校合并，愿去的师生去了，不愿去的可到重庆大专院校就读，有的参加了工作。

“文革”期间，有人斗“当权派”胡永华（张爷庙街小学校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白屋文学院是垮杆学校，培养的都是些国民党的交际花。你好好交待干过些什么反动的交际活动！”多么荒唐！多大的诬蔑！

短短的两三年，白屋文学院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分散在全国各地，从事着教育、科研、文艺工作。这批人虽已退休，然而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桩桩件件，在白沙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文由黄中幼、杨炯芝、胡永华、刘永辉、何选能等同志提供资料，侯光耀执笔）

重读《婉容词》有感

谢韬

吴君婉容词，风靡剑南陲。
时人常背诵，沉吟俱低眉。
哀歌悲凄切，亡魂垒封碑。
断桥断肠处，离曲离泪吹。
夫君美洲去，一纸休书遗。
归去无归路，江波有仁慈。
白杨哀栖鸦，残月玉兔移。
浪花埋丽骨，荒野秋风嘶。
吴生心颤慄，挥笔写新辞。
文坛千秋业，芳吉永芳芝。

九六年四月廿四夜

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百周年七绝二首

男儿慷慨写悲歌，世纪风雷激浪多。
白屋壮怀挥巨笔，豪情飞瀑涌诗河。

一代诗坛耀巨星，斗牛光射中华门。
诗心诗胆诗情烈，长啸海天醒国魂。

谢韬 拜题
九六年十月廿二日

纪念吴芳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钟树梁

诗人亦人师，独醒悲世醉。
纯诚骚雅心，六义君无坠。
柔情歌芷兰，铁笔驱魑魅。
荦荦《婉容词》，千载少陵意。
“八不主义”兴，力辟无所忌。
惜哉哲人萎，英年遗大志。
我曾赋长诗，怀念宵难寐。
今当百岁辰，正值清秋季。
几江集众贤，锦水修书寄。
白屋在白云，奉诗还抆泪。

丙子中秋前七日于成都寓址

赞吴芳吉老师荣诞百周年纪念

文强

毓天地灵气而生，抱日月光辉而殁。
开人类诗思视野，宏儒门大学明德。
无求守节品崇高，有信居仁真硕哲。
壮歌早逝悲颜回，学研昌盛新祖国。

附：追忆吴芳吉恩师荣诞百周年庆典，并盼吴学思想学术研究会早日成立于成都。

七言律诗十首

（一）
一代诗宗醒世雷，扎根五四大名垂。
婉容词重传中外，明德荣隆瞬息开。
“犯斗狂生”终得救，“除名校籍免悬牌”。
渝州风雨多良晤，“表妹联姻月姥媒”。

（二）
追忆当年离乱时，国忧兵火不堪思。
“同情马列拳拳论，呐喊时潮故故诗。”
“敦琬提名争入党，小山附议有周知。”
传闻病重江津逝，渴望斯人岂是私。

（三）
再忆风尘楚国天，每怀恩旧独扬鞭。
岳云失色湘江泪，噩耗惊闻梓里传。
痛哭诗人何早逝，长怀英哲惜华年。
缠绵病久多年事，白屋星沉顿黯然。

（四）
护国岩词乃大章，情深志搏讨元狼。
一诗声讨如传檄，举国兴师有义方。
横扫氛烟除瘴疠，文锋笔阵胜刀枪。
堂堂金鼓今犹震，凛凛威仪汉将光。

（五）
文豪赞叹满乾坤，得助知音梁任公。
一面无缘先作古，继而羽化丧奇雄。
“湘中诗友毛书记，座上芝兰点到翁。”
两失知音今日晓，才人今古几人逢。

（六）
天马行空不染尘，闪如雷电鼓时轮。
冰山不阻前程路，铁马何难志向伸。
一树梅花开一朵，为无风月不为春。
诗人自有神来笔，信手拈之喜煞人。

（七）
聚奎人杰誉神童，表妹常夸不类群。
逝水如斯归作梦，扬眉从不恃其文。
自言天高天无极，又比水深水有畛。
如此谦虚人有几？诗人天籁永芳芬。

（八）
侠人肝胆侠人歌，舍己为群自苦多。
犹忆清华不平事，何难硬汉一肩荷。
吃亏常在从不悔，道义当伸自贬苛。
大德之人无私我，儒家师表圣贤模。

（九）
碧柳诗文盖世骄，英年诗帅领风骚。
包罗万象诗思面，总揽中西咏事潮。
玉振金声惊绝调，开来继往创新饶。
“东风寄语来蓬岛，拜倒英名喜自豪”。

（十）
我诗吟罢尚须吟，史泽长河永不停。
一叶知秋明赤子，百川归海见胸襟。
精研吴学宏文化，远播芳声当友琴。
难得百年荣诞日，九京长慰大师心。

1995年11月20日

注：1 指作者文强于就学明德中学时，曾擅改吴芳吉所作挽联，后得吴师袒护而免于开除处分一事。
2 指作者文强于中共四川省委工作期间，经吴芳吉牵线，与同在四川省委工作的吴的表妹周敦琬联姻一事。
3 指因吴芳吉思想进步，经周敦琬提议，四川省直机关曾准备发展其入党，并已获省行委书记程子健附议一事。
4 指作者曾在《我记忆中的毛泽东先生》一文中提及的，毛泽东同志曾详细打听并相当推重吴芳吉一事。
5 指大陆赴台人士中不乏吴芳吉先生的崇拜者，常来函打听大陆的有关纪念活动一事。

纪念吴芳吉先生一百周年诞辰

陶道恕

秋笳遗响动江阳，胆赋吟开敌凤凰。
白屋歌诗推创格，兔床品藻数当行。
裁成高弟为龙象，嗣续贤声有骥骧。
鸿集又欣扬海外，百年荣庆显幽光。

一九九六年六月

附：读于右任先生《吊吴白屋先生二首》

脱颖清华早，髯翁刮目看。
文豪生不易，盛世遇良难。
旧雨惊长别，遗编睹再刊。
军门嗟莫值，追感忆长安。

渝水扬清誉，申江播好音。
故居怀德感，幽室傍梅林。
旧瓮盛新醴，今诗杂古吟。
兼容斯特有，独立本初心。

吴芳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撰冠顶诗一首以献

丁文章

芳华正茂殒英年，吉相缘何薄哲贤？
先达睿知堪仰敬，生亡失序不允平。
永跟前辈效勤奋，垂范后来续继人。
不幸良师伤早逝，朽地腐天不朽名。

难忘黑石情——纪念吴芳吉老师诞辰100周年

肖林

黑石山头众师生，细听吴师论诗情。
诗经风雅颂万象，离骚楚辞动深心。
唐诗如潮振华夏，宋词有序有创新。
元曲歌舞上舞台，百花争艳天地惊。
国外传来诗新意，国外诗坛有巨人。
希腊罗马开路早，埃及俄印各有经。
中外古今精品多，情真意切任选评。
我爱“旧坛盛新醴”，英人此言正英明。
婉容一词蔽初衷，护国岩畔正义申。
重回黑石修校史，焕发诗情报宿恩。

黑石山头众师生，静观天下心难平。
军阀匪徒争战急，黎民百姓水火深。
箕豆相煎谁无怨，众望群英转乾坤。
先贤曾言严冬过，来日朝阳定是春。

黑石山头众师生，辩论会上显才能。
双方各自强阵地，唇枪舌剑射“敌人”。
冥思苦想寻机会，抓住缺口出奇兵。
一石击破天河浪，一语散驱众鹰群。
会上争论面红赤，会后言和一笑生。
广开思路向前闯，舌战群儒炼新兵。

黑石山头众师生，往事历历记在心。
吴师回校发宏论，黑石苍松伴月明。
生三教诲人称好，武陵历史鉴古今。
悦岩手笔传学子，泽徐相本报先声。
老师年老离人世，学生年老步后尘。
吴师百年华诞日，寻根追念永世存。

注：1 据吴师言，“旧坛盛新醴”之说起源于英人，有“我爱英人言，旧坛盛新醴”的诗句。
2 生三等语，指与吴芳吉同时在校任教的陈生三、黄武陵、蔡悦岩、唐泽徐、龚相本诸位老师。

纪念白屋诗人诞辰一百周年

刘友竹

身后哀荣岂自知？墓前瞻仰贺期颐。
从戎未遂班超愿，忧国长钦逢甲诗。
别样情怀尊众体，大家风范主多师。
名篇历久光芒在，到处吟哦是口碑。

诗人穷苦本寻常，仲则生涯剩锦囊。
护国岩高人伟美，伤心人杳调凄凉。
吟成每恨豺狼恶，笔到真如菡萏香。
故里情殷群彦至，长江万古水泱泱。

一九九六年九月

附：敬题吴碧柳先生诗集

渝江抒秀气，碧柳自婆娑。
赤县疮痍满，青衫涕泪多。
凄凉婉容诔，慷慨巴人歌。
诗论惊当世，长须细揣摩。

一九九五年四月

金缕曲二阕·纪念近代文坛两吴先生前后百岁阴寿感赋

刘中一

并世两吴生。誉神童，清华共砚，瑞芝人望。
受辱小吴刚直节，难悔初心屈枉。
虽偃蹇，精诚无爽。
从此大吴深敬佩，死生交，义薄云天赏。
双子座，文星朗。
悠悠百岁怀师长。叹泾阳，东西硕学，耋遭诬妄。
历史有情终论定，依旧儒林巨匠。
听几水，新辞绝唱。
卓荦英姿射雕手，惜天才，崭露归泉壤。
瞻黑石，倍凄怆！

白屋诗人仰。感平生，千忧百患，自强自养。
睿智超群惊宇内，世味艰辛磨放。
爱与恨，言行无诳。
道德文章身作则，古今通，学识渊深广。
心火热，卓奇想。
淄尘万里高师讲。遍天涯，寻消问息，洞知民恙。
奋志凌云书疾苦，瑰丽篇章独创。
两父女、婉容词响。
护国岩巴人绝笔，引豪情动地悲歌慷！
垂教范，永标榜。

1996年4月8日于重庆

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100周年遥寄

王黎

诗魂古木郁参天，碧柳白屋誉百年。
一代风骚存绝续，两吴学苑立峰巅。
书成疾苦苍生念，骨偎青山灵秀眠。
巴蜀秦川辽海近，“无穷社稷”诵遗篇。

注：作者王黎之父王荫南，曾任张学良将军的秘书，日军侵占北平后遇害。其诗作颇受吴宓推重，许为继芳吉之后的北国爱国诗人。遗著《一叶诗集》中有句云“社稷无穷念，悲欢万种肠”，足以与吴芳吉之“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相媲美。

赞芳吉先生

刘宝峋

五四诗坛革命时，异军突起独搴旗。
常将旧瓮装新醴，每写生民入妙辞。
俯首躬身歌孺子，横眉怒目斥妖魑。
文章道德千秋业，白屋诗人我辈师。

96年6月13日

纪念吴芳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马乐庸

海往洋还世界开，新弦闯入旧歌台。
中华革命方兴日，变化诗涛滚滚来。

花开“五四”恰当头，一曲《婉容》震九州。
诗继宋词元曲后，先生独创最风流。

书民疾苦语凄凄，总为苍生举大旗。
护国岩边千古泪，伤心父女月垂西。

继往开来诗路通，古洋相夹竞来攻。
哀哉一部文坛史，写遍丛林不写松。

不解潮流未可嘉，对潮分析却堪夸。
先生岂在潮流外，试看初潮万丈花。

英年早逝痛云天，广诵华章遍蜀川。
现代诗人新旧作，几家能若此流传。

七十余年绕大弯，诗求新体又重弹。
由来瑰宝难埋没，白屋康庄起后贤。

故园久别忆江津，愧作先生同邑人。
循辙但求能寸进，白沙黑石吊诗魂。

百年岁月享三分，创造风华只数春。
我辈生当求质量，从公事业速驰奔。

琵琶铜管两交欢，独喜灵苗倍灿然。
轻薄为文何足道，诗河自古爱新鲜。

一九九五年五月于兰州

人民诗人人民爱

廖尧章

星移斗转一百载，天生雄才多磨难！
大江滔滔东流去，人格诗品益灿然！
十三成名号神童，忧国忧民意拳拳。
更著婉容护国辞，有口皆碑举国传！
诗选全集皆问世，文坛魁首何不言？
文史榜上应留名，扶正祛偏尊才贤。
人民诗人人民爱，大公无私天地宽！

96年6月6日

故白屋诗人吴公芳吉诞辰100周年祭

李良白

吴公诞辰百周年，翻天覆地换人间；
当年频书民疾苦，而今堪慰万众欢。
勃兴不亡有新路，国强民富再无难；
从严治党足防腐，一代诗魂可安眠。

一九九六年清明节于自贡

注：指1945年7月毛泽东回答黄炎培希望中共找到能跳出“兴勃亡忽”规律之新路一事。

附：喜见《吴芳吉集》出版有感

吴诗久绝响，原因长困扰；
政俗交加变，是非渐分晓。
姚公胆识高，率先来“放炮”；
现代文学史，执笔要公道；
不可排异己，风气搞坏了。
乔、圣继以吁，项目终列表；
辛苦十年功，《集》成墨香飘。
烬余免亡佚，由见民所好；
投厕数十秋，不曾一字少。
篇篇俱幸留，无庸伤覆瓿；
人间有公论，时毁其能久？
浩劫烟云消，诗教逢春俏；
愿人手一册，旦夕常研讨。
吴诗何壮美，吴文多独到；
芳行深足观，吉言多足宝。
可令民振奋，可窥华夏奥；
可涤人心神，可荡世浊潮。
能借观今昔，见微知著早；
能助今重铸，精神文明好。

95.3.20于自贡

喜闻故乡筹庆白屋诗人百年寿辰，步《江津南城》韵二首

刘国铭

百年华诞慰穹苍，相约擎觞聚菊黄。
岩赋六章酬报国，婉歌一曲唱登场。
诗论精彩光寰宇，为士崇高洁圣房。
毁誉随棺时太久，是非评说后人忙。

几水滔滔奔上苍，春风拂拂赛花黄。
金桥八达迎宾客，闹市千夫邀宝场。
白屋重光弘国粹，长联再现揽文房。
馆陈元帅撼天地，欣喜家乡建设忙。

1997年7月15日于棠城

四言颂诗一首

苏必珍

欣逢吴公芳吉先生百年大祭，不克趋奉为礼，谨成颂诗，以表高山仰止拳拳之心于万一。

春风拂柳，碧映白屋。
百年今日，盛典奎庐。
群贤毕至，少长咸汇。
苍天有情，沉珠重辉。
一代诗杰，异军突兴。
三日无作，恐负苍生。
乐府民谣，三五七言。
长短相间，缘情成篇。
哀乐悲欢，但歌生民。
贵在创新，声自真诚。
后继有人，若红若眉。
更有骥骧，光耀门楣。
诗集付梓，无愧哲嗣。
个中辛酸，地晓天知。
冥中有灵，掀髯启唇。
后学苏子，腆颜献芹。
妙作绝唱，百世流芳。
哲人诗风，山高水长。

乙亥岁暮 后学苏必珍

吴芳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感赋

徐绍周

（一）
自然纯朴出真知，白屋诗人是我师。
改革创新求典范，请君三复婉容词。

（二）
捧读华章齿颊馨，内涵深广启心灵。
心香一柱祝冥寿，齐颂诗坛不老星。

（三）
才华横溢品尤高，尽瘁教坛为国劳。
手捧词章齐介寿，巴山蜀水涌诗涛。

一九九六年五月

游黑石山，谒白屋诗人墓

梁赐龙

黑石山奇特，古木上千寻。
林深觅幽径，熊虎象狮蹲。
匍伏迓远客，憨态何殷勤。
辗转入书院，欣闻朗朗声。
百年古黉舍，习习清风生。
明窗陈万卷，丹硃见缕心。
斗室仍如昔，犹感胡公诚。
石柱楼高耸，长松五百龄。
山川毓灵秀，天遣谪仙星。
髫龄抒政论，举国惊宏文。
及壮走天下，五岳恣攀登。
诗成如画境，岩壑更峥嵘。
四海无宁日，民生多艰辛。
奋书民疾苦，忧患苦沉吟。
人读婉容词，感慨泪沾襟。
是知吴碧柳，常怀赤子心。
靖老识彦才，延之湘水滨。
为感尊贤意，磨血事耕耘。
五载两园居，屈子离骚亭。
湘君成雅集，泰安聚精英。
麓山红叶会，豪情任纵横。
此乐何可及，感怀谢知音。
人生有离合，聚散本无情。
燕京讵永别，垂老意难平。
买舟江津去，展墓魂山青。
落英巳满地，太息故人行。
我今踵前趾，肃穆拜先生。
高山仰止，无限敬诗魂。

1996年9月27日

白屋诗人诞辰百周年纪念

刘同德

懒随流俗逐豪华，纵笔吟坛海作家。
白屋诗魂频入梦，一生心事付梅花。

纪念白屋诗人诞辰百周年

周琪芳

蜀中吴白屋，一代剑南翁。
辩日神童著，屠龙大匠功。
霸才惊海内，鸿迹遍湘中。
爱国遗篇在，千秋景仰同。

纪念白屋诗人诞辰百周年

尹朝国

江津集会纪吴生，学者专家细总评。
先生品学皆楷模，一代宗师指路明。

缅怀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

寄萍生

（一）
昆吾百炼铸诗魂，落落乾坤浩气深。
留美优游轻一掷，剧怜尘海梦中身！

（二）
心血呕残为写诗，人间悲剧《婉容词》。
吟坛绝唱惊华夏，非马非驴是我师。

（三）
怒斥奸雄笑沐猴，悲歌慷慨叹无俦。
那堪淞沪倭奴战，肠断《巴人》血泪流。

（四）
忧国忧民泪几多，文星忽陨恨如何？
玉楼赴召悲长吉，《蒿里》同声唱挽歌。

（五）
黄钟毁弃寂无声，瓦釜频惊蝶梦人。
盛世昭回兴百废，岂教《诗稿》永蒙尘！

（六）
边陲遥拜大师坟，劫后丰碑喜焕新。
梦里银沙难再到，聊将俚句托深情。

（七）
一脉相传继少陵，《六言诗史》怅凋零。
江山代有才人出，健笔纵横自绝伦。

（八）
巴渝雅韵起新声，衣钵心传咏絮人。
更喜东床诗笔健，吟笺弥漫故乡情。

几江后学拜题于蝶梦，时在1996年11月3日凌晨

纪念先哲吴芳吉先生诞辰百周年

张光荣

题扇童龄舒新志，春风化雨白屋诗。
挥毫不忘反复辟，染纸常念醒雄狮。
披肝诚吊护国岩，沥胆豪吟婉容词。
饱经世乱成圣哲，碧柳百年发茂枝。

白屋诗人颂

唐高杰

白屋诗人，我师父尊。
少年景仰，晚岁尤恂。
恭逢百岁，更觉可亲。
贤哉白屋，忧国忧民。
针砭时弊，笔伐猢狲。
浩然正气，桀骜不驯。
一身铁骨，民族忠魂！
新词旧律，诗歌革新。
承先启后，下笔如神。
辉煌遗集，八斗奇珍。
《婉容》绝唱，诵者如云。
雄才盖世，卓尔不群。
诗坛巨匠，华胄虎贲。
痛哉贤哲，何早殒身！
隆重纪念，共惜斯人！
吴翁安息，功业永存！

富顺 唐高杰 拜祭
1996年9月17日

缅怀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

李燕石

（一）
白屋诗人革旧诗，民间喜诵婉容词。
余生恨晚无缘见，拜读新篇仰慕之。

（二）
新诗旧律两俱长，爱国忧民意气昂。
日寇出兵侵上海，浩歌抗敌有华章。

（三）
天生忠直善诗文，求学清华有义名。
笔伐洋人存正气，儒家德范著先声。

（四）
一生公正性忠贞，济困扶危嫉不平。
深惜无辜两父女，文章处处惦苍生。

（五）
对人接物本诸仁，礼义持躬厚道伸。
路见丧棺先肃立，致哀死者表真诚。

（六）
卓越奇才天下雄，高歌一曲出临潼。
行云流水无雕琢，豪放诗声媲大风。

（七）
德高望重长津中，振聩发聋学子崇。
噩耗传来齐痛哭，官民送葬仰儒宗。

（八）
一代诗词一代风，先生开拓启愚蒙。
今儒倡走先生路，学步学趋众乐从。

同往聚奎中学参观白屋诗人陈列馆并谒墓

（一）
黑石山间遍绿荫，参天秀色伴文星。
同来拜谒钦高节，白屋诗人墓草荣。

（二）
聚奎中学玉堂深，白屋诗文列后庭。
咳唾珠玑昭永世，高山长水育精英。

（三）
顶天立地一诗人，长使群英拜墓茔。
独抗狂潮真铁汉，拓开新体助豪吟。
高歌音韵追先哲，爱国心胸启众生。
黑石山中封马鬣，文风昌炽益江津。

吴芳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诗三首

王亮澄

一、清华反侮
不甘屈辱受欺凌，铁骨铮铮浩气存。
但使中华腰挺直，岂能悔过写降文。

二、护国岩词
护国蔡将军，讨袁起义兵。
反皇权复辟，百应一呼声。
敌强敢硬拼，转败稳乾坤。
动魄惊心句，岩词天下闻。

三、全集出版庆百辰
若不华年陨巨星，能逢盛世百年春。
名篇博览万千册，驰骋诗坛又一人。

几水流长

陈松

黄发吟哦惜婉容，苍颜谙世恋芳翁。
诗成白屋摧枯朽，语作金声振聩聋。
黑石多情偎绿冢，长庚早陨泣群氓。
文坛此日新苗秀，几水潺湲漾懿风。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白屋诗人诞辰一百周年追念人师吴老芳吉

穆显德

一代宗师百代诗，创新剔旧展风姿。
文坛世路披肝胆，遗墨人间万古思。

原江津县中学学生 世侄穆显德
1996年5月9日

水调歌头·白屋诗人诞辰百周年祭

杨眉

白屋吴芳吉，爱国献忠贞。书民疾苦，诗笔从未负苍生。犹记清华旧事，不向洋人俯首，铁骨响铮铮。日寇硝烟起，呐喊唤狮醒。
针时弊，鞭邪恶，表同情。《婉容》一曲，千古绝唱五湖惊。百岁寿辰迎到，黑石墓前同祭，盛世慰英灵。魂共梅花笑，广宇沁芳馨。

鹧鸪天

爱国情怀爱国歌，诗篇人品两巍峨。
挥毫直写民间苦，不负苍生墨泪多。
忧战乱，忆松坡。词香《护国》耐吟哦。
《巴人》歌出山河壮，轰动渝州涌大波。

附：水调歌头·先父遗稿《吴芳吉集》在成都出版

白屋吴芳吉，出集历艰难。拖拉十载，今日才得了纠缠。总算书成问世，多少仁人学子，展卷诵遗编。黑石诗魂舞，几水笑开颜。
写民苦，书民怨，一篇篇。《婉容词》美，家喻户晓早流传。积极宣传抗日，揭露昏天暗地，爱国意拳拳。巴蜀多才俊，万众惜啼鹃。

七绝·谒先父白屋诗人墓

吴红

（一）
巴山蜀水育诗灵，爱国情怀众所称。
秉笔直书民疾苦，文章决不负苍生。

（二）
九曲池边草冢青，残荷听雨问梅亭。
诗魂休嗟人间事，大地春回蕊自馨。

（三）
文史暂忘不足悲，民间争诵《婉容词》。
巴山儿女多情甚，岁岁春朝拜墓碑。

（四）
自有词章作定评，何需史籍记芳名。
江山有幸诗魂幸，赢得游人道不平。

瞻白屋诗人墓

谢明星

（一）
奎星永耀思三绝，白屋诗坛负盛名。
婉容词吊婉容女，护国岩颂护国军。
野鹤闲云陪孤冢，黑石青松伴残英。
抚碑低吟秋风紧，黄花一束慰诗魂。

（二）
重九赏秋登黑石，儿时校友喜相逢。
漫步荷池临新阁，闲寻花径溯旧踪。
青山有幸埋诗冢，白屋怜香吊婉容。
母校重辉英才济，奎园桃李座春风。

纪念诗人吴芳吉百岁诞辰

刘光福

天愁地暗夜漫漫，百年魔鬼舞翩跹。
一唱雄鸡天下白，春回大地诗满园。
大幕同演风云剧，学海津梁教为先。
当年凭吊无宁日，百年纪念有新天。

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100周年

杜师宇

（一）
怀德黎民泪不干，情深《护国》意斑斓。
《婉容》词曲悲千古，白屋诗风应久传。

（二）
雪里芳梅春讯回，冰肌孕育暗香来。
一年一度酥心雨，赢得群花烂漫开。

七律·纪念白屋诗人诞辰百周年

张柏坚

生逢乱世怀工部，情凝词章慕灵均。
笔伐殃民袁总统，歌讴护国蔡将军。
《婉容词》耐千人诵，《重九赋》传万代馨。
黑石春迎百岁祭，神州似锦慰诗魂。

吴芳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颂

周承涑

自古几江多志士，白屋诗人无伦比。
护国岩词输正气，巴人歌赋煎国耻。
婉容深情纯真美，聚奎师生泪落矣。
白屋诗风开新宇，伟哉吴师人仰止。

白屋诗人吴芳吉冥诞百周年纪念七律二首

刘沅波

（一）
荏苒韶光忽百春，诗人冥诞庆良辰。
骚坛革命标旗异，海内闻名创体新。
不土不洋篇句写，亦今亦古锦章吟。
别开生面亲风雅，落笔辉煌泣鬼神。

（二）
谁人识得连城璧，久暗光辉石韫藏。
沸沸扬扬时眼白，轰轰烈烈俗徒狂。
天高云淡凤凰出，月白风清兰桂香。
今日诗坛思杰士，推崇大雅作津梁。

您的英名将万古流传

廖世玉

当我翻开《吴芳吉集》，禁不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仿佛回到了“五四”前后祖国分裂动乱的年代，看见了挣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下，人民饥寒交迫的悲惨情景；听见了他们撕裂人心的痛苦呼唤。

诗人吴芳吉先生，您忧国爱民的伟大情怀使我的心灵深深震撼！在《两父女》诗中，您借农村小姑娘之口，控诉了无辜人民在乱兵横行下“妈妈斫倒，阿爷哭倒，”家破人亡的悲惨。在《赴成都纪行》、《儿莫啼行》中，您借父老之口喊出了“一年三预征，父子难相养”；“愿为太平犬，勿作乱世民”的艰难。在《婉容词》里，您为深受压迫的妇女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呐喊：“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在《巴人歌》中，您用浓墨重彩，描绘了坚持抗敌救亡的十九路军奋不顾身的战斗画面。“挥刀汗被体，血热失天寒”。在《北门行》中，您愤怒指斥湖南内战的罪魁祸首“他杀尔夫，他杀尔夫，茶陵谭公子，衡阳赵把都”。在《思故国行》中，您以“矫矫我蔡公，谈笑蓟北空，顺天从民意，护国西南封”等诗句表达了对护国英雄蔡锷将军的赞扬与怀念。

“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诗人吴芳吉先生，您恨人民之所恨，您爱人民之所爱，您具有强烈的正义感、责任感。您是一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诗人。您独具特色，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诗篇，像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它深深教育着我们，教育着后代子孙千千万。

深深敬仰您啊！诗人吴芳吉先生。
深深怀念您啊！诗人吴芳吉先生。
您的生命虽然短促，但充满光焰。
您的诗文是不朽的丰碑，您的英名将万古流传！

诗魂流芳

吴红英

将身体化成
一树墨绿
待春之帷悄悄绽开
以心韵聆听泥土
源于生命之灵的倾诉
树之躯记录
桃红李白的温馨
诗之魂萦系
母亲无恙的呼吸
在落红如雨的舞台
你书剑飘零
花谢花开
当一切如雪
倚季节走远
如树的你
依然昂首天外
于是待春之序曲飘逸
觅刻有父姓的那一方土地
任思绪幻化成婆娑柳影
跪拜如叶落飘飞的情意

谒吴碧柳老师墓

涂贻谋

五绝
昔年曾问礼，今谒旧坟台。
泉下应无恙，诗歌入梦来。

已丑年七月二十三日

怀念吴碧柳老师七绝二首

（一）
为民疾苦写诗歌，笔砚其如枪杆何。
黑石长眠黄土泣，苍天辜负哲人多。

（二）
沈阳沦陷大声呼，肉食无谋内战徒。
淞沪孤军争杀敌，颂扬更及汽车夫。

注：汽车夫——指汽车夫胡阿毛将汽车、日本军火、日本兵及人急驶入海、同归于尽的故事。（详见《巴人歌》）

98年秋

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一百周年暨吴芳吉研究会成立志贺

合江县诗书画院

芳吉吴夫子，今年百岁辰。
自名为白屋，冷眼向公卿。
心泉注桃李，高洁比松筠。
师古不泥古，诗词敢创新。
铮铮钢铁骨，中华之拜伦。
一生如秋月，清辉绝俗尘。
先哲人皆仰，追思见精神。
改革添风采，煌煌士气伸。
百花齐吐艳，万鸟喜鸣春。
学术深研究，硕果定纷呈。

