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是在原人时代就扎下了恶根，再加上历代的潜滋默长，遂越发盘根错节地霸踞了人的脑海。说一句实情话，一部廿四史，乃是以迷信为主脑编成的；如果将史中的迷信剔除，所剩的不过是支支节节。基督教素以破除迷信为己任；近世纪迷信在我国所以不得过于猖獗，完全是 because 受了基督教的打击。假如再用上积极的工夫，直捣迷信的老巢，当然可制迷信的死命了。近三五年來，有一般号称得了新觉悟、受了新思潮的人物，将破除迷信列为新文化运动之一旗帜，未尝不鲜明，号筒倒也甚响亮，可是炮是乱放，枪是乱射；或者不到五分钟，也许要偃旗息鼓的。

至于论到基督教的破除迷信工夫呢，却是以步步紧逼为工具；因为历年以來，已经有不少破迷的文字，最显然的，则为丁韪良博士的《黜虚崇正论》。可惜自博士被召以后，继起的少有其人；况且当着这破除迷信的声浪嚣尘直上的时候，敢说博士如果存在，则必重修他的《黜虚论》。本美以美会百週纪念执行委员，目击此种情势，遂决意执行破迷的事业；所以本书报部秉承斯意，特请李幹忱先生编纂破迷丛书。凡分十大集：第一集论风水，第二集论卜筮，第三集论看相，第四集论垂象，第五集论成佛，第六集论成仙，第七集论妖祥，第八集论左道，第九集论邪说，第十集论多神。蝉联编纂，次第成书；所有论列，均属抉择精当，不拾前人牙慧，不袭前人皮毛。第一、二集业已出版，今第四集编成，予乐为述缘起如右。

大中华民国十二年五月五日 九江罗运炎

目录

一、引言
二、实用
三、误会
（十三）汉光武时……二十
（十四）汉桓帝时……二十一
（十五）汉灵帝时……二十二
（十六）汉后帝时……二十二
（十七）晋惠帝时……二十三
（十八）晋愍帝时……二十四
（十九）晋孝武帝时……二十五
（二十）刘裕时……二十六
（二十一）唐太宗……二十七
（二十二）朱全忠时……三十一
（二十三）赵匡胤时……三十二
（二十四）王安石……三十三
（二十五）宋徽宗时……三十四
（二十六）忽必烈时……三十四
（二十七）元顺帝时……三十五
（二十八）天理教……三十七

四、邪说
（一）李虚中……三十八
（二）星官……四十
（三）星神……四十一
（四）星使……四十一
（五）张果……四十三
（六）张得象……四十五
（七）醉醒子……四十六
（八）吴莱……四十六
（九）王处纳……四十七
（十）络绎赋……四十八
（十一）戏话……四十八
（十二）林虎……四十八

五、论调
（一）陶渊明……五十
（二）周杰……五十一
（三）吕才……五十二
（四）韩退之……五十四
（五）宋濂……五十五
（六）忠彦……五十六
（七）老圃……五十七

六、伎俩……六十
七、分辩
（一）关于日者……六十三
（二）关于星者……六十五
（三）关于风者……六十七
（四）关于云者……六十八
（五）关于雷者……七十二
（六）关于雨者……七十三
（七）关于露者……七十四
（八）关于雹者……七十五
（九）关于雾者……七十六
（十）关于虹者……七十七

八、结论……七十九

破除迷信丛书第四集 垂象

壹 引言

本丛书计分十集；第一集风水，第二集卜筮，第三集看相，均已出版；今又编纂第四集，命名垂象，是要专破我国自古以来关于迷信日月星辰及风雨雷电等事。

详察我国迷信天变的事，多偏重于为帝王的一方面；每逢天变，帝王就得敬天之威，不敢为所欲为。所以表面看来，迷信垂象未尝不是作恶以成善的偏方；然而据实说去，总不如揭开垂象的真面目，使为帝王、为臣宰、为平民的，都能往实迹上追求，那就于国于民两得其利了。

古人迷信“天垂象以示人”，藉以改变恶行的固然不少；可是假托着天所垂的象以实行其恶的，更是不少。不敢作恶，说是天不叫作；敢作恶，也说是天叫作；甚或明明是作恶，反倒假托着说是天以为善。所以从迷信垂象上所生的扰乱、杀害、弑君、贼民等等恶事，是笔难尽述的。

天地的变化，本有一定的至理，乃是基督教所尊奉的上帝所创造所规定的。况且我们所居的地球，不过是上帝规划中的一个小星，仅算是上帝大规划的一粟；人活的时间有限，知识也有限，并不能用有限的时间，藉有限的知识，去都将上帝的规划推测出来。有时天象改变，不过是上帝大规划中必有的一件动作，或是偶然的一种行动；完全是关乎全局，绝不是为某帝王、某平民而发；且是关乎全局的祸福，不是关乎一人的吉凶。敬天象未尝不是好事，最好的是再进一步去敬真神，并认识上帝的真象。基督教的宣传，就是根据于认识神、爱敬神。上帝的唯一化身，就是耶稣基督；信基督，照着基督的榜样去行，就算完全了人的本分。天象不天象，那不过小节就是了。

天象本是有一定的规程，藉着此种规程，可以窥见上帝的作为；但是必须先从考验入手，然后才能求出一种程序来。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多半设有专局专员，以测验天象；但是在我国则多偏重于求福免祸、趋吉避凶，在外围则多注重于研究学识。所以一是失于渺茫虚浮，一是得于实际真情，这就是中外进化退化的关键。国人能在此焦点着想，国事庶有挽回的地步了。

回想自中西交通以来，数百年间，已是革除了不少迷信天象的事；可是此种变革，明朝尚不见动静，直待满清时代，才少有正式迷信天象的事。不用说推倒满清、树立中华之后，自然更就少有迷信天象的事了。可是此种迷信，由来已久，虽不见诸皇皇的命令，然而潜伏于社会间的，还是暗中霸占了人类的信仰，阻碍了文化的进步，说来是极为可寒心的。

贰 实用

我国前有的钦天监，乃是专为测验天象而设的专部。就实用说，国家社会都蒙了不少的福利；即如考定岁月的长短、节令的时刻，刊为皇历，颁布天下，四民百工，按时兴作，不至紊乱。就不实用说，则又掺杂许多迷信的事，即如择日子、出行、动土、婚丧等等，竟成了束缚人的铁链。时到二十世纪，若仍奉行故事，依旧不改，智者当作如此举动啊。

至于要推求其源头，则不妨从五帝时开首。当轩辕时（纪元前二六九七年），始设占天官，管着测验星的为鬼臾蓲，占验太阳的为羲氏、和氏，又有尚仪则管理占月的事，车区则占风。此等设施，均是追求实际的用处，少掺杂祸福的幻想。因为正当洪荒初开时，只求有裨实用，尚不暇在吉凶上留意。所以轩辕氏堪称一位太上立德的明君。

后来此种实用的学问，则渐渐变成迷信星象的总机关。即如唐时称为司天台，宋时称为司天监，到明朝则称为钦天监，执掌一切天文、历数、占候、推步的事，清朝也率由旧章。民国成立，则改称为中央观象台。这个名称最为恰当，因为从前的名称“钦天监”，实含着迷信的意味，也做出些迷信的事情；今更为“观象台”，乃表示所有的天象都是要加以观察的。钦天本有别的法子，不用在天象变的时候再去钦敬。况且“中央”二字，又是表示此种观象台可以随地设置，这不过是中央的一个就是了，比从前只有皇帝的钦天监、没有民人的钦天监，更自不同了。

当夏朝仲康时（纪元前二一五九年，距轩辕五三八年），羲氏、和氏仍充授时之官，管理测太阳、颁历数的事。可是因为他只知喝酒，不尽职分，以致壬戌年（纪元前二一五九年）九月初一日的日食，他未曾预先察出。于是王乃命胤侯掌六师去征伐他。

以上这两段记载，鉴史只记录其事实，尚不见得天变乃关乎国家的兴衰。然而从此以后，每当国兴国衰，则大书特书，俱于天变有关了。所以就鉴史的记载看来，从夏朝灭亡时，方才堕在迷信的深池中，后来遂愈陷愈深，几乎乎有灭顶的惨祸了。

叁 误会

（一）夏桀时

夏朝所以灭亡，乃是由于夏桀的暴虐无道，不知爱民；但是鉴史上特不于此处置重，只接连的记着：“当夏亡的一年，有两个日头彼此争鬬；星也陨落的不少；东岳泰山也崩裂了；地也大大的震动；伊水与洛水（俱在河南洛阳县）也都枯干了。”凭此种语气看来，这些天象都是夏桀所惹出来的。其实夏桀只能去作他的恶，他又那能惹出两个日头来打仗呢？星的陨落直到如今还是继续不止，何尝于国家的灭亡有关系呢？至于山崩地裂，亦属常事，世界各国无地蔑有。伊洛二水的泛滥与枯竭，俱是旱涝不均所致，为民上的苟能预先讲求水利，则水旱偏灾可以免除。不然，一旦亡国，只知怨天，未免过于不负责任了。

