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二辑 沈云龙主编 ## 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 刘峙 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 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 目次 潘公展先生序 ## 第一章 黄埔军校的创设 第一节 时代背景 第二节 筹办概况 ## 第二章 黄埔军校的教育 第一节 教育目的和教育理想 第二节 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 第三节 教育内容和教育编制 ## 第三章 国民革命军的建立 第一节 第一次北伐始末 第二节 肃清两广根据地 ## 第四章 国民革命军的功业 第一节 第二次北伐前的内部整理 第二节 完成新中国的统一 --- # 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序 潘公展 国民革命的目的，在遵奉三民主义的原则，建立独立自由而富强的国家，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国民革命军，就是准据了这一种崇高理想，肩荷起伟大的时代使命，训练而成的国家武力。此项武力，显然具备着四大基本要素：即有主义的信仰，有革命的决心，有牺牲的精神，有战斗的力量。其素质之优良，其抱负之远大，并世罕有俦匹，在我国尤为旷古未有。 唯其如此，所以才能秉持绝大之信念，艰苦卓绝，勇猛精进，发挥无上的威力，破除万难，凌厉无前。内平叛乱，外御强寇，使数十年分崩离析之局归于完整统一，与强大的日本侵略者搏斗至八年之久而卒战胜之。我们现在得有机会来检讨此精锐劲旅之构成因素、特质及其史的发展，实觉得有无限兴奋和莫大光荣！ 本党总理孙先生，毕生致其心力于革命。其初二十年间，流血起义凡十几次，屡踬屡起，百折不回。辛亥一役，民国虽告成立，但因袁氏叛国窃据，军阀踵起作乱，乃续有癸丑护国、护法及广州蒙难诸役，历尽险阻艰危，几遭颠覆之厄。此无他，徒有革命的志士，而无革命的武力，事之无济，可说早在一般意料之中。因为当时所号召来的客军，大半系穷蹙而归我，素质既劣，积习又深，不明主义，不识大体，但以投机为能事，不知革命为何物。所以多数阴怀异轨，伺隙而动，乘时窃发，变乱相寻。不待外侮之来，肘腋之间，已觉祸患莫测，自营汲汲，永无宁日，又那能逾岭远征，展布雄图呢？ 因此，总理自十三年本党改组之后，即毅然决然以创办军校、重建坚强的革命武力为当务之急。黄埔军校，遂于此时以划时代的新姿态出现于革命根据地的广州。自此以后，范铸军人人格，确立铁的纪律，心志专一，教练谨严，遂使革命军之阵容为之壁垒一新。从兹不一年而完成东征，又一年而开始北伐，直到十八年东北易帜，全国统一为止，为时不过五年而已。 由此以观，黄埔军校实无异为培育国民革命军之暖房，而国民革命军则不啻是黄埔军校的灿烂之花。黄埔军校何以能创建这样强大的革命武力？这创建起来的革命武力何以能如此迅奏肤功？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确切认明该校的全部教育方针，是完全以本党主义及革命理论为经，而以战略战术为纬的结果。他们自始以拯救国家复兴民族为职志，所以能有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成就。 正如本书著者刘经扶先生所说的：“黄埔教育是有一个整然的体系的：根据教育目的而定教育理想；根据教育理想而定教育方针；根据教育方针而定教育方法；再根据教育目的和理想而定教育内容；根据教育内容而定教育编制。其间本末分明，系统严整。由于这种教育而奠定了中国军事教育的久远基础，由于这种教育而创造了复兴民族的黄埔精神。”这就是黄埔军校教育的特色，也就是国民革命的特色。 这样看来，此“黄埔精神”四个字之所以能缀合起来，实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是确确实实有其真实的内容存在的。所谓“黄埔精神”的意义尚不止于此。我们看了校长蒋公当年倾注全力于办理黄埔军校，专精于一，朝斯夕斯，凡所议论，除发扬本党主义和阐明总理学说而外，其对学生不惜三复晓谕者，都是革命军人必当信守的军人教条，也可说是“军人典范”。例如“勇猛威严，有吞敌之气概；履险如夷，有镇静的精神；耐劳任怨，百折不回；静如泰山，动如霹雳；坚忍不拔，贯彻始终；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忍饥挨饿，救国救民；视死如归，杀身成仁；勘破生死关头，练成打不倒的铁汉；信仰主义有如教士之卫道；牺牲精神要以先烈为模范；亲爱精诚，团结一致，树互信共信之基；有以一当千之勇，争取主义之胜利，完成建国之大业”等等，可算是天地间最崇高的精神。这种精神，只有革命军人才最有磨炼、领略和表扬的机会。 我们经过八年抗战获得胜利之后，对于以国民革命军为骨干的国家武力，既已完成了经天纬地的圣战之一役，当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黄埔精神”的又一新成就。我们在此可以大胆说一句：没有黄埔精神决不能有本党之北伐；没有本党之北伐，决不能有领导全国战胜日本之壮举。其转捩时代，决定国运，有如此者。可知当年的“黄埔精神”，的确是一种国家中兴的象征，也是民族新生的原动力，其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本书的著者刘经扶先生，为黄埔军校创办时的教官，后来追随校长蒋公东征北伐，以至最近抗战胜利，无役不与，以战力累晋至上将，是我国军界耆宿之一。他对于黄埔军校躬与经始之役，多所擘划，后来翊赞中枢军务，参与机要，是以见闻最为真切。今以其治军最早且最重要之一部分纂成此书，定名为《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实为最适当之介绍者，自与一般率尔操觚而成之作不可同日而语。我知本书刊发以后，国人当益憬然于国家建军之艰苦，而益当爱护此艰难缔造之国家，则刘先生此书之贡献为不朽了。 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五日胜利纪念日于上海 --- # 第一章 黄埔军校的创设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黄埔军校的创设，奠定了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基础，这是任何人所承认的。 当民国十三年的时候，国内的军阀混战不已，各据一方，弄得民不聊生。所谓“民国”，所谓“共和”，名辞而已。同时，一九二四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走向稳定开始的一年。一方面各国国内日趋安定，另方面各国都在加紧对殖民地以及次殖民地的侵略。帝国主义国家的稳定，实孕育了新的矛盾——新的掠夺世界市场的斗争就从此时起，中国受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也就日益加甚了。 中国国民革命在各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与国内封建军阀惨酷的摧残的双重压迫下，遭遇了空前的困难与挫折，中国国民革命者的任务当然更觉日形重大起来。 中国国民党在总理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就肩荷着这个伟大的任务。民国十三年党的改组，便是针对着当时的困难环境而产生的。然而这还不够，建立革命的武力，已成了客观环境迫切的需要；但建立革命军必须首先培养革命军的干部，黄埔军校，便因此而诞生了。 由于黄埔军校的创设，建立了坚强的革命武力——就是国民革命军。从此扫除反侧，肃清两广，巩固了革命政府的根基。继则举行北伐，铲除封建残余的万恶军阀而统一全国。列强在华的特殊地位，当时亦一为之动摇，而奠定了后来领导抗日的伟业。 由此以观，黄埔健儿在国民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实占有最光荣的历史。黄埔军校的创设，既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对于当时创设军校的时代背景，应该首先作一番检视。 黄埔军校的创设，不是偶然的。军校创设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说明：（一）第一次大战后的国际情势；（二）国内情势之一斑；（三）本党改组之前后。兹分述如次： ### （一）第一次大战后的国际情势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的第一次大战，使人类遭遇了空前的浩劫。美国由于占着世界经济的绝对优势，在战后便代替了英国，执资本主义世界的牛耳。另一方面，由于苏联革命的成功，世界上产生了一个体制完全不同的新国家。由于这两个主要的变动，使战后的和平局面流于空幻，而其影响于我们中国者实异常重大。 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四年（即民国十三年），各国都须尽全力求得国内稳定，但同时却潜伏了更大的危机。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稳定”，为了“复兴”，不得不加紧对殖民地及次殖民地的侵略，及对国内民众的榨压。所以在战后的五六年中，我们中国所遭遇的国际环境，就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加深；同时，苏联革命的成功，也给予中国极大的刺激。 欧洲方面，从一九一九年起，第一件大事自然就是凡尔赛和约的缔结。这个和约，显然是帝国主义分赃的记录，德国是被宰割了。但各帝国主义之间因为分赃不均，并不能解除它们的矛盾。我们也可以说：凡尔赛条约，实际上已潜伏着第二次大战的主要因素。凡尔赛条约，当时对于国际的影响有四点：（一）法国取得了中欧霸权；（二）英国取得了近东的霸权；（三）日本取得了远东的优越地位；（四）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对付苏联。 结果呢，和约一开始就破产：中欧方面，德国决无能力缴付巨额赔款，以致一九二三年爆发革命。这就是事实告诉我们和约对德国约束的失败。近东方面，土耳其民族革命的成功，给予英国的打击很大。日本独霸远东的企图，遭遇了美国强烈的对抗。列强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也因步骤纷歧而失败了。所以凡尔赛和约在缔定开始的数年，已不断的遇到挫折与失败，直至一九三五年被希特勒正式撕毁，终于成为废纸。可见一纸条约，决不能阻遏任何帝国主义不平衡的发展与其间必然产生的矛盾。 战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国际联盟的成立。成立时共有四十四个国家参加，表面上是实现了美总统威尔逊国际和平机构的理想，实际上却成为少数强国压迫弱国的工具。美国没有参加国联；苏联则因仇视之故亦未加入；中国虽是国联构成的一员，但并不能因此而减轻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 尽管欧洲各国都在希冀着“稳定”、“复兴”，可是经济恐慌的情形依然是日趋严重。德国不可能履行条约中的赔偿义务。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国进兵鲁尔，想占据鲁尔矿区，来发展本国的工业；可是它这种企图，因德国的抵抗与英国的反对，没有达到成功。德国经此打击后，经济政治的危机，更形加深，以至一九二三年爆发第三次革命。在这一革命运动的威胁之下，英国提议召开会议来解决德国赔偿问题。美国亦被邀参加。美国自大战以后，农业经济不断发生恐慌，工业上又有过度的膨胀（一则因为国内市场狭小，二则因为资本过剩），这种状况，使美国不得不抛弃它的门罗主义而开始干涉欧事。这样在英美联合策动之下，便产生了轰动一时的道威斯计划。这计划是一九二四年四月通过的。其主要内容就是将德国缴付赔款作了一个具体的规定。事实上，这计划并没有解决了问题的症结，但各帝国主义的矛盾却因之而更错综了。但无论如何，道威斯计划总不失为当时的一件大事。 远东方面，战后唯一的特征，就是美国政策的积极化。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的召集，更确定了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本来，大战后，各帝国主义为要补偿在大战中的损失，为要恢复本国的元气，不能不加紧对殖民地及次殖民地的掠夺。因此列强在太平洋上，特别是在中国方面的冲突，就日益尖锐化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乘大战正酣之时，在中国攫取了巨大的权利，大有造成独霸中国之势。这当然为英美诸国所不能忍受。特别是美国，大战后已雄踞世界经济宝座之上，太平洋上的霸权是它所必争的。