九五年十二月

吴芳吉联语佚文三则

邓亚曾 敬录

（一）
题长沙明德中学楚辞亭
楚辞亭畔无情水
屈子洞中莫逆交

（二）
1923年长沙洪灾挽罹难工友
替我送信跑街，东南西北，号称长沙里手。哀，哀，烦劳好几年，竟遭惨死，令鄙人如伤骨肉；
像您热心作事，坚苦真诚，不愧明德校风。罢，罢，老实说一句，虽属卑差，论公道配作元勋。

（三）
赠友人
闭门聊纂千秋史
破浪欲乘万里风

赠江津市政协

尹朝国

四面幽出娄山，芳吉诗坛添雅韵；
一桥雄飞几岸，荣臻闾里绘新图！

联对两幅

文强

（一）
芳哲雄才迎接新潮，爱国诗思洋溢，文坛独步执牛耳；
吉人旷代敢鞭时弊，满腔热血沸腾，笔阵先登造顶峰。

（二）
虽旧犹新，千古风流推李白；
当今不昧，百年名士数吴师。

题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100周年

江津市楹联学会

《婉容》怜弱女，《护国》赞雄魂，一代奇才骄日月；
几水献丹心，清华留硬骨，千秋美德属山河。

关于吴芳吉研究的几个问题

贺远明

吴芳吉先生是曾经因其写的《护国岩词》、《婉容词》流传万口而蜚声全国的诗人，但近几十年来，却声名寂寞，中青年人中大都不知道我国现代有这样一位“在诗歌创作上能独树一帜”（缪钺《回忆吴宓先生》文中评吴芳吉先生诗语）的卓越诗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精神逐步贯彻到文学研究领域，才开始有人研究吴芳吉先生的诗歌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校（当时名江津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选注的《白屋诗选》，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施幼贻先生的《吴芳吉评传》，全集的编校也被列入四川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在1994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了我们编校的《吴芳吉集》。与此同时，评介吴先生诗歌创作的文章也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一块埋在地下多年的真宝石，终于开始出土发光。但据我所见，像《〈婉容词〉新论》那样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论文还不多。要把对吴芳吉先生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向前推进一步，我认为应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阐明吴芳吉先生的诗歌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吴芳吉先生的诗歌创作，应在现代文学史占有一席位置，然而却长期受到漠视，被排除于现代文学史之外。其原因只是由于他基本上是用传统旧体诗的形式写诗，而未用“五四”以来流行的新诗的形式写诗。不问其作品是否有时代意义，是否有艺术价值，仅以用什么形式为准来决定取舍，这显然是一个偏见。但因由来已久，遂致习非成是，被人们视为当然。

近年来，由于思想的解放，实事求是精神的发扬，有识之士开始冲破这个偏见的牢笼。八十年代初，姚雪垠先生在致茅盾先生的信中，提出要编写一种与通行的编写方法不同的“大文学史”。他认为在编写时“不仅需要打破文言白话的框框，还要打破另外一些框框。例如学衡派有一位较有才华的诗人吴芳吉，号白屋诗人，不到三十岁就死了，在当时很引人重视。他死后，吴宓将他的诗编辑出版。既然在社会上发生过较大影响，要研究一下原因何在。如果他的诗确有成就，也应该在现代文学史中提一笔。”姚先生这段话虽然称吴芳吉先生为学衡派诗人，死时不到三十岁，他的诗由吴宓先生编辑出版等均与事实有出入，但却首先提出了吴芳吉先生在现代文学史应占有位置的问题。他这封信经茅盾先生建议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方法》为标题发表于香港《文汇报》（《新华月报·文摘版》转载），可见茅盾先生是赞同的。

叶圣陶先生则对如何看待现代旧诗词，在《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宣言》中提出了精当的意见，他说：“记得有个旧瓶装新酒的比喻，诗词虽然是旧形式，跟‘五四’以来提倡的新诗一样，也能反映这个时代的生活。所以我想，瓶子无论新旧，咱们总希望瓶子里装的酒又香又醇，总希望能用精粹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各自的好诗来。”用叶先生这个观点来看，吴芳吉先生的诗，是符合用精粹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反映时代生活的要求的，是又香又醇的好酒，就不应因用旧瓶子装而受到否定。何况他还有所革新，有所创造，没有全用旧瓶子。他的《护国岩词》、《婉容词》等，不但过去曾经流传万口，沁人心脾，八十年代重新发表后，仍能获得许多读者的爱好，可见其与现代新诗人的名篇佳作同样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诗人的诗作能否赢得广大读者的爱好，能否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应当是检验其诗作艺术价值及社会影响的重要尺度。吴芳吉先生的诗作既然在过去和现在都能吸引读者，为人们所传诵，就毫无疑义的该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应得的位置。

吴芳吉先生的诗歌在现代文学史上究竟该占个什么位置呢？我认为，程千帆先生《一部富有特色的诗集》（《丁芒诗词曲选·序》）一文中把吴先生与黄遵宪并列为对旧体诗与新体诗的接轨作了有益尝试的先驱者，可谓老眼无花，一语破的，概括了吴先生诗歌艺术的主要成就，给我们研究吴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有益的启示。

我们知道，吴芳吉先生既是一个面对现实、为民生多艰而哀吟的爱国民主主义诗人，也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和创新的艺术特色的时代歌手。他的诗歌，不仅内容上多前人未辟之境；艺术上更能博采众长，含英咀华，既继承了我国古典诗词和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又从西方文学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从而使他创作的诗歌虽基本沿用旧诗的体式，却并未墨守成规，而是在“转益多师”的基础上，探索新路，语言和形式有蝉蜕式的创新，独标一格，自成一家。他的诗歌代表作《护国岩词》、《婉容词》、《两父女》、《笼山曲》等，均是广泛地吸取了诗、词、曲、鼓词、弹词、民歌及一些外国诗的运用语言的技巧和表现手法，熔铸而成新体。这些诗篇，融口语入诗而不伤典雅；以五、七言为主，而以三、四、六、八、十乃至十几个字的语句相间，既较之旧体诗更符合语言的自然，又能保持旧体诗声调铿锵之长；既突破了旧体诗句式和声韵的严格束缚，有利于充分表达现代思想感情，又未丢掉诗歌语言应具有音乐美的特性，防止了把诗写成散文的弊端。我想，这就是程千帆先生所提出的对旧体诗与新体诗的接轨作的有益尝试。

这里，以《护国岩词》为例来略论吴芳吉先生这种尝试的成就。全诗多角度、多侧面地表现了蔡将军同人民的鱼水深情，突出了蔡将军为人民、为民主而战的精神风貌，塑造了一个感人至深的英雄形象。诗的句式灵活多变，挥洒自如，尤为其突出的艺术特色。叙述原委，多用五言；描绘景物，铺叙背景，抒发委婉曲折的感情，多用七言；而在情节发生波澜，或表达强烈深沉的感情时，则多以摇曳生姿的长句与沉着有力的短句相间。这不仅使全诗十分生动流畅，而且，其抑扬顿挫的节奏，起伏跌宕的旋律，还与诗中的感情流程相适应，准确地表现了感情的激荡，强烈地搏动着读者的心弦。诗是卓越地运用语言的艺术，像这样创造性地运用语言，使之声情并茂，不仅较之传统旧诗风格迥异，即较之晚清诗界革命运动中坚黄遵宪的诗作，也是面目一新，在旧体诗与新体诗接轨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几十年来，现代新诗尚未能在群众中以上口成诵的方式，超越书面阅读而更广泛地流传，与许多新诗作者不重视继承旧体诗音乐美的艺术传统有关。因而，吴芳吉先生这位在旧体诗与新体诗的接轨上作了有益尝试的先驱者的经验，是值得当代新诗作者借鉴的。这也就确定了吴芳吉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应占有的承先启后的位置。

二、要开展吴芳吉先生诗歌理论的研究

如果说，现在对吴芳吉先生诗歌创作的研究还很不够，则对其诗歌理论的研究更是一个薄弱环节。吴芳吉先生的诗论也是在创新的道路上探索前进，自具特色的。他虽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持保留乃至反对的态度，但他并不否定新诗。他在《提倡诗的自然文学》中说：“表情的方法既不能人人相同，做诗的格调自必个个有异。……诗既无文话白话之分，是彼此均属一家；诗纵有文话白话之分，不妨各行其是。……须知诗之佳处不在文字与文体之分别，乃在其内容的精彩。”可见他是承认新诗的，只是认为新旧诗不应互相排斥，强生分别；而应求同存异，各行其是；重要的在于内容是否精彩。程千帆先生在《一部富有特色的诗集》文中说：“新体与旧体的互相排斥甚至咒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们之间的继承、渗透、融合终于接轨的时代即将或已经到来。”吴芳吉先生在六七十年前就已有这与之相近的平实通达之论了。

“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戊午元旦试笔之三》）是吴芳吉先生诗歌创作的准则；悲天悯人，忧国伤时的情怀是吴芳吉先生的诗歌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的源泉。他所师法的诗人是屈原、陶潜、杜甫、丘逢甲，他的《论诗答湘潭儿女》分别歌颂了这四个诗人，并自注云：“此为某于中国诗史上所取之数人。灵均、靖节、少陵为人所论定。丘公逢甲似较三子为弱，然某诗渊源所从；其造就裨益于某诗者，自某视之与三子同大矣。……若陶之超尘拔俗而无厌世之心；杜之穷迫饥驱而无绝望之语；屈则忠爱之忱不谅于世，而至死不去其国；丘则处积弱之势，衰敝之秋，而能发扬民族精神、祖国文化，以与时代俱进；此皆某馨香祷祝，以为创造民国新诗最不可少之资也。”

吴芳吉先生诗歌创作的准则，诗歌创作的渊源和诗歌创作的实践，使他的诗论特别重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强调诗歌的时代感与现实性，要求诗歌随时代发展的相应变革，以利于从现实出发反映时代特征。他在《白屋吴生诗稿自序》中说：“国家当旷古未有之大变，思想生活既以时代精神咸与维新，则自时代所产之诗，要亦不能自外。……旧诗体制不能谓其非佳，……然以今世事变之繁，人情之异，必非简单之体所能尽纳，此体制之不能不变者也。……余以民国之诗当有民国之风味，以异于汉、魏、唐、宋者，此格调之不能不变者也。……处今之世应有高尚优美之行以适于开明活泼之际者，此意境之不能不变者也。……然今之学为诗者，以故事为典雅，以僻奥为渊博，以出处为高古，以堆砌为缜密。上者无异书摊，下焉直等明器。性情之道，茫焉乎息。此辞章之不能不变者也。”表现了强烈的求新求变精神，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

他在《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还明确提出诗要新的必然性，他说：“我丁新运，我长新邦，我接触新事，我习尚新俗，我诗虽欲不新，其何可得。……是以吾人非反对新诗，乃反对今之伪诗。”从文中举的一系列例证可以看出，他所谓的伪诗是指脱离现实、不能反映时代生活和人民疾苦的或不具有诗歌美学特色的作品。由反对伪诗这一点出发，他不只是批评了一些新诗人的诗作，对当时著名的旧诗人樊增祥、易实甫、陈伯严、郑孝胥还作了更严厉的批判。他在《提倡诗的自然文学》中，斥责樊、易为“无聊”，批评陈、郑“对旧诗也没有发挥丝毫特色。第一，他们都生在沿海一带，试问他们所做的诗，有真能代表下江之民性否？有专事描绘下江之风土否？有妙于传述下江之生活否？第二，他们都生在清朝民国之交，试问他们做的诗，有能对于清朝畅言其个人之忠爱否？有能对于民国发为平正的讽劝否？有能对于现状痛陈吾民之疾苦否？”他还指出，正是由于这些人写的旧诗脱离时代，脱离现实，导致旧诗的衰落，是“罪孽深重”，“祸延祖考”。（附带提一下，吴先生对陈伯严诗的评价，后来有了根本改变，不仅不视之为伪诗，还在1926年《与周光午》信中，论及对宗江西派的诗人要分别看待时，特笔赞扬陈伯严的诗说：“散原精舍诸集，但看其西山哭墓之多，其天性之高，已非今人所及。至于《题欧阳润生画像》之大声鞺鞳，《熊文招观三村桃花》之逸兴淋漓，皆彼效颦者所难仿佛。”）

什么是吴芳吉先生所谓的真诗呢？他在《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说：“故有兴、有材、有字、有句、有体、有格者而后可以为诗。”在同一文中他先以《黄克强先生哀辞》为例，对兴、材、字、句作了较具体的说明：“思慕英雄，感慨当世，真诗兴也。手泽犹新，斯人已故，真诗材也。色彩纯一，真诗字也。词句苍凉，真诗句也。”后面，他又解释何谓体、格：“一篇之中有适意，有适韵，有适字，有适句者，体也；无俗意，无俗韵，无俗字，无俗句者，格也。……故体以形言，格以品著。”可见他所认为的真诗就是具有真挚的思想感情、现实的生活内容、锤炼精美的语言、高雅脱俗的风格的诗。他还特别强调真挚的思想感情是诗的灵魂，在《读雨僧诗稿答书》中说：“总之，诗之为道，纯从天真发出，即雨僧所谓‘风雅原从天性生’也。”在1919年《复刘泗英》信中则概括为“吾之诗稿，即吾之情史”。他认为要写出出于至性的有真情实感的好诗，诗人必须有高尚的人品，在1917年《复张仕佐》信中说：“当知杜公忠爱，每饭不忘君国，其人品节操，高出千古，故其诗之雄冠千古，无以加之。”这样的诗论，现在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对诗歌创新的道路，吴芳吉先生也有相当正确的论点。他主张新诗应当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而又合乎新时代的精神；他主张创作新诗既须取法古人，也须取法外人，但不是复古，不是媚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在《白屋吴生诗稿自序》中说：“余所谓理想之新诗，依然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国之习惯，而处处合乎新时代者。……读古人之诗，非欲返作古人，乃借鉴古人之诗以启发吾诗；读外人之诗，断非谄事外人，乃利用外人之诗以改良吾诗也。”在《彭士诗译·导言》中还说：“居今日而欲新文学之实现也，舍自剖辨本国文学与挹收西洋文学，别无他途。”强调批判地继承中西文学的传统是创造新文学的必经之途。

“五四”前后以提倡新诗发端的文学革命运动已经历史证明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深远影响。但当时胡适等人评价诗的优劣时，往往只看其是否白话，却对诗必须要美重视不够。吴芳吉先生则是以诗人论诗，有着诗人慧眼独具的艺术敏感，故持论常能探赜索隐，直凑精微，深入诗心。从他与胡适等人争论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表现了高于他的论敌的审美能力。胡适的诗论，正如吴先生在《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所指出，是“只知有历史的观念，而不知有艺术之道理”，忽视诗的美学特色。而重视对诗的美学要求，则是吴芳吉先生诗论的显著特点。他在《谈诗人》中说：“现在报纸上登出的新诗，……因为要做白话，连修辞也不讲究。对于文学的美……简直没有人过问。于是，在形式上……看不出一种外美，在精神上……看不出一种内美。所以令人不耐咀嚼。美虽有庄严、神秘、宏壮、激烈、安静、慈悲种种之不同，诗之必要有美然后得以成立，总是不能非议的。”他还在1924年2月16日《与吴雨僧书》中说：“近于诗恒怀四旨：无忠厚之气象，不足以矫偏欹；无热情之感情，不足以动凉薄；无美艳之辞章，不足以滋枯朽；无自由之格调，不足以言创作。”以真善美有机统一的观点，提出了倾向性、真实性、艺术性及创新的艺术追求和谐一致的审美标准。要求诗必须美，追求诗歌的艺术创新，是吴芳吉先生诗论中的合理内核。这同他的诗歌创作一样，是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文学遗产。我们应当认真加以研究，使之在当代诗歌发展上起到积极作用。

三、要实事求是看待学衡派及吴芳吉先生与学衡派的关系

学衡派是几十年来被现代文学史家们公认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文学流派。吴芳吉先生也因曾在《学衡》上发表论文及诗歌，被纳入学衡派，成为有的人否定他的口实之一。这个问题应当怎样看待呢？我认为应从以下三个层次来进行分析：一、学衡派是否可以简单地定为反动的文学流派而予以全盘否定；二、学衡派中人的文学观点是否完全一致；三、吴芳吉先生与学衡派究竟是什么关系。

过去的文学史家们是在“左”的指导思想的牢笼下，只抓住《学衡》上发表的批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文章，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置之于对立面，作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文学流派来论述，完全抹煞了学衡派对我国现代新文化建设、新文学建设的重要贡献。现已有不少学人认识到这种论断的片面性。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科学武器，对《学衡》进行具体分析，作出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学衡派是因《学衡》杂志而得名，《学衡》的创办人为柳诒徵、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吴宓诸先生，吴宓先生长期任该刊总编辑。《学衡》自1922年创刊至1933年第79期停刊，历时十一年，发表了不少颇有影响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文学，介绍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及中西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论文，还发表了以旧诗词为主的大量创作及翻译作品。其中如：吴宓先生的《世界文学史》、《希腊文学史》、《但丁〈神曲〉通论》、《诗学总论》、《英诗浅释》、《论安诺德之诗》、《论罗蒂女士之诗》等，不仅最早地系统评介了西方文学，还开了现已成为显学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诗学总论》将中西诗歌艺术特色互为参照比较，《希腊文学史》中专列有《荷马史诗与中国文学比较》一节，均其显例。柳诒徵先生在《学衡》46期至72期上连载的《中国文化史》，征引繁博（引书逾600种），详辨慎取，对我国几千年文化的发展演变作了系统的全面的考察，对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促进作用。发表后即被著名学者钱穆誉为“名世之作”，迄今仍为研究我国文化史的重要参考书，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1988年以之作为“中国学术丛书”之一重版。他如王国维先生论述古代史、金石考古、边疆史地、敦煌文物的文章，汤用彤先生论述印度哲学与中国佛教史的文章，都是卓有贡献于学林、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的力作。所以，学衡派是以其独立的文化精神与理想追求（“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在现代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作出了独特贡献的，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乐黛云先生《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兼论〈学衡〉杂志》一文的结尾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七十年，《学衡》派当年发出的声音实在微乎其微，但在世界文化对话的交响中，它毕竟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那是中国的声音，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声音。当人们大谈文化断裂、全盘西化或保古守旧、‘体用情结’时，是否也应参照一下《学衡》杂志这一远非和谐然而独特的音响？”这是一段值得人们深思的话。

学衡派虽是一个流派，但并非铁板一块，其核心人物吴宓、胡先骕、梅光迪、汤用彤诸先生的共同点是都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但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观点、文学观点上则并非一致，柳诒徵先生更是自有其治学途径。即以对吴芳吉先生的诗歌创作而论：吴宓先生在《吴芳吉传》中誉为“盖真能熔合新诗旧诗之意境、材料、方法于一炉者”。柳诒徵先生在《哀吴碧柳》中更用“直合《九歌》、《七发》、《五噫》、《四愁》、《八哀》之笔为一手，更与摆伦、哥德、莎士比亚相后先。《十九首》、《三百篇》、《北征》、《南山》、《新乐府》熔铸陶冶内贯穿。下及方言俚语眼前事，写生妙入秋毫颠。呜呼此天才，乃为蜀所专”的诗句，把吴先生推到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天才诗人的位置上。而胡先骕先生则对吴先生的诗持否定态度。吴芳吉先生自己也知道他与胡先骕先生的分歧。他在1926年《与周光午》信中说：“胡君步曾嗤吾诗歌，亦应有之事，不足为异。”他指出分歧根源在于“胡君宗江西诗派”，而他则认为“散原诗中好用‘破碎’二字，以评江西诗派诸人最为适当”。一个追随同光诸老之后、坚守江西诗派壁垒的胡先骕先生，当然不会认同在诗歌艺术上创新求变的吴先生的诗。

在吴芳吉先生与学衡派的关系上，可以断言他不是学衡派。他在《学衡》上发表作品，主要是由于与主编吴宓先生的个人关系。而且他在《学衡》上发表的四篇论文和一篇《彭士列传》，三篇均是转载，只有两篇是《学衡》首发。他在《学衡》上发表了几十首诗（约占《学衡诗录》发表的作品的百分之一），而能代表其艺术创新的独特诗风的作品，却无一篇在上面发表。他在《学衡》创刊后创办《湘君》季刊，虽有与《学衡》同声相应处，但也是为了自立门户。所以称吴芳吉先生为学衡派诗人是与事实不符的。（主持《学衡·诗录》者先为胡先骕先生，继为邵祖平先生，均宗法江西诗派者，故上面发表的近二千首旧诗，多数为宗江西诗派或与之相近者的诗作。）称吴先生为学衡派，于他无损；说吴先生非学衡派，也不能为他增添光彩。加以辨明，只是为了尊重事实。

吴芳吉文学观略论

四川绵阳教育学院 张一璠

白屋诗人吴芳吉（1896—1932），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鲜明创作个性的学者型诗人。郭沫若以“幸有侯芭在，玄文次第传”（《题吴碧柳手稿》）喻而赞之；于右任推为“此独立特有之雄才，兼以文章为世瑞”（《吊吴白屋先生二首》）；著名学者缪钺先生称其“前人所未言，一一敢尝试”，说他的诗“天骨开张，大含细入。凡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遣词造境，悉出苦心，虽有更张，不湎规矩”（《吴芳吉君挽诗并序》）；诗人挚友、清华学派著名学者吴宓先生的评价是：“近世中国诗人，前有黄遵宪，后有吴芳吉，允宜推崇。”（《评王越〈风沙集〉》）请细读诗人之传世诗作，必信前述诸大家所言确非谀妄之词。

作为诗人，人们注意其诗作及其成就，是理所当然的。笔者则以为，白屋诗人的文学思想，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研究的。这是当今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不应忽视的课题。本文拟就吴芳吉先生的文学观，举其要者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仅就收入《吴芳吉集》（巴蜀书社，1994年10月版）里的作品看，其中《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4篇、《白屋吴生诗稿自序》、《读雨僧诗稿答书》等文，依我看来，是最能集中反映芳吉先生的文学观的。芳吉先生一方面在其文章中张扬自己的文学思想，一方面又在其大量的诗歌创作中实践、贯彻自己的文学主张，堪称理论与实践兼擅的“双刃”诗人。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常识告诉我们：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这种难能与可贵，必然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成为研究者的兴奋点。这恐怕也是诗人虽被岁月尘封多年，被世人漠视多年，而又终究未能被历史忘却的原因之一。

纵观芳吉先生的文学思想，我们不妨试作如下的概括：

一是本质论。 文学之最本质的任务，是生动形象地反映广阔多姿的社会生活，揭示民族的心灵，借以帮助人们去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因此，可以说一部文学史，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认识史、心灵史。在这方面，吴芳吉先生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他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要明“文学之真谛”。他说：“中国文学之大患，患乎从事文学之人多半未识文学之本体，未明文学之真谛，而不患乎文学之工具。”（《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他以为应该“识得文学果为何物”（同上），因此，“以文学为消遣之品，为应酬之物”是不对的，“以文学为实用之伦，为发明之事”也是不对的。在他看来，“文学的真谛，要在正面，能够描出宇宙与人生之真美；而不在反面述人之黑幕。”（《谈诗人》）因此，“即就文学而言，写实主义的诗文，专来描写社会黑暗，使人看了以后只觉世界之上尽是禽兽盗贼，尽都令人作三日呕的，将来确是不能成立。”（同上）

那么，文学应该写些什么呢？芳吉先生从作诗的角度，作了明确回答。他说：“诗不是一个学问，是一种生活的表示。”（《提倡诗的自然文学》）作诗，应真能代表“民性”，描画“风土”，传述“生活”，能发为“平正的讽劝”，能“痛陈吾民之疾苦”（同上）。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戊午元旦试笔》诗中以沉重的心情发出这样的大声疾呼：“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这是何等的振聋发聩！一个作家、诗人，是否站在民众一边，情感的投放是否在民众一边，视民之疾苦为自己的疾苦，在芳吉先生看来，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要反映社会生活，作家就必须到社会生活中去寻文材诗料，找源泉。芳吉先生认为“充满宇宙的东西，都是文学上的材料”（《国文概论》），“大自然是诗人的学校，诗人也便是大自然的学生”（《谈诗人》）。

文学与时代之关系。这同样是诗人关注的问题。文学与时代之联系，实质上讲就是文学与同时代之政治经济的关系。芳吉先生在《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一文中首先提出了“文犹人也”的著名观点，而后说道：“既处现代之社会，习现代之风俗，感现代之政治，怵现代之人心，此稍有感觉者不能自外，而谓富于性情之文学者流，独自外于此耶？为文必有材料，材料恒取于其生活之中，则材料固现代也。”文学当随时代变，任何远离、冷漠时代的文学都是没有前途的。这一观点，在《白屋吴生诗稿自序》中是这样说的：“国家当旷古未有之大变，思想生活既以时代精神咸与维新，则自时代所产之诗，要亦不能自外。”他同时提醒诗家：“不得不变者，非变不通，非通无以救诗亡也。”诗是时代的产物，不变是不行的。诗如此，其他文学样式的东西又何能例外？

二是创作论。 在这方面，芳吉先生以其诗人独特的体验，讲了不少精到的见解。

关于新、旧体诗的创作。我们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芳吉先生对当时的新旧文学之争是认真参与的。凭着他的目光和理解，写下了《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计4篇、《谈诗人》、《白屋吴生诗稿自序》等文章，直陈自己对新、旧体诗创作的看法。他认为，由于“文学之变迁”“必由于时势，无时势则无文学”（《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新”与“旧”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芳吉先生认为“倘以新旧之见横胸中，执其一隅，便谓万能，以此议论必失平正通达之途；以此著作必无高尚优美之品”（同上）。因此他表示“吾人之于新旧，向来无所偏袒”（同上）。对当时所谓“八不主义”，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关于创作主体。芳吉先生曾在与友人书信中说：“然为文不难，难乎为人。”（《与邓绍勤书》）即已论及作者与文的关系。这始终是文学理论中十分关注的问题。于右任先生亦曾发出过“难”的感慨：“生大文豪天亦难，遇大文豪世不易。”（《吊吴白屋先生二首》）“难”在何处？综观芳吉先生的有关论述，其“难”在于创作主体的素养、眼光、诗人的条件以及风格的形成。

就素养说，先生以为：“谈诗要分作两面：一面是谈诗，一面是谈诗人。因为诗的工夫，是两样兼具的：一、是诗的修养。一、是诗人的修养。”（《谈诗人》）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讲了作诗人之“难”：“因为诗的人才，原比其他的人才更难得些。”其理由是：“1、其他的人才，可以因袭成功；诗的人才，必要能够创作。2、其他的人才，可以希望速成；诗的人才，必要慢慢修养。3、其他的人才，可以假借别的帮助；诗的人才，只有靠着自家。4、其他的人才，可以由一定的方法养成；诗的人才，只有由各人的禀赋。”由此，他还以两件事实为例，证明其“难”：一个是，“在英国的剑桥、牛津两个大学，每年教得出四千的良好学生，然而教不出几个良好的诗人。”一个是，“中国的留学生，在外国得有博士、学士的，也不知有若干，而在外国学得为诗人的，也没有几个。”结论是“足见诗的人才之难！”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之所以难，还表现在做诗人的条件上。芳吉先生从反面提出了十条，即：“1、现年已在三十五岁以上的。2、境遇虽好，而无时间的。3、不能安于澹泊生活的。4、生活而非独立的。5、非出身草野，而又非平民模样的。6、染了政客化、资本化、势利化、风头化的。7、加入各种学会的。8、没有透底之人生观及宇宙观的。9、胆怯而不能牺牲一切的。10、不研究英文诗的。”

在《白屋吴生诗稿自序》中，他又提出：“诗贵有学，不贵有才”的观点。这同是关涉诗人素养的。他接着解释说：“所谓学者，学以高尚其志气，学以开拓其心胸，学以仁民爱物，学以明体达用而已。”足见，有学自能高尚其人格，人品自高，其诗作必灿然可观。因此之故，他痛斥时弊道：“然今之学为诗者，以故事为典雅，以僻奥为渊博，以出处为高洁，以堆砌为缜密。”都是不足取的。

在《读雨僧诗稿答书》中，他又说：“其实文学之基，当自小学入手。”“汉代文人，无有不通小学者，唯近日少人讲求之。”

芳吉先生认为，诗与哲学同样有关系。他说：“人的生活有两面：一面是理的生活，一面是情的生活；哲学是表示理的，诗是表示情的。所以诗与哲学，是发生于同时。两面关系，是密切而不可离。”“若详细考求，可是诗与哲学有互相吸引、互相调和之妙。因为人类生活，若全属于理，万事为理所控，则生活没趣味。若全属于情，万事为情所缚，则生活不自由。必待彼此兼搭，以造成适当之生活。”于是他归结道：“哲学借诗，愈明其生活之理，诗借哲学，愈达其生活之情。”诗与哲学之关系，至此明矣。虽说别林斯基当年也曾论及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见《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但他是从思维方式的比较上论其不同之点。而芳吉先生则从另一角度论说，给人以明晰而深刻的启发。