（二）成汤时

夏朝为成汤所灭，改国号为商。鉴史又载：“当成汤登了帝位，遂有七年的大旱。于是成汤改装一个祭品形像，到桑林中祷告求雨，以六事责备自己说：是我为政曾不节俭么？百姓曾失职么？住的宫室太华丽么？因为曾听妇人的话么？贿赂曾公行么？听的谗言太多么？还没祷告完，大雨竟能下遍数千万里。”这一段事不能说是不实，可是史记初次成于汉朝的司马迁，距商汤共有一千七百余年，所以他的记载并未说明成汤是在那一年才祷告的。若说第一年大旱时就祷告罢，则以后六年必不能再说大旱；若说第七年方才祷告罢，则成汤既然爱百姓，为什么眼看着百姓遭了六年的大旱，方才为他们祷告呢？况且百姓既然遭受这等的大旱，焉有不自己想法子的理，焉能等到七年再待成汤为他们求雨的呢？再说这六样事，并非成汤时所能做出来的，乃是秦汉时的帝王所最容易犯的毛病。所以推究这段记载，就大旱七年才求雨说是不近情理；就还未祷告完随大雨数千万里说，则未有大旱七年还不雨的；就必待成汤祷告才下雨说，又是犯了过于尊重帝王的阶级主义。再就六事说，完全是替汉朝的帝王说法。至于成汤曾否以此六事自责，那却无法细追。

（三）周成王

商朝又为武王所灭，到他儿子成王登位时，才十三岁，所以由他的叔父周公摄政。当时有人说周公将要篡位，所以周公就辞职闲居，杜门谢客。不料有一年庄稼长的倒也畅茂，可惜还未收获，天就雷霆陡作，狂风大起，禾稼尽行仆倒，大树也连根拔起来了。成王遇见这等的天变，想到总自己做错了事，想来想去就想到周公身上。于是快打发人将周公迎回朝堂。谁料想天又只下雨不打雷，并且还刮了一场顶风，因此禾稼又都爬起来了，遂得了一个大有丰年。周公是圣人，谁也说不不错的。然而若说为他一个人的缘故，就弄的不下雨只打雷打闪刮大风；又为他一个人，又下雨又刮顶风又好年成，未免说的天太小了。成王能悔悟听谗言的不是，急遽的再将周公迎回，真是有过人的能干；上帝所要的就是此等的人。他在这一件事是如此，其余的可以类推，件件是如此，自然要受上帝的祝福了。

（四）周庄王时

至于论到日食，本是由于日月交会所致，本有一定的规度，也不关乎吉凶。但是自古以来，鉴史上曾大书特书“日有食之”者，凡三十六次，俱说是关于国运的消长，以及别的等等事故。文定胡氏也曾解释说：“日食有常度，凡精于历书的必能预先推出。但是为什么每食必要特特记载呢？乃是要使后世有所依据。既然有常度，即无异于变异，所以必大书‘日有食之’，乃是要指示人遇见变异而有所惊惧。因为日头本是为所有阳光的头脑，即如人君为百姓的头脑；日既被食，正如人君被欺。凡经书有‘日有食之’的记载，必是当时有为臣子的背叛他的君父，为妻妾的危害他的良人，或是一国的政权为权臣所霸持，或是有夷狄来侵犯中国，这都是阴盛阳衰的表征。因此经书鉴史上特特的记载明白，原是要使为人君的有所预防啊。”胡氏的说法，只有一二分是切合事实，其余八九分则都属乎迷信。只因迷信占了多数，所以只见迷信不见事实了。这就是我国历代的乱源。

我国自古既以日头比帝王，所以每逢日食就迷信是当时的帝王要遭受什么厄运，因此他必要先事预防。只因有此等预防，所以才发生许多新的事件，今略记如左：

“当周庄王十年（纪元前六八七年）四月的某天夜间，竟有常见的星忽然不见；当天夜间，有些星陨落如同下雨似的。所陨的什么呢？就是些石头。此事在汉成帝三年（纪元前三〇年）春天，也曾在山东东昌府（今改聊城县）发现一次。”此等事情本是习见的，可是自古以来就迷信是主着特别的灾异。即如周庄王时的一次，说是与当时周公黑肩谋弑庄王及齐国无知弑其哥哥襄公有关；而汉成帝时的一次则关乎外戚王凤等掌权太盛，所以天才特立灾异以警告当时的君臣。并且三月间既陨星，又特书“四月下雪”，所以屡次的记载这些变异，都是因为外戚王凤、王音所致的。以后王莽篡汉，就是因为当时的人君屡次不听上天垂象的缘故。其实这些迷信变异的事，于实事并无补益，只可恐吓愚人，不足威吓狡黠的人。试看王莽何尝因为天灾就不篡汉呢？最要紧的，还是真认识上帝，多讲究基督牺牲服务的主义，为更有益。

“当周襄王八年（纪元前六四四年）春正月间，有星陨于宋国（今河南商邱县）的京城；还有水边的鹢鸟五六只，从京城的天空中往后退飞。”鸟本是该往前飞，今因飞的太高，遇见空中的大风吹的往后退飞，竟说这也是上天特别显示给人的。五年以后，宋襄公在孟地为敌人所执，以及宋惠公在泓地为敌人所败，也都迷信是与星的陨落、鹢的退飞有关。最奇怪的，既然看见天的垂象，为什么还不务修德政呢？

（五）周显王时

彗星本是行星的一种，绝无关于妖祥。可是我国自古以来，就迷信彗星为妖星；一旦出现，必要主着什么祸患。所以历代以来，因彗星所生的扰乱，也是笔不胜书的。即如当周显王八年时（纪元前三六一年），有彗星见于西方，纲鉴特特的注明：“彗星是妖星，他的色若是苍而不明，则主着为王侯的必要破家，为天子的必要受兵患的苦。色若发红，则主着盗贼蜂起，强国肆行无忌。色若是发黄，则主着宫中的女权太盛，必要夺取后妃的权柄。色若发白，则主着有大逆的将军，二年以内必要起兵。至于黑色，则主的是要发水患，江河必要溃决，土匪亦必蜂起。若是星尾很长大，出现的日期也久远，那么所有的灾异也必长大久远。若是星尾短小，出现的日期也不多，则所有的灾异也必为日甚短，为患甚少。”以上的迷信说法，竟记载于我国所依为国魂的鉴史上，真算是不得了的事。其实不是彗星为妖异，这部鉴史真算得是妖异，那位作鉴史的，真也称得起是妖异的主动人。以妖异立国，焉有不处处受妖异的辖制呢？

（六）周赧王时

到周赧王（纪元前三〇五年，距周显王六十三年）十年、十二年时，俱有彗星出现，鉴史又发明说：“全部鉴史只记有彗星出现十六次，今竟接连着记载二次，乃是在周赧王年间，可见周朝要到赧王灭亡了。”当时人心既迷信彗星，所以每逢彗星出现，为君的惶惶不安，为臣的则蠢蠢欲动，为诸侯的更要跃跃欲试。所以当赧王时，彗星连出了二次，竟被无道秦将周朝灭亡了。当时秦国必要以彗星为口实，说是周朝灭亡，不该他事，乃是上天所命定的。试思只就迷信彗星一端，也就不知给奸臣贼子铺好了多少作奸犯科的路。迷信害人真是不浅！

（七）汉惠帝时

当汉惠帝七年（纪元前一八七年）正月初一日日食，到当年五月时又有日食，这一回则是全食。于是鉴史又加解释说：“当汉高祖时天下承平，惠帝既继续高祖而为皇帝，当有祥瑞，为什么反倒屡次有灾异呢？即如惠帝二年，某处井中出来了两条龙，又有地震，夏天则大旱不雨；三年则河南宜阳县下了些血雨；五年冬天的时候竟是打雷，桃树开李树花，枣子还结实，这都是灾异的兆头；第七年则正月初一日的元旦有日食。统计鉴史上记着正月初一有日食的不过二十八次，竟有二十余次都主着灾异。这一年竟于五月又有日食，可见是主着大凶。日头本是人君的表征，日头被食就是人君要被侵蚀的兆头。鉴史上所以特特的这样记载，就是表明上天所示的警告，说是吕后不久就要侵夺惠帝的皇位。”按天文家所推测出来的日食，是每年必有二次的，不过有的地方不能看见就是了。当汉朝时疆域本是很广袤，所见的日食必定次数很多，可是多不载在鉴史上。鉴史所要载的，乃是当人君被侵夺时的日食，所以上下五千年间日食当不只二十七次，推究鉴史上只载二十八次的缘故，则均是当着帝位动摇的时代。作鉴史的还特特的加上许多迷信的解悦，这样不但不能止住奸臣的邪心，而且更是启发奸臣邪心的钥匙。岂不极当破除么？

（八）汉文帝时

当汉文帝八年时（纪元前一二一年，距汉惠帝七十三年），有长星出东方，所以鉴史又渲染说：“当时汉文帝甚称得起一国之君，所有国家大政也是甚为修明；这样长星就不该出来。然而他为什么还要出来呢？想必应着吴楚七国的变罢。”当时迷信星象，一遇长星出现，不反的也要谋反。这一次长星又出现，朝廷因为迷信，所以怕臣下造反；臣下因为迷信，遂要迎合长星而造反。因此汉朝所封的七国，如吴王、胶东王、胶西王、菑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虽然都是汉高祖子孙，其实看见彗星，也都止不住的要造反了。这就是迷信星象的效果。到汉景帝（汉文帝太子）三年时，七国果然举兵反叛。推究原因，则因为景帝二年时：（一）因为有彗星出现于东北；（二）因天降雹子；（三）因荧惑（说是南方火星出现则主有悖乱残贼疾丧饥荒刀兵等事）逆行守北辰（北极星）；（四）因月亮错行到北辰间；（五）因岁星（木星又名岁星）逆行到天廷中。鉴史上又特特发明说：“有这许多的星象，焉有不遍地起兵的呢？”从这一迷信，不知屈死了几百万人。迷信流毒真是可怕！

（九）汉昭帝时

汉时又迷信若有特别星象，则主国有大丧。即如当汉昭帝元平年间（纪元前七四年）春二月时，有流星大如月，从东往西行。鉴史又特记说：“这是大灾异，主着国有大丧。果然不到一月，昭帝就崩逝了。”昭帝崩逝可说适逢流星出现，却不能说服星出现是因为昭帝要崩逝，也不能说昭帝崩逝是由于流星出现。鉴史不求流星所以然出现，只迷信是昭帝的催命符，那真是大错了。