美国之所以发起召集华盛顿会议，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一）提高美国在军事上的地位，削弱他国的军备竞争；（二）巩固与扩大美国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利益；（三）拆散英日同盟，以经济力量挟持欧洲各国，打击日本的对华独占政策。 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成立了海军条约，规定英美日五五三造舰的比率。表面上的冲突，似乎是缓和了；但实际上英美日在太平洋上的争霸战，却是与日俱深。直至一九三五年，所谓海军条约，被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撕毁，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此外又签订了与中国休戚相关的九国公约。所谓九国公约，有几个原则值得一提。如：（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二）予中国以发展机会，并维持巩固有力之政府；（三）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可惜这些都是好听的外交辞令，实际上关税依然不能自主，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依然存在。再如英国之对西藏，法国之对安南，日本之对满蒙，以及各国对军阀的大宗借款，促成循环不息的内战。“尊重主权”云乎哉？所以，华盛顿会议以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只有加剧，所谓“机会均等主义”，与“势力范围主义”究又相差几远呢！ 第一次大战另一方面的结果便是苏联革命的成功。国父曾说过：有了俄国的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新的希望（见民族主义）。的确，苏联的革命，对于全世界，尤其是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俄国人民经过很大的努力，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列强数次的联合武装干涉，终于失败了；在整个的世界政治上引起空前的变革。因为由于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恐慌，各帝国主义对于一切弱小民族的加紧榨取，便引起了欧陆以及殖民地、次殖民地无数的革命。革命的浪潮，震荡了全世界。例如一九一八年一月芬兰爆发革命；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奥两国都发生革命；一九一八年三月，匈牙利爆发革命；一九二〇年九月，意大利爆发革命；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亚发生农民革命；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有爱沙尼亚的革命。欧陆的国家，被革命的火焰弥漫着。 此外，许多殖民地及次殖民地国家，如印度，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爆发了伟大的革命斗争，甘地所领导的“非武力抵抗主义”、“不合作主义”，虽然并未成功，但对大英帝国的统治给予极大的威胁。至于一九二一年土耳其的民族革命，可说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榜样。土耳其从各帝国主义的压迫下站了起来。其他如一九二五年摩洛哥、叙利亚及荷属东印度各地，都不时的发生武装暴动。这一片革命的浪潮，正与帝国主义的扩大侵略相对照的发展着。 黄埔军校创设的那年，正是一九二四年。当时的国际形势，我们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战后的欧洲，表面上似乎日趋稳定，实际上隐伏了极大的危机。（二）远东方面，华盛顿会议虽有尊重中国主权之规定，但实际上，列强对华的掠夺斗争是日益尖锐化了。（三）苏联革命的成功，给欧陆各小国以及各弱小民族极大刺激，革命运动弥漫全世界，对我们中国无异是一服兴奋剂。 黄埔军校——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基础，便是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中产生的。 ### （二）国内情势之一斑 我们要追述黄埔军校创设前的国内情势，似乎也应该从第一次大战结束的后一年，即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说起。在那年，我们中国发生了划时代的民族觉醒运动，即有名的“五四”运动。这一运动，包含着新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这就是国民革命的前奏。 “五四”运动的经过是很简单的：就是五月四日那天，北京学生为了反对与日本缔结卖国条约，集合三千多人，举行大示威运动，殴打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并捣毁他们的住宅。当时学生被军警殴伤者甚多。继则学生组织演讲团，宣传抵制日货，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上海且有罢工罢市情形，藉示对北平学生的援助。这一运动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它表现着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奏。中国新文化运动，也是以五四为启蒙时代。所谓文学革命、科学思想、反礼教运动以及妇女解放运动，都是随着五四运动而展开的。从“五四”起，中国青年开始参与政治了。一般青年救国的情绪决不是“安心读书”可以遏止的。所以黄埔军校创设时，各地青年如风发云涌的来投考，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其次，我们不得不追述一下那几年循环不息的军阀内战。华盛顿会议后，各国在华的角逐更加剧烈。北洋军阀的混战，也就反映了列强利益的尖锐冲突。从袁世凯称帝复辟起，国内反动的封建力量日渐增大，在列强掠夺对立的情势下，就形成了一个军阀割据的局面。北洋军阀分为直皖两系。直系首领为曹锟、吴佩孚；皖系首领为段祺瑞。直系的后台是英帝国主义；皖系的后台是日本帝国主义。 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直皖爆发的战争，实际上就是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战。结果皖系失败，直系军阀的力量日益膨大起来。直皖战争以后，奉军在关内渐与直军成对峙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皖系失败而灰心，又支持他第二个代理人奉系军阀。于是在民国十一年，直奉战争又爆发了。结果直军胜，奉军退至山海关。其时，我革命政府遣军北伐，但因陈炯明与北方勾结叛变，北伐遂中止。 英帝国主义者既抓住直系军阀为侵华的鹰犬，同时又想利用南方陈炯明等的叛变以遂其欲。直军在胜后，吴佩孚大做其武力统一的迷梦。直军的势力，伸张到湖北、湖南、四川及长江下游。民国十三年八月，苏浙爆发战争。浙江皖系卢永祥战败，苏浙皖闽赣五省都落在直系的掌握之中。换言之，英美在长江上游的地方也就愈形巩固了。 日帝国主义不甘示弱，终于造成第二次奉直大战。此次较第一次剧烈得多。在大战正酣之际，冯玉祥突然主和，与胡景翼、孙岳合组国民军，直军乃一蹶不振。冯玉祥的主和，与我革命政府曾有相当联系，也可以说国民革命的力量早已经潜伏在北方了。 曹锟倒后，在奉皖国（民军）的三角联合之下，拥出了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段氏向具亲日色彩。总理北上，原想与他合作，开诚共谋国是，谁知一经接触，非常失望，就此竟然病逝于北平，那是一件最可痛惜的事。自此以后，军阀的混战仍是循环不息。先是，第二次苏浙之战，继则中原之战，后又奉军与东南五省联军之战。直到民国十五年，我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军阀的内战才算告终。 连年的内战，第一说明各帝国主义在幕后的操纵、挑拨、支持，惟恐中国不乱。因为惟有这样，各帝国主义才能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和榨取。第二说明中国封建力量的膨大，一般军阀官僚和无耻的买办阶级混成一团。他们在牺牲中国民众利益的前提下，无恶不作，以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将国家弄到濒于灭亡。 各帝国主义对华掠夺的剧烈，国内封建力量的膨大，都迫切的需要最强的革命武力，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当时广东革命政府的情势是这样的：要革命必须北伐，要北伐就必须建立强大的革命军。这样才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黄埔军校的创办就是为适合这样的要求。 ### （三）本党改组前后 本党从陈炯明叛变后，形势日益困难。民国十二年初，沈鸿英受政学会首领岑春煊所利用，竟与北政府勾通。广东革命策源地的局面日形混乱。是年一月，总理与俄代表越飞联合宣言，是中俄合作的开端。二月，总理由沪返粤，续行大元帅职权。时曹锟、吴佩孚迫北政府下令，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自此以后，叛军不断在各地扰乱。总理所恃者为粤军、滇军、桂军、湘军等，而以滇军较得力，惟因系统复杂，致力量不能集中，实为戡乱之最大障碍。 民国十二年八月，我校长蒋公，奉派聘俄，以资考察。十一月，俄又派鲍罗廷来华。当时总理鉴于国内外之形势，并为集中革命力量起见，遂决定改组本党。十一月发出改组宣言，重办党员登记，总理委邓泽如、林森、廖仲恺等九人为临时中央委员，并聘鲍罗廷为顾问，积极进行改组事宜。 民国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议决要案多件，并正式选出中央执监委员，至三十日闭幕，本党的改组遂告完成。创办军官学校，便是一全大会议决案之一。在大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即一月二十四日，总理正式派校长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派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一月二十八日，总理指定黄埔为军校的校址。自此，黄埔军校便开始筹办了起来。 由此可知本党之改组，是适应当时国内外的环境与需要，而黄埔军校的创设，就是本党改组后的产物。党的力量集中了，党对革命武力的需要更趋迫切，黄埔军校便在本党的领导下，担负了建立革命军、完成国民革命的伟大任务。 正如前面所说，黄埔军校的创设不是偶然的：国际方面，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苏联革命的刺激以及全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普遍发展，都予中国极大的影响。其次，国内军阀内战不已，民不聊生，造成全国民众对革命的渴望。再加本党改组，集中革命力量，就更迫切的需要革命武力。这一切，就是黄埔军校创设的时代背景，这也就说明了黄埔军校创设的缘由。 ## 第二节 筹办概况 ### （一）从开始到校长离粤 自校长蒋公奉派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后，即开始积极筹备。二月初（民国十三年）设军校筹备处于粤垣南堤。自二月八日起至五月初第一期学生入校时止，共开校务筹备会议三十二次。在校长离粤期间，筹备会多由廖仲恺先生代为主持。各部临时主任秘书等俱列席参加。 关于招生各省区分配名额，经筹委会拟定共三百二十四名。惟因当时各省多在军阀势力范围，不能公开招生，所以密托出席一全大会的代表回籍代办，颇收成效。 公开筹备尚不到一个月，校长于二月二十一日因环境困难，阻碍殊多，愤而辞职，并离粤返里。总理一面派廖先生代理筹委会委员长，一面对象长恳切慰留。校长离粤后，军校筹备顿失重心，各方函电交驰，均促校长速归。幸当时廖先生苦力支持，而校长虽离粤，但他创设军校的意志以及与筹办人员之精神连系，并未中辍，所以一切筹备事宜仍在进行中。 ### （二）积极筹备 三月，校长奉派为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校长未回粤前，由李济深代理），首先考试下级干部，录取四五十名。后即举行新生考试，第一次取了三百多，第二次取了二百多，合共有五百多名。在三月四月间，校长迭电廖先生等商洽校款章程及分班诸事。可见校长虽不在粤，始终是领导军校筹备工作的。果然，校长离粤两个月，终于回校视事。 