在诗人的素质修养中，还有一个诗与想象之关系问题。谈诗必谈想象，这虽是一个千古不朽的话题，但芳吉先生的见解仍旧能给人以新的启示。他说：“造成诗人的原素在想象。凡能想象的人，都有当诗人的本事，所以人人都可以为诗人。而究竟人人不能都为诗人者，这其间却有个最大的原故：就是诗人虽想象，但想象赖于智识，无智识的想象，绝不中用。”（《谈诗人》）原来，想象也并非凭空产生，还有赖于智识的帮助！这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

关于境界。境界之说，于诗歌尤其重要。芳吉先生说：“诗之新不新，在于意思与境界两样。”当然，他是在有所针对的前提下提出的。其实，诗无论新旧，都是应该有境界的。先生在提出这一观点后，便对如何才能获得一种高的而且新的境界讲了他的理解。他认为境界是与创作主体的生活阅历、回归自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走过几国，见了许多奇事，诗的境界，不为不宽”。在他看来：“西洋诗之妙处，多半受海之赐，可惜中国几千年的诗人，没有一个享此幸福。我想起来填补其缺，偏又生在那群山万壑之蜀中！”（《提倡诗的自然文学》）这个比较，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关于风格。风格是创作主体在某一文学样式的创作中成熟的标志。“风格即其人”的观点因此是正确的。芳吉先生是这样对我们表述的：“人类生活，是无穷的，所以诗的前程也是无穷的。人类生活是参差的，所以诗的表示，也是参差的。”这里的“参差”，就是差异，就是风格的多样性。所以他接着给我们历数了中国文学史上那些独标风格的人物：“讲甚么郊寒岛瘦，说甚么元轻白俗，推甚么沈宋格调比肩，夸甚么李杜文章万丈，这无非各就各的生活，各为各的表示。”其结论是：“我不必学人，人不必学我；人只学人，我只学我。”（《提倡诗的自然文学》）“风格”的专利只能属自己，不必学他人。有人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由此看来，风格就不仅是创作主体成熟的标志，也是其作品赖以延续的生命所在。

由是，我们就不得不论及芳吉先生的诗歌创作风格了。先生一生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他的大量诗作。《吴芳吉集》收入近600首，显然还不是先生的全部诗作。仅据《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芳吉先生于民国二年秋，“归抵四川江津县白沙镇，其白屋家中，后寄来《归家感怀》诗七律八首”。而《吴集》未见有载。由此可以推断，先生定有不少遗诗尚待发现、收集。仅就我们今天能在《吴芳吉集》中读到的诗作，其风格是鲜明、突出的。试作归纳：1、其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2、其题材广泛，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书写“民疾苦”的；记游历的；抒思亲之情的；友人唱和的；专记学校教育的。“颇多忠爱之言，而尤重沧桑之感”（吴宓《致吴芳吉函》）。其中校园题材的诗作我们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它鲜明地凸现了芳吉先生“教育家诗人”的本色。令人遗憾的是此点多被研究家们所忽视，这是不应该的。3、在表现手法上、语言运用上，更是自成一家之面目，那就是“在不雅不俗、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不激不随之间”（民国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记》）。这就形成了后人所称誉的“白屋体”。先生所自道的这“八不”，正是“白屋体”的最好注脚。其成名作，也是其代表作之一的《婉容词》，正是“白屋体”的生动体现。我们可以由《婉容词》入手，而窥探“白屋体”的风格，自会对“善翻格调出天然”（黄炎培《吊吴芳吉》）的评价表示赞同。诗人在《婉容词》中的笔锋所指，是“妇女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十分严肃的“社会问题”。由于题材与风格的缘故，以致“听者盈座”，“怆痛欲绝”（《日记》）者大有人在；以致“西蜀少年欲观吾诗者众”（《白屋吴生诗稿自序》），足见其影响之远大。有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婉容词》影响很大，却不能把它视为吴氏的代表作，只能说是吴氏的成名作。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其源盖出于对题材价值的判断。如以为写“妇女问题”的作品意义就不大，是没有说服力的，也无法解释如古代的《孔雀东南飞》、《花木兰》一类作品之何以历久不没。

关于语言、表现手法。芳吉先生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论述。在《读雨僧诗稿答书》中说：“诗之为道，发于性情，只求圆熟，便是上品。若过于拘拘乎声韵平仄之间，此工匠之事，反不足取。”先生这番话，对我们创作古体诗作的人来说，大有咀嚼的必要。先生还说：“凡作一诗，宜先有深厚之意，然后一气呵成。”（同上）这是一条极重要的创作经验，写诗、作散文尤其应当如此。先生创作《婉容词》便是这一经验的力证：他曾向世人透露他创作此诗之过程：“此诗计划于七年（1918年）三月，下笔于八年（1919年）八月，作成只一夜，而酝酿逾周年。”（《白屋吴生诗稿自注》）所谓“深厚之意”，当指“意在笔先”之“意”，当指创作之前的酝酿蓄势。如果这样判断庶几不错，那么，先生“酝酿逾周年”，正是其“深厚之意”所在了。而“一气呵成”的情景，先生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早饭后，诗兴蔚然。拟效《老洛伯》诗体，为某君之妻投水，作一篇哀辞。构想三四小时，未能下笔。”（民国八年十月十四日）“枕上诗兴怒发，即开首为某君之妻作诗，名曰《婉容之夜》。至午成四百多言，仍以白话为之。”（十月十五日）“上午续作《婉容之夜》一诗。”（十月十六日）“晨六钟起，续作《婉容词》，至午告成。约千有余字，分十七段。”（十月十七日）于是“一气呵成”的“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剩一身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残阳又晚/夫心不回转……”的诗句就在蜀中大地乃至国中的东西南北传唱开来了。

说到表情的方法，先生以为“不能人人相同”；“诗的佳处，不在文字与文体之分别，乃在其内容的精采。”说到引用典故，先生以为这是“诗人通性。今人作诗，辄以典故之引用愈多为愈好，此亦不尽然。引用典故，宜含浑自如，不可牵强。”（《读雨僧诗稿答书》）

关于炼句。先生则认为：“炼句之道，曰顺、曰熟、曰圆、曰化。至于化境，斯造极矣。求句之顺适，亦不容易，谨防失之于滑。”（同上）

关于语言文字。在《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一文中，先生提出了他的语言标准。他认为：“文学与文字之性质有区别。”“既为文学，则所选用文字，一必要明净，二必要畅达，三必要正确，四必要适当，五必要经济，六必要普通。欲定文学形式上之死活，必要合此标准。”这“六必要”的文学语言文字标准，虽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情感性、形象性、音乐性、精炼性不尽然相同，但仍有可借鉴处，则是不应该怀疑的。

在《与吴雨僧》的一封信中，白屋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近于诗恒怀四旨：无忠厚之气象，不足以矫偏欹；无热烈之感情，不足以动凉薄；无美艳之辞章，不足以滋枯朽；无自由之格调，不足以言创作。”此“四旨”，似可视为芳吉先生关于创作论的一个总结。

此外，在文学鉴赏论、文学发展论等方面，芳吉先生亦多有论及。篇幅所限，不赘。

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因《婉容词》而名震诗坛。确是一个曾引起轰动的诗人，是真正的诗坛明星。他生于巴蜀，是蜀中著名诗人。但他的诗早已万口流传，他是属于中国的。他也如同历史上的不少诗家一样，曾被历史误解、漠视。但终究“岁月难掩是诗魂”（张一璠诗句）。他的文学观，自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诗人认识上的不可避免的局限而有失偏颇处。但诗人对文学理论（特别是诗歌理论）方面的努力探讨和大胆实践，同样应该视为是先生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样应该视为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进一步全面认识、研究诗人之所必需，更是总结、发展我们的文学理论（特别是诗歌理论）之所必需。

白屋诗风经天日

——纪念白屋诗人诞辰百周年

刘同德

“白屋诗风传万代，经天日月照黎民”，这是95年春我敬贺吴汉骧先生八秩大寿诗的结句。

吴芳吉先生不仅是我国“五四”以来著名的伟大诗人，而亦为哲学家、教育家。其足传世之不朽者，不仅于诗歌的高超艺术，而尤在其人格精神的伟大，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他一生热爱中华祖国民族，崇本尚先，人文一致，志气雄豪，宏通博雅，融古今中外的诗体于一炉，开一代之诗风，回狂澜于既倒。在他短促的一生中，写出了大量爱国忧民、脍炙人口的诗篇，雄浑壮丽，格调清新，“其情哀，其节壮，其词丽以则，其意深而远”，“能传一代之业，且振衰世之音”（吴宓致书语），才识学行，超凡入圣，无愧为中国现代最杰出的伟大诗人！

值此白屋诗人诞辰百周年之际，我们在其家乡江津市举行隆重纪念盛会，弘扬白屋诗风，对建设精神文明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我解放前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求学时期，在诸教授辅导下即熟读《白屋吴生诗稿》，忘餐废寝，潜心研习，受益甚深。从47年起创作发表了《锦江行》、《川大湖上放歌》、《青城诗》、《白塔桥词》诸篇，流传较广，其中有的近半个世纪后犹有生命力。48年指控永川封建恶霸活埋侄女惨案，仿白屋《婉容词》、《两父女》诗体的《白塔桥词》，解放迄今被省内外有关书刊六次转载，“为继承《婉容词》体成功的首例”（《中华诗词学会人名辞典》）。《青城诗》长篇在94年广东“李杜杯”全国诗词大赛中荣获三等奖，刊于获奖专辑《当代诗词》总第31期。凡此成果皆学习白屋诗风光辉的赐予，非个人的“生花妙笔”也。近年又读到《白屋嘉言》及《吴芳吉集》部分诗文，感佩尤深，每恨吾生之晚，未得“立雪程门”亲聆白屋先生教诲，实为莫大的遗憾耳！

近数月来，再次参读白屋诗文，重点深入，潜心探索，朗诵高吟，感人肺腑，对于白屋诗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有了一些新的领悟。兹略述如次，以请正于方家，广求教益，发潜德之幽光，实为幸甚。

一、热爱中华，人文一致

《白屋吴生诗稿自序》论诗有云：“余既生于中国，凡与余之关系，以中国为最亲也。余之经验，悉中国所赋予也。余之于诗，欲以中国文章优美之工具，传述中国文化固有之精神。……不必高谈义理，但注重于躬行；不必虚矜考据，但终期于创作；不必专骛词章，但求为人为文之归一致。此余于新诗之认识，亦余作诗之根据。”笃爱中华、文情并茂，果行育德之范矣！

《志武死后招魂衡山绝顶》首云：“君魂何处招不得，云天漠漠关塞黑。梦里笑言似旧亲，觉来行踪空岁月。吁嗟已矣复何追，愿君世世生中国！吁嗟已矣复何追，愿君世世生中国！”末首云：“君魂何处招不得，慢往殊乡为异客。炎黄儿女灿如花，但待雄风消浩劫。吁嗟已矣复何追，愿君世世生中国！吁嗟已矣复何追，愿君世世生中国！”此诗凡四首，皆结构相同，意境关联，仄韵排比重叠句式，增强感情色彩之妙笔，其热爱中华祖国的精神感情，何等强烈！何等鲜明！

《红颜黄土行》末段云：“痛莫痛于亡国，哀莫哀于丧师。呜呼我国如睡狮，何当睡醒一振之！呜呼人生如朝露，百年行乐奚足数！安得读尽古今书、行尽天下路、受尽人间苦，使我猛觉悟！我生不能立大节，虽死何足塞其责！……信爱红颜勿黄土。”此乃白屋先生的又一明志诗，生逢国运艰危、个人坎坷之际，而勇猛精进，感慨勃郁曰：“百年行乐奚足数！”甘愿受尽人间苦，立大节，完志责，刻苦笃行终身，真乃“中华之瑰宝、国士之典型”，“非孔子、释迦、耶稣、苏格拉底、中山先生之徒，顾有以致欤？！”（《白屋嘉言序》任中敏编，1935年广州刊本）可谓经天日月，挚情洋溢之诗篇矣！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芳吉先生悲愤激昂，作强烈抗倭的长诗《巴人歌》，以浓墨重彩描绘歌颂十九路军奋不顾身、英勇沉着、克敌取胜的鲜明画面：“健儿一齐起，起从深雪里。猛进寂无声，纷如聚白蚁。血热失天寒，挥刀汗被体。何物‘大和魂’，软弱如裁纸！”并以“长期抗战不因今日休，民族醒来要从此时起！”抒发他切望全民觉醒的激昂情绪和长期抗战的坚定信心。诗末云：“我非排外好兴戎，我为正义惩顽凶。我知前路险重重，我宁冒险前冲锋。我今遭遇何所似？我似孩提失保姆。倭儿蠢蠢似蠛蠓，群盗嚣嚣似虮虫，诸公衮衮似蛔虫。荡涤行看一扫空，还我主权兮还我衷！和平奋斗救中国，紫金山下葬孙公。”《巴人歌》以明快清新的格调，悲愤雄豪的气魄，声讨穷凶极恶的日寇，鞭挞妥协的国民党“衮衮诸公”，弘扬了我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了全民英勇抗战的斗志，气壮山河，堪称檄范！当时芳吉先生奔走呼号，讲演朗诵此诗于重庆及江津中学师生的集会上，晕倒于讲台，急治无效，数日后逝世。这真是他以生命写成的光辉诗篇，可与陆游的《示儿》、文天祥的《正气歌》同样永垂不朽！

白屋诗人的另一名篇《护国岩词》，作于1919年元月，全诗六段，生动描述和热情歌颂了捍卫民主共和制度、兴师讨袁的蔡松坡将军。首段“护国岩，护国军，伊人当日此长征。五月血战大功成，一朝永诀痛东瀛。伊人不幸斯岩幸，长享护国名”，简明概括全诗主要内容。第二段接着以轻快流畅、舒卷自如的诗句，历述将军对人民和战士的深切爱护。其中“扁舟点水似蜻蜓，五月薰风好晚晴。芳草绿侵岩畔马，夕阳红透水中云。双双归鹤逐桡行，银袍葵扇映波明”，联语对仗工整，典雅清新，绘出了明丽绚烂饱含诗意的景色，衬托出儒雅英雄的蔡将军风采。然后以答问句式点出蔡将军，句式的参差，节奏的错综，既显示了气势之豪壮，又表现了诗人的激情。以下各段写战争场面，更是精彩纷呈，巧妙地运用象声词和描摹环境的对话，刻画出蔡将军在强敌当前时从容镇定、胆略过人、料敌决胜的英雄风度。此篇句式灵活，挥洒自如，多方面表现了蔡将军与人民的鱼水深情，感人肺腑！由于历史的波折性，蔡将军逝后军阀纷争愈烈，国敝民艰，使诗人不得不以深沉的叹息结束颂诗：“今日者，岩无恙，只苍藤翠竹增惆怅。……犹是军，犹是将，犹是丁年，犹是甲帐。何为昔爱戴，而今转怨谤？只为西南政策好，谁知反将内乱酿？互猜疑，互责让，互残杀，互敌抗。一片天府雄国干净土，割据成七零八落肮脏浪荡。顾山高水长空想望，益令我，思良将！”摇曳生姿的长句与沉重有力的短句相间，充分表达了诗人感今怀旧的沉郁心情。本诗结构精巧，波澜起伏，气机雄浑，声情并茂，是具有民族精神、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英雄史诗，必将流传千古矣！

二、痛斥军阀罪恶，深切同情人民

吴芳吉先生逢着军阀混战、人民灾难深重的时代，天涯奔波，贴近人民、了解社会真相，他的大量诗歌饱含与人民生活、祖国命运休戚相关的真情，有“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名句（《戊午元旦试笔》），盖多写实之作。故其诗歌内涵之深广，体制之宏富，艺术之精湛，实冠于我国现代诗坛。

诗人目睹军阀割据内战兵祸之惨烈，兵匪纵横掠杀人民之凶残，口诛笔伐，一一纳之于诗，大义凛然。如《儿莫啼行》、《巫山巫峡行》、《曹锟烧丰都行》，以及《曛歌》、《两父女》、《北门行》诸诗，不亚于杜甫的《三吏》、《三别》史诗。例如《儿莫啼行》：“忆昨洪宪初，兵马来骎骎。驱男作俘虏，驱女作浮萍。父老惧为鬼，痛哭走风尘。愿为太平犬，勿作乱世民。为犬犹有主，为民谁与亲！”又如《曛歌》：“东邻父鬓已皤，出门卖菜滇军过，砍死山之阿，投之锦江波。”“蜀山蜀水杜鹃鸣，宁遭贼，勿遭兵。贼来挺身御，兵来死吞声。贼抢我者金银，兵废我者织耕。贼侮我者乡邻，兵丧我者儿孙。贼掳我，非报怨；兵杀我，更求荣。贼来老弱犹相恕，兵来妇女失坚贞。劫运淋漓不聊生，大地兵贼两纵横！”深刻明快描写控诉了乱兵肆虐、广大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读之令人泪下！

更有《壮岁诗》写1926年亲身经历长安围城、控诉兵祸极惨的名篇，淋漓尽致，有云：“南城东关，情何惨淡。尽室驻大兵，深宵惊激战。堂前随马溲，酒后索人玩。闺女逃不得，苍黄枯井践。……顷刻难民集，哭声四五万。……城下朝朝战不休，一声炮响万家愁。巨弹如潮何处避，各祈飞堕远天头。……几家病院盈尸满，二寸桐棺军扣留。……弹之来兮有响，饥不顾兮阿谁。试出门而闻见，何自杀之累累！……噫嘻此景何能忘，闯献不闻斯戾狼。更戕城树供薪樵，汉柏唐槐矜伐剖。孔庙几株太学遗，奇枝古干世无偶。……材大难容复易摧，放声哭共杜陵叟！独有辕门乐事喧，烟灯锦褥管弦繁。侍宴中军娇粉队，鸣驺半夜降梨园。……煌煌禁令枪空发，街头瞄准击人戏。……一城生命，操彼掌间。饥荒炮火，虎豹重关。屠城一死之惨，未若凌迟待死之残。虽倾东海之荡荡，莫填此恨之绵绵！”白屋先生反映现实社会之诗，观察皆深刻，描写皆细致，感情皆浓烈，气势奔放，挥洒自如，音韵铿锵，句法灵活，并运用楚辞汉赋的体式，均极自然，这是“融异为同”的大胆创造，乃白屋诗风之又一特色也。

又如写当时人民生无温饱、死更可悲的极惨者，《长安野老行》：“朝逢野老不能言，但垂清泪似烦冤。面瘦深知绝食久，路旁倒傍酒家垣。向午归来野老死，头枕树根沾马屎。半身裸露骨斑斑，市儿偷去破襦子。黄昏重过血泥糊，腿肉遭割作鲜脯。酒家人散登车去，垣头睒睒来饥乌。”一饿死的野老，无人收埋，竟不容于鸟类，社会真鬼域也！在如此惨象之侧，豪华阶级辈醉酒之余，则漠然登车而去。正是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写照。此诗为七言古体，平仄韵脚交互，情景贯连的三组诗，形象真切，铿锵练达，全诗无一字表情而悲愤之情至深，读之泪下。结末两句令人惊心动魄，真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此乃白屋诗风之又一特色也。

其后1927年秋，芳吉先生应国立成都大学之聘自江津赴蓉的《赴成都纪行》诗，多有当时官吏虐民、社会黑暗、人民惨苦的典型：“路死谁家儿，半身滥泥泫。云是远行客，疾发无人管。”“一年三预征，年复兵戈创。有田不足耕，父子难相养。”“父老向我言，停午战方休。群盗喧城市，破狱出徒囚。官兵前捕剿，良莠并行菟。君看城边路，累累挂人头。”“资阳雇车夫，鬓发已颁白。……袒褐首无遮，不顾秋阳烈。毛汗腻如膏，瘦肌红复黑。路旁买蜀黍，且行且急咽。……意欲多回转，不肯慢停歇。北地骡马悲，南人马无择。劳生孰不至，何处著民德！”是一幅当时老百姓苦难生活逼真的素描，质朴形象，声情并茂，现实主义史诗之上品也！

更有白屋传世名篇《婉容词》，是深切同情在旧社会受迫害妇女的新体诗歌。全诗用第一人称，通过一系列心理和环境的描写，塑造出一个善良纯洁、忠于爱情而惨遭恶果的妇女形象，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包办婚姻与资本主义所谓“婚姻自由”的残酷性和虚伪性（都是以牺牲妇女利益为基础），表现了新旧嬗变时期中国妇女婚姻的历史悲剧，投河自杀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其现实主义的灿烂光辉，至今仍感人心弦。全诗同《两父女》一样，一任白描，明快自然，提炼口语入诗，长短句式交错，不同于新派诗的全盘欧化，而是雅词俗语相涵融，继承创新相依辅，广泛吸收诗、词、曲和民歌的技巧熔铸而成的新体诗，既用生动灵活的口语而又不伤典雅，既采参差不齐的句法而又保持传统诗词声调铿锵、音韵和谐的旋律美，故能琅琅上口，万户争传，今犹不衰。白屋诗人自成一家的创造，震撼了现代诗坛，开一代之诗风，树千秋之灯塔。末段“野阔秋风紧，江昏落月斜。只玉兔双脚泥上抓，一声声，哀叫他！”以悲沉的对仗警句和精炼的口语浑融，烘托凄怆气氛，深化了主题思想，感人肺腑。此皆白屋诗风之所以伟大也！

三、爱国忘家，博爱精神及于万类

《吴芳吉集》诗11页《白屋六首》之二：“无复忧贫贱，骧儿最解愁。抛书笑父读，觅乳向灯求。邦国长多难，一家焉用谋？前驱存老马，待尔小骅骝。”这是一首写家中夜读的五言律诗，前四句写吴汉骧先生幼孩时天真活泼的情趣，后四句抒发诗人时刻关注祖国命运的情怀。在自己家庭正处于“贫贱”、生活艰困之际，竟然想到“邦国长多难”，慨然表示“一家焉用谋？”不汲汲于谋求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只想到长期灾难深重的中国，因而殷切嘱望下一代有所奋发，像“小骅骝”一样，紧跟父亲前驱的壮志和“识途老马”的进程。这是非凡的爱国忘家精神，这是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襟怀，白屋诗人的抱负何其伟大矣！此诗隽雅清新，情真词畅，言之有物，无一浮辞，此白屋诗之又一特色也。

《还黑石山作》31首之18云：“九曲池中鱼跃，锦鳞日映斑驳。铿然起处波圈，画破云山寂寞。九曲池中鱼跃，圆荷叶底泼泼。静观不用钓丝，开怀与尔偕乐。九曲池中鱼跃，一双翠鸟窥着。还当化尔贪饕，诗人在此休攫！九曲池中鱼跃，槛止亭边花落。隔花人鱼互看，鱼情与我谁若？”此诗为仄韵排叠式六言体，铿锵凝炼，格调清新，意境高旷。诗凡四组，首尾两组结末二句幽清恬静，物我交融，深得大自然之妙趣。中间两组结句“静观不用钓丝，开怀与尔偕乐”、“还当化尔贪饕，诗人在此休攫！”与鱼同乐，不用垂钓，警戒贪害，斥恶崇和，充分体现白屋诗人伟大的博爱精神及于万类，为千古诗中所罕见。芳吉先生的人品诗风超凡入圣矣！

《谈诗人》（《吴芳吉集》406页）后段谈到诗的修养时说：“安乐不必要富，而要有爱……这是你诗的源泉……不但父母妻子都是你的良师，就是鸡鸭牛羊也是你的好友。”爱及鸡犬牛羊，视如好友，与不用钓丝与鱼同乐，皆博爱精神及于万类之体现也。

四、田园山水之雅赏，景中有情，情中有哲

白屋先生的田园山水诗，深得大自然之妙趣，清丽绝俗，典雅精炼，瑰奇隽永，景中有情，情中有哲，非一般吟风弄月之调也。《君山濯足歌》：“手持湘妃竹，足踏洞庭波。临风呼帝子，来与我同歌。……八月湖水至今平，二月湖水至今清。一波虽逝一波兴，天地无情却有情。昨日何曾死，今日何曾生。生命正如此湖水，终古不消也不盈。”铿锵明快，情景交融，以湖水之未尝盈虚，比生命之终不磨灭，视古今为一朝，融人我为一体，哲味渊然，启人修养。

《南岳诗》中“平生游侠复游戏，笑踏峨眉小天地。半年不访名山川，胸中几斗俗尘气。祝福峰高高接天，天风送我上峰巅。何来大石撑天起，与吾崛强斗中坚！”后段描写云海千奇百态、起落铺移的壮观，旋隐没祝融峰，又顷刻云散，凭高纵览：“此时风日转微和，白云深处起漩涡。俯从云涡斜瞰人，群峰攒簇密如螺。顷刻山云低飞散，一道明虹拱天半。可是帝锡凯旋门，示我前途光璀璨。鸿濛看罢复澄清，万水万山俱有情。令我盎然生意满，心胸伟大气和平。我向明虹潜祷告，佑我年高与年少。愿借明虹七锦衣，衣满神州作舞蹈。返从寺里别山僧，山僧留我缓行行。笑我红尘缘未解，讵知仙佛亦红尘！人间百岁虽骎疾，山中百岁如一日。终是人间岁月多，不愿昏沉等木石。归途潋滟山花开，蓬头插满又麻鞋。吾亲今年六十五，待到十年当再来。”此篇气魄宏伟，笔意纵横，联想丰富，哲味渊淳，赏胜景而不沉于胜景，恒保积极入世之思，读之启人深思，催人上进。反复吟诵白屋诸长诗，但觉浩气磅礴，汪洋万里，境界宏奇；又若同聆天籁，山鸣谷应，虎啸风生，激荡心弦，感人肺腑，此白屋诗风之又一特色也。

又如“峡口千帆簇，咸阳一气冥。峨眉兵后月，昨夜梦同青”（《秋日从家君渡江登玉峰护国寺作》）、“笙歌随起灭，花鸟任妍媸。我意能孤赏，人间那有奇？”（《烟台杂诗》）、“春如父母心慈厚，山似英雄气激昂”（《无题》），皆饱含哲理，诗味浓郁者。

综上可知，白屋每有吟赏，莫不言之有物，情真理切，无一浮词，真乃大诗人之诗也。尤令人百读不厌者，此类抒情写景之诗，颇多对仗警句，足见其律诗的功力极深，迥越凡流。例如“雨添茅舍白，山人砚池青”（《白屋清明》）、“蜿蜒岩水立，浩荡野云深”（《初夏赴丈人田舍看插秧》）、“芳草绿侵岩畔马，夕阳红透水中云”（《护国岩词》）、“海帆轻似鸟，芳草碧逾绒”（《吴淞口访古》）、“野阔秋风紧，江昏落月斜”（《婉容词》）、“水圆如绝望，云散又空虚”、“云浓抟大鸟，潮白鼓长鲸”（《烟台杂诗》）、“长松带雨浓于墨，大瀑翻雷吼过村”（《春社新晴独游黑石坡玩景》）、“秋风鹰搏击，落日水飞腾。大地一衾枕，苍生尽友朋”（《还家三日复与江安冯云葵君北行》），真是美不胜收，皆属对精巧，律法严整，铿锵绚丽，神韵渊深，殊得陶潜王维之旨趣者也。

综观白屋诗人一生，为坚持民族气节，少年失学，风尘坎壈，纵饥寒之交迫，终奋进而弥烈，自强不息，独立特行，宏通博雅，历任大学教授，成为杰出的伟大诗人，写出了大量爱国忧民的诗篇，如日月经天，江河万里。不仅在内容上多前人未辟之境，且艺术上能博采众长，含英咀华，自成一格，对中国诗歌发展创新所作的重大贡献，超越了黄遵宪诸家，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历史终将“不废江河万古流”矣！

我有幸参加白屋诗人诞辰百周年隆重纪念盛会，谨书学习心得，广求教益，为弘扬伟大的白屋精神和光辉诗风而共同迈进！

1996年9月 于四川都江堰市省水电校

从黄遵宪到吴芳吉

黄述远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清代末季戊戌变法时期，黄遵宪、谭嗣同、刘光第等维新派人物，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派诗”。他们主张：诗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感情，要“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反对拟古、反对形式主义。其中爱国主义诗人黄遵宪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他在1886年所写的《杂感》诗说：“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意如置重泽，象胥通蛮语。”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1891年所作诗集《自序》中说：“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写诗要为事而作，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要有独特的风格。他的诗歌描写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等重要史实，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黄遵宪的诗多记时事”。高旭云说：“黄公度诗独开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

黄遵宪的《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五月十三日夜江行望月》、《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等诗，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历程。甲午战争从平壤之战开始，日军在平壤发动突然袭击，主帅叶志超弃城逃走，左宝贵战死，最后“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一将囚拘一将诛，万五千人作降奴”。形象地描绘出战场上败军溃退的状况，表现了诗人对叶志超等屈节辱国的义愤。《哀旅顺》记录了清军只图自保、无心抵抗被日军抄袭的史实。先从正面叙述了旅顺的自然天险和港口的海防设备，接着从侧面描写了虎视眈眈的侵略者，虽然早已垂涎三尺，但却不敢轻举妄动。最后两句“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以急转直下的笔势，写出了旅顺口的失陷，用语虽少，但分量极重，无限的惋惜，无限的愤怒，都包含于其中了。《哭威海》一诗，更深刻地揭露了清朝军队缺少战斗力的原因，并歌颂了坚强不屈的刘公岛，对清军互不支援、不敢抵抗的行为十分愤慨。诗人对国家命运十分担心，旅顺和威海是北洋海军的两个根据地，威海卫停泊船舰，旅顺口修理舰只，各设提督衙门，保卫渤海口。旅顺、威海的失陷，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这些诗歌的字字句句，都使我们感受到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它有力地鞭挞了清朝不战自败的腐败无能，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后，清王朝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侵略者，黄遵宪写了长诗《台湾行》，诗里列举史实说明台湾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并叙述了我们祖先辛勤开拓这个宝岛的情况。