古人迷信星象，藉着星相或是平乱或是造反，必待星象出现方才有所举动。不料还有时因为时局不甚妥当，竟是特意的假托说有此种星象或是彼种星象。此等欺骗的说法，为祸更是不浅。即如当汉成帝时，有外戚王氏（王莽的先人）威权太盛，当时人就故意要加以裁制，所以假托着说是在黎明时有两个月亮上下相承出现于东方，其实并未曾有这么一回事。在晋朝时也说有三个日头上下相连着往东行，还说有一天夜间忽然出来了三个月売。这都是要故意造作出裁制奸臣的。其实奸臣得到此种说法，就越发有恃无恐，更要大胆的肆无忌惮了。

（十）汉成帝时

所最冤枉的，就是当汉成帝（纪元前三二年）时的一位叫方进的宰相。当时也有所说的荧惑（解见前）居其宿为明堂大星。可巧有一个号称长于观星的贲丽，说是此回星变，是大臣拨弄出来的。汉成帝听到这个话，遂召见方进，痛加责备，逼着寻死。方进不得已，当天就自杀了。

（十一）楚昭王时

当楚昭王时（纪元前五〇六年），也有与上同类的事，幸亏昭王还算明白，所以未曾误杀臣下。其事如左：

当时有云彩如同一群赤鸟一般，夹着日头乱飞了有三天的工夫。太史官遂奏告王说：“这个灾异想必该主着王遭不幸，然而也可以移在令尹、司马身上。”但是昭王说：“将心腹的病，移在股肱上，这有何益呢？”可见昭王不忍加祸臣下。可惜他还不能揭破迷信，还以为他自己是要当灾的；真是白白吃亏。

（十二）王莽时

天降大雾本是常事，可是古时若遇大雾，则亦疑为与国家有关。即如当王莽篡汉时（纪元后八年），纲鉴大书特书“黄雾四塞”，并又加发明说：“雾是一种恶气，王莽篡汉，因有黄雾四塞，是主着莽将四塞不通啊。”于是不到一年，各地兵起，相与为乱，民不聊生，王莽终为汉家的宗室刘秀所灭。其实与雾有何相关呢？

（十三）汉光武时

也有藉日食警告为君者。即如汉光武六年（纪元后三〇年）九月晦日有日食；又七年春三月晦日又有日食。因此有官吏上疏说：“日本是君象，月为臣象；日食是日光为月所掩，也就是君要为臣所掩。其实并不是臣有意掩君，乃是因为君的务求急促，是以臣下随之急促，遂于无意中掩了君。设君能主于缓进，臣也必缓缓随行，断然不能发生掩君之事。”如此的就物论事，可说是善于见机而作。也许在迷信时代，非这样的说，则不能达到人君的耳朵里。可是到在科学昌明时代，则无须乎如此的藉天象惊人了，还是就事论事，比较的倒还令人佩服。

（十四）汉桓帝时

亦有因说日食与人事有关而惨遭杀戮的。即如汉桓帝延熹元年（纪元后一五八年）夏天五月晦日，发生日食，太史令陈授奏告日头所以变更，罪是在大将军梁冀身上。按当时姓梁的一共出了七个侯爵、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三个大将军，还有卿尹将校五十七个。梁冀秉政已有二十余年，因为私怨杀的人是甚多的；内外只知有梁冀，天子不过只随声唱喏就是了。这一次日食发生，陈授特要裁制梁冀，所以说是罪在梁冀。其实梁冀怎肯承认这个过错，于是私自将授下在监狱，并在监中将授弄死。桓帝听见这个风声，心中甚是惴惴不安，好歹捱过三个月，约会了几个心腹宦官等，这才将梁冀诛灭了。约计因此案而死的，老的则八九十岁，少的则一二岁，一共总有几千人。您想日食厉害不厉害呢？虽然梁氏灭族是因为过于专横，然而若不是陈授的一句话，恐怕还不能引起来啊。

（十五）汉灵帝时

古人有因灾异发生而修德政的；其实也有虽然发生灾异，仍是一味横行的。即如当汉灵帝光和元年（纪元后一七八年），说是有黑气如龙，长有十余丈，堕在温德殿庭中；又有青虹出现于玉堂殿庭中。灵帝遂寻求消灾的法子；当时有一位文学家蔡邕对灵帝说：“臣想这些灾异，都是亡国的怪物，上天既然屡降灾异，是特为要警戒人君悔悟。”谁知灵帝不但不听，而且反听谗言，将蔡邕全家都剃去头发，再用铁将头项束缚起来，充到陕西宁夏，永久不得回故乡。您想是蔡邕说话不慎召来的一罪呢？还是因为灵帝昏暗不明呢？设若不迷信黑气青虹的灾异，岂不免了这段冤枉的罪案么？

（十六）汉后帝时

古时人君也有因迷信灾异而兆祸的。即如汉后帝时（纪元后二五四年），魏王曹髦常见有龙在井中，群臣都以祥瑞可贺。但是髦说：“龙本是君的象，不是在天就是在田，今竟处在井中，何尝是佳兆呢？”于是遂作了一首《潜龙诗》。不料想被权臣司马昭晓得了，后竟被司马昭所弑。可见迷信又有何益处呢？

（十七）晋惠帝时

当晋惠帝永康元年（纪元后三〇〇年），又有所谓灾异者出现。即如鉴史大书河南尉氏县下血雨，妖星见东方，太白（即金星）昼见，中台星拆。司空张华少子劝父逊位，以避天灾；张华说：“天道幽远，不如静以待之。”鉴史又加发明说：“有这样的天变，张华还要静以待之。不知弑太后、杀太子那些事，还是静不是静。乃不听儿子的话避位，竟是不到一月，就有了灭族的大祸。真是可哀痛的事！”

张华既然说“天道幽远，不如静以待之”，似乎还算明白。可惜身为大臣，当着太后太子被杀的大事，竟是无所为计，又焉能逃出本身的祸患？可见是甚不得明哲保身的方法了。司马懿的儿子赵王伦既杀了张华，又自称皇帝，因此晋家的宗室遂一齐起兵，彼此屠杀起来了。鉴史上也要趁機点缀星变的故事，说是：“闰三月初一有日食；又从正月初一直到闰三月，五星是从天上乱过，一点常度没有。”这样的记载，乃是要表明晋朝的王室互相杀伐。所以若说星变是被国乱感激的，也可以说国乱为星变感激的，两下里彼此感应，就越发要乱大了。设若人不迷信星变，则虽见星变也必不生邪心，仍要安分守己的过度，岂不比迷信更见得平安么？

（十八）晋愍帝时

晋愍帝是司马懿的重孙子，为汉将刘聪所杀。这本是晋朝的一大国耻，当时鉴史也点缀说：“有三日相接连往东行，天变没有比此再大的。又不到几年，日头又黑夜出来，有三丈多高，这都是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其实细细推究这些记载，乃是绝然没有的事。最精的天文家也不能找出三个日头接连着东行。至于日头黑夜高三丈，难道又退回去了么？更是难解的事。想必作鉴史的特为要丑诋晋朝罢！

（十九）晋孝武帝时

当晋孝武帝廿年（纪元后三九二年），也有彗星出现，从须女星（说是婺女星，乃是属于越地，此星是管着布帛裁制嫁娶等事）直到哭星（说是此是主着哭泣）。孝武帝看见了，心中就甚怀疑作恶，于是擎起一杯酒来向星祝告说：“长星，劝你喝一杯酒罢。从古以来，那有万岁的天子呢？”

从此看来，孝武对于星变竟拿出戏弄的口吻。他并不是不迷信彗星能作乱，他不过以为尽他去作乱，我去作天子作够了，无论谁来夺位，也不要紧；最要紧的还是喝一杯酒。试思此等昏君，怎能配得起为人主的职位呢？所以不到一年，就被他的妃嫔刺杀了。

当晋穆帝时（纪元后三四五年），有秦主生说是“太白星到井里去，乃是因为他干渴了。”这也是与晋孝武帝一样的戏弄口吻，所以仍然是放纵他的耳目口腹，因此不到四月也被杀了。这样说來，晋孝武与秦主生，都是因为过够了好日子，自己情願去找死，并不是星象叫他死的。

（二十）刘裕时

晋朝的末季，并没有一个明君。当时就有一个领兵的元帅刘裕，想着篡位；可惜还得不到合式的机会。可巧有一年彗星又出来了，直出到八十多天方才灭没。刘裕得到这个机会，遂下了篡位的决心。所以观察鉴史的记载，虽然说记天变是叫人君有所惊惧，其实倒不如说是嗾使人臣作反还恰合些。因为人臣藉天变去造反的比较的多于人君的惊惧啊。

（二十一）唐太宗

历史上所最难为情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杀他的哥哥弟弟，也要假托是星变叫他杀的。不将杀兄弟的罪按在自己身上，竟是推到太白星的身上，真算是伶俐到了极点。按周礼上说：“九州之地，都是按星座分划出来，就着星座的区域可以推知其地的妖异吉祥，所以又称为分野，意思就是按星的所在分划各地。”当李世民蓄意要杀兄弟的时候，可巧有太白星（金星）从天顶上过。于是有一个通晓星象的官叫傅弈，秘密的奏告唐高祖李渊说：“太白星是出现在秦地，那么秦王（当时世民封为秦王）必有天下。”并将这一切的星状交给世民，于是世民遂下了决心。如此说来，国家的杀伐扰乱全是一般迷信星变的人所虚造的。他们还说太白星是上公大将军的象，从东出来也当从东没下去，从西出来就当从西没下去；设若是从天顶上过，那就主着是臣下要起兵的。世民遇见了这种景象，不啻是服了一付兴奋剂，所以毅然的动起手来了。