自此时起，校长及所有的筹备人员的工作，无日不在极度的紧张状态中。校长在返校的四五天内，就召集下级干部，作了四次的训话，灌输他们对于革命的基础认识。 关于学校的编制，决定在校长之上设总理，校长下设六部。教育方面的是政治、教授、教练三部；事务方面的是管理、军需、军医三部。另设党代表，以示黄埔军校为党的学校。学生成立一总队，下设队、区队、班等。 五月五日，第一期学生进校，编为第一、二、三队，后又将备取生编为第四队。从此时起到正式开学十日止，为预备教育期间，实际上从学生入校起就开始训练了。五月三十一日，预备教育期满，举行徒手检阅，师生都充溢着革命的活力。 黄埔军校成立时，重要人员如左（参见民国十五年前之《蒋先生革命事略》第六册及王柏龄先生《黄埔的回忆》一文）： 总理：孙先生 校长：蒋先生 校党代表：廖先生 政治部主任：戴传贤 副主任：周恩来 教练部主任：李济深 副主任：邓演达 总队长：沈应时 第一队长：吕梦雄 第二队长：茅延桢 第三队长：金佛庄 第四队长：李伟章 王柏龄 叶剑英 何应钦 总教官 教官：梁广谦、钱大钧、胡树森、陈继承、顾祝同、文素松、沈应时、陆福廷、严重、王俊、刘峙 管理部主任：林振雄 军需部主任：周骏彦 副主任：俞飞鹏 军医部主任：宋荣昌 以上列举的，都是比较重要人员，其余如区队长及其他工作同志姓名，一概从略。 在预备教育期间，校长对学生训话达十次之多。其内容关于教育方针及一般精神训练，在下一章还要说到。 学生入校后的生活，非常的严肃、活泼、紧张。从早上五点钟起床，到晚间九时半熄灯，没有片刻时光是虚废的。在当时军阀横行的中国环境中，别处那里找得到这样活跃而有力量的军事学校？校中的一切，都充满了革命的朝气，什么人也不敢懒惰。著者当时忝任教职，在校长领导之下，与学生过着同样的生活，至今回忆起来，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 （三）开学的盛况 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真是中国国民革命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日。全国所渴望的、全党所渴望的革命武力的基础组织，经过惨淡经营的筹备，终于在这一天正式的诞生了。这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这一天奠定了中国革命的基础，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途。 这一天，天气晴朗，珠江面上陡然热闹了起来。从广州到黄埔的小火轮、小汽艇、小木艇，全都出动了。这小小的黄埔岛上，光临了许多高贵的来宾。计到有中委胡汉民、汪兆铭、林森、张继等，外交总长伍朝枢，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滇军总司令杨希闵，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广州市党部委员孙科、吴铁城及朱培德、范石生、李福林等，尚有外宾俄顾问等数人，真是极一时之盛。 快到九点，总理偕夫人莅止。校长与廖党代表率全体员生在礼炮与军乐声中恭迎。先在校长办公厅略事休息，即开始行礼如仪。后由总理、校长相继致训词，来宾致祝词，礼成。总理先退，来宾略进茶点后，亦相继退去。这一天，全党的同志都带着笑容，这就是说，本党产生了新的希望。 黄埔军校的创设与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有了黄埔军校才有国民革命军。有了革命军，才能取得北伐的胜利。到今日，对日抗战已逾三年。第二期国民革命的成功，还有待于我们黄埔健儿更大的努力——这是我们今日叙述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首先应该进一步认识的。 黄埔军校是简称，初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到了十五年一月十二日，经军事委员会议决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又改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 # 第二章 黄埔军校的教育 ## 第一节 教育目的和教育理想 从教育的总分类来讲，教育可分为两大类：一为普通的、经常的、有永久性的教育；一为特殊的、处变的、有时代性的教育。第一类如国民基础教育、普通职业教育、专门学术教育等属之。这些教育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时候都在经常地进行着的，其教育目的也各因其详细的分类，而成为显著与固定的状态。第二类则不同了。它是应乎时代的要求，由于各国不同的环境和个别的事实所引发出来的。因此要了解其教育目的，也就非先分析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和事实，不能得到一个明确的认识。 黄埔军校的教育，无疑地是属于第二类。关于产生黄埔的时代背景及其创办经过，既如第一章所述，则知黄埔军校的教育目的，主要的是在创造革命的武力。现在更就总理和校长当日的训词加一个具体的说明。 总理在开学日的训词中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从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骨干成立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要失败。所以今天在此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将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校长在第一次训词中说：“本党要办这个学校，就是要训练我们在此风雨飘摇、千辛万苦之中来挽救这些衰败、剥削、凋残、飘摇、横流的劫运，拯国民于水火之中，登人类于衽席之上。本党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在此，本校同志的责任亦在此。” 因为当时的一般党军，都是徒有革命其名，校长所以在第九次的训词中又说：“我们因为觉得这种军队的不好，要想方法来改革军队，整顿革命的纪纲，扶持革命的气质，来做革命军的模范，所以本党总理及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公要惨淡经营这个‘学校’。” 当商团扣械案发生，时局稍有变动的时候，校长在第十一次训词中又这样说：“外边同志大家说，现在我们国民党，除了希望我们学校里的全校同志出来奋斗以外，再没有第二个希望了；所以将来的革命，能不能够成功，全视各位同志学生有无希望为断。”又说：“我们以后，国民党党员——尤其是陆军军官学生青年，一班新进党员，要晓得，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什么地位？就是本党后进，就是本党后代，本党主义的实施者，先烈没有作了的事情，我们要继续完成，要做先烈的子孙，要做本党的令儿，这就是我们的地位。现在本党党员青年的责任，完全像子孙继承祖先一样，继承本党未竟之志。” 第十三次训词在阐明党军的性质和责任，其中又说：“本校的责任是很明白的，我们自名党军基础，国民党的成败，完全在我们这个学校的身上；本校无论如何，要把这个重大的责任放在肩上的。” 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校长于东征军次（驻于兴宁），对本校全体官兵训话：“总理去年起程北上 的时候，经过本校，特到黄浦对岸鱼珠炮台一带，要看看我们第一期同学筑城的工作。他看过了回来，在途中对我们说：‘我现在进京，将来能否回来，尚不能定，然而我进京是去奋斗的，就是死了也可安心。’我就问：‘总理为何说这些话？’总理又说：‘我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将来能够希望实行的，就是你这个军官学校的一般学生了。凡人总要死的，不过要死得其所；我今天能够看见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官长学生士兵们，如此奋斗的精神，就可以继续我的生命，所以我虽死也能安心。’” 潮梅克复后，校长回来向第三期入伍生作第一次训话，也有一段话是和上说的意思差不多，接着还说道：“我想见当时总理教训我们的情形，又想到这话的意义，我们本校学生应该怎样感想，我们的责任何等重大，我们应该如何努力才对得起总理？才不愧为总理的信徒。” 由于上面的这许多训词，我们更可以分析出：黄埔教育的目的，除了创造革命的武力这一个中心之外，围绕这个中心的还有许多比较具体的细目：为了当时的一般党军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要办黄埔来加以改革、来加以整顿。为了当时的本党同志精神散漫、威望中隳，所以要办黄埔来整顿革命纪纲、来扶持革命气质，至少是要来做个模范。为了当时的革命环境日益扩大、革命先进渐多殒落，所以要办黄埔来培养新的干部，来继承先烈未竟之遗志。这些都可以说是黄埔教育的目的。最要紧的是总理所说：“我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将来能够希望实行的，就是你这个军官学校的一般学生了”这句话。把这句话的意思加上创造革命的武力，我们便可以得知一个更明确更具体的结论，那就是：黄埔教育的目的，在造就奉行三民主义的革命军人。 教育目的是产生于实际的一种动机，一种简单的概念，也是一种最高的概念。使这个概念通过学理的研究而赋以具体的内容的，便是教育理想。或者说，教育理想是教育目的之学理化亦未为不可。要之，教育理想是必须根据教育目的而确定的。 黄埔的教育目的既如上述，是在造就奉行三民主义的革命军人，但怎样才算是一个奉行三民主义的革命军人呢？这里包括三个涵义：第一必须是一个“军人”；第二必须是一个“革命的”军人；第三必须是一个为“实行三民主义”而革命的军人。一个军人应该具备些什么条件？一个革命的军人应该具备些什么条件？一个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军人更应该具备些什么条件？要解答这些问题，便是黄埔教育的理想了。 一个军人所应具备的条件，首先是“勇猛威严”四个字。有一次校长检阅全体同学的徒手教练，在讲评中曾说：“全体学生之精神尚感不足，缺乏勇猛威严之动作。嗣后须加意努力，务使学生之精神振作，人人有吞敌之气概。盖军队教育不仅注意技艺之精巧，尤重精神之活泼，始能在战场以寡克众。”（《黄埔丛书·精神教育》第二一三页） 其次是处危若安，履险如夷。校长说：“凡是遇着困难的地方，愈要磨炼自己的志气，古人云‘穷当益坚，老当益壮’。我们遇到困难，益当奋发；逢着危险，应该更加勇敢，更加镇静；要耐劳耐怨，百折不回，静如泰山，动如霹雳。”（《黄埔丛书·东征训话集》第一六页） 再次，便是要坚忍不拔。“一到了战场上，饿着三五天没有饭吃，冷得冬季没有衣穿，张开眼睛一看，遍地都是战友的死尸，堆积如山，血流如注，到那种情形，还是要忍耐下去。”（见同上第一八页）“无论到了怎样困难的境地，也应该一直干下去，决计不肯妥协调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总理常常所说的话，我们以后什么事都要照着总理的训示做去。”（见同上第五二页）这也就是军人所应该有的贯彻始终的精神。 革命军人犹不止此，他不但要具备一般军人的条件，更要具备革命党人的资格。校长说：“革命军要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这种本领完全要靠革命党的牺牲精神。这并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不过这种例子，是古今中外兵书中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史中方有这种成例，是非常的例子。我们要学这种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气，有非常的志气，便能够看破生死关头，以死为幸福。”（《黄埔丛书·精神教育》第一一页） “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什么人做标准？简单的说，就是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救国。像这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见同上第一〇页） 校长又说：“本党的同志，照国内人口计算起来，没有千分之一，而我们的反对党，恰是有无数的党员。所以我们要战胜敌党，非有以一当千的精神不可。所以我们以后对于精神上的修养，学业上的进步，一定要如炼铁炼钢的一个样子，总要他久炼成钢，做一个打不倒的铁汉才好。”（见同上第一三页） “希望各位从今天入校之后，就要将从前一切旧习惯、旧思想、旧行动，一起扫除，荡涤得干干净净，从新做一个人，从新做一个真正的人，来负我们继往开来的责任，做我们顶天立地的事业。”（见同上第一五页） “王明山、王少峰二烈士，当时，我们党里并没有所谓真正的纪律来约束他们，但是他们一受了陈英士先生的命令，没有第二句话，就领了这个命令，去杀郑汝成，毫无一些疑虑，此是本校长所亲见的事。