黄遵宪以后，“诗界革命”后继乏人。到辛亥革命时影响颇大的南社柳亚子、苏曼殊诸子，都全写旧体诗，形式上缺乏新的建树。而吴芳吉却继承了黄遵宪的道路，积极探索诗歌形式的改革，尽管还未能完全摆脱拘守声韵的窠臼，但作为诗歌新旧递嬗的一个环节来看，在文学发展史上也还是应该有其一定地位的。

吴芳吉是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在文坛上颇有影响的现代诗人。他处在辛亥革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后又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一定影响，诗篇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表现得比较鲜明。这主要是由于诗人有感于当时在帝国主义环伺虎瞰、日渐加厉的侵凌之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所以他十分急切地企望着民族的觉醒，如在歌行体诗《红颜黄土行》中，于列举了朝鲜、越南的亡国史实之后，他不禁疾声呼号：“痛莫痛于亡国，哀莫哀于丧师。呜呼我国如睡狮，何当睡醒一振之！”在他那为数不少的怀古述志、咏叹祖国河山的诗篇如《汨罗访屈原墓作》、《独醒亭下作》等，也不时流露出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民族中兴的激昂情绪。特别是对当时威胁中国最为严迫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好些诗篇中都视为“国仇”、“国耻”，深志不忘。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抗敌救亡，是吴芳吉诗歌创作的一重大主题。《巴人歌》以浓墨重彩描绘十九路军战士奋不顾身、英勇沉着、克敌取胜的鲜明画面，同时还塑造一个机智、勇敢、不惜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汽车司机阿毛胡的光辉形象。后来他在江津中学师生会上朗诵这首诗时晕倒在讲台上，医治无效后逝世，真是气壮山河，激励人心。

吴芳吉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和民歌优美的艺术传统，又受了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形式与风格上力求自树新帜，独标一格。他不赞成“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某些自由体诗，他在《白屋吴生诗稿自序》中说：“新派多数之诗，俨若初用西文作成，然后译为本国诗者。”他主张学习西洋诗的精神情感，而不摹其声音笑貌，要去创立自己的新诗。《自序》说：“变之道奈何！有欲连根拔去之者；有欲迁地另植之者；有欲修剪枝叶，使勿为恶败累者。修剪之说当矣。”“国家当旷古未有之大变，思想、生活既以时代精神咸与维新。则自时代所产之诗，要亦不能自外。……故处今日之势，欲变亦变，不变亦变，虽欲故步自封而势所不许。……余恋旧强烈之人，然而不得不变者，非变不通，非通无以救诗亡也。”“余所理想之新诗，依然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国之习惯而处处合乎新时代者。故新派之诗，与余所谓之新诗，非一源而异流，乃同因而异果也”。这就是“旧坛新醴”的白屋诗艺术形式之由来。他的这种见解，与新诗要从古典诗词和民族的形式中蜕变出来的“国风派”主张大致相近。他没有特别排斥与丑化自由体新诗，而只是觉得“全盘西化”的倾向脱离了中国传统，因之不以为然。对当时胡适等评价诗的优劣只注意是否白话，却对诗的美学意义缺乏应有的重视，故在《与吴雨僧书》中说：“近于诗恒怀四旨：无忠厚之气象，不足以矫偏欹；无热烈之感情，不足以动凉薄；无美艳之辞章，不足以滋枯朽；无自由之格调，不足以言创作。”以真善美统一的观点，就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提出了可资借鉴的审美标准。

吴芳吉的诗歌中，数量更多而且内容更为丰富多彩的是那些包涵着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他在《戊午元旦试笔》中说：“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同情人民疾苦，反对军阀残民；拥护辛亥革命，反对封建复辟；呼吁团结统一，反对分裂割据；歌颂孙中山、蔡松坡，痛斥袁世凯、北洋军阀等，政治倾向十分鲜明。如《护国岩词》云：“……将军上马令疾行，遥见岸北敌如云。方待渡，欲黄昏，将军下马令逡巡。一列伏石根，一线倚荒坟。后翼伺丛林，伐鼓在山村。机关炮队据高墩。月黑风阴，野静潮横，急湍拍拍岸沉沉。艨艟二十四，舢板如鳞。得意一帆江水深。炮轰轰，枪砰砰，鼓登登，雾腾腾。琮琮铮铮，飒飒纷纷。一阵马鸣山崩。不辨哭鬼号神！北兵从此不南侵，是之谓得民心。”

对于人民无权过问国事、基本生活权利毫无保障，诗人义愤填膺，哀痛欲绝，所发出的声响，自然是慷慨悲歌，凄切感人。如《儿莫啼行》里通过一个年轻母亲在乱离中的泣语，描述袁世凯窃国称帝，派兵侵扰四川，给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诗中有：“忆昨洪宪初，兵马来骎骎。驱男作俘虏，驱女作浮萍。父老俱为鬼，痛哭走风尘。愿为太平犬，勿作乱世民。为犬犹有主，为民谁与亲。”他如《曹锟烧丰都行》、《两父女》等诗，用最通俗浅近的语言，勾画了一幅幅令人惨不忍睹的画面。又如《曛歌》、《北门行》等诗，直接指斥、抨击那些军阀指挥下的军队，实在还不如土匪强盗。而且还在一些篇章中指名道姓地抨击大军阀、大官僚是纵兵殃民的杀人犯。在那样一个暗无天日的军阀统治时代，敢于点名指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督军、省长，说明他心中确实流着为民请命的一腔热血，不计个人安危，足使我们景仰、钦佩。

《婉容词》是吴芳吉的代表作之一，它是一首为人们历久传诵而不厌的好诗。在形式上是一种旧体诗的改良，句法上活用了诗词曲的句式，长短不拘，随其自然，具有声韵铿锵的音乐旋律美；而语言上又融入了大量现代口语的词汇，通俗易懂，形成了一种雅俗共赏、琅琅上口的吟诵诗。深刻地渲染出感人至深的悲剧气氛，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吴芳吉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诗里写的一位纯洁善良、忠于爱情的青年女子，因为遭到去外国留学的丈夫遗弃，愤而投江自杀的悲剧。这在当时社会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是富有典型意义的。婉容自杀使她免遭“未能从一而终”的冷笑，也免遭把她当为商品的污辱。婉容自杀是宣言，表明她保持了作为人的尊严和对爱情的忠贞与情操的高尚。婉容自杀的抗议，抗议那封建社会的所谓“贞操”和那资本主义所谓“自由”，是多么虚伪和不合理啊！

欧风美雨渐，白屋独殊姿

谷声崇

吴芳吉先生在其短促而光辉的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多采的诗歌遗产。在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在万象昭苏、百花吐艳的今天，重新审视和评价吴芳吉先生在开拓一代诗风中所作出的勋绩，独具殊姿的“白屋诗体”的艺术魅力；学习、继承、发扬吴芳吉先生上下求索，蹈励奋发，历经劫难仍不屈不挠、勇于进取的精神，将是我们对这位英年早逝、赍志以殁的诗人最好的缅怀与纪念。

新诗运动的反思

1917年的新诗运动，本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环，而文学革命又是当年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强烈反对封建礼教、醉心欧美文明的思潮在文学方面的反映。这一思潮在文学特别是诗歌领域内，表现为鄙视前代的文学遗产，把视线转向西方，主张“全盘欧化”。他们把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混为一谈，笼统地排斥传统，不承认诗歌和诗歌表现手法的独立性，而以西方现代诗歌为模式，创立一种新体。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所说，新诗运动所受的“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自然音节和诗可无韵的说法似乎也是外国‘自由诗’的影响”。吴奔星《论诗歌形式的演变》一文说：“现代诗歌的一些流派，其成员和诗歌创作，无不受西方诗歌的影响。虽然各个流派的诗人之间，也有分歧和矛盾，但对于诗歌的民族传统大抵持反对或否定的态度，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对于这种当时的风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是不甚赞同的。他在1934年致《新诗歌》编辑窦隐夫的信中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1935年，他在《致蔡斐君》信中又说：“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甚至说：“新诗直到现在还在交着倒楣运”。

当年新诗运动的健将，以《死水》、《红烛》蜚声新诗坛的闻一多，在六载留学欧美期间，经过反复思索之后，也觉“鸩成舌总堪疑”，而“勒马回缰作旧诗”了。他在一首七律中写道：“艺国前途正杳茫，新陈代谢费扶将。城中戴髻高千尺，殿下垂裳有丈长。求福岂堪争弃马，补牢端为救亡羊。神州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这首诗反映了闻先生进行诗歌革新探索的心路历程。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闻先生更对这首诗的题旨作了明确的诠释，他说：“我们的旧诗大体上看来太没有时代精神的变化了。……新思潮底波动便是我们需求时代精神的觉悟。于是一变而矫枉过正。到了如今，一味时髦是鹜，似乎又把‘此地’两字忘到踪影不见了”。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戈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哪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哪里？又哪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对当时被人们誉为“新诗的奠基作”的郭沫若的《女神》，闻一多既赞美其“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但又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对其不独形式而且精神之“十分欧化”深致不满，并例证《女神》中所用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得多，而且诗中夹用不少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他希望我们的新诗人时时不忘我们的“今时”同我们的“此地”，希望我们的作品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旧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为了纠正当时诗坛上许多人的毛病，他认为：一是“当恢复我们对旧文学底信仰，因为我们不能开天辟地（事实与理论上是万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房屋”；二是“更应了解我们东方底文化”。他在这篇文章中还满怀激情地宣称：“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

毛泽东同志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讲话时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1965年在《致陈毅》信中写道：“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简略回顾新诗运动的这段历程以及摘引以上诗人的言论，我们可以发现新诗运动有其先天缺陷，而新体诗的内容和形式至今还在摸索、探求之中。

吴芳吉先生的诗歌创作活动始于“五四”前夕。他在《白屋吴生诗稿自序》中阐述了他的创作主张：“国家当旷古未有之大变，思想生活既以时代之精神咸与维新，则自时代所产之诗，要亦不能自外……余恋旧强烈之人，然而不得不变者，非变不通，非通无以救诗亡也。”怎么变？在什么基础上变？他不同意当时胡适、钱玄同等人的“连根拔去”和“迁地另植”论，即彻底否定诗词和“全盘西化”，而持“接木”即“同化论”。他在《自序》中说：“自古吾民族同他民族相接，其影响于文学辄生异彩，证之五胡南下，佛教东来，历试不爽。今吾民族与他民族之相关密切又倍于前，要其生机所在，无过同化之方。盖吾诗虽老，固非全枯，不须迁地，更难拔除，会使两枝接合，一体蕃滋，在我不失其初。所谓松柏自有常性；在人交受其益，有如河海不择细流。既不忘乎本根，复有斐于华实。……余所理想之新诗，依然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国之习惯，而处处合乎时代者”。吴芳吉先生这个诗歌创作宗旨，深刻体现了兼师众长（传统诗词、民歌、外国诗歌）和独树一帜的辩证关系。要不断提高诗歌创作的艺术素质，诗人必须兼师众长，博采中外古今文学艺术的营养，又要善于融会贯通，别转一路，开出生面，独树一帜，这样才能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以此，芳吉先生在《民国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记》中提出“不雅不俗、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不激不随”十六字，对诗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创造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又说：“我们党内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胡适、陈独秀等发起和领导这场“文学革命”和新诗“革命”运动的偏颇之处，恰恰是犯了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毛病。

吴芳吉在《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批驳了胡适的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的八不主义，认为就诗歌而言，这“八不”都是古代进步文论家所曾反对的，都还没触动旧体诗歌的构架和基础，是“似是而非”，“而亦号曰革命，何不彻底之甚也！”在《三论》中，指出胡适等人的“陷溺”，是“只知有历史的观念，而不知有艺术的道理。”

针对当时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习气，他在《提倡诗的自然文学》中谈到：“自从我在《新群》做诗，便有好些同乡同业来进忠告：1、说我的诗，只算古典主义的旧诗，不是白话文学的新诗。2、说我的诗，有违背新文化的条例，赶急改良，莫作新文化的妨害。”据此，他在文中说：“诗既无文言白话之分，是彼此均属一家；诗纵有文言白话之分，亦不妨各行其是。……我对于现在的白话诗，以为他受西洋的影响，可说他在诗史上添了一个西洋体，而不能说西洋诗体之外便没有诗。”又说：“一个诗人在诗世界上开辟的地方，总算有限的很。若要遍开诗世界上之地方，亦必须群策群力，不妨分道进行而殊途同归。这才是诗人广大的胸襟，这才是诗人真正的互助。这各自分道而行的文学，便是自然的文学。所以自然的文学是任人自家去做的……是不装腔作势，定要立个门面的，是以个人为文学上单位的，是打破那些蔑视别人的人格、只顾其私党之声势的。”

吴芳吉先生早年与留学欧美的友人书中常谓：大家但知西洋之长，不觉西洋之短；但羞中国之短，不识中国之长。力劝友好们在欧美传播本国文明。其不肯盲从苟同，不肯忘本无我，体之至精，持之至正。当《婉容词》问世时，其挚友吴宓在美国就指责说，吴芳吉的这些创新之作“夹杂俚语，毫无格律，而思想浪漫，更甚新派”，甚至说：“堕落不可救矣”。而吴芳吉却本着“纵使所见不同，致来诟詈，亦由期我至殷，不我遐弃”的态度，“三省吾身，以祈日新之无止已”。他在《自序》中感慨地说：自“五四”运动的1919年至1929年出版《白屋吴生诗稿》这十年间，他始终以“中国文章之优美工具，传述中国文化固有之精神”的“接木论”或“同化论”作为指导思想进行创作实践，“十载以来，此旨未易，他人未谅，动见讥弹，余不敢以望之他人，然余之为诗自此往矣。”

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在总结五四运动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倡导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亦即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回顾从1917年起这段“新陈代谢费扶将”的新诗运动的历程，如果说闻一多先生在留学欧美六载期间始领悟到“求福岂堪争弃马”（全盘欧化）而“神州不乏他山石”的话，那就不能不认为吴芳吉先生是最早对诗歌的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进行探索和实践的第一人，或者说，是继黄遵宪之后“诗界革命”取得硕果的第二人。在当时的“一味的时髦是鹜”（闻一多语）中，更足见芳吉先生的远见卓识与特立独行。

儒道互补、中西参照

吴芳吉先生称其作诗秘诀为“新、真、仁、神”（见《吴集》1263页）。这“四字诀”充分体现了吴先生的审美观和吴诗的美学特色。

中国美学强调真善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真就包含在善之中，善必定同时是真。这就是中国美学经常把审美同人的高尚品质和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要求审美意识具有纯洁高尚的道德感，注意审美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中国美学也讲艺术的真实性，但它所说的真实，主要不是对外界事物的模拟再现的真实，而是情感表现的合理和真实。所以，中国美学所主张的“情”与“理”的统一，也就是与“真”“善”的统一。立足于情理交融统一这一根本观点，中国美学很早就着重探讨了艺术包含概念但又非概念所能清楚叙说和穷尽这一极为重要的审美特征（言有尽而意无穷），并对情感表达的细腻含蓄，形式在表达情感上的作用、功能，艺术家的不为再现模拟所束缚的自由想象，提炼概括的能动作用的发挥，艺术家作为创造主体所需要保持的特殊情感的心理状态等问题，都作了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体现了这种美学思想的中国艺术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达到了很高的审美境界。

吴芳吉先生在1924年《与吴雨僧书》中说：“近于诗恒怀四旨：无忠厚之气象，不足以矫偏欹；无热烈之感情，不足以动凉薄；无美艳之辞章，不足以滋枯朽；无自由之格调，不足以言创作。”即体现其真善美统一的观点。

孔子的仁学在他所处的春秋时期，虽属保守和幻想，但明显地保留和发扬了早期氏族公社时代才有的原始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这较之在历史的前进中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贪欲和残暴来说，无疑是美好的、崇高的。和仁学直接相连，孔子高扬了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并把个体人格的发展和完成，看作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条件。他宣称“匹夫不可夺志”（《子罕》），“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不应该“违仁”，而要以行“仁”为最大的快乐。孔子称许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在谈到他自己的时候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这才是仁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孔子之后，不但再次高扬了个体人格的主动性、独立性，而且十分强调个体的情感和意志的力量。孟子所歌颂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物，就具有一种伟大人格精神的美。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等，极大地强调了个体人格的情感、意志的一无所谓的强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孔子思想中保守的方面，更为接近个体人格自由的追求。孟子的“善养吾浩然之气”、“充实之谓美”等充满着浓烈的情感、意志的色彩，具有鲜明的审美情感和艺术的特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儒家的美学开了新生面。

吴芳吉先生的“仁”的内涵，即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美学的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具有鲜明的古代民主精神，以及积极肯定个体人格的自由和力量、不向任何外在强大势力退让低头的倾向。“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戊午元旦试笔》）是芳吉先生的诗歌创作准则。他在《白屋吴生诗稿自序》中又说：“综余平生所历，无殊战史。盖自六七龄后，与冻馁战，与金钱战，与世俗战，与积习战，与兵燹戎马战，与风尘劳顿战，与名利缰锁战，与生死关头战，与一切虚伪横蛮冷酷圆滑战……吾诗所载未足为诗，但吾半生战况之一报告而已。”他的这些战斗的诗篇，也正如孟子之文一样，有如长江大河直泻而下，充满捍卫他所信守的真理而斗争的激情。

吴芳吉先生的“神”字诀，即神韵。他在《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说：“虽然材字句体格之辨，形而下矣。今新诗之程度止此，但就此言之耳。吾所重者，要在神韵气象之为形而上者也。诗之艺莫备于唐，诗之辨莫晰于宋。宋人之论，吾最服膺者沧浪。沧浪以禅喻诗，深得之矣。所指兴趣气象之说，千古莫能易之。然后人侧重兴趣，故兴趣之作较多。至渔洋而新之曰神韵。吾兹不曰兴趣而曰神韵者，从宋人之称耳。”我们知道，从中晚唐到北宋的艺术发展，在美学理论上突出出来的就是对艺术风格、韵味的追求，它在《沧浪诗话》中获得更为完整的理论形态。如果说，封建前期的美学代表作如锺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主要是讲文艺创作的一些基本特征，那末，封建后期的美学代表作如司空图《诗品》和严羽《沧浪诗话》则进了一步，它更讲究艺术作品必须达到某种审美风貌和意境，比前者在强调文艺的特征和创作规律上深入了一层。前者只讲到“神与物游”，后者却要求“思与境谐”；前者是人格理想的树立，后者是人生态度的追求。不只是要注意文艺创作的心理特征，而且要求创造出特定的各种艺术境界。艺术中韵味、意境、情趣的讲究，成了美学的中心。不再是前期文笔之分、体裁之别，而是理趣之分、神韵之别成为关键。《沧浪诗话》完全承接了这一美学趣味，强调追求“兴趣”、“气象”，进一步突出和发展了中国美学传统中的抒情、表现的民族特征。

司空图，特别是严羽的诗论，体现了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它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互相补充，是整个中国美学史的一条基本线索。如果儒家对后世文艺的影响主要在主题内容方面，那么，道家则更多在创作规律方面，亦即审美方面。那种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吴芳吉先生的“新、真、仁、神”四字诀，就是在继承“儒道互补”的中国美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力求诗歌的创新（意境新、语言新、体裁新）。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读古人之诗，非欲返作古人，乃借鉴古人之诗，以启发吾诗。读外人之诗，断非谄事外人，乃利用外人之诗，以改良吾诗也”。又说：“然以今世事变之繁，人情之异，必非简单之体以能尽纳，此体制之不能不变者也。……余以为民国之诗，当有民国之风味，以异于汉魏唐宋者，此格调之不能不变者也。处今之世，应有高尚优美之行，适于开明活泼之际者，此意境之不能不变者也。……然今之学为诗者，以故事为典雅，以僻奥为渊博，以出处为高古，以堆砌为缜密。上者无异书摊，下焉直等明器。性情之道茫焉乎息，此辞意之不能不变者也。”

吴芳吉先生还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研究、思考之后，认为中国诗歌长于抒情，情理交融，诗人不为再现模拟所束缚的自由想象，提炼概括的能动作用的发挥等，使中国诗歌达到了很高的审美境界，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但在对复杂的多方面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上，在大胆揭露社会中各种尖锐剧烈的矛盾冲突上，在现实感的强烈逼真上，在无顾忌地抒写个性和表达情感上，在深沉的悲剧感上，中国诗歌不及西方。因此他拟仿荷马《史诗》、但丁《神曲》之例，撰长篇叙事的《中国史诗》，“体制句法，几经考虑，决用六言”（《与吴雨僧书》），只是天不假年，这一宏伟计划未能实现。

“白屋诗体”的特色

吴芳吉先生的诗歌，是继承古典传统诗词和民歌的优良传统，又从西方诗歌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熔铸以为新词。其“白屋诗体”的特色就是他所持的“接木论”或“同化论”。正如其在《自序》中所说：“文字，中西全异者也。文艺，中西半同者也；文理，中西全同者也。舍其全异，争其全同，酌其或同或异，吾知其生气蓬勃，光辉焕射，必有异于前矣。”

以芳吉先生的力作《婉容词》、《两父女》为例，他在1919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拟效（苏格兰诗人）彭斯之《老洛伯》诗体，为某君之妻投水，作一篇哀辞。”在同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晨六钟起，续作《婉容词》，至午告成……以示志武。……读毕，则去眼镜拭泪曰：‘令人难过的很！比胡适所译《老洛伯》诗，高出多了！’”从这两段日记中可以看出吴芳吉先生在构思《婉容词》时，是受了西洋诗体的启发和作为借鉴的。他在17日的日记中还写道：“吾谓白话长于写情，文言长于写景。因白话写情，有亲切细腻之美；文言写景，有神韵和谐之致。各有所长，莫能左右。若用文言写情，不流于古则流于腐；若用白话写景，不失之蔓则失之俗。此为百试不爽者。婉容诗有情有景，故白话文言错杂用之耳。”

在1920年1月19日的日记中，芳吉先生又写道：“赴（中国）公学讲吾《两父女》诗，听者满座，又有数人泪下。吾谓画师擅于写景，戏子擅于传情。诗人之本领，必具二者而兼有之。吾此篇《两父女》诗，比前之《婉容词》尤难作。（1）婉容乃大家气度，容易敷衍成章，此乃赤贫之家，说来每犯枯槁。（2）婉容是读书且成人的女子，其思想与吾人所差不远，易于揣度。此则乡间打柴的女孩，其思想与成人全不同也。（3）《婉容词》是婉容一人自述，乃单调的。此父女两人之对谈，乃双调的也”。在吴芳吉先生这些自道甘苦之中，我们可以见其匠意经营和熔铸新体之功。《婉容词》等篇在当时万口争传，直到现在还历久弥新，不能不说是吴芳吉先生“接木论”即“同化论”的成功实践之作。

游鸿如先生在其《白屋诗与新诗的创造》一文中认为，白屋诗人在新诗创造之最成功者，在于中西诗体同化之方式。他在文中说：“吾国自新诗运动开始以来，体制极繁，八音并奏。有以小诗擅长之冰心女士，有以散文诗著名之焦菊隐，至作无韵诗自由诗者尤多。然以吾国字皆单音，故无韵诗成功之作品极少。自徐志摩于《晨报》副刊创办诗刊以来，新诗人始渐知韵律格调之重要。闻一多有诗须具有建筑的美之说，此注重格调者也。朱湘有读书会的发起，此注重韵律者也。至摹仿西洋诗体，寖成一时风气。故年来新诗作家对于格调与韵律，皆有相当之注意也。至白屋诗稿中，摹仿西洋诗格调，运用中国句法，以独创新体，既能完全脱离旧诗篇章之形态，而又不蹈欧化过深之讥者，亦复不少，此实白屋诗人创造新诗之成功之表征也。”他以《冻雀诗》这种六言、七言交错运用为例，连举《蔡忠浩之死别》、《短歌寄醴陵友人》、《志武死后招魂衡山绝顶》、《短歌寄蜀中友人》、《鹃声》、《玉姜曲》、《渝州歌》等，“皆具格调韵律之美，而又完全脱去旧诗章法，是能于新诗坛上独树一帜者也。”

游鸿如先生指出的白屋诗体的特色与援引的诗例均甚当。吴芳吉先生在《与吴雨僧》书中谈及其所拟撰之《中国史诗》计划时也说：“至于体制句法，向经考虑，决用六言。盖以四言莫过周，五言莫过汉，七言莫过唐，惟六言古今罕用，而吾惯用之。又《荷马史诗》音节为七，兹用六言，数差不远。且弹词嫌俚，赋体嫌拙，骚苦多顿，而乐府长短句苦杂。长短句虽有变化，然篇幅过长，必有滥腔。鲍照《行路难》十余首耳，重叠之调，已觉寡奇。故知伟大者必统一，悠久者必简单。通用六言，统一又简单矣。”由此可见《冻雀诗》等诗的体制句法，都是吴芳吉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融异为同”的探索和尝试。

忧国忧民一卷诗

吴芳吉先生所处的二十世纪初叶，正是列强环伺，“瓜分惨祸依眉睫”，国内军阀盘踞，狐鼠纵横，遍地腥云，满街狼犬，“万家墨面没蒿莱”、“风雨如磐黯故园”的时代。他愤怒的笔锋直指窃国大盗、反动军阀。在《思故国行》中勾勒出当时反动统治者的群象：“彼猩猩，国务卿；彼魑魅，勋一位；彼蜩螗，嘉禾章。狐与鼠，为民主。民之贼，督军列。虎之伥，秘书长。”在长诗《笼山曲》中又对四川的军阀群丑进行鞭笞：“袁皇死去黎上台，旧日党人纷又来。不论人，只论党；党中人，膺上赏。遂将代戡罗佩金，一做督军一省长。有滑头，当参谋；有讼棍，当顾问。有痞子，当知事；有小旦，当会办。拆白党，司与长；龙阳料，州与道。”他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有功于民国的吴禄贞、宋教仁等热情讴歌；特别是对再造共和的蔡松坡将军无限敬仰，写出《思故国行》、《赫赫将军行》、《护国岩词》等诗篇深情怀念与颂扬，“顾山高水长空想望，益令我，思良将。”当时，其友人刘泗英从日本致信说：“得《护国岩述诗》，惊喜若狂，友们争看，……当快读时，是碧柳诗，是松坡战。恍如亲临行阵，见松坡指挥七下健儿，血战川南山颠水涯之间，呼声口令尽溢纸上，胜读元曲数卷。始以将军之事，终以此日之乱，仁暴之分，兴亡之痛，读此又胜读《桃花扇》一卷矣。呜呼！其人其地，其事其诗，皆并传而不朽矣。”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吴芳吉先生以大量的诗篇倾述了人民深重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痛斥了军阀官僚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他的《儿莫啼行》、《巫山巫峡行》、《曹锟烧丰都行》、《曛歌》、《两父女》、《笼山曲》、《赴成都纪行》等诗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一幅幅四川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凄绝人寰的图景。这些图景也正是当时中华大地上“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缩影。他在《北门行》、《南门行》等诗中，一反“温柔敦厚”、“贵含蓄”的诗道，指名道姓地怒斥军阀。“他杀尔夫，他杀尔夫！茶陵谭公子，衡阳赵把都。”直接指出军阀谭延闿、赵恒惕是屠杀湖南人民的罪魁祸首。在《曹锟烧丰都行》中，更是在标题上就点出了曹锟烧杀丰都人民的血腥暴行。1926年，吴芳吉先生任教西安西北大学时，适值吴佩孚军队攻陕西，围困西安达八个月之久。困馁中之居民，甚至以人肉相食，吴芳吉亲历了这人间惨境。他在《长安野老行》中写道：“向午归来野老死，头枕树根沾马屎。半身裸露骨斑斑，市儿偷去破襦子。黄昏重过血泥糊，腿肉遭割作鲜脯。酒家人散登车去，垣头睒睒来饥乌。”一边是身遭割裂的野老的躯体，一边是豪门大吏的酒阑人散，驱车而去。在《赴成都纪行》中，他也写道：“就坐不及瞬，流民聚若毛。前方围乞丐，后席列娼僚。”这种映衬分明、对比强烈的描绘，和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一样，令人惊心动魄，义愤填膺。他的众多书写当时人民疾苦的诗篇，也直可与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名篇比美，堪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诗史。