到李世民作皇帝二十二年时，太白星又屡次白昼出现，他心中大大不得平安，以为不知那一个臣下是要造反的。管理星象的太史遂奏告说：“是主着出一个女皇帝。”当时民间也有一种秘密的记载，说是唐朝传三世之后，必有一位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世民听到这些谣言，心头就格外的作恶。最冤枉的，就是当时有一位武卫将军李君羡，小名是五娘，他的官爵与所封的城邑也都带着一个“武”字，所以世民就想到一定是指着李君羡了。因此削去本职，出为华州刺史（今陕西华县）。从来说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李世民既然疑惑李君羡，随即有些推风逐浪的说他是要造反。世民揪住这个莫须有的话柄，立将李君羡诛杀了。试想死得屈不屈呢？

李世民杀了李君羡还是放心不下，有一次背地里问道太史李淳风说：“民间的谣言是真有的么？”回答说：“臣仰察天象，俯察历数，这位女武王已经在后宫中，再等三十年就当作皇帝，并要杀尽唐家的子孙；现在已有兆头了。”世民又说：“这样把宫中可疑的宫女们都杀掉如何呢？”李淳风又答道：“这事关乎天命，人不能违背天命的。即便杀也杀不了那一位当作皇帝的，不过白白的屈杀好人就是了。况且再等三十年，这位女皇帝年纪已经老迈，性情或者能较慈善，不能多杀唐家的子孙。设若现在能将他除灭，上天若再生一位壮年的，一味好杀，则陛下的子孙连一个也不能剩了。”唐太宗听了李淳风的这一席话，这才没曾下手屠戮宫女。

以上这段记载算是最堂皇昭著的了。最可怪的，就是太宗既听太史说女皇帝已在宫中，他倒不去追寻，想必只顾得贪恋女色，不顾及子孙的死净不死净了。推想太史所以如此述说，必是看出太宗的才人武氏从十四岁被召入宫之后，已有十二年之久，所得的宠幸冠后宫，又干预国政，已有篡位的兆头。因此趁着太白星出现时，说些警告的话。谁知太宗只知宠眷，不去裁制，所以太史才顺口说是不如任凭他生长为佳。如果说是非加取缔不可，恐怕还要见罪太宗哩。刚刚过了一年，太宗崩逝，太子即位，是为高宗，捱过了六年，竟将武氏立为皇后。于是李氏的子孙就开首被诛戮了。其实当初太宗取天下的时候，兄弟骨肉间已经是自相屠戮；这一次武则天又是如此，不啻是成了门风。为什么将罪推到太白星上呢？太白能言，定要驳嘴。

后来武则天改革了唐朝的国号为周，僭位到十九年时，又遇见食尽的日食。鉴史又推衍着说：“这是主着武氏灭亡。”果然不到二年，就被张柬之等讨伐了。其实十九年间难道不曾有日食么？为什么独独要记载讨伐武氏的这一次呢？可见是捕风捉影着说就是了。

（二十二）朱全忠时

细察古时迷信星象，每更换一次朝代，就格外的有些天变。当承平时，连一次星象也是不见的。其实并不是没有星变，乃是作历史的不录。既到乱世时，虽然稍微有点风浪，也必要大书特书的作危语警人。此种著作的流毒，比较的为害并不亚于俄国的虚无党。当唐末时就格外的写出些天变的事，以致播弄的天下不得安宁，也就引起朱全忠的野心要实行剿灭唐室了。即在朱全忠篡位的前一年，有彗星出现约有竟天之长，鉴史上又发明说：“这是最大的灾异，所以不到一年，唐就亡了。再如晋朝灭亡，也是由于长星竟天。不过孛星竟天则只主有兵祸，还不至于亡国。”这样说来，满清是怎么亡的呢？长星、彗星跑到何处去了呢？再者若说朱全忠灭唐改国号为梁是由彗星，为什么李存勗灭梁改国号为唐又不见彗星呢？为什么石敬塘灭唐改国号为晋亦不见彗星呢？可见这些兴亡得失全与星象无干了。只用人君能修德爱民，国无有不兴者。

（二十三）赵匡胤时

取天下于寡妇孤儿之手的赵匡胤，也是假托着天变才实行的。当时有一位号洞晓天文的军校名叫苗训，说他看见日头下边还有一个日头，两个日头不住的上下摩荡。他因此将这等天象指示匡胤所亲近的属吏楚昭辅说：“这真是天命啊。”若不是他这一句瞎话，恐怕赵匡胤还不敢遽然就称皇帝；只因有他这一句话，所以匡胤就要取天下而代之了。推想这一句话说的不能再深刻，而且偏偏将天象指示给匡胤所亲信的人看，说甚么攘夺天下乃是天叫他做的，真算是巧于粉饰的了。

（二十四）王安石

古人有的是藉天象惊戒人不许妄为，亦有是藉天象而引起妄为；可是遇着那刚愎自用的，则不顾天如何变，他还要贯彻他的主张。即如宋朝的王安石，就是此等的人。当他率尔更张国家法度时，因之生出许多扰乱，所以招来不少的诽议。也有人藉着日食、彗星、地震、山崩、水旱、风雾等等的灾象警告他。但他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所以仍是一味的实行变法。此等气节，未尝不可称为改革大家。然而天变虽然不足畏，却是能够研究的。当时王安石果能将畏天变改为研究天变，岂不是富国利民的事业么？可惜他计不出此，竟拿出无神派的手段，实行的任意造作，这才惹的天下嚣然，四海沸腾。所以说别人作乱是过于迷信天变，王安石变法是过于迷信自己。他们都是因为不洞晓天变，也就是因为认不清上帝。凡能认清上帝的，必是能洞晓天之所以变，也能作出福国利民的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人为甚么不于此点加之意呢？

（二十五）宋徽宗时

还有该当日食而日影见不出亏食，因此以为是可贺的。即如当宋徽宗崇宁五年（纪元后一一〇七年）三月、七月有日食，但是日影未见亏损（日月相切），所以群臣们都上朝庆贺。为什么要庆贺呢？因为从来就迷信日是君的象，日既该食不食，乃是表示君该遭难却不遭难，所以要特为人君庆贺的。这样说來，宋徽宗为什么还为金人所掳，殁于塞北沙漠之中呢？

（二十六）忽必烈时

到元朝时，此种迷信星象之事多不由国家的长官管理，多半是些和尚道士以及无业的术士们从侧面虚作蛊惑的话。即如元世祖忽必烈杀宋少保信国公文天祥（纪元后一二八二年），乃是因为有一个福建的和尚说是“有土星侵犯了帝座，国家一定要有大变”。忽必烈刚刚正式作了三年皇帝，当时宋朝的旧臣，群都怀着反侧，更以文天祥最不肯降服，所以才藉故把他杀掉，觉着是除了祸根。因此文天祥可说是死于和尚的口里。

（二十七）元顺帝时

鉴史上接连着记些灾异，当以元末时最多。即如那位被明太祖所灭的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罢，即位的第二年就连记汴梁（今河南开封县）下血雨，彰德（今河南安阳县）天雨毛，民间也起了一种谣言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又有某地发水，某地遭旱，某地瘟疫大作等等。“京师屡次地震，鸡鸣山也崩裂了。太白屡次白天出来，从天顶上经过。温州（今浙江永嘉县）地震，海潮大作。枣阳（今湖北）童子方一岁，暴长四尺多高。有两个日头相摩荡。彰德的李子如同黄瓜，并有一种童谣说：‘李生黄瓜，民皆无家。’有龙在乐清江彼此争鬬。元大都有大雾前后共十五天，从早到午，辨不出人物来。山东有赤气约有千里长。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夜间有天鼓响，傍明天又响，就如同空中有战争似的。日头旁边有一个月亮，还有一个星。”既有以上这些灾异，鉴史上都说是元朝的催命符。当时朱洪武、张士诚、陈友谅及一般群凶小丑们都借口是起兵的兴奋剂，这才闹的天下混乱了二三十年。试想迷信毒不毒呢？

（二十八）天理教

凡迷信星象的，没有不假托天命造反的。就大处说，是攘国篡位；就小处说，则惑人作乱。正与俗语所说“胜者王侯败者贼”相符合。即如满清嘉庆十八年（纪元后一八一三年），有河南的李文成，与山东的林清，都是假托善会观察天象，替人决断吉凶；一个传十，十个传百，信从的人无法数算。林清并能与清宫的内监相通，遣派党人到宫禁以内，约会山东河南的党徒一同起事。后来都被剿灭了。这岂不是迷信星象所流的毒么？

以上迷信事端，引不胜引。今只略略援引几段，已经占的篇幅不少，况且又是载在鉴史，就越发的迷住了人的灵魂。若再将那些载在鉴史以外的，以及未载在书本上的都写出来，恐怕所暴露的迷信真能使人听了咋舌了。所以非从根本上解决，那是没有盼望的。