如此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同志，不但是他个人的光荣，可以世代流芳，他的生命可以永久不死；就是我们革命党的精神，中华民国的命脉，亦完全靠赖这几位已死同志的血来维持的。这真正是主义之花，这真正是革命的精华！”（见同上第二六页） 革命党人的这种精神，并不是故意以死来换名节，当然更不是出于匹夫之勇，只因他心田之中，时时刻刻存着救国救民的一念。所以校长说：“我们革命军，应该要忍耐劳苦，体谅人民的苦处，比体谅我们自家还要重要。所以我们到没有吃的时候，就该忍饿；没有穿的时候，就该忍冻；要晓得‘痛冻热饿’四个字，是我们革命军的本分。”（见同上第五一页） “释氏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墨氏说：‘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儒家说：‘杀身成仁’，又曰：‘舍生取义。’这统统是救国救民的真理，这就是我们革命党人人人所应该尽的责任，所以到这个学校里来，先要牺牲你们一切的幸福安乐、自由和平等，来实行我们的主义。”（见同上第六八页） “俄国的党员，无论什么艰苦的事，他们都愿意去做，旁人做不到的，他们便做得到；他们只顾为国家、为群众谋幸福，他们都不为自己谋幸福，他们权利便让给人家，义务却拿归自己。这种事实，不管怎样的艰苦困难，冻痛饿热，耐劳耐怨，忍辱含羞，一样一样的，统统实实在在的做出来，给人家看；所以他们一日一日，便得到了人民的信仰。”（见同上第八五页） 革命军人的责任既然是救国救民，但怎样才能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呢？这当然已不是单靠古时代的所谓“替天行道”的侠义精神所能做得到的，现代的革命是有主义的革命，现代的革命军人，也必须是有主义的革命军人。那么中国的革命军人应该信仰什么主义呢？无疑地是三民主义。 校长说：“现在我们中国处在这种极危险的环境里，国内只有种种坏人、官僚、军阀，勾结外国帝国主义来谋害中国，试问有谁能够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没有第二个的主义可以救中国？”（《黄埔训练集》第一六八页） “总理发明三民主义，不是凭空理想出来的，是经过三十几年的经验体察的工夫，深思熟虑之后，方才定出这个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来。”（见同上第一六九页） “本党是三民主义的一党，本校是三民主义的学校。以后我们对于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见同上第一七四页） 换句话说，我们对于三民主义应绝对信仰，要像虔诚的宗教徒信仰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一样，而且要生死以之去身体力行。校长说：“本来死是一桩不要紧的事，我们死了只要死得其当，死得有价值，死得安心，为主义而死，为正义而死，为人类而死。”（《黄埔丛书·精神教育》第一七一页） 总之，要使中国的革命军人，都要具有宗教徒的精神——成为奉行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成为为人类为正义而奋斗的新时代的十字军，这确是黄埔教育的重要理想之一。 不特此也，除了要有共同的信仰以外，更要有相互间的信任心，所以本校又特别提出“亲爱精诚”四个字来做校训。校长有一次训词中曾说：“今天新旧学生聚在一堂听讲，我最愿意的就是大家不要分新旧为彼此的界限，大家同学的精神，都要团结起来，要把现在这里的九百几十个同志当作一个人，不要当作九百几十个人。因为精神不团结，就如散沙一般，什么事都做不成功，那还能做什么革命运动？陆军军官学校就是要把全国有志青年团结在一起。本校的校训是‘亲爱精诚’四个字，就是说：凡是同志同学都要相亲相爱，诚心诚意，精益求精的团结我们精神的意思。”（见同上第一二八页） “作革命事业的人有两句最要紧的话，第一是要劳动，要时时刻刻去工作，不要怕劳苦；第二就是要亲爱，比方我们见着人家，切不可趾高气扬，令人见了难堪。我们见着同学，切不可傲慢矜夸，总要相亲相爱，要使大家同心一致，来为主义奋斗。如果我们敬爱人家，人家自然也会敬爱我们，革命党全仗这‘亲爱劳动’四个字才能成功。”（见同上第一四二页） 以上所举的教育理想，如：要勇猛威严，有吞敌之气概；履险如夷，有镇静的精神；要能耐劳耐怨，百折不回；要能静如泰山，动如霹雳；要能坚忍不拔，贯彻始终；要能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更要能具备革命党人的资格，以先烈为模范；要能看破生死关头，练成打不倒的铁汉；要能一以当千，成为旷古未有的英雄；要能视死如归，杀身成仁；要能忍饥挨饿，救国救民；更要能懂得救国救民的道理，了解革命建国的方略；要学习宗教徒的信仰精神，来争取主义的胜利；要采取俄国党员的工作态度，来博得大众的同情。最后是要亲爱精诚，团结一致；在共信与互信的条件之下，完成革命建国的大业。这些都可以说是黄埔训练的标准，把这些标准联结起来，便创造出伟大的黄埔精神。 ## 第二节 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 黄埔军校的教育理想既如上述，但怎样才能够实现这个教育理想呢？这以下便要研究黄埔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了。这在总理和校长的训词中，也给了我们很多明确的启示。 开学的那一天，总理指示我们说：“诸君不远千里或数千里的道路来此校求学，既是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宗旨，须做成一 种革命军，一定是富有这种志愿来做革命的事业。要做革命事业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方寸地做起。要把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 质都一概革除。所以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自己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便 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 革命军的事业。所以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的将领。” 又说：“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的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做革命军的根本，是在有高深的学问。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功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有了心得之后，一切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 从上面两段指示当中，可以明白黄埔的教育方针第一在教人做人，第二才在教人求学；至少二者是并重的。不像一般教育偏重知能的传授，而忽略做人的道理。怎样做人呢？要从自己的方寸地做起，革除不良的思想和习惯，立定革命的志气。怎样求学呢？要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更须注重自修和研究的功夫。 革除不良的思想和习惯，还只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更要确立革命的人生观。所谓立定革命的志气，必先从确定革命的人生观做起。校长对于人生观的见解有两句名言，就是“生活的目的是增进我全人类之生活，生命的意义是创造其将来继续之生命”。校长对我们说：“各位如果能够照此做去，就不会做错人了。我们学校里的教职员和学生都是同志。同志的意义就是志同道合之谓。所谓志同道合者，决不是一时的权利，可以苟合的；乃是以主义为中心，大家向中心的目的去做，生死与共，安危相同；亦即万众一命，不成不休，不死不休之义。”（《黄埔丛书·精神教育》第一七页） 如果我们能确立革命的人生观，立定了革命的志气，便是有了自信。那末，这一段话当中所谓“志同道合以主义为中心”，便是共信；所谓“生死与共安危相同”，便是互信。合起来不是“三信”吗？如何养成这个三信心，正是黄埔教育的又一重要方针。 为了培养这个三信心，黄埔教育是从学生的日常生活上去着手的。而且采取的是一由外而内的方法，“就是要先在形式上训练起来，然后慢慢地引导到精神上面去。古人云：‘诚于中则形于外’，我现在把他掉转来说‘形于外则诚于中’。因为军队是一个团体，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各人有各人的性质，要他精神一致，决不能 不把他形式先来训练得严肃整齐，使得全军之中，都有一体的仪容。”（见同上第七四页） 校长更重复的加以解说：“军事教育之纲领，在于形式精神的一致，不能偏枯一隅，不能单是注重在形式，亦不单是注重在精神的。要晓得为形式，就是为精神；为精神就是为形式。更要晓得从形式而求精神易，从精神而求形式难。我们总理说‘行易知难’的一句话，在军队中最容易证明这句话的至理。所以本校先要从形式上来训练你们，使到大家可以得到精神一致。”（《黄埔训练集》第一二八页） 因为先要注重形式训练，所以校长又特别提出一个“严”字的教育方针。说：“军事学校的训练一定要严格，而本校是党团与军队二重的训练加在一起，是更不能不严肃果决了。我们一定要明白军事学校，不是那旁的学校优柔的、放纵的、文弱的、自由的教育，也绝对不是那优柔的、放纵的、文弱的、自由的教育，可以训练得出铜筋铁骨、恶战苦斗、严守纪律的军人的。”（见同上第一二九页） 而“严”字的具体表现就是“军纪”。校长说：“军队和军事学校最要紧的就是军纪。……军纪的纪字有二个解释：一个意义是纪律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纪纲的意思。纪纲二个字粗浅的解说，就是前人所说的三纲五常，一定要长幼有别，上下有序，阶级次第分得明明白白，这就叫做纪纲。至于纪律呢，就是用法律来维持他的秩序，保持他的系统，这就叫做纪律。现在所说军纪的‘纪’字，实含有纪纲与纪律二层意义。但是这军纪主要的意义，决不是用法律来维持秩序的，是用纪纲的精神来作军纪的基础。”（见同上第一〇一页） 至于整肃军纪的方法，校长说不外下列数种：“一要清洁，二要有秩序，三要有条理，四要精密（不论事之巨细，均须精密审慎），五要慎言（戒谎言欺人），六要诚实（戒虚浮），七要亲爱（和衷共济），八要静肃。”（见同上第一一一页） 十余年来，黄埔军校都是照这些方法实施着的。关于清洁方面，学校当局是时常施以严格检查的。有一次校长在清洁检查的讲评中说：“学校里面为什么要检查呢？第一要注重卫生，第二要保存物品，举行检查还有一种目的，就是为将来战时动员的准备。”“凡百东西都应该有一定的地方，不但大物如此，小物也应该如此。比方吐痰应该吐在痰盂中间，不可吐在痰盂口上；每天盂内换水一次，水的分量也要一定的。其分量应自盂底至中间径口之四分之一为度。再如痰盂只准吐痰，不准丢字纸；字纸笼只准丢字纸，不准放别的东西。其余由此可类推了。”（《黄埔丛书·精神教育》第二一〇页与第二一二页） 由此可知当时黄埔军校生活之严整和训练之精到，一直到现在，这种优良的校风还是好好地保存着的。 如果我们看了以上所述，以为黄埔军校的教育是专门注重形式训练，那又是错误的。校长说：“练兵不单是在操场上讲堂上训练的，这样有形的训练是不难的，如果要真正练兵，就要在无形上讲求，使他在无形之中受深刻的印象；就是要在精神方面，使他慢慢地感化。这种训练方法，差不多只可会意，不可以言传的。教士兵最要紧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来训练他，使他懂得纪律，不犯军法，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军人。所以在平常时候最要紧的，在营里不乱讲话、乱行动。比如营内住了几千人静肃无声，旁人进来看看，如同营内没有一个人的样子。营内要能够这样的肃静，才算是好军队。所以我们训练士兵，在有形方面自然要讲求，在精神方面也要切实的讲求，使他们完全受一种精神的感化；并且使他们精神快活，有一种活泼的气象，自然而然的养成这种习惯才好。这种方法，固然要时时用精神讲话，而最要紧的还是在官长的以身作则。”（见同上第一八九页） 足见黄埔教育，是以精神训练和形式训练互相配合的。在这种训练之中，更是以“以身作则”为其基本要领的。 根据精神训练与形式训练互相配合的同一原则，理论训练与实践训练、学科训练与术科训练也是互相联系的。校长说：“训就是训话，亦就是说明；练就是练习，亦就是实做。合起来讲，就是‘说了就要去做’，‘讲明白了就要做到’的意思。”（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印的《总裁对于训练工作之指示》中册第一〇二页）可知训练的本义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合致，学科与术科的统一。