“梦魂犹赤子，憔悴为苍生。”吴芳吉的全部诗篇都贯串着忧国忧民的情怀。早在其弱岁组诗的《红颜黄土行》中，他就奋呼：“痛莫痛于亡国，哀莫哀于丧师。呜呼我国如睡狮，何当睡醒一振之！”在《思故国行》中，缅怀蔡松坡将军，“犹见高勋业，永与天地终。长望一挥泪，振衣唱《大风》。”在《民国二十年大总统孙公诞日，在江津县中学水陆游行会作》诗中，他写道：“思公公往矣，祝公还奋起。仗公在天灵，国仇终刷洗……招返国魂定庙谟，唤起人心作砥柱。”他在《志武死后招魂衡山绝顶》中寄语亡友：“炎黄儿女灿如花，但待雄风消浩劫。吁嗟已矣复何追，愿君世世生中国！”他的绝笔诗《巴人歌》，满怀激情讴歌浴血抗日的十九路军将士，塑造了英勇无畏、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汽车司机胡阿毛的光辉形象。并以“长期抵抗不因今日休，民族醒来要从此时起……我为正义惩顽凶，我知前路险重重，我宁冒险前冲锋。”表现了他和敌人血战到底、振兴华夏的坚强意志。全诗气势磅礴，大声鞺鞳，浩气长存。

前中央大学教授、国内著名的曲学家卢前（冀野）在其悼诗中说：“论交四海内，白屋独殊姿。”在其悼曲中更为具体地评述：“你把个杜少陵平生祝祷，你把个陆务观歌行拜倒，更爱个岭海诗翁格调高。兼众善，去补糟，才能独到。”卢前教授的评语极为精当。爱国主义是《吴芳吉集》的主旋律。而“兼众善，去补糟”，就形成了“独殊姿”的“白屋诗体。”

幸有斯世慰寂寥

作为诗人、教育家的吴芳吉先生，因遵奉“孔孟之道”，在《新群》上发表了几篇与胡适、邵力子等争辩的文章，且与吴宓为挚友，遂被视为“学衡派”中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在解放前后出版的几部中国近代诗歌史中竟不见他的踪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风的发扬，传统诗词在中华大地的复苏，继承与创新问题的深入探讨与探索，吴芳吉的诗歌始被人们重新审视和重视。80年代初期，著名作家姚雪垠就曾向茅盾先生写信建议，应该恢复吴芳吉在近代诗歌史上应有的地位。

吴芳吉当时与胡适等人的论辩，实质上是在开拓一代诗风中是否应继承传统与如何创新的争论。胡适等人把传统诗词与封建政治、道德等同，把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混为一谈，笼统地排斥传统，不承认文学和文学表现手法的独立性，而以西方近代文化和反映这种文化的近代诗歌为楷模，主张“全盘西化”。这种割断历史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自难为吴芳吉先生所接受。以此，吴芳吉在《自序》中批驳说：“迁地另植（全盘西化）之说，其心可钦，其术难就。盖无种则不能生，有种依然是旧。今欲自我作古，凭空托根，其何可行？”对那种彻底否定传统的“打碎论”，《自序》中继续批驳说：“若乃连根拔去，非惟世所未有，亦且势有不能，蚍蜉撼树，一何不自量矣。”

吴芳吉先生“儒道互补”的诗歌美学思想已如前述。即以孔学而论，“汉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华艺术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其思想来由仍应追溯到先秦孔学。不管是好是坏，是批判还是继承，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孔学在世界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并非偶然。”（李泽厚《孔子再评价》）吴芳吉遵奉的“孔孟之道”，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欲以中国文章优美之工具，传述中国文化固有之精神……不必专骛词章，但求为人为文之一致。”也可说这是固有的道德文化传统的优良部分。

1988年元旦之后，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士，云集于西方文明的都会——巴黎，发表了一份庄严的宣言，说：“人类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归到两千五百年前去汲取中华文化和孔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的象征，是人类的光荣和骄傲。而这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是人类优秀的儿女。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评估、呼吁、向往和追求，反映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走向。鉴“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狂飙之“往”，思新世纪世界发展趋势之“来”，吴芳吉当时遵奉的“孔孟之道”——传述中国文化固有之精神，恐未可全非吧！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的陈玉书先生在其《百年香港与中华文化》一文中说：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渡过了150余年，而中华文化非但没有泯灭，反而成为促进香港发展的巨大动力。西方文化和殖民文化曾经猛烈地撞击过它，但是它依然如泰山般的坚定，它的主流依然如黄河、长江那样充满民族的风采。这说明：中华民族历经劫难仍不屈不挠、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和文明的走向。也说明：中华文化又是生机勃勃的，善于博采众长，善于吸纳、兼容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不断地创造出更新、更美、更丰富多彩的大中华文化。陈玉书先生的宏论，证之以吴芳吉先生的“同化论”——既无忘乎本根，复有斐于华实，“吾知其生气蓬勃，光辉焕射，必有异于前矣。”愈觉其后先呼应，异曲同工，发人深省。

王安石《读孟子》诗云：“何妨举世嫌迂阔，独有斯人慰寂寥”。毕生致力于诗歌革新的吴芳吉先生也从《孟子》中找到慰藉、汲取力量，“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在这九州生气有风雷的今天，更可告慰诗人的是：幸有斯世慰寂寥了。

谨以此文作为献给芳吉先生百年诞辰的一束小花。

论白屋诗歌在诗改革中之成功尝试

——为纪念吴芳吉先生诞辰百周年而作

陈祚璜

我国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革命兴起，倡诗改革者众，新体纷陈，率多无成。中惟吴芳吉先生所创白屋诗体，深受士林喜爱，争相传诵而至今不衰，诚为诗改革中之一成功尝试也。兹当先生百周年诞辰之际，特拟此文以略述其梗概。

一、坚持在原基础上由变而常之自身发展道路

先生尝有言曰：“国家当旷古未有之大变，思想生活既以时代精神咸与维新，则自时代所产之诗，要亦不能自外……故处今日之势，欲变亦变，不变亦变，虽欲故步自封而势有不许。……变之道奈何？有欲连根拔去之者，有欲迁地另植之者，有欲修翦枝叶使勿为恶败累者，修翦之说当矣……不迁地以恁虚，不拔根以自败，有异翦枝，乃同接木。此则余之所为变也……余之于诗，欲以中国文章优美之工具，传述中国文化固有之精神。即一身为之起点，应时代以与无穷……此余于新诗之认识，亦余作诗之根据。”（《白屋吴生诗稿自序》）。先生诗改之要旨尽见于斯矣。即：

（一）变为常理，力斥彼国粹派复古守旧之论。先生曰：“读古人之诗，非欲返作古人，乃借鉴古人之诗以启发吾诗……然今之学为诗者，以故事为典雅，以僻奥为渊博，以出处为高洁，以堆砌为缜密。上者无异书摊，下者直等明器，性情之道，茫焉乎息。”（《白屋吴生诗稿自序》）学古而不泥于古，此诚继承之正道也。创新体如此，作近体格律诗亦应如此。在先生五、七言近体诗作中，皆尽涤陈腐气而清新自然者。如：“携手过河桥，夕阳挂树梢。可怜堤畔柳，吹断最长条。”（《送树成二弟归蓑衣滩田舍》）“凭轩不肯眠，雪色霁愈鲜。渤海南天近，燕山北斗悬。梅花辞异域，樽酒饯残年。闻道檀香岛，明朝放客船。”（《迟雨僧久无书至，因讯赴美程期》）“访古出吴淞，寒云涌乱峰。海帆轻似鸟，芳草碧逾绒。征马逢秋健，垂杨映港浓。湄边人已去，风卷浪花雄。”（《吴淞口访古》）“积雪逢春连夜消，茅檐滴沥似花朝。客魂惊醒无归处，忆整征鞍过锦桥。”（《雪斋》）

（二）成诗之基本要素不能丢。语言之有声韵之美者方为诗，此殆成诗不可或缺之要素乎！先生有言：“夫诗固有其自身之义法与艺术之标准，非可假借含糊为之……彼新诗者，自其有韵者言之，词曲之变相而已。自其无韵者言之，短篇小说及新派杂志之随感录而已。固非诗矣。非诗而僭诗名，岂得谓之诗哉！”“非谓韵律全不可离，击壤采莲之歌，病妇孤儿之行，尝破韵而异律矣。”（《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以诗而言，唐诗有唐音，宋诗有宋音，唯近代新诗，竞为无音之裸体语言，强以诗名之，其可得乎？先生既反顽固守旧之国粹派，更激愤抨击此类新诗及其作者。

（三）明确提出成诗之艺术标准。秉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之义，先生特提出成诗之艺术标准为：“诗中艺术，如遣韵必谐，设辞必丽，起调必工，结意必远。”（《白屋吴生诗稿自序》）。此标准已屡见于先生之诗作中矣。

其谐于韵者如：“不如归，天涯客久有何为？李白渡头腌菜好，东坡楼下墨鱼肥，故乡滋味总相催。不如归，天涯客久有何为？花鼓元宵人尽醉，龙船端午影如飞，故乡乐事总相催。”（《鹃声》）“古冢乱松间，残碑今犹竖。跪读残碑文，三闾大夫墓。南望长沙城，北接岳阳渡。弥望皆青林，漠漠飞白鹭。想见战国之际世荒荒，青林应比而今犹莽冱。日夜此长吟，忧来谁与共。”（《汨罗访屈原墓作》）

其设辞之丽者，如：“南山积雪玉屏开，城郭春阴绕上台。双塔迢遥通帝座，五陵磅礴负天来。含香砌草空无主，醉日仙桃几度栽。不有文章昭永世，龙池凤阙得谁猜？”（《过唐东内大明宫故址》）“满江月色临，似被上白罗纹。满岸风灯明，涌一道彩虹横。礼拜堂尖顶，气象台长旌，水塔的高架，银行的巨楹，酒楼钢琴音，舞场电扇影，都自有风韵娉婷，给我无限的安慰温存。方回顾频频，忽闻浪打船声，催我远行。浦滩的风灯，已沉沉入地平。江湾的草堤，已渐渐觉凉生。低低者海雾，高高者天星，拼作珠帘一幅，遮住他层层。何处是上海？上海睡了夜深。”（《别上海》）

其起调之峻者，如：“北斗摇将落，苍茫出大荒。板桥连夜雨，短棹十分凉……”（《朝发平羌江时阴雨骤晴》）“野寺远苍苍，春风帽带长。重来辞白帝，劈面起瞿塘……”（《行经白帝城下》）“谁云天柱翻，宇宙之间有我存！谁云地维折？我犹独立怀耿节！人生有志皆可为，胡为惆怅空自悲！艰难安足道，男儿不受欲与谁？……”（《痛定思痛行》）“备战出郊垌，长壕拥建瓴。南溟新海市，北极古朝廷……”（《秋日从家君渡江登玉峰护国寺作》）“万壑压城头，双江拥翠流。人间谁适意，酒后更添愁……”（《永宁重阳》）“谁杀我夫？谁杀我夫？夫死何辜，惨不能如！……”（《北门行》）

其结意之远者，如：“澷六一线粗，卷起沙滩舒舒。我心若醉看还无，随潮颠倒真自有一一大双手来扶。”（《浴普陀海岸千步沙作》）“避地未能长似汝，角声撩乱惜春心。”（《东关故沉香亭下香牡丹》）“何不临城当匪去，替天行道足锋芒。”（《围城中骥儿大病，每夜换班守护，自午夜常坐至天明冷静多感，索性题诗》）

先生通过自身之创作实践，为中国诗之繁荣与健康发展奋力开辟道路。

二、吴芳吉在诗发展中之创造性贡献

先生诗作之收集于《吴芳吉集》中者近六百首，占篇幅凡三百五十页。其中所创歌谣新体占总篇幅三分之二以上。诸多名篇，如《婉容词》、《两父女》、《巴人歌》、《护国岩词》、《笼山曲》等，全系出于此体。

（一）对白屋新诗体之分析

此歌谣新体之特点，可得而言者为：

一曰文言白话兼用，极写景言情之所长于一体。先生有言：“吾谓白话长于写情，文言长于写景。因白话写情，有亲切细腻之美；文言写景，有神韵和谐之致。各有所长，莫能左右。……婉容诗有情有景，故白话文言错杂用之耳。”（见已未年十月十七日《日记》）诗中既文言白话兼用，若一段之中文言味胜于白话味者，应以文言段目之；其白话味胜于文言味者，则应以白话段目之。

《婉容词》中之用白话段写情者如：“自从他去国，几经了乱兵劫。不敢冶容华，恐怕伤妇德；不敢出门闾，恐怕污清白；不敢劳怨说酸辛，恐怕亏残大体成琐屑。牵着小姑手，围住阿婆膝。一心里，生既同衾死共穴。那知江浦送行地，竟成望夫石。江船一夜语，竟成断肠诀！离婚复离婚，一回书到一煎迫……喔喔鸡声叫，哐哐狗声咬。铛铛壁钟三点渐催晓。如何周身冰冷尚在着罗绡？这簪环齐抛，这书札焚掉。这妈妈给我的荷包，系在身腰。再对镜一瞧瞧：可怜的婉容呵，你消瘦多了！记得七年前此夜，洞房一对璧人娇。手牵手嘻嘻笑，转瞬今朝与你空知道！一步一步，芦苇森森遮满人城路。何来阵阵炎天风，蒸得人浑身如醉，犹乱心情愫。讶！那不是阿父？那不是我的阿父？看他鬓发蓬蓬，杖履冉冉，正遥遥等住。前去，前去，去去牵衣诉。却是株江边白杨树。”上段用白话素描方式，将婉容投江前之往情依恋，临镜自伤，焚札诀别，盼得亲人之最后投诉诸心态，刻画无遗，极情词婉转悱恻之至。

下引《笼山曲》及《两父女》中写景之文言段如：“好月华，几点残霞，无边无野，远树杈丫。隐约些人家，站立些稻把。也分不出是疑兵，是归马。铜号吹，战鼓打，层层声浪渡山垭，散入山外平沙。肃无哗，也不闻人语，只田鸡哇哇，山风飒飒，流星历历过天涯。三杯罢，忽万岁一声，全军泣下。”“月光依旧皎皎，更斜入屋后篱梢。一抔孤坟，两三松枝罩，上带着蓬蓬白茅。这是那小女的妈妈飘流的荒岛。半垛墙高，竟隔作万里遥遥。冷月寒宵，风涌卷松涛。一声长啸，千山震摇，如助那女儿呼号。”从所引各段，仍文白杂陈，但在先生妙笔下已浑成一体，用能绘景写情，皆驰骋自如而形成佳构。

二曰非词而似词之长短句。吾言其非词者，以体中无一题合于正规之词调，自然非词也；吾言其似词者，以此种长短句之歌行体与词同源出于乐府故也。不讲平仄，但求有韵及句调之自然谐合。如其游护国岩蔡松坡将军垂钓处所赋《护国岩词》中之一段：“今日者，崖无恙，只苍藤翠竹增惆怅。犹是军，犹是将，犹是丁年，犹是甲帐。何为昔爱戴，而今转怨谤？只为西南政策好，谁知反将内乱酿？互猜疑，互责让，互残杀，互敌抗。一片天府雄国干净土，割据成七零八落肮脏浪荡。顾山高水长空想望，益令我思良将！”上作集三言、四言、五言直至十一言于一体，虽无平仄之显然要求，但气势浑成，声调谐合，实为突破一定调名及所限平仄之杰作。

三曰适用于范围极其广泛之题材。先生于此体之创作中，已用到歌、行、吟、曲、乐、词、谣、引、操等诸名称，变体甚多，能适用于广泛之题材。即仿西体《罗敷今吻我，罗敷吻我》之六行诗体如《师梅寄我红叶》者，亦可包括在内。下录此诗之片断：“师梅寄我红叶，寄自潇湘之侧。爱我一何情深，山川虽远无隔。山川虽远无隔；师梅寄我红叶。……师梅寄我红叶，叶底题诗娇绝。缠绵何以和君？关山弥望风雪。关山弥望风雪，师梅寄我红叶。”先生亦于此中赋有骚体多题，兹录其《招友》中之一段：“伤心兮疾首，掩涕兮缄口。独彷徨兮高楼，倚楼而长望兮我友。忆少年兮订交，两心期兮不朽。”

（二）对五七言格律诗之维护

先生曰：“四千年中，居此上下之转枢者，唐也。唐人集群经诸子之长而创为古文，辨音律格调之细而别出古诗，可谓真能建设者矣。……吾人亦非拥护古之旧诗，乃欲拥护真诗。然古之旧诗既富有而多真，吾人自当以旧诗为法。诗而具有神韵气象，蔑以加矣……有气象，有神韵，或兼长，或偏胜者，而后可为佳诗。”（《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可见自唐完善近体诗五、七言体以来，其能迄今不衰者，诚有合乎诗之内部规律者在，岂能人为废之！如先生言，旧诗有真，亦当以之为法。特重诗中之气象及神韵二者，并言：“……故不依循古人之道，则吾必致迷途；不为后人延长新道，则吾先自裹足。前者理所应尔，后者亦义之当然。”（《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绍旧而延新，实为解决继承与发展此一长期困惑难题之正道，亦发展格律诗之正道也。

先生依此，在五、七言诗中，吟出不少佳作。如：“辛亥中秋月，民军肃圣神。义旗连海动，飞檄到河闻。荒服欣重译，皇舆禅旧勋。惜哉檀道济，嵩岳黯寒云。”（《白屋》）“渝州形势自天成，夹岸楼台接上清。山色绕城青不断，滩声入夜静逾明。烟花满地迷瞭望，灯火千家散列营。杨柳街前吾故里，几回课罢试风筝。”（《蜀军援湘东下讨伐曹吴已复归州》）“险绝芝罘岭，仙风荡有声。云浓抟大鸟，涛白鼓长鲸。旭日如将坠，海山一望平。泰皇何处访，功德羽毛轻。”（《烟台杂诗》）“麓山胜友赏心同，邀约清秋万树枫。日昨为充霜讯使，雇舟来报叶初红。”（《湘居》）“永安宫殿暮沉沉，峡影入江百丈深。古渡降兵争饮马，荒村寡妇冷敲砧。两朝日月还多故，鼎足风云欲到今。未许躬耕长没世，鱼龙夜夜动愁吟。”（《夔州访古》）

先生无论作新体或作格律近体，皆秉“欲以中国文章优美之工具，传述中国文化固有之精神”，在诗风上独树一帜，以与彼西北自由派而沸沸扬扬者相抗衡，其为发扬祖国诗词优秀传统所表现之勇气与豪情，甚受世人所推重。

三、吴芳吉诗歌之创作思想及其政治局限性

（一）吴诗歌创作思想之出发点

先生尝于《丁已祀孔子记》中曰：“夫子之道，莫晦于今日矣，亦莫著于今日矣。夫子之道者，仁之道也。仁者，天地、鬼神、人伦万物之道也。天地、鬼神、人伦万物之道不熄，仁之道不尽，夫子之道不灭。彼邪说诬行，暴政残贼，假仁义之言以盗天下者，特天地、鬼神、人伦万化之一变。变无常焉，终返其本。夫子之道，何损于今日哉！”在其《日记》中亦言：“吾信孔子仁心仁德”。仁者，其为先生创作思想之本欤！唯仁则能心系国家之安危，人民之苦难，世风之凉薄。悲天悯人之胸怀，早见于先生之吟作中矣。

如“出城去，匪又横；逗城中，兵又紧。找一遍街后城阴，买一点粗茶淡饼，向一座破庙古刹，傍一盏佛前神灯。好一幅亡国光景！”此为《笼山曲》中之一段以言在兵匪交侵之下人民陷于无处存身之惨景。“惨莫惨兮天通庵，毒莫毒兮炮台湾。虏我无辜压阵前，不前一弹腹间穿。衣裳剥落赤鲜鲜，釜底游鱼待火煎。……阿儿阿母呼喧喧，尽是同胞老少年……待尔百步间，炮鸣龙出湫。待尔十步间，枪发鱼穿柳。待尔跬步间，弹掷泥封瓿。待尔分寸间，剑回春剪韭。倭儿休想肆鲸吞，寸地尺天吾职守。”此为《巴人歌》中之片断，以言日军寇沪时对无辜人民屠杀之凶残，以及我十九路军之英勇抵抗。“呜呼！兵祸最数长江烈，长江兵祸鄂尤迫！孤尔之子寡尔妻，谁为戎首谁作孽？……安得丸与弹，化作米与麦。安得枪与刀，化作犁与轭。安得腾腾千缕烟，化作温温布与帛。安得机声轧轧厦万间，化作弦歌君子宅。”此为《汉阳兵工厂歌》中之一段，为反对不断内战之呼吁。先生之诗，尽出于仁者之怀，诚如其在《戊午元旦试笔》诗中云：“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

（二）先生之政治观点

由于先生痛恨军阀统治，痛恨内战，曾幻想世间有避乱之桃花源，如：“山上与水间，云是古桃源。男儿皆侠士，女子尽婵娟。又知几年代，世运一朝改，旧日桃花源，今日梁山寨。梁山寨，也逍遥，百姓安乐意陶陶。有猓猓，有苗苗。有回回，有獠獠，有番有汉有蛮有瑶。岁月久，婚姻交。也不知何处家国，也不知谁是同胞，也不识喇叭炮火与枪刀。任他山高月小，鸟啼花笑，人人快活无烦恼。”（《笼山曲》）此一源于痛恨残暴统治之长期感受，更因“袁家天子号洪宪，西征调遣兵三万。一鼓长驱碎峡门，腊月孤城杀气漫”（同上文）而加深。其在政治上崇奉无政府主义，实导源于此。渠曾在纪念无政府主义政治活动家梁乔山一文中有言：“……个人无政府主义的意思，就是要清清白白，正正直直的做一个人……所以要得真乐，便该除去代表万恶的政府。这便是无政府主义的意思……我以为世界之大哲人，大诗人及真正觉悟之人，无论古今，莫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同志。此主义之来源，是儒家所给他的。他完全是个儒者，所以他的志业，都是中庸之道，易知易行。我相信这样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将来要大发达。”（《一个文化运动家梁乔山的传》）于此吴已将无政府主义之政治主张等同于儒家之仁矣。因之其在《覆女生某》信中言：“夫仁者，人也。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无敌，惟仁者能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与言无产阶级文学，何若言仁的文学之为愈耶？”吴在此处已提出其在文学上之主张为“仁的文学”。亦即其在诗方面所倡导之“诗的自然文学”，并诠释为：“至于自然文学的情状，则以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是不相信要靠政治。”（《提倡诗的自然文学》）

（三）其创作思想之局限性

吴因在政治上信奉无政府主义及儒家之仁术，必然崇尚性善说。渠有言：“余非嫉视人类者也。余乃笃信性善之人也……古圣哲之用心，无不在于扶善制恶，以存人之本性，其为人类救济之功，宜非政治军事中人所能企其万一。”（《白屋吴生诗稿自序》）惟其崇尚性善，则不赞成用暴力以打破旧社会统治机器之政治革命；惟其沉溺于无政府主义，则不知如何建立被压迫阶级之政权以求得解放。由于此一矛盾与局限性，则在其作品中仅能反映现实生活中之冲突面，殊难得出若鲁迅在《无题》诗中“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以歌颂革命曙光之句。纵然如此，吴在创作实践中，仍不断向劳动人民靠拢而充满激情。渠在《日记》中，有一段关于创作《两父女》一诗时之感受：“吾此篇《两父女》诗，比前之《婉容词》尤难作。（1）婉容乃大家气度，容易敷衍成章。此乃赤贫之家，说来每犯枯槁。（2）婉容是读书且成人的女子，其思想与吾人所差不远，易于揣度。此则乡间打柴的女孩，其思想与成人全不同也。（3）《婉容词》是婉容一人自述，乃单调的。此父女两人之对谈，乃双调的也。”则其思想体验已不自觉进入到极其同情劳动人民疾苦之境地矣。其后连续创作出如《笼山曲》、《北门行》、《南门行》、《巴人歌》诸作，甚至其在《非不为谣》中发出近似檄文之词：“莫怕他，暴如雷。只怕我，先自馁。有的是，袖里大铁椎。要的是，贼头作酒杯。弄他个，落花流水，海涸山摧。”若天假先生以年，未来定将成为人民解放事业之坚强斗士。

四、白屋歌谣体成功尝试之启示

先生尝言：“赵瓯北的诗说道：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我们生逢今世，看过许多变故，经过许多炎凉，诗的材料实在丰富得很。快点拿些丰富的时间，去装载他吧！”（《谈诗人》）可见先生之经历，已为先生提供难得之时代素材，此实为其能在诗歌上获得成功之主因。其次为其不断体验劳动人民之思想感情，从而创作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之歌谣新体。

于此，余有所感焉。夫近代言诗改革者众而得其道者寡，先生所创之歌谣新体，其为未来诗改革之正道乎！其理有三：

（一）夫诗经、楚辞、乐府、散曲，其母型无一不来自民间流行之歌谣，自民间汲取营养之歌谣体，更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

（二）必须押韵。句调仅求谐和，不受平仄形式上之限制，更能扩大用语领域。

（三）文言白话渗用而浑成一体。盖以全用白话，殊难继承古诗词之风雅；全用文言，亦难极尽近代语言（包括外来语）之情趣。唯二者兼，则继承发展备矣。

【附】读吴芳吉白屋诗有感（七律二首）

久仰先生白屋诗，和谐句法最参差。
不求平仄唯天籁，况是清佳胜妙词。
文白古今浑一体，歌谣行引尽千姿。
蜀中代有才人出，独领风骚其在兹！

不用“书摊”①堆古董，乃从“神韵”②觅“真诗”③。
体缘乐府殊多变④，“律叶唐音”⑤仍是基。
“接木改良”⑥为正道，“拔根自败”⑦最无知。
吟坛赖有新人出，“三百无邪”⑧又可期。

注：
①“然今之学为诗者，以故事为典雅，以僻奥为渊博，以出处为高古，以堆砌为缜密。上者无异书摊，下者直等明器，性情之道，茫焉乎息。”（《白屋吴生诗稿自序》）
②“诗而具有神韵气象，蔑以加矣。故有兴有材，有字有句，有体有格者，而后可以为诗。有气象，有神韵，或兼长，或偏胜者，而后可以为佳诗。”（《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
③“吾人亦非拥护古之旧诗，乃欲拥护真诗。然古之旧诗既富有而多真，吾人自当以旧诗为法。”（同上）
④“国家当旷古未有之大变，思想生活既以时代精神咸与维新，则自时代所产之诗，要亦不能自外……顾新人所作，以突变过甚，料其无成……余之于诗，欲以中国文章优美之工具，传述中国文化固有之精神。即一身为之起点，应时代以与无穷……此余于新诗之认识。”（《白屋吴生诗稿自序》）。先生之歌谣新体，源出于古乐府，但有适应现代形式之改进。
⑤“四千年中，居此上下之转枢者，唐也。唐人集群经诸子之长而创为古文，辨音韵格调之细而别出古诗，可谓真能建设者矣”。（《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先生之五、七言近体诸作，皆深有唐诗风味。
⑥“变之道奈何？……不迁地以恁虚，不拔根以自败，有异翦枝，乃同接木。此则余之所谓变也……读古人之诗，非欲返作古人，乃借鉴古人之诗以启发吾诗；读外人之诗，断非谄事外人，乃利用外人之诗以改良吾诗也。”（《白屋吴生诗稿自序》）
⑦见上。
⑧引“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

陈祚璜
1996.5.31

浅谈吴芳吉先生爱国忧民的情怀及其独具一格的诗歌创作

合江县诗书画院 曾静涵

吴芳吉先生是五四运动前后活跃于我国文坛的著名爱国诗人，1896年出生于重庆，老家在四川江津。我们合江与江津山川相连，先生的道德文章和自成一家的诗歌创作，素为我县文学界、教育界所景仰。今年正值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承江津政协邀请，有幸参加这次研讨会，得到了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使我对先生爱国忧民的情怀和独具一格的诗歌创作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由于吴先生的心始终与祖国、与人民、与时代跳动在一起，所以他的诗歌总的贯穿了一条与祖国命运和人民疾苦休戚相关的红线，紧紧抓住了时代脉搏，用自己的笔反映了众多与国家安危有关的重大事件，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拥护民主革命，捍卫民主共和

吴芳吉先生是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相继统治时期度过了他三十六岁的一生。二十世纪初叶，旧中国的封建统治土崩瓦解，民主革命蓬勃兴起，继之军阀混战，全国四分五裂，广大老百姓处于残酷剥削压榨之下。时代的风雨叩击着先生的心扉，他渴望民主共和，竭诚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坚决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他写诗颂扬有功于民国的吴怀真、宋教仁等人，特别是对再造共和的蔡锷将军表现出崇高的敬仰。如《护国岩词》、《赫赫将军行》和《思故国行》等诗篇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读起来令人心潮震荡。

在《护国岩词》中，先生抒发了对蔡锷将军的衷心赞美之词，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的场面，维妙维肖地表现了人民及时反映军情，渴望蔡锷将军胜利的迫切心情。深刻地写出了这位捍卫民主、兴师讨袁的蔡将军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寡胜众。全诗突出了蔡将军为人民、为民主而战的精神风貌，塑造出了一个感人至深的英雄形象。

对于窃国大盗袁世凯和反动军阀等，先生则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挞伐，抨击了他们残害和压迫人民的无耻暴行。如在《思故国行》中，笔锋直指袁世凯：“一冕值百万，一衮绕九龙……沉香雕宝座，金石镂鼓钟。羽林排辇道，簇仗绕复宫。欲令天下民，九顿三鞠躬。欲掩天下口，敢怒不敢讧。欲将天下业，子孙世不穷。”在同一诗中，先生又以锋利的笔触，勾画了当时反动统治者的丑恶群像。在《北门行》中，甚至点名道姓地指斥出当时湖南内战双方的罪魁祸首：“他杀尔夫，他杀尔夫！茶陵谭公子，衡阳赵把都。”在《曹锟烧丰都行》中，更在标题上就直接抨击这个袁世凯走狗的滔天罪行。