肆 邪说

（一）李虚中

术数家按着人的生时年月，推算人的一生命运，或是能登高位，或是一生多遭坎坷，或是要发福生财，或是要受穷挨饿。凡此等的事都叫作星命学。其实此等事是从唐朝的李虚中才造作的。察李虚中曾在元和年间（纪元后八〇六年）当作殿中侍御史的官职，他著的命书三卷，题的是鬼谷子（鬼谷子的事迹另详）著的，李虚中注的。其实鬼谷子本是一位纵横家，专以合纵连横的政策游说当时的君臣，就好像现在盛倡同盟协约一般。佩六国相印的苏秦与凭三寸不烂之舌的张仪，就是得了鬼谷的衣钵。并未听说他是能知禄命。一般术数家竟要假托他的招牌来欺世惑人，真是可耻又可笑。再论到李虚中罢，他所主张的算命法子，是只用笼统的年月，并不用早晚的时刻，所以好似与他所著的命书不是出于一手。书所说的官职也都是宋朝的，唐时并未曾设置。所以那命书三卷，乃是宋朝时有些好事的，假托着鬼谷子、李虚中二人的名字所私自造作出來欺人惑世的。这就见出连那号为星命家鼻祖的李虚中也是毫无价值的了。可惜当时还有一位辟佛教的大贤人韩退之，竟也迷信李虚中的星命书。当李死时，韩也曾为他作过甚么墓志，极口称道他是对于五行书最有阅历的。在一部名称《文海披沙》的书上也记着说：“李虚中能按人生的年月日所直的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推算人的祸福生死，百不失一，并不用再论所生的时刻是如何。到宋朝时，并将生的时刻与生的年月参合起来计算，统共叫作八字。”

（二）星官

论到专设占星的官，已经说到是开始于轩辕氏。后汉书上也记着说：“轩辕时有一次走到洛河边上，忽然有一条大鱼背负一种图献给他，从图上得有五条要诀，于是立下占星、占日、占风的五等官爵，叫作星官，也叫作天官，因为都是管理天上的事。”后汉时称通达星象学的为星工。即如后汉书上说：“命令星工等伺候妖异瑞祥的事。”到宋朝时，也有星官的设置。宋史上说：“潘佑举荐星官杨熙澄为枢密使。”即知当宋朝时星官是居于紧要的地位，不但占星，还能居枢密使（如满清时的军机大臣）。

（三）星神

历代以来，也有将星官画为星神的，这更是虚拟揣测的作为。即如《图画见闻志》上说：“历观古今名士所画的金童玉女以及神仙星官等等，其中有的是妇人的形像，容貌是端严的，神情是清古的。”这就可知起初是只求在星象上谋求吉利，以后渐渐又画出执掌吉利的星神，最后又演到塑成星神的偶像。直到现在，各地庙宇中还是不少管着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等等的偶像。

（四）星使

现在出使外国的大臣公使多半称为星使。推究他的来历，也是迷信星象所传下的。当后汉时，有汉和帝派遣使者二人到四川去采问风俗，以及社会间的歌谣，藉以可知民情的向背。这种办法如同现在的游历团或是参观团，或是观光团，本是最切实用的。二人到了四川，投到李郃家中。李郃当时就仰头望天说：“二君出发时，我就晓得你们要来了。”二人问道：“如何知道的呢？”李郃手指着两座星说：“我看这两座星是渐渐向着四川来，我就晓得必有使者要来的。”所以后来这才称出使的为星使。有一位名叫高适的，也曾作诗说：“星使出词曹。”意思是有口才的方能当星使。这桩事既是出在后汉，又是有名有姓，当然该确实的。其实李郃起先并未曾对第二人说，直到二位使者投到他家，他这才虚指着两座星，说是渐渐的往四川去。但是两个平常采风问俗的人，恐怕没有移星之力罢！不然，当民国十年时，有美国议员团约二百人到我国视察，怎么连一个星也没曾带来呢？

宋朝时还有一个徐子平，是与唐朝的李虚中前后相映照的。他也是按人的生时年月日，判人的八字，据说是非常灵验，所以直到如今，仍是称呼会批八字的人为子平。他们的书，则假托着是作于战国时的鬼谷子或是晋朝时的郭璞（世传郭璞又擅长风水，见本丛书第一集风水）。史记上说：“赵同因为会看星气，所以大得人君的宠幸。”可见古人尚且说是星能发出气来，甚懂星气的人看着所发的气就可断定人事的吉凶祸福，赵同就是此等的人。这又是陷于迷信的深坑了。

（五）张果

还有一本名称《星命渊源》的书，凡以谈金木水火土五星为餬口生活的，都要奉此书为祖本。书中所谈的共有五种：一叫《通玄遗书》，大要讲说如何通到玄妙及不可理想的事；二名《果老问答》；三曰《玄妙经解》；四谓《观星要诀》；五是《观星心传口诀补遗》。这一部书并未记载是成于何人之手，其中所有的论列，俱是依托一个名叫张果的方士的说法，再加以推衍才成的。按张果本是唐朝时人，当时隐遁在中条山，常到山西汾州（今改汾阳）的地方游历。他尝说些大话欺人，也说他是当唐尧丙子年（纪元前约二三三五年）才生的。这样推算起来，到唐朝武则天时已有一千六百六十五岁了。唐朝的淫后武则天，本不是一个贞洁的女子，他听说张果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因此下召宣他进宫。张果听到此种谕旨，不知要得什么结果，所以吓得手足无所措置。再说当时比不得现今可以搭坐火车轮船飞艇逃到外国或是租界，能以保守首领。张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得已竟假妆死了。以后武则天果然死去，到开元年间（距武后死时八年），玄宗皇帝竟把他迎到京师（今河南洛阳县，即两湖巡阅使吴子玉将军驻军地），住了不多几天，就又回到中条山。他还自己起了一个道号叫作甚么通玄先生，却不知他到底能通甚么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偏偏就有此种妖异的方士，真是点缀中条山不少。此种惑人的书不但唐代即有，即便当最近的满清时，也是未曾脱掉此种迷信的。当康熙五十二年时，特特降下敕旨，令大学士李光地等编撰一部名叫《星历考原》的书。书共六卷，他所依据的蓝本是曹振圭的《历事考原》，再重行厘定，所有关于阴阳避忌的事。这也是最近迷信的专门书。

（六）张得象

在《归田录》上也有话说：“张得象曾说：人生贵贱，莫不有命。人生时的年月日时，及受胎的时辰，苟有三样能与好命相合，那么不是为宰相，也当为枢密副使。当时有张方平与宋子京退朝以后，召了一个术士，给他二人算算命，能不能到宰辅的禄位。算了以后，惟独有叫梁适和吕公弼的，命能一有三处相合。以后梁适果然为宰相，吕公弼果为枢密使。”这一段事，说得更是离奇，不但要按人的生时年月推算，还要按人受胎的年月日时推算；比骨头还算进一层，竟是算到了精虫，真算是算到老家了。那有如此精细的呢？

（七）醉醒子

《通考》上记载：“又有一个号醉醒子的星命家，他也有一册命禄书，是一位号海上客给他的。他还自己著作有《气象篇》、《六神篇》等书，能阐天道，能推人命。”幸亏此等邪书早已不传了。《通考》上还记有：“称《星经》三卷，是用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及十一曜，推演十二宫数，藉以算计人的富贵寿夭休咎等事。一不知此书是从何处而来，有人说是天竺国的梵学。”可见这是自己读的书，还不知他的出处。

（八）吴莱

古时有一位名吴莱的，也是最迷信星命学。在他自己所著的《吴莱集》中有几句说：“按十一星与天干地支的配合，就能看出他的或生或克，或是兴旺，或是衰败，或是冲突，或是相合，以及刑害虚实吉凶等。至于什么是十一星呢？则以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为七政，此外则更有四星：即如紫气为木星所余剩的，月孛为水星所余剩的，还有火星余剩的罗睺，土星所余的计都。这都是关乎星命的。”这些话真是痴人说梦，令人难听。

（九）王处纳

《湖山野录》上记着说：“有一个名王处纳的，甚通星历的学术。另有一个和尚，名叫赞宁，当时为史馆的编修，年纪已有八十四岁。处纳推算和尚的命甚是孤薄，而且也没有大富大贵处。有一次他对和尚说：‘师傅生的时候，正得着天贵临门，想必有烈士王侯们来到罢！’赞宁闭目答道：‘不错不错。曾记得母亲常说：我生时方卧在草上，即有钱文种与王元瓘二位贵官到舍下避雨。他们原是要到临安（今浙江杭县），不幸正走到舍旁，大雨忽至，所以才暂住了一回。’”这段事情，是说和尚生时有贵官临门，那么一来能充史馆编修，二来还能活到八十多岁，可算是富贵寿考的了。其实编修不过是平常的官，八十四岁也是常有的岁数，难道他们下生时，都曾有贵官临门来么？可见当一个编修，活到八十多岁，并不能感动天贵啊。

（十）络绎赋

古时星命家所以能得蔓延，是仗着美丽的文字为他们宣传。即在《络绎赋》上有几句说：“参造化之元机，测五行之妙理，判人命之得失，决一世之荣枯。”其实上帝造化的元机，未尝不可参，也未尝不能参；然而若用鬼蜮的手段、偏僻的方法，却是参不得的。五行的妙理也未尝不可测，必须用正大光明的手续推测，那才能得其实用。若是只以判决得失荣枯为目的，不但是手续不合，而且目的也完全错了。无怪乎只获得惑世欺人的结果啊！

（十一）戏话

古人也有以生时年月相戏谑的。即如《东轩笔录》上载着说：“唐朝时有一位宰相是裴度，还有一位郎中是庾威，他二人是同在甲辰年生的。但是裴的官大，庾的位卑。裴尝戏谑庾说：‘郎中可说是个雌甲辰。’另有程文惠与庞颖公同生于戊子年。后来程已登高位，但是庞仍为小官。因此程又戏庞说：‘君不过是个小戊子就是了。’”这样看来，生的年同，禄命未必能同，就知星命是靠不住的了。《说海》上记载一段戏话，是甚可玩味的。说是：“昔有一个军校（官名）与赵韩王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若赵韩王有一次大升，则军校必受一次大责罚；韩王若有小小的升迁，则军校也必受小小的责罚。”事情恐怕未必这样凑巧，可是足徵不可按生时年月推算人的富贵寿夭了。