假定训而不练，那便是理论与实践 的脱节，学科与术科的分家；绝不会收到实效的。 黄埔军校，平日固然是采取了这种训练的方法，而由于革命环境的实际要求，更促进了这种方法的确实施行。记得黄埔创办不久，总理到韶关主持北伐，第一队学生随营护送，后方假革命势力及买办阶级阴谋作乱，使得每一个同学都不能不荷枪实弹，早晚都执行警戒的勤务，随时准备作战。这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在校的情形。后此各期同学参加东征、扫平杨刘、参加北伐，以及安内抗日诸战役，可以说黄埔同学始终是在紧张生活之中：一面服务，一面学习；一面作战，一面训练；使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讲堂操场与战场合为一体；实施讲授，实施教练，讲到一个课目，即能教练实习以致用。学不深而能精，坐言少而力行多。这种训练的效果，不但表现于学科术科的增进，尤在能养成一种实践与力行的精神，和忠勇奋发实干苦干的风气。 所以这种训练，不仅是军事学科术科的教育，而且也是思想行为的精神教育和政治教育。试问从东征到北伐，从安内到抗日，那一役不是有目的有思想的战争？那一役不是为革命而战，为主义而战？惟其是为革命而战，为主义而战，所以它不仅是军事教育的实习，同时也是精神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实习。惟其是精神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实习，所以才充分的发挥了军事教育的效能。由此我们更证明了黄埔教育的一个正确性：这正确性表现在军事教育和精神教育、政治教育的适当配合上，表现在这三种教育的三位一体上。这同时也是黄埔教育一个很显著而且很富于创造性的特点。 ## 第三节 教育内容与教育编制 黄埔教育是军事教育、政治教育和精神教育三位一体的教育，既如上述；然这三种教育的作用、任务是什么呢？其相互间的关系又如何呢？这是本节所应首先说明的，因为只有基于这个说明才能了解黄埔教育的内容。 其次所要说明的，就是这里所谓军事教育是指狭义的军事教育而言。若就军事教育的广义来说，本是应该包括军事技能教育和军事精神教育两部分的。惟因黄埔军校不是一个普通的军事学校，是一个革命军事学校，除了普通的军事教育之外，尚有革命的政治教育。所以黄埔军校的精神教育，不能专当作军事的精神教育看待，它必须同时是政治的精神教育。因此，为便于分类起见，军事教育只能限于指军事本身的学科与术科而言，其精神教育则不能不划为另一个部门。 由于这一段说明，我们显明地可以看出军事教育在这三种教育中所处的地位是技能教育的地位，其任务也就是为达成革命的政治的目的，而造就对敌作战的本领。 政治教育的任务怎样呢？这最好恭录总理在开学典礼中的一段训词。总理说：“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不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的志气，不研究革命的道理，绝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其中所谓研究革命的道理，就是政治教育的任务。其在三种教育中所处的地位，则是认识教育或思想教育的地位，而为技能教育之目的及其指导原则。 至于精神教育的任务则在修养身心、培养生机，其在三种教育中所处的地位，无疑地是基础教育的地位。因为如果没有修养得很好的身心和蓬勃的生机，则技能的学习决不能精进，政治的研究决不能深入，任何教育都将无以致其用。 要之，政治教育是教人为什么要去做；军事技能教育是教人怎么样去做；精神教育是教人应该去做、必须去做。更简截的说，政治教育是给人以目的，技能教育是给人以手段，精神教育是给人以认清目的和运用手段的身心或机能。明乎此，则可以一述这三种教育的内容了。 政治教育是教人为什么去做，也就是教人研究革命的道理。那么，凡属于革命的道理的研究范围，自然都属于政治教育的内容。但革命的道理多端，非有一种中心思想为其最高指导原则，不易得其真窍。而黄埔军校既然是信奉三民主义的学校，故其政治教育首先以授与三民主义为其基本课程。其次则为总理学说、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知识。“只有了解了这些革命理论 和革命方法以后，然后对于世界上的潮流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才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不致只是糊糊涂涂作人家的 走狗和奴隶，替主人来拼命打仗。”（《黄埔训练集》第二五页）校长更肯定说：“关于政治方面的功课是要紧的。”（见同上第二〇四页）为此，黄埔军校，自始便有政治教官之设。其教材除了总理的全部遗教外，并有一 般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课程。其教学则是按照教材的性质以教官讲授与自修研究相辅而行。即一方面有经常的政治功课和特设的政治讲话、问题讲座或聘请名人讲演等办法；一方面也有小组会议、政治讨论和自发性研究团体之组织（如初期的孙文主义学会）。十余年来，虽有若干形式上或名义上的更易，但此种原则是不变的。 其次军事技能教育是教人怎样去做的，亦即军事学科和术科的教育（学科本属于理论教育，似不应列入技能教育的范围，但就其与精神教育、政治教育的比较上说，则仍属于技能教育的理论，不能与政治教育的革命理论和精神教育的修身理论混同而语，故如上述）。按军事学科和术科，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其中且以自然科学占着主要的成分，而自然科学的科学性 或固定性较大 于人文科学，不若人文科学之因社会变动不居而时多更易，或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各具特点。故黄埔军校的军事学科和术科自也不若精神教育的伦理学科和政治教育的社会学科之具有特殊性，而不能不具有普遍的性 质。总理且曾坦白的说：“诸位教员有从外国来的，有从保定学的。从前各国在陆军学校所教授的学问都是寻常的军事学，此刻学成的先生再教学生一定也是从前所学的军事。所以诸位学生在这个学校里所学的学问，大概都是极寻常有规则的普通军事学。”（见同上第二四页）这是无可讳言的。如果有所不同，那就是以一当千、无时间无空间限制的革命战术了。 革命战术的涵义至为广泛，如政治战、经济战、文化战、宣传战都包括在内。又如发动敌后民众的怠工罢业与士兵转向等等工作，也都是革命战术之重要的环节。这些虽都是黄埔军校所未曾忽略的革命知识，然而究非军事学上的正规课程。若就军事而言军事，则黄埔军校的军事课程，仍不能不按照军事学一定的内容和进度，施以教授和教练的。至于有时而采日式教练，有时而采德式教练，大都是由于不断研究的结果而有其不同的试验阶段。又若有时而注重制式教练，有时而注重战斗教练，则又由于环境需要的缓急不同，而有其自然的变迁。譬如在目前，为了适应抗战军事的迫切要求，我们便不能不放松按步就班的制式教练，而转趋速成式的战斗教练，俾能及时充实战线。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之历年稍有演变，亦应作如是观。 再次关于精神教育，其施教大抵都是就日常的生活行为上着手，并无若何具体的功课。如有之，则为每星期一次的纪念周，加每日早晚的升降旗和精神讲话，以及各种内务检查、清洁比赛等等。凡生活指导、德性感化，与夫军事管理等各种设施均属之。至于其详细内容，于第二节中多有关涉，此处不赘述。 最后，一述黄埔军校的教育编制。教育编制是根据教育内容而决定的。黄埔军校的教育内容既然是分成三种，所以黄埔军校的教育编制也便分成三部。校长说：“政治部是任主义上的训育及智育——政治教育；训练部是任精神上的训育及体育——精神教育；教授部是任军事上的智育及训育——军事教育。”（见同上第一三三页）这是黄埔军校最初的编制情形。后来政治部改为政治训练处，今又恢复为政治部；训练部和教授部统一为教育处，其所负的责任仍和从前相同。在这三部之下，则为管理学生的编制：一为学生总队，一为入伍生团，其编制情形大概如此。 综上各节，可知黄埔教育是有一个整然的体系的。根据教育目的而定教育理想，根据教育理想而定教育方针，根据教育方针而定教育方法，再根据教育目的和理想而定教育内容，根据教育内容而定教育编制。其间本末分明，系统严整。由于这种教育而奠定了中国军事教育的久远基础。由于这种教育而创造了复兴民族的黄埔精神。由于这种教育而建立了整个中国的伟大国军。这种国军，是怎样类型的一种国军呢？是“有主义的信仰，有革命的精神，有战斗的本领”的国军，也就是奉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的国民革命军。 --- # 第三章 国民革命军的建立 ## 第一节 第一次北伐始末 要知国民革命军的建立情形，就应先讲本党的北伐情形。本党北伐有两次：第一次虽没有成功，但已确定必须成功的信心。兹录总理报告陈炯明叛变致本党同志书 的中间一段话，就可完全明白第一次北伐的始末。 “溯民国九年之秋，我海内外同志，所以不惜出其死力，以达到粤军回粤之目的者，良以频年祸乱，不但民国建设，尚未完成，即护法责任，亦未终了。故欲得粤为根据地，群策群力，以成戡乱之功，完护法之愿。乃陈炯明自回粤后，对于国事则有馁气，对粤事则怀私心。其所主张，以为今之所务，惟在保境息民，并窥测四邻军阀意旨，联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据粤，进可合诸利害相同之军阀，把持国事，可不烦用兵而国内自定。 文再三切戒，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溃烂，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国既不保，吾粤一隅何能独保？且既约保境，则须养兵。所谓养兵以保境，无异谓扫境内以养兵。民疲负担，如何能应？民疲其筋力，以负担兵费，则一切建设均无从开始。所谓模范省者，徒托空言。一省如此，已为一省之害；各省如此，更为各省之害。所谓联省自治，又徒托空言。谋国不以诚意，未有不误国者。况各省军阀，利害安能相同？而伪中央政府，又操纵挑拨于其间，祸在俄顷，何可不顾？保境息民，亦为幻想。凡此所言，陈炯明虽无以难，而终未肯信。 直至桂军发难，边隅震惊，始知晏安鸩毒之不诬！文以为自此以后，庶几可期恢复气势，以戮力进行矣。故仍命诸同志于政治上军事上悉力助之，俾桂军早平，粤难亦得以早定。不图陈炯明于破敌之后，故态复萌，昔惟据粤以自固，今更欲兼桂以自益。北伐大计，漠然不顾！文乃自统诸军，以当此任，以完戡乱护法之夙志。此文率师北伐以前，与陈炯明相处之大略也。” “当文率北伐诸军，次于桂林。以为陈炯明虽不肯自赴前敌，后方接济，当不容辞。初不意其阴蓄异谋，务欲陷我于绝地！自去年（民国十年）十月，以至于今年四月，半载有余，种种异谋，始渐发觉。其一，文自桂林出师，必经湖南。陈炯明诱惑湖南当局，多方阻遏，使不得前。其函电多为文所得。其二，诸军出发以来，以十三旅之众，而行军费及军械子弹，从未接济。滇黔诸军，受中央直辖者，并伙食亦靳而不与。屡次电催，曾不一诺。综此二者，一为阻我前进，一为绝我归路。文所以能在桂林拮据支持半载有余者，全恃临行借提广东省银行纸币二百万，为陈炯明所未及知，得以暂为军用。及粮饷告绝，接济不至，北伐诸军，不为流寇，则为饿莩。计无所出，始有改道之举。” “四月之杪，文率北伐诸军，回次梧州，其本意在解决后方接济问题而已。及陈炯明辞职而去，文初以为感，盖犹以君子之心度之，以为陈炯明将让我独行其志，故恝然舍去也。文虽不得陈炯明为助，但使不为梗，亦已无憾。然又念其前功，不忍其恝然舍去，于是电报信使不绝于道。所三复说明者，但使对于大计，不生异同，必当倚畀如故。陈炯明于此，亦愿留陆军总长之职，并称稍事休息，再效力行间。当时有人建议陈炯明，狼子野心，不可复信，北伐诸军宜留粤缓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卒以此次目的在于改道出师，且奉直战事方炽，北方人民水深火热，若按兵不发，坐视成败，则与拥兵自卫者，果何以异？遂决出师江西，继命诸军，集中韶州。以大本营设于韶州，文于五月六日亲临誓师，李烈钧、许崇智、朱培德、李福林、黄大伟、梁鸿楷诸将，遂各率所部，向江西前进。” “叶举等所率援桂之粤军，在北伐诸军改道以前已有撤回之议。及陈炯明在惠州与文电报相商，委任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令率所部分驻肇阳、博罗、高雷、钦廉、梧州、郁林一带。及北伐诸军一入江西，大庾岭已发生战事，叶举等遂率所部五十余营突至省垣，广州卫戍总司令魏邦平力不能制。在叶举等各有防地，乃不俟命令，自由移动，罪已无可逭。然前敌战事方亟，后方空虚，若有骚扰，前方军心，必因以动摇。文为镇静人心计，乃晓叶举等以大义，令加入北伐以竟全功。叶举等则以要求陈炯明规复粤军总司令为请。时各军皆部署已毕，无规复之必要。且陈炯明现为陆军总长，有管理之责。初拟令率所部自当一面，故以中路联军总司令相属。旋以陈炯明不欲出战，而欲以地方善后自任，乃命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地方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炯明来电愿竭能力，以副委任。