先生这些诗歌创作，充分表达了他对当时黑暗的控诉和对民主的向往、光明的追求，喊出了时代的强音。同时也是当时历史的深刻写照，是讴歌民主革命的弘壮史诗。

二、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坚持抗日救国

当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的时候，先生义愤填膺，欲从军抗日，后遇我县穆济波先生以“何必前敌，后防尤重。最好仍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化一人之身，为千百万人之身”相劝，乃止。第十九路军杀敌大捷，先生以浓墨重彩，写了脍炙人口的《巴人歌》，描绘了第十九路军将士奋不顾身、英勇沉着、克敌取胜的鲜明画面：“我军战壕中，高唱彻南斗。沉着不轻击，见惯若无有。待尔百步间，炮鸣龙出湫；待尔十步间，枪发鱼穿柳；待尔跬步间，弹掷泥封瓿；待尔分寸间，剑回春剪韭。”同时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不惜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汽车司机的光辉形象：“且若阿毛胡，墙隅汽车夫……诱令敌军供转输，行程一次百金租……数贼监临敢自逋，车中何物累连珠？一枚毒弹几头颅，几许吾民血应枯。……波光一闪识黄浦，波臣含笑遥相呼。车身猛转波间去，风定波平万象苏。”并以“长期抵抗不因今日休，民族醒来要从此时起”的诗句唤醒民众，表现了先生迫切希望民族觉醒的激昂情绪和长期抗战的坚定信念。

在江津中学师生会上，当先生激昂慷慨高声朗诵此诗时，突然晕倒在讲台上，因医治无效，数日后逝世。这是他以生命写成的永垂不朽的诗篇，气壮山河，激励人心，对当时那些醉生梦死的人和受“王道乐土”麻醉的人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三、倾诉人民的痛苦，传达人民的呼声

吴先生长期生活在人民大众之中，了解社会真相，深知群众疾苦，大部分的诗篇都是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寄予深厚的同情，字里行间，饱浸着人民的血泪。在《赴成都纪行》中，先生写了“一年三预征，年复兵戈创。有田不足耕，父子难相养。”“父老向我言，停午战方休。群盗喧城市，破狱出徒囚。官兵前捕剿，良莠并行菟。君看城边路，累累挂人头。”“连年作战地，私斗何傞傞！生者薤上露，死者江上波。”在《儿莫啼》中，“忆昨洪宪初，兵马来骎骎。驱男作俘虏，驱女作浮苹。父老愿为鬼，痛哭走风尘。愿为太平犬，勿作乱世民。为犬犹有主，为民谁与亲。”再如《两父女》中所记述的：“那蛮兵忽来到，歪起个牛皮的脸，蠢对着妈妈笑。妈指我柴堆中急逃，只听得妈妈几番骂吵。便扑刺刺的一刀，便扑刺刺的一刀。等我出来看时，妈妈斫倒，阿爷哭倒。一柜儿手纺的棉花，新年的布袍，尽被那蛮兵捲起已跑。”完全以幼女的口吻，通俗质朴的语言白描，勾画出乱兵肆虐造成老百姓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对袁世凯称帝和军阀纷争、官吏虐民，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过着人不如犬、朝不保夕的一系列惨状，在先生笔下，刻画出了一幅幅当时老百姓苦难生活的素描，至今读之，仍令人惊心动魄。

对于当时受压迫最深的妇女，先生的诗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注。《婉容词》便是其代表作之一。全诗通过一系列心理和环境描写，塑造了一个善良纯洁、忠于爱情然而命运十分不幸的妇女形象，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与资本主义所谓的“婚姻自主”的残酷和虚伪，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不仅当时脍炙人口，就是现在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四、独标一格，自成一家

吴先生的诗歌，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艺术特色，既博采众家之长，又不墨守成规；既继承和发扬我国古典诗词和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又从西方文学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大胆进行诗歌改革的探索。在语言和形式上都有创新，融口语入诗而不伤典雅，易读易记，琅琅上口，既符合语言的自然美，又能保持旧体诗词的音韵和谐美。这是吴先生对中国诗歌艺术的独特贡献，给现代新诗创作拓开了一条广阔的途径。

在论诗方面，吴先生也具有特色。他特别强调诗与现实的关系，要求诗歌随时代发展而相应变革，以利于从现实出发反映出时代特征。他所要求的真诗，就是具有真挚的真实感情、现实的生活内容、精美的艺术、脱俗的风格的诗。他的审诗标准，在1924年2月16日《与吴雨僧书》中，阐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近于诗恒怀四旨：无忠厚之气象，不足以矫偏欹；无热烈之感情，不足以动凉薄；无美艳之辞章，不足以滋枯朽；无自由之格调，不足以言创作。”在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吴先生用的是真善美统一的观点来衡量，来鉴别，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诗论中的合理内核，同他的诗歌创作一样，是留给人们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

以上仅是我学习吴先生的诗歌中的一些肤浅认识，有不当之处，欢迎指正。最后，以一首打油诗来作本文的结束语，表达我对吴先生的崇敬之情和深切的怀念。

少陵风骨愤时艰，爱憎分明直不弯。
道德文章垂典范，长留浩气在人间。

白屋诗人对传统诗词的贡献

李燕石

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是五四前后活跃于我国文坛的爱国诗人。他在白话文运动的偏激狂潮中，独擎传统诗词大旗，乘风破浪，奋勇向前，堪称中流砥柱。为维护传统文明，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其对传统诗词，既是坚定的继承者，又是英勇的捍卫者，更是促其向前发展的佼佼开拓者。现在就此三点，一述我不成熟的管见，请大方家指正！

（一）继承传统诗词

白屋诗人学通中外，对传统诗词和英文的造诣极深。他不听白话文运动的劝告，毅然继续发表文言诗，表明他继承传统诗词的坚定性。其所以如此，是他深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结晶的瑰宝是传统诗词。它有顽强的生命力，终有光芒万丈、重放异彩之日，是打不倒的。这是白屋诗人深信这一瑰宝必将发扬光大的表征，也是他坚定继承此宝的思想根据。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诗社林立，并举行了三次诗词大赛，为了庆祝明年香港回归，又将举行第四次大赛。这是传统诗词欣欣向荣的好现象。这表明：白屋诗人高瞻远瞩，深具慧眼，彻底掌握了它发展的必然性。而现今的发展趋势，也可以安慰他在天之灵。

白屋诗人在《提倡诗的自然文学》一文中说：“古今许多佳诗不在其文字文体之美，还要离开文字文体乃能真见其美。”所以他主张诗要有神韵美和气象美。他在《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对二者的解释是：“神韵者，言外之言而不言之言也；神韵者，音外之音而无音之音也。气象者，一诗中精神艺术之总和也。”他进一步对二者加以解释：“神韵之美，在空灵淡远；气象之美，为真实浑成。神韵如羚羊挂角；气象如凤凰来仪。尚神韵者，多返自然；尚气象者，多富工力。尚神韵者，多得于天；尚气象者，多尚于人。尚神韵者，宜处江湖；尚气象者，好人廊庙。尚神韵者，皎如美人，尚气象者，庄如君子。尚神韵者，常生乱世；尚气象者，每际盛朝。是以晋当南渡，神韵之俊逸可风；汉斥百家，气象之峥嵘无比。然而神韵与气象之分，直老子与孔子之分矣。何以明之？龙乘风云而上天，不知其所止者，神韵之至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者，气象之至也。”这是他继承并深研传统诗词所总结出的金科玉律。

他适用在写作上，有《护国岩词》中的两段述于下：该词开头一段云：“护国岩，护国军，伊人当日此长征。五月血战大功成，一朝永诀痛东瀛。伊人不幸斯岩幸，长享护国名。”诗中的“伊人”二字是指征讨复辟帝制的袁世凯的义军首领蔡锷将军，但偏不指明，而以“伊人”二字代替。这已经使人产生了是什么人功成即死、如此不幸的叹息。此二字还有一种妙用，就是用来引出后一段歌颂蔡将军的美妙诗篇。详释于下：“忆当日，几纷争，闾阎无扰，鸡犬不惊。……沙场天外闹薨薨，儿童路上笑盈盈。”——美义军不扰民也。“问民病，察舆情，多种与深耕。”——美将军体恤民情，有仁者风也。“视屯营，抚伤兵，瓦壶汤药为调羹。”——美将军爱惜士兵，情同手足也。“雪山关，永宁城，旌旗千里无人闻。”——美将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也。“扁舟点水似蜻蜓，五月薰风好晚晴。芳草绿侵岩畔马，夕阳红透水中云。双双归鹤逐桡行，银袍葵扇映波明。”——美将军留连山水，儒雅风流也。这些从侧面描写将军爱民、爱兵、治军谨严和山水娱情的高尚情操，而又不明指其人的巧妙安排，目的在引发读者急欲知道其人的迫切愿望，以为将军出场打下烘云托月的基础。这种技巧俨如京剧中主帅出场前的排场场面。其法是：执旗的士兵先出场绕场一周分立左右，次为战斗兵出场打筋斗，再次为副将出场，分立两侧。这就是京剧舞台上所讲究的排场，其作用是借雄伟的场面、严肃的气氛，以烘托后出场的主帅，使人觉得他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白屋诗人用此法来歌颂蔡将军之大将才能和儒雅风范。没有这段描写，蔡将军要逊色得多，全诗也暗淡多了。于此可见白屋诗人在谋篇布局上的独特的匠心。

诗到此，该蔡将军出场了。白屋诗人用“伊何人，伊何人”提问，然后以先画全龙后点龙睛的妙笔描述蔡将军的出场英姿。请看：“牧童伴，渔父邻，滇南故都督，护国总司令，七千健儿新首领。”这五句二十三字是画全龙，最后推出的“蔡将军”三字是点龙睛。这二十三字的陪衬，烘托出掌龙韬、坐虎帐、全副军装的神圣风云人物来。这二十三字如卿云附日，使“蔡将军”三字十分生色，笔力千钧。这是白屋诗人继承传统诗词的精华所写出的最佳诗篇，同时也是前述气象美的精巧运用。

（二）捍卫传统诗词

五四运动，在打倒旧制度、旧思想，提倡新文化，扫除封建流毒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也有偏激之处，就是要把我国超越世界诗坛的瑰宝之传统诗词一并打倒，是其所失。白屋诗人在这一点上是反对的。他在新派指责其诗“是非古典主义的旧诗，不是白话文学的新诗，违背新文化的条例，赶急改良，莫作新文化的妨害”时，先后发表了《提倡诗的自然文学》、《谈诗人》、《再论诗的自然文学并解春宫文化运动》、《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等七篇文章，予以驳斥，以捍卫传统诗词。现撮要述之：

一、斥新派所称传统诗词妨害新文化运动论： 首先，白屋诗人认为：诗一要达意，二要顺口，三要悦目，四要赏心。能作到这四样功夫的便是正大光明的诗。不管文言诗或白话诗，都能达此标准，结果完全一样，故两者必须并行。所谓的传统诗词妨害新文化运动，显然是门户偏见的鬼话。其次，诗由感情而来，故感情怎样发动，诗就怎样产生。而感情没有文言感情与白话感情之分，则只许写白话诗，不许写文言诗，是不以理服人的武断。第三，感情是绝对自由的，表示感情的诗也不能不绝对自由。表示感情的方法既人人不同，做诗的格调必然个个有异。这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从文字上说，人要用英文做诗、法文做诗、拉丁文做诗、中文做诗，任随其能力。从文体上说，人要用近体做诗、古体做诗、乐府体做诗、西洋体做诗，任随其嗜好。独尊白话诗，排挤文言诗，干涉创作自由，于情不顺，于理不公。第四，古今许多佳诗，不在文字文体之美，还要离开文字文体才能真见其美。白话诗受西洋影响而生，可说它在诗史上添了一个西洋体，但不能说在西洋体之外便没有诗，排挤传统诗词，不公之至。从上述论点看，白屋诗人不反对白话诗，而是反对排挤传统诗词，自然就是捍卫了。

二、斥诬蔑杜诗不通之谬论： 新派攻击杜甫“香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二句在修辞上不通。白屋诗人反击说：诗中之字不同于文中之字。文中之字有它最佳的安排。诗则以最佳之字作最佳的安排。杜甫此诗安排得十分妥善。从句子结构上说，“鹦鹉”、“凤凰”是以名词作形容词用，来形容“粒”和“枝”，“鹦鹉粒、凤凰枝”是宾语，“香稻、碧梧”才是主语，“啄残、栖老”是谓语。形式合格，造句谨严，文理通顺，十分妥当。从意义上说，“残”是指有剩余，“老”是指平安。“啄残”喻粮食充裕，吃不尽而有余；“栖老”喻居住平安，到老无危。据《通鉴》所载：“东都西京，米斛值钱不满二百。行者万里，不持寸兵”，有至治之誉。说明二句有事实上的根据。故鹦鹉之粒，喻天下富足；凤凰之枝，喻国家昇平。这就是两宾语妙用之所在。以名词作形容词用，是杜甫惯用的手法，不止“鹦鹉”、“凤凰”二词。如“思沾道喝黄梅雨，敢望宫恩玉井冰”、“三年笛里关山月，万里风前草木兵”、“篱边老却陶潜菊，江上徒逢袁绍杯”等句中的“黄梅、玉井、草木”都是以名词作形容词用，而“陶潜、袁绍”更是以固有名词作形容词用。新派对这些诗句无异言，独对意思稍曲折的“鹦鹉”、“凤凰”两句诋为不通，显是妄论。

白屋诗人又说：如依新派说法，原句改为“鹦鹉啄残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则句子平铺直叙，没有意思。而一二字的转移，与原意大相违背，词句浅薄，更有天壤之别。是杜甫不通，还是骂杜甫之人不通，不是极明白吗！

（三）开拓传统诗词

白屋诗人有“第一奇功休让人，开国文章我辈始”的豪言壮语，可知是以开拓新时代的新诗体自任之人。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最大。举例说明于下：

第一，开拓上的主张：

一、从时代进化上立言。白屋诗人在《白屋吴生诗稿自序》中称：“国家当旷古未有之大变，思想生活既以时代精神咸与维新，则自时代所产之诗，要亦不能自外。譬之乘火车者，既已在车，无问其人之欲行不行，要当载之前趋，欲罢不止。故处今日之势，欲变亦变，不变亦变，虽欲固步自封，而势有不许。”

二、从传统诗词的演进上立言。白屋诗人在自序中又称：“大抵体制之始也清新，其末也陈腐。格调之始也空灵，其末也濡滞。意境之始也浑融，其末也纤巧。辞章之始也天真，其末也繁饰。迨其积弊日滋，取用不足，必有人焉起而除旧布新，披榛辟路，于是由常转变，变又转常。常者规律，变者解放，互为消长，而诗之演进无穷。”他还在《还黑石山作》一诗中写道：“礼异则从宜，文穷必变体。天行健不息，我诗胡能已。哀彼妄庸人，新旧拘疆理。未识真面目，徒矜创与拟。新者疏不亲，旧者沉正起。安行须正途，首除积习靡。我爱英人言，旧坛盛新醴。”（new wine in old bottle）

三、从中西同化上立言。白屋诗人在自序中又说：“诗之衰也由内感不足，由外来影响，坐使喧宾夺主，非我所堪。而深闭固绝，于情不顺。与其畏而避之，不如狎而玩之。与其怪而异之，不如吸引而同化之。文字，中西全异者也；文艺，中西半同者也；文理，中西全同者也。舍其全异，取其全同，酌其或同或异，吾知生气蓬勃，光辉焕射，必有异于前矣。夫文学公理，其同化于人之愈多者，其内容愈充足，其表现愈优美，无论东西皆然。新会梁君有言：‘自古吾民族之与他民族相接，其影响于文学，辄生异彩。证之五胡南下，佛教东来，历试不爽。’今吾民族与他民族之相关密切，又倍于前，要其生机所在，无过同化之方。盖吾诗虽老，固非全枯，不须迁地，难更拔除。今使两枝接合，一体蕃滋，在我不失其初，所谓松柏自有常性；在人交受其益，有如河海不择细流。既无忘乎根本，复有斐于华实。十载以来，此旨不易。他人未谅，动见讥弹。余不敢望之他人，然余之诗，自此往矣。”

白屋诗人的上述主张指明三点：1、时代在前进，传统诗词也向前演进，不能固步自封；2、旧瓶可装新酒，传统诗词应去其陈腐，写新时代、新事物、新风尚的现实主义新篇章；3、采用西洋写作技巧，使传统诗词推陈出新，异彩纷呈。白屋诗人如此主张，也如此实践，两者皆正确，是言行一致的诗人。

第二，开拓上的成果：

一、突破平水韵的押韵方式： 南宋刘渊所创立的平水韵，至今已八百年。由于语音发生变化，平水韵的分类法已不适合今天的语言。如an、en二韵母本不押韵，平水韵把二韵母的字划入十三元，使之同押。又如：in、en、un三韵母本身就押韵，平水韵却把三韵母的字分成三类：1、八庚、九青、十蒸为一类；2、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为一类；3、十二侵独成一类。各立门户，互不通押。此种分法既不科学，使用也不方便，学者们纷纷发表文章，主张改进。屠岸在《中华诗词》上建议以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凡韵母相同、平仄相同的字均可通押，不拘泥于平水韵。具体办法是：in、en、un、ing、eng通押，i、u通押，ci、si、zi、ji、qi、xi以及以i为韵母的各音再加er均通押。此主张比平水韵宽多了，适合当今语音。白屋诗人，早具慧眼，在七十六年前就突破了平水韵。以《护国岩词》说明于下：

该诗第一段押“军、征、成、瀛、名”五韵，其中“军”属十二文，“征、成、瀛、名”属八庚。按平水韵规定，八庚十二文不能同押。该诗第二段押“争、惊、情、耕、营、兵、羹、城、闻、薨、盈、蜓、晴、云、行、明、人、邻、令、军”二十韵。其中“争、惊、情、耕、营、兵、羹、盈、晴、名、令”属八庚，“蜓”属九青，“薨”属十蒸，“人、邻”属十一真，“军、闻、云”属十二文。按平水韵，八庚九青十蒸不能与十一真十二文同押。故《护国岩词》一二两段均突破平水韵。

二、平仄声通押： 平声与平声相押，仄声与仄声相押，这是诗词的惯例。白屋诗人又打破了这一惯例，述于下：《婉容词》第十三段称：“一个免挂牵。这薄情世界，何须再留恋。只妈妈老了，正望她女儿陪笑颜。不然不然，死虽是一身冤，生也是一门怨。”其中“牵、颜、冤”属平声，“恋、怨”属仄声，是平仄互押。《两父女》第二段称：“月光皎皎映土室，冷如冰浇。衬出个断柏支床，离地盈尺高。正父女两人，蜜甜甜，睡悄悄。烂絮一幅用麻包，麦杆一扎作枕靠，鼠子叨叨，翻弄他床头锅灶。”其中“浇、高、包、叨”属平声，“悄、靠、灶”属仄声，也是平仄互押。其他还多，不再一一赘述。

三、融合文言白话的写作方式： 上列二例是融合文言白话的写作方式，再举二例于下：《婉容词》末段称：“白杨何桠桠，惊起栖鸦。正是当年离别地，一帆送去，谁知泪满天涯。玉兔啊！我喉中梗满是话，欲语只罢。你好自还家，好自看家。一刹那，砰磅，浪喷花，鞺鞳，岸声答。息息索索，泡影浮沙。野阔秋风紧，江昏落月斜。只玉兔双脚泥上抓，一声声，哀叫它。”《两父女》末段称：“月光依旧皎皎，更斜人屋后篱梢。一抔孤坟，两三松枝罩，上带着蓬蓬白茅。这便是那小女的妈妈飘流的荒岛。半朵墙高，竟隔作万里遥遥。冷月寒宵，风涌卷松涛。一声长啸，千山震摇。如助那小女呼号。只地下妈妈知未知晓。”

四、杂言体诗： 当今学者提倡用杂言体写诗，这是仿效《诗经》、《楚辞》、《乐府》等长短句写诗的方式。白屋诗人在1915年即以此种开拓精神从事写作，比现今早八十年，卓识可钦。如《瓜洲渡吊吴际泰君》云：“瓜洲渡，别君处。芦花开，君西去。桃花发，春欲暮。我重来，君已故。露瀼瀼，青枫树。惟有金焦不解愁，忆君打桨上扬州。二分明月从天起，犹有青山立渡头。”《壮岁诗》是集杂言体之大成：“几冤云，此弃置。”是三字句；“顷刻难民集，哭声四五万”，是五字句；“走马韦曲，行歌灞杜，径人少陵之居，花发玄奘之墓”是四六字句；“最是方冠大学子，垂头街畔卖衣裳”是七字句；“秦穆同仇之气固炳炳”是九字句；“犹假中山以媚贼为功兮”是十字句；“忆我先圣先哲精神黯然隐”是十一字句；“而士大夫者流杯水勺浆难见悯”是十二字句。这是白屋诗人以长短句开拓新诗体的证明。其在《北门行》、《巴人歌》、《爱晚亭》、《护国岩词》中的长短句就不细述了。《壮岁诗》在炼句上还有《诗经》体、《楚辞》体、《乐府》体、五七言体，更有散文化的诗句。游鸿如评论说：“吾人试观上例，即可知旧诗句之混合组织，实为白屋诗中常用方式。以此种方法较之其熔铸众体之尝试，可谓有相当之成功，谓已打破黄公度、丘沧海以来解放旧诗之最高纪录，是可以的。”

五、模仿西洋格调开拓新诗： 白屋诗人模仿西洋格调所开拓的新诗计有《玉姜曲》、《鹃声》、《蔡忠浩之死别》、《冻雀诗》、《短歌寄醴陵刘雪耘》、《短歌寄南川刘泗英》、《志武死后招魂于衡山绝顶》、《渝州歌》等八题，共七十八首。每题最多二十五首，最少四首。体裁各异，韵味不同，均是好诗。摘录《玉姜曲》中一首示范：

先秦有女名玉姜，孤栖华岳白云乡。
生成莹洁宜幽静，不乐尘埃侍帝王。
华岳气苍凉，四围千仞岗。
乔松迷人步，猿绝鸟难翔。
虽然云散诸峰净，风鬟可望不能将。

此诗共八首。每首均是七言六句：四句在前，两句在后，中间列五言四句。或对或不对，任其自然。押韵则一三五七各首押平声韵，二四六八各首押仄声韵。形式整齐，错落有序，体裁新颖，感情丰富，意境高妙，形象优美，确是好诗。作者自称：“某于英诗人丁尼生短篇诸诗，颇爱其咏夏乐德夫人一篇，久欲效其高调而苦无佳材。适客西安，闻玉姜故事，又参以华岳潼关之所经，《列仙传》常建之所述，效丁尼生诗为之。然形式内容均与丁诗无一同处。而玩此诗后，又必能知其出于丁诗，盖取其神而遗其迹也。”

游鸿如在《白屋诗与新诗的创造》一文中指出：“白屋诗人亦以新诗之创造自任者也。观其‘第一奇功休让人，开国文章我辈始’之言，则其伟大之抱负可想而知。余以为白屋诗人于新诗之创造之最成功者，在中西诗体之同化。其诗稿中模仿西洋诗格调，运用中国句法，以独创新诗。既完全脱离旧诗篇章之形态，而又不蹈欧化过深之讥，深具格调韵律之美，能于诗坛独树一帜，此实白屋诗人创造新诗之表征也。”

总的说来，白屋诗人是在白话文运动的偏激狂潮中高举传统诗词大旗，战天斗地奋勇向前，力挽狂澜，是五四时期不顾己身毁誉的独一无二的佼佼者。从其创作实践和主张上看，继承、捍卫、开拓三者俱备。炳炳高标，绝无仅有。对传统诗词和传统文明贡献甚伟，也确具开拓新天地之豪情。他所走的路，与当今学者们的主张一致；他所开创的新诗，为当今诗词爱好者所效法。这表明：他在七八十年前的创作路线是正确的。滚滚洪流光日月，承先启后拓新篇。传统诗词这一超越世界诗坛的瑰宝，必能展现出切合新时代的新体裁来。白屋诗人艰辛确立的航标灯将永放光明，白屋诗人精神不死！

李燕石稿

崇高的理想 有韵的《史记》

崇高的理想 有韵的《史记》

——《笼山曲》浅论

张祥麟

《笼山曲》是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于民国九年（1920）写的一首叙事诗。刊于同年上海《新群》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上。以后其他刊物多有转载，并收入《吴白屋先生遗书》中。可惜这首诗由于被作者其他的名作如《婉容词》等所掩盖，以致常为一般读者所忽略。其实我们只要认真研读一下，就会觉得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它都是先生一篇晶莹璀灿、熠熠生辉的力作。

有比较才能有真切的结论。为了说明问题，不妨作一比较。先从篇幅来说。中国的叙事诗，一般公认为最长的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东南飞》）。它有多长呢？不过350多句，1700余字。其它如白居易的《长恨歌》、韦庄的《秦妇吟》，虽很有名，但篇幅不大。至于脍炙人口的北朝乐府《木兰诗》，更只有300多字。而《笼山曲》则长达1000多句，约6000字，大大超过了前人所作，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叙事诗。这能不说是异峰突起么？

再从诗的意境（思想性）来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写的不过是一出婚姻悲剧，因其透露出封建制度的黑暗、专制、丑恶，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识。其重要性在此，其能为千古传诵也在此。即如吴先生的《婉容词》，写的也是一出婚姻悲剧。但其实质除具有反封建意识外，还真实地反映出在西学东渐下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冲突。因有文化上的差异，于是衍生了两种不同的婚姻观：一种是“生既同衾死共穴”；一种是“世间女子任我爱，世间男子随你求”。有这两种不同的婚姻观，自然就会发生冲突。于是这个弱女子婉容的命运，便不由自主地被卷入这文化冲突的漩涡中去了。《婉容词》之独到处，就是能把一桩普通的婚姻纠葛，提高到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上去看，突出了诗的时代意义。如果只单纯地写一个痴心女子“婉容”遇到了一个负心汉“某生”，那与高则诚的《琵琶记》、赵尧生的《情探》，以及民间传说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有什么区别？因此，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也好，《婉容词》也好，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较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婚姻问题——当然也是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现实意义。但究竟有其局限性；同时只是单纯地反映出问题，没有给人带来理想、指引方向、提示未来，都是这些诗的美中不足处。

《笼山曲》则不然。写的是“护国”之役中，一场正义与非正义、血与火的斗争；一支新生的人民革命武装，被反动势力合力绞杀的经过。以此为纲，诗人用尖锐的笔锋，生动而深刻地从多方面去反映出当时社会各阶层和一些少数民族的种种动态。全诗有如万花筒，光怪陆离，形态万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描写社会大动荡、生民极痛苦的同时，作者能用酣畅的笔墨，多处揭示出一个理想中的光明美好的世界，使人满怀信心，充满希望，不致在暴乱残杀、污浊黑暗的现实生活中悲观、绝望、消沉、堕落下去。如诗中两处展现出的笼山风光，已给读者显示出一个世外桃源、小康社会的景象，令人十分向往。写到诗中主人公笑沧自杀前的一番幻觉，更进一步给读者描绘出一幅未来大同世界的蓝图。这个世界是：“一片清荫绿油油，松间桂，棠与榴；梅依柚，桃夹柳。叶叶相覆枝相勾，一齐开放如缀旒。那虎豹枕着羊牛，狮象傍着猿猴。孔雀挨着斑鸠，仙鹤对着沙鸥，一团团锦绣成球。围着珊瑚枝的栏杆，金刚石的岩岫，玉柱的瀑泉，芳草的场囿，齐听上座天使援琴奏……”诗继续往下写：“这不是地球，这不是神州，这便是大同世界，你心里十年求。”诗里不仅勾画出这样一个世界，还鼓励笑沧——其实也是鼓励大众——“前走！前走！快到了又光明、又悠久、又自由、又抖擞的时候。”《婉容词》写婉容自杀前也有一段幻觉：“呀！那不是阿父？那不是我的阿父？看他鬓发蓬蓬，杖履冉冉，正遥遥等住。前去！前去！前去牵衣诉。却是株江边白杨树。”婉容的幻觉，显示出一种天伦之情；而笑沧的幻觉则显示出一种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众生平等之爱。两者虽同属人间悲剧，但思想境界迥异。笑沧自杀前一段幻觉，实是全诗的高潮，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有如此高潮，有如此主旨，所以我们说《笼山曲》有崇高的理想。

《笼山曲》的笔墨也是非凡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用五言，平铺直叙，无甚波澜起伏，登场人物不多，所叙的事情也较少，呈示出汉魏古诗那质朴洗炼之风。《婉容词》句法活泼，以散曲写法人诗，且采用《胡笳十八拍》及西洋诗体的情调，分出了章节，别开生面，饶有新意。但全诗纯用自述方式，很少变化，登场人物及所叙事物，限于情节，也略显单调。《笼山曲》则风格独具，全诗的句法用了一言、二言直至十三言，并随着诗的情节而变化，长短疾徐，配合得十分紧密。全诗写人不下百余，写事略有数十，写景则俯拾即是，其内容之丰富实为中国诗中所罕见。所用语言通俗易晓，而又不失典雅。并且用《史记》的传记为模式铸诗，所用笔法也酷似《史记》：直叙、插叙、倒叙、旁叙、夹叙、边叙边议，无不具备。所以我们说《笼山曲》是有韵的《史记》，有的地方，站在诗的观点来看，似乎还胜过《史记》。谓予不信，不妨以《史记》名篇《项羽本纪》来作说明。