（十二）林虎

林虎在军界上也是鼎鼎有名的人物。民国十二年三月某日，**特颁命令予以潮梅镇守使兼任粤军总指挥的荣衔。在某种笔记上，记着林虎迷信算命的话，恐与事实多不相符，今录如下：“当民国元年时，林充江西陆军师长，有某某星士先为林夫人算命，倒甚有点灵验。林随也请为他算一算，算的是癸丑年上（民国二年）必遭兵事，且必失败，但可以因之成名。后来果然起了二次革命，在江西湖口打了几个仗，竟是將姓名传到全国了。林因此深信星士的话，将星士所批的命纸密藏在宝匣中，按年验看，也有暗合的地方。民国十年，广西督军陆荣廷与广东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开战，陆曾联电召林相助，他总是不去，因为他那一张命纸上，说是去没有什么好处。后来广西军败北，因此都怨他放弃责任，并疑他私通民党，其实不过是因为一张命纸的关系就是了。”这段记载，见于不正式的笔记，本是不足为凭，因为那有一个堂堂武人去听一个江湖的算命客愚弄呢？林虎不过是长于观察时势，知彼知己，进退裕如，不受牵连就是了。

伍 论调

（一）陶渊明

晋朝时的陶渊明，本是一代的文学大家，他的道德文章也是为历代人士所景仰。在《说海》上记着他的几句话，说：“痴人前不当说梦，达人前不当说命。事到危亟，则不论乎阴阳；人有妄心，则为五行所惑。苟存邪心，必为邪神所制。”推想他的用意是说人所以迷信星命是因为糊涂，凡通达人就必不信星命。人所以迷信阴阳，是因为闲暇无事；若果事到危亟，就顾不得这些了。再者那些被五行所惑、为邪神所制的，也都是存妄想有私心的人。若果心地光明，则断然用不着算命了。

（二）周杰

以星象占验吉凶，当五代时也有一个高士名周杰的，也是最能惑人。即如《五代史》上记着说：“周杰以为拿着星象的法术去事奉人是可耻的事；所以他就假托着有病，不肯痴说痴道的去哄人。”这可见出古人虽然是看重星象，然而若是要专门靠着星象过活，人就必看为一个贱丈夫。周杰必是因为屡次吃过这蹴尔而与之的饭，心下很难为情，所以后来再有人去请他占验星象，他这才托病不去。设若当时看为人生必须的一件事，必要对于一般星士钦敬有加，周杰也必不能想到以星象为生是可耻的事了。所以凭情推想，当五代时此种算命批八字的生活，比较的并不胜于现在一般瞎汉啊！

（三）吕才

读《唐书》即知当时有一位明公是叫吕才，他在《叙禄命》上引出汉武帝的故事，说是：“武帝是生于乙酉年七月七日平旦之时。这样说来，当汉朝时已经是将年月日时都算在内，为什么《文海披沙》上反说是起于宋朝呢？可见是不足凭信的了。”再说这位吕先生，原是一位破迷的健将。他所作的《叙禄命》，不是为迷信禄命，乃是为破除迷信禄命。他引出汉武帝的生时年月，原是一种切实的记载，就好像现在的人问道某人的岁数是几何，是生于早晨或是生于晚上，并不含蓄着什么迷信的意思。他不但要破除算命批八字的迷信，也曾在看风水上加以痛快的评讥（详见本丛书第一集风水）。

星命家常说的两句话是：“地支六合主富贵，三刑六害主伤残。”所以唐朝的名人吕才，在他所著的《叙禄命》上有句说：“南阳贵人，未必俱当六合；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吕先生所以发这样牢骚的话，想必他看着当时的社会已成了星命家的羊下户，所以才这样的极力呼吁。至于这两句话的意思，却甚能打破星命的命门。即如第一句“南阳贵人未必俱当六合”，乃是说星命家既然主张六合主富贵，然而当汉光武中兴时，他的二十八将及封公侯的，多半是南阳人，难道他们都得了六合的星命么？第二句则说：当年白起于长平坑赵降卒四十万，难道他们都是犯了三刑么？可见星命家的话是胡扯的了。吕先生说话真是有趣，不愧名为才，真可称为才子了。

（四）韩退之

唐朝时韩愈对于管理占星与历书的也有话说：“星官历翁一类的人，不能和他们较论得失。”凭他的语气，是以为他们所指陈的得失，甚不足凭，难以一定说是怎么样；待说不灵，有时却应验；待说灵，有时却不应验，是甚难与他们较得失的。所以据韩退之的口氣，即知他是不去考问这些渺茫的事的。又据《东坡志林》：“韩退之有诗说：我生之辰，月宿南斗，斗奋其角，箕张其口。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乃知退之以磨蝎为身，宫以磨蝎为命。宫平生多得谤誉，殆相同也。”注：丑宫为磨蝎。韩退之是唐朝一代的大儒，他对于佛教是持极端反对的态度，可是还免不掉星命迷信。他也曾揄扬与他同时的星命大家李虚中，说是李最精于五行，按人的始生年月日时所值的日辰干支，推算人的寿夭贵贱，百不失一。他为自己所作的诗，也是很信星命的，所以《东坡志林》上又特加小注，说是他以磨蝎为身。其实人又焉能以磨蝎为身呢？足见古时连大贤人也脱不出迷信的网罗的。

（五）宋濂

明朝初兴时，有一个大儒是宋濂，他所著的一篇《阅江楼记》，特为列在《古文释义》中，以为清代学者的课本。他也曾教授过明太祖的诸王子孙，总称得起是一代的文人了。他曾作过一篇《禄命辨》，内中有几句说：“临孝公有《禄命书》，陶弘景有《三命抄略》，唐朝时人多习此二书，惟独僧一行、桑道茂、李虚中学习的最精。虚中以后，则以徐子平算是能造诣到深处。后来子平又造作出《三台命书》、《定真论》、《喜忌篇》、《继善篇》等书。”凭宋濂的口气，可知他是不赞成禄命。因为当时人多半是崇尚禄命，所以他纔去辨禄命；若他真是迷信禄命，那就无须乎再辨了。

（六）忠彦

忠彦君标出一个醒目的题目是“算命起课简直是诓骗行为”。他的论文是：“南通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算命先生，自从上海交易所纷兴以后，就动了他的发财心，遂大做起投机的事业来了。随后交易所的股票大跌特落了三次，竟将他半生的积蓄耗蚀十之八九。咳！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么？怎么说呢？算命先生原是替别人推算命运及未来事的，甚么时可与本命相合，又甚么最为犯冲，八字一排，就滔滔不绝的说出来了。虽然以后不见得准，或是完全不验，人家还可以用‘一时之谬，忙中有错’的话去原谅他。设若为他自己的事，竟是推算的破了产，这还算是个甚么大名鼎鼎的呢？从此可知一般以算命啦、起课啦为事业的，无非都是信口乱吹，诓骗人家的钱财便了。所以我（忠彦君自称）要奉劝世人，与其拿些血汗所得来的金钱，送给那一般走江湖的人使用，如同丢在江湖水中一样；倒不如想个法子，将这一宗钱聚拢起来，举办有益于地方上的慈善事业哩！”

（七）老圃

老圃是上海《申报》某记者的别号。他是见闻博洽，立论高奇的。有一次他也标出一个“算命”的题目说：“在京师遇见推命的，推的多半应验；若再论到人的性情气色，更是毫发不爽；我不觉要抿抿着嘴笑了。可是我总不能信的。因为尝有人统计全世界的人类，约每一分钟平均当生出六十人。这样，一个时辰是一百二十分，则当生七千二百人；难道这七千二百人一生的富贵贫贱祸福吉凶，就能一一符合么？况且《梁溪漫志》上说若人生的时辰没有同的，则一个时辰只能生一个人，一天十二个时辰，也只能生十二个人；那么一年三百六十天，也不过能生四千三百二十人了。就按最高的寿数七十年算罢，仅仅才有三十万一千人；难道天下就这少的人么？以上这一般话，真可当迷信星命的当头棒。宋朝时也有一个军校，与赵韩王同八字，每逢韩王有一次大迁除，军校必遭一次大责罚；有小迁转，军校必受小谴责。（此节已见前段）还有一个姓郑的，祖祖辈辈是以黛粉为业，他儿子与蔡京（宋朝的权奸，后被贬死）同八字。郑某因此说他儿子也必要发贵的，所以就任凭儿子肆意妄为；谁知十八岁时就因骑马掉在水里淹死了。这也见出是命同境遇未必同来了。再说宋朝的文彦博出将入相凡五十年；当时洛阳有一个士子，名唤张起宗，他的八字乃是与文彦博同。有一次他看见文彦博左拥右护的把街上过，心下好生羡慕，不觉长叹了一声：‘唉！怎么我合他八字同，处境竟是天上地下的不同呢！’不料从他这一口气，竟叹出一个瞎汉来对他说：‘让我给你算算命罢。’算了好久，方对他说：‘真也好笑！你两个别的不同，可是过三十年后，你必要同潞国公（彦博封潞国公）在一张桌上吃九个月的饭。’后来彦博以太师告归，退居洛阳，和司马光、富弼等在某园中举行耆英会，听说园旁有一个小学校，遂于无意中走到那里，方知教员乃是姓张名起宗。相见之下，甚是情投意合，问了问年纪，又是相同；此后遂天天在一块吃饭谈话。将有九月，文潞公因为要到河阳看望儿子，随即告别了。这样看来，命同儘多，不过吃九个月相同的饭，又焉能凭命定规人生的荣辱呢？可见星命是不足信的了。可是古來如埃及、如犹太、印度、阿拉伯诸国，皆是迷信星命，竟与我国不约而同；实在令人难解。”以上都是老圃的话。最后一句是，因为埃及等国与我国皆是信星命，所以说“令人难解”。其实古时埃及诸国的迷信程度，比较的并不亚于我国，怎么只许我国迷信呢？至于张起宗与文潞公吃了九个月相同的饭，也不知是真是假，遂以为是命同的作用；又说是瞎汉前三十年算出来的，那真“令我难解”了。