并称已催叶举等部迅回防地，且言叶举等部必无不轨行动，愿以生命人格为保证。然叶举等部则逗留省垣如故。财政部供给饷糈，从无歧视，犹以索饷为名，操纵金融，致纸币低跌，人心恐慌，且不戢所部，横行无忌，举动诡异，叛状渐露。 文以省垣摄镇无人，乃于六月一日留胡汉民守韶州大本营，自率卫士，径至省垣。仍驻总统府，示前敌诸军省垣无恙，安心前进。而前敌诸军，捷报迭至，赣南诸县以次攻克，陈光远兵破溃殆尽。屈指师期，克赣州后，进取吉安，拔南昌，至九江，不逾一月。文将亲率海军舰队至上海，入长江，与陆军会于九江，以北定中原。乃命汪精卫至上海，料置此事。其时北方将士已有尊吾护法之表示，不妨碍国会之开会于北京。文对之因有六月六日之宣言。北方将士若能依此宣言，则以商讨停战条件为第一步，以实行统一为第二步。戡乱护法之主张，可以完全达到。六年之祸乱可以归于平复。江西战事如此，北方将士表示又如此，苟无六月十六日之变（即总理广州蒙难），则政府无虞，无论为和为战，定能贯彻所期也。 北伐诸军，未闻变以前，已攻克赣州，进至吉安，陈光远既逃，蔡成勋亦不敢进。南昌省城指顾可得。然北伐诸军入赣州后，搜得陈光远致其部将电报，已尽悉陈炯明谋叛事实。盖陈炯明坚嘱陈光远固守赣州，以扼北伐诸军之前进，而己则将率兵以袭北伐诸军之后，故陈光远据此，以严饬所部死守以待也。北伐诸军将领见此等电报，已知陈炯明蓄谋凶险，祸在必发。及胡汉民自韶州驰至，告以六月十六日变乱消息，军心激 昂。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即日决议，旋师讨贼。黄大伟继归，李烈钧留守赣南，以为后方屏蔽。惟梁鸿楷所部第一师，于决议之后，潜归惠州与陈炯明合。第一师为邓仲元所手创，入赣之役与许崇智等部共同作战。乃闻变之后，始而踌躇不决，终乃甘心从逆，仲元之目为不瞑矣。 许李朱黄诸部，自南雄始兴进至韶州。七月九日开始与贼剧战，复分兵出翁源。湘军陈嘉祐所部，亦来助战。前后二旬有余，其始军锋甚锐，屡挫贼势，贼欲退者屡矣。然贼据粤汉铁路，运输便利，且凭借坚城，以为顽抗，而江西等处响应之师，不以时应，使贼得倾注全省兵力，以萃于韶州翁源一带，与北伐诸军相搏。北伐诸军饷弹不继，兵额死伤者无可补充，犹力战不屈，直至蔡成勋、沈鸿英之兵自后掩至，李烈钧所部赣军与敌众寡悬殊，至于挠败。于是许李黄陈等部，首尾受敌，无可再战。许李黄等部，退至赣东，朱陈等部退至湘边。 是次北伐诸军自五月初旬至八月初旬，凡三阅月中，始而由粤入赣，与陈光远之敌兵战；继而由赣回粤，与陈炯明之叛军战。曾无一月之休息。不但久战而疲，即远道之劳，殆已非人所堪。其艰苦卓绝，洵足为革命军人之模楷。而陈炯明辈，以欲遂其把持盘据之欲，至不惜勾通敌人，以夹击其十余年同患难共死生之袍泽，廉耻道义，扫地以尽矣。” “文率诸舰，自黄埔进至白鹅潭后，贼以水雷狙击，永丰舰不得进，又欲以炮击沙面，酿成国际交涉，遂不得。诸舰虽孤悬河上，无陆地以相依犄，无可进展。然以为北伐诸军果得进至省城附近，则水陆夹击，仍非无望，故坚忍以待之。自六月十六日至八月九日，历五十余日之久，舰中将吏，虽极疲劳，意气弥厉。及闻北伐诸军已由始兴南雄分道退却，知陆路援绝，株守无济，文始率将吏离舰，乘英国兵舰至港，转乘商轮赴沪。” 此次北伐因变生肘腋，致功败垂成，实在可惜。总理在八月九日离粤赴沪，十三日抵沪，就决计党的改组。到了十二年一月一日便发表改组宣言及政纲。又令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由广西举兵讨陈。总理就在二月重到广州，各军公推为大元帅。这一年，是本党改组前在广东奋斗艰苦的一年，但国民革命军的基础，就是在这一年建立定了。 当时大元帅府的势力，几乎不能出广州一步。广州以外几乎无处不是敌人。东江一带，为陈炯明、林虎、洪兆麟等所盘踞，军队共约有三万人。粤南为邓本殷、申保藩等盘踞，军队也约有三万人。这些是大元帅政府彰明昭著的敌人。还有一个大敌人，就是帝国主义的香港政府。至于站在大元帅旗帜之下的，有杨希闵、刘震寰、谭延闿、朱培德、许崇智、李福林、樊钟秀等部，及有些零星部队，倒也有相当实力，不过其中也有不大听指挥的，以杨刘为最甚！ 总理知道：革命非要有真正的革命军不可，如只运用固有的军队，是很危险的；所以就于十三年五月在黄埔开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到了九月五日，大本营开军事会议决计北伐时，黄埔军校开办才三个多月，真正的革命军还没有造成。为甚么又忙着北伐呢？这可说是因内外环境不得不如此。如不北伐，则在粤有三死因。其一，即英国之压迫，此次罢市风潮，倘再多延一日，必有冲突之事发生，而英舰所注意者，必大本营、永丰、黄埔三处，数十分钟便可粉碎，吾人对彼绝无抵抗之力。此次虽幸免，而此后随时可以再行发生。此不得不避死就生一也。其二，即东江敌人之反攻，现在已跃跃欲动，如有石牌之事发生，则鹿死谁手，殊难逆料。其三，则客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亦必死之因。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况现在奉军入关，浙可支持，人心悉欲倒曹吴。武汉附近我有响应之师。乘此决心奋斗，长驱直进，以战场为学校，必有好果也（见总理与蒋校长书）。 九月十二日设大本营于韶州。大元帅亲率警卫队、飞机队、赣军全部（方本仁部）、湘军（谭延闿部）、滇军（朱培德部）各一部出发，指挥北伐军事。刘杨等部，则不受调遣。校长派第一队学生随驾护卫。诸生旷课日久，且多患病，遂于十月七日呈准回校。 十月十三日将讨贼靖国军改称建国军。任唐继尧为副元帅，兼滇川黔建国联军总司令；任宋鹤庚为建国军北伐中央总指挥；朱培德为建国军北伐左翼总指挥；卢师谛为建国军北伐右翼总指挥；樊钟秀为建国军北伐先遣队总指挥。 在這次北伐进行的当中，遇到一件很重大的事变，就是前面总理所说的三死因之一——商团叛变。原因是起于反革命者鼓动广东商民，对革命政府不满，英帝国的香港政府，暗中操纵，想打倒国民党的革命政府，树立一个商人政府来代替。陈炯明和内部的滇桂军从中勾结。事变的发端，在这次出师北伐前很久。 在五月里广州市政厅宣布一件“统一马路业权”案，依此案须抽收铺底捐。广东全市商界七十二行因开代表会议，决定总罢市，并召集商团及乡团以防政府之武力制止。后来政府把统一马路业权案取消了，罢市风潮，虽得解决，而商团乡团却从此议决，定了一种联防章程。 到了八月一日，商团团长兼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由粤汉路总理许崇灏介绍，向军政府领到一张买枪的执照。此照发出不过四天，大批枪械便已由一只丹麦船名哈佛号的运载入口。总理得到消息，知道陈廉伯与陈炯明有勾结，商团的作用是蓄意要反抗政府的。这批枪械是早已买定，并且已经运到，特候骗到执照，方行入口，否则入口没有这么快。因命将枪械全行扣留在黄埔学校，军械数目与颁发执照时所报数目，亦不相符。政府认为私运，商团不服，便引起罢市的风潮。 英国总领事公然出来干涉，于八月二十七日致一类似哀的美敦书的通牒于革命政府外交部说：听闻华军将要轰击商团，若果属实，英国海军司令官，也将炮击华军。当时革命政府所处环境可知。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与商团本有勾结，乃从中调停无效。 在总理意见，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运送韶关，为北伐之孤注。蒋校长为此事函复总理：“叛军与奸商联成一气，其势益凶。埔校危在旦夕，中决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必不愿放弃根据重地，致吾党永无立足之地也。如果坚忍到底，日内叛奸或不敢来犯，再过数日，则我准备完妥，乃可转守为攻。果能渡此难关，则以后当入坦途。以现有枪械，练成一旅之众，三月之后，必有一支劲旅，可作基干之用。以之扫荡一切残孽，先图巩固革命根据地之广州，则吾党自不患其不能发展也。故此时中决不能离此一步！” 到了十月初旬，政府核定发还商团枪械办法：（一）由民团督办担任召集殷实商人筹借二十万元，由租捐项下拨还。（二）团械交民团统率处发还，其数在五千枝以上。发还之数须商团负责之人签字，不得异议。（三）团械发还之日，由商团通电解释以前误会，表明自卫心迹。校长当即遵将存于黄埔之商械交由李福林转发各户。惟子弹须待其交足二十万元再发。 商团运回发还枪械，在河岸起卸，这天，正是双十节。军校学生暨广州市各界，在市举行游行，过西濠口，商团疑将劫械，就与游行群众寻衅，并放枪击毙工团军数名。事遂决裂。总理以商人通敌，叛迹亦显露，万难再事姑息，电校长等当机立断。 商团变起的第二天，有所谓商团联合会，散发传单，称政府发还枪支不及半数，非俟全数发还不可开市。商团总部又发出布告说，本团派团兵巡街，如有不法之徒，扰乱治安，准予痛剿。并迫令已开市的商店，继续罢市。一面宣传东江陈军不日来攻，一面煽动北江方面许多民团准备应援，截断广州韶关间的交通。 校长见省城形势日加险恶，电请总理回师平难：“中正料不久逆敌必来反攻韶关，各军非先准备南下击灭逆敌，断难北伐。中正当死守长洲，尽我职务。尚请先生临机立断，勿再以北伐为可能，而致犹豫延误。前以枪易北伐费二十万元，今则枪既缴去而罢市更剧。商团排队巡街，布告煌煌，痛骂政府，亦复成何景象！闻其将有要求造币厂、兵工厂、公安局，皆归商团管理之举。二十万元枪费既无望，北伐更难。为今之计，惟有集中驻韶兵力，南下平乱之一途也。” 总理复电：“北伐必可成功，无款亦出，决不回顾广州。望兄速舍长洲来韶，因有某军欲劫械并欲杀兄，故暂宜避之，以待卫队练成再讲话。陈贼来攻，我可放弃，由争食之军自相残杀可也。乱无可平，只有速避耳。” 总理为甚麽坚执如此？因看到广州的内外环境，险恶实深。韶关之马坝、南华寺之间为最好之练兵场，可以北伐。自樊部出发后已使赣敌疲于奔命，何雪竹部又已继续出发。两部出发时日虽相距甚久，易犯兵家被各个击破之忌；然樊钟秀竟然冒此而出，未见敌有何能击破，料定如湘军与朱部一出，则赣南全部必为我有。既以运械来韶，不能办到，就谕令蒋校长与许总司令决定应付办法，集合不为奸商所摇动之各部队，以期尽灭省中之奸兵以维持革命之地盘。 十三日晚军校特别区党部，为应付商变，开临时党员大会。十四日令军校第二三队出发广州市。何连长芸生由省带赣军新兵百名回校防守。又令驻虎门教导团第一营听候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指挥，该团第四连开往沙角。令粤滇湘桂各军分任各街防守，以杨希闵为戒严总司令，并下令解散商团。 这天夜间，逆团从大市街出动，校长督队并协同湘军（由韶关调回者约三千人）及张明达、吴铁城、李福林等各部，分向西关西瓜园、太平门、普济桥迎击，以滇军扼御长堤、沙基、黄沙等处。十五日晨四时，太平门普济桥一带逆团，来犯警卫军警戒地，警卫军还枪，破栅门而入。巷战良久，加以各军沿途夹击，商团先后退却。到了日暮，西关等处尽克复。陈炯明虽得英港政府钜资，图袭虎门已无望。十六日晚商团副团长陈恭受来乞和，愿缴械赎罪。校长准其请，省府下令通缉陈廉伯等九人。十八日宣布广州市区解严。所谓商团事变，至此才全解决。我们革命政府才去了一大暗敌。 这是黄埔学生第一次参与军事上的小试其锋。所缴商团的枪械，便交黄埔军校成立的教导团。那时滇军想法破坏黄埔军校取得这批枪械，可是校长很强硬的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有本领，就来打黄埔，否则你们不要讲话。”可见此时的黄埔军校已不可侮。国民革命军的基础，可说亦在此时建立了。 这时北伐军事因接济困难，樊部形成孤军深入，蔡成勋令冯绍闵旅驰赴吉安应援。樊部遇伏挫败，退至湘境桂东。豫军招抚使赵杰，督率所部，由遂川附近反攻，进展至左林、藻林，北军常德盛部大败。正当北伐军加速训练补充的时候，北京忽生政变，曹锟被幽。十一月二日，总理徇段祺瑞冯玉祥等电邀，并欲因以贯彻主张，决计北上。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以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驻守韶关，所有入赣入湘各军，归其节制。东江军事，责成杨希闵、刘震寰。又命沈鸿英编成广西建国军，出发湘南以援熊克武、程潜之援鄂军。江西方面方本仁输诚建国军，谭总司令委为赣南督办，合力攻蔡成勋军。蔡军败，蔡本人狼狈逃往上海。建国湘军宋鹤庚部攻克青龙圩，占领新城，各路军同时北进。十日，建国湘军占领赣州。二十一日攻克吉安。 方本仁同李烈钧将回赣，乃勾结赵恒惕、陈炯明，攻败建国湘滇军于吉安。朱宋鲁各部退守苍岭待援。十九日樊钟秀电告已抵开封，复奉令联同胡景翼，讨伐长江各直军。 十三日总理启程北上，各界暨民众欢送甚盛。船经过黄埔，校长率全体官生士兵整列校门外码头恭迓，总理莅校巡视一过，赞励备至。并由校长前行往阅第一期学生在鱼珠圩演习战术实施。看了好久，很慨叹的说：“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续我的生命，实行本党主义，今我可以死矣。” 总理这次北上的主要目的有二：“一为召集国民会议，是对待军阀的；二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对待帝国主义的。”但终因段祺瑞的思想根本不同，总理的主张不能实现。这时总理已抱病，不幸竟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 总理北上后，校长更体念总理的意旨，加紧训练真正的革命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把军校教导团，全团成立起来。