《项羽本纪》写主人公项羽出场，不过是“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以后是什么读书不成、学剑，学剑不成、学兵书，学兵书不肯竟学等。而《笼山曲》写主人公笑沧出场，却先为主人公创造出场的气氛，采用烘云托月的手法，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先写出笼山形胜的雄伟，社会的和谐，民族的交融，风俗的淳朴，物产的富饶，风光的绮丽，笔调极其舒缓而闲适。最末节奏紧迫，句句用韵写道：“落日红，鲤鱼跃；晚山寒，翡翠叫。一溪引入中峰奥，隐约一座古廊庙。迎风檐马叮咚极，当路霞光烂熳罩，云是笼山主人到。”在这急管繁弦、紧锣密鼓声中主人登场了。介绍主人只用了四句诗二十六个字：“主人胆气粗，生来好客不贪书。小字笑沧娴枪马，弟兄推戴作把都。”读者一看，即知主人公是江湖豪侠之士，帮会中人。这一段不比《史记》写项羽出场更生动、热烈而动人么？

再看《项羽本纪》写项羽之死，说“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项王是当着美人及左右泣数行下的。《笼山曲》写笑沧在死前也哭了，他的哭是独自一人躲到笼山寺的楼上，“楼上无人羞见面，放开眼泪任奔流”。当着众人哭，显得气短，显得不英雄；避开众人独个儿哭，显得“丈夫有泪不轻弹”，显出男儿壮志未酬的遗憾。《项羽本纪》写项羽死前讲的话是“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未免气概不大，所见甚小。《笼山曲》写笑沧死前的幻想，一大段平生所追求的大同世界的文字，显示出讦谟宏图，所见甚大。《项羽本纪》写项羽的自杀：“乃自刎而死”，只寥寥五个字，多么索寞，多么凄凉，同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而《笼山曲》写笑沧自杀：“手枪向胸口，风飕飕，狮子吼。更灵魂一缕，飞向那无虑无忧、无始无终的偌大宇宙。”多么雄豪、多么悲壮、多么激烈、多么虎虎有生气；同时给人留下了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

《项羽本纪》对项羽作出过总结式的评价，写在全传之末的“太史公曰”那一段。这是史家之笔，只论其得失是非。《笼山曲》对笑沧也作出过总结式的评价，是写在诗的中间。评价的开头、末尾和中间均用“今何世？梦耶寐！我何人？醒耶醉！笑沧笑，笑沧笑，谁窃谁名位？”基本上一样的句式。只第一处是“今何世”，第二处是“今何日”，最后是“今何夕”。差别只有一个字，虽只是一字之别，具见作者的巧思。这一段写得十分沉痛，回肠荡气，婉转低徊，不仅令读者思慕、惋惜之情油然而生，也为笑沧作出一个全面而公允的论定。

行文至此，我要郑重说明，我决无半点压低《史记》而抬高《笼山曲》之意。《史记》是一部旷古绝今的伟大典籍，中华文化的宝藏，这是勿庸置疑的。同时，史是史，诗是诗，写史与写诗，究意两码子事，不能把它等同起来。我在这里只是想说明一点，就是《笼山曲》的作者能运用太史公的笔法写诗，并且已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斯可异耳！如何做到“诗”“史”有机的结合，这是值得今后写诗者研究的一个课题和发展的一个方向。《笼山曲》的写作方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前面说过，《笼山曲》有如万花筒，它以丰富、翔实的内容，多姿多彩的笔调，反映出当时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如写那时的政局，“不论人，只论党。”于是“有滑头，当参谋；有讼棍，当顾问；有痞子，当知事；有小旦，当会办……”政局如此，军事又如何呢？单以四川来说，就是“护国未息战，靖国又兴兵。”并且队伍至为庞杂，“说甚秦军鄂军与北军，滇军黔军与川军，半兵半匪卖路军，忽来忽去招安军。闹昏昏，弄不清。”有这样的政局和军队，遭殃的自然是老百姓。诗中写北兵掳掠妇女：“两千兵士八百妇，泥滑衣单驱上路。二人夹着一人行，仓皇寻死死无处。”写强拉民夫：“上官有轿无人抬，街头捉得学生来。中有一人徐治华，娇儿年纪才十八。半天力尽不堪行，一刀穿肚便生杀。”写川军抢劫财物：“银圆啊光亮，皮衫啊宽长，细软啊辉煌，针绣啊艳香。指上环，耳边珰，倒箧倾箱，都借口敌人敌枪，一齐卷入糊涂帐。才搜了街，又满了巷。才振衣出，又踏步上。……拥人堂，闯人房。劈开柜，打翻床。踢倒老娘，刺倒新郎，掀倒玻窗，吼倒粉墙……”够了！够了！当道者如虎如狼，小百姓如鸡如羊。祸水滔滔，人间何世！

在这狐鬼横行的世道里，好人毫无生路。它写笑沧领导的这支民军：“当年论版图，川东川北三十县。当年论功勋，陆军水兵二百战。当年论声威，原与松坡齐发难。”战功可谓伟矣！但在讨袁战争结束后，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人编旅复编师”，民军呢？“一军独苦饥”，“三月不关粮，替人夜打谷。”迫害还不止此，“忽来军令动雷霆，说道民军是土匪。”于是笑沧这支民军只好解散了，“有家的各还，无家的分散”。解散时，诗中写道：“于时中秋夜，全军起别驾。山插着红缨旗，人缠着白头帕。白头帕，是当时起义为国服丧的佩挂！好月华，几点残霞，无边大野。远树杈丫，隐约些人家，站立些稻把。也分不出是疑兵，是归马。铜号吹，战鼓打，层层声浪渡山垭。散入山外平沙。肃无哗，也不闻人话。只田鸡哇哇，山风飒飒，流星历历过天涯。三杯罢，忽万岁一声，全军泣下。”好诗！好诗！写得来比《项羽本纪》霸王别姬那一段还悲壮、还苍凉、还痛感不平，还催人泪下！

《笼山曲》还以超脱而潇洒的笔墨，勾画出不少众生相、浮世绘。如川边金厂的工人，成都开酒店的老板，卖鸦片的私烟贩，以及喇嘛内乱，笼山地区的风土民情、生活动态，和被驱逐离校的学生、引孙儿看热闹的乡媪等等，写得都十分生动。最精彩的是写笼山被毁、笑沧自杀以后那段。“从此西南统一成，全蜀扫平天府靖”，“班师姨太城，饮马粉江滨”，“联军休战，元帅出巡”。写联帅（唐继尧）到永宁那种花团锦簇、豪华富丽的排场，以及行营的阔气，饮食奢靡，已够令人眼花缭乱、意夺神眩的了。而写元帅到临那一场面，更是浓墨重笔：“东站西站，一程半程。夹着是音乐亭，拱着是凯旋门。看不完的轿马，数不完的兵丁。……红缨皂帽沿街跑，陆续跑，陆续来。一片儿炮响，一字儿散开，一林国旗渲五彩。又两幅前摆，黄绫黑字青绸带，袅袅增娇态。显出来，一幅的总裁，一幅的联帅。接着骏马无数匹，壮士美如连城璧。肩章袭号佽飞军，金缕高冠拥画戟。一时喧声忽屏息，侍卫举枪人侍立。只觉那晚秋天凛凛慄慄！只听那步履声点点滴滴！只羡那彩舆中安安逸逸！只望那后队兵麻麻密密！”啊，好威严、好神气、好热闹、好气派。但就在这儿，“偏有个乞食的山僧，布囊瓢饭，麻衣斗笠。独在那人丛中，似掩面涕泣，似掩面的涕泣！”真是神来之笔，给独夫民贼以无情的嘲笑，辛辣的讽刺，极度的轻蔑，响亮的耳光！读诗至此，谁能不鼓掌称快，浮一大白？

《笼山曲》尽矣！《笼山曲》之意不尽。蝉蜕污秽之中，蜉游尘埃之外。给人以沉思，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勇气创造未来！

一九九六年元月于武昌奋斋

中国第一长诗《笼山曲》的形式美

中国第一长诗《笼山曲》的形式美

——纪念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一百周年

江津中学 吴泰瑛

《笼山曲》是白屋诗人吴芳吉于1920年发表在上海《新群》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上的一首叙事诗。全诗六千字左右，从字数上来讲，大大超过前人所作，堪称中国文学史之最。除了篇幅称冠，此诗内容磅礴，主题深刻；想象一泻千里，笔法姿态万千；语言绚丽斑斓，人物风流倜傥；结构独具匠心，算得上叙事诗歌中一颗璀璨晶莹的明珠。读此诗，细嚼慢咽后，诸多妙处一一俱来。领略其中无限风光，犹如漫步艺术的宫殿。那浓艳的色彩，瑰丽的形象，雄伟的气势，奔放的热情，强烈的爱憎，似缀满蓝色天幕的灿烂群星，引起人们无穷的遐想。

一、主题的深邃美

《笼山曲》叙述了在“讨袁护国”之役中，一支自发的人民革命武装为了正义、为了人民，与北洋军阀殊死决战并屡建奇功。在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中，隐遁笼山，重实业，治民生，创造理想世界。最后又被“联军”血腥屠杀的经过。歌颂了民族英雄笑沧，胆略过人，豪气满怀，组织民众笑傲笼山。金钱地位抛九霄，情系笼山好儿女。直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充分展示了人物的悲壮美。

诗人还用尖锐的笔锋，以奔腾澎湃、炽热似火的感情，从多角度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种种动态，以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污浊黑暗腐朽的社会。诗中怜民、忧民、痛民、爱民的感情随处可见，实现了诗人自己的诺言：“三日不抒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军阀混战。

最难能可贵的是，诗的情绪并不因社会的荒谬而消沉、悲观、绝望，多处用华美的词藻，描写了一个花团锦簇的“世外桃源”，表达了诗人对光明美好的大同世界的执着追求。诗中佳句信笔挥洒：“松间桂，棠与榴；梅依柚，桃夹柳。叶叶相覆枝相勾，一齐开放如缀旒。那虎豹枕着羊牛，狮象傍着猿猴；孔雀挨着斑鸠，仙鹤对着沙鸥。”“玉柱的瀑泉，芳草的场囿。”“千禽闪翅，百兽点头。”优美的语言描绘了未来世界的蓝图——温馨，祥和，自由，美满。无战争的厮杀，无官吏的掠夺，无尔虞我诈，无勾心斗角。虎豹狮象柔顺可爱，孔雀仙鹤济济一堂。禽鸟与民同乐，山水与人同存。诗中描绘的“百乐图”，含蓄曲折地表达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对光明世界的热烈向往。这是全诗的主旨，也是诗人的崇高理想。表现了作者“急人民之急，忧人民之忧，乐人民之乐”的豁达胸怀及卓越的政治远见，这在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的1920年来说，思想认识是深邃而超群的。

二、语言的华实美

“五四”革命运动后，我国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在这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诗人大胆探索诗歌新路，经过呕心沥血的创造，白屋体诗异军突起，犹如一支奇葩盛开在祖国大地。发表于“五四”运动后的《笼山曲》，博采中外众家之长，融为一体，语言风格别具一格，华实并茂，雅俗共赏，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诗体。白屋诗之所以流传甚广，经久不衰，这当然与它独特的语言魅力息息相关。

1、大众化、民族的语言特点。《笼山曲》紧跟了时代的步伐，以白话代替文言文，基本上是白话诗。它从古今民歌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采用了大量的民众口头语言。不管民歌、民谚、方言、土语都能自由组合，并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造。诗歌在暴露统治集团的黑暗时，就运用了民谚俗语，以快板形式，使节奏明快，琅琅上口。歌曰：“有滑头，当参谋；有讼棍，当顾问；有痞子，当知事；有小旦，当会办。拆白党，司与长；龙阳料，州与道。”句句通俗易懂，明白如话，道出人民心声，绝妙地讽刺了袁皇死去、黎元洪上台后的旧日党人。描绘了一幅“群丑图”，抨击了当权者的无能与腐败。

2、语言雅俗相兼，意辞共济。《笼山曲》既运用了五彩缤纷、典雅的词藻，又总是用质朴通俗的本色、刚劲坚实的语句来构筑篇章的骨架，华美和朴实的语句总是恰当交织，相得益彰，形成一种丰富茂密、多彩而统一的语言风格。有绮丽精确者，如描写民军与军阀作战：“空谷响绵绵，大珠小珠落玉盘。”“人骨撞得声滑滑，天风郁得味腥辣。天上电光飞，人间刀光刮。刀光与电光，一场混喊呐。”除了用绮丽的词语“大珠小珠落玉盘”比喻激烈的枪声外，还调动了感觉、触觉、嗅觉、味觉、听觉，真实地将残酷的战争场面描绘得淋漓尽致。有平淡朴实者，如反映军队腐败的：“那些‘护国’大人真可羡，明开个银行，暗藏些鸦片。一两烟，三元半，只有兵卖不上算。我兄贪财甘冒险，偷做一回私烟贩。”三言两句，不露声色地把军队的丑恶现象暴露无遗。有自然真率者，写笼山美景：“丛桂飘岩上，野菊拥路边。新柿累累，嫩橙灿灿。”“满天鹡鸰，栖我草帽顶。满地发芝兰，接我草鞋吻。”风光柔媚鲜明，鸟啼花香，人人快活无烦恼，百姓安乐意陶陶。无雍容华贵之言，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隽永纯真，大方朴实。

3、惊人的想象力，大胆的夸张，贴切的拟人、比喻手法。使诗歌语言变化万千，雅俗共赏。此诗想象丰富奇特，场面宏伟壮丽。如写笼山连绵的群峰：“山上复有山，山脉相贯串。周围几百层，层层如莲瓣。”这几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描写细致生动，特别是将座座山峰想象成盛开的莲花，既雅丽如画，又淡然脱俗，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介绍笼山的地理位置时，巧用拟人、夸张，使景物生动而逼真，有不尽之乐趣，常耐人寻味。如“在那鸷鸟盘视之危峰，在那猛虎狂嘶之断谷；在那镇雄之肩，在那乌蒙之腹。覆手压滇黔，举足踢巴蜀”的诗句，突出了笼山的巍峨挺拔险峻，为民族英雄笑沧的形象美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这样的句子在诗中比比皆是。因而，诗中语言时而浩如江河之停蓄，时而烂如日月之光辉，时而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时而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

4、语言的音乐美。《笼山曲》的创作，非常注意音韵旋律，节奏鲜明，声调铿锵，清音袅袅。有的一韵到底，如：“人甘肥，独憔悴；人彰扬，独隐晦；人酣歌，独血泪。”似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有的不断换韵，如：“一枝花，一民族，花缤飞，看不足。苗家杏，蛮家橙，番木笔，汉山樱。”似器乐合奏，笔调极舒缓闲适，展现了民族交融、社会的和谐、物产的富饶。有的句句用韵，如：“落日红，鲤鱼跃；晚山寒，翡翠叫。一溪引人中峰奥，隐约一座古廊庙。”语音抑扬顿挫，珠连璧合，形成了婉约典雅的旋律，难怪六七十岁的老人至今能吟白屋诗。

三、结构的潇洒美

芳吉先生大胆创新，积极探索诗歌的新形式。他认为写诗“不能以其规律过严，视若累梏重囚。”他还认为：“时代在变化，必非简单之体制所能尽纳”，所以诗的体制不能不变。他还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事物发展规律来考察，判断诗歌必须变。“非变不通，非通无以救诗也。”他一面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学习、借鉴西洋作家的一些名篇，如但丁《神曲》的谋篇布局。因此《笼山曲》在章法结构、语言句式等方面纵横恣肆，变幻莫测，潇洒而优美。

1、诗句长短相杂，不拘一格，参差和谐，错落有致，俯仰生姿。《笼山曲》除大量的长短句以外，字数最少的是三字句，此外还有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最多的达到一句十三字。其中，六字句的运用算是一种创造。诗人自己说：“盖以四言莫过于周，五言莫过于汉，七言莫过于唐，唯六言古今罕用，而吾贯用之。”所以，诗句随着诗的情节而变化，长短疾徐，配合默契。这种独具匠心的安排，绝非故弄玄虚、标新立异，而是气势感情发展变化的需要。芳吉先生说：“诗之为道，发于性情，只求圆熟，便是上品，若过于拘拘乎声韵平仄之间，此工匠之事，反不足取。”以形式服从内容，以内容决定形式，是芳吉先生在探索诗歌新路中的重大开辟，并竭力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美中增强诗歌的感染力。

2、结构跳跃多变，骈散结合，新颖质朴。《笼山曲》既是自由体新诗，又似古体杂言诗。常常在白话之间，出现工整的句子。如写联军对笼山人民的镇压：“满流血，流到四月、五月、六月又七月。七月、八月又九月，月月炮火无时歇。秋风秋雨不胜悲，遍地桑麻作土灰。白兔追得钻地跑，雉子惊来搅天飞。”开头两句明白如话，结尾出现的工整对偶，使其结构活泼多变。内容与结构浑然一体，首先直接铺陈“联军”暴虐成性，杀戮人民持续七月之久，笼山儿女血流成河。然后从侧面用对偶“白兔追得钻地跑，雉子惊来搅天飞”作衬托，揭示了笼山人民的悲惨命运。巧妙的处理，避免了结构的单一性，增添了诗歌的魅力。其余的一些小节也注意了以骈散结合的诗句使结构新颖质朴。如骈句：“笼山父老竞传闻，笼山儿女聚成群。”赞扬了笼山人民和笑沧民军同仇敌忾的英雄行为。又如散句：“常听说衙门日午时，那‘护国’的军长们还护着马弁儿双双的睡。”以叙事的方法揭露了军官们荒淫无耻的生活。所以，《笼山曲》内容和结构波澜起伏，百转千回，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又富有变化，怪伟奇绝，引人入胜。

芳吉诗人的创造革新精神，使《笼山曲》形式优美、新颖、活泼。它那清隽的风格，悠扬的音韵，华美兼实的语言，潇洒多姿的结构，深邃的主题，给予我们启迪和美的享受。今天，我们仍应弘扬民族文化，继承白屋遗风，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抒写忧民、爱民的新篇章，在诗歌形式的改革上不断地开拓和创新。

从《婉容词》到《白塔桥词》

从《婉容词》到《白塔桥词》

——纪念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百周年

余天潢

我国数千年漫长的历史中，妇女总是处于受束缚受压制的地位。反映妇女悲苦命运的诗歌，历代不绝。如先秦有《诗经》中的不少弃妇诗（如《卫风·氓》、《小雅·谷雨》），汉末有蔡琰《悲愤诗》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唐有白居易《琵琶行》、韩翃《章台柳》和柳氏《杨柳枝》，宋有陆游、唐婉《钗头凤》，元有戏曲《窦娥冤》，明有黄峨《寄外》等名篇。至1919年秋，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于上海发表了长诗《婉容词》，流播全国；1948年秋，刘同德先生于成都发表了长诗《白塔桥词》，震撼成渝。前者为弃妇血泪曲，后者乃青年女子坚持婚姻自主被封建家长摧残至死的悲歌，两首诗恰好表现了妇女不幸命运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同情妇女命运的诗歌传统的新篇章。这两首诗，无论题材、思想，或艺术形式、文学风格，以及社会影响，都有不少类似之处。现分别论列于后。

一、高举两面旗帜的《婉容词》

六七十年前，很多中小学国文教师都情不自禁地以《婉容词》为补充教材对学生讲授。此诗因此更为风靡全国，无不为诗中女主人公一掬同情之泪。现在七十岁以上老人中，还有不少能背诵其中精美的诗句。自元明以来七百年间，还没有任何一首诗能够如此广泛传布，撼动人心。其故何在？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作者通过此诗，高举了文学的道德旗帜和诗歌革新的旗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文学的道德旗帜

白屋先生明确主张文学必须以道德寄托之。他说：“文学作品譬如园中之花，道德譬如花下之土，彼游园者固意在赏花而非以赏土，然使无膏土，则不足以滋养名花。土虽不足供赏，而花所托根，在于土地。道德之在于文学，虽不必昭示于外，而作品所寄仍道德也。”他在自己的诗作中，无不寄寓着道德的精神，认真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婉容词》是尤为显著的一篇。

二十世纪初叶，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封建的根基未损，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仍然严重存在于社会。婉容的婚姻，自必是家庭包办而成：“他又说……我何尝识你的面，你何尝知我的心？但凭一个老媒人，作合共衾枕。”尽管如此，在成婚之后，夫妻之间却是有感情的。他们新婚之夜是“手牵手，嘻嘻笑”；丈夫出国留学，婉容典当钗钿，作为他的路费，竭力支持他的学业；妻子为丈夫送别时，“江船一夜语”，难舍难分，情爱深厚；妻子在家里，是“自从他去国，几经了乱兵劫。不敢冶容华，恐怕伤妇德；不敢出门闾，恐怕污清白；不敢劳怨说酸辛，恐怕亏残大体成琐屑……一心里，生既同衾死共穴。”妻子的一片坚贞，一片痴情，更反衬出丈夫“离婚复离婚，一回书到一煎迫”的忘恩负义，卑劣无情。

作者还进一步描绘这个负心郎：“他又说：给你美金一千元，赔你的典当路费旧钗钿，你拿去买套时新好嫁奁，不枉你空房顽固守六年。”这显然是想用金钱来换取她同意离婚。这是对夫妻情爱的污渎！表明他接受资本主义思想已深，灵魂散发出浓烈的铜臭。在这样的丈夫面前，婉容不能不绝望了，她终于悄然投江自尽。

作者就是这样，用实事的描述，鞭挞了一个知识高超（“在欧洲进了两个大学，在美洲得了一重博士”）而道德沦丧、良知泯灭的人如何抛弃妻子，置之于死地的情景，从而表露出对不幸女子高度的同情，对制造这一悲剧的罪恶思想的严正声讨。一个人的命运，尤其是一个善良的、可爱的弱女子的不幸，必然牵动广大读者的心弦。在那个社会，一般人都苦于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广大读者与诗中主人公的心曲是息息相通的，作品所引发的共鸣必然是强烈的。

当读者冷静下来，考查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风俗文化特点之后，就会感到婉容的悲剧具有十分深刻的历史内涵。她是被那时特有的双重精神枷锁所扼杀。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和习俗逼她去死。“三从四德”、“从一而终”，一女不容事二夫，在三千年来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难觅“离婚”二字！小姑的讥诮，婆婆的难堪，妈妈的伤恸，四面煎迫——既然“生也是一门怨”，就只能是死了。另一方面，欧美资产阶级以金钱铸成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利己主义思想和“离婚自由”、“良法制”，导引着丈夫对夫妻义务的背叛，对情爱的赎换，对人性的削减。这犹如从大洋彼岸抛过来一条欧美式的绞索，不偏不倚地套在了这个中国深闺里的无助少妇细弱的颈项上。这种悲剧是现代妇女不能理解的，但在那时却是不可避免的。西方的自由思想夺去了她的丈夫，中国的封建环境却不允许她改嫁或独立生活，留给她的只有一条死路。当时那一代两代妇女中，婉容何止一个！只是悲剧的形式和悲惨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所以，婉容这一个悲剧人物具有充分的典型性，《婉容词》在那时的确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必须指出的是，那时有关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的争论甚为激烈，白屋诗人用这篇杰出的诗歌作了很好的实际的回答。

（二）诗歌革新的旗帜

《婉容词》的诞生，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时，文学界对于“新文学”的呼声甚高。白屋诗人此时也深感中国传统形式诗歌已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他说：“时文学革命之声震海内，必知旧诗之运已穷，穷则必变。”但他的“变”并非只是迫于形势，而主要是遵从文学的内在依据。他极为正确地指出了中国诗歌演进的历史规律：“大抵体制之始也清新，其末也陈腐。格调之始也空灵，其末也濡滞。意境之始也浑融，其末也纤巧。辞章之始也天真，其末也繁饰。迨其积弊日滋，取用不足，必有人焉起而除旧布新，披榛辟路，于是由常转变，变又转常。常者规律，变者解放，互为消长，而诗之演进无穷。”诗人十分具体而准确生动地概括了中国诗歌的发展史，其将来，也必然按此规律前进。据此，诗人又分别陈述了中国传统诗歌的体制、格调、意境、辞章都“不能不变”的理由。他的结论是：“《系辞》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余恋旧强烈之人，然而不得不变者，非变不通，非通无以救诗亡也。”因此，他对“新文学”运动是很赞成的，并以积极的行动投身其中，自觉按新文学方向去创作实践，《婉容词》、《两父女》等诗篇的产生就是明证。

不过，白屋诗人所追求的新文学，与胡适等人是有区别的。由于反对全盘欧化和“白话即新文学”，被人诬为“反对新文化运动”。这是一种片面的不切实际的肤浅之见。那么，白屋诗人的新文学是怎样的呢？有人用“旧坛盛新醅”来比喻他的新文学作品和主张。这不尽恰切。其实，他的“坛”并非完全的旧，“醅”也并不绝对的新。倒是有人骂为“非驴非马”较为符合实际。不应当认为这四字是贬义，其实是极好的褒扬。世上唯“杂种”最珍贵，动植物是如此，精神产品又何尝不如此。关于诗的创新，他是有原则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对待“外来影响”与传统。他主张：“复古固为无用，欧化亦非全功，不有创新，终难继起。”对传统形式“不轻弃之，不重视之，但因我便而利用之”，勿使“深闭固绝”。对外来影响，应当采其精神情感为我所用，但勿使“喧宾夺主”。从而“使两枝接合，一体蕃滋”。他的上述主张，在《婉容词》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堪称白屋新文学的典范。试具体分析如下。

1、创新方面的特点

诗的语句，或长或短，而又参差有度，切合表达的需要，自然而流畅。这形成了诗、词、曲之后的新的体式。类似现在的“自度曲”，白屋诗人应是自度曲的首倡者。但自度不是随意，白屋诗以深厚的文学素养为基础，把传统的语言艺术和诗词艺术烂熟于胸并与现代语言程式自然融合，从而达到圆熟之境。这是《婉容词》等诗篇异于并高于现在的自度曲之处。

诗的语言，大量采用了白话，而又恰当运用了一些文言词语，与白话化而为一。如“不敢冶容华，恐怕伤妇德”；“不敢劳怨说酸辛，恐怕亏残大体成琐屑”；“离婚复离婚，一回书到一煎迫”；“你待我归归路渺，恐怕我归来，你的容颜槁，百岁几人偕到老，不如离别早”；“一瓣残月，冷挂篱边墓”；“一帆送去，谁知泪满天涯！玉兔啊，我喉中梗满是话，欲语只罢”。这些，基本上是白话，虽然间有少量文言，但浅显易懂。虽然基本上是白话，却不是口水话，而是诗人锤炼出来的文学语言，是含有民族性的中国式的新型白话。这比西洋式句法的白话，比卖弄洋术语、间插不少洋文的白话（这在当时很流行），不更通俗更亲切吗？

全诗的整体结构很像一幕小型的诗剧。第一章是序幕，描绘了婉容哀怨的心情——诗的基本情调，点出“夫心不回转”——诗的主题。“天愁地暗”，是戏剧的背景。“残阳又晚”，愁肠望断，是弃妇期待丈夫的典型场面。第二至八章追叙丈夫再三催逼离婚的情景，连用六个“他说”、“他又说”，表现出丈夫“一回书到一煎迫”的负心郎形象，这是第一场。第二场是第九至十一章，写眼前冷酷的现实：丈夫的同学带来其夫已经另行结婚、“欢度蜜月去”的信息，小姑对她的冷言诮语。第十二、十三章是第三场，描写婉容的思想斗争，终于作出死的抉择。第十四至十七章是第四场，描写婉容投水自尽时哀伤绝望、孤凄无助的情景。末章颇似尾声：江边凄凉的景色，投江溅起的水声，玉兔犬的哀叫，与第一章相呼应。情节完整，线索清楚，人物形象鲜明，是诗而似剧，历代诗中少见。

在表现手法上，心理描写是突出的特点。第一、二章和十二、十三章都是描写婉容的心理活动，前两章表现她对丈夫变心的哀怨，后两章表现她对生与死的权衡。第十四至十六章写投江过程，也间插了心理描写。一个人决定去死，其心情是不平静的。第十四章后半段：“再对镜一瞧瞧……与你空知道。”表现婉容自我怜惜的哀伤心情。第十五章后半段，通过凄凉夜色与玉兔犬追来的描写，表现婉容对丈夫的失望和愤怒。第十六章以大部分篇幅描写婉容误认白杨树为阿父，表现她对亲情的渴望和死前对亲人的依恋。这些心理活动，都是结合景物描写来表现的，是十分高妙的手笔。如此大量的心理描写，应是借鉴西洋文学，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是少有的。