陆 伎俩

我国上下自古就被迷信所制服，直到二十世纪民国成立，还是跳不出迷信的范围。**虽不颁下皇皇的迷信命令，然而社会间仍然迷是太深，不易破除。有些无业游民，专以算命骗钱为事，**并不加取缔，所以这才不能拔除根株。此等江湖客并能在各报章上大登招徕的广告，可见我国最自由的了。最奇的是还能设立“奇术函授学校”，在报纸大登招生的广告，大略说：“曾国藩很会看相，所以能荡平洪秀全。吴佩孚精于易理，所以能百战百胜。此种神术决不是江湖伪术。○○○本满清礼部行走，兼掌职钦天监，素来欢喜研究古时的奇术。民国成立，就将所有尘缘一切屏绝，专门云游四海，得到了异人传授的秘方，百试百中。今本阐扬神术的大志，指点迷惑的苦心，特将七种奇术，传诸当世。计开：（一）文王课（按文王课乃是京房与管辂占卜的邪术，是用钱代蓍草。京房是汉朝顿邱人（今河南浚县），俗传他是精于周易，很会看灾异的事。谁知后来因为妄说灾异死于监狱。管辂的事，可参看本丛书第三集看相）。当伏羲时作有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文王演为三百六十四卦，所以称文王课。其实这些历史上的陈迹早已不值得研究，稍有知识的谁还去费这番工夫呢？（二）相术（见本丛书第三集）。（三）算命（与爻卦是一类的）。（四）风水（见本丛书第一集）。（五）圆光（这一种是术士用镜或白纸施上咒语，令童子观看，就好像是能看见什么影像，所以叫做圆光。迷信家多用圆光占卜事情，或是治病）。（六）祝由科（用符咒治病称为祝由科，意思就是祝说病的由来。现在湖南辰谿县人，多以祝由科治病）。（七）符咒（术士用红墨画成缭绕的图像叫作符，说是能驱使鬼魔；咒是驱鬼治病的口诀。佛教的书籍有的属经，有的属咒，所以咒是佛教中一种的文体）。以上这七种就是某奇术函授学校的课程，以外还连带着灵验奇术与催眠术及魔术三种。并说管保能见成效，能预知将来过去的种种事情。此种奇术既然由异人所传授，当然没有第二人能以通晓，自然该成了○○○的专利品了。可是学费却是极贱，不过只要一元，就管保学成七种奇术。诸君试思，若不是骗人的伎俩，世界上那有此等便宜的奇术呢？要知此不过只举其一，社会中此等事原是在坑满坑、在谷满谷，不可胜举哩。国人如果打算挽救人心，改良社会，恐怕非从此等事入手是不可的。

柒 分辩

（一）关于日者

《帝王世纪》上说：“汉文帝时日中有‘王’字，是文帝所感应的。”文帝恐怕没有此种能力罢。

《谈薮》上说：“魏文帝（曹操的儿子名丕）还未篡汉时，有一次梦见日头堕地，跌成三份，自己拾得一份，纳在怀中。”难道这就是分为三国的兆头么？三国不三国，管日头什么事呢？

《战国策》上说：“荆轲刺秦政，聂政刺韩相侠累时，都感动了上天，有白虹贯日的现象。”世上刺客本多，美国如林肯、如麦荆来，我国如雍正、如吴禄贞，日本如原敬、如伊藤，都是被刺，怎么白虹不贯日呢？

《易传》上说：“圣王在上，则日头格外的光明，并能照出红黄蓝白黑五色来。”这种说法虽是迷信，却倒有益，因为帝王不敢暴虐无道了。

《崔豹古今注》上说：“汉明帝为太子时，乐人献上歌曲四章：一为《日重光》，意思是日有两层光；二为《月重轮》，意思是月有两层轮；三为《星重曜》；四为《海重润》。”这是乐人献媚的方法。

《史记》上说：“汉景帝的王夫人是梦日入怀才怀的娠，后来生的是武帝。”这是王夫人自己的秘密，别人不得而知。

《魏志》上说：“程立梦登泰山，捧日对曹操讲话，曹操遂加日于立上，为他改名为程昱。”这是程昱特为取媚曹操。

《穀梁传》上说：“遇日食时，天子救日则设置五杆麾旗，陈列五个鼓，令五个兵士击打；诸侯则置三麾，陈三鼓，用三兵；大夫只击柝。凡有声都属阳气以厌阴气。”直到如今，社会间每逢日食还是鸣锣击鼓，竞相救护。

《淮南子》上说：“鲁阳公与韩战，战到日暮还不罢休，鲁阳公用戈挥日，日遂退反三舍（一舍三十里）。”鲁阳公的戈恐怕没有如许长罢。又说：“尧时十日并出，草木都焦枯，尧命羿用箭射日，射中九个，只剩一个。”《淮南子》是汉淮南王刘安所著的，也是子书中的一种。他能记这些废话，可见子书是没有价值的。

（二）关于星者

《魏志》上说：“汉桓帝时有黄星出现于楚宋交界的地方，殷馗说以后五十年当有真人崛起于梁沛之间，无人能敌。以后住了五十年，果有曹孟德起，攻破袁绍，扫除群雄，天下无敌。”其实这是《魏志》上的话，自然说的曹操极其神奇；若在别志上，恐怕要说曹操是万恶的，那有什么黄星出现呢？

《左传》上说：“昔高辛氏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阏伯，小的叫实沈。弟兄二人甚不相得，天天要打仗。高辛氏这才将阏伯迁到商邱，主辰商星；又将实沈迁到大夏，主参唐星。”直到现在，若说参商，就是兄弟不和的意思。其实他兄弟不和，于星有何牵连呢？

《后汉书》上说：“严子陵曾与汉光武同学，及到光武灭除王莽即皇帝位，忘不了旧同学的滋味，于是下诏请严子陵到宫中，还是如同同学时的一同卧起。子陵无意中将足加在光武的腹上，太史遂奏道有客星犯帝座，不可不察。光武将足加腹的事说与他们听，这才释然了。”难道足一加腹，就感动了天上的星么？天上的星本有正当的功用，恐怕他不来管你加腹的事罢。可是《后汉书》为什么这样的记载呢？无非是当君权时代，假托垂象表明人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罢了。

《三国志》上说：“司马懿与诸葛亮战于五丈原。有一晚上，懿出帐观察星辰，见有一座将星晦暗不明，须臾坠地，遂说孔明死了。”古人信帝星、将星：帝星不明则是失位的兆头，将星坠地则是死亡的兆头，客星犯帝座则是君被外侵的兆头；究其实这些兆头，只算是一种哄人的话罢。

（三）关于风者

《左传》上说：“楚国有一次侵犯郑国，途中遇见多雨，兵卒冻饿几死。郑人听见有楚人来侵，正要预备迎敌。但是师旷说：不要紧，我先歌北风，再歌南风，见出南风是无气力的，楚兵虽来亦不为害。”这倒奇怪，一个瞎子竟能听风的强弱，就知敌人的如何。

《应劭风俗通》上说：“风伯是叫飞廉，乃是一种神禽，身子似鹿，头似雀，有角，皮有豹文，尾巴似蛇，是能致风的。”像这样一个怪物，还能致风么？真是奇外之谈。

《白孔六帖》上说：“前蜀王衍出幸秦州，到了梓潼，有大风发屋拔木；太史说：这是贪狼风，当有败军杀将的。”以大风为贪狼风，名称不为不奇，然而却不能主着败军杀将。

（四）关于云者

当秦末时，楚汉相争，楚项羽的谋士对羽说：“沛公的志是不在小的，臣令人望其营帐上的气皆为龙虎，成五色。”（见《史记》）其实刘邦得天下因为用三杰，项羽失天下因为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并无关于头上的气象如何。

汉武帝时将汾阴的鼎迎到甘泉宫，有黄云遮在宫顶之上（见《汉武内传》），恐怕黄云未必管这些琐小的事。

曹操用兵如神，也免不了迷信云气。在《魏武兵书节要》上有几句说：“孙子说：云气不是云，不是烟，不是尘，也不是雾，乃形似禽兽。主着对方吉，是本人所忌的。”云气在天空为风飘荡，千奇万状不可形容，似禽类兽者比比皆是，恐与战阵之事无关罢。

卿云是大吉利的事。《史记》上说：“似烟非烟，似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为卿云。”即便有此形状，也不是人君所感化的。

《周礼保章氏》上说：“以五色云辨吉凶水旱丰年荒年。云色青为害虫，白为丧乱，红为兵灾，黑为水灾，黄为丰年。”像这样的说法，则可以任凭云的作弄，无须再尽人事。世间退化就是吃了此种迷信的亏。

《宋书》上说：“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前后有五彩云在松上如车盖。”不用说是宣太后一人的吉利，无关于所说的水旱兵灾了；其实与一人的吉利也是无关的。

《吴范占候风气秘诀》说：“有青云形如雉兔临到城上，则营军必要败走。”战阵之事在乎实力，与云气有什么相关呢？

《春秋孔演图》上说：“汤将兴，白云入房；舜将兴，黄云升堂。”这样说来，成汤兴旺不是因为夏桀无道，虞舜兴旺也不是因为能尽君道，乃是完全由于白黄二云的作用，谁能信这些话呢？

《兵书》上说：“战阵时若有云如丹蛇随在星后，则必有大战，而且杀将。”兵家观望气色是古时的流行病，然而近来只求军实如何，不管天空的云彩了。

《物类相感志》是宋朝大儒苏轼所著的，其中有几句说：“襄阳石梁山出云，最有灵验，居于四围的人都等候山上的云以定动作。若有白云起一定有雨，黄云起一定有风，黑云起则多有病。”此段事且不必追求真假，足见大儒如苏东坡也是脱不出窠臼的。

曹操为奸相，他儿子又篡汉，得国本是不正，天又焉能呵护呢？但是《魏志》上偏要十回八回的记载曹家所得上天的呵护，足见这些记载全是人虚造的了。即如有一段说：“曹丕生在谯郡（今安徽亳县）时，有云气青色，圆如车盖，整日停在屋顶上；惯于望气的说：这是至贵的征象。”《魏志》是曹丕命人写的，其中的话自然不可为信了。

《东方朔别传》上说：“古时凡地方长官初到任所，若有黄云覆盖所乘的车，则其地必五谷大熟；青云则必有兵患；白云则必有盗患；黑云则多有水患；红云多火患。”这样的迷信云彩的色相，也难乎其为地方官了。

（五）关于雷者

《洪范》上说：“雷是人君象，入能除害，出能兴利。”这总是迷信帝王威权心理。

《论衡》上说：“子路是感雷精而生的，所以好勇。在卫国作官，到底为人所杀，正应了孔子所说‘由也不得其死焉’的话。孔子因子路死，每逢听见打雷，就想起子路来，心中非常悱恻。”这样说来，连孔子也信子路是感雷精而生的了。其实只有感人精而生，焉有感雷精而生的呢？

另有藉雷掩饰志气的。即如《三国志》上记载刘备与曹操饮酒，忽然阴云密布，天空挂龙（足证挂龙的迷信连奸雄曹操也是脱不了），因此就龙的物景，说到当时的人物。在曹操眼中，当时的军阀或拥有地盘的军人均不堪比作龙，惟独玄德是英雄。玄德以为他的心思被曹操猜透是不得了，所以不觉吃了一惊，竟将手中的筷子吓掉了。正当那时雷霆大震，这才遮掩着说是被雷霆吓掉的，这才免了曹操的忌刻。古人迷信天象，不是要愚人，就是要自愚；刘玄德则是以天象为脱祸的工具。

（六）关于雨者

《左传》上说：“卫国大旱，将要祭祀山川以求雨，先占卜一回，得不到吉兆。有一个名宁庄子的说：从前周武王诛了纣，才有了丰年。现在邢国方无道，上天或者要使我国去讨伐他罢。卫君听从这一段话，及将出师时，遂大雨遍野。”这种藉天旱讨伐无道的说法，比较的尚算好些。然而卫国不雨，何尝是邢国所致的呢？

《六韬》上说：“武王尚未伐纣时，先问散宜生说：‘纣可伐乎？’回答说：‘不吉，不可举事。’太公插嘴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还是应当去伐。’及到出兵的一天，忽然大雨，水几乎漫过车轮。太公又说：‘这乃是上天特为给我们洗刷甲兵的啊。’”出兵下雨，本是甚为不妙，但是太公偏说是得了上天的护庇；其实上天又那有工夫去替兵士洗甲呢？纣之无道，合该当伐，胜败早就定妥，却不与雨有关。

还有以为不雨是因为断屈了讼事。即如东汉永初二年（纪元后一〇八年），京师（洛阳）从三月到五月未曾落雨，邓太后于是幸洛阳狱，将狱囚重加审理，审理已毕，未还宫就下起大雨了。

还有以为掩埋枯骨能致雨的。即如后汉时周畅为河南尹，夏天久旱，祷祈无灵，于是将客死洛阳的尸骨万余具，都检点掩埋，这才求下雨来。

审狱贵公，举行慈善本是社会间的伟举，若要以此等事为交换下雨的条件，却是不可的。因为即便没有枯骨，能按时下雨，也当审狱公平啊。

（七）关于露者

三国时曹氏得天下原不正当，但是他偏要造作出天象来夸张世人，并且令他兄弟曹植形容于笔墨以传后世。即如曹植《魏德论》上有几句说：“元德洞幽，飞化上蒸，甘露以降，密淳冰凝。都阳弗晞，琼爵是承，献之帝朝，以明圣征。”词藻虽系富丽，却是彰闻曹家的秽德。

《拾遗记》上说：“高辛氏时（纪元前二四三五年），丹邱国献玛瑙瓮以盛甘露。到尧时（纪元前二三五七年）还存，露在瓮中并不见少。到舜时（纪元前二二五五年），露就暂减。将瓮迁到衡山（在湖南），筑成宝露坛。舜南巡到衡山时，坛上生有云气。”这种宝露瓮，难道是古圣人的盛德所感的么？其实尧舜所以称为圣人并不在乎这些，乃是完全在乎治国爱民。在圣人身上说些神怪，厚诬圣人，正如画蛇添足一般。

（八）关于雹者

《左传》上说：“季武子问申丰曰：‘雹可御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古者曰：在北陆而藏冰，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无灾霜雹。’”降雹虽与圣人无关，可是以此惊戒人，勉为圣人，倒算一付兴奋剂，申丰可谓善于措词的。

《后汉书》：“延光二年（纪元后一二三年），河西下雹大如斗。汉安帝问孔季彦，是为甚么降雹？季彦答道：‘这是阴气胜过阳气的征象，现在贵臣擅权，皇太后党羽太盛，陛下务要修德。’”古时每有天变，就是大臣晦气临头之时；落几个雹子，也要跟着遭殃。难乎其为母为臣了。

（九）关于雾者

伊尹卒时，大雾三日不散。沃丁葬以天子之礼，祀以太牢，亲临丧三年以报大德。伊尹相汤伐桀而有天下，汤子太甲无道，伊尹又把他放到桐宫三年，太甲悔过，复归于亳。总算于商朝最有功勋，所以成汤的孙子沃丁这才葬以天子之礼。若是因为伊尹死，惹的天降大雾三日，则未敢必。

汉成帝时（纪元前三二年），政权多在外戚王氏手中。王凤五个兄弟，如王谭、王尚、王立、王根、王逢，同日皆被封为列侯，以后又出了一个王莽。当五王封侯的一天，黄雾四塞。说者以为五王封侯，连天都感动了。其实雾自雾，侯自侯，二者并无牵连。

汉元帝竟宁元年（纪元前三三年），也有大雾，树木皆白。说者树木带孝，当有国丧。果不然元帝当年就死了。事情原有凑巧的，树带白雾也是常有的，却与一个皇帝的崩逝没有关系。

（十）关于虹者

《吴志》说：“诸葛恪兵围新城时，未曾攻克，及还府时，有白虹绕其车。”

《汉书》上说：“上官桀谋废昭帝，另立燕王。当时天忽大风，有虹下到宫中，将井水饮尽。”

这两段记载都含着凶兆的气味。所以诸葛恪后为孙峻所杀，上官桀也为霍光所诛。其实多行不义必自毙，何用天去表示意见呢？

《帝王世纪》：“少昊母名女节，见星如虹，下流华渚，梦感而生少昊。”

《黄帝占军诀》：“攻城时若有虹从南方入城，随虹进攻则必胜。有虹绕城不匝，则从虹在处下手击。”

《祥验集》：“夫虹乃天使也，降于邪则为灾，降于正则为祥。”

《诗经》：“蝃蝀在东，莫之敢指。”

以上或是流入妄诞，或是流入忌讳，甚至连指都不敢，可谓信虹畏虹到了极处。

朱洪武本是没曾读书，更不会做诗，及到登了天子位，有人说他是一梦五经通。在他敕编的《皇明政要》上说：“洪武初年，多私出微行，访察时政。有一次遇见有虹出现，随即口中歌虹霓诗说：‘谁把青红线两条，和云和雨系天腰。’不料被一个名赵友信的听见了，应声接着说：‘玉皇昨夜銮舆出，万里长空驾玉桥。’洪武听了，满心大喜，第二天擢为布政司。”推究洪武所以满心大喜，不是因为文思来的快，诗情作的妙，乃是因为有“玉皇”二字，正合着他的心思了。帝王赏罚，用意正自不同。

捌 结论

敬天之怒，本是古时圣君贤相唯一的修省方法，也是古人对于上帝一种唯一的表示。即如大圣孔子“迅雷风烈必变”，宋朝的朱子特加注释说：“敬天之怒也。”可是按丁韪良博士所著的《天道溯原》上说：“古人说的天，乃是苍苍的天，并不是宇宙的大主宰啊。”

从此看来，似乎古人尚未看清天到底是什么，只就所看见的天象，加以无上的钦敬罢了。他们也曾推究过天地万物的来源，推到尽头只不过称为“无极”，于是有“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就是天地）；两仪生四象（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并说七为少阳、八为少阴，令人难解）；四象生八卦”的说法。其实这“无极”二字，并代表不出创造万物的大主宰来。这就是古人模糊之点。

再说古人虽然也称上帝，也敬上帝，却到底摸不清上帝是谁。至于再根问上帝的本性、上帝的作为，古人更是要虚揣的。因为他们想不到上帝就是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们也误会上帝是一味的赫赫厥声，临下有赫；更误会上帝是帝王的专利品；也误会上帝与人的阶级差的过于悬殊。只因有许多误会，所以才生出迷信。岂不知上帝是最慈祥的，与人有父子的情分，不论是帝王平民，富贵贫贱，上帝是一例看待。上帝的代表就是耶稣基督。耶稣降世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这就是上帝的本性。帝王不配作上帝的代表，资本家更是不配作上帝的代表；惟独能如基督牺牲的、嫉恶如仇的，方能作上帝的代表。上帝造天地万物，完全是一片牺牲，因为他不是为自己享用，乃是为人所享用。天地间有时发生什么天变地变，并不是上帝的怒，所以人也不必去敬这些变故。人只用能顺着上帝的本性，实行耶稣基督的利他主义，那就算是上帝的好儿女了。