团辖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又有特务连、侦探队、机关枪连、辎重队、通信队、卫生队等，并于团营连分设党代表。各级党代表，由廖党代表遴选教职员学生中之富有政治学识者，呈请中央任命，除实施政治训练外，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须受党代表的节制，以示党化。 至十二月二日，将教导团编为两团。原教导团改称教导第一团，团长仍为何应钦。第一营营长为沈应时，第二营营长为刘峙，第三营营长为王俊。教导第二团团长为王柏龄。第一营营长为顾祝同，第二营营长为林鼎祺，第三营营长为金佛庄。后又任命罗为雄、陈焯为第二团团附，杨天樗为第二团独立营营长。这是本党真正革命军的最初兵力。 ## 第二节 肃清两广根据地 自从总理离粤北上，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便想回复广东的全地盘。及闻总理病重，更加暗喜，一面联络广州近郊的滇桂军作内应，一面派人到北京，勾结曾毓隽一班人，要求段祺瑞援助他消灭“赤化”的广州政府。因此在十四年一二月间，便有陆军反攻广州的事件。此时广州形势颇觉严重。 但自黄埔教导团成立，第一期毕业，第二期在学的已有一千一百人，入伍生亦有一团。原来的粤军也整顿了一番，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便分兵三路东征。黄埔教导团及粤军任右路攻淡水，桂军任中路攻惠州，滇军任左路攻河源。 军校东征部队的编配，除教导团炮兵营为主力队外，以工兵队、辎重队及步兵第一二三各队为总预备队。另组政治宣传队。当各部队进发时，校长以总理病耗日恶，而兴师之际，款项、枪械、船只、伕子一无充分备足，随在感受痛苦，焦灼彷徨，终夕不寐，形神日瘁！ 校军于二月一日出发，以次克复东莞、石龙、淡水等地。其中以棉湖之战役最为剧烈，以其关系国民革命军之前途至为重大，特将其简要经过略述如下： 三月十二日校军由揭阳出发，谍报知逆军刘志陆、王定华、黄任寰等部集中河婆，分二路来袭。校长即令何团长应钦，依计占领棉湖，而令钱团长占领湖尾，以扼右路鲤湖之一股粤军，许旅则进至桐坑、狗肚等处（在棉湖北）侧击之。 大计既定，十三日午前七时二十分，何团长即率本部进至距和顺四里之曾塘村，正面敌人约五六千人。何团长遂以第一营、第三营为第一线：第一营攻击正面之敌，第三营由右方前进绕攻敌之左翼；第二营及特种部队控制第二线为总预备队。当时敌人既占地利，人数复多至十数倍，彼此相距不过二百米达。第一营猛烈奋战，以白刃相搏，反复冲锋，杀敌无算，而我第一营损失亦巨。 嗣敌正面不得逞，乃以强大兵力袭我左翼，我以第三营迎之，敌又未得逞。后因第一营左翼向曾塘村东北之小高地转移，于是该村无人守，敌遂由曾塘村前进，至该村东端田地内，距团部仅三百米达。何团长乃命第二营营长刘峙率领总预备队之第六连，渡小河向敌冲锋，后又命第五连加入，同时用炮向敌轰击，敌乃纷纷退却，曾塘村遂为我所占 领。 至午前十一时许，敌增兵反攻，何团长复命总预备队之第四连增加左翼以攻敌之右侧，并亲率团部人员及特务连之半督兵奋斗，团长之勤务兵亦已阵亡，苦战甚久，顽敌始退。自晨至午，教导第一团以一团千余之众，抵挡新锐顽敌二万余，血战至为惨烈。 下午敌以我右翼已增生力军，遂以大部猛力向我左翼包抄，第二营营长刘峙乃飞请派队增加左翼，何团长乃命唯一仅有之学兵连赴援。午后一时以后，左翼战斗之激烈，达于极点，右翼之许旅及第三营战斗亦烈，同时中央之第一营亦阵亡迭出，仍苦战。敌不支，遂向和顺溃退。 后敌复以总预备队向我反攻，我第一、三两营死伤过重，若非左翼支持得力，则全线退矣。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幸赖何团长以决死精神拼命撑持。后复有教导第二团钱团长之来援，于下午五时直攻和顺敌之司令部，敌以腹背受攻，遂纷纷溃退，而棉湖之血战遂以告终。 校长曰：“棉湖一役，以教导第一团千余之众，御万余精悍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广州革命策源地亦不可保。” 到三月十九日占领了五华、兴宁，这纯为革命精神所激发。若论物质条件，实困苦万状。当校长有一次自常平站启节，火车机坏，煤又不济，闷坐不觉泪下，感吟七绝一首，诗曰： “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鸮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 可见校长当日处境之难。粤军进展也很顺利，把梅县、大埔占领，达到蕉岭了。但是中、右两路滇桂军，始终作壁上观，未见发动。原来他们早与陈炯明私通。幸我右路军队行动迅速，不为牵制，便把陈军驱逐于潮汕以外，这是第一次东征的成功。 东征军是时在林虎司令部内发现滇军杨希闵与林虎等陈军私通的密电。此外又发觉了刘震寰亲往云南约唐继尧派军由广西来进攻广东。杨希闵驻在香港，一面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一面唆使商民电请段执政派他做广东督理。因此驻在潮汕的军事领袖，和广州方面的领袖，都决意铲除滇桂军。湘军谭延闿，滇军朱培德都派代表到汕头，去和校长等会议，大家一致决定讨伐杨刘。于五月下旬发动，到六月十三日在广州近郊，以不满六小时的工夫，把杨刘所统的滇桂军二万余人完全缴械，于是广州内部的大敌铲除。 杨刘打倒后，内部还有些零星部队，对于革命政府不大忠顺的，如梁士锋、梁鸿楷部，及许崇智部下的郑润琦、莫雄等部；也在八九月之间很迅速的解决（许崇智亦因郑润琦、莫雄等的关系离去广州）。 回师广州既平叛乱，校长以军队名称应有统一规定，就于七月二十六日在军事委员会席上发表意见：“统一军政，必自统一名称始。如旧日湘军、滇军、桂军、粤军等等，以省为别的名称，都应一律取消，另用统一的称号。在军事委员会曾拟有三种名称：（一）国民军；（二）革命军；（三）国民革命军。其要义不外指明我们国民党召集优秀国民所组织的军队，是以革命为主。所以‘国民革命军’乃为最切合的名称。” 到了八月二十六日经军事委员会议决，编组国民革命军。党军改为第一军，统辖第一、第二两师。校长任军长。建国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建国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福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余如赣鄂豫陕各小部，则仍其旧。 广州叛乱虽平，东江尚有陈炯明一个最坚固的壁垒——惠州未破。潮汕方面，陈军乘东江防军空虚之时，又由刘志陆发动侵入。到九月二十日以后，便决计作第二次的东征。 这次东征，区分为三纵队，以何应钦为第一纵队长，李济深为第二纵队长，程潜为第三纵队长。第一纵队由第一师、第二师之第四团、第三师（缺第九团）、警卫军之独立第一师、鄂军属之。第二纵队，第十一师、独立第一旅、第十二师之三十四团、潮梅留守部队（冯、余、张部）属之。第三纵队，由鄂军、豫军、赣军、潮梅军属之。 在二次东征出发前，发现驻粤川军熊克武有通敌的形迹，因把熊及其军长余济唐等扣留，并将其所部川军全部解决（熊克武本来挂名于国民党，并为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其所部川军由川入湘，被湘人逼迫来粤就食）。 于是东征军于十月一日陆续出发。八月以前，在增城、石龙、茶山一带集中完竣。按照作战计划，首攻惠州城。十二日晚合围。十三日上午开始攻城。校长亲上阵地，登飞鹅岭左山，勘定炮兵阵地毕，再至右山炮兵阵地指挥。野炮开始发射，敌炮还击，有三个敌炮弹从校长头顶飞过，距离只有一尺多。至二时，总攻击，步兵第四团向北门，第七团向西门至南门一带，第八团向西门一带，第一补充团向西南门。而各山炮野炮兵，分轰各城门堞楼。第四团冲锋五次，敌据城顽抗，双方损失甚重。第四团团长刘尧宸，躬挟竹梯，率敢死队前进，不幸中弹殉职（后来国府特予优恤，并追赠陆军中将）。第七、第八两团及补充团冲锋数次，因天黑俱各撤退。 十四日复总攻击，第七团及补充团趋西门。第四团攻北门中央线以左区域，第八团接第四团之右翼，同时并进。野炮山炮，亦对北门射击。敌人城楼右侧突出部之草棚，伏机关枪极隐蔽，我炮不易瞄准。山炮一连乃先占北门外房屋为阵地，对草棚射击。第一弹命中，我步兵乘敌机枪轰坏时，移竹梯至城根，蚁附而上，并掷手榴弹。杨逆坤如亲率护防力拒，多受炮伤退回。杨之所部再出，又遭我炮击。如此者三。第二团亦自水北前沙滩架大炮还击。傍晚，惠州、惠阳两城俱被我攻下，俘虏四千余名。杨逆率残卒窜向紫金。 惠城夙称天险，宋以来从未能破，今一鼓攻克，我革命武力之神勇可见，而军校学兵之牺牲精神，在此役发扬更大。校长曾电告在校学生曰：“本军克复惠州城，刘团长以下第二期同学伤亡至三百人之多，名城虽克，实不能偿本校精华之损失也。” 是时陈逆决从南路牵制，连占西江之阳江、罗定、云浮、新兴、恩平、开平、台山。苏廷友及梁鸿楷旧部，梁鸿林、洪敦曜，并起叛变。校长急召集团长以上队官会议，改定作战计划，并调军校入伍生第二期开赴惠州。到十一月初旬，潮梅一带也肃清了，于是东江方面的敌人全行铲除。到十二月下旬，粤南的高雷、廉钦各州县也全行收复了（只有对海琼崖至十五年春间始收复）。于是广州内部完全肃清。 在第二次东征中，校长认为华阳之役，为成败最大的关键。逆敌万余人向我猛袭包围，由洪逆兆麟亲率，复由鲤湖及棉湖一带，沿河两岸向河婆西进奋勇攻击。团长刘峙以千余之众扼守河婆，谢文炳、李云复、陈修爵等部共万余人，接触数小时，刘团长指挥所部突入两岸敌军之间，敌即纷纷溃退。洪股至是遂消失战斗力。校长说：“这是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致胜，转危为安……”战后感慨不置。 广西方面，自总理回粤，重建大元帅政府以来，因为广州内部的情势，十分险恶，当然不暇西顾。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想乘机恢复广西的地盘，又复潜来桂林。十三年一月三十日曹锟便任命陆为广西军务督办。但是陆的旧部，已经四分五裂，在广西内部的零星桂军，都想各自独立，没有几个人肯听陆的指挥了。此时在广西内部比较有点实力的军队领袖，一派为反革命的沈鸿英，一派为革命的李宗仁、黄绍竑。李黄与总理接近，沈则早为总理的敌人（后又向总理投降），但都不愿陆荣廷再来宰割广西。 北政府为扶植陆荣廷计，想把沈鸿英拉拢，于十三年五月中，又任命沈鸿英为粤桂边防督办。但沈鸿英要独霸广西，不受北政府的调和，围攻桂林。陆氏势蹙，马济由湖南借助湘军，以叶琪（叶为广西人）所部的军队入桂援陆，于六月十六日占领全州，旋即进至桂林附近。李宗仁、黄绍竑，当沈鸿英与陆相持于桂林时，奉总理命令，进攻桂省的首府南宁，于六月二十六日占领。沈陆闻南宁为李黄所得，相率讲和停战，但已无救于南宁之失。李宗仁于七月十六日在南宁通电请陆荣廷下野。到八月初旬，李宗仁军北进，占领柳州。沈鸿英见李黄势力雄厚，便与结合，共同进攻桂林，驱逐陆荣廷，于八月二十四日将桂林占领。陆败退全州，旋即下野。湘军亦由全州退出。于是陆荣廷恢复广西地盘的幻梦全破。 十月二十二日，李宗仁、黄绍竑、沈鸿英三首领在浔州开广西善后会议。两派势力相持很不容易解决。总理于十一月初旬任命驻粤桂军首领刘震寰为广西省长，命率所部军队回桂。桂军便于十一日推定李宗仁为广西善后督办，黄绍竑为会办兼省长，邓瑞征为会办兼善后处长，拒绝刘震寰回桂。十一月下旬黄绍竑应广州大元帅政府之召赴广州。胡汉民（时总理已离粤北上）与黄商定，“设广西全省绥靖处”，李宗仁为绥靖处督办，黄绍竑为会办。沈鸿英前此联合李黄驱逐陆荣廷，本来是想独霸广西，现在看到这样情形，知把持广西的幻想已做不到，便与李黄破裂。到十四年一月底，两方就开战了。李黄得粤军李济深（李本广西人）的援助，在二月间将沈鸿英军攻破，残部退入湘粤边境。于是广西全部由李黄统一。 但是沈鸿英方被解决时又来了一个大敌人，便是云南的唐继尧。唐作了多年大云南主义的梦，向川黔发展失败，便想向两广发展，看到总理在北京病重，广东内部有杨希闵、刘震寰作内应，便派兵侵入广西，乘李宗仁等在桂林方面与沈鸿英决战时，向南宁猛进，于二月二十三日将南宁占领，分兵一路向梧州，一路向粤南钦廉方面进攻。在十三年秋间总理将出师北伐时，唐也表示赞助，总理为广播声援计，曾任唐为副元帅。唐并未就职。等到总理在北京逝世，唐氏得到了消息，便在云南声言就副元帅职，公然想作西南王了。于是广州政府，一面通电讨唐，一面调驻粤滇军范石生部赴梧州，协同李宗仁、黄绍竑等往击唐军。经李黄范竭力奋斗，把唐军阻止。在五月十二日唐氏曾公然以副元帅名义任命刘震寰为广西军务督办兼省长，刘氏也公然想回广西去就任。及至六月中，刘震寰的军队在广州被解决，南宁方面的唐军，也渐次失势。七月初旬，唐军由南宁败退龙州回滇。至此广西全部才告统一。到十五年春初，前面所述粤南各州县收复时，两广的根据地都完全肃清了。 --- # 第四章 国民革命军的功业 ## 第一节 第二次北伐前的内部整理 十三年一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大会通过“组织国民政府案”，就是拟将大元帅政府改为国民政府。但到十四年七月一日才能实行。 这不能从速实行的原故，第一就是因为 在广东的一般骄兵悍将如杨希闵、刘震寰之徒，尚未出去。以总理居在大元帅的地位上，或者尚可勉强镇慑；若把大元帅的名义撤销，改组合议制的国民政府，杨刘辈必列入国民政府的重要位置，徒然增重他们的把持势力，于政务改革的实际无补。