2、继承方面的特点

继承与创新在此诗中本为一体，创新中就含有继承的因素。但为了叙述的方便，再就继承传统更为显著者，列述于后。

《婉容词》虽然对旧的形式有所突破，主要是抛开了句型的定格，也不讲平仄，但仍然重视押韵和音调谐和，保留了对偶的句式。虽然非词非曲，更不是格律诗，但仿效了古体诗和词曲句法，集诗词曲的神韵于一体。也就是说，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全诗自始至终都是押韵的。除第一、第八章为每句押韵、一韵到底，其余各章多为间句押韵。也有逐句韵与间句韵并用的，如第十四章，前半段为每句押，后半段为隔句押。多为一章一韵，逐章换韵。也有一章之内换韵的，如第十五章就两次换韵。押韵，使诗歌琅琅上口，易诵易记。而押韵方式多样，避免了呆板，增加了流转自如的韵味。这是古歌行的传统。

诗中对偶句不少。但不如律诗中对仗那样严密，而是大体上形成偶俪即可。相对两句可以有雷同的字，只在句义上或相对应，或相重合均可。如“牵住小姑手，围住阿婆膝”；“江浦送行地，竟成望夫石；江船一夜雨，竟成断肠诀”；“在欧洲进了两个大学，在美洲得了一重博士”；“世间女子任我爱，世间男子随你求”；“我何尝识你的面，你何尝知我的心”；“顾灿灿灯儿也非昔日清，那皎皎镜儿不比从前亮”；“床头蟋蟀听更真，窗外秋月亲堪望”；“欲留我不羞，只怕婆婆见我情难过；欲归我不辞，只怕妈妈见我心伤堕”；“闪闪晨星，瀼瀼零露”；“野阔秋风紧，江昏落月斜”。许多俪句，文辞优雅，音调和谐，抒情性强，显示了汉语的匀齐美，令人印象深刻。

总之，正是适当继承了传统形式以融于新的体制，《婉容词》显现出浓厚的中国格调、民族韵味，予人既亲切又新颖之感，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和喜爱。

3、奇葩怒放于两面夹攻中

综上所述，《婉容词》采用的是一种具有传统影响的创新形式。这种新，不是无本之木，不脱离中华民族的语言习惯，群众喜闻乐见。但在当时的文学界内，“新派”訾其“旧”，“旧派”恶其“新”，受到相反两方面的攻讦，这也是必然的。新派的反对，是从全盘欧化、斩断历史、舍弃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立场出发的，其谬误显明，不值深论。旧派的反对，是由于以《婉容词》为代表的白屋新诗破坏了诗词格律，采用了“俚俗语言”（即白话）。这是从维护传统的思想出发而陷于“深闭固绝”之境，反足以损害传统。他们不懂得“诗之为道，发于性情，只求圆熟，便是上品。若过于拘拘乎声调平仄之间，此工匠之事，反不足取。”旧派之论，重形式而轻本质，不顾“诗之为道”，泥古自缚，只能陷诗于歧途末路。

至于文言白话之争，白屋诗人说得好：“我对诗的本身无论如何说来说去，只要他是：1、达意；2、顺口；3、悦目；4、赏心的作品，便是一首正大光明的诗……并不见有文话白话的分别。因为无论文话白话，能做得这四样功夫的，其结果都是一样……我们的感情既没有文话感情与白话感情；要是按着感情来的，又焉有那些鬼话？若是说文话白话之分不在按着感情，乃由文字意义之有明、有晦、有直、有曲、有新、有旧、有生、有死，比较来的，那么我们要问：同是一种文字，何以用来有如此区别？我们更可知道，凡是文字意义之晦、之曲、之旧、之死，不外：1、由于好用古典；2、由于违背习惯；3、由于故意矜奇；4、由于随便敷衍。这样文字，我们当然不取。但是，那些……消极一面不犯此四病，积极一面又有实践达意、顺口、悦目、赏心的工夫，便不能不说他是诗。”这一段话，从诗和语言文字的本质着眼，说明文白之争的没有意义，而应当追求的是语言的明、直、新、生，避免晦、曲、旧、死，这对于新派反文言、旧派反白话，都是很好的回答。

根据上述观点创作的《婉容词》，受到各地群众广泛的承认和喜爱，证明这一革新之举是成功的，路子是正确的。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勇敢坚毅的行为，在诗歌发展史上，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是白屋诗人对文学的重要贡献。可惜诗人只作了一些尝试，没有及时总结提高并长期坚持下去，而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未能使这一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造成更大的影响，开创一个诗歌革新的辉煌的局面。

白屋诗人尽管后来还写了《两父女》、《北门行》等新体诗篇，控诉了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是杜甫“三吏”、“三别”等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题旨比《婉容词》更具重要性，而且《两父女》采用白话更多，但流传远不如《婉容词》广，影响远不如《婉容词》大。为什么？主要在于其艺术成就不如《婉容词》高。《婉容词》无论在继承与创新的恰当结合，新旧词语的自然熔铸，意境与氛围的巧妙创设，作者情感的深切倾注等方面，都是第一流的，足以认定为白屋诗风的代表作。否则，白屋新体是很难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并站定脚跟承受风雨的。有论者认为，白屋代表作应是《两父女》等篇，而不是《婉容词》，这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题材决定论，而忽视了诗的艺术成就。即以题材而论，婉容虽非死于反动统治者屠刀之下，但她是封建思想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利己主义思想的牺牲，是深刻反映了时代特点和当时的社会疾患的，其意义并不低于对反动统治者屠杀人民罪行的揭露。同时，从社会影响看，岂有一个作家的代表作鲜为人知而非代表作却广为流传之理？如果是那样，其代表性就值得怀疑了。

二、白屋诗风的继承——《白塔桥词》

白屋诗人不幸英年早逝，实为中国文学的损失，现代诗坛的厄难。他所高举的白屋诗风旗帜亟需后继者撑持下去。刘同德先生早在48年前就仿《婉容词》写作了《白塔桥词》，延续了这一诗歌的新路，令人钦佩。现仅就其继承于白屋者，列述于后。

1、思想方面的继承

关心人民疾苦，揭露人间疮痍，白屋诗人这一写诗的基本出发点，在《白塔桥词》中体现出来。与《婉容词》相同，都是反映妇女的悲惨命运，尽管具体的情节有异。从二十世纪初的婉容，到四十年代末的蒋女骥禄，时间跨越了三十年，而中国妇女的命运却没有根本改变。女子在家从父，婚姻不能自主，这几千年来的规矩，到了民国三十七年仍然如故。在地处成渝要道的永川城里，尽管是受过高中教育的女子，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终于以身殉情，演出了被毒杀、被活埋的人间惨剧。诗人当时正在大学求学，激于义愤，奋笔疾书，写下了另一个时代的妇女悲歌——《白塔桥词》。

尽管《婉容词》控诉的是丈夫无德，《白塔桥词》控诉的是亲长不义，但有一个元凶却是共同的，这就是封建礼教。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眼里的中国历史满纸都是“吃人”二字，首先被“吃”的就是弱者妇女。这“吃人”的历史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是不会结束的，从婉容到蒋女这两代人的共同命运证明了这一点。

《白塔桥词》在文学上的影响逊于《婉容词》，但社会效应和思想影响却不小。当其在成渝报刊上发表后，引起了社会极大的震动和广泛的同情。曾有重庆的记者据此专赴永川采访，新闻媒介作了干预，全城群众议论纷纷，齐声声讨杀人恶魔蒋女之叔。但因法院腐败，凶犯竟得逍遥法外，直至解放后才受到惩处。

总之，无论从题材、诗旨、思想体系，或社会影响来看，都可以认为，《白塔桥词》是《婉容词》的延续，是“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精神的继承，是白屋诗风的新篇章。

2、艺术方面的继承

（1）在诗的体制上，《白塔桥词》完全仿效《婉容词》。在四十年代，白屋诗风并不受推崇，也不见他人有此类作品，作者只是缘于对《婉容词》的景慕，对这种诗风的拥赞，而毅然采用这种体制于自己的写作。这是一种有勇气、有远见卓识之举。作者当时曾写作了《青城诗》等诗篇，为古歌行体，大受任课教授向楚先生的嘉许，说明他文学有深厚的根底，写作有成功的习尚。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服膺白屋诗风，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何况当时《婉容词》发表已近三十年，它所引起的震波早已平息，作者为什么此时去仿效它？这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婉容词》在近三十年后影响犹存，足见其成就之大，艺术魅力历久不衰。其二，特定的内容必须用特定的形式去表现，作者选用这种体制，而且获得成功，可见这种体制适宜于表现比较复杂的情节和抒发比较深刻激越的情感，能够充分发挥其优越性。

（2）在写作方法上，《白塔桥词》一如《婉容词》，是在基本实事的基础上作艺术加工。蒋女与刘男的恋爱经过及蒋外逃后被诱骗回家受到残害，这是事件的真实情况，但蒋女的心理活动以及某些场景（如“望城坡外俩游郊”）则出于作者的艺术构想。这种文学作品必需的构想与基本事实是一致的、合乎情理的。这就是作者的创造，是作者艺术才华的表现。

（3）在描写的角度上，《白塔桥词》也一如《婉容词》，大部分采用主人公自诉的语气，而只在最后一章用第三人称语气来写。这对于心理活动的描写，对于抒发悲怨的激情，都是极为有利的。

（4）充分发挥心理描写的作用，《白塔桥词》与《婉容词》也十分相似。在自诉式的心理描写中，分别表现了蒋女临难时对恋人、对姐妹的思念，对死的恐惧，并且自然地间插了推进的情节和人物的对话，从而生动逼真地表现出蒋女被残害至死的过程，充分揭露出封建恶魔毫无人性的残忍暴虐。这些描写比《婉容词》更周到、更细致，增强了真实感和动人的力量。

三、《婉容词》与《白塔桥词》的道路

白屋诗人通过《婉容词》举起中国传统诗创新的旗帜，在当时是曲高和寡。沉寂近三十年之后，方才有青年学子刘同德继起响应。他们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其间大约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灵犀”就是对中国传统诗歌发展道路的共识。

中国传统诗歌已经走过了一条由古体诗、近体诗到词、曲的发展道路，到了现代，它应当是合乎自身演变规律地循着这条道路的轨迹走下去。白屋诗人凭着他的英鉴卓识与诗人强烈的使命感，敏于求索，勇于实践，通过《婉容词》等诗篇的创作，在这条正确的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尽管这是尝试的一步，可能还有不完善处，但方向是正确的，大体而言是成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首先，它以合乎民族习惯的传统作根基，人民喜闻乐见。同时，它融入了时代的语言，不墨守陈规，不仿造古董，而展现出新的面貌。因此《婉容词》和《白塔桥词》一问世就造成了轰动的效应，两首诗时隔三十年所作的两次尝试都受到了社会的欢迎，从广大读者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合格证”。尤其是继起的《白塔桥词》发表于四十年代，欧化的新诗已盛行于世，传统诗歌处境窘困，而这种以传统形式为根基的创新之作却能取得广大群众的承认，再一次证明了这种尝试是成功的。有什么事物能够如此经受反复的验证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呢！

特别值得深思的是，时至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传统形式诗歌勃然复兴，诗词组织和诗词刊物遍布全国，而不少有识之士却已烛见前途之艰难，因而频频发出了对白屋诗风的呼唤。成都《诗词研究》第四期刊登了“发扬吴芳吉的创作精神”专栏文章，其历期“试新篇”专栏中有不少试新之作，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白屋新体的风貌。显然，这是历史的回声，这是历史的鉴定：中国诗坛应当继续走白屋诗人开创的道路，“以救诗亡”。当然，白屋之路也许不是唯一的路，但至少是诗歌发展众多道路中已经多次证明为可行的一条路。那么，就让这朵白屋新葩成为诗歌百花园中的一枝，与群芳争妍斗艳吧。

一九九六年六月

发扬先驱者的开拓精神 为探索新体诗歌而努力

马乐庸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开始了。反映到社会意识形态上，文化的改良和革命也就开始了。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之说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酝酿并发生，这是与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的。同时，也就开始了中国诗的新体探索。

几十年来，在诗的新体探索中，除了那种以学习外国诗为主的白话诗即后来叫的“新诗”以外，还有主张以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民歌为基础、结合现代口语的新体诗，也叫“解放体”或“自由体”等。这些诗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

1、由长短句（词曲）发展而来的自由体。 它以吴芳吉的《婉容词》、《两父女》为代表。芳吉先生在此之前，写了许多改良的比较通俗的歌行体，内容多是反帝反封建的。这两篇则写于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〇年，更以崭新的形式表现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这时，胡适、刘大白等许多人也写了些词曲式的新诗，但其成就都远远不及芳吉先生的两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芳吉先生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多所责难，因而他创造的新体诗，就受到新派的诽谤，当然也受到旧派的攻击，连他最好的朋友吴宓也从旧的观点非议他。这样，他的诗就只能活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四川等地广泛流传，而在上层文化界，却被抹杀。但是，瑰宝总是埋没不了的。现在，许多人又重新研究和学习芳吉先生的经验，许多人又从头试写词曲解放的新体，如所谓的“自度曲”和自由词、新曲子词等等。由于解放的程度不同，形式也不完全一样，而达到芳吉先生那样成就的作品，尚极少见。

2、由古风发展而来的自由体。 它以陈毅同志的作品为代表。毛泽东同志给陈毅谈诗的信中曾说：“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指出了陈毅诗的特点和长处。同时，也给以传统形式为基础而允许放宽原有规定、多用现代口语的诗取了个名字，叫自由诗，以区别于古典诗和白话诗。陈毅同志在红军时期的《红四军军次葛坳突围赴东固口占》、抗日战争时期的《过太行山抒怀》、解放战争时期的《吟反攻形势》，都反映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写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伟大胸怀，气势磅礴。建国后写的《示丹淮，并告小苏、小鲁、小珊》、《六十三岁生日述怀》、《题西山红叶》等，都表现了他忠于真理、忠于人民、保持晚节、教育后代的赤诚，至情至性，感人极深。在诗的形式上，他的古风式的特别是五言古风式的自由诗，成就最高，不愧为这方面的杰出先驱。现在，写这种诗的人不少。还有所谓的“巷中体”、“新古诗”和一些新杂言诗及写四句、八句而不讲平仄对仗的诗，我认为也属于这一大类（其中一部分属民歌类）。

3、由民歌发展而来的自由体。 它以李季、阮章竞等人的作品为代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以及张志民、柯仲平等人的优秀诗篇，都有个特点。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解放区的反封建斗争和抗日斗争，影响很好。不过他们多是运用民歌形式来写叙事诗，对如何把民歌和古典诗词结合起来、和现代口语结合起来，以创造新体诗歌，则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特别重视。他在一九五八年就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民歌；第二，古诗，二者的结合，产生第三个东西，就可以创造出新形式来”。一九六四年又说：“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我们应当深刻理解这个意见，对这方面的先驱者的经验，也要吸取而发扬之。

以上几种类型的试新体，都可以写出真正的好诗来，都有广阔的前景。而我，对吴芳吉先生的《婉容词》式的诗，更为爱好。因为它虽来源于长短句的词曲，但自由更多，接近口语的步子迈得更大。不过，芳吉先生写的是叙事诗，较长，而用这种形式来写短诗，则有待于后来者。我认为，长诗是需要的，而一般在感事抒怀，更需要短诗。传统格律诗（近体诗）和词（尤其是小令、中调），经久不衰，写的人多，读的人也多，不是偶然的。诗要写得短而精，就须有些规定，有些章法，也就是要有新的格律。

基于此，我写一种自命为“四段体”的诗，已探索多年。它继承芳吉新体的写法，又吸取律诗的长处，目的是希望搞出一种既短小精炼，又通俗自由的格式来。这种“四段体”的特点是：

（1）每首只写四段；每段四、五句；句式多种多样。

（2）诗的语言，以传统诗词语言为基础，结合现代口语；在长短句中（也有齐言诗）讲究并列、对称（即放宽了的对仗）；必须有韵，但韵脚灵活。

（3）诗的章法，与《诗经》的某些诗和后来的律诗有渊源关系。第一段，开头；第二、三段，展开；第四段，结尾。中间两段，一般为对称段。每首诗必须是完整的，和那种只写警句、格言、浓情简话、奇思短语的小诗不同。

我的“四段体”，诗词味浓厚的较多，例如：

兰州黄河大桥
新建黄河公路桥，一条玉带束河腰。
几辆汽车并排过，桥宽不觉浪涛高。
车上客人过黄河，迎风笑语又高歌。
不同民族不同调，一样深情震水波。
车上货物过黄河，皮毛机器如穿梭。
一车货物一张画，建设图画映满河。
满怀激情赞大桥，千年载重知多少。
不仅载人和载物，更载历史向前跑。

成都百花潭
我来百花潭，不见百花开。
微湖真石舫，飞瀑假悬崖。
原是一个大盆景，奇哉！妙哉！
“国香园”里游，兰花千百篼。
屈子芳心在，朱总剑眉秋。
不愧中华好气质，真雅！真幽！
“盆趣园”中行，大盆套小盆。
大盆装三峡，小盆装桂林。
天工哪有这般巧，迷人！醉人！
公园何小巧，弯弯路一条。
自在鸟声脆，悠闲竹影摇。
处处妙人争照像，多美！多娇！

也有带有民歌味的，例如：

人民的太阳
人民的太阳出东方，旮旮旯旯亮堂堂。
几千年的奴隶开了腔，几千年的穷人换了装。
人民的太阳出东方，呕心沥血爱无疆。
心化昆仑万国仰，血化甘泉稻麦香。
人民的太阳出东方，开天辟地立新章。
天也为公风浩荡，地也无私道康庄。
人民的太阳出东方，全心全意毫不利己献热光。
不管是温和可爱还是暑难当，太阳永远是太阳。

小院
朝有曦光晚有霞，歪墙瘦上也堪夸。
天也怜才特破例，赊与诗人一院花。
月季花儿疏疏落落，四季豆儿稀稀拉拉。
孙孙说他爷爷笨，可怜的豆豆可怜的花。
金丝莲儿热热闹闹，喇叭花儿嘻嘻哈哈。
孙孙说他婆婆巧，花花草草都爱跟着她。
巧也罢，笨也罢，勤劳的喜悦总无价。
何况还有一条伶俐小狗儿，天天迎着每个主人摇尾巴。

还有吸取了“新诗”的某些长处的，例如：

黄昏过了
黄昏过了，夜气微寒，车下兰山。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是星空落在了地下？还是我们，超出了星天？
长街失色，高楼不见，哪是人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是我们，正飘浮在惬意的辉煌？
还是车子，将降落于惊心的灿烂？
那么众多，那么宽阔，那么遥远。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是聚汇了，百代诗人的丽字？
还是集中了，千秋美女的娇眼？
车下兰山，回到蜗居，夜犹未阑。
我却知道，我却知道，我却知道了——
在山上，看见的灯光亿万，我这里，却也有其中一盏。

小盆秋海棠
初栽小小海棠，竟长出，一盆清雅的柔；
初栽小小海棠，竟开出，一盆娇艳的秋。
不见伊人的脸，叶儿似秀发云头。
发上，缀着红茸茸的花。静静地，向前走。
不见伊人的脸，叶儿似瑶衫翠袖。
袖边，缀着红茸茸的花。轻轻地，向前走。
朦胧中，她嫣然回首，呀！竟把我一生的情爱全收。
此情景过去似曾有，哦！我第一眼见到我妻时候。

路，是人走出来的。但开辟一条路，还是要勘察设计，比较捷近平坦，人们爱走，才会成为康庄大道。不过，从同一个地点出发，到达同一个山头，也会有不同的路。青年人可以走陡峭而较近的路，老年人则要走坡小而较远的路。车有车路，马有马路。贸然宣布某一条路是最好的，某一条路该废弃，未必明智。

编后

本次活动前后，我会共收到各类文稿一百余件（含诗词），出于篇幅和质量方面的考虑，本专辑在用稿上作了一些取舍。本着侧重于本次活动及其参与者的原则，我们对若干无直接联系的专论和重复资料性的稿件采取了作资料保存的处理，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章一般也只选用了一篇。为表达对所有赐稿者的感谢，现将我会本次活动收件清单公布于后。

附：纪念吴芳吉先生诞辰100周年诗文、书画作品录

（排名不分先后）

1、五律：敬题吴碧柳先生诗集 四川石油管理局 刘友竹
2、七绝：拜白屋诗人墓诗 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成野谷
3、对联一幅 叙永 丁文章
4、《婉容词》、婉容墓及其它 叙永县政协 易亚平
5、七绝（书法作品）一首 叙永县 丁文章
6、《婉容墓》记——兼谈吴芳吉先生创作《婉容词》初探源 叙永 丁文章
7、对联一幅 四川省公安厅 尹朝国
8、白屋先生墓门联一副 北京大学 王利器
9、吴芳吉先生诞辰100周年颂 民生公司副董事长 周承涑
10、七律：赞芳吉先生 四川绵竹县 刘宝峋
11、七律：纪念吴芳吉先生100周年诞辰 四川联合大学 陶道恕
12、诗：谒白屋诗人墓 江津五金公司 施迎合
13、七绝：读《吴芳吉集》后 江津师范校 张伯坚
14、七律：参加白屋诗人百岁祭 江津师范校 张柏坚
15、对联一副：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 江津师范校 刘同理
16、诗：碧柳成荫影婆娑 江津中学 龚孟坚
17、书画作品：巫山巫峡行 武汉 朱树屏诗 陈作丁画
18、书法：吴芳吉先生诞辰100周年 重庆市作协 梁上泉
19、诗词集：心香一瓣献诗魂 白沙 吴汉驺 杨宏勋
20、七律诗十首 全国政协文史办 文强
21、调寄水调歌头：读《新华月报》姚雪垠、茅盾信有感（书法作品） 白沙 杨宏勋
22、水调歌头：读文强老人诗有感（书法作品） 白沙 杨宏勋
23、论文：剑及履及赴东方 鲜血头颅相随 甘肃 彭兴 费子文
24、论文：夜雨寒烟僧 白屋碧柳诗——吴宓与吴芳吉 四川粮食学校 李伟民
25、论文：吴宓与吴芳吉 四川粮食学校 李伟民
26、论文：一卷麟经千载期 爱到崇高方是仁 四川粮食学校 李伟民
27、论文：学习吴芳吉诗词的一点体会 绵竹县轻纺局 徐绍周
28、七绝三首：吴芳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感赋 绵竹县轻纺局 徐绍周
29、诗：人民诗人人民爱——纪念“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廖尧章
30、论文：吴芳吉先生轶事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廖尧章
31、七绝两首：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诞辰100周年 白沙中学 杜师宇
32、诗二首：喜闻故乡筹庆白屋诗人百年寿诞步《江津南城》韵 重庆师专 刘国铭
33、讨论：白屋诗人对传统诗词的贡献 资阳市人民法院 李燕石
34、曲二阙：纪念近代文坛两吴先生前后百岁阴寿感赋 重庆峨岭诗词学会 刘中一
35、《峨岭诗词》总第八期（内载纪念吴芳吉诗文） 重庆峨岭诗学会 刘中一
36、论文：纪念吴芳吉先生诞辰100周年 白沙镇人民政府 刘子华
37、中国第一长诗《笼山曲》的形式美——纪念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一百周年 江津中学 吴泰瑛
38、诗：纪念吴芳吉诞辰一百周年
39、论文：读《婉容词》学白屋体 甘肃 马乐庸
40、论白屋诗歌在改革中之成功尝试——为纪念吴芳吉诞辰百周年而作 陈祚璜
41、七律二首：读吴芳吉白屋诗有感 陈祚璜
42、崇高的理想 有韵的《史记》——《笼山曲》浅论 张祥麟
43、诗一首 苏必珍
44、一个应当写入文学史的诗人——纪念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100周年 林川
45、论吴芳吉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和诗学理论 四川粮食学校 李伟民
46、现代史上的一位重庆爱国诗人——纪念“白屋诗人”吴芳吉100年诞辰 林川
47、教育家——白屋诗人吴芳吉——纪念我的祖父诞辰100周年 江津中学 吴泰瑛
48、纪念吴芳吉先生诞辰100周年：欧风美雨渐 白屋独殊姿 谷声崇
49、从黄遵宪到吴芳吉 黄述远
50、读于右任先生《吊吴白屋先生二首》 陶道恕
51、回忆初睹《白屋吴生诗稿》 无名
52、《婉容词》新论 重庆师专 石天河
53、如椽巨笔写围城 符家钦
54、吴芳吉译汤生诗 符家钦
55、白屋诗风的探索和学习 都江堰市 刘同德
56、中国长诗之圣——吴芳吉 重庆师专 李坤栋
57、《吴芳吉集》一书佳在何处——答吉林白城市一友人问 李良白
58、不废江河万古流 奋斋
59、吴芳吉——诗歌改革的先驱 成都晚霞诗书画院暨徐悲鸿张大千艺术研究院 羊村
60、七律诗一首 对联两副 全国政协文史办 文强
61、七律：故白屋诗人吴公芳吉诞辰100周年祭 古诗：喜见《吴芳吉集》出版有感 李良白
62、七绝：白屋诗人诞辰一百周年，追念人师吴老芳吉 合江县中学 穆显德
63、诗：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一百周年暨吴芳吉研究会成立志贺 合江县诗书画院
64、七律诗二首：谒白屋诗人墓 白沙 谢明星
65、七律诗一首：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100周年 白沙 刘光福
66、七绝诗两首 白沙中学 杜师宇
67、七律诗一首：纪念白屋诗人诞辰一百周年 江津师范校 张柏坚
68、七绝五首 白沙 兰兮
69、白屋诗人的诗及其创作道路 金国永
70、喜读《吴芳吉集》 三台中学 邓亚曾
71、吴芳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诗三首 干亭澄
72、重读《婉容词》（五律） 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谢韬
73、白屋诗人联话 晴沙（即邓亚曾 三台中学）
74、天地英灵气 古今卓异才——初读《吴芳吉集》的学习心得 九三学社大连市委秘书长 王黎
75、缅怀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七律） 资阳市人民法院 李燕石
76、从《婉容词》到《白塔桥词》——纪念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百周年 永川市诗词学会会长 余天潢
77、对联（书法） 羊村
78、诗魂流芳（新诗）——纪念白屋诗人诞辰百周年 江津市二人民医院 吴红英
79、黑石山，谒白屋诗人之墓——献给诗人诞辰一百周年 江津市二人民医院 吴红英
80、国画（白梅）一幅 山西临汾市213地质队 陈泽洲
81、“白屋体”作六首 绵竹 皮前发
82、黑石山风情（二首） 江津市五金交电化工批发公司 施迎合
83、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100周年遥寄 九三学社大连市委 王黎
84、诗歌：难忘黑石情——纪念吴芳吉诞辰100周年 上海市人民政府财贸办 肖林
85、书法作品一幅 德阳市绵竹中学 滕耀霖
86、浅谈吴芳吉先生爱国忧民的情怀及其独具一格的诗歌创作（发言材料） 合江县诗书画院 曾静涵
87、诗歌：缅怀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 资阳市人民法院 李燕石
88、横披：谒白屋诗人墓 重庆市文史馆 成野谷
89、记忆中的白屋文学院 原江津县文化馆 侯光耀
90、《江津县志》记载的一位爱国诗人——纪念“白屋诗人”吴芳吉100周年诞辰 江津市志办 王周荣
91、七律二首：白屋诗人吴芳吉冥诞百周年纪念 崇州市崇阳镇人民政府 刘沅波
92、中堂对联 江津师范校 刘同理 陈思平
93、条幅，诗 都江堰市 刘同德
94、《译林百家·吴芳吉》——纪念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百周年 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编审 符家钦
95、条幅 重庆师专 吴汉骧
96、中堂 白沙镇教办 杨宏勋
97、您的英名将万古流传 渝州教育学院 廖世玉
98、纪念吴芳吉诞辰一百周年 钟树梁
99、白屋诗人颂——贺江津市政协白屋诗人诞辰百周年纪念会隆重召开 富顺教师进修校 唐高杰
100、浅议吴芳吉诗歌的人民性——《婉容词》《两父女》读后 江津市文化馆 曹烈泉
101、化雨春风，教泽方长——为纪念吴芳吉先生诞辰100周年作 市教委 王长均
102、周开庆手书吴芳吉作品《鹤声》、于右任吊吴芳吉诗并书 钟永毅提供影印（原江津市志办主任）
103、纪念吴芳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诗二首） 四川石油局 刘友竹
104、吴芳吉文学观略论 绵阳教育学院 张一璠
105、爱国诗人吴芳吉 白沙 刘子华
106、纪念白屋诗人吴芳吉诞辰一百周年 绵竹县东北中学 皮前发
107、纪念横幅（一帧） 台湾校友 刘建余赠（梁赐龙代）
108、白屋诗人在明德学堂（一百份） 明德中学教师 梁赐龙
109、霜叶诗词选（2本） 成野谷
110、七律 合江诗书画院副院长 蒲继伦
111、松鹤颂 合江诗书画院
112、白屋诗人吴芳吉画像（国画） 合江诗书画院
113、荔乡吟（1—8） 合江诗书画院
114、春风春雨临古镇（100份） 白沙镇人民政府
115、吴芳吉选集（20部） 重庆师专
116、关于吴芳吉研究的几个问题 重庆师专 贺远明
117、四川大学贺信（附川大、联大宣传资料名册） 川大教授 陈光复
118、谢韬夫妇画作
119、锦旗：师生楷模 陈相礼 沈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