所以党改组后，仍旧保留大元帅政府。总理离粤北上，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及至十四年三月总理在北京逝世，改组国民政府的时机迫切了。故在总理方逝世时，广东方面的领袖，曾经开过几次会议，想把大元帅的职位名义撤销，免得那些野心家如唐继尧之类，假借名义来捣乱。但未能实行。 到六月初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定了一个严重的决议案，大致说：欲整顺中国，必先从整顿广东入手；而整顿广州，又必先从整顿军事入手。所以第一要军事统一，第二要民政统一，第三要财政统一，军需独立，第四要各军都受党的政治训练。这件决议案就是准备铲除刘杨，消灭改组国民政府的障碍。 六月十三日杨刘势力铲除后，便于二十五日发表改组国民政府的宣言。到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采委员合议制。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闿、戴季陶、林森、张静江、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等十六人为委员，主持政务，并推定汪精卫为主席委员，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三日，广东省政府也照国民政府所颁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设军事、民政、财政、建设、商务、教育、农工七厅；以许崇智、古应芬、廖仲恺、孙科、宋子文、许崇清、陈公博等分任厅长，推许崇智任省务会议主席。另设广州市政厅，以伍朝枢为委员长。于是在广州的政府机关组织一新。 其次便是实行军事的统一。统一的方法就是由中央组织一个军事委员会，把各种地方军的名目通通取消，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改编情形见前。其次便是关于财政民政的统一。以前财政民政的不统一，完全由于各地方军的把持。现在杨刘既已铲除，军事既已统一，民政财政的统一障碍物已经除去，自然迎刃而解了。 前面所述的，还只是关于广东一省以内的工作。到十五年二月下旬，国民政府设立一个两广统一委员会，计划两广军事政治财政的统一办法。三月十五日由政治委员会将两广统一委员会所提出的统一案通过。该案的内容共分三项：一、广西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二、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挥监督。六月一日广西依照此项统一案，始正式组织省政府。一切皆以国民政府所颁定的省政府组织法为根据。推黄绍竑为主席（李宗仁为第七军军长）。于是两广的政治统一工作全部完成。 两广既已完全统一，差不多可以北伐了。那年一月校长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席上，作军事报告说：“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完全在政府管辖之下，一个命令出来，完全可以动员，人数有八万五千人。兵士的饷额有一定预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较前改善。又有各校陆军学生六千余人，足抵一师之数。再用些精神积极整顿，本党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这并不是夸大的话。 不过党内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已经发生了很激烈的暗斗，惹起许多纠纷，还要经一番调处整理，方能向外出兵。原来本党改组时，许多老党员对于容纳共产党员的一点，已经怀疑。改组后不久（十三年六月十八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继、邓泽如、谢持，便已提过一次弹劾共产党员的议案，揭举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阴谋。当时总理尚在，可以镇制各派。共产党员也尚不敢跋扈。总理逝世后，共产派的气焰日盛。到十四年八月，发生廖仲恺被刺的事件，两派的倾轧暗斗，遂日趋激烈。所谓右派的重要分子多失势离去广州。十二月，右派的中央执行委员集于北京，便在 西山总理的灵前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取消政治委员会；开除共 产分子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鲍罗廷顾问的职，修正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广州方面以西山会议不足法定人数，其议决无效。因在广州另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于十五年元旦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届时大会议决将参与西山会议各员，分别加以惩戒。自此西山会议派便在上海别成一种组织。 自西山会议分 立后，广州方面的暗斗，仍是不息。因为不满于共产派行动的人，不仅是参与西山会议的那些老党员，便是青年的党员，也有一大部分，不以为然的。因是有“孙文主义学会”的产生。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是谋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对抗的。在黄埔军校中，也成立了共产派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对抗的形势。 到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拟谋叛乱。校长于二十日以非常迅速严重的手段，将李之龙拘捕，解除第一军内各级共产党代表的职务，并将军事机关中许多苏俄人员解职，送回俄国。容共联俄的政策，在此时几有破裂之势。但因为两方都认定此时尚未到可以破裂的时候，校长于执行非常处置后，又令“孙文主义学会”及“青年军人联合会”一并解散，俾免对峙状态。到五月十五日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四件。其第一次决议案列举整理党务的要点有四：一、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关系；二、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三、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威权；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意义。自此项党务整理案成立后，党内的纠纷一时暂告平息。于是可以实行出师北伐了。 ## 第二节 完成新中国的统一 在未述出师北伐时以前，应先谈一谈北方各军的形势： 一、直系嫡派的吴佩孚，失败再起，后与奉系结合，打败国民军。据有湖北河南两省。湖北督军原为萧耀南，十五年二月萧暴死，由吴佩孚委陈嘉谟继任受兵符。河南自国民军败去后，靳云鹗、寇英杰皆有宰割豫省之野心。由吴佩孚调和，任寇为豫军总司令，靳为讨贼联军副司令，驻豫省及直隶之保定大名一带。京汉线的全部都是他的势力范围。 二、直系后起的巨头孙传芳以南京为根据，宰制苏浙闽皖赣五省。对于吴佩孚虽表示尊崇，但已不欲居其下风。其实力亦在吴之上。自取得五省地盘后，颇想作三国时代的孙吴。 三、奉系军阀，自将国民军赶出北京后，在关内据有京奉线及津浦线的北段。李景林为张作霖所恶，被迫失势，直督的位置由张授张宗昌的部属褚玉璞，山东仍属之张宗昌。孙表示不北犯，两张亦表示不南侵，已有放弃旧怨言归于好之势。 此为北方的三大势力，与国民党绝对不相容的。 四、冯玉祥的国民军，困守西北，冯本人赴俄国，其军队由部下张之江等主持。东面扼守南口，与奉直军相持；南面死守西安，与刘镇华相持。在广东出师北伐以前，已为国民党的友军。 五、山西的阎锡山，自北洋军阀分裂以来，采用一种保境政策，一方面坐观大势。 上面是北方各军大概的形势。 此外还有一个关系最重要的湖南。以前是揭举联省自治的旗帜以图自保的，实际上常为吴佩孚所支配。到十五年春间，赵恒惕被迫去职，由唐生智继任湖南省长。唐本与广东发生秘密关系，继任省长后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削夺省内其他各武人的势力，于是叶开鑫走依吴佩孚，引直系军队入湘。唐不能支，退守衡阳，向广东请求加入国民党，所部军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受其请，将唐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派桂军先行入湘援助，于是构成由广东出师北伐的绝好机会。 十五年六月六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七月一日，校长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北伐部队动员令，令文有曰：“本军继承先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爰集大军，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 七月九日，校长在广州东较场举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典礼。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谭延闿给印，中央党部代表吴敬恒授旗，委员孙科奉总理遗像，各致勖词，校长谨受命宣誓毕，校阅讲演，仪式异常隆重。典礼总指挥为李济深，警卫司令为钱大钧，司礼为张治中，参加者合民众五万余人，发宣言及通电。二十七日七时半，校长自东山寓发轫，八时半至黄沙上车，各界欢送甚盛。先一日发留别本校全体官长学生书。 时吴佩孚方在北方指挥攻打南口的战事，等到八月中旬南口攻下时（南口于八月十四日攻下），国民革命军已深入湘境，岳州、平江一带，已将为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吴佩孚匆促南下，亲临前线作战，节节败退。到八月底，国民革命军已迫武昌。武昌省城虽然到十月十日才攻下，汉阳汉口则先已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吴佩孚初退孝感，复出武胜关，湖北便为国民革命军所有。 此时我军一面由赣西，一面由闽南向孙传芳所割据的地盘，取大包围的形势进攻。在南昌附近经过很猛烈的战争，于十一月初旬把南昌攻下。孙由武穴退回南京。到十六年三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的大包围圈，将要逼近南京。孙氏再由南京退往江北，南京便为国民革命军所占领。于是长江以南，全归入国民革命军势力范围。直系军阀的两派大势力，都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形势。 但不幸我们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裂痕，成为宁汉分立之局。吴佩孚、孙传芳复得苟延残喘，与奉系军阀打成一片，作最后的支持。但宁汉分立的期间，宁汉两方仍向北进攻。西北的国民军，也由潼关出来了；阎锡山也响应国民革命军了。吴佩孚率领残兵便由豫西亡命，让奉军来领受国民革命军的教训。到六月初旬，奉军大败，河南遂为汉方的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宁方也占领了徐州。至是孙传芳的地盘全失，走依奉系。 到八月初旬，宁汉进行合作的时候，校长为表示光明正大的态度宣告下野。但一时顿觉失掉了革命领导的中心。孙传芳就乘机与奉军结合向南京猛进。幸在龙潭方面，被国民革命军第一、七两军打得横尸遍野，率领残兵，仍旧退回江北。继后复入山东。 十七年春，校长受全国民众的请求和中央的敦促，复出领导国民革命军，继续进行北伐。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也从正太、京汉线出动了。到五月一日，国民革命军占领济南。张宗昌、孙传芳从此亡命。张作霖于六月三日也不得不由北京退回奉天。第二天车行至皇姑屯，遇炸，数日后即死。北洋军阀嫡系的两大势力，完全消灭。奉系继承者张学良，不久也归诚国民革命军，在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宣告易帜。本党打倒国内军阀的斗争，遂竟全功，于是本党就统一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的义